《慈禧全传·清宫外史》 第一节 光绪四年十月二十七。 养心殿内外几乎差两个月的天气，殿外的大水缸中，已连底结了冰，东暖阁内，却如十月小阳春。从穆宗以天花在此崩逝后，两宫太后再度垂帘，曾经大修过一次，门窗隙处严丝合缝，挡住了西北风带来的寒气，加上四个红彤彤的大炭盆，烘得遍体温煦，所以君臣议事，十分从容。 “四川东乡一案，至今未结。四川总督丁宝桢、云贵总督李宗羲的复奏，情节不符。李宗羲复奏，请援杨乃武一案成例，由刑部提审。臣等公议，这一案与杨案的情形不同，第一，案内人证众多；第二，四川路太远，提京会审，太拖累百姓了。至于由六部九卿会议，亦是难以悬断。臣等想请懿旨，特派钦差驰驿查审。” 恭王一口气说完，将手往后一伸，宝鋆便很快地将一张纸条塞到了他手里。 “这么办很妥当。”慈禧太后问道：“预备派谁啊？” 恭王看着那张纸条念道：“礼部尚书恩承，侍郎童华。” “恩承对于外面的情形，也还明白。可以！”慈禧太后又说，“这个案子拖得也太久了，我都记不清下过多少旨意了。” “多少？”恭王回头问宝鋆。 宝鋆便看一看沈桂芬——他轻轻答道：“一共十二道。” 慈禧太后目明耳聪，已经听到了，“把那十二道旨意，还有文格的原奏，一起抄给恩承。” “是！”恭王陈奏另一件事，“昨天奉懿旨，让贵州巡抚黎培敬，到京陛见。黎培敬从同治三年放到贵州当学政，在那里十二年了。贵州地方很苦，似乎该调剂一下？” “黎培敬官声不坏，是该调剂他一下，等他到京再说好了。” “既蒙圣谕，黎培敬想来不回任了。不如此刻就先派人补他的缺。臣……。” “我也是这个意思。”慈禧太后抢着说道：“贵州叫沈桂芬去！” 此言一出，仿佛大白天打个焦雷，将人的耳朵都震聋了。每个人都拿她的话在心中复诵一遍，是啊，一点不错，明明白白五个字：叫沈桂芬去！ “臣等不敢奉诏！”宝鋆先就抗声相争：“巡抚是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宣力有年，不宜贬到边地。这道旨意一下，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都大有关系。伏乞两位皇太后，收回成命。” “宝鋆奏得是。”恭王接着也说，“而且总署也少不得沈桂芬这个人。” 此外就没有人敢说话了，抵文祥遗缺的景廉资望还浅；王文韶还只是“打帘子军机”；沈桂芬则不便自陈。 但是仅宝鋆那一番犯颜力争的奏对，也就够了。慈禧太后对他那句“臣等不敢奉诏”的话，深为不悦，转念想一想自己的处置，亦未免操切，同时也想到沈桂芬的谨慎柔顺，毕竟得力，因而回心转意，接纳宝鋆的直谏，收回了沈桂芬外放的成命。 天意虽回，而何以突然起此波澜的原因，不能不考查。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而贬为边省疆吏，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视作是失宠的明显迹象，而惶恐的又不止于沈桂芬，在熟悉政局的人看，将要倒霉的，亦不止于沈桂芬。 因此，对这突如其来的不祥之兆，触目惊心的，至少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董恂；一个是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礼部左侍郎王文韶；还有一个就是身为两朝帝师的左都御史翁同和。 第二节 焦灼的沈桂芬，终于盼到了翁同和。为了避人耳目，翁同和特地先送了信，将在深夜相访。他仍旧保持着雍容的神态，相形之下，反显得城府极深的沈桂芬，倒有些沉不住气的样子。宾主一揖，毫无客套地就围炉低语，谈入正题。 “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议论甚多。”翁同和答道，“看法都差不多，是兰荪捣的鬼。”他停了一下又说：“王夔石进军机，早就有人不服气了。” 王文韶这年二月进军机，是顶前一年九月丁忧的李鸿藻的缺。军机处除了恭王领头以外，大军机两满两汉，两汉一南一北，势均力敌。李鸿藻开缺，应该补个北方人才合成例，那知沈桂芬引进了他的乡试门生，籍隶浙江仁和的王文韶，打破了南北的均势，无怪乎遭李鸿藻一系之忌。这一层，沈桂芬也知道，但是，他不相信李鸿藻“捣鬼”。 “兰荪究不失为正人君子。而且他起复也还早，用不着在这时候就撵我出军机。”沈桂芬说，“就算我出军机，他也补不上，反便宜了别人。” “是的。”翁同和点点头，“外面的浮议，究竟搔不着痒处。 照我看，恐怕还是‘高密’的暗箭。” “高密”隐着“仲华”二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封高密侯，而邓禹字仲华，跟荣禄的号相同，翁同和的看法，与沈桂芬的怀疑，亦正相同。 “着！”沈桂芬拍着膝盖说：“除他以外，别人不会起此恶毒念头，就有此恶念，亦无法进言。” “不过，”翁同和忽又改口，“也只是悬测之词，究竟不足为凭。” “不然！”沈桂芬打断了他的话，却又迟疑了好一会才开口：“叔平，你能不能助我一臂？” “是何言？”翁同和说，“只愁力薄，不能为公之助。” “此事非劳鼎力不可，他人无用。”沈桂芬放低了声音，“你跟‘高密’是换帖弟兄，可共机密。” 翁同和有些发愣，他充分了解沈桂芬的言外之意，是要他到荣禄那里去做一次“探子”。这个要求颇出他的意外，但仔细想一想，易地而处，自己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确是个“舍我其谁”，别人干不了的任务。 “叔平，”沈桂芬转而言他：“照理说，你早该进军机了，不过你是帝师，身分尊贵，我不便保举，一则，我不配当你的举主，再则，我怕别人说我引你为重。你是最明白不过的人，两蒙其害，何苦乃尔？不过……，”他停了一会，忽然说了句：“桑白齐老病侵寻，干不长了。” 这是开出来一个条件，如果翁同和肯替他效这番力，那么，桑春荣一旦开了刑部尚书的缺，他就会保荐翁同和继任。 这一番话不能不令人动心，左都御史与刑部尚书，虽同为“八卿”，但尚书毕竟不同。 而且左都御史虽号称“台长”，其实柏台森森，尽皆傲然兀立，那些“都老爷”，数谁都不是肯帖然听命的，远不如六部尚书，司官抱牍上堂，诺诺连声来得够威风，有作为。 于是他说：“同舟共济，我自不惮此行，但有什么成就，却不敢说。” “偏劳，偏劳！”沈桂芬连连拱手，“此事还望缜密。” “缜密”两字是说来安翁同和的心的。在南北党争中，翁同和亲南而保持着近乎超然的态度，这一点他很重视，所以沈桂芬的“缜密”，实在是暗示着支持他的表面超然的态度，好让他消除顾虑。 是经过仔细盘算，扣准了时间去的，去时正当荣禄在明如白昼的煤气灯下，举杯陶然的时候。彼此换帖弟兄，自是不须禀报，便被引到席前，当荣禄起身迎接时，听差已经另添一副杯筷，在等待翁同和入座了。 “沈经笙真不是人！”一进门就满面气恼的翁同和，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发泄，一坐下来就愤愤地说，“我跟他要绝交！” “怎么？”荣禄颇为诧异，“何以气成这个样子？” “他跟人说，我想进军机，所以巴不得他出京，小人之心如此，岂不可恨？” 荣禄对他是持着戒心的，所以这番愤激之言，在将信将疑之间，只解劝着说：“算了，算了！沈经笙的度量，谁不知道。‘宰相肚里好撑船’，他这个宰相……。”荣禄笑笑举杯。 “仲华！”翁同和正色说道：“你不可掉以轻心！从先帝初崩那晚上，你动了枢笔，沈经笙就拿你恨入切骨。外放贵州，他跟人表示，说是出于你的主谋，非报此仇不可。你不能不防！” 荣禄报以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微笑，同时也只有再度举杯，来掩饰他的略有些尴尬的神色。 “最近有首好诗，传诵一时，你听人说过了没有，吴圭庵的《小姑叹》？” “没有听说。”荣禄答道，“吴圭庵在兰荪那里见过两面，不熟。再说，我也不是可以跟人谈诗的人。” 于是翁同和用清朗的声音念道：“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深潭不见底，柔蕤故为妍。” “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荣禄笑道：“形容绝妙！沈经笙在西太后面前，就是那副宛转承欢的样子。” “想不到碰那么大一个钉子！”翁同和忽然拍手嘻笑：“几时见着圭庵，倒要劝他另写新篇《小姑哀》！”说完，笑声更大了。 这番做作骗倒了已有酒意的荣禄。他跟翁同和相交这五六年，从未见有如此忘形失态，可见得他是恨极了沈桂芬，所以才有这样声容两俱刻薄的调侃。 这一念之转，使他撤除了对翁同和的藩篱，觉得依旧可共腹心，“叔平，跟你说实话吧，倒不是我对沈经笙，有‘卿不死，孤不能安’之感，他引进王夔石，遭人大忌。上头也怕他党羽太盛，搞成尾大不掉之局，想设法裁抑。如果仍旧在朝，不能无缘无故撵他出军机。那天西太后召见，提到这件事，我说了句‘黎培敬不是内召？’还来不及往下说，西太后就摇摇手，不让我再往下说。说真的，第二天的面谕，连我也觉得意外。” 显然的，荣禄还有些言不由衷。这也难怪他，即令至交，总也不能自道如何暗箭伤人？ 反正真相已明，他怎么说也不必听，要听的是这一句话：“遭人大忌”之“人”是谁？ “王夔石原非大器，沈经笙的援引，确是出于私心。”翁同和说，“且不说兰荪，就是他们浙江人，也有许多不服的。” 这是试探。如果忌沈的人是李鸿藻，荣禄当然要为他辩白。然而做主人的却无表示，只说了句：“但愿王夔石不出乱子，出了乱子，准是‘小鬼跌金刚’！” “小鬼”何指？翁同和想不明白，“这是怎么说？”他问。 “同治三年，免办军需报销一案的来龙去脉，你不知道？” “那不是出于倭艮翁的奏请吗？” “倭艮翁是因人成事。王夔石那时在户部。” 王文韶那时在户部当司官，年纪还轻，不曾染上如今一味圆融的浮滑习气。平日亦颇留意公事，深恐一旦洪杨平定，办军需报销时，户、兵两部书办多方勒索骚扰，各地将领为填此辈贪壑，势必苛征暴敛，苦了百姓，甚非大乱之后，与民休息之道。因此，便草拟了一个免办军需报销的条陈，预备呈给堂官。 这是绝人财路的“缺德”行为，便有同官劝他不可多事，王文韶为危言所动，果然搁置了下来。而户、兵两部的书办，实际上也已经有了行动。 当同治三年春天，李鸿章克复常州，洪秀全病殁，太平天国之亡，已指日待。户、兵两部书办，认为快要发财了，于是相约密议，决定派人到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各地，与各领一军的将官接头，谈判包办军需报销的条件。这得花两笔钱，一笔是照例的“部费”，奉命专征的大将都得要花，那怕是圣眷优隆，生平蒙“十三异数”，为高宗私生子的福康安，都无例外。 另外一笔是办报销的费用。军需报销在乾隆年间颁过一本“则例”，那一项可报，那一项不可报，写得明明白白，本来不算难办，难就难在收支必须与底案相符，不然就要被“驳”。事隔十几年，经手的人不知换过多少，那里弄得清楚？因此部里书办与各省佐杂小吏协议，由京里派人就地查阅藩、厘、关、盐四库底案，代为办理，笔墨纸张，伙食薪水所需，一概由部里书办代垫，将来算部费的时候，一起归垫。 当江宁报捷时，这笔垫款已用了好几万银子下去。而恭王与大学士管部的倭仁，却已有了密议，等论功行赏告一段落，开始筹议善后事宜的当儿，突然有一天下午，倭仁约集户部六堂官，同时到部。一到就征召得力的司官，将已外放湖南道员的王文韶所草拟的那份节略取了来。象宋朝翰林学士草制“锁院”那样，下令闭门上锁，断绝交通，然后分派职司，拟奏的拟奏，眷录的眷录，用印的用樱忙到三更时分，诸事就绪，倭仁就携着请免办军需报销的奏折，由户部入朝，等恭王一到，递牌子请见。两宫太后同声称善，立刻拟旨分行，以四百里加紧寄谕各剩户、兵两部，以及后来也插一脚的工部书办，美梦成空，还赔了一笔巨款，竟有相拥痛哭的。 等把这段经过说明白，荣禄的话，也就容易懂了，“小鬼”是指部里的书办，推原论始，当初王文韶的创议，断了此辈的财路，所以没有一个不是拿他恨得牙痒痒地。如果王文韶出了纰漏，“小鬼”自然要“跌金刚”。 翁同和当然希望他“跌例”，才有进军机的机会。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所以不去多转念头，说些闭话，告辞而去。 宝鋆也跟荣禄不和，倒不是私怨，只是为了派系不同，一个是恭王的“弄臣”，一个是醇王的“大将”。两王手足参商，于是宝鋆把荣禄也看作眼中钉了。 “经笙，我一定想办法替你出气。不过，‘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还没有机会。”宝鋆很恳切的相劝：“你千万忍耐，打蛇要打在七寸上，打草惊蛇，留神反噬。” 所谓“机会”，是要抓着荣禄的错处，连醇王都无法袒护他，才能“打在七寸上”。然而这个机会，一时不可能有的，因为荣禄腰上生了个疮，请的德国大夫，开刀割治，流了好些血，家居养疴，不问公事，那里来的错处？ 荣禄请了两个月的假，但中途不能不销假视事。这年京畿大旱，灾象已成，因而人心浮动，谣言甚多，说某月某日，某地某村要起事，跟山东、河南的白莲教已经有约，克期入京，不但口头传说，甚至九城城门上都贴出揭帖。荣禄是步兵统领，负责京师治安，当然要力疾从公，亲自弹压。 销假的折子递了上去，两宫太后立即召见，问了他的病情，慈禧太后说道：“京里人心不定，怕匪徒生变，我想调李鸿章的北洋淮军来把守京城，你看怎么样？” 这个念头起不得！荣禄心想，九城百姓一看调北洋淮军入卫，必定大起恐慌，而淮军的纪律又极坏，骚扰地方，反倒激出变乱，无事变成有事，岂非庸人自扰？ 由于深受宠信的缘故，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一向不甚有顾忌，“回两位皇太后的话，”他扬着头说：“奴才职司地面，九城内外，都派得有侦探，如果匪徒想捣乱，奴才不能一点不知道。目前流言虽多，实在无事，如果调淮军进京，显得慌张，人心更加浮动。千万请宽圣怀，出以镇定。” “真的没有那些个匪徒勾结白莲教，想造反的事？” “奴才怎么敢说瞎话，上欺两位皇太后？” “既然这个样，自然一动不如一静。” 等退出养心殿，荣禄心里在想，亏得自己早销了假，得以及时谏阻，倘若上谕一下，兵马调动，那时再想办法来挽回，就要大费手脚了。 正这样自庆得计之时，听见有人在喊：“荣大人，荣大人！” 回头一看，是个仪表魁伟的太监。荣禄不由得便伸手去捏荷包，看带着什么新奇珍贵的玩物，好结交这个由替慈禧太后梳头而取代了安德海当年的地位的李莲英。 “怎么着！”荣禄站住脚说：“我病了一个多月，你也不去看看我！” “天在上头，”李莲英一面请安，一面用手向上一指，“不知道起了多少回心，想去看荣大人，总是那么不凑巧，到时候，上头有事交代，去不成了。那天西佛爷还说来着：荣某人长个疮，怎么让洋人去治？还动刀什么的，真教人不放心！我当时就跟西佛爷讨差使，要去看你老，谁知道还是不成，内务府有个交涉，非我去办不了。” “心到了就行了。多谢你惦着。” “荣大人！”李莲英的神态，说变就变，变得关切而忧形于色，“你今天捅了漏子了！ 调北洋人马进京把守，是七爷的主意。” 荣禄大惊失色，出宫赶紧打听，果不其然，谣言是“老五太爷”的小儿子，贝子奕谟面奏慈禧太后的。问到处置的办法，奕谟在堂弟兄中，跟醇王的感情最好，因而建议两宫召见醇王，垂询弭患的方略。 醇王方在壮年，四载闲居，静极思动，面奏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他调遣，慈禧太后的意思已经活动，醇王正兴冲冲地在跟李鸿章写信了。 “坏了，坏了！”荣禄顿着脚对他妻子说：“七爷办这样的大事，怎么也不跟我先商量商量！” “你倒也别怪七爷。”荣禄夫人说，“他是因为你正病着，不愿意让你操心。我看，你赶快去一趟吧！” 除此以外，别无善策。荣禄赶往太平湖醇王府，打算解释赔罪，一到就知道不妙。极熟的客，本来不须通报的，门上将他拦住了，说醇王有交代，什么客来，都得先问一问他，见与不见？ 等把名帖投了进去，门上很快地有了回话：“不见！”而且连名帖都不肯收。 这几乎是绝交的表示，荣禄心里不止于难过，而且害怕。他的靠山就是醇王，此外可为奥援的，只有一个李鸿藻，而李鸿藻守制家居，无可得力，如今再得罪了醇王，益发孤立无援。虽说深得慈禧太后赏识，但一半是醇王揄扬之功，“赵孟能贵，赵孟能贱”，醇王夫妇经常入宫，得便说两句坏话，圣眷立刻可衰。 得找个人疏通！他这样在打算，但要等醇王的气忿稍平，才能进言，眼前只有委屈自己。一次不见，第二次再去，谁知三番五次饱尝闭门羹，而荣禄并不气馁，他在想：大年初一去拜年，醇王还能挡驾吗？ 等不到过年，腊月二十七，就挨了宝鋆和沈桂芬的一闷棍！ 有个“黄带子”叫宝廷，字竹坡，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后裔。同治七年的翰林，是八旗中的名士，响当当的“清流”，年底下看见小民生计艰难，流言四起，民心浮动，伤时感事，上了一道奏折，谏劝六事：明黜陟、专责任、详考询、严程限、去欺蒙、慎赦宥。 从穆宗崩逝，两宫太后再度垂帘，广开言路，谏劝的奏折，很少留中，而况宝廷所谏的六事，多指大臣而言，当然发交军机处议奏。 宝鋆一看，顿有妙悟，“经笙！”他悄悄对沈桂芬说：“机会来了！你看宝竹坡的折子，这‘专责任’一条，大有文章可做。” 沈桂芬约略会意，“专责任”一条中，宝廷指满大臣兼差甚繁，在这句话上面，自然可以生发出许多意思。但自己不宜说破，且先听了宝鋆的意见再作道理。 “论差使之繁，自然是我跟‘高密’，我减，他亦减。今天就面奏取旨，打他个措手不及。” 于是密议停当，同时取得了恭王的同意，决定由宝鋆自陈。 “跟两位皇太后回话，奴才蒙恩，赏的差使甚多，实在力不胜任，”他说，“奴才拟请懿旨，开掉国史馆总裁跟阅兵两个差使。”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点头。 “除了奴才，就数荣禄的差使多，奴才等公议，宜乎开掉工部尚书跟内务府大臣的差缺。” 慈禧太后觉得荣禄的这一缺一差，不能跟宝鋆的那两个差使相比，所以沉吟着，难以裁决。 “步军统领非荣禄不可。”宝鋆又说，“京畿荒旱，地面不靖，如今年近岁逼，荣禄的责任甚重。他大病初愈，精力不继，如果不开去这两个差缺，精神不能专注，对京师治安，大有关系。” 慈禧太后最怕的就是京城里不安靖，虽然荣禄曾面请“出以镇定”，但巡城御史几乎每日奏报，发生盗案，又何能不担心事？因而便觉得宝鋆的话，说得甚有道理。 “荣禄宣力有年，明敏干练。”沈桂芬也说，“好在年纪还轻，将来必蒙两位太后重用。” 意思是“来日方长”，尽有“加恩”的机会。慈禧太后不由得想到这一两个月以来，醇王提到荣禄，说他“贪杯，不知道爱惜身体，还要多历练”之类的话，如果这时候略微给他点教训，让他知所警惕，巴结向上，反倒是成全了他。于是她的念头转定了，侧脸问道：“姐姐，你看怎么样啊？” 慈安太后自从穆宗享年不永，嘉顺皇后殉节，摧肝裂胆般哀痛之余，有万念俱灰之感，同时看到慈禧太后凡所措施，尊重清议，能纳忠谏，有努力补过的模样，便越发觉得可以不管，所以此时答说：“你瞧着办吧！” “那，”慈禧太后便吩咐：“写旨来看。” 如何承旨，也是预先商量过的，怕泄漏消息，不教军机章京经手，在宝鋆递了眼色以后，王文韶先磕个头，然后起身俯首，倒退数步，转身出殿。 出殿找太监休息之处，取张白笺，从靴页子里抽出水笔，一挥而就，进殿呈上御案。看他写的是：“宝鋆，荣禄差务较繁，宝鋆着开去国史馆总裁、阅兵大臣差使；荣禄着开去工部尚书缺，并开去总管内务府大臣差使。” “就这么写吗？”慈禧太后发出疑问，言下是嫌太简略了。 “两位皇太后明鉴，”宝鋆答奏：“以奴才愚见，觉得这样子写，反倒得体。用人之柄，操之于上，开去差缺，无须宣示缘故。” “对荣禄，似乎该有几句勉励他的话。” “那倒象是有意贬斥了。”宝鋆是犯颜力争的神情，“荣禄是可造之材，务求两位皇太后成全，给他留个面子。” 慈禧太后再精明，架不住他们伙同簸弄，于是这道上谕，当天就见了邸抄。 这个年，荣禄就过得不是味道了。不过他很聪明，照样具折谢恩，照样一家家去拜年，拜到太平湖，终于见着了醇王。 醇王毕竟是忠厚的底子，已知道内幕，对于他的凭空丢官，颇有“我不杀伯仁”之感，所以不等他磕完头，就拉着他的手说：“仲华，仲华，年下内廷的差使多，我没有来得及给你去道恼。” “七爷，”荣禄有意装作不解，“我没有烦恼啊！” “好了！好了！别这么跟我装蒜，更教我心里不好过。你来！” 醇王传话给门上，凡是访客，一律挡驾，为的留荣禄深谈。在千本红白梅围绕的“寒香馆”置酒款客，酒入愁肠，荣禄的牢骚到底忍不住了。 “别的都还罢了，最教人忍不下的，是上谕上不说原因，有意要引人猜疑。听说宝公还替我跟上头讨情，这不是猫哭耗子吗？” “仲华，事情怕还没有完，”醇王提出忠告：“你还得当心。” “七爷听说了什么？” “我如今不问外事，没有听人说什么来着。”醇王答道：“我只是这么在替你担心。” 荣禄冷笑：“就冲七爷的面子，他们也不能赶尽杀绝吧？” 这话的分量不轻，是怨醇王不能加以庇护的怨言。但醇王有醇王的难处，好不容易有个出来带兵的机会，却让荣禄在无意中打消，虽不算碰钉子，到底落了个痕迹，如果再有所建言，或者为荣禄不平，势必更引起恭王一系的警惕防备。自己此刻等于无拳无勇，而身分又非昔比，一言一动，得要格外小心，才能长保尊荣。因而对于荣禄的怨言，唯有报以苦笑。 “翁叔平常到七爷这儿来吧？” 翁同和是当今小皇帝启蒙的师傅，跟醇王犹如民间的东家与西席，自然常有往来。对于毓庆宫的事务，他亦常在侧面干预，例如翁同和不教小皇帝学行楷，就是醇王所特地关照的。这原是不必问的事，所以醇王只当他是没话找话，答与不答都无关紧要。不过听见荣禄提起，倒触动了他藏之心中已久的一个疑团，便答非所问地说：“你跟翁叔平是换帖弟兄，听说交情大不如前，有这话吗？” 这一问引发了荣禄无穷的愤懑，然而他不肯在醇王面前说实话。因为他的摆布沈桂芬，不宜说给醇王听，只好忍了又忍，才淡淡地答道：“我仍旧视他如兄，是他跟我疏远了。” “这也难怪，他跟沈经笙一走得近，跟你自然要疏远。这个人，”醇王停了一下再说，“还算是谨饬君子。” 从这句话中可以想见，翁同和骗自己说真话的情形，不曾跟醇王说过。彼此都做了小人，都有难言之隐，只是自己是吃了哑巴亏，却不知翁同和出卖换帖弟兄，又会有些什么好处？ 翁同和的“好处”是沈桂芬诺言的兑现。刑部尚书桑春荣一再辞官，朝廷一再慰留，到了光绪五年开印以后，桑春荣又“乞骸骨”，这一次准了，朝命以左都御史翁同和，调补为刑部尚书。同时，王文韶的军机大臣，去掉了“学习”字样，这证明了吴圭庵写那首《小姑叹》，体会极深。沈桂芬以清介之节行柔媚之道，如果不为慈禧太后所欣赏，那就再没有人能邀“圣眷”了。 不久，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永远奉安，安葬惠陵，两宫太后定在三月二十一启銮。 起驾以前，有件大事要裁定：派定留京办事大臣。 历来的规矩，天子巡狩，必以太子监国，留守根本之地。清朝自康熙以后，不建东宫，所以这时惇王以亲贵之长，特膺重任。另外派了协办大学士工部尚书全庆、户部尚书董恂、步军统领荣禄留京办事。全庆和董恂，都在七旬开外，派此差使，是体恤老臣，免了他们的跋涉之劳，荣禄负责京城治安，亦该留守，原都不足为奇，但上谕措词，仿佛贬低了荣禄的身分，说的是：“惇亲王、全庆、董恂三人，分日轮班，在内值宿，不值宿者，申刻散值。荣禄每日进内办事后，毋庸值宿，午刻先行散值。” 相形之下，荣禄比全庆和董恂便低了一筹，象军机章京之于军机大臣，不过供驱遣使令而已。 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打击手段，与年底那道不说理由开去荣禄一缺一差的上谕，异曲同工而相得益彰，荣禄失宠已是彰明较著了。 第三节 穆宗和嘉顺皇后的大葬典礼，定在三月二十六。两宫太后和皇帝定三月二十一启銮，除了随扈王公大臣以外，送葬的百官，都先期动身，官越小的走得越早。 小官中有个吏部稽勋司的主事吴可读，却是京朝的老名士，他字柳堂，甘肃兰州人，道光三十年的进士。未成名以前，不修边幅，倜傥自喜，到京会试的举人，有钱的住客栈，没有钱的住会馆，爱清静的住庙，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便于下帷读书，“临阵磨枪”。只有吴可读与众不同，住在陕西巷一家“清吟小班”，所眷的一个姑娘，叫做翠花，貌仅中姿，略解诗书，而谈吐颇不俗，一片红粉怜才的念头，溢于言表。吴可读是个极有至性的人，动到情感，一往不复，万死难回，认定翠花是个风尘知己，眼皮供养，心坎温存，日日伺候妆台。翠花的一颦一笑，莫不有半天好思量，把个考篮丢在墙角，积得好厚的灰尘。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吴大嫖。 这年是道光二十七年，春闱榜发，吴大嫖落第。翠花为他哭了一场，吴可读倒觉得她这一副眼泪可贵，不下于金殿胪歌。因此，以兰州道远，不如在京读书作为托词，依然迷恋京华。会试落第，留京读书，准备下一科会试吐气扬眉，原是最好的打算，但大家对吴大嫖的动机，就不免有所猜疑了。 几个月下来，证明吴可读根本未作卷土重来之计，这就有师长亲友要干预了。有个朝中大老，是他乡试的“座师”，派人将他找了来，顾全他的面子，不说破他志气消沉在温柔乡中，只说九陌红尘，纷移心志，要读书宜在静僻古庙，劝他住到广安门外的“九天庙”去。 九天庙是关中会馆的公产，住在那里，不必花费房租。这倒是小事，主要的是老师的话，出于爱人以德的好意，无法驳回，吴可读只好从翠花的香巢，搬到香火冷落的九天庙，打算着好好用一番功。 那知第一天择席，第二天念旧，第三天就害起相思玻勃然而起，仍旧搬回陕西巷去祝姐儿爱才，无奈敌不过“鸨儿爱钞”，到床头金尽，翠花的脸色，也就不大好看了。到了后来，竟致衣食不继，不能不找同乡去“告帮”。 “救急容易救穷难，何况你的难处是自己找的。我们当然念着同乡的情分，但怕有些不明内情的人，未免多疑。”他的同乡便劝他仍旧回九天庙住，并表示这是帮助他的一个条件。 吴可读无奈，只得依从。当时恰好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重新由余三胜掌班，大事振兴，便有人拿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说是：“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 吴可读再放诞豁达，也不能无惭，想想年逾不惑，功名未立，有负老母的殷望，不可为人！因而在九天庙中，好好用了一年多的功。道光三十年庚戌科会试，中了进士，虽不曾点翰林，也没有“榜下即用”去当知县，不好不坏做了部员，抽签分发到刑部当主事。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破京，吴可读的老娘正在病中，受惊不起，吴可读丁忧守制，主讲兰州兰山书院。服尽起复，调升为吏部郎中，以后又考上了御史，因为参劾一个满洲武将，引起极大的风波，几乎性命不保。 这个满洲人叫成禄，官居乌鲁木齐提督，诬良为逆，虐杀无辜，而居然虚报战功，说打了一场大胜仗。总司西征大任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上奏严劾。而吴可读亦接到同乡字字血泪的来信，悲愤莫名，奏劾成禄的罪名，“有可斩者十，不可斩者五。”于是成禄被“革职拿问”。 先议的是斩立决。但成禄神通广大，力足以回天。军机先替他讲话，穆宗亦加以庇护，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这中间便有回护的余地了。秋审勾决，自可不勾，然后再找个机会，譬如皇帝大婚加恩，便可减刑，甚至释放。总之，这一“候”，成禄的脑袋就保住了。 吴可读愤不可言，上疏力争，措词中大发戆劲，说是“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穆宗大怒，认为吴可读欺他年幼，所以才敢如此顶撞，非要他的脑袋不可。 两宫太后知道吴可读不错，而且杀言官是亡国之象，所以再三苦劝。无奈皇帝也跟吴可读一样，发了戆劲，竟连慈安太后的话都不肯听。 于是醇王出面来替皇帝出气。这天六部九卿复议成禄的罪名，奏稿都已斟酌妥当，而醇王忽然驾到，一到就取出一通奏稿，请人高声宣读，征求同意。 一听之下，无不愕然，醇王的意思是要治吴可读的罪。在座的人都以为不可，唯一的例外是刑部尚书桑春荣。 “王爷大，中堂小，我追随王爷。”说完，他奋笔疾书，在醇王的奏稿上署了名。 刑部尚书如此，还有什么可议的？于是照醇王的复奏，吴可读跟成禄一样，也被“革职拿问”了。 三法司会审，刑部希承上意，办了吴可读的死罪。向来的规矩，定死罪须“全堂阕诺”，缺一不可。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计十三位堂官，一个个在奏稿上画行，画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 吴可读就因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保住了性命，改为充军的罪名。这一来，他的直声不仅动天下，而且“惊鬼神”。他跟吴观礼、陈宝琚张佩纶喜欢搞扶乩的玩意，常临坛的是乾隆年间的一个诗人，名叫吴泰来，在吴可读获罪以后，临坛做了一首五言排律，题目叫做《赠柳堂二十韵》，传诵一时的警句是：“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都道尽了吴可读的风骨气概。 此外还有好些铿锵可诵的好句：“道心娱白石，噩梦到青銮。杜宇三春雨，苍梧一夕澜。出山非小草，不死是猗兰”。但语意迷离晦涩，仙家玄机，难以索解，只是着重吴可读的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出山非小草”这一句，期以远大，不但许以复起，复起还颇有一番事业。因此，在朱佩纶家“围炉话别”时，慷慨多于哀伤，相期京华重聚，还要尽一番匡助中兴的心力。 吴可读回到家乡，依然主讲兰山书院。不久穆宗龙驭上宾，慈禧太后锐意更新，因为建言获罪的官员，都宽免了处分，吴可读也起复了，箫然骑骡入京，授官为吏部稽勋司主事。 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惓惓忠爱，不以穆宗曾要杀他而稍减、反倒因为慈禧太后不为穆宗立嗣而深怀隐忧，当时便拟就一道奏折，想有所谏劝。 “立言贵乎有用。”有人这样劝阻，“被罪之臣，冒昧出此，必有人误解你的本心，说的话再有道理，不容易为人接纳。而且这时候情形纷乱，流言甚多，你所引用的时事，不尽确实，不如看看再说。只要此心不改，总有建言的机会。” 吴可读觉得这话说得有理，便打消了原议。只是五年以来，耿耿寸心，始终未改，大葬有期，他便打定了主意，当面请求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鋆，派他为“随扈行礼官员”。 这个长途跋涉的差使，有人怕辛苦不愿意去，也有人因为可领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抢着要去。吴可读的境况不好，所以都以为他要这个差使，是为了那几十两银子的车马费，无足为奇。 动身之时，他的神态毫无异样，还跟他的妻儿说，在惠陵行完了礼，预备顺道一游蓟州的盘山，总得比别人晚个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京。 一到他就在蓟州以东三十里路，马伸桥地方的三义庙，租了间房住下。三义庙奉祀的是刘、关、张，与佛菩萨无关，庙里住的是道士，他跟住持周老道交成了朋友，约定山陵大事完毕，再到庙里来盘桓。 三月底，两宫太后、皇帝、随扈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都已回到京里。吴可读则到三义庙践约，白天跟周老道闲谈，晚上关起门写奏折，写完又给他儿子吴之桓写信，是遗书，吴可读早就定下了死谏的主意。 闰三月初五五更天，诸事料理已毕，遗疏置在怀中，遗书三封，一封给他儿子；一封给周老道，托他料埋身后；一封给蓟州知州，说明以死建言的本心，拜托代递遗折，连同四十多两银子，一起放在枕头下面。然后在粉墙上题了一首绝命诗：“回头六十八年事，往事空谈爱与忠，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题完上吊，谁知绳子断了不曾死。乃改以服毒而死。 到得第二天一早，三义庙的周老道，发觉变故，通知地保，进城禀报。蓟州知州刘枝彦跟吴可读是熟人，得报嗟叹不绝，即刻下乡相验，只见死者衣冠整齐地直挺挺躺在板床上。 拆阅遗书，吴可读对自己的后事，已经有了安排，托周老道买棺木盛殓，在惠陵附近买一块地安葬。给刘枝彦的信，是托他将遗折专送吏部代奏。吴可读死前已非言官，司官亦不能径自上奏，必须请本部堂官代递。 遗折是封好在一个木匣中，藏在身上，无法开启，所以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但给他儿子的信，不妨拆开来看，参详文意，遗折所陈，必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刘枝彦心里琢磨，遗折上去，说不定会得罪，他要葬在惠陵附近，依恋先帝于泉下的志愿，或许难以达成。相交一场，对他最后一件大事，不能不尽一点心。因此，依照他的遗志，督饬周老道买棺成殓，然后在惠陵范围以外，觅地安葬。尽两日工夫，料理完毕，才具禀呈报顺天府。 京里是在闰三月初十就得到了消息。以吴可读的为人，决不会无故轻生，又听说有遗折一件，便越发关心，不知是有冤抑要诉，还是以死建言？吏部尚书灵桂、万青藜，以及大学士管部的宝鋆，更为紧张，知道吴可读为人戆直，怕遗折中有什么大干忌讳的话，触怒了慈禧太后，连带遭受处分。 等接到顺天府的咨呈，宝鋆等人，大为踌躇，因为这时候从深知吴可读抱负的人的口中，以及给他儿子的遗书中，所说的“每览史书内忠孝节义，辄不禁感叹羡慕，对友朋言时事；合以古人情形，时或歌哭欲起舞，不能自已。故于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这些话来看，可知必是为穆宗立嗣继统一事，有所争谏。而这件事正是慈禧太后用心难测，不言为妙的太忌讳。 万青藜是反对代奏的，“照历来的规矩，司员请代递折件，要堂官公同阅看，并无违悖的话，方得代奏。”他说，“吴柳堂的遗折，也要看了再说。” 这是宗社大事，非小臣所宜议论，而且以吴可读的性情，竟然不惜一死，措词自然激烈，只要打开来一看，就决不能进呈了。宝鋆等人虽然怕慈禧太后，但清议亦不可不畏，忠臣尸谏而壅于上闻，言官参奏一本，也是吃不消的，所以对万青藜的话，都不知如何作答。 其中有个例外，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状元崇绮，这时是吏部左侍郎，感于吴可读对穆宗的忠爱，当然要替他说话。 “不然！”他一开口就驳万青藜，“司员请代递折件，须公同阅看的成例，如今用不上。‘公同阅看’者，是当着这个司员一同看，吴柳堂已经不在人世，就谈不到“公同’两字。而况，这是密折，连军机都不可以擅自拆阅。唯有原样封进，才是正办。” “倘或其中有违悖之词，文翁，”万青藜警告着，“你我的干系不轻！” “既然不能擅自拆阅，毫不知情，何来干系？” 尽管崇绮振振有词，但一中堂、六堂官除他以外，别人多少不免顾虑，怕“慈圣”震怒以外，还会使醇王难堪。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谈到为穆宗立嗣，便须牵涉到“今上”，也就会牵涉到若干年后可能成为“太上皇帝”的醇王。 因此，反复辩诘，并无结论，七个人中举足重轻的，自然是宝鋆。他是崇绮点状元那一科的会试总裁，所以崇绮口口声声“老师”，希望他采纳自己的意见，而宝鋆虽不怕得罪醇王，却决不敢激怒慈禧太后，因而只好采取拖延的态度，决定听一听清议再说。 清议操纵在“清流”手里。清流隐然奉李鸿藻为宗主，而以“翰林四谏”为中坚。“四谏”的说法不一，一说是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张之洞；一说有陈宝琚邓承修而没有黄体芳与张之洞，但广东惠阳籍的邓承修不是翰林，他跟李慈铭一样，以举人而捐官为主事，早经考上御史，搏击不避权贵，由于字铁香，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做“铁汉”。 除了邓“铁汉”，锋芒毕露的就是张佩纶，最近他正跟邓承修在参工部尚书贺寿慈，弹章数上，贺寿慈已奉严旨切责，工部尚书快当不成了。正在兴头的当儿，忽然接到吴可读自尽的噩耗，且不说故人情重，仅仅是“尸谏”二字，便令人兴起无限悲壮激越之思。同为清流，自然要声援表扬，因而把贺寿慈的参案，暂且摆了下来，全神贯注在吏部，要看他们如何处理吴可读的遗折。 “不能再拖了！”沈桂芬劝宝鋆，“清流算是找到了一个好题目，这篇文章会做得很热闹。佩公，错中流矢犯不着！” “喔，”宝鋆问道，“他们那篇文章预备怎么做？” “第一，预备在文昌馆设祭招魂，你看吧，不知有多少情文并茂的挽联！”沈桂芬扳着手指又说：“第二，预备仿杨椒山的例子，以吴柳堂在南横街的住宅，改建为祠堂，听说还预备奏请拿蓟州的三义庙，也改为祠堂。这样大张旗鼓在搞，佩公，吴柳堂的遗折，怎么压得下来？” 听得这番劝告，宝鋆不再犹豫了，写折奏报，照崇绮的说法来措词：“臣等查司员呈递代奏折件，向由该堂官等公同阅看，查无违悖字样，始行具奏。今臣部派往随同行礼主事吴可读，业已服毒身死，且系自行封存折件，遗嘱恳请代奏，有无违悖字样，臣等既未便拆阅，又不敢壅于上闻，谨将原封奏折，恭呈御览。” 呈上慈禧太后，她不自觉地起了悚然敬慎之心。大臣的遗疏，她看得太多了，有些是口授一两句话，后人敷衍成文，有些根本是出于门生故旧的自作主张，与死者无干。只是吴可读的这个折子，字字亲笔，也就是字字腑肺之言，为了表明忠爱的心迹，不惜以死明志，实在也很可怜了。 由于这一念矜悯，她心里便有了接纳“违悖字样”的准备，很仔细地用象牙裁纸刀拆开了封皮，取出内文，铺在桌上，用手将折痕展平，同时命宫女添了一枝儿臂般粗的巨烛，以便细看这个遗折。 打开吴可读的遗折，纵目先看字迹，是不脱名士派头的淡墨所书。从头细读，事由直揭全文主旨：“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读到这里，慈禧太后先就松了一口气。 她怕听的一句话是：何以不为穆宗立嗣？此即是质问：帝位何以传侄而不传孙？这就会牵出两点无从辩解的私意：第一是为穆宗立嗣，接承大统，则她的身分就是太皇太后而非太后，不便再度垂帘；第二，穆宗的堂弟不一，何以偏偏选中她的嫡亲内侄？如今看吴可读的本意，“预定大统之归”，是论将来，不是谈眼前，那就可以放心了。 但是，看下去也有些话是刺心的：“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 看到这里，慈禧太后不免困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穆宗崩逝，以醇王之子入承大统，当时根据潘祖荫、翁同和所拟的懿旨，明定“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继嗣同时继统，吴可读已经明了此意，何以又以为不然？ 于是，她对下面的那段文字，看得特别仔细。吴可读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宋初宰相，违背杜太后生前预定的大位继承次序：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太祖长子，而拥护太宗传子。一个是明朝景德年间，大学士王直表示赞成景帝将他的已立为太子的胞侄见深废掉，改立他自己的儿子见济为太子，而见深之立，出于孙太后的手诏。吴可读的意思是，今日虽有太后之命，却作不得准，象见深那样，“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因而提出建议：“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一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我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 到此就不须再看了。慈禧太后对看臣工折件，已经非常精明，吴可读这洋洋洒洒近两千言的一篇文章，只是为了发挥“正名定分，预绝纷绫八个字。在她的感觉中，话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有自己在世一天，便能绝对控制局面，即令有“异言”出现的迹象，也随时可以采取预防的手段。吴可读拿自己跟宋朝的杜太后和明朝的孙太后来相提并论，是可笑的，但也怪不得他。 使她感动而困惑的是，世界上真有这么傻的人！为了几十年后亦不一定可能发生的“纷绫，不惜赔上自己的性命，来表示他的远见不是杞忧，希望朝廷重视。何以为人谋如此之深，为己谋如此之拙？ 嗟叹良久，回头再来考虑这个折子的处置办法。在这方面，她的思路格外敏锐，虽觉吴可读的奏谏，迹近庸人自扰，但言路今非昔比，而以死建言，又是骨鲠之士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清议的激动，可想而知，所以处置必须慎重。否则，小小的一个涟漪会引起险恶的波澜。 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便想到了慈安太后。她已不大管事，而这件事非拉她一起管不可！因为吴可读的奏折上，虽是口口声声“两宫皇太后”，其实与慈安太后全不相干，唯其如此，必得拉她在一起，好作个挡箭牌。 于是她轻咳一声，刚转过脸采，想看有什么人在，而李连英已抢先一走，进入她的视界。 “你来！”慈禧太后说：“到‘那边’看看去！” “喳！”李莲英问道，“是请东佛爷过来，还是说，主子去瞧东佛爷？”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我去吧！把这个盒子带着。” “喳！”李莲英向外做个手势，示意廊上伺候的太监，预备软矫，然后极其敏捷地将摊开在桌上的那个奏折，收入黄匣，捧在手中。 第四节 “这就值得一死吗？”听完慈禧太后的话，慈安太后讶然相问，“面两天我就听说，有个御史在蓟州服了毒，说有一道遗折，我还以为他有什么不白之冤，非拚命不可。谁知道是这么回事！” “本来就是瞎担心。不过，总算是忠臣死谏，也怪可怜的。” “是啊！”慈安太后说，“应该给他个恤典。” “那是小事。”慈禧太后紧接着说，“我来跟姐姐讨主意，这个折子该怎么办呢？” “这……？”这就非慈安太后所能肆应了，她想了一会说，“能不能搁下不理？吴可读的话，仿佛是指着七爷说的，一交下去，怕于他面子上不好看。” 慈安太后实在忠厚得近乎可怜了。慈禧太后心想，如今不必拿她作挡箭牌，倒是不妨拿她作个箭垛子，可用来表现自己的大公无私。 “怎么着，”慈安太后又出了个主意，“先找五爷跟六爷来，问问他们有什么好主意？” 这个主意也不怎么高明。如说当作“家务”来办，应该将文宗现存的四个胞弟都找了来商量，只召惇、恭，摒除醇王，倒象他该避嫌疑似的。慈安太后原来要回护醇王，而所出的主意，与本意矛盾，却不自知。这也不必说破，让她糊涂好了。 “跟五爷商量不出什么来，只找六爷吧！” 于是第二天两宫太后在漱芳斋召见恭王，赐座赐茶，作过一番家人之礼的周旋，慈禧太后谈入正题，将吴可读的遗折交了过去。 恭王匆匆看完，心里也象慈禧太后一样，松了一口气，当时便有了打算，这个奏折的处理，应该交付阁议，也就是诉诸公意。 “吴可读死得冤枉！”慈禧太后在恭王沉吟措词时，这样表明：“当初迎皇帝入宫，我们姊妹俩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很显然地，是说继嗣、继统为一事。恭王不知道慈禧太后是真的有这样的意思，还是有意作违心之论？但不论如何，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把柄”，必得把它抓祝于是他接口说道：“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是否可以宣明‘这个意思’，将吴可读的原奏，发交阁议？” “可以！”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了这一句，转脸又向慈安太后征询：“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慈安太后只怕伤触醇王，但她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恭王以军机承旨的方式，亲自拟了一道上谕，奉两宫太后核可，交内阁明发：“吏部奏：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邸抄一发，关心国事的，无不对“即是此意”四个字，大感兴趣。尤其是“清流”君子，觉得这四个字包涵着极深的意义在内，颇有阐发的必要。所以宝廷、黄体芳、张之洞等人，纷纷捉笔构思，各逞才华，要做一篇“定国是”的大文章。 当然，大多数的人只是口头议论，对于“即是此意”这句话，见仁见智，各有解释。有的说：母子到底是母子，慈禧太后当然希望将来的皇位，归她承继的孙子，所谓“妥议具奏”，就是要议出个确立不移的办法出来。而有些人则认为慈禧太后诚意可疑，“即是此意”四字，含混不清，将来不知道会出什么花样？ 会出什么花样？莫非还能将大清的天下，归于叶赫那拉氏，这当然不可能的。因此，清议中相信前一说的居多。但是“预定大统之归”，却又格于家法，在事实上不易办到。 在康熙以前，是立太子的。自夺嫡的疑案发生，雍正七年曾有上谕：“建储关系宗社民生，岂可易言？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这道语意含精的谕旨，就表示建储则易起骨肉相残之祸，亲身经验，不便明言，所以说“愚人”不能知。而不建储的制度，亦就在雍正朝确立下来，累世遵行，不敢违背。 如今要预定大统之归，即为变相的建储，当然不行。为此，闰三月十七下的上谕，会议却一直迟迟不能举行，即由于事先的协商、折冲，煞费周章，直到月底，方始有了大致相同的意见。 这个会议是由礼亲王世铎主持。礼烈亲王代善，在太宗朝以谦让成拥立之功，家风不替，世铎在亲贵中，出名的好脾气，尽管有人说他谦卑得过了分，但人缘毕竟是好的，所以才具虽无半点，居然颇得慈禧太后的重视。这一次特奉懿旨，主持这个有关宗社大计，既为国事、又为家务的会议。当然，事先的折冲协商，亦由他来奔走。 他所接触的都是王公大臣，都觉得这是个难题。吴可读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大清朝特重家法，高宗九降纶音，申明不建储的用意，倘或有人敢违背祖训，一定成为众矢之的，轻则丢官，重则获罪。而沈桂芬又力主安静，恭王受了他的影响，也改了想借清议来裁抑醇王的主意，所以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字：驳！ 到了四月初一，内阁大堂，红顶花翎，不计其数，近支亲贵，无不出席，唯一的例外是醇王，告病不到。这虽在意料之中，但冷眼旁观的人，心头仍不免有异样的感觉。 太阳已经老高了，礼王世铎看看人已到得不少，打算开议，但他虽奉懿旨主持会议，而在礼节上须请示一个人。论公，惇王是宗人府宗令，他是宗令属下的右宗正，论私，“小房出长辈、长房出小辈”，惇王是他的叔祖，所以他不便也不敢擅专。 “五爷爷！”他叫得很亲热，“跟你老请示，咱们就动手吧？” 惇王正在抹鼻烟，一面抽搐鼻子，一面象条猎狗似地用视线搜索，望到外面，用手一指，“等等！”他说，“等敢说话的人来了再说。” 于是举座侧目，望着连翩而来的四个人。这四个人两俊两丑，领头的一个，身不满四尺，而须髯如戟，相貌奇古，是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跟在他身边的那个，落拓不羁，仿佛脸都不曾洗干净，是名士派头最足的国子监司业宝廷。俊的那两个，一个长身白面，双目棱棱，一个骨秀神清，翩翩少年，是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和肃亲王豪格七世孙，刚散馆授职编修的盛昱。 清流的风头十足，高视阔步，上得堂来，处处有人执手寒暄，就这时又有个人，瘦得象只猴子，捞起又长又大的实地纱袍子的下摆，一溜歪斜地冲了上来，惇王便说：“好了，张香涛也来了，可以开议了。” 于是礼王咳嗽一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扬了一下，慢吞吞地说道：“这是吴可读的遗折，有没有看过的没有？” 吴可读的遗折，早已传诵一时，原件虽不多几人见过，抄件则几乎人手一份，因而没有人答话。 “想来大家都看过原件了。很好，这省了许多事。懿旨‘妥议具奏’，我拟了个复奏的稿子在这里，诸位看妥不妥？” 接着他命人找来一名笔帖式，拉长了声调，抑扬顿挫地念着他所拟的奏稿。 这篇文章做得很好，首先引用雍正七年上谕，申明不建储的家法，而建储非臣子所能参议。继统与建储，字样不同，其实是一回事，所以“大统所归”，亦非臣下所能提出请求。 将来皇帝亲政，当然会尊重穆宗的统系，斟酌尽善，此时不能预先拟议一定的办法。 第二段是说“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已包括了继统穆宗的意思在内，何须臣下再提出请求。综括这两点，便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颁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议，应请毋庸置议。” 等那笔帖式念完，宝廷一马当先，高声说道：“驳得好，驳得痛快！不过，这不是驳吴可读的遗折，是驳上月十七的懿旨。” 这真是语惊四座！首先，礼王就觉得这指责太严重，气急败坏地说：“竹坡，你怎么可以这样儿说？” “请教王爷，”宝廷接口质问：“懿旨交代：‘妥议具奏’，复奏说是‘毋庸置议’，这不是拿懿旨顶回去了吗？” 听来理由十足，礼王越发结结巴巴地，急得说不出话来。 “这一次的懿旨中，‘则是此意’这句话，是今天会议的紧要关键。”张之洞一开口，便知与宝廷站在一边，他摇头晃脑地又说：“‘是’者，‘是’其将大统宜归嗣子之意，‘妥议具奏’之‘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奉诏陈言，岂可出以依违两可之游词？” “那么，”礼王问道：“香涛，你的意思，到底该怎么办呢？” “煌煌圣谕，传之四海，‘即是此意’四个字，应有所疏解。”张之洞停了一下说：“照吴柳堂遗折的意思，今上一生皇子，就承继穆宗为嗣，继穆宗之统，这是类乎建储，有违本朝家法。如果这位皇子，长而不贤，难承大统，到那时候就更为难了！所以如何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今日正须从长计议。” “这话顾虑得是。”恭王取出一张纸来：“徐、翁、潘三位，交来一件折底，大家不妨看看。” 徐、翁、潘是徐桐、翁同和、潘祖荫，他们以穆宗的师傅及南书房翰林，当时参与迎立当今皇帝大计的身分，公同具奏，有所主张。折底是翁同和所拟，其中最要紧的两句话是：“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意思是说：将来当今皇帝择贤而立，所立的嗣君，就承继穆宗为后。 这是反过来的做法，继统而继嗣，既可不违家法，又可消除张之洞所说的“长而不贤，难承大统”的顾虑。大家都认为是个好办法。 “不过，”礼王始终想维持他的原议，“这个稿子不必动，徐、翁、潘三位的折底，做个抄件，一起进呈，恭候圣裁。此外那位有说帖，也是照此办理。” “不然！”宝廷摇摇头说：“我要单衔上奏。” 张之洞和黄体芳也都表示，各有奏疏，这是不能强人所难的，因而又改变了办法。 改变的办法是，礼王所拟的原折，仍旧照上，此外有人愿有所建言的，或合疏，或单奏，各听其便。 于是除了徐、翁、潘的一个奏折以外，清流中人，纷纷集议，宝廷、黄体芳、张之洞都有折子，唯独最喜欢言事的张佩纶，却搁笔未动。 这是因为他正有一件大案子在手里，必须全神贯注去搏击，搏击工部尚书贺寿慈。 第五节 贺寿慈是湖北蒲圻人，道光二十一年的进士，虽有文名，但因不愿投入权相穆彰阿门下，因而以二甲第四名的高第，竟不能点翰林，用作吏部主事，咸丰初年，一度进军机，当章京，以后补上了监察御史。照规矩，一为言官，就不能再留在军机，贺寿慈当了御史，亦颇有表现，经国大计，数数建言。在宦途上，平平稳稳地循资渐进，到光绪三年，已爬到了工部尚书的高位。 可惜，贺寿慈已非复有当年不愿厕身“穆门”的清风亮节，行逾不检，颇有贪名。不但家人子弟与书办之流往来，而且他本人还结交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以致大受其累。 这个商人叫李春山，本名李钟铭，是山西人，在琉璃厂开了一间极大的当铺，九开间门面，字号“宝名斋”。李春山长袖善舞，当时的一班名公巨卿，甚至连惇王都被他巴结上了，在琉璃厂声势赫赫，眼高于顶。俗语说的是“行大欺客”，宝名斋既有那样的规模，李春山又有通天的手眼，因而伙计做生意的那副脸孔，便很难看，京中的穷翰林，不知多少人受过他们的气？别人倒还罢了，张佩纶何能受此辈的肮脏气？当然要作报复。 一打听之下，李春山最大的“护法”是贺寿慈。清流在京中大老中，最看不起三个人，一个董恂、一个万青藜，还有一个就是贺寿慈。因而张佩纶便毫不容情地奏上一本：“山西人李钟铭即李春山，在琉璃厂开设宝名斋当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是其亲戚，招摇撞骗，无所不至。内则上自朝官，下至部吏，外则大而方面，小而州县，无不交结往来。或包揽户部报销，或打点吏部铨补，成为京员钻营差使，或为外官谋干私书，行踪诡秘，物议沸腾。所居之宅，即在厂肆，门庭高大辉煌，拟于卿贰，贵官骄马，日在其门，众目共睹。不知所捐何职？顶戴用五品官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夫以区区一书贾，家道如此豪华，声势如此煊赫，其确系不安本分，已无疑义。现值朝廷整饬纪纲之际，大臣奉公守法，辇毂之下，岂容若辈借势招权，干预公事，煽惑官场，败坏风气？应请饬下顺天府该城御史，将李钟铭即李春山，即行驱逐回籍，不得任令逗留潜藏，以致别滋事端。” 接下来又说：“近来士大夫不分流品，风尚日靡，至显秩崇阶有与吏胥市侩、饮博观剧、酬赠馈遗等情，请旨整伤”。这也是指贺寿慈而言，他的禀赋过人，食量甚宏，一顿能独尽一只肥鸭、一只肘子，李春山投其所好，经常备盛馔款待。贺寿慈亦自忘其为一品大员，下朝以后，翎顶辉煌地直入宝名斋，公然无忌，引得路人无不侧目。 奏折到达御前，慈禧太后不免诧异，看贺寿慈仪表不凡，也听说他颇有学问，诗书皆佳，而且，她还记得贺寿慈的长子贺良桢，现任南昌知府，门第兴旺，何以不自爱如此？因而便跟李莲英提起，问他有无所闻。 有安德海的前例在，李莲英相当谨慎，“奴才无事不出宫。”他说，“外面的事不太明白。” “你倒去打听一下儿看！”慈禧太后说着，便拿张佩纶的奏折，摆在一边。 李莲英伺候看折，已深知慈禧太后的习惯，这一摆是暂时不作处置，也就是要等他去打听明白了再说，因而不敢怠慢。第二天一早出宫，到中午回来，趁慈禧太后休息的当儿，将贺寿慈跟李春山的关系，源源本本地据实回奏。 又办了事，又替她解了闷，慈禧太后深为满意，只是她亦鉴于安德海的复辙，不愿假以词色，怕李莲英恃宠而骄，替她惹些麻烦。 “把张佩纶的折子发下去吧！看军机上怎么说？” 军机大臣中，别人都不说话，只有宝鋆觉得很不是味道，大声嚷道：“跟宝名斋有往来的，第一个就是李兰荪！张幼樵怎么不说？” 恭王觉得他的话可笑，“算了吧，你！”他跟宝鋆说话，是无须讲措词的，“李兰荪跟他又没有认亲戚，也没有公服赴宴，到宝名斋买书并不犯法，张幼樵为什么要把他扯进去？” 张佩纶跟李鸿藻的关系密切，朝中无人不知，沈桂芬很冷静地劝宝鋆：“佩公！张幼樵上这个折子，不能不想到李兰荪，既然敢上，自然有恃无恐。所恃着，就是六爷说的那些话，买书并不犯法。似乎不宜拿他也扯了进去。” “知趣一点儿吧！”恭王提出警告：“上头正借清流在收拾人心。贺云甫也太欠检点了，这个折子越压越坏，让他明白回奏了再说。” 于是军机拟旨，查问李春山也就是李钟铭，跟贺寿慈是不是亲戚？贺寿慈的复奏，说是“与商人李钟铭，并无真正戚谊，素日亦无往来，其有无在外招摇撞骗之处，请饬都察院查究。”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慈禧太后很精明地指出贺寿慈的语病：“什么叫‘并无真正戚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这么个说法，就靠不住了。” “也许是干亲。”恭王隐隐约约地回答。 “干亲也是亲。”慈禧太后说，“再看一看，有没有人说话。” 她对内幕已经完全了解，却故意不说破，要等言官有了表示，再相机行事，用操纵言路的手法来箝制王公大臣。恭王当然也知道她的用心，不过在眼前她的举措都是朝正路上走，加以清流为她张目，无奈其何，唯有遵从。 因此，对于贺寿慈的复奏，先不加驳斥，只是降旨都察院会同刑部，严办李春山。于是刑部派出司员，会同巡城御史咨照顺天府，转饬宛平县衙门派差役抓人，而李春山确具手眼，差役不敢得罪，到宝名斋将他好好“请”到“班房”，直到都察院来了“寄押”的公文，方始将他收监。 就这样已经轰动九城，不知多少人拍掌称快，同时李春山的劣迹，也在街谈巷议中不断透露出来。原来宝名斋有九开间的门面，是由侵夺官地，霸占贫民义院的地基而来。御史李蕃据实陈奏，奏旨交都察院并案，确切查明。 李春山是注定要倒霉了，但清流以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则民心郁积，不但未能疏导，反添不满。所以黄体芳便针对贺寿慈发难，事由是：“大臣复奏欺罔，据实直陈”。 不实的自然是“并无真正戚谊”这句话。贺寿慈与李春山不但是亲戚，而且是“礼尚往来”的亲戚。李春山的前妻，贺寿慈认为义女，前妻既死，贺寿慈将他家的一个丫头当女儿嫁给李春山作填房。所以丈人、女婿，叫得非常亲热。 贺寿慈年逾古稀，精力未衰，身为“半子”的李春山，特以重金罗致了一个绝色女子，送给“丈人”娱老。贺寿慈元配早故，以妾扶正，变成了李春山的丈母娘。因此，出语尖刻的李慈铭，说他们确非“真正戚谊”，而是“假邪戚谊”。 黄体芳还算厚道，对这段“假邪戚谊”，只说了一半，李春山“前后两妻，贺寿慈皆认为义女，往来一如亲串。贺寿慈之轿，常时停放其门，地当孔道，人人皆见，前次复奏之语，显然欺罔。” 于是慈禧太后借题发威，这一次的上谕就严厉了：“贺寿慈身为大臣，于奉旨询问之事，岂容稍有隐匿，自取衍尤？此次黄体芳所奏各节，着该尚书据实复奏，不准一字捏饰，如敢回护前奏，稍涉欺蒙，别经发觉，决不宽贷。 以上各节，并着都察院堂官，归入前案，会同刑部，将李春山严切讯究。” 这一来，起恐慌的不止于贺寿慈一个人，如果李春山据实供陈，将有不少名公巨卿，牵涉在内。因此宝名斋门口，车马塞途，那些素日与李春山有往来的京官，名为慰问他的家属，其实是来探听消息。宝名斋管事的人，见此光景，知道东家不会有大罪过，当时便隐隐约约表示，如果大家合力维持李春山，那么什么私和命案、卖官鬻爵、包揽讼事的内幕，李春山决不会吐述只字。否则，就说不得只好和盘托出了。 其实，这也是恫吓之词。身入囹圄的李春山，心里比什么人都明白，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字都供不得。一供，便是罪无可逭，轻则充军、重则丢脑袋。不供，则那些有关连的名公巨卿，必得设法为自己开脱，小罪纵不可免，将来尽有相见的余地，不愁不能重兴旧业。因此，他只叮嘱探监的家人：“张老爷是李大人的门生，走得极近的，只有去求李大人，关照张老爷，无论如何放松一步。” 这番话自然要说与贺寿慈，请他作主。贺寿慈认为无须出此，因为李鸿藻正回原籍葬母，不便干扰，而且他素有清正之名，也怕他不肯管此闲事。至于张佩纶跟这位老师走得极近，确是事实，但也因此，便无须请托，张佩纶投鼠忌器，料想不会再往下追。贺寿慈还有几句未曾道破的话，张佩纶攻击李春山，只是为了出气，自己才是他博击的目标。李春山的案子只要冷一冷，必可从轻发落，而自己的祸患，却是方兴未艾。 严旨切责之下，贺寿慈不敢只字不承，唯一的办法是避重就轻。复奏中承认曾向宝名斋买过书，“照常交易，并无来往情弊”，又说“去年至今，常在琉璃厂恭演龙楯车时，或顺道至该铺阅书。”他觉得这样措词比较合理。以七十高龄的工部尚书，亲自督促演习穆宗梓宫的“龙杠”，终日辛劳之余，顺道到宝名斋歇歇脚、看看书，这不能说是罪过。 果然，就因为他隐约自陈的这一点“劳绩”，军机大臣便易于替他开脱，而两宫太后觉得情有可原，降旨“交部议处”。 吏部议处，是承旨而来，“恭演龙楯车”是大丧仪礼，应该如何敬慎将事？所以“顺道阅书”，可以构成“大不敬”的罪名，但谕旨中只说：“恭演龙楯车系承办要务，所称顺道阅书，亦属非是。”因而议处便从“非是”两字上去斟酌，不照“大不敬”律例，罪名便轻了，议的是“降三级调用，不准抵销”。 上谕一下，贺寿慈便算丢了官了。过了两天，调刚接翁同和的遗缺，当左都御史不久的潘祖荫为工部尚书。而贺寿慈却一时无职可调，只是宝鋆已许了他，等风头一过去，一定替他想办法，调个于他面子上不太难看的缺分。 穆宗的奉安大典一过，接着便出了吴可读尸谏这件大新闻。在大家都注视着继嗣继统之争时，都察院和刑部定拟了李春山的罪名具奏，说他由商人捐纳了“布政司经历”的衔头，考充“誊录”，曾得过“议叙”的奖励。但做了官“仍在市井营生”，也说他“攀援显宦，交结司坊官员，置买寺观房屋，任意营造，侵占官街，匿税房契”。至于张佩纶原参的“每有职官验放，往往混入当差官员中，出入景运门内外，肆无忌惮”，则被解释为“于差满后，擅入东华门内，进国史馆寻觅供事，谋求差使，希图再得议叙。”这不过“不安本分”而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名。 因此，都察院与刑部拟的罪名是：“杖六十、徒一年，期满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于贺寿慈应得何处分，奏请圣裁。 这个复奏虽然避重就轻，有意开脱，但六十板子、一年徒刑，到底不是什么在厚脸皮上根本不痛不痒的、申诫之类的风流罪过，所以在朝廷也总算有了交代。贺寿慈则因已有降三级调用的处分，就从宽免议了。 前后两个月的工夫，就由于宝廷和黄体芳，加上李蕃的笔杆儿一摇，将个现任尚书打了下来，声势煊赫，成为城南一霸的李春山，送入监狱。在人心大快，说是“毕竟还有王法”这一句心服口服的话之余，对于清流的威风，无不心识口赞，尤其是那些玩法舞弊的官员胥吏，都在暗中相互警告：该敛敛迹了，莫自找麻烦。 但在清流来看，犹觉除恶未尽，特别是对贺寿慈，张佩纶听说他还在大肆活动，便格外当心，因而无暇去过问吴可读的遗折。 第六节 继嗣继统这一案的争议，上达御前的，一共四个折子，两宫太后召见军机，细作商量，认为翁同和所拟，与徐桐、潘祖荫联衔的一折，办法最为得体，所以采用他的意思，颁发懿旨：“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和、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着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着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邸抄一传，欢声雷动，“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帝系还是属于穆宗，一脉相承，与旁支无干。将来嗣位的新君，无法追尊所生，更不能再往上推，将他的本生祖父醇王亦尊为皇帝，不会重蹈明朝“大礼仪”的复辙，自是天下后世之福。 然而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垂念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既然天语褒奖，而且用他的一条命，巩固了“国本”，则死有重于泰山，所以由清流发起，在宣武门外的文昌馆，为吴可读设奠开吊。 这一天素车白马，盛极一时，除却亲王、郡王等亲贵，向例不与品官的祭典以外，从大学士起，到各部司官，下及各衙门正途出身的小官，无不亲临一拜。 最难得的是那班崖岸自高，以清贵耿介骄人的清流，王公大臣家有婚丧喜庆，亦以得此辈亲临为荣，而这时却都自告奋勇，在灵堂支宾，代丧家接待吊客，更是吴可读的身后哀荣。 这等场合，少不得品评挽联。吴可读这一死，人奇事奇，以忠君爱国的挚情，作宗社大计的死谏，感格天心，奉旨赐恤，这是绝好的一个题目，所以挽联中情文并茂的警句，触目皆是。吊客叩奠已毕，接着便是缓步浏览，一副一副看下来，到客座中便不愁无话可谈了。 “这一联最贴切，也最洒脱。”名翰林也是名诗人的陈宝琛，指着他的同乡，编修黄贻楫的一副挽联，对张佩纶说：“上联使事精确，下联亦颇能道出柳堂的为人。” 这一联的句子是：“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 在三月下旬，一天午后，京城里忽然烈日下飘雪，虽然片时即止，但亲眼目见的人很多，相诧以为必有奇冤，如传奇中《斩窦娥》的故事。不久就传出吴可读尸谏的消息，方知不是奇冤，而是奇节。眼前之事，却只有黄贻楫提到，便觉可贵。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张佩纶忽然说道：“骙庵，来，来！有件事，趁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拿它商量定局吧！” 于是在客座中找到张之洞、宝廷、黄体芳、邓承修、何金寿、吴大澂、盛昱等人，商量仿明朝杨继盛的例子，以宅为祠，将吴可读在南横街的住宅买下来，改建为祠堂。 “这是理所当然。”张之洞首先就起劲，“不独南横街，蓟州是柳堂尽节之地，亦应该设法建祠。” “建祠容易，上谕已有‘孤忠可悯’的字样，出奏必能邀准。如今只须筹划建祠的经费好了。我看……。” “我看，”邓承修抢着吴大澂的话说，“不必麻烦那班大老，我们自己设法凑吧！” “对！”陈宝琛附和，“自己设法凑一凑，众擎易举，趁此刻就动手。” “那得写个小启。”张之洞跃跃欲试地，“须得如椽巨笔。” “那里还有巨笔？”邓承修笑道，“香涛，就是你即席大笔一挥吧！” “论下笔神速，自然是幼樵。不过将来吴祠落成，还有奉烦之处。此刻就我来效劳吧！” 于是张之洞找了处僻静的地方，埋头构思，仿六朝小品，写成一篇缘起，当时便买了本“缘簿”，写上缘起，即席捐募。 “开缘簿”的第一个，须是名位相当，最好请一位“中堂”，但也有人认为官气不必太浓。正好李鸿藻来吊，他是清流的领袖，并请他登高一呼。 李鸿藻先不作声，等把大家的意思都弄明白了，他才提出他的看法：“此事须有个算计。柳堂的千秋大事，自然要紧，不过遗属的生计亦不能不顾。不知道奠仪收得怎么样？” “收了有三千余金。”陈宝琛答道：“恭、醇两邸，都是二百两。” 李鸿藻点点头，表示安慰，“建祠之事，不丰不俭，宜乎酌中。人之慕义，谁不如我，所以捐募不该挑人，不能说谁的捐款要，谁的捐款就不要！这种义举，要量力而行，主其事者，应该体谅他人。柳堂为人诚笃，跟他交谊相厚的甚多，论情，自然越多尽心力越好，但是论事实，只怕力有未逮的居多，要先劝在前面，不必勉强，反令泉下有知的受者不安。” 这话就是指眼前的一班清流而言的，除却盛昱是天潢贵胄，张之洞一任四川学政，颇有所获以外，其余为了维持名翰林的排场，文酒之宴，捉襟见肘的居多，所以听了他的话，口虽不言，心中无不感动，觉得他真能知人甘苦。 “至于我，当然力赞其成，不过我是在籍守制的人，未便领头发起。这开簿面的人，还得另外斟酌。” “那么，老师的意思呢？”张佩纶问。 “我看，宝中堂最合适。” 宝鋆是大学士，又管着吏部，是吴可读的堂官，请他来率先倡导，确是最适当的人眩同时，李鸿藻又主张由盛昱跟宝鋆去接头这件事，这也是很妥帖的安排。在座的人，无不心服，觉得他到底不愧老成谋国的宰辅，就是料理这样一件小事，亦是情理周至，有条不紊。 于是深谈细节，有了成议，将吴可读的长子吴之桓找了来，细告究竟。当初吴可读怕建言获咎，罪及妻孥，所以付子的遗书，一再叮嘱“速速起程出京，速速起程回家”，以下又连写了六个“速”字，如见张献忠的“七杀碑”，令人触目惊心。谁知女主当阳，亦复有道，不但未曾获罪，而且得蒙赐恤。这天看到吊丧的盛况，奠仪的丰厚，已是感激涕零，如今听说还要为老父立祠，留名千古，越发激动不已，趴下地来，“砰、砰”磕着响头，接着涕泗滂沱，号啕不止。 就在吴可读神主入祠，举行祭典的那天，贺寿慈却以七十高龄，而不得不冒着溽暑，举家出京。 这次是宝廷的一个奏折化作了“逐客令”。六月初七，上谕以贺寿慈补为左副都御史——降三级调用的处署，宝廷立即上奏折抗争，笔锋初起，便挟风雷：“夫朝廷用人，每日‘自有权衡’，权取其公，衡取其平，不公不平，何权衡之有？” 接下来便攻击恭王以次的军机大臣。 用人之柄，操之于上，何以见得贺寿慈的复用，出于军机？宝廷指出一个证据，贺寿慈回奏不实是“欺罔”，“恭演龙楯车顺道阅书”是“大不敬”，而交部议处的谕旨，军机含浑其词，斥之为“殊属非是”，这就是有心开脱。吏部所拟的处分并不错，错在军机“徇庇”。倘无此心，则李春山一案定谳，声明贺寿慈的处分请旨定夺时，军机应该“乞特旨严谴”，而竟免置议，这不是包庇是什么？ 一段振振有词，近乎诛心的议论，写到这里，宝廷反跌一笔，说是“当降调时，人言啧啧，颇有谓贺寿慈恃有奥援，不久必复起，而奴才深维枢臣之意，或以贺寿慈身为大臣，不欲绳以重律，使之以微罪行，自必密奏宫廷，永不叙用。讵意谪官甫及三月，遽邀恩简。” 因此，他不免怀疑，难道贺寿慈的一降一用，事出偶然，“朝廷亦无成心”？这句话看似平淡，其实问得很厉害，如果大臣进退，只照一般官吏的照例迁转，根本无所措意，则所谓“权衡”者何在？ 于是他又进一步推论：“即使果出圣意，官闱深远，或于贺寿慈之人品、心术，未尽周知，枢臣则断无不知之理，胡弗谏阻，是诚何心？”接下来，笔锋扫向贺寿慈，宝廷给了他八个字的考语：“即非卑佞，亦颇衰庸”，这样的人“排众议而用之”，实不知于国家有何好处？而况“副都御史，职司风宪”，以一个“欺罔不敬”的人，置于这个职位上，何足以资表率？贺寿慈以前当过左都御史，未听说他有所整顿，于今重回柏台，不知道他内心亦有疚歉否？言官中“矜名节，尚骨鲠”的人很多，一定不屑与贺寿慈共事，而其中无知识的，则必起误会，以为朝廷特放贺寿慈来当御史的堂官，是表示要象他那样的人品声名，方合做言官的资格。而京内外大小官员，看到贺寿慈这样欺罔不敬，不知爱惜声名，犹且可以幸蒙录用，将会怀疑朝廷“直枉不辩，举措靡常”，从此益发肆无忌惮。所以贺寿慈的复用，不但是言路清浊的一大转机，亦是政风良窳的一大关键。最后率直提出要求：“恳将贺寿慈开缺，别简贤员补副都御史。” 这个奏折，发交军机，相顾失色，因为明劾贺寿慈，暗中对军机指责得很严厉。恭王一看再看，看到第三遍，放下折子，叹口气说：“唉！错了。” “怎么错了？”宝鋆气急败坏地说：“副都御史出缺，贺云甫是现职大员奉旨降调，开名单自然‘开列在面’，照例的公事，怎么错了？” “你别跟我争！”恭王遇事要跟宝鋆开玩笑，故意这样说道：“名单是你开的，你自己跟上头复奏，我们都不管！最好请旨拿宝竹坡申斥一顿，也让我出出气。” “六爷！”宝鋆真的急了：“你不能说风凉话。我自请处分就是了。”说着，来回大踱方步，颇有绕室彷徨的模样。 “佩公，沉住气！”遇到这样的情形，总是沈桂芬出主意，他很冷静地说：“平心而论，这件事是失于检点了。”宝鋆最佩服沈桂芬，当时站定脚步，连声说道：“好，好，你说！” “外头有句话：‘不怕言官言，只怕讲官讲。’贺云老是讲官参过的，如今派了去当言官的堂官，那些‘都老爷’，心里自然不高兴。不过御史不便动本，不然就仿佛以下犯上，谁也不肯冒这个大不韪。” “啊，啊！”宝鋆一拍油光闪亮的前额，恍然大悟中深深失悔，“这倒是害了他了。” “不仅对贺云老是‘爱之适足以害之’，而且正好又给了讲官一个平添声势的机会。” 沈桂芬说，“宝竹坡是替言官代言。这个折子看来是‘侍讲学士宝廷’一个人所上，其实等于都察院的公疏，暗中着实有点力量，没有一番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恐怕要大起风波。” 会有怎样的风波？宝鋆凝神细想，张佩纶虽已请假出京，清流还多的是，声气相通，互为支援，除了张之洞只愿论事，不喜搏击以外，其余的，那一枝笔都惹不起。目前还只是暗责军机，到了彰明较著参劾枢臣徇庇，即令无事，面子也就很难看了。 就在他沉吟无以为答时，恭王开口了，“算了吧！”他说，“贺云甫何苦？滕王阁下，逍遥自在的老封翁不做，在这里受后辈的气？” 这一说，恭王也是要撵他走路。宝鋆知道再争无益，但总觉得贺寿慈太吃亏，有些替他不甘。 “佩公！”沈桂芬察言观色，料透他的心事，提醒他说：“交情总在那里的。为云老设想，桑榆之补，俟诸异日，留点交情给他少君，反倒实惠得多。” “说得对，说得对！”宝鋆觉得对贺寿慈有了交代，如释重负，“六爷，我看这层意思，托载鹤峰跟他去说吧。” “可以。” 于是体仁阁大学士，也是贺寿慈的同年载龄，衔命透达消息，说是清流嚣张，而“上头”又有意利用此辈箝制大臣，事情相当麻烦，不能不作个明快的处置。他的委屈，将来有补偿之时。载龄隐约表示，贺寿慈就养南昌，不会太久，他的长子南昌府知府贺良桢擢升道员，是指顾间事。 外官知府过班成三品道员，是宦途顺逆的一大关键，越过此关，便有监司之望，而监司已称“大员”，再跳一步就是封疆大吏的巡抚。不然，调来调去当知府，说起来还是风尘俗吏。贺寿慈老于世故，觉得自己保住纱帽，真还不如儿子升官，倘或能调个海关道，盐运使之类的肥缺，更是意外之喜，所以老泪纵横地，不断表示感激恭王跟“宝中堂”的成全。又说自己时运不济，连累枢廷，无以为人。那一派谨厚的君子之风，使得载龄亦深为感动。 第七节 在恭王与宝鋆，以为贺寿慈开缺，就算有了结果，宝廷指责军机的话，可以略而不提，至多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便可交代。那知一经面奏，慈禧太后竟这样诘问：“宝廷的话说得有理。军机上总不能不认个错吧？” 恭王愕然，不知这个错怎么认法，向谁去认？如果错了，就得自请处分，既然慈禧太后这样发话，自己就该有个光明磊落的表示。 于是他略略提高了声音答道：“臣等处置谬妄，请两宫皇太后处分。” 话中有点负气，慈禧太后心虽不悦，倒也容忍了。不过这一下更为坚持原意，“这处分不必谈了！”她说，“在我们姊妹这里，什么话都好说，言路上不能不有个交代。明发的上谕，天下有多少人在看着，错一点儿，就有人在背后批评。听不见，装聋作哑倒也罢了，既然有人指了出来，不辩个清清楚楚，叫人心服口服，朝廷的威信可就不容易维持了。” 这番话说得义正辞严，恭王也很见机，再往下争辩，就可能会有难堪，所以一面唯唯称是，一面回头看了一下，示意大家不要轻忽了慈禧太后的要求。 她的要求是要军机自责。朝廷的威信一半系于枢府，自责太过，变成自轻，且不说心有未甘，同时也有伤国体，因此这道上谕，煞费经营，“达拉密”承命拟旨，写了两次都不合恭王的意。最后由宝鋆、沈桂芬字斟句酌地推敲过，才算定稿。对于宝廷的指责，是很委婉地一层一层解释，先说贺寿慈，“系候补人员，吏部开列在前，是以令其补授该副都御史，既系未孚众望，年力亦渐就衰，着即行开缺。”再说贺寿慈的回奏不实，已有旨处分，演龙楯顺道阅书，难加以“大不敬”的罪名。总之“并非军机大臣为贺寿慈开脱处分，敢于徇庇。”不过，“机务甚烦，关系甚重，军机大臣承书谕旨，嗣后务当益加谨慎，毋得稍有疏忽。” 最后这一段话，不论如何轻描淡写，总掩不住军机受了责备的痕迹。因此这道上谕一发，言官的地位，越发抬得高不可攀。而兔死狐悲，眼看贺寿慈丢官出京，那些平日不惬于清议的大老，不免个个自危。 其中最不安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兼管顺天府已历二十年的吏部尚书万青藜；一个是盘踞总理衙门，以肯受谤作了以前的文祥，如今的沈桂芬的挡箭牌的户部尚书董恂。当然，他们还不敢跟清流为敌，只有怂恿痛恨清流的宝鋆来出头抵挡。 “言路太嚣张了！”宝鋆找个机会跟恭王进言，“长此以往，必定搞成明朝末年的那个样子，大政受言路的影响，摇摆不定，政府一件事不能办。看着吧，党同伐异的门户之习，快要牢不可破了！如今不想办法挽回，总有一天搞成不可救药的局面。” “不见得。上头利用言路，言路才会嚣张。”恭王沉思了好一会，觉得对言路能作适度的裁抑，也是好事，便点点头说：“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试一试。” 宝鋆自道他的“好主意”是“以毒攻毒”，用言路攻言路，这就得找他的门生了。宝鋆是同治四年会试的大总裁，他那一科的门生，如今当讲官、当御史的也不少。 由于清流无不名重一时，如果找个无名脚色来效驰驱，则蚍蜉撼树，适足以成为笑柄。 因而宝鋆细心物色，想到有一个人，足以与清流匹敌。 这个人叫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博学多闻，古文师法曾国藩，颇得真髓。在翰林中以好学著名，经史俱通，对于《汉书》尤其下过一番苦功。谈到学问，连清流亦不能不佩服，但人品就不大敢恭维了，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而细行不谨，已足为正人君子所疾首，宝鋆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有把握可以让他听从自己的驱使。 “来啊！”他吩咐听差：“到帐房里拿送节敬的单子来看。” 京朝大老，都有羽翼，各以同乡、世交、年谊的渊源，笼络着一班名士。其中师生的关系最重，不曾受业的，亦可拜门，何况王先谦是不折不扣的门生，所以端午节敬的单子上，他被列为第一等，送的是二十四两。 “告诉帐房，再封二十四两。另外再看看，有什么扇子之类的东西配四样，送到王老爷那里去。” 于是帐房封好二十四两银子，签条上写的是“冰敬”。四色礼物是四柄杭州的扇子、两匹江西万载的细夏布、一卷高丽纸、两瓶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崇厚所送的“俄罗斯酒”。宝鋆亲自检点，派人送去以后，又通知门上，王先谦一到，立刻接见。 果然，礼一送到，王先谦跟着便来道谢。三节有所馈赠，“理所当然”，此外有什么“冰敬”、“炭敬”，则事出例外，必有缘故。王先谦总以为老师是有什么“文字之役”，或者捉刀写文章，或者代为阅卷，因而寒暄过后，便率直请示，有何差遣。 “天气这么热，何敢有所烦劳？”宝鋆摇摇头说，“近来心里烦得很，难得老弟来谈谈。你不忙走，我们酒以消暑，曲以遣闷。” 所谓“曲以遗闷”，是要招雏伶侑酒，恰投王先谦之所好，大为高兴，笑嘻嘻欠身答道：“老师有兴，自当奉陪。” “时候还早。”宝鋆的打算是先谈正事再行乐，所以急转直下地说：“近来言路太嚣张了！” “是。”王先谦不明他的用意，顺口敷衍着说：“此风由来亦非一日。” “此风实不可长。”宝鋆接下来又说：“讲官的本分，还在书本上。虽然拾遗、补阙，亦为讲官的职司，到底不比言官。提到这一层，益吾，不是我恭维你老弟，象你这样子丹铅不去手，才真象个翰林。” 这两句恭维，又恰恰碰在王先谦的心坎上，“老师谬奖。”他感激地说，“如今一窝蜂哗众取宠，只有老师知道门生的志向。”接着便细述近来用功的情形，《汉书》的补注，《水经》的笺释，做成了多少条之类。 “好，好！”宝鋆不断夸奖，等他说完，便又问道：“我记得你大考是二等？” “是。二等。” 宝鋆沉吟不语，那意思仿佛是在盘算，如何为王先谦设法升个官似的。 王先谦心想，今年是乡试的年分，能够放一任主考也不错，不过总得要广东、江南这些好地方，才不枉了见这位“中堂老师”的一个情。正这样在盘算着，宝鋆已经开口了。 “益吾！”他说，“我再留你在京里住两三年，替大家立个好学敦品，文章报国的榜样。等资格够了，放出去当学政，我一定替你觅个‘善地’。” 学政虽是差使，但一省之中，与将军、督抚平起平坐，体制尊崇，而且王先谦颇有一番作育人才的抱负，所以听老师许下这样一个愿，自然欣慰，起身请安，连连道谢。 “近来言路太杂。益吾，你也该讲讲话。” 这是开门见山道破本意。王先谦终于明白了，送炭敬、赠仪物、许心愿，都是为此。且先把老师的意思弄清楚了再说。 “我倒要请教，象这样聚讼纷纭，想到就说，不计后果的事情，以前可有裁抑之道？益吾，你熟于朝章典故，想来必有所知？” 王先谦答一声：“是！”细细搜索，想起《乾隆实录》中有一件上谕，随即答道：“乾隆初年，给事中邹一桂，曾有一奏，以为奉旨交议案件，部议未上之先，科道搀越渎奏，易滋烦滋，应请申饬禁止……。” “着！”宝鋆很起劲地打断他的话：“正是如此。奉旨交议事件，各部职责所在，该驳该准，自有权衡，复奏上去，上头亦不能不尊重。如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言官，夹在中间，胡言乱语，侵夺部权，事出纷歧，叫人怎么办事？邹一桂这个折子，真正是洞见症结！ 不知道乾隆上谕怎么说？” “乾隆上谕亦认为不可。规定遇有发交部议案件，如果科道搀越陈奏者，议复时，应将科道参差的意见，一并叙明请旨。”王先谦知道这个答复不会让宝鋆满意，所以一面答话，一面寻思，又想到一个很好的成例，紧接着说：“后来又有个御史，碰了个大钉子。这位御史大概姓范，名字记不得了，为了一件盗案，这位范都老爷上疏，请皇上撤回原折，不必交兵部议奏。高宗大怒，我还记得是这么申饬，‘至于请朕撤回原折，无庸交议，竟似国家政务，弗资六卿，诚伊等御史可以操其行止者。甚属妄诞，着严行申饬。’”“申饬得好，申饬得好！御史讲官，可以操政务之实权，则六卿可废。这话说得太透彻了！高宗纯皇帝，真正是英主。”宝鋆停了一下，很郑重地问道：“益吾，这两件原案，你能不能查出来？” “那方便得很。翻一翻《乾隆实录》就有了。” “好！益吾，正言谠论，但愿你继武前贤。” 这是很明显地指示，希望王先谦根据这两个成例，奏请整饬言路。这是犯众怒的事，他不能不好好考虑。 “如何？”宝鋆很关切地问。 “言路不可不开……。” “亦不可太杂。”宝鋆紧接着他的话。 以此立言，亦无不可。王先谦终于答应了。 正事谈得有了结果，心情轻松，便言不及义了。宝鋆问道：“近来听戏没有？” “听了。”王先谦答道：“在同乐园，一连听了八天。” “这么热的天，好兴致！” “是欲罢不能。”王先谦兴致盎然，仿佛提起来还有极浓的余味似的，“四喜班又排了新戏，跟八本雁门关一样，分八天才能演完。” “倒又是大块文章。戏名叫什么？” “叫《五彩舆》。” 一提戏名，宝鋆就明白了，这出戏的本事出于《明史》，嘉靖年间，严嵩父子当国，门下走狗鄢懋卿巡视两淮、浙江的盐务，特造一座五彩舆，携了他的宠妾，到处骚扰。然而，宝鋆却不明白，这一段史实，如何能衍化成连演八天的戏？ “这是拿小说大红袍的情节，贯串在内之故。”接着，王先谦便形容与程长庚、汪桂芬齐名的王九龄，饰演海瑞是如何地风骨嶙峋，不畏豪强，余三胜的儿子余紫云演鄢懋卿的宠妾，又是如何地烟视媚行，活色生香，将宝鋆听得眉飞色舞，而终究付之于长叹。 “唉！想想真是你们当翰林的舒服，无拘无束，逍遥自在。” 宝鋆紧接着问道：“你平常‘招呼’谁呀？” 王先谦喜欢招“相公”侑酒是有名的，但在老师面前，不能不加掩饰，“逢场作戏，偶一为之。”他说，“门生于此道不熟。” “这样吧，还是景和堂的人才整齐，看谁在，就是谁。” 景和堂主人叫做梅巧玲，也是四喜班的掌班，他门下的弟子，都以云字取名，共有十一云，最负盛名的叫朱蔼云，字霞芬，是光绪二年的花榜状元。宝鋆亲笔写了“条子”，吩咐听差送到李铁拐斜街景和堂，同时移席到后园，先取果碟子来喝酒。 到得日影衔山，凉风初起，只见听差来报，景和堂的子弟到了。两个人都是十五六岁年纪，白纱衫、黑马褂，马褂上一般是珊瑚套扣。前面一个瓜子脸，悬胆鼻，双瞳如水，正是“状元郎”朱霞芬，后面一个是圆脸，肤白如云，一团娇憨，是朱霞芬的师兄，唱武旦的孙福云。 这两个人也都认识王先谦，所以先跟“宝中堂”请了安，接着便双双屈膝，同称一声：“王老爷！” “来，来！坐这里。”宝鋆拉着朱霞芬的手，让他坐在自己与王先谦之间，细细打量了一番，皱着眉说：“仿佛又瘦了一点儿！” “可不是吗？”朱霞芬摸着自己的脸说，“每年到了夏天，总是这个样，也吃得下，也睡得着，就是不长肉。” “听说你搬家了，新居叫做‘朱霞精舍’，好贴切雅致的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是李老爷。” “李老爷？”宝鋆问王先谦：“谁啊？” “李莼客。”王先谦酸溜溜地答道：“他居然也是霞芬的‘老斗’。” “相公”的恩客叫“老斗”，这是要花大把银子才能买得来的头衔，宝鋆想起最近读过的一首梨园竹枝词：“挥霍金钱不厌奢，撩人莺蝶是京华；名传老斗浑难解，唤向花间兀自夸”，不由得讶然问到：“他一个户部司官，经年不上衙门，每个月就靠分几两‘印结’银子，那日子过得也够受的，何来看花载酒之资？” “自然另有财源。大人先生的滋润，其一，卖文；其二，举债；其三……。”王先谦看一看朱霞芬，接下来说道，“再说，霞芬也无非恤老怜贫。” 这是说李慈铭在朱霞芬身上，并没有花了多少钱。但“恤老怜贫”四字，十分尖酸。朱霞芬听了很不舒服，便打个岔，从丫头手里接过银酒壶来，斟了一巡酒，同时向宝鋆说道：“今儿我嗓子痛快，伺候你一段儿什么？” “好啊！”宝鋆欣然拈髭，“你的昆腔我听得多了，今儿来一段皮黄，怎么样？” 朱霞芬应一声：“是！”回头向廊上的听差招呼：“二爷，劳你驾，看李四在那儿？” 李四是四喜班的琴师，早就伺候在那里，一唤便到。于是朱霞芬背着脸唱了一段新学的《祭江》，唱得哀怨凄切，如巫峡猿啼，仿佛将孙尚香的“望帝魂归蜀道难”的心事，都宣泄在那条穿云裂帛的嗓子中了。 唱罢道声：“献丑！”再次执壶行酒。接下来便该孙福云唱了。 他是家学渊源的武旦，拿手戏是青龙棍的杨排风，清风岭的徐凤英，论唱，无非几句摇板，没有什么听头。所以还是朱霞芬唱，这次是他昆旦的本工，唱的是的“弹词一枝花”，从“不提防余年值乱离”起，以下“北调货郎儿”一共“八转”，一气呵成。等到唱完，连擫笛的李四，都累得脸色青红不定，朱霞芬更是气喘吁吁，笑着说不出话来。宝鋆看他如此卖力，又高兴，又怜惜，亲自酌酒相劳，体贴地说：“不能再唱了！就聊聊吧。” 于是清谈消酒。朱霞芬和孙福云都是好酒量，轮番劝饮，将王先谦灌得大醉。 这一夜也不知是如何回家的？一觉醒来，回想昨夜的经过，仿佛做了一场游仙梦，痴痴地回味着，自己都辨不清是向往还是怅惘？ 目鸣钟已经打了十一下，王先谦身子发软，还不想起床，听差却来报了：“宝中堂派了人来，问老爷可曾喝醉，今天身子可好？” 老师的盛情可感，王先谦想起自己该做的事，便强打精神起身，接见宝鋆派来的听差，当面嘱咐：“请你回去上复中堂：中堂交代的话，我今天就办。折子明天一早就递。折底我今天晚上亲自送到府上。” 那听差原是受命来催问此事的，便躬身答道：“不敢劳动王老爷，晚上我来领就是。” “也好。”王先谦将封好一两银子的一个红包递了过去，“辛苦你了。” 打发了宝鋆的听差，王先谦不能不强打精神，向老师“交卷”。他虽是文章好手，但下笔要出于兴趣，才能挥洒自如。这种为了塞责的文字，懒得多想，找出《乾隆实录》来，抄一段邹一桂的原奏，然后在“言路不可不开，但不可太杂”这句话上，发挥一番，便已脱稿。 从头看了一遍，不免大摇其头。自觉笼统空泛，塞责亦塞不过去，于是又加了一段。说张佩纶参劾商人李钟铭，而御史李璠接着便上折指李钟铭侵占官地，纵然李钟铭罪有应得，张、李二人本心无他，但形迹上近乎朋比，深恐启门户党争之渐，关系甚重。 这一改稍微觉得好些，只是又有一层顾虑，李璠是会试同年，虽然交情不深，但话中有所牵涉，而且隐隐然指他附和清流，有沾其声光的意思，李璠知道了一定会大不高兴，须得先去打个招呼。 定了主意，便揣起奏稿，吩咐跟班：“套车！拜李都老爷。” 李璠住在地安门外。他倒很倾倒这位同年的学问，接待极其殷勤，这一下王先谦便不好意思直道来意，先得费一番周旋的工夫，酬答盛意。 “这一带是内务府的天下。”他说，“倒也住得惯？” “气味自然不投。只是同乡多，内眷走得很近，我也只好迁就了。” 李璠是直隶宝坻人，王先谦便联想到一个人，“那位贵同乡，敝本家，”他问：“近来作何光景？” “贵同乡，敝本家”是指姓王的宝坻人，李璠愣了一下才想起，说的是玉庆祺。 “他是自作孽。如今还住在京里，潦倒不堪。”李璠感慨着说：“先帝手里的一批红人，现在都完了。你看，”他手往东面一指，“间壁就是先帝第一宠监小李的家，前天刚把房子卖掉，买主也姓李，是‘皮硝李’的侄子。” “皮硝李”是李莲英的外号，王先谦久想打听其人了，所以此时一听他提起，大感兴趣，伸一伸腰，挪一挪身子，凑近了问道：“这个人，听说在‘西边’很红。我就不明白了，他是‘半路出家’，怎么能一下子盖过从小净身入宫的那些人，独承恩宠？” “投其所好。”李璠答道：“此人是个有心人，又是在外面有过阅历的人，世故人情，自然比那些从小在宫里，昏天黑地，不辨菽麦的人强得多。” “所谓‘皮硝李’，是说他本来做的硝皮这一行？” “对了！”李璠想了一想，轻声笑道，“就因为他干过这一行，所以别人替‘西边’梳头，没有一个不挨骂，只有他从来没有碰过钉子。” “这怎么说？风马牛不相干的事！” “何得谓之不相干？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一说极易明白。慈禧太后已入中年，她最爱惜的那一头长发，不免脱落，每天一早梳头，双目灼灼只在镜子里注意梳头太监的手和梳子。掉了一根便骂太监不好生梳，掉得多了，自更心疼，那名梳头太监不是斥革，就是杖责。 不但如此，慈禧太后还嫌“旗头”平板难看，要梳巧样新髻，更是一桩难以交差的事。 因此，那个太监被派上梳头的职司，那张脸顿时就象死了爹娘似的难看。 当然，最伤脑筋的是长春宫的首领太监沈兰玉，每次都少不了他连带挨骂。太监们闲下来都在茶水房旁边空屋子里休息，沈兰玉挨了骂，便常在那里诉苦。别人听过了丢开，有个人听入耳中却生了心，这个人就是李莲英。 他是沈兰玉的同乡，硝皮的行当，却以爱赌的缘故，不安所业，欠了一身的赌债，在老家混不下去，上京来找门路。那时宫里的门禁不严，他又能说会道，经常哄得护军“高高手儿”放他进宫，在茶水房附近厮混，本意想托沈兰玉替他设法补个苏拉，却以一时无缺可补，只能耐心守着。 这样去了几次，每次都听沈兰玉在抱怨，替慈禧太后梳头的差使难干。何以难干？他也听明白了，心里便想：唯其难干，干好了才显本事！这个差使其实并不难，只是那班太监在宫里的见闻不广而已。 为广见闻，他天天去“八大胡同”，每去必是上午九、十点钟，正是“清吟小班”那些“苏帮”姑娘起床的时刻。他手里挽个藤篮，里面是些通草花、生发油之类的闺中恩物，穿房入户去做买卖，做买卖是假，“水晶帘下看梳头”是真。这样连去了一个月，把江南时新发髻的梳法，都学会了。 又费了两三天工夫，通前彻后想了个遍，打定主意才又进宫去看沈兰玉。 “怎么一个多月没见你的影儿，还当你出了什么事故，倒教我好不放心。” “多谢大叔惦着。”李莲英请个安说：“跟大叔借一步说话。” 到得僻静之处，他吐露了本意，说是已经学会了梳头的“手艺”，有多少种新样可以伺候“上头”，要求沈兰玉为他举荐。 沈兰玉大为诧异，“兄弟，”他问，“你今年多大？” “三十刚过。” “我的妈！”沈兰玉直摇头，“你不是玩儿命吗？” “我知道！我想了三天三夜，都想透了。大叔，‘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唉！”沈兰玉顿足，“不是吃苦不吃苦，那一刀下去，割了你的‘命根子’你的若是白吃。” 李莲英也知道，割那“命根子”，最好是十岁左右，年纪越大越危险，然而危险管危险，却不见得不成功，还是要试一试。 于是他问：“大叔，到了我这个岁数，就不能动刀了？” “动是能动，十个当中活一个。” “活的一个就是我。” 沈兰玉默然半晌，脸色凝重地问道：“你不悔？” “死而无悔。” “好吧！既然你一片诚心，我成全你。” 于是沈兰玉替他作了安排，报明了敬事房，然后替他引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监。李莲英跟着沈兰玉叫他“张大爷”，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站起来听候问话。 “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劝你还是息了心吧！”张大爷说，“这份罪，可不好受啊！” “我都知道。”李莲英平静地答道：“只求张大爷成全。” “那么，”张大爷转脸来说：“兰玉，你再说句。” “他的心倒是挺诚的。你老就成全了他吧。” “我……，年纪大了，手上欠俐落。”张大爷吸着气说，“还真有点儿……。” “张大爷！”李莲英毫不含糊地，“我也知道这事儿不保险，死生有命，坏了事，我决不怨你老。” “话说到这儿，我可没辙了！”张大爷说：“你今儿回去，就得挨饿，也不能喝水，把肚子里都弄干净了，咱们三天以后动手。” 阉割太监的手法，出于古代的腐刑，两千多年来宫禁秘传的心法，几乎毫无改变，受腐刑须避风而温暖，就象养蚕须密不通风一样，所以要下“蚕室”。如今亦复相同，阉割是在地窖中，有张特制的木炕，人一躺下，缚紧两手，吊起双足，然后用极锋利的剃刀，割去那“命根子”，创口插一根鹅毛管，抹上秘制的刀创药。这样子日夜不断地惨呼号叫，起码有五六天不能动弹，更莫论大解小溲，所以张大爷关照李莲英，必得挨饿忍渴，“把肚子里都弄干净了”，才能动手。 一动上手，当然疼得昏死过去，但危险不在那一刻，是以后的五六天，不肿不溃，慢慢长肉收口，最后拔掉那根鹅毛管，小溲如常，才算大功告成。 李莲英总算逃过了这一关，但是不能进宫当差，“早得很呢！”沈玉兰向他说：“你得先把你心里那一点儿别扭劲儿给去掉。” 果然是有那么一点“别扭劲儿”，灯前枕上，奔来心底，顿时冷汗淋漓，就只为身上少了那么一点东西，丧魂落魄，自觉非复为人，一生的乐趣都被断送了似的。 又过了个把月，心境才得平复，于是开始学宫里的规矩，怎么走路怎么站，一板一眼都不能错，最要紧的是，识得忌讳，不能错说一句话，不然轻则杖责，重就很难说了。 李莲英的记性好，悟性更高，举一反三，很快地熟悉了宫里的规矩，“到别处地方行了，伺候西佛爷还不行。”沈兰玉提醒他说：“伺候这位主子，光是谨慎小心还不够，得碰运气。” 这一说，李莲英倒有些担心了，“怎么呢？”他急急地问。沈兰玉将他拉到一边，悄悄说道：“西佛爷有‘被头风’，不定那一天起了床不高兴，谁碰上谁倒霉，不知道她为什么发脾气，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把脾气发够。” “噢！”李莲英放心了，点点头说：“我懂。” “你懂？”沈兰玉诧异不信，“你倒说我听听！” 这是不能说的，说了，沈兰玉也未见得懂，因为他从小入宫，对于外面的世故人情，不甚了解。李莲英却不同，常见居孀的妇人，早年苦节，操持门户，到得中年，儿女也长成了，家道也兴隆了，在旁人看，她算是苦出了头，往后都是安闲称心的日子，谁知不然，只见她无事生非，百不如意，尤其是娶了儿媳妇，闹得更厉害，清早起来就会无缘无故发脾气——这就叫“被头风”，必是前一天晚上，想那不能跟晚辈，下人说的心事，一夜失眠，肝火太旺之故。慈禧太后必也是如此这般，这个缘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李莲英唯有自承失言。 “我那儿懂啊？”他歉然陪笑，“还不是得你多教导。” “我说呢！我在宫里这么多年都还不懂，你倒懂了，那不是透着新鲜吗？”沈兰玉再一次叮嘱：“你新来乍到，可千万别逞能！老老实实当差，别替我惹祸。” 接着，便谈当年安德海如何跋扈，最后连慈禧太后都庇护不了他的故事。李莲英很用心地听着，诺诺连声。 于是找了个机会，沈兰玉面奏有这么一个会梳头的太监，慈禧太后无可无不可地说了声：“传来试一试！” 这一试大为中意。李莲英的手法轻巧，梳出来的新样巧髻，让慈禧太后在三、四面大镜子中，越看越得意，自觉丰容盛鬋，年轻了十几岁。不但如此，每次梳头，在镜子里细看，很少发现有落下来的头发。她没有想到，李莲英干过硝皮的行当，对毛发的处理有独到的手法，落下来的头发，顺手一拈，轻轻一捻，掌中腕底，随处可藏，只要遮掩得法，自然可以瞒过她的眼睛。 “原来如此！”王先谦听李璠讲完，不免困惑：“河间府出太监，由来已久，年幼无知，为父兄送进宫去，犹有可说，象他这样子辱身降志，所为何来呢？” “人各有志，难说得很。照我看，此人心胸不小，大概是想透了，非此不足以出人头地。” “照此说来，将来怙势弄权之事，在所不免。” “现在的权势已经很可观了。只是他比安德海聪明，形迹不显而已。” 王先谦心里在想，要出风头，动一动李莲英，倒是个好题目，且摆着再说，先了结眼前这件案子。 “老年兄！”他开始谈入正题，“今天有件事，先来请罪。”说着，他取出折稿递了过去，拱拱手说：“叨在知交，必能谅我苦心。如以为不可，自然从命删去。” 李璠不知他说的什么？默无一言地看完他的稿子，方始明白，是为了这几句话：“近日翰林院侍讲臣张佩纶、御史臣李参奏商人李钟铭一案，就本事言之，李钟铭系不安分之市侩，法所必惩，就政体言之，则两人先后条陈，虽心实无他而逾涉朋比。” “喔！”李璠倒很大方，笑笑答道：“老兄知道我‘心实无他’就行了。” 这样豁达的表示，在王先谦自是喜出望外，连连称谢以后，兴辞回家，重新清缮了一通折底，亲自送到宝鋆府中。第二天得到回信，深表嘉许，于是缮折呈递，要看清流有何反响。 清流自然要反击。这一次出马的是贵州籍的李端棻，是王先谦的前辈，铮铮有声的“都老爷”，上折痛斥王先谦钳制言路，莠言乱政，请求将王先谦立予罢斥。理虽直而措词不免有盛气凌人之嫌，因而在宝鋆力争之下，碰了个钉子，上谕责备他“措词过当，适开攻讦之渐，所奏殊属冒昧，着毋庸议。”但结尾亦仍鼓励言路：“嗣后言事诸臣，仍当遇事直陈，不得自安缄默，亦不得稍存私见，任意妄言，毋负谆谆告诫至意。” 因为上谕是作的持平之论，清流不便再闹。但王先谦的一奏，出于宝鋆的指使，清流却未能释然，而宝鋆的智囊是沈桂芬，所以要攻宝鋆，莫如在沈桂芬身上找题目。不久，有了个好题目：中俄伊犁交涉。 第八节 同治十年，新疆回乱，俄国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总理衙门照会俄国，质问侵入的理由？俄国政府答得很漂亮，说是代为收复伊犁，只要中国政府的号令，一旦能行于伊犁，自然退还。 到了光绪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总理衙门当然要索回伊犁。俄国政府提出两个条件，中国政府要能够保护将来国境的安全，同时偿还俄国历年耗于伊犁的政费。这一来，就得办交涉，检点第一流的洋务人才，曾纪泽在英国，陈兰彬在美国，李凤苞在德国，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焘则交卸未久，不愿出山。算来够资望的只有一个久当三口通商大臣，出使过法国的崇厚。总理衙门十大臣，当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头自然照准，于是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国。 满洲大臣都熟读，崇厚知道这桩“讨荆州”的差使，非同小可，东吴讨荆州不成，搞得两败俱伤，不可蹈此覆辙。默察情势，认为民气方张，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将伊犁要了回来，朝廷的体面可以保住，对清议也就有了交代，至于暗底下吃点亏，是无所谓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与俄国的“外交部尚书”格尔斯的谈判，相当顺利，不过半年工夫，俄国就答应归还伊犁，不过十八条条约，除了第一条“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以及第十八条规定换约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条都是中国要履行的义务，包括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割让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数百里，俄商货物往来天山南北路无须付税，以及俄商可自嘉峪关通商西安、汉中、汉口等地。 十八条条约全文，由俄国京城打电报回来，恭王一看不象话，复电不许。但是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资格，已经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亚，跟俄国外交部签了约。同时启程回国，留了参赞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极，但一闹开来，总理衙门从恭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联络董恂，取得宝鋆的支持，向恭王进言，案子要在暗中设法挽回，请旨密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详加筹划，密陈参酌。左宗棠职责所关，理当顾问，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国有大政，往往密旨谘询，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已经纸里包不住火，清流无不愤慨，王仁堪一马当先，盛昱继起抨击。不久崇厚回国，到了天津，不敢回京，沈桂芬是荐主的身分，自然关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问起经过，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 “知趣点儿吧！”恭王直摇头，“不要等人说了话再办，更难回护。” 事出无奈，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京，着先行交部议处，并着开缺听候部议。” 至于“所议条约章程，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着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 头一天发了上谕，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在宫门请了圣安，随即回家，闭门思过。 再下一天，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说依照万国公法，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这样子做，是对俄国的侮辱。 这一次是“董太师”接见。听得凯阳德的抗议，大为诧异，“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何劳质问？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管家婆”，应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脸、不作争辩的诀窍，所以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幸好，还有托词。 “贵公使误会了。”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本国办崇厚的罪，是因为他不候谕旨，擅自起程回国。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与贵国的交涉无关。” 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凯阳德无奈，怏怏而去。董恂灵机一动，认为止好借此钳制舆论，便跟沈桂芬商议，托出人来，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处境甚难，千万忍耐，不可再闹，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又起纠纷，殊非国家之福。 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喜欢发议论，上条陈的张之洞，一看是个好题目，两天两夜不睡，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单衔独上，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痛斥崇厚“至谬至愚”，说是“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而“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是要“借人头”示决心，认为崇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诛崇厚则计决”。 所谓“气盛”是诏告中外，指责俄国理屈。接下来建议，且将伊犁搁在一边，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会盟而未歃血，不足为凭。这就是“理长”。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谋定”。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慷慨激昂。张之洞主张分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责成李鸿章破敌，他振振有词地说：“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 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这时回疆新定，士气奋发，所以主战的不止张之洞，翰林、御史纷纷上奏，意气风发，自在意料之中。在意料之外的是，竟连向不过问洋务的万青藜，以及坐享安闲岁月，不与朝政的肃亲王隆勤，亦大发同仇敌忾的议论。 谈这件事的奏折，一下子有十几件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征引今古。慈禧太后相当辛苦，慈安太后帮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灯下，在李莲英悄然侍立之下，一个人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底。 尽管慈禧太后对处理政务，已学会了少动感情，出以冷静的要诀，但看来看去是那些理直气壮，大张挞伐的语句，内心不免也有些激动。洋人的铁甲兵船，诚然是利器，但在陆路上亦未见得不能一拚，而况左宗棠斗志既盛，士气亦旺，张之洞的条陈，似乎有些道理。 她心里不断这样在冲动，但跟洋人开仗，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始终不敢轻下决心。看得倦了，坐得累了，想得也烦了，放下奏折，揉揉眼站起身来，想舒散舒散筋骨和心思。 李莲英是一直在注视着她的动态的，这时便赶紧去绞了一把热手巾来伺候她擦脸，接着端来了一碗燕窝粥，关切地建议：“主子早点儿安置吧！” “我问你，”慈禧太后忽然说道，“你看，跟俄国人能不能开仗？” 李莲英微吃一惊，退后一步，垂手躬身：“这是国家大事，奴才不懂，更不敢瞎说。” “说说也不要紧。” “奴才真的不明白。”李莲英答道，“主子何不问问七爷？” 这是个好主意！慈禧太后心想，这些折子如果交到军机处，恭王一定不以为然，还是得交内阁会议。如果议决要跟俄国人开仗，少不得起用醇王拱卫京畿，让他参与内阁会议，先了解了解大家的意见也好。 于是还有几个折子也不看了，第二天召见军机，当面指示了处理办法，而且指定醇王参加会议。 清议激昂，是恭王早就听说了的，只是想不到群情愤慨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所说的话，仿佛是预先约定了似的，一是不惜与俄国周旋到底，二是诛崇厚以谢天下。 大致看完了那些触目惊心的奏折，恭王觉得有句话不能不说了，“舆论如此，要想硬压是不行的了。现在得先想法子平大家的怨气。”他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换了我也是，这口怨气不出，逼得往打的路上走，后患无穷。” “是！六爷的话一针见血。”沈桂芬很见机地说：“崇地山罪有应得！不如先请旨吧。” “这不好！”宝鋆提出反对，“已经奉旨开缺，听候部议，总得吏部复奏了，才谈得到其他。” “这好办！”恭王说道，“催一催吏部。” 于是吏部复奏，照违制论，应予以革职的处分。军机处由恭王具名，上了个折片：“崇厚奉命出使，并不听候谕旨，擅自起程，情节甚重。仅予革职，不足以蔽辜，拟请先行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慈禧太后当然批准，处理的经过，相当机密，等折片交了下来，立刻封交刑部尚书潘祖荫。打开来一看，他吓了一大跳。 “崇地山糟了！”他顿足长叹，心里在想，只怕性命难保！因为看样子非打不可，一打起来则非杀崇厚，不然不足以激励士气。 潘祖荫的名士气味很重，一个人感叹崇厚的遭遇，竟忘了遵旨行事。他有个出入相随的听差，名叫潘文，人如其名，亦通文墨，且谙吏事，这时已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早拿来了公服，预备他上衙门，看看没有动静，不能不提醒他了。 “老爷！钦命案子，耽误不得。” “噢，噢！”潘祖荫定定神才想起，“快套车！” “车子早套好了，请大人换衣服。”一面伺候他换公服，潘文一面又问，“文大人、孙大人他们，是不是先通知一声，在衙门里会齐？” “对了！要大家见一见面。就你骑着马去走一趟吧，别人怕弄不清楚。” 于是主仆二人，分道出发，潘祖荫带着另一名跟班直奔刑部。堂官平日聚会办事，多在后园一处叫“白云亭”的屋子，坐定下来，立刻叫请直隶司郎中、提牢厅主事。 司官都到了，潘祖荫却只跟他们说闲话。不多片刻，刑部五堂官，纷纷赶到，满尚书是文煜，当过好些阔差使，是旗人中有名的富翁，跟崇厚的交情很好，他也听到了风声，倍感关切，所以一进门就问：“是不是崇地山出了事？” 潘祖荫不答，只将军机处的折片递给他看，接着是四侍郎一一传观，但他们都没有说话，要听两位尚书的意见。 “伯寅，咱们俩去一趟吧？”文煜用征询的语气说。 “我还不大懂规矩。”潘祖荫踌躇着说，“旨意中有‘拿问’的字样，措词太严了。” 大臣获咎，即令革职查办，亦多用“着交”的字样，用到“拿问”，便有唯恐畏罪潜逃或自尽，锁拿拘管的意思。果然如此，崇厚的面子上太不好看了，所以文煜不能不为他担待。 “崇地山不是糊涂人，决无他虞。” “既然如此，你们预备吧！”潘祖荫看着司官说，“崇大人崇厚，奉旨‘拿问’。” 司官同声答应。提牢厅主事去预备“火房”，好安顿犯官，直隶司郎中点了四名皂隶，跟着潘祖荫和文煜，直投崇厚家。崇厚已经得到沈桂芬的通知，青衣小帽，正在待罪，听得门上一报，叫开中门迎接。 宾主相揖，各自无言，迎入大厅，崇厚才问了句：“请示两位，要不要设香案？” 设香案是预备宣旨，潘祖荫看他已知其事，而且廊下堆着行李，已有入狱的准备，便跟文煜商议，免了这道例行的手续。 “天恩浩荡！”文煜安慰他说，“地山，你不必戚戚。” 潘祖荫以刑部堂官，将要审问崇厚的身分，却不肯这样说话，只说了句：“就走吧！” 于是在家人泪眼汪汪凝视之下，崇厚被“拿”。他家华丽的后档车不能再坐，坐着刑部派来的骡车，往南而去。 一到刑部，送入“火房”，便算收监，接着是崇厚的家人送来行李、食物、杂用器具。 一半是堂官的交情，一半是他家的银子，自然招呼得周到而方便。腊月十六的天气，滴水成冰，所以崇家的四个听差，第一件事就是糊窗户板壁，凡是缝隙，都用桑皮纸糊没，然后升起一个大火盆，在土炕上铺好狼皮褥子，请主人休息，那气派倒象是钦差借客栈作行馆似的。 等安顿停当，提牢厅主事，陪着直隶司郎中来作照例的“讯问”，其实是奉文煜之命，特来安慰。不过公事当然也要交代，请崇厚自己写一份“亲供”，约定第二天上午来龋费了半夜工夫，将亲供写好，另外又写了一封信，这是给沈桂芬的，自陈无状以外，少不得还要重重拜托。写完交给听差，找到看守火房的隶役，花了一百两银子，将信悄悄递了出去。 就是崇厚不写信，沈桂芬也要相救，不过他的处境也很难。保举非人，成了众矢之的，盛昱甚至在严劾崇厚的奏折上，彰明较著地指出，沈桂芬应该联带负责。 “崇地山昏愦糊涂，我也知人不明，都难辞其咎。不过，王爷，”他向恭王表明他的看法，“千万不能决裂，论将、论兵、论饷，一无可恃。无论如何要挽回天意。” “天意”与前不同，慈禧太后本来倒还持重，自从连日单独召见惇、醇两王，态度大变，口口声声“忍无可忍”，非打不可恭王为此十分烦心，所以听了沈桂芬的话，只是摇头不语。 “五爷是说过算完，七爷倒是有点儿静极思动，不过也不难对付。”宝鋆说道，“难对付的是‘翰林四谏’，这一回张香涛可真是大卖气力了。我就不明白，他一天两三封信写给兰荪，那儿有那么多话好谈呐？” “兰荪的服制快满了。”沈桂芬冷冷地提了一句。 这句话意义深长，恭王和宝鋆不由得都认真地去想，想的是李鸿藻服阙以后的安排。 “枢廷满六个人是个忌讳。我看……，”恭王慢吞吞地说，“如今也说不得了。” 这是主张仍旧让李鸿藻回军机，自然不是沈桂芬所愿意的。但清流都以李鸿藻的态度为转移，特别是张之洞的大卖气力，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沈桂芬的示威，另一方面亦不妨说是为李鸿藻复起问政作前驱。如果不这么安排，清流群起而攻，非搞得焦头烂额不可。 沈桂芬的心思极其细密，在他与李鸿藻之间，还留着一条线，就是翁同和。这时便想到不妨仍旧利用这条线，先通个款曲，倒是转变局势的一个关键。 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找到翁同和，让他到李鸿藻那里报个信，以为安抚之计。 翁同和这时已成南派的大将，与沈桂芬的往来形迹，当然不会象张之洞之于李鸿藻那样，无一日没有信，无三日不面谈，但交往虽疏，默契甚深，而在这次由崇厚的荒谬所引起的政潮中，更为沈桂芬出了大力。 翁同和也是以“正色立朝”自命的人，而在士论慷慨，纷纷言战的奋发气氛之下，他居然做了个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举动，主张缓索伊犁。这个说帖又非专论“俄事”，而是谈时政，建议裁天下绿营，革除各海关中饱的积弊，等于是说兵不可恃，饷亦难筹，无形中为“缓索伊犁”的主张作了个注脚。而这一套说法，谁都看得出来，是为沈桂芬声援，抵挡主战的论调。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虽只是传一句话的事，关系极大，翁同和的做法很聪明，借谈论对俄国的交涉为名，隐约表示李鸿藻将重入军机，与闻大政，所以来说明作缓索伊犁这个主张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鸿藻当然明白，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觉得无须见情，服阙复起，重入枢廷，在他是深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圣眷已衰，恭王亦不念旧情，那么，沈桂芬亦是无能为力的。 由于反应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交涉，请旨特派张之洞到场，以备咨商。这样做法，既是笼络张之洞，又是尊重李鸿藻，而且将局外人拉入局中来同尝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论，尽出难题，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 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请各位看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信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信中说不清楚。”恭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王抗争，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眩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眩本想起用郭嵩焘，以他对洋务的熟悉，应是唯一够格的人，但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由于副使刘锡鸿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辞官。回到湖南家乡，又饱受讥辱，骂他媚外，骂他忘本，因而异常灰心，决不肯再来蹚这遭浑水，还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误工夫的好。 第九节 最后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就是郭嵩焘的后任，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 “到底找对了！”宝鋆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具、年纪、身分，还有他老太爷的余荫，足可勾当此事。” 曾纪泽对洋务的了解，不下于郭嵩焘，年纪也还轻，万里奔波，力所胜任，本人是袭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见重于俄国君臣，交涉比较容易着手。最好的就是所谓“他老太爷的余荫”，曾国藩勋业彪炳，门生故吏满天下，看这份上，将来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处，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责。曾纪泽能够不挨骂，那么总理衙门十大臣，连带也就可以少受责备了。 “好！”恭王也点头，而且有更进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刚勋臣之后，与国同休戚，想来他明知艰巨，也说不出推诿的话。就照此回奏，上头没有不准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宝鋆又说：“各国公使一起抗议，这情形也得让上头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驳他，“‘西边’最讨厌听这些话，以为洋人处处挟制，如果不问到，不必多说。” “是！”沈桂芬看了宝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点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祸。” 宝鋆细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决裂，崇厚当然要掉脑袋，不然就有点师出无名了。若是曾纪泽到了俄国，能把交涉办了下来，则依万国公法，没有杀崇厚的道理。而且将来转圜的办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纪泽，假托俄国人的要求，开释崇厚，表示议和的诚意，就是很好的一种做法。 “我已经托徐颂阁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说，“刑部预备复奏，请王大臣会议定罪，这又可以缓一口气。” 徐颂阁就是徐郙，江苏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状元，现在当詹事府正詹，在南书房行走。 沈桂芬用翁同和疏通李鸿藻，以徐郙联络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南派“连衡”、“合纵”的妙用。 这个年当然过得不轻松，但同样沉重的心境中，毕竟还有区别。一种是沉重得几乎承担不住，只想卸除负荷，好好喘息一会；一种是沉重得精神抖擞，整顿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担子挑起来，这就是沈桂芬与李鸿藻，也是南派与北派大概的区别。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军机见面。清朝以勤政为家法，大年初一办理政务，不足为奇，但总是虚应故事，不甚费心的事居多。这一天不然，从辰初见面，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方始结束。 接着，便连发了好几道上谕，最重要的是派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议的条约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纪泽将“应办事件再行商办”，宗旨是“期妥协、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谕旨，当然是关于崇厚的。他的罪名经过再三斟酌，定了四个字：“违训越权”。违训则可以作为拒绝批准的理由，越权则表示崇厚所“画押”的条约，只是他个人的私意。定这样四个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于应付国际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为他的罪名本来应该是“丧权辱国”，如果是“乾隆爷”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会遇到钦差，出诏旨立斩。 然而“西佛爷”的权威，也很可观了。正月初三奉明发上谕，根据刑部的奏请，将崇厚的罪名交由亲王、大臣会议，就没有一个人敢为崇厚申辩。复奏说他“违训越权，情节重大”，于是，慈禧太后进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亲郡王一起会议定罪。 正月初八，李鸿藻朝珠补褂，天不亮进宫递丧服已满，请安报到的奏折。当时召见，慈禧太后面许：“李鸿藻仍在军机大臣上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朝旨一降，贺客盈门。张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赶到李鸿藻家，等到了好消息，义不容辞地为李鸿藻分劳，兴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宾客。 宾客中最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气量虽狭，然而城府极深，到李家致贺时，神态极其从容，并且不是道个贺，做到了应酬的礼节，随即告辞，而是闲逸地坐下来，与熟人闲聊，做足了与李鸿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礼的样子。 他本籍吴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顺天和直隶的同乡，所以张之洞与李鸿藻商议，利用山西赈灾的余款，建立“畿辅先贤祠”，他亦是赞助人之一，这时候便正好谈这件事。 “先贤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个年，”沈桂芬看着张之洞说：“香涛，该有一番举动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礼。今年第一个年，自当别论。” 于是彼此商定，正月里举行一次祭典。 张之洞跟沈桂芬谈“畿辅先贤祠”，谈得十分投机，可是议论时向，就格格不入了。当时，崇厚失职，荐主不能无咎，这些追究责任上的话，张之洞是不会提到的，他所谈的是边防，如何起用宿将、如何购置新式枪械、如何择要防守，口讲指划，旁若无人。而在举座侧目之中，独有沈桂芬不断摇头，间或夹以无声的冷笑，那种轻视的神态，对兴高采烈的张之洞来说，仿佛兜头一盆冷水。 “事非经过不知难。”等张之洞的话告一段落时，沈桂芬接口说道：“局外人的高论，可以拣有理的说，自然动听，局中人不尚空谈，要讲实际。香涛，有一天你执了政，记着我今天的话。”说着，随即起身，神色不动地拱拱手：“失陪了。” 这个软钉子，碰得张之洞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好不是滋味。过后思量，越想越不服气，沈桂芬总当清流论政，无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倒偏要做个样子他看看。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吴大澂。 吴大澂从陕甘学政任满回京，不久因为山西、河南、陕西大旱，奉旨会办赈务，躬历灾区，不避辛劳，救的人很不少。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曾国荃，都在奏折中说他的好话。慈禧太后决定将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员，吴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驻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务水利。 这个缺分很苦，但东有开封、西有洛阳，南岸就是荥阳、汜水，正是中原古战场之地。 吴大澂虽是苏州人，却深慕他的乡先贤，明朝的韩雍。他平时喜欢谈兵，经常与亲兵在一起练洋枪打靶，颇有“准头”，沾沾自喜，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斜阳影里凭吊古迹，策马高岗，揽辔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荫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颇得意于他自己的那副儒将派头，因而一时也不想求什么升迁。 对俄的纠纷一起，象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沉默，他跟张之洞意气相投，平时常有书信往来，这时候自是洋洋洒洒，大谈筹边之计。其时由于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发，做学问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吴大澂的同乡，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这一科的状元洪钧，就是专门搞这一套的。吴大澂亦颇有所知，因而论到西北、东北的山川形势，头头是道。张之洞灵机一动，认为吴大澂应可以有一番作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气，当时便检出吴大澂最近写来的两通长函，送给李鸿藻去看，要求李鸿藻保荐吴大澂带兵筹边。 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打定主意，跟俄国能善罢甘休，还则罢了，不然就得开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筹划边防，整顿战备，一等有了成议，下诏求贤，自是当务之急，宿将鲍超，决定起用，连充了军的陈国瑞亦打算赦他回来效力。见此情形，李鸿藻觉得保荐吴大澂，正是人臣事君应有之义，因而一口答应了张之洞的要求。 话虽如此，也不能贸然举荐。李鸿藻虽然名心稍重，但为人诚恳，他觉得保举人才，虽是大臣的报国之道，但亦须为被保举的人，谋一个能够发挥所长，将帅和协的善地，才算尽了提携的责任。 经过与张之洞的一番筹议，李鸿藻为吴大澂找到了一个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会议过后，就可进行。 正月十七在内阁的会议，要议的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经过细心推求，拟了一个奏稿作为会议的根据。说他“违训越权”是句笼统的话，到底如何“越权”，如何“违训”？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个适当的比附。看来看去有一条“增减制书律”可以比照，对外国的条约，须奏奉钦定，即与“制敕”无异。“增减制书”的行为，自有已行、未行的区别，虽然条约未奉批准，但已画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减制书已行”者，是斩监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决，无人提到异议，议罪一事，就算定谳。另一件事是总理衙门所上的一个折子，事宜是“筹备边防事宜”，一共八条，洋洋数千言之多，范围太广，无从议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工夫来细心研究，纷纷画押，草草成议，由内阁具奏，听候圣裁。 第十节 对慈禧太后来说，这个会议筹备边防事宜的奏折，光是看一遍，就是很沉重的负担，因为她从开年以来，精神一直不好，过分劳累和忧急，加上饮食失调，伤了脾胃，以致夜不成寐，并有盗汗，但不能不强打精神，力疾从公。 内阁的复奏是由李莲英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念给她听的。兹事体大，未跟军机当面商谈以前，无法作任何决定，能决定的是崇厚的罪名，不过也得跟慈安太后商量一下。 将“东佛爷”请到长春宫，慈禧太后为她解释，刑部按律定罪，只要是这个罪名，便是“斩监候”，没有宽减的可能。 “崇厚当然糊涂该死。不过既说按律定罪，到底是已行、未行，得要辨一辨清楚。”慈安太后问道：“不是说，条约得要批准了才能算数？那就不是“已行”。你说是不是呢？” “不是！”慈禧太后的肝火很旺，所以声音僵直，竟是一个钉子碰了回去，“如果是‘未行’，就不会有眼前这么大的麻烦！都嗪颉故潜阋怂模夷涤赫⑶∧昙洌慌孪鹊墼谌眨继硬坏簟读⒕觥淖铩！? 慈安太后默然。过了一会便站起身来，说一声：“传轿！” 连慈禧太后的病情都未问，就回自己宫里去了。 象这样怫然而去的情形，是极少有的，慈禧太后自也不免失悔。 然而那只是出自良知的刹那间事，一转眼看到厚厚的一叠奏折，不由得便把这两三个月来，操劳国事所感到的种种焦急、气愤、忧愁、深夜不寐、彷徨无计的苦楚，都想了起来，觉得自己就算言语失检，慈安太后也应该体谅，何苦如此认真？她不体谅有病的人肝火旺，莫非有病的人，例该受委屈？ 这样转着念头，便觉得胸膈之间象有个痞块往来冲突，五中焦躁，怎么样也咽不下那口怨气。 “哼！”她冷笑着，“居然给脸子我看！” 听语气不象自言自语，李莲英便需答话，他趴下来磕一个头：“奴才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什么话？”慈禧太后警告似地说：“你可别也来气我！” “不怪主子生气，奴才也不服。不过，话说回来，谁也没法儿替主子分劳分忧，国家大事，全靠主子操心，千不念，万不念，只念着天下少不得主子。”李莲英又磕一个头：“奴才嘴笨，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 他虽说不出来，慈禧太后却懂他的意思，毕竟还有个人了解自己的甘苦！这样想着，心里好过了些，对李莲英当然也格外另眼相看了。 “主子圣体欠安，别人不知道，奴才知道主子的病是怎么来的。饶是这么费心费力，还受人的气，奴才替主子……。” 说到最后，竟是哽咽着无以毕其词。慈禧太后一惊，急急问道：“你是怎么啦？” “奴才，奴才想想，替主子委屈。” 李莲英居然泪流满面。慈禧太后感动得不得了，又难过，又高兴，又惊异，竟是这样子忠心耿耿，实在难得。 “你用不着替我委屈。”她点点头说，“你有这点孝心，不枉我看重你。俗语说得好，‘不要气，只要记’，你也记着今天这一段，大家走着瞧吧！起来，拿药我吃！” 慈禧太后一直不大肯服药，此刻不待相劝，自动要药来服，似乎全是看在他的“孝心”上面。李莲英自然奉命唯谨，赶紧站起身来，从条案上的银盒子里，取出一包由太医院特地配制，平肝清火的丸药，打开来放在托盘里，送到慈禧太后面前。 不知是药的功效，还是由于李莲英的孝心，慈禧太后觉得比刚才舒服得多，精神一振，便又说道：“看看还有几条，把它念完了。” 李莲英很知道分寸，这些大事上，他不敢劝慈禧太后节劳，要避干预政事的嫌疑，于是仔细看了看答道：“还有两条。” 接着，便不疾不徐地念道： “此次开办东北两路边防，需费浩繁，现在部库支绌，必须先时措置，以备不虞。着户部通盘筹划，先将各省盯漕、盐、关，实力整顿，并将厘金、洋药税等项，责成督抚，力除中饱，毋任有滥支侵蚀情弊，俾资应用。惟边防刻即举办，需饷甚急，着户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 念到这里，慈禧太后突然打断：“慢着！” 于是李莲英住口无声，很小心地抬眼偷觑，只见慈禧太后凝视着空中，却不是空中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迷惘的眼神，不知是悲伤还是怅惘？只看得出她是在尽力搜索着记忆，睫毛眨动得越来越快，双眉越拧越紧，是很吃力的神气。 终于眉目舒展了，视线落下来看到李莲英谨慎而关切的神色，她用低沉的声音说：“我想起来了！皇帝亲政的第一天，军机跟他回奏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存四成洋税’。一晃儿七年了。唉！”她叹口气又问：“今儿几时？” “昨儿‘燕九节’，今儿正月二十。” “皇帝是那年正月二十六亲政。差六天，整整七年。” 原来她口中的皇帝，不是指此刻沉睡在长春宫寝殿中的小皇帝，是指出“天花”宾天的先帝。李莲英很奇怪，慈禧太后念及独子，似乎感慨多于悲悼。这仿佛证实了沈兰玉他们平日闲谈中所透露的，当年母子感情不和的传说，因此他不敢多说，只这样答道：“奴才进宫晚，没有赶上同治爷在的日子。” “唉！”慈禧太后摇摇头，似乎不愿再提先帝，接着又说一声：“往下念吧！” 李莲英答应一声，找着成段落之处念起：“惟边防刻即举办，需饷甚急，拟着户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酌拨巨款，以应急需；一面按年指拨各省有着的项，俾无缺误。其西征专饷，津防水陆各军，北洋海防经费，及淮军专饷，拟着户部分饬各省关，按年全数解足。东三省练饷、协饷，各省关未能解足者，亦着勒限解清。” 念完了这一条，要等慈禧太后考虑，李莲英起身替她换了热茶。她捧着茶杯出了半天的神，忽然问道：“在山西办赈的阎侍郎，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 这是指工部侍郎阎敬铭。李莲英常为慈禧太后读奏折，山西大旱的赈务及善后事宜，常由巡抚曾国荃与阎敬铭会衔出奏，他如果说不知道，就是欺罔，李莲英便答一声：“是！” “你听说了没有，他在山西怎么样？” 李莲英略想一想答道：“奴才有亲戚从山西逃荒来的，多说朝廷派阎侍郎办赈，就是天大的恩典。阎侍郎办事很认真。” “嗯，嗯！”慈禧太后没有再往下说，李莲英却有些猜到了，正在谈筹饷，忽然提到阎敬铭，看来是要将他调到户部来办事。 由于奏折太多，慈禧太后昨夜不免过劳，这天起身，精神委顿，视朝比平日晚了许多。 因此，恭王和军机大臣，都在养心殿廊下待命，小声谈着她的病情，忧心忡忡地怕她累出一场大病来。 “说实在的，西圣真该好好息一阵子。不过，这话不便进谏。” “请福晋进宫的时候，不妨劝一劝。”宝鋆提议。 恭王点点头，正要想说什么，听有太监传呼之声，知道西宫太后出临，便住了口，静待“叫起”。 等两宫太后坐着软轿驾到，恭王领头站班迎接，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看慈禧太后的颜色，但见她脸黄黄地，又干又瘦，一双眼中显露出无限的疲惫，不住用手绢捂着嘴干咳，那副病容，已不是珠翠脂粉所能掩饰的了。 她自己亦不讳言，等跪安已毕，首先就说：“我身子很不好！怕有一场大玻”“近来天时不正，请圣母皇太后多加颐养。”恭王这句话空泛之极，自觉毫无意味，但不这么说又怎么说？踌躇了一下，加上一句：“臣等奉职无状，上劳圣虑，真正无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们。” 慈禧太后说了这一句，咳嗽不止，脸都胀红了。殿上不准有太监、宫女伺候，恭王等人又无能为力，只能瞪着眼着急，于是只好慈安太后来照料，替她捶背，又拿茶碗送到她唇边，乱了好一阵，才能安静下来。 “唉！”慈禧太后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筹议边防的折子，我都看了。曾纪泽由英国到俄国，得要些日子，到了能不能马上开议？开了议，会不会有结果？都难说得很。 夜长梦多，实在教人不放心。” “眼前总还不要紧。”恭王答说，“俄国就是有心挑衅，它那里调兵遣将，也得有些日子。臣已叫总理衙门，多订各地方的新闻纸，如果俄国有什么动静，新闻纸上一定有消息。 目下还看不出什么。” “它要调兵遣将，自然是在暗中行事。就算它没有动静，我们也不能不防。” “是！臣等仰体圣意，自然要作备战求和的布置。”恭王又说，“连年西征，海防经费，未免不足。能够不决裂最好，不然……。” “不然怎么样？”慈禧太后毫不放松地追问，“不然，就看着俄国兵打过来？” 这是碰了个钉子。但恭王不能因此就不说话，“那自然没有这个道理。臣是说，能够求全，暂时不妨委屈。真的要开仗，”他很吃力地说，“也只有全力周旋。”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问道：“李鸿章怎么说？北洋海口，他有没有守得住的把握？” “北洋海口，关乎京师安危，李鸿章当然要出死力把守。他筹防已有多年，战舰炮台，大致有了个规模。臣前天接到李鸿章来信，预备在烟台、大连湾布防。奉天营口，亦是北洋的范围，自然也要责成李鸿章统筹兼顾。不过，水师究嫌不足，只有着力整顿步兵，刘铭传是淮军宿将，要不要调到天津来，等李鸿章奏明了，臣等再请旨办理。” “北洋有李鸿章，西路有左宗棠，大致可以放心。”慈禧太后说，“我不放心的是东三省，听说俄国人在海参崴地方，很费了些经营，那一带要不要添兵添将，能有什么得力的人派过去，你们复奏的折子上，怎么不提？” “用人大政，臣等未敢擅拟，原打算面奏取旨办理。” 恭王这几句话，答得很得体，“未敢擅拟”的说法，倒也不是故作恭顺，取悦太后，确是有不便事先形诸笔墨的窒碍，因为布置边防的用人，关系军情，宜乎慎密。同时有些宿将，解甲归田以后，大起园林，广置姬妾，正在享福，能不能再用，肯不肯复出，在在都成疑问，亦不便贸然建议复召。 这些情形由恭王回奏明白，慈禧太后的肝火便平服了，于是根据复奏的八条，一项一项细细核议。议到传午膳的时候，还只议了一半，暂时休息。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传膳，同时吩咐撤御膳赏恭王和军机大臣，传谕就在养心殿的梅坞食用。 膳罢复议，慈禧太后的神情越发委顿，不过这是少有的大事，当然不能半途而废，强打精神议完，却还不能回寝宫休息，得要等着看军机承旨所拟的上谕。 于是，军机章京全体动手，分头拟旨，一道明发、十几道廷寄。其中“筹备边防事宜”一事，析而为八，开头都用“此次俄国与崇厚所议条约”这句话领起，以下的措词，各不相同。李鸿章与左宗棠是“朝廷柱石”，对他们无机密可言，所以将朝廷的本意，坦率相告，条约因为“多所要求，万难允准，虽已另派曾纪泽往议，而该国心怀叵测，诡谲多端，不可不先事防范，用折狡谋。”此外就不便让他们与闻大计庙算了。或者说俄国”难保不滋生事端”，或者说“边备自不容缓”，饬令着意整顿防务，并不曾透露不惜一战的决心。 先是这八道廷寄，多则千言，少亦有五六百字，连拟带抄，加上沈桂芬、王文韶的帮忙，也费了一个多时辰，才得妥帖，送给恭王核看。 “我不必再看。宫门快下钥了，赶紧送上去吧！” 送到两宫太后那里，慈禧太后不能不细看，一面看，一面还得为慈安太后解说。廷寄第一道是给李鸿章的，畀以保卫京畿，巩固北洋门户的重任，一切布置，限期一个月奏报。 第二道是给左宗棠的，以新疆南北两路的边防，责成他通盘筹划。第三道须分缮八通，分别寄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黄河以南各省督抚，以及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等人，加强南洋防务及江防，简练陆军，以辅水师。第四道寄山西巡抚曾国荃，调驻扎山西的刘连捷一军，移防绥远。第五道寄河南巡抚涂宗瀛，调驻扎河南的宋庆一军，移师关外，驻守奉天、营口等处。第六道分寄乌里雅苏台将军、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库伦办事大臣等等满蒙旗将，加强辖区边防，认真操练，兴办屯垦。第七道分寄各省，整顿地盯漕粮、盐课、关税，充裕饷源，同时严饬将应解款项，限期解清。 最后一道是指示东三省的防务。龙兴之地，特关紧要，这道廷寄对吉林将军铭安的指示，特别详细。而吴大澂以三品卿衔，赴吉林为铭安帮办军务，在李鸿藻保荐给恭王，刚才面奏奉准以后，此刻亦叙入寄铭安的廷寄之中。 除了吴大澂以外，慈禧太后很重视鲍超。从多隆河一役，刘铭传恩将仇报，冒功而诬控友军“失期”，害得鲍超忧愤攻心，旧创大发，这几年一直在他老家夔州新起的大宅中休养。慈禧太后和恭王都知道他的委屈，怕他前嫌未释，不肯出山，所以在寄给四川总督丁宝桢，“传旨饬令来京陛见”的廷寄中，特别写明：“现在时事艰难，需才孔亟，务当懔遵谕旨，迅速来京，不准推诿迟延。” 此外还有一道很重要的明发上谕： “谕内阁，前因时事多艰，需才孔亟，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保荐人才，以备任使。惟恐奇材异能之士，伏处尚多，该督抚等，闻见难周，尚未尽登荐牍，必须周咨博访，以广搜罗。着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将军督抚，暨曾任统兵大臣彭玉麟、杨岳斌，加意访求，其有器识闳远，通达治体；为守兼优，长于吏事，以及才略过人，足任将帅：骁勇善战，足备偏裨；熟悉中外交涉事宜，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善制船械，精通算学，足供器使；并谙练水师事宜者，无论文武两途，已仕未仕，均着各举所知，出具切实考语，秉公保荐。不得徒采虚名，滥竽充数，亦不得以无人可保，一奏塞责，庶几人材辈出，缓急可资，以副朝廷延揽人才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这道上谕充满了“闻鼙鼓而思将士”的意味，征召鲍超，便是明证。加以筹议边防的八道廷寄，内容不免泄露，因此人心振奋，都在谈论，这一次“非跟老毛子好好干一场不可了”！ 当然，最起劲的是张之洞、张佩纶这班人，不独吴大澂的被重用，足为清流张目，更重要的是，主战的政见占了上风，李鸿藻一出，声势不凡，将沈桂芬压得黯然无光。沈桂芬确是憔悴了。李鸿藻的“威风”，固然使得气量褊狭的“吴江相国”，寝食难安，然而亦不尽出于私心。练兵筹饷，广罗人才，这样大张旗鼓的搞法，在他看来，是祸非福，总有一天弄得决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主战派正在锋头上，清流的嚣张，犹在其次，慈禧太后力主备战，不信能够和平了结的态度，才是他最感到焦灼的。 “上头为什么如此强硬。”他困惑地问宝鋆，“莫非真是肝火旺的缘故？” “肝火旺也还罢了，还有人在火上加油，才是最不可解之事！” “谁啊？”沈桂芬问：“是五爷跟七爷？” “五爷的话，上头未见得听，七爷的话，也得先看看对不对？再作道理。只有一个人的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那是谁？” “你想呢？”宝鋆反问一句，“谁还能三天两头，奉召进宫？” 沈桂芬明白了，指的是荣禄。 荣禄虽在上年十一月间，因为腰伤复发，不耐劳剧，解除了步军统领的职司，而宠信未衰。如今李鸿藻复出，表里相济，使得沈桂芬更感威胁。眼前固然还有件关于荣禄的案子在兵部，只是要想在这上面做篇文章，搞他个难堪，却还不容易，只有隐忍着，等待机会。 第十一节 机会来得很快，而且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从处置了筹议边防一案，慈禧太后心力交瘁，病势日增。李德立请脉以后，提出警告，说她气血两亏，心神悸怯，多由操劳国事，焦忧太甚而来，如果不是摆脱一切，彻底调养，将会酿成“巨祸”。 慈禧太后也知道自己的病不轻，然而要她放手不问国事，却怎么样也不肯松这句口。而臣下则又必须“讳疾”，一方面是怕引起她的猜疑，对她本人而讳；一方面因为慈禧太后是实际上的皇帝，为安定人心，须对天下而讳。这样就不便公然奏请免除常朝，只望她自己能够节劳。 “西边是顶争强好胜的，总得有个说得进话去的人，想法儿劝一劝才好？” 恭王亦以宝鋆的看法为然，但是谁去劝呢？七福晋是见了她姐姐不大说得出话的，七福晋怕碰钉子不肯进宫，而且恭王也不敢冒昧。最后，让宝鋆想出来一个人：居孀的荣寿公主。 慈禧太后本就爱重荣寿公主，在她居孀以后，更有一份不易解释的歉意，因为是她作的主，将荣寿公主指配给了体质虚弱的符珍，结果害了她一辈子。为此，格外另眼相看，就说错了话也不要紧，而且荣寿公主沉着机警，善于析理，也不致于说错话。 于是荣寿公主衔命入宫，一到就表示要住下侍疾。她也真的亲尝汤药，夜深不寐，只要慈禧太后一张眼，或者问一声，她总是很快出现在病榻前，真正是孝顺女儿的样子。 二月初一从养心殿回宫，慈禧太后几乎连走下软轿的气力都没有。荣寿公主觉得不能不开口了。 “佛爷！”她忧容满面地，“女儿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奇怪吧！”慈禧太后怜爱地责备：“几时不让你说话来着？” “那，女儿就说了。佛爷，打明儿起，好好歇着成不成？这么冷的天，天不亮上养心殿，好人也得受病，何况圣躬不安？” “唉！”慈禧太后摇摇头，“我何尝不想歇着？你说，‘那边’是能拿大主意的人吗？” “要拿主意，这么安安稳稳歇着，还不是照拿？” “这话倒也是。” “本来就是嘛！”荣寿公主接着便又劝说，边防正在部署，曾纪泽方由英赴俄，对俄交涉在停顿之中，眼前并无大事，正好养安。 慈禧太后笑了，“照你这么说，我这个病倒生得是时候了，”她又感叹地，“真是，害病都得挑挑时候！” “原是神灵庇护。国家大事，千斤重担，都在皇额娘一个人身上。”荣寿公主又说，“过一两个月，曾纪泽到了俄国京城，开议那时候要请训，皇额娘早就万安了，有精神对付老毛子了。” 这句话说得慈禧太后不断点头，“把‘那边’请来吧！”她说。 慈安太后却真是老实，听慈禧太后一说，先自一愣，便有些手足无措之感，“我怕我一个人不成吧！”她迟疑着问。 “没有什么不成！这多年下来了，难道说还有什么看不清楚，听不明白的？”慈禧太后又指着荣寿公主说：“有她阿玛在那里，错也错不到那儿去。再说，我还是可以帮着你看折子，拿主意。” 这样鼓励着壮慈安太后的胆，她总算放了些心。但是，第二天跟军机见面，仍难免怯场，因而率直说道：“慈禧太后身子欠安，只好我一个人来料理。六爷，我可有点儿摸不清头绪，该当怎么办的怎么办！错了什么，漏了什么，你们可要早说。” “是！”恭王答道，“办事原有常规，臣等不敢欺罔。”接着便将一叠交议的奏折，捧上御案。 第一件案子便麻烦。这一案是邓承修接得家乡的来信，参劾广州府知府冯端本，招权纳贿，庇恶营私，情节甚多。原来是交由已调两江的两广总督刘坤一跟广东巡抚裕宽查办，此刻要议的，便是刘坤一跟裕宽的复奏。 由于被参的情节，有实有不实，督抚查办的结果，有同有不同，加上案外生案，牵涉到一个曾经做过知县的广州府绅士，因而慈安太后茫然无主，将一叠奏折翻来翻去，找不到恭王所说的邓承修的原奏。 “不行！六爷，你来看看，是那一件？” 于是恭王只好走近御案，将原件找了出来，上面有慈禧太后的御笔，是“查办”二字。 “对了，查办！怎么说啊？” 恭王有啼笑皆非之感，讲了半天，慈安太后似乎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从头来问“怎么说”，难道再不厌其烦地讲一遍？ 这算是件小事，小事这么耽误工夫，大事如何料理？恭王便笼统答一句：“邓承修参的也不全是没影儿的事，冯端本确有点儿不对，臣请旨交部议处。” “好吧，交部议处。” 在慈禧太后片言可决的事，到了慈安太后那里，凭空耗费了好些工夫。恭王一看这情形，觉得不必这样费事，便另换了一种办法，每一案说明简单案由，然后再提办法，或者“交部议处”，或者“下该部知道”、或者“依议”、或者“准奏”。果然，这一下便快得多了，二十几件奏折，不到一个时辰，便都已打发。 一退了朝，慈安太后如释重负，回到钟粹宫不住长长地舒气。有这一番经验，她才衷心地服了慈禧太后，暗暗自语：“看人挑担不吃力，真亏她！” 当然，熟能生巧，慢慢摸得清头绪了，也就能够自作裁决了。沈桂芬每日见面，发言虽少，却比平日格外用心，看看时机已到，将荣禄的那件案子翻了出来。 这件案子，还是荣禄奉旨办理慈禧太后普陀峪“万年吉地”的时候发生的。陵工一向是好差使，但责任也特重，丝毫出不得错，只是那时的荣禄正在风头上，不免马虎。有个被革了职的知县马河图，谋求陵差，照例不可，而荣禄用了他当“监修”，为人参了一本。有慈禧太后在，这件案子被压了下来，此刻旧事重提，沈桂芬跟兵部的另一个尚书，翁同和的拜把兄弟，当过弘德殿谙达的广寿商议，拟定了荣禄的处分。 议定罪名，向来是有律依律、无律比附，这比附上就大有伸缩的余地，如果比照长官失察的罪名，不过罚薪的处分，而沈桂芬拟的是“比照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例”。这是极重的罪名，提督、总兵奉命征剿土匪，受有贿赂，不剿而抚，保举匪人充任官职，结果复叛，就象当年苗沛霖的那种情形，则此保举的武官，丢脑袋亦不算意外。 罪名虽重，拟的处分却轻，“降二级调用”，而轻中有重，“不准抵销”。罪名有时不怕重，那怕革职，只要有机会，一道恩旨，开复处分，就可无事，如果“降级”而不得用“加级”之功抵过，那就非降官不可。沈桂芬是想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一招“绵裹针”来治荣禄。 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在折尾声明：“此系察议，可否改为降一级调用，请旨办理。”意思还是为荣禄乞恩。 “怎么叫‘察议’？”慈安太后问。 “这是明载在大清会典上的。”恭王答道：“看情节轻重，斟量处分，叫做‘察议’。 按律治罪，就是‘议处’。” “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是很重的罪！” “是。” “这么说，是拟得轻了？” 恭王一时答不上来。是轻是重，他肚子里明白。荣禄一向走醇王的门路，他当然无所用其庇护，但私交也很不错，似乎又该替他说话。就这踌躇之时，宝鋆越次答奏了。 “是。”他说：“回母后皇太后的话，这个处分，按大清律来说，是很轻的了。” “既然已拟得轻了，就不用再改。”慈安太后很熟练地说：“依兵部原议。” 上谕未发，荣禄就已得到消息“哼！”他愤愤地说，“别样都还罢了，折尾的声明，不是猫哭耗子？我不领他这个情。”接着便请幕友拟奏折“谢恩”，同时请病假，意思是不想再补降两级的缺，当过从一品的尚书，再补上个从二品的缺，面子上未免难看。 这个要求当然能够如愿。事实上也解除了恭王的一个难题，因为文职正二品的缺极少，武职的正二品则是很多，象步军统领所属的左右翼总兵就是，但这是荣禄十年前的旧职，自然不便再派。此外则各省驻防将军属下，专管一城的都统，亦是正二品，荣禄既在病中，不便外放，就能放也嫌委屈。所以他的奏折一上，交吏部议复时，恭王把它截留了下来，搁置在军机处，根本不办。 荣禄那里，当然有好些人去慰问，翁同和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空言无补实际，荣禄决定韬光养晦，等机会报仇。 慈禧太后的病，为了失眠和饮食无味这两种征象，始终去不掉，成了缠绵之疾，时好时坏，但就是好的时候，也是“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就算想问政事，也是力不从心。 大政事只有两件，一件是对俄交涉，一件是筹议边防和海防。备战求和，则和战在未定之际。曾纪泽虽远在英国，对于廷议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大计不决，交涉一定无功，因而他在伦敦，迟迟其行，只是与总理衙门函电往还，反复讨论，要先定出一个交涉的宗旨来，方愿启程。 和战大计则不但朝中争得很厉害，督抚中亦分成两派。主战的势孤而气壮，那几乎就是左宗棠一个人。主和的则人多而情虚，因为主和便好象是退缩、懦怯，一定挨骂，因此为头的李鸿章，只能跟恭王密函商酌。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入觐，过天津时曾有一番密谈，决定谏劝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万不可开衅。他们一方面分别上奏，请宽减崇厚的罪名，以为转圜之计，一方面由李鸿章侧面鼓励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纠纷。 主和派渐渐占了上风，在翁同和的全力游说之下，连一向态度最激烈的醇王，也改变了主意，不主张遽尔决裂。同时，在籍养病的郭嵩焘，也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数千言，分析对俄交涉的事理，主张遣派专使实地调查，伊犁尽可暂缓收回。崇厚的罪名，应当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而且很不客气地说：“廷臣主战乃一隅之见。” 由于郭嵩焘的精通洋务，他的意见，自然受人重视，因而主和派的声势越振。原来主战的高谈阔论，主和的曲曲调停，有各行其是，不相为谋之势，此刻则以开议无法再缓，而崇厚的能否免死，便成了和战大计中的一个关键。就在这时候，鲍超奉召入京，他的出处，又是和战大计的一个表征。因而主战主和双方，无不注视慈安太后召见鲍超，作何表示？ 鲍超还是第一次进京。当然也是第一次谒见慈安太后。在天津便由李鸿章一再教导，如何行礼、如何奏对，一再演习，所以召见的仪注，丝毫不误，入门磕头，请安谢恩，然后跪着等候垂询。 慈安太后先问了路上的情形，然后照例问百姓：“四川的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 “贤臣丁宝桢，操守好廉洁的。”鲍超用浓重的川东口音答道，“百姓安堵如常。” “沿途百姓呢？看过去还平安？” “仰赖天恩。百姓平安。” “今年年成好不好？” “沿路看年成都不坏。‘小春’都收起了。” 慈安太后略停一停又问：“你在路上走了几天？” 鲍超诧异，这话刚才问旅途的情形，已经答奏过了，何以又问？他总以为问过例行的关切民瘼的话，总要提到对俄的军务部署，打点着一肚子的话，一时还没有机会陈述，只好将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坐轮船坐了十几天，沿途吃药，水陆都耽搁了，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天津。” “沿途吃药？”慈安太后问道：“你身子有那些不爽快？” 这一问，算是接上了话题，鲍超精神抖擞地答道：“奴才在家乡，接到各处来信，说的不同，有说古北口已经开仗，俄国兵船到了天津，京城吃紧，奴才恨不得插翅飞来。故而奉到圣旨，连夜请人起稿，奏报起程日期，好教朝廷放心。奴才一面又连夜修起书信，给各省旧部，叫他们到湖北水陆方便的地方住到一起，听奴才的信息。奴才另外又请人写奏折，请旨招募勇叮奴才心想，等奏折批下来再作道理，时候就晚了，所以奴才迎着上来，免得一来一往，多费工夫。奴才昼夜筹划，睡不得几个时辰，奴才的小婆子劝奴才歇歇。奴才心想，国事这样子紧急，臣子那忍心偷闲？因此上，肺家受了寒，咳嗽得厉害了，牵动旧伤。” “噢，你沿途在那几处服药？” “在宜昌服了五剂。到天津，李鸿章看奴才的气色不好，留住在他那里，又服了好几剂。” “你是要紧的人，服药要谨慎。”慈安太后有些词穷似的，接着，便问了句：“你觉得那里的医生好？” “都平常。” “到底那个医生靠得住些？” 鲍超不明白，慈安太后为何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想了想答道：“李鸿章荐的医生，药倒还觉得平和。” 慈安太后点点头，换了个话题：“你是跟着曾国藩打仗？” 这何消问得？然而不能不答：“奴才原是跟着向荣出师广西，追贼追到湖南，曾国藩调奴才管带水师，随同杨岳斌将江面肃清。后来胡林翼调奴才统带陆路，招募霆军各营，随同曾国藩打仗。” “你打过好多仗？” “太多了，记不清了！”鲍超答说：“水面陆路，总有几百仗。” “你好声望！” 天语褒奖，应当谢恩，鲍超磕个头说：“奴才毫无能为。” “我知道很吃了些苦。” “当效犬马之劳。” 说到这里，又没有话了，而起用宿将，郑重其事，似乎也不能象外放官员例行召见那样，问几句话就了事。于是，慈安太后又回到鲍超的病情上来。 “你身上的伤痕，还牵动不牵动？咳嗽好些了没有？” “是好些了。” “既然李鸿章荐的医生还好，还是要用李鸿章的医生。” “是！”鲍超掉了一句文：“谨遵慈谕。” 慈安太后想了想，问到李鸿章：“你跟李鸿章是至好？” 如何谈得到至好？鲍超的病，就是因为李鸿章抹煞良心，袒护刘铭传而来。只是这些恩怨，不便直奏，只将慈安太后的话，改动了一个字：“奴才跟李鸿章是多年‘旧’好。” “他的体子怎么样？还好吧？”慈安太后问，“饮食好不好？” “李鸿章曾邀奴才吃过饭，他一顿吃得两中碗饭，胃口要得。太后可以放心。” “你也要当心！总要叫医生替你好生看。” “是！” 又没有话了，慈安太后是真的想不出话了，只好点点头说：“你歇歇吧！” 鲍超知道，这是召见完毕的表示，随即跪安退出，心里既觉得轻松，又觉得遗憾。轻松的是，慈安太后极好对付，丝毫没有天颜初对，战战兢兢的感觉，遗憾的是自己预备了多少天，有一肚子如何募勇，如何布防的话，完全无用，真正白糟蹋了！ 慈安太后召见鲍超的经过，当天便有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话的太监，当作笑话去说给她病中遣闷。除了那句“小婆子”触犯忌讳，万不能出口以外，鲍超的乡音和自称“奴才”，都被诧为奇事。 汉人称臣，旗人称奴才，是开国至今，相沿了两百年的规矩。慈禧太后不明白鲍超是受了谁的教，还是他有意自附于旗下，所以口称奴才。然而，她所认为的笑话，倒还不在鲍超身上，而是慈安太后的话。 “你看，”她对荣寿公主说，“你东佛爷倒是怎么回事啊？鲍超千里迢迢来陛见，也该问问他，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如果用他，他想怎么样效力？怎么絮絮叨叨，跟个三家村的老婆子似的，尽说些无味的废话。” “东佛爷，阿弥陀佛的人！”荣寿公主说，“想问也无从问起。” “这样子，怎么能担当大事？”慈禧太后叹口气：“唉！这个病，困住了我。” “皇额娘！可千万不能心烦。”荣寿公主警告着说，“要不然，药可是白吃了。” 慈禧太后摇摇头：“怎么能不烦？沈桂芬说是懊恼成病了！办事要论细心稳重，还是他。军机上少这么一个人，恐怕更玩儿不开了。” 荣寿公主极知分寸，论到国政，她不肯随便说话，所以默然不答。 如果是别人这样不接话茬儿，纵非不敬，也会被慈禧太后认作不识抬举，失去恩宠，但对荣寿公主却是例外，不但不恼，反觉得她稳重识大体，所以不再谈论国事，只等慈安太后来了，再作道理。 整整三个月以来，慈安太后照例从养心殿退了朝，就到长春宫，将召见军机及部院大臣，或者入觐督抚的情形，说与慈禧太后听。当然，不仅仅是让她知有其事，主要的是跟她讨主意。 “六爷跟我说，鲍超这趟进京，兴奋得不得了，看样子是指望着放个总督……。” “怪不得！”慈禧太后失声说道，“那么巴结，自称‘奴才’。” “是啊，我也奇怪！原当他在旗，问六爷，六爷说不是，武将不懂规矩。六爷又说，现在没有总督的缺，意思是不能让鲍超当总督。” “有缺也不行！”慈禧太后说，“他们军功起家的这一伙，杨岳斌当过总督，虽是行伍出身，到底念过书。鲍超西瓜大的字，认不得一担，怎么能当总督？” “我也这么想，鲍超是好战将，不如叫他督办军务。” “那不成了钦差大臣了吗？更不行了！”慈禧太后直截了当地说：“他当过提督，还叫他当提督，不是要募勇吗？他是湘军出身，叫他到湖南去好了。” 三言两语就定了鲍超的出处。慈安太后细想一想，果然，放鲍超去当湖南提督，是人地相宜，再也适当不过的安排。偏偏自己就想不到，实在不能不心服。 “我知道了，明儿跟六爷说。”慈安太后接下来又谈一件大事，“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说新疆要派一个总督、一个巡抚。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鲁，请朝廷先派定了人，让他们去创办行剩”“现在不是时候！” “六爷也这么说。伊犁还没有收复，只能搁一搁再说，这个折子也不发抄，免得影响人心。” “很好！”慈禧太后点点头，深表嘉许。 “六爷又谈了一件事，说接到肃州的信，左宗棠出嘉峪关到哈密去了。带了一样东西，”慈安太后说：“你再也想不到的，是一口棺木。” 听得这话，慈禧太后深为注意，一双半闭着的眼，倏然大张，睫毛闪闪地望着慈安太后问：“真有这话？” “想来不假。六爷说，左宗棠忠勇可嘉。不过……。” “不过怎么样？”慈禧太后抢着问。 “不过有伤国体。” “哼！”慈禧太后摇摇头，身子往后一仰，是大不以为然而不愿指责恭王的神气。 “左宗棠今年快七十了。”慈安太后有恻然之色：“这么热的天，又在西北水草不生的地方，抬着棺木去拚老命！想想，唉，真是！” 慈禧太后不作声，静静地靠在软椅上，两手交叉在胸前，双眼一眨一眨地，竟似无视于慈安太后在她面前。 这神情象是有什么大疑难待决似的，慈安太后惴惴不安地问：“你在想什么呀？” 慈禧太后缓缓地转过眼来，眼中感喟无限，“他们爷儿俩，总是想跟洋人拚一拚，好好见个胜仗，才能挺起腰板来舒口气。这个愿心，不知道那一天才能了？” 慈安太后默然半晌，方始说了句：“打仗也得要有人。” “人不是没有。人心不齐！左宗棠要打，李鸿章不肯打；李鸿藻要打，沈桂芬不肯打；老七要打，老六不肯打。”慈禧太后又说：“咱们俩不也是吗？” “我没有主意。”慈安太后又说：“不过，即便打仗，总得要有点儿把握才行。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齐了，也得要有钱，北洋买两条铁甲船，就得二百万银子，怎么得了？” 提到钱上面，慈禧太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谈海防、谈边防，动辄上千万银子的事，她也总是听从军机的调度，说给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平日说得天花乱坠，一旦有事，又总是困难重重。钱都花得那里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万银子的军饷，到底也还落个“抬棺木拚老命”的报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盘帐了。 她在想，古语说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后则是“以天下养”。当初修园，大小臣工，无不力谏，说话在道理上，不能不听，其实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挥霍大家挥霍，无论如何以垂帘的太后来说，总该与众不同，“与其别人来花，不如我自己来花！”她这样在想，然而她也还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 为了两件大事，或者说只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战？慈安太后终于知难而退，不能不请慈禧太后来跟“六爷”及军机大臣当面商议。 第一件事是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李鸿章、刘坤一这一北一南，疆吏领袖的两总督，固然早有建议，宜乎赦减，现在则连曾纪泽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为对俄国有和平了结的诚意的起码表示。同时据李鸿章奏报，英国公使威妥玛及法国新任公使宝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结的可能。 如果不愿和平了结，自然是不惜一战，但真如慈安太后所说的：打仗要人要钱。要人还可以仔细搜罗，要钱则非各省尽力不可。但是河南巡抚涂宗瀛和江苏巡抚吴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协饷，又要筹拨海防经费，实在是势难兼顾。由此可见，都是跟李鸿章一鼻孔出气。朝廷如果一定要开仗，连江苏这样富庶的地方，都无法额外解款，那么一旦决裂，后援不继，岂非自速其败？ 和既不甘，战则难敌。慈禧太后应慈安太后要求，扶病出临，接见军机，要彻底定一和战大计。 国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后扶病临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职有亏，惭愧惶恐，无地自容。 接着便根据各方的报告，以及报纸的记载，分析俄国的动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纳林河，一面派出兵舰巡弋吉林沿海一带。陆路犹可一战，海防空虚，万难抵挡，因此，目前总须设法促成和局。 “海防筹办了不至一两年！”慈禧太后问道，“当初是怎么定的议？你们自己说吧！” 海防之议，定于光绪元年四月，以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由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商奏定，年拨“海防专款”四百万银子，由粤海关洋税四成，江海关洋税两成，以及税源最靠得住的江浙两省厘金中拨出。恭王奏明了当初原议的办法，便又陈述这五六年来筹办的情形。 “海防专款虽说每年有四百万银子，收解并不足额。西征的军费每年六七百万，借洋债支应，由粤、江两海关的洋税作担保，按年拨还。江浙两省的厘金，有时移作别项紧要之用，亦都奏准在案。所以，海防专款拨给两洋的，每年每处不过数十万银子，购办炮船，派遣留洋学生等等，都在这笔专款之内，陆续开支。”恭王停了一下又说：“即使款项有着，购办铁甲兵船，操练纯熟，亦非好几年的工夫不可。北洋为京畿门户，比南洋更重，有李鸿章在那里主持，部署比较周密，南洋则重在制造、训练，防务较为空虚。臣等不是敢推诿，实在是这几年专心经营西北，海防尚难兼顾。自两位皇太后垂帘以来，十几年间削平发匪、捻子、回乱，元气大伤，国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时，力图振兴。” “‘委屈一时’自无不可，只怕‘力图振奋’四个字，又是空话！” 慈禧太后的声音虽然平静，但语气中的责备甚严，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头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由于精神不济，无力辩驳，想了好一会，这样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们姊妹赦减。虽说权操自上，也不能不顾公意。”说到这里，因为气喘，不能不停下来。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料知还得费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见机，所以接着便说：“臣请旨，议减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复奏。” “醇亲王也该参与。”慈禧太后又说，“张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会。” “是。”恭王加上一句：“到会以备咨商。” 这是特意确定张之洞在会中的身分，不是参加会议，只备顾问。慈禧太后点点头，认可了恭王的意见。 于是隔了两天内阁会议，由大学士全庆主持，事先备好一个折稿，派人朗声宣读，是拿外间的议论作为减罪的理由，完全是针对着俄国及各国公使做文章，说“近闻外间议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 接着便声明与俄国和好多年，不失友谊。崇厚的错处是不将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国详细说明。现在以中国之法，治崇厚之罪，本与俄国不相干，但恐远道传闻失实，引起误会，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纪泽知照俄国。这就是中国对俄国和好的证据。 此外，醇王又单独上一奏折，也主张崇厚暂免死罪，仍予监禁，等到条约议妥，再行加恩。他的意思是：你们俄国人当崇厚是朋友，帮他说话，果真如此，则要救崇厚的命，就该和平订约。否则，崇厚仍难免一死，你们就是不够朋友！ 两个折子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唯有依从。两折合而为一，颁发了一道上谕，崇厚到秋决的时候，就可以不死了。 第十二节 这是慈禧太后深感拂逆的一件事，自于病体不宜，加上恭王福晋病殁，妯娌之情，固增伤感，而将人比己，深怕自己也一病不起。就由于这些忧伤莫释，于是略见好转的病症，突然反复，不能下床了。 御医李德立请脉，开出来的脉案是：“气血两亏，心脾未复，营分不调，腰腿时热，早晚痰带血丝，食少气短。”近支亲贵在内奏事处看了方子，无不忧心忡忡，当天都遣福晋进宫视疾。 “养病，养病，总要静养！”慈禧太后对坐在病榻前面的慈安太后说：“这个乱糟糟的局面，教我怎么静得下心来？” 慈安太后拙于言词，不知如何劝慰，只着急地说：“总得想个办法才好。我看李德立不行！” 正好宝廷有个奏折，建议降旨各省，博访名医，举荐来京。先怕这一来风声太大，引起外间猜疑，影响局势，此刻实在顾不得了。慈安太后征得了慈禧太后的同意，发了一道五百里加紧的廷寄，密谕各省督抚：“谕军机大臣等：现在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圣躬欠安，已逾数月。叠经太医院，进方调理，尚未大安。外省讲求岐黄，脉理精细者，谅不乏人，着该府尹督抚等，详细延访，如有真知其人医理可靠者，无论官绅士民，即派员伴送来京，由内务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奏明请旨。 其江苏等省咨送乏人，即乘坐轮船来京，以期迅速。” 征医的密旨一下，自然是近在京畿的李鸿章，首先奉诏，保荐前任山东济东道薛福辰；接着是山西巡抚曾国荃，保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汪守正；江苏巡抚吴元炳，保荐常州名医马文植。等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彭祖贤的复奏一到，保荐的亦是薛福辰。 于是降旨立召。薛福辰在六月二十三，皇帝万寿之前到京。因为谕旨中有“由内务府大臣、率同太医院堂官详加察看”的话，所以伴送人员直接将薛福辰领到内务府，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慈禧太后同族的恩承接待。 薛福辰是三品服色，上堂一看，四品服色的李德立高坐堂皇，心里便很不是味道。 恩承倒还客气，口称“抚屏先生”，为他们彼此引见。李德立“同行相妒”，薛福辰自觉委屈，两人心里都不是味道，但官场礼节自然要顾，所以都还含笑招呼。 “抚屏先生是无锡世家。”恩承对李德立说，“医道高明，想来你总听说过？” 李德立自然听说过，早在十几年前就知其名。薛福辰是薛福成的胞兄，咸丰五年顺天乡试中的举人，名次很高，差一点就是解元，但第二年春闱极不得意，竟致榜上无名。 那时东南血战方酣，回不得家乡，他父亲薛晓帆在湖南当州县，道路艰难，一动不如一静，便捐了个郎中，分发工部，一面等着补缺，一面等着下科会试。不久丁忧，而且祸不单行，薛福辰千里奔丧之际，忽然得到消息，无锡沦陷，老母仓皇避难吉凶莫卜。于是丧事粗了，又间关跋涉，在扬州府属的宝应县寻着了老母，安顿家事，重复进京，在工部候补。 补缺甚难，因为捐官的花样越来越多。为了筹措军饷，想出各种名目来号召，往往今天是最优先的班次，到了明天就落后了，要保持优先，便又得加捐，捐官几乎成了骗局。薛福辰没有钱来加捐，就只能跟李慈铭一样，坐等补缺，每月分几两“印结银子”，苦苦度日。 日子虽苦，闲工夫却多的是，薛福辰就在这时候开始涉猎医书。他的秉性，用心极专，一事不当于心，穷思极研，废寝忘食，非要将疑团剖解，看个明明白白不可。因此，五、六年下来，各家医书，无不精读，融会贯通，成了无师自通的名医。 看看补官无望，科场蹭蹬，薛福辰以世交而入湖广总督李瀚章幕府。督抚每年总有几次“保案”，加上一个名字，美言几句，很容易地由郎中改为知府，分发山东。 这时的山东巡抚是丁宝桢，而薛福辰的幼弟福保，又在丁宝桢的幕府，以此渊源，升官就容易了，先以河工的劳绩，升为道员，接着便补了实缺，放为济东泰武临道。光绪初年老母病故，照例丁忧守制，三年服满进京。就在这时候补缺不得，预备归隐的时候，得到这么一个意外的机缘。 这篇履历，李德立是在李鸿章的原奏中看到过的。虽说他是举人的底子，当过实缺的道台，但此刻以医士的身分被荐，而且有先加考查的上谕，则当仁不让，无须客气。 于是，李德立俨然以考官的身分，“请教”医道。一番盘诘，知难而退，因为他懂的，薛福辰都懂，薛福辰懂的，他就不完全懂了。 恩承虽不懂医，眉高眼低是看得出来的。被问的人从容陈词，反是发问的人语气迟疑，仿佛该问不该问都没有把握似的，则此两人的腹笥深浅，不问可知。 “高明之至。”恩承拱拱手打断了他们的话，转脸又问李德立，“你看，是不是今天就请脉？” “无须亟亟。”李德立说，“西圣的病情，总要先跟薛观察说一说明白。” 于是，李德立与薛福辰又在内务府谈慈禧太后的病情。不知是李德立有意“藏私”，还是功夫不到，他只能说出症状，却说不出病名。薛福辰颇为困惑，便直截了当地要求阅读慈禧太后得病至今的全部脉案。 “脉案在内奏事处。明儿请脉，你当面跟上头要好了。” 薛福辰也打听过太医请脉的规矩，脉案照例用黄纸誊清呈阅，太医院存有底稿，不肯公开而以内奏事处推托，显见得是故意留难。这样子猜忌，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薛福辰便问明了第二天进宫的时刻，仍由伴送的委员陪着，回到西河沿客栈休息。 这位委员姓胡，是个候补知县，为人善于交际，人头很熟，李鸿章特地派他照料，曾经当面嘱咐：“内廷的差使不好当。此去小钱不要省，内务府跟太医院的人要好好敷衍，宫里的太监更不能得罪。看病是薛观察的事，招呼应酬是你的事。有什么为难之处，可以跟王大人求教。”所以一回客栈，便打听晤谈的经过。 “哼！”薛福辰冷笑，“真正可气！他们当我来抢他们的饭碗，处处敌视，岂有此理！ 明天看请脉情形怎么说，如果他们从中捣鬼，我得请你回去禀告中堂，这差使我干不了。” “抚公、抚公！”胡知县急忙相劝，“你老千万忍耐，我去设法疏通。这是天字第一号的病号，抚公究心此道二十年，有这样一个尽展平生所学的机会，岂可轻易错过？” 这句话打动了薛福辰的心，默然不语，意思是首肯了。胡知县安抚了他，还得有一番奔走。找着内务府的朋友，送过去三个红封袋，内有银票，一个大的一千两，另外两个小的都是二百两。小的送内务府在内廷照料的人和宫里的太监、苏拉，大的一个孝敬长春宫总管李莲英。 第二天一早，胡知县陪着薛福辰到宫门口，已有人在迎接。将薛福辰带入内务府朝房，只见李德立之外，还有两个四、五品服色的官员在，彼此请教，才知道也是太医，一个是庄守和，一个是李德昌。 接着，恩承也到了，步履匆促地说：“走吧！上头叫起了。” 于是恩承领头带路，薛福辰是三品道员，无须客气，紧跟在后头，依次是李德立等人，沿着西二长街墙根阴凉之处，直往长春宫走去。 薛福辰是第一次进入深宫，也是第一次谒见太后，自不免战战兢兢，而且六月二十几的天气，虽说是早晨八点钟，暑气也很厉害了，一件实地纱的袍子，汗已湿透。心粗气浮，如何能静心诊脉？想想兹事体大，便顾不得冒昧，抢上两步向恩承说道：“恩大人，可否稍微歇一歇，容我定下心来再请脉？” “这……，”恩承迟疑着答道，“这可不能从命了，上头在等着。” 薛福辰无奈，只好自己尽力调匀呼吸，跟着进了长春宫。 “这位就是薛老爷吗？”有个太监迎了上来，指着薛福辰向恩承问。 等恩承证实无误，那太监便将薛福辰延入殿侧小屋，恩承也跟着在一起。未及坐定，竹帘一掀，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太监，昂首阔步，恩承先自含笑相迎。薛福辰当然猜得到，这就是人称“皮硝李”的李莲英。 “恩大人好！”李莲英招呼着，作出要请安的样子。 “莲英！”恩承急忙扶住，趁势握着他的手问：“今儿个怎么样？” “今儿精神还不错，听说李中堂荐的人到了，问了好几遍了。”接着，便又问：“这位就是薛老爷吧？” “是的。”薛福辰答应着，“我是薛福辰。” “薛老爷，你请过来，我有两句话跟你请教。” 将薛福辰拉到一边，他悄然关照，说话要小心，如有所见，须识忌讳，又说是李鸿章荐来的人，他会格外照应，叫薛福辰不必害怕。 薛福辰人虽耿直，对于京里的情形，大致了解，知道这不止是一千两红包的力量，必是李鸿章另外走了路子，他才会说这样的“体己话”。有此有力的奥援，无须顾虑李德立从中捣鬼，心里宽松得多了。 经过这一阵折冲，等于作了一番好好的休息，薛福辰的心已定了下来，随着恩承进见。 行过了礼，跪着等候问话。 “你的医道，是跟人学的，还是自己看书，看会的？”慈禧太后的声音很低。 “臣也曾请教过好些名医。不过，”薛福辰答道，“还是自己体会得来的多。” “医家有好些个派别，你是学的那一派啊？” “臣最初佩服黄元御，这个人是山东人，他因为误于庸医，坏了一只眼睛，发愤学医，自视甚高，确有真知灼见。他为人看病，主张扶阳抑阴，培补元气。” “喔，”慈禧太后问道：“你看过妇科没有？” “看过很多。”薛福辰答道：“臣在京，在湖北，在山东服官，亲友家内眷有病，都请臣看。” “这么说，你的经验多。”慈禧太后欣然说道，“你替我仔细看看脉，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用不着忌讳。” “是！” 慈禧太后似乎还要问什么，让李莲英拦住了，“佛爷歇歇，多说话劳神。”他屈一膝，将双手往上平举，虚虚作个捧物的姿态，“让薛福辰请脉吧！” 于是慈禧太后将右手一抬，李莲英双手托着，将她的手捧在茶几上，下垫黄缎小枕，上覆一方黄绸，然后向薛福辰努嘴示意。 薛福辰磕一个头起身，低头疾行数步，跪着替慈禧太后按脉，按了右手按左手，按罢磕头说道：“臣斗胆！瞻视玉色。” 慈禧太后没有听懂，问李莲英：“他说什么？” 李莲英也没有听懂，不过他会猜，“薛福辰想瞧瞧佛爷的气色！”他说。 “喔，可以！”慈禧太后又说：“把那边窗帘打开。” 薛福辰听这一说，便又磕一个头，等站起身来，东面的窗帘已经掀起，慈禧太后的脸色，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于是薛福辰抬头望去，但见慈禧太后面色萎黄，眼圈发青。她生来是一张长隆脸，由于消瘦之故，颧骨显得更高，加上她那一双炯炯双目，特显威严。薛福辰不由得就将头低了下去，不敢逼视。 “你看我，到底是什么病啊？” “望、闻、问、切”四字，薛福辰已有了三个字，虽然听闻不真，但只凭自己三只指头，一双眼睛，便已十得八九，慈禧太后是经过一次严重的血崩，而下药未能对症，虚弱到了极点。幸亏遇着自己，及今而治，还可挽回，否则仍旧由那些太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诊察既不能深究病根，下药又没有一定宗旨，就非成不治之症不可了。 只是血崩有各种原因，而李德立始终未提“崩漏”二字，不知其中有何忌讳？再想起李莲英的警告，便越发不敢说真话。略想一想答道：“皇太后的病在肝脾。肝热，胆亦热，所以夜不安眠，脾不运行则胃逆，所以胃口不开。” “你说得倒也有点儿道理。”慈禧太后问道，“该怎么治呢？” “以降逆和中为主。”薛福辰怕慈禧太后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意思，改了一种说法，“总要健脾止呕，能让皇太后开胃才好。”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深为嘉许：“吃什么，吐什么，可真受不了。你下去开方子吧！” 于是李德立等人，接着请脉。薛福辰便被引到内务府朝房去写脉案、开方子。他凝神静思，用了半夏、干姜、川椒、龙眼、益智五味叶、以竹叶为引。写完由笔帖式用黄纸誊清，立刻装入黄匣，进呈御览。 隔了有半个时辰，只见恩承携着黄匣走了来，一见面就问：“薛老爷，你这个方子，跟你跟上头回奏的话，不相符啊！” “喔！”薛福辰有些紧张，“请恩大人明示，如何不符？” “你说皇太后肝热，胆也热，怎么用的热药？川椒、干姜，多热的药！” 原来如此！薛福辰放心了。从容答道：“姜的效用至广，可以调和诸药，古方中宣通补剂，几乎都用姜，跟半夏合用，是止呕首要之剂，川椒能通三焦，引正气，导热下行。而且有竹叶作引子，更不要紧。” 尽管他说得头头是道，恩承只是摇头，“薛老爷！”他放低了声音说，“你初次在内廷当差，只怕还不懂这里的规矩，药好药坏是另一回事，不能明着落褒贬。这个方子有人说太热，你愣说不要紧，服下去出了别的毛病，谁担得起责任？” 薛福辰明白了，是李德立他们在捣鬼。因而平静地问道：“那么，请恩大人的示，该怎么办啊？” “上头交代，跟三位太医合定一张方子，回头你们好好斟酌吧！李卓轩他们，也快下来了。” 等李德立退了下来，对薛福辰又是一副神态，连声称赞“高明”。这也许是真的觉得他高明，也许是因为慈禧太后对他嘉许之故，薛福辰无从明了，只能谦虚一番。 谈到方子，李德立说道：“上头交代，姜椒必不可用。不知道抚屏先生有何卓见？” “自以培补元气为主。当务之急，则在健脾。”薛福辰说，“今日初诊，我亦不敢执持成见。” 李德立不置可否，转问庄守和、李德昌：“健脾之说，两公看，怎么样？” 庄守和比较诚恳，点头称是，李德昌资格还浅，不敢有所议论。于是健脾的宗旨算是定下来了。 ““既然如此，以‘四君子汤’加半夏，如何？” 李德立这几个月为慈禧太后下药，一直以四君子汤为主。 薛福辰懂得他的用意，一则是要表示他用药不误，二则是半夏见功，则四君子汤连带可以沾光。好在这是一服很王道的药，与培补元气的治法，并不相悖，只要略微改一下就行了。 于是他说：“很好，很好。不过，人参还以暂时不用为宜。” 于是开了白术、茯苓、炙甘草、半夏四味药。等送了上去，有太监来传旨：赐饭一桌。 由恩承相陪，一面吃，一面谈值班的办法。 “内廷的章程，薛老爷怕还不尽明了。”恩承说道，“圣躬不豫，除非是极轻极轻的病，不然就要在内廷值宿，随时听传请脉。如今除了三位太医以外，外省举荐到京的还只有薛老爷一位，如何轮值，请各位自己商量，暂时定个章程。等各省的人都来了，再作道理。 薛福辰心想，就算两个人一班，隔日轮值，用药前后不符，如何得能收功？既已奉召，自然要殚精竭力，方不负举主的盛意。因而毫不迟疑地答道：“皇太后的病证不轻，为臣子者，岂敢偷闲？我日夜伺候就是了！” “好！薛老爷，真有你的。”恩承翘一翘大拇指，然后又问李德立：“三位如何？” 李德立酸味冲脑，脱口答道：“抚屏先生这样子巴结，我们更不敢偷懒了！自然也是日夜侍候。” “那就这么定规了。吃完饭，我派人跟薛老爷回去取行李。” 饭罢各散，李德立赶到御药房去监视煎药，薛福辰出宫回客栈。刚一坐定，恩承带着内务府的笔帖式和两名苏拉，坐一辆大车赶到了。 相见礼毕，恩承将他拉到一边，含着微笑，悄然说道：“薛老爷，恭喜，恭喜！” “喔！”薛福辰不知怎么回答。 “一来是李中堂的面子，二来是李总管的照应，上头很夸奖你，说你忠心！不过，”恩承放出极恳切的神色，“李中堂有信给我，我拿你当自己人，内廷当差，总以谦和为贵，也别太扫了李卓轩他们的面子。” 这自是一番好意，但薛福辰称谢之余，不免懊恼。自觉满腹经纶，未见展布，如今以“方技”邀恩，已深感委屈，谁知还要再屈己从人，想想实在无趣。 过不了几天，又有个荐举来京的到了。此人是山西巡抚曾国荃应诏所保，名叫汪守正，字子常，杭州人。汪家以经营典业起家，号称“汪百万”。在乾隆年间，汪氏“振绮堂”，与宁波范氏“天一阁”，为海内知名的浙西浙东两大藏书家。 汪家最有名的一位人物叫汪远孙，字小米，承乾嘉的流风余韵，广接宾客，喜欢刻书，他自己也有好几种关于考订古史的著作。这个汪守正就是汪小米的胞侄，捐班知县出身，分发河南，补了实缺，颇见才干。以后调到山西，为曾国荃所赏识，由简县虞乡调补一等大县平遥，接着又调阳曲，是太原府的首县，也是山西全省的首县。 当首县的真正是做官，不会做的，苦不堪言。明朝末年有个阳曲县令叫宋权，常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县官与上官同城，叫做附郭，附郭省城的首县，等于督抚、将军、监司的“帐房”兼“管家”，婚丧喜庆，送往迎来，都由首县办差。伺候贵人的颜色，不是件容易的事，出力出钱之外，还要受气，所以说“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但长袖善舞，会得做官的，当首县却是件极有兴头的事，因而又有首十字令：“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将中中；七曰梨园子弟勤供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汪守正便是十字俱备，外加医理精通，是山西全省第一能员。如今由曾国荃举荐为慈禧太后看病，是飞黄腾达，千载一时的机会。他早已盘算过，病看得好，一定升官，看不好，不如自己知趣辞官，反正回任是决不可能的了，所以奉召入京时，尽室而行，行李辎重，相当可观。 到了京师崇文门，照例验关征税。旁人听说是山西来的“汪大老爷”，不免讶异，山西连年大旱，汪守正的宦囊何以如此丰富？有人说他办赈发了大财，也有人说他本来是富家，无足为奇。不论如何，那番鲜衣怒马的气派，洋洋自得的神态，与薛福辰不可同日而语，却是众目昭彰的事实。 进了城先到宫门递折请安，接着便是与薛福辰同样待遇，在内务府受李德立的“考校”，预备第二天进宫请脉。 退出宫来，回到客栈，汪守正打点礼物，分头拜客，曾国荃替他写了十几封信，分托京中大老照应，一时也拜不完，只好先拣要紧的人去拜。此外还有两个要紧人，也是非拜不可的，一个是李德立，一个是薛福辰。 一打听，李、薛二人都在内廷值宿，这天是见不到了。汪守正无奈，只好打听到李德立的寓所，派人投帖致意。同时送上一只红封袋，外写“冰敬”，内装银票二百两。 非常意外地，等跟班投了帖回到客栈，李家跟着就送来四样菜，然后李德立来拜。相见寒暄，彼此都极亲热，汪守正特意致歉，说是由于他在内廷值宿，所以不曾亲自拜访，十分失礼。 “不敢，不敢！”李德立拱手答道：“内廷值宿，亦有放回家的日子，今天正好轮着兄弟歇工。幸会之至。” “真是幸会！二十年来，久仰‘李太医’的大名，识荆之愿，一旦得偿，真正快慰平生，无论如何要好好请教。” 于是汪守正留他便酌。一则是看在二百两银子的份上，再则有心结纳，好对抗薛福辰，所以李德立欣然不辞。灯前把酒，谈得相当投机。 这一谈自然要谈到慈禧太后的玻李德立对薛福辰有意卖关子。在汪守正面前，却无保留。然而他所知亦实在有限，并不比薛福辰凭一双眼睛，三只指头察觉所得来得多。 而在汪守正，获益已经不浅，此刻所要明了的，是薛福辰如何下药？ “说起来亦算别创一格，那位抚屏先生用的竟是姜椒，又说出自古方，连西圣自己都认为不妥，终究另拟了方子。” 等他把薛福辰初次请脉所拟的两张方子，以及这几天仍以健脾益气的治法为主的情形一说，汪守正便已了然，薛福辰确是高明。同时也料准了薛福辰必已知道慈禧太后的病根，只是脉案上不肯说破而已。 “抚屏先生最初学的是黄坤载，不过能入能出，博究诸家，能得其平。”汪守正又说，“其学大致宗东垣，自然以温补为主。” 这是汪守正的老实话。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是河北富家子弟，所交都是嗜欲逸乐的贵介，起居不时，饮食失调，往往伤于脾胃，所以发明补中益气，升阳散火的医道，成为“温补”一派，而所重特在脾家。慈禧太后缠绵久病，气血两亏，从健脾入手，使得饮食能够渐归正常，培元益气，崩漏自然可以止住，是极好的治法。 因此，汪守正打定了主意，自己要跟薛福辰合作，才能见功。不过李德立对他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自己的打算，决不可泄露。为了希望此人不掣肘，还得好好下一番敷衍的工夫。 这一夜自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进宫，在内务府朝房会齐，见着了薛福辰，他恐怕李德立猜疑，不敢过分亲热。一经请脉，越觉薛福辰入手便正，只是健脾以外，还须润肺，同时也觉得人参未尝不可用，因而开了一剂以人参、麦冬为主，与温补差相仿佛的甘润之剂。 方子呈上，所得的“恩典”与薛福辰一样，赐饭一桌，由恩承陪着吃完，然后搬行李入内廷值宿。是内务府的空屋，与薛福辰同一院子，南北相望。 行客拜坐客，汪守正只送了几部医书，但都是极精的版本。最名贵的是一部明版的，刻印于万历年间，是李时珍这部名著的初刊本。原是汪守正行踪所至，不离左右的，此时毅然割爱了。 薛福辰不肯收受，无奈汪守正意思诚恳，却之不恭。收是收下来了，觉得老大过意不去，想有所补报，只以身在客边，无从措办，唯有不断称谢。当然，有此一番结交，自有一见如故之感。 到得夜深，薛福辰一个人在灯下打围棋谱，汪守正却又不速而至。这次是专门来谈慈禧太后的病情的。 “薛先生！”他年纪比薛福辰大，但称谓很谦恭，“上头既然忌讳崩漏的字样，总得安上一个病名。”他说，“有人问起来，圣躬如何不安，到底什么病？莫非也象那班太医，支吾其词？” “说得是！”薛福辰沉吟了一会答道：“病呢，也可以算是‘骨蒸’。” 汪守正点点头：“这一说就对了！我也觉得可以说成骨蒸。 得薛先生一言，就算鉴定了。” “子常兄，你太谦虚了。”薛福辰微感不安。 “实在是要请薛先生指点提携。” “指点”也许是客气话，“提携”则薛福辰心甘情愿。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诊，合拟方子，薛福辰便支持汪守正的看法，仍旧用了人参、麦冬这几味药。 第十三节 曾纪泽是六月二十四到俄国京城彼得堡的，接连打来三个电报，第三个是报告会见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的经过。格尔思表示“条约改议，外国尚有之，罪使从古未有。”态度是“面冷言横”。因此，曾纪泽奏请将“崇厚罪名宽免，为转圜第一步”，说是“虽干清议不敢辞”。 这句话自是指李鸿藻和那班清流而言。主战一派在躁进的张之洞策动之下，花样百出。 宝廷刚刚上了一个折子，说是“外患渐迫，请召知兵重臣左宗棠入朝，筹划方略，以济危难”，使得恭王相当头痛，现在接到曾纪泽的电报，他虽有“干清议而不敢辞”的勇气，恭王却不肯贸然代崇厚乞恩，只拿曾纪泽的电报面奏取旨。 慈安太后也作不了主。于是恭王建议，请两宫太后“同赐召对”。事实上也只有此一法，慈安太后便到长春宫跟慈禧太后去商议。 “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怕累着了你，又怕你生气。”慈安太后说，“你自己瞧着办吧，能支持得住，跟大家见见面也好。” “不要紧！”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说：“这两天吃的药，倒仿佛很对劲，那一会儿的工夫，怎么会支持不住？” 这是半年之中，慈禧太后第二次跟军机大臣见面，距离上一次视朝，也有两个月了。瞻视御容，消瘦得令人吃惊，七月初的天气，她却穿的是缎子夹袍，宫女扶上御座，气喘不止，好久才能回答群臣的问安。 “李鸿章、曾国荃荐的大夫都不错。”她用很微弱的声音说，“人还虚得很，不过舒服得多了。” “国家多事之秋，全靠两位皇太后决大疑、定大计，臣等才好遵循。”恭王很虔诚地说：“仰赖祖宗在天之灵庇佑圣躬，早日康复，才是宗社臣民之福。” “你们急，我也急！偏偏又不是一服药、两服药治得好的玻你们办事，总要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实心实力，和衷共济，大局才能对付得过去。” 声音极轻，而话中的分量很重，尤其是那一句“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仿佛指责，见慈安太后老实好说话，有什么欺罔的情形似的。然而这亦无从辩白，只能这样答说：“国事如此。臣等决不敢有丝毫偷闲，敷衍塞责的心思。 “原要这样子。”慈禧太后接着便提到曾纪泽的请求：“崇厚定罪，当初原说等曾纪泽到了俄国以后再议。既然俄国接待我国的使臣，而且，说条约还可以改议，是这样，崇厚杀不杀，就没有要紧了。就不杀崇厚，放他出来，他还能逃到外国吗？就把他放出来好了！” 听得这话，恭王如释重负，但不宜多说任何一句话，只平静地答一声是。 “我也不想打仗，不过也要和得下来才行。把崇厚放了，是小事，一放崇厚，大家以为朝廷怎么样委屈都可以，决计打不起来，就此把各处防务都撂下了，白忙半天，一旦有事，仍旧受人欺侮，那可是件大事。” “防务自然还是加紧办理。”恭王答道：“各国使臣跟新闻纸上都说，俄国兵船在八、九月间打算封我辽海，除了已奉旨派曾国荃督办山海关一带海防事宜以外，臣等公议，想派鲍超带领在两湖招募的勇丁一万人，克日坐船北上，在山海关与京城之间，择要驻扎，一则备边，二则保护京畿。这样子办，是不是妥当？就今天请两位皇太后定下主意。” “鲍超是勇将。他跟曾国荃自然合得来，就怕他跟李鸿章面和心不和。” “这一层，不烦圣虑。他们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何况国事如此，不至于还闹意气。” “那好！”慈禧太后又说：“饷要给鲍超筹足。” “是。”恭王答道，“新募这一军，开拔之前，由湖北在部拨边防经费项下照拨，到防以后，户部另外给他筹饷。” “左宗棠呢？”慈禧太后问到宝廷的奏折，“他到底在西北多年，让他到京里来当差，这个主意也不错。不过，他来了让他干什么？在西北，又找谁替他？这些，你们都想过没有？” 恭王自然想过，也跟大家谈过。主战一派自是极力赞成此议，以为左宗棠入参大计，足以增加声势。而主和一派居然亦众口一词，说宝廷的主意很高，这就另有文章了。 左宗棠在西北，虽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以专阃之寄，调兵遣将，把局势搞得剑拔弩张，军机处无从遥制，也头痛得很。如今内调入京，明为尊崇，其实羁縻，和战之计，反倒容易控制。至于左宗棠到京，派什么差使，以及西北军务由谁接替？当然也有安排。 “回圣母皇太后的话，左宗棠原为东阁大学士，将来到京，是不是派在军机上行走？另外请旨。至于新疆军务，自以左宗棠保荐为宜。” “咽。”慈禧太后点点头，觉得有些支持不住，便即问道：“还有什么事要谈？” “张之洞有个折子论海防，牵涉的事项甚多。”说到这里，恭王特意停了下来，要看慈禧太后是何表示，再作道理。 “那还是你们谈吧！”慈禧太后说道：“张之洞倒是肯用心，肯为朝廷出力的人。” 就这一句话，便等于已作了裁决，凡有所奏，应该尽量采纳。因而恭王答应着说：“臣等仰体圣意，拿原折逐款商量停当，奏闻取旨。请圣母皇太后先回宫吧！” 于是慈禧太后先离座回长春宫。接着便送进来一个黄匣子，里面是经她裁定的两案，写旨呈阅。 第一道是明发上谕： “谕内阁：前有旨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谕令曾纪泽将应议条约，妥慎办理。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曾纪泽电报，现在商办一切，恳为代奏施恩等语。崇厚着加恩即行开释。 ”一看，慈禧太后便皱起了眉。这道上谕，含混笼统，语意不清，“商办一切”与”代奏施恩”有何关系。“施恩”是要施什么恩？都不明白，本想动朱笔替它改正，但精神不济，>第二道是廷寄：“左宗棠现已行抵哈密，关外军务谅经布置周详，现在时事孔亟，俄人意在启衅，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着来京陛见。一面慎举贤员，堪以督办关外一切事宜者，奏明请旨，俾资接替。此外带兵各员中，有才略过人，堪膺艰巨，秉性忠勇，缓急足恃者，并着胪列保荐，用备任使。 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这道廷寄，没有什么地方要改，随即发了下去。于是李莲英面奏：“该请脉了。” “不必五个人一起上来。”慈禧太后忽然说道：“就传薛福辰、汪守正好了。等我好好问一问他们。” 薛、汪两人已取得信任，同时也颇蒙优遇，慈禧太后特赐矮凳子，让他们在御前坐着谈，这是宣力有年的高龄大臣都未能得到的恩典。 慈禧太后特意摒隔太医，只召薛、汪，是有意要跟他们谈谈。一则破闷，二则是采风问俗，想了解民间疾苦，更想了解官吏贤愚。 这方面，汪守正就比薛福辰大见才具了，应答奏对，十分称旨。问到山西的官吏，他总是扬善隐恶，归结于颂扬圣明，十分动听。 “阎敬铭在山西怎么样？”慈禧太后问道，“他在山西办赈，经手的款子很不少，是不是很清廉啊？” “是，”汪守正答说，“阎敬铭督办山西赈务，老百姓拿他比做包龙图。曾国荃常常在臣面前夸奖他，说为人臣者，总要象阎敬铭这样子清廉刻苦，实心办事，方不负朝廷识拔。 阎敬铭也常跟臣说，秦晋大旱，皇太后垂念备至，在国库万分支绌之际，一次次拨出大批款子放赈。如果我辈在里面侵渔分文，试问如何上答皇太后天高地厚之恩。” “真是这样子吗？”慈禧太后问道：“有人说他在山西，趁荒年地价贱，买了许多良田，又特为搬家到山西。这话又是打那儿来的呢？” “阎敬铭在山西办赈，极其认真，真正涓滴归公，难免得罪了人，造谣糟蹋他，也是有的。至于搬家到山西，是因为他的原籍朝邑，靠近黄河，地势太低，每每闹水，所以搬到解州运城，这也是好早的事了。” “唉！”慈禧太后感慨地，“可见得做个清官也不容易。朝廷自然要保全清官，就怕听不见真话。你们见到什么，听到什么，总要本着良心老实说才好。” “是！”薛、汪二人同声回答。 “阎敬铭的性情是不是很耿直？” “是。他忠心耿耿，正直无私。” 就这样谈着，慈禧太后慢慢浮起了记忆，首先是记起阎敬铭的相貌，又矮又小，而且两只眼睛一高一低。但慈禧太后还记得胡林翼保他总办东征粮台时，奏折中有句考语：“阎敬铭气貌不扬，而心扬万夫。”不由得又生了感慨。 “真正人不可貌相！象阎敬铭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办大事。”慈禧太后又想起一件事，“说他在湖北的时候，跟总督抬杠，愣要杀总督的贴身小厮，汪守正，你可知道这件事？” “臣听说过。” 总督是说官文，所谓“贴身小厮”就是官文的娈童，名叫张玉。官文宠他出了格，命他带领督署卫队，每次军功保案，都替他加上一个名字，一直保到从二品的副将。 张玉入夜为总督侍寝，白天带着卫队，横冲直撞，胡作非为，当湖北藩司的阎敬铭，早就看他不入眼了。照例，藩司必加督署或者抚署的营务处总办头衔，为的是好节制武将，而张玉自以为二品大将，又倚仗官文的势力，根本不把藩司放在眼里，这就越发伤了阎敬铭的威信，要找机会办他。 有一天机会来了。张玉带领亲兵数人，闯入民居，奸杀了人家的一个闺女。 这家的父兄，当然进城报案，哭诉伸冤，江夏县和武昌府都感到棘手，将案子拖延着不办。不久，阎敬铭得知其事，勃然大怒，立刻传轿“上院”，向总督要凶手。 张玉当然也知道闯了大祸，阎敬铭一定放不过他，所以早就在官文面前，自陈无状，要求庇护。因此，当阎敬铭求见时，官文派戈什哈答：“中堂病了，不能见客。请阎大人先回衙门，等中堂病好了，再过来奉请。” “我有紧要公事，非见中堂不可。如果有病要避风，我就在上房里见，也是一样。” 戈什哈无奈，进上房据实禀报，结果仍是不见，也仍是拿病来作推托。 阎敬铭料事深刻，已防备到有此一着，早就想好了对策，因而若无其事地说：“既然如此，中堂的病，总有好的时候，好了自然要传见，我就在这里待命好了。”说到这里，转脸吩咐跟班：“取我的铺盖来！总督衙门的司道官厅，就是我藩司的行署，有公事送到这里来看。” 于是跟班真的取了铺盖，就在司道官厅的炕床上铺好，供阎敬铭安息。先以为他一时负气，到明天自觉不成体统，会悄然而去，因而官文置之不理。那知完全不是这回事，阎敬铭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天。他秉性俭朴，起居极能刻苦，所以住在那里，丝毫没有不便的样子。 这一下轰动了湖北的官场，认作旷古未有的奇事，都要借故来看个究竟，总督衙门真的成了藩司的行署。官文大窘，先是请臬司和本衙门的幕友劝驾，阎敬铭拒绝不从。最后只好请出巡抚和武昌府知府来了。 湖北巡抚叫严树森，武昌知府叫李宗寿，官文请出这两个人来，主要的是因为他们也都是陕西人，希望动以乡情。当严、李受命调解时，官文自己躲在屏风后面听，只听见作调人的，譬喻百端，被调解的坚持不可，从一大早讲到午炮声起，严树森舌敝唇焦，脸色非常难看。看样子，作调人的也要跟阎敬铭翻脸了。 “大人！”阎敬铭始终是这么一句话：“不杀张玉，我决不回衙门。” “太难了！”严树森大有拂袖而起的模样。 官文见此光景，硬一硬头皮，从屏风后面踏了出来，“丹初！”他说，“赏我一个面子！”接着，双膝着地，直挺挺地跪在阎敬铭面前。 他避开一步，回身扬面，装作不曾看见，这一下，严树森有话好说了，“丹初，”他用责备的语气说，“你太过分了！ 中堂自屈如此，难道你还不能网开一面？” 于是阎敬铭不得不扶起官文，同时说道：“中堂依我两件事，我就不杀张玉。” “依，依！”官文一叠连声地说，“只要不杀张玉，什么事都好办。” “第一、张玉立刻斥退。” “可以。我马上下条子。” “第二、张玉立刻递解回籍，不准片刻逗留。” 提到这个条件，官文面有难色，只为断袖余桃之爱，难以割舍，然而那也只是瞬息间事。想起阎敬铭的峻厉，盘踞督署，三日不去，自己万般无奈的窘迫光景，顿觉心悸，不暇细思地答说：“都依，都依。来呀！” 其时堂上堂下，材官卫士，肃然林立，只见督抚并坐，神色将顺，而矫小如侏儒的阎敬铭，侃侃而谈，心雄万夫。对这奇异的景象，无不瞠目结舌，看得呆了，因而对官文的喊声，一时茫然。息了一下，才暴雷似地答出一声：“喳！” “张副将在那里？” 张“副将”就在屏风后面，心惊胆战地走了出来，一张脸上又青、又红、又白，忸怩万状地站在那里，似乎连两只手都不知道放在何处好？ “给阎大人磕头！”官文吩咐，“谢阎大人不杀之恩！” “是！”张玉向阎敬铭面前一跪：“阎大人……。”他还只叫得这一声，阎敬铭已经翻脸，大声喊道：“来人！” “喳！”应声上堂的是藩司衙门的差役。 “拿这姓张的拉下去打，打四十！立刻发遣。” 张玉神色大变，只看着官文。官文却不敢再求情了，微微转脸，避开了张玉的视线，接着便起身退入上房。 于是当堂重责四十板，传了江夏知县来，即时派解差将张玉押送出境。等处理完毕，阎敬铭求见官文，长揖请罪。 “算了，算了！”官文索性付之泰然，“也怪不得你。” 口头是如此说，心里却另有打算。官文很服从人，前有胡林翼，后有胡林翼所提拔的这个阎敬铭，不但帮自己封侯拜相，而且靠他们坐享富贵，所以此时虽觉阎敬铭可畏，却没有丝毫报复的念头，反倒密保他“才堪大用”，接替内调的谭廷襄，署理山东巡抚。 听罢汪守正所谈的故事，慈禧太后对阎敬铭大感兴趣。多少日子来，她有这样一个感觉，恭王越来越怕事，越来越软弱，当年的英气、锐气，仰乎已荡然无存，一味圆融，近似乡愿。朝中负实责的大臣，不是象沈桂芬那样迁就实际，务求平稳，就是象李鸿藻那样硁硁然近乎迂腐，太不讲实际。现在正需要象阎敬铭这样一个精明强干，实事求是而有操守的人，来改换风气。不过阎敬铭一直称病，也不知是真是假？眼前还没有精神来振饬纲纪，且先搁着再说。 又过了些日子，各省所荐的医生，纷纷到京，最有名的是一个江苏常州的秀才；名叫马文植，号培之。他的祖父是名医，马文植家学渊源，声名极盛。然而他的运气没有薛福辰、汪守正来得好，因为慈禧太后经过薛、汪的诊治，病势大见好转，便不容易显他的本事，请脉以后，主张以润肺为主。 慈禧太后原有痰中带血的症象，所以这个甘润的治法，与薛、汪的温补，相得益彰，病情大见好转，慈禧太后也兴致勃勃地，打算苦中作乐，好好过个中秋。 第十四节 逢年过节，对于懿亲近臣，照例有文绮食物的赏赐。慈禧太后一向喜欢料理这些琐屑细务，养病无事，也正好以此作消遣，所以亲自检点，交代首领太监刘玉祥，分头派送。 赏醇王府七福晋的是八盒食物，派了个十五岁的小太监李三顺，带领两名苏拉，挑着食盒出宫。太监出宫办事，照规制不能走正门，李三顺年轻不识轻重，领着苏拉直奔午门东左门。 “站住！”一个守门的护军，名叫玉林的大声喝阻。 李三顺吓一大跳，心里有气，便扬着脸问：“干吗？” “你懂规矩不懂？” “什么规矩？” “这里是你能走的地方吗？” “奇怪了！”李三顺受了呵斥，自觉脸上挂不住，便抬出大帽子来：“我奉西佛爷懿旨，出宫办事，为什么不能走这儿？” “办什么事？” “你管不着！” 这一下，将玉林惹恼了，“你打我这儿走，就得归我管！” 他往里挥手，“回去，回去。这儿不能走！” “哼！”李三顺冷笑一声，夺门便闯。 玉林自然放不过他，一把拉住，李三顺便待翻脸。正拉拉扯扯，不得开交时，另外走来两名护军，一个叫祥福，一个叫忠和，倒是一番排解的好意。 “住手，住手！”祥福劝开两人，看着食盒问李三顺：“这是什么？” “西佛爷赏七福晋的东西。” “你在宫里当差几年了？” “你问它干吗？” 李三顺是盛气凌人的样子，祥福的语气却很和缓，“我怕你年轻还不懂规矩，你不能走午门，就算能走，也得‘照门’。”样福将手一伸，“条子呢？” 太监携带任何物件出宫，必须先报敬事房，知照门禁放行，称为“照门”，祥福所要的是放行的条子，而李三顺拿不出来。 不但拿不出来，而且蛮横无理，“什么条子？没有！”李三顺瞪着眼说：“要条子跟西佛爷要去。” 这一来连祥福都忍不住了，刚要申斥，忠和走上来将李三顺一推，脸却冲着祥福，“这小子不说人话，理他干什么？” 他说，“不准他走就是了。” “我偏要走！”李三顺应声而答，往外直冲。 于是三个人一起动手，揪住了他。李三顺索性乱抓乱打，玉林和忠和要还手，祥福大声喝道：“打不得！” 玉林与忠和醒悟了，一打便是祸事，苦是李三顺身上有了伤，便百口难辩，“官司”非输不可。 这一闹惊动了护军统领岳林，亲自赶到午门。到时只见护军营的章京和派在午门的“司钥长”正在排解。李三顺年纪虽小，人却刁蛮，看出护军有所顾忌，越发狐假虎威，挺胸凸肚地站在那里，非要出宫不可。 岳林很生气，也很为难，李三顺算不了什么，只为慈禧太后惹不起。照规矩就该将李三顺捆起来，送到敬事房去处分，为了是慈禧太后宫里的人，不便那么办。可也不能放李三顺出宫，因为这一来便是毁了多少年来的规制，不但以后各宫太监都可任意出入，门禁有如虚设，更怕领侍卫内大臣查究，或者言官上折参劾，是异常严重的罪名。 因此，唯一的处置就是折中办理，不放李三顺出宫，可也不难为他，只用好话将他劝回去。 “大家都是当差，你也想想我们的难处。”受命去劝解的司钥长立祥，跟李三顺说好话：“你一定要由这儿出宫，也行，不过你得先跑一趟，取敬事房‘照门’的条子来。” “我不去！”李三顺答得极快：“西佛爷只叫我赶紧送到七爷府，没有叫我取什么条子。什么‘照门’？我不懂！”立祥大怒，但硬忍住了，只寒着脸问：“你讲理不讲理啊？” “你们人多，我跟谁去讲理？哼，反正总有讲理的地方！” 这是意指在慈禧太后面前讲理。动辄拿大帽子压人，实在可恶。立祥也报以冷笑，“我劝你知趣一点儿。”他说，“公事公办，谁的理长，谁的理短，你到底不是三岁小孩，总该有个数吧！” 语言一冷，便显得不大好惹，李三顺心一横，决定耍赖，向两名苏拉喝道：“挑起担子走！” 大家都当他知难而退了，谁知他竟是往外硬闯，苏拉看他如此，自然也跟着他，等玉林迎头一拦，李三顺便有意斜着一倒，往食盒上撞了去，撞翻了食盒，里面由小而大一叠九个月饼，滴溜溜滚得满地。 “好，好！”李三顺跳起身来，装得气急败坏地，“你们打我不要紧，打坏了御赐的东西，看你们怎么交代？”说完，回身疾走。 包括护军统领岳林在内，无不一愣，想不到李三顺有此阴险奸刁的一着！等会过意来，岳林跳脚吼道：“坏了，坏了！ 赶快把他拦回来。” 李三顺似乎算到他们会拦他，早已跑得远远地，过金水桥，进贞度门，绕弘义阁，从右翼门直奔长春宫去见首领太监刘玉祥。 刘玉祥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信了李三顺的片面之词，一一照奏，说李三顺奉旨赍送食物，午门护军要开盒检查，李三顺怕一开盒，灰沙沾污了食物，出言拦阻。护军蛮不讲理，不但动手打了李三顺，而且还打坏了食物。请懿旨发落。 这一来自然又惹动了慈禧太后的肝火，怒不可遏，一叠连声地说：“反了，反了！” 一直积郁在心里的怒火，就此如燎原一般，无可遏制，当天请脉便大不对了。慈禧太后肝火太旺，甚至不肯服药，口口声声“不想再活了”。 从未见她如此盛怒过，连荣寿公主那样沉着的人，都不免有些着慌。倒是李莲英有主意，一言不发到钟粹宫求见慈安太后，什么话都不说，只说好歹要让慈禧太后息怒。 息怒先要出气，出气就得办人。慈安太后百般劝慰，答应严办护军。护军统领岳林也知道惹了祸事，自己先作处置，一面看管玉林，一面上奏自劾，说是“太监不服拦阻，与兵丁互相口角，请将兵丁交部审办，并自请议处。” 那知不上这个折子还好，一上更惹慈禧太后不满，指岳林是避重就轻，意图狡赖，罪无可逭。 折子发到军机，恭王连连叹气，国事如此，偏偏还惹出这些意外麻烦。慈禧太后病中盛怒，何处去讲理，说不得只好屈法了。 于是，军机承旨，拟发上谕，说岳林所奏“情节不符。禁门重地，原应严密盘查，若太监赍送物件，并不详细问明，辄行殴打，亦属不成事体。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提集护军玉林等，严行审讯。护军统领岳林，章京隆昌、司钥长立祥，着一并先行交部议处。” 上谕中虽是“会同刑部”的字样，其实是刑部主审。内务府大臣恩承，亲自将玉林、祥福、忠和三名护军解送刑部，当面向潘祖荫传达慈安太后的意思，“祸首”要办成死罪。 “说实话，我不懂律例，办死罪也要会得办才行。老兄知道的，刑部有‘八大圣人’，这一案照例归‘朝审’，正是‘八大圣人’该管。我一定宣达懿旨，不过，该当何罪？要问他们。” 所谓“八大圣人”是指“总办秋审处”的四坐办、四提调，主管秋决，称为秋审，又主管直送刑部讯办的罪犯，称为朝审。这八个人是从各司选出来的顶儿尖儿，律例精通，身分矜重，办案论法不论人，那一部的司官都没有他们来得神气，所以称为“八大圣人”。 等把“八大圣人”请了来，潘祖荫宣明懿旨，征询意见。其中资格最老的一位“圣人”，名叫刚毅，字子良，镶蓝旗人，笔帖式出身，在部多年，已经定了外放广东潮嘉惠道，还未到任，此时由他发言答复。 “交部就该依法。太后要杀这三个护军，自己降旨好了。 本部不敢与闻。” “那么，”潘祖荫问道，“可以办个什么罪名呢？” “根本无罪。”刚毅说道：“大人执掌秋曹，总要以皋陶自期才好。” 此言一出，他的同官，无不皱眉，不但语气不似下属对上官，而且“陶”字念成本音便算是读了白字。刚毅常有这种笑话，潘祖荫倒也不以为异，只这样答道：“这是钦案，而且西圣震怒，我实在为难。刚子翁期我以虞舜的刑官，真正惭愧。” 再问其他七人，答语大同而小异，总而言之，无论如何罗织，也援引不上一条能处死的律例。同时还隐约表示，这一案不能只审护军，不审太监。 潘祖荫不愿也不能强人所难，端茶送客以后，绕室彷徨，不由得想到一个人。 这个人是浙江湖州人，名叫沈家本，虽是所谓“赀郎”，捐班分发刑部的额外郎中，却是年轻好学，在《周礼》这部书上，很有些功夫。这部书专讲春秋战国的典章制度，沈家本用它来与后世律例比较，每有新义发明。 潘祖荫以爱才著名，尤其敬重沈家本想要昌明法学的志气。古人虽有“读破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何术”的话，但中国读书人牢不可破的积习，还是轻视法学，以为这是刀笔小吏之事，不屑以吏为师。沈家本曾经为潘祖荫指出过，纪晓岚主纂《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这一部门，仅收法学著作两部，存目亦仅收五部，指纪晓岚的按语中“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这两句话，大谬不然。盛世不尚刑法，则玩法渎职的弊案，接踵而至，何来清明之治？纪晓岚是极通达的人，如何说出这样不通的话来？礼察他的用心，或者因为高宗好用恩威，行法严峻，因而以此为规谏。但就事论事，刑为“盛世所不尚”这句话，以词害义，实在误人不浅。 沈家本的志向是想直承秦始皇焚书以前的“法家”，所以他的精于律例，与“八大圣人”又不同。八大圣人是精于当世之律，以实用为主。沈家本则从《周礼》以下，细研历代的法典，每天上衙门，在律例馆丹铅不去手，作校勘，作笺注，十分用功。潘祖荫心想，当世之律既然用不上，不知道古时候的律例，有没有可以融通的地方？不妨找沈家本来谈谈。 “子惇兄，”潘祖荫对他所用的称呼，特显亲切敬重，“我有件事想请教。西圣于国家的关系极重，如今盛怒不解，则恐病情反复，要解她的盛怒，非杀无辜之人不可。杀一人而利天下，虽然屈法，似乎可以取谅于世。不知以往数千年，有这样的例子没有？” “这是英雄的作为，却为法家所不许。”沈家本毫不含糊地答说：“法不为一人而屈。 大人不必问，就有这样的成例，也是不足为训的恶例。” 话很耿直，潘祖荫却不以为忤，想了想说：“律例由人创始……。” “大人！”沈家本很快地打断他的话，“创此恶例，关系甚大，大人要爱惜千秋万世的声名。” 说到这一点，最能打动潘祖荫的心，虽表沉默，却是不断在点头。 “大人！”沈家本又说，“致君尧舜，全在依法力争，请大人想一想张释之。” 潘祖荫瞿然动容，同时在心里默诵《史记·张释之传》。 先是默念，念到张释之拜“廷尉”——汉朝的“刑部尚书”，便出声了：“其后，拜释之廷尉。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念到这里，潘祖荫轻击几案，慨然说道：“我就拿这个典故复奏。勉学张释之，但愿上头能有汉文之仁。” “是。”沈家本显得很兴奋，忍不住还要说两句：“大人请再想下文。” 他是说张释之传的下文，是叙他所治的另一案：有人盗了供在汉高帝庙中的一只玉环，张释之照“窃宗庙服御”的罪，判处死刑。文帝意有未足，要灭此人的族。于是张释之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盗宗庙的玉环要灭族，倘有人盗陵，还有什么比灭族更严的刑罚可用？这就是说，护军与太监因口角而斗殴这样的小事，竟要处死，则护军犯了更重的罪过，又当如何？ “听君一言，开我茅塞。”潘祖荫心悦诚服地拱着手说，“高明之至！” 未进长春宫，便觉兆头不好。既进长春宫，越觉得吉少凶多，但见太监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稍有响动，立时色变。潘祖荫真没有想到，太后的寝宫，是这样一片森罗殿似的气象。 揭开门帘，肃静无声，暗影中约略分辨得出慈禧太后的样子，他不敢平视细看，望着御座磕头请安，等候问话。 “你是那一年进的南书房？” 不曾想到问的是这么一句！莫非要撤南书房行走的差使？ 这样想着，有些心乱，答得便慢了。 “皇太后在问，”李莲英提示了一遍，“那年进的南书房？” “臣，”潘祖荫定一定神，答道：“臣是咸丰六年十一月，奉旨以翰林侍读在南书房行走。算起来二十五年了。” “有几个人在内廷当差当了二十五年的？” 这是提醒他要知恩，潘祖荫赶紧碰头：“臣蒙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两宫皇太后特达之知，历事三朝，受恩深重，粉身难报。” “哼！”慈禧太后冷笑，“倒说得好听。我再问你，你得过什么处分？” 这一问，越使得潘祖荫惶恐，只好一面回忆，一面奏答。 “臣于同治十二年，扈跸东陵，遗失户部行印，部议革职留任。同年十二月以磨勘处分，奉旨降二级调用，十三年正月奉旨赏给翰林院编修，仍在南书房行走。同年六月奉旨开复侍郎任内处分，以三品京堂候补。这都是出于先帝天高地厚之恩。” “你眼睛里没有我，那里还有先帝？”慈禧太后的声音渐渐高了，“你知道不知道，抗旨该当何罪？” “臣不敢！”潘祖荫又说：“臣愚昧，真不知圣母皇太后指的什么？” 就这句话惹恼了慈禧太后，“你还跟我装傻！”她拍着茶几，厉声斥责：“你还有点良心没有？” 由此开始痛骂潘祖荫，也不知她是那里来的气，象村妇撒泼一般，完全失去了皇太后尊贵的身分。贵公子出身的潘祖荫，又是少年得志，几曾受过这样的凌辱？尤其使他觉得委屈的是，不但挨了骂不能回嘴，而且还得连连赔罪磕头，口口声声：“圣母皇太后息怒！” 一半是骂得累了，一半是李莲英的解劝，慈禧太后终于住口，将刑部的复奏揉成一团，劈面向潘祖荫摔了去，然后起身走了。 潘祖荫几乎走不稳路，踉踉跄跄退出长春宫，脸色惨白，象害了一场大玻出宫上车，不回私第，直到刑部，将那“八大圣人”找了来，细说经过，说到伤心的地方，忍不住失声长号。 “八大圣人”面面相觑，都觉得不是味道，看来是非屈法不能过关，但要处死刑则万万不能。 哭过一场，潘祖荫的心情比较开朗了，“现在也不必随便改议。”他拭一拭眼泪说：“且拖着再说。” 这一拖拖了十天，慈禧太后倒不曾再提起。她的病势又反复了，没有精神来过问此事，甚至连对俄交涉也管不下来。 由于崇厚的开释，剑拔弩张的局势，稍微缓和了些，曾纪泽已经跟俄国开议改约，这一下发议论的又多了。内容复杂，可议之事本多，而况有张之洞的榜样在，不事抨击，只论时事，不管隔靴搔痒也好，纸上谈兵也好，只要洋洋洒洒，言之成理，长篇大论地唬得住人，便有好处。这样便宜的事，何乐不为？因而一下子来了十几个折子，每个折子都有两三千字，慈安太后拿到手里，便觉得心头沉重得透不过气来。 “怎么办呢？”她问慈禧太后，“我是办不了，你又办不动。 找几个人来帮着看折子吧？” 慈禧太后沉吟了一会，慢吞吞地说：“按规矩，有军机在，用不着另外找人。不过，军机上那几个人，也就是这么回事了，再使不出什么着儿，另外找几个人也好。” “找谁呢？”慈安太后说，“老五、老七。老六似乎也不能不在里头，再添上一个翁师傅好了。” “有弘德殿，就不能没有南书房。”慈禧太后紧接着说，“把潘祖荫也添上。” 于是八月底降旨派惇、恭、醇三王及翁同和、潘祖荫公同阅看对俄交涉的折件，并且指定南书房为看折之处。这道上谕，对潘祖荫是一种安慰，见得帘眷未衰，而对翁同和则是一种鼓舞，当差越发要巴结，进军机的日子不远了。 就在三王两大臣公同看折的那一天起，各宫各殿开始拆遮阳的天篷。拆到长春宫发现一件奇事，屋顶上有好些黑色粉末，另外还有许多一擦即燃的“洋取灯”。内务府的工匠不敢隐瞒，将这些东西取了下来，据实报告监工的司员。 屋顶何来如许引火之物？那黑色粉末又是什么？内务府的司员也不敢擅作处置，将长春宫的大总管李莲英请了来，照样陈诉，同时请示处理办法。 “这是什么玩意？”李莲英大为疑惑，指着黑色粉末说，“先得弄弄清楚。有谁识货？” “我知道。”有个太监说，“是火药。” “什么？”李莲英的脸都吓黄了，仓皇四顾，然后沉下脸来叱斥：“你别胡说！” 那名太监还要申辩，便有懂得李莲英用意的人，悄悄拉了他一把，不让他开口。 “你别听他的！”李莲英对内务府的司员说，“什么火药，胡说八道！你告诉你带来的人，不准在外头瞎说，不然，闹出事来，吃不了你兜着走！” 那名司员当然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诺诺连声地答应着，自去告诫工匠，千万不可将这话说出去。在宫里，李莲英找了首领太监刘玉祥来，有一番诘问。 “你看看，谁干的好事？简直不要命了！” 刘玉祥也慌了手脚，“李大叔，”他说：“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请你老跟佛爷回……。” 一句话没说完，李莲英一口唾沫吐在他脸上：“呸！你简直糊涂到家了。这能跟佛爷回吗？吓着了，你有几个脑袋？” 刘玉祥一听这话，是要瞒着上头，那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吗？所以虽挨了一口唾沫，脸上却绽开了笑容，自己打着自己的头说：“李大叔教训得是！我糊涂。” “查还是要查！”李莲英不胜忧虑地，“到底这东西是从那儿来的？打算干什么？” 问到这一层，刘玉祥怎么敢说？有火药、有引火之物，当然是要炸房子，炸房子干什么？不是要谋害皇太后吗？这是大逆不道的事，一追究起来，凡有守护、“坐更”之责的太监，一个都脱不得干系。办起罪来，至少也得充军。 越想越害怕，刘玉祥的两条腿瑟瑟发抖，“李大叔，李大叔！”他说，”谢天谢地，发觉得早。我看，查也无用，只有以后好好儿当心。” “怎么叫‘查也无用’？当然要查，暗地里查！”李莲英说，“还有件事，谁要是在佛爷面前多句嘴，我就着落在他身上问火药来源。” 等刘玉祥一走，李莲英发了半天的愣。事情是压下来了，但千斤重担都在自己一个人肩上，万一让慈禧太后发觉其事，追究责任，说一句：“这样的大事，你何敢瞒着？莫非你要包庇叛逆？” 转念到此，惊出一身冷汗。自己是一片赤忱，怕慈禧病中受惊，大为不宜。只是事情不发作便罢，一发作无可辩解，苦心白费，还是小事，“包庇叛逆”这个罪名，岂是可以开得玩笑的？ 他在想，这件事无论如何得要找个有担当的人说一说，一来讨个眼前的主意，二来为将来安排个见证，自己的一片苦心，才不致于被埋没。 照规矩应该找内务府大臣，但李莲英不甚情愿。在他心目中，内务府大臣算不了什么，有几个还要看自己的脸色，如何甘心倒过来去跟他们讨主意？ 静静想了一会，决定去找领侍卫内大臣。宫中宿卫，本由领侍卫内大臣分地段负责，出了这样骇人听闻的事，原也该让他们去处置。这样想停当了，立即到王公朝房找着该管的伯彦讷谟诂，悄悄地细诉此事。 “有这样子的怪事！”伯彦讷谟诂叹口气：“真是麻烦不打一处来！那洋取灯儿呢？我看看。” 李莲英做事细心，随身带着一包火药、一包洋取灯。火药不容易验出什么来，洋取灯却是一望便知新旧。 “你看这梗子，还挺白的，梗子上的‘红头’，也是好好的。”伯彦讷谟诂说，“搁在那儿，还不过几天的工夫，不然，雨淋日晒，早就不成样子了。” 李莲英答道：“王爷说得是。” “这事儿，你该去查！决不是外头人干的。”伯彦讷谟诂说，“十之八九是李三顺干的。可恶！他这样子‘栽赃’陷害护军。” 他的意思是指李三顺为了想嫁祸护军，故意“栽赃”，追究起来好办护军门禁不严的罪。李莲英也觉得有此可能，却不得不为太监辩白。 “他们不敢。尤其是李三顺，一个毛孩子，决不敢这么大胆。” “哼！毛孩子！”伯彦讷谟诂冷笑，“这年头人心大变，什么十恶不赦的人都有。莲英，我可告诉你，我要奏请严办。” “王爷，”李莲英提醒他说，“这件事闹开来，可不容易收常”伯彦讷谟诂沉吟不语，为此掀起大狱，确是不容易收场，因而问道：“你的意思呢？就此压了下来？” 这话在李莲英就不敢应承了，“我原是跟王爷回明了，大主意要王爷拿。”他又说，“西佛爷这几天脾气不好，王爷瞧着办吧！” 伯彦讷谟诂又踌躇了，这几天他也有烦恼，怕惹慈禧太后格外生气，不能不好好想一想。 伯王的烦恼是，无端惹出一场命案，在神机营闹成很大的纠纷。以蒙古亲王之尊，就算杀一无辜，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为其中牵涉到醇王，事情就麻烦了。 第十五节 从光绪入承大统，醇王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未便再担任任何差使，所兼各职，分别另简王公接替。醇王所有的职司中，最重要的是“管理神机营事务”，派由伯彦讷谟诂继任。 但当时的上谕中拖上一个尾巴：“醇亲王办理多年，经武整军，着有成效，仍将应办事宜，随时会商”所以醇王与神机营的关系不断，伯王大受到牵制。两王本是儿女亲家，醇王的长女由慈禧太后指婚给伯王的长子那尔苏，而两亲家竟因公事伤害了私谊，有些面和心不和的模样。 神机营的官兵，乐于亲近醇王，也是由于伯王治军较严的缘故。视事的第一天，他就表示：“我奉旨当这个差使，一定要把神机营整顿起来。当年祖宗入关，神机营的士兵，能够站在马上放箭。如今，你们看是什么样子？倘或再不整顿，更不知道会怎么样的糟！” “王爷，”有人劝他：“不必多事吧！这是再不能整顿的了。” 伯王不信，锐意改革，无奈积习太深，那些不长进的官兵，又以醇王为护符，所以办事越来越棘手。日久疲顽，伯王的那番雄心壮志，也早就抛入汪洋大海了。不过他的禀性峻急，遇到看不顺眼的情形，依旧会雷厉风行地严办。 这年南苑秋操，发觉火器营少了一门炮。深入追究，才发觉是一伙士兵，居然将火炮锤碎，当废铁卖了给铁匠店。如此荒唐之事，自然为伯王所不能容忍，下令首犯治罪，从犯开革。 从犯中有个骁骑校名叫富哈，他的母亲是醇王府洗衣房的嬷嬷，颇得七福晋的信任，富哈因有所恃，平时在营里就常干不法的勾当。开革以后，便端出醇王府的招牌，请人向伯王要求收回成命，或者另外补上一个名字。伯王严词拒绝，毫无情商的余地。 于是富哈乘伯王阅操的时候去求见，侍卫见他神色不善，抓住了先搜身，果然搜出一把极锋利的小刀。其意何居，大成疑问，严刑审讯之下，支吾其词，看起来是有行刺的意思。 神机营的士兵行刺长官，说出去骇人听闻，所以伯王上奏，只说“富哈挟刃寻死，请即正法，抑交刑部，请旨办理”同时，由军机大臣面奏真相，建议按军法从事，而且不必明发上谕。慈禧太后当然照准，富哈在当天就被处死了。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伯王府开出大门来，发现台阶上躺着两个妇人，年纪大的那个，已经气绝，年纪轻的那个，奄奄一息，找了兵马司的官员来，灌救无效，延到天亮也一命呜呼了。 这一老一少两个妇人，便是富哈的一母一妻。服毒自尽在伯王府的门前，自是怨无所泄，走上这样至愚的绝路。如果“仇家”是平民百姓，这一下便可以害得对方家破人亡，无奈是王公府第，除了为伯王带来不痛快以外，不会惹上什么官司，两条人命，算是白白葬送。 富哈家里还有人，他的婶母也在醇王府服役，便请见七福晋，跪地器诉。七福晋遇到这种麻烦，不知如何应付，只有告诉丈夫。 醇王当然也知道了这件事，早有神机营常奔走醇王府的人，来加枝添叶地细诉经过，说伯王御下如何严刻。神机营不同其他营伍，本就不服蒙古亲王来管辖，如今忍无可忍，唯有请醇王作主。 所谓“作主”，意思是仍旧请醇王来管。从中俄交涉开始，边防紧急，言官就不断建言，说应该联络蒙古，巩固边陲，醇王认为“这都不过是给伯彦讷谟诂开路”，每逢两宫太后提到，总是极力反对。但神机营是自己一手所培植，兵权落到他人手里，老觉得于心不甘。早年为要避嫌疑，不便过问朝政，自然也不便去抓神机营的权，最近奉旨参与大计，倘或对俄交涉决裂，拱卫京师的重任，舍我其谁？这样，就得先把神机营拿回来，才有凭借。 因此，决定借这个机会，攻掉他的亲家伯彦讷谟诂。 由此大处去看，富哈母妻之死，便有一篇文章好做。只是不论怎么样，谈不到替她婆媳俩“报仇”，除却交代帐房，好好替她们办后事，同时多赏几两银子，作为富哈家孤儿的教养之资以外，不能向伯王有所理论。 伯王也知道，他的儿女亲家对他不满，而且也听到神机营有请醇王复起的打算，只是暗中较劲的事，不便公然谈论，所以烦恼在心里。现在又遇见李莲英来诉说这么一件荒谬怪案，越觉揪心。 “你说得也对，‘西佛爷这几天脾气不好’，病中也不宜受惊”他改变了原先激动的态度，“咱们分开来办，内里归你维持，好好儿查一查，外头归我。说实话，我也还不知道怎么办，得跟六爷商量一下。看他怎么说，咱们随时商议。” 李莲英就怕案子闹大，不可收场，但一手硬压，却又担不起责任，现在听伯王有“随时商议”的话，便不会贸然出奏，颇为满意，因而连声答道：“是，是！我遵王爷的吩咐，上紧去查，王爷有什么话，务必请赏个信。为来为去为西佛爷圣体不安，不能再让上头烦心。” 话是不错，不过伯王也怕御史纠弹，不敢马虎，当时便到军机去跟恭王讨主意。 恭王也正有烦恼，烦恼是由他的长子载澂替他带来的。 这烦恼已非一日，从穆宗宾天以后，谁要提起“澂贝子”，恭王便会冒火。他不愿见这个不肖之子，而载澂也正好躲着他父亲，同时反因为恭王的见弃，更加胡作非为，成了京城里的第一号恶少。 因此，茶坊酒肆、戏园妓馆，提起“澂贝勒”，无人不知。澂贝勒有好些外室，也生下好些子女，便有人几次劝恭王，说都是天潢贵胄，也是他的亲骨血，劝他收归府郏恭王执意不允，只说：“让他们姓觉罗禅好了。”宗室与人私生的子女，不归入内务府的册籍，也不能姓觉罗，别起一姓，叫做觉罗禅，又叫做觉罗察。 在载澂的外室中，最得宠的是“奎大奶奶”，她原有丈夫，是个“不入八分”的镇国公，名叫兆奎。兆奎暗懦无能，凡事都由奎大奶奶出头料理，因而养成喜欢赶热闹的性情，尤其喜欢赶庙会，逢三土地庙、逢四花儿市、逢五逢六白塔寺、逢七逢八护国寺、逢九逢十隆福寺，一定可以看见花枝招展的奎大奶奶，左手捏一块鲜艳非凡的手绢，右手扶在丫头的肩上，踩着花盆底，风摆杨柳似的，到处跟人打招呼。 这年六月初一，右安门外十里草桥地方的碧霞元君庙，一年一度的庙市。京城里碧霞元君庙最多，俗称娘娘庙。娘娘庙进香，称为“朝顶”，按方位不同，分为南顶、北顶、东顶、西顶，而草桥这一处，则称为中顶，花木最盛。其中有一家茶社，招牌“小有余芳”，本是人家的园林，逢春开市，十分幽雅，是达官贵人初夏逛中顶必到之地。 这天的奎大奶奶，娘娘庙烧过香，便来“小有余芳”闲坐，临轩当风，解开旗袍领子上的衣纽，正拿着手绢，在轻轻擦汗，只见走进来一班一式蓝布大褂、白细布褂裤、薄底快靴的俊仆，有的抱着细席、有的拿着茶具、有的捧着衣包、有的提着食盒，昂然直入。最后进来的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少年，梳一根油松大辩，面白如玉，星目炯炯，生就两道斜飞入鬓的长眉，越显得神采飞扬。只是看到身上，奎大奶奶不由得皱眉惊异，那少年穿的是一件黑绸长衫，从上到下，绣满了彩蝶，何止上百？ “谁呀！”她在心里思量，“看样子必是公子哥儿，怎么打扮得这么‘匪气’？” 那“匪气”的贵公子，惹得满座侧目，他却毫不在乎，在居中一张大桌子旁边坐定，那双色眼肆无忌惮地扫视着年轻妇女，却是一瞥即过，直到发觉奎大奶奶才盯住了不放。 奎大奶奶被他看得心头乱跳，见他的视线仿佛是在自己脖子上，这才意会到还敞着领口，露出雪白一段颈项，倒象是有意卖弄风流似的。这样自念着，不由得脸一红，赶紧回过脸去，将领子的衣纽系上。 “大奶奶！” 奎大奶奶回头一看，正是那少年带来的一名跟班，笑嘻嘻地在哈腰为礼。 “大奶奶！我家大爷有请！” 奎大奶奶既惊且怒，“谁认识你家大爷？”接着加上一声冷笑，依旧把脸扭了过去。 “大奶奶，你是最体恤下人的，务必赏我一个脸儿！”那俊仆依旧含着笑，哈着腰，“我要请不动大奶奶，我家大爷一定说我不会办事，轻则骂、重则打，碰得不巧，还会撵我出府。一家八张嘴，怎么得了？大奶奶，你就行行好，点个头吧！” 奎大奶奶又好气、又好笑，可也有些得意有些窘。只是说到头来，众目睽睽之下，不能不顾面子，便虎着脸呵斥：“你倒是仗谁家的势？大青白日的，就敢这么跟人罗唣？” “是，是！大奶奶别动气。”那人倒退两步，连连躬身，“大奶奶真不肯赏面子，不敢勉强。府上在那儿？赏个地址，改日到府上跟大奶奶磕头赔罪。” 奎大奶奶扬着脸不理，一双凤眼却斜斜地瞟了过去，见那衣服匪气的大爷，似笑非笑地，也是一双眼尽自盯着这面，看样子是女人面上知情识趣，肯做低服小的人。这样想着，无端地脸上一阵发热，本来太紧了一点的领口，越觉卡得难受。一伸手要去解衣纽，意会到大庭广众之间，不宜如此，便把刚抬起的手，又放了下来。一不小心，却又打翻了茶碗，更觉不好意思，自己跟自己发恨：是怎么了？丧魂落魄的！ 这样在心里自语着，赌气要回家，回头想招呼跑堂的算账，只见那一主数仆正离座而去，倒有些没来由的怅然若失之感。 “小云啊！”她懒洋洋地说，“看车夫在那儿，咱们回家。” “大奶奶，”小云有些不愿，“不说要看‘跑飞车’吗？” “今儿不看了。也不准定有。” “有！”小云斩钉截铁地说：“一定有！” “咦！我不知道，你倒知道？” “刚才有人进来跟那面那位大爷说，说是车子预备好了，请那位大爷下场玩儿。不就是跑飞车吗？” 这一说说得奎大奶奶改了主意，安坐着不动。只是那位大爷倒是什么人？若是大买卖人家的子弟，不敢这么跋扈，王公大臣家的少爷，又何致于有那么一身打扮？莫非是那个戏班子里的名脚？如果是，必是唱武生，或是唱刀马旦的，不然不敢下场跑飞车。 越想越多，越想越纳闷，也越想越有趣，奎大奶奶便招招手将跑堂的喊了过来。 “刚才，那面穿一身好匪气的衣服的，倒是谁啊？” “他！大奶奶，你是说穿一件百蝶绣花大褂儿的那位大爷吗？” “是啊！” “大奶奶，你恐怕不大出门，连这位大爷都不知道？”跑堂的说，“他就是澂贝勒，澂大爷。” “澂贝勒！”奎大奶奶没有见过听说过，“你是说六王爷府里的澂贝勒？怪道，谁有那么飞扬浮躁的样儿！” 一句话未完，只听有人说：“来了，来了！”接着便听车走雷声，尘头大起。 奎大奶奶带着小云，也在隔着竹篱笆向东凝望，滚滚黄尘中，骏马拉着轻车，飞驰而来，长鞭“刷啦，刷啦”，没命地打在马股上，马也是没命地往前奔，行人纷纷走避，那一片急迫惊险的景象，着实惊心动魄。 七八辆飞车，转眼将到面前，小云眼尖，指着第一辆车说道：“不就是那位大爷吗？” 果然是澂贝勒，御一匹神骏非凡的黑马，配着他那身黑衣服，格外显眼，那辆轻车也漆成黑色，但车檐悬的是深红丝线的流苏。前后左右镶十三方玻璃，奎大奶奶知道，这就是这种车子名叫“十三太保”的由来。 当然，车也好，马也好，总不及对人来得注目。跑飞车不只讲究快，更得讲究稳，坐在车辕上的澂贝勒，手执缰辔，控制自如，腰板挺得笔直，上身不动，辫梢不摇，那模样真是“帅”极了。 虽是那样风驰电掣，澂贝勒依然保持从容闲逸的神态，左顾右盼之间发现了奎大奶奶，立刻抛过来一个甜甜的笑容，微微颔首，作为招呼。 于是，好些看热闹的人，转脸来看奎大奶奶，使得她又窘又得意，心里是说不出的那种无可捉摸的好过的滋味。 车过了，人也散了，她却恋恋不舍地，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留在“小有余芳”？ “大奶奶该回家了吧！” “嗯。”奎大奶奶懒洋洋地站起身来，付了茶钱，扶着小云的肩走了出去。 一出门，迎面就看见澂贝勒那名俊仆，抢上来请个安说：“大奶奶，我家大爷关照，送大奶奶回府，车在这儿侍候着。” 手指处，只见一辆极华丽的后档车，停在柳荫下，车夫掀起了车围，在等着她上车。奎大奶奶遇见这样突兀的事，一时竟不知如何应付了。 “大奶奶府上，不是在东直门大街金太监胡同吗？” “咦！”奎大奶奶不由得问：“你怎么知道？” “府上也是大宅门，怎么会不知道。请上车吧！” 有此一番对答，奎大奶奶撤去了心中的藩篱，带着小云上车。车走如飞，一进了城，七弯八绕，让她迷失了方向，等下车一看，却不是自己家里。 “这是什么地方？” “大奶奶，你进去一看，就知道了。” 这些地方错不得一步，奎大奶奶如果执意不肯往里走，自然无事，这一进去，就再也出不来。澂贝勒人物俊俏，起居豪奢，奎大奶奶居然就安之若素了。 那镇国公兆奎，丢了老婆，自然着急，向步军统领衙门和大兴、宛平两县报案寻查，久无消息，直到三个月后，查封一家戏园，方始发现。 是康熙十年定下的禁例，“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但日久顽生，开了抓、抓了开，隔多少年便要这样来一回。那一次也是巡城御史指挥兵马司官员和差役，封禁东城一家戏园，有个兵马司副指挥认识奎大奶奶，发觉她也在座听戏。 再一细看，憬然而悟，悚然而惊，知道兆奎的老婆是丢定了，因为当奎大奶奶起身走避时，有四个壮汉前后夹护，那兵马司副指挥也认得他们，是恭王府的护卫。常随澂贝勒一起出入的。 不论如何，形迹总是败露了。不过兵马司虽归巡城御史管辖，却不敢将此事贸然呈报，怕巡城御史参上一本，事情闹大，跟澂贝勒结了怨，不是件当耍的事。 公事只能私办，兵马司正副指挥登门拜访，还见不着澂贝勒，由管事的接谈，宛转诉明来意，希望私下说和，让镇国公兆奎自己来销了案，免得悬案不决，彼此不便。 和是可以，为了让兆奎另娶一房妻子，拿几百两银子出来，不算回事，就怕这一来授人以柄，一状告到宗人府，是骙王在当宗令，必定会有严峻的处置。载澂什么人都不怕，就是畏惧他这位五伯父，所以听得管事的报告，面有忧色。 “唉！”他叹口气，埋怨奎大奶奶，“我早就说过，你少出去，果然就惹了祸了！” “哼！”奎大奶奶气鼓鼓地说，“三个月的工夫，就去了一趟前门，赶了两趟庙会，连今天算上，包里归堆才四回，还算多吗？什么‘惹了祸了’，这象你澂大爷说的话吗？” “你不懂，只要跟宗人府沾不上边，我就不怕，你不知道我们那位五大爷的撅脾气！ 嗐，够瞧的。” “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依我说，”澂贝勒想了想答道：“先回去住两天，把你那口子敷衍好了，随后再想办法。” “哼！你倒说得好，”奎大奶奶脸色突然变得严重了，“你想就此把我扔掉，可没有那么容易！别人怕你澂贝勒，我可不在乎，要不信你就走着瞧！” “你想到那儿去了？犯得上说这话吗？” 她也知道澂贝勒少不得她，想想事已如此，真也得有个了局。不然，老躲着不能出门，成了个黑人，决非善策。 这样想着，便毅然决然地说道：“你能不能想办法，给兆奎弄个差使？” “这倒可以。弄个什么差使？” “总得副都统什么的。” “好办！”澂贝勒会意了，“就这么着，我给他弄个驻防的副都统，调虎离山。” “你又瞎说八道了，”奎大奶奶恃宠，说话口毫无忌惮，“那有宗室公爵放出去的？这也不去管它了。你再给我一千两银子，我自己去料理。” 带着一千两银票以及澂贝勒的诺言，奎大奶奶带着小云，当天就回了东直门大街金太监胡同，兆奎家的人，无不惊奇，争相问询，何以忽然失踪？奎大奶奶只答一句：“意想不到的事。”再也不肯多说。大家再问小云，小云受了告诫，尽自摇头不答。 那奎大奶奶却是声色不动，仿佛回娘家住了一阵子回来似的，找了管家来问家务，那处的房租缴了没有，那处庄子上的收成如何，又嗔怪到了九月还不拆天篷，家里杂乱无章。一顿排揎完了，再问家下使用人等，谁的媳妇坐月子了没有，谁的老人身子可好？依旧是平日恩威并用，精明强干，让全家上下心悦诚服的当家人派头。 形容憔悴的兆奎，不知她是怎么回事，也插不进嘴去问话，好不容易等她发落完毕，屋里只剩下一个小云，他才问道：“你到底在什么地方？说到中顶娘娘庙烧香，一去就没了影儿。家里闹得天覆地翻，四处八方找，竟连半点消息都没有，从没有听说过的怪事，偏教我遇上了。” “我也是身不由己，都是为了你，连通个消息都不能够。你急，我比你更急。”说着，使个眼色，让小云避了出去。 “怎么呢？”兆奎更加纳闷，“我真闹糊涂了，你是陷在什么地方，这么严紧，连通消息都不能。今天可怎么又回来了呢？你说，那是什么地方，京城里有这么无法无天的地方，那还得了！” 兆奎的忧急气愤，憋了三个月之久，这时开始激动，奎大奶奶不等他大发作，赶紧拦着他说：“你先别急！事情也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那能是好事吗？” “那就看你自己了。”奎大奶奶说，“你得沉住气。反正我人已经回来了，什么话都好说。” 这句话很容易动听，兆奎不由得就伸手要拉住她。什么都是假的，一朵花似的老婆，重入怀抱，可是最实惠的事。然而奎大奶奶已经变心了，连碰都不让他碰，手一缩，身子一闪，微微呵斥：“别闹！” 兆奎怕老婆，不明她的用心，只当厌烦他动手动脚，便乖乖地也缩住了手。 奎大奶奶却又不即言语，向窗外望了望，看清了没有听差老妈子在偷听，然后才说：“是祸是福都在你自己。你是想弄个好差使当，还是愿意住宗人府的空房子？” 兆奎一听吓一大跳。宗室觉罗犯罪，由宗人府审问，判处徒刑则圈禁在宗人府空屋，判处充军则是锁禁在宗人府空屋，而且都要打一顿屁股。兆奎结结巴巴地问道：“什么案子犯了？” “多了！只说两件，一件私和人命，一件霸占民田。都让人抓住了把柄，苦主都预备在那里了！” 兆奎心乱如麻，好半晌才能心神稍定，从头细思，觉得不可解之处甚多。这两件案子，如果要发作，自是有人告了状，或是都察院、或是步军统领衙门，或是大兴、宛平两县，不管告到那个衙门，必定行文宗人府追究，那就一定要通知本人到案，何以自己竟一无所知？ 她的所谓“让人抓住了把柄”，这个“人”又是谁呢？ “你要问这个人？你惹不起他，我也惹不起他。为了你，苦了我！”说着，奎大奶奶很快地用手绢去擦眼，好象是在拭泪，其实是使劲揉红了眼圈，装作哭了的样子。 兆奎反倒有些疼她了，同时也急于想知其人，便带着着急的神态说：“你说呀！是谁？” “澂贝勒。” “是他呀！”兆奎倒抽一口冷气。 “不是他还有谁？谁还有那么大胆，把我扣在那儿，日夜派人看守，三个月不放回家？” 三个月！兆奎在心里叨念着，心里说不出的那种吞下了一粒老鼠屎似地不好受的滋味。 这三个月，难道还能清白无事？一面想，一面去看她的妻子的肚腹。奎大奶奶爱俏，旗袍一向裁剪得很称身，此时看上去仿佛中间微微鼓着，大概已有小贝勒在肚子里了。 一时意乱如麻，焦躁不安。奎大奶奶看他不接话，当然也无法再往下说，坐下来，背着身子又去揉眼睛。 “那么，”兆奎终于问出一句话来，“可又怎么放你出来的呢？” “我天天跟他闹，要回家。昨天闹得凶了，他才说：大家都是爱面子的人，别惹得我撕破脸，可就不好收场了。兆奎干的事，我跟你说过，三河县姓马的老头儿，长辛店姓黄的寡妇，我都派人找了来了。你回去教兆奎心里放明白些，这还不是革爵的事。 这是奎大奶奶编出来的一套话，澂贝勒那知道兆奎强买了马家的一块田，又在长辛店私和过黄家的命案？只觉得这两件案子，若有澂贝勒出头，自己必走下风，所以听她这一说，脸色大变。 奎大奶奶本就摸准了她丈夫的性情，这番话是对症下药，偷觑一眼，见已生效，便接着将编好的下半段话说了出来。 未说之前，先叹口气，将眼皮垂着，是无可奈何的神情：“唉！叫人拿住了短处，有什么办法？早知有今日，当初我也不帮着你做那些事了。祸是我惹的，只好我认。我说：霸占民地、私和命案都是我干的，跟兆奎无干，你要治，治我好了。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也不治你，我买一幢房子，让你住着，仍旧做你的奎大奶奶。反正兆奎也不会要你了！我送他一千银子，买个妾，再替他弄个驻防的副都统，或是荆州、或是杭州、或是福州，带着新姨奶奶，高高兴兴去上他的任。这样子，两全其美，不伤面子，不挺好的吗？” 好倒是好，就是“不伤面子”这四个字，只怕做不到。但如果一口拒绝，还是伤了面子，人家都已看准了自己不会再要失节的妻子，而自己居然肯重收覆水，这张脸怎么见人？ 说来说去，势力不敌，又有短处在人家手里，只好随人摆布。想一想只好认了。 “好吧！”他一跺脚说，“眼不见为净。我就躲开你们，你跟他去说，我要广州。” 奎大奶奶一看事情已妥，再无留恋，将银票塞到兆奎手里，低声说道：“我趁早跟他去说。” 接着便回自己卧房，除了一个首饰箱，什么都不带，旋即扶着小云，袅袅出门。兆奎在窗子里望着，自己都分辨不出是何感觉？ 虽是夫妇密语，总归隔墙有耳，兆奎家的“奇闻”，很快地传播在亲友之间，有的骂，有的笑，有的觉得兆奎可怜，也有的认为奎大奶奶嫁了兆奎是委屈，难怪有这样的结果。见仁见智，议论纷纭，却无非背后论人是非，在兆奎面前都有忌讳。以前还有人向他表示关切：“奎大奶奶总有个下落啊！” 如今则连这句话都不提了。 唯一的例外是兆奎的胞弟兆润。弟兄俩一母所生，性情却有天渊之别，兆奎庸懦怕事，兆润却得着风，便是雨，最喜生事。他在宗室中一向被认为是没出息的无赖，却仗着是“三等镇国将军”的“黄带子”，设局诈骗，包庇娼赌，无所不为，听说有此奇闻怪事，岂肯默然无语？ 兆奎一见他这个弟弟，头就疼了。一来决无好事，有钱借钱，不借就自己动手，小件的摆饰，总要捞一两样走，所以兆奎家的听差老妈，听说“二爷”来了，都是寸步不离地伺候着。 “今儿个你们不用掇着我，二爷我今儿富裕得很！”兆润掏出一把票子，往桌上一摔，“你们把大爷给请出来，我们哥俩要讲几句你们不能听的正经话。” “是！二爷。” 听差知趣，进去通知了兆奎，然后都退了出去，却都躲在窗外墙角，倒要听听这位二爷说的什么正经话？ “大哥，”兆润问道：“听说大嫂回来了？” “唉！”兆奎乱摇着手，“别提了。你算是体恤我吧！别问这档子事。” “我怎么能不问？咱们家能让人这么欺侮？你不在乎，我的脸往那儿搁？算辈份，载澂是侄子，霸占婶娘，出在大清律例那一条？你袭了爵，就得保家声。得有句话……。” “老二，老二！”兆奎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别嚷嚷，行不行？” “你也太弱了，大哥！连说都说不得一声？” “不是说不得。这件事，实在是……，”兆奎压低了声音很吃力地说：“实在是叫没有辙！君子不吃眼前亏，慢慢来想办法。”“何用慢慢儿想？办法多的是，文的，武的全有。 走！” 兆润一把拉着他的手臂往外拖。 “走？到那儿去？你别胡闹。” “上宗人府。” 一句话未说完，兆奎已挣脱了手臂，赶紧退后几步，与兆润隔着桌子，并且作了个防他来抓的戒备姿态。 “老二，没有用！这是什么世界？势力敌不过人家，只有认了。再说，那么贱的女人，你也不用再叫她大嫂了。”说着，兆奎摇摇头，将脸转了过去，不胜痛心疾首地。 “大哥，”兆润脸色很难看了，“你是怎么回事？你到底为什么？总有个缘故吧！你说说。不说清楚了，我可要照我的办法。” “这，”兆奎惊惶而茫然地问：“你是什么办法？” “喏！这个。”兆润从靴页子里拔出一把明晃晃七八寸长、系着红绸子的攘子，往桌上一抛。 兆奎大惊失色，“老二，”他结结巴巴地说，“你可千万动不得！” “谁说动不得？看我唱一出《狮子楼》你瞧瞧。” 兆奎又急又气，兆润自拟于武松，而拿他比做武大郎，真正不成话！但平时就见了他兄弟怕，此时自觉理短情虚，更不知如何应付，急得只是搓手。 于是他家得力的管家老仆郝顺不能不露面了，“二爷！”他躬身说道，“开饭了！有话，喝着酒跟大爷慢慢聊吧！” 这是缓兵之计。兆润也知道，每次需索不遂，连奎大奶奶都驾驭不住，快要翻脸时，总是郝顺出面转圈，有了他，话就好说了。 “好吧！”兆润将攮子插回靴中，一收剑拔弩张的神态，仿佛无可无不可地说，“先吃饭再说。” 这时未到开饭的时候，郝顺关照厨子，胡乱弄了几个冷碟，烫上一壶酒，却只设一副杯筷，兆润自然要发话了。 “大爷呢？” “大爷头疼，不能陪你。”郝顺陪笑说道：“二爷有话，吩咐我也是一样。” 兆润沉吟不答，尽自一大口一大口地喝酒，因为这天他的所欲不小，说话便须格外慎重。 “二爷，”郝顺劝道，“大爷遭了这挡子窝囊事，真正是叫‘哑巴梦见亲娘，说不出的苦。’二爷总是体谅他才好。” “哼，”兆润愤愤地摔着酒杯，“就为了大爷窝囊，才有这样窝囊的事。不用他出头，我替他去挺，该杀该剐都有我，他还怕什么？一个劲拦着，我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 “那也无非大爷胆校如果他能看着二爷闯出大祸来不管，那叫什么同胞手足？” “同胞手足？”兆润撇撇嘴，“他那里当我同胞手足？外面说的话，可难听了。” “外面怎么说？”郝顺很谨慎地问。 “怎么说，你会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就告诉你听吧！”兆润眼望着郝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了出来：“说他卖老婆！” “啊！”郝顺作出讶异万分的神色，“这是打那儿说起？” “你不信是不是？”兆润有意诈他一诈，“说的人有凭有据，大奶奶带回来三千两一张银票，大栅栏恒泰钱庄的票子。” 兆润知道是一千两，故意加了两千，是指望着套出郝顺一句话来：“没有那么多。”这就好紧追着往下问了。谁知郝顺心机深沉，不上他的当，只摇着头说：“没影儿的事！” “没影儿的事？照这么说，大奶奶就白白让人霸占了？”兆润接着又问：“她忽然回家，可又为了什么？” “这，”郝顺陪笑道，“我们当下人的，就不知道了！” “就是这话罗！好些事你不知道，非得跟大爷自己谈不可。好了，反正我的主意拿定了，门风要紧，我不能看着不管。” 说着，站起身来要走，郝顺自然不能放他走，好说歹说地将他留了下来，自己进上房去跟兆奎讨主意。 “我那有什么主意？”兆奎哭丧着脸说，“我一见他，脑袋就跟笆斗那么大。” 郝顺是他的心腹，无事不参与，也无话不可说，但不论如何，办事须奉主人之名以行，所以这时便先替兆奎拿宗旨。 “这件事，大爷得抱定宗旨，无论如何松不得口，一则名声不好听，再则，二爷的口气不校不过也得给他一个指望，一等放了缺，上任的时节，给他撂下几百银子倒可以。大爷，你说是不？” “对！你就想法子，跟他这么去说。” 这话实在也很难说。郝顺在想，“二爷”大概只知银票其一，还不知有放缺其二，一说反倒泄底。有这么大的好处，他更是不依不饶了。 想了又想，只有这样措词：“二爷，你先请沉住气。事情当然不能就这么算完，不过做事总要稳得住，对头太不好惹，一步错不得。反正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工夫，一定能让二爷好好儿消气。” 照郝顺的想法，有澂贝勒那么硬的靠山，说放个副都统，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有十天半个月的工夫，见了上谕，一切便都好办。因而这样许下兆润。 兆润不知其中有此曲折，只是一向信任郝顺，既然他说能让自己“好好儿消气”，顾念以后还少不得有托他的事，便卖个交情给他。 “好吧，冲你，我就等个十天半个月。” 第十六节 半个月过去，音信毫无。奎大奶奶倒是把话带到了，载澂却办不通。这件事他只有去求宝鋆，为了志在必成，他特意说是“已经答应了人家了！” “我的大爷，你真是少不更事！驻防的副都统，又是广州，能说换就换吗？”宝鋆大摇其头：“兆奎是出了名的无用。这话，我怎么跟你阿玛去说？” “我不管！”载澂撒赖似地说：“你去想办法。” “办法倒有，我把你的事儿，和盘托出，你肯挨顿揍，兆奎的副都统就当上了。” 这叫什么办法？载澂自然不肯，宝鋆被磨不过，答应试一试，但那一天能成功却不知道。 “只好等吧！”奎大奶奶听说了经过，也只好这样万般无奈地表示。 又等了半个月，这天奎大奶奶正打算带着小云上前门外去听戏，只见院子里闪进来一个人，高声喊道：“大嫂！”接着便请了个双安。 “啊！”奎大奶奶倒有些忸怩了，“二弟，是你！” “是的。”兆润神色自若地说，“特地来给大嫂请安。” “不敢当，不敢当！”奎大奶奶不能不以礼相待，“请屋里坐。小云，拿茶，拿烟。” 于是兆润从从容容地进入堂屋，坐下来先打量四周，古董字画，窗帘椅披，色色精致，便赞一声：“真是好地方！” 奎大奶奶矜持地微笑着，心里在打主意，如何早早将这位不速之客送走。 兆润的话却还未完，接着又说了：“怪不得大嫂不想回家了。” 这句话不中听，奎大奶奶只能装作不听见，心里却更觉得他是早走早好，因而开门见山地问：“二弟，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只是老没有见大嫂，怪惦念的，特为来看看。” “多谢你惦着。”她又追一句：“二弟要是有事，请说吧！ 自己人不用客气。” 最后这句话是假以词色的表示，兆润就不必惺惺作态了，苦着脸说：“还不就是那一个字吗？” “那个字？” “穷！”兆润又说：“弟媳妇又病了，小三出疹子，小四掉在门前沟里，差点儿淹死。 唉，倒霉事儿不打一处来。” “噢！”奎大奶奶慢吞吞地说，“我手里也不富裕。不过，二弟老远的来，我也不能让你空手回去。”说着，便将手里的手巾包解了开来，里面有两张银票，一张十两，一张五两，本想拿五两的给他，不道兆润先就说在前面。 “多谢大嫂，不用全给，只给我十两吧！” 奎大奶奶又好气、又好笑，心里在说：倒真以为自己挺不错的，全给！然而那张五两头却拿不出手了。 由此开端，隔不了三五天，兆润便得来一趟，他也真肯破工夫守伺，总是等载澂不在家的时候来。护卫因为未奉主人之命，也没有听奎大奶奶说什么，不便拦他，所以他每次都能找着“大嫂”，伸出手来，也总有着落，不过钱数越来越少，当然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渐渐地，奎大奶奶不能忍耐了，终于有一天发作，“你倒是有完没有完！我是欠你的，还是该你的？”她厉声质问。 “就是大嫂说的，自己人嘛！”兆润涎着脸说，“大嫂，你那儿不花个几两银子？就算行好吧！” “好了！这是最后一回！”奎大奶奶将一张二两的银票摔在地上。 兆润还是捡了走，而且过不了三天还是上门。这一次护卫不放他进去了。 “找谁？” “咦！”兆润装出诧异的神色，“怎么，不认识我了？老马！” “谁认识你？得，得，你趁早请。” 兆润一时面子上下不来，既不能低声下气跟他们说好话，便只有硬往里闯。这一下自然大起冲突，好几个人围了上来拦截，其中一个出手快，叉住兆润的脖子往外一送，只见他踉踉跄跄往后倒退，却仍立脚不住，仰面躺了下来。 如果他肯忍气吞声，起身一走，自然无事，但以兆润的性情，不肯吃这个亏，存着撒赖的打算，希望惊动奎大奶奶，好乞怜讹诈，便站起来跳脚嚷道：“你们仗势欺人。我跟你们拚了！” 这一声喊，惹恼了载澂的那些护卫。在王府当差的，最忌“仗势欺人”这句话，所以这一下是犯了众怒。领头的是个六品蓝翎侍卫，名叫札哈什，曾在善扑营当差多年，擅长教门的弹腿和查拳，这时出腿一弹，将个正在揎拳掳臂的兆润，扫出一丈开外，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这一次兆润赖在地上不肯起来了，“打死人罗！救命啊！” 极声高喊。 “这小子作死！”札哈什咬着牙说：“把他弄进去。” 于是上来三四个人，掩住他的嘴，将他拖了进去，在马号里拿他狠揍了一顿。揍完了问他：“服不服？” 怎么能服？自然不服，但不服只在心里，口头上可再不敢逞强了，“服了！服了！”他说：“你们放我回去吧！” “当然放你。谁还留你住下？”札哈什说，“可有一件，你以后还来不来？” “不来了！再也不来了。” “好。我谅你也不敢再来了。你走吧！” 开了马号门，将兆润撵了出来。他只觉浑身骨节，无一处不酸痛，于是一瘸一拐地先去找个相熟的伤科王大夫。 “二爷，你这伤怎么来的？是吃了行家的亏，皮肉不破，内伤很重，可得小心！” “死不了！”兆润狞笑着，“你先替我治伤，再替我开伤单。 这场官司打定了。” 王大夫替他贴了好几张膏药，又开了内服的方子，然后为他开伤单，依照兆润的意思，当然说得格外重些。 回到家却不肯休息，买了“盒子菜”，烙了饼，把他一帮好朋友请了来，不说跟奎大奶奶索诈，只说无端受那班护卫的欺侮。向大家问计，如何报仇雪恨？ “澂贝勒还不算不讲理的人，应该跟他说一说，他总有句话。”有人这样献议。 “他能有什么话？还不是护着他那班狗腿子！我非得双那班狗腿子吃点苦头，不能解恨。”兆润问道：“咱们满洲的那班都老爷，也该替我说说话吧？” “来头太大。谁敢碰？” “润二哥，”兆润的一个拜把兄弟说，“你如果真想出气，得找一个人，准管用。” “谁呀？” “五爷。”这是指惇王。 “对！”兆润拍桌起身，顿时便有扬眉吐气的样子，“这就找对了。” 如果是想在载澂身上出一口气，只有请惇王来出头。当然，能不能直接跟他说得上话，或者他会不会一时懒得管此闲事，都还成疑问。但要顾虑的，却还不在此。 “老二，”兆润的一个远房堂兄叫兆启的说，“你别一个劲的顾前不顾后，第一，得罪了六爷，犯不上，再说句老实话，你也得罪不起。第二，这件事到底是家丑，不宜外扬。” 前半段话，兆润倒还听得进去，听得后半段，兆润便又动了肝火，“照你这么说，我就一忍了事？”他又发他大哥的牢骚，“我们那位奎大爷，才知道什么叫家丑！如果我要替他出头理论，他能挺起腰来，做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儿，我又何至于吃那么大的亏？” 在旁人看，家丑不家丑的话，实在不值得一提，因为家丑能够瞒得住，才谈得到不宜外扬，如今“澂贝勒霸占了兆奎的老婆”这句话，到处都能听得到，已经外扬了，却默尔以息，反倒更令人诽保要顾虑的是不宜得罪恭王，诚如兆启所说的，兆润也得罪不起。 “三个人抬不过一个理字去！六爷挺讲理的，也并不护短，澂贝勒的事，他是不知道，知道了不能不管。照我看，最好先跟他申诉，他如果护短不问，就是他的理亏。那时候再请五爷出头，他也就不能记你的恨了！” 说这话的，是兆润的一个好朋友，在内务府当差，名叫玉广，为人深沉，言不轻发，一发则必为大家所推服。此时提出这样的一个折中的办法，包括兆润本人在内，无不认为妥当之至。 于是就烦玉广动笔，写了一张禀启，从奎大奶奶失踪谈起，一直叙到护卫围殴。第二天一早，请兆启到恭王府投递。 恭王府的门上，一看吓一跳，尽管澂大爷在外荒唐胡搞，还没有谁敢来告状。这张禀启当然不敢贸然往里投递，直接送到载澂那里。 载澂很懊恼，但却不愿责备札哈什。想跟奎大奶奶商量，却又因为替兆奎谋取副都统的缺，不曾成功，难以启齿，一时无计可施，便把这张禀启压了下来。 一压压了半个月。而兆润天天在家守着，以为恭王必会派人来跟他接头，或是抚慰，或是询问，谁知石沉大海，看来真的是护短而渺视，心里越觉愤恨。于是又去找玉广，另写了一张禀启，半夜里就等在东斜街惇亲王府，等到惇王在五更天坐轿上朝，拦在轿前跪下，将禀启递了上去。 奎大奶奶的事，惇王早有所闻，只是抓不着证据，无法追问。这时看了兆润的禀启，勃然大怒，在朝中不便跟恭王谈，下了朝，直接来到大翔凤胡同鉴园坐等。 等恭王回府，一见惇王坐在那里生气，不免诧异，但亦不便先问，只是亲切地招呼着。 老弟兄窗前茗坐闲话，看上去倒是悠闲得很。 也不过随意闲谈了几句，惇王还未及道明来意，听差来报，总理衙门的章京来谒见，恭王一问，是送来一通曾纪泽的奏折。往来指示及奏复，一直都用电报，往往语焉不详，这道奏折是由水路递到。由于奉有谕旨，凡是对俄交涉的折件，交惇王、恭王、醇王及翁同和、潘祖荫公同阅看，所以总理衙门的章京接到奏折，先送来请恭王过目。 为了尊礼兄长，恭王拿着折子先不拆封，回进来向惇王说：“曾劼刚来的折子，大概这些日子交涉的详情，都写在上头了。五哥，”他将折子递了过去：“你先看吧！”这些地方，惇王颇有自知之明，照他看：“办洋务找老六，谈军务找老七”，他自己以亲贵之长，则约束宗亲，维持纪纲，责无旁贷，所以不接折子。 “不必！你看好了。” 于是恭王拆封，厚甸甸的折子，共有十四页之多，定神细看了一下，然后念给惇王听：“臣于七月二十三日，因俄国遣使进京议事，当经专折奏明在案。八月十三日接奉电旨：‘着遵叠电与商，以维大局。’次日又接电旨：‘俄事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为要。’各等因，钦此。臣即于是日往晤署外部尚书热梅尼，请其追回布策，在俄商议。其时俄君正在黑海，热梅尼允为电奏，布策遂召回俄。” “原来是这么召回的！”惇王插了句嘴，他是指俄国驻华公使布策被召回国一事，“曾劼刚到底比崇地山高明多了。” 恭王点点头，接着往下念： “嗣此往返晤商，反复辩论，叠经电报总理衙门，随时恭呈御览。钦奉迭次议旨，令臣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圣训周详，莫名感悚。臣目击时艰，统筹中外之安危，细察事机之得失，敢不勉竭驽庸，以期妥善。无如上年条约、章程、专条等件，业经前出使大臣崇厚盖印画押，虽未奉御笔批准，而俄人则视为已得之权利。” “这也是实话。”惇王又插话，“崇地山这件事，办得糊涂到了极点。沈经笙总说他好，我就不明白，好在那儿？按规矩说，沈经笙保荐他，也该连带处分，到现在没有人说话，太便宜他了。” 这又是让恭王无从置答的话，停了一下，继续念道：“臣奉旨来俄商量更改，较之崇厚初来议约情形，难易迥殊，已在圣明洞鉴之中。俄廷诸臣，多方坚执，不肯就我范围。自布策回俄后，向臣询及改约之意，臣即按七月十九日致外部照会大意，分条缮具节略付之。布策不置可否，但允奏明俄君。” “七月十九的照会，我记不得了，说些什么？”惇王问说。 说的是崇厚所议原约，必须修改之处，大致“偿款”可以商量，“通商”亦可从权，“分界”则不能让步。恭王看他连这些都记不得，那就无须再跟他多说，而且看曾纪泽的折子，所叙的交涉经过，都早由电报中奏明，这个奏折，无非详细补叙一番，别无需要裁决批复之事，便说了句：“都是些说过的事，没有什么要紧！”接着便把奏折放下了。 “我这儿倒有件要紧的东西。你看吧！”惇王将兆润的禀帖交了出去。 恭王先不在意，看不到几行，勃然色变，及至看完，见他嘴唇发白，手在打颤。气成这个样子，惇王倒反觉不忍。 “这些事，我都不知道。”恭王的声音嘶哑低沉，“不过也在意料之中。”说着，便掉下泪来。 惇王不知道怎么说了？来时怀着一团盛怒，打算责备恭王教子不严，要逼着他有所处置。此时却不忍再说这话，然而不说又如何呢？难道仍旧让载澂这样荒唐？ “五哥，”恭王很痛苦地，“虎毒不食子！小澂又是无母之人。我只有请五哥替我管教，越严厉越好。” 这话听来突兀，细想一想也就容易明白。恭王福晋生前最宠长子，他念着伉俪之情，虽恨极了这个劣子，却下不了严责的手段，所以要假手于人。既然如此，自己倒要狠得下心肠才好。 “‘玉不琢，不成器’，如今不好好管，将来害他一辈子。”惇王说道，“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把他关在书房里，拿他的心收一收。” “是！请五哥就这么办。” 惇王点点头，又问：“兆奎的那个女人，当然把她送回去，不过……。”他说不下去了，只是大摇其头。 实在是件尴尬的事，奎大奶奶也是朝廷的命妇，就这样子纳诸外室，苟且多时而又送了回去，这话该怎么说？若是兆奎拒而不纳，又该怎么办？ “唉！”恭王长叹，“做的事太对不起人，太混帐！看人家怎么说吧？” 意思是兆奎若有什么要求，只要办得到，一定接受。惇王心想，也只有托人去游说，善了此事，兆奎懦弱无用，只要兆润不在从中鼓动，大概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好吧，我替你料理。” “谢谢五哥！”恭王起身请了个安。 “我先替你办这件事。”惇王也站起身来，”小澂一回来，你就别让他再出去了，送信给我，等我来问他。” 也就是惇王刚走，载澂回府来了。一到就听说其事，吓得赶紧要溜，但已不及，恭王早安下了人，将他截住，送入上房。 “阿玛！” 刚喊得一声，恭王抓起一只成化窑的青花花瓶，劈面砸了过来，载澂喜欢练武，身手矫捷，稍微一让，就躲了过去。 世家大族子弟受责，都谨守一条古训：“大杖则走，小杖则受”。看“阿玛”盛怒之下，多半会用“大杖”，但载澂不敢走，直挺挺地双膝跪下。 恭王却不看他，扭转脸去大声喊道：“来人哪！” 窗外走廊上，院子里，掩掩闪闪地好些护卫听差，这时却只有极少数能到得了“王爷”面前的人应声，而进屋听命的，又只有一个人，管王府下人的参领善福，他是跟恭王一起长大，出入相随已四十年的心腹。 “把他捆起来！”恭王喝道，“送宗人府。” 这又不是用家法来处置了，送宗人府是用国法治罪，即令有人从中转圜，但国法到底是国法，不能收发由心。善福看事情不但闹大，而且要闹僵，所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他还不曾开口，恭王又是大吼：“怎么？你又要卫护他？” “奴才不是敢于卫护大爷。”善福答道，“福晋临终以前交代，说是大爷年轻不懂事，王爷怎么责罚他都可以，就别闹出去，教人看笑话。福晋的遗嘱，奴才不敢不禀告。” “哼！”恭王重重地冷笑，“你还以为别人看不见咱们家的笑话？” 善福不作声，只是磕了个头。 “去啊！”恭王跺脚，“都是你们护着他，纵容得他成了这个样子。” “王爷息怒。”善福劝道，“一送宗人府，就得出奏，惊动了宫里，怕不合适。听说西佛爷这几天刚好了一点儿，惹得西佛爷生了气，怕有人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 “无非是说王爷不该惹西佛爷生气、添玻”这是莫须有的揣测之词，但此时无法辩这个理，恭王只是指着载澂的鼻子，细数他的种种顽劣。越说越气，走上去就踹了一脚，气犹未息，又摔茶碗、摔果碟子，口口声声：“叫他去死！早死早好！” 于是善福一声招呼，屋子外面的王府官属、下人，都走了进来，黑压压地跪了一地，替载澂求情。最后有人在窗外通报：“大奶奶来了！” 进来的是载澂的妻子，脸儿黄黄地，眼圈红红地，一进来便跪在载澂身旁，低着头说：“总是儿子媳妇不孝，惹阿玛生气，请阿玛责罚。” “起来，起来！与你不相干。”恭王对儿媳是有歉意的，跺脚叹惜：“他一点儿不顾你，你还替他求情。不太傻了吗？” 载澂的妻子，擦一擦眼睛答道：“奶奶在日常叫我劝大爷收收心，儿子媳妇没有听奶奶的话，都是儿子媳妇不好，阿玛别罚他，只罚我好了。” “唉！你这些话，说的全不通……。” “回王爷的话，”善福趁势劝道：“以奴才的意思，把大爷交了给大奶奶，大爷如果不听劝，那时再请王爷家法处置。” “那有什么用？”恭王向儿媳说道：“你先起来。” 一面说，一面管自己走了进去。旗人家的规矩大，“老爷子”没有话，载澂还是得跪着，澂大奶奶虽可起身，但丈夫如此，便得陪着跪在那里，这时候就要“仰仗”善福了。 当然，这是用不着载澂开口的。善福很快地跟在恭王身后，到了那间庋藏端砚碑帖，题名“石海”的书斋，他用惴惴然带着谨慎试探的声音问道：“让大爷起来吧？” 恭王不作声，坐下来皱着眉只是眨眼。好久，用怨恨的声音说道：“你们当然早就知道了，怎么早不告诉我？” “怕惹王爷生气，谁也不敢多嘴。”善福又说，“奴才也苦苦劝过大爷，大爷说：人不能没有良心。” “这，”恭王诧异：“这叫什么话？” “那位奎公爷，窝囊得很，奎大奶奶嫁了他也委屈，自愿跟我们大爷。就为了这一点儿情分，大爷不忍心把她送回去。”恭王有些啼笑皆非，“这叫什么有良心？”他忍不住申斥：“就因为你们附和他这些个歪理，才把他惯成这个样子。如今五爷都说了话了，这下好，看你们还能怎么回护他？” “回王爷的话，”善福踏上一步，低声说道：“与其让人家来管，不如咱们自己来处置。” “怎么个处置？” “不说让大爷收收心吗？奴才的意思，不如把槐荫书屋收拾出来，让大爷好好儿念一念书？” “哼，他还能念书？” 虽在冷笑，意思却是活动了，于是善福紧接着劝了一句：“就这么办吧？” 恭王想了一下，很快地说：“把槐荫书房安上铁门，锁上了拿钥匙给我。” “不必那么费事吧？”善福微微陪笑着，“派人看守也就是了。” “不行！”恭王断然拒绝，同时提出警告：“你们可别打什么歪主意！以为过几天，就可以把他弄出来。起码得锁他个一年半载，让他好好儿想一想，他自己有多可恶？” 善福深知恭王的性情，到此地步，多说无用，便退了出来，扶起载澂，说了预备将他禁闭在书房里的话，又安慰他：“大爷，你可别心烦。等过了这一阵子，包在我身上，把大爷给弄了出来。” 载澂不答，掉头就走，回到自己书斋，闷头大睡。善福便找了府里的“司匠”来，在槐荫书屋的月洞门上，安上一道铁栅门，另开一道小门，供下人进出，然后由澂大奶奶安排衾枕卧具，日用什物，又派定了四名小厮，带着载澂养的一只猴子两条狗，陪他一起“闭门思过”。一日三餐，另外两顿点心，亦都由澂大奶奶亲自料理，派丫头送到书房。载澂一年到头无事忙，难得有此“机会”落个清闲，倒也能安之若素，唯一萦怀的，只是不放心奎大奶奶。 “奎大奶奶倒真有志气。”有人隔着铁栅门告诉他说，“她说什么也不肯回家，愿意守着大爷。” 这对载澂来说是安慰，却益添怅惘，同时也起了“破壁飞去”之想。但善福和他的亲信，却很冷静地看出来，奎大奶奶的一片痴情，对载澂的处境，有害无益。 “大爷，”善福问他：“你想不想出去？” “废话！” “我也知道大爷想出去。天天替大爷想办法，想来想去想不通，只为有个人挡着路。” “谁啊？”载澂不解，“怎么挡着我的路？” “奎大奶奶。”善福答道，“她不肯回家，大爷就出不去。” 这道理是不难明白的。兆润那面，惇王已派了人跟他接头，许了他一些好处，可以无事，但奎大奶奶不肯回家，事情就不能算了结。即令他家宁甘委屈，忍气吞声，而恭王不愿载澂有这样一处外室，就只好仍旧把他关在书房里。 解释完了，善福提出要求：“大爷，请你亲笔写几个字，我跟她去说。不用多话，只要她体谅就行了。” 载澂犹豫着，一方面觉得善福的话有理，一方面又觉得这样做会伤奎大奶奶的心，内心彷徨，委决不下，只是大步蹀躞着。 “大爷，”善福低声说道，“眼前好歹先顾了自己再说。” 这一下提醒了载澂，原是权宜之计，只要出了槐荫书屋，依旧可以秘营香巢，双宿双飞。九城之大，何处不可以藏身？ 只要自己行纵检点，不愁败露。 于是，载澂欣然同意，亲笔写了一封信，大致是说，受严父督责，复以格于实情，奎大奶奶如果不肯回家，事不得解。务必请她体谅，不要坚持己见，等他恢复了自由之身，自然可以再谋团聚。 信是写得很好，但善福另有打算，说“眼前好歹先顾了自己”，是骗载澂的话。善福倒是耿耿忠心，不但要解他的近忧，而且也为他作了远虑，一了百了，不容他再跟奎大奶奶藕断丝连。 第十七节 “奎大奶奶，你也得为我们大爷想一想。你害得他还不够吗？如果说，你真的能跟我们大爷过一辈子，倒还有可说，无奈那是办不到的事。你别只顾你自己痴心妄想了！请回去吧！这么赖着不走，害了大爷，也害了你自己，何苦？再跟你说句实话，咱们大爷是决不会再要你了，为你，惹了那么大一场祸，你想想他还敢招惹你吗？就敢，王爷不许，也是枉然。” 这番话说得太重了。善福只是要把她激走、气走，所以措词不留余地，他没有想到奎大奶奶受得了、受不了？ 于是，等善福一走，奎大奶奶流着眼泪，检点载澂送她的首饰玩物。小云见她神色有异，不免害怕，怯怯地来探问究竟。 “大奶奶，”她问，“你这是干吗呀？是不是拾掇拾掇东西要回家了？” “那儿是我的家？我回到那儿去？”奎大奶奶容颜惨淡地叹口气，“咳！叫我还有什么脸见人？” 这是说无颜见兆奎的家人。小云也知人事了，自然能了解奎大奶奶的处境。设身处地替她想一想，不明不白地离了夫家，如今又不明不白地投奔了去，即使全家上上下下都不说，自己走到人面前，总觉得欠下人家什么，抬不起头来。这当然不能回去。 但是，澂大爷家可不要她了，小云在想，何不回娘家呢？ 这样转着念头，不由得就问了出来。 奎大奶奶叹口气，欲言又止，因为这话跟小云更说不明白。娘家在四川，路远迢迢且不说，做下这种丢脸的事，父兄不谅，嫂子讥讪，唯一能谅解的亲娘，却早就故世了。回娘家的滋味，怕比回夫家更难消受。 “唉，你不懂。”她摇摇头，“你睡去吧，别来烦我。” 听这么说，小云不敢再打搅，管自己睡下。一觉醒来，已是五更，旗人家都起得早。怕自己失聪，耽误了伺候大奶奶起身，慌慌张张赶了去，推开门一看，吓得灵魂出窍，奎大奶奶的身子悬在床栏杆上。 “不得了啦！” 厉声一喊，惊动了护卫仆妇，纷纷赶来，只见小云面无人色，然后放声大哭，一只手只朝里指。等把奎大奶奶解了下来，身子已经既冷且僵了。 “出这么个纰漏！”善福跌脚，“这下越发闹大了！” 这件事还不敢告诉恭王。善福自知闯了祸，一急倒急出一个主意，到马号里去挑了一匹快马，骑上了直奔宗人府找左司理事官麟浚宗人府分左右二司，分掌左右翼宗室、觉罗的谱牒，登录子女嫡庶；生卒婚嫁；官谥名爵；审核承袭次序，权力甚大。兆奎属于正白旗，归左司该管，这就是善福要来找麟俊的缘故。 听罢究竟，麟俊口中“啧、啧”出声，“我早就知道要出新闻。府里的事，我们不敢管，兆奎自己又不言语，我们更乐得不管。如今，”他摇摇头，“出了人命就麻烦了，只怕想管又管不了啦！” “我也知道麻烦。”善福请个安：“四爷，全在你身上了。 等办妥了，我再跟王爷去回。” 一听这话，麟俊精神一振，料理了这场麻烦，恭王一定见情。别人要想找这么个巴结的机会还找不到，自己为何反倒往外推？ 于是他拍着胸脯说：“好吧，谁叫咱们交情够呢？都在我身上了。” 善福大喜，“四爷，”他问：“我这儿该怎么办呐？” “你那儿就不用管了。”麟俊又说：“只把那个小丫头带走，好好儿敷衍着，省得她多话。” 善福会意，这是装糊涂的办法，只把小云带走，一问三不知，麟俊就好从中要手腕了。 果然，麟俊另有一套手腕。首先拜访兆奎，第一句话就是：“听说奎大奶奶回娘家去了。奎公爷，你怎么不派人来报一下儿啊？” 兆奎叹口气：“那里回娘家了？她娘家在四川。” “那么上那儿去了呢？” 奎大奶奶的行踪，教做丈夫的，如何说得出口？兆奎人又老实，不善支吾，胀红了脸，好半天才答了句：“我们家的那一档子丑事，麟四哥，你还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麟俊装得极象，加重了语气说：“我真不知道。” “这么件事，你都不知道！”兆奎迟疑了一会，唤来在廊上伺候的郝顺，“你把大奶奶的事跟麟四爷说一说。” 来的郝顺不厌其详地细说，麟俊装模作样地细听。一面听，一面还有许多皱眉摇头的做作。 “这事情可怪了！”麟俊向兆奎说，“按规矩不至于，听说六爷把澂贝勒关了在书房里。” “就是为这件事。” “噢！这一说，六爷倒是挺明白的人。” “是啊，我也不怪六爷。” 兆奎有此表示，麟俊先放了一半心。定定神，又做出不胜困惑的神气，然后才慢吞吞地说：“奎公爷，看起来倒有点象真的了。” “什么？” “有人来报，东城有人上了吊，说是府上的奎大奶奶……。” 一语未完，兆奎睁大了眼抢着问：“是她？” “我也不相信，特意来问一声。如今听管家一说，倒象是真的了。” 兆奎坐了下来，半晌不语，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又象伤心，又象开心，最后点点头说：“死了也好，死了干净！” “是啊！”麟俊紧接着说：“府上的名声要紧，象这样的事，千万不宜张扬。如今，咱们就商量替奎大奶奶料理后事吧。” “这可得费你的心了，反正没有拿尸首往家里抬的！再说，又是这么个人。” “是！当然得我来料理，奎公爷怎么说怎么好，我一定遵办。不过——照例，得请奎公爷写张纸报一下儿。” “可以！”兆奎便喊：“郝顺。” 将郝顺喊了进来，说知究竟。郝顺便有迟疑的样子，但很快地恢复了常态，向麟俊问道：“请四爷示下，该怎么报法？” “就说暴病而亡好了。” “是！”郝顺答道：“四爷请先回。我们办好了公事，马上送到司里去。” 麟俊十分满意，也十分得意，想不到这么一件大事，如此轻易了结，急着要去表功，便不暇细想，匆匆告辞而去。 “大爷！这怎么能报？”郝顺是大不以为然的神情。 “怎么不能报？” “一报不太便宜了他们了吗？” 兆奎恍然大悟。“啊，我倒没有想到。”他问：“那么，刚才你怎么答应他了呢？” 郝顺觉得这位大爷老实无用得可怜了，连这么一条缓兵之计都不懂。当时如果词色稍显不驯，麟俊一定会逼着写那张“报丧条”，寻常州县衙门，尚且“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转”，何况麟俊的来意就是为了想替澂贝勒卸责。拿到那张报丧条，便是替澂贝勒开脱了罪过，只怕言语马上就不同了。 经过他这番解释，兆奎才彻底醒悟。但是，自己这方面虽是理由十足，而对方却实在碰不起，想想还是真不知道如何应付？ “大爷！”郝顺忍不住要说：“这件事还非请二爷来出头不可。我看，把二爷请了来再说吧！” 用不着派人去请，兆润已经得到消息赶了来了。一到先听郝顺讲了麟俊来访的经过，然后兄弟俩有一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话要谈。 “大哥，”兆润倒还冷静，“这件事可大可小，先得看你的意思。” 兆奎怎么拿得出主意！同时他也不知道事情闹大了是怎么个样子？所以只是吸着气，无从回答。 “本旗很有些人不平。大哥若是没有句话，没有一番举动，以后咱们一家人都会抬不起头。” “原是丢人丢到家了。”兆奎哭丧着脸说，“本来答应我放个副都统，我说要到广州，也答应了。谁知道一直没有消息。 如今，当然也不用再谈了。” 兆润深为讶异，同时也深为不满，原来当初还有这样一番折冲！肮植坏茫彼寐裨辜婕ペǖ挠锲担骸按蟾缈夏茄游仪榛褂姓饷创蟮暮么Γ】捎衷趺吹闼宦叶悸髯拍兀克渌滴也怀刹模降滓不谷鲜都父鋈耍锎蟾绱蛱蛱⒁彩呛玫摹Ｏ衷冢窭鹤永趟怀】眨? 最后一句话，将兆奎挑拨得有了气性，“不能算完！”他提高了声音说：“咱们得算这笔帐。” “大哥肯出头就好办了。眼前就有个人，肯替咱们打抱不平。” “谁啊？” “德三哥。” 兆润口中的“德三哥”，名叫德纪，跟他们同属正白旗，荫生出身，由部员改授御史。 为人任侠负气，早对载澂不满，想动本参劾，就有人劝他，说帷薄丑事，外人难以究诘，兆奎自己都不讲话，何用旁人出头？律例并无“指奸”的明文，所以不能以为“风闻言事”，就可以毫无顾忌。此折一上，必是降旨着载澂跟兆奎“明白回奏”。如果兆奎窝囊，跟载澂取得妥协，或是家丑不愿外扬，复奏并无其事，则参劾的结果，反落个处分，何苦来哉？ 德纪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话极有道理，听从了忠告。但如今情势不同了，奎大奶奶上吊自尽是事实，不是死在她自己家，也是事实。然则何以致此？其中有何冤屈？当御史的自然应该奏请追究。 谈到这里，在一旁侍立静听的郝顺却忍不住了，走上前来，插嘴说道：“二爷，那些都老爷可惹不得。一上了折子，对咱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大爷，二爷请想，第一，奉旨查办，说起来，咱们家少了那么一位正主儿，不言不语，也有错处；第二，一等奉了旨，凡事听朝廷的意思，没有咱们的主意；第三，虽说都老爷动本，与咱们无干，到底是结了怨。六爷为这件事，也挺生气的，不能怪六爷，咱们跟他结怨犯不上。再说……。”说到这里，郝顺停了下来。 一直从容陈词，忽然住口不语，自是有碍口的话。兆奎不想追问，兆润却不肯放过，“怎么不往下说？”他催促着，“你的见识挺不错，讲吧！” 郝顺受了鼓励，越觉如骨鲠在喉，踏上两步，放低声音说：“论起来，前半截儿是人家错，后半截儿是大奶奶的错，人家已经肯放人了，大奶奶不肯回家。如今出了这件事，外头人的批评，一定很难听。” “怎么难听呢？” “我不敢说。” “嗐！”兆润有些不耐烦，“事情挤到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好忌讳的？” “那，那我就说。”郝顺咽了口唾沫，“外头人一定这么说，不能怪人家，是奎大奶奶自愿的。你只看，她宁死不肯回家，平常日子缠住澂贝勒的那一份劲头儿，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番话说得兆奎抬不起头，兆润却是连连点头，并且虚心求教：“那么，你来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不还就请五爷作主吗？” 惇王派人跟兆润谈判，愿意给他好处，这件事是瞒着兆奎主仆的，郝顺只知道二爷到惇王那里告过状，且有效验，所以作此建议。兆润心想，这倒也是个办法，不过有了好处，便得先给兆奎，似乎又不大愿意。 “大爷，”郝顺又向主人劝告，“这档子事，只有请二爷出头才合适。大爷上那儿躲一躲吧？” 最后那句话，在兆奎觉得很动听，同时也被提醒了，如今奎大奶奶自尽的消息，知道的人还少，等一传开来，少不得有至亲好友，登门慰问，而问既不可，慰亦难言，主客都会觉得尴尬万分，不如趁早躲开的好。 “对了，我可真有点儿受不了啦！我得找地方养玻”兆奎家的墓园在香山：“我上香山去住一阵子。这儿，你跟二爷商量着办吧！” 于是郝顺跟兆润密议，第一件事，得把奎大奶奶留下的东西，接收过来，因为这是可想而知的，载澂挥金如土，而奎大奶奶又得宠，自然替她置办了不少首饰。 有了这个打算，事情就一定得和平了结，否则不能接收遗物。因此，决定分头办事，郝顺跟麟俊去接头，预备办丧事，兆润去告状，写了禀帖，第二天一早在惇王府前，拦着轿子递了上去。 轿中昏暗，无法看清字迹，所以兆润的禀帖，到了朝房才看。惇王深为诧异，他竟还不知有奎大奶奶自尽这么回事。身为宗令，论公事亦不容他袖手，当时便找了左司理事官麟俊来问话。 “这件事闹出来不好看，我已经安排好了。”麟俊很轻松地回答。 “我没有问你怎么安排。”惇王问道，“兆奎的女人，到底为什么上吊？” “为了舍不得澂贝勒，六王爷又非让她回家不可，她不肯，只好一索子走了绝路。” “照你这么说，治家太严倒不好！” 一看惇王沉着脸，麟俊才发觉自己说话，欠于检点，无形中仿佛在说恭王逼死了奎大奶奶，同时也是做父亲的惇王，自然会不高兴。 于是他很机警地说：“六王爷跟王爷不同，王爷治家一向有法度，就是严一点儿，大家知道王爷的脾气，都是格外小心，背后不会有怨言。六王爷平时不大管，忽然一下子雷厉风行，奎大奶奶必以为存心跟她过不去，一个想不开，上了吊了。这也是有的。” 这番解释，言之成理，而且无形中为惇王戴上一顶高帽子。所以他点点头表示满意，接着又问：“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由奎公家报个丧，他家自己找地方办丧事，澂贝勒送了一万银子的奠仪。” “哼！”惇王颇为鄙薄，心直口快，便说了出来：“兆奎算是卖老婆卖了一万银子。” “卖老婆”是实，却不止一万银子。由麟俊居间，善福跟郝顺谈判了一夜，到黎明时分，兆润去递禀帖那时，才达成和解的协议：奎大奶奶的首饰衣物都归兆奎家，另外送一万银子。而实际上只得一半，另外一半归麟俊和善福分。奎大奶奶的遗物值两三万两银子，所以兆奎也算发了一笔财。 “你看看！既然安排好了，怎么又来这么一张东西？” 接过惇王交下来的，兆润的禀帖，麟俊略看一看，便即说道：“没事，没事。王爷交给我好了，我退回给他去。” 兆奎家倒是没事了，但节外生枝，那位“都老爷”德纪受了醇王这边的人的鼓动，打算跟恭王“碰一碰”。恭王知道了这回事，正在烦恼，因而伯彦讷谟诂跟他一谈长春宫天棚发现火药的事，他毫不考虑地说：“必是那班太监玩儿的花样，只有从他们身上严追，一定可以追究个水落石出！” 第十八节 于是内务府通知敬事房，敬事房的总管不敢作主，得要跟李莲英去商量。 “内务府来说，看六爷的意思，事情怕要闹开来，说是长春宫，外人进不去，要办就得先从里头办起。劝咱们自己办。” “不就在办吗？好吧，”李莲英说，“咱们就办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于是秘密查访，我到一个有嫌疑的小太监来拷问。 被拷问的这个小太监，与案情无关，只为多言贾祸。他喜欢多嘴发议论，好几次说过，这是李三顺为了陷害护军所想出来的花样。这话不独是他，大家都这样相信，就连李莲英亦不例外。但太监总得帮太监，光凭他不知亲疏远近，自己人坏自己人的事这一点，就该受罚，况且这是何等大事？李莲英一再告诫，不准随便胡说，怕传到慈禧太后耳朵里，兴起大狱，而此人不受约束，可恨极了。 为了儆众、也为了立威，李莲英正好趁此机会严厉地办办。问那小太监要李三顺如何设计陷害，天棚上放火药和洋取灯，是亲眼所见，还是得诸传闻，如是传闻，听谁所说？ 这些话如何能有确实答供，没有便拖到空屋子里去打，一连几天把那人折磨得不成人形。同时，李莲英派出人去跟内务府大臣恩承说，宫里照恭王的意思，正在严加追究，但真相实在不明。被拷问的人，熬刑不过，信口开河，凡是在内廷当过差的，都有被咬一口的可能。这一下，案子便闹大了。又说，火药一定是外头人放的，坐更守夜的太监，固然脱不得干系，宫门上也难逃责任。 听得这一说，恩承自然担心，因为内廷当差，能入寝宫的，就只有内务府承应杂差的人，案子一闹大了，诸多不便。因此，急急忙忙跟伯彦讷谟诂去商量，约了宝鋆一起去见恭王，要求将这一案，不了了之。 说得使恭王转变了原意的是宝鋆，他以史为鉴，谈到明朝末年宫内的疑案，由于处置不善，言官纷纷上奏，有所论列。持正论的，固然不少，借此题目，党同伐异的也大有其人。 因此风波迭起，坏了大局。如今这一案要闹开来，光是“慈禧太后寝宫发现火药”这句话，就骇人听闻，足以震撼人心，动摇国本。为今之计，除了加意防范之外，以无所动作为宜。 “这话倒也是。不过，宫里太监也太不成话了。得要定个章程，切切实实整顿一下儿。”恭王又说：“李三顺那一案，也催一催刑部，想办法赶紧结了它！” 宝鋆和恩承秉承恭王的意志，分头去办。李三顺一案，早就定谳，奉旨再行讯问，意思是嫌刑部拟罪太轻，而“八大圣人”则以为已拟得太重，坚持不肯改判，所以接到恭王的催促，仍照原拟罪名复奏。定的罪名是：“玉林从重发往吉林充当苦差；祥福从重发往驻防当差；觉罗忠和从重折圈三年；并将岳林请旨交部议处。” 这个复奏一上，慈安太后不敢拿给慈禧太后看，因为坚持原奏，毫无更改，这不是太后驳刑部，竟是刑部驳太后了。拟罪拟得对不对先不说，仅是这一点，就会使慈禧太后大动肝火，于病体大非所宜。 “刑部原样儿端了上来，似乎也不象话。”慈安太后召见恭王说，“原折子退回去，让潘祖荫重新拟吧！” “回母后皇太后的话，潘祖荫也做不了司员的主。” “这是怎么说？”慈安太后大为诧异，“堂官做不了司官的主？” “是。刑部跟别地方不一样。秋审处的司官，按大清律例办案，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引例不符，可以驳，引例引对了，谁也不能驳。”恭王自觉措词太硬，便又把话拉了回来：“驳是可以驳，想来母后皇太后也不忍。” 慈安太后默然。殿廷召对，这就算极尴尬的场面。恭王要谈一件别的事，解消僵局，转而易举，但刑部复奏的这一案，便即搁置，夜长则梦多，不如趁此机会作个了断，所以也保持沉默。 这沉默就等于逼着慈安太后开口，她叹口气，用近乎告饶的语气说：“唉！谁让她病了呢？好歹照她的意思定罪吧！” “她”，是指慈禧太后，要照“她”的意思，那天午门值班，跟李三顺发生纠纷的护军都该处死。恭王心想，就算刑部肯奉诏定拟，自己亦须有所争辩，因为刚才的话说得太率直，不能马上就改口。 于是他答应一声：“是！”从御案上取回刑部原奏，略想一想说道：“臣宣懿旨，让刑部重拟。不过，原奏定拟各人罪名，特加“从重”字样，请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明鉴。” “我知道了。”慈安太后点点头说，“我总劝她，能劝得她听最好。” 就在第二天——十一月初八，发生了一件比长春宫天棚上发现火药还要怪的怪事。 是近午时分，月华门长街，来了个穿了青布面老羊皮袄的中年汉子，迤逦而南，一路东张西望，居然没有遇到一个人。 一走走到绥祉门，往左一拐，一步一探地慢慢摸了进去，走得乏了，坐在体元殿的西配殿台阶上，取下掖着黑布腰带上的旱烟袋，用“洋取灯”燃着吸。大概是抽烟太急，呛了嗓子，咳个不住，而且大口大口的浓痰往阶前吐。 西配殿隔着一道墙，就是慈禧太后起坐之处，经过薛福辰和汪守正的悉心诊治，病势大有起色，已可随意行动，这时正在传膳，听得有人敢如此大声咳嗽，深为诧异。侍奉的太监亦多把脸都吓黄了，赶紧奔了过去，查看究竟。 “莲英呢？”慈禧太后很生气地，“这还成个规矩吗？” 等把李莲英找到，那不知名的中年汉子已被抓住，慈禧太后由荣寿公主陪着，在窗子里面看太监询问那人。” “姓什么？” “我姓张。” “叫什么名字？” “叫刘振生。” “怎么又姓刘？”首领太监刘玉祥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太监。” “这是个疯子！”随着这一声大喝，李莲英大踏步走上前来，伸手就打。他的身躯高大，臂长掌宽，这一下打在那人脸上，顿时就立脚不住，仰面倒下，口吐白沫，口中“嗬嗬”地不知咕噜些什么。 李莲英那一喝是个提示，关照大家将此人当疯子看待。然而一半也象实情，看他言语颠倒，神智不清的样子，就不疯也是个白痴。 “捆起来！” 于是取来绳子，将这个到底不知姓张还是姓刘的白痴，横七竖八地胡乱缚住，先抬了出去，摔在墙角再说。 “佛爷受惊了！奴才该死。”李莲英伏地请罪，“砰、砰”磕着响头。 受惊倒不曾受惊，生的气却不小，”太不成事体了，”慈禧太后很严厉地说：“一定得查清楚，这到底是个什么人？怎么进宫来的？来干什么？你起来，快去办。” 李莲英答应着，起身出殿。先找刘玉祥等人来商议，彼此亦都诧异，宫禁森严，此人何由而入？ “当然是由西花园角门进来的。”刘玉祥说，“这件事，可不能怪护军。” 西花园在大内西北角，名为花园，已经荒废，它的南面本是明朝玄极宝殿的原址，有一道角门，封闭了多年，从安德海打开以后，便成了太监私自出入的捷径。按照此人出现的方位来看，刘玉祥的揣测是对的。不过，进一步探究，仍有疑问。 “可也得先进了神武门，才能进角门，没有人带，他能进神武门吗？” 李莲英这一问，便等于提供了答案。从李三顺一案发生，护军把守宫门，特别当心，象这样一个乡愚打扮的人，无论如何是混不进来的。但是护军把门虽严，对太监却以李三顺的前车之鉴，格外客气，所以若有太监带领，什么人都可以混得进来。 “我看这里头有人捣鬼！”李莲英神色凝重，“咱们自己先得查一查。火药的案子是压下去了，这档子怪事已经‘通天’！压不下去的，送到慎刑司一问，什么都会抖露，那时候咱们可就站不住脚了。” “是啊！”刘玉祥说，“要查，就得先问那疯子。只怕疯疯颠颠，问不出个名堂来。” “不能吓他，一吓神智就更不清了。我不能问，他见了我一定害怕。”李莲英略想一想说：“找崔玉贵吧，他的花招儿多，让他去问。” 于是找了管长春宫小厨房的首领太监崔玉贵来，说知究竟，崔玉贵满口应承，一定可以把真相问明白，不过，他说：“我得用我的办法，李大叔，你可别管我。” “我不管你。你只要能问明白了，用什么办法都可以。” 崔玉贵的办法是，不拿那人当犯人，第一步先解了缚，第二步到小厨房取来些食物，当款待好朋友似的，和颜悦色陪着食用。一面吃，一面闲谈，很快地盘出了真相。那人本名叫做刘振生，不疯不痴却有些傻，外号就叫“刘大傻”。 刘振生的语言，虽然凌乱颠倒，但异中求同，真相大致可以了解。他住在西城猪尾巴胡同马家大院，同院住着个在宫里当差的苏拉，姓魏，行四，每次回家，总是夸耀宫里如何富贵繁华。刘振生便常常表示，住在“天子脚下”，又有位在天子身边的芳邻，此生此世，总得到宫里去见识一番，才不枉人间走一遭。 于是有一天——不久以前的一天，魏四跟刘振生说，如果真的想进宫去逛逛，他可以带路。只是第一，要胆大，第二，要听他的话。 刘大傻不知天高地厚，一诺无辞，但魏四当时并未带他进宫。直到昨天回家，才跟他约好，这天上午进宫，领入神武门，迤逦往西，绕过一带假山，指着一道角门教他往南走，又教了他一套话，假说姓张，“从天上来”，“来放火”之类，都是魏四的教导。 听完崔玉贵的报告，李莲英切齿骂道：“这个该死的魏四，就该千刀万剐。”他问：“那魏四叫什么名字？” “他那知道？只管人家叫‘魏四哥’”。崔玉贵说，“只拿簿子来查一查，看有个住在猪尾巴胡同，姓魏的苏拉就是了。” “言之有理。”李莲英即时派人到敬事房去查花名册。 查到住在猪尾巴胡同，姓魏的苏拉名叫魏丰，派在御花园当差。李莲英便会同敬事房总管“移樽就教”，在御花园找了间空屋子坐定，将魏丰传唤了来。 “你想死想活？”李莲英第一句话就这样问，声音平静，但脸上却蕴含着杀气。 魏丰倒也胆大沉着，陪笑问道：“李大爷，你说什么，我不大明白？” “送你到慎刑司，你就明白了。”李莲英有些不耐烦，“我没有工夫跟你蘑菇！你想活呢，把你干的好事，一字不准瞒，都说出来，我给你盘缠，到那儿躲一躲。你想死呢，我也给你一个痛快，马上我就上去回明了，一顿板子送你回姥姥家。我再说一句，我没有工夫跟你磨，你只要支吾一下儿，我拍腿就走！”说着，便站起身来。 魏丰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只好实说，是受了一批年轻好事的太监，包括李三顺在内的教唆，有意骗刘振生进宫，为的是好坐实了护军失职的罪名。 李莲英言而有信，果然给了他五两银子，让他避到京东原籍，然后在敬事房的册籍上记下一笔：“苏拉魏丰自八月初五起准假十日。”同时将刘振生送到内务府慎刑司去审问。 那里的官员自然不会象崔玉贵那样，好言好语哄着他吐露真相，疾言厉色之下，吓得刘振生越发傻了，满口胡说，不知所云。内务府司官却又不敢动刑，怕刑伤过重，一命呜呼，担不起这个干系，只好复奏，说这刘振生形似疯颠，口供不明，但阑入宫禁，案情重大，请旨交刑部审讯。 复奏未达御前，慈禧太后已将李莲英唤来，问过案情。李莲英将魏丰遣走，原意是隔断线索，不使事态扩大，但却并无嫁祸护军之意。因为魏丰的请假，到底是“倒填年月”的假把戏，瞒上瞒不住下，如果硬说护军门禁不严，可能护军会据实陈奏当时的情形，而魏丰当天是在宫内，亦有许多人见过，一手遮不住所有的耳目，破绽毕露，反见得作伪情虚。 因而回答得含含糊糊，留下好些弥缝的余地。 “这是个疯子，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他说，“奴才在想，总有什么人一时疏忽，无意之间把这个疯子带了进来。这也不能专怪那一个人，如果各处值班太监都能实心办事，处处留意，这个疯子怎么样也到不了里头。奴才首先就该自请处分。” “与你不相干。”慈禧太后说，“第一关是神武门的护军，再就是各处值班的人，都该罚。” “是。”李莲英趁机揽权，但不便明奏，“奴才请旨，宫内各处，应该好好儿稽查整顿，决不能再生这些事故。万一真的惊了圣驾，奴才死无葬身之地。” 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就派你！切切实实查一查，有不称职的，马上就换。” “奴才不敢推辞。不过，奴才斗胆，请佛爷当面谕知敬事房总管太监，奴才好放手办事。” “我知道。”慈禧太后又将内务府的复奏交了给他：“你到东边去说，说我的意思，派军机跟内务府，会同刑部审问。” 李莲英当即到钟粹宫面陈其事。慈安太后自然照办，第二天面谕军机。于是刘振生便由内务府移送刑部。刑部尚书潘祖荫大为头痛，午门的案子未了，神武门又出了乱子，依然是牵涉到护军与太监，亦依然是棘手之事。 但秋审处的司官，却欣然色喜，认为天赐良机，可了午门一案。因为阑入宫禁，竟到了太后寝宫，这疯子自是必死无疑，而守门护军与太监，只要不是有意谋逆，则亦不过斥革军流的罪名。但案情的轻重，与午门一案，大不相同，两相对照，午门一案定罪已嫌过分，慈禧太后如果明理，就决不会再作苛求。 潘祖荫一听这话，大有道理，愁怀一去，亲自先提刘振生讯问。陪审司官都是好手，问话都在关节上，所以不多片刻，便已真相大明，携着口供单到恭王府去请示。 “奉旨会审，请六爷的示下，军机上是派那一位？部里好发通知。” “让佩蘅去吧！”恭王拿着口供单，却并不看，问潘祖荫说，“是太监想害护军不是？” 潘祖荫笑了，“凡事瞒不过六爷。”他说，“有个姓魏的苏拉，把这个疯子骗了进来闯祸。” “那得追！由你那里直接行文，跟敬事房要人。” “刑部跟宫里从无公文往来，还是得行文内务府。” “那也可以。”恭王特意叮嘱：“措词要严厉。” 等潘祖荫回部，说与属下，承办司员手段老到，将行文内务府，要姓魏的苏拉到案一事，搁在一边。先传讯当日神武门值班护军，多方研求，确证不误，才通知内务府，详细载明魏苏拉的年岁相貌，指出他是案中极有关系的要犯，“请即日押送刑部，归案严讯。” 刑部办此案的经过，李莲英不断在打听，同时也知道恭王主张严办，看来这一案要想照原来的办法搪塞，不易办到，如果魏丰被逮到案，审明实情，则有意作伪袒护的用意何在？ 颇难分辩。所以他又在敬事房的档籍上改动了一下，注明魏丰是出事当日，请假出宫。这样就比较接近事实，即有破绽，也易于弥补。 于是等内务府转来公事，敬事房便照此申复，办好公文拿给李莲英看时，他却又有顾虑。 “咱们做事不能顾前不顾后。”他问：“这封公事，到了刑部，想想看，人家会怎么办？” “自然是抓魏丰到案。”刘玉祥说，“如果是刑部行文到直隶总督衙门，一层层转下去，还得有些日子，就怕军机上直接通知步军统领衙门派人到京东，那可一抓就着。” “就是这话罗，我看魏丰是逃不掉了！与其将来等他有了口供，再来要人，倒不如咱们先送几个去。” “这话说得是。”刘玉祥说：“军机奉旨，派的宝中堂会审，这个老头儿好说话，大事化小，总有几分把握。” “我正就是这个主意。就这么办吧！” 于是根据崔玉贵在刘振生那里哄出来的真话，将教唆过魏丰的太监中，找了几个平日办事不力的，直接移送刑部。公文当然也改过了，自己为自己渲染了一番，说是如何细心查究，追出根由，但对诳骗刘振生进宫的原因，却一再申言，是那些太监愚昧糊涂的戏谑，“并无他意。” 送出公事，李莲英亲自去看参与会审的内务府大臣恩承，话中表示投鼠忌器，此案如果办得过严，牵连太广，深怕人心震骇。同时太监们惶惶不安，或许亦会激出其他事故，希望恩承向宝鋆进言，速速了结。 太监在统属上归内务府管，所以恩承就为本身的利害，也得听从李莲英的话，向宝鋆一提，颇以为然。在刑部，正好依律从轻，有助于了结午门一案，因而亦欣然同意，等将魏丰逮捕到案，问了两堂，便即奏复结案。 这一案共分为三起来结，第一起是当日神武门值班的护军统领载鹤，交部严议，该班章京及兵丁革斥。第二起是魏丰及教唆他骗刘振生进宫，还有刘振生所经各处值班失察的太监，依照罪名轻重，分别摘顶、罚银、斥革、责打、发遣等处分。这两起奉懿旨裁决后，当日执行，发遣的由护军立即押解出宫。 第三起专为处置刘振生一个人，以“素患疯疾，混入宫禁，语言狂悖，实属罪无可逭”的罪名，被判处了“绞立决”。在刑部大狱内，一条绳子，三收三放，冤冤枉枉送了一条命。 于是刑部接着处理午门一案，依旧照原来的拟议复奏。这已经是疯子混入长春宫的二十天以后，慈禧太后在这二十天中，病症又减了好些，所以亲自御殿裁决。 “我真不明白，”她悻悻然地说，“刑部为什么这么固执？” “刑部依律办理。请圣母皇太后明鉴。”恭王替刑部说好话，“刑部司员尽心推求，既不敢枉法，更不敢忤旨，处境很难。” “这是护军抗旨，不能拿一般的情形作比。”慈禧太后问道：“以前总有抗旨的例，让他们查出来看。” 恭王答应着，立即通知刑部查例，这一案先搁一搁，商议其他政务。很快地，刑部有了答复：“抗旨无例，照违制例”，抗就是违。 违制除非情节重大，譬如领军出征，不遵指授的方略，以致贻误戎机，损兵折将，自然难逃一死，或者象崇厚那样，擅作主张，丧地辱国，亦有取死之道。如象这一案的午门护军那样，是决没有死罪的。 由于恭王及军机大臣力争，刑部的复奏，悬而未决。退朝之后，慈禧太后大为不乐，一口气憋不住，派李莲英传谕，召见刑部及内务府的堂官。 “你们拟得太轻了。”慈禧太后面色凛然，”一定要加重！ 赶快重拟复奏。” 慈禧太后不按规制办事，潘祖荫和恩承等人，却不敢贸然奉诏，随即赶到军机处向恭王请示。 如果硬顶回去，必又是一场轩然大波，恭王跟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商量，决定采取比较缓和的办法，直接由刑部、内务府奉旨复奏，军机处暂不介入，保留发言的余地。 刑部的司官，坚持如故，但复奏的语气，却很委婉，同时特呈律例一册，将有关的条文案例，分别注明。到了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军机，不再坚持护军必须处死，但罪名是加重了。恭王看争到这个结果，已非易事，因而承旨拟发上谕，说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一案，刑部所拟：“自系照例办理。惟此次李三顺赍送赏件，于该护军等盘查拦阻，业经告知奉有懿旨，仍敢抗违不遵，藐玩已极，若非格外严办，不足以示惩儆。玉林、祥福均着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忠和着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着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着再交部严加议处。至禁门理宜严肃，嗣后仍着实力稽查，不得因玉林抗违获罪，稍形懈弛。懔之！” 第十九节 上谕一发，清流大哗，忠于职守的充军，放弃职守，容疯子混进宫的，不过斥革为民，天下岂有这样颠倒的是非？陈宝琛决定上疏力争，张佩纶得知这个消息，告诉了张之洞，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可有所表现的机会，立刻去访陈宝瑁张之洞率直陈述来意，是听到了张佩纶的话，特来求证，“我也想上个折子，作为同声之应。”他问，“不知意下如何？” “自然好罗！建言的人越多，越有力量。” “不过，”张之洞实符其名，“世事洞明皆学问”，特意叮嘱：“此事只可求注意门禁，裁抑宦官之言，祈望太后自悟，不必为护军乞恩。否则，太后盛怒之下，一激反而无益有损。” “是了。”陈宝琛说：“当如尊意。” “那就各自起草，明天换着看。” “不必了，早上为妙，各自递吧！” 于是当晚各自在灯下起谏草，陈宝琛的笔下快，振笔疾书，写的是：“前因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事，下刑部内务府审办，未几遂有刘振生擅入宫内之事，当将神武门护军兵丁斥革。昨者午门案结，朝廷既重科护军殴打违抗之罪，复谕以禁门理宜严肃，仍当实力稽查。圣虑周详，曷胜钦服。臣维护军以稽查门禁为职，关防内使出入，律有专条。此次刑部议谴玉林等，谓其不应于禁地斗殴，非谓其不应稽查太监也。谕旨从而加重者，谓其不应藐抗懿旨，亦非谓其不应稽查太监也。虽然，藐抗之罪，成于殴打，殴打之衅，起于稽查，神武门兵丁失察擅入之疯犯，罪止于斥革，午门兵丁因稽查出入之太监，以致犯宫内忿争之律，冒抗违懿旨之愆，除名戍边，罪且不赦，人情孰不愿市恩而远怨？其于畏祸，孰不愿避重而就轻？虽谕旨已有‘不得因玉林等藐抗获罪稍形松弛’之言，而申以具文，先以峻罚，兵丁有何深识？势必惩于前失；与其以生事得罪而上干天怒，不如隐忍宽纵，见好太监。即使事发，亦不过削籍为民，此后凡遇太监出入，但据口称奉有中旨，概即放行，再不敢详细盘查，以别其真伪，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 写到最后一个字，手真有些酸了，陈宝琛将笔一掷，揉揉手，在火炉上烘了一会，就手倒了一杯“浓、热、满”的武夷茶喝。在茶烟飘漾中，细读已写下的一段，自觉笔势如群山起伏，连绵不断而一气呵成，说理极其酣畅，而文气不矜不伐，颇为动听。 于是趁着文兴，提笔再写，由天棚藏火药之事，说到太监“岂尽驯良”？历引嘉庆年间“林清事变”，太监引贼入内等故实，再转到前明阉寺之祸，以及本朝裁抑宦官的家法，然后提出他的看法：“臣愚以为此案在皇上之仁孝，不得不格外严办，以尊懿旨；而在皇太后之宽大，必且格外施恩，以抑宦官。” 这一扬一抑，自觉情理周洽，立言有体，陈宝琛欣欣然地，相当得意。 这就该结束了，陈宝琛略一思索，便就约束太监，恪遵定制着眼，又写了两三百字，归结于“使天下臣民知重治兵丁非为殴打太监，亦非偏听太监赴诉之词，则群疑释然，弥彰宸断之公允。”写完细看，却又困惑，自觉总有不够圆满之感。 凝神细想，发现了自己的毛病，这篇文章，只论黑白，未辨是非。是非原要对照来看的，这一案护军是而太监非，奏折中虽已大致说明白，但实如未说，因为护军依旧判了重刑，则是者非而非者是。这一点是非说而不争，无非怵于威权，畏惧得祸。陈宝琛内心自惭，决定不听张之洞的话，要为护军乞恩。 这不必修改原折，只要加一个“附片”就可以了。但这篇“翻案”的文章，立言更须得体，措词更应宛转，必得一箭中鹄。不然，小事不见听，大事就更难讲话了。 因此，他彷徨彻夜，直到窗纸上显现曙色，方始定了腹稿，呵冻捉笔，写了下来：“再臣细思此案护军罪名，自系皇上为尊崇懿旨起见，格外从严，然一时读诏书者，无不惶骇。盖旗人‘销档’，必其犯奸盗诈伪之事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恶强盗谋故杀人之事者也。今揪人成伤，情罪本轻，即违制之罪，亦非常赦所不原，且圈禁五年，在觉罗亦为极重。此案本缘稽查拦打太监而起，臣恐播之四方，传之万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义。 臣职司记注有补阙拾遗之责，理应抗疏沥陈，而徘徊数日，欲言复止，则以时事方艰。 我慈安皇太后旰食不遑，我慈禧皇太后圣躬未豫，不愿以迂戆激烈之词，干冒宸严，以激成君父之过举。然再四思维，我皇太后垂帘以来，法祖勤民，虚怀纳谏，实千古所仅见，而于制驭宦寺，尤极严明，臣幸遇圣明，若竟旷职辜恩，取容缄默，坐听天下后世，执此细故以疑议圣德，不独无以对我皇太后皇上，问心先无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陈。” 写到这里，陈宝琛如释重负。立言最难的就是这一大段，因为抗疏则必指陈缺失，措词太软则不够力量，太硬则易激起反感。一开头用“自系皇上为尊崇懿旨起见”的字样，先撇开慈禧太后，入手是正确，以下就容易说了：“伏乞皇太后鉴臣愚悃，宫中几暇，深念此案罪名，有无过当。如蒙特降懿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藐视抗玩之兵丁，皇上因尊崇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光圣德。” 正文只简单扼要几句话，就说明白了。但就象做八股文一样，“八比”既完，应该总会前文，咏叹数句，另外附两“小比”在后面，才是气度从容，理趣完整的好文章。陈宝琛这样想着，决定用两个慈禧太后能懂的典故，补足文气，兼以讽谕。 这不难找，只要将许彭寿、潘祖荫所编纂，专为两宫太后初度垂帘进讲之用的《治平宝鉴》，拿来翻一下就可着笔。 陈宝琛原就想到了汉文帝和薄太后的故事，一翻《治平宝鉴》，果然有此题材，便文不加点地接着写：“昔汉文帝欲诛惊犯乘舆之人，卒从廷尉张释之罚金之议，又欲族盗高庙玉环者，释之执法奏当，文帝与太后言之，卒从廷尉，至今传为盛德之事。臣彷徨辗转，而卒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岂有惜于二三兵丁之放流幽系哉？实愿我皇太后光前毖后，垂休称于无穷也。 区区之愚，伏祈圣鉴。” 写完已倦得无力再看一遍，掷笔上床，睡到午间起来，不忙漱洗，先推敲原稿，自觉相当动听，如果慈禧太后成见不深，则天意一定可回，就怕病中肝火特旺，那就再委婉亦不会见听。 为了踌躇难决，陈宝琛想到不妨跟张之洞商量一下，于是写了封信，附上原稿，专差送达，注明“鹄候回玉”。结果，原稿退了回来，带回口信：“张老爷说，另外有信给老爷。” 陈宝琛明白，张之洞必得先请示李鸿藻，所以不即答复。到了半夜里，陈家上下都已熄灯上床，起居无节的张之洞才派听差敲门来送信，拆开一看，只有一行字：“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这是隐语，知者自解。陈宝琛颇有怅然若失之感。彻夜考虑，不知这片“附子”要投不要投？想来想去，只有取决于张佩纶。 张佩纶是常相过从的，没有三天不见面的时候。这天上午来访，陈宝琛将原稿跟张之洞的复信，都拿了给他看。 读到“皇上因尊崇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彰圣德”，张佩纶击节称赏，看完说道：“精义不用可惜！” 一言而决，陈宝琛决定附片并递，但张佩纶还有话。 “不妨打听一下，西圣近日意绪如何？如果肝火不旺，则‘附子入药’，必可奏功。” “是！”陈宝琛更加快慰，“我的意思，跟世叔正同。”陈宝琛科名比张佩纶早，但因张佩纶的侄子张人骏，跟陈宝琛是同年，所以他一向用“世叔”这个尊称。 于是又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情。马文植因为用药与薛、汪不同，而太监又需索得很厉害，不堪其扰，已告退回常州原籍。目前完全由薛福辰主治，颇得宠信，经常有珍物赏赐，而且御笔赐了一块匾额：“职业修明”。同时已由内务府另外在东城找了一处大宅，供薛福辰居祝张佩纶跟他相当熟，自告奋勇为陈宝琛去打听消息。 到了薛福辰那里，张佩纶直道来意，是要打听慈禧太后，这几日病情如何，肝火可旺？ 薛福辰为人伉直豪爽，也不问他打听这些是为了什么原因，检出最新的脉案底稿来给他看，上面写的是：“日常申酉发热，今日晨间亦热，头眩足软。今交节气，似有微感。”方子用的是：人参、茯苓、白术、附子、鳖甲、元参、麦冬、阿胶。 “依然是大补的方子？” “是的。”答得更简单。 “岐黄一道，我是门外汉。”张佩纶说，“俗语有‘虚不受补’的话，如今能够进补，且为大补，自是好征兆？” “也可以这么说。” “多谢见教！”张佩纶拱拱手，起身告辞。 看这样子，慈禧太后诸症皆去，已入调养期间，一旦潮热停止，便距痊愈之期不远。既然如此，便不必再费踌躇了，陈宝琛第二天便将折子递了上去。 朱之洞得到消息，内心颇为不悦，跟人发牢骚：“他朋友的规劝，尚且不听，如何又能期望上头纳他的谏劝？”陈宝琛听了，一笑置之。 接着，张之洞也递了他的折子，第二天在朝房遇见陈宝琛，问起消息。照规矩，当日递折，当日便有回音，而陈宝琛那个折子，却无下文。 “如石投水！”他这样答复张之洞。 张之洞的折子也是如此，如石投水，毫无踪影，怕的是一定要留中了。 “留中”不错，但并不是“不发”，慈禧太后真的如陈宝琛所奏劝的，“宫中几暇，深念此案罪名，有无过当？”在细细考虑其事。 陈宝琛的话，自然使她感动，而更多的是欣赏。如果照他的话做，中外交口称颂，慈禧太后圣明贤德，那不也是件很快意的事吗？ 同时她也想到制裁太监的必要，张之洞奏折中有几句话，说得触目惊心，她已能背得出来了：“夫嘉庆年间林清之变，则太监为内应矣！本年秋间，有天棚搜出火药之案，则太监失于觉察矣！刘振生擅入宫禁，则太监从无一人举发矣！然则太监等当差之是否谨慎小心，所言之是否忠实可信？圣明在上，岂待臣言！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充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 这些话是不错的，安德海就是一个榜样。李莲英倒还谨慎，但此外难保没有人不步安德海的后尘。这样一再思考，她渐渐地心平气和了。 于是她先将陈宝琛和张之洞的折子发了下去，接着便与慈安太后一起御殿，召见军机，第一句话便是提到午门一案。 “午门护军打太监那件案子，照刑部原议好了。”慈禧太后特为又说：“不用加重！” 恭王自是欣然奉诏。回到军机处，首先就找陈宝琚张之洞的原奏来看。两疏裁抑宦官，整肃门禁的命意相同，但张之洞的折子，又不及陈宝琛的来得鞭辟入里，精警动人。恭王看一段赞一段，口中啧啧出声，从未见他对人家的文字，这样子倾倒过。 看完了，他将陈宝琛的折子，重重地拂了两下，“噗、噗”作声，“这才真是奏疏。” 他对李鸿藻和王文韶说：“我们旗下都老爷上的折子，简直是笑柄！” 李王两人都明白，是指前两天一个满洲御史上书言事，争的是定兴县买卖落花生的秤规。这种琐屑细务，居然上渎天听，实在是笑话。 “是！”两人同声答应，但内心的感触和表面的态度都不同。 李鸿藻也是力争这一案的，有此结果，自感欣慰，但还不足以言得意，得意的是，两张——张之洞和张佩纶，承自己的意志，有所行动。陈宝琛虽少往还，而清流声气相通，亦无形中在自己的控御指挥之下。陈宝琛和张之洞的奏疏一发抄，天下传诵，必享大名，而往深里追究，则知隐操清议，自有宗主，所以内心兴奋，脸上象飞了金似的，好生得意。 王文韶则正好相反。他的地位还不能与李鸿藻相匹敌，而是为沈桂芬担心，从崇厚失职辱国，连累举主，沈桂芬就一直抬不起头来。眼看清流咄咄逼人，当然不是滋味，但清流放言高论，锋芒毕露，还不过令人感得刺心，而于实际政务的影响，毕竟轻微。如今可不同了，慈禧太后震怒，迁延数月，王公不能争、大臣不敢争的午门一案，竟凭清流的两篇文章，可以回天，这太可怕了！ 第二十节 南北之争，由来已久，这一年来，两派针锋相对，大致互持不下，还可相安无事。此刻则“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南不胜北，是再也无法讳言的一件事。清流搏击，向不给人留余地，贺寿慈被攻落职；崇厚被攻几乎性命不保；董恂被攻不能不告老；万青藜被攻亦丢了官，此外闽浙总督何璟、湖广总督李瀚章都被劾获谴，等而下之，更不必谈。气焰已经那样高张，再有此力足回天的表征，看来是要动沈桂芬的手了。 沈桂芬一垮，王文韶很清楚，就是自己的冰山已倒，不能不引为深忧。同时他为沈桂芬担心的，还不止于权势地位，而是他的身体。沈桂芬入秋以来，一直缠绵病榻，他的气量又狭，病中见到这种清流的气势，必定大感刺激。倒要好好去安慰他一番才是。 因此下朝以后，直接就坐车到沈家。沈桂芬卧室中只有一个小火炉，窗子虽裱糊过不久，但房子不好，且又旧了，处处缝隙，寒气侵人。这样的地方，何能养病？王文韶的心里，越发难过。 “这么早来，必是有什么要紧事？”拥衾而坐的沈桂芬，喘着气问。 这一下提醒了王文韶，自悔失计，将这件事看得太严重，反更易引起沈桂芬的疑虑。 因此，他急忙答道：“没事、没事。顺路来看一看。” 接着王文韶便坐在床前，问起沈桂芬的病情，一面说话，一面随手拿起茶几上的书来看，却是几本邸抄，便又放下。 “夔石！”沈桂芬突地愤然作色，“你看十一月二十七的那道上谕！什么‘铁汉’？” 王文韶愣了一下，旋即想起，他不满的是“翰林四谏”中的邓承修。此人专好搏击，字“铁香”，所以有“铁汉”的外号。邓承修最近所弹劾的是户部右侍郎长叙，措词固然严刻，但听沈桂芬的语气，似乎鄙夷不屑，却不解其故，便检出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上谕来看：“邓承修奏：本月十三日为圣祖仁皇帝忌辰，朝廷素服，薄海同遵。风闻户部侍郎长叙，以是日嫁第二女与署山西巡抚布政司葆亨之子为婚，公然发帖，宾客满门，鼓乐喧阗。 伏念功令：遇国忌之日，虽在山陬海澨，停止鼓乐，奚论婚娶？今长叙、葆亨，俱以二品大员世受国恩，内跻卿贰，外任封疆，而藐法妄为一至于此！使其知而故为，则罪不容诛，使其不知而为之，如此昏瞆糊涂，岂能临民治事乎？查长叙为前任陕甘总督裕泰之子，现任广州将军长善之弟，累世高官，连姻帝室。葆亨仰蒙特简，累任抚藩，而公犯不韪，哆然无忌，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臣闻国之为治，赖有纪纲，纪纲不张，何以为国？长叙、葆亨姻亲僚友，多属显官，而俱视为固然，无有一人知其干犯，为之救正者。昧君父之大义。忘覆帱之深恩，情迹虽殊，恣欺则一。夫以圣祖之深仁厚泽，百世不忘，皇上方降服弛县，宫廷只肃，而近在辇毂之下，贵戚之家，伐鼓撞钟，肆筵肃客，公卿百僚，称贺争先，此实中外之骇闻，搢绅所未有。若非明正纪纲，从严治罪，则陵夷胡底等语，本月十三日系属忌辰，户部右侍郎长叙之女，于是日出嫁护理山西巡抚布政司葆亨之子，实属有干功令。长叙、葆亨，均着交部严加议处。” 部议的结果是革职，一时忘却忌讳，竟致丢官，自是过苛。王文韶想起陈、张的奏折，不免忧心，“上头也太纵容这班人了！”他说，“此辈过于质直任性，总要想个法子，压一压他们的气焰才好。” “哼！”沈桂芬冷笑，“你以为只是质直任性？奸诈得很呢！ 劾长叙就劾长叙，何苦又牵出长乐初？又是什么‘连姻帝室’，连心泉贝子都中了冷箭。这种鬼蜮行径，算什么铁汉？” 这一说，王文韶才明白。长乐初就是长善，是长叙的胞兄，奕谟字心泉，是长善的女婿。邓承修把他们无端牵涉在里面，用心确有疑问。 “长乐初总算贤者，在广州力倡文教，以驻防将军肯作偃武修文之举，难道还对不起邓承修他们广东人？” “是的。”王文韶说，“邓铁香的笔锋，原可以不必扫及长乐初的。或者另有嫌隙亦未可知。” “什么嫌隙？无非长乐初打点京官的炭敬，拿邓都老爷一例看待而已。” 原来是长善对邓承修的炭敬送少了！沈桂芬说此话，自然有根据，怪不得看不起邓承修。王文韶怕事，不敢仔细打听，唯唯地敷衍着。 就在这时候，听差送进一封信来，王文韶偷看了一眼，那笔大气磅礴的颜字，一望而知是翁同和的手笔。心念一动，怕信里是提到陈、张两折的结果，便不肯落在翁同和后面。 “老师，”王文韶是沈桂芬在咸丰元年当浙江乡试考官所取中的门生，“午门一案结了，仍照刑部原奏。李兰荪大为得意，陈伯潜、张香涛的两个折子，居然把上头说动了。” 一听这话，沈桂芬一愣，然后拆阅翁同和的信，将信看完，脸色非常难看，仿佛猝受打击，无所措手的神气。 好半天，他恨恨地说：“走着看吧！” “老师亦犯不着跟他生闲气。”王文韶劝道，“上结主知，全在实心实力，光是鹜声气，浮而不实，到头来无非自取其败。” “看人挑担不吃力，那些大言不惭的家伙，几时让他们自己尝尝味道就知道了。” “是啊，可笑的是吴清卿，书生筹边，煞有介事。俄事总算可以和平了结，不然不知道会狼狈成什么样子？” “哼！”沈桂芬又冷笑了，“照他们这样子嚣张，纸上谈兵，放言无忌，搞成一股虚骄之气，总有一天，国事让他们败坏得不可收拾。” “所以，这就全靠老师中流砥柱了。朝廷少不得老师，千万珍摄。凡事放开些，不必过于操心。” “我也看开了。”沈桂芬忽作豁达语。“只等身子稍微好些，我也要求田问舍，略作菟裂之计。” “是。老师也太自苦了。”王文韶看着那个小煤炉，不胜感叹地，“谁想得到，相府寒俭如此！” 由此开始，说了好些无关国计的闲话。沈桂芬以腊八粥飨客，王文韶自奉不俭，但颇善于做作，将一大碗配料不甚讲究的腊八粥，津津有味地吃得一干二净，方始告辞。 辞出沈家，在车中回忆刚才跟沈桂芬的谈话，想起长叙，同为户部侍郎，而荣枯不同，急景凋年，谪居寂寞，应该去探望一番。再说，长叙眼前虽倒霉，而“连姻帝室”，跟恭王亦有渊源，终有复起大用的一日，趁这时候也应该烧烧冷灶。 主意打定，转道长叙寓处。他跟他侄子志锐同住，志锐是新科翰林，而王文韶是本科殿试的读卷官，论起来是师生。老师拜门生，照规矩是“硬进硬出”，所以志锐虽不在家，长叙仍旧很客气地开中门迎接。 但一到书房，却以通家至好，就熟不拘礼了。长叙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依依客座之间，十分可爱。 长叙倒是很潇洒，绝口不提获谴丢官的事。岁末怀人，谈起许多故旧，特别是长善在广州将军署，辟题“壶园”的后苑，结文社所延的那班名士，番禺的施鼎芬、广西贺县的于式枚，都已跟志锐一样，点了翰林名，独有江西萍乡的文廷式，至今还不曾中举。 “此君我亦久闻他的大名。”王文韶问道：“比于晦若、梁星海如何？” “文芸阁才气犹在此二人以上。可惜场屋赠蹬，同治十二年曾应北闱未售。以后就在家兄署中作客。”长叙又加了一句：“大器晚成！” “如今呢，依然是在令兄署中？” “在南昌。” “何不招之北来？”王文韶有感于李鸿藻的作风，亦颇想罗致才俊，作为羽翼，所以这样试探着问。 “文芸阁赋性不羁，要看他的兴致。后年乡试，大致还是应北闱，说不定作了夔翁的门生。” “不会，不会。”王文韶摇摇头，“我对考差的兴致，不如翁叔平来得浓，顺天乡试的主考，决不会放我。” 长叙也知道不大会放他，因为他不是翰林。说文廷式可能会作他的门生，原是一句恭维的话，说过也就算了。但王文韶的想法却又不同，“有机会，倒很想见见此君。” 他说，“如果他不嫌弃，以师弟相称，亦未始不可。” 这是想文廷式拜他的门，长叙自然表示愿意促成其事。这是很渺茫的一件事，总要到后年乡试，文廷式愿赴北闱，到了京里再说，而王文韶却谆谆叮嘱，显得很认真地。 第二十一节 “言路又嚣张了！”世铎惴惴不安地跟孙毓汶说：“要杀直隶总督的头，要抄内务府大臣的家。这样子下去，如何得了？” “王爷，咱们等着看好了。”孙毓汶说，“莱山有办法。” 他是从张佩纶慈眷不衰得到明证那一刻起，就已大起戒心。言路嚣张，自然要设法抑制，而擒贼擒王，又得在一批清流班头上动脑筋。第一个当然是张佩纶，第二个是陈宝琛，只要拿这两个人制服了，其余便不难对付了。 由于慈禧太后和醇王都很欣赏张佩纶的才气，孙毓汶便将计就计，想了极妙的一策。他向醇王进言，法国兵舰侵入厦门、基隆之间，闽海防务吃紧，非派张佩纶筹办福建海疆事宜不可。因为第一、张佩纶才大心细；第二、海防一向由李鸿章主持；闽海防务如果不能得北洋的全力支持，根本无从谈起，而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极深，必能和衷共济。换句话说，派张佩纶到福建，等于就是课李鸿章以筹防闽海的责任。 在他的想法，张佩纶此去，书生典兵，必无善果，不但调虎离山，而且也是借刀杀人。 万一师出有功，那也很好，无论如何是枢廷调遣有方，比起恭王和李鸿藻用唐炯和徐延旭，岂不是强得太多。 当然，醇王不会知道他肚子里的打算，只觉得张佩纶确可大用，所以欣然同意。 于是孙毓汶提出进一步的建议，以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陈伯潜纯然书生，诗做得好，没有听说他懂军务。”醇王有不以为然之意，“而且，他江西学政也还没有满任。” “不必他懂军务，军务有曾沅甫在，他不懂不要紧。”孙毓汶答说，“曾沅甫也是主和的，对于两江防务，不甚在意，有个陈伯潜在那里坐催，他不能不鼓舞振作。王爷，这就跟在马号里拴一只猴子，是一样的道理。至于学政虽为三年一任，两年就调的也多得是。朝廷用人自有权衡，那怕刚到任就调差，又有何妨？” 猴子的比喻虽轻薄，倒也贴切，伏枥过久，筋骨懒散，虽骏骨亦成驽下，所以养马之法，常在马号里拴一只猴子，利用它跳踉撩拨，时刻不停地逗马活动，代替溜马的功用。陈宝琛书生虽不知兵，而主战，若是会办南洋军务，自然不容曾国荃偷闲苟安。醇王觉得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不过，“吴清卿虽说带过兵，打洋枪的准头甚好，比起李少荃来，可就差得太远了。” 醇王问道：“何用他去会办北洋？” “这跟用陈伯潜会办南洋的作用差不多。李少荃一向不主张用兵，保全和局，这当然是对的，就怕他求和之心太切，万一必得开仗时，暗中阻挠。有吴清卿在那里，至少也是个耳目。” “这倒也是。就怕李少荃心里不高兴。” “不碍。”孙毓汶答道：“李少荃最敬重王爷，不妨给他去封信。吴清卿到北洋，决不是分他的权，只不过吴清卿也练了两三千的兵，供他驱遣而已。” 醇王的耳朵软，很容易为人说服，所以经过孙毓汶的一番解释，不以为然的初意，涣然而消。当然，他决不会想到孙毓汶不但是调虎离山，而且还包含着借刀杀人的祸心。曾国荃、李鸿章岂是好惹的？陈宝琛与吴大澂如果自恃清班，傲慢不驯，或者急于图功，不知进退，惹起曾、李的猜忌之心，随时都会上奏参劾，那时欲加之罪，不患无辞，一下子可以将清流投入浊流。 于是第二天就有上谕： “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着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着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着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 见到邸抄的人，包括张佩纶自己在内，无不觉得大出意外，尤其是陈宝琛会办南洋，真是叫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此，从王公大臣到微末闲员，凡是关心时局的，都以此作为话题。 正在病中的恭王，岂有识不透其中机关的道理？只是不便揭破，但到底是爱才的人，不免替陈宝琛担心。 “两江可有得热闹了！陈伯潜的福建官话不容易听懂，曾沅甫的湘乡话，有人说象牛叫，两个人怎么能谈得到一处？”他这样对来探病的盛昱说。看似诙谐，实有深意，盛昱当然了解。 接下来，恭王又论另外两名“新贵”。他认为李鸿章曾经保过吴大澂，所以对新派的这位“会办”，不致有何成见，如果吴大澂能跟北洋衙门的文武官员融洽相处，境况将会比陈宝琛好得多。 至于张佩纶的新命，无疑地是腾踔云路的开始，“幼樵的身分跟他们又不同。南北洋原有大臣，闽督则并无专办海疆的成命。所以幼樵名为会办，实在是钦差。而况，”恭王笑道，“幼樵的奥援很有力量，不光是朝中的力量。” 这是指李鸿章而言。所谓“不光是朝中的力量”，意思是说还有北洋水师的实力，以此支援张佩纶，则岂浙总督和船政大臣，亦不能不拱手请他主持闽海筹防的全局。 “提到这一层，”盛昱忍不住又要直言了，“我最不佩服幼樵。李相诚然是国家柱石，然而凡百作为，闽无可议之处？幼樵以风骨自见，责人务求其苛，何以弹章不及于李相。而且爱屋及乌，连‘李大先生’亦幸免了。这何能教人心服？” “李大先生”是说李瀚章，他的官运确是由“李二先生”而来的。恭王笑笑答道：“我佩服少荃的手段，就在这里。能收服张幼樵，实在比如来佛收服齐天大圣还难。如今幼樵会办海疆，更是收发由心了。” 最后这句话，骤听费解，要细细体味，才能参悟出其中的深意。李鸿章自然要保全和局，但主战的论调抬头，朝命严饬北洋水师投入战场，李鸿章既不能抗旨，又难以挽回，会遭遇极其困难的局面。如今由张佩纶出面筹防闽海，则一切情况都在掌握之中，要和要战，自然收发由心。 了解到这一层，盛昱倒不免替张佩纶为难，因而问道：“幼樵平日持论侃侃，忠义奋发之气，溢于言表，将来局势变化，果真不免于一战之时，他又如何回护李相，保全北洋的实力？” 恭王笑笑，这一笑使得盛昱微感不快，因为那有笑他书生不晓事的意味。 不过笑归笑，还是给了盛昱很明白的解答，当然那有着教导后辈的味道：“你没有到那种位置，也没有做过那种要承人意旨的官，自然没有这方面的阅历。象这种情形，李少荃最善应付，俗语说的是：‘雷声大，雨点校’又道是：‘只拉弓，不放箭。’拿面子糊弄过去，徐图挽回，十之八九可以奏效。不过幼樵到底不脱书生的本性，是不是肯完全听任少荃的摆布，大成疑问。” 说到这里，恭王面有忧色。这使人费解，盛昱率直问道：“难不成这样子倒不好？” “不好！”恭王摇摇头，“李少荃到底才大心细，有他整套的办法，如果肯听他的，必有效验。果然象左骡子那样，一万个不佩服，处处别出手眼，倒也能弄出一个样子来。就怕样样听他，到了关节上自己又有主张，那非偾事不可。” 这自然是极深刻的看法，但如何偾事，却无从想象。盛昱的心热，颇很想写封信对张佩纶有所规谏，只是着笔颇难，而且清流中他们已分道扬镳，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也决不会有人认为他的逆耳忠言，出于善意。这样一想，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了。 在张佩纶，却兴头得很，精心构思，撰了一通谢表，以范仲淹、陆逊自拟。接着便打了个密电给李鸿章，请教进止机宜，到第二天李鸿章的复电到达，才递谢表。 照规矩当天召见。这是张佩纶第二次“独对”，慈禧太后颇有一番奖勉之词，然后谈到对法的和局。李鸿章与法国的代表福禄诺，已经议定中法简明条约五款，前一天刚由总理衙门据情转奏，慈禧太后便以此垂询张佩纶的看法。 “和局务宜保全，请皇太后圣明独断，执持定见。”张佩纶的声音，清晰有力。接下来便解释必须保全和局的原因：“越南的军务，到此地步，已无可挽救。现在法国调集军舰，打算攻我台湾基隆，夺取煤矿，又要想夺我福建船厂，果然狡谋得逞，既不缺煤，又有船厂可以修理军舰，它们就可以一直撑下去，非索赔大笔兵费，不满其贪壑不止。所以如今的上策，是先了结越南的纠葛，全力筹防闽海。不然，兵连祸结，益发难以收拾了。”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越南的局势，弄到这样，提起来真教人不甘心。唐炯、徐延旭太不中用！” “唐炯、徐延旭当然有负圣恩，不过事权不专，督抚又不能同心协力，自难免失利。” 张佩纶停了一下又说，“南方的防务，实以广东为重镇，广东的接济，能够源源不断，前方才可以放胆进兵。臣以为越南军务失利，不尽是唐炯、徐延旭的过失。” 这话的言外之意，是在攻击张树声，慈禧太后自然明白，不过这时候不愿将话题扯得太远，所以没有再提广东。 “张佩纶，你平日很肯留心时局，如今派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总要筹个长治久安之计才好。” 这话正碰到张佩纶的“满腹经纶”上，因而很响亮地答声：“是！”然后略停一停，大谈海防：“我中国幅员辽阔，海岸东起奉天、锦州，南到琼州、廉州，绵延万里之长，本来就防不胜防。加以俄国占据海参崴，想攻我混同江；英国取香港，法国取越南，葡萄牙取澳门，三路进逼广东；日本袭击琉球，志在台澎，形势对我更为不利。现在西洋各国在红海开运河，辟了一条捷径，而且安设海底电线，信息极快，一旦有事，征调军舰，极其方便。在我国，只能调集陆军，扼守海口，而在外国，进则有利，退则停泊在大海之中，我军望洋兴叹，不能追击，所以对他们并无害处。主客易势，劳逸不同，是我们最吃亏的地方。” 这番侃侃而谈，言之成理而颇有创闻的陈奏，慈禧太后深为注意，“照你这么说，我们中国就没有法子防备了？”她怀疑地问，“总不致于吧？” “事在人为。”张佩纶答道：“水师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同治年间，丁日昌奏请设立三洋水师，原折下督抚重臣议奏，左宗棠以为洋防一水可通，一有警报，兵轮可以齐集支援，倘或强划为三洋，名为各专责成，其实各不相关。李鸿章也说：‘沿海口岸林立，处处驻扎重兵，不但耗费浩繁，而且备多力分，主张全力扼守要害’。这都是老成之言，必在圣明洞鉴之中。” “是的，我记得他们当初是这么说。督抚的习气，向来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剿匪也好，对付洋人也好，一出自己的疆界，就撒手不管了。文宗在日，最恨各省这个样子，现在就是南北洋，争械争饷，也都不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你这次到福建，务必跟总督、巡抚、船政大臣和衷共济。同为朝廷办事，办好了大家有功，一件事办坏了，共事的人，说这个有罪，那个反倒有功，是断乎不会有的事。” “是！”张佩纶加重语气答道：“臣必谨遵慈谕，任劳任怨。” “沈葆桢创办船政，很有效验。不过现在要制洋人，总还得另有一套办法。总理衙门跟北洋已经商量过这件事，你总知道？” “是！臣是知道这件事的。李鸿章跟总理衙门常有信使往来，反复讨论，现在意见差不多一致了。”张佩纶略停一下，用很有力的声音说：“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轮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 “你是说专设一个衙门管理水师？” “是！西洋兵制，水师都设海军部，兵柄极重。”张佩纶说：“总税务司赫德在总理衙门谈论军事洋务，亦劝我中国设立总海防司。水师既然宜合不宜分，宜整不宜散，自然宜乎专设水师衙门，统筹调度。” “设衙门倒没有什么，不过多用几个人。创设外海兵轮水师，只怕不是一两百万银子所能办得了的，这笔经费，从何而来？你们想过没有？” “臣等亦曾筹议，沿海共有七省，外海兵轮水师，既然一军应七省之防，则七省合力供水师一军之饷，亦非难事。所难的是，怕七省督抚，各持门户之见，不肯通力合作。” “这倒不要紧。谁要是不肯尽力，朝廷自有处置的办法。”慈禧太后想了好一会，用沉着有力的声音吩咐：“你好好写个折子来。一条一条，越详细越好。” “是！” “你这次到福建，虽说会办海疆事务，身分是钦差，福建的船政也可以管。”慈禧太后又说：“你赴任以前，不妨先到天津找李鸿章谈谈去。你不是跟李鸿章很熟吗？” “是！臣与李鸿章世交。” “你见了李鸿章，告诉他：朝廷待他不保多少人参他，我都压了下来。他也该激发天良，好好办事。”慈禧太后又说：“有人骂他是秦桧、贾似道，这话虽然过分，李鸿章也不能没有警惕。保全和局不是含混了事！” “是！”张佩纶说：“臣见了李鸿章，一定将皇太后操持的苦心，细细说给他听。” “现在国家多事，有好人才一定要让他出头。你向来遇事肯留心，可知道有什么能干的人？” 张佩纶已听说有人保举江苏江安粮道张富年、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张荫桓，已分饬三省巡抚转知来京，听候召见。张富年他不熟，薛福成和张荫桓是知道的，都是干练通达，可办洋务的人才。但薛福成是慈眷正隆，已调任顺天府尹的薛福辰的胞弟，为恐慈禧太后疑心他有意迎合起见，所以只提张荫桓。 “据臣所知，安徽道员张荫桓，虽非科举出身，很读过些书。以前在山东服官，阎敬铭、丁宝桢都很器重他。此人熟悉海防、商务，勇于任事，若蒙圣恩拔擢，臣料他不致辜负委任。” “嗯，嗯！也有人这么说他。”慈禧太后说道：“另外有才干的，肯实心办事的人，你也该随时替朝廷留意。” 奏对到此，告一结束。张佩纶退出宫来，第一件事便是将召见情形，专函告知李鸿章。 第二十二节 信到之日，正好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简约；一共五款，第一款是：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如有他人侵犯，均应保护。表面上好象尊重中国，实际上是法国变相取得越南的保护权。李鸿章当然懂得其中的奥妙，但他只求不赔兵费，其余都好商量，至于条约的文字，只要没有刺眼的字样，就可以瞒过言官的耳目。因此，画押以后，奏报朝廷，曲意解释：“自光绪七年以来，曾纪泽与法外部总署，暨臣与宝海、特利古等，往复辩论，案卷盈帙，均无成议，愈办愈坏。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降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请言和，删改越南条约，虽不明认为我属邦，但不加入违悖语意，越南岂敢借词背畔？通商一节，谕旨不准深入云南内地，既云“北圻边界”，则不准入内地明矣。兵费宜拒一节，该国本欲讹索兵费六百万镑，经嘱马建忠等，历与驳斥，今约内载明，不复索偿，尚属恭顺得体。中国许以北圻边界运销货物，足为中法和好互让之据。” 这“通商”范围与“兵费宜拒”，是朝廷特饬办理和约的要旨，另外还有一点，是要保全刘永福的黑旗军。这牵涉到北圻撤军，最费周章，简约第二条，就曾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据，不虞侵占，中国约明将北圻防营，撤回边界。”但刘永福是否肯撤，大成疑问。 刘永福和黑旗军的出处，是李鸿章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几乎上到太后、下到小民，内而军机处、总理衙门，外而驻法使臣曾纪泽，都认为刘永福和他的部属，对国家不但过去大有功劳，将来还大有用处，所以从马建忠自上海陪福禄诺北上准备与李鸿章议和之时起，就不断有人上奏，包括张佩纶在内，无不要求保全刘永福。慈禧太后和醇王当然会顺应舆情，在指示李鸿章议和宗旨的四款密谕中，最后一款就专为维护刘永福而言。 己之所受，恰是敌之所恶，李鸿章知道法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不肯让步的，如果中国政府不将刘永福视作官军，依据五款简约第二款，从北圻撤退，法国就会当“土匪剿办”，这那里是保全之道？当然，刘永福自己知难而退最好，无奈这是不可能会有的事。至于李鸿章个人对刘永福的观感，倒跟法国人差不多，第一是痛恨，恨刘永福捣乱闯祸，害得和局难成；第二是轻视，断定刘永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李鸿章就滇、桂边境的整个局势来看，认为刘永福是一块被重重围困，杀不出路来的“孤棋”。但是孤棋有两只“眼”亦可“做活”，从前的两只眼是唐炯、徐延旭，这两只眼现在变了自身不保的“假眼”，但可能又找到另外两只眼，一只眼是岑毓英、一只眼是唐景崧。 因此李鸿章在开议之初，就有一个打算，关于刘永福的出处，唯有在和约中不谈。然而何以不谈又必得有番话搪塞朝旨和清议，所以复奏的措词，很费了些苦心：“至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该外部商论，由中国设法解散约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受伤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为役。此次福禄诺绝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该国另派使臣，若议及此，当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这是极言刘永福不能“御大敌”，且为敌轻视，不值得保全。接下来，便想借重朝廷的力量，先解决刘永福，免得将来发生冲突，自己经手和约，脱不得干系：“目下和议已成，法人必无反复，法兵必渐撤减，滇、桂边防各军，亦宜及早切实整顿，凡不得力之勇营，应逐渐裁减，汰无用而留有用。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云南、广西督抚，严明约束，酌加减汰，预筹安置妥策，俾无生事滋扰，则保全者多矣。” 这道奏折与议定五款简约，同时上达御前。慈禧太后与当政王大臣倒都没有话说，但言路大哗，朝旨命李鸿章应该博采群言，不可稍执成见。这一来，李鸿章心存畏惧，跟福禄诺还有些附带的口头协议，就不敢奏报了。 附带的协议是由简约第二款而来的。这一款前段规定：“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在凭据，不虞有侵占滋扰之事，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但是，中国“防营”何时调回呢？福禄诺提出要求，沿广西边界的，限简约生效后二十天内撤回，在云南边界的，限期则放宽一倍，是四十天撤回。虽未达成协议，但无论如何是经手谈和的人，必须了清的首尾，而李鸿章因为清议不满于简约内“未将越南为我藩属一层，切实说明”，不敢再谈撤兵，所以隐匿不以上闻。 好在这到底是简约，根据第五款规定，三个月以后“悉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在清议觉得还有挽回利权的机会，认为不妨到时候再说话。在李鸿章则认为三个月以后还可以说明经过，此时不说不妨。 就这样，对法和议就算糊里糊涂结束了。 正在这时候，张之洞奉召到京。在山西三年，操劳过度，所以年未五旬，而须发多白，越显得是忧国荩臣的丰采。一到，照例宫门请安，当即召见。慈禧太后手里压着一个张树声因病请开两广总督缺，专治军事的奏折，要看张之洞的奏对如何，再作道理。 当然，召见的用意，是他早就得到了消息的。仕途有几个关键，一跳过去，就是龙门，道员擢监司，巡抚升总督都是，张之洞心里有数，早就有所筹划，因而奏对甚称懿旨。 问到越南的军事，他不必为他的至亲唐炯辩让，亦不必攻讦张树声，只说目前滇桂边境的用兵，两广总督的职司就象剿捻时候的两江总督一样。当年曾国藩坐镇江宁，全力为前方筹办粮台，李鸿章得无后顾之忧，方能成平捻之大功。如果现在两广总督亦能多方调度，要械有械，要饷有饷，源源不绝地输运边境，则前方将士，无虞匮乏，自然可以严申纪律、效命驰驱。 这话在慈禧太后自然觉得动听。张树声出身淮军，对边境支援，厚此薄彼，已有许多人说过话，最近张佩纶还曾提到。张之洞翰林出身，与湘淮俱无渊源，而且勇于任事，教他到两广去筹划粮饷，当然可以不偏不倚，大公无私。 然而粮饷又从何而来呢？张之洞亦早已想好一条路子，不过这条路子不宜陈之于庙堂，更怕清议抨击，不能不严守秘密。所以只含含糊糊地答奏，广东的富庶，天下知名，所患者经手人侵吞中饱，只要肯实心整顿，多方爬梳，弊除则利自生。 这番话又是慈禧太后所爱听的，因此，不到三天，就有明发上谕：“张树声准开两广总督缺，仍着督率所部，办理广东防务。两广总督着带之洞署理。” 清流大用，至此极盛，李鸿藻门下两张都是门庭如市，红得发紫了。 二张的大用是李鸿藻的一大安慰，更是一大希望。从三月十三“降二级调用”到现在一个半月，始终未有后命。这表示还有滥保唐炯、徐延旭一案未了，要等这两个人解到京里，审问定罪，看情节可以不予察议，才会补用。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无官无职不必上衙门，也就不致于难堪。能这样“闭门思过”过一年半载，等张之洞在广东、张佩纶在福建，大展长才，更邀慈眷之时，合疏力保，一下子就可以开复原官，岂不比降补内阁学士，再循资升转强得多？ 因为如此，他反倒不愿吏部具折题补。好在吏部两尚书，一个是接自己遗缺，久在弘德殿同事的徐桐，一个是翁同和的把兄弟，跟自己的关系也极深的广寿，都可以照他的意思行事。只是虽已罢官，门庭并不冷落，尤其是两张，几乎没有一天不到宣武门外，曾为严嵩故居所在之地的绳匠胡同李宅长谈。 这时的张佩纶，已经遵照慈禧太后的面谕，上了一个“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特派重臣经画”的奏折，这所谓“重臣”，当然是李鸿章，而将来不管水师衙门设在京师，或者天津，李鸿章只会兼管，不会专任，专任之责，必定落在自己身上。所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在他看来只象某处黄河决口，特简大臣为钦差去踏勘实情，就地指示该管督抚防堵那样，不过三五个月工夫，就可以返京复命。然后就会奉旨会同李鸿章筹办水师衙门，管七省的海防，也有七省的协饷可用，那时以“学士行边”，艨艟环护，万里乘风，固非范仲淹梦想所能到，而书生典兵，“少年负重”，更可能如吕蒙之荐陆逊。李鸿章如果内召，或者进军机，或者管总署，当然会荐以自代。 在张之洞知道此去广东，军事非己所长，不妨推重彭玉麟，事成则收和衷共济的美名，事败亦尽有人分责分谤，要全力以赴的，只是筹饷，而筹饷的捷径，则是开赌。 不久，张树声上了一个奏折，首先就说：“两次督粤，几及三年，空怀报国之诚，曾乏济时之略，涓埃靡效，抱疚难名。特粤事利弊，臣竭蹶请求，粗悉原委，谨撮举大略，为皇太后、皇上陈之。” 以下分吏治、军政、理财、民风四大条，民风一条中，提到广东的赌风：“赌之名目甚多，至不可胜计。今白鸽等票，比户有之，虽部议加重罪名，而嗜赌成为风俗。几以禁令为违众拂民之事。闱姓一项，臣于光绪六年会同抚臣裕宽察看复陈，请严禁投买，以肃政体，而杜漏卮，言之已详。比以经费支绌，屡有借军需之说，巧请开禁者。臣坚持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之战，未敢为所摇也。” 慈禧太后和军机处，对张树声交卸以前上这样一个奏折，用意何在，颇为困惑，是自陈政绩，有意恋栈，存着朝廷可能会收回张之洞督粤成命的万一之想呢，还是因为他有几件参案在查办，先侧面为自己剖白？无从明了。不过在任三年，直到今日来“述职”，无论如何是太迟了。因而上谕中颇致不满，说广东“积弊至此，张树声在任数年，何以不早为整顿，直至交替在即，始行陈奏，实属任意诿卸。着张之洞于到任后，将一切应办事宜，认真经理，总期有利必兴，无弊不革，以资治理而重地方。” 看到这道上谕，张之洞才松了口气。张华奎为了他父亲丢官，必会设法报复，这一层只有张之洞心里明白。那道奏折中提到禁赌，就是有意跟张之洞为难，料想他筹饷之道，不外开赌，希望以义正辞严，可以诉诸清议的论调，堵塞张之洞所想走的那条路。 料倒是料中了。张之洞私底下的打算，确是如此，赌风之盛，原不止广东一处，但唯有广东的赌，因为参合西洋发行奖券的规则，可以从中抽捐。最有名的一种赌，名为“闱姓”，以国家的抡才大典，作为赌徒卜利的凭借，主事者多为地方上有势力的绅士，设局卖票，凡遇大比之年，等榜发看买中姓氏的多寡，以定胜负。大姓如区梁谭黎，买中了不足为奇，出奇致胜在买中僻姓。于是有力者便有操纵之法，打听到僻姓的举子，暗底下为他找枪手，通关节，此人榜上有名，就是他多买中了一姓，自然胜人一筹。 其次是“白鸽票”，放出一群信鸽，看它飞回来多少？猜中为胜。这当然更易操纵，胜负无凭，博者不悦，因而又改良为“山票”。 山票是用千字文起首的一百二十个字，猜买以十五字为限。每次开三十个字，全中就是头彩，同中同分。这比白鸽票漫无准据的，自然易于措手，因而每次山票可以卖出数十万张，全票每张银洋一元五角，分为十条，每条一角五分，但如中彩，可以分得数万圆之多，因而广州虽极穷的人家，亦买山票。如果在其中附加若干，作为军饷，是一笔轻而易举，源源不断的可靠收入。 山票之外，还有“铺票”、“诗票”。铺票以店铺招牌不同的一百二十字来猜射，诗票则以五言八韵诗一首卜胜负，章程与山票大同小异，都是可资以筹饷的财源。 这些情形，张之洞早就打听得清清楚楚，胸有成算，不便明言，只等到任以后，奏请施行。一成钦案，清议即有指责，而生米已成熟饭，不怕阻挠。何况取之于公，用之于公，只要付托得人，涓滴不入于私囊，则问心无愧，亦应可邀得清议的谅解。 不道张树声一奏，几乎直抉其隐，自不免吃惊，更怕朝旨赞同其说，降谕继续禁赌，那时要挽回就很不容易了。 因此，张树声碰了个大钉子，在张之洞实在是不亦快哉！虽然朝旨中责成他“有利必兴、无弊不革”，但这“利弊”不妨就国家而言，开赌既可以筹饷，则是利非弊，并不违反上谕。 两张的新命以外，朝廷还有一番奖进人材的措施。阎敬铭升了协办大学士；张荫桓奏对洋务，颇中慈禧太后的意，因而开缺赏给三品卿衔，派在总理衙门行走；刘铭传和鲍超正将复起；而左宗棠眼疾已愈，特召进京，仍旧当军机大臣，并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且为体恤老臣起见，上谕左宗棠不必常川入值，免派一切差使。 和议虽成，朝廷的一切措施，在醇王上获慈禧太后的鼓励，下得左宗棠、彭玉麟及清议的支持之下，仍是朝着整军经武的方向在走。这与李鸿章的做法，并不冲突。因为李鸿章主张和议，是要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建立海防，这与醇王的看法是相同的。 但是，急进的法国军人，不容中国有从容部署的机会，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和约，很快地起了变化。 第二十三节 福禄诺是在四月下旬离开天津的，临走之前，表示法军将派军队巡视边境，驱逐刘永福的黑旗军，同时声明将在西历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号，分别进驻谅山及保胜，要求中国军队先期撤退。李鸿章对这个要求，率直拒绝，但对法军巡边，不置可否，亦未奏报。在他看来，中国军队驻守边界，只求敌人不来侵犯，至于在界外巡边，自是视若无睹，彼此不生影响，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其自然，最为上策。 那知到了闰五月初一，西历的六月二十三，法国军队九百人，由德森上校开到谅山之南的观音桥，准备来接收谅山了。 观音桥是个要隘，桥南桥北都是高山，桥南有四千人驻扎，由淮军将领万重暄率领，桥北则由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领兵三营防守。桥南万重暄的部下，因为德森出语骄横无礼，首先开火，火器不及法军精良，为敌压制，退守桥北。德森挥军追击，想乘胜占领北山高地，居高临下，胁迫谅山。 其时右营由诱捕党敏宣的宁裕明管带，见此光景，虽忧亦喜，急急分军三队，两队埋伏左右山麓，一队曳炮上山，抄出万重暄之后，发炮下击，法军攻势受挫。于是左右翼伏兵齐出，德森大惊，九百人溃退不成队形。各军一直追到郎甲。中国方面说“歼其锐卒数百人”，法国方面发布的战报说死二十二人，伤六十八人，双方的数字，大不相同，但法军大败，则毫无可疑。 广西巡抚潘鼎新原已认定粤军无用，不给军饷，预备裁撤，有此一战，刮目相看，准发军饷，而前方所需要的军火，则始终不给。 潘鼎新与李鸿章关系极深，对李鸿章性情、作风，知之亦极深，当然要为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应，因此他在广西根本就不主张备战。即令并无“保全和局”的顾虑，他亦不愿打仗，因为今昔异势，打洋人对自己的功名有害无利。 多少年来的积习：讳败为胜，如为小胜，必成大胜，战报中夸夸其词，甚至于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为奇。那种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电报、有新闻纸，往往夸张战功的奏折，还在仔细推敲之中，而报上已经源源本本揭露了实况。朝廷就常引报上的消息，有所诘责，这样子毫无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现在居然打胜了一仗，潘鼎新虽不能不发粤军的粮饷，亦不能不电奏报捷，但却不敢夸张，甚至还有意冲淡些，词气之间，仿佛表示，这是兵家常事，无足言功。这样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鸿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于使朝廷太兴奋，不然就是助长了虚骄之气，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办到的难题，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是，打了胜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胜仗。败军之将贵如巡抚提督，革职的革职，查办的查办，正法的正法，既然功过如此分明，那么获胜的官兵，当然应该报奖。潘鼎新带兵多年，知道这一层是无论如何压不下去的，不然影响士气，会发生绝大的麻烦，所以不得不报。 这一来要想冲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时潘鼎新远在龙州也不知道李鸿章在天津跟福禄诺交涉的经过，将法军自道依约巡边，要接收谅山的话，都叙了进去。醇王一看，大为诧异，五款简约，记载得明明白白，何尝有这些巡边跟接收的话？事有蹊跷，非问李鸿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鸿章当然不承认有条约以外的承诺，只承认福禄诺曾经提出节略，打算在什么时候接收谅山，什么时候接收保胜，当经严词拒绝，由福禄诺将节略上的这一项要求，用铅笔划去，并有“签字为凭”。 这个解释自是片面之词，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间，有此一节，不论怎么样都应该奏报朝廷，好了解法国的用心。隐瞒不报，难辞含混之咎。 就在这时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议，认为中国违约，要求赔偿巨额兵费，并且指出，五款简约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内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惯例，条约都以法文为准，而况是法国本身与他国订立的条约，当然更加坚持，一切都以法文本为证据。 事态演变至此，慈禧太后深为恼怒，一面降旨责李鸿章办理交涉不善，一面对法持强硬的态度，分饬有关各省督抚、将军、统兵大员，严密防范。当然张之洞和张佩纶也接到了这道密旨。 这时的两张，正由李鸿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阅北洋水师。 其时刘铭传亦正奉召进京，路过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门的上宾，宿将新贵，意气轩昂。 李鸿章不论为了保持他个人重臣的地位，还是实现他创办海军的雄心，都须眼前这班“红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笼络，除去大张盛宴以外，亲自陪着两张一吴——他的会办大臣吴大澂，出海巡阅北洋水师。 出大沽口自北而东，遍阅旅顺、登州、威海卫各要塞，使张佩纶长了许多见识。当然，在天津、在船上，他与李鸿章曾多次闭门促膝，倾诉肺腑，取得了谅解。李鸿章几乎以衣钵传人视张佩纶，唯一的要求是无论如何要在暗中协力，保全和局，否则不但创设海军无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这是李鸿章看出法国其志不小，一定会在闽海一带挑衅，但是他说不出退让的话，希望张佩纶不管如何放言高论，在紧要关头，能对法国让一步。除此以外，李鸿章还期望张佩纶能对抗曾国荃将南洋大臣的实权收过来，一方面可与北洋呼应支援，一方面作为未来“经画七省水师”的张本。 对于这个主意，张佩纶自然深感兴趣，因而以“抽调闽局轮船聚操”为名，在天津就拜发了一个奏折：“窃谓海防莫要于水师，而闽省莫要于船政。 查闽省船政局，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造轮船以为水师之基，设学堂练船以为水师将材之选，用意至为深远。虽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为旧式，而中国创设轮船水师，他日将帅必出于闽局学党，一、二管驾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严。” 所谓“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轮船，一共二十二艘，驻于福建的只有八艘，其余十四艘分防各剩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扬武”号，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张佩纶，管带是一员副将，名叫张诚，接谈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败情形，至于操练，则向无定章，所以坦率据情直奏：“分操向无定期，合操亦无定法，举各船散布海口，养而不教，势必士卒游情，船械敝蚀而后已。伏念各省文风，通都大邑每胜于偏僻小县者，序序之士，敬业乐群，狭乡之士，独学无友也。各路陆军，重镇练军每胜于零星防泛者，简练之兵，三时讲武，分泛之兵，终岁荒嬉也。” 以下引叙西洋水师训练之精，然后论到中国的水师：“中国急起直追，犹惧不及，若费巨帑以造轮船，而于水师训练之法，忽焉不讲，惟是南北东西，转运应差为务，使兵轮管驾，渐染绿营赌博嗜好之习，将来设立七省水师，利未开而弊已伏。” 这是为了整饬军纪，是建军的根本要图，理由极其动听，办法却是另有用心。 办法中首先提到曾与李鸿章“详细熟商”，所得的结果是：“拟将局造轮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陆续调回，在闽认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驾之勤惰，船质之坚窳，机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钝，臣皆了然于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为微臣历练之资。无论海防解严，各船抽调回闽，近者三五日，远者十余日，即可回防，不至贻误，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轮散碎，分防适以资敌，安能折冲？故欲纵横策应之功，终以大建七省水师为急。臣拟抽调局船，亦在闽言闽，一隅之计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调‘康济’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验看；广东所调‘飞云’两艘，现在驻琼转运，暂缓调回，所有南洋各舰，拟即分别电咨檄饬，陆续调至闽海操练一次，仍令回防。将来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实有犄角之势，三洋断无畛域之分，容与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及会办诸臣，次第考求办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折中所陈，各为“考察操练”，其实是想骗南洋大臣辖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归诸掌握。同时这道奏折中还有两层极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骗取朝廷承认，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轮船，都归张佩纶指挥管理；第二是想确定他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驾船政大臣而上，与南北洋大臣及督抚并行的钦差大臣。 拜发了奏折，立即上船，批示自然还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为大海隔绝了。直到烟台，方始与李鸿章作别，与张之洞一起坐“扬武”号取道上海，分赴闽粤。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战火复起，和约濒于破裂，“海防”由“解严”而又“戒严”。最坏的是观音桥一役打了胜仗！如果是打了败仗，则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为已足，可以无事，一打胜仗，朝廷自然得意，更无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国亦必不肯善罢干休，闽海只怕从此多事了。 张佩纶开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陆逊，“行边”固可耀武，“临戎”却茫无头绪，不知如何扬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着头皮，赶到福建再说。 一到闽江口，由“北水道”入马江，未进口子，只听巨炮连轰，隆隆然仿佛从四处八方围击“扬武”号似的。张佩纶大吃一惊，口干心跳，自己知道脸色已经发白，但要学谢安矫情镇物的功夫，装作不经意地问道：“这是干什么？” “回大人的话，是长门、金牌两炮台，放礼炮恭迎大人莅任。” 听得张诚的回答，张佩纶不自觉地透了口气，既惭愧，又自幸，亏得能够镇静，不然一到福建就闹个大笑话了。 “取二百两银子。”张佩纶吩咐老仆张福：“请张副将犒赏两台兵勇。” 于是张诚谢过赏，亲自指挥扬武号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驶，江口两岸又有炮台，即以南岸、北岸为区分，照例鸣炮致敬，张佩纶再次放赏。 绕过青洲，但见港湾深广，水波不兴，这里就是马尾。南面一带名为罗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码头，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经率领文武员弁，站班在恭候钦差了。 何如璋是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继德川幕府的“大政奉还”之后，发生“戊辰战争”，结果“倒幕派”取得胜利，由此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结束了多少年幕府专政的局面，开始了有名的“明治维新”。八年以后，中国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讲的身分膺眩在日本驻留了四年，任满回国，何如璋到了京里，与旧日僚友相晤，大谈日本风景之美，诗料之丰。张佩纶问他，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怎么回事？何如璋瞠目不知所对。因此，张佩纶就很看不起他，虽然科名晚一科，却不愿自居于后辈，见面直称他的号：“子义！” 反倒是何如璋称他“幼翁”。迎入船局大厅，奉为上座，自己侧面相陪，“幼翁”长，“幼翁”短，陈述船局的概况。张佩纶半仰着脸，“嗯，嗯”地应着，简直是“中堂”的架子。 “幼翁！”陈述完了，何如璋又问：“局里替幼翁备了行馆，是先进省，还是驻节在此？” “自然是进剩上头当面交代，福建的应兴应革事宜，让我不妨先问一问穆春岩、何小宋。我打算明天就进剩”这是指福州将军穆图善跟闽浙总督何璟，言下之意连福建巡抚张兆栋都不在他眼里。何如璋不知他衔着什么密命，要到福建大刀阔斧地来整顿？益发不敢怠慢，当天陪着他勘察船政局的船槽、船坞，所属的九个厂，以及教习制造和管驾的“前后两学堂”。夜来设宴相邀，张佩纶辞谢不赴，何如璋将一桌尽是海味的燕菜席，连厨子一起送到行馆，张佩纶总算未曾峻拒。 第二天一大早，何璟特派督标中军，由首县陪着，用总督所坐的八抬绿呢大轿，将张佩纶接到福州。将军督抚以下，都在南门接官亭站班侍候，一则迎钦差，再则“请圣安”。 凡是钦差莅临，地方文武官员照例要“请圣安”，此时张佩纶的身分“如朕亲临”，所以下了绿呢大轿，昂然直入接官亭，亭中早已朝北供奉万岁牌，下设香案，张佩纶一进去便往香案上方，偏左一站。穆图善跟何璟带头，鼓乐声中，领班行礼，口中自报职名：“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 “安！”张佩纶只答了一个字，这一个字比“口衔天宪”还要尊贵，是等于太后和皇帝亲自回答。 行完这套仪注，张佩纶才恢复了他自己的身分，依次与地方大吏见礼——这时就不能不叙翰林的礼节了。 何璟号小宋，广东香山人，亦是翰林出身，与李鸿章同年。张兆栋则比何璟还要早一科，虽非翰林，却真正是张佩纶十二科以前的“老前辈”。只是“后生可畏”，这须眉皤然的一总督、一巡抚，在张佩纶面前，不敢有丝毫前辈的架子，跟何如璋一样，口口声声：“诸事要请幼翁主持。” “国家多难，皇上年轻，诸公三朝老臣，不知何以上抒廑注？” 张佩纶一开口便是责望的语气，何璟与张兆栋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倒是穆图善比较洒脱，直呼着他的号说：“幼樵！朝廷的意向，是你清楚，闽海的形势，我们比较熟悉。局势搞到今天的地步，其来有自，所谓力挽狂澜，恐怕亦不能靠一两个人的力量。都是为朝廷办事，只要开诚布公，和衷共济，就没有办不通的事。” 这两句话，颇有些分量，加以穆图善先为名将多隆阿所识拔，以后随左宗棠西征，号称得力，算是八旗中的贤者，所以张佩纶不敢用对何、张的态度对穆图善，很客气地答道：“见教得是！” “说实话，朝廷的意向，我们远在边疆，实在不大明白，似乎和战之间，莫衷一是。” 穆图善又说，“幼樵，这一层上头，要听你的主意。” “不敢！”张佩纶因为和战大计，有些话不便明说，而穆图善又有将布防的责任加上自己头上的意思，因而发言不得不加几分小心：“军务洋务，关系密切，如今各国形势，大非昔比，和战之间，自然要度德量力，倘或轻易开衅，深怕各国合力谋我。朝廷的意向，我比诸公要清楚些，大致和局能保全，一定要保全。不过保全和局是一回事，整顿防务又是一回事，决不可因为和局能够保全，防务就可松弛不问。” “那当然。”穆图善说，“只是闽防力薄，不知道北洋方面，是不是肯出力帮助？” “照规矩说，闽防应该南洋协力。不过合肥是肯顾大局的人，这次已经当面许了我，拨克虏伯过山炮二十四门，哈乞开斯洋枪一千二百杆。”张佩纶紧接着又说：“我想练一支新军，要炮兵四队，洋枪兵十几营。洋枪当然不够，要请北洋代办，合肥亦许了我，一定尽力。” 这就更显得张佩纶的实力了！一到便要练军，看样子要长驻福建，那就不会久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名义。一下子当上总督，自不可能，调补福建巡抚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此，张兆栋心里就不好过了。 “幼翁，”张兆栋立刻献议：“纸上谈兵，恐怕无裨实际，我看不如请幼翁先出海，将全省口岸巡阅一遍，再定筹防之计，比较切实。” “我也有这个意思。”张佩纶点点头。 “那就归我预备。”张兆栋自告奋勇，要替张佩纶办差。 张兆栋虽很起劲，而何璟对出巡一事，却不大感兴趣，因为一则以总督之尊，伴着张佩纶同行，到底孰主孰从，不甚分明，未免尴尬，再则战守之责，实在有些不敢承担，不如趁此机会推卸给张佩纶。 打定了这个主意，便对穆图善拱拱手说：“春翁，请你陪幼翁辛苦一趟，我就不必去了，说实话，去亦无益。” 最后那句话，自承无用，张佩纶没有强迫他同行的道理。而张兆栋看总督如此，亦不便过分表示亲热，因而最后只有穆图善陪着张佩纶到海口巡视了一遍。 看倒没有看出什么，听却听了不少。穆图善对于福建的防务，相当了解，颇不满何璟的纵容部将。谈到福建的武官中，声名最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署理台湾镇总兵杨在元，此人籍隶湖南宁乡，早在同治年间，以督标中军副将，调署台湾总兵，因为吃空、卖缺，为人参奏，解职听勘，且以供词狡诈，下狱刑讯，面子搞得非常难看。那知到了光绪三年，不知怎么走通了何璟的路子，竟以“侵冒营饷，已照数赔缴”奏结，开复原官。 因为贪污下过狱的总兵，重临旧地，俨然一方重寄，台湾的百姓，自然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的。而杨在元居然又干了好几年总兵。上年春天到秋天，父母先后病故，亦不报丁忧，恋栈如故，在穆图善看，真是恬不知耻。 等二个是福宁镇总兵张得胜，他受制于手下的两名副将，一个叫蔡康业，一个叫袁鸣盛，纪律废弛，根本不能打仗。不过新募了十营兵，防守长门等地的炮台，如果张得胜一调动，这十营新兵有溃散的可能。 张佩纶一听，怒不可遏。他可以专折言事，当然可以据实纠参，只是参劾归参劾，调遣归调遣，他亦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调遣总兵之权。回到省城，就拟好一道咨文，通知何璟，说海疆紧要，似杨在元这种“贪谬不肖之员，难与姑容”，请何璟“遴员接署”。 他的幕友劝他，这样做法，似乎使何璟的面子不太好看。照一般的规矩，奏参杨在元最好跟总督会衔，更不宜这样径自作了开缺的决定，而况台湾的军务，已奉旨由刘铭传以巡抚衔负责督办，似乎亦不便侵他的权。 张佩纶悍然不顾，照自己的决定行事。拜发完了参杨在元的折子，接着又参蔡康业和袁鸣盛，特别声明：“张得胜战功夙著，不便临敌易将，严加教诫，而撤该副将离营，诸军始服。”又说：“臣以书生初学军旅，来闽旬日，岂敢率尔纠弹？但大敌当前，微臣新将，非有恩信足以孚众，若不信赏必罚，深虑此军临敌必溃。”等这个折子发出以后，才将张得胜传了来，声色俱厉地申斥了一顿。 消息一传，没有人敢说他跋扈，只觉得钦差大臣的威风，着实可观。何璟、张兆栋、何如璋更是惴惴不安，心里都很明白，李鸿藻虽跟着恭王一起倒霉，而清流的势力，却如日方中。张佩纶受慈禧太后特达之知，内有醇王的倚重，外有李鸿章的支持，更加惹不起。 惹不起是一回事，张佩纶咄咄逼人，教人受不受得了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何璟，身为统辖全省文武，手操生杀予夺之权的总督，却为一个后辈欺侮到如此，自觉脸面无光，十分苦恼。同时，软既不甘，硬又不可，不知该持何态度？因而长吁短叹，恨不得上奏辞官。 他有个幕友姓赵，绍兴人。这个赵师爷从咸丰十年，何璟当安徽庐凤道时，延致入幕，追随他已有二十多年。赵师爷本来专习刑名，但也做得一手好诗，谈吐亦很风雅，所以东翁扶摇直上，由监司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对于刑名方面，虽不必再如何借重，却自然而然成了一名清客。谈诗论艺之暇，藻鉴人物，评论时局，颇有谈言微中之处，竟成了何璟的“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密友。 第二十四节 张佩纶的作为，东翁的烦恼，自然都在赵师爷的冷眼之中。本来以为何璟一定会移樽就教，来谈他的苦楚，谁知何璟整日为了应付张佩纶，只跟管章奏、管兵备、管洋务的幕友打交道，竟一连三天，未到赵师爷那里。 于是赵师爷按照随园食谱，亲手做了几样好菜，又开了一坛家乡寄来的陈酒，以诗代柬，邀东翁宵夜。到了晚上，何璟应约而至，见面是强为欢笑的光景，赵师爷故作不解地问起：何事不乐？ “你没有听说吗？”何璟反问一句：“丰润欺人太甚！我真正流年不利。” “大帅说那里话？”赵师爷斟酒相敬，“这是天助大帅成功，怎么倒自寻烦恼？” “你要我喝一杯，倒可以。如有称贺之意，那就窃所不喻了。” 赵师爷不响，咳嗽一声，向左右看了一眼，侍候的听差会意，都退了出去。 “我请问大帅，”赵师爷低声问道：“丰润此来，是为什么？ 是不是想来立功？” “那还用说！不是立功，何以大用？” “那就是了。”赵师爷问道：“他的衔头，是会办福建海疆事务，若有功劳，难道就是他会办一个人独得？” “啊，啊！”何璟大有所悟：“你这话有点意思了。” “大帅明白就好。”赵师爷用筷子蘸酒，在桌上写了一个“李”字，“丰润此来，就等于他来。和也罢，战也罢，必有‘锦囊’付予丰润，到时候自见妙用。大帅何妨坐享其成？ 当年官文恭在湖北的情形，大帅莫非倒记不得了？” 何璟当过湖北藩司，是在同治年间，胡林翼早已下世，而官文仍旧是湖广总督。当年胡林翼刻意交欢于官文，但求能畅行其志而功成不居，推让于官文的苦心孤诣，鄂中老吏，都能娓娓而言，何璟自然记得。张佩纶虽决没有胡林翼那样的雅量，自己却不妨学官文的度量，让他畅行其志，反正不论军务、洋务、紧要大事，必得会衔出奏，将来如有功劳，少不了自己的一份。 “先不谈将来，且说眼前。丰润即令眷风得意，一时亦巴结不到大帅的位子，如今事事依着他，教他没话可说，大帅岂不省心？” 这是暗示何璟，欲保眼前禄位，唯有安抚张佩纶，张佩纶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会有所搏击。彼此都有退让的余地，所以相安无事是做得到。关键所在，就是一个“忍”字。 想到这里，不觉深深点头。赵师爷进言有效，越发话无不尽，“再退一步说，倘或局势紧迫，丰润束手，大帅……。”他突然顿住，然后问道：“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说！怎么不能说。” “话不中听，怕大帅动气。” “笑话！”何璟很快地接口，“你我二十多年的交游，莫非你还不知道我的性情。” “既然如此，我就说：倘或戎机不利，丰润束手，想来大帅亦决没有挽回的妙策。到那时候，总归逃不了一败，何妨让丰润挡在前面，大帅肩上的负荷可以轻得多！” 这一来，何璟不止于点头，而且举杯。赵师爷算无遗策，进退两得其所。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张佩纶拱手听命，说如何便如何，绝少异议。唯一自作主张的一项措施是：调集了张得胜的一个炮队，守护总督衙门。 法国的态度相当强硬。交涉分好几方面进行，第一处是巴黎，由法国总理茹费理向新任中国公使李凤苞提出照会；第二处是北京，由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跟总理衙门折冲；第三处是上海，总税务司赫德，接受李鸿章的委托，在向逗留不进的法国新公使巴德诺调停；第四处是天津，任何负有交涉之责的法国人，从茹费理到军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谈和的情形乱得很。但法国的态度却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谢满禄在闰五月二十那天，向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遵照简明条约办理，特旨通饬北圻的军队撤退，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限七日内答复照办，否则当自取赔款。”所谓“自取赔款”，是法国打算占领中国的一个城市，作为质押。照急进的孤拔主张，打算攻击旅顺、威海卫等地，但法国总理决定占领基隆或福州，这是卖一个面子给李鸿章，因为旅顺、威海卫等处，是北洋水师的“口岸”。 管理总理衙门的奕劻，与李鸿章内外相维，始终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计想将法国新任公使巴德诺请到北京或天津，坐下来商谈，无奈法国政府坚持不照约行事，巴德诺决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后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让步，由总理衙门照会谢满禄，保证北圻撤兵，在一个月内完成。但拒绝赔款，仍旧希望巴德诺早日北上，依照简约规定，“会议详约”。 法国的反应，是派军舰一艘，直驶马尾。虽然一到就搁浅，但无论如何是一个警报，张佩纶急电到京，总理衙门慌了手脚，因为七日之期一满，“自取赔款”这句话，已可证明，不是虚言恫吓。 想来想去，只好重托赫德斡旋。赫德总算不辱使命，调解出来一个结果，中国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与巴德诺在上海会商。 但是情势是外弛内张的局面，虽然法国外交部向李凤苞表示，谢满禄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计，赔款的数目亦可商量，但马尾陆续有法国军舰开到，基隆亦有法国军舰，与刘铭传同日而至。只是这些强敌迫近的消息，都冲淡在一道上谕中了。 这道上谕是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克日到上海与法使议办详细条约。并派陈宝琛会谈，苏松太道邵友濂会同办理。同时指示交涉应守的分际：“所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请旨办理。最要者越南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答以由我处置。分界应于关外界分空地，以为缓冲。云南运销货物，应在保胜开关，商税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节，切实辩论，均由电信请旨定夺。” 曾国荃想不到垂暮之年，还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电旨所示，与法国的要求，南辕北辙，根本是凑不到一块的事。而且凡事“请旨定夺”，又那里是所谓“全权”？因此，对于此一新命，曾国荃深感苦恼。 陈宝琛则更是忧心忡忡。书生典兵，会办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场，一死就可报答皇恩，不负平生。但是跟洋人交涉，强弱之势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决不能成和议，能成和议，所签的条约，一定是丧权辱国，罪浮于马建忠。马建忠为人骂作汉奸，那自己这一来又成了什么东西？半世盛名，平生清节，都要断送其中，怎不教人着急？ 思量到此，决意不受这个“会办”之名。拟好电报稿子，拿去跟曾国荃商量，却很受了一顿奚落，指他独善其身。这倒是诛心之论，陈宝琛无话可答，当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旧将电奏发了出去。 军机处寄发的“电旨”，很快地到了，陈宝琛受了一顿申斥，措词相当严厉，电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严谴。陈宝琛无法，只好跟着曾国荃到上海。 其实曾国荃也辞过一次，不过他幕府中有老于吏事的高手，顾虑到会碰钉子，不敢正面请辞，假作尚未奉到电旨，先陈所见：“疆臣战将，不敢与闻和议”。军机处接到电报，自然诧异，电信瞬息即达，又是密旨，电报局何敢怠忽？细细参究，方才悟出曾国荃的妙用。 当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样，将计就计回了一个复电，认为他是未奉电旨以前方有此电奏，如今已经将派曾国荃在上海议和一事，通知法国，倘不赶紧赴会，就是失信。如果说疆臣战将，不应议和，那么李鸿章难道不是疆臣？最后又特别慰抚，说如“所议无成，即回江宁布置，并非以办事棘手之局，责该督以必行。” 话虽如此，曾国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议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赔偿兵费，如果在这一层上不能让步，议亦无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这时候，李鸿章函电交驰，先作了交代，声明三点：第一、北圻撤兵之事，迟延有因，依照万国公法，不算背约；第二、福禄诺临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当时已加驳斥，既无公文照会，何足为据；第三、谅山的冲突，法国指华军先埋伏动手，不足听信，实际上是法军先开第一枪。 此外又有一个很要紧的电报，正就是曾国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鸿章表示，法国如果提出赔偿兵费的要求，数十万两银子，可以允许。又说：“各国公论，万不足恃”。 这因为新派在总理衙门行走，颇为掌权的张荫桓，正在托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建议华府，调停中法争端，主张将李鸿章与福禄诺所订的天津简约，交付各国公断。李鸿章怕曾国荃对此寄予深望，因而观望，所以特为提醒一句。 就在曾国荃检点行装，准备专程赴会之际，北京方面仍在继续交涉。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给了总理衙门一个照会，声明上海会议必须先允许赔偿，方能开议细约，法国在华的海陆军，暂以西历八月一号为期，按兵不动。这是变相的另一通最后通牒，只是将限期放宽了五天而已。同时法国非正式表示的态度，亦很强硬。据报纸记载，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见，法国军舰不但会攻击福州及基隆，同时亦会攻击招商局的轮船。这个消息在他人并不注意，在李鸿章及他左右的少数人，却是入耳惊心，寝食难安。 招商局是李鸿章假公济私的利薮。先以“各省在沪殷商，或自置轮船，行驶各埠；或挟资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国自立招商局，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强国体”为名，在同治十三年奏准“试办”。而这年浙江漕米北运，海舶不足，由李鸿章策动浙江海运局总办，候补知府朱其昴建议，即由未来的招商局承运浙漕二十万石，酬庸的条件是由朱其昴筹办招商局事宜。 设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管辖，却由北洋大臣遥制。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此举揽权过甚，遇到稍微厉害些的两江督抚，一定会据理而争。所以试办之初，特为声明：“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将招商局的性质确定为商办，就当然可以拒绝任何衙门的干预。 但是招商局名为商办，其实是官办，户部虽只借出制钱二十万串，合银六万两，而东南各省藩库、海关，由于李鸿章的力量，都有“闲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极薄，在七八厘之间。至于营运收入，光是漕米一项，每一石发水脚银五钱三分一厘，一年以运漕六十万石计，就可以坐收三十万银子，真正是包赚不亏的无本生意。 为了招商局的筹办，由浙漕海运，沙船不敷应用而来，所以不得不笼络掌管浙江海运已有十余年的朱其昴，而李鸿章所信任的，却是常州的一个秀才，捐班州县分发到直隶的盛宣怀。盛宣怀又联络广东一个商人唐廷枢来对抗朱其昴，李鸿章听从盛宣怀的策划，先奏请以唐廷枢为总办，朱其昴为会办，之后加委盛宣怀和徐润为会办，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诏创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内。招商局合计一总办、四会办，而实权都握在盛宣怀手中，间接也就是握在李鸿章手中。 由于招商局在营运上享有特权，所以一开办生意就好，但亦是一开办弊端就生，开支浮滥，冗员极多，帐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好在名为商办，任何人亦不能干涉。若想干涉，有李鸿章挡在面面，告到京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是李鸿章的同年沈桂芬当权，也是“内外相维”，全力弥缝，怎么样也不能将招商局的那笔烂帐掀开来，更不用说想掘盛宣怀的根。 不过两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设了十九个分局，有十艘轮船跑南北洋航线，南起香港，北至牛庄，营业鼎盛。这一来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联合起来排挤招商局，压低运值，争揽客货。招商局为谋对抗，必须增加资本，扩大规模，正好美商旗昌银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设计收买旗昌银行，谈判成功，收买旗昌洋行的轮船，作价二百万两，码头、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由李鸿章奏准，两江拨借五十万两，浙口、江西、湖北共同拨借五十万两。在这笔交易中，盛宣怀很发了一笔财，照例的回扣以外，还“戴了帽子”。而从旗昌买来的船，计有江轮九艘、海轮七艘、小轮四艘、趸船六艘，数目虽不少，性能却不见得好，成了招商局一个极重的包袱，每个月须亏负五六万银子之多。 这是光绪二年年底的事。不到一年，就有个御史上奏，指责招商局“置船过多，载货之资，不敷经费，用人太滥，耗费日增。” 董儁翰的奏折中又说：“招商局各轮船每届运载漕粮之际，各上司暨官亲幕友，以及同寅故旧，纷纷荐人，平时亦复络绎不绝。至所荐之人，无非纯为图谋薪水起见，求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这是承漕运的遗习，照例用来“调剂”候补州县的办法，无足为奇，只不过从无“隔时不相干的人，亦可“挂名应差”。这所谓“隔时就是指直隶而言。 这个奏折，措词不算峻厉，但按常规，理应查办，却由于沈桂芬的斡旋，只命南北洋大臣通盘筹划，认真整顿。这反倒给了李鸿章一个机会，明里张大其词，说英商太古洋行如何“跌价倾轧”，暗中承认购自旗昌洋行的轮船“年久朽敝”，而整顿之法，主要的是各省官帑，超过“商股”将及三倍的一百九十万银子，“缓息三年”，到光绪六年起，分五期拔本，每年缴还三十八万两。换句话说，是公家免息借出巨款，供盛宣怀之流的“商人”去做生意。同时还有一个附片：“请旨敕下江苏、浙江督抚，漕米须分四五成拨给招商局轮船承运，不得短少，余归沙船装载，以示体恤。此外江西、湖北采买漕米，仍照案归局运津”。 李鸿章说这些整顿办法，“上不亏国、下不病商”。同时在折尾声明，这个折子是他“主稿”。暗示招商局归北洋所管，与南洋大臣的关系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总”因祸得福，而盛宣怀则更是官运亨通，补了天津道为李鸿章筹办电报局。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风风雨雨，流言始终不息，而内幕亦逐渐揭露。盛宣怀经手这笔交易，有明暗两面的好处，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经营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以七折收购，再由旗昌出面实足卖给招商局。明暗两面的好处，总计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万两银子，有七十多万落入盛宣怀私囊。至于李鸿章分到多少，无可究诘，只是李家在招商局有干股，却是尽人皆知之事。 第二十五节 转眼三年已过，到了该拔本的时候，招商局的“商总”又出了花样，以积欠旗昌洋行船价六十九万两，不能不先行拔还，“以免外人贻笑”的理由，请李鸿章出奏，以每年所运漕米应领水脚运费抵还。这就是说，如果各省漕米不交招商局承运，应拔官帑，即无着落。此外又有一个附片，一则说：“招商局之设，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贸易规程，自行经理”；再则说：“创办之初，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三则说：“商务应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这样反复声明“商办”，就是为五年以后留余地，只要每年有六十六万石漕米北运，水脚运费抵还官帑，则到了光绪十年，官帑还清，整个招商局就都落入“商总”手中了。 但是到了六月间，两江的局面有了变化，刘坤一调任江督兼南洋大臣。他是老湘军的系统，当然不会象沈葆桢、吴元炳那样听李鸿章的话。于是，湘淮两系的利益，在东南膏腴之地发生了冲突。 首先发难的是王先谦，官拜国子监祭酒，也是响当当的清流，奏折之中有建言、有搏击，笔锋所及，盛宣怀首当其冲，王先谦替他下了八个字的考语：“营谋交通，挟诈渔利。” “挟诈渔利”，即指收买旗昌轮船有瞒天过海的计谋在内；“营谋”当然是指百计取悦于李鸿章，得获重用而言；“交通”二字，在这些地方常为“交通宫禁”、“交通近侍”的省略语，这例也不是无的放矢，而且王先谦本人也牵涉任内。盛宣怀走通了李莲英的路子，常有“孝敬”，而王先谦据说用过李莲英的钱，人言藉藉，大损清誉，然而并不影响他弹劾盛宣怀，尤其是因为其中有整顿招商局的建议，更不能不发交南北洋大臣处理。 这是光绪六年十月底的事，沈桂芬正揽大权，因而批复王先谦的谕旨，只令饬李鸿章和刘坤一，认真整饬。刘坤一主张彻查，李鸿章认为不必，只要分年拔还官帑一事有着落，即可奏复。正在相持不下时，除夕那天，沈桂芬一命呜呼，等于盛宣怀失却一座靠山，处境大为不利。 果然，只不过隔了半个月——光绪七年正月十五，刘坤一单衔复奏，说“王先谦所奏，未为无因”，指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将他于“收购旗昌时每两抽取花红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购旗昌股票，对换足额，以饱私囊”的内幕，和盘托出以后，严词抨击：“滥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所谓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员，有同市侩，置于监司之列，实属有玷班联，将来假以事权，亦复何所不至？”因而请旨，“即将盛宣怀予以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疆臣劾司道，很少有这样严厉的措词，只是等刘坤一来动手，为时已晚，盛宣怀已“成了气候”。李鸿章因为一方面还要重用他来办电报、开煤矿；一方面公私两端都无形中受了他的挟制。私的不必说，公的上头，李鸿章不知保过盛宣怀多少次，说他“心地忠实”，说他“志切匡时”，而结果为刘坤一骂得这等不堪，则如无一言辩解，自己又何以交代？向来保举匪人，举主连带要受处分，果然盛宣怀革了职，自己亦脱不了干系。因此，李鸿章只好抹煞良心，硬起头皮，为盛宣怀硬顶。 他是这样为盛宣怀“辩诬”，说此人“在臣处当差有年，廉勤干练，平日讲求吏治，熟谙洋务商情，遂委以会办之衔，往来查察。盛宣怀与臣订明不经手银钱。亦不领局中薪水，遇有要务，则与唐廷枢等筹商会禀。”谈到旗昌一案，说是“即盛宣怀首发其议，亦于大局有功无过。况当日唐廷枢等于洋商已有成议，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谒见沈葆桢。其事前之关说，事后之付价，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 这个奏折实在不高明，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收买旗昌轮船，要特地从湖北将盛宣怀邀到金陵去向沈葆桢陈述其事，反更显得刘坤一原奏中，“或隐或跃、若有若无、工于钻营、巧于趋避”这几句话，形容入妙。尤其是李鸿章将盛宣怀下一个“廉”字的考语，京中传为笑柄，说盛宣怀如果可当廉洁之称：则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姑娘，个个可以建坊旌表贞节了。 不过，李鸿章包庇盛宣怀，所凭借的本就是他的地位声势。由于保荐薛福辰是一件大功，慈禧太后对他真个另眼相看，恭王正在支持李鸿章全力筹办“师夷之长”的各项洋务，爱惜人才，不免曲予优容，因此，尽管刘坤一的理由充足，还是李鸿章占了上风，盛宣怀竟得免议。 刘坤一大为不服，第二次上折严参，而且隐然指责李鸿章有意包庇盛宣怀，说“招商局收买旗昌轮船等项，糜费帑藏，以及收头此项轮船后，折耗益甚，采诸物议，核诸卷宗，盛宣怀等实属咎无可诿”，所以，“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到底刘坤一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在疆臣的地位中，仅次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有湘军一系为后盾，并可望获得清议的支援，因而刘坤一仍有信心，必能惩治盛宣怀这个劣员。谁知奏折到京，正在慈安太后暴崩之后，国有大丧，而且暴崩的原因不明，举朝惶惑，谁也没有心思来管这件事。这给了盛宣怀和李鸿章一个绝好的机会。各方面疏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刘坤一的奏折虽如烈性的火药一般，威力强大，无奈药线受潮，竟没有能炸得起来。 其时李鸿章又出了花样，决心要将各省存在招商局的官帑，归入北洋。他的办法是，配合向德国订造“钢面铁甲船”的海防计划，奏准以招商局每年用漕米水脚为担保，拔还各省的官帑，移充订造铁甲船款不足之数。这一来，等于扯断了各省跟招商局的关系，以大部分官款所办的招商局，竟越来越象“商办”了。 这个金蝉脱壳与移花接木两计合并而成的策略，相当成功，官帑营运的收益，都归入商股，所以官帑还是一百多万两，且大半属于北洋，而商股则由七十余万增至三百余万。但是，招商局毕竟为北洋大臣所创办，总理衙门跟户部亦可干预，这一点“官气”脱不掉，无法化作一家一姓的事业。 那知道法国军舰将会攻击招商局输船的消息，李鸿章与他的左右，在入耳惊心，苦思焦虑之下，竟“死棋腹中出仙着”，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个让招商局脱胎换骨，化公为私的大好机会。 这个脱胎换骨的秘计，是由唐廷枢所倡议。此人是英商轮船公司帐房出身，对船务比较内行。轮船如果怕为法国军舰所劫夺，只有泊港不出，但那一来不但要蚀开销，而且机器不用，必致损坏。除此以外，就只有改变船籍之一法。 这个办法又称为换旗。交战国双方的商船，如果改换中立国的旗帜，就可免予遭受攻击，在万国公法上有详细的规定。这得请教律师，招商局聘雇得有现成的法律顾问，是英国的皇家大律师，名叫戴恩，认为此事可行，但有时效，如果一旦战事爆发，换旗就不为法国所承认了。 当然这决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思，换那一国的旗就是那一国的旗，首先需要取得换旗国家的承认，这就只有一个办法，将招商局的产业，卖给那个国家。 这就有疑问了，招商局到底不是唐廷枢的私产，说卖就卖，除非暂时卖出去，事定以后还能买得回来。不过，这也不是不可以谈判的，所以唐廷枢一面向英商怡和洋行试探，一面密电北洋，请示机宜。 很快地，李鸿章派了一名道员到上海，主持其事。此人就是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学贯中西，而且曾由北洋派赴驻外各使馆学习洋务。回国以后，派在北洋当差，是李鸿章幕府中洋务人才的后起之秀。朝鲜之乱，李鸿章丁忧回籍，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派马建忠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东渡观变。定策为朝鲜平内乱，因而有吴长庆领兵三千东援之举，及“诱执首乱之策”，将大院君李是应骗来，连夜送上兵舰，直航天津，这些都出于马建忠的策划。 李鸿章所以选派他来办这桩差使，第一是因为他精通西洋的律例，第二也就因为他有魄力。果然，一到上海不久，他就跟戴恩商量决定，因为英国的法律繁杂，不如美国法律来得简易，如果换旗以换“花旗”为妥。 美商中经营轮船最具实力的，还是旗昌洋行，一经接洽，旗昌洋行有意作这笔交易，议定招商局全部财产作价五百二十五万两银子，移交旗昌洋行接管，旗昌洋行则开具美国银行的支票交招商局收执。 一笔值数百万两银子财产的移转，就是那么买萝卜青菜似的容易，合约由何人出面所订，内容如何，原约保存在何处，什么人都不知道。而且此事瞒得滴水不漏，连总理衙门都不知道。旗昌洋行的支票，一时自然还不敢兑现，脱胎换骨，总也要长大成人。 但是，招商局的轮船，忽然由黄龙旗换上星条花旗，却是瞒不过人的，总理衙门接得报告，大为困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招商局已经被出卖。虽说是为了防备法国夺船，但事先竟不奏闻，其心何居？实在费解。 因此，总理衙门用电旨询问： “从前设立招商局，置买轮船，系奏明办理。现闻售于美国，李鸿章何以未经具奏，殊属非是。海上转运，全恃轮船，此举自因恐为法夺起见，究竟是否出售，抑暂行租给？着据实奏闻。并随时酌夺情形，设法收回。” 虽然这通密电，措词不算峻厉，而且已为李鸿章开了路子，留下余地，如果是“租给”而能“设法收回”，便可无事。 但也够他受的了。 显然的，宰相肚里虽好撑船，但几十条轮船，几十处仓库码头，到底也难吞得下去。已成的交易，能否取消，自成疑问，而眼前却不能不先搪塞。李鸿章找了盛宣怀来，反复推敲了五天，才将复奏拟成。 这通复奏，首先还是婉转说明招商局的地位：招商轮船局本仿西国公司之意，虽赖官为扶助，一切张弛缓急事宜，皆由商董经管。至与外人交涉权变之处，官法所不能绳者，尚可援西法以相维持。 这是要表明，招商局的“商董”，有权处置招商局的产业，而对外交涉，由商人来处置，反较官府出面为方便有利。 以下便叙“海疆不靖，局势日非，华商轮船二十余艘，驶行洋面，日有戒心。法人遍布谣言，遇船劫夺，南北商旅咸以搭傤局船为戒。”因而不得不换旗，但是：“细查各国律例成案，凡本国商船改换他国旗帜须在两国未开衅以前。黑海之战，俄商皆悬德美之旗，有二艘换旗于战事三日前，遂为法人所夺，复有二艘易旗于战前，暗立售回之据，亦为英国所夺。布法之战，两国商船多售与他国，易旗驶行，事后仍复原业。若暂行租售，则非实在转售，他国必不能保护。” 千回百折，忸怩作态，最后终于道出，招商局是被卖掉了。至于不事先奏闻朝廷，则已隐约解释，是为了事机急迫。 不过招商局虽已卖去，却可收回： “美国旗昌银行主，愿将招商局产，悉照原值银五百二十五万两，统归该行认售，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仍可改换华旗。道员马建忠素习洋文，熟谙公法，前委赴沪会查招商局务，该员就近与戴恩及旗昌反复商论，戴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价收回，旗昌亦誓言，决不失信，故于价值亦不计较。” 这就要谈到责任了，到底此事是谁作的主？李鸿章是这样说：“马建忠侦知法事叵测，遂毅然决然，独肩其责，因与众商定议，订立合同，将各船栈，暂交旗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照常驶行。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股票，按照西国律例，均交律师戴恩收执，日后藉以为凭。是战前商船换旗出售，为各国常有之事，中国虽属创见，而众商为时势所迫，亦属万不得已。至将来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 这是一面将责任推在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马建忠开脱。然而数百万两银子出入的大事，李鸿章如说毫无所闻，那是自欺都欺不过的，他只好以“当法使议约未成之际，军事旁午，臣虽知商船暂换美旗，而未悉其详，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词。这样说法，自嫌牵强，因而再一次使尽吃奶的力气作官商之辩，论事机之迫：“且此等事件，华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凭信义；律师既援西例担保，而官长却未便主议。外侮横加，商情惶迫，数千人身家关系，而官无法以保护之，更无力以赔偿之，商人自设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数十万，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纵自如。但冀法约早定，船栈照议归还，中国商务复兴，更无吃亏之处。惟闻法人四处侦探，总疑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间攫拿，俾为军用，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竭力保护。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鉴而曲原之。” 这个奏折是由专差送到京里，投递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已有十三员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权的只有三个人：阎敬铭、许庚身、张荫桓。而阎敬铭忧心时局成病，在家休养，许庚身在军机处极忙，不大到署，所以这些公事都归张荫桓看。 张荫桓才气纵横，明敏异常，一看李鸿章这个奏折，支离破碎，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简直不成话说。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为“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未说清楚。如为实售，则旗昌所开“收票”，应该向银行收兑，纵为“期票”，兑现亦总有日期，现在交与律师收执，到期不兑，不是白白吃亏利息？ 若是“代为经管”，则产权仍属招商局，旗昌经管营运，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说凭几张不能兑现的“期票”及“收票”，凭空接收价值数百万银子的轮船栈埠去做生意，所入尽归于己，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闻？ 至于说事机急迫，仓卒定议，“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却总不能说连朝廷也瞒着。 这一点心迹难明，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说别样，只责成李鸿章将“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从戴恩那里收回呈验，就拆穿了西洋镜，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张荫桓以前受李鸿章的赏识，最近受李鸿章的重视，论私谊自然要替他遮盖，谈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濒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赖斯人，亦不宜在此时将他置于言官围剿的犀利笔锋之下。好在当初电旨所责成李鸿章的，亦无非“设法收回”，这一点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问。找个方便的机会，跟慈禧太后回一声就是了。 谁知这个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细读之下，只觉得李鸿章处处拿洋人欺压朝廷，只因为“官法所不能绳”洋人，还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维持”这个借口，便该放纵商人，自作主张。这样的想法做法，又与汉奸何异？ 不过，他只是从整个文气中，有这样一种感觉，谈到西洋的各种律例，买卖规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个人可以请教，这个是他本旗的晚辈，名叫杰治，曾跟崇厚当随员，驻留过法国和俄国，西洋的情形相当熟悉。 杰治也说到底是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搞不清楚，“倘是实售，断断没有将来‘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之理，那是另一码事。为什么呢？”杰治解释：“船是活动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损耗，出意外沉没也有常事，虽有保险，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数收回？” “这样说，是代为经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摇其头，“代为经管比实售更麻烦，实售只要价钱谈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快当之至。代为经管便要谈经管的酬劳，管得好，怎么样优为酬谢，管得不好，要负点儿什么责任？有得好谈，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这么一泡猫儿溺呢？” “这话，熙大爷，我可不敢说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证：“我不会叙到折子里去。 你尽说不妨。” “照我看，是卖掉了。只是怕这块肥肉，会有骨头卡在喉咙，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赃不迟。”杰治又说，“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说银票，后来又说期票、收票，莫衷一是，这就有毛玻”“这三种票子不同？” “当然不同。银票是银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们中国的庄票一样，只要这家银行信用好，搁长些不要紧，随时都可兑款。不过，也没有这样傻的人，不去兑款，白吃亏利息，若是相信这家银行，拿银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岂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说越多了。”盛昱很有兴趣地问：“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开。譬如说，我有一笔款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留下签字式样，银行就发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数目以内写明，凭票付多少就是多少，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过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这比中国钱庄凭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将杰治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找到疑问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么知道你银行里存着那么多的钱？” “这自然是凭信用，比较妥当是到银行里‘照票’，现在有电报，重洋万里，片刻之间亦可以查清楚。不过‘收票’不兑，总有危险，万一出票商家倒闭，收不到钱，岂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给英国律师收执？” “这又是搬出洋人来唬人，以为洋人信用好，万无一失。如果他呈验契据，又可以推托，说存在洋人那里，一时取不到。” “那有这回事？”杰治笑道：“这话哄小孩子怕都哄不过。洋人居间，也不过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银子的出入，岂能一点凭据都没有？至于向银行收银的票据，更没有交给律师的道理。万一律师跟对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来就怀疑，怎么说‘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担得起五百万两银子的责任？且不说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盗这笔巨款，只说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个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则所谓‘节节矜制’岂不是脱了节，如断线之鸢，无影无踪？如今听你所说，根本不合规矩，则所谓‘交戴恩收执’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词。国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轻侮吗？我非参不可。” “熙大爷，”杰治提醒他说：“合肥自命懂洋务，实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许有人在欺骗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马建忠。我当然也放不过他，而且必得从他身上来做文章。不过，说合肥受欺，这话倒难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属下也没有人敢欺他。”说到这里，盛昱长叹一声，“怪来怪去是我错！” “这就奇了。”杰治大为困惑，“跟熙大爷你什么相干？” “我不该参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枢廷，合肥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再往前说，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罗！” “那，熙大爷，你是说，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战，跟合肥主张不同，不过，要开仗，也还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这样子悍然无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务，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战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这样子，真正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了。” “对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诉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战？战有胜败，一败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讲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却能唬朝廷，可以当一辈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辞，盛昱随即动笔草拟弹章，明攻马建忠，暗攻李鸿章。将他们绾合在一起，作一建议：“奴才揆今日情事，纵不能将该员监禁为质，似应即行革职，饬下总理衙门，责马建忠以收赎招商局保状，饬下李鸿章，责以羁管马建忠保状。招商局关系江海码头，中外商务，势不能不稍从权宜，以冀收赎。如竟不能收赎，即将该员正法，如该员逃匿，即将李鸿章正法。使外国人闻之，知小臣权奸，皆难逃圣明洞鉴。” 折子是拟好了，但就在要誊清呈递时，得到消息，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已经下旗出京。这是交涉决裂，邦交中断，双方将以兵戎相见的鲜明迹象，所以总理衙门密电各省督抚备战。大敌当前，战机迫切，如果以这样严峻的措词，参劾重臣，未免太不识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将折底锁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说。 谢满禄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归于决裂，当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开议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开议是六月初七。曾国荃与陈宝琛以外，新派驻日使臣许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协助交涉。巴德诺提出要求三款，其实只有两款，又重在赔兵费上面，开价两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纹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同时要决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国政府干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话，赔款可以减少五千万法郎。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刘永福的职，只要赔款谈妥，当然可以让步。 曾国荃由于曾得李鸿章的授意，当即表示：可以用抚恤法国阵亡官兵的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一口拒绝，而朝廷又以轻许赔款，传旨申斥，曾国荃搞得两头不讨好。而会办大臣陈宝琛为了支援张佩纶，又坚决主张由南洋派出两条兵轮到福建，正遇着曾国荃情绪大坏的时候，就没有好脸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绝，“我决不能派。” “元帅，”陈宝琛的词气也很硬：“闽海危急，岂容坐视？ 不能不派。” “闽海危急，南洋难道不危急？前一阵子张幼樵电奏要船，军机处复电南北洋无船援闽，由广东、浙江酌调师船。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晓得？”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小宋制军急电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义，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国荃只是摇头，“我南洋也要紧。”他说，“没有从井救人的道理。” 这是表面文章，曾国荃真正的顾虑是怕一派兵轮，贻人口实，巴德诺会认为一意备战，并无谋和的诚意，因而使得大局决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仅只南北洋两大臣，连主战最力的醇王，反对赔偿兵费最坚决的阎敬铭，亦都动摇了，因为调兵筹饷，处处棘手，倘要开仗，实在没有把握。阎敬铭愿意设法筹一百万两银子，以“边界费”的名义，付予法国，征得醇王的同意后，会同入奏。 醇王几乎天天被“叫起”，只是为了避嫌疑，表示与恭王以前的“议政王”有所不同，从不与军机大臣一起进见，或则“独对”，或则与总理大臣同时跟慈禧太后见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亲政以前，先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见臣工，学习政事，只有召见“本生父”的醇王时，方始“回避”。 这天是与奕劻、阎敬铭、许庚身及其他总理大臣同时“递牌子”进见，奕劻首先陈奏：“巴德诺已经有照会给曾国荃，昨天是西历八月初一，议定赔款的限期已到。今后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看样子，只怕一定要占领我中国一两处口岸，作为勒索之计。事机紧迫，请皇太后早定大计。”“法国的限期，也不止说了一次了，到时候还不是没事？”慈禧太后微带冷笑地说，“你们天天商量，是和是战，到现在也总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要打，有没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总得找条路让大家好走啊！” “现在法国也是骑虎难下，巴望着找个台阶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从中转圜，据曾国荃打来的电报，恤款能有三百万两也就够了。李凤苞从巴黎来电，说法国已有话透露，可以减到两百五十万两。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给一百万两银子，一定可以和得下来。” “一百万两也不是小数目，那里来？” “跟皇太后回话，”阎敬铭接口答奏：“这个数目，臣可以筹足。” “是赔法国的兵费吗？” “不是赔兵费，是给法国的‘边界费’。” “什么叫‘边界费’，还不就是‘遮羞钱’吗？”慈禧太后坚持不允，“决不能给！这一次是法国无理，反而叫咱们中国赔他兵费，欺人太甚。照我说，应该法国赔咱们兵费。凡事总要讲道理，如果你们肯用心办事，早请出别的国家来调停公断，何致于弄成今天法国得寸进尺的局面？” “各国公论，并不足恃。”奕劻答道，“如今只有美国愿意出面调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国使臣杨约翰见面，总拿好话跟他说，杨约翰说美国极愿意帮忙，总在这几天，他京城里就会有确实回音来。”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说。” “只是法国蛮横无理，怕他们这几日就要挑衅，基垄福州都很危险。” “万一要开战，也只有接着他们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着备战，总不能说一听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吓得发抖吧？” 听到这样的话，醇王只觉得脸上发烧，再也说不出求和的话了。 “我也不是一定说要开战，不过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气咽得下，什么都好说。”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法国兵舰有好些开到福建，当然不能不防。你们再仔细去筹划，果真开仗没有把握，咱们另作商量。” 第二十六节 慈禧太后有回心转意，也愿保全和局的模样了，而就在这时候，张佩纶上了一个“密陈到防布置情形”的折子，使得她的态度，又趋强硬。这个奏折是这样写的：臣于闰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请进军马尾，力遏敌冲，饬记名提督黄超群，引军由陆潜进。二十七日复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电，称法领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满，即攻马尾船局之说。臣恐敌衅，即在目前，于是夜冒雨遄发，侵晓驶至船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两营队伍选锋亦至，臣令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 除了疑兵之计以外，张佩纶又很得意地奏报孤拔对他有忌惮之意：“先是臣军未至，与何如璋密商，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敌人恶之，三日以来，赖以牵制。晨光熹微，法水师提督孤拔，骤见臣军旗鼓，则就师船诘问，疑我欲战，臣令张成答以中国堂堂正正，战必约期，不尚诡道，嘱该提督无用疑惧。该提督即邀张成相见，词气和平，言中国待我有礼，闻百姓惊疑，我船亦拟先退两艘等语。视二十七日法领事帕里塞照会之辞顿异。臣仍饬水步各军严备，并亲率黄超群等周历中岐山，以望敌师，船则大小五艘，错落罗星塔，距船厂仅半里许。连日茶市颇停，民情汹惧，盖敌取福州之说，腾播于两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接下来叙述船局难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条疑兵之计：“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备战，顾臣军实无一雷也。” 这条疑兵之计，在第二天即有效验，法国兵船退了两艘，但“出则联口外之三艘以骇长门，入则联口内之两艘，以疑船局”，而闽江仅有三条“局船”，孤危撑拒。敌人可退可进，可战可守，况且“南北洋兵船迄无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敌退解严？”同时也提到总理衙门的一个电报。 总理衙门倒是看准了法军的谋略，第一，必得占领中国一处口岸，作为勒索的凭借，但中国与外国议和，非李鸿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则逼近畿辅，京师震动，李鸿章的处境相当困难，和局难成，对法国亦没有好处。 因此，第二，所占之处须远离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对海军补给方便的地方为理想。这样，基隆有煤矿，福洲有船局，便成为法国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是首当其冲的鹄的。 总理衙门因为连日接到电报，法国兵舰在闽江口出入频繁，而交涉方面剑拔弩张，看样子福州船局必难幸免法国兵舰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鸿章的判断，“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马尾守军肯小小吃些亏，战局不致扩大，则和局犹可挽回。所以给张佩纶一个电报：“小挫可图再振”。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会追究责任，劝他忍辱负重的意思。 张佩纶自然懂得，却不受劝，他说：“果臣军一败，资仗都尽，无兵无饷，又谁与图再振乎？”当然，他这样侃侃而谈，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为了反衬他的忠勇奋发之忱，他不能不牵扯彭玉麟作个比较。据说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办理广东军务，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划定防区，彭玉麟当南面琼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动广东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为保障。此事为张佩纶所卑视，正好拿他皮里阳秋一番，用来抬高自己的身分，表扬自己的功劳：“当臣出次时，省城民无固志，风鹤皆兵，颇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琼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进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马尾不战而失，遂其质地索偿之请，而臣且在省静候，与此土一并赎还，其腼然何以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为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谓此军即可制胜也。” “此军”就是黄超群一军，是张兆栋留以自卫，为他硬夺了来的，此军虽未必可以制胜，但张佩纶却仍有制胜的把握。 “臣亲至前敌，则颇觉各营之侦探、各路之电传，半亦法人虚声恫吓，而臣前请先发制人之算，尚非毫无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于两点判断，第一、中国对法国一再让步，法军不必死战，而反恐张佩纶所指挥的水师和陆军，拉住他们死战，在士气上先已逊了一筹；其次，法国在闽江之内的兵舰，仅不过多于局船两艘。如果法军全部登陆，则可乘虚袭击敌舰，倘或登岸一半，仅不过数百人，以两千陆军迎击，法军未必能占上风。而况敌军深入内陆，处处可以断他们的归路。同时近来潮汐“小信”，法国兵舰出入不便，这都犯兵军之忌，而为张佩纶所以要想开战的原因。 论兵法讲究“知己知彼”，说过自己有这样的胜算，还要估量敌情，张佩纶满怀信心地表示，敌人看见他的斗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旧徘徊不退者：“既料中国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师提督，挟盛气而来，谓闽官必降心相从，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与之先讲，复欲与之先战，若遽尔退师，亦恐见诮他邦，取讥士卒，是以游驶壶江，以掩其退避之迹，而仍为挟制之端，计亦狡矣！臣逆料该提督必已密电巴德诺，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须遣人赴沪讲解，曾于昨日电达李鸿章，嘱其断勿赴沪。当此主忧臣辱，臣既有军旅之寄，不能一战以建威折敌，更何敢大言不怍，无临事而惧之心？惟念敌情，当以力争，难于理喻。今法船在闽，其势稍转，必有一二自命能办洋务之人，攘臂以居辨难调处之功，没将士死守之孤忱，为无赖希荣之捷径，长敌焰而损国体，无逾于此，是以将前敌实情，委曲敷陈。” 这番陈奏，大大地壮了慈禧太后的胆，而最使她感动的是，张佩纶在折尾立誓：万一局势转恶，“我援竟断，法舰纷来，恐彼猝攻前敌，据我上游，我军终于不敌，然臣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以贻朝廷羞。”是这样有为有守、忠勇奋发的气节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于美国“说合”的打算，终于落空，法国正式拒美国调处，同时对基隆采取了行动，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领兵舰四艘，轰击基隆炮台。刘铭传得报，一面下令自行炸毁基隆煤矿，一面亲率提督四员，击退了登陆法军，不过他自己亦赶紧退到了淡水。据刘铭传自己的解释：台湾没有兵舰，海面无法与法军争锋，只有引诱他们上岸，才可以“聚歼”。 法军不肯上当，留下三艘兵舰在基隆海面监视，同时由巴德诺照会曾国荃，法军攻取基隆，作为质押，暂时不取福州，要求赔偿兵费八千万法郎。 局势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见此光景，和既不甘，战又不可，六神无主之下，只有奏请召集廷议。 就在这时候，陈宝琛来了一个电报，有一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这句话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开仗必败无疑，慈禧太后深知这班清流，赋性刚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处万难，绝无可为，决不肯说这种万般无奈的泄气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总理大臣们叹气，“到底能不能打？你们总得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坏。” 六月二十二的天气，密云不雨，闷热不堪，醇王急得满头大汗，很想说一句：“要开仗亦未见得没有把握。”却就是说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无用，她愿重用他也就因为他无用。所以兵饷两事，此刻便直接向许庚身和阎敬铭两人垂询。 “许庚身！”她问：“你看，如果开仗，有没有把握？” 这是最难回答的一问。不过许庚身对和战大计虽不能完全拿主意，而从洪杨平后，在军机当“达拉密”，凡有关重要军务的上谕，几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军而兴的淮军，积习重重，并不可恃；北洋水师，则如甫离襁褓，正在学步，还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机营更是虚糜“京饷”的“摆设”，所以虽管兵事，却主持重。当然，他不肯得罪李鸿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说他们的兵不中用，平时一再表示：备多力分。此时亦仍是这样回奏。 “我中国幅员辽阔，口岸太多。当初祖宗设兵驻防，专重陆路，道光以来，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当初所万想不到的。自文宗龙驭上宾，仰赖皇太后操劳于上，发捻次第削平，讲究海防至今，亦不过十几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国已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军相比。备多则力分，处处设防，处处防不胜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连三，急电请援，而南北洋实在都抽不出兵舰可以调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调动，法国又舍马尾而攻基隆，飘忽难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报纸，说法国水师提督孤拔是一员猛将，打电报到他们的海军部，要攻山东芝罘、威海卫、旅顺，敌师北犯，京畿震动，所关不细。”说到这里碰个头，结论就不必说出口了。 慈禧太后幽幽地叹口气，转脸又问：“阎敬铭，你怎么说。” “依臣看，以收束为宜。打仗打的是兵、是饷，目前饷源甚绌。最可虑的是，南漕多用海运，如果海上有事，招商局的船到不了天津，那时……。”阎敬铭很吃力地说道：“‘民以食为天’！皇太后圣明。” 北方粮食一向不够，如果南漕中断，这一缺粮，人心浮动，会引起极大的变乱。转念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照这样说，是不能打，就投降了？” “岂有投降之理？”醇王异常不安地说：“圣谕教臣等置身无地。” “是啊，不但你们置身无地，我将来又有什么脸面见祖宗？ 大家总得想个办法出来！” “臣愚，臣以为国家百年大计，不争一日之短长，而要有持久之策。”许庚身越次陈奏，“历来廷议，空言搪塞的居多，这一次要请严旨，责成大小臣工，悉心详议，如是空言塞责的复奏，当即掷还。” 许庚身很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慈禧太后不自觉地点点头：“你这话说得实在。就照你的意思拟旨，这两天收到的照会，南北洋跟福建来的电报，陈宝琛的折子，都发下去，公中阅看。” “是！”醇王答应着。 等退出殿来，醇王汗流浃背，神气非常不好。他的本心淳厚，争强好胜，然而是庸才！ 多少年来一直说恭王不好，受了孙毓汶的鼓动，贸贸然定计夺权，将一副千斤重担，糊里糊涂接了过来，一上肩就有不胜负荷之感，如今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想起有人传来恭王的一句话：“看人挑担不吃力”，自觉羞愧惶恐，因而才有那样内心的激荡，自我震栗失色的神气。 “星叔，”他对许庚身说，“我先回去。你们跟莱山商量一下，出宫先到我那里。” “是！王爷请先回去歇着。千万不要着急！”许庚身安慰他说，“局势总还可以挽回。 过了这一关好好筹一条持久之计，不患没有扬眉吐气之日。” “现在也只有这么想。不过……，”醇王眨着眼，在轿子旁边想了好一会才说：“咱们回头再谈。廷议，你们好生预备。” 他是不到军机处的，平时办事，都是在府，常由庆王传话。最近因为局势紧急，而且醇王特加关照，所以这天下午军机处散值以后，庆王、孙毓汶、阎敬铭、许庚身一起上适园谒见。 “廷议定在二十二。”庆王说道：“御前、军机、总署、六部九卿、科道、讲官。” 这是报告规定参与廷议的人员，醇王诧异地问：“何以没有王公？” “莱山！”庆王转脸看着孙毓汶：“你跟七爷回吧！” 廷议而不召王公，是前所未有的创例，此例是孙毓汶所创，目的则在解醇王的围。因为醇王“在野”时，放言高论，抨击恭王措施失当，词锋往往极其锐厉，如今易地而处，怕恭王，还有向来有什么、说什么，出言不加考虑的惇王，当着大庭广众拿话挤得醇王下不了台。 受窘是一事，更怕一激之下，加以讲官必然会随声附和，于是醇王在无法招架的情况之下，作成主战的结论，那时大局就难收拾了。因此，孙毓汶赞成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干脆不让恭王跟惇王与议。 当然，这话不便直说，他只答了句：“御前大臣当中，不也有王公吗？” 醇王也会意了，点点头不提这事，却问到讲官：“盛伯熙他们不知道会怎么说？” “他们还能说什么？无非定论而已。”孙毓汶又说，“张幼樵在福建、陈伯潜在南洋、吴清卿在北洋、张香涛在广东，都是手握兵权的，如果开仗，他们当然运筹帷幄，决胜俄顷。朝廷预备着红顶子就是。” 在这番似讥似嘲的话中，孙毓汶透露了他的权术，是以清流制清流，甚至可能以清流攻清流。陈宝琛已说到“和亦悔不和亦悔”的话，足以看出主战的论调已大不如前。而非为讲官首领的盛昱，如果有所责难，亦就等于跟两张陈吴等人过不去了。 意会到此，醇王算是又放了些心。不过两三个月的工夫，当国的苦况，他已经领略透了，和战之间，并不能一言而决，和也罢、战也罢，都无法按照理路，直道而行。就拿眼前的情势来说，“不和而悔”不如“和而悔”，因为“不和而悔”必然丧师辱国，赔偿兵费，追究责任，搞得天下大乱，元气大丧。“和而悔”则至少保全了实力，可以徐图再举，发奋为雄。这样浅显明白的道理，就是不能一口道破，得要迂回曲折，绕上许多弯子来应付慈禧太后的责难和清流的主战论调，尤其是清流，人多口杂而个个振振有词，真是重重牵绊，处处掣肘。现在听孙毓汶所说，清流似乎已受箝制，事情就比较好办得多了。 于是再商量复奏的措词。向来廷议必有复奏，称为“公折”，预先备好底稿，同意的列名，不然单独具奏。公折或由内阁主稿，或由军机撰拟，或由领衔召集的王公预备，看所议何事而定，这一次议的是和战大计，理当由军机预拟奏稿。 但孙毓汶又有异议，折底虽由军机预备，却不妨交由伯彦讷谟诂提出。这好象匪夷所思，但经他一说明缘由，却不能不佩服他巧妙。 这样做是为了要避免一个人扰乱全局，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从他五月间奉召复起，到京以后，恩宠不衰，仍旧入直军机，兼管神机营。但是他的脾气未改，依然好发大言，好骂人，而且神智恍惚，说话颠三倒四，军机同僚，没有一个不觉得头痛。如果这个公折底稿由军机预备，他一定有许多意见和挑剔，弄得无法定稿，所以不如由这次廷议中爵位最尊，复奏领衔的伯王提出折底，干脆不使左宗棠与闻，反倒清静无事。 “这也好！”惇王深深点头，然后又皱着眉说：“此老实在烦人。” “有办法！”孙毓汶接口说道，“此老本不宜参庙议，看机会还是请他出去带兵吧！” “莱山这话如何？”醇王看着阎、许二人问。 阎敬铭和许庚身都保持沉默，七十老翁帝兵，未必相宜，而且论人情，亦觉得太过。只是此老在朝，也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不愿表示意见。 “看情形再说吧！”醇王也觉得这样安排不妥，搁置不谈，“折底就请星叔动笔。” “是！” “我还有件事，跟大家商量。这件事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打不定注意。现在为了振作士气，不能不这么办，我想面奏太后，仿照老五太爷的例子，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带领神机营，到越南去打法国鬼子。” 此言一出，举座大惊，连孙毓汶都张口结舌了。“老五太爷”惠亲王在咸丰三年奉旨授为奉命大将军，只不过督办畿辅防剿事宜，与出师越南岂可同日而语？ “祖宗创业维艰，虽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过骑射是八旗的根本，修文亦不必偃武。本朝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没有不能开强弓，说‘国语’的。承平日久，习于骄逸，纯庙高瞻远瞩，极力纠正，较射三箭不中鹄，立刻斥责，八旗子弟乡会试，先试弓马，合格了才许入闱，此所以有‘十大武功’。当时明亮、奎林他们，都是椒房世臣，用命疆常纯庙圣谕：‘周朝以稼穑开基，至今以农立国，本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废武？ 废武就是忘本！’”醇王说到这里又激动了，“就因为八旗忘本，才有今天外敌欺凌之辱！” “王爷见得极是。”孙毓汶劝道：“不过以王爷的身分，亲冒矢石，皇上何能片刻安心？” “亲冒矢石也不致于。我自然是在关内安营，指挥督战，无须亲临前敌。”醇王又说：“唯其以我的身分，亲自督师，才能振作士气。” “说实在的，王爷有这番意思就够了……。” “不够，不够！”醇王抢着摇手，“一定要到前方，打个样子给大家看看。有人说神机营是虚好看，我不服气。从前文博川带神机营到奉天剿马贼，打得很好。他回来跟我说：神机营不是不能用，只不过京师繁华之地，把他们养得懒了。一到苦地方，摆不上‘旗下大爷’的谱，自己不动手，连顿饭都吃不到嘴，自然大改常度。这话真是阅历之言。再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神机营操练了这么多年，临到该他们露一手，还不拚命争个面子？我意已决，你们劝我也没有用。” “王爷！” 阎敬铭才说了一句，醇王便又抢着开口，“丹翁！”他拱拱手，“这饷的方面，你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乾隆年间，大将军督师，都特简大臣筹办粮秣，你年纪这么大了，我当然不敢劳动你，不过，务必要请你派年轻力强，吃得苦、耐得劳的司官，替我管粮台。” 说到这样的话，阎敬铭只能恭恭敬敬应一声：“是！” 孙、阎二人都“没辙”了，只拿眼望着许庚身。他当然也有一番话说，只是看醇王满怀信心，意气甚豪，不便泼他的冷水，越泼越坏，变成激将，更难挽回。所以一直在思索着，怎么能让醇王知道，神机营不中用，而又不伤他的自尊？ 才能让他知难而退。 这片刻工夫，已经思量停当，却闲闲问道：“王爷预备用什么人参赞？” “荣仲华！”醇王脱口相答，“仲华委屈了好几年，我心里也很过意不去。沈经笙下世的第二年，我想保他复用，他不肯。如今总得帮帮我的忙。我已经有打算了，皇帝到了该“压马”的年纪，我备八匹好马，作为他的报效，只要有旨赏收，自然就会开复他的原官。” “王爷笃念旧人，真是教人感激。荣仲华是好的。不过，王爷，”许庚身说道：“三国的故事，不可不以为鉴。” “三国的故事？”旗人拿当作兵法，醇王虽不致如此，陈寿的《三国志》，却是当年在上书房的时候，奉宣宗面谕，特别要念熟的，所以三国的故事，知道得很多。 “不知道说的是那一个？” “我说的是赤壁之战。当时刘、关所部，不过精甲万人，刘琦的江夏兵还不到一万，周瑜、程普亦不过各领万人，合孙刘之兵，不过四万。曹瞒所部，号称百万，实际亦有四十万，以十对一，而众寡不敌，只为魏师北来，水土不服，军中瘟疫流行，以致于一把火烧得他卸甲丢盔。”许庚身紧接着又说：“南人乘船，北人骑马，习性使然，无可勉强。神机营子弟到奉天可以收功，亦就因为奉天的气候跟京里相差不远，如今到了炎荒瘴疠之地的西南边境，天时不对，水土不服，再中了瘴气，没有一个不病倒的！英雄只怕病来磨，那一来，岂不损了王爷的神威？” “啊，啊！”醇王悚然动容。 “星叔，这话说得是。”阎敬铭急忙附和，“我在山西办赈的时候，深知饥民易救，瘟疫难当。到那时候，赶紧运药到前方，怕都来不及了。” “是的，是的！” “王爷体气虽壮，从来也没有到过南边，万一水土不服，上系廑虑，”许庚身用极恳切的声音说：“王爷又何能心安？” “责备得是。”衷心悦服的醇王，措词异常谦恭，“拜受嘉言，不敢不领教。” “王爷太言重了！”许庚身站起身来，垂手答说。 “一切仰仗。”醇王拱拱手，“明天一早，宫里见吧！” 第二十七节 第二天黎明时分，醇王已经约了他的儿女亲家伯彦讷谟诂，在内右门的内务府朝房见面，一起看许庚身所拟的公折底稿。 这个稿子一共分四大段，第一段申明同仇敌忾之义，说法军猖獗，攻击基隆，在廷诸臣，同深愤激。第二段提到陈宝琛的折子，说他素日刚毅，现在有“和亦悔不和亦悔”的奏语，自然是他身在局中，亲见亲闻，不能不重视的见解。这是道明战有困难，引起第三段保全和局的主张：如果法国“悔过输诚，怵于公议，尚可示以大度，仍予转圜”，因为“此时饷绌兵单，难于持久。况外夷逼处，为千百年未有之局，与发捻迥异。” 看到这里，醇王深深点头，认为这样措词，是道出了真正凶症结，非常恰当。再看第四段，也就是结论，却近乎空话了。 这个要作为廷臣公议的结论，认为法国如果挑衅不止，终于不得不战，则不可为小挫所动摇，那时要设法募兵筹饷，或者举办团练，或者分道扼守，以为“持久之策”，而最要者为申明军律。 伯彦讷谟诂看完这一段，摇摇头说：“这不太虚浮了吗？鬼子已经打进来了，还在募兵筹饷，那来得及？办团练更是件靠不住的事。” “不然！”醇王答道，“你没有能看得仔细。这段话的要旨，是在表明最后的打算。法国人适可而止，中国不妨示以大度，真要欺人太甚，一打起来，那就没有完了，非拚到底不可。” “嘿！”伯彦讷谟诂一面来回蹀躞，一面将双掌骨节捏得“格巴，格巴”地响，用微带不屑的神气说，“是打算把法国鬼子吓得不敢动？” “他们敢动不敢动，咱们不知道，反正洋人只要一上了岸，就讨不了便宜。”醇王说道：“洋人的厉害，是他的铁甲船，大炮，一上了岸，咱们处处拦他、堵他、困他，叫他走投无路，非告饶不可。刘省三在基隆，用的就是这个法子，张幼樵在马尾也打算这么办。总之，去我之短，用我所长，陆战必有把握。” 伯彦讷谟诂默然。他父亲僧格林沁在英法联军内犯时，跟洋人在通州接过仗，结果溃退回京，如引此故事，说洋人不可轻敌，就变成揭父之短，但如醇王所说“陆战必有把握”，他也实有看不出把握在那里？那就只好不开口了。 不开口不行，因为这个折底是由他提出来，必得他先有信心，才能说服大家一起列衔。 所以醇王催问着说：“你有什么意思，说出来大家琢磨。” “我的意思是，要说痛快话，和就是和，战就是战，不痛不痒的话，似乎没有用。” 这话却是搔着了痒处。从同治初年以来，每遇外敌，朝廷应付之道，总不外备战求和。 求和是真，备战是假，而假的要弄成真有其事的模样，真的却又迂回瞻顾，倒仿佛虚与委蛇似的。照伯彦讷谟诂看，这个公折中所提的见解、主张，亦复如此。 醇王却不肯承认。陆战有把握，是他所确信不疑的，就怕带兵官不肯用命。这个看法，他跟亲信谈过好几次，许庚身深为了解，所以拟的折底，能够符合醇王的意思。现在伯彦讷谟诂不以为然，而醇王似乎欲辩无词，他不能不说话了。 “如今跟外国开仗，都要站在理上，不然，洋人一定合而谋我，众寡之势，胜负不待智者而决。法国如果敢上陆，那就是彰明较著侵犯我国，谁是谁非，十分明白。即令其中有国家想挑拨，亦就无所借口。再有一层，洋人来我中国的，已经不少，内地一开仗，炮火不免伤及他国侨民，各国必不容法国猖獗，出面调解，自然对我有利。” 经过这一番解释，伯彦讷谟诂才没有话说。到得近午时分，坐轿到内阁大堂主持廷议。 所谓主持，其实是到一到而已。御前大臣与大学士高高上坐，两面是六部九卿，下面设一张长条案，团团围着一班热心国事的翰詹科道，在传阅上谕、南北洋的电报，以及总理衙门送来的八件法国照会。 文件多人更多，天气太热，只见各家的听差，川流不息地走进走出，绞手巾、倒茶、装烟、打扇。廷议本就是近乎随意闲谈的一种集会，这天的秩序更不易维持，东一堆、西一堆，三五成群，各自找凉快的地方叙话。其中风头人物是盛昱。他已成了翰林中后起的魁首，所以围在他左右的特别多。 在大老中，李鸿藻闲废，潘祖荫回乡，翁同和冒了上来，成为扶持风雅的护法，盛昱跟他走得很近，也很佩服他，所以见他一到，特意迎了上来招呼。 “我刚下书房，来晚了。”翁同和问道：“议了些什么？” “还没有开议。总是这样子，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听说是伯王预备的折底。如此大事，由御前主持，也算是新样。” 翁同和笑笑不答。停了一下问道：“你大概又是单独上奏吧？” “那要看公折怎么说？如果有个切实的办法，可以不致于辱国，我也就不必多事。” “你来！”翁同和招招手，“我给你看封信。” 信是一个抄件，先看称呼，再看具名，是张佩纶在上个月二十八由福州移驻马尾以后，写给李鸿藻的信，却不知翁同和怎会有此文件？ “是我问起幼樵的情形，兰翁特为录副送来的。”翁同和说。 “喔，兰公病泄经月，只怕更清癯了。”盛昱一面答话，一面看信。信很长，主要的当然是谈他的部署：“佩纶定出屯马尾之计。所拨两营，乃友山留备省防者，其将黄超群前解凰翔之围，与友山患难交。佩纶在陕西文牍中见其姓氏，又观其履历，曾在胡文忠守黔时充练勇，而随南溪先先转战行间。访问省城名营，惟此军队伍尚整齐，是以特调用之。二十七午，合肥忽来电，称林椿云：‘二十八日期满，定攻马尾，惟先让法为救急计，鸿不敢许。’等语。” 盛昱知道林椿是法国的一个领事，不知道的是，李鸿章何以听信此人的话？看样子他是以一个领事为交涉的对手，未免与他的地位太不相称。而且他既“不敢许”，何以又电告张佩纶，是不是暗示张佩纶“先让法为救急计”，失掉马尾，他可以从中斡旋，使张佩纶脱罪呢？ 这是一个难以猜透的疑问，盛昱姑且搁下，先看张佩纶作何处置：“鄙见法特恫吓，然特告督抚必大扰。遂以是夜潜出。侵晓，敌舟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行营距敌舟一里许，日来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书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涛声，犹胜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看完这一段，盛昱大为摇头，他觉得张佩纶真是太自负，也太自欺了！居然以为法军震于他的威名，所以“望见旌旗，遂亦无事。”而文字故作洒脱，仿佛羽扇纶巾，谈笑可以退敌，强学谢安的矫情镇物，只怕真到紧要关头，拿不出谢安的那一份修养。 “真是书生典兵，不知天高地厚。”盛昱冷笑着说，“我就不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干。” “你再看下去。”翁同和笑道：“幼樵真正是目无余子。” 于是盛昱轻声道：“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然仅粤应两艘，余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无船，转可省费。二十八夜，战定可胜。” “这是什么话？”盛昱诧异，“他不是一再电奏请旨，催南北洋赴援吗？如以为虽有船而‘畏法如虎’，倒不如没有船，反省下军饷，这是负气话，还可以说得通，却又说‘二十八夜，战定可胜’，既然这样有把握，又何必电请增援？而且，既有把握，何不先发制人？” “战端固不可轻启，而幼樵亦未免夸夸其言。”翁同和又说，“我担心的是，幼樵处境太顺，看事太易，量敌太轻。” “是！”盛昱想了一会说道：“还可以加一句：‘受累太深。’”“受什么人的累？”翁同和问：“你是指合肥？”盛昱点点头，然后又接下去看信：“今局势又改，趋重长门，不知知各宿将正复如何？” “‘知各宿将’是指穆将军守长门炮台吗？” “对了。下面不是有段小注：‘春岩与论相得，琐细他日面谈。’看样子，幼樵在福建，还只有一个穆春岩，为他稍所许可。此外，不但福建的督抚，连总理衙门诸公，亦不在他眼下。” 这段话是指张佩纶自己在信中所说： “兵机止争呼吸，若事事遥制，战必败，和必损，况闽防本弛耶？译署以办团练为指授方略。抑何可笑？漳泉人较勇，然亦无纪。本地水勇，知府送来二十人，皆里正捉来水手，未入水即战栗。” “办团练本非长策。”盛昱又摇头，“幼樵这话倒说对了。‘兵机止争呼吸’，亦有道理，只不知呼吸之间，他能不能临危不乱，应付裕如？” 就在他们以张佩纶为话题，一谈不能休止的当儿，大厅中已在宣读公折底稿，并作了一处修改，仍旧请各国公断，美国调处。等到翁同和、盛昱接得通知，回入大厅，已经纷纷濡笔具名，而讲官则大多不愿列衔，表示另外单独上奏。盛昱自然也是如此，翁同和则觉得公折的文字不坏，提笔在底稿上写下名字。所谓“廷议”，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公折以外，另有三十四个折子论列和战大计，上折的都是兼日讲起注官的名翰林，少数连衔，大多独奏，总计言事的有四十个人之多。 因此，慈禧太后认为有召见此辈的必要。但不可能凡上奏的都召见，一则从无此例，再则人多口杂，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她决定只召见其中的领袖。 “如今讲官是谁为头啊？”她问醇王。 “如今算是盛昱。”醇王老实，心里并不喜欢盛昱，但不敢欺骗慈禧太后。 “讲官到底都是读书人。他们的议论，跟我的看法差不多。”慈禧太后又说：“看法国的样子，得寸进尺，叫人快忍无可忍了，你也该好好预备一下。” 这就等于明白宣示，不惜一战，而主持军务的责任，是赋予醇王。理解到此，醇王顿觉双肩沉重，汗流浃背，不过当然要响亮地答应一声：“是！” 接着，慈禧太后便传懿旨，召见盛昱。照例，凡够资格上折言事的，本人都须到宫门候旨，讲官纵有论述，极少召见，所以盛昱并不在宫里。军机处特意派苏拉去通知，等他赶到，慈禧太后已经等了一会了。 盛昱深为惶恐，也深为感奋，这样心情遇着这样流火铄金的天气，自然汗出如浆，以致进殿以后，竟致连叩请圣安的话，亦因为气喘之故，语不成声。 这是盛昱第一次面圣。慈禧太后对这种初次觐见，战栗失次的情形见得多了，不以为意，反和颜悦色地说道：“你有话慢慢说！” “是！”由于殿廷阴凉，盛昱总算不再那么头昏脑胀，定一定神，清清楚楚答一声：“是！” “你是‘黄带子’？” “是！”盛昱答道：“臣肃亲王之后。” “如今局势这样子糟，你是宗室，总要格外尽心才是。” “奴才世受国恩，不敢不尽心上答天恩。”盛昱答道：“奴才年轻识浅，见事不周，报答朝廷，只有一片血诚。” “你们外廷的言官讲官，我一向看重，有许多话说得很切实。”慈禧太后说道：“军机跟总理衙门，偏偏有许多古里古怪的说法。以前我总以为恭王他们办事不力，所以全班尽换。 那知道……。”她叹口气：“唉！别提了。” 这一声叹息，大有悔不当初的意味。同时也触及盛昱的痛处。如果不是自己三个月前首先发难，一个折子惹出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也许局势还不致糟得这样子。转念到此，更有“一言丧邦”的咎歉悔恨，不自觉地碰了一个响头。 “谈政事跟我意见相合的，只有醇亲王，不过，也不能光靠他一个人。你们有好办法，尽管说。”慈禧太后问道：“你看张佩纶这个人，怎么样？” “张佩纶居官好用巧妙。”盛昱脱口答了这一句，自觉过于率直，不合与人为善的道理，因而又接下来说：“不过他的才气是有的。仰蒙皇太后，皇上不次拔擢之恩，自然要实心报答。奴才看邸抄，张佩纶在折子上说，‘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果然如此，即使接仗小挫，亦不要紧。” “我也是这么想。胜败兵家常事，最要紧的是能挺得祝从前曾国藩他们平乱，也常打败仗，朝廷不能不处分，责成他们戴罪图功，其实从来都没有怪过他们。现在各省督抚，练兵筹饷，只要能想得出办法来，没有个不准的。朝廷待他们不薄，到现在应该激发天良，好好为国家争口气。谁知道畏难取巧的多。中外大臣都是这样。你说，怎么得了？” 慈禧太后说到后来，不免激动，声音中充满了悲伤失望，使得盛昱也是心潮起伏，满腹牢骚，不可抑制，大声答奏：“天下事往往害在一个‘私’字上头。圣明在上，中外大臣虽不敢公然欺罔，可是私心自用的也不少。奴才想请严旨，只要辜恩溺职的，不论品级职位，一概从严处治，才能整饬纪纲，收拾人心。” “朝廷原是这么在办。等唐炯、徐延旭解到京里，我是一定要重办的。”慈禧太后说到这里，忽然问道：“你跟邓承修可相熟？” “奴才跟他常有往来。” “听说这个人的性情很刚？” “邓承修忠心耿耿，不畏权势，他的号叫铁香，所以有人叫他铁汉。” “才具呢？”慈禧太后说，“我看他论洋务的折子，倒很中肯。” “邓承修在洋务上很肯用心。” “办洋务第一要有定见，不能听洋人摆布。”慈禧太后话题又一转，“我现在很看重你们这一班年纪轻、有血性、肯用功的人，张之洞、张佩纶都还不错，陈宝琛平日很肯讲话，如今在曾国荃那里，好象也碍着情面，遇事敷衍似的。张荫桓起先很好，说话做事，都极有条理，现在看他，也不过如此，这趟中法交涉，实在没有办法。” “这也怪不得张荫桓。”盛昱把下面的话咽住了。 语气未完，慈禧太后当然要追问：“那得怪谁呢？” “自然要怪李鸿章。”盛昱率直陈奏：“李鸿章主和，张荫桓听他的指使，一味迁就，养成洋人得寸进尺的骄恣之气。洋务之坏，坏在李鸿章的私心。就拿招商局轮船卖给旗昌洋行一案来说，李鸿章一直到朝廷查问，方始复奏，其心可诛！” 这话在慈禧太后就听不入耳了。她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凡有人攻击李鸿章，必是心存成见。照她看来，最肯做事的就是李鸿章，虽然他力主保全和局，但是他本心在求国强民富，买轮船、造炮台、设电线、开煤矿，都是自强之基。如果总理衙们的大臣得力，能够不失国家的体面谈成和局，当然是好事，和局谈不成，一再受人的勒逼要挟，是总理大臣无能，怪不上李鸿章。 至于出卖招商局轮船的案子，她亦听李莲英说过，完全是事机紧迫，为国家保存元气的不得已措施。她觉得李莲英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李中堂不敢！招商局那么多船，那么多堆栈，码头，他要能一口吞得下去，不怕梗死？不管怎么样，权柄操在老佛爷手里，他有几个脑袋敢欺老佛爷？” 因此，她虽不愿公然斥责盛昱，回答的语气却很冷漠，“李鸿章有李鸿章的难处。”她说，“中外大臣都能象他那样，咱们大清朝决不能教洋人这么欺侮。” 盛昱一听话不投机，自己知趣，不愿再多说什么。慈禧太后也觉得该问的话都问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便吩咐“跪安”，结束了召见。 第二十八节 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又是一种心境。从前凡遇大事，她虽也能出以沉着镇静，但心里却总丢不开。自从大病以后，接纳了薛福辰的谏劝：养生以去烦忧为主，因而养成一种习惯，不召见臣工，不看奏折的时候，便能将国事搁在一边。她觉得闲下来及时行乐，保持愉快的心情，到烦剧之时，反更能应付裕如。所以越是国事棘手，她越想找点乐趣。 当然，这要找莲英。一问不在长春宫，说是皇帝找了去问话了。 皇帝十四岁，纤瘦、苍白，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跟穆宗当年一样，未亲政以前，随侍太后，召见臣工，唯有醇王入见，因为是本生父，君臣父子之间的礼节不易安排，所以皇帝回避。许多慈禧太后与醇王密定的大计，虽不得与闻，但每天军机见面，也能听到很多话，而在书房里，师傅随时启沃，就不但了解了大局，还能谈论得失，形成见解。 这时候找李莲英来，就是他有一番见解要说。后天就是万寿，皇帝的生日本是六月二十八，因为要避开七月初一“祫祭”的斋期，所以提前两天，改六月二十六日为万寿之期。 是慈禧太后的命令，皇帝对李莲英不能直呼其名，照书房里的例子，称他为“谙达”。 皇帝说道：“李谙达，我想让你跟老佛爷去回奏，明天不要唱戏。” 这是为什么？李莲英愕然相问：“是怎么啦？” “局势不好，洋人这么欺侮咱们，那里是歌舞升平的时候？” 李莲英心想，又不知是在书房里听了那一位师傅的话，回来发书呆子气？不唱戏万万办不到。不过这位“少爷”的话也不能驳回，得要想一番说词，让他自己收回他的话。 “万岁爷真正了不得！忧国忧民。老佛爷知道万岁爷说这话，不知道会多高兴。” 一顶高帽子将皇帝恭维得十分得意，“那你就快去说吧！” 他催促着，“说定了就好降旨。” “不过，万岁爷，这里头有个斟酌。让奴才先请问万岁爷，老佛爷万寿，该不该唱戏？” “那自然。你问这话为什么？” “自然有个道理。今年是老佛爷五十整寿不是？” “是啊！这还用你说？” “五十整寿，更该唱戏。如今局势虽然不好，到了十月里，一定平定了。那时候万岁爷一定要尽孝心，替老佛爷热闹、热闹，是不是呢？” “当然是。” “这就是了。”李莲英说：“有道是母慈子孝。到那时候老佛爷想到今年万岁爷万寿，没有唱戏，心里一定也不愿，不教唱戏。万岁爷想想，怎么个劝法？” “啊！”皇帝连连点头，“你这话说得倒也是。明天还是唱吧！” “这才是。”李莲英说，“老佛爷操劳国事，心里那有片刻安闲。借万岁爷的好日子，唱两天戏，哄得上人乐一乐，这才是真正的孝心。” “嗯。”皇帝又点头，“李谙达，我倒问你。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按规矩上召串老莱子？” “这得到老佛爷的万寿，才是这个规矩。”李莲英趁机说道：“万岁爷只拿戏折子请老佛爷添两出戏，一样也是尽了孝心。” “好吧！今儿侍膳的时候，我就说。” 于是李莲英悄悄先退。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少不得要问起，皇帝传问何事？李莲英知道她必不爱听皇帝不愿唱戏的话，反过来说是，皇帝所问的是太后连日烦心，该想个什么法子娱亲？ “倒难为他。”慈禧太后笑道：“你替他出了什么主意？” “奴才何敢乱出主意。奴才只跟万岁爷回奏：顺者为孝，这句话就都在里头了。” 接着慈禧太后问起“南府”承应万寿戏的情形。“南府”的名称起于乾隆年间，最初是高宗喜爱昆腔，初次南巡时，就从苏州、松江、太仓一带带回来一班年幼的梨园子弟，教习演唱，称为“南府”。到了道光年间，宣宗赋性俭朴，不好戏曲，认为梨园乐部不应该称“府”，降旨改名“升平署”。然而文宗与他父亲不同，颇嗜声色，所以升平署又有兴旺的气象。直到同治即位，为了示天下以励精图治，才将民间的梨园子弟，一概遣散，只由太监串戏。 慈禧太后不喜昆腔，最爱皮簧，宫中不便传“四大徽班”来唱，因而常常假名巡幸惇、恭、醇三王府邸，传膳听戏，尽一日之欢。自穆宗“天子出天花”而驾崩以后，推原论始，多为宣德楼头听王庆祺一出《白门楼》，击节称赏，因而作成了一番空前绝后的君臣遇合，然后才有“进春册”的秘辛，演变成绝奇的大不幸。这样一层一层想去，归根结蒂，害在一个“戏”字上，怕触景伤情，摒绝丝弦。事实上，穆宗和嘉顺皇后的大丧“八音遏密”，宫中有两三年不能唱戏，想听亦听不到。 从一场大病痊愈，一方面日理万机，需要丝竹陶写，另一方面古板方正的慈安太后暴疾而崩，也不怕再有人会说扫兴的规劝话，所以升平署再度振兴，而且另出新样，传唤名伶到升平署当差，名为“内廷教习”，外面称为“内廷供奉”。 供奉的规矩是，平日照常在外城戏园子唱戏，但初一、十五，佳期令节，或者慈禧太后兴致来时，想听一听戏，随传随到，好比唱一次最阔的堂会。自然每次都有赏，赏银通常是二十两。 这班“内廷教习”是上年四月间挑选的。起初大家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一入宫内，便不再放出来，既怕妻儿暌隔，又怕所得俸禄不足以养家活口，所以都走门路，托人情，设法规避。这一来，挑进去的一批人，就不怎么出色，使得慈禧太后颇为失望，亦啧有烦言。 这件事先不归李莲英办，以后听慈禧太后抱怨得次数多了，他才亲自来管。不过他做事八面玲珑，不愿得罪人，原已在京的好脚色不能再挑了进去，因为慈禧太后会得查问：当初何以不挑？这就显得内务府的官儿办事不力了。 有此顾忌，他只能传出话去：如有新到京的好角，不可遗漏。这样陆陆续续挑了几个，也还是不大出色。不过，新近挑来的一名须生兼武生，却很可以夸耀一番。 “跟老佛爷回话，”他拿着黄绫的戏单子说：“三天的戏，合适不合适？请老佛爷的旨意。” 这张戏单子上所刊的人，慈禧太后大多知道他们艺事的长处，至少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看到一半，发现了一个陌生名字，不由得诧异：“这个杨月楼是谁啊？” 李莲英要想夸耀的，正是这个人，“他是张二奎的徒弟。” 他说，“如今是三庆的掌班。” 提到张二奎，慈禧太后不由得想起同治初年的乐事，那时惇王常常办差，每次请示传召那些名伶，总少不得有张二奎。他的仪表甚伟，唱“王帽戏”最好，嗓子宏亮，扮相出色，又长于做工，比起程长庚的平稳得近乎古板，余三胜的时好时坏，慈禧太后总觉得听张二奎的戏最得劲。可惜没有听得几年，就听说他已物故。因而此时听说杨月楼是张二奎的徒弟，先就有了几分好感。 “这个杨月楼，唱得怎样？”慈禧太后问道：“你总听过？” “是！奴才听过。不然也不敢跟老佛爷保荐。不过老佛爷的眼界高，奴才说好，老佛爷未见得中听。” “他是张二奎的徒弟，想来差不到那里去。”慈禧太后又说，“这出《打金枝》，就是张二奎的好戏，他没有几分能耐，不敢动这出戏。” “奴才可没有赶上张二奎。”李莲英陪笑说道，“张二奎是怎么个好法，求老佛爷给奴才说说，也让奴才长点儿见识。” 这是看出慈禧太后的兴致好，有意凑趣。果然，慈禧太后便将张二奎当年唱这出《打金枝》，如何一举一动，纯为王者气象，令人不知不觉中，屏声息气，仿佛真如上朝一般，全神贯注的情形，描画了一遍。李莲英一眼不霎地倾听着，脸上是无限向往的神情，使得慈禧太后谈得越发起劲了。 因此到了传膳的时候，还是在谈明天开始的万寿戏。侍膳的皇帝，是早就受了教的，等李莲英一个眼色抛过来，便即说道：“这一阵子，难得老佛爷兴致好，儿子想求老佛爷添两出戏。” “明儿看吧！” “万岁爷的孝心。”李莲英接口说道，“老佛爷何不就成全了万岁爷？” “也好！”慈禧太后问道，“你说杨月楼唱得好，就让他来个双出。” “是！”李莲英答道：“杨月楼又叫‘杨猴子’，他是须生、武生两门绝，猴儿戏最好。” “那就添一出《安天会》。”慈禧太后又说：“杨隆寿也是双出，添一出《探母》。” 这是慈禧太后最喜爱的戏目之一。然而这出戏却是“奎派”戏，李莲英为了捧杨月楼，在万寿正日，派他演《探母》。同时他也有些讨厌杨隆寿，两下一凑，正好损此杨，益彼杨，将杨隆寿的双出，硬给打消。派了另一名“内廷供奉”，外号“大李五”的须生李顺亭，加唱一出。 到了第二天，皇帝不上书房，慈禧太后却照常召见军机，领班的礼王不愿耽误她的工夫，将重要而麻烦，需要详细陈奏取旨的政务，都压了下来。因此，不到八点钟，便已跪安退出。慈禧太后也不再回寝宫，直接由养心殿启驾，出月华门，过乾清宫，经苍震门直冲进蹈和门，驾临宁寿宫。 宁寿宫在大内东北，整个范围比“东六宫”全部区域还大，重修于乾隆三十六年，历时十五年方始完工，规模完全仿照内廷的正宫正殿，皇极殿等于乾清宫，养性殿正如养心殿。 这因为高宗已经决定，归政后移居此处，太上皇燕憩之所，体制不能不崇。 从嘉庆四年太上皇驾崩以后，宁寿宫就没有皇帝再住过，至今八十余年，虽未破败，却已荒凉。唯一的例外是畅音阁和阁是楼，内务府的岁修，一点不敢马虎，所以富丽如昔。 畅音阁是一座戏台，在养性门东面，坐南朝北，对面坐北朝南的阁是楼，中设御座，是当年高宗看戏的暖阁。畅音阁的戏台极大，仅次于热河行宫的那一座，太监称之为“二爷”。戏台一共三层，有机关可以移动升降。构造最奇的是，台下有五口大井，为用极妙，第一是聚音；第二是藏砌末。内廷大戏，共有三种名目，按月搬演，名为“月令承应”；祥瑞征庆的吉祥戏，叫做“法宫雅奏”；而搬演神仙故事的剧目，称为“九九大庆”。其中有一幕“地涌金莲”，金莲就藏在井中，用绞盘绞到台上，花瓣开处，出现大佛五尊。又有一幕更为奇观，是搬演罗汉渡海的故事，有样砌末是条可藏几十人的鳌鱼，口中能够喷水，自然也是井水。高宗在日，最喜爱西洋的喷泉，特延意大利籍的天主教士，在圆明园设计制造，称为“大水法”。这条鳌鱼，就是当年的遗制。 这天万寿演剧，慈禧太后的兴趣在于皮簧，然而奉旨“入座听戏”的大臣，以及在内廷行走有机会在畅音阁当差的官员们，却大多希望看看这些吉祥戏。因为一等一的名角，在外面花钱就能听到，唯有这些场面热闹、砌末奇巧、行头讲究的大戏，只有到得宫中，机缘凑巧，才能一饱眼福。 照定制，凡遇万寿，应该唱搬演神仙故事的“九九大庆”，无非海屋添筹，麻姑献寿之类，论情节无足为奇，讲热闹确是罕见。最有趣的是一本《三变福禄寿》，三层戏台，满布神仙，最初是福居上层、禄居中层、寿居下层，一变再变，终于寿星高高在上。每变一次，笙簧齐奏，合唱北曲，鱼龙曼衍，载舞载歌，台下个个眉飞色舞，只有慈禧太后不甚措意，三十年来，这些戏她看得厌了。 再有一个不甚感兴趣的人，就是皇帝。他的性情跟他的堂兄穆宗相反，不喜戏文。听戏在他是一件苦事，因为侍立在慈禧太后身旁，一站就是大半天。特别是在这时候，外侮日亟，那谈得到歌舞升平？所以他的目光在畅音阁，而心思却在基垄马尾。 第二十九节 马尾也热闹得很。战船云集，舰桥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旗帜，除了中国的黄龙旗和法国的三色旗以外，还有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日本的旭日旗，以及其他连张佩纶都认不得的旗子，各国驻在中国或远东的海军，都派兵舰来作壁上观了。 法国的兵舰一共八艘，都泊在罗星塔下，撤头樯，缓缆索，炮衣都已卸下，甲板上无分昼夜，都有全副武装的兵士在戒备。 中国的舰船比法国多，共有十三艘，都停泊在船局附近，下锚的位置，由闽安协副将、兼扬武舰管带，总办福建水师营务处，成为张佩纶手下第一大将的张成所定。他的部署是钉紧了法国兵舰，一艘看住一艘，监视法国主将孤拔旗舰的，就是营务处的旗舰，火力最强的“扬武”。 部署已定，去见张佩纶面陈战守方略，他说：“这样子布置，有几种好处，第一、占上游就是占地利。我另外埋伏了十几只小船，满载干草、硝黄、火药，一旦开战，砍断缆索，顺流而下，可以烧法国的兵舰。” “嗯，嗯！”张佩纶深为满意，“此亦合于古意，当年赤壁破曹，就是如此。历观战史，水战用火攻，是颠扑不破的不二法门。不过，观战的各国兵舰甚多，不要殃及池鱼，引起意外纠葛才好。” “回大人的话，我们已经通知各国海军，照万国公法，交战区域不宜进入，倘受意外损害，责任自负。” “万国公法有这样的规定，就再好不过了。”张佩纶说，“你要知道，跟外国开仗，终必归之于和之一途，议和一定要讲万国公法，在这上面站不住脚步，受累无穷。这是李中堂多年交涉的阅历有得之言，我过天津时，他对这一层郑重嘱咐，不能不听。” “是！”张成接着又说，“第二、占上游还有一层用意，是为了保护船局，也就是保护大人。” 这样的用意，自然更为张佩纶所嘉纳，当面夸奖了一番，表示完全同意张成的部署。但事后却有人向张佩纶指出，中国舰船与法国军舰的距离过近，而火力不及人家，如果法国兵舰一开炮，只怕十三条船，无一能够幸免。 这话也有道理，张佩纶便向此人问计，应如何处置始为合宜？ 改正之道，也很简单，应该将船疏散，首尾数里，前后救应，如果前船失利，后船还可以接战。总之，密集在一起是极危险、极不智的事。 张佩纶认为这话亦颇有道理，便跟张成商量，结果商量不通。张成不讲理由，只说作此建议的人，胆小如鼠，不必理他。张佩纶相信岳武穆所说，“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那两句话，最恨武人胆怯，所以对张成的话，很容易听得进去，果然置之不理。 到了六月二十六，皇帝万寿的那一天，正午时分，忽然炮声震天，张佩纶大吃一惊，急忙查问。回报说是各国兵舰恭祝万寿，放礼炮二十一响，法国兵舰亦复如此。看样子，法国犹有和好之意。然而到了下午就已得到消息，说法国政府已经电令驻北京的署理公使谢满禄，提出最后通牒了。 二十一响礼炮带来的和祥之气，一扫而空，但和局并未绝望，来马尾观战的美国海军提督，特为拜访船政大臣何如璋，愿意出面调处，闽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贾雅格，亦写信给闽浙总督何璟，希望勿动干戈。此外还有些跟洋人接近的商人辗转陈告，说英国海军提督及英国领事都有表示：如果和局能够保全，他们愿效居间奔走之劳。 为此，何璟特地移樽就教，到船政局来访张佩纶，商谈其事。谈到洋务，张佩纶亲承李鸿章之教，看法到底要高明些，“毫无用处！”他兜头泼了盆冷水，“法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拒绝他国调处，美国京城跟法国京城之间都谈不通，这里的美国海军提督，又能有何作为？” 何璟碰了个钉子，倒不觉得什么，何如璋却替他难堪，“话说回来，”他替何璟帮腔：“美国海军提督，或者可以劝一劝孤拔，勿轻易开衅。” “开衅不开衅，孤拔也做不得主，此所以我不见他。”张佩纶神色凛然地答道：“当今之世，那里还用得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譬如朝廷有旨开仗，足下肯不肯听了不相干的人的劝，违旨不开火？” 一句话将何如璋又堵得哑口无言，张佩纶自负辩才，相当得意。心情愉快，便有妙悟，接着又发了一番议论。“‘兵不厌诈’，中外皆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亦是中外皆然。黄须碧眼儿总是帮他们自己的，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照我看，都是受了孤拔的央托，有意作此推宕。诸公知道他们其意何居？” “其意何居？”何璟问道，“倒要请教？” “无非缓兵之计，弛我戒备，懈我斗志。于此得一反证，”张佩纶意气风发地说：“见我部署周密，孤拔已有惧意。我如今倒要将计就计了！” “怎么？”何璟急急问道：“幼翁有何妙策？” 张佩纶轻摇着折扇，朗然答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 何璟一听，脸色又沉重了。心里还有股没来由的烦恼，这位钦差大臣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实在难以捉摸。一会儿保全和局，一会儿先发制人，一会儿急电要求增援，一会儿又请各省不必派兵，以免徒增军饷，心情真如这几天午后的天气，倏忽之间乌云密布，雷电交加，而不旋踵间却又雨过天青，来也无端，去亦无由，叫人不知如何应付，方始合适？想一想，只有劝他持重，“幼翁，”他说，“和战之局，朝廷遥制，不宜轻发。” “这当然先要电奏请旨。” 谢天谢地！何璟放了一半心，只要他不是冒冒失失轻启战端，其他都可不问。反正朝旨准了，打败仗与己无关，打胜仗不怕没有功劳可分。因而又将张佩纶恭维了一顿，仍回福州，只是找了督标中军来；悄悄嘱咐，总督衙门从辕门到上房，要格外添兵保护。张佩纶到底是炎炎大言，还是真有先发制人之意，虽不可知，而有备无患，总是不错的。 张佩纶确以为孤拔胆怯，打算先发制人。等何璟一走，随即找了水师将领来密议，第一个是张成；第二个是福星轮管带陈英；第三个是振威轮管带许寿山；第四个是飞云轮管带高腾云；第五个是福胜、建胜两轮的督带吕翰。 “朝廷一再降旨，保全和局，和局至今不能成功。看来免不了一战，一旦开火，大家究有几分把握？务必要说老实话，让我好有个计较。” 张佩纶原已有了定见，却故意这样说法，是希望能生激将的作用，而张成的话却颇为泄气，“实在没有把握。”他说，“尤其是荣歇度鲁安号旁边的两条鱼雷艇，我们还没有制它的利器。” “荣歇度鲁安号是什么船？孤拔的座舰吗？” “是的。” “回大人的话，”振威轮管带许寿山大声说道：“等他们发射了鱼雷，自然不容易抵挡，不过未发之先，不能说没有制它的利器。” “喔！”张佩纶很注意地问：“拿什么制它？” “光凭我船上七十磅子的一尊前膛炮就行了。” 这就是先发制人。鱼雷艇不大，一炮就可轰沉，即使是孤拔座舰的铁甲轮，也挡不住众炮齐轰。总之攻其不备，必操胜算，张佩纶不由就拊掌相许：“深获我心！” “大人！”张成正色说道，“开炮容易，打沉他们也容易，就怕我们用力，他们用智，这残局就很难收拾了。” “这是怎么说？”张佩纶问道，“我们制敌机先，不是用智吗？” “是的。无奈我们有牵制，他们没有牵制。” “这话我又不懂了。”张佩纶说，“我们的牵制在那里？” “第一是各国观战的兵舰，都在水道上，受了误伤，会惹起很大的麻烦。如果约期开战，通知各国兵舰，预先趋避，自然不负责任，现在是奇袭，出了乱子，责任完全在我。” 张佩纶心想，这倒真不可不防。树敌太多，乃为不智之事，尤其是误伤了美国兵舰，更难交代。中法之争，美国是“鲁仲连”，倘或将调人都打了，可见无理之甚！法国越发振振有词。再如动了各国的公愤，合而谋我，更不得了。 他还在这样沉吟未答之际，福星轮的管带陈英却开口了，“要说误伤，亦不是不可避免的事。”他说，“各国兵舰下锚的位置，跟法国兵舰都隔着一段路，如果我们测量得准，格外小心，亦不致于误伤别的船。” “不然！”张成立即接口争辩，“英法一向有勾结，谁也不敢说他们没有攻守相共的密约。‘黄雀捕蝉，螳螂在后’，倘或我们攻法国兵舰，而英国军舰暗箭伤人攻我们，事后不认帐，说是法国兵舰开炮还击的，又那里跟他去分辩？” 这不是不可能的。陈英语塞，但却不能心服，还想有所陈说时，张佩纶听信了张成的话，摇手将他阻拦住了。 “再说第二个牵制。”张成越发侃侃然了，“即令先发制人，不能将所有的法国兵舰打沉，如果孤拔恼羞成怒，不按规矩胡来，开炮轰船，那又怎么办？” 这一说，张佩纶悚然而惊，但不肯露出怯意，只说：“这也是顾虑之一。” 许寿山赋性伉直，对张成颇为不满，所以态度就不好了，“那里有那么多顾虑？”他提高了声音说：“从来就没有算无遗策这句话。算得头头是道的，一见了真仗，未必有用。” 话为张成而发，却变成顶撞了张佩纶，他将脸一沉：“这不是闹意气的时候。多算胜少算，事先不作筹划，只是上了阵胡打一气，那不成了草寇了吗？” “大人！”陈英为许寿山声援，“敌强我弱，如果不筹个制胜之道，照张副将所说，我们就等着打败仗？” 这话问到要害上，也正说中了张佩纶的心事，所以他连连点头，看着张成说道：“我也要问这话。” 这话教张成如何回答？他实在负不起这个责任，只能老实答道：“全仗大人作主。成败利钝，实在难说。不过，就是先发，也不争在这一天半天，大人何妨电奏请旨，看京里怎么说？” “当然！”张佩纶答道，“那是一定的。不过总要有几分把握，才好说话，如果朝廷准了，先发却不能制人，那时担的处分可不轻。” 看看再议也议不出什么名堂，张佩纶饬回诸将，默坐静思，总觉得先发制人为上策，值得向朝廷建议。不过话不必说得太满，要留下伸缩的余地，如果朝廷准如所请，而到时候窒碍难行，仍旧可以申明缘故，收回前议。 由于何如璋手里有一本与总理衙门电报往来的密码，所以张佩纶不能不跟他商量，会衔电奏。何如璋亦认为不妨奏闻请旨，只是果真决定先发，就要作破釜沉舟之计，沉舟塞河，让已入口的法国兵舰一艘也逃不掉。 张佩纶深以此言为然。当时拟定电稿，即刻拍发。第二天近午时分，接到回电，说“塞河一事，前经总署照会各国使臣，该使臣等议论纷纷。现在闽口有英美等国保护兵船，德国兵船，亦将前往，此时堵塞，应就地与各国领事说明举行，庶免与国借口。”至于“先发”一节，“尤须慎重，勿稍轻率。” 张佩纶对这个回电，深为失望。因为既未准许，亦未不准，而是将千斤重担加在他们肩上，看样子成则无功，败必有过。说塞河要先跟各国领事“说明举行”，更是空话，各国领事当然不会同意，反倒泄漏了消息，打草惊蛇，或许惹起法国的先发制人之心。 法国的最后通牒，转眼到期。朝廷如何处置，未有消息，而马尾却又到了一艘英国的炮舰，上悬司令旗帜，是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德威中将，特来观战。同时法国的兵舰，来而复去，去而复来，接连不断，据说是在侦察长门炮台的形势。 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佩纶感觉形势严重，方寸之间，颇有彷徨无主之感，只有急电北洋，打听消息。李鸿章的回电告诉他：朝廷已经拒绝法国的最后通牒，照会各国公使，法国有意失和，无从再与商议。但是，李鸿章又表示和局亦并未绝望，他还在设法斡旋，力劝张佩纶出以持重。 紧接着接到两道机密电旨，第一道是：电寄各省将军督抚等：此次法人肆行不顾，恣意要求，业将其无理各节，照会各国。旋因美国出为评论，而该国又复不允。现已婉谢美国，并令曾国荃等，回省筹办防务。法使似此逞强，势不能不以兵戎相见。着沿江沿海将军督抚，统兵大员，极力筹防，严以戒备。不日即当明降谕旨，声罪致讨。目前法人如有举动，即行攻击，毋稍顾忌。法兵登岸，应如何出奇设伏，以期必胜，并如何悬赏激励。俾军士奋勇之处，均着便宜行事，不为遥制。 另外一道密旨，是电饬曾国荃即回“江宁办防”，说法国“无理已甚，不必再议，惟有一意主战。”同时指示沿海各省：“镇抚兵民，加急弹压，保护各国商民，勿稍大意。” 这两通电报，福建的将军、督抚及船政大臣等各有一份。保护各国侨民是督抚之事，张佩纶可以不管，但备战则不能不跟同在船局的何如璋商量。 “既然‘不日即当明降谕旨，声罪致讨’，自然是等决战的诏旨下达了再说。”何如璋又说：“这句话是要紧的：“目前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这还是戒‘先发’之意，要等法国人动了手，我们才能动手。” “见得是！”张佩纶深深点头。 “幼翁，再有两句话，深可玩味：‘法兵登岸，应如何出奇设伏，以期必胜？’这就是说，朝廷已经见到，水师不一定能敌得住法国，真正明见万里！” 张佩纶被提醒了。这也就是说，水师倘或失利，朝廷必能谅解，是力不如人，非战之罪。“见得是，见得是！”他越发重重点头。 照此看来，备战之道，倒该着重在岸上，因而重新检点陆军防务：船局前面有两营，后山火药库有一营，都是黄超群所统辖。此外各要地，马尾有道员方则勋的“潮勇”；旺岐有杨副将的“漳泉陆勇”；朏头另有三百名“水勇”，是张佩纶特地征召丁忧在籍的北洋水雷学生林庆平所统带，打算到紧要关头，泅水去凿沉泊在孤拔旗舰左右的两条鱼雷艇。 岸上的兵力是尽够了。法国派到中国来的海陆军，总数不过四千，预备骚扰七省，算它一半用在福建，亦不过两千人。虽说法国已自海防调兵一千增援，却不见得都用在福建，加以法军人生地不熟，如果敢于登岸，处处中伏，处处挨打，无非自速其死。 张佩纶自觉有恃无恐，心神大定，到了第二天接到李鸿章一个电报。张佩纶寄总理衙门请寒河先发的电报，由北洋收转，李鸿章的电报，就是谈这件事：“顷接寄总署电，阅过，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须防彼先发，不发，或渐移向他处。仆不以决战为是。廷议则不敢妄参，公有所见，应屡陈。” 这是暗示张佩纶应该电奏，谏劝不宜下诏宣战，而就在这时候，何璟派人送了一个电报给张佩纶，是李鸿章打到闽浙总督衙门的，其中有两句话：“闽船可烬，闽厂可毁，丰润学士必不可死！” 感于知遇之恩，张佩纶下定了不可动摇的决心，支持李鸿章的主张，极力保全和局。当然，他不便电请钥廷不下宣战诏，因为刚作过塞河先发的建议，忽尔又有这样的劝谏，岂不是前后矛盾，不成体统了？ 宣战诏未见颁发，只知道谢满禄奉命提出第二次哀的美敦书，仍旧索取八千万法郎的赔偿，分十年交清。限两日答复，如果拒绝要求，法国公使立即下旗出京，听任孤拔全力从事。同时预请护照，准备七月初一出京。 谢满禄的哀的美敦书是六月二十九提出的，而总理衙门却迟至第二天下午才通知北洋衙门，代为急电两江、福建、广东各地“备战”，并且特别指明要通知张之洞，转电广西巡抚潘鼎新、云贵总督岑毓英，迅即进兵越南，同时电知驻德兼驻法使臣李凤苞，马上离法赴德。 这表示朝廷经过一天的考虑，已经作成决定，拒绝法国的要求。张佩纶知道，在慈禧太后与醇王，不惜决裂所恃者，主要的是一个刘永福，以为法国对他十分忌惮，加上潘鼎新与岑毓英各有重兵在手，合力进攻，直捣谅山，足以牵制法军。事实上在议和时，就不断旁敲侧击地表示，刘永福是中国人，乐为中国所用，而至今不曾重用此人，纯粹是为了顾全法国的交谊，倘或法国蛮横无理，势必就非用刘相制而不可了。 然而张佩纶却相信李鸿章的看法，刘永福并不足恃。以前，李鸿章常有轻视刘永福的表示，近两个月的口气改变了。这不是他对刘永福的刮目相看，而是有意抬高刘永福的声价，既以迎合朝廷，也打算着能使法国心存顾忌，易于就范，李鸿章是以寇准自许，期待着重见敌人自动请和的“澶渊之盟”。张佩纶一直对此不以为然，但现在决定降心以从，全力维持李鸿章保全和局的主张，那就必得照“澶渊之盟”的路子去走了。 史家有定评，“澶渊之盟”之能够成功，全靠寇准的镇静，使得辽国莫测虚实。既然照此路子走，当然也要学寇准的样，不是“砍鲙酣饮”，就是帐中高卧，无视于窥伺的强敌。 而这一夜也正是睡觉的天气，大雨大风，一洗炎暑，虽无“冰肌玉骨”，却自“清凉无汗”。他躺在铺了龙须草席的凉床上，手把一卷，遥想着晋人的风流，无奈惊涛拍岸，不时夹杂着穷吼极叫的汽笛声，实在有些静不下心来。 到了半夜里，门上剥啄声响，书童已沉沉酣睡，叫几声叫不醒，只得亲自下床去开房门。门外一名俊童，擎着火焰摇晃不定的烛台，照出何如璋惊惶不定的脸色。 “扰了清梦了吧？”何如璋问。 “难得凉快，正好看书。”张佩纶摆一摆手，“请进来坐！” 何如璋一面踏进来，一面道明深夜相访的缘故，北洋衙门来了两个密电，船局的执事不敢来打扰张佩纶，送到了他手里。他怕是紧急军报，特意亲自送了来。 这不用说，当然是希望知道电报上说些什么？张佩纶有北洋衙门的密码本，这时便拿钥匙开了枕箱，取它出来对照亲译。 译出来一看，才知道不是发到福建的，一通发给潘鼎新：“法已决裂，调越队二千并兵船攻夺台湾，省三危矣！弟与岑宜速进军牵制。” “弟”是称潘鼎新。这通密电是李鸿章以淮军“家长”的身分在调度“子弟兵”，而特意发给张佩纶参考，当然也是当他“自己人”。再译另一通，却是发给总理衙门的：“沪局来电：原泊吴淞口法舰二只，昨已南去，闻赴台。巴使亦出洋。” “沪局”是指上海电报局，各地电报局都负有报告消息的任务，相当可靠。前后两电，都说法国将攻台湾，张佩纶便越发镇静了。 “你看！”他矜持地说：“他们是欺刘省三没有兵舰。” 何如璋看完电报，脸色也恢复正常了，“明天第二次哀的美敦书期满。”他说，“巴德诺走了，谢满禄大概明天也要走了。” “巴德诺是措置乖方，过于无礼，让他们政府撤了他的‘全权’，不走何待？谢满禄可就难说了。”张佩纶说，“哀的美敦书，照万国公法，只能致送一次，既然违例送了两次，又安知没有三次、四次？” 何如璋碰了个软钉子，只能唯唯称是。 “谈到战阵之事，非你我所长，亦无须有此长。驭将之道，全在镇静，静则神闲气定，方寸不致迷惑，自然应付裕如。” 这等于开了教训，何如璋越发不敢开口，但虽话不投机，却不能立刻起身告辞，免得显出负气的样子，惹张佩纶不快。张佩纶的谈兴倒来了，“苦论开仗，制敌机先，原是高着，无奈朝廷顾忌太多，如今只有尽力保全和局。照我看，中国不愿失和，法国又何敢轻启战端？”他紧接着又说，“略地为质，当然要拣容易下手的地方，刘省三想诱敌深入，法国也乖巧得很，只攻没有兵舰防守的基隆，不会进兵到淡水。至于这里，见我有备，必不敢动手。就要动手，一定先下战书，而战书又不能凭孤拔来下，宣战之权，中国属于朝廷，法国属于议会。前几天我接到李傅相的电报，说李丹崖从巴黎打来密电，法国下议院允筹三千八百万法郎，作为战费，这也不是叱嗟可办之事。真正用不着庸人自扰，徒事惊惶。” 说也奇怪，讲完这段话，张佩纶自己先就宽心大放了，原来一直到这时候才豁然贯通！ 从头将说过的话再想一遍，自觉看得一点不错，“真正用不着庸人自扰，徒事惊惶！” 于是，这一夜他倒真的睡了一场好觉。 第三十节 第二天就是七月初一，台风大作，豪雨倾江倒海般下着，江上浊浪排空，水位高了五六尺，所有的兵舰都作了防台风的措施。平时舣集在各国兵舰左右，贩卖食物用品的小船，一只不见，都到小港汊中避风去了。 到了中午总督衙门接到英国领事派专差送来的一封信，说孤拔已经通知英美兵舰，即将开战，同时将有战书送达。何璟看到这封信，将信将疑手足无措，召集幕友商议，大家的看法都相同，这样的大风大雨，如何开战？英国领事的消息，即或不虚，亦是法国人的恐吓。 而况既有战书，不妨等着再说，这时候如果有所动作，会影响人心，甚至激起仇外的变故，不分青红皂白，见洋人就斗，那会搞得不可收拾。 何璟觉得这番话说得有理，决定将英国领事的信秘而不宣，坐等战书。 战书下到营务处的旗舰扬武轮上，交在张成手里。他不敢耽搁，冒雨上岸到船局，却不敢见张佩纶，将战书送了给何如璋。 “这样的天气，要开战？” 张成想了一下答道：“照规矩说是不会的。” “你看，孤拔有没有下战书的资格？” 问到这话，便有作用，此事出入，责任甚重，不能随便回答，张成答说：“我不敢说。” “说说不要紧。” “我不懂万国公法。” “教我为难！”何如璋摇头叹气：“唉！真教我为难。” “请示大人，”张成管自己问道，“要不要预备接仗？” “预备归预备！”何如璋说，“千万不可惊惶。等我去看了张大人再说。” 到了张佩纶那里，他正在亲译密电，是李鸿章发交总理衙门的副本，一见何如璋，先就递了过来。接到手里一看，写的是：“顷李丹崖二十九午刻来电云：‘先恤五十万两，俟巴到津，从容商结。倘商约便宜，冀可不偿，但不先允免偿。请告总署。’应否回复？乞示。” “你看！”张佩纶说，“二十九就是前天。谢满禄下第二次哀的美敦书，在巴黎的福禄诺，口气却是这样子松动，只要商约能得便宜，赔偿都可以免掉。朝廷坚持的就是不允赔偿，这一点，法国肯让步，其他都好说。和局看来到底还是能保全的。” 何如璋默然。再想起昨晚上张佩纶的那番议论，如果拿出孤拔的战书来，不冷嘲热讽地受一顿奚落，就是听他一顿教训。 何苦？ 这样一想，决定不提战书。反正这样的天气，要开战也开不成，到天晴了，看法国兵舰的动静再作道理。 到晚无事，越见得战书无凭。夜来风雨更甚，拔树倒屋，声势惊人，打听江上的情形，道是不论大小兵舰，无不簸扬不定，甲板上空荡荡地，见不到一条人影。这就越发教何如璋心定了。 一夜过去，风势稍收而豪雨如故。八点多钟，张佩纶接到李鸿章一个电报，说是奉到电旨，福建急需洋炮，命他购买德国大炮十尊，“次炮”二十尊，解到福建应用。李鸿章就是为此事征询意见：“克虏伯二十一生脱炮，大沽仅二尊，可摧铁舰，每尊连子弹约二万余金；次炮十五生脱，每尊七千余金，亦可穿铁舰，定购须一年到闽口，以十五生脱为宜。惟谕旨未言款从何措？闽能分期付价即代订，应订何项炮若干，望酌示。” 电报分致将军、督抚、钦差，但张佩纶觉得应该由他作主，不过应该跟穆图善商量。因为，第一、各处炮台现在都由穆图善在管；第二、订炮的款子，如照电旨所开的数目订购，总计要五、六十万银子，能不能由闽海关的收入来分期偿付？也得问一问兼管海关的穆图善。 穆图善驻长门炮台，无由面谈，只能写信，等他这封信写完，外面的情势有变化了。 各国领事、洋商，以及常在江面上跟洋兵做生意的本地人，都知道战火迫在眉睫。洋商大部分都上了本国的兵舰，而英国和美国兵舰则派出陆战队登岸，保护他们的领事署。当然，船局附设的两个学堂中的洋教习，亦都知道开仗必不可免。 船政局附设两个学堂，由其所在地的位置，称为“前堂”、“后堂”，前堂学制造，后堂学驾驶。制造学堂的洋教习，法国人居多，消息更为灵通，其中有一个叫麦达，告诉他的得意门生魏瀚说：“明天开仗！你自己要有个准备。” 这是绝对可靠的消息，但是魏瀚却不敢去报告张佩纶。他兼任着船局法文翻译的职务，跟张佩纶常有机会接近而不敢接近，因为“钦差大臣”那副颐指气使，动辄“当面开销”的派头，令人望而生畏。他在想，孤拔已经下了战书，何如璋当然已经交给张佩纶，既然已知其事，而出以好整以暇的态度，必有道理在内。或者北洋有密电，和局有保全的把握，或者见此天气，谅定必无战事，一等天气放晴，自会处置。总而言之，不必多事。 到了傍晚，天气又变坏了。暗云四合，天色如墨，微蒙细雨之中，法国兵舰上的探照灯扫到山上，照耀如同白昼。马江道方耀的潮勇，张惶失措，四处乱窜。惊动了张佩纶，询明原由，勃然大怒，将方耀找了来，痛斥一顿，这一下，就越发没有人敢跟他去报告各方面的情势和消息。 又是一夜过去，风停雨歇，显得太阳格外明亮可爱。一上午平静无事，到了近午时分，总督衙门收到法国领事署一件照会，虽也是“蟹行文”，但懂英文的人看不懂。何璟急急传召一名姓刘的文案委员，整个总督衙门，只有这个刘委员认得法文。 刘委员却不在衙门里。前两天台风吹坏了他家的房子，一根横梁从空而堕，打伤了他的怀孕的妻子，他正请假在天主教办的医院里，照料他的妻子。 等派专人将他找了来，一看照会，大惊失色，是下的战书，开仗的时刻是未正两点钟。 “那，那赶快通知马尾、长门，还有巡抚衙门。” 张兆栋得到消息，气急败坏地赶了来，也不等门上通报，大踏步直奔签押房。总督衙门本来是明朝的提刑按察使衙门，当时有个按察使陶垕仲，上疏参劾布政使薛大昉贪污。薛大昉反咬一口，因而一起被捕，结果辨明是非，陶垕仲官复原职。回任之日，福州百姓夹道迎候的，有数万人之多，都说“陶使再来天有眼，薛藩不去地无皮”，后人因此将按察使衙门的一座花厅，题名“天眼堂”，现在是总督的签押房。 何璟正在天眼堂旋磨打转，心问口、口问心，不知吉凶祸福如何？一见张兆栋，倒觉宽慰，想跟他商量个万一法国兵攻到，如何处置的办法。 那知张兆栋不容他开口，先就大声说道：“大人！我的兵，让张幼樵要了去了，无论如何，督署的炮，要分一门给我。” 何璟愕然。愣了一会，方始大摇其头：“那怎么行？” “大人，督署有四门炮，我只要一门不为过。” “唉！”何璟皱眉答道，“四门炮有四门炮的用处，东西辕门各一门，后街东西两头各一门。给了你一门，就留下一个缺口，其余三门，有等于无。再说，分给你一门，你也无用，你知道洋人从那道而来？” “这是小炮，又不是炮台上的大炮，炮座钉死了，只能往外打。小炮是可以移动的，洋兵由那道而来，炮口便对准那里。” “如果分道而来呢？” 张兆栋语塞，只是哀求着：“大人，大人，你不能独善其身！” “不是独善其身，是自顾不暇。”何璟说道：“牧民是你的责任，请快回去，出安民的布告！”说罢，沉下脸来端茶送客。 张兆栋看看不是路，转身就走；回到巡抚衙门，一声不响，只喊姨太太取便衣来换，又叫取一百两现银，用块包袱包好，放在一边。然后请了文案委员来，草拟安民的布告。 福州城内百姓的消息，比官场来得灵通，安民布告，毫无用处，逃难的逃难，闭门的闭门，有些胆大而愤激的，则持刀舞杖，打算向外国侨民寻仇，秩序乱得弹压不祝事实上亦没有多少人在弹压，官府差役自己先就迁地为良了。 城里乱，马尾亦乱。法国领事白藻泰的照会，是由督署用电报转告的，通长门炮台的电线为台风所吹断，音信不通，船局却在午后一时接到了通知。张佩纶接得电文在手，愕然不知所措。 好半晌，突然醒悟，“那有这个道理？说开战就开战！”他问：“魏瀚呢？” 魏瀚倒在局里，一唤就到。这时何如璋亦已得信赶来，听得张佩纶指斥照会无理的话，他心里明白，不敢声张，人家战书是早就下了，言明三日以内开战，不算无理。 “如今只有据理交涉。”张佩纶对魏瀚忽然很客气了，“魏老弟，要劳你的驾，到孤拔那里去一趟。” “是！”魏瀚问道：“请大人示下，去干什么？” “你跟他说，约期开战，载在万国公法，须容对方有所预备。现在他们所定的开战时刻太迫促了，请他改期，改到明天。” “回大人的话，”魏瀚嗫嚅着答道，“这怕不行。” “怎么不行？” “大家都晓得法国从初一以后，就要开战……。” “怎么说‘大家都晓得’？”张佩纶打断他的话说，“我就不晓得。” “外面流言纷纷，传得好盛，何以没有传到大人耳朵里？”“这些闲话现在也不必说它了。事机迫促，你赶快去吧！” 第三十一节 魏瀚无奈，就从船局前面坐小舢板，直向孤拔的旗舰航去。荣歇度鲁安号，已经挂出紧急备战的旗帜，舰上士兵均已进入战备位置，严阵以待。再看相去不远的扬武与福星轮上，不知是管驾看不懂敌舰的旗号，还是视而不见，甲板上的士兵倚栏闲眺，仿佛根本未想到战火燃眉似的。 走到一半，发现下游一条法国的铁甲舰，以全速上驶，剪波分涛，船尾曳出两条白浪。 小舢板急忙避开，魏瀚则由目迎而目送，看清船身上漆的法文译名，叫“度仑方士”号。这条船一面逆水上行，一面跟荣歇度鲁安号用旗语在通讯。 突然间，法国的一艘小铁甲舰林克斯号开炮，轰然一声，众炮齐发，首先打沉了罗星塔下所泊三舰之一的飞云号。这时是午后两点钟。 在上游，法国兵舰的目标是扬武号，由孤拔亲自指挥环攻，不过三、五分钟，硝烟弥漫之中，忽闻巨响，法国的第四十六水雷艇击沉了扬武号。 扬武所中的水雷，正在船底，船沉有一段时间，张成得以放下救生艇，带着营务处的印信、旗号，及时逃生。法国兵舰的目标，亦就转向与扬武号并泊的福星号了。 福星号的管驾陈英，真如胡林翼形容阎敬铭的，“身不满五尺而心雄万丈”。当炮火猝发，扬武被攻而无所还手，上游伏波、艺新怯敌而逃，西面福胜、建胜两轮张皇失措之时，只有陈英一面下令开炮还击，一面砍断缆索，预备冲入敌阵。 他身边有个老仆程二，因为久在船上，大致亦了解水上的战守趋避之道，急急劝道：“伏波、艺新已经往上流开了。 我们亦应该跟过去，到上流集中，再看情形回头来打。” “你要我逃？”陈英瞪着眼，厉声答说，“你又不是没有看见我的家信！” 不久以前，陈英曾写信向家人诀别，说“频年所积薪水，几及万金，受国豢养，苟战必以死报。”程二原以为不过说说而已，那知真有临难不苟免的决心，就不敢再劝了。 于是陈英便在“望台”上，用传声筒激励全船将士：“男子汉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到此地步，有进无退，只要福星号一冲，一定有船跟上来，为什么不能转败为胜？” 全船暴诺如雷，人人奋发，陈英亲自掌着舵轮，往下游直冲，左右舷的前膛炮一发接一发地开。无奈这只木质兵轮，吃水只有十尺六寸，时速只有九海浬，下水亦已十四年，炮小船旧，敌不过法国的铁甲舰，但那股奋勇无前的锐气，已使得观战的各国海军，大声喝采了。 其时罗星塔以东的下游，亦已开火，由特来传达作战命令的度仑方士号担任主攻，第一炮攻罗星塔，但见砂尘硝烟中，守军四散而逃，第二炮攻振威号，炮弹掠船尾而过，落入江中，激起一大片冒得极高的水花。振威号上的官兵，纷纷乱窜，抢着下了救生艇，人多船少，挤不上去的就跳在江中，载沉载浮，希望在炮火的夹缝中，能逃出一条命去。 但是，管带许寿山跟左右少数将士未逃。他很沉着，只用四尊小炮还击，那尊八十磅子的前膛炮，装好炮弹而隐忍下发，亲自掌管，不断瞄准着孤拔的旗舰，打算等它进入射程，一炮击沉。可是，荣歇度鲁安号在上游指挥作战，始终不曾掉尾东来。 许寿山心愿成虚，又恨自己部下不争气，一怒之下，开炮打沉了自己的两只救生艇，一百多逃兵死的死，伤的伤，大都受到了军法的制裁。顾视左右，飞云、济安，椗尚未断，已经中炮起火，而自己的船身，已经倾倒，就在这人都立脚不住之际，又中了炮弹，许寿山仆倒在地，遍身是血，但是他仍旧挣扎着将一直未开的那一炮发了出去。轰然一声，震动江面，是不是能打中敌人，他就不知道了。 这时的地方大吏、除了驻守长门炮台的将军穆图善以外，大都逃之夭夭。第一个逃的是巡抚张兆栋，马尾炮声一响，消息由电报传到城里，他就悄悄从后门出了巡抚衙门。他并未作一去不返的打算，对局势也不是完全绝望，只是想避一避风头，看一看动静，因为如此，他觉得惊动任何人，传出去一句“巡抚逃走了”的话，是异常不智的事。 “我要去躲一两天，你们不要怕！”他对姨太太说，“局势一定，我马上回来。” 他那位当家的姨太太倒很沉着，“老爷，”她问，“你到那里，总要有个地方，才好去找你。” “不要找，不要找！这件事，什么人都不能知道。” “那么，你总要带个人去吧？” “什么人都不帝。”张兆栋说，“你叫人告诉门上，说我病了，不能见客，不管什么人来见，一律挡驾。” “你这样一个人乱走，人生路不熟，叫人不放心。” “就要人生路不熟才好，认出我来就不好了。”张兆栋安慰她说，“我带着银子，‘有钱使得鬼推磨’，到那里都去得。我想找个什么寺，躲两天，吃两天素斋，只要洋人不进城，我马上就回来。” 由于百姓还不知道马尾已经开仗的消息，所以市面还算平静，张兆栋不坐车、不骑马，拎着一包银子，安步当车迤逦出了西城。走不到一个时辰，情况不妙了，城里一群一群的人，从后面急急而来，张兆栋拉住一个打听了一下，果不其然，是得知马尾开仗的消息，出城避难的。 但是，洋兵有没有进城呢？张兆栋所关心的是这件事，心想从先逃出来的这批人当中，是打听不出来的，因而决定等一等，探明确实，再定行止。 不远之处有家野条馆，豆棚瓜架之下，几张白木桌子，在此歇脚的人不少。张兆栋决定就在这里探问消息，走进去找了个偏僻座位坐下，怕有人认出他来，支颐遮脸，静静倾听。 谈话的声音很嘈杂，只知江上已燃战火，谁胜谁败，并无所悉。张兆栋不免忧闷，托着脸的手也有些酸了，少不得转动一下，而就在一扬脸之际，四目相接，心头一凛，急急避开，已自不及，真正冤家路狭！ “嘿！你在这里……。” “黄通判，黄通判！”张兆栋急忙低声央求，“请你千万顾我的面子。” “顾你的面子！你当初怎么不想到顾顾我的面子？” 张兆栋由于黄通判一件差使没有办好，曾在官厅上拍案痛斥，还要专折参他，直到本人磕头，司道相劝，方始息怒。 此刻黄通判遇到报复的机会了。 “走！”黄通判当胸一把抓住张兆栋的衣服，“找个地方评理去。” 也不知他要评什么理？张兆栋着急的是怕他揭露身分，唯有好言央求：“有话好说，这样子难看！” “你也怕难看？走！” 黄通判当然也不是草包，真的揭穿他的身分，固然可以取快于一时，但事后“犯上”这个罪名，也是难以消受的。料知张兆栋这样“微服私行”，亦必不敢自道姓名，所以只是抓住他不放，要教他受窘。 这时已有茶客围拢来劝解了，问起争执的原因，黄通判理直气壮地答道：“你们问他自己！” “我们是好朋友。”张兆栋说，“我欠他的钱，他跟我要债。 喏，”他把一布包银子递了过去，“我就还了你！” 名为还债，其实行贿。黄通判正在得劲的时候，自觉拿了这笔钱，自己这个人就分文不值了，便将手一推：“谁要你的臭钱？非出出你的丑不可！” “这就是阁下不对了，欠债还钱，也就是了。”有人为张兆栋抱不平，“何况你们是好朋友！” “谁跟他是好朋友？你们别听他胡说，这个人专干伤天害理的事！” 一个盛气凌人，一个低头苦笑，旁人也弄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唯有泛泛相劝，自然劝不下来。正僵持不下之际，来了两个兵，查问究竟。 这是城防营新招的泉勇。闽南话与福州话不同，张兆栋的山东话，他们不懂，他们的闽南话，张兆栋也不懂，那就只好缚住双手，抓了去见他们的队官。不过，处置却还算公平，将黄通判也一起带走了。 城守营派驻西城以外地区的，是一名千总，原在督标当差，当然见过巡抚，一见之下，大惊失色。 “你们怎么搞的？”千总走上去拿他的兵先踢了两脚，“拿巡抚大人捆住双手，简直不想活了，是不是？” 张兆栋一听身分拆穿，顿时摆出，扬着脸，脸凝寒霜。等那千总亲自来解缚时，连正眼都不看他一下。 “我是黄通判。你们把我也解开。” 黄通判还在释缚之时，张兆栋已经居中坐定，在大打官腔：“你的兵太没有纪律了！这个样子，非正法不足以示儆。” 黄通判因为自己无端被缚，正有一肚子火，现在看到张兆栋神气活现，越发生气。同时也警觉到，只要这个千总受了他的控制，那就必然地，他会利用其人来对付自己。这就非先下手为强不可了！ ‘你是封疆大吏，兵临城下，私自逃走。朝廷正要杀你，你要杀那一个？”说着，快步上前，卷起衣袖，“刷”地就抽了张兆栋一个嘴巴。 这个千总倒还识大体，极力排解，将黄通判劝得悻悻然而去，解了张兆栋的围。不过他要护送巡抚回城的好意，却被谢绝了，张兆栋依然微服私行，找到一所寺院，暂且栖身。 张佩纶也是逃在寺院里。炮声一响，五中如焚，带着亲兵就往船局后山奔，中途又遇雷雨，山路泥泞，鞋都掉了一只，由亲兵拖曳着，一口气逃出去五六里路，气喘如牛，实在走不动了。 “找个地方息一息。”他说，“好好跟人家商量。” 于是亲兵找到略微象样些的一家农家，正有好些人在谈论江上的炮火，发现有兵，不免紧张，主人家起身来迎，动问何事？ “我们大人，想借你的地方坐一坐。” “你们大人，”主人家问道，“是那位大人？” “张大人。”亲兵答道，“会办大臣张大人。” “原来是他啊！害我们福建的张佩纶，在那里？” 亲兵听得语气不妙，赶紧拦住：“你们不要乱来！借你们的地方坐一坐，肯就肯，不肯就拉倒。” 一面说，一面赶紧退了出去，张佩纶在树下遥遥凝望，也看出乡人的态度不好，先就冷了心。看一看身上脚下，狼狈无比，自惭形秽，不由得便将身子转了过去。 “大人！”亲兵走来说道，“快走吧！这里的乡下人恶得很。” 张佩纶咬一咬牙，起身就走，刚才是逃命，此刻是避辱，走得一样地快，幸好是下山的路，还不算太吃力。走到黄昏，发现一带红墙，掩映在苍松之中，风送晚钟，入耳心清，张佩纶长长地舒了口气，心里在说：今夜大概不致露宿了。 “这大概就是涌泉寺。”张佩纶读过《福州府志》，猜测着说，“你们去看一看。” 果然是涌泉寺。寺中的老和尚当然不会象刚才的乡下人那样，大动肝火，将张佩纶迎入寺中，殷勤款待，素斋精洁，无奈食不下咽。 “这里离船厂多远？” “二十多里路。” “怪不得炮声听不到了。”张佩纶说，“不知道法国兵登岸没有？” 老和尚默然无以为答。佛门清静，根本还不知道有马尾开仗这回事。 “总要有个确实的消息才好。”张佩纶焦灼地说。 “我去打听。”有个亲兵自告奋勇。 “好！你去。”张佩纶叮嘱：“今天夜里再晚也要有回音。” 二十多里路，来回奔驰，还要打听消息，一时何能有回音，张佩纶在僧寮中独对孤灯，绕室彷徨，直等到晨钟初动，方见亲兵满头大汗地奔了回来。 “怎么样？”张佩纶急急问道，“法国兵登陆没有？” “法国兵倒没有登岸。不过船厂轰坏了。”亲兵答道，“有人说，法国兵舰上一炮打到船坞前面，正打中埋着的地雷，火上加油，越发厉害。现在两岸都是火，满江通红。” “那么，有没有人在救呢？” “谁救？逃的逃掉了，不逃的趁火打劫，船局的库房都抢光了。” “该死，该死！”张佩纶切齿顿足，但是下面那句“非查明严办不可”那句话，自觉难于出口，只停了一下问起兵轮的损伤。 “扬武号中了鱼雷，一下就沉了。福星号倒冲了一阵，不过不管用，后来也让法国兵打沉了，听说是火药舱中了炮，一船的人都死在江里。” “那么福胜、建胜呢？” “也都沉了。” 上游六条船，沉了四条，剩下伏波、艺新，据亲兵得来的消息，已往上游而逃，未遭毒手。张佩纶略略宽慰了些，接着问起船局前面的两条船。 这两条船，一条叫琛航，一条叫永保，是毫无军备的商轮，照张佩纶与张成的想法，必要时用来冲撞敌舰，可以同归于荆但是，这个想法落空了。 “琛航、永保都打沉了。”亲兵答说，“打沉了这两条船，法国兵舰才轰船厂，只开了一两炮。” “下游呢？”张佩纶急急又问，“下游的三条船，能逃得脱不能？” “在劫难逃。”亲兵摇摇头，“飞云、济安还没有解缆就沉了。振威倒是很打了一阵，敌不过法国兵舰围攻，到底也沉了！” 一片“沉了，沉了！”张佩纶面色灰败如死，但还存着一线希望，“我们的船，沉了这么多，”他问，“法国兵舰总也有让我们打沉的吧？” “没有。只不过打伤他们一条鱼雷艇。” “难道岸上的炮台，也都不管用？” “守炮台的，十之八九逃得光光。就不逃也没有用。” “为什么？” “炮都是安死了的，炮口不能转动，一点用处都没有。” “唉！”张佩纶长叹，“小宋先生，七年经营之力，夫复何言？” 亲兵听不憧他发的感慨，却有一个很实在的建议：“大人！大家都说，法国兵不敢登岸，登岸就是自投罗网。看局势一时不要紧，大人还是回去吧！船局没有人，蛇无头而不行，事情会越搞越坏。” 亲兵都有这样的见识，张佩纶真是惭愧无地。点点头说：“原是要回去的，不过法国兵得寸进尺，虽不敢登岸，一定还会开炮，船局怎么能住？” “总得尽量往前走，越近越好。这里离船局二十多里路，又隔着山，消息不通总不好。” “你说得是。倒看看移到那里好？” 身边没有幕僚，张佩纶拿一名亲兵，当做参赞密勿的亲信。那亲兵倒也有些见识，认为不妨求助于涌泉寺的老和尚。 “言之有理！” “那么，我把老和尚去请来。” “不，不！”张佩纶说，“应该到方丈处去求教。却不知道老和尚起身了没有？” “天都快亮了！和尚在做早课，老和尚一定已经起身。请大人就去吧！” 这当然要检点衣履，尽自己的礼节。无奈一件竹布和纺绸的“两截衫”，遍沾泥污，身上穿的一套短衫裤，也是汗臭蒸薰，难以近人。不过既不能赤身露体，只得将就。脚下的白布袜子，已不能穿，鞋子也只剩了一只，唯有赤足穿上寺里送来的凉鞋。真正“轻装简从”，去谒方丈。 见了老和尚道明来意，果然亲兵的主意不错，老和尚一力担承，代为安排。为他设谋，以驻靠近船局的彭田乡为宜，在那里多的是涌泉寺的施主，一定可以觅得居停。 于是，由涌泉寺的知客僧陪伴，张佩纶到了彭田乡，直投一家姓陈的富户。陈家信佛最虔，是涌泉寺的护法，虽对张佩纶不满，但既看佛面，又看僧面，还是殷勤招待。沐浴更衣，焕然一新，张佩纶又颇象个“钦差大人”了。 正在跟主人从容叙话之际，只听得隐隐有鼓噪之声，张佩纶是惊弓之鸟，怕有人兴问罪之师，吓得那张白面，越发一点血色都没有。 主人看出他的心事，急忙说道：“张大人请安坐。我去看看是什么事？” 第三十二节 到门口一看，有七八个人争着在问，陈家新来一位外省口音的客人，可是“会办大臣张大人”？主人不敢造次，先要弄清楚，打听这位客人的作用何在？ “总督衙门悬赏找张大人。我们问明白了，好去报信领赏。” “是真话？” “是真话！不信你问地保。” 地保也正赶了来。陈家主人一问，果有悬赏找张大人这回事，便承认有此贵客。隔不了两个时辰，督标的一名把总，送来一通公文，原来是专寄张佩纶的“廷寄”，由总督衙门转交。遍寻他不着，特意悬赏。差官送上公文，还带来何璟的话，要跟张佩纶会面，是他进城，还是总督来看他？ 张佩纶不即回答，先看廷寄，是批复他六月十四拜发的“密陈到防布置情形一折”，奉旨：“览奏具见勇敢，布置亦合机宜，仍着张佩纶加意谨慎，严密防守。并随时确探消息，力遏狡谋。” 张佩纶苦笑着将廷寄丢在一边，问起城里的情形。差官只知道巡抚张兆栋托病不见客，何璟因为总督衙门四周有炮守护，倒还镇静。 “船局何大人呢？”张佩纶问，“可知道他的下落？” “知道的。”差官的表情很奇特，有些想笑不敢笑，而又想说不敢说的神情。 “如今在那里？” “不知道。” 既说知道又说不知道，词气近乎戏侮。如在以前，张佩纶必加痛斥，但此时就象身上受了暗伤一般，一有盛气，便牵掣伤处，人好象矮了半截。 “怎么回事？”他只能微微责备，“你前言不符后语。” 差官也发觉自己的语言矛盾，须得有一番解释，但说来话长，又恐贬损官威，惹张侧纶不悦，因而先声明一句：“何大人的下落，我也是听来的，不知是真是假？不敢瞎说。” “不要紧，说说何妨！” 何如璋也是一听炮声就逃。只是逃的方向不同，是由鼓山向西而逃。 一逃逃到快安乡。那里的施家是大族，有一所宗祠，附属的房舍甚多。何如璋认为这里倒是安身之处，当即派亲兵跟管祠堂的人去说，要借住几天。管祠的听说是船政局何大人，又见亲兵态度狞恶，不肯也得肯。于是一面收留，一面派人去通知施家的族长。 施家的老族长嫉恶如仇，听说何如璋不在江上督师，弃职潜逃，大为不满。亲自赶到祠堂，告诉管祠的，去跟何如璋说，宗祠不便容留外人，请他马上走！ 这一下害了管祠的。一说来意，何如璋的亲兵先就翻了脸，一刀背打在管祠的背上，何如璋连连喝止，已自不及，管祠的口一张，吐出来一口鲜血。 挨了打还不敢声辩，回来一诉苦，施家老族长大怒，决意驱逐何如璋。但如鸣锣聚集族人，可能激起众怒，闯出“戕官”的大祸，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条绝计。 “放火烧房子！”他说，“烧得他不能存身。” “这，”管祠的说，“这怕不妥吧？” “没有什么不妥！无非烧掉两间耳房，我出钱赔修。不烧到正厅就不要紧。” 于是找了些族人来，先备好水桶撬钩等等救火工具，守住正厅，然后动手放火。何如璋一看浓烟熏人，赶紧出屋躲避，但见施家族人，冷颜相向，却不救火。心里立刻明白，低着头跟亲兵说：“人家不肯留我们，不必勉强。我们走！” 于是沿江急走，惶惶然不知何地是今宵宿处？幸好暝色四合中，炮声渐稀，何如璋心神略定，想起有一家洋行常做船局的生意，总有香火之情。投到那里，果如预料，洋行中人跟施家大不相同，不但收容，而且接待得颇为殷勤。 惊魂稍定，少不得问起战况，只知船师一败涂地，但船局的损害却不太重。到了起更，忽然又听得炮声隆隆，亘续不绝，派人打听，才知道船政局的辕门，照常放“更炮”，而法国军舰误认作是炮台合击的号炮，先下手为强，向马尾道方勋所辖的营垒，轰击不停，直到清晨四点钟，方始住手。 何如璋千万遍捣床捶枕，彻夜不眠，乱糟糟地思前想后，不知何以自处？船局既不能回去，这江边的洋行，也难保不受炮火波及，无论如何要到省城，督抚会办，聚在一起，也有个商量。 打定主意，一早就走，他每次进城，都以两广会馆为下榻之处，这一次自也照旧。一到会馆就得到消息，三艘法国兵舰乘早潮直驶到船坞前面，大轰特轰，船厂的洋楼、机器房，都已倾圮，大烟囱倒下来，还打伤了好些人。守船厂的官兵，逃得无影无踪，唯一的例外是都司陆桂山，拉了一尊克虏伯小炮上山，奋勇对抗。无奈威力不足，很快地就为法国兵舰的炮火，压制得无能为力了。 “何大人！”两广会馆的司事提出警告：“我看还是出城的好。” 何如璋大惊问道：“为什么？” “外面风声不大好。”司事吞吞吐吐地说，“如果晓得何大人住在这里，只怕，只怕会来骚扰。” 听得这话，何如璋的手脚发软，“怎么会有人晓得？”他说，“我不出去就是。” “会馆里进进出出的人多，怎么瞒得住？” 话是不错，但自己却真有难处，本省的会馆都不能存身，还有何处可以立足？这样一想，只有硬着头皮横着心，跺一跺脚说：“我不走！先住下来再说。” 司事见他执意不肯，只好听其自由。何如璋在自己的那座院落中安顿了下来，第一件事是派亲兵到总督衙门去打听消息，取得联络。 走不多时，司事来报，会馆门口聚集了许多百姓，意向不测。又说，总督衙门东西辕门，聚集的百姓更多，风闻要拆督署的大门。 “有这样的事，不是要造反了吗？”何如璋愤愤地说，“首县怎不派人弹压？” “何大人！”司事冷冷地答道：“这是什么时候？官威扫地了！” “唉！”气馁的何如璋抑郁地说：“教我走到那里去？” 司事无语。默默地退了出去，留下何如璋一个人绕室彷徨，一颗心七上八落，片刻都静不下来。 “官威扫地”四字，入耳惊心。何如璋知道，此时此地，除非有重兵守护，谁也不能保证，可以使他免于受辱。总督衙门的大门都有被人撤除之说，则何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己就大可不必作托庇于督署的打算了。 “唉！”他顿一顿足，“还是走吧！” “这才是！二十六计，走为上计。” 走到那里去呢？何如璋想来想去，只有等打听消息的亲兵回来，询明究竟，再定行止。 会馆司事，也不忍逼得太紧，唯有听其自然。 大门外的百姓，越聚越多，渐有鼓噪之势。会馆司事深怕暴民不分青红皂白，会拆毁了会馆，为了护产，只有挺身而出，安抚大众。 “何大人在这里，不错，不过他马上要走的，他是进城来跟总督、巡抚商量怎么样退敌？等他派去送信的亲兵一回来，马上就要出城，仍旧回马尾去保船厂。” “他本来就不该进城来的。”有人大声说道，“厂在人在，厂亡人亡，他倒想想，怎么对得起沈文肃公，怎么对得起福建人？”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骂何如璋、骂张佩纶、也骂何璟与张兆栋。就在这乱哄哄的当儿，何如璋的亲兵回来了。 他证实了会馆司事所得的传闻，总督衙门的大门，真的让百姓拆掉了，督标亲兵不知是不是奉了何璟的命令，未加制止，因而也就未生冲突，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何如璋却不这么想，只是连连叹气：“无法无天，无法无天！” “张大人倒有下落了。”亲兵又说：“在彭田乡一家绅士那里。” “喔，”何如璋问道，“你是那里打听来的？” “是督标的一个千总告诉我的，他去送公文，还见过张大人。” “那好！”何如璋愁颜一开，“我看他去。你知不知道地方？” “不知道也不要紧。到彭田乡找到地保问一问就知道了。” “那就走吧！”何如璋毫不迟疑地，起身就走。 “何大人，何大人！”会馆司事一把拉住他说，“请走这面。” 为了大门口有百姓聚集，愤愤不平，见了何如璋一时忍不住，会做出鲁莽的举动来，所以会馆司事悄悄将他由一道僻静的便门送了出去。 到达彭田乡已经黄昏，张佩纶正在吃饭，停箸起迎，相见恍如隔世，既亲切、又陌生，却都有无穷的感慨、委屈和羞惭。 愣了一会，张佩纶想出来一句漠不相干的话：“吃了饭没有？” “我不饿！” “我也不饿。”张佩纶说：“里面坐吧！” 两人屏绝仆从，虽非“流泪眼对流泪眼”，但黯然相顾，喉头梗塞，不约而同地摇头长叹。 “城里情形如何？” “督署的大门，都让百姓拆掉了，何小宋深居不出。”何如璋答道：“张友山托病不见人。倒象是我们守土有责了。” 张佩纶也有这样的牢骚。最使他不满的是，得到确实消息，何璟屯不打听打听实在情形，仓皇电奏，说船局已经失守。不知居心何在？倒要跟何如璋好好商量。 于是他定定神，强打精神，亲手捡起一张纸，递到何如璋手里，是一个致总理衙门的电报稿，上面写的是：“孤拔得巴黎信，猝攻我船。铁木雷大小十一艘，乘潮猛击，我守久兵疲，船小援绝，苦战两时久，坏其雷船一，焚其兵船二。而我大轮一，小轮五，商、艇各船均毁，诸将誓死，无一登岸，深堪惨恸。法乘胜攻厂，黄超群犹守露厂，击毙法兵官一。无蔽无炮，必不能支。罪无可谊，请即奏闻逮治。” 电文虽讲究简洁，但这个稿子，念起来非常吃力，见得是张佩纶方寸大乱之下的手笔。 其中也有费解之处，猜不透只好问了。 “‘铁木雷’是什么？” “是指三种船，铁甲舰、木造兵轮、鱼雷艇，共计十一艘。” “喔！原来这样解释。”何如璋想了一下说，“幼翁既已自请处分，我当然也一例办理。” “不！莪翁，”张佩纶说，“处分是余事。如今最急要的，莫如善后事宜，你应该回船局去料理。” 何如璋面有难色。细想一想他的话也不错，自己是船政大臣，船局就是自己的“疆土”，理当固守。张佩纶是会办大臣，主要的是会办战守事宜，仗打过了，打败了，而且他也自请逮治了，当然可以一切不管。 就在这踌躇之际，张佩纶又提了警告：“莪翁，咎戾已深，罪不可免。如今能补得一分过，他日多一句话说。你莫自误！” 这是忠告。何如璋想到张佩纶有李鸿章的奥援，总理衙门亦有“小挫可徐图再举”的话，顿时愁怀一放，精神大为振作。 “幼翁见教得是。”何如璋说，“我明天一早就回局里去。” 听他有此表示，张佩纶略感安慰，“法国兵决不敢登岸，你放心回局好了。”他又恨恨地说：“可恨各国兵轮多事，来观什么战，不然我可以致敌于死，一雪奇耻。” “幼翁有什么奇计？” “我用几条船凿沉了拿河道塞住，法国兵舰出不去，不杀得他片甲不回？只是投鼠忌器，碍着英美兵舰，真叫我好恨！” 恨事不止此一端，如果朝廷能接纳先发之议，亦决不致一败涂地得不可收拾。想想平日多所搏击，出言犀利，不给人留丝毫余地，如今自己成了言大而夸，一无是处的马谡，又有何面目，再见京华旧侣？最可虑的是多年来怨如山积，此刻亲痛仇快之际，那些仇家自然落井下石，不置之死地不甘心。一念及此，更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 何如璋的心境比他略略好些，但想到收拾残局的担子沉重，不免气馁。虽想找几句慰人亦以自慰的话来说，却实在懒得开口，叹口气拖着迟滞的脚步，走向居停替他预备的卧室。 一夜过去，长门炮台传来捷报，有两艘法国兵舰进口，让穆图善打伤了一艘。他原驻离长门二十里的连江县，从前天下午起，已移驻长门。法国兵舰虽然进出频繁，无奈炮口不能移动，而法国兵舰已经窥知底蕴，测量射程，改变航向，可以很轻易地避开炮火，所以能守株待兔打伤它那么一条船，说来还着实难能可贵。 但是，沿岸其他各处炮台，却几乎为法国兵舰扫荡无余。守台官兵，望风而遁，因而法军可以派兵上岸，用烈性的腐蚀剂，灌入炮口，毁坏炮身。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法军始终不敢登陆。因此，张佩纶和何璟都敢露面了，两人在疮痍满目的船局见面，商量出奏。 奏稿是何璟带了来的，大意是说，法军曾经登陆，大败而遁，惜乎水师挫败。这表示陆路有功，水上失利，换句话说：何璟以总督的身分，掌理全省兵马，不辱所命，辱命的只是专责指挥水师的会办大臣。 “我不能列衔。”张佩纶虽是败军之将，在何璟面前却依然是钦差大臣的派头，“师船既毁，炮台亦多坏了，我辈如此偾事，如果再粉饰奏报，欺罔之罪，岂复可逭？” “那，幼翁，”何璟问道，“你说该怎么报？” “据实奏报。”张佩纶答说，“无论如何这段要删掉。” 何璟想了一会说：“也好。稿子还是我去预备。” 这个会衔的奏折，应该由将军、总督、巡抚、会办大臣一起奏报，辗转会商，得要一些日子。张佩纶心想，反正责任是推不掉的，倒不如自己做得光明磊落些，接在那个自请逮治的电报之后，进一步先自陈罪状。 于是强打精神，亲自动笔，拟了个“马尾水师失利，请旨严议逮问”的折子。当然，这个折子是决不会据实奏报的。 大致论兵力则敌强我弱，论处境则敌逸我劳，而尤其着重在虽有制胜之道，无奈事与愿违，这取胜之道，就是他一再建议的“先发”。当然，他也必须反复申述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苦心孤诣：“大致六月二十以前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坚。六月二十以后，彼合口内外，常有十二、三艘，出入活便，而我军则止于兵船七艘，炮船两艘。臣心以为忧，密召诸将，以兵不厌诈，水战尤争吸呼，欲仍行先发之计，而诸将枕戈待旦，多者四十余日，少者亦二、三十日，均面目枯槁，憔悴可怜。加以英美来船，与法衔尾，奇谋秘策，不复可施。臣知不敌，顾求援无门，退后无路，惟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而已。” 这段文章，张佩纶整整推敲了一个时辰，方始觉得惬意。言内有退步，言外有余哀，“先发”的“奇谋秘策”，明明是朝廷不准，却绝不归怨于朝廷，反而说将士“憔悴可怜”，不忍督责，而“英美来船”又成掣肘，无形中为朝廷不准先发的失策作开脱，当然也是为保全和局的李鸿章作开脱。然则一切的一切，自都心照不宣了。 接下来是叙开战前的情形： “当六月下旬，英提督晤何如璋，以调处告，税务司贾雅格，屡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英领事欲调处之说，其辞甚甘，其事则宕，臣亦知其谲诈，无如与国牵掣何？” 这是再一次提醒，非不可先发致胜，无奈英美兵舰成为投鼠欲忌之器。而提到英美调处，特为指明何如璋与“督臣”何璟，是暗中声明，他不曾与洋人有往来，不负贻误和局的责任。 然后就要谈开战当日的情况。这一段最难着笔，他只有含混而言：“初一、二日大雨如注，风势猛烈，初二子夜、初三黎明，臣屡以手书饬诸管驾，相机合力，有‘初三风定，法必妄动’之语。比潮平，而法人炮声作矣！臣一面饬陆军整队，并以小炮登山，与水师相应，一面升山巅观战。” 这一段是昧着良心说话，他根本未曾“升山巅观战”，所以所叙的战况，多为耳食之言。而既升山巅，又如何下了山，就不交代了。在说明损失以后，紧接着便抒感想：“此次法人谲诈百出，和战无常，彼可横行，我多顾虑，彼能约从，我少近援。一月之久，彼稔知我疆吏畛域，士卒孤疲，复乘雨后潮急，彼船得势，违例猝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这是表示形禁声格，既非朝廷调度无方，亦非将士不能用命，从上到下，没有人该负战败的责任，当然他亦不任咎戾。但这层意思，只能暗在内，在表面上，他必须自陈无状。 就是自陈罪状，也必得有一番怨艾之意，来占住身分，他说：“各船军士，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臣目击情形，实为酸痛。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治军，妄思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千变，既牵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误于陆居，不能同舟以共命，损威贻祸，罪无可辞。惟有仰恳宸断，将臣即行革职，拿交刑部法罪，以明微臣愧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 “误于陆居”是他避重就轻的巧妙说法，因为以他的职责，等于地方官与城共存亡一样，师船多焚，一身无恙，未免难以交代。“误于陆居”就表示想与船同殉，亦无机会，再进一步说，倘或他是住在船上，身当前敌，亲自指挥，或者不致这样一败涂地。错来错去错在“陆居”，这个“误”字，他自己觉得笔力千钧，莫可移易。 文章做到这里，已经终结，但还有奇峰突起的一段话：“日来洋商及我军传说，或云法损六船；或云孤拔受伤已死；或云乌波管驾已死；或云法焚溺近三百人。要之，我军既已大挫，彼亦应稍有死伤，传闻异辞，即确亦不足释恨。 惟此奏就臣所目见，参以各军禀报，不敢有一字含糊，一语粉饰，再蹈奏报不实之罪。” 这就是说，水师虽然挫败，法军亦有相当损伤，有过有功，原可相抵，不过他自责过甚而已。“即确亦不足释恨”这句话，更是得意之笔，摇曳生姿，妩媚无限。 写完这个折子，暂且不发，到第三天又加一个附片，专陈“陆军接仗情形”。黄超群、方勋当时早就吓得不敢出头，张佩纶却铺叙战功，大为夸奖：“伏查船政露厂临河，防护既无巨炮，曲折并无缭垣，实非可战可守之地。此次法人以大船大炮环攻三日，我军兵单械缺，力实难支，而黄超群等扼险坚持于炮烟弹雨之中，昼夜并不收队，尚复出奇设伏，截杀法兵多名，卒全船厂，实非微臣意料所及。法船退后，臣查点机厂料件，偶有遗失，烟筒亦伤其二，各屋千创百孔，而大件机器犹在，船署屹然独存，黄超群等以兵轮既挫，口不言功，惟水师之失，罪在微臣，船厂获全，功归陆将。” 他这样讳败为胜，一则是表示他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发”的统驭有功，再则是收买人心，好为他掩饰弃师潜逃的不堪之状。当然，这个单衔的奏折，他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与将军督抚会衔的折子不能矛盾，否则两相参看，马脚尽露，就变作弄巧成拙了。 因此，张佩纶又要了会衔的奏稿来，仔细检点，并无矛盾，方始拜发了单衔的奏折。而京中的电报已纷至沓来，指示战守方略以外，且已明诏对法宣战。 第三十三节 京中得到马尾开战的消息，是在七月初四。仅凭李鸿章一电，语焉不详，情况不明，醇王非常焦灼。水师失利，固在意中，但法军是否大举登陆，船厂是不是守得住？倘或不守，福建省城能不能保得住？这些疑问得不到一个确实的解答，便有无从措手之苦。因此，除了密电沿海各省，见有法国兵舰进口，立即轰击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总理衙门分头询问马尾之战的详细情况。 到了初五，各方面的消息都到了，但说法不一，有的说我军大败，有的说先败后胜，有的说互有胜负，有的说孤拔阵亡。当然，最应该重视的是张佩纶“自请逮治”的电报。总理衙门一接到，立刻转送醇王，头一起召见，便即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的脸色，在憔悴之中显得坚毅悲愤，静静地看完电报，轻轻地说了句：“非决战不可了！” “法国欺我太甚，决无坐视他们长驱直入之理。”醇王说道：“水师不敌，陆路实在是有把握的，只要福州能挺得住，一方面重用刘永福，一方面督促岑毓英、潘鼎新赶快进京，足可牵制法军。为今之计，先要请懿旨，下一个明发，振作士气民心。以我中国之大，土地之广，人口之众，如果激于义愤，同仇敌忾，上下一心，决没有不能打败法国人的道理。” “我中国坏的就是人心不齐。不过也不能怪大家，朝廷虽早已拿定了大主意，办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倒象处处显得情屈理亏，不敢跟法国决裂似的。这一来，外面当然摸不透朝廷的意思，难免迟疑退缩。”慈禧太后冷笑着说，“总理衙门的人倒是不少，一人一个主意，自己没有定见，人家当然得寸进尺，步步逼了过来。咱们的洋务实在没有办好！”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自有总理衙门以来，就没有振过国威。”醇王的言外之意，依然在攻击恭王，“其实，洋务如果责成李鸿章办理，倒还省事。” “这话，眼前先不必去说它。如今既然决战，筹兵筹饷，该有个打算。” “是！”这一层，醇王当然有过打算，“与法开仗，重在陆路，福建军务，仍旧非起用老成宿将不可。左宗棠威望久著，福建的情形也熟，臣觉得不妨让他到那里去督师。” “左宗棠年纪大了，身子也不好，能管用吗？” “这无非借重左宗棠的威望，在南方坐镇。另外当然要派人帮他，漕运总督杨昌濬是左宗棠得力的旧部，可以派他帮办福建军务，督勇援闽。” “当然。”慈禧太后点点头，“要派左宗棠到福建，当然得派杨昌濬去帮他。此外，鲍超、杨岳斌都可以起用。” “是！”醇王答道，“一开战，兵饷两事，头绪很多，请皇太后饬下军机，与臣会商详奏。” 战守大计可以凭慈禧太后一言而决，如何战、如何守，自然要靠醇王去筹划。亲贵中，醇王一向有知兵之名，加以他很佩服左宗棠，也知道倚重李鸿章，自会向他们请教咨询，斟酌尽善，所以她很放心，只是有句话却不能不说。 “何璟在福建七年，炮台也修了不少，何以这么不经打？张佩纶也很能干，何以一开仗就败成这个样子？虽说轮船、大炮不及人家，如果谨慎小心，也不见就能让法国人占了便宜。如今前方的情形还不十分清楚，而且也正在用人的时候，不便查办。不过，丧师失地，不是小事，朝廷纪纲，更不能不顾。该怎么办才合适，你们也得拿个办法出来。” “是！”醇王答道，“大敌当前，自然以收揽民心，合力御侮为顶要紧的事。至于疆臣守土，责有攸归，等马尾开仗的情形，有了详细奏报，必得要论是非、定功罪。朝廷纪纲所系，臣断断不敢徇私，不过眼前务必要求皇太后恩典，暂置不问。” “我原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记住了就好。”慈禧太后又说，“你下去赶紧找左宗棠商量吧！下午再递牌子。” 醇王退出养心殿，立刻派侍卫分头通知，到适园聚会。等他回府，奉召而至的王公大臣，已接踵而至，一共四个人：礼王、奕劻、孙毓汶、许庚身。 “左季高呢？”醇王问道，“他不来怎么行？” “左侯两天未到军机了。”孙毓汶答道：“我派苏拉去请，左侯说是‘在家听参’。” “听参！”醇王诧异，“谁参他？为什么？” “延树南上了个折子。万寿节那天，左侯没有随班行礼，延树南上折纠参，奉旨：左宗棠交部议处。” “这也是小事。唉！”醇王痛心疾首地，“国事糟到如此，还讲这些虚文小节？书生不懂事，真正可恨。左季高也是，何必为此小事闹脾气，落个不识大体的批评，何必？” “这倒也不能怪左侯。”许庚身比较公正坦率，说话不象孙毓汶那样暗含着阴损的意味，“他没有随班行礼，自然是失仪，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壮年戎马，腰脚受损，老来不能跪拜如仪，平心而论，亦有可原。延树南借题发挥，说他骄蹇，甚至斥之为‘蔑礼不臣’，持论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识大体。王爷请想想，以左侯的功勋，说他‘蔑礼不臣’，不就说他恃功而骄，要造反了吗？这话在雍乾年间，非同小可，就拿今天来说，若是认实了‘蔑礼不臣’这句话，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处置，律有明文，请问王爷，是摘他的脑袋，还是充他的军？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职，能这么办吗？不能这么办，就变成纪纲失坠，所以说来说去，他这个折子，只顾自己逞快，实在是让朝廷为难。” “星叔的议论很公平。”醇王说道，“如今得想个法子，替此老平气。我今天已面奏了，仍旧要请他到福建督师，倘或以此芥蒂，托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驳延树南这个折子很难。因为……。” 因为延煦官居礼部尚书，大臣失仪，据实纠参，是他礼臣分内之事，即令措词失当，旁人亦很难说话。孙毓汶解释了原因，却又下了一个转语，认为只有一个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资格纠正延煦。这个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说话，我一定说。”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爷掌宗人府，乱出些花样，叫人受不了，当时我忍不住上了个折子，上头还说我措词太偏激。不妨引用这段故事，为左季高说两句公道话。星叔，就烦您动笔。还有，宣战的旨稿，不知道带来了没来？” “带来了！” 许庚身将一份底稿交了出来，退到一边去为醇王拟折，先找来一份邸抄，细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构思，提笔写道：“内阁奉上谕：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万寿圣节行礼，左宗棠秩居文职首列，并不随班行礼叩拜，据实纠参一折，左宗棠着交部议处。钦此。臣初以为纠弹失仪，事所常有，昨阅发下各封奏，始见延煦原折，其饰词倾轧，殊属荒谬。 窃思延煦有纠仪之职，左宗棠有失仪之愆，该尚书若照常就事论事，谁日不宜？乃借端訾毁，竟没其数十年战阵勋劳，并诋其不由进士出身，甚至斥为蔑礼不臣，肆口妄陈，任情颠倒。此时皇太后垂帘听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无不在洞烛之中，自不能为所摇动，特恐将来亲政之始，诸未深悉，此风一开，流弊滋大。臣奕譞于同治年间，条陈宗人府值班新章，虽蒙俞允所请，仍因措词过当，奉旨申饬，今延煦之疏，较臣当日之冒昧不合，似犹过之。谨恭折陈奏。” 写完递给醇王，他认为措词得体，深为满意。随即交代誊正呈递。然后继续推敲那道宣战诏书的文字。 这道诏书，乃是“晓谕天下臣民”，面面连篇累牍，指责法国无理，一直叙到马尾之败，申明不能不宣战的苦衷，说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接下来便是激励各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奋勇立功。其中特别提到刘永福：“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入为我用，着以提督记名简故，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此外，照例声明“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谆谆叮嘱，务必保护，而以“当体朝廷保全大局至意”这句话作结，暗示名为宣战，其实仍有谈和的余地。 宣战诏书中值得推敲之处还多，但调兵遣将，犹有许多大事要筹划，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这时候，陆续又已送来好些军报，大都由北洋转递，其中最要紧的两件，一件是张佩纶打给李鸿章的电报，说“炮台一路洗平，闽必不守，纶必不归”，表示与福州共存亡的决心，李鸿章加了一句话：“徒为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电报，他从洋人那里打听到一个相当可靠的信息，孤拔“拟率船往他处，闻志在北洋。”这两个电报合在一起来看，令人无从判断，法军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占福州，“据地为质”来勒索兵费，还是大举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论如何，福州势急，北洋势缓，目前当然救急为先。醇王对于张佩纶的“纶必不归”那句话，颇感欣慰，认为有此必死的决心，则诱敌登岸，深入内地，可以相机聚歼，即令起初仍旧受挫，亦无大碍，只要援军接得上，终可反败为胜。 军务部署只有许庚身最熟悉，当时提出建议，一面起用鲍超，尽速召集旧部，添募新兵，由四川总督丁宝桢负责筹饷征船，送鲍超所部，自大江东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帮办广东军务的张树声星夜援闽。同时电饬两江总督曾国荃，不论在那一项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万银子，解交福建，作为援闽客军的军饷。 谈到这里，已经过午，醇王又匆匆赶到宫中，“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当天便有两道“明发”，一道是宣战诏旨，另一道是准了醇王的奏，将延煦“交部议处”，有了这道上谕，对左宗棠才有交代。这天夜里由许庚身衔命亲访，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则受不了孙敏汶他们多方排挤的闲气，再则亦不服老，三则一向以诸葛武侯自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尽瘁”之时，一口答应：“到福建去打法国鬼子。” 宣战诏书不但见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报》，已经全文发布，通国皆知，可是并没有激起什么同仇敌忾的义愤，只惹起清议的纷纷指责。 第一个受指责的是张荫桓。他以佐杂出身而能置身于枢要之地的总理衙门，本就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视，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颇露锋芒，因而与同官又不和睦。当然，最令卫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与李鸿章互为表里，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桧、贾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还罢了，谁知千回百折，一再委屈，结果仍招来法军的“暗算”，马尾一仗，师船全毁。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误了辰光，趁法军援师未东来之前，毅然决战，则先下手为强，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张荫桓成了众矢之的。此外久办洋务的周家楣、李凤苞、马建忠、盛宣怀，亦无不令人切齿，意想不到的是，阎敬铭亦大受其谤，因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虽然老病侵寻，请假已久，却仍有人不放过他。 弹劾张荫桓的人很多，有一个是内阁学士徐致靖，他中进士是抄了张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却骂张荫桓是“洋厮”之后。另外一个是山东曲阜的孔宪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参张荫桓私自写信给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国如索少许赔款，不妨允许为泄漏朝旨。慈禧太后听得有人提到对法赔款，就会冒火，因而令饬总理衙门“明白回奏”。 复奏说致上海道的电信，是公同商办，并非私函。这一下使得本来就对总理大臣大半不满的慈禧太后，越发生气，除去当时请病假及出差的阎敬铭等人以外，其余连奕劻在内，共有九个人，一起交部议处。 就在这时候，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上折严劾阎敬铭，说他“执拗刚愎，怙过任性”。慈禧太后及醇王对阎敬铭都很敬重，所以吴峋反受申饬。但总理衙门其余的大臣，就没有阎敬铭那么好的运气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换了六个。事由张荫桓而起，受连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门生周德润，在总理大臣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是主战的，结果也跟主和派一样，退出总理衙门，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还多。第一件是福州军务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穆图善和杨昌濬为帮办军务，何如璋内召，这都还在意中，奇的是以张佩纶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邓承修充当总理大臣。这位号称“铁汉”的言官，一向以搏击为能，从不曾听说他懂洋务，而居然会入值总理衙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于是有好事的人去打听，才知道他这个总理大臣是由一个奏折上来的。这个折子中大谈方略，共陈三策，他认为法国所恃者，不过越南，如果师分三路攻越，法国自救不暇，就决没有力量再侵扰福建、台湾。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敌至则战，敌退不追，虽然师老饷糜，但我军如此，法军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亏。至于顾虑道路阻隔，粮饷不继而不敢言战，则非但不是下策，简直可说是“无策”。 这套话，在慈禧太后觉得非常动听，特意问到醇王。醇王已经到了六神无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说好，不敢驳回，亦不知道如何驳回。因而承旨派邓承修入值总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为指授方略的根据。 不过整个局势仍是混沌的，法国军舰虽已退出闽江口，但动向不明。据说法国政府与孤拔的意见不一，孤拔极力主张北进，先占芝罘，再占威海卫和旅顺，直接向北洋挑战，而法国政府不愿扩大战事，尤其不愿意使李鸿章为难。这就是朝廷对李鸿章不但没有丝毫责备，而且继张之洞和曾国荃真除以后，实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道理。 主和的阎敬铭不曾被参倒，主和的李鸿章恩眷益隆，而主战的周德润却退出了总理衙门，这些令人迷惑的举措，显得慈禧太后似乎并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而醇王似乎对开战也没有可以致胜的把握。 于是美国公使杨约翰，第四次出面调处中法纠纷，中国方面的交涉对象是李鸿章。 距马尾之战，已将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谈到了马尾之战。 第三十四节 于是一百多京官在会馆集议，连上两个公呈，第一个痛击何璟和张兆栋，第二个专为张佩纶而发，由籍隶福建长乐的翰林院编修潘炳年领衔，请都察院代呈。 军机处自然早有消息，为了平息公愤，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谕：“闽浙总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于防守事宜，漫无处置，临时又未能速筹援救，着先行革职。福建巡抚张兆栋，株守省城，一筹莫展，着交部严加议处。 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葸无能。着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于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援兵，张佩纶辄以援兵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皇，毫无定见，实属措置无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福州将军穆图善，驻守长门，因敌船内外夹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军力战，尚能轰船杀敌，功过尚足相抵。着加恩免其置议。 嗣后闽省防务，左宗棠未到以前，着责成穆图善、杨昌濬、张佩纶和衷商办，务臻周密。” 这道上谕是连张佩纶的原奏，一起明发的。福建京官，一看大哗，因为张佩纶所奏报的情形，与各人家信中所说的情形，大不相符。 于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给事中万培因，单衔上奏，案由是“为闽省诸臣，讳败捏奏，滥保徇私，仰恳收回成命，并请迅派大员，驰往查办，按照军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愤”。其中指出“七可疑”：“初三之战，以臣所闻，何如璋有隐匿战事之事，张佩纶有不发军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缓师期之事，堵在照会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陆各营之师，以臣所闻，轮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战属实。艺新船小逸去，伏波自凿，扬武并未开炮，余船纵火自焚。陆军则方勋所部潮勇先溃，而黄超群一军，乘乱入学堂、广储所、机器房等处，抢掠殆荆其可疑二也。 敌船被毁之数，以臣所闻，敌以八船入马江，仅用三船来攻，开巨炮七，我船已相继沉。惟福星曾击坏其鱼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勋、黄超群拒敌之事，以臣所闻，敌攻马尾后，次日复击船厂，轰坏铁厂，烟筒半折，船槽微损，即下船出攻长门。是时，方勋不知何往？黄超群已于初三日退入后山，但窜而未溃耳！其可疑四也。 闽安、馆头等处之战，以臣所闻，炮台各军，闻炮即鸟兽散，敌遂上岸，用镪水裂炮，掷火药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闻，何如璋预雇舆夫为逃计。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舆，众白为空炮乃返。初三，闻炮即从后山遁，是夜奔快安，复奔南台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顶帽坐竹兜中，所到众噪逐之，乃四出狂窜。 其可疑六也。 张佩纶之驻厂，以臣所闻，初三日，张佩纶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苇荐席地坐。迟明奔出后彭田乡，遣弁向城内巨绅家假絮被，匿累日不出。初四，敌攻厂时，张佩纶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厂之有？其可疑七也。” 这“七可疑”虽然传闻异辞，但与潘炳年领衔的公呈合看，可信之处就多了。此外，万培因也谈到“洋人之论”：“臣闻洋人之论，谓法兵之闯马江，驶入绝地，有必败之道三，地本内港，只须以船摧船，法舰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号炮船，护以夹岸陆军，法兵尽为炮的，敌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尽驱兵船以驻上流，只以本地小船，装置火药等物，顺流蔽江而下，加以陆军火罐火药，夹岸抛射，法当大窘，此下策也。” 这些纸上谈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说张佩纶“阳主战以排和，阴实望和而怯战”，却是一针见血之论。 不过参得虽然厉害，帮张佩纶讲话的人也很多，这完全是二李——李鸿章和李鸿藻的关系。有人说，张佩纶屡有“先发”的建议，朝廷为保全和局，又恐误伤他国兵船，引起意外纠纷，所以不曾允许。说起来，此人还是有才具的，人才难得，不妨责以后效。 又有人说，张佩纶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布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辩解，直接来自李鸿章，他说：“福建的炮台，兵轮不足以抵御法军，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台，不知如何做法，听说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国军舰，可以由内而攻，这是“失势’”。 炮台不能转动，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经营”，李鸿章早就知道，故意说是“不知如何做法”，无非为了庇护张佩纶，只好“嫁祸”老同年。 他又说：“中国兵轮开办未久，船不如人家的精坚，操练不如人家的纯熟，断难抵敌是中外尽人皆知的事。”这段话既为张佩纶卸责，亦为他自己解释，何以必须委屈求知？ 谈到醇王所一直主张并希望的“诱敌登岸，设伏出奇”，他认为必须有后膛枪、后膛炮才谈到此。而各省都没有后膛枪，“后膛轻炮”亦很少，徒恃肉搏，难有把握。而置备后膛枪炮，甚费财力，北洋累年经营，勉强算有了规模。这意思是不可深责闽军守厂不力。 以下又论南洋的战备，说长江水宽而深，是用水师之地，吴淞、江阴等处炮台，亦坚固可用，但是“敌船虽或受炮击损，其机器皆在水线下，仍可驶行。”接着他引用前两年由北洋衙门翻译印刷的一本《防海新论》，其中所叙美国南北战争的战例，证明他不是欺骗没有见过兵舰的人。 至于谈到布设水雷，确为“阻河”最得力的利器，但马江宽至十余里，甚至数十里，何能遍设。总而言之，他的意思是，马江战败，不是张佩纶的责任。而就此刻来说，什么地方也不能阻止外国军舰侵入，更不能与外国军舰对敌。 就为了这些理由，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长叹以外，无话可说。当然，张佩纶的责任不能不追究，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正好派他就近查办。 议和的事，倒象有转机了。杨约翰特地由北京到天津去看李鸿章，说接到美国京城来的电令，法国已要求美国出面调停。美国的意思，中国如果肯让步，法国亦必采取同样的步骤，在相互让步之中，总可以想出一个顾全彼此体面的办法。杨约翰又表示，他是专诚为此事而到天津来的。言外之意，中国须看调人的面子。 中国如果让步，自然多少要赔兵费，而煌煌上谕，已经剀切告诫，凡有主张赔偿的，一定治罪。所以李鸿章的电文中，根本不敢提兵费二字。 总理衙门当然不敢转奏。同时对法国求和的诚意，亦很怀疑，因为据上海、香港、福州等地来的电报，孤拔可能顾虑马江沉船塞口，归路断绝，不敢在福州登陆，却有窥取基隆的模样，增援的船只之中，有一艘载有挖煤机器，更为意在基隆煤矿的明证。 果然，八月十三，孤拔第二次攻击基拢 第一次是在马尾之战二十天前的六月十四。孤拔率领战舰六艘，载陆军三千，直到基隆，分舰三艘，窥台湾四大港之一的沪尾——淡水港。 台湾的防务，共分五路，大甲溪到苏澳为北路，由提督曹志忠领兵四千防守，最近增防，调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领所部三营，专责防守台北府。此外又有章高元的淮军，杨金龙的湘军，章、杨二人亦都是提督，加上刘铭传一共是五颗红顶子守台北到基隆这一线。 六月十五，孤拔一面开炮轰击，一面派兵一千登陆，曹志忠、章高元力战却敌，阵斩法军中队长一员，士兵一百多，夺获联队旗两面。法国陆军后退登舰时，掉在水中溺死的亦不少。于是孤拔请税务司出面，邀请刘铭传登舰相会，刘铭传峻然拒绝，第一次攻台之战，不了了之。奏报到京，特发内帑三千两犒赏。 刘铭传幕府中有个专管海关，兼与洋人打交道的洋务委员，名叫李彤恩，人很能干，认为淡水港水道宽阔，“红毛城”上的五尊旧炮，毫不管用，等于无险可守，因而提出塞口的主张。 驻淡水的英国领事，得到消息，提出坚决的反对，他的理由是秋茶已经上市，如果港口封塞，船只无法出入，秋茶不能出口，影响英国的商务。 李彤恩不是轻易能让洋人吓倒的人，当反复争辩，不得要领时，李彤恩要求英国领事担保，法国军舰不会从淡水港入口。这下算是难倒了对方，照原定的计划，沉下几条船，塞住了淡水港口。 就因为这明智的一着，孤拔卷土重来，就不容易占到便宜了。 法国兵舰十一艘，由原驻马祖澳的孤拔，亲自率领，是八月十二到基隆外海的。清晨两点钟，法军五百人由仙洞地方登岸，与曹志忠的重庆中营相遇，展开激战。章高元接到报告，率领两百多人赴援，法军不敌，因为道路迷失，被困至日中，又死了一百多。 这时的刘铭传，正在基隆炮台督战。相持不下之际，谍探来报，法国兵舰五艘将到淡水。刘铭传下令收兵，回救离台北三十里的淡水。 “省帅，”曹志忠疑惑地问：“这不就是把基隆丢掉了吗？” “不要紧！”刘铭传说，“我自有道理。你那里抽三百人，跟林朝栋一起守狮球岭。” 林朝栋是彰化巨族，名将之后，他的父亲就是林文察，咸丰八年，捐饷助军，授职游击，留福建补用。以后领军转战浙东各地，积功升到福建提督，同治三年在漳州阵亡，諡刚愍，在本籍及漳州建有专祠。 林朝栋以骑都尉的世职，捐了个郎中，在原籍做绅士，平日急公好义，深得地方爱戴。 中法交涉破裂，战火将起，林朝栋招募了五百人，自备两个月的粮饷，去见刘铭传，愿意防守一方。刘铭传自然嘉许，立刻拨给军械，指定基隆以南的暖暖，作为他的防区。此时又负起扼守狮球岭，严防基隆弃守以后的法军南侵的重任。 当然，刘铭传弃基隆是有道理的，第一、外海没有兵舰，炮台又不中用，日夜受法舰炮轰，徒然挨打，兵打光了，基隆还是守不祝第二、淡水港塞口以后，法舰不能深入，炮轰的威胁可免，孤拔如果不死心，派军登陆，则正好迎头痛击。第三、是因为南北洋对援台一事，或者不甚起劲，或者口中喊得起劲，并无实惠，等基隆一失，朝廷必起恐慌，严旨督饬，后援方始会来。这最后一层用意，孙开华等人，自然是无法了解的。 回到沪尾，重新部署防务。以孙开华专守淡水炮台，章高元和刘铭传的侄孙刘朝枯分布沿海一带，此外还有士勇一营计五百人，埋伏在北路山间，这一营士勇是李彤恩招募来的。 刘铭传奉旨防台，朝命准许自行募勇，增强防务，刘铭传便委派候补道充任洋务委员的李彤恩，专司其事。 李彤恩办事很实在，贴出布告以后，自己在招募公所坐镇，只见应募的小伙子，纷至沓来，应接不暇，便也下手帮忙。百忙中一眼瞥见一个人，似乎面善，此人皮肤白皙，面貌清秀，而眉目之间带着点娘娘腔。定睛细望，想起来了，是唱歌仔戏的小旦张阿火。 “阿火！”李彤恩问道：“你来干什么？” “李大人！”阿火笑道：“我来投军。” “投军！你开什么玩笑？”李彤恩说，“你也懂得打仗？” “打仗不要懂的。我不想做夷人，穿夷装，自然就会跟他们拚命。” 李彤恩大为惊异，想不到演惯佳期密约，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不尽闺中哀怨的张阿火，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再跟李大人说吧，我也不是冒冒失失，闹着好玩的。说到打仗，我是头一回。不过，我想法国人也不会比野猪再凶吧！” “喔！我懂了，你喜欢打猎？” “是！”阿火手一指，“这些都是！” 李彤恩往外一望，只见十来个精壮少年，口嚼槟榔，嘻开一张血盆似的嘴，都望着阿火发笑。李彤恩立刻就中意了。从咸丰初年以来，招募乡勇，都遵循曾国藩的成法，而曾国藩又师戚继光的遗规，务取一双泥巴腿的乡农。此辈假以时日，可以练成一支经得起败仗的劲旅，但诚朴有余，机变不足，训练起来很吃力，尤其不能指望他们救急。这些猎户，年轻力壮，又会用火器，稍用兵法部勒，便可上阵，岂不大妙？ 于是李彤恩欣然问道：“这些都是你的朋友？” “是从小在一起玩的弟兄。”张阿火答道，“他们听说我要来投军，都愿意跟我一起来玩玩。” “玩玩！”李彤恩笑了，却又正色告诫：“这不是好玩的事。” “我也这么说。不过他们还是愿意来玩玩，大不了玩掉一条命。” “肯玩命还怕什么？”李彤恩察言观色，对张阿火刮目相看了。市井中原有奇人，张阿火必是讲义气，重然诺，为一方的侠少，因而便又问道：“阿火，你能招多少人来？” “千把人总喊得到。” “都是猎户？” “也有打渔的；也有种田的；也有做生意的。” “都听你的话？” “都是我的弟兄。没有什么事讲不通的。” 他虽是不矜不伐的神态，李彤恩却到底还不敢冒失，想了一下说：“你去招五百人来。 要个个管用，这五百人就归你统带，我先给你请一张‘五品军功’的奖札，等立了功，保你做官。” “官倒不要做，只要打退夷人就是了。”张阿火问，“招五百人容易，从山上下来，得有住的地方……。” “这你放心。我点了人数，马上发号衣、发饷，自然也要拨地方给你安顿。” 张阿火欣然应诺，当天就回山。在淡水西北的竹仔山，一呼百诺，来了有七八百人，挑成五百，大多是猎户，带着土枪下山，直奔台北，守城的兵不敢放他们进城。张阿火倒也很讲理，留他的弟兄在城外，单身去见李彤恩复命。 李彤恩细问究竟，听说都来自基垄淡水之间的山中，这支士勇，先得地利，已为胜人一筹。等到出城亲自编点，益发觉得是一支堪以大用的新锐之师，所以逐一抚慰，异常殷勤。张阿火和他的弟兄们便益发起劲了。 “阿火！”李彤恩说道：“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象你这样子向上心切，很快就可以立功做官，你的名字要不要改一改？阿火是小名，将来报到朝廷，不大好听。” “那就请李大人给我改一个。” 李彤恩想了一下说：“改名李成好了。姓张就是张李成。” 李成之“李”是李彤恩，李成之“成”是成功，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张阿火由于李彤恩的识拔而能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成全。总之张阿火是非常珍惜这个新得到的名字。 在李彤恩，亦觉得这是一大快事，又看到张李成约束部下，言必信，行必果，更有喜出望外之感。得意之余，喜孜孜地去报告刘铭传。 刘铭传正在苦恼。兵既不足，械亦不精，见到李彤恩，正好发一发牢骚。这也难怪他，驻扎台南的台湾道刘璈，是左宗棠的嫡系，而他与李鸿章的关系，尽人皆知，左李不和，势如水火，因而刘璈对巡抚衔的长官刘铭传，并不买帐，四十营防军倒有三十一营摆在彰化以南，自加节制，对北面的粮饷接济，亦是多方拖延。如今基隆已失，台北府岌岌可危，长官向部属求援，而刘璈居然置之不理，刘铭传如何能不气恼？ “南北洋三次增援，不过六百人，连以前调到的，总计亦只一千三百人，章营只有两百余人。怎么得了？” 当然，还有孙开华、曹志忠两军，不过孙曹是湘军，而且出身霆军，尹漋河之役，鲍超与刘铭传失和，因而霆军与铭军一向是死对头。现在刘铭传对待孙、曹二人，虽然刻意交欢，但内疚于心，总觉得格格不入，所以有意不提这两个人。 李彤恩当然知道他的心病，实实在在是心病，孙、曹二人对于当年的嫌怨，已经淡忘，曾经在李彤恩面面有过表示，此时正好用来劝慰刘铭传。 “省帅怎么不提孙曹两位？”李彤恩故意这样问说。 “老兄不是明知故问？”刘铭传苦笑着答说，“他们两位总算捧我的场了，我又何敢苛求？” “如何谈得到苛求？大家在一起，生死以之，祸福相共，省帅如果心存芥蒂，反倒小气了。” “那里？老兄这番责备，我可不认。我是怕人家心存芥蒂。” “不！适得其反。孙曹两位，都以为省帅原是推诚相与，但太客气了，反让他们有见外之感。”李彤恩说，“我看省帅还是脱略虚文，该如何便如何的好。” “真的？”刘铭传惊喜地问，“他们真的有过这样的话？” “自然。我何敢在省帅面面瞎说？” 刘铭传决定接纳李彤恩的建议，唤一名亲兵，去请孙开华、曹志忠来议事。相见携手，特致亲切，加以李彤恩从中穿针引线，极力拉拢，十几年的嫌隙，到此才真的涣然冰释。 然后商定了诱敌之计，各自返回防区，准备迎敌。 第三十五节 到了八月二十清早，淡水口外的法国兵舰开炮大轰，不下数百发之多，然后法国陆战队八百人，在炮火硝烟掩护之下，分乘小艇，强行登陆，目的是想占领炮台。 首当其冲的是孙开华的三营，中右两营在前，后营接应，短兵相接，各尽全力。孙开华所部吃亏的是枪械不如法军精良，看看有抵挡不住之势，而午潮初涨，却又有后援的法军，继续涌到。 于是埋伏在后山的张李成一营出动了。五百人分成两队，第一队两百五十人，打扮象是野人，散发赤身，口喷大嚼槟榔而生的红沫，到达炮台前面临水的斜坡上，一字排开，卧倒在长可及胚的野草中，右足屈起，左足跟搁在右膝盖上，揸开脚趾，枪管就搁在当中，静静等待。 后援的法军，乘潮上坡，端着枪直往上冲。张李成屏息以待，看看距离够了，朝天放了一枪，这是“号炮”，二百五十支枪应声而发，法军立刻就倒了几十。未倒的不知弹从何发？相顾错愕之间，草丛间又来了一排枪，打死了好几十。 这一下，法军不能不后退了。然而还有伏兵，张李成的另外一队，两翼包抄，直逼面前。法军抢艇退去，其时正当落潮，小艇胶着在沙滩上的很多，退走不及，又死了好些。 孙开华的部下，见此光景，士气大振，奋勇肉搏，冲动了法军的阵脚。孙开华身先士卒，阵斩法国军官一名，夺旗踏阵，终于将法国兵驱出淡水口外。 在口外，有日本海军大佐东乡平八郎率领兵舰在观战，在山上，有英国商民用望远镜在了望。这一仗打得不坏，法军伤亡惨重，还被俘了十四人，英国人大为喝采。 但是十四名战俘为孙开华下令枭首，亦为英国商民所亲眼目睹，认为中国军队违反万国公法，提出抗议。刘铭传当然置之不理，飞章奏捷，盛道孙开华的战功，请求破格奖赏。 提到张李成，只有一句话：“领队袭之”，但保奖却不没其功：“五品军功张李成，拟请以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并加都司衔”。 十二天以后，孤拔布告封港，北起苏澳，南至鹅銮鼻，一共三百三十九海里，禁止所有船只出入。航行限在距岸五海里以外。 这一来，商货断绝，文报不通，台湾日用所需，除茶米以外，无一不缺。当然，各国的商务亦大受影响，尤其是英商的贸易停顿，损失最重。 朝廷得报，大为焦急，但亦只有以严旨命令南北洋选派铁甲快船，多带兵勇器械，星夜驰援。而南北洋一共只有五分厚的铁甲船五只，何敢闯关？就算敢闯，这些小船上也载不了多少兵。所以李鸿章决定趁此机会，逼一逼朝廷，回心转意，重新谈和。只是不敢明言，只用“另设他法，解此危困”之类的话，旁敲侧击。 因此，刘铭传由厦门转发的电报，到达北洋，转给总理衙门时，李鸿章往往加以增删，张大其词。台湾海口不过封锁了两天，他就这样电报：“顷刘提督初三由厦门转电，初二日法又到船六只，在台北者不下二十只。上月二十八日，法四船扰台南、澎湖，存亡无信，富绅多举家逃走，士勇已募五千余，无器械不受约束，不能御敌，徒索饷闹事。土匪四起，疫疠不止，日有死亡，能战者不足三千人。敌势甚大，日内必有恶战，如十日外无电到，北不保。传同将士惟拚命死守，保一日是一日，现在洋火药已缺，食盐无来，百姓扰乱，饷路亦阻，台局不堪设想，可为痛哭，请转电总署。” 李鸿章转发了这个电报，自道亦为“痛哭流涕”。其实电文中他加上了许多显而易见的假话，既然法国封锁，“富绅多举家逃走”又往那里去逃？刘铭传自己说过，在官绅中“有可用者，无不广致礼罗”，所以除林朝栋自成一军，扼守狮球岭以外，台北板桥的林维源捐饷二十万两；新竹绅士林汝梅招募练勇二百人，自筹两个月的粮饷，协守海口；基隆与台北接壤之处，由武举人王廷理、周玉谦捐款募勇三百人，据险防堵。此外量力捐助兵饷的也很多，绝少举家逃走的情形，就是逃，亦不过由前线逃到后方，由法国所占据的基隆逃到台北。 当然，希望谈和的，不止于李鸿章，在台湾有贸易利害关系的各国，亦希望中法罢兵议和。特别是英国，因为台茶不能出口，约会驻英公使曾纪泽，打算出面调解。 英国调处的条款，一共四件，主要的是要求中国履行天津条约，劝请法国不索赔偿，撤出台湾海口。这些条款，对中国可算有利，但是醇王跟总理大臣都不敢答应。结果提出对案八条，要修改天津条约；要在镇南关外设官；要法国不用保护越南的名义；要法军退出基隆，……最后一条是：“中国不索赔款，如法有不允之条，应先赔偿中国损失。” 这是南辕北辙，自然谈不拢。同时法国又向作调人的英国提出条件：中国完全履行天津条约，法军占据台北，直到中国允赔兵费，方始退出。这当然更谈不拢了。 第三十六节 局面凶险，和战两难，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当政的王公大臣，除了极少数的孙毓汶之流，依然能够好官自为以外，其余的都觉得肩头沉重，心头郁闷，渴望着能够有人分担艰巨，打开困境。 而在言路方面，早有人在批评，醇王实在不如恭王。这话在醇王当然听不到，但许庚身和阎敬铭等人，却很重视这些舆论，不过这是大大的忌讳，自然只能藏诸心底，即使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亦不能透露。 如今又不同了，至艰至危的局面，百孔千疮，一时俱发，外面全靠一个李鸿章左支右应，极力撑持，朝中是连醇王自己都觉得这副千斤重担，实在挑不动了，一再向他所信任的许庚身和孙毓汶说：“总得再找一两个有担当的人，帮着点儿才好。” 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孙毓汶只是顺着嘴敷衍，许庚身却终于忍不住了。 “王爷，”一天单独相处，他故意不着边际地问，“这一向见了六爷没有？” “那里有功夫去看他？”醇王答说，“听说他三天两头跟宝佩蘅逛西山。我就不懂，国事如此，他那儿来的这份闲情逸致？” “王爷忧国心切，六爷只怕也是借此排遭。”许庚身又说，“王爷的难处我知道，就少个身分相配的人，来跟王爷配戏。” “这话怎么说？” “王爷主张大张挞伐，一伸天威，谁不佩服王爷。不过形势所迫，和局能保全，亦不妨保全。苦的是王爷又主战，又主和局，虽是承懿旨办理，话总说不响……。” “着啊！你这话说得太痛快了！”醇王抢着说道，“我就是为这个，觉得说不出的别扭。一个人怎么能又做岳飞，又做秦桧？” “提起秦桧，近来不知那个刻薄的，做了一副对子骂阎丹老，王爷不知道听说了没有？” “没有啊！你念给我听听。” “上联是：‘辞小官、受大官，自画招供王介甫。’下联是：‘舍战局、附和局，毫无把握秦会之。’”“辞小官、受大官”是阎敬铭前两年授职户部尚书的谢恩折子中的话，所以说是“自画招供”。“上联倒还好。拿他比做王介甫，也有点儿象。”醇王说道：“下联是比较刻薄一点儿，而且于史实亦不符，秦会之当初谈和是有把握的。” “咱们现在谈和就是没有把握，连李少荃都没有，就因为法国的条件，王爷不肯允许，也不肯奏请太后允许。” 醇王深深看了他一眼，体味着他的言外之意，渐渐觉得有点意思了。 “我为王爷打算，得有个人来分谤才好。” “星叔！”醇王深有领悟，“你的设想很好。等我仔细想一想，先不必跟人谈起。” 醇王是从当政不到一个月，便已体会到“看人挑担不吃力”这句江南谚语的道理，对恭王不独谅解，而且怀着歉意。但墙倒众人推，宫里的太监向来势利，加以“六爷”一向不给他们好脸嘴看，所以从恭王失势之后，找到机会就在慈禧太后面前挑拨中伤，甚至于隐约提到当年杀安德海，以及载澂导穆宗微行这些最使慈禧太后痛心的往事。因此，慈禧太后对恭王的恶感，比他未罢黜之前更甚。 是这样深恶痛绝的态度，怎么说得进话去？说复用恭王，而且是用他来主持洋务，跟法国人谈和，那不是自己找钉子碰吗？ 通前彻后想遍了，无计可施。不过醇王颇有自知之明，心想许庚身既然有此建议，自然也想过其中的难处，或者另有自己所想不到的计较。不妨找他来问一问。 “王爷说得是。这件事极难。”许庚身听他说完，从容答道：“不过眼前却好有个难得的机会。” 这个机会确很难得，要十年才有一次，今年是慈禧太后五十整寿。四十岁那年，为了“修园”，闹出轩然大波，而且穆宗在那年秋末冬初，便有“致恶疾”的征象，因而四十整寿，过得非常不痛快，这一次要好好弥补。尽管马江大败，台湾吃紧，内务府却正在轰轰烈烈地大办盛典。王公大臣乃至耿直的言路上，亦都以为这是皇帝亲政以前，慈禧太后最后的一个整寿，为了崇功报德，稍作铺张，不算为过，所以没有人上杀风景的折子，奏谏时势艰难，宜从简约。 在李莲英承旨而加码的指示之下，宫里预备唱二十天的戏。这是慈禧太后个人的一点享乐，于典无征，依照仪典，普天同庆，应下好几道恩诏，军机处早已召集各部院大臣商定章程，次第请旨颁行。第一道是普免光绪五年以前民欠钱粮，泽及天下。第二道是豁免直隶各地，光绪五年以前，民欠旗地官租。第三道是椎恩近支亲责、大学士、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师傅、南书房翰林，以及“实能为国宣力”的封疆大臣，或者加官晋爵，或者颁赐珍赏，或者从优奖叙。 第四道恩诏是“查明京外实任大员老亲，有年踰八十者”，推恩“优加赏赉”。第五道专为治好慈禧太后重病的薛福辰和汪守正而发，薛福辰已补上直隶通永道，汪守正已调为天津府知府，因为他们晋京祝嘏，特诏“薛福辰加恩在任以应升之缺升用；汪守正加恩在任以道员用。”而且慈禧太后已有口风，为了薛福辰请脉方便，预备将他调升为顺天府府尹。 第六道恩诏就与恭王有关了。有许多革职的官员，“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恭逢皇太后五旬万寿，依恋阙下，随班祝嘏，似乎亦要加恩。 军机大臣与吏部议定的章程，凡是随班祝嘏的“废员”，五品以上的均照原官降二等，赏给职衔，六品以下的赏还原衔。醇王亦同意了这个办法，只待取旨遵行。 许庚身的打算，就是让恭王亦列入“随班祝嘏”的名单，则覃恩普及。恭王虽未革爵，少不得要赏个差使，那时就可以相机进言，即令不是将已晋爵庆郡王的奕劻的差使——“管理总理衙门”的事务，改派给恭王，至少可以仿照成例，让他会同阅看有关中法交涉的电信奏折，无形之中，主持其事。 “这样子做很好，不着痕迹。”醇王欣然同意之余，又不免顾虑：“不知道六爷自己的意思怎么样？倘或恩旨倒下来了，他不愿意干，让我对上头怎么交代？” “不会的。六王爷也是受国深恩的近支亲贵，怎么能推辞？”许庚身又说，“再说，象王爷这样，尚且不避小嫌，以国事为重，六王爷如果高蹈不出，且不说问心有愧，清议怕亦不容。王爷如果再不放心，不妨先打个招呼。” “这是应该的。托谁去说呢？” 于是商量这个“使者”的人眩先想托新升国子监祭酒的盛昱，怕恭王记起前嫌，反为不妙；再想托最近跟恭王走得很近的荣禄，却又嫌他身分还不够，恭王不会重视，就不会有一句确实答复。 “王爷，”许庚身瞿然说道，“手足之亲，何事不可言？王爷就自己去一趟吧！” 醇王考虑了好一会，点点头说：“也好！事不宜迟，要去就早去。” 于是先派侍卫去打听，恭王不曾出城上西山，这晚上也没有谁请他饮酒听戏，才命轿直到大翔凤胡同鉴园。 门上传报，恭王颇为诧异，“老七是个大忙人，”他对宝鋆说道，“忽然来看我干什么？” 宝鋆很知趣，“你们哥儿们多日不见了，总有几句体己话要说。”他站起身来，“我先回避吧！” “你可别走！”恭王开玩笑地说，“那篓蟹不好，我可要找你。” 宝鋆还来不及作答，已听得楼梯上有足步声，便由另一面退到楼下，恭王也就迎了出去，站在楼梯口招呼。 “今儿怎么得闲？” 醇王不会说客气话，率直答道：“有点事来跟六哥商量。” 这一说，恭王便不响了，迎上楼梯，自己在前引路，直到他那间最东北角的小书房中落座。 “万寿快到了！” 没头没脑这一句话，恭王猜不透他的意思，漫然应道：“是啊！” “六哥上了折子没有？” “什么折子？”恭王越发诧异。闲废以来，从未有所陈述，所以“折子”二字入耳，无端有种陌生之感。 “我是说叩贺万寿的折子。” 原来是贺表。前朝有此规矩，本朝都是面觐叩贺，很少有上表申祝的情形，所以恭王听这一说，不由得发愣。 “有这个规矩吗？”他迟疑地问。同时还在思量：醇王不会无缘无故跑了来问这句话，总有道理在内，是不是该明明白白问一下？ 不用他问，醇王有了解释：“今年是五十整寿。六哥，你该上个折子，进宫磕头。” 这下弄明白了。“那何用上折子？”恭王答道：“到时候，我进宫磕头就是了。” “话不是这么说……。” 不是这么说，该怎么说？醇王心里在想，宫中太监，经常在慈禧太后面前揭他的短处，他应该知道。既然知道，就应该想到，在宫门外磕头，慈禧太后既无所闻，太监也不会去告诉她。那个头岂不是白磕了？ 如果这么说法，恭王一定会说：白磕了就白磕了。难道磕个头还想什么好处不成？要这么一说，下面什么话都不能开口，变成白来一趟。 不过有一点却已明白，恭王对慈禧太后，倒并没有因为无端罢黜而心怀不平，只听他说那一句“到时候进宫磕头就是了”，就可知道他还是守着该尽的臣道。既然如此，就不妨变通办理，不必由他上折。 不过，万寿以后的情形，不能不问清楚，尤其是他肯不肯复出，更是关键所在。如果这一点上他不肯松口，一切安排，都算白费。 想到这里，醇王叹口气说：“唉！六哥，我真羡慕你。” “羡慕我？”恭王笑道：“羡慕我闲散？” 老实人耍花巧，常是一下子就被人识破，醇王自己也察觉了，只好老实答道：“是啊！ 这几个月我受够了。上下夹攻，真不是味儿。” 就因为他说了老实话，作为过来人的恭王，才对他大为同情，“你现在才知道‘上下夹攻’？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说这话给别人听，别人未必能懂。”他停了一下，黯然地摇头：“我看，你还有一阵子的罪受！” 话中有深意，醇王往下追问：“六哥，你看我要受到什么时候？” “要到亲政那会儿，你才能有舒服日子过。” 这话说得很透彻，也很率直，除却恭王，不会有第二个人，敢说肯说这句话。 皇帝亲政，以“皇上本生父”之尊的醇王，自然不能再过问政事，这是在皇帝入承大统之际，群臣为防微杜渐，不惜犯颜力谏而争得的一个约束。到那时候，什么理由也不能再让他留在政府，退归私邸，安享尊荣，就表面来看，似乎有几天舒服日子好过。就算如此，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 “六哥，我很难。”醇王有着尽情一吐心头委屈的意欲，“提到亲政，我实在有些不大放心，皇帝年纪太轻，怕他挑不起这副重担子。为了我能一卸仔肩，又巴望着皇帝早日成人。 哎，我实在说不清我心里是怎么个想法？” 恭王默然。他知道他的难言之隐，皇帝一旦亲政，慈禧太后不再掌权，她岂是能自甘寂寞的人？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明争暗斗？让醇王夹在中间为难。说他有“舒服日子过”，倒象是在讥嘲了。 “咱们不谈将来，谈眼前。”醇王把话拉回来，“六哥，眼前的局面，你是怎么个看法？” “你是问那方面？” “自然是跟法国的交涉。”醇王问道：“到底该和呢？还是苦苦撑下去？” “能撑得住，当然要撑，就怕撑不祝兵舰不如人，咱们的海面，让人家耀武扬威，先就输了一着。”恭王问道：“李少荃怎么说？” “李少荃自然想和。无奈他也是……。”醇王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他也是‘上下夹攻’是不是？” “是啊！”醇王答说，“不赔兵费和不下来，要赔兵费呢，又有明发：谁说赔偿的话，治谁的罪。你想，他敢碰这个钉子吗？” “这道明发本来就不妥。也不知是谁的主意？” “还有谁的主意？”醇王苦笑，“谁还敢乱出主意。” “话不是这么说。”恭王有如骨鲠在喉，放大了声音说：“该争的还是要争。” 这话在醇工听来，自然觉得不是滋味。但转念一想，倒正要恭王有这样的态度。不然，就让他复起，亦不能有何作用。 于是他试探着问：“六哥，倘或上头有旨意，你奉不奉诏？” 这句话没头没脑，让恭王无从置答，不过醇王问得也不大对，何谓“奉不奉诏”？莫非做臣子的还敢违旨？ 因而恭王摇摇头答道：“你这话，有点儿离谱。奉诏归奉诏，做得到做不到又是一回事，如果说做不到便是违旨，那不太苛责了吗？” 醇王也发觉自己的话不但没有说清楚，而且颇有语玻不过恭王的意思，却又有进一步的了解，大致只要他能干得下来，不致于过分推辞。 这应该说是一个满意的结果。不过还需要说清楚些，他想了一下，觉得不妨动之以情，课之以责，“六哥，”他说，“局面到了这个地步，总要大家想办法，你总不能坐视吧？” 这就有相邀出山之意了。恭王是惊弓之鸟，颇存戒心。对醇王，他相信他老实，不会害人，但就因为他老实，容易受人利用，也许上了当自己还不知道。此来是不是有人在幕后策划，打算将一副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一推了事，先弄明白了，才能表示态度。 于是他说：“时局我也隔膜了。老七，你有什么话，老实说吧！” “无非大枝大节上头，要请六哥出个主意。” 恭王皮里阳秋地笑了一下：“轮得着我出主意吗？” 这话不好回答。醇王只得这样说：“无所谓轮得着，轮不着，有大事不是咱们顶着，还能指望谁？” 恭王又笑一笑，“孙莱山不是本事通天吗？”他有意这样逼一句。 提到孙莱山，醇王知道他余憾未释，急忙摇手答道：“不相干、不相干。这方面他不太管，都是许星叔。” 恭王点点头：“许星叔倒还识大体。” “他对军务熟悉，洋务上头，到底还隔膜。”醇王又说，“总得有个能让李少荃佩服的人才好。” 这话的意思越发明显，能让李鸿章佩服，也就是肯买帐的，除却恭王还有谁？不过话是老实话，恭王却不便有所表示。 彼此的想法，大致都已明白，沉默亦自不妨。恭王一时兴到，要留醇王喝酒：“宝佩蘅弄了一篓蟹来，说就是在南边，也是最好的。你在这儿吃了饭再走吧！” 醇王本还有事要料理，但为了联络感情，欣然答应。于是宝鋆亦不必再回避，出来见了礼，主客三人，持螯闲话。 话题集中在时过两月，而议论不已的马江战事上面。宝鋆所听到的议论和事实，自然比两王来得多，他天性又喜欢挖苦人，所以将张佩纶形容得极其不堪。 “福建四大员，姓得也巧，两张两何，福州民间道得妙：‘两张没主张；两何没奈何。’还有副对子，专指张幼樵、何子义，叫做：‘堂堂乎张也，是亦走也；伥伥其何之，我将去之。’何子义是去掉了，如今大家在问：张幼樵何日可走？”问到这话，醇王不能不回答：“这一案，大家的看法不一。张幼樵到底去了没有几天，不比两何数年经营，平时无备，才有那样的结果，怪不得张幼樵。” 这话，其实醇王也是为他自己辩解。当国不久，正象张幼樵那样，搞到今天的局面，不该负多大的责任。 这些话在当政二十多年的恭王听来，当然刺心，不过他经的大风大浪太多，虽未到宠辱不惊，名利皆忘的境地，却已能不动声色，淡然置之。 倒是醇王，话一出口，便自失悔。自己的话说得对不对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此时此地，说得不合时宜，因为与修好而来的原意，背道而驰。无奈话说了出去，收不回来，只能付诸沉默。 宝鋆很见机，见此光景，知道时局不能再谈了，谈风月又不对醇王的劲，好在他肚子里的花样多，随便找些市井琐闻，也能谈得头头是道，宾主居然能尽欢而散。 两位客走了一位，宝鋆还留在鉴园。这几个月的闲散日子，最惬意的是，可作长夜之谈，因为不必上朝，就不必早起，兴致来时，通宵不睡，亦自无妨。这天夜里，当然更有得可谈，醇王的来意，宝鋆要打听，恭王也要跟宝鋆商量。 “看样子还是放不过我！”恭王讲了他跟醇王谈话的经过以后，接着说道，“这才真是跳火坑的玩意！” “那么，六爷，你是跳，还是不跳？” “你看呢？” “跳进去要能跳得出来才好。退一步说，跳进去要能管用，于事无补，徒自焚身，大可不必。” 恭王默然，办洋务他还是有他的看法的，最要紧的是要有定见，不为浮议所动。从张佩纶马江受挫，陈宝琛无所表现，邓承修卷入漩涡，奉派在总理衙门行走以后，清流的气焰大杀。如今的翰苑领袖，是后起之秀的国子监盛昱，而他出尔反尔，最希望恭王复出。那就可想而知，一旦他的希望实现，必然处处协力，不会无端阻挠和议。这就很可以干一干了。 这样想去，恭王的心思便很活动，认为能谈成和局，有个可以弥补声名的机会，也很不坏。只是宝鋆一向为他所信任，既有不赞成的表示，就不便再往下说了。 当然，宝鋆从他的沉默中，便能窥知本心，为了交情深厚，不管恭王的做法对不对，他总是支持的。因此，态度一变，改口说道：“如果想跳，也未尝不可。不过，我可不能陪着六爷跳了。” “你想跳，我亦不肯。”恭王答道，“为我自己着想，也总得有个人在火坑之外照看，真的不得了的时候，也可以拉我一把。” “是了！我就在火坑外头替你照看。” 于是第二天起，宝鋆便很注意这件事，最先听到的消息是，醇王面奏慈禧太后，让恭王随班祝嘏，慈禧太后已经准奏。接着是军机章京透露，醇王已经拟好一道恩旨，随班祝嘏的废员，概有恩典，名单中一共六十几个人，第一名是当过三口通商大臣，对俄交涉失职，几几乎被绑到菜市口的崇厚。此外有个人，特加剔除，就是“进春方”的“词臣”王庆祺。 虽然加恩亲贵，非臣下所能擅请，而且对近支王公，已有恩诏，恭王的小儿子，原封不入八分辅国公的载潢，亦赏食全俸，这虽比赏给惇王和醇王两家的恩典差得多，也总算点缀过了，更不宜再有干渎。但是，只要随班祝嘏的废员，都有好处，恭王自然也不会向隅。醇王相信以恭王的身分来说，慈禧太后是决不会遗忘的，只要她考虑到该怎么样给恭王一点词色，就可以相机进言了。 弄清楚了醇王和许庚身所下的苦心，宝鋆倒也很感动，而且颇为乐观，认为慈禧太后准许恭王在慈宁宫外磕头拜寿，便是不念旧恶的表示。加上醇王的力量，慈禧太后一定会回心转意，想起恭王当政二十多年，除肃顺、平洪杨、剿捻匪、定回乱，毕竟不是一无用处的人，又何吝于给他一个宣力补过的机会？ 当然，醇王的苦心，宝鋆能够知道，自也会有别人知道，尤其是军机处，近水楼台，不用探问，也会听到。有人听过丢开，而有人入耳惊心，惶恐异常。 此人就是孙毓汶。 第三十七节 李莲英对恭王没有什么恶感，但也决不会有好感，凡是太监对“六爷”都有几分忌惮，因为恭王从不假此辈以词色。安德海的故事，虽已事隔多年，大家一谈起来却总是说：“如果不是六爷掌权，小安子那条小命不会送掉。”这个印象存在每一个太监心中，就不会有什么人肯在慈禧太后面前说恭王的好话了。 李莲英虽不说恭王的好话，却也没有说过他的坏话，这因为还碍着一位宠信始终不衰的大公主，犯不着得罪她。 也因为如此，他虽接受了孙毓汶的重托，却一直有些踌躇，不知道怎么进言，才能达成孙毓汶的希望而又不会招大公主的不满？如果是别人，他一定不肯管这件闲事，无奈“拿人的手软”，而这件事对孙毓汶的关系又太大。如果恭王复起，孙毓汶一定不能再值军机，说不定还会受到很严重的报复。所以无论如何非帮他这个忙不可。 盘算了一整天，决定在传晚膳以后进言。向例传晚膳在下午四点钟，伺候完了，天还未黑，慈禧太后总爱在这时候喝着茶问问外事，而也总是他一个人侍奉在旁边的次数居多。 有什么机密的话，只有在这时候回奏最适宜。 “外面，”慈禧太后常是这样开头，“有什么新闻？” “都在说，跟法国鬼子谈和，快谈成了。” “噢！”就这一句话，立刻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怀，“凭什么呢？谁说快谈成了？怎么我倒不知道？” “其实也是瞎猜，作不得准。”李莲英说，“奴才不大相信外面的看法。” “外面是这么个说法儿？”慈禧太后不屑地，“必是可笑的话！” 她已经自问自答了，李莲英就必得编一套“可笑的话”，才能迎合她的心意，“可不是可笑的话，”他说，“老佛爷的万寿吉日快到了，今年不比去年，五十大庆，更不比往年的整寿，就该象刘铭传那样，好好儿打个胜仗，给老佛爷庆寿才是。偏有人胡猜，说万寿快到了，马马虎虎和了吧！这不可笑？” “哼！”慈禧太后也不追问是谁在“胡猜”？因为既然可笑，就无须再问。 “另外有个说法，就可怪了。”李莲英微皱着眉，自语似的，“一定靠不祝还是别让老佛爷心烦吧！” 越是这样做作，越惹慈禧太后疑心，“说嘛！”她微感不耐地，“靠得住，靠不住，我知道。” “外面在说，六爷又要出来替老佛爷办事了……。” “什么？”慈禧太后大为诧异，怕是自己听错了，所以心急地打断，“说六爷出来替我办事？” “是！”李莲英清清楚楚地答了一个字。 “这是没影儿的事！我跟谁说过？”慈禧太后觉得离奇得好笑，“我连这个念头都没有起过。造谣生事到这个样子，真正少有出见。” “是！”李莲英放低了声音说，“奇怪就在这儿。照他们的那个说法，倒还是有枝有叶儿的，满象那回事。外面说的是，这一次老佛爷准六爷进宫来叩头拜寿，少不得要赏个差使，就不是管总理衙门，也得让他看看北洋来的电报。那时候，六爷就要劝老佛爷跟法国谈和了。” “哼！”慈禧太后冷笑，“且不说我没有让他办洋务的打算，就有这个打算，也是我拿主意。他劝也是白劝。” “原是这话！外面那班没知识的人，可就不是这么说了。” “怎么说？还能说他敢跟我争不成？” 李莲英不答。意思是正有此话，不敢明说，怕惹她生气。 如果慈禧太后真的生气，有个明确的表示，决不会再用恭王！李莲英帮到了忙，也就不会再往下说。无奈慈禧太后忽然又谅解了，“这都是那班人吃饱了撑得慌，没话找话。”她说，“其实六爷不是那样子的人。” 这就逼得李莲英非说不可了：“六爷倒不是那种人，就有人谣言造得荒唐。说老佛爷原就想和，只为话说得太硬，转不了圜！只有用六爷，是他才敢跟老佛爷争。老佛爷念着他二十多年的功劳，也不能不准他的奏……。” 话还没有完，慈禧太后已勃然大怒！额上青筋跃动，衬着极高颧骨，看起来格外令人害怕。 因为这段话无一句不是大拂其意，首先说慈禧太后愿意谈和，便是侮蔑她的本心，她的本心在报仇雪耻。当年英法联军内犯，文宗仓皇出狩，为开国以来，列祖列宗所未曾受过的奇耻大辱，百余年辛苦经营的圆明园，毁于一旦，更是令人椎心泣血的莫大恨事。文宗急痛攻心，口吐狂血，不死之病变成不治之疾，种因于此，当时的震动哀痛，至今只有她一个人感受得最深切，也只有她一个人忘不了，总想将士效命，能将洋人打败，才得扬眉吐气，稍慰赍恨而殁的文宗在天之灵。这番苦心，自以为可以对祖宗、质鬼神，不想为人侮蔑抹煞，岂是能忍得下的事？ 其次是认为恭王敢与她争，而且会争得上风，倒象自己亏负了他什么，而他有多大功劳似的。这也使慈禧太后非常愤怒，决心要问个明白。 “是谁说的这些话？” “是奴才不好，不该传这些话，惹老佛爷生气。”李莲英双膝一弯跪了下来，“老佛爷只不理他们就是了。” “我能不理吗？我知道是谁说的！哼！”慈禧太后冷笑，“有那班脂油蒙了心的，打算再把他架弄出来，好提拔他们升官发财。做梦！” 李莲英听懂了她的意思，是指恭王的一班“死党”，如宝鋆等人。这让她误会去，不生大关系！要紧的是得将恭王撇开，不然让荣寿公主知道了，会起误会，对自己就是件很不利的事。 “圣明不过老佛爷，孙猴子在如来佛爷手里，随他调皮，也翻不出手掌心去。不理他，理他倒是看重他了。不过，天地良心，六爷可从来不会说这些糊涂丧天良的话，如果六爷真的想出来替老佛爷办事效力，自己也可以求恩，不然就让大公主跟老佛爷回奏，何用造作这些没知识的言语。” 这几句话解释得很透彻，慈禧太后对恭王倒是消除了疑忌，但对那些指望着恭王复起，好连翩而上的人，决意狠狠泼他们一盆冷水。 第二天先召见醇王及总理大臣，首先议的是，美国所提中法和议的意见，一共四条：照天津条约，商定通商办法；法国军队暂驻基垄淡水；赔偿法国兵费五百万法郎，由法国征收基垄淡水海关的税款作抵；以上三条办到后，中法分别撤兵。 慈禧太后一面听，一面摇头。事实上亦只是奏闻而已，醇王不等她发话，自己就说：“这是办不到的事。咱们只有谢谢美国的好意。” “美国在调停，英国亦在调停，弄到临完，什么也不答应，倒象拿人家当耍似的。”慈禧太后说道：“咱们跟法国不和，可也犯不着得罪另外国家。总理衙门真该好好去想一想，办不到的事，别胡乱托人。” 总理大臣算是受了一顿申斥。但不管总理衙门还是军机处，慈禧太后如有不满，也就等于是对醇王的不满，所以他不能不作申辩。 “原是各国示好，愿意调停，如果一上来就拒人于千里之外，似乎不是敦睦邦交之道。 好在权操自我，眼前不妨跟他们敷衍敷衍。” 这一下，越发惹起了慈禧太后蓄积心头已久的不满与牢骚，“办洋务就懂得敷衍。从咸丰末年，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一直就讲的是敷衍！”她激动地说，“敷衍了快三十年了，那一国也没有敷衍好。”接着，话题一转，告诫醇王，讥刺恭王：“论敷衍的本事，你比人家差得远！我要愿意敷衍，又何必让你来管事？不会找会敷衍的人？” 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又是将近十月小阳春的天气，相当燠热，醇王额上都见汗了。 “还是谈你在行的吧！”慈禧太后问道：“杨岳斌怎么样了？” 杨岳斌奉诏复起由湘援闽，正在湖南募勇，已有八营，现募十一营，但杨岳斌认为兵不满万，还要添募十一营，凑足三十营整数再开拔。 “福建用得着这么多陆勇吗？”慈禧太后想起张佩纶以前的奏折，立即又说：“张佩纶说过，福建是海口，所缺的是水师、兵轮，不是陆勇。而且现在福建无事，派那么多兵去，无非骚扰地方！” “圣谕极是！”谈到这方面，醇王很起劲了，“兵贵精不贵多，臣的意思，杨岳斌现有十九营，挑成十营精兵，已很够用。” “这才是。就照你的意思拟旨，叫杨岳斌赶快走。” “是。”醇王又说，“由湖南到福建路很远，现在又交冬天了，路上的行粮，可得早替他想办法。杨岳斌想请旨，由路过的湖北、江西两省，各筹六万两。臣看应该准他。” “那就准他好了。”慈禧太后接下问：“鲍超呢？” 鲍超是奉旨援边，将要带兵出镇南关，他也是嫌兵不够。准他带兵二十六营，除去四川所拨五营，应该再募二十一营，而鲍超却不算现成五营，要募足二十六营。 “鲍超可有些胡闹。他的饷已拨了二十五万，据丁宝桢奏报，光是制办营帐、锅、碗、刀矛，就用了九万多两。” “荒唐！二十五万银子，只怕没有出川就用空了！这样还成什么事体？可恶！” “是！”醇王说道：“鲍超是一员勇将，本来念在他过去的功劳上，已经格外宽大。臣想请旨督责，务必要他激发天良，克日带兵出关。” “好！正该这么办。不过他这一出关，怕不是三、五个月的事，二十六营兵，饷亦不在少数。应该早早筹划。”“户部在筹划了。”醇王顺便提到一件事，“张之洞有电报来，要跟英国汇丰银行借一百万银子，人家已肯借了。” 提到这笔洋债，自然要谈到张之洞，也是慈禧太后比较能感到安慰的一件事。虽然张之洞在广东复开遗毒无穷的闱姓捐，为正人君子及广东的许多京官所痛心疾首，但确能不分畛域地支援前方，无论滇桂边境还是台湾，要军械，要粮饷，他总能尽力接济。特别是滇桂边境，与他的封疆密迩，更为关顾，所以他要借这笔巨款，慈禧太后完全支持。 “这两年放出去的人，得力的也就是一个张之洞。”慈禧太后对他的嘉许，还不仅止于筹济台越军事，颇有公忠体国的模样，更因为他对军事的看法，很符合她的心意：“前几天他有个折子，说得很不错，‘全局在争越南，争越南在此数月。’如今有了一百万银子，足足可以支持几个月，这是到了紧要关节上，你们可千万大意不得。” “是！”醇王肃然答道：“臣跟军机、总署决不敢丝毫疏忽。论陆路的情形，实在应该稳得住，洋人劳师动众，几千里航海而来，这劳逸上头，先就吃了亏。加以水土不服，在基隆的法国兵，只有一千七百多人，得病的上千，煤粮军火亦接济不上，如果左宗棠、杨昌濬能够想法子尽量接济，刘铭传必能克复基拢”“刘铭传能够克服基隆，朝廷自然要重重赏他。”慈禧太后说道：“战也罢，和也罢，总要好好打几个胜仗，说话才有力量，民心士气才振作得起来。不朝这上头去尽力，尽说些委屈求全的空话，我实在听厌了！” 这又是不愿让步求和的表示。醇王不敢接口，略停一下，提到新疆设立行省的事。慈禧太后便先从御案上检出户部主稿，与吏部会衔奏复的一个折子来看：“前据刘锦棠奏：遵议新疆兵数、粮数一切事宜。前经奉旨交议，新疆底定有年，绥边辑民，事关重大，允宜统筹全局，另订新章。 前经左宗棠创议，设立行省，分设郡县，案据刘锦棠详晰陈奏，由部奏准，先设道厅州县等官。现在更定官制，将南北两路办事大臣等缺裁撤，自应另设地方大员，以资统辖。拟添设新疆甘肃，布政使各一员，其应裁之办事、帮办、领队、参赞各大臣，及乌鲁木齐都统等缺，除未经简政有人外，所有实缺及署任各员，拟俟新设巡抚、布政使到任后，再行交卸，请旨简用。 新疆旗绿各营兵数及关内外粮数，应核实经理。国家度支有常，不容稍涉耗费，刘锦棠等当挑留精锐，简练军实，并随时稽查粮项，如将领中有侵冒等情事，应据实参奏，请旨治罪。” 重新看完这通奏折，慈禧太后的感慨很多，新疆设行省之议，早就有了。前年三月，刘锦棠以办理新疆军务钦差大臣的身分，与陕甘总督谭钟麟会衔合奏，在新疆设置郡县，但是刘锦棠反对将新疆从甘肃划出，另设行省，因为一共只有二十多州县，即使将来地方富庶，陆续增置，亦不会多到那里去。各省州县，最少的莫如贵州和广西，而新疆的州县还不及这两省一半之多，难以成为一省，不言而喻。 这是人人易见的道理，而另有深一层的看法，却不是人人见得到的。慈禧太后最称赏的是，刘锦棠的廓然大公的见解，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从前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办理新疆军，一切调兵筹饷的军务，都以关内为根本，也就是以甘肃支持新疆。他接替左宗棠而为钦差大臣，军务能够照常推行，完全是因为坐镇关内的陕甘总督，力顾全局，所以能够勉强支持。 如果说甘肃的地方大员，存在一个关内、关外的念头，那么新疆的军事，早就不堪闻问了。 因此，刘锦棠认为以玉门关为界，将内外分为两省，是非常不智的事。甘肃固可以从此减轻负担，而新疆以二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势必无以自存。这也就是说，辛苦交涉收回的伊犁，迟早仍旧要归入俄国的掌握。 “刘锦棠不主张新疆设行省，全是为了大局。”慈禧太后又说，“我又在想，刘锦棠是怎么成了左宗棠的部下的？还不是曾国藩存心公平，不存私见，全为大局着想吗？” 刘锦棠如何成为左宗棠的部下？醇王非常清楚。左宗棠奉旨西征，除了胡雪岩替他借洋债，办粮台以外，本身没有凭借。其时曾左已经交恶，但是曾国藩却将“老湘营”的刘松山，调归左宗棠节制。左侯定边，勋业彪炳，很得刘松山的力，因此左宗棠虽对曾国藩处处不满，唯独这件事心悦诚服，曾经在奏折上特地陈明。曾国藩逝世，左宗棠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愧我不如元辅”，这句降心以从的老实话，就是由此而来。 刘锦棠便是刘松山的侄子。没有曾国藩义助左宗棠，刘锦棠当然也不会随他叔叔成为左侯的部下，也就不会有今天底定新疆，筹议设省这一回事。慈禧太后回忆平洪杨，剿捻匪的大业，怆念曾国藩公忠体国，力持大局的贤劳，再环视今日荆天棘地的局势，自然感慨不绝。 “我不相信我们就敌不过洋人。力量不是没有，只是私心自用，都分散了！如果能象曾国藩、胡林翼那样，又何致于会有今天。如今总算张之洞还识大体。”慈禧太后又说：“曾国荃比他哥哥，可真是差得太远了！” 这是因为曾国荃从闽海情势吃紧以来，这三四个月对援闽援台，始终不甚热心。他诚然有他的难处，两江的海防、河防，所关不细，而南洋的兵轮、炮台、军械，又都不及北洋，为求自保，以致心余力绌。但慈禧太后总认为曾国荃漠视大局，忘掉了同舟共济之义，尤其是不肯援台，更以为还存着湘、淮之间的一道鸿沟，以湘军领袖，有意跟淮军宿将刘铭传过不去。所以不满已久。 正好，左宗棠奉命督师福建，道出两江，曾与曾国荃商量决定，由南洋派出兵船五艘，到福建集中，归杨昌濬调派，预备等杨岳斌的二十几营一到，就可以转运基隆，此外如有援台军火什物，亦由这五艘船装运。但是以后曾国荃却变卦了。他说，南洋可以派出的兵船只有三艘，但“不足当铁甲一炮”，而且兵船要打仗就不能载人，要载人就不能接仗，且不说为敌舰轰击，只要在海中相遇，为敌舰监视，就不能脱身，船上几天的煤烧完，寸步难行。 这是他打给李鸿章的电报，据情上达，慈禧太后大为震怒，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他说的也是实在情形。一口怒气不出，抓装五”与“三”的数目不符，严旨诘责，说前据左宗棠奏报，已经跟曾国荃商定，由南洋派船五艘增援，何以又称只有三艘？“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分危急，犹敢意存漠视，不遵谕旨，可恶已极！曾国荃着交部严加议处。” 这归吏部议奏。满汉两尚书，满尚书恩承刚刚到任，凡事不作主张，汉尚书是徐桐，一向对中兴元勋持苛刻的态度，所以一力主持，定了革职的处分。 复奏到达御前，慈禧太后从宽将曾国荃的处分改为革职留任。但不满依旧，所以此时有弟不如兄的评论。醇王本来亦很推重曾国荃，不过近来也相当失望，所以唯唯称是，不为曾国荃作任何辩解。 “前天军机送来一个单子，所有王公及现任京外文武官员，议降议罚，还有以前已得革留、降调、罚薪这些处分，请者加恩宽免。这是给大家一条自新之路，倒也可以。不过，”慈禧太后加重语气说，“有些人可不能宽免。我要好好查一查，象曾国荃，照我看，就决不能免。” 这也是皇太后五旬万寿的恩典之一。醇王听她口风不妙，怕碰钉子，越发不敢开口。又因为奏对时间已久，而新疆设行省的事，虽已决定，仿照江苏的成例，一省分治，设甘肃新疆巡抚一员，另外再增设藩司一员，就象江苏那样，既有江苏藩司，又有江宁藩司。但应该要派的人，却还不曾取得懿旨，所以把话拉了回来，先由刘锦棠的现职说起。 刘锦棠的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是差使，本职是兵部右侍郎，五旬万寿加恩封疆大吏，刘锦棠与广东陆路提督张曜，都以“慎固边防，克勤职守”的考语，加了衔，刘锦棠是尚书衔，张曜是巡抚衔。 要斟酌，也可以说要请旨的，就在这里。刘锦棠补上甘肃新疆巡抚，自是驾轻就熟，顺理成章的事，但张曜的官虽拜广东陆路提督，却自同治七年捻匪肃清时起，就在西陲效力，直到今年才奉旨入关，移防直隶北路，说起来回到新疆亦是人地相宜，而况加的是巡抚衔，调补甘新巡抚，名实相符，似乎比刘锦棠更为合适。 当然，调补地方大吏是军机的职掌，不过目前的制度特殊，而且涉及“督办军务”这个题目，醇王便有过问的资格，所以他细细作了剖解，请慈禧太后作一裁决：甘新巡抚是放刘锦棠还是张曜？ “巡抚到底不同，如果有缺出来，自然应该先给刘锦棠。而且钦差的差使不撤，刘锦棠兼理民政，有好些方便。”慈禧太后又说：“张曜防守直北，如果回到新疆，可又派谁接替他的防务？” 光是最后这个理由，便见得一动不如一静。醇王一向迟钝，许多明白可见的道理，常要在事后方始了然，此时听慈禧太后一说，连连答道：“是，是！派刘锦棠合适。” “张曜也不是不合适。”慈禧太后又说，“凡事总要讲个缓急先后，张曜也是好的，过几个月看，局势松动些，有巡抚的缺出来，让他去！他们在边省辛苦了十几年，也该调剂调剂。” “是！”醇王答道：“臣记在心里就是。” “张曜，”慈禧太后忽然问道：“听说他惧内，是不是？” “臣也听得有此一说。”醇王答道，“张曜的妻子是他的老师。” “怎么？”慈禧太后兴味盎然地问：“这是怎么说？” “张曜的妻子，是河南固始县官蒯某人的闺女，捻匪围固始，蒯知县出布告招募死士守城，赏格就是他的闺女……。” 醇王将当时张曜如何应募，如何以三百人破敌，如何为率军来援的僧王所识拔，如何由僧王亲自作媒，将蒯小姐许配给张曜的故事，约略讲了一遍。 “他的妻子能干得很，张曜不识字，公事都是他妻子看。 后来张曜当河南藩司，御史——记得是刘毓楠，上奏参他‘目不识动，这没有法子，只好改武职，调补总兵。张曜发了愤，拜太太做老师，现在也能识字写信了。” “这倒真难得！”慈禧太后说道：“巾帼中原有豪杰。” “原是。” 醇王刚说了两个字，刚晋为庆郡王的奕劻接口说道：“巾帼中也有尧舜。” 这自然是对慈禧太后的恭维，而类似的恭维，她亦听得多了，不须有何表示，只吩咐除了醇王，其余的都可以跪安退出。 单独留下醇王，就是要谈恭王随班祝嘏的事。殿廷独对，无须顾虑该为他留亲王的体统，所以慈禧太后的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见此光景，醇王心里就先嘀咕了。 “最近跟老六见面了没有？” “见过。”醇王很谨慎地回答。 “他近来怎么样？” “常跟宝鋆逛逛西山，不过在家的时候多。” “在家干些什么？”慈禧太后又问：“除了宝鋆，还有那些人常到他那里去？” 忽然考察恭王的这些生活细节，不知用意何在？醇王越发谨慎了，“在家总是读读书，玩玩他的古董。常有那些人去，臣可不太清楚。”醇王一面想，一面答道：“听说崇厚常去，文锡也常去。” “喔！”慈禧问道：“崇厚跟文锡报效的数目是多少？” 这是入秋以来，因为各处打仗，军费浩繁，慈禧太后除发内帑劳军以外，特命旗下殷实人家，报效军饷，崇厚和文锡都曾捐输巨款，醇王自然记得。 “崇厚报效二十万，文锡报效十万。” “他们是真的为朝廷分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呢，还是图着什么？” 这话问得很精明，醇王不敢不据实回答：“崇厚上了年纪，这几年常看佛经，没事找和尚去谈禅，世情淡了，不见得是想巴结差使。” “这么说，文锡是闲不住了？” 从内务府垮下来的文锡，一向不甘寂寞，不过醇王对此人虽无好感，亦无恶感，便持平答道：“这个人用得好，还是能办事的。” “哼！”慈禧太后冷笑，“就是路走邪了！果然巴结差使，只要实心实力，我自然知道，有用得着他的地方，自会加恩。 如果只是想些旁门左道的花样，可教他小心！” 醇王一听这话，异常诧异，“文锡莫非有什么不端的行为？”醇王老实问道：“臣丝毫不知，请皇太后明示。” “你，老实得出了格了！”慈禧太后停了一下，终于问到要害上，“你替老六代求，随班磕头，到底存着什么打算？”这一问，醇王着慌了，定定神答道：“这也是他一番诚心。 皇太后如天之德，多少年来曲予包容，自然不会不给他一条自新之路。臣国恩私情，斟酌再三，斗胆代求，一切都在圣明洞鉴之中，臣不必再多说了。”说着，在地上碰了个响头。 “你这是说，我应该让老六再出来问事吗？” 语气冷峻，质问的意味，十分浓重，醇王深感惶恐，“恩出自上。”他很快地答说，“臣岂敢妄有意见？” “咱们是商量着办，”慈禧太后的语气却又缓和了，“你觉得老六是改过了吗？” 于是醇王比较又敢说话了，“恭亲王自然能够体会得皇太后裁成之德。”他停了一下说，“如果皇太后加恩，臣想他一定再不敢象从前那样，懒散因循，遇事敷衍。” “你也知道他从前遇事敷衍。”慈禧太后微微冷笑，“不过才隔了半年，就会改了本性，说给谁也不会相信。朝廷的威信差不多快扫地了，如今不能再出尔反尔，倘或照你所说，让他重新出来问事，三月里的那道上谕，又怎么交代？” 醇王非常失望，谈了半天，依然是点水泼不进去。事缓则圆，倘或此时强求力争，反而越说越拧，还是自己先退一步，另外设法疏通挽回为妙。 “臣原奏过，恩出自上，不敢妄求，只是臣意诚口拙，一切求圣明垂察。” “我知道，我全知道。惯有人会抓题目，做文章，不过你看不出来而已。反正你替老六争过了，弟兄的情分尽到了，我让他们感激你就是！” 这番话似乎负气，且似有很深的误解，醇王深为不安。但却如他自己所说的“口拙”，对于这种微妙晦隐，意在言外的似嘲若讽的话，更不会应付。因此，九月底秋风正厉的天气，竟急得满头大汗。 “你下去吧！我不怪你。”慈禧太后深知他的性情，安慰他说：“我知道你的苦心，无奈办不到。就算老六真心改过，想好好替朝廷出一番力，包围在他左右的那班人，也不容他那么做。自从文祥一死，老六左右就没有什么敢跟他说老实话的人，沈桂芬再一过去，他索信连个得力的人都没有了！这十年工夫，原可以切切实实办成几件事，都只为他抱着得过且过的心，大好光阴，白白错过。说办洋务吧，全要看外面的人，自己肯不肯用心？李鸿章是肯用心的，船政局，沈葆桢在的时候是好的，沈葆桢一去，也就不行了。打从这一点上说，就见得当时的军机处跟总理衙门，有等于无。不然，各省办洋务，也不能人存政存，人亡政亡，自生自灭，全不管用。” 长篇大论中，醇王只听清了一点，慈禧太后对恭王的憾恨极深。而她的话里面，有许多意思正是自己一向所指责恭王的，因而也就更难为恭王辩解了。 第三十八节 跪安退出，回到内务府朝房，还没有坐定，内奏事处送来一通密封的朱谕，是慈禧太后亲笔所写：“醇亲王为恭亲王代请随班祝嘏，所奏多有不当，着予申饬。” 醇王碰这么一个大钉子，当然很不高兴，立刻就坐轿出宫。回府不久，礼王、孙毓汶和许庚身得到信息，都已赶到，来意是想打听何以惹得慈禧太后动怒，竟然不给他留些面子，传旨申饬？但却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谈些照例的公事。 一直谈到该告辞的时候，醇王自己始终不言其事。等礼王站起身来，醇王抢先说了一句：“星叔，你再坐一会。” 独留许庚身的用意，礼王不明白，孙毓汶约略猜得到，而被留的客却完全会意。果然，促膝相对，醇王将遭受申饬的由来，源源本本都说了给许庚身听。 “这倒是我的不是了。”许庚身不安地说，“都因为我的主意欠高明，才累及王爷。” “与你不相干！”醇王摇摇手，“我在路上想通了。上头对我也没有什么，只不过要让宝佩蘅那班人知道，不必再指望鉴园复起了。” “是！”许庚身到这时候，才指出慈禧太后的用意，“其实上头倒是回护王爷，让六爷见王爷一个情。王爷为兄受过，说起来正见得王爷的手足之情，肫挚深厚。” “是啊！”醇王高兴了，“这算不了什么。我也不必鉴园见情，只让他知道，外面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说什么我排挤他之类的话，不足为据，那就很够了。” 照这样说，许庚身出的那个主意，是收到了意外的效果。这几个月来，流言甚盛，都说醇王静极思动，不顾友于之情，进谗夺权，手段未免太狠。这当然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看法，所以辩解很难。而居然有此阴错阳差，无意间出现的一个机会，得以减消诽谤，实在是一件绝妙之事。 因此，醇王对许庚身越发信任，“星叔，”他说，“你再守一守，有尚书的缺出来。我保你。” “王爷栽培！”许庚身请安道谢。 “有一层我不明白，”醇王又将话题扯回恭王身上，“上头怎么会猜得到你我的做法？” 许庚身想了一下答道：“也许有聪明人识破机关，在太后面前说了些什么？” 醇王点点头问：“这又是什么人呢？” “那就没法猜了。王爷一本大公，只望六爷能为国宣劳，共济时艰，可也有人不愿意六爷出山。” “说得对！可又是谁呢？” 许庚身已经觉得自己的话太多、太露骨，自然不肯再多说。不过醇王紧钉着问，却又不便沉默，于是顾而言他：“前两天我听见一个消息，似乎离奇，但也不能忽略，不妨说给王爷听听。据说，内务府又在商量着，要替太后修园子了。” “喔！”醇王脸一扬，急促地说，“有这样的事？” “是的。有这样的事。而且谈得头头是道，已很有眉目。” “这……，”醇王神色凛然地，“可真不是好事！是那些人在捣鬼？” “无非内务府的那班人，也有从前干过的，也有现任的。”许庚身不肯指名，他说：“是那些人在鼓动此事，不关紧要，反正只要说得动听，谁说都是一样。” “我先听听，他们是怎么个说法？” 许庚身讲得很详细，然而也有略而不谈之处，第一是不愿明说是那些人在鼓动其事，这当然是他不愿树敌的明哲保身之道。 第二是因为当着醇王不便讲。内务府这班人的计议相当深，未算成，先算败，如果不是醇王当政，他们不敢起这个念头，同治十二年，为了重修颐和园而引起的轩然大波，他们自然不会忘记。当时以慈禧、穆宗母子联结在一起的力量，亦竟办不到此事，只为了受阻于两个人。 一个是慈安太后，一个是恭王。内务府的老人，至今还能形容：每当两宫太后，在皇帝陪伴之下，巡幸西苑时，看到小有残破的地方，慈禧太后总是手指着说：“这儿该修了！” 而扈从在侧的恭王，亦总是板起了脸，挺直了腰，用暴厉的声音答一声：“喳！” 同时，慈安太后又常会接下来说：“修是该修了。就是没有钱，有什么法子？” 这叔嫂二人一唱一和，常使得慈禧太后哑口无言，生了几次闷气，唯有绝口不言。然而，了解慈禧太后的人知道，她是决不输这口气的，而现在正是可以出气的时候。慈安太后暴崩，恭王被黜，再没有人敢当面谏阻。醇王当然亦不会赞成，但是，慈禧太后不会忌惮他，他亦不敢违背慈禧太后的意思，所以无须顾虑。 这话如要实说，便成了当面骂人，因而许庚身不能提到恭王。此外，内务府认为时机绝妙的理由是：皇帝将要亲政，而慈禧太后年过半百，且不说颐养天年，皇帝该尽孝思，就拿二十多年操劳国事而论，崇功报德亦应该替她好好修一座园子。 “偏有这些道理！”醇王苦笑着说，“就算有道理，也不能在这时候提。国事如此，我想上头亦决不肯大兴土木来招民怨的。” “那当然要等和下来以后才谈得到。” “和！”醇王大声问道：“什么时候才和得下来？就和，也不能丧师辱国。我看，他们是妄想！” “是！但愿他们是妄想。” 这句话意味深长，醇王细细体会了一下，慨然表示：“不行！他们敢起这个念头，我一定要争！” “说实在的，王爷也真的非争一争不可了！且不说眼前战事正急，军费浩繁，就算化干戈为玉帛，能和得下来，为经远之计，海军亦非办不可，那得要多少经费？” “是啊！”醇王瞿然问道：“这得及早筹划，至少也得五六百万。” “何止？”许庚身大摇其头，“我算给王爷听。” 他是照北洋已支用的海防经费来作估计。照李鸿章的奏销：光绪元年到六年，海防经费共收四百八十万，支出三百八十万。光绪七年起向德国订造而尚未完工，命名为“定远”、“镇远”、“济远”的三艘钢面铁甲军舰，造价就是四百五十万。加上这四年之间的其他海防经费，至少也有一百五十万，总计十年之间，光是由李鸿章经手支出的，就有一千万两银子。 “将来大办海军，最少也得添四艘钢面铁甲舰，就得六百万银子，有船不能无人，增加员弁、聘雇洋员的粮饷薪水，为数可观。此外添购枪炮子药，修造炮台，都得大把银子花下去。无论如何还得有一千万银子，才能应付。” 这一千万银子，筹措不易，如果修园，又得几百万银子。自古以来，劳民伤财的无过于两件事，一件是穷兵黩武，一件是大兴土木。一且不可，何况同时并举？如今非昔日之比，强敌环伺，非坚甲利兵，不能抵御外侮，筹办海军是势在必行的事，修园就怎么样也谈不上了。 这层道理很容易明白，醇王心想，以慈禧太后的精明，决不会见不到此，即令有人怂恿，只要一有风声透露，言路上必会极言力谏，自己不妨因势利导，相机婉劝，总可以挽回天意。 转念到此，心头泰然，“不要紧！”他很从容地说，“小人决不能得志！” “小人”的聪明才智，强出醇王十百倍，他所预见到的情形，是不容许它发生的。策动并主持其事的李莲英，早就筹好了对策，只待有机会进言。 慈禧太后万寿的前五天，宫中分两处唱戏庆寿，一处是宁寿宫，一处是长春宫。慈禧太后特地移住她诞育穆宗所在地的储秀宫，在长春宫临时搭建戏台，传召她中意的角色，点唱她喜爱的戏码。每天唱到晚上八九点钟方散。 散戏以后宵夜，只有两个人侍奉，一个是荣寿公主，一个是李莲英。十月初八那天，荣寿公主头痛发烧，起不得床，只有李莲英一个人陪侍，而又恰好谈到皇帝亲政，正就是进言的机会了。 照例的，这也是慈禧太后听新闻的时候。作为她的主要耳目的李莲英，自有四处八方搜集来的秘闻奇事，其中有的是谣言，有的是轻事重报，有的却又嫌不够完整详尽，都要靠李莲英先作一次鉴别，然后再考虑那些可以上闻，那些必须瞒着？那些宜乎旁敲侧击，那些应该加枝添叶？ 这天，李莲英讲的一件新闻，是广东京官当中传出来的，牵涉到一个翰林，上了一个折子，就发了几万银子的财。 “那不是买参吗？”慈禧太后细想一想，最近并没有什么大参案，不由得诧异，当然也很关心。 李莲英心想：倒不是买参，是买一道圣旨。不过话不能这么说，一说便显得对上谕不敬。他陪笑说道：“买参，这还能瞒得过老佛爷一双眼睛？原是可许可不许的事，才敢试一试。倒象是试准了。” “喔，”慈禧太后问道：“什么事？” “是广东开闱姓赌局……。” 严禁广东的闱姓票，是张树声督粤的一大德常，但却犯了“为政不得罪巨室”的大忌，因为广东的闱姓赌局，都由豪绅操纵把持。此辈一样有顶戴，甚至有科名，居乡则为缙绅先生，出入官府，平起平坐，在京，则凭乡、年、戚、友之谊，广通声气恃为奥援，张树声之垮台，广东的绅士可说“与有力焉”。 南张去、北张来，张之洞会做官，肯办事，也有担当，仿佛当年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似的，援闽、援台、援南洋，仿照左宗棠的办法，大借洋债以外，用海防捐饷的理由，私下在广州开了赌禁。 赌中规模最大，盈利最多的就是闱姓，广东一禁，移向澳门，变成利权外溢。张之洞虽眼开眼闭地一反张树声的禁例，但私赌不能大事呆召，而且只用秀才的岁试、科试的榜来卜采，规模也不大。这年甲申，明年乙酉、子、午、卯、酉乡试，接下来辰、戌、丑、未会试，倘或能够开禁，明年秋天到后年春天，仅仅半年工夫，就可大发其财。 因此便有人以报效海防军饷为名，向张之洞去活动，希望正式开禁。张之洞到底也畏清议，不敢公然许诺，只表示若有旨意，必定遵办。 于是广东搞闱姓的豪绅，凑集了一笔巨款，不下二十万之多，进京打点。先想托广东籍的言官出奏，那些言官也爱惜羽毛，不肯答应。最后找到一个翰林，名叫潘仕钊，广州府南海县人，同治十年的庶吉士，三年散馆，虽得留了下来，却是个黑翰林，从未得过什么考官之类的好差使。穷极无聊，愿意做这一笔“生意”。 广东豪绅下的“赌注”很大，第一次就送了潘仕钊六万两，等“牌”翻出来，还有下文。 广东豪绅作了许诺，天意不测，倘或因此而获重谴，愿意送他十几万银子养老，万一天从人愿，竟能邀准，也还有十几万银子的酬谢。 在广东豪绅的想法，以为潘仕钊在重赏之下，必定出尽死力，激切陈词，奏请弛禁，话说得过分，就可能获咎，所以预作慰藉之计。而潘仕钊却乖觉得很，深知朝廷办事规制，遇到这种情形，必下疆吏议复，而张之洞为了筹饷得一助力，必定赞成，所以对这个折子如何措词，立刻便有了计算。只是怕得之太易，豪绅反悔，因而先摇头说难，然后又横眉苦思，经过一番做作，才欣然表示有把握可成。同时声明，不管他如何出奏，只要最后闱姓弛了禁，他就得收取那笔十几万银子的酬劳。 广东豪绅答得很痛快，只要明旨准许，一见邸钞，立刻付款，倘或不信，还可以由“光绪乙酉年闱姓捐局”出面，先立借据。这是仿照买枪手的办法，彼此环扣着责任。乙酉年乡试，如果闱姓弛禁，设立捐局，凭此借据，当然可以讨得到钱，否则，这张借据就成了废纸。 于是潘仕钊写了一个奏折，文字非常简单，说“广东闱姓赌局，迭经申禁。现在澳门开设公司，利归他族。际兹海防需饷，请饬下粤省督抚，能否将澳门闱姓严禁，抑或暂将省城闱姓弛禁？”另附一个夹片，说副将彭玉伙同奸民，私收闱姓，暗示利权已经外溢。而这里面“能否将澳门闱姓严禁”这句话，是一陪笔，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根本管不着澳门。只是这一笔虽不通，不可少，不然就变成主张开赌，不但不容于清议，首先掌院学士就不肯代奏。 果然，翰林院掌院，武英殿大学士灵桂，十分仔细，将他的折子推敲了一番，认为立论不偏，方始代奏。而且果如潘仕钊所预料的，将原折发交张之洞和广东巡抚“妥议具奏”。 新闻讲到这里结束，只不过拿它作个引子，李莲英急转直下地说了一句：“这件事奴才想想真不平！” “那也奇了！”慈禧太后说，“别人愿意拿大把银子买他这么一个折子，只要折子说得有理，也不能驳他。何用你不平？” “奴才不是说那个潘仕钊。奴才只是在想：第一、象广东的闱姓开了禁就愿意报效军饷，只要用心去找，真正遍地是钱。现在各省都哭穷，自己舒服，就不念朝廷，实在不应该。” 这话自然是慈禧太后听得进去的，却未作表示，只问：“第二呢？” “第二、奴才就更不平了。朝廷处处省，处处替他们筹划粮饷，打个胜仗，老佛爷还掏体己犒赏。可是外头的那些人，何尝想到钱来得不容易？费朝廷多少苦心？就说马尾好了，辛辛苦苦办个船政局，造了十几条船，半天工夫教洋人轰光，几百万银子扔在汪洋大海里，奴才真正心疼。” “唉！”慈禧太后叹口气，“还是你们明白！” 有这句话，李莲英还犹豫什么？“奴才还有句话。”他做作得乍着胆的样子，“不知道能不能说？” “什么话？你说就是。” “奴才在想，钱扔在水里，还听个响声。几百万银子造兵轮，影儿也没见，就都没了。 也不知道那种船是什么船？值不值那些个钱？”李莲英略停一停，仿佛蓄势似的，最后那句话喷薄而出：“有得他们胡花，还不如老佛爷来花！”这句话使得慈禧太后震动，沉下脸呵斥：“你怎么想来的！ 这话什么意思？” 善窥颜色的李莲英，并没有为慈禧太后的怒容吓倒，相反地，如果她爱理不理，未置可否，反倒不妙。只要她重视这句话，自然就会去细想，也就会想通。 因此，他平静地，显得问心无愧地：“说来说去，还是奴才替老佛爷不平。当年岂只半壁江山不保？简直的就要玩儿完，若不是老佛爷镇得住，那有今天？奴才还有个想法，”这一次他是用正面陈情的手法：“要老佛爷许了奴才不会生气，奴才方始敢说。” 慈禧太后就有气，也消失在“若不是老佛爷镇得住，那有今天”那句话中了。“你说！”她点点头，“我不生气。” “奴才常跟崔玉贵他们说：老佛爷若是位男身，便是位乾隆爷。有乾隆爷的英明，也有乾隆爷的洪福，老佛爷的性情，争强好胜，跟乾隆爷一模一样。老佛爷如今心心念念在想的，就是替咸丰爷报仇雪恨，争那口气。当年洋人不是烧了圆明园，咸丰爷急痛攻心，就此圣体一天弱似一天，终于归天不是？如今咱们照样再修一座园子，看洋人能动得了它分毫不？” 这番话越说越快，也越说越激昂，不问他说的意思，只那番神情，便使得慈禧太后也激动了。然而回想到同治末年，为修园而引起的轩然大波，不由得又伤心，又愤慨。 她的默默不语，她的闪闪泪光，在李莲英看都是说动了她的明证。当然，慈禧太后所顾虑的，他也知道，而这些顾虑其实已不存在，她却一时未必想得到，正该在这时候傍敲侧击地提醒她。 想停当了，便又说道：“老佛爷辛苦了这么多年，如今又教导成一位皇上。照历朝祖宗的规矩，皇上该修园子，奉养老佛爷。有道是‘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就算今天六爷在军机，也不能说什么！” 这一说，慈禧心头就是一宽。不错啊，亲贵中再不会有人反对，言官呢？张佩纶灰头土脸；陈宝琛自顾不暇；张之洞春风得意，都不敢也不会上折奏谏了。 算起来敢言的几乎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盛昱，已补了国子监祭酒，锋芒大不如前；一个是邓承修派在总理衙门行走。这也是一个绝妙的安排，谁要滥发议论，大唱高调，就派谁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从前倭仁反对设同文馆，拿这个办法对付，现在对邓承修之流，亦是如此，将来如有人多嘴，更可如法泡制。 但也还有一个人不能不防，阎敬铭最讲究节用，一定不以为然。不过也不要紧，拿他调开，找个受恩深重而又肯听话的来就是。 说到头来，还是一个钱字，“不行！”她摇摇头，“要办海军。一条铁甲船就是一两百万银子，总算起来，怕不要上千万？那里还来的闲钱修园子？” “办海军是国家大事，不过也不见得要那么多钱。”李莲英用极有力的声音说，“只要七爷跟李中堂手紧一点儿，无论如何可以省得出一座园子来！” 一句话说得慈禧太后恍然大悟，满心欢喜，原来可以用夹带的办法，一面办海军，一面修园子，一切工料费用，都开在海军经费之中。上次修颐和园，惹起许多“浮议”，都由于大张旗鼓，闹得通国皆知的缘故。如果当时不是派捐，不是公然下上谕，委派内务府大臣办其事，不是闹出李光昭报效木植的大笑话，悄悄儿提用几笔款子，暗地里修了起来，一旦生米煮成熟饭，难道真还有人敢拿新修的园子拆掉不成？ 这样想着，豁然贯通。眼前立刻便浮起一幅玉砌雕栏，崇楼杰阁，朝晖夕阳，气象万千的风景。多少年来梦想为劳的希望，居然就这么平白无端地一下子可以抓在手里了！这不太玄了吗？ 就为的这份不甚信其为真实的感觉，她反倒能将这件可以教人高兴得睡不着的好事，先抛了开去。 “皇上快大婚了！”她突如其来地换了个话题，“接下来就是亲政。这两件大事，外面是怎么个意思？你有空也打听打听去！”“是！奴才早在留意了。”李莲英又说，“如今是老佛爷一个人拿主意，事情一定办得顺顺溜溜的。” “老佛爷一个人拿主意！”慈禧太后将这句话默念了几遍，心里有着无可言喻的快慰，同时也有无可言喻的感慨、警惕和雄心。 “对！”她自言自语地说：“就我一个人拿主意。趁这会儿……。” 她没有说下去，只在心里对自己说：“趁这会儿皇帝还未亲政，大权在握的时候，要为自己好好拿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