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推理》 第一章 “请问您的姓名？” 我问她仅仅是出于例行公事。我在报纸和杂志上至少见过她十几次，在弗雷明戈和城里其他地方也见过她本人。当然啦，当我听到门铃声来到大厅，通过门镜窥视时，一下就认出了她，尽管她并没有化戏妆。无论是她那件裁剪得体的棕色礼服，还是毛皮披肩或者价值上百元的头饰，都是那样无可挑剔。只是她那张圆圆的白脸，在餐馆或剧院大厅里很合适，而在日光下却显得有些太白了。她应该对这些稍加注意才是。事实上她脸部松弛，眼圈有些红肿。她开口说话了。 “我想你不会……”她把话头停了一会，然后说，“而你是阿奇·古德温。” 我点点头。“那么你是奥茜·怀尔。如果您没有预约，我得告诉沃尔夫先生您为什么要见他。” “最好还是我亲自告诉他。我的事非常秘密，非常紧急。” 我没有坚持。我总是要听到一大堆这样或那样的陈述，也有真的，也有假的。我猜测着她可能遇到的麻烦，假如我猜得不错，我将会欣赏到她倾诉时沃尔夫的脸色，和他对她的回绝。于是，我让她进去了。按通常的惯例，没有预约的陌生人在我去通报给沃尔夫时，总是被留在门外，但我可以破个例，并且这是四月底一个大风天，所以我把她带到了前屋，进屋以后第一道门在左边，转入大厅，再走到左手的第二个门，就到了办公室。 沃尔夫站在一个大地球仪旁，凝视着上面的一点。在我出去开门时他在注视着古巴，而现在他已经转向了老挝。 “一个女人。”我说。 他盯着老挝。“没预约？”他说。 “可能，”我承认。“但她说事很急很秘密，而且她可以眼都不眨就付六位数的费用。她的名字叫奥茜·怀尔。吉米·怀尔太太。你看报很仔细，所以你一定知道甚至《时代周刊》都称他叫吉米。她红着眼睛，大概才哭过，但她此刻已冷静下来了。我想她不会哭闹的。” “不行！” “考虑到天气，我没把她留在门廊外。她正在前屋。我已经和她谈过了。我知道她是能当场付账的。” 他转过身来。“讨厌！”他吼道。他用鼻子深深吸了口气，又从嘴里吐了出来，然后动弹了一下。他在桌后那张超大号的椅子边站起来。简直显得象一座活山。他很少起身接待来访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而如果他已经站起身来，那就无力再去顾及什么礼貌了，那又何必呢？我走过去打开通往前屋的门，叫怀尔太太过来，介绍了她，并把她引到沃尔夫桌边的一张红皮椅上。坐下后，她把披肩往后一抖，要是我不接住，它一定滑到地板上了。沃尔夫已将他那二百八十五磅的身体坐进了椅子里，然后用眼睛盯着她。当他用这种姿势对着谁，特别是当他这样对着一个未受邀请就闯进西35街他的这所褐色老房子来的女子，说明他已进入工作状态了。 奥茜·怀尔把她的棕色皮包放在肘边的架子上。“首先，”她说，“我得告诉您我是怎样来到这儿的。” “这并不重要。”沃尔夫咕哝着说。 “是的，”她说道，声音有些沙哑，她清了清喉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的，可是在说之前我得让您明白我告诉您的要绝对保密。我了解您，也知道您的声望，或许我不该到这儿来，但这事明摆着又是这样的机密。当然，我会开一张支票给你作委托费，也许我应该先给……”她伸手去拿架子上的包。“一万美元？” 沃尔夫哼了哼。“如果你了解我，夫人，你应该知道那是不聪明的。假如你想雇我干事，那是件什么事？假如我要干，有可能要委托费，也有可能不要。谈到保密，你告诉我的事决不会被透露出去，除非那会牵涉到将我卷入一场犯罪，那么我作为一个公民，一个获准开业的私人侦探，就会去报告当局。我说这话也代表古德温先生，我的这位雇员——。” “这的确牵涉到一桩犯罪案，一桩绑架案。” “的确如此。” “可是千万别报告当局。” 我扬了扬眉毛，在我的桌旁坐下，把椅子旋转过去朝着她。我打消了先前的猜测。很显然，我不会看到沃尔夫因一个妇女要求盯她丈夫的梢而做脸色，或者听到他拒绝她了。他开口说道： “自然，绑架又另当别论。其义务有时不是为了阻止弄清主要犯罪事实，而必须屈从于其他的考虑，立即救出一条生命。这正是您所关切的吗？” “是这样。” “那么是我错了。您是怎样到这来的就是至关重要的了。您是怎么来的呢？” “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朋友海伦·布劳恩特，她住在七十五街的一座公寓里，我是同她一块策划的。那座公寓的大门在七十五街，而便门却在七十四街上。我十点半给她去的电话。我让我的司机在十一点半把车开到前边去。十一点半时我出了门，钻进我的车就朝我朋友的住址开去。我没回头看是否有人跟踪我，因为我害怕这样会引起司机的注意。车停以后，我钻出车走进了公寓大楼——那儿的人都认识我——我走进地下室，经地下室来到了七十四街上的便门。海伦·布劳恩特正把车停在那儿，然后我钻进去，她把我送到了这儿。这样，我想他们不会有一丁点机会知道我正在会见内洛·沃尔夫。您看呢？” 沃尔夫把脸转向我。“阿奇，你呢？” 我点点头。“够棒的了。一百比一。但是如果有人等在七十五街监视着她的家而她又老没露面，那个人会感到奇怪的。从七十四街进去，而从七十五街离开固然是个好主意，就是回去之前时间太长了。除了这一点，我也会出这种主意的。” 她那红肿的眼睛看着我。“当然。但为什么说会太长呢？” “那得取决于那个人有多少耐心和注意力，这我并不了解他。”我瞟了一眼腕上的手表。“现在是十二点二十五分。你到这儿是半个多小时以前。你有理由被认为是和你的朋友待上好一阵子，可能数小时。但假如他对你的了解深到足以得知你的朋友海伦·布劳恩特住在那儿，他可能会打电话去找你，从那儿得到你不在那儿而在这里的回答。我从没和绑架者们打过什么交道，但从我所读到过和听说过的情况中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他们是非常敏感的。” 她摇了摇头。“他不会得到那种回答的。海伦已经告诉过她的女仆怎样说。如果有什么人问起我，或者问起她，他会得到回答说我们很忙，不能来接电话。” “您想得真周到。但还有这位海伦·布劳恩特。她知道您上这来见内洛·沃尔夫。” “她不知道为了什么事。那没关系，我可以信任她，我想可以。”她把眼光转向沃尔夫。“我就是这样才到这儿来的。我离开这儿时还得去一趟银行，然后我就回七十四街去。”她的声音又嘶哑了一下，她清清嗓子，咳了几声。“那是我的丈夫，”她说。她拿起包将它打开，从里边拿出一个信封。“他星期天晚上没回家，昨天这个东西投到了信箱里。” 她的椅子离得太远，不起身便无法将信封递给沃尔夫，当然他是不会起身的，只好由我站起身去。这是一个普通的米色信封，上面用打字机打着吉米·怀尔太太的住址：纽约，第五大道，994信箱。没有区号。另外还盖着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晚上11：30的邮戳。这是前天的号数。开口是由小刀或开封器很干净地剪开的，没留下毛边。我把它递给了沃尔夫，他瞥了一眼地址和邮戳，然后取出了里边的信纸。那是订合同用的普通信笺，也是米色的。他把它拿在左边，这样我也能看得见。我们都没有仔细读它，但只要瞟上几眼，第二天我都能替你把它复写出来。它可能会为沃尔夫提供一点有关打字人的线索。上面写道： 我们已将你的吉米安然无恙地抓起来了。我们没有碰他一根毫毛。只要用一张五十万美元的钞票就能使他完璧归赵，假如你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意思并且严格遵守我们之间的协议，我们也愿意严格遵循。如果你试图耍什么花招，那你将再也见不着他。你会接到奈普先生的电话，不要错失良机。 沃尔夫把信放入桌上的便笺本里，转向奥茜·怀尔“我不能放弃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他说，“这想必是一个骗局。绑架是一种铤而走险的勾当。很难相信一个人，一个已经陷入致命危险的人能够玩此儿戏，将这种事写下来，很难相信他作为一个绑架者的角色为他自己挑选了一个象‘奈普’这样的假名字去打电话。这一定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假如不是这样，那么这事就很简单明了了”——他用手指敲打着那张纸——“这个写信的人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家伙。你丈夫平时爱开玩笑吗？” “不。”她的下巴抖动了一下。“您是说这是一个玩笑？” “我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可我也提出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你遇到了一个难以对付的人。你接到了奈普来的消息了吗？” “是的。他昨天下午给我打了电话，用我对外的电话号码。我告诉过我的秘书我在等着这个电话，她在分机上也听到了。我想，也可能她打开信箱时就读到了这东西。” “他说了些什么？” “他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不想告诉您。我要准确地按照他说的去做，这方面我不需要您。我所以需要您，完全是因为我要我的丈夫活着回来。我知道他们可能已经把他杀害了，我知道，但是——”她的下颚颤抖起来，她压住嘴唇，止住颤抖继续说，“如果他们已经那样做了，而警察和联邦调查局又不能干什么，我就想找到他们。但是昨天那个人在电话里说吉米还好好的，那我得相信他，现我只能相信他！” 她坐在椅子的沿上。“但是，那些绑架者不是常常拿到钱之后还是把人杀了吗？那么能不能跟踪、辨认他们呢？能吗？” “已经可以了。” “是的。这就是我需要您所做的。照他说的去做，把钱取给他们，这些由我自己去做，这些没有你干的事。我已经告诉了银行里我的人今天下午我就去取钱，我要——” “五十万美元？” “对。我要完全照着那人说的去做，而这就是我现在力所能及的一切，我要吉米回来，我想得到肯定，我能让他回来。这就是我需要您的缘故。” 沃尔夫哼哼道：“夫人，你也许不能那样打算。你不是傻子。我能怎样着手办这个案子呢？同那个人或者他的同伙接触只有在你去送钱时，而您拒绝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您大概不能那样打算。” “可我就这样做，就这样做！这就是我来找您的原因！有什么事您办不到吗？您不是一位天才吗？您是怎么获得您的好名声的？”她从包里拿出一本支票，从笔帽里抽出钢笔。“委托费要一万美元吗？” 也许她自己有点天才，或者今天她很走运，竟去责问沃尔夫有没有什么事办不成，并且对着他挥动支票。他仰靠着，闭上双眼，用掌心握着椅子扶手的顶端。我等待着看到他嘴唇的蠕动，但是没有。怀尔太太打开支票本放在肘边的架子上，写下数目，然后从本子上撕下支票，起身将它放在沃尔夫的桌上，然后回到椅子上。她还打算说点什么，我举起手掌止住她。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终于，沃尔夫睁开了他的眼睛，“阿奇，你的笔记本，”情况急转直下了。 我拿起笔记本和笔。但他并没开口说话，反而又一次闭上了眼睛。过了片刻他睁开眼转向怀尔太太。 “措辞是很重要的，”他说，“这会有助于得知他的用词习惯。您应该如实地告诉我那个人在电话里说的话。” “不，我不能。”她强调说，“您可以设法干点什么，施点计什么的。您也可以让阿奇·古德温去干点什么。我知道他很聪明，您也可能是个天才，但我不能冒那个险。我告诉过那个人我将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自个儿做，我不会告诉您。什么措辞是重要的？什么样的措辞？” 沃尔夫高高地耸起肩头，然后又放回去。“那好吧，他的声音，您是否辨认出来了？” 她眼睛一动不动。“辨认出来？当然没有！” “您是否曾怀疑过，您曾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声音？” “没有。” “他说话罗嗦，还是简短？” “简短。他只是告诉我怎么做。” “声音粗俗还是柔和？” 她考虑了一下。“都不是，他只是——平平淡淡的。” “没有恐吓威吓吗？” “没有。他说，这是我的一次机会，也是我丈夫的一次机会，但没有威吓。他只是那么说。” “他的语法怎么样？他说话成句吗？” 她眼光一闪。“我没有考虑过语法！他当然说话成句！” “很难有人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吗？或许他所受的教育很低，就象通常的情况那样。” 她又考虑了一下。“我说过他不是粗俗的人，一点不粗俗。对，我想他是有教养的。”她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难道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吗？您不至于天才到足以通过他的谈话就猜到他是谁，或者他在哪儿吧。您能吗？” 沃尔夫摇摇头。“那是巫术，不是天才。您和您丈夫的最后一次会面是什么时候，在哪儿？” “星期六早上，在我们的家里。他离开家到乡间去，我们在卡顿纳附近有个住所，他到那儿办点事。我没跟着去，因为我不太舒服。星期天早上他还打电话来说他可能要深夜才回来。午夜时他还没回来，我就打了个电话去，门房告诉我他八点过一点就离开了。当时我还没有真担心，没真担心，因为有时候他会产生在夜里到处兜兜风的念头，但是昨天早上我担忧起来了，可我没打算惊动别人，接着信箱里就出现了那玩意。” “他离开你们的乡间别墅时是一个人吗？” “是的。我问过门房。” “您的秘书叫什么？” “我的秘书？您干嘛问起她？她叫蒂娜·尤特丽。” “她跟您多长时间了？” “七年。怎么啦？” “我必须和她谈谈。请您打个电话告诉她立即上这儿来。” 她惊愕地张大着嘴，忽又紧咬着闭上。“我不能，”她说。“她能告诉你什么呢？她不知道我上您这儿来，我也不想让她知道。甚至别的人也一样。我绝对信任她，但我不愿留下些什么漏洞。” “喏，这是您的支票，”沃尔夫指着桌上说。“拿上它走吧。”他做脸色了。“我必须得到您的真诚的证明，说明您是真诚的，可是却微乎其微。我当然知道您就是吉米·怀尔太太，既然古德温先生证实是您，但是我就只知道这些了，那玩意的确夹在您的邮件里，并且您确实接到过奈普先生的电话吗？我没听到您说一个字。我不能被人变着戏法来胡弄。阿奇，把支票给怀尔太太拿去。”我立起身，但她开口说。“这不是胡弄。天哪！胡弄？我丈夫——他们就要杀死他了！我只是不想让人知道我上您这儿来，不仅仅是对我的秘书——难道这样不对吗？如果您指望她告诉您那男人在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她不会告诉您的。我叫她不那样做。” “我不会去问她的。”沃尔夫缓和下来。“我只想问问她，那人是怎样说的。如果您确实很坦率，我没有理由认为您不坦率，那么您不该阻止我同她谈话。至于她会不会知道您上这儿来的事情，我想奈普先生不久就会自个儿弄清的——或许我希望他能这样。” 她发着愣。“他会知道？怎么个知道法？” “我会告诉他。”他转过身，“阿奇，我们可以在晚报上刊登一则广告吗？” “可以，在晚些出版的报纸上，”我告诉他。“《邮报》和《世界电讯》，我们可以试一试。《大公报》，对，让伦·科亨帮帮忙。”我坐回到放着笔记本和纸的椅子上。“机密的吗？” “不！必须是引人注目的。两个栏目或者三个栏目那么宽。标题用通栏大号黑体字，‘致奈普先生。’然后再用小号字体：‘被您占有爱物的那位女士已提出让我为她提供服务（句号）。她现在正在我的办公室里（句号）。她没告诉我您星期一下午在电话里对她说的话（逗号），而且她以后也不会告诉我（句号）。至于您给她的指令我一无所知（逗号），而我也不指望或者关切得到任何情况（逗号），她雇用我是为了一件特定的差事（逗号），即保证她的爱物能够完璧归赵（逗号），这即是本启事的目的（分段）。考虑到她雇用我的另一个差事（逗号），假如她的爱物没能归还给她（逗号），或者被损坏得难以修复（逗号），我已保证不惜我的时间（顿号），精力和才干（逗号），在所要求的时间内予以报复（分号），为此她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句号）。如果您对我的了解还不足以使你意识到这场交战对您的前途意味着什么的话（逗号），我奉劝阁下仔细掂量我的固执和愚顽（句号）。’下面，用中号黑体字署上，‘内洛·沃尔夫。’账记在我名下。你能打电话发过去吗！” “给《大公报》的伦·科亨，好的。也可能是其他报纸。”我把椅子旋转过去，伸手拿电话，但他止住了我。 “等一会。”他转首对怀尔太太。“您都听到了。正如您所说的，您丈夫可能已被他们杀害了。如果真是如此，我将不可更改地受制于这条发表的启事。您愿意吗？无论花多长时间和多少钱？” “当然愿意。如果他们杀害了他——当然，但我不——您只是做您所能做的一切，是这样吗？” “我可以不这么做，夫人，而我如果不这样便无事可做。再也没什么事可做了。假如，而且只有等您再给我开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并打电话叫您的秘书立即到这儿来以后，我才会正式着手接这事。”他漫不经心地拍着椅子的扶手。“不管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建立了什么样的信誉，您知道我将怎样去保护我的名声吗？这就是您所应该为之付出的代价和应尽的义务。如果您的丈夫已经死了，或者假如奈普先生并没有看到我的启事或不理睬它，而在拿到了钱以后杀害了他，那我将无能为力；假如是您自己拖延了时间呢？那费用可能不得不大大超过六万美元。当然，假如您丈夫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您将不存在任何义务，并且我还将退还一部分钱给您。至于退多少钱得看我的决定。如果我知道我的启事产生了效果，那会少退一些；反之，就会多退一些。我非常看重我的名声，而现在我却要用它去为您的利益冒险，但是，我并非那么贪得无厌。”他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如果奈普先生让您做的事必须在今晚做到，那么这条启示必须白天就见报并且产生效果。现在差不多一点钟了。” 这个可怜的女人——或者不如说这位阔绰的女人——用她的牙咬着嘴唇，看了看我。通常来人在遭到沃尔夫的四面夹击时总要那样看着我，显然是希望我出面给他们讲讲情。有时候我会不惜给他们点帮助。但奥茜·怀尔，吉米·怀尔太太却要另当别论。她激不起我的同情。我让我的目光饶有兴味而带有严格意义的职业味迎视着她的目光。她意识到我对她不过如此时，就把我撂到了一边，继而掏出了她的支票簿。放在架子上写着。她的牙仍然紧咬着嘴唇。待她撕下支票，我走过去拿起它递给沃尔夫。五万。沃尔夫瞟了它一眼，把它扔在桌子上说。 “我希望您得到一大笔退款，夫人。我的确希望如此。您可以用古德温先生的电话和您的秘书通话。等您通完话他再发送这条启事，如果可能的话所有那三张报纸上都发。” 她一只手颤抖着。“那真是必要的吗，沃尔夫先生？叫我的秘书来？” “是的，假如您想让我接手这件工作。您还得去银行，而此刻快到午饭的时间了。告诉她三点钟到这儿。” 她站起身，走到我的椅子前坐下，拨动了电话。 第三章 有可能我对吉米·怀尔的印象是错的，要真是如此，我就应该纠正过来。 年龄，三十四岁；身高，五尺十寸；体重，150磅。黑眼睛，有时候很懒散松懈，有时候又伶俐敏捷。光滑的深色头发，几乎是黑色的；一张整洁的白脸上有着一张宽大的嘴。我常常看见他，正如常常看见他妻子一样，既然他俩总是一块下馆子上剧院。五年前，他在一次乡间聚会上作了一次个人演讲，谈到了每个人和所有的事，因此而大出了一次风头。奥茜·特德，哈罗德·F·特德的遗孀在那儿遇见了他。第二年，她便嫁给了他，或许是他娶了她，这取决于是谁提出来的。 一个妇人嫁给一个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男人，可以设想，当她的名字在朋友中传开时对她总是不利的，更不必说仇人了，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如此。闲话归闲话，有些年轻的女人就是喜欢吉米，乐意同他在一块，并且只要他乐意，这是不成问题的，那他无疑就会在一周内的某天对他的半老妻子做出不忠的行为来。但我还从未亲眼当场见识过。我只能说，就我所知，撇开那些闲话，他是一个模范丈夫。我曾以为怀尔太太会要求沃尔夫跟踪她丈夫，因为我断定她的朋友们见到了什么闲话中说的事。 她也曾轰动一时，退回去二十五年——奥茜·帕赛尔在《牧场百灵》里扮演那位挤奶姑娘——她还曾放弃嫁给一位尽管老了点却非常富有的男人。他们生下过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曾在弗雷明戈见过他们两回。特德是七年前死去的，奥茜等过了一个体面的间隙期，才重新结婚的。 事实上在他们婚后的四年里，无论吉米还是奥茜都没干什么丑事，甚至没做过惹人注目的事。因为人们每分钟都期望着他们出点什么事，所以新闻出版界总是频繁地提起他们。她是在她登峰造极的时候带着一个杰出辉煌的名字离开百老汇，嫁给一个富有的中年男人的；而他也是在他登峰造极时结束他的放荡生活娶了一个阔绰的中年女人的。这样的一对人儿继承接管了特德的房产和钱财，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是注定要发生的。就是这么回事。 而现在果然有事情发生了，耸人听闻的事。就在两天以前，而新闻界对此未报道一个字。没有人把内洛·沃尔夫给奈普先生的启事与怀尔夫妇联系在一起。如果怀尔太太的朋友海伦·布劳恩特看见那条启事，倒有可能作一些猜测，但那也不是由于启事的发表而引起的。沃尔夫到花房去了不久我就看到了那个启事。没等到五点三十晚版《大公报》送到沃尔夫的棕色石房子，我就散着步到了第八大街34号的报亭。启事登在第五版，周围留有足够的空间。叫奈普的人绝不可能看不见它，当然了，那不会是他的真名。 晚上我有个约会，和一个朋友一块吃饭，一块看戏，这样也还不错。作为一个侦探，甚至作为内洛·沃尔夫的左右膀的大部分事务，都是枯燥乏味的例行公事，更别提那些给他跑跑腿的人了。所以，尾随一个拿着五十万美元的妇人去寻找绑架者，这样的念头是极有诱惑力的。这不仅仅是为了用一个有趣的方式去度过一个晚上，而且还可以发现许多种可能的线索。但是，既然这是沃尔夫接的案子，我只是为他工作，我就不能在得不到他的允许的情况下而背着他去干任何事。而且要是跟他提起这事那是白费劲，他会嗤之以鼻，然后自顾自地拿起他的书。就这样，我在六点钟回到了屋里换上衣服便赴约了。但是整个的晚上我都想知道我们的主顾在什么地方、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着她的事。当我一点钟左右回到住所时，我所要做的事就是在上床之前极力让自己别去拨她的电话号码。 电话铃响了。我不想让任何东西来吵醒我，而我最讨厌的就是电话。我翻过身来，强使自己把眼睛睁得能够适应光线。时钟指着7：52，我伸手拿起话筒，放在自己的耳朵上，费劲地说着：“这是内洛·沃尔夫的住所，我是阿奇·古德温。” “古德温先生吗？” “我想我是这么说的。” “我是奥茜·怀尔。我想和沃尔夫先生说话。” “不可以，怀尔太太。早饭前不可以。如果事很急可以告诉我。您是不是——” “我丈夫回来了！平安无事！” “好。很好。他和您在一块吗？” “不，他在我们的乡间别墅。他刚才打电话来了，十分钟前。他要去洗澡、换衣服、吃饭，然后再进城来。他还好，一点事也没有。我打电话是因为他答应他们什么也不说，绝对不说，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要我也什么都不说。我还没告诉他们我找过内洛·沃尔夫；等他来这再说。当然我希望沃尔夫先生和您也什么都别说。我就为了这个打电话。你能告诉他吗？” “可以，很乐意。您能肯定电话里确实是您丈夫吗？” “当然能肯定。” “好的。是不是那个启事帮了忙。你丈夫到后您能来个电话吗？” 她说她打来，我便挂断了电话。这时，收音机咔哒一下自动打开了，传来了一个声音；“……纽约有五个方便的办公室，一个在——”我伸手关掉了它。我午夜以后上床时，总要调好收音机在八点打开，好听一听电台的新闻节目，但此刻我再不需要什么新闻了。我舒舒服服地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大声说，“见鬼，不管吉米·怀尔怎么看，我们都可以说奈普先生一定看到了那张启事。”我又打了个哈欠，思忖着是该强打精神从床上起来才是。 没什么要紧的事可做。我看了看时间，都过了八点半了。我走下两段楼梯来到一楼，进了厨房，向弗里兹问了早安，拿起盛有桔子汁的杯子，呷了一口，感到肚子里很舒服。下来时我本想在沃尔夫的门口停下，但又打消了那个念头。弗里兹八点十五分给他送去早餐，这会才吃了一半呢。 “香肠里没有多少香果，”弗里兹说，“这简直是欺侮，这是哈威先生送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了。” “那么给我来双份。”我咽下果汁。“你给了我一个好消息，我也告诉你一个。昨天来的那个女人给我们的差事已经成了，全部干完。这下足够付给你我好几个月的工资了。” “太好了。”他用勺敲敲烤糕点的铁盘。“你昨天晚上干的？” “不。他不动地方就干好了。” “是吗？可是没有你他是不干事的呀。” 我放下我的空杯子，走到靠墙的桌前，桌上放着我的《时报》。我坐下来，瞟了一眼手表：8：57，等我吃完第一锅蛋糕的最后一口，并且消灭了第二根香肠，我打开了通往沃尔夫房间的蜂鸣器。 传来了他的吼叫：“干嘛？” “早上好。怀尔太太一小时前打来电话，说她丈夫刚从他们的乡间别墅同她通了话。他逍遥自在，没掉一根毫毛，待他打整干净、喂饱了自己就回城里来。他答应了某个人，大概是奈普先生，他和他妻子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都得保持沉默，她想让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真令人满意。” “是的。干净漂亮。我这就去散散步，到银行去存她给的支票。这儿离《大公报》报社只有五条街多一点的路程。这消息一定很快就会传开了，我是不是到伦·科亨那儿给他点好处，让他别透出去，除非我们告诉他怎么做。他会保得住的，你知道，他很喜欢尝甜头。” “不。” “你的意思是他保不住？” “不是。他已经表示过他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我还没看见怀尔先生，你也没有。让科亨先生傍着我们当然很有好处，但是不能那样做。也许今天晚一点可以。”他挂断了。他去屋顶的花房可能要迟两分钟了。当弗里兹给我送来第二份蛋糕和另两只香肠时，我说，“为了那几个子儿，我不得不上去和他捉迷藏。” 他拍了拍我的肩头说，“阿奇，如果你想做，你就去做；如果你不想，那就别做。” 我往蛋糕上抹着黄油。“我想你这是在抬举我。这事挺棘手的，我要好好研究研究。” 在后来的两个小时里，我吃完了早餐，读完了《时报》（那条启事登在二十六页上），开了邮箱，打扫了桌椅，移开昨天的兰花，在花盆里浇了些清水，步行到银行去了一趟，还干了些杂活。其间我始终都在考虑着形势。受雇涉足象吉米·怀尔被绑架这样的大案，而一天只做了些诸如登条广告，收收费的事，显得是有点窝囊。但又能干什么呢？在有利的时候，我是有些过多地迁就沃尔夫了，但由于吉米·怀尔的复归，沃尔夫受雇去做的工作已经完结了，还能怎么样呢？这消息一旦披露出去，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专家们很快就会跟踪上奈普先生，并且他们或迟或早总会抓住他的。我们什么都做了，除了一个细节，那就是亲眼看见吉米·怀尔。怀尔太太答应过他一到家就给我们来电话。我该上去问问他，奈普先生是否在刊有启事的《大公报》上看见了他自己。 我并不是非做不可。沃尔夫已经从花房下来，并且到了他的桌前，给花盆里的一种名贵的花喷了些水，撕掉台历上昨天的那页，浏览了信件，口述了一封给危地马拉的一位花卉收藏家的信。这时是11：25，门铃响了起来。他最讨厌在做重要事情时被人打断，但弗里兹此时在楼上，只好由我去。我告诉沃尔夫，“吉米·怀尔亲自来了。”随后便去开门。果然，门外站着的是吉米·怀尔。他说，“可能你认识我？我是认得你的。”他走了进来。“你是一个极好的舞蹈家。” 我告诉他，他也是。这是真的。我替他脱下外衣和帽子，挂在衣架上，然后把他带到办公室里，他朝沃尔夫的桌前走去，站在那儿说，“我知道您是不握手的。我曾经和一个人干过一架，因为他管您叫大老爷们儿。当然，我知道他是个黄种人。我是吉米·怀尔。我可以坐下吗？我宁愿坐在红皮椅上。就是这儿。”他走过去坐下，把双肘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跷起腿，说：“如果我打嗝的话，请您原谅。两天三夜里我除了冰冷的罐头豆以外，什么都没吃。而且我把熏肉和鸡蛋煮过了头。我妻子把雇您的事告诉我了。从来没听说过有谁为那么一点点小事就花费那么多的钱。自然，我不喜欢被称作是我妻子的‘爱物’——谁愿意呢？——但是我理解您也只能那么做。我妻子把那启事给我看时，我瞟了几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看见了这启事。这很重要吗？” 看着他那模样，听着他的谈话，你一定不会相信眼前这个人是在绑架者的魔爪里刚刚度过了六十个小时，只靠着冷豆子，甚至可能更多的时间里连豆子都没有的。当然啦，他刚洗了个澡并且才吃了饭。从我所听到的这一席话里看来，他决不会是个软蛋。他面色苍白，不过他平时就如此，而且象平时一样的光滑和整洁，黑眼睛仍是那么明亮清澈。 “你知道，这些可能是有益的，”沃尔夫说，“但并不是十分重要的。您来是告诉我，你不知道？” “事实上不知道。”怀尔抬起一只手，用中指和大拇指弹了一下。他的这个动作还是在他干老行当时就很著名了。“我刚才提出来是因为这可能对我们，我和我的妻子，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们中的哪一个看到了报纸上的那玩意，他们会知道我妻子已经把这事告诉您了，而那可能就不太妙了。这就是我来这儿并且这么快就赶来的原因。他们要我在四十八小时内闭紧我的嘴，一直到星期五早上，我妻子也得如此，否则我们会后悔的。我想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他们说的话意味着什么，我是有深刻印象的。所以我妻子和我想保持沉默，一直到星期五早晨。那么您怎么办呢？您可以在报纸上再为奈普先生登载一个启事，就说自从爱物归还以后，那件案子在您的范围内已告结束，您对此再无兴趣。您看怎么样？” 沃尔夫翘起头看着他。“您在做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怀尔先生——我也将保持沉默，一直到星期五早晨。我曾告诉过您妻子，义务有时候不是弄清一件重大的犯罪，而要服从于另外的考虑，得马上救出人命，而您现在不再处在危险中。现在我已经看见您自由地活着，那么我不能再拖延时间不去报告当局了。一个获准开业的私人侦探得受制于那些不适用于普通公民的约束。我不想使您和您的妻子——” 电话响了，我把椅子转过去，拿起话筒。“这儿是内洛·沃尔夫的办公室，我是阿奇·古德温——” “我是奥茜·怀尔。我丈夫在那儿吗？” “在这儿。他——” “我想同他通话。” 她显得很着急。我并不仅仅是出于好奇心，但我得插手了。很显然，如果她所着急的正是我想直接听到的，那么，为了星期五之前的事，在沃尔夫和吉米·怀尔之间将要发生一场冲突。于是我要她占着线，然后告诉吉米，他妻子想同他说话。一放下电话，我便到厨房去了，那里有一架分机。当我拿起听筒，怀尔太太的谈话声传入了我的耳朵。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男人刚从州警察总署来电话说，他们发现了一具尸体，是一个女人，他们认为那是蒂娜·尤特丽。他们让我到警察总署去辨认一下，或者让我派个人去。天哪，吉米，能是蒂娜吗？那怎么能是蒂娜呢？” 吉米：我不知道。可能阿奇。古德温会知道；他正在分机上听着呢。那人说过她是怎样被害的吗？ 奥茜：没有。他—— 吉米：或者尸体在哪发现的？ 奥茜：没说。他—— 吉米：或者他们为什么认为那是蒂娜·尤特丽呢？ 奥茜：是她，在她的包里和车里发现了她的东西。她的车在现场。我不认为——我不想——我可以派艾米尔去吗？ 吉米：为什么不可以？你看怎么样。古德温？艾米尔是司机。他当然可以告诉警察，那到底是不是蒂娜·尤特丽。必须让我妻子去吗？或者必须我去？ 再假装不在是没用的了。“不，”我说，“让您去不仅仅是为了提供证明。如果那真是蒂娜·尤特丽，当然他们就会对你们俩提些问题。如果对她的死因有疑点，那他们还会为此来找你们。仅仅为提供证明，甚至我都可以去。假如您要求沃尔夫先生派我去的话。” 奥茜：好吧！就这么办，吉米！ 吉米：那么……也许……他说警察署在哪儿？ 我：我知道怎么走。 奥茜：一定是蒂娜！她昨晚没回家，而现在——太可怕了—— 吉米：别难过，奥茜。我这就到那儿去。只是别难过…… 我挂上电话，走回办公室。当我进室时他正好挂上电话。我对他说，“我自然要听听沃尔夫先生的当事人在电话里都说些什么，而你也不难理会我会那样做。”我转身对沃尔夫说，“州里的一位警察刚从警察署给怀尔太太打了个电话。他们发现了一具女尸，并从死者包里及车上找到的东西分析那是蒂娜·尤特丽，但没说在哪儿发现的。一定还有什么东西和怀尔太太有关，可能是地址。警察要怀尔太太去署里辨认一下，而她不太想去，怀尔先生也不想去。我建议他们让你派我去。” 沃尔夫冲着怀尔皱着眉头，转而对着我。“她是暴力致死的吗？” “怀尔太太不知道。我已经全部汇报清楚了。” “瞧，”怀尔说，“这事真见鬼。”他正站在我桌子角边。“老天爷，真是骇人听闻。我想我应该亲自去。” “如果确实是尤特丽小姐，”沃尔夫说，“如果是暴力致死，他们会询问您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那是例行的公事。” “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昨晚在哪，在星期五早晨之前不能。甚至您也不能。” “那您就要被怀疑。您和您妻子得尽快商量一下。而假如古德温先生去辨认尸体，并且那确实是尤特丽小姐，他也要被问到他和她的关系，他是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地方见到尤特丽小姐的。您知道她昨天在这里。” “是的。我妻子告诉过我。但是天哪，他千万不能告诉他们这件事，不能说尤特丽小姐为什么会上这儿来。” 沃尔夫闭起眼睛仰靠着。怀尔正想说什么，见他没有听便打住了。他走到红皮椅那儿坐下，然后又站起来，朝门边走了几步，转过身回到沃尔夫的桌前，站在那瞧着他。 沃尔夫睁开眼睛，直率地说，“阿奇，要怀尔太太。” “有我在这儿，”怀尔说，“您可以对我说。” “您不是我的当事人，怀尔先生。您妻子才是。” 我拨了电话。号码我已记在脑子里，星期天那天晚上我就把它记住了。一个女性的声音，“这里是怀尔太太的住所。”我说内洛·沃尔夫想同怀尔太太说话。不一会传来了我们当事人的声音。“我是奥茜·怀尔，沃尔夫先生吗？”我对沃尔夫点点头，他拿起了他的电话。我还听着，但不得不同吉米·怀尔争抢电话，他过来抢过电话，紧紧握在手里，但我还是将电话贴近我的耳朵，没听清说了些什么，只听到沃尔夫说—— “早上好，夫人。我很高兴看到您的丈夫，和您一样。从警察署给您打的电话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我有个建议。我很理解您不愿去警察署看那女尸是不是尤特丽小姐，是这样吗？” “是的。阿奇·古德温说他愿意去。” 沃尔夫哼哼着：“古德温先生总是愿意去的。他是一个，嗯——精力充沛的人。但这有一些困难。如果确实是尤特丽小姐，他就会被询问他最后一次见着她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一旦他说出昨天她来过我的办公室，那进而他会被问起一些特殊的问题。如果他全盘告诉了他们，那必定就会说出尤特丽小姐昨天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等等。古德温和我，我们曾经认为在您丈夫被绑架的事件里她有重大嫌疑，而且——” “蒂娜？她有嫌疑？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您会这么怀疑？” “我现在还不能说出来。以后我会告诉您——也许不会。那么他们会追问有关绑架事件的所有情况，不仅从古德温先生和我这儿，还要从您和您丈夫那儿，他们可不想等到星期五。问题是——” “但是为什么您会怀疑蒂娜？” “那得以后再说。我这儿有个建议。您给我过一张六万美元的支票。我告诉过您，假如您丈夫活着回来，我会退还一部分给您，既然这涉及我刊登的启事上所说的，对于可能发生的事件我必须尽的义务，那么我宁愿先不退钱给您。而假如我尽了某些义务，那我就得挣下这笔钱。我的建议就是，我让古德温先生去警察署辨认尸体。如果确是尤特丽小姐，他证实了，并说他是在她昨天为了您雇用我干的一件秘密差事来我办公室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她的。关于我的指令，他可以拒绝提供更多的情况。我还可以保证，在星期五十一点之前，无论他还是我，都不会把任何事情往您丈夫的绑架事件上牵连，除非得到您的允许。这当然会把我们弄得很窘迫、很难堪，这样我也不必非得还您那笔钱了，我就不欠您什么，您也不欠什么了。这就是我的建议。补充一句，我并不是强迫您这么做，仅仅是告诉您而已。假如您认为这不可接受，那我就不能再隐瞒我所知道的一件重大犯罪，一个绑架事件了，我不得不立即报告当局。” “这是恐吓。这是敲诈。” “呣。我已经为了合理的收费而冒了一次惹火烧身的危险。我撤回我的建议。我今天就给您送去一张支票。这就结束了——。” “不！别挂上电话！”五秒钟没有声音。“我想同我的丈夫谈谈。” “很好。”沃尔夫环视了一下，然后看着我问道。“他到哪儿去了？” 我捂住话筒。“悄悄走掉了。在您说我们怀疑蒂娜有嫌疑以后。我听到了门关上的响声。” “我没听到。”他转而对着话筒。“您丈夫离开了，怀尔太太，可能上您那儿了。我没看见他走。我就把支票给您送去——” “别！”又一阵沉默，一小会儿过去了。“好吧，派阿奇·古德温到警察署去。” “我想我没理解错吧？” “是的。但是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认为蒂娜涉嫌此案。真是莫名其妙！” “对您没有什么疑问。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也可能是错的。找个时间我再跟您解释，但现在不行，现在我必须派古德温先生出去。请允许我这样做。” 他挂上了电话，我也挂上了。我起身走到大厅，到前门去查看了一下，门关着，我打开通往前屋的门朝里看了看，然后回到办公室对沃尔夫说：“他走了。我还以为我们当事人的丈夫要耍什么把戏呢。不过，也有可能他慌乱地关上门，而人却仍在屋里。是这样吗？” “没有必要那样做。你听到了我对怀尔太太所说的一切。” “是的，一切都很好。他们最多不过就是把我关起来，你竟来真格的了。但是我们难道对什么事有趣吗？我们非得关心尤特丽小姐那事什么时候在哪儿出的吗？” “不。我们没有涉足此案。” 我朝大厅走去，但在门那儿我转回身来。“你知道，”我说，“总有一天你要花费代价的。你会看到我们不得不涉足，而你不得不干下去。也许我应该趁热打铁地收集一些事实。而你允许吗？不。为什么？难道因为你认为我是那么——嗯——那么精力旺盛，以至于如果你什么时候需要那些事实时，我可以随时随地弄到它们派上用场吗？这回我可办不到。如果谁要对我说无论如何什么的，我就说我没有涉足此案。” 我走过去拿起衣架上的外衣，没戴帽子便出了门，走下七级台阶来到便道上，朝第十大街角落上那个车棚走去，那儿有一辆沃尔夫拥有而由我驾驶的崭新的苍鹭牌轿车。 第四章 下午一点十五分，西切斯特县的地区检查官克拉克·哈伯特眯缝着眼对我说：“你可不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古德温。你自己明白你为什么要上这儿来。” 我们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一间带有四个窗户的角形大屋子。他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四周都是侍从。我的椅子在一张桌子的一端。坐在我面前的是州警察局的桑德斯上尉和一个我曾打过交道的人：县首席警探本·戴克斯。戴克斯比起我两年前见到他时要发福多了，脖子上曾是皱纹的地方现在已变成了深沟，下巴也成了双的了。他坐着时肚子老要突出皮带一大堆。但话说回来，他仍不失为一个很精干的警察。 我的眼睛迎上了哈伯特的目光，但并没带着交战的意味。“我敢肯定我说你心里都已明白了。在我被带进来之前他们都向你报告了。我不认为他们会故意歪曲地报告。我知道本·戴克斯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应该避免发生误解。我看了那具尸体，并且辨认出那是蒂娜·尤特丽。桑德斯上尉问我是怎样认识她的，我说我只见过她一面，在昨天下午，可我的证词是真实的。戴克斯问到我昨天下午在哪儿见到了她，我说在内洛·沃尔夫的办公室。他又问她到那里去干什么，我说是吉米·怀尔太太让她去的，是沃尔夫先生的要求。他要询问一些有关怀尔太太雇用他调查的那桩秘密事件的情况。戴克斯问我那桩秘密事件是怎么回事，而我——” “而你拒绝告诉他。” 我点点头。“就是这么回事。我有权拒绝。我说我在执行沃尔夫先生的指令。如果他告诉我尸体是在哪发现，怎样发现，什么时候发现的，她是在哪儿死的等等细节，我将向沃尔夫先生汇报。如果这事牵涉到一桩犯罪，那么他会衡量，设想这桩犯罪同怀尔太太雇用他的那桩事有联系是否合适。我还没说完桑德斯上尉就打断了我的话，蒂娜·尤特丽是被杀害的，而我应该如实地告诉他尤特丽是怎样对沃尔夫说的，他又是怎样回话的。但我却不能。他说他听说过我自认为是多么顽固，并且他要带我到没有打扰不被发现的地方去。显然他这真是一个高尚人的风格。本·戴克斯只是一个警察，不是英雄，他坚持要带我来见你。假如我亲临拜访只是为了来把自己托付给桑德斯上尉，那我一定会感到十分舒适的。我一直在考虑去看一下精神分析医生，去看看我到底有多顽固，那我会省去些烦恼。” “我会很乐意为您那样做的。”桑德斯说。他把屁股挪动一下，才说出这话来。可能有人告诉过他，这样可以使他显得身上很有力量，没准他曾在镜子前练习过。 “你不会被托付出去的，”哈伯特说。“我是本县的主要司法长官。这牵连到一桩犯罪。蒂娜·尤特丽的确是被人杀死的。在她死之前的数小时是同你在一起的，据我们现在所知，你是见到她活着的最后一个人。桑德斯在询问一些会谈细节是公正的。我也会那样做的。” 我摇摇头。“他可不是在询问，而是在讯问。说到犯罪，在哪里？什么时间？如果一辆车从她身上压过——” “你怎么知道一辆车从她身上压过？”桑德斯抓住话头。 我把他撇在一边。“如果今天早晨在大街上一辆车从她身上压过，并且看见司机的人都说是个大胡子独眼龙的矮个子，那么我怀疑沃尔夫先生会认为他昨天同她的谈话是与此有关的。看见那尸体，我就断定要么她是被一辆汽车压死的，要么是被一个大铁锤打击若干次致死的，尽管也还存在着其它可能性。”我翻动着一只手。“糟糕的是，哈伯特先生，你知道沃尔夫先生是知道那些法则的。” 他点点头。“我知道他是怎样滥用法则的——你也一样。蒂娜·尤特丽不是在这儿的大街上被杀的。她的尸体今天早晨十点钟被两个逃学的男孩发现。尸体在路旁的一条沟里——” “什么路？” “铁矿路。显然这条路曾经是通往铁矿的，但现在却哪儿也不通。那路又窄又烂，离第一百二十三路两英里的地方就是死路了。那尸体——” “尸体是在第一百二十三路的什么地方？” 桑德斯在喉咙里咆哮起来，他还没坐稳他的屁股。我又一次把他晾在一边。 “大约在离第一百二十三路和第三十五路交叉处两英里的地方，”哈伯特说。“里奇弗尔德的南边，离州界不远。尸体被滚进一条沟里，从她身上碾过的那车就停在那里，大约离公路一百英尺的林中空地上。那辆车的车照也在那儿，上面写着蒂娜·尤特丽的名字和‘纽约二十八，第五大道九百九十四号’的地址。她的手提包也在车里，里头装的都是些普通的东西，有些东西上还留有她的名字。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是：那辆车就是把她压死的车。还有什么吗？” “她是什么时候死的？” “哦，当然，大约在昨晚九点到今天凌晨三点之间。” “还有其他车辆的痕迹留在现场吗？” “是的。还有一辆或者两辆车的痕迹，但那是在草地上。公路是石砂铺成的，草的深度高过了砂石。” “有什么人在昨天夜里看到过蒂娜·尤特丽或者她的车，或者其他的车吗？” “到现在还没有。离那儿最近的房子也有半英里远；东面，往一百二十三路那边，那一带的公路几乎没有人旅行。” “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情况吗？” “有，你就是。一个女人在她遇害之前几个小时曾去见过一个私人侦探，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假定，即这两件事是有关系的，而她对这个侦探所说的话就是根据。你能提供她和沃尔夫谈话是在什么时候吗？” “可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假定。这位侦探是对于这两件事是否有关的最好的鉴定人。我说过了，蒂娜·尤特丽去看沃尔夫先生不是为了她自己的事；她去是因为怀尔太太要她去，要她告诉他一些有关怀尔太太要做的事的情况。”我站起身来。“好吧，你们已经告诉了我两小时以后我可以从报上读到的东西。我这就去报告沃尔夫先生，然后给您打个电话。” “那是你想的。”桑德斯也站了起来。“哈伯特先生，您知道在这样的事情上时间是多么的重要，您也知道您要是放他走他就会在二十分钟以后逃出您的辖区，而且如果我们不告诉他，那些情报也许已经使局势有所改变了。” 我对他咧嘴一笑。“你能做二十个俯卧撑吗？我能。” 本·戴克斯告诉哈伯特：“我要问他一些情况。”哈伯特让他请便。戴克斯朝我转过身来。“在昨天《大公报》的下面刊登了一个题为‘致奈普先生’的广告，署名是内洛·沃尔夫。这事与怀尔太太要蒂娜·尤特丽去见沃尔夫有关联吗？” 我称戴克斯是一个精干的警察看来是有事实根据的。我给他的一笑不同于刚才给桑德斯的那个。“很抱歉，”我说，“我在执行我上司的命令。”我走到地区检查官跟前。“你知道这个情况。拿这样一些问题来为难我甚至是超出你们权限范围的，既然我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既然沃尔夫先生在他得到我的报告之前不能打电话或者派家里的人来，那么我想我们不得不让桑德斯中尉空手而归。当然，那得您作决定。” 他把头微微向后翘起以表示对我的不满。“你懂得什么是障碍，”他说，“阻碍审判。”当我礼貌地说：“是，先生。”时，他粗鲁地握紧拳头，从椅子上弹射起来怒喝道：“从这里滚出去！”我转身服从了，本·戴克斯朝我摇摇头。我走过时尽量靠近桑德斯，以便让他能够踢我一脚，但他没有那样做。 走在人行道上，我看了看表：1：35。我走过三条街，到那家我熟悉的被称为“玛丽·简”的小吃店去。那里的人能象在俄亥俄时我的安娜姑姑那样做一种好吃的鸡肉饼就小酥饺。我一边吃一边考虑着目前的局势，既然沃尔夫不想卷进去，那就不必花钱给他打电话去。至于我们的当事人，那就更不用着急。我可以在向沃尔夫汇报完之后再给她去电话。而且，既然我已经走了一半路程嗯，三分之一的路程——为什么我不到铁矿路去看一看呢？没准在这老铁矿我能发现点什么？如果我绑架了一个人并且想找个地方扣住他以拿到五十万赎金，那么一座废弃了的铁矿是再好不过的地方了。我付完鸡和一块大黄饼的账，走到我停“苍鹭”的车场。驱车朝霍桑区开去。我驶过米尔河大道，一直驶到尽头的卡顿那，我又朝东面的35路开去。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陶醉在万绿葱茏的大自然中。一路上都能望见牧场上数不尽的牛羊。快到卡那切特时，我转向了右边的123路，瞥了一眼时速表。我又驶了一英里半，并开始寻找起铁矿路来，过不多久，我便找到了它。 在路上转了一英里以后，我已经不那么肯定“苍鹭”能把我再带回城里去。在这一英里的路程上我遇到过五辆车，遇到其中一辆时，我不得不爬上块高地让它过去；而遇到另一辆时我则不得不退回去五十码。当我最后到达那儿时我想，把这儿设想成犯罪的场所看来是没问题的了。那儿有八辆车列成串，把路完全堵了。十多个妇女和三四个男人站在路边的沟沿上，两个男人在路对面大声地争论着谁把谁的档板给撞凹了。我避开了他们。朝北面是一片密密的树林，朝南面是一条通往水潭的岩石陡坡。我承认我对废铁矿是个什么模样并不清楚，但眼前却没有一点可以使人确认的特征。我挂上倒档开始小心地后退，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调头的地方。在第123路上我遇到了三辆开进去的车。 在我回城的两个决定当中，我记得其中一个是什么时候作出的。这个决定是花点时间欣赏一下路旁的风景，饱览一下春天的田园风采，既然我在四点以前到不了35街，而四点以后沃尔夫又缩进房顶花屋不愿让人打扰，尤其是对于他又不愿插足的事。所以，在到达35街之前我已做出了这个决定。 另一个决定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做出的。我是驾驶汽车在沙鲁路上走了一半后才意识到这决定的。我从西切斯特开往纽约，目的地在西河岸。而当我开上沙鲁路时我发现我的目的地已转向了东河岸，我几乎想了两秒钟才反应过来。我下意识地把车开向我们的当事人的家，想去告诉她我认出了尸体。也行，这会省掉打电话的一毛钱。而且，如果她丈夫也在，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也可以面对面地回答他们。这总是令人满意的。我把车转上了迪根高速公路干线上，朝着西河区96街驶去。 四点过十分，我在81街找到一块空地，勉强将“苍鹭”挤进去停下，便走进了第五大道994号那座四层楼石头宅第的大门。按了按电铃。开门的是一个穿制服，宽脸庞，脸颊上有些黑点的女人。我想，建造这房子的特德，哈罗德的父亲，决不会想到把门的会是一个女人，幸好他没在这里。那女人看到我也十分惊异，尽管她不认识我。待我告诉她我的名字并说我想见怀尔太太时，她说怀尔太太正等我去呢，于是把我让进去。对于我和沃尔夫之间竟是那样相互地了如指掌，我本不该感到惊奇，但是这回我又一次对此惊叹不已。原来，怀尔太太打过电话给沃尔夫，问我是不是去辨认尸体了。沃尔夫告诉她我在回去的路上要在她那停一下，尽管这之前我和他都没有提起过这事。所以他才那么自信地把我摸透了。总有一天，当我告诉他，在我到沙鲁路前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会打算在她家停一下时，他一定会洋洋自得的。 当看门女人替我脱下外套时，一个男高音从上方传来：“是谁呀，艾尔佳？”艾尔佳回答道：“是古德温先生，特德先生。”那男高音招呼道：“上来吧，古德温先生。”我沿着宽大的、螺旋形的白大理石楼梯往上走，在顶上看到了尼尔·特德。我曾提到过，我见过他几回，可从来没有机会同他认识。听说他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小家伙，曾读过三所大学但都没读下去。他母亲强迫他停止登山运动，因为他曾从一座山上摔下来过。他曾在一场球赛进行到第五个回合时，把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杨基球场的看台上。但就我个人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上剧院或弗雷明戈时不知穿什么衣服，喝了两杯便要大声说话的小毛头。他的男高音也是他的一种迷惑人的假相。 他把我带到一个宽阔大厅的一扇打开的门前，让我进去。我进门以后停下来，有那么一会我以为自己闯入了一个聚会，但马上我便看清了屋里只有五个人是活人，其余的都是铜像和石像。我联想起几年前我曾看到过的一幅描绘哈罗德·特德书房的画，而这便是那间书房。这是一间高大的屋子，但由于到处立着十几个真人大小的雕像而显得有点拥挤。怀尔太太的声音传过来，“这儿呢，古德温先生。”我走过去。五个活人聚在那一头，那儿有一个没有烧火的壁炉。我走近时怀尔太太说：“怎么样？” “是蒂娜·尤特丽。”我说。 “什么——怎么——” 我很快环视一下。“我没有打扰吗？” “没什么。”吉米·怀尔说。他正靠壁炉站着。“他们都知道这事。这是我妻子的女儿玛葛特·特德。这是她哥哥拉夫·普塞尔。她的律师安德烈·弗罗斯特。” “他们也知道内洛·沃尔夫，”怀尔太太说。“我的孩子们和我哥哥问起一些事，我们想还是告诉他们的好。那么这是什么时候——蒂娜——我们会被问起昨天夜里在哪儿……我决定让我的律师知道这一切，知道内洛·沃尔夫。那的确是蒂娜？” “是的。” “她是被一辆车压死的吗？”安德烈·弗罗斯特，那位律师问。他看上去有点象立在他椅子后面的亚伯拉罕·林肯的青铜像，只是他没有大胡子而且他头发是灰色的，要是他站起来也不一定有那么高。显然他已从警察署或者从广播里知道了蒂娜是怎么死的。 “她是被自己的车压死的。”我说。 “她自己的车？” 我面对着怀尔太太，她正坐在长沙发上，无力地靠着背垫。“为了沃尔夫先生，”我对她说，“我还欠您两条消息。一、我看见了尸体，认出了她确实是蒂娜·尤特丽。二，我告诉地区律师说，当她昨天下午为了您要沃尔夫先生办的那件秘密事务而去他的办公室时，我见过她一面。就这些。我拒绝透露那件事的一切情况。这是我所欠您的。但是假如您想知道蒂娜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和怎样死的，我将乐意告诉您。您想知道吗？” “是的，先谈谈是什么时候。” “在昨天夜里九点到今天凌晨三点之间。不久可能会缩小这个时间范围。属他杀，因为是她自己的车把她压死的，并且尸体被发现时那辆车就在那儿，头扎进一块路边空地。在她的头侧有一块砸伤，她被车压之前一定被什么东西打击过。而——” 我打住了话头，因为她发出了一声呻吟，然后闭上了她的眼睛。“难道你非得这么残忍吗？”玛葛特·特德问道。这个女儿比她哥哥尼尔要小两岁，她正坐在长沙发的另一端。我听说她的下巴往上一抬脖子就要发痛，所以她只好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鼻子。照我个人的看法，她要是有可能稍微转动一点她的头，她会是一个纤弱女子的极好的标本，要是看着她走路或者跳舞，你会以为她的胯部是上了石膏的。 “我并没那样做，”我对她说。“我只是说这件事。” “你还没说在哪儿，”吉米·怀尔说，“是在哪儿？” 怀尔太太又睁开眼睛，既然她是当事人，我还是得告诉她：“铁矿路。那是第123路上的一条狭窄的岩石小路，第123路汇入第35路，离卡顿纳七英里的地方，离州界线不远。” 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我的天，”她说，凝视着我。“是他们杀了她。”她转向安德烈·弗罗斯特。“那些绑架者。他们杀害了她。”转而又对着我。“你们是对的，沃尔夫先生说起过对她的怀疑。就在那儿——” “等一等，奥茜，”弗罗斯特止住她。“我得和你单独谈谈。这是一桩危险的事件，极端危险。星期一你拿到那张字条时就该告诉我。作为你的律师，我应该比别人知道得更早。我并不——你上哪儿去？” 她离开沙发朝门走去，她背着身子说：“我就回来。”便一直走了出去。吉米也朝门走去，走了一米又停住，背冲着我们，然后又走回壁炉那儿。怀尔太太的哥哥拉夫·普塞尔对弗罗斯特说了些什么，弗罗斯特没有答话。我以前从未见过普塞尔，因此对他一无所知，既没听说过也没有自己得知他的任何情况。他大约五十岁，头上已没有几根头发，他有一张和他妹妹一样的圆脸，我提到过他有一个习惯：当什么人想说什么时，他就会看看这个人。他的这种习惯会使你想对他说什么，好看看他是不是会盯着你看。 尼尔·特德正靠着乔治·华盛顿的塑像，他问我：“为什么会怀疑上呢？怀疑她什么？”律师冲我摇摇头，玛葛特说：“现在这还有什么用呢？她死了。”普尔塞看着我，怀尔太太进来时我正打算对他说点什么，以吸引他的目光。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回到沙发那儿，在沙发沿上坐下，然后从信封里抽出几张纸。弗罗斯特止住她，“你拿着什么？奥茜，我绝对坚持——” “我不在乎你坚持什么，”她对他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律师，安迪，哈罗德和我都这么看，我对你熟悉的事所做的劝告一贯是信任的，你也明白这一点，但是这事不一样。我曾将这事告诉过你，因为你能给我提供法律咨询，但我现在不需要法律咨询，现在我知道了蒂娜是在铁矿路被害的。我认为我更需要其他的东西，我想我需要内洛·沃尔夫。”她转而对我说：“他能来这儿吗？他不能，能吗？” 我摇摇头。“他从不外出办公。如果你想见他，他可以在六点钟——” “不，我感到不想——不。我可以告诉你，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走到靠近沙发的椅子前坐下。 她四下看了看。“我要你们大家都听着，你们都认识蒂娜。我敢肯定你们和我一样对她评价很高——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都喜欢她，不是那样，但你们都认为她是称职的和完全可以信赖的。但是很显然她——但等会你们就知道了。”她拿着那些纸，抽出一张递给我，又四下看看。“我已经告诉你们我星期一收到的那张字条上说，他们扣下了吉米并且我会接到奈普先生的电话。这字条在内洛·沃尔夫那儿。我还告诉了你们，我告诉了吗——是的，我告诉过——星期一下午来电话时，蒂娜听到了并且作了记录。后来她又从笔记上把那些话打了下来，这就是她打的。大声读一下，古德温先生。” 瞥了一眼我就明白了，那字打得和那张字条同出于一人之手，那些不清楚的字母也是相同的，但是纸要好一些，规格也不一样。我对他们读道： 怀尔太太：我是奥茜·怀尔。你是—— 奈普：我是奈普先生。你收到字条了吗？ 怀尔太太：是的。在今天早上。收到了。 奈普：还有谁听着电话吗？ 怀尔太太：没有。当然没有。那字条上说—— 奈普：好好保存着。如果你想再见到吉米，你最好照着办。你拿到钱了吗？ 怀尔太太：没有，我怎么做？我只收到那字条—— 奈普：把钱取出来。在明天以前取出来。把它放在手提箱里。五十万美元的现钞，每张票面别大于一百美元。明白了吗？ 怀尔太太：是的，明白了。但是我丈夫在哪儿？他还—— 奈普：他一切完好，安然无恙，一点伤都没有。这绝对可靠，怀尔太太。如果你也很坦率，那你就对我们放心吧。现在听着。我不想谈得太长。拿着钱，把它放进手提箱。明天晚上，星期二，把手提箱放进你的蓝色轿车的行李斗，别忘了检查一下行李斗是否锁好了。把车开到米里特公园路，停在西港的出口处，第33路。你知道第33路吗？ 怀尔太太：知道。 奈普：你知道佛勒斯旅店在哪儿吗？ 怀尔太太：知道。 奈普：到佛勒斯旅店去。在明天晚上十点到那儿。别在十点以前太早到那儿，也别迟于十点过五分。找左边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一杯喝的。你就会得到一个口信。明白吗？ 怀尔太太：明白。什么样的口信？我怎么才会知道—— 奈普；你会知道的。你肯定你都明白了吗？ 怀尔太太：是的。明天晚上十点钟，在佛勒斯旅店。但是什么时候—— 奈普：照我说的做吧。完了。 我抬起目光。“完了。” “但是天哪，妈妈，”尼尔·特德脱口道，“要是你早点告诉我！” “或者我。”安德烈·弗罗斯特严厉地说。 “那又怎么样？”怀尔太太问道。“你们又能干什么呢？吉米在这儿，不是吗？他在这儿活得好好的。我去见了内洛·沃尔夫，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他做事可能帮了我的忙，我不知道，也不在乎。” “我想你是绝顶英明的，”玛葛特·特德说，“没告诉他们任何一个人。弗罗斯特先生只会让你等待，直到他从书里查出什么办法来。尼尔只会化妆闯到佛勒斯旅店去，可能戴着副假胡子。你去了吗，妈妈？到佛勒斯旅店？” 怀尔太太点点头。“我准确地照着他说的做了。当然啦，银行的格雷汉先生很怀疑——不，不是怀疑，是好奇——他要我告诉他这钱派什么用场，但我没告诉他。那是我的钱。我到佛勒斯旅店太早了，我坐在车里一直等到十点钟才进去。我努力不让自己显得紧张，我想我做到了。我眼睛盯着手表，十点二十分我被叫去听电话，是在电话间里。我的声音听上去象另一个人，但是奈普先生没说话。然后他告诉我查一下曼哈顿的电话号码簿‘Z’字开头的地方，说完就挂上了。我查了查电话簿，有张条夹在里头，我拿走了它。”她又拿出一张纸递给我：“读一下，古德温先生。” “等一等。”这是吉米·怀尔的声音。他已经走过来低头看着他妻子。“我想你最好歇一会，奥茜。你我最好谈一谈。告诉古德温一切，告诉弗罗斯特——可现在还没到星期五。” 她抬起一只手抚摸着他的手臂。“我不能不这样做，吉米。我得说，现在蒂娜——天哪，他们杀害了她！读呀，古德温先生。” 这是同一个人打的字，纸和装进邮箱里的那纸条一样是便宜货。我大声读道： 立即离开。不要同任何人说话。到车那儿去。到了车里再读余下的部分。把车开到第7路，向右拐。过了威斯顿就离开第7路到支路上，然后关掉油门，或者在另外什么支路上随便打几个圈，半小时以后再转回第7路朝丹巴里开。过了布兰奇威尔一英里就停在菲提卡夫饭店，找一张桌子，要一杯饮料，你会收到一封信。 “拿给我吧，”吉米·怀尔说，“另外那张。”他伸手把那些纸拿了去。听那口气，好象如果我想争着将这些东西带给沃尔夫看，我就会被赶走似的。所以我赶紧用速记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些材料。其实这是没必要的。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可以逐字逐句地汇报出一次长谈。但象如此重要的文件这样做还是应当的。抄写这种打字几乎是自动的。所以我的耳朵仍可以听见怀尔太太在说： “我按字条上的要求做了。我想有一辆车一直在跟着我，但我不敢肯定我不想知道，也不想弄清楚。在菲提卡饭店发生的事同在佛勒斯饭店里的一样。十一点十分时我被叫去接电话，同一个声音告诉我查电话簿‘U’字头，在那儿又有一张字条。”她又把它递给我。“读一读。” 同样的打字，同样的纸。我读道： 立即离开。不要同任何人说话。在车里再读余下部分。继续上第7路，朝与第35路的交叉处开。往左拐上第35路，一直开到里奇弗尔德。在里奇弗尔德以外两英里处向左拐上第123路。向前走1.7英里，向右拐上铁矿路。慢点开。当你后边的车闪三下车灯时就停下。那辆车会停在你后边。走出来打开行李斗。一个男人会走上来说，“到奈普的时间了。”你就把手提箱给他。他会告诉你怎么做。 “他告诉了我。”怀尔太太说。“他让我立即离开这儿，中途不要停留，一直开回纽约。警告我在吉米归来之前对谁也别说任何情况，否则他就永远不会回来了。他说吉米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定会回来。他的确回来了！谢天谢地！”她抽出一只手去抚摸着她的吉米，但他的手不得不伸出老长去，因为吉米正忙着认我手里拿走那字条。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最后这一张字条的内容。特德家的儿子和女儿在说着什么，然后是安德烈·弗罗斯特说着什么。记完速记，我走到吉米跟前，把那些纸条拿回来交给了怀尔太太。她接住那些字条，然后对我说，“你这下明白了我为什么不得不告诉内洛·沃尔夫或者你了。” “我能够猜到，”我对她说。“沃尔夫告诉过你，我们曾怀疑蒂娜·尤特丽与这桩绑架事件有牵连。现在我又告诉你她的尸体是在铁矿路被发现的，也就是在你转交手提箱的那个地方，或者靠近那儿。当西切斯特官方来询问你为什么要派蒂娜·尤特丽去见沃尔夫先生，特别是如果你和你丈夫在星期五之前仍想保持沉默时，这就把你的问题也给牵连上了。他们还没来这儿吗？” “没有。” “他们不久就会来的。至于沃尔夫先生和我，在星期五早晨十一点钟之前，我们会守口如瓶的。他会这样做的，因为他十一点钟才从花房下来。至于你和你丈夫，现在还有你的儿子、女儿、哥哥和律师，你们都得为你们自己做个打算。对一桩谋杀案闭口不报是冒风险的。但是为你们自己着想，为了摆脱一个真正的危险，假如你当真相信奈普先生所说的你和你丈夫要是星期五前将事透露出去便会后悔的话，我倒不相信你们会有什么大不了的麻烦。这是你想求助于沃尔夫先生或者我的事吗？” “不。”她把那些纸条放回信封把它紧抓在手里。“那只是一部分。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认为蒂娜有嫌疑。” “很自然。”我把笔记本放回口袋。“你没看见她在那儿吗？在铁矿路？” “没有，当然没看见。” “当然不会没看见，既然她确实在那儿。难道你身后那辆车里只有那男人一个人吗？” “别的什么人我都没看见。天很黑。我没有——我没留意是否有其他人。” “那男人长得什么模样？” “我不知道。他穿了一件外套，把帽子拉了下来。他的脸被什么东西蒙住了，只有眼睛露在外面。” “谁先离开？他还是你？” “是我。他让我先走。我不得不把车开上路找一个调头的地方。” “当你回来经过那儿时，他的车还在那儿吗？” “是的。他把车开到路边上，好让我的车开过去。” “你是否看见路上还有其他的车？” “没有。”她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这跟蒂娜有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也没有。”尼尔·特德说：“他是一个侦探。这是他的天性。他想把你榨干。” “我坚持，”安德烈·弗罗斯特强调说，“这是鲁莽的，极端鲁莽的。你正在犯错误，奥茜。难道你不同意吗，吉米？” 吉米背靠着壁炉。“是的，”他说。“我同意。” “但是吉米，你必须明白，”她反对道，“她就在那儿！他们把她杀了！你必须明白我想知道内洛·沃尔夫为什么会怀疑她！”她对着我，“他为什么？” 我摇摇头。“我只是迷惑。但你完全可以猜测。”我站起来。“星期一下午你同奈普先生在电话里的谈话蒂娜是听到了的，并且还做了记录。我可以看看她打那字条的打字机吗？” 三个男人马上说了话。吉米·怀尔和安德烈·弗罗斯特都说：“不行！”而尼尔·特德却说：“难道我没告诉过你吗？”怀尔太太没管他们，问道：“为什么？” “我大概只有看了那台机器才能告诉你。我可能还会有某些建议。是这个吗？” “它在我的书房里。”她站起来。“你会告诉我你们为什么怀疑蒂娜吗？” “我既会告诉你，也会让你满意。” “那好吧，和我一块来。”她不顾男人们的反对，径直走开了。我跟着她出了屋沿着大厅来到一扇门前。她按了下按钮，自动电梯的门滑开了，我们走了进去。这电梯比起在沃尔夫的房子里运送他到房间和屋顶的那个来要新得多，干净得多，没有噪音和颠簸。电梯停下来时门打开了。她跨出去领我走进一间厅屋。这比哈罗德·特德的书房要窄一些。在屋里，我停下来浏览了一下——这是习惯：两张书桌，一大一小；堆满书籍杂志的书架；档案柜；一面大墙镜；桌上的电视机；镜框框起的摄影作品。怀尔太太已经走到了那张小桌前，她转过身来对我说，“那打字机不在这儿了！” 我朝她走去。在桌子的一头是放打字机的小垫子，但那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她又转过头去仔细查看着。现在只剩下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了。我问。 “那打字机总是搁在这儿呢，还是有时候被搬到其他屋子去？” “从来没有搬运过。它总是在这儿的。” “你最后一次看见它在这儿是什么时候？” “我——我得想想。今天我没来这儿，直到刚才我来拿信封时，我都没注意到它不见了。昨天的什么时候——我再想想，我不能想象……” “有人可能会把它借走。”我走到门口转过来说：“我这就去向沃尔夫先生报告。如果他有什么要说就打电话给你。最主要的是我们在星期五之前一定守口如瓶，除非——” “但是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你们要怀疑蒂娜！” “现在不行。找到了打字机我们就会明白的。”说着我便离开了。我走到大厅时，她还跟在我后头说着，但我还是照直走着。我没心思再谈话了。我不该提到打字机的事，既然它与沃尔夫受雇的工作毫无关系，但我想从那上头得到一点线索。尼尔·特德是对的，我是一个侦探，这是我的天性。他妈的。离开电梯我下了台阶来到底层。那个宽脸女人在弓门处出现了。她拿起我的外套递给我，打开了大门。我迎面碰上了正走进门厅来的本·戴克斯，那位西切斯特的警探头目。 我说：“你好啊，怎么来得这么晚？” 他说，“我是到公园来喂鸽子的，本来没想闯进来。” “真机灵，佩服。祝你们这帮进展顺利。”我绕过他出了门，一直冲81街而去，在那我停好了车。 第五章 当六点钟传来一阵沃尔夫的电梯的响动时，我已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了，我把脚抬得高高的放在办公桌上，头和背脊都靠在椅背上。 足有二十分钟我都在玩味着一个猜测游戏，因为我除了坐在那儿便无所事事。啃不下硬骨头，那我就吃肉吧。但是总有一天，不管是否抓住了奈普先生，有关吉米·怀尔绑架案，包括蒂娜·尤特丽遇害的一切细节，都会揭露出来的。如果我现在能在这儿根据我所掌握的一点情况预测出结果，而且将来被证实是正确的，那我一定要为自己佩戴一枚勋章。我就这么想入非非起来……。 问：蒂娜·尤特丽的确牵连进去了吗？ 答：当然了。是她用打字机打下了投进信箱的字条和怀尔太太在电话簿里拿到的那些字条。 问：谁拿走了打字机？ 答：蒂娜·尤特丽。当她得知怀尔太太去见过内洛·沃尔夫，而且我又让她留下手印以后，她生了疑心，拿走了打字机。 问：她是同那个从怀尔太太手里拿走手提箱的人在一块的吗？ 答：不，她可能把车藏在铁矿路沿线的什么地方。怀尔太太开车回去了以后她才开出来。她想去拿她那份赃款，那个拿了手提箱的男人，可能是奈普先生，根本不理那套，便把她杀了。 问：除了蒂娜·尤特丽以外，怀尔家里还有谁与这案子有牵连吗？ 答：有，吉米·怀尔。是他自己绑架了自己。他还有一个帮凶，因为他不可能是电话里的奈普先生，要是去假装一个声音是很冒险的。但他有可能是拿了手提箱以后杀死了蒂娜·尤特丽的那个人。 这就否定了刚才所推测的拿手提箱的人“可能是奈普先生”的观点，这些当然都还不是结论。疑点：吉米听到沃尔夫告诉怀尔太太说，我们怀疑蒂娜·尤特丽后，便从办公室溜了出去；当怀尔太太出示从电话簿里拿到的字条时，他要她最好到此为止；他还想从手里夺走那些字条，还有他那一系列的反应，还有他坚持到星期五才透露情况等等。 问：为什么他要把蒂娜牵扯进去呢？ 答：算了，这个问题没什么价值，可以有十多种理由和可能性。 问：他居然要让蒂娜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难道这不有点愚蠢吗？ 答：不，怀尔太太只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从信箱里拿到那张字条的，吉米知道她不会去检查打字。他回来以后可以毁掉这些字条。他可以说他答应了奈普先生这样做，不这样做他感到害怕。总之，她总得用某一台打字机，而买一台、租一台或者借一台会冒更大的风险。用这一台，然后撕毁那些字条，那就什么危险都没有了。因此他想从我手里夺走那些字条。 问：奈普先生会不会是拉夫·普塞尔、安德烈·弗罗斯特或者尼尔·特德？ 答：不会。怀尔太太对他们的声音都太熟悉了。 问：如果不提前的话，星期五吉米便不得不公布事件的真相，他们在哪儿和怎样扣押他，又是在哪把他释放了的。不管是警察还是联邦调查局都会找到他，难道他确信能脱得了干系吗？ 答：是的。他会说他们把他眼睛蒙上了，他不知道是被带到什么地方关押的。昨晚或今天清早，他们又蒙上他的眼睛把他带到一个地方释放了。 问：那么，你再设想一下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会怎样揭案，没准你就能拿到勋章了。你怎么想的呢？ 我正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听到了电梯那边传来的声音。沃尔夫走进来，到他桌前坐下说：“汇报吧。” 我把脚放下来，伸直了身子。“是，先生。的确是蒂娜·尤特丽。我告诉了地区检查官克拉克·哈伯特，说我是昨天下午，当她为了怀尔太太托你办的一个案子来你的办公室时见着她的。他问我那是一桩什么案子，我要是直接对他说无可奉告那会显得有点无礼，所以我说，如果他告诉我蒂娜·尤特丽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和怎样死的，我把这情况又向你汇报了以后，你会决定我该怎样回答他的问话的。当然了，后来我并没有向你汇报，因为你说过你不关心她发生了什么，也不想卷进去。我把情况通知了怀尔太太，并且告诉她，星期五之前我们一定守口如瓶。” 我磨磨蹭蹭地把打字机拉到跟前，装上纸和复写纸，从口袋里摸出笔记本，懒懒地敲打着键盘，完全的心照不宣。对于象我和他这样朝夕相处，又相互十分了解的人，这样做是有益的。他知道我有多固执，除非他要我说，我是不会再多说一个字的。我也知道他的固执使他决不会要我再说什么。当然，我还有事可做，不只是同他较量顽固。把那些字条的记录和其他杂记打下来，然后走过去打开保险柜，取出奈普先生投进信箱的那一张字条。吉米·怀尔还等着要它呢，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它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更多有用的东西。我把字条搁在桌上的便笺夹里，然后把便笺夹撑开靠在椅背上，取出一台照相机连照了六张。整个这段时间里沃尔夫都坐着看他的书，当然连瞟也没瞟我一眼。我把字条放回保险柜，搁好照相机，又往抽屉里放进一卷胶卷，这时候门铃响了。我走出去开门，然后转回来对沃尔夫说，“请原谅打断你，西切斯特的警长本·戴克斯求见。今天下午他也在那儿。他比你几年前在恰浦科的詹姆斯家见到他时要胖得多了。” 他说完了一句话才转过身来。“真讨厌，”他哼哼道。“我非得见他吗？” “不。我可以告诉他你没有涉足此案。当然，一个星期以后当他们绝望了就会把我们逮到警察署去的。” “你可没有汇报这个情况。” “我已经把你想知道的情况全汇报了。” “真是亚可悲。让他进来吧。” 我走到前屋去时一直在脑子虽查着那个词“亚可悲”。他可真是，常常用烂了的词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这可能真有点“亚可悲”。我打开门告诉戴克斯，沃尔夫正等着他，我替他拿着外套和帽子，把他领进了办公室。他走了三步便停下来环顾一下，“非常好，”他说。“要是你能干这事，可是太好了。你一定不记得我了，沃尔夫先生。”沃尔夫说认识他，要他坐下，戴克斯走到了红皮椅子前坐下。 “我想你完全没有必要接待一个地方官员。”他说，“如果我是来调查一些情况。古德温已经告诉你了蒂娜·尤特丽的事。他和你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后一个见到尤特丽活着的人，她是昨天下午上这儿来的。但是那以后我又见到了两个后来又见过她的人。但是你知道，这牵扯到一桩杀人案，所以你得准备到一个地方去，这是我上这儿来的原因，想找到一个突破点，也许你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古德温说蒂娜·尤特丽昨天上这儿来是因为怀尔太太要她来的，是这样吗？” “是的。” “那么，当然了，我不会问起怀尔太太要你替她做什么，我知道那是秘密，我只问一些有关蒂娜·尤特丽的事。我甚至不会问起你对她说了些什么，只问她对你说了什么。这也许很重要，因为她在谈话以后仅仅八九个小时就被害了。她都说了些什么？” 沃尔夫的嘴角向上翘了翘。“精明强干，”他说道。“令人钦佩，精明强干。” 戴克斯掏出他的笔记本。“她这么说吗？” “不。我是在说你的提问真是太巧妙不过了。你有权得到我的一个同样精巧的回答。”他抬起一只手，“戴克斯先生，在怀尔太太让我保守的秘密披露之前，我是不能告诉你尤特丽小姐对我讲的话的，那当然是未经特许的交谈，我同这事毫无瓜葛。我只是一个侦探。即使怀尔太太对我说的话对于你的凶杀案调查很重要，我也只好保守住它来冒冒风险。这个问题（即使很重要）的回答只有我来作，你不能作，因为你不知道她都对我说了什么。而据我现在看来，这个回答是否定的。” “你闭口不谈？” “是的。” “你拒绝告诉我蒂娜·尤特丽昨天对你说了什么？” “是的。” “也不告诉我她来这是为了何故？” “是的。” 戴克斯站起身来。“你也知道，你得为此冒风险。”他又环视了一圈。“你这儿很好。很高兴又见到你。”他转身朝门走去，我跟他出了门来到大厅，为他拿起了外套，他说：“你也在冒风险，古德温，啊哈？”我感谢了他的忠告，把帽子递给了他，并让他向桑德斯中尉转致我的敬意。 我回到办公室时，沃尔夫又拿起了他的书。他通常只是有些顽固，而有时候却是一块十足的顽石。到现在他仍还不清楚蒂娜·尤特丽是在何时何地怎样死的，而他明知道我清楚，而且他还不知道他所做的事对他六十年苦心经营的事业来说是冒着多大的风险，但是他竟然不打算改变一点点。他不愿承认我们对尤特丽的死是关心的，因为他已经孩子气地告诉我他对此不感兴趣。 在餐桌上，他一边拿烤羊腰子就着他和弗里兹发明的酱汁吃着，一面还大谈着为什么说你想了解的全部人类社会知识都在他们吃什么这个问题上。如果你知道他们吃什么，你便可以推演出别的东西——文化、哲学、伦理、政治，所有的东西。我很愉快地听着他的高论，因为这羊腰子烤得又嫩又香，酱汁又是弗里兹的拿手菜，但是，我想知道你根据沃尔夫在过去十年里都吃了些什么？该怎样去推理出他的所有事，我敢肯定你一定会推出他已经不再活在人间了。 晚饭后我走了出去。星期三晚上是玩扑克的时间。主人是居住在三十八街一所翻修过的房子的顶楼单人公寓里的索尔·潘佐。你就会认识索尔的。假如你早已认识他，你就应该知道我是多愿和他单独待上一个小时，跟他描述一下吉米·怀尔，看他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只是我不便这么做，假如索尔同意我的看法，那会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将不再是我个人的猜测了。吉米·怀尔要我们保密到星期五，假如确实是他杀了蒂娜·尤特丽，那他可把我们当猴耍了。当然，那对沃尔夫没什么，可我怎么样呢？这把我玩牌的兴致都影响了。索尔就在我边上，可这儿还坐着另外四个人，我不能对他讲。但什么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发现我老是在走神并给我指了出来。可他的牌从不受影响，他总是赢家，这一夜他可是所向披靡。到我们象通常一样在两点钟打完最后一盘时，他已从我手里赢走了一百美元，我毫无心绪再留下来，而且对他这个可以信赖的老朋友也产生了怀疑。 通常在星期四早晨，经过了一场艰苦紧张的牌桌苦战，一般不到九点或九点半我是不起床的，除非要做什么重要的饭菜。但这个星期四我发现自己八点以前就睁大眼睛躺着了。我清理了一下神经，大声说，“就是这该死的吉米·怀尔，”随即一抬腿挺身起了床。 我喜欢散步。在孩提时代我就喜欢在俄亥俄一边散步放牧，一边想着心事，现在我更喜欢在曼哈顿的人行道上散步。如果你不老散步，你是不会知道从汽车或者其他什么快速运动的物体中看行人和你步行时所看到的是多么的不一样。所以我洗了澡，刮了脸，吃了早点，读了报上刊登的关于蒂娜·尤特丽的消息，我已经无事不知了，我用内线电话告诉屋顶花房的沃尔夫我要出去处理点个人的事，一会就回来，便走了出去。 当然了，你不可能全都了解从你身边匆匆走过的每一个人，你只能知道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这天早晨我只知道八十街第二大道上那个穿着礼服的姑娘把她的鞋跟敲得山响。我从没见过哪位姑娘象她这样做。我这样谈论我的散步并不是废话，而是想说起我在十一点过一刻走进一家杂货店时所发生的那件事，那家杂货店坐落在第八大道和54街的交叉角上，我走进去，坐在柜台前要了一杯牛奶喝着。这时进来一个百老汇的家伙，坐在我身边的凳子上，对冷饮柜的店员说：“来杯咖啡，山姆。你听说吉米·怀尔的事了吗？” “我上哪儿去听到吉米·怀尔的事？”山姆反问道，“我只是成天在这转悠。吉米·怀尔怎么啦？” “他死了。刚才电台里播了，发现他躺在地板上，身上压着一尊塑像，你知道他娶那个百万富妇之前我们交往很深。” “我才知道。”山姆拿来了咖啡：“太糟糕了。”又一个顾客坐到一张凳子上，山姆走了过去。 我喝完杯中的牛奶便朝电话间走去。我可能是狼吞虎咽地喝下牛奶的，但是天哪，我竟把它喝完了。我不太记得清刚才的事，不过也没什么值得记的，我不过只是喝了一杯牛奶。我走到电话间，摸出一枚硬币，然后伸出手去取电话，但转念又把手缩了回来。这还不够，打个电话是很简单的，但我决定再进一步做点什么，做点比散步收获更大的事。我放回硬币，离开杂货店，走过几条街，步入了一栋建筑的大理石大厅，登上了电梯。 在二十层上，我朝接待员点点头便继续向前走。伦·科亨的屋子的门上写着他的名字，但没有头衔，这是《大公报》编辑部的两个边门。我不记得有哪一次我进来时伦·科亨没在打电话，这一回也不例外。他瞥了我一眼，继续打他的电话。我捡他桌边的一张空椅坐下，发现他并未显出睡眠不足的迹象，尽管他昨天晚上和我一样，是在两点过一点离开索尔家的。他微黑的脸庞清洁光滑，深棕凹陷的眼睛清澈和善。打完电话他转首冲我摇摇头。 “对不起，我已经把钱存入银行了，这样我可以节约一些钱。” 昨天夜里除了索尔以外就他是赢家了。“我可管不着你，”我说：“整个这一星期我都不走运。而现在我首先关心的是吉米·怀尔出了什么事？” “啊。”他微微扬起头来。“是不是沃尔夫又要找一份差事，要么就是已经找到了？” “都不是。只是我个人感兴趣。我散步时听到了一些情况。我可以等着买一张报纸，可是我感到好奇。他怎么啦？” “他死了。” “这我听说了。怎么死的？” “他被发现——你知道哈罗德·特德的书房。” “是的。那些雕塑。” “今天早上九点过一点时，他的继女玛葛特·特德发现了他。他躺在地板上，一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青铜雕像压在他身上，那是一尊约翰·托马斯·马克林塑在费城的塑像的复制品。那可是一个很美的画面，不过我不知道是否能得到一张照片，我这就打电话给楼下。” “不，谢谢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塑像怎么会压在他身上呢？” “我要是知道就应该首先知道这一点。你有什么看法吗？” “没有。你知道一些什么？” “非常有限。一无所知。我可以打电话给楼下问问是否有更多的情况，但我想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已经派出了五个人。但是你了解那些警察，还有那些地方检查官。我们人去是很难从他们口中掏出什么来的。” “你们一定知道一些情况，比如他死了多长时间之类的。” “不知道。我们要在那待到三点钟。”这时电话响了。他拿起电话，说了两声“是”，回声“不”，然后对我说：“现在轮到你了，阿奇。你的事儿来了，要么就是沃尔夫的事来了。昨天早晨怀尔太太秘书的尸体在西切斯特的一条沟里发现。今天早晨她丈夫的尸体又在她的书房里被发现，而你却来了这儿——不是打电话，而是亲自赶来。当然沃尔夫是受雇于某人了。什么时候？昨天？秘书是怎么回事？” 我眼睛盯着他。“我可以告诉你所发生的一切。” “我可以猜到一半。别用你那种生硬的眼光把我钉在墙上。我很敏感，你一定知道是谁杀死了秘书。” “不。我曾经以为我知道。但现在不了。我掌握的情况或许马上就要披露——或许还不会披露。我要是现在就告诉了你，那你必须守住密，直到我发话——当然了，除非已被披露。这是我个人的事，沃尔夫先生并不知道我来这儿。” “好的。我一定守密。” “你保证。” “是的。我保证守住密，除非它被披露。” “那么拿好纸笔。吉米·怀尔本应该星期天从乡间别墅回家的，但是他没有。星期一早晨怀尔太太在邮件里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说她必须花五十万美元才能赎回她丈夫，她还接到了一个自称叫奈普先生的人打来电话。我把那字条拍了照，假如你能给我在牌上留个记号，让我从索尔那儿把钱赢回来，那我就让你翻印那照片。你会怎样处理这张照片？独占吗？” “我得帮你在十张牌上做记号了，你输掉的钱是一百美元。是这样吗，阿奇？” “是的。” “我的天哪。这位‘奈普’可是太可爱了。他的名字怎样拼写？” 我拼给他听了。“他星期一下午打电话给她，让她拿上钱，放在手提箱里，再把手提箱放进她那辆蓝色轿车的车斗里，在星期二晚上十点钟把车开到33路上的佛勒斯饭店。她照着做了。在佛勒斯她接到电话让她查电话簿‘Z’字头，如在那里找到了一张字条，我没有——” “妙极了。”伦说。他的铅笔刷刷地写着。 “不错。别打岔，我急死了。我没留下这张字条的照片，但我从原件上把它抄了下来。这字条是打字机打的。根据字条上的指令，她又开车转了一阵在十一点到了菲提卡夫旅店。在那儿她又接到一个电话让她在电话簿里找‘U’字头。另一张字条，同样的打字——我也抄了下来。又是一个指令。遵照指令她从7路到35路、123路，又到了铁矿路，那是一条一码宽的石沙路。她转了进去。当一辆车——” “蒂娜·尤特丽伦说那个秘书。她的尸体是在铁矿路被发现的。” “别打断我。当跟在她后头的一辆车闪了几下灯时，她停了下来，走出汽车从车斗里拿出手提箱。一个只有眼睛没蒙住的男人从另一辆车里钻出来，拿走了手提箱，告诉她一直回家别在任何地方停留，也别对任何人说什么，她照着做的。昨天早晨大约七点三十分，她丈夫从他们的乡间别墅打电话给她说，那些绑架者释放了他，他要洗一下，吃完饭就进城来。他还说他们要他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缄口保密，否则他将后悔莫及，他也希望怀尔太太这样做。我不知道他抵达第五大道的家里的准确时间，但那一定是十点左右。” 我站起来。“好了，就这些了。我得走了。假如在我发话之前你就把这些材料捅出去，我可要写一封信给总编，再拿你的眼睛去喂猫。假如说我已经发话允许你用这些材料，你也别提到内洛·沃尔夫或我。如果绑架案在我发话之前披露了，你也比别人更先掌握这些材料。我会来看你的。” “等一下！”伦也站起来。“你知道这事十万火急，这火会把我屁股都烧成灰的。” “我相信这话。可你在打牌上作弊也帮不了我的忙。” “这事有多严重？” “不严重。有两种可能性：要么那里头每一个字都象金子一样宝贵；要么吉米·怀尔太太是个两个乳房的谎言家，甚至几乎是谋杀者。如果以后她不是那么回事，那就要烧了你的耳朵，更不用说烧你的屁股了。假如说是她杀了蒂娜·尤特丽，那么又是谁杀了吉米呢？本杰明·富兰克林吗？”我转身就走。 “真他妈的，听着！”他抓住我的膀子。“星期二晚上蒂娜·尤特丽和怀尔太太一起坐在蓝色轿车里吗？” “不。无论哪种可能性存在，有一点是明确的。蒂娜自己的车就在铁矿路。这就形成了一大堆问题，伦。你可以用一个小时来提问题，可我没有一个小时。” 我走了。走出电梯，来到大厅，踏上了人行道，准备再往回走。乘出租车快不了多少，我还是步行吧。从列克辛顿大街走到35街，穿过大街小巷来到了棕色石头房。在大门前用钥匙自己打开门进去，把衣服挂在衣架上，走入了办公室，倒了杯啤酒。 “下午好，”我说：“你打开收音机听了十二点的新闻吗？” “是的。” “提到了吉米·怀尔吗？” “是的。” 我走到我的桌前坐下。“我串门去了，所以你要对我发发火也许会感到舒服点。我没有遵循你的命令，我很不忠诚，辜负了你的信任。我把吉米·怀尔的绑架案告诉了伦·科亨。不是为了发表，他在得到我的允许之前也不会发表。我没有提及怀尔太太聘你的事，我把你排除在外了。我不打算辞职，你可以解雇我，可以扣去我两个月的薪金。” 他举起杯子喝了一口。杯子里还有一英寸泡沫时他总是把杯子放在嘴唇上舔去那些泡沫。他放下杯子。“这是恭维吗？”他问。 “不，先生。这是坦率的。如果你想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会说的，但不是为了找借口，只是提供情况。你想吗？” “是的。” “这真让我着急。我知道许多你不知道的情况。你并没有得知我从警察署了解到的事。你只知道我在回来时去过怀尔太太那儿，但你也不知道我在那得到了什么——” “我未曾拒绝听你谈起呀。” “见鬼。你我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曾对我说我们不关心蒂娜·尤特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介入此案。这有助于思考吗？” “不。” “那好。我掌握的情况使我推测可能是吉米自己绑架了自己，他杀了蒂娜·尤特丽，而且耍弄了我们，所以我就犯了迷。我得说，沃尔夫先生，请你放下书一会儿，允许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事，以便使你决定该怎么做。当你十一点钟下来时，我很高兴。我不想整个上午不挪动屁股地待在这里，所以我去散步了，十一点过十八分，我听到人们谈论吉米·怀尔被发现死在书房的地板上，那地方我昨天下午才去过。” 为了戏剧性的效果，我停顿了一下。“我说到哪儿了？假如警方还不知道我昨天同那该死的一家凑在一块谈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了。甚至警长他自己可能已经在按门铃了。他要问我去那儿干什么，如果我告诉他，就会毁掉我们和怀尔太太的协议；如果我不想告诉他，那么我只得说我去做了一次野餐，至少我得说我的驾驶执照弄丢了。可那无助于谈话，沃尔夫先生，即使你不想涉足此案，也请你允许我告诉你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我陷入了困境。我能怎么办呢？我只好自己处理，我就这么做了。我去做了一些你让我别做的事，我告诉了伦·科亨那桩绑架案。然后我就回来，一看门外没有警车，想来警察还没到这来，于是我就进来了。现在你解雇我吧，我好走，快。你是百里挑一的著名大侦探，而他们也不会有谁在明天上午十一点之前找到我，那是最后期限。”我站立起来。 “坐下！”他喝道。 “不。警察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到这儿来。” “不会允许他们进来的。” “他们会把这所房子前后包围起来，然后再进来逮人。”我起身要走。 “站住！”他咆哮着，“很好，”他说。“你逼得我走投无路。我承认我们关心尤特丽小姐身上发生的一切，我们涉足此案。通通汇报出来吧。” “如果你解雇了我，我还汇报什么呢？” “你没被解雇。真讨厌，汇报！” “可是太晚了。我会被打断的，门铃每秒钟都可能响起来。” 他瞪了我一眼，又转头瞧了瞧他的钟。他把手握成拳头，又瞪着拳头，然后用拳头把椅子向后一推站了起来，朝门走去，“弗里兹！”通厨房的门开了，弗里兹露出了脸。沃尔夫拿起他的衣服转过身来。 “菜做了吗？” “没有，先生。只是——” “那就别做了，把它们放起来，阿奇和我要出去一趟。我们明天午饭时回来，把门闩上。” 弗里兹哼哼道。“但——但——”他说不出话来。 “如果有人问，你不要告诉我们在哪儿，既然你也不知道。”他找到袖口，我帮他穿上衣服。“明天中餐照通常时间开饭。” “但是你得带一个包——” “我会想办法的。告诉西奥多。你知道什么是逮捕。如果有警察来访就让他进来，和他呆在一块。阿奇，我们走吧？” 我穿上衣服打开了门。他走过了门槛，我随后关上了门。走出门户时我说：“乘车？”他回答不，到了台阶下他往右一拐，朝第九大道走去。但我们没到达第五大道，在半道上就向右拐进了一所和沃尔夫家一样颜色、一样大小和一样老的棕色石头房子，但这所房子有个门廊。几年前沃尔夫为了扩大厅室把门廊改掉了。他按了一下门铃，片刻，一个长着漂亮前额的黑头发女人开了门，在近十年里，我们常常送些兰花给她。看到我们时她有一点诧异。 “怎么，沃尔夫先生……古德温先生……请进。你们想来看病？” 我们进了屋，她便关上了门。“不是业务性拜访，”沃尔夫说，“简而言之，我们想在这待一下。” “当然可以。当然。”她显得有些慌乱。我时常来这儿，而沃尔夫没来过。他生病时，总是把莪尔默大夫叫了去的。她走到大厅打开门，便消失了，不一会儿莪尔默大夫来了——他是一个样子显得很悲伤的小个子。有一副大额头和一个小下巴。他曾经在我的体侧的一道很宽而不太深的刀口上缝过二十二针。 他来到跟前。“哟哟哟！请进！请进！” “我们是来麻烦你的，大夫，”沃尔夫说，“我们需要一间房子，坐着度过今天白天剩下的时间，还需要一张床度过夜晚，你能够满足我们吗？” 莪尔默毫不惊诧，他只是有点忙乱。“为什么——当然——你的意思是为你们？你和阿奇？” “是的。我们有个很令人讨厌的客人要来访，我们就逃了出来。到明天他就会变得不那么讨厌了。我们想隐居到那个时候。如果这有什么不方便，那就烦请多多包涵……” “不，当然不。”他笑了。“我深感荣幸，受宠若惊。恐怕吃的不太……我没有弗里兹。你们在房间里需要电话吗？” “不，只要房间就行。” “那么失陪了，我办公室里还有位病人呢。” 他回到门口，走了进去。几分钟后，一位长着一头黑发，名叫海伦·格那德的女人走了出来。她叫我们随她一块进去。她装作很自然地接待两位来串门和借宿的邻居。她把我们领上了楼，穿过大厅，进入一间只有两窗子和一张大床的屋子，室内墙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船、垒球手、小伙子、大姑娘的画。这位曾向我学过怎样取指纹的比尔·莪尔默，在早年就辍学。 “您是下去吃午饭呢还是我给您端上来？”海伦问。 沃尔夫回答说：“现在不急，谢谢。阿奇·古德温会告诉你的。” “这会要我给您送点什么来吗？” 沃尔夫回答说不必。海伦走出去时没带上门，我过去关上。我们脱下外衣，我在衣橱里找到了挂衣钩。沃尔夫站在那儿正环视四周。可真没办法，屋子的三把椅子：其中两把只有他大块头的一半宽，第三把尽管装有扶手但仍很狭窄。沃尔夫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脱掉鞋，就势倒在枕头上，合上眼说道： “汇报。” 第六章 星期五12点35分，凶杀处的检查官格拉莫坐在那一把红皮椅里，从嘴里取出未点燃就揉坏了的雪茄烟说：“我仍想知道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你和阿奇·古德温都在哪里并干了些什么？” 拒绝回答是担心他会亲自或派人去证实我们所说的话，而莪尔默医生是个大忙人，若那样去报答他的好意可是太不够意思了。说到好意，那可是毫无异议，因为他在空屋子里给我提供了一张极其美妙的床，而沃尔夫倒吃了不少苦头。楼上有书看，但没有一把椅子坐得下他，他也不能躺着看书。没有一件睡衣他穿得进去，只好穿着内衣睡觉。至于吃的虽然没有糟到不堪忍受，可也没好到可以刺激起胃口。啤酒倒还有一种，但也正是他不喜欢喝的那种。垫一个枕头太低，两个又太高。毛巾不是太大就是太小。肥皂有股晚玉香味（据他说），而他常用的是天竺葵香型的。他一离开自己的家简直就度日如年。他闷闷不乐。当然了，假如你也被迫落到他这步田地，出来时竟来不及带上一把牙刷，那你就不会责怪他了。 我们没打电话问弗里兹是否有人来访，因为我们对现代电子技术了解甚微，谁了解这些呢？我们知道在电话里安装跟踪仪的技术要比过去复杂得多，但他们也许会把一个控制中子或者其他什么安置在沃尔夫的电话里，这样就能记录，从而知道电话从哪打来。那里有登载星期四晚上和星期五上午新闻的报纸。《大公报》上对绑架案只字未提，伦确实保了密。《时报》星期五晨版和十一点的广播对此也未作报道，但却有大量关于吉米·怀尔的消息，但主要的内容与我从伦那里得到的一致：玛葛特·特德星期四上午9：05走进书房时发现他躺在地板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塑像压在他身上，铜像将他胸部压扁了。 星期三晚上最后一次活着见到他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五个：他妻子、她的儿子尼尔和女儿玛葛特·特德、她哥哥拉夫·普塞尔、她的律师安德烈·弗罗斯特。那天晚饭后他们都呆在书房里（讨论的内容没有说），十点刚过，吉米·怀尔说他有三天没合过眼（原因不明），他躺在沙发上伸个懒腰很快进入了梦乡，当他们离开时，他已经酣睡了一个小时。尼尔和玛葛特·特德和拉夫·普塞尔上楼就寝。与此同时怀尔太太和安德烈·弗罗斯特待到她楼上的书房里去了。弗罗斯特大约是在半夜走的，怀尔太太那时也上了床。星期四早上，当她的两个孩子走进了她房间告诉她吉米出事了的时候，她还没起床，很显然她有些睡眠不足。 那幢房子里的人，包括仆人在内，都知道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铜像没有固定。《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某专家撰写的介绍固定铜像的若干方法的文章。但他都没有被准许检查压在吉米·怀尔舟上的铜像，但是他说，这次事故不可能是由螺丝松脱引起的，他认为是固定铜像的一个或几个螺栓有裂缝，安装时，这个或这些螺栓全都破裂了。他深信吉米是在睡得迷迷糊糊地起来走到门边时，由于失去平衡他伸手去抓铜像，不料铜像向他压了过来。我认为刊登这篇文章是《大公报》的不足。刊登一个惊人的谋杀案或重大嫌疑案都将扩大报纸的销售量，而这些报纸都认为此案是偶然事故造成的。在这些报纸上都刊登了伦所说的那张现场照片。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来自这个家庭的成员的解释。怀尔太太由医生照料，不能询问她；安德烈·弗罗斯特没有与记者见面，但对警察说他是经过书房直接离开这幢房子的。 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星期五上午11点广播里没有什么新闻。11点10分莪尔默医生在他诊所楼下的办公室打电话到凶杀检察处，请值班人员转告格拉莫检察官：内洛·沃尔夫掌握了一些有关吉米的情况。我给在警察署的地区检查官办公室打电话，找到了助理检查员，请他转告哈伯特：沃尔夫已决定回答他的任何问题。五分钟后，我打电话到报社找到伦·科亨，告诉他不久人们都会知道他所了解的一切，如果他能将我们的名字拼对，那他就可以让读者知道他是从我们这里得到有关情况的。当然他希望了解更多的情节，可我将电话挂了。11：24我们对海伦·格那德的款待表示感谢并请她转告我们对医生的谢意。然后离开了那所房子。出门走了60码，我们来到了沃尔夫的住所，发现门是栓上的，按了按门铃，不一会弗里兹打开了门让我们进去。他告诉我们，昨天在我们离开十分钟后，帕里·斯迪宾斯中士来了，格拉莫检察官是6点来的。他没有带搜查证，可他在8：45和10：19来了两次电话。在办公室门口，沃尔夫问菜做得怎样了，弗里兹说：“请放心。”我们进了办公室。沃尔夫合上眼，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他办公桌旁那张唯一他能坐下的椅子里。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那些邮件。听到了门铃声，我走出去开门，只见检查官格拉莫多皱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宽大的双肩耸得更高了。他根本不理睬我，径直走向办公室。关上了门后，我听到他粗鲁地问： “昨天中午以后你和古德温上哪儿去了？” 12：35时，他吼道：“我想了解过去的24小时内你和古德温的行踪。” 我们转入了正题。我充当了这次谈话的主角：在场所有的人——嗯，是六个还是八个人——都知道，我和一台录音机的区别就在于你可以向我提问题。我们把怀尔太太邮件里的那张字条交给了检查官，还有另外两份怀尔太太和奈普先生在电话里谈话内容的记录副本。我强调说吉米是活着回来的，他妻子遵守了她对绑架者的许诺。格拉莫跺着双脚询问为什么在吉米死后，我们24小时一直还替他保密。很清楚是因为沃尔夫为了保住银行里存进的钱，他知晓此谋杀的关键，但拒绝提供情况，为了挣得一笔钱而阻碍了伸张正义。 沃尔夫哼哼着，这使我感到不舒服。到现在仍得替怀尔太太考虑，并且我们也不知道吉米是被谋杀的。我读过那位铜像专家所写的文章，那上面认为此案可能属偶然事故，是这样吗？格拉莫没有说话，他当然也并不是非得说什么。他站在那儿就足以说明这事已不言自明了。他说我们当然已读过了晨报刊载的区检察办公室的陈述，那上面说，怀尔死于铜像倒塌，现场勘察完毕以后将作出最后结论。然后他将口中熄灭的雪茄烟吐出来，说他仍想知道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我们都在哪儿。 沃尔夫并没有被激怒，他回到了他的屋里，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小时后，饭菜就要做好了。他说：“正如我对你说的那样，我们早知道会被缠住，我们逃走了。上哪儿去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什么也没干，也没和任何人接触过。今天上午11点，我们尽完了对怀尔夫人的义务。古德温先生给你办公室打了电话，你没有理由发火，甚至现在你也没说你是在调查一桩谋杀案，你只是试图证明是否有人在犯罪。阻碍伸张正义的罪名可不能成立。你对古德温先生提出的问题表明你怀疑他正试图找到从怀尔夫人书房失踪的那台打字机。真是无稽之谈，昨天以来他根本没有寻找任何东西，我也一样。我们对此事已不再感兴趣。我们对怀尔夫人也没有更多的义务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当事人了。假如是她自己杀了尤特丽小姐和怀尔先生，这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但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我不再欠她什么了。” “她已付给了你六万美元。” “可我是按劳取酬的。” 格拉莫站起来走到我的办公桌旁，让雪茄从手中落进废纸篓。这一举止极为反常，因为他惯常是将烟头远远地投向废纸篓而往往又投不中。他走回去从地板上拾起他的帽子，转过身对沃尔夫说：“我需要一份由你和古德温签了名的详尽陈述书，在四点钟送到我的办公室。地区检察院可能要传见古德温，如果他们也要传你，那会很合我的意愿。” 我反驳说：“有的事并不是什么人说四点钟办完就会办完的，这活得干六个小时。” “我要的是梗概和所有重要的细节。你可以省略警察署那段，那我们是都已知道了的。”他转过身踏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出去。我跟在他身后来到前门将门关起，随后回到办公室。沃尔夫又把他的书打开来。我看完了邮件将它放在沃尔夫桌上，然后拉过打字机，将纸和复写纸安放上。既然我们没有案子可办，那么就干打字这类的活儿吧。我共要复写四份：一份给西切斯特，一份给曼哈顿的地区检查员，其余两份留给我们自己。我刚把纸放入打字机，沃尔夫在我身后说了话。 “明天给吉那德小姐送盆木木金菊，给莪尔默大夫送盆紫罗兰。” “好的。给你换一盆西塔西亚兰，给我自己一盆草本兰。”我打着字说。 吃完午饭后，我刮净胡子，换了件干净衬衣，等我出门时已是四点过五分了。我走到第八大道34号买了一张《大公报》，然后招了辆出租车。我在沃尔夫去花房之前让他签了名。帕里·斯迪宾斯中士曾打电话让我带上陈述书到地区检察院去，不必再送到凶杀检察处了。本·戴克斯也给我打了十五分钟的电话，最后约定他星期六早上10：30与沃尔夫会面。还有三位记者来访，其中两位是打电话来，另一位是亲自来的，都一一被我打发了。我是在乘出租车进城时，才从《大公报》第一版上读到吉米·怀尔遭绑架，他妻子用钱将他赎回的消息的，显然那些记者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因为吉米·怀尔的安全复归，报上的绑架事件就显得有些乏味，人们不会为受害者的命运担扰。但是在他返家十五小时之后，他却暴死在自己家中，这一情况就增加了这一事件的吸引力。报上还登载了一些弗勒尔旅店、菲提卡夫饭店和铁矿路的照片。伦把握住了这条消息，而且采取了行动。报上提到我和沃尔夫时都很含糊不清，有点给人一种我们了解内幕的印象，这当然不伤大雅。这是我给伦提供情况最多的一回，不过这也不伤大雅。我来到里奥纳德大街115号，被带进地区助理检察员曼多的房间，他轻轻拍拍桌上的《大公报》算是对我打招呼。然后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把消息透露给该报的？”我告诉他是今天早上十一点过十分的时候。 我在这幢房子里曾有几次会晤，每一次都要花六个多小时，甚至有一次竟持续14小时，有两次是把我作为人证扣下而结束的。而这天曼多和另两位凶杀检查处的伙计不到两小时就让我走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带有签了名的陈述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属于西切斯特管的绑架案不感兴趣；再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相信怀尔是被人谋害的。如果不是谋杀，他们便无需关心此案。有一位伙计对同地痞流氓打交道很头痛，他根本不想卷进特德和怀尔家的这桩案子。所以在一个半小时的例行公事之后，就让我离开了。六点一刻时，我已经乘着一辆出租车到了沃尔夫的棕色老房子前。我刚钻出车，一只脚才触到地面就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臂并叫着我的名字，我转过身来。 他是尼尔·特德。“内洛·沃尔夫究竟自认为他是什么人？”他尖着嗓子问。 “这要看他的情绪，”我动了动我的手臂，但他仍抓得紧紧的。“松开我的手臂，我可不愿这样。怎么，他惹着你了吗？” “我没进你们的门，先是有人从门缝里告诉六点以后再来。我这么做了，然而我又被告知他很忙——‘他没空’那人说。我说我想见你，那人说你出去了，不知道你何时回来，我说我可以进去等，他说不行。进去需要拿什么，护照吗？” “你通报名字了吗？” “当然。” “你说明你来的原因吗？” “没有，可我会告诉他的。” “那你得先告诉我。这不仅是出于常规，而且今天他太心烦了。早餐没有家制兰草莓酱，他只好整个上午的时间都去摆弄兰花，一位警方检查员前来又苦恼了他，他迫不得已的读了一份长长的陈述书并签了字。如果你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也许会有个机会。如果你不告诉，那就毫无希望。” “离开这儿吗？”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坐在台阶上。” 他转过头看了看从旁边经过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需要刮刮胡子了，而且他还需要一把梳子、刷子或者一顶帽子。他的方格呢上衣和条纹裤都有点皱巴巴的。看着那一男一女走了十多步远，他才将脸转向我。 “我发现了一个能得一大笔钱的机会，但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干，我甚至不知道从何下手。我母亲告诉我如果能追回她付给绑架者的那笔钱或者追回其中一部分，它就归我所有。我希望沃尔夫与我合作，我可以分五分之一给他。” 我把眉毛一抬。“你母亲是什么时候这么告诉你的？” “星期三晚上。” “现在她也许变卦了。” “不，她没变卦。今天下午我还问过她。她不是很——她有点不对劲——我想我问问她也不妨，她同意了。她说她不再需要那笔钱了。” 我仍然高高抬起眉毛说：“警方和联邦调查局都知道了这桩绑架案。” “我不了解联邦调查局，但今天上午我告诉了警官。” “几十位有经验的人已经介入此案，明天会有成百的人介入。你的好机会来了。” “扯淡，我知道我不会。这就是为什么我到这里来找内洛·沃尔夫的原因，他不是比他们更高明吗？” “那是一方面。”我考虑的是另一方面，在这种难题上我们总是有分歧的，假如沃尔夫插手，那看他怎样处理此事是极有意思的。如果真有什么利益可以分享，看他去争取这个利益同样是很有意思的。我说：“我去告诉他，但是他是否愿插手我持怀疑态度，他不仅古怪，而且厌倦工作。也几乎不接受碰运气的案子。但我还是乐意告诉他，你可以进来等着。” “如果你能让我进去。”他尖着嗓门说。他的男高音和他的身材极不协调。 “我可以试一试。”我说。 他跟着我走上台阶。门用铁链拴着，我只好按了按电铃。弗里兹开门把我们让了进去。他见我将曾被他两次支走的顾客带了进来，心里感到意外，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弗里兹通常只表露出他认为必须表露的情绪。我将特德领进前屋，把他留在那里，我没走边门，而是穿过大厅走进办公室，见沃尔夫坐在办公桌边，中间的抽屉打开着，他把手伸进去，数着啤酒瓶盖，盘算着这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在本周的定额上又增加了多少。直到他关上抽屉，抬起头来时，我才开口说话。 “曼多要我问候你。我没去见地区检查官，他们可能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除非到了他们确认吉米·怀尔并非死于偶然事故的时候。他们也讨厌来这。你读过《大公报》了吗？” “是的。” “有什么看法？” “没有。” “那么我还没被解雇了。我要请假离开一段时间，不要工资，得一个月或更长些。” 他嘴唇绷得紧紧的，深深地吸了口气。“你打算惹我愤怒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吗？” “不，先生。我只想抓住一个机会。刚才我回来时，在人行道上见到尼尔·特德，他倒有点愤怒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因为你想不见他。他母亲星期三晚上对他说，如果他能找到她付给绑架者的那笔钱，那么那笔钱就归他所有。他来这里是希望求你帮助，如果成功了，你可拿到五分之一的分成。我想你当然不会感兴趣的，因为你只办理那些只作作记录和登登报的案子，所以我这就去告诉他我自己来办。我擅自将他带到前屋。我原想我应先告诉你，当然这很难，但如果我能找到了这一大笔钱，我那份所得会是十万美元，那我就可以不再惹你愤怒，而去自己开一个事务所了，也许我会找索尔·潘佐当合作者，我们就能……” “住嘴！” “是，先生。那是有益的，你不必对我大喊大叫。” “闭上嘴。” “遵命，先生。” 他面无表情地说：“那么说你希望我卷入那奇特的赌博里去。” “可以花一分钟出去看看，要是找到了成千上万的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家伙们都要去寻找的东西，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每一年你只有攒足80%的钱，你才能休息。我敢断言，如果你迅速获得这笔钱，加上你今年已有的收入，将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现在还不到5月，你可以一直休息到冬天。如果你错过这次机会，你将入不敷出，至于说我使你恼火，这也没什么关系，如果我离开一个月，弗里兹也会清理办公桌，替你倒废纸篓，你也可以自己开邮箱。” “你这是威胁我，你不会这么做。” “该死，我不会的。” 他合上双眼，可能是在仔细盘算可能会有几个不干活，没有顾客来打扰的愉快时光。一分钟后他睁开眼睛低声说：“好吧，把他带进来。” 第七章 尼尔·特德坐在红皮椅里，翘起一条腿，露出了条纹裤子下蓝黄相间的袜子。沃尔夫盯着他看，使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坐姿。我听沃尔夫说过，那些穿着普通的人是绵羊。我也听他说过，那些穿着奇异的人是花花公子。他总是有道理。 特德问他是否我已转告了他来此的目的，沃尔夫点点头说：“这是我一生中接手的最没希望的事了，因为古德温先生很了解你，而我很了解他。怀尔太太，你母亲告诉你，如果你能找回她赎回丈夫的那笔钱，那钱就归你所有。如果你在我的帮助下找到了那笔钱，你将给我五分之一作为报酬，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当然，我——” “只要你乐意。你母亲是什么时候对你说这番话的。” “星期三晚上，今天下午她又对我这样说了。因为我继父吉米死了，当时我想我还是问问她的好。” “星期三晚上，是她提出的还是你提出的？” “提出？” “说吧，讲讲你的想法。” “我记不清了，那有什么问题吗？” “也许。如果你有一个假设，那你知道钱在哪里，你想用你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找到那笔钱——别打断我的话——合适的方式占有这笔钱。你到我这里来是因为你不能够顺利地去办这件事。你应该给我一点暗示，当然可以是很谨慎的，那样古德温先生就会在我们指引下，根据那些暗示去找到那笔钱。即使你的暗示使我嗅出某些罪犯的迹象，我也会紧追不舍地去拿到我那份红利。谁提出的，你还是你母亲？” 特德嗤嗤地笑起来，我的描述绝对真实可靠，我也曾提到过他那男高音，男人也会嗤嗤地笑。“主啊。”他说：“那可太妙了，太聪明了，可我怎么知道钱在哪儿呢？” “你应该知道，因为是你或是你的同伙，星期二晚上在铁矿路从你母亲手中取走那笔钱，然后又把它放在某个地方。” “啊哈！”他眯着眼，“你把我弄昏了，请再说一遍。” 沃尔夫摆弄着一个指头。“特德先生，你是带有特殊使命到此的，很自然，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什么人？你绑架了你的继父吗？” “天哪。他会认出我来的。” “那你在这次绑架中插手了吗？插手了还是没插手？” “没有。没，有，插，手。”特德还是眯缝着眼。“要我对天发誓吗？” “那毫无用处。就算我相信你是真诚的，那么又能怎么样呢？同那些训练有素的官方调查大军较量，是不明智的。如果我们要干，就必须从我们自己选择的着手点开始，而这点恰好又是他们所忽略的。我接受或者拒绝你的提议之前，我必须知道在这一点上你是否同意我的看法，首先我须问一下，如果我们追回了那笔钱，你母亲不会改变主意吗？” “她不会。” “她也许会。” 特德摇摇头说：“除了我之外还有四个人都听到她这样说的——妹妹玛葛特、舅舅拉夫、母亲的律师弗罗斯特和吉米，当然吉米现在死了。” “她仍有可能反悔。我必须告诉你，即使她反悔了，我仍要合法地取得我的那份分成。” “当然，为什么不呢？你不必那么想，我母亲不会食言的，这就是我必须同意的那个要点吗？” “这是一系列的假设，你或许不愿接受。而这首先的也是根本的一点，是怀尔先生并非死于偶然事故，而是被谋杀死的。” “啊哈？”特德将跷着的腿收起，坐直身子说：“他是自己将该死的铜像拉下来压在身上的。” “不，”沃尔夫提高嗓门说：“我承认那是可以想象的，甚至让警方接受这一说法也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我反对这一说法，因为没有任何现有材料表明他喝醉了，他醉了吗？” “没有。” “他只喝了两杯。他喜欢将烈性威士忌与水混合。他能喝六杯。他没喝酒就想睡觉，他说他连眼睛都睁不开，躺在长沙发上就睡了。” “后来，屋子里的人和你离开时，你关灯了吗？” “只有一盏没关，那是妈妈让我别关的。” “是一盏好灯吗？” “是的，那是靠墙的落地灯。” “并且他清醒得能够辨认抱在那里，离开沙发，站起来，向前走；然后，他失去了平衡，去抓那没固定好的铜像，把铜像拉倒压在自己身上。这是可能的，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一个清醒得能够走动的人会如此迷糊，以至于躲不开一尊倒下的铜像。从沙发到门是直线吗？” “不直，但也不太弯。”特德又眯了眯眼睛，“你说他是被谋杀的，那是怎么回事？难道他竟睡得那么死，以至于有人将他从沙发上拖起来推倒铜像并用铜像向他打去时都不醒吗？难道你相信吗？” “不，他被人施用了麻醉药。” “真是见鬼了。” “大概是这么回事。麻醉剂被放进他喝的某一杯酒里。最大可能的假设是水合氯醛，它极易买到，而且和乙醇饮料混合几乎没有异味。一定的剂量容易导致深睡甚至休克。它极易分解，解剖尸体时又不容易发现，除非在死后三、四个小时之内进行化验。唯一可信的检验是化验尿中的氯醛酸。这种试验只有在怀疑是水合氯醛时才做。我怀疑怀尔先生是由此致死的。我还没有来得及证明，我是昨天才作了这个推测并查阅了一本书的。” 他没对我提起过这件事，大概他怕这会表露出我们已对怀尔先生之死发生了兴趣。我们的书架上有几本关于毒物学的书，但他昨天并不在这里。他可能是在莪尔默大夫的书架上找了一本这类的书。我对水合氯醛有亲身体验。在米基芬有一位名叫多娜·查邦的妇女曾对我干过这种事。我吃下药两个小时之内人事不省，那时候哪怕你用小船把我送到贝德鲁斯岛或者把自由女神像推倒压在我身上，我也会毫无知觉的。 沃尔夫接下去说：“因此，怀尔先生是被人谋害的这就成了一个合理的推断而不是猜测。这还不是最后的推理，但这是最基本的，是我进行假设的根据，不管你是否喜欢，你同意吗？” “我不知道。”特德吐了吐舌头。“继续谈谈你的假设。” “这完全是实验性的，用它来建立一个起点。而另一个推测是三天前也就是星期二我和古德温先生所作出的。你母亲的秘书蒂娜·尤特丽卷入那桩绑架案，她不是间接或者被迫参与的，她在此案中是非常活跃的角色。她的死……” “这些你从何而知？” “通过对证据的分析。我本不想把这也说出来，考虑到你同我一起掌握那些情况，我就彻底暴露了出来，可我不得不有所保留。我没有必要完全将行动步骤和盘托出。我将接受你的坦诚来作为我工作的前提。但仍不排除这样一种猜测——你也参加了那桩绑架案并且知道钱放在哪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到我这儿来就大错特错了。那样我会得到我那份钱，而你却必定受到惩罚。在我还没有决定参加这场疯狂的赌博之前，你可以反悔，你想离开吗？” “不。真见鬼，你谈得这么可怕。” “我希望我们回到这一点——我们的出发点上来。尤特丽小姐参与了绑架案并且是被谋杀的，绑架案的受害者是怀尔先生并且他也是被谋杀的。我的设想是，首先，两次谋杀都是绑架事件的必然结果；其次，用麻醉剂使怀尔先生昏迷并杀害了他的人也参与了绑架并且知道钱在哪里。当星期三晚上家庭成员聚会时他也在场。因此，如果我们要去找那笔钱，那房子和房子的主人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如果你和我都同意从这点出发，那我就接受你的提议。” 特德咬了咬嘴唇。“上帝，”他说，他把嘴唇咬得更紧。“按你的想法……。我想我没有理解。你是说拉夫舅舅、弗罗斯特或我妹妹他们三人中有一个是杀害吉米的凶手。” “或者你，或是你的母亲。” “当然，我们都在。”他摇摇头。“神圣的主啊，难道是母亲，简直疯了。我，我喜欢吉米。他不理解我，可我喜欢他。拉夫舅舅——。” “那是题外话，特德先生。我认为谋杀是由绑架引起的——这是我的假设。这位绑架者既不想伤害他而又不释放他，他只需要钱。理所当然你母亲是排除了，但你没被排除。这有几种可能：第一，尤特丽小姐被杀是因为她自己太贪心；第二，怀尔先生被杀是因为他知道星期三晚上在场的人中有一位参与了绑架。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我们忽略了一个疑点——神秘的奈普先生。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里。很可能他只是同伙，主要任务是打电话。他也可能已从你母亲那里拿到了钱，因为他曾对她说过话。如果他已携钱逃之夭夭，那我们就被玩了。我们可以揭露出杀人凶手，但都无利可图。我就说这些了。我说‘我们’，对吗？我们开始吗？” “怎么着手呢？” “首先我要和星期三晚上在场的每个人单独谈话，就从你开始吧。你得领他们来这，或者叫他们来，用个什么借口——或者编个瞎话，或说分钱呀什么的。我会告诉你的。” “了不起，真了不起。我可以叫他们——例如我姐姐——让她来，你对她严加盘问，看她是否绑架了吉米，并杀害了他。” “你可以设法尽量做得机灵点。” “是，我会的。”他身体向前倾了倾。“瞧，沃尔夫先生，也许这下让你给说对了，我是说你的推断与设想，当然也可能是错的。如果你找到钱，我拿我那份，而你就拿你那份，我不欠我舅舅什么，上帝知道我也不欠那位律师安德烈·弗罗斯特什么，他曾对我母亲说不让我拿这笔钱——该死的东西。至于我姐姐，我不是她的保护人，她能照料她自己，对付她时可要机灵点，看看——。” 电话铃响了。我把椅子转过去拿起听筒。“内洛·沃尔夫住所。我是阿奇·古德温。” “我是玛葛特·特德，我想同沃尔夫先生通话。” 我让她稍候，转身对沃尔夫说：“玛葛特·特德想同你通话。” 他不高兴的哼了一声。因为他不管对方是谁，他既不愿被电话传呼也不愿接电话。“喂，是特德小姐吗？” “你是内洛·沃尔夫先生吗？” “是的。” “你从不出门是吗？” “是的。” “那么，我就得上你那儿去了，我这就来。” “恐怕不行。我要吃饭了。你有什么事吗？” “我希望你帮帮我。” “什么事？” “我想——噢，也没什么。就是我母亲交给绑架者的那笔钱。你知道这事。” “是的。怎么了？” “她对我说如果我找到那笔钱，那钱就是我的了。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我想这事必须马上着手。我马上就来，你可以等会再吃饭。” “这不行。更准确地说，我不愿意。我很忙，你九点以后来。请原谅，我挂了。”他把电话放回原处，转过脸来。“你妹妹说，你母亲告诉她假若她能找回那笔钱。那钱就归她所有。她请求我的帮助，9点钟她将来这儿。我会告诉她我已接受了你的请求。现在离吃饭还有20分钟。从星期天晚上8点到星期三早上8点，这段时间你在哪？” 第八章 哪怕不进行核实，一个人自己提供的行踪记录也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有许多人即使没参与绑架或谋杀，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从星期天晚上八点到星期二上午八点，这段时间他们在哪？都干了些什么？沃尔夫深知编造不在犯罪现场的谎言是极为容易的。他也几乎从不揭穿这些谎言。我与他共事多年，我们只核实过四五次口供。有时他让索尔·潘佐、弗莱德·多尔金或者奥里·卡塞尔去核实，但这样的事并不经常发生。记下尼尔·特德的口供，我知道我们不会就此去进行调查，除非案情发展到与他有关系了。此外，无论对于尼尔还是其他人来说，只有一个地点和时间是重要的。并不一定非得由他自己星期天晚上去绑架吉米·怀尔，或伙同他人将吉米囚在某处，或星期二晚上将字条放进电话簿或去铁矿路。而那个重要的时间和地点就是星期三晚上、哈罗德·特德的书房，而我们知道他就在那儿，当时他们都在那里。假设尼尔星期天早上和六位议员乘坐热气球上了天，那他只能在星期三中午返回地面。那就别指望他知道钱在哪里，那可以理解。只是我不愿浪费我的纸笔和你们的时间来交待他这60小时的踪迹。 更有趣的是他对玛葛特要来见沃尔夫一事的反应极不自然。他咬牙切齿地说他母亲决不会那样对她说的。很明显他对她有某种强烈的感情，但这绝不是手足之情。沃尔夫试图询问他有关蒂娜·尤特丽以及普塞尔，弗罗斯特和玛葛特的情况，但回答极不理想。尼尔想方设法要沃尔夫别让玛葛特把这事揽过去。他还提出当晚把拉夫领到这儿来；早上领安德烈·弗罗斯特来。当弗里兹叫开饭时，他跟着沃尔夫来到餐厅前，我只好拉住他的手臂将他领到前门。 来到餐厅，我看见沃尔夫已将他的椅子拉出来，但并未坐下。“荒唐的冒险，”他咕哝着，“该死的，那女人会准时吗？” “可能不会，”说话间我将椅子拉了出来，“她不属于守时的那种人。” “不，也许她是的。你得一边喝咖啡一边打个电话找到索尔、弗莱德和奥里，叫他们明早八时到我屋里来；九点与你一起到办公室去。”弗里兹也在，他嘴里塞满蛤肉。沃尔夫坐下来拿起汤匙和叉子。他应该在对我发完命令后才坐下，否则就意味着吃饭也在谈公事。条例总归是条例。我毫不客气地吃着蛤肉，同时不停地喘气。你要是也嗅到混有青葱、细香葱、细叶芹、香菇、面包，雪利酒、无果味白啤酒的香味，你也会把肚子装得满满的，以至于再也吃不下沃尔夫和弗里兹发明的西班牙夹酱烤小鸭。吃饭时我想着我们能找到那笔钱的零头也就不错了，因为还得除掉支出，以及给索尔、弗莱德和奥里每小时25块钱的报酬。 我不知道沃尔夫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当我仔细注视着一个妇女并倾听她的谈话，特别是这位妇女又不满30岁，我就能够回答他想询问的一切有关她的情况。玛葛特果然如我所说的没能守时，她迟到了25分钟。 我说过她总是把下巴抬得高高的，以致能够看见她的鼻孔。她正是用这种姿势走进老石头房的。进门时，她以为我是管家向我点了点头。我将她领进办公室。她站在一块大地毯上仔细观看了一阵，问沃尔夫道：“这是哈萨克地毯吗？” “不，是土耳其地毯。” “你大概不会欣赏它。是你的吗？” “很难说。1932年在开罗，一个我曾经帮助过的人送给我的。我怀疑他是从坎大哈偷来的。如果这地毯不是他的，那现在也就不是我的。但所有权的不合法性是有限的。如果我对地毯的所有权，受到曾拥有它的坎大哈王子的妻子及情妇或者他后代的起诉，我就会变成被告。那将是桩纠缠不清的案子。有效期一过，合法所有权便会无可争议的。你祖父是个土匪，他的某些抢劫案是可诉的。如果受害人的后代要求索回你现在穿的这件皮衣，她会受到别人的嘲笑。我很高兴，你能认出地毯的质量，尽管只有无知的人才会把它当作一块哈萨克地毯。哈萨克的地毯毛很长。你是玛葛特·特德吧！我是内洛·沃尔夫，”他指着红皮椅说：“请坐。告诉我你需要什么。” 她已有好几次想打断他，但沃尔夫的大嗓门是不易打断的，特别是他盯住你的时候。“我在电话里已经告诉过你了。”她说。 “请坐，特德小姐，我不喜欢仰着头看人。” 她瞥了我一眼。这可怜的姑娘给愣在那儿了。她不愿坐下，因为是他要她坐下的。但站着又太傻了。最后她妥协了：走到我桌边坐到一把黄椅子里。我说过，她走路时会让人感到她的臀部打上了石膏，但她坐下后，这种感觉也就消失了。 “我不是来听一个侦探讲解合法所有权的。你知道我到这儿来的目的。我母亲付给了你六万美元，可你什么也没做，不过只是在报上登登启事什么的。正因为这样，你当然应该帮助我找到我母亲已付给绑架者的这笔钱，你拿到了这笔钱的百分之十还多的委托费。” 沃尔夫嘟哝着：“是百分之十二，你可能认为这笔钱足够开销了，那我该怎么办理这事呢？你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你可以象别的侦探那样去干，那是你的事。” “能与你合作吗？” 她不满地看着他，仰起她的下巴，“怎么合作？” 他并没有针锋相对。在给了她一个下马威以后，他并不在乎她是不是按兵不动。“那得看情况发展而定，”他说，“举一个假设为例，你知道什么是假设吗？” “你离题了。” “我的假设便是：如果我接手你提出请求的这事，工作得从我对你提的几个问题开始。比如说，你和蒂娜·尤特丽的关系。” 她睁大眼睛说：“这与那笔钱有什么联系？” 他点点头说：“我认为有。你现在有一个误解，指望让我的理性和古德温先生的全副精力去同那些正在对每块石头进行调查的官方人员相抗衡，那可是太天真了。我会区别对待此事的。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是从蒂娜·尤特丽入手。你知道，我和古德温先生曾怀疑她参与了那桩绑架案，星期三下午你听见你母亲和古德温先生谈起过此事。眼下我们仍认为那事极有可能，因为我们很了解这事，所以——。” “你们怎么会了解的？是因为她当时在场并被杀害的吗？” “那仅仅是部分原因。星期二下午她在现场，因此至少绑架者中有一人曾与她接触过。我希望尽全力去了解她。你对她有多深的了解？” “那还用问。她是我母亲的秘书，住在我家，但她从不把自己看成是佣人。我想我母亲给了她太多的自由。” “什么样的自由？” “各种各样的。譬如，她和我们一块进餐；如果家里举行鸡尾酒会，她有兴趣也来参加。如果我让她做什么事，她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你可以认为我们是平等的，而我认为这只是出于明智。或许你很聪明，认为我应该对蒂娜有所了解，但我对她的了解极其肤浅。她在这里待了七年，我想她会有自己那个阶层的朋友，但我从未看见过。” “你哥哥比你更了解她吗？” 她点点头说：“也许，我想是这样的。他常和她一起干些事来气我——比如和她一块打牌什么的。你或许会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也许他们也的确如此。有一次他还领她去看职业拳击赛。” “这些都很有用，我想和他谈。我不想让你吃惊，特德小姐，但我必须提个问题：可以认为这桩绑架事件是他们二人干的或者你哥哥与此有牵连吗？” “上帝啊，”她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当然可以这样认为。这件事我早该想到了。” “你不能太着急。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大脑，我们会——。” “但假如他——我是说尼尔——他知道钱在哪里，他已经找到那笔钱了吗？” “特德小姐，不会这样快的。这仅仅是个推测。我们还得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其中包括那些经常有机会与尤特丽小姐见面的人。我了解到你舅舅拉夫·普塞尔也住在你家，他们关系好吗？” 她并没有全神贯注地听着，对沃尔夫关于尼尔的看法她也持冷漠态度。要是她这会儿跳起来去找她哥哥论理的话，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因为她属于那样一个阶层，而且又有一个有弹性的臀部。沃尔夫知道他必须重复他的问题了，于是他又说了一遍。 “噢，”她说，“他和谁的关系都好。或者是他尽量与别人搞好关系的。他常替蒂娜跑腿，当然是自愿的，他也常为我跑腿。他为人好，我喜欢他，真的。但他是，噢，他不是那种人，他绝不会参与任何绑架事件，他没有那种胆量。” “但他与蒂娜的密切关系，足以使他有可能知道她那些不和你们同一阶层的朋友们的名字了，或许他已见过他们中的某个人。” “对，肯定是这样的。你不必与我哥哥谈话了。让我来和他谈。” “好，这就是当我问我们能否合作时产生的念头。我想我已提及了所有这些人——不，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从报纸上得知了你母亲的律师的名字——是叫弗罗斯特吧？” “对，安德烈·弗罗斯特。” “有这样一种可能，一个律师同他委托人的秘书有过多的接触，尤其是这个律师同时又是事务顾问时，弗罗斯特先生常与尤特丽小姐见面吗？” “我想是这样的，但我不了解自她替我母亲工作以后是不是这样。当然啦，她还是他的秘书时，他们经常见面。她曾经是他的秘书，是他将她转让给我母亲的。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恩惠。但这是为我父亲做的，那以后不久我父亲就死了。我父亲是个真正的绅士，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告诉你。如果你能保证不传出去，你保证吗？” “好的。”她将眼睛转向我，“你呢？” “当然。”她又转过去对沃尔夫说，“我父亲曾告诉过我他的父亲曾是个土匪。” 你们瞧瞧，她是一个多么有良知人。 沃尔夫点着头说：“我只不过证实了这一点。我很感激，特德小姐。很明显，我接受了你的请求。我准备和普塞尔及弗罗斯特见见面，我也希望了解有关星期三晚上在你家聚会的情况。比如说我知道那天备有酒，谁斟的酒？” 她又不高兴了：“为什么？为什么你想了解这些呢？” “你承认我是聪敏的，那么普塞尔先生、弗罗斯特和你哥哥的任何讨论都会是极有价值的。你说普塞尔先生有助人为乐的习惯，那么是他负责斟酒的吗？” “不，酒柜就在那儿，我们是自己给自己斟酒的。或者有的人——你知道是这么回事，我想——是的，拉夫舅舅把白兰地递给了弗罗斯特。我母亲喜欢在饭后喝一杯香槟冷饮。她是自己调拌的，她给我也倒了些，但我只喝了一点点。” “你哥哥喝的什么呢？” “香槟，他是一口把它喝完的。” “怀尔先生喝的是什么？” “我没注意，但可能是掺有水的烈性威士忌。不管你怎样聪明，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你想强迫我，”她看看手表说：“你想先见我舅舅吗？如果我告诉他的话，今晚他就能来。” “不是今晚，”沃尔夫抬起头说：“我没有强迫你，但我已经让你上了圈套，我只得拒绝你的要求了，特德小姐——我不应该称此为提供情况，因为你什么情况也没提供，你哥哥已经提供了，今天下午他在这儿，我已答应和他一起寻找那笔钱，我的分成是五分之一。” 她惊呆了，当然这与她的身份不相称，但却无可指责。象我们这个阶层的人只应该指责他才是。“你撒谎，”她说：“你想让我说你也可以同我分成，五分之一，简直太荒唐了，你从我母亲那儿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但我认为，如果你——好吧，如果找到那笔钱，我给你一万美元，如果你找到的是全部。当然，这下你就会全力去办我说的事了吧。” 沃尔夫慢慢地来回摇着头：“奇怪，”他说，“你多大了？”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我告诉你，我不是孩子！我二十一岁。” “一个极迟钝的人能生活这么长而没遭受任何磨难真是太奇怪了。我竭尽全力说明我们的讨论只是一种推测。你心中却根本没有受骗的感觉。我不懂一个从不动脑子的人该是怎样生活。逼迫你哥哥服从你的意愿是无用的。我会敦促他遵守我们的协定的。我说他抢在你前头是真的，你打电话来时，他正在这儿。” 我想她父亲哈罗德·特德应对她的处事态度负责任。一个真正的绅士自然会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与下属争吵。因为她不能支使沃尔夫离开他的办公室和他的家，唯一的办法只好是她离开了。她傲慢地站起来，做得恰到好处。我替她打开大厅门。她从我身边经过时对我说了声谢谢，随即飘然离去。这是她的教养让她这样做的。因天色已晚，我随手拴上了门。回到办公室，我对沃尔夫说：“与孩子抢糖吃多残忍。” 他嘀咕着把他的椅子往后推了一下。 “今天真使人头痛。我休息去了。”他站起身来。 “索尔，弗里德和奥里，他们——？” “明天再说。”他走了。 第九章 星期六早上，我在自己房里收听广播里的七点钟新闻，在厨房里收听八点钟新闻。索尔、弗莱德和奥里已上楼到沃尔夫的房间去了。他们下来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听九点的新闻广播。通常我一天听两、三次广播就足够了，但今天我却有些好奇，想知道州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英雄们是否已经找到了那笔钱并同时逮住了那个有罪的奈普先生。 我也看过了晨报。地区检察院认为吉米·怀尔之死是由本吉明·富兰克林雕像的倒塌所致。当然没有证据和消息来否定这一点，但此案一直在调查中，我始终对此持怀疑态度。地区检察院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提防突然发生什么事。但我吃不准那五位最后看见吉米活着的人，是否被人纠缠。 绑架案正处于调查中是毋庸置疑的了。因为吉米死前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在哪里，是怎样被绑架的，也没告诉他是在哪里关押，在哪里和被谁释放的，所以这方面的调查没有任何线索。十几位专家已经把那所乡间别墅的看房人隔离起来，但他坚持说怀尔是星期天晚上8点以后驾驶那辆“雷鸟”牌汽车离开那儿回城，并且大约在星期三早上7点20分驾“雷鸟”回来的。当时看上去他疲劳，精神不佳、又脏又饿，什么也没对看房人说。从理论上讲绑架者也控制了“雷鸟”车，并把车和怀尔都扣押在一起，在释放他时，让他驾着车回去的。这个推论无懈可击，因为绑架者们自然不会愿意使用这辆车。专家们正在对那辆车进行检查，寻找指纹，当然也在研究它开了多远，到过什么地方，车内曾乘坐过谁和放过什么东西等等。报纸、广播和电视都对这车进行了描述并询问在星期天晚上至星期三早上有谁看见过这辆车，如有知情者要求立即与警察、西切斯特地区检察官或者联邦调查局联系。 此外，在报纸和电视上还提到了那只装钱的箱子。那是只有些年头的棕黄色皮箱，28x6x9，皮箱表面有斑点，而且有三个铜夹，其中一个在中间，其余两个并排放置着。怀尔夫人就是拿着这只皮箱到银行去取钱的，这是那家银行副经理提供的情况。这皮箱是吉米·怀尔的——或者说曾经是他的。 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些星期二晚上到过弗勒斯旅馆或菲德卡夫餐馆并且见到过那个绑架者的人。当时怀尔夫人是将钱交给一个蒙面人的。可以设想应该有个同伙在这两个地方监视怀尔夫人，看她是不是把电话簿里的字条拿给别人看了。到过这两个地方的人，记得他们见过怀尔夫人。弗勒斯旅馆的出纳员也看见过她翻弄电话簿，但没有人发现有谁监视她。 吉米·怀尔的葬礼星期六上午十点钟将在唐斯坦教堂举行。 尽管除了伦·科亨以外没有人感谢我们，但蒂娜凶杀案能如此张扬于新闻界，还得归功于我和沃尔夫。这不仅促使警方在怀尔夫人交钱的地方或者那附近发现了蒂娜的尸体，而且在警察署或者曼哈顿还有人透露她是绑架案的同谋。因此克拉莫接受了沃尔夫根据字条所作的推理，并且把它带到西切斯特去了。这样一来，等本·戴克斯11点30分回来时，那将会对案情有一个极妙的解释的。 我刚才说了，我正在听着9点的新闻，索尔、弗莱德和奥里正从沃尔夫的房间出来，那会儿有关绑架和谋杀的消息刚播完，我关上收音机同他们打了招呼。假如你想雇一位侦探去办一件棘手的案子，让你在这三个人当中挑选而你对他们又一无所知，你也许会雇弗莱德或者奥里，那样你可能就错了。弗莱德的确又高又大，看上去结实忠厚，但他脖子以上的部分显得有点僵硬，反应也不够灵敏。奥里既高大英俊又穿得时髦，对各种情况的反应也十分灵敏，但他的反应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索尔是个矮瘦而极不起眼的家伙，长长的脸上放上个大鼻子。他总是给人他需要刮胡子的印象。他头戴无沿帽，裤子总是穿前一周就烫好。如果他不愿意吃私人侦探这碗饭，他会成为纽约的首席警探之一。无论你要他干什么，他都会要价1小时10美元。 “这事很有点错综复杂，”奥里说，“我想要一张尼尔·特德的相片。” “我要一张拉夫·普塞尔的。”弗莱德说。 “那么你们两人的都各要一张吗？”我走到保险柜前，蹲下打开柜门。“不过这是浪费金钱和时间，照片我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 “我去找伦要索尔说沃尔夫说你很相信他。” “是的。”打开了保险柜，我取出钱盒，“相信？见鬼。你有安德烈·弗罗斯特的照片吗。” 他说他有了，并对我说沃尔夫要我去办公室处理报告。遇到这种难办的案子有这三个精悍的人出力是再好不过的了，但令人苦恼的是我只能坐在办公室里接接电话，如果需要帮帮手什么的。我给他们每人两张可以兑现的支票，他们便走了。他们是早上八点来的，现在是9点30分，因此我们已经花掉37.5美元了。 我盼望尼尔·玛葛特或者怀尔夫人打个电话来，但快十一点了，谁也没来电话。这时沃尔夫下楼来了。不会再有电话了，因为他们都在参加吉米的葬礼。 本·戴克斯是11点40分来的，迟来了十分钟。我原以为同他的会面将是不愉快的，但事实却一点不是那样。他没有给我们暗示什么危险，尽管他也提到哈伯特正考虑是否对我们进行传讯或提出指控。他需要的是有关此案的信息。他已看过我们签过名的陈述，也了解我对曼德尔所说的情况，但他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尽管他口头没这么说。但在他看来，一个绑架者在他的辖区里索取到五十万美元，并且这笔钱有可能仍在本辖区内，隐藏在什么地方，若是找到它，不知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愉快，更别提带来的实惠了。如果他同时又找到了杀害蒂娜·尤特丽的凶手的线索，那可就更棒了，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目的。所以他呆了一个多小时，试图了解一些有关怀尔夫人、蒂娜或怀尔的细微末节，也许这能给他一些启发。在同他一块走到大厅，准备送他出门时我说，他是西切斯特警察局的人，他和他的同伴肯定清楚他们眼下的处境。他同意我的看法，但难题是一定要避免与州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发生冲突。 到一点钟时广播里没有播送什么新消息，我们也没有什么新情况。索尔、弗莱德和奥里打来电话说他们已去参加葬礼了，这可帮上了大忙。那是极有用的一条线索。不管目标到哪里，你都得跟踪到哪里。我曾经跟着一个古怪的人在第五街和马迪逊大道上转悠了四个小时，用尽浑身解数才弄清，原来他是想企图寻找一双带黄条纹的吊袜带。 这一天，午饭又吃鲱鱼子，这回是抹上猪油浸过奶酪后烤制的。每年春天，我都被鲱鱼子养得好好的，我希望这种美妙的鱼能够谅解我。 大约三点钟左右我们回到了办公室，案子有了些进展，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电话铃响了，是奥里打来的。他说他的跟踪目标和弗莱德的目标都在那儿，当然他俩也跟到那儿了。他说他是在列克辛顿的54街的电话厅里，特德和拉夫·普塞尔正在对面的一家杂货店里，情况就是这些。我刚放下电话几秒钟它又响了起来，是尼尔·特德。你不能不为此大吃一惊，以至你的脊梁骨一阵发颤；弗莱德和奥里正在街对面象鹰一样监视着，而他们的目标却在电话里同我交谈。他说他已说服了普塞尔来同沃尔夫谈谈，二十分钟后他就赶到。我转身问了问沃尔夫，他看看表说不见，我对着话筒说： “对不起，特德先生，沃尔夫先生要——” “我早知道了，那是因为我妹妹。” “不关你妹妹的事。他已回绝了她的请求，但是从四点到六点他很忙。普塞尔先生能六点来吗？” “明白了，请等一下。”半分钟后，他说：“好，他六点到那儿。” “好的。”我挂上电话转过身来说，“六点钟，假如他愿意给我们带路，而当我和弗莱德随他去找那笔钱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晚了两小时而被别人捷足先登了？而且仅仅是因为这糟糕的两小时。” 沃尔夫哼哼道：“你非常清楚如果不按日程办事，我要它有什么用，你会明白的。” 我本来至少可以做十几个辩解，但有什么用？我转而将注意力转到打字机和卡片上。等他3点59分到花房去了后，我打开了收音机，还是没有什么新消息。五点钟也如此。《大公报》出来了，报上刊登了星期二晚上到过弗勒斯旅馆和菲特卡夫餐馆的十四人的照片，这表明它是一家能向公众披露实情的报纸。5点55分门铃响的时候我正在打字。我来到大厅，边过单间的玻璃看见来人是拉夫·普塞尔。开门后他抱歉地说：“我想我来早了点。”他伸出手同我握手。见鬼，这可不是第一个同我握手的杀人犯。在我接过他的帽子同时，沃尔夫的电梯降到了底层，门一开他便急急走出来，他提前了三分钟。因为他喜欢在客人进来前坐到自己的椅子上。 普塞尔向他走过去说：“沃尔夫先生，我是拉夫·普塞尔，”他伸出一只手，“我是您的崇拜者，吉米的内弟。” 当然沃尔夫不得不握住那只手，他很难这么做，只要他真的握了手，便会认真地握。在我们向办公室走去时，普塞尔甩了甩他的手指。沃尔夫招呼他坐红皮椅，然后说： “我想特德先生已经给你介绍了情况。” 普塞尔看着我。一般情况下我向沃尔夫作汇报时从不放过任何细节。星期二下午在莪尔默医生那儿时，我却遗漏了一条有关普塞尔本人的细节。我描述过他有一张圆圆的脸，象他姐姐，矮胖、秃顶。但我忘了提起，当有人开始说话时，他总是看着别的人。现在我又知道了，他还不至于在对B说话时眼睛对着A。他的目光转向沃尔夫。 “是的，”他说，“尼尔作了解释，但我不太明白——这好象有点——” “也许我能解释得更清楚些，他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你正在替他找回我姐姐付给绑架者的那笔钱。他问我是否记得我姐姐曾对他说过，如果他找到那笔钱，那钱就归他所有。我当然记得。但某些事有点糊涂，也可能是我自己没搞清楚。比方说你想问我的那几个问题。因为你认为我们中有人了解蒂娜的事。他说有人往吉米的酒里放了东西，但当我问起这事时，他说你会跟我解释的。” 看来尼尔十分谨慎，至少对拉夫舅舅是这样。 沃尔夫点点头说：“这事有些复杂。最好——我说话时你为什么老看着古德温先生？” 普塞尔将目光从我身上收回去。他红着脸说：“这是个习惯，一个极坏的习惯。” “的确如此。” “我知道。你注意到我的眼睛斜视了？” “不明显。” “谢谢你。可我的眼睛的确有点斜视。我还是在小孩的时候就有人说我爱发呆。尤其是一个人，他——。”他突然不说了。过了片刻他接着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就是我斜视的原因，别人一说话我就这样。我开口说话就好了。现在好了。” “那么我继续说了。”沃尔夫将肘放在椅子扶手上，两只手合在一块搭成一个篷。“你知道，蒂娜插手了这桩绑架案。” “不，先生。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不了解这事，而且也不相信。我听到过我姐姐和古德温先生的对话，这就是我所了解的全部。我不相信的原因是，绑架的事太冒险了，如果被抓住就全完了。她不喜欢冒险，从她玩纸牌上就可以知道这一点。要是她认为哪张牌可能对我有利，那她就宁愿扣住不放，即使这张牌她用不上。当然谁都会这样做的，但哪怕这只是极小的可能性，她也这样做，你明白吗？” 沃尔夫不明白，因为他从不玩牌。但他点点头说。“但你还是找到了机会？” “噢，是这样。我是个天生的赌徒。我姐姐曾经同我打过三次赌——不，是四次——但她一次都没成功。我有什么可赌就敢赌什么。” “生活需要一些佐料。”沃尔夫说，“至于尤特丽小姐，你却错了，她参与了绑架案。如果我告诉你我是怎样产生这念头的，你仍然不会相信的。但是，既然你来这儿是顺从了特德先生，那么现在你在这也可以顺从一下我。假如尤特丽小姐的确参与了此案，那么至少有一个绑架者是她所认识的。因此我必须了解有关她的朋友和熟人的情况。我想你该认识他们，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 “嗯，”普塞尔在椅子上挪挪位说：“真有意思，蒂娜的朋友。当然她有朋友，一定有，但我确实不认识。她晚上经常外出，去看电影和看戏什么的。但我不知道她和谁去的。真有意思！我原来以为我很了解她。当然，熟人她认识很多。” 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阿奇吗？我是弗莱德，在街角一个电话亭里，我是回来，还是跟踪到底？或者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我得伴着他直到他回家。他在你那儿会呆多久呢？” “等一下，”我转而对沃尔夫说。“是弗莱德，他的跟踪目标已经进入了那幢可能是匪窝的房子，他请求指示，要捣毁它吗？” 沃尔夫巧妙地瞥了我一眼，“让他撤回来，明早接着干。”然后对普塞尔问，“你接着说吗？” 而拉夫舅舅却一直等着我传达完命令挂上电话，转过身来。真是好脾气，这本来不关他的事。他说：“谈起蒂娜的熟人，她在家里会过许多人，宴会或晚会上的客人什么的。但那都不是你想知道的。你想的完全是别的类型，那些她可以利用来做诸如绑架这类事的危险人物。” “或者那些可能利用她的人。” 普塞尔摇摇头说：“不，先生。我认为她不会参与这绑架。如果她真的参与了，那她一定是主谋。”他举起手做了一个手势。“我说过我崇拜您，沃尔夫先生，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知道你料事如神。假设你断定她参与了绑架，你一定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我自认为很了解她，真好笑。如你不告诉别人，当然……。” “我已经告诉了别人，”沃尔夫告诉他。“我已经告诉警方，不久就将公诸于世，所以我也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毫无疑问，是尤特丽小姐用打字机打的那些放进你姐姐邮包里和电话簿里的纸条。” 他没有明显的反应，也许你会以为普塞尔没有听见沃尔夫的话，唯一能看得见的动作只有他眨巴着的眼皮。然后他才说：“谢谢您告诉了我，这说明我还不至于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傻。当他们问起我是不是知道从我姐姐书房里把打字机拿走的时候，我就怀疑到这一点了。” “是警察问你的吗？” “是的。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嗯，我没说。但我愿意告诉你。我看见是蒂娜拿走的。星期二晚上，她的车子停在外面，我看见她提着打字机出去，她肯定把它放进车里了。” “星期二的什么时候？” “我没注意，但是在九点钟以前，大约在我姐姐带着手提箱开车离开以后的一小时。” “你怎么知道手提箱也在车里？” “我替她搬出去放进车厢的。我看见她提着皮箱下楼，就主动帮她的忙。她没告诉我她去哪，我也没问。但我想一定出了什么事。我以为她是去接吉米的。他星期天就出去了，我想他不会在乡间别墅。我姐姐没告诉我他在哪。”普塞尔摇着头说，“是蒂娜打的字条，这就是她为什么把打字机拿去的原因。我得谢谢你告诉了我。对她的看法你是对的。我原以为我了解她。上个星期四——不，是星期五——我和她玩纸牌时，她把所有的筹码都赌上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但我想我不能不相信。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你想了解她的朋友，如果我知道，我会乐意告诉你的。我可以把是她打字条的事告诉我的姐姐吗？” “警察可能已经告诉你姐姐了。”沃尔夫抚摩着扶手说，“你已帮不上多大忙了，普塞尔先生，但我欣赏你的坦率。特德先生应该感谢你，他肯定会的。我不想再耽误你了。” “但是刚才你说要告诉我有人往吉米的酒里放了药的事的。” “我是这么说来着。星期三晚上你也在书房里吗？” “是的。” “是你替弗罗斯特斟的白兰地。” “是的，我想是的。你怎么——噢，尼尔告诉你的。” “不，是他妹妹告诉我的。我本来想试着从她那儿弄清是不是她在吉米酒里下的药。可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想法。象这样的事几乎总是毫无结果的。有一点很清楚：怀尔先生在被人从长沙发上拖到雕像跟前时，的确是被人用药麻醉了的，因此，一定有人在他酒里放了东西。这就是解释。” 普塞尔的反应是明显的，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拖？”他问。“你是说拖？” “是的。” “但是没有人拖他，除非他自己拖自己。” “不。他当时完全神志不清。有人把他拖到雕像前，拖到那个预定的地点，然后把雕像推倒在他身上。我不想对你详细描述，现在不想。我提到这事仅仅是因为我欠你一个对你提起过的有关怀尔先生的酒的解释。” “可你是说吉米是被人谋害的。” “是的。” “可警方没这么说。” “但我是这么说的。” “你告诉过尼尔，吉米是被害的吗？” “是的。” “你不明白呀，你不该那样做。” “‘明白’这个词有丰富的内涵。我已经形成了结论。” “那么你没有真正——你不关心蒂娜·尤特丽。你一直都在利用我。”他的面颊通红。“你一直都在愚弄我。”他站起身来。“尼尔早该告诉我。这可不那么好。你也应该早告诉我。我想我真是个大傻瓜。”他转身朝门走去。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有好多次我都是这样让客人自己去拿自己的衣帽，自己开门出去，也许这会更好些。当我听到关门声，我便出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离开了。我回到办公桌前时，沃尔夫正冲着我做脸色。 我说，“如果他并不是一个大傻瓜，你也会这样做的。”他显得更不高兴了。 第十章 这天，我正吃着一块牛肉片，电话突然响了。弗莱德听完电话回来说，怀尔太太想和沃尔夫先生讲话。我起身推开椅子要去接电话，沃尔夫不满地咕哝起来。他也没说不让我去，因为他清楚我一定会去的。 我告诉我们这位从前的顾客说，沃尔夫正在进餐，并说半小时以后他会给她回话的。这位太太却说非见他不可而且现在就想见。我说可以，但最好十分钟以后再来，那会沃尔夫才有空。她连声说不行，她来不了，病重虚弱。她的声音听上去是有点虚弱。 “这事就难办了，”我说，“如果用电话谈不方便的话，要么我到您那儿去，要么就只能等一等。” “这事不能再等了。他从来不到别处去吗？” “从不在外办理业务。” “您现在能来吗？” 我看了看手表：“我九点能到，行吗？” 她回答想来也只好如此了。我便回到餐厅坐下，然后让弗里兹送上咖啡和馅饼。我们通常是回到办公室喝咖啡的，因为那儿有椅子和沃尔夫近期内要读的书。沃尔夫吃完牛排放下钢叉之后，我告诉他我准备去拜访怀尔太太，问他有什么指示。 他嘀咕着说：“人们说经一事长一智，她也了解现在的情况。我们什么也不欠她的了。” 我离了座，走到门外台阶上试了试天气，我决定把自己从大衣里解放出来。来到第八大道我便要了辆出租车。在路上我一直寻思着沃尔夫的意思。他说我了解现在的情况，可我是从自己的角度了解的，不是从他的角度。他可能已经得出了什么结论，虽不是最后的结论。比方说，尼尔·特德就是那个绑架者、谋杀凶手和说谎者。要么就是他妹妹玛葛特，或者是拉夫舅舅。他象这样把一个推理藏在脑子里，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了。 尼尔准是一直在客厅里等着，所以我按了门铃才两秒钟他便开了门。他穿戴整齐——纯深灰色外套、白衬衫、灰领带，显然是为葬礼才买来穿的。他关上门，转过身问我：“究竟沃尔夫为什么要对我舅舅拉夫说吉米是被害死的？” “您可以作各种猜测，”我对他说，“可我想他只能这么做，因为您已经对拉夫舅舅讲过有人往吉米酒杯里放了东西，沃尔夫先生就只好对此作了解释。难道您非得提到吉米喝的酒不成？” “不，那是顺口说起的。但是真该死，如果沃尔夫真是他妈的那么聪明，难道他不能随便搪塞一下吗？” “确实可以，至于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就很难说了。他做的事，我有时一看便知，有时要一小时后，甚至个把星期才能弄清楚，有的时候则无从知晓。为什么，难道普塞尔告诉过您母亲吗？” “他当然说过了，可这还得付一笔钱。” “正是这样，我正是经办人。您母亲在哪儿？” “您准备向她讲什么？” “到时候才会知道。我和您母亲约定好的，我九点到这儿来，现在过了五分钟。” 他本想再说些什么，可还是决定不说了，只是叫我随着他去，领我到通向里屋的甬道。我真想再看看书房，假若本吉明·富兰克林的塑像还在楼上这间书房里的话。可是进了电梯尼尔却按了上三楼的号码。电梯一停我便跟着他出来，沿着厅堂进到一间房里，我环视一下，假如我有妻子，这间房倒挺适合她住，正因为我没有这种她想要的房间，我这辈子可能要打光棍了。这房间宽大典雅，色彩柔和，柔和的灯光，柔和的浅灰色和粉红色、软软的地毯、柔色的窗幔。我走过地毯随尼尔来到怀尔太太跟前。她平躺在一间大床上，粉红色的丝被单掩住了大半截身子，头枕着一对粉红色的枕头。 “你可以走了，尼尔。”她开了口。 怀尔太太脸色不好。当然，妇女们化妆与不化妆看起来完全是两样。不过现在的她即使化了妆也不会好看。她发青的脸无精打采，面颊凹陷，眼圈浮肿。尼尔走出去顺手把门带上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您来了，”她有气无力地讲起来，“我想问问内洛·沃尔夫，他告诉我弟弟和我儿子，说我丈夫是被谋杀的，他这种侮辱性的语言意味着什么，您能告诉我吧？” 我摆摆头。“我没法告诉您沃尔夫对他们所说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我想您知道你儿子为什么昨天要去见他。” “知道，让沃尔夫帮助他寻找那笔钱。尼尔问过我，要是他找到那些钱，那么钱是否可以归他所有，我说可以。钱倒无关紧要，我丈夫回来了。可现在他死了，无缘无故地死了。但他决不会是被杀害的。” 难怪诺尔也这么说。“您儿子昨天又问过您那笔钱的事，您还是说他可以占有那笔钱，对吗？” “我想我说过，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当然不是指那笔钱。不，我可能没弄清，有些事还很关键。如果您不肯告诉我沃尔夫为什么说我丈夫是被谋害的，早晚沃尔夫也会告诉我。如果我不得不上他那儿去，我会去的。我的医生命令我卧床静养，我做不到，除非我知道了这个缘故。” 我仿佛看见了她在我的帮助下步履蹒跚地走进办公室，沃尔夫瞥了她一眼以后，起身走了出去。他不止一次这么做过。“为什么沃尔夫会这么说，我没法说，”我委婉地对她讲道，“不过我可以告诉您，为什么他会这样想。”我也只能这样对她说了，即使我不说出来，尼尔也可能会说的。“那天当您离开房间之后，您丈夫在长沙发上睡着了，还留一盏灯亮着，对吧？” “是这样。” “他醒来后，意识到自己是睡在沙发上，便站起来，朝门边走去。他失去了平衡，站不稳，急忙一把抓住雕像，把雕像拉倒了，正好压在他自己身上。情况是这样吗？” “是的。” “这正是沃尔夫先生不相信的原因。他不相信一个清醒的、能走动的男人会迷糊到连一个要倒下来的雕像都躲闪不开的地步。他认为：您丈夫本不会睡得这样沉，在有人把他从长沙发上挪动到雕像下面时，他准是失去了知觉。既然尸体检验没发现受过猛击的痕迹，那他一定是被麻醉而失去知觉的。你们都在书房里喝过饮料，他喝的是威士忌和水，有对他下药的机会。所以沃尔夫先生推断他是被谋害的。” 她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我。“真是荒谬绝顶！”她这么说道。 我点了点头。“对您的确如此。万一沃尔夫先生是对的，那么就会是您女儿，您儿子，您弟弟，还是您的律师，或者是您自己，杀害了吉米·怀尔先生。我认为沃尔夫先生的判断是正确。不过我是为他工作的人，说出来别人未必会信。姑且认定不是您干的，可您面临的是一个固执的人。您可以设想是任何一个人杀死了您丈夫，以便弄到他的一切，当然您不会设想是您儿子、女儿或是兄弟去充当的凶手，也可能不会认为是您的律师干的。我承认这个案件很蹊跷，而且您说它荒谬绝顶也不奇怪。我并非企图说服您；我只是告诉您沃尔夫先生为什么要认为您丈夫是被谋害的。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如果他在这里的话。” “我想告诉他：他是个笨蛋。一个十足的笨蛋。” “我将转达您的意思。还有别的吗？” “我还要通知他，我已经给我儿子说过我正在寻找我告诉过他的那笔钱。如果我儿子能弄回这笔钱可以归他所有。可他不可能找到。我没想到他会去找内洛·沃尔夫。” “您也去找过内洛·沃尔夫。” “这是两码事。早知道我应该直接去找那个绑架者本人要回我的丈夫。” 我凭经验仔细思考了几秒钟才开口说道：“我也会转达这个消息的，不过我现在就可以告诉您沃尔夫先生会有什么反应。他很难对付，而且过分自信。他不仅喜欢金钱，还离不开他的工作。你儿子来找他帮忙并答应付给他一笔钱，他已经接受了您儿子的要求，他决不会因为你改变了主意便善罢甘休。如果他能找到他感兴趣的这笔钱，他将从中得到一份。依我愚见，他找到这笔钱的可能性只是一百万分之一，可他不会放弃尝试，他非常敏感。您现在采取的态度会使他步履艰难，那么他可能会被逼上梁山，干出点什么事儿来。比如投书报社讲述他是怎样才推断出吉米·怀尔是被谋害的等等，他是做得出来的。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明智的忠告，我建议您眼下先稳住您的儿子，告诉他您并没有去找那笔钱，我将把这件事向沃尔夫先生报告，那么沃尔夫先生会做出是否有必要作这次劳民伤财的跟踪的决定。” 这番话并没有起什么效果。我说话时，她紧闭着双唇，等我一停，她便张口喊道：“即使他找到这笔钱也不该有份儿，那钱是我的。” “这是律师分内的事。律师将要求您承认他与您儿子订的协定，而这个协定正是以您和您儿子在证人面前说的那些话为基础的。这类事律师很喜欢插手，他们可以在这种事上泡它好几年。” “您可以走了。”她说。 “当然要走。”我站起来。“不过您要明白……” “出去！” 我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走出来，随手关上门，乘电梯下到一楼。尼尔在那儿等着，迎面向我走来。 “她说了些啥？”尼尔急忙问我。 “东拉西扯。”我恍眼看见一个人影穿过走廊。“她有点心烦意乱。我们去散散步怎么样？到有酒吧的地方去，没有香槟供应的话我请您喝点别的。” 他歪着头朝楼上望了一眼，然后对我说：“好主意！”就去开了门。我们走出大门来到人行道。我提议去巴里斯酒店，在麦迪逊街七十八号。于是我们就向这个闹区走去。 酒吧里的小单间不是私人会谈的理想场所，总会有些好奇心强的人在你面前晃来荡去听你谈话。你要么扫兴离去，要么得回头看看而中断了交谈。尼尔和我在巴里斯酒店门口歇了一会才走进去。看见一对恋人儿在最边上的那个小单间正离席而去，我们便走过去坐下。我背对墙壁。一个穿白围裙的女招待走过来，换上酒杯，把桌子擦了擦，我们点了些吃的。 “事情只好就这样了结了，”他说：“您无法说动她。”在途中我已把情况讲给尼尔听了。 “一点儿也说不动。”我为此很懊恼，甚至沮丧。“您知道为什么我想为你要一杯酒吗？因为我也想喝一杯。和您母亲的谈话使我回到了，回到了许多年以前，使我想起了俄亥俄州和我的母亲。你多大了？” “二十三。” “那时我才十七岁，刚从中学毕业。当然那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那时对我来说是容易的事现在对你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妈妈不象你母亲这么富有。我不能向她伸手要几百千把块钱，或是偶尔需要的什么东西。” “见鬼。我也不能呀。向她伸手可没这么容易。” “可能也不容易，不过事实上您妈很有钱，你得全力以赴地接近她。而我和我母亲之间就不存在这种问题。我妈是个天生的女暴君。粗暴就是她的一切情感。我的大小事情都由她说了算，自己作不了主。你母亲谈话的时候，我不由得想到最糟的是我能得到的事你做不到。” 酒拿上来了。我们都举起杯，尼尔猛喝了一大口。“您那时干了些什么呢？”他问我。 “我叫她走开。那是六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从中学毕业了，我告诉她别再管我的事，便转身走了。我说这话当然不是指我做的事你做不了就太糟糕了。我俩情况不同。你不必这样干。现在吉米·怀尔死了，你就是这幢房子的主人。你所要做的就是应当明白你已经是独立自主的了。不是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是当着她的面讲：‘妈妈，我已经独立自主了’，这样对你一点用也没有。你真能作主的话，这最好落实在行动上，同沃尔夫先生订个明确的书面协定；只讲不做会很明显地产生一个结果：万一她把她许的诺言收回去，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而订个明确的协定那就太妙了。你最好这么对她说：‘妈妈，您说过如果我找到这笔钱，那钱就归我所有。我将付给内洛·沃尔夫一笔钱，他会帮助我去寻找这笔钱，并且我也准备帮助您去找到它。’” 尼尔又喝了口杜松子酒。“她会说这笔钱是她的。” “那不是她的，她在证人面前讲过的话要算数。她已经把这笔钱给了你，唯一的附加条件就是你得找到这笔钱，因此这算是一种赠送，你不必为这笔钱上税。姑且认为找回这笔钱的可能性很小，但万一我们找到了，除掉你给内洛·沃尔夫的一份外，你还有四十万，不上税，什么也不再付。即令我们找不到这笔钱，你也让你母亲知道你已经能独立处事了。不要用口头的形式去告诉她这些内容，而要依据一个明确的文宇条款的规定来行事。另外还有一点，不过我们不谈它了。” “为什么不谈呢？我很想知道。” 我呷了口苏格兰苏打水。“只有等沃尔夫先生发现了这笔钱后，这一点才显得重要。如果沃尔夫成功了，这钱的五分之一得归他。要是那时你母亲有意刁难，或者抓住钱就不放手，这将会引起轩然大波，并且会搅得你不得安宁。若是涉及到打官司，你还得出庭作证，是为沃尔夫先生作证。” “不会的。我母亲不是为了钱而不满，而是为了吉米，是为了沃尔夫说吉米是被谋杀的那些话。为什么这家伙要把这些告诉我舅舅拉夫呢？” “他也告诉了你嘛。” “我<u>ｈｔtｐ://</u>有足够的辨别力，不至于会讲给别人听。”他放下空酒杯。“瞧，古德温，我完全无所谓。即使吉米是被谋害的，我也无所谓。当然，被害的不是我母亲，就算是我母亲，我也没准会有所谓。我本身已经到了能参加选举的年龄。不过说实在的，照我这样一味地屈从下去，你会说我还是个晚上尿床的孩子呢。你说我不必象你那样去处事，但只要四十万能到我的手中，我也会那样去做的。我会叫我妈走开。我还不像我的容貌那么蠢笨。我心里明白星期三晚上我是怎么干成这事的。那天我妈见到她的爱人吉米回来了是那样的高兴。她不停的喝酒，我便趁机在证人面前向她要这笔钱。我打算第二天早上去内洛·沃尔夫那里，可第二天一早吉米死了，使得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沃尔夫对拉夫舅舅说了吉米是被谋杀的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拉夫又告诉了我妈。而你却要我向她表明我已经能够独立主张了。见鬼。难道我真是一点主见都没有吗？” 我示意女招待再添上些酒。“那让我们来试着干点什么事吧。”我边说边拿出笔记本和钢笔来。我在空白页的头上记下了日期并写道： 给内洛·沃尔夫：我在此证实我们昨天晚上的口头协定。我母亲，奥茜·怀尔太太在星期三即四月二十六日告诉我，并在星期五，即四月二十八日重复过：如果我找到了她在星期二，即四月二十五日被骗去的500，000美元，或是这笔钱的一部分，这些钱就归我所有。所以我找到这笔钱，钱将属于我。我已经雇佣您来帮助我寻找这笔钱。我同意：如果您找到这笔钱或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就能用所找到的钱的五分之一作为您为之服务的报酬。特此立据为证。 第二道酒送上来了，我把字据读了一遍，喝了一口酒。我撕下字据递给尼尔，并注视着他的表情。他看了看，“这会怎么样？” “这会证实你的独立。我实在不指望你签名，我怀疑你是否有勇气。你已经屈从得太久了。可假如你真在上面签了名，你就不必再去对你母亲说你将要做这个做那个，而是告诉她你已经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已经同我到这里来把事情谈妥了，并且已经同沃尔夫签订了书面协议。她不会惩罚你，不给你吃晚饭就打发你睡觉，因为你已经挣到了自己的晚饭。沃尔夫先生已经有一个证人来证实他与你立的口头协定了，这个证人就是我。” 尼尔又一次读起字据来，读到一半，放下他的酒杯，把手伸过来说：“给我钢笔。”我拿笔给他，他签下了他的名字，把这张字据推到我面前，然后把他的杯子举到眼睛那么高。“精采！为自由而干杯！”他一饮而尽。一块冰滑出杯来掉到桌上，他拣起来朝一个正从酒吧间穿过的招待扔去，只差一码就击中了那招待。他扑哧一笑，摆了摆头，问我：“你叫你妈走开别管你的时候她怎么说的？” 既然我已经如愿以偿地得到他的签名，倘若我们此时就离开酒吧的话，那么一切会十分圆满。但尼尔显然不是巴里斯酒店的生客，酒店老板对我们并无逐客的表示，只是在那边不时地朝我们望一望，看是否还要上点冷饮之类。尼尔还想谈下去。那意思好象是我已经让他当上了英雄。他还想知道是什么人或什么事情使得我在十七岁时就变成了英雄的。我勉强花了半小时又陪他喝了一杯。可我怀疑，他将要在这里待到晚得不能再到他母亲屋里道晚安时才回家去，这便意味着还有两小时。因而我开始看表，做出早有约会等着要赴而坐立不安的神情。到了十点，我付清了冷饮费便起身告辞。 十点二十六分我登上了事务所门前熟悉的褐色石阶，按了门铃。弗里兹开门时伸出大拇指指向他背后的办公室一指，示意那儿有人来了。我问他是谁来了，他小声地告诉我里面在密谈，时不时有吵闹怨声。“是联邦调查局的。”我对他说，“擦去所有的指印，把记录烧掉。”便直接朝办公室走去。 不必非得相信我，可即便弗里兹没对我讲，我只要看这位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一眼，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了。来人的眼神与嘴形完全能说明问题。他们从不会说他们是来监视你的。他的下颔一启动就让人看出，具有这种嘴形的人一定是刚毅、勇敢、不屈不挠、冷静、有远见、能急中生智、强健的；同时也提醒你，这种人又是谨小慎微、彬彬有礼、保守、有耐心、平和、决不抛头露面的。世上再没有别的嘴能如此说明问题的了。唯一不足的是这张嘴老是上下抽搐、左右横咧。 沃尔夫介绍：“这是古德温先生；这是卓柏先生。” 卓柏先生站起来，自信地等待着我伸手去和他握手，然后才伸出他的手。仍是那样谦逊和保守。他把左手伸进衣袋里，我告诉他不必麻烦，可他还是用游侠柏拉丁抽出枪的姿势自动掏出了他的证件。我随便看了一眼，算是不伤害他的感情。 “卓柏先生在这儿足足呆了一小时了。”沃尔夫拉长腔调讲出“足足”二字，“他有我们签署的启事的复印件。他详细问了许多问题，不厌其烦地在这里踱来踱去，他想见见你。” 看来又得花足足一个小时。我来到办公桌旁坐下，卓柏坐回到那张红皮椅上，拿出记事本。“是点小问题，古德温先生。” “大问题我会更感兴趣，”我答道，“不过要简短些。” “我得作个记录，”他说起来，“您当然明白您是个有经验的侦探。沃尔夫先生说星期二下午六点半左右您离开过这间房子，不过他不清楚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您回来时是几点？” 我咧嘴一笑，显得那么谦恭、有礼而平淡。“卓柏先生，多谢恭维了。您以为星期二晚上我会不顾她的意愿，也不管是否得到沃尔夫先生的同意去追踪怀尔太太；您甚至以为我到了铁矿路那么远的地方，而那些绑架者一个都没认出我来。正如您了解的，这本该是件可以写小说的好素材，难得的宝贝，我多谢您的恭维了。” “别客气，您在什么时间返回来的？” 我干脆全都说了出来，从六点半到深夜一点，那些地点、姓名、时间，说得很慢，足以使他记下来。我讲完时，他合上记事本，然后又把它打开。“您开一辆小车，是吧？” “沃尔夫先生的，我开的就是那辆61型的‘苍鹭’轿车。” “车房在哪里？” “第十街三十五号与三十六号之间。” “星期二晚上您开的也是这辆车吗？” “没有。我想我乘坐的是出租车。” “是这样。您明白，古德温先生，这要做记录的。”他把记录本放进口袋，站起身来，从条桌上拿起帽子。“您帮了大忙，古德温先生，非常感谢。我恐怕还要来打扰您。”他转身走了。我没站起来，按道理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先起身告辞，我本该一跃而起先走到他前面去为他开门的。一听见关门声，我立即起身到前厅去看了一下，回来后我从口袋里掏出尼尔签了名的协定书递给沃尔夫。 他看了一遍就放下了。“你要他写的？” “好象还令人满意。要我汇报吗？” “好。” 我详细叙述了整个过程，除了与尼尔在酒吧间最后半小时的谈话，这半小时的内容不能作为材料。我讲完后，他又拿起协定书看了一遍。点点头说道：“太好了。”然后放下这份东西。“你母亲去年来纽约住了一个星期，还在这儿用过两次餐。你还花时间带她出去游玩，我看不出她身上有你对特德先生讲的那种女暴君的味道嘛。” “我也看不出来。等我们把这五十万美元找到以后再来细谈这件事吧。可以把它们写成小说，我妈妈读了不会在乎的。她懂得这是出于工作需要，是为您工作。哦，顺便说一下，在我上星期接到的信中她还提到板栗炸肉饼那道菜呢。” “告诉弗里兹了吗？” “当然讲了。明天上午有事要做吗？” “没有。” “索尔·福雷德和奥里还在行动？” “是的。”他注视着我。“阿奇，你对卓柏先生回答的那些问题，除了审问者喋喋不休的疑问外，难道他真有其他理由要询问这件事吗？” “当然。可能他们在铁矿路发现了您汽车的轮胎印，星期三我开车去过那里。” “别搪塞。无疑你有些朋友愿意为你撒谎，从你的回答中您提到过一些。特别是有一个。你的回答有多少是真实的？” “都是事实。”我站起来，“我要去睡觉了。耳朵都听得生起老茧了，先是联邦局的，现在又轮到您来哆嗦。我恨不得真去追踪怀尔太太，跟踪带着那只手提箱的奈普先生，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被偷的钱在哪里了！” 第十一章 常常邀请我去乡间度周末的朋友总是要碰运气，因为时常有事把我困在城里脱不开身，这样一来他们就省得为我张罗了。在四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邀请我的是东汉普顿的一对夫妻，他们为我订了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上午的旅馆。而我已经通知了他们星期五和星期六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不能前往，并且星期日我还不得不守在办公室，怕万一索尔、莱弗德或者奥里打电话来求援。 沃尔夫的生活一到星期天就有些没规律了。他的花匠热多·荷斯曼每到这一天就要去看望他在泽西的结了婚的姐姐，因此他会有两小时不在花房，所以沃尔夫先生就得上一两次花房去，看看或做一些浇花剪枝的零活，而具体干点什么，要看天气的变化和情况所需来决定了，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通常要到十点半他才下到办公室来，至少每个星期天我都得在办公室，为他准备好《时报》的“一周论坛”版，这是沃尔夫要通读的栏目。 这个星期天上午从九点开始我就边读报边期待着尼尔·特德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已经发表了他的《独立宣言》，就象一个英雄打电报给另一个英雄那样。可一直等到我打开收音机听十点钟的新闻节目时还不见电话来，也没得到那几位盯梢者的任何消息。不过我很快清楚了索尔所在的位置，他就在附近。我刚关上收音机，门铃就响了，走到前厅一看是安烈德·弗罗斯特来了，索尔是跟踪他的。无论弗罗斯特是怎样到这儿来的，索尔离这儿的距离一定近到足以看得见打开的门。我把门大大打开，并道了早安。 弗罗斯特说他要见沃尔夫先生。要是描写出他此时的冷漠的表情和声调可能会令人不快。但那将会是一篇精采的报导。他的表情声调是那样的冷若冰霜。从他的穿戴来判断，弗罗斯特很可能是去教堂才穿上这件特意定做的炭灰色外套，戴上四十美元一顶的翘沿帽，可恰好此时一个偶然的原因使他没能去教堂。我将他领进了办公室，便打电话到沃尔夫的花房去。告诉他安德烈·弗罗斯特先生来了，正在办公室等着。他厉声说：“等十分钟。”就一下挂上了电话。我转告弗罗斯特时，他冷冷地哼了一声，又漠然地看了我一眼。他似乎不如星期三下午我见到他时那么象亚伯拉罕·林肯了，不过这也可能是我从未见过的林肯发怒时的模样。 等了十分钟，又差不多等到快一刻钟，才听见电梯的响动。沃尔夫进来了，左手拿着一枝密尔顿罗李花，右胳膊下挟着星期日的《时报》。他经常带着《时报》去花房，这样就不必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中途折回房间去取了。他径直走到办公桌那端。“是弗罗斯特先生吗？您好，我正盼着您来。”然后把花插进花瓶，报纸放在桌上，转身坐到椅子里。 “您不会正盼着我来，”话一字一句地从弗罗斯特口里崩了出来。 “可我的确在盼着。”沃尔夫注视着弗罗斯特。“是我邀请您来的。我给普塞尔先生讲了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一听我这么说，您当然会来找我的。我想见见参加过星期二聚会的每一个人。您来了，自然罗，是来表示抗议的。开始吧。” 这位律师脖子上的肌肉在抽搐。“您这是在说，”他愤然诘问，“您明明知道是假的，还要进行诽谤，仅仅是为了使我到这儿来，你好见我了？” 沃尔夫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这可成了个问题了。我并没有诽谤谁，因为我说的全是事实。我也没有强迫你，你没受任何强制。如果您不愿来这儿，完全可以走。普塞尔先生告诉过您，我得出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这一结论的具体缘由了吗？” “是的。可那纯粹是诡辩，连警方和地区检察官都还没下结论呢。这是捏造，毫无根据，诽谤中伤，你要受到控告的。” “地区检察官已经作出了最后的结论并且停止调查了吗。” “正式的当然还没有。” “就算他已经作了结论，也不能证明我这样做是错的。他需要证据好使陪审团信服。我却不需要，我全凭……。” “如果你坚持这种诽谤，你得拿出证据来。” “我并不是非得去迎合那种偶然性。我只是需要找到进行我已开始着手的工作的出发点，我已经找到了它。我的结论就是，怀尔先生是被谋害的。我没有……” “您没有做任何工作，你是在与尼尔·特德作那个异想天开的阴谋。仅此而已。” 沃尔夫扭过头问我：“阿奇，那份协定书呢？” 我打开保险柜，从隔架上取出昨晚睡前放进去的协定书。我拿着协定书走过来，沃尔夫要我拿给弗罗斯特看。他接过去浏览一遍后，便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当他抬起眼睛时，沃尔夫开口说道。 “我不是法律顾问，弗罗斯特先生。不过对于合同协定是否有效还是略知一二的。我确信这一纸协定就把怀尔太太和特德先生牵制在一起了。” “他什么时候签的名？” “昨天晚上。” “这协定不成立，特德先生是被骗去签名的。” 沃尔夫回头问我。“阿奇，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我告诉弗罗斯特。“你可以问问他，他已是成人并且希望自立。我给他买了三杯饮料，不过他完全清醒。这有证人。” “证人在哪儿？” “在麦迪逊七十八号，波里斯酒吧。”我一直在他旁边，我伸出一只手说，“可以把它还我了吗？” 他又看了协定书一眼，然后递过来。我走到保险柜边，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上，然后关上了保险柜的门。 沃尔夫还在滔滔不绝：“我正打算说，弗罗斯特先生，我并不想发布我的关于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这一结论，或者得到这一结论的根据。我必须告诉特德先生是为了解释我对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处理方法。而我之所以告诉普塞尔先生，是因为我想见到您；因为普塞尔肯定会给他姐姐讲，而怀尔太太又会告诉您，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就谋杀而言，我不——” “不存在谋杀。” “那是您的结论——或推断。我不想干涉。我不是复仇者。” “您为什么想见我？” “在我得知那群人中有一个人是谋杀案的凶手，也可能有两个凶手时，我需要弄清楚是哪一个。我很想观察他们，听他们——” “那么您还在坚持这种不实之词。这就是说您想在参加星期三晚会的人群中找出一个谋杀者来。” “这仅仅出于我的意愿，出于我个人的目的。我对采用通过普塞尔先生和怀尔太太转告您的这一方法的解释有些遗漏。不，不是那样。我对特德先生全都说了，但没有对普塞尔先生说。在推断出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结论后，我作了两种假设：谋杀案必须牵涉到绑架案，因此凶手也参与了绑架，并且他，或者她一定知道谁拿了钱，钱在何处或可能在何处。所以我需要辨认他，需要见见您们所有的人。我已经见过了怀尔太太，我试图找到那笔钱。” 弗罗斯特摇着头，咬着向内紧缩的嘴唇。“难以置信。我知道您的声望，不过这很荒唐。您想见我，根据你从我这儿看到和听到的你就能断定我是不是绑架者及杀人凶手？真是岂有此理！” “听起来似乎是有点夸张。”沃尔夫承认，“不过我没有完全依赖我的敏感。”他调脸对我示意，“阿奇，请把索尔带来。” 这句话表明他知道索尔在哪儿。他不是说：阿奇，看一看索尔是不是在附近。弗罗斯特是索尔盯住的目标，因此，只要弗罗斯特在这儿，索尔必定在附近。当然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走出大门，下了石阶，刚迈了两步便站住了，转身向曼哈顿走去。有个过路人以为我碰见了谁便调过脸来看，没看见人影又继续赶路。我盼望索尔从街对面的停车站背后露面，但直到他从巷子出来上了人行道我才发现他在那个离第十街三步远的地方。他早考虑到弗罗斯特会朝西边走，在那边要辆去居民区的出租车，而他无疑也会跟过去的。他走近我问道：“我被发现了吗？” “你当然知道你没被发现。可你被召回了，我们需要你去玩四人皮纳克尔牌。” 他意识到有事叫他去，我们便朝办公室走去，索尔走在前面。他把帽子放进口袋里，径直走到沃尔夫的办公桌前，看都不看弗罗斯特一眼。说：“有事吗，先生？” 沃尔夫给弗罗斯特介绍：“这是索尔·潘佐先生，从昨天早晨起他一直在调查您。”沃尔夫回过头来对索尔道。“你对昨晚在电话里作的汇报还有什么新的补充吗？” 索尔说：“打了电话之后，我又看到一份原始材料，发现了新情况。去年秋天，他买了公园路那幢新建的十二层楼房的三分之一的股份。” “简略点，有些情况你昨天报告过了。” “他是麦克顿威尔商行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商行在百老汇大街一百二十号。他是尼克松的纽约律师委员会副主席。两年前他送儿子一幢在东六十八街的房子作为结婚礼物。他出任不下二十家公司的经理。我想这是不完全的统计。十多年来他一直是哈罗德·特德的法律顾问。他在长岛靠近克里特·内克那边有一幢房子，内有三十个房间，占地十一英亩。一九五四年艾森豪威尔总统……” “够了。”沃尔夫转向弗罗斯特。“正如您所知，弗罗斯特先生，我知道我的敏锐并非毫无失误。当然，潘佐先生报告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查明，比如说长岛的房产是否负有债务？是否属于遗产？” 弗罗斯特再也保持不住冷静了，他情绪非常冲动。“真是难以置信，”他喊起来，差不多已经语无伦次了。“你买通别人来收集我的档案？以此来确定我是绑架犯还是凶手，这可能吗？会是我？” 沃尔夫点点头。“您当然是个经验丰富的律师，您知道我不能排除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潘佐先生是个考虑周全、能力极强的人，我确信他……” 门铃响了，我站起来走到客厅去看了看，然后回到我的桌前，从便条本上撕下一张纸来潦草地写下“格拉莫”，把它递给沃尔夫。他看了一眼就闭上眼睛，沉思了三秒钟之后睁开眼睛对着弗罗斯特。 “警察局巡官格拉莫先生在门口等候，如果您不想——” 弗罗斯特象触了电一般猛然弹起身来，满目怒火。“混帐！混帐！你给他打了电话？” “没有。”沃尔夫急促地说，“没有谁邀请他来，他是位不速之客。我也不明白他怎么会来这里。他只办理凶杀案件。是不是他听人说起我认为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推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哪儿知道的。反正不是古德温先生也不是我告诉他的。”门铃又响起来。“您愿意让他知道您在这儿吗？” “你撒谎，你要负责……” “够了！”沃尔夫一拍桌子，“这事果然不出我所料。阿奇，让格拉莫先生进来。您到底想不想让他见到你在这儿？想还是不想？” “不想！”弗罗斯特说着离开了椅子。沃尔夫叫索尔带他去另一间房里去。索尔把侧门一打开，弗罗斯特即钻了进去。而由我去给那个警察开门。看到格拉莫脸上的表情，我真期望他照直朝办公室走去，然而我刚关上门转过身来时，他却站在那儿面对着我。 “昨天晚上你和尼尔·特德在一起都干了些什么？”他开口就问。 “请别这样对我说话，”我说。“我宁愿当着一个证人的面告诉您。沃尔夫先生可以做证人。”我走进办公室，对沃尔夫说，“他要了解昨天晚上我与尼尔·特德做了什么事，连个‘请’字都不讲。” 格拉莫站在我旁边。“你等着吧，有我对你说‘请’的那一天。”格拉莫咆哮地说着，走向红皮椅，一屁股坐下去，把帽子摔在条桌上。 “依我看”，沃尔夫说话了，“抱怨是无益的。您当警察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曾向数不清的人问过许许多多很突然的问题，也就难免遭到他们的反唇相讥。这些都是自然的。您有什么理由让古德温回答这种问题呢？” “有事好商量嘛”，我建议道。“我问一个题外的问题，如果吉米·怀尔是死于事故，那为什么你们还要盯尼尔·特德的梢呢？” “我们没有盯他的梢。” “那您怎么知道他和我在一起？” “一个侦探在街上偶然看见您和他，便跟了上去。”他扭身对沃尔夫说，“前天您拒绝告诉我您和古德温在什么地方呆了二十四小时。您说过您没有受怀尔太太进一步的委托，并且您也没有任何委托人。在您签了名的陈述书中您也重申了这一点。可当昨天晚上联邦调查局的卓柏先生问您的时候，您并没有告诉他。您的回答是在逃避责任。这可不象您一向的作法。我还不知道您会用说谎话来回避问题。现在又扯进了古德温和尼尔·特德，您该不会打算给我说这仅仅是一种社交活动。” “不会。” “古德温呢？” “不会。” “那么这又是什么呢？” 沃尔夫摆了摆头。“您有权利要求回答的仅仅是那种与罪行有关的问题。您正在调查的是哪一种罪行？” “这种罪行很典型。我正着手调查吉米·怀尔并非死于偶然事件。” “这么说您并不满足于他只是死于偶然的结论了？” “满足？不。可能地区检察官才会满足。您去问他好了。我想说我有权利要求古德温先生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您。” 坐在椅子上的沃尔夫这时向后一仰，头也跟着仰起来，噘着嘴盯着天花板。格拉莫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雪茄合掌搓了一下，仍不去点着它。他用拇指和食指夹住烟，皱了皱眉头，只得又把雪茄放回口袋。显然他为自己出了个难题。沃尔夫向前起身，让翘起的椅子又回到正常的位置。“阿奇，那份协定书呢？”我从保险柜里拿出来递给他。他放在桌上，朝格拉莫轻声说起来。 “我想您会以为我用各种出其不意的手段扣压情报，其实不然。为了我不公开的目的，我仅仅是在需要时或在您极端厌烦的时候保留了一些细节材料，而这只是暂时的。尽管您今天有点盛气凌人，您却有正当理由。公开这些材料不会使它变得对我无用，并且如果这能促进您的调查，尽管我认为不可能，也算达到了我们双方的目的。”他说完拣起协议书。“我来读，我不想把它交给您，因为您可能会说这就是所需要的证据而把它装进自己的口袋。尽管那会很荒唐。” 他读完协定书后说：“是尼尔·特德签的字，但不是他亲笔写的内容。是古德温先生写的。卓柏先生问起这事时我的回答很含糊，因为，假如我给她讲起我和特德先生签了协议书，他会让我整个晚上不得安宁。他会以为我对那笔钱的去向知道一些什么，起码是略知一二。现在我对怀尔太太不再负有任何责任了。但是我却有一个委托人：那就是尼尔·特德。” “很好。”这嗓音是嘶哑的，格拉莫清了清嗓子。他与沃尔夫交锋，嗓子总有点嘶哑。大概是某个词或者某些词卡在喉管里的缘故。“那么这笔钱在哪里您心中还有点数罗，或者说这还是某种问题的线索。怀尔太太知道协定书的事吗？” “知道。” “就是昨夜古德温与特德商量的那个？” “是的。” “他们还谈到了什么？” 沃尔夫转过头来问我：“还有吗？阿奇。” 我摇摇头。“没有了。我们闲聊了一些关于母亲的事儿，他的，还有我的。与这个协定有点关联。” “现在你的问题我们作了回答。”沃尔夫对格拉莫说。“我知道您会将这些转达给卓柏先生，可他不在这里，假若他来了他也不会进来。我们已经毫无保留地把我们所掌握有关绑架的情报全部提供给他了。至于钱在何处我的确有自己的想法，但这是根据——” “上帝，您承认了。” “我在陈述。那是根据我作的推断与假设，而不是我所掌握的证据。这些推断与假设不仅回答了绑架事件与钱的去处，还回答了关于怀尔先生的死因。如果我告诉您我确信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并且我知道是谁，为了什么杀害了他，你会说什么呢？” “我会说你在即兴表演。这怕不是第一次了吧。我了解你。上帝啊！我还不了解你！如果你真的弄清了某桩案子，你不会说你‘确信’的，你只会说你‘知道’。假如你已经搞到了谋杀和凶手的证据，我想要它，现在就想要。你有吗？” “没有。” “那么就让你去作你的推断和假设吧。”他拿起帽子。“你说对了，我这就告诉卓柏先生。”他站起来。“可要是他和我一样地了解你——噢，真该死。”他转身走了出去。 我跟到前厅看着他在身后关上了大门。一回到办公室我就问沃尔夫：“这么说您几乎都知道了？您知道‘几乎’意味着什么吗？您是从哪钻出这个想法的？” “叫索尔来。” 他打断了我的话。我走过去打开了侧房的门叫索尔。他一进来沃尔夫就问：“弗罗斯特先生走了？” 索尔点了点头。“他竖起耳朵听了五分钟，想尽量听清你们的谈话。当他发觉因为有隔音板而听不清楚时，他就走了。” “我想叫莱弗德来一下。如果普塞尔先生在家，他肯定在那附近。尽快让他来。”沃尔夫转向我，“阿奇，要特德先生和奥里一齐来，越快越好。不要管门的事。我会叫弗里兹关的。” “您还要回来吗？”索尔问。 “是的。快去吧。” 我们走了。 第十二章 我当然不能只挂个电话到怀尔家找尼尔，告诉他沃尔夫想见他。这是因为，第一，如果没有一番巧妙的劝说，他是不会来的，第二，沃尔夫要奥里也跟着来，而奥里跟踪他到闹市区有可能脱梢；第三，索尔得到那边去找弗莱德，而坐出租车一个人和两个人都付同样的车费。因此我们步行来到第十街要了辆出租车。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星期日上午，这在四月底是很暖和的好天气。十一点二十三分，出租车在第五大街999号的石沿前停下来，我们付完车费下了车。我们在执行任务时，与盯梢者接头的程序是很复杂的，但在这个案子里很简单。我们对着公园一棵树上的松鼠挥了挥手，然后就在街上蹓跶着。没走出二十步，弗莱德在一辆停住的小轿车后面出现了，他穿过马路朝我们走来，说假若我们早来一小时的话他就可以上教堂了。 “有件事比上教堂更合你的意。”我对他讲。“普塞尔还没有动静吧？” “没动静。” “奥里呢？” “他的目标在十点五十一分出来了，他也跟着走了。”弗莱德盯着索尔。“你的目标是十一点十五分乘出租车来的，已经进去了。看这个样子，你们要来一次袭击吗？” “不，仅仅是把他叫走。”我说。“特德是乘车还是步行？” “步行。他走到七十八街便向东转去。奥里跟着他的。出事了？出了什么事？” “除了沃尔夫之外只有天知道。诸位来出出主意。”我对索尔说，“你和弗莱德先去，你们可以假装看《圣经》，等着我带特德和奥里来。那儿有用四种语言翻译的五个版本，就在从顶数第二隔架靠左的那头。我正在考虑到哪里去找他。我喜欢边说话边思考。” “我们不能帮你出主意，因为你了解他，我们不了解。但我们可以帮你提供情况。当然，如果他要辆出租车，今天是星期天，他可能会在第五街要。或许他想快一点在麦迪逊街要车，那他就不会到七十八街向东转的。但是假如他要自己开辆车，并且这辆车停在七十八街的话，他……” “不会。”弗莱德说。“四辆车都停在八十三街车库里。我已经看到其中三辆了。”正象我说过的那样，弗莱德不太能急中生智，但只要给他时间他就会搜集到五花八门的情况，还说不定用得上。 “好哇，”我称道。“感谢各位替我想办法。现在我可能知道尼尔在哪儿了。如果你们估计错了，他不在那儿的话，我们仍然可以回到三十五街去唱圣歌，一直等到奥里打电话来。开车吧。”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是仅有的一次机会。我领着他们向南往七十八街走，又向东上了麦迪逊大街，在波里斯酒店前面不远处停下来。我对他们说：“我们先给奥里一个信号，要他到我们这里集中，然后——” “他在那边。”索尔突然说。 我转过去看，奥里刚从一个门口急匆匆地穿过大街。“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照我想的去做。”我说完走进了波里斯酒店。 因为是星期天的上午，酒柜前没有人，小单间和餐桌边的人也不多。在靠近远端的一个单间那儿露出一个人的头顶，我便径直走了过去。这正是尼尔，他面前放着一盘烤火鸡和切好的鸡片，都还没被动过。而他手里的酒杯却几乎已经空了。抬头一看是我，他眨眨眼睛惊叫起来：“啊，看在上帝的面上！” 我友好地对他笑了笑，就象一个英雄对另一个英雄。“这可有点不幸，”我说，“这是命运。我就知道您出来了，这可不是凭第六感官哦，所以我也出来蹓跶蹓跶。到了波里斯酒店门前，我就进来了。恰好碰上您在这儿。您，嗯……给您母亲讲过了？” “没有。”他一口喝干了酒，放下空杯。“我原打算吃完早餐后去她房间，不过后来我想最好还是等一等。我最好慢慢去做她的工作，我还要去核实您讲的事儿。所以我就来到您讲这事的这个火车座。请坐下来喝杯酒润润嗓子吧。” “谢谢，不过我公务在身，您用不着非得告诉您母亲说您已经成熟到可以自己刮胡子了；她知道安德烈·弗罗斯特今天上午去见了沃尔夫先生。沃尔夫先生已经把您签了名的协定书给他看了。然后弗罗斯特就到您母亲那儿去了，他正在您母亲那儿呢。” “这个混蛋，真他妈的。” “沃尔夫先生派我来请您去一趟。我想他弄清钱放在哪里了，不过他还没告诉我；他要直接对您讲。他的意思是尽早去见他，越快越好。怎么样？您还没动过火鸡哩。” “叫火鸡见鬼去吧。弗罗斯特和我母亲在一块吗？” “当然的。” “沃尔夫要见我？” “是这样。” 尼尔从单间里挪出双腿站起来。“走着瞧，您信得过我？” “信得过。” “我已经是自立的了吗？” “是的。” “清帐。我们走。” 招待走过来，但尼尔象是没看见他似的。我问了该付多少钱，招待说四美元二十美分。我替他付了帐便跟着尼尔朝门走去。 到了外面，索尔象通常一样已经作好了安排。路边有两辆出租车。前面一辆是空的，他们三人坐在后一辆车里，我还打了一个信号，以便司机不会带错乘客；当尼尔和我踏上人行道时，后一辆车的喇叭响了起来。 中午十二点十分，我们回到了褐色老房子跟前。我付了车费和尼尔下了车，后面的那辆出租车已无影无踪，索尔也没有跟上来，因为他弄不清楚沃尔夫是否要让尼尔知道我们全体出动了，所以他们暂时回避开了。门是闩上的，我只好按门铃。弗里兹给我们开了门，我带着尼尔走进办公室。从沃尔夫要我们去找人到现在正好六十五分钟。可以这样说，我是尽可能地快了。 沃尔夫今天的举动有些不同寻常：他离开椅子两步去同尼尔握手。这要么是告诉我尼尔不是凶手，要么就是告诉尼尔，他是和朋友在一起。既然他能依靠我们，我们也指望能依靠他。当然，尼尔对此并不欣赏，一个人只要有朝一日出人头地还怕没有人同他握手吗。他在红皮椅上坐下便问：“古德温说您知道钱在哪儿了。” “准确地讲，”我给他纠正，“我说过我认为他对于钱的去处有了一个想法。” 沃尔夫哼了哼，注视着尼尔。“确实在某个地方，我敢肯定。这可以算做一种推测。为了证实它我们需要您的合作和您的积极协助。甚至有了这些，还会困难重重……” 门铃响了。我对沃尔夫说：“我的三个朋友来了。”我站起来，“我把他们安排在前厅就来。” “不，”他回答，“带他们进来吧，” 这怕成家庭聚会了吧。我把他们引进来，告诉他们可以随便坐坐，如果不感觉受拘束的话。进到办公室沃尔夫同大家打了个招呼，便对他的委托人说：“特德先生，和他们握握手吧，潘佐先生，多尔金先生和卡塞尔先生。” 我挪过椅子让他们坐下。沃尔夫从左到右把他们打量了一会，然后转过身对尼尔说：“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事不宜迟。那笔钱，所有的钱，五十万现钞都在您家的乡村别墅里。万一屋子里没有，肯定也在附近。” “天啦！”尼尔说。 “要详细解释我是怎样得到这个结论得花一个下午，而现在我连半小时都不想耽搁。您认为我有智慧，不然您不会来找我解决问题。您要同意……” “等一下。钱怎么会弄到那儿去呢？” “怀尔先生带去的。他从铁矿路您母亲那儿提走了手提箱。您会同意……” “但是……我的上帝！……” “特德先生，您可以问一个问题；我说过要回答问题需要一个下午。而现在您想要那笔钱吗？” “您说得太对了，我要。” “那么相信我的推断吧，至少在眼下。我说钱在那里，现在谁在那房子里住？” “除了看门的没有其他人。” “也没有其他佣人吗？” “没有。五月中旬我们才用仆人，通常还要晚一些。” “是每星期天而不是每个周末吗？” “我父亲活着时是这样，但现在可不。我母亲说六月以前天气太冷。” “怀尔先生上个周末到过那里，就是星期六上午，为什么？” “去查看屋顶和其它东西。看门人说屋顶漏雨了。” “看门人叫什么名字？” “华勒。杰克·华勒。” “您和他相处得还好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当然啦。” “屋顶漏雨是应该管管。很可能您母亲、姐姐或是您舅舅今天要去照料照料罗？” “我母亲肯定不会去。可能是我姐姐或者舅舅去，但是据我所知，眼下他们还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房屋锁上了吗？” “我估计门是锁上了的。” “您有钥匙吗？” “现在还没有。到夏天我有一把。” “看门人会让您进去吗？” “当然会让的，为什么不让？” 沃尔夫转过身来。“阿奇，会不会有人监视那个地方？地区警察局、州里的或是联邦调查局的？” 我摇摇头。“那怎么会？现在还没有人得出和您同样的结论。我看这不可能。” 沃尔夫回过头来对尼尔说：“特德先生，如果您想得到这笔钱的话，我建议您去那儿拿。现在，古德温先生将驾驶我的车去，潘佐先生，多尔金先生还有卡塞尔先生将和您一同去。他们很称职，很可靠，并且经验丰富。我的厨师已准备一篮子食物供您们路上吃，很合您们的胃口。至于去那儿以后要采取什么方法，我就不再罗嗦了；我不了解怀尔先生而您了解。星期三上午，他带着手提箱开车去到那幢房里，他的时间相当有限，而他又想做得自然巧妙，当然罗，他自然要来纽约，而且不会拖得很久，因为他妻子在这里。根据看门人所说，在发表的报导里提到过，怀尔大约是七点半到那儿的，九点左右就离开那里来纽约了。在这期间他洗过澡、刮过胡子，还换了衣服，吃了东西，因此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箱子；但很可能他早想过星期天他就把箱子带到那儿藏起来，因此他可能早作了些准备。您了解他，对于他的思维过程您必定有所了解，因此您可以问问自己：在这些前提下他会把箱子藏在何处？他会认为把箱子藏到哪儿是绝对不会被怀疑的？另外他不会预见到会遭仔细地搜寻；同时他得确信：箱子不会偶然被家庭成员或佣人发现。我猜想您知道这个手提箱的式样吧？” “当然，谁不知道。” 沃尔夫点了点头。“从发表的报导来看，您可能有把握找到那只手提箱。怀尔先生不可能把钱转移到别的箱子里；相反，却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他不会这么干，要不，他必然会碰到随之而来的处理箱子的问题。”沃尔夫调头注视着我们。“差不多就这些了，先生们，除非你们还有问题，如有，请简要地提出来。祝您们走运。” 尼尔颤抖地尖叫起来，“愿上帝……”他嘎住了，说不下去。 “怎么了？特德先生？” “没什么，”尼尔站起身。“天啦，我怎么会放过我已经得到的一切呢？我们走吧。” 我立即到厨房取食品篮子。 第十三章 大约在卡托那北面两英里处离开公路，往右拐，经过两根石柱，继续驶向砾石车道。这条平缓的斜坡，弯弯曲曲约有四百英尺长，那幢别墅就在眼前了。老式的灰色石墙烘托起陡峭的屋顶。可以推测，这屋内的房间不会有弗罗斯特在长岛的房间多——说是二十五间，可能实际上要少些。枝叶繁茂的树林和花草灌木交错纵横，环绕四周，林间有一大片草坪。虽然我不是欣赏风景的行家，但我却比其他人更注意这儿的景色。索尔减慢了车速，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踩了刹车，我们从车里钻出来。是索尔开的车。因为在路上我想吃点篮子里的东西，而我又不喜欢单手驾车，于是就把方向盘交给了他。 尼尔一边嚼着鲟鱼、干酪和大黄果馅饼，喝着葡萄酒，一边简要地介绍风光，回答问题。这幢房子看上去很像是一个最好的赌场。这不仅是因为这儿有一些不再关赛马的马厩，在里头还看不出什么疑点，而且还因为吉米是下了个大赌注，冒着被看房人看见的危险把手提箱藏在这里的缘故。在车库里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车库与房屋紧紧相连着。外面唯一的建筑物是房后一排六间的石头房，供佣人住的。现在只剩下守门人，所以设想用塑料布包起手提箱埋在屋外地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守门人眼皮底下怎么可能哩。所以说房子是最可能藏手提箱的地方，但不是地下室，因为守门人常在那儿干活，而且仆人和家里人迟早总会上那儿去的。 我们刚钻出小车，墙角那边就出现了一个人，高个瘦削，身着一件红色线衣和兰丁尼布衣服，他至少有三天没刮胡子了。他看见尼尔就喊道：“啊，是您，特德先生。” “我自己来办件事。”尼尔一见他就这样说，并向他伸出一只手去。“您好吗，杰克？” “我想出来看看他们会不会在找我的麻烦。”杰克瞟了我们一眼。“这房顶，啊哈？星期五下了一场雨，又漏了。我打了电话给您母亲。” “她近来……有点不舒服。” 杰克点点头。“怀尔先生太不幸了。真可怕。您知道他们一直在纠缠我，但是我有什么好告诉他们的？差不多一个星期以来，各式各样的人都开车上这儿来，我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他伸手从裤包里掏出一支枪，一支黑色的老式马勒三十二型手枪。“也许我连一只兔子都打不中，不过还能吓唬吓唬他们。”他把枪放回包里。“你要不要去你母亲房间看看哪儿漏雨了？” “今天不，杰克。”尼尔的声音不那么尖声尖气了；也许他的声音正在变。“这个星期我母亲可能要出去。这几位是从纽约来的，是侦探，他们要查看这些房子。他们认为房里有些什么东西——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你知道侦探都是干什么玩意的。有开着的门吗？” 杰克点点头。“后门是开着的，厨房后面的那扇门。我在厨房里做饭，就在那里吃饭，餐具都是上等的。您母亲知道我这么做的。怀尔先生还算幸运，星期三他来时我手头正好有熏肉和鸡蛋。他遇到了可怕的事。我现在的的确确知道什么是侦探了，我清楚得很。”他看着我们。“这不会冒犯您的伙伴们吧？” 显然我们中的人应该说点什么，因此我说：“我们不会轻易就被冒犯。我们也清楚看门人是干什么的。” “我打赌你们当然清楚。”他轻轻笑起来。“您要我帮点什么忙吗，特德先生？” “不用，谢谢。我们会弄清楚的。这边走，古德温先生。”尼尔领头向杰克来的那个墙角走去，我们跟在后面。 要证明我们是如何的称职和有经验，我将这以后四十分钟的详细经过描写出来就足够了。但即使这样写也终究是比不上做的更有说服力。我们从尼尔那里得知，找到手提箱的可能性不大。吉米·怀尔过去一直住在城市，对这个乡村别墅不太熟悉。他个人与这幢房子唯一的联系就是他的卧室。因此我们先去卧室搜查，翻遍了两个衣橱和下面的抽屉以后，还有什么可查的？床是带有华盖蓬帐的老式胡桃木床，床下面的空间存放着装满各式服装的衣箱，所有的地方都一目了然。 我们四处搜寻，楼上楼下，屋内屋外，甚至连地下室也花了十分钟。检查了贮藏室，那里放着一些老式皮箱，里面装的是些纺织品。我们又查看了车库，里面大得可以停五辆车。如果在户外没有找到的话，那么在这个角落里看见的东西就会显得有希望——一个老式大箱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手揭开它的盖子。我揭开箱盖一看，箱内的东西是那么熟悉，使我想起在俄亥俄州的童年时代：两个纸板箱盛满了我两年所收集的鸟蛋。而这只箱子被分成几十个小格，有些格内放一个鸟蛋，有些放两个，有些三个。我问尼尔这些鸟蛋是不是他收集的，他说不是，是他父亲的。这个箱子里放了三百余种鸟蛋。我抬出第一层隔板，下面又是另一层，分的小格没有第一层的多，但这些鸟蛋都要大一些。奥里过来看了看，对我说：“把它拿走吧。这值不了五十万，但还管几个钱呢。”我把顶层的隔板又放回原处，关上箱盖，此时我听到汽车声。 车库的门是关着的，因而声音很小，但我耳朵还挺管用的。我们的“苍鹭”停在房屋那边，不在车库前面。车库与后厅之间的门仍然开着，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伸出头，不一会就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玛葛特·特德。她正在问杰克是谁的车停在那儿。杰克告诉她是尼尔和四位侦探的，他们从纽约来这幢房子寻找东西。玛葛特问寻找什么，杰克说不知道。于是玛葛特大声粗气地喊她哥哥：“尼尔！尼尔！”声音大得出乎我的意料。 如果要交锋的话，我宁愿在车库而不在户外，我大声说：“我们在车库！”然后转身对尼尔说，“是您妹妹。” “我知道，该死的。” “我去挡她的驾，好吗？” “您别去。她自然会来找话谈的。” 同会掌握时机的人一块工作实在是一件快事。当我大声说出我们在车库时，索尔已经开始行动了，接着弗莱德与奥里也行动起来，然后我和尼尔一块从门口退回来。所以当玛葛特和杰克、拉夫舅舅一出现并冲着尼尔走过来时，我的三个同伴立即堵住了出口。索尔和奥里把杰克夹在中间，动作敏捷得无可挑剔。 我和尼尔站在一起。玛葛特走过来时先是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随后就在尼尔面前站住脚。“你这个十足的白痴，你和你的这一邦子人都给我滚出去。” 我礼貌地说：“特德小姐，他也是这儿的主人呀，而且比您先来。如果他喊您出去，您又会怎么想呢？” 她根本不听我说。“听见没有，尼尔，”她叫道，“让这个贱东西出去。” “去你的。”尼尔反击了。“滚开！” 她身子一扭，向门边走去。我提高了点嗓门：“堵住！索尔，缴下那东西。” “我弄到手了，”索尔说着举起手，把他从杰克包里掏出的枪拿给我看。玛葛特一看见他的这个举动便止了步。弗莱德和奥里堵在门口。拉夫舅舅叽叽咕咕叫嚷着。杰克望望玛葛特又看看尼尔，然后又瞟了瞟玛葛特。索尔在他背后站着，他还不知道被缴了械。 “你们不能开枪。”玛葛特轻蔑地说。必须承认她的声音并没有发抖。 “不。”我回答她。“他不会开枪。怎么会开枪呢。五比三，您算一个，还有杰克。正象杰克告诉您的那样，我们正在寻找一件东西、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完哩。尼尔叫您出去，但您还是呆在这儿的好。您们仨一起，直到我们结束工作。您们当中谁要打电话，我们只得不客气了。我并不——” 玛葛特猛地向门跑去，我便住了口。跑到索尔与奥里堵住的门口，差点碰着他们，她停住，冲着他们喊：“让开。” 奥里微笑着看着她。他很会玩对女孩子微笑的把戏。“我们也想给您让路，咳咳，但是，您看，我们被焊在这里了。” “我们要呆多久现在还说不定，”我也对她讲，“不过墙边有许多椅子。” “杰克，去给我母亲打电话！”她的声音仍然是硬邦邦的，不过有点刺耳。 真好笑，杰克把手伸到屁包里，可惜枪早已不翼而飞，手还在包里摸来摸去。他样子真滑稽，嘴张得大大的，急得他团团转。突然间发现枪已握在索尔手里。“别着急，”索尔打趣地说，“一会儿就还您。”杰克转身对尼尔说：“都是您惹出来的好事。”然后无可奈何地对玛葛特讲，“我看是出不去了。” “您说的对。”轮到我说话了。“弗莱德和奥里留在这里保护他们。尼尔、索尔和我再到其它地方去看看，等我看看再说。”我又走到放大箱子的地方，打开盖子，拿出第一层隔板，轻轻放到地上，又伸手进去抓住第二层隔板边上的提手，小心翼翼地提起来。啊，上帝！我差一点把手上提着的隔板掉落下去。我看到在箱子底部有一只陈旧的黄褐色手提箱，我激动得不能自禁。我竭力克制住自己，机械地把隔板放到地上第一格的旁边。直起腰来说：“来看看，尼尔！”他过来俯首一看，立即伸手进去用手一提把手提箱拿了出来。这一刹那间我才看出他是个有主见的人。我希望讲出“耶稣上帝基督统统滚蛋”之类的话，而他却把嘴闭得紧紧的。他端着箱子，放到地上，打开绊扣，把盖子揭开来。嗬，大叠大叠的钞票把箱子想得满满的，一下让我眼界大开。我环视了周围各处，普塞尔在我旁边，杰克挨着他，索尔在他俩后面的右侧。玛葛特正挺着腰板走过来。尼尔蹲在箱子边，一手压着箱子盖，扭过头抬眼看我。“我并不相信沃尔夫，来的时候我只是想我该来。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他怎么会知道在这种地方呢？” 一直和弗莱德守在门口的奥里被叫了过来。“乖乖！你们找到了吗？”玛葛特还在说着什么，我没注意去听。普塞尔也在大吵大闹。我看了一下表，以便知道发现这笔钱的准确时间：三点差八分。我把两层隔板重新安放在大箱子里，轻轻地、小心地把盖子关上，便向大伙走去。尼尔还在扣手提箱的盖子，没注意到他姐姐的唠叨。 “好了，”我对同伴们说，“咱们动身吧。索尔和尼尔把箱子抬到车上。”我伸出一只手对索尔说，“那支枪，我要卸下子弹，把它放到厨房桌上。弗莱德和奥里跟着索尔和尼尔。我到厨房去守着电话机直到你们把车调好方向。你们一按喇叭我就来。特德小姐，如果您是来照料这个漏雨的房顶的，可要多费点心罗，我们这就要上路了。正如今天下午沃尔夫先生提醒你哥哥所说的，要防患于未然呀。” 第十四章 星期一下午六点差五分，我正仰靠在办公室的椅子里，脚高高抬起放在办公桌的一角，安然自得地看着《大公报》头版上的大字标题： 《怀尔赎金五十万在鸟蛋箱内发现》 这是伦·科亨近三天来第二次登载的热门特稿消息。我们和该报社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第三版上登载了手提箱的照片，盖子打开着，我在一旁扶着箱子。这篇报导我读了两遍，写得很精采。我成了主要角色，沃尔夫也不例外，索尔、弗莱德和奥里的名字也列了上去。我没有向伦·科亨透露有关玛葛特或拉夫舅舅的任何情况。文章提到了杰克的枪。一只枪便会给故事增色不少。 尼尔的那笔钱存放在银行里。但不是原来怀尔太太取钱的那家银行。尼尔表现得既不胆小也不愚笨。当我把手提箱放到办公室沙发上时，他打开来看，我们全聚拢来欣赏箱内的东西，包括沃尔夫在内。尼尔拿出两大扎钞票，抽出两张大票面的递给奥里，又抽了两张给弗莱德，索尔也一样。我得了五张。然后他问沃尔夫：“您的那份现在就要吗？”沃尔夫说应该先把钱点清楚，既然他的份额是有比率的。沃尔夫到厨房告诉弗里兹准备四个客人的晚餐。从五点到七点，刚好两小时，弗里兹端上了饭菜。但没有鲱鱼子酱。 晚上，手提箱的安置成了问题：“原因之一是保险箱内无空余之处；其二是尼尔不愿把箱子放在家中，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到了就寝时间我给他拿来了睡衣，把他安排在南边的房间里住。这间房正好在沃尔夫的楼上，我还准备了毛巾，把床放下来安好，然后把手提箱提到三楼我的房间里。钱放在枕头底下是最保险的，因此我就腾出一个恰好能把箱子放在枕头下面的空间。我们没有数这笔钱。” 星期一上午我们在列克辛顿大街的大陆金融信托公司的一间小屋里清点了钱数。沃尔夫在这家银行立户头已经两年了。参加清点的有一个助理副行长、两个出纳员、尼尔和我。我俩自然是旁观者。他们在十点刚过即着手这项工作，直到十二点一刻才最后明确宣布这笔钱的数目为489，000美元。因为尼尔先拿出了二十张面值二十元的作为零花钱。十万元记在沃尔夫的户头上，余下的三十八万八千六百元作为尼尔的开户存款。那位助理副行长面带职业笑容，开着诚恳的玩笑对尼尔说，该行不收服务费。我们没提钱的来龙去脉，他也没问。因为沃尔夫是这里受尊重的老顾主。不过，假如他看到了这条新闻的话，他准会有所设测。当然上午的《大公报》还没登载这些消息。 在人行道分手时尼尔和我握了握手。他招了辆开向居住区的出租车，我听不清他对司机讲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他是去第五街994号。一大笔银行存款落在他名下的美事儿使他两脚生风，好不得意。我走了一小段路便打了个电话给伦·科亨。 那天我急切盼望着有怀尔太太或安德烈先生那边的动静，然而直到近黄昏还听不到他们的抱怨。我也盼望着沃尔夫解释他推断出钱在何处是多么的简单，但他没作任何解释。我也不打算问他，那会把他拾得太高。我不动声色，按时去处理上午为数不多的信件。午饭后，沃尔夫读完了他那本书，又从书架上重新取下一本。而我则沉浸在各种档案卡片之中。 下午五点五十五分，门铃响起来。我把脚从办公桌上放下来。开门一看，来人是检察官格拉莫。 他清楚沃尔夫的工作时间表，可以在11：01或6：01来，但决不该在5：55来访，这可有些不符合惯例了。难道是他想先与我聊上五分钟？不可能。当我让他进来时，我的全部表示只是哼了一声。我请他进了办公室，他一屁股坐到红皮椅上，把帽子往条桌上一摔，大模大样地把两腿往外伸直，下颔紧闭，默不作声。我走到自己座位上也满不在乎地伸出腿，不说一句话。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沃尔夫进来。走过红皮椅时，沃尔夫只嗯了一声，这是对格拉莫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最好的回报。他坐到椅子上时，又向格拉莫哼了一声，问道：“久等了吧？” 格拉莫头一点。“你可以怪古德温没告诉你。当然了，你可以推给他，他也可以推给你。这倒不错，可我见得多了，所以不必再搞那一套了。您昨天早上对我撒谎说你只是猜想那钱在哪儿，现在看来纯属胡说，您明明知道钱在那里。您是怎么知道的？” 沃尔夫的眉毛竖了起来：“您的查询已经从凶杀案猜到绑架案来了？” “没有。如果您知道钱在哪里，自然也知道是谁放的。准是吉米·怀尔。他上星期三晚上死了。您昨天还讲过您没有证据，也不知道放钱的位置及怀尔的死因。这是弥天大谎。您是利用关于钱的证据来大捞一把。现在您又要用怀尔的死因来敲竹杠，可能还嫌捞得不够吧。我到这儿来指责您扣压证据或者妨碍司法已经多少次了？” “二十次，三十次。” “这次不再和您罗嗦了。这次不同，我是来通知您，您得出的怀尔死因的证据正好就是他被谋杀而死的凭证，如果您拒绝现在就把这些证据提供给我，我就将把它们挖出来，不论什么，都弄到手，我还要指控您和古德温是同谋犯。” “嗯……”沃尔夫清清嗓，对我说，“阿奇，我的记忆力不错，不过你的更无与伦比。我们有格拉莫先生缺少的那些关于怀尔先生死因的证据吗？” 我摇了摇头。“没有，先生。可能他倒有一大串细节详情是我们所缺乏的。”我转过身对格拉莫。“您看，我确实知道沃尔夫先生所知道的任何事情。但昨天他不仅告诉过您他认为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推断，这一点我和他持同样的观点，而且他还告诉您几乎全知道是谁杀死了怀尔先生，这一点我不同意。确实，真想不到。我不得不把肚里的存货都全抖出来了。” “他没说这一点，这正是个问题。” 沃尔夫哼了哼鼻音。“这只是个夸张出来的问题，您说我是招摇过市——姑且用您的话讲。显然您没有仔细思考过，那么我找到这笔钱（您会觉得惊奇）就足以为怪了。事实上，您现在问的这些问题我早已给您解释过了。” “又一个谎言。我现在没问问题。” “不过您确实又在提问。”沃尔夫摊了摊手。“好好想想吧，正如我昨天告诉过您的，我的关于钱在何处及怀尔死因的结论是从所掌握的情况中推断出来的，我没有您所需要的证据。昨天您还说，让我去推断、去演绎吧。现在您想得到它们，便来发怒漫骂。” “您又在搅混水，我没有骂谁。” “我正在澄清事实，尽管没有必要去让您分享我推理的成果。本来不论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作为一个持有执照的侦探的我来讲，谁也不能强迫我写下推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定了钱的位置，并且论证了谋杀尤特丽小姐和怀尔先生的凶手。根据我缜密的思维，我可以决定那样去设想、推理，我要考虑这些，条件和时间……” 门铃又响了。我开门前猜想可能是安德烈·弗罗斯特带着个法官或一群记者什么的。结果都不是。来者是西切斯特警察署的本·戴克斯，还有一个陌生人。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让他们参加这样的谈话，因而我只把门开到两英寸大的一条缝，刚够和他们对话。“等会再来行吗？” “来执行法令的。”戴克斯说。 “您是阿奇·古德温吗？”那位陌生人问道，同时出示了一个证件。不是西切斯特的，而是纽约的。“把门打开。” “现在已经下班了。”我说。“请说出明确的理由，为什么我会……” “请看一下法庭传令。”戴克斯说着从门缝里插进来一张传票。 我接过来打开，从头至尾细读了一遍，这份玩意儿文字冗长而夸张。我尽力保持着冷静。“沃尔夫先生要看看这个，”我说。“他的阅读能力很强。请等我一下。”我赶快回到办公室，等沃尔夫一说完话就通报道：“打断一下，请原谅。西切斯特的本·戴克斯带来一个纽约刑警，护送这玩意儿来了。”我念着那份法庭令：“阿奇·古德温因重大盗窃罪被拘留。起诉人：阿尔莎·怀尔太太。特发此令状。”我问格拉莫：“在我离开之前您还有问题要问吗？” 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一直注视着沃尔夫。沃尔夫正谈着他对凶手的论证。他把通知要过去读了读。“她真是个大笨蛋，”他宣判似的说，“让他俩进来。” “我们不需要古德温，”格拉莫说。“您明天一早就可以把他保出来了。” “带他们来。”沃尔夫斩钉截铁地说。 我回到前厅，取开门链，请他们进来。我吃惊地发现原来门外是三个人。大概这第三个人呆在石阶下，万一交上火的话好做个后备人员。这是捉拿凶手惯用的战术。当他们跟我来到办公室，这第三人突然从我旁边冲到沃尔夫的办公桌旁。我当即发觉我刚才的判断是何等的错误。他从口袋里嗖地一下摸出一张通知之类的东西送到沃尔夫眼前。“给您的。”说完后转身要走，但本·戴克斯一把抓住他的胳膊问道：“你是谁？” “杰克·大菲。送传票的司法员。”他说着，抽出胳膊走了出去。 “一个报童。”戴克斯厌恶地说。我跟着到前厅，见他关门走了以后，才回到办公室。沃尔夫正拿着那张传票在看，脸上露出愠色。他读完后便把传票摔在桌上，转过身去闭上双眼，噘着嘴，又把两片嘴唇紧缩在嘴里用牙咬着，一噘一咬，嘴型不断变化着…… 戴克斯：“说好了，古德温，我们走吧。”那个纽约警探突然认出了检察官格拉莫，便开始追随他的目光，无奈格拉莫老是瞪着沃尔夫。沉默了一分钟之后，沃尔夫睁开眼睛，直着腰板站起来问我：“怀尔夫人是不是精神错乱了？”他轻轻拍着传票。“这是传票，她在控告我，不仅为了手提箱内的钱，还要索回她付给我的酬金。” “这些钱您心痛得很？”格拉莫愤愤地说。 沃尔夫注视着他。“格拉莫先生，我有个建议，不愿要其他人听见。我想让您取得优先权，条件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延期执行拘捕令，如果这种想法是可行的话。我建议您劝劝戴克斯先生，他是被您们的一个武装刑警陪同前来的，等到明天下午再拘留古德温。等这些人离开此地后我再说出我的建议。” 格拉莫扬起下巴撇了撇嘴。他不得不装着狠狠地瞪了沃尔夫一眼，但事实上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他现在明白沃尔夫不是在耍花招。他开了口：“戴克斯是从西切斯特来的，虽然他带了一个纽约的伙计跟他一块执行任务，但逮捕拘留还得取决于他。”他的头转了过去。“怎么样，戴克斯？您是不是还得打个电话到警察署去？” 戴克斯摇摇头。“没有那个必要，检察官。我可以自己作主。” “那好，就这么办。沃尔夫所说的你都听见了。如果这只是一个托词的话，你明天就可以拘捕古德温。” 戴克斯犹豫了一下。“如果您不在意，检察官，我想我可以说，这是您的要求吗？” “您可以这么说，这确实是一个请求。” 戴克斯走到沃尔夫办公桌旁拿起拘捕证，对我说：“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古德温。” 我告诉他我连想都不会那么想。他调头走了出去，后面跟着那位刑警，这个人一直没有找到时机向格拉莫敬礼。我赶到他们前面，为他们开了门。回到办公室又听见沃尔夫正说着话。 “……不过我首先得使自己信服。正如我告诉过您的，我没有证据。古德温先生已经遭到拘留的威胁了。我也遭到了起诉。我并不想让自己再背个诽谤的罪名。” “见鬼。能私下告诉我吗？” “可以。不过公正地讲，这不是要点。我打算采取某个步骤，而我要是把我的推理告诉了您，那您很有可能给我造成许多困难，让我的这些工作难以进行，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而您又不敢象我那样采取行动，因为您拿不出证据。不过，也许就在今天晚上，至多到明天下午，您会从我这里得到这些证据。” 格拉莫满脸不高兴。“这就是那个该死的建议。” “我只能做到这一步。”沃尔夫看了看时间。“我要有条不紊地行动。” “你当然可以这么做，”格拉莫伸手去拿帽子，“我本该让戴克斯带走古德温的。把他关进监狱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他气愤地站起来，“叫您的推理程序见鬼去吧。”他走了。半途又折回身来，“如果您明天通知我您的推理和假设都是错的，那么，上帝还会保佑您的。”他走了出去。这一次我在他出门以后到前厅去察看已不仅仅是例行公事了。他完全有可能偷偷留在屋内窥探情况。我一回到办公室，沃尔夫就决断地说：“打电话给怀尔太太。” 这事可没那么简单。先是一个女人接的电话，我坚持要同怀尔太太通话，一会儿又换了拉夫·普塞尔通话。我又坚持了一阵，他告诉我，他姐姐不想同我和内洛·沃尔夫说话。我问他能不能给她传个口信，他说可以。我要他告诉他姐姐，就说沃尔夫想告诉她，他是怎样知道钱在哪里的。就这些。又等了一会，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 “我是奥茜·怀尔。您是内洛·沃尔夫吗？” 沃尔夫拿起他的话筒：“是的。我打算告诉您我怎样知道钱放的地方，但是可能您的电话被安装了窃听装置，我还要——” “究竟为什么电话被窃听？” “这是警察的好奇心在作怪。我还要告诉您许多别的事情，例如：在铁矿路从您手中拿走手提箱的那个人的名字；我怎么弄清根本不存在奈普先生这个人，以及怀尔先生被谋害的原因。我希望您能在今晚九点钟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沉默。她并没有挂上电话，但这么长时间的无声息使我认为她离开了电话，以至于沃夫尔最后发问：“您还在那儿吗？夫人？” “在。”又是一阵沉默，半分钟过去了。“我现在就来。” “不行，得等一等，到晚餐后再来。九点见。” “我会来的。”再没有声音了。 我们挂上了电话。我问沃尔夫。“何必这样匆忙呢？我们还没弄到半点证据呢！” 他愣愣地瞪着电话，叭地一声关上电源对我说：“我要使你不至于因为这个愚蠢女人的诬告而被强行关进监狱。要立即行动起来。那东西还灵吗？” “我想还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使用它了。” “试验一下。” 我站起来，一只手顺着桌边和墙壁的空隙滑下去，轻轻按了一下。然后坐到红皮椅上，用低沉的嗓音说：“内洛·沃尔夫正准备玩一个游戏，我们希望不会失败。”我回到办公桌边关掉它，然后走到厨房打开厨柜门，把磁带倒回去，轻轻动了一下按键，几秒钟之后我的声音传出来：“内洛·沃尔夫正准备玩一个游戏，我们希望这不会失败。”我关了机子折回办公室去报告。“效果很好，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那个笨蛋可能带有枪，或是一颗炸弹，天知道。离她近些。” “或许会带来一个律师呢。” “不会。绝对不会。她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沃尔夫把传票拿起来，把它揉成一团。 第十五章 她是八点五十到的，提前了十分钟。我刚开口对沃尔夫说一切就绪，门铃就响了。为了离怀尔太太近些，我本应该坐到红皮椅旁边的黄椅子上的，但我还是宁愿坐在我办公桌边。要么我本该把她安排在靠我近些的黄椅子上，而沃尔夫却喜欢把来访者安排在红皮椅上就座。 这个五月里一个美丽的夜晚，她的礼服外没有什么遮盖，看来藏不住东西，因此问题主要在她的手提包上——那是一只饰有漂亮别针的黑皮包。当她正坐下去，手还没捏住皮包的当儿，我从她膝盖上一把抓过皮包来放到我桌上。当时她显然很紧张但没动声色，只瞪着眼看我。我试图打开皮包时仔细拨弄了那个别针，她也不说一句话，任我摆弄。我把包打开，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我把手提包放回她膝盖上她又把两腿转向了沃尔夫。如果不是明天中午本·戴克斯就要来拘留我的话，我本可以找个托词来解释一番的。当你夺过一个女人的皮包打开乱翻，她只会可怜巴巴地坐着干瞪眼。 沃尔夫也在注视着她，表情冷漠，没有丝毫怜悯之心。“这不是一次调查询问，怀尔太太，我没有问题要问您。这将是一次独白，不针对某人，只是一个开场白。我劝告您无论听见什么都不要说话。” “就算您要提问，我也无可奉告。”她怒气冲冲地说。“您说不存在奈普先生这个人，这简直是痴语妄言。” “这种妄言与您杜撰出某先生来是完全不同的。”沃尔夫向后一仰。“古德温先生已经告诉过您，我下了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这一结论，所以我的开场白从半途开始也是难理解的。只有结论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找到凶手，我的第一步是要见见所有参加过星期三聚会的人。现在我们来把这些人都排排队，逐个分析一下。” “第一个，是您儿子。当他来请我帮他寻找那笔钱时，我设想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他插手了绑架，知道钱在何处，他不便直接去取，他企望提供线索让我或古德温先生去找到这笔钱。这种可能性是在我和他开始谈话时我作的推测。但谈话结束后我推翻了这种假设。要想精心炮制出这个阴谋非得有敏捷、周密的思维和能言善辩。但象您儿子这样颓丧的人不可能炮制出这样的阴谋，更不可能付诸实践。因此他是带着诚意来找我的，他与绑架毫无牵连。他不知道钱在何处。怀尔先生不是他谋杀的。” “您想要告诉我的是：您怎样得知不存在奈普先生这个人的问题。” “会说到的。第二位是您女儿。不过您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曾使得古德温先生和我去怀疑蒂娜·尤特丽参加了绑架，对吧？” “确实如此。” “您女儿没告诉您？” “没有。” “警察局也没有？” “没有。” “问题出在那封信上。那封绑架的信是她打印出来的，我不想详细解释这一点，那会花去很多时间。当古德温先生看到那两张您在电话簿中发现的字条时——当然，现在我已经知道那两张字条并没放在电话簿里，而是您自己带在身上并假装是在电话簿里找到的——当古德温先生发现它们也是由她打出来时，怀疑变成了结论。与您女儿谈了十分钟的话，我们弄清了，她不可能伙同蒂娜·尤特丽去干任何一种大事，更不用说象绑架这样大的冒险活动。您女儿不过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傻瓜和守财奴，她曾来要我帮她去找这笔钱，即使不来，这也是明摆着的：同她哥哥一样，她没有卷进绑架事件；她不清楚钱在何处，也不曾杀害怀尔先生。 “第三位，是您弟弟。从古德温星期三下午报告的情况来看，毋宁说您弟弟根本没有任何行为和言辞。我曾尝试性把他当作一个完全需要注目的人物，同他在一起呆了二十分钟，他坐在您现在坐的这张椅子上，我便断定这对他是不可能的。您知道他的习惯：别人说话时他都不敢正眼看人。” “是这样。” “他对这一习惯的解释也是理由充足的。一个连自己内心的情感都把握不住的人，是指望不了有超出他才能的那种有效、持久的控制力的。他决不会让自己去从事一项大胆机灵、需百倍勇气的活动。他告别时说的话是：‘我想我是个笨伯’，这一句话已把他的笨拙、糊涂表露无遗。显然他不是那个人。 “第四个，安德烈·弗罗斯特。此刻您也知道，他昨天上午来过，但那次会见我一无所获。他的言谈声调和举止都没有显示出他是嫌疑犯。通过一个助手的调查，我们得到足以排除他的条件——他的经历，他的职务和社会地位以及财政状况等等。不排除他有谋杀的可能性，但说他参与绑架都不能令人信服。他至少得有两个同谋，尤特丽小姐和奈普先生，可能人还会多一些。他们都怀着这个目的，指望分得这笔不义之财，而且他要被这些帮手所掌握左右，要永无休止地提心吊胆过日子。他的同谋中要有一个被抓住后会招供出什么来？一个地位如此显赫的人物会为了这点钱去冒这种风险吗？不可能。” 沃尔夫摆着头。“不会。那么剩下的就是您了。您参与绑架并且杀死了蒂娜·尤特丽。您还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在星期六晚上十点我就得出了这一结论，但在我这么做以前我想见见弗罗斯特先生。和他见面后我认定对他原来的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您要喝点什么吗？一杯酒？还是咖啡？” 没有回答，她一动不动。 “您要喝什么就只管说。我想喝点啤酒。”他按了一下电钮又回过身来。“而且在行动以前我得检验我的推断。我得确信，没有事实来证明，也没有我所知道的原因能说明我这个结论站不住脚。我首先是从动机上去考虑的。除了您那些虚假的理由外，会有什么样的理由能让人理解您从银行取出五十万美元，然后通过精心设计的一系列程序，夜半更深时在一个乡村路上荒僻的地方把钱交给一个蒙面人的呢？听了我这些陈述请不要激动，怀尔太太。我说出这些的目的仅仅是使自己信服。如果我的说法有错误而您又可以纠正，也希望您别去纠正它。” 在弗里兹拿啤酒来的时候，她本来有机会开口的。沃尔夫停止说话，斟了酒，等到冒出杯口的啤酒泡沫逐渐退缩到齐杯口时，才举杯喝了下去。但她并没有利用这个机会。 他转过身来。“我发觉只有一种答案是成立的：您把手提箱交给的这个人，他就是您的丈夫。他大概化了妆，你们俩，您和他，在这个阴谋活动的每个细节中，从头至尾都干得小心翼翼，唔，怎么样。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目的何在？原因是你们既定了这个阴谋，您装出蒙受了五十万元的损失，您就可以从所得税中扣除这笔钱的百分之九十一纯利作为死伤事故费。我还没有询问过这种事故是否也可以扣除这类税款，我假设你们没有这样做，也可能你们完全这样推算过，不管怎样，如果您一年的收入不低于五十万，您就可以在将来的三年中把损失的钱找回来，而在未来的五年之内还会进得更多，如此一来，您们这番努力就相当划算了。” 沃尔夫又喝了口啤酒说：“还有一些事实与原因。为什么您和您丈夫要蒂娜·尤特丽也参加进去？没有她，您们就不能如意地筹划这个计谋。举个细节，奈普先生打来的电话。你们无疑地想在每个方面都使绑架表演得天衣无缝，所以你们认为应该打一个电话。怀尔先生不可能行，因为即令他变换了嗓音，他的声音还是有可能被辨认出来。所以利用尤特丽小姐比利用男人，不论哪一个男人来打这个电话都要简单方便得多。当然，这个电话从未打过。尤特丽小姐不仅打下了这个记录，她还打下了假想中的电话内容。我推测：她得的报酬是这笔不义之财中最少的一份。 “是您还是您丈夫想出这个主意——哦，我说过不问您任何问题。不过这一点仍然令人感兴趣，既然到我这儿来会引起麻烦，那你们中是哪一个想出这个主意的呢？无疑，在你们精心策划并做得似乎无懈可击的阴谋中这是一次卓杰的举动，不但冲着我来，先发制人，还变着戏法。要分辨清您担忧您丈夫安全的那种表演，即使付一万美元也不为多。你们可能没想到我坚决要您的秘书。然而在我提出这个要求之前，您的支票早已放到了我的桌上。并且您还不敢把支付给我的钱完全收回，就因为我坚持要和尤特丽小姐谈谈。您也没有预料到我会冒险去调查这项牵涉面广、花费又多的无头案，也没想到我会要求追加报酬。您当然不愿意我这样做。您写支票时牙关都咬得紧紧的，但你无可奈何。五十万元钱就这样心痛地花去五万，不过，除了您丈夫的安全外，您只有忍痛花钱才得以表明您是这桩案件的受害者而不叫人怀疑。的确，这点钱也算不了什么，于是您拿定主意就这么办了。” 沃尔夫又倒了杯啤酒，到泡沫正合适时喝了下去。他继续说道：“我不清楚您来找过我以后是否后悔了，不过，在尤特丽小姐见过我回去以后，您肯定是后悔的。此刻，正如我说过的，我并非在作正式的陈述，我只是在告诉您我怎样使自己信服。我感到了尤特丽小姐的气质和个性比您弟弟告诉我的要多。自从古德温和我问了她那些问题，并且取到的她的指印，她变得忧心忡忡。她担心您会引起我的怀疑，更害怕我会揭穿这个诈骗活动。她回去后曾企图说服您放弃这一诈骗计划。可你们不愿意，一切准备工作都安排就绪；您们把钱放进了手提箱；付给了我六万美金；这些都意味着稳操胜券。你们尽量安抚尤特丽小姐，向她保证没有暴露的危险，以为成功在望，哪知这只是美梦一场。 “接近八点，你们提心吊胆把手提箱放在小车货舱里，乘车离去，并不知道尤特丽担心的事发生了。你们出发一小时后，她从家里拿出打字机放进她的小车里向乡村开去。这里有两种可能，我更倾向于这一种：她准备在处理了打字机以后就去怀尔先生隐藏之处，并赶在怀尔去与您会而之前到达，她想说明处境，主张放弃这个计划。但是这其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可能她在处理那台打字机时发生了困难，拖延了时间，要见怀尔先生的话她得到铁矿路去，这条路在她打下的记录中曾经提到过。” 沃尔夫又喝了口啤酒。“我所说的一些是推测的，但这一件不是：尤特丽在你们之前到过铁矿路。当您和您丈夫各自开着自己的车到达时，她对他说起了她的担忧，并主张必须放弃计划，怀尔先生不同意，但他没有留下来去争执。他作出被绑架者抢走的假象，甚至在那个可能有人来往的隐僻的地方去作假象。实际上他把手提箱放进车内，开车走了。让您去和尤特丽打交道。您费了很大劲去劝她，但她没有被说服。她可能要求分到这五十万美元中的一半来补偿这次冒险，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 “从您弟弟谈到的有关她的情况来分析：她更可能惊慌失措。也许是她直截了当地说要去揭露这场阴谋来以此了结；或者是她的直言相告激怒了您，您袭击了她。您用某种物品打击了她的头部——或许是顺手拾到的大石块？——在她失去了知觉躺在地下时，您坐进她的车，驱车从她身上辗过，然后小心地把车慢慢开到一片空地上，把尸体拖到壕沟边，并推了下去。接着钻进您自己的车开走了。如果不是我要您别说话，那您会问我，为什么说您而不说怀尔先生杀了她，我重申我是在说给自己听，让自己信服。如果怀尔先生杀了她，为什么第二天怀尔先生就被谋害了呢？所以这一提法没有逻辑性。 “没有必要回答所有毫不相关的问题来使我信服。比方说：您丈夫从星期天到星期三上午是在哪里度过的？我不清楚，也没有必要去想这个问题。但是有些细节是非注意不可并完全被肯定下来的，例如：必定有某个地方把您丈夫及他的小车藏起来，特别在白天，因为随时有可能发生那些迫使你们改变计划的事。您肯定知道这个地方。无疑是您和他一起谨慎地选择了这个地点的，无论这个藏身之处在什么地方。可能那儿用电话很不方便，因此他不得不在星期二傍晚打电话到弗勒斯旅馆和费迪卡夫餐馆去，但那是在夜幕降临以后。当然这一细节也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 “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比方说，为什么您要告诉您儿子，如果他找到这笔钱他就能拥有它？为什么不这样呢。您明明知道钱藏在哪儿，您清楚他不可能找到它。又例如：为什么您丈夫被放回来之后你们一直沉默了四十八小时才报案？合理的猜想就是：你们需要拖过足够的时间以便弄清楚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对于这一点我无需查证。鉴于某些已知的事实和因素，我只需要证实这些与我的推断相关的部分，特别是与我最后的推断，即您杀害了自己的丈夫这一点相关的。至于谈到他星期三上午回来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来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才是值得奇怪的呢。他想了解我们对尤特丽小姐的身亡有多少根据，如果有的话，他通过您给他的电话得知尤特丽死了，便火速赶到您那儿去。 “他当然明白是您杀死了蒂娜·尤特丽，并且您已经完全受到他的摆布了。他不可能告发您是凶手。不然会泄露他本人也是这个诈骗案的同谋犯，只不过此案还未实现而已，要到你们签了所得税回票之后这场诈骗才算是大功告成。他可能对您进行威胁，他想独吞这五十万美元。您感到左右为难，这样一来，您所有的策划和努力，一切的苦心与热忱，甚至您奋不顾身的谋杀所带来的成果都付之东流了，这叫您无法忍受。吉米·怀尔必死无疑了。” 她喊出了一声，不是一个字，这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叫声，是那种受到精神打击或严重刺激而挤压出来的内心喊叫。沃尔夫又讲下去：“您谨慎小心、很有远见地策划了这次阴谋。您的这种能力早在设计绑架事件中已得到令人佩服的证明。您需要一种毒品，您又确实不愿匆忙冒险去获得，那您一定是在您的医药室里得到它的，可能是一种麻醉镇静剂，您可以弄到这种混合药品，可这又是一个我没有做出回答的问题。要么是您星期三晚上运气特别好，要么就是您对丈夫的了解是那么的透彻，以至于您能有把握地计算出他因药性发作而昏昏欲睡的时间。当然药是您事先放在他杯子里的，您丈夫会死在长沙发上而不会死在他房间里。其余部分的进展情况您都精心算计过。在弗罗斯特离去以后，您来到了书房，正如您期望的，发现您丈夫在昏睡之中。于是您便把他拖到理想的位置，把雕像掀倒在他身上。您有非凡的制造现场的才能，无疑您是提起他的脚把他拖过去的。因为鞋子拖过地板会留下明显的痕迹，甚至在地毯上也会留下，而头和肩部则不会。的确，您并非仅仅靠运气把雕像推倒在您所需要的位置上，为了研究出它最容易朝哪个部位倒下去，你曾摆弄过它。显然这个撞击声没被听见，由于所有的人都住在楼上；加之雕像不是撞在地板上，主要是撞在您丈夫的胸口上，破碎声可能比撞击声更大。” 沃尔夫站起来，用鼻子狠狠地吸了口气，又从口中长长地吐出来。“怀尔太太，”他眯起双眼盯着她说。“我承认我并非毫无敌意。我已经被您对我的怨恨，对古德温的控告所激怒，您想用一个罪名使他遭到逮捕。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从道义上谴责您所干出来的诈骗行为，今年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所得税上作文章，所以我尽量为您着想。我也不会毫无根据地指责您杀了尤特丽小姐，您是在感情失控的冲动之中犯下了这事的。但杀死您丈夫则是另一回事了。这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残忍的举动，就为了一个卑鄙的结果，全是为了金钱。由于他打算夺走您用阴谋得来的果实，您竟冷酷地杀害了他。这令人发指，令人诅咒，甚至会被——” “这不是事实！”她从发紧的喉管里挤出这句话来。她重复着：“这不是事实。” “我劝您别说话，太太，那甚至会被指责为——” “但这不是事实！不是为了钱！”她紧紧抓住椅子扶手。“他本来会有这笔钱的，我说过他会很富有，而他却不愿意。这是为了蒂娜。他打算离开我。因为我——是为了蒂娜的原因。这是为什么——不是为了钱。” “我宁愿说他是为钱。” “但不是！” “他威吓过要指控您是谋杀犯吗？” “没有，他说过不会这么做的。但他打算离开我，我很爱他。”她的嘴角抖动着，手指从扶手上松下来，在沙发皮面上抓划着。“我爱他，他却要离开我。” “当然，这可能意味着您会被遗弃。”沃尔夫声音变得低沉，差不多喃喃自语道，“离开您，没有长期接受您的施舍，也不再向您敞开胸怀。因此他必死无疑。我向您表示道歉。我承认您的目的并不卑鄙，您出现了精神危机。难道您企图欺骗他？难道您否认杀死了蒂娜·尤特丽？” “没有，您知道是我干的。”她捏紧拳头。“我发疯，我准是发疯了。您是对的，我清楚如果他离我而去将会有什么结果，但不是为了钱。我一定是疯狂了，那天晚上，我又下楼到书房，和他呆在那儿，直到——” 她猛然截住话题。“我在说什么？我说了些什么？” “足够了。”不再是低声呢喃。“你讲出了我所期望的一切，当我非难您杀了您丈夫完全是为金钱的时候，这很荒唐，不过并不比我们找到钱以后您对古德温先生和我的攻击更荒唐。您企图，当然，把责任推卸到您新近死去的丈夫身上，以此显示出是他本人为获得这笔钱而预谋了绑架事件，蒂娜·尤特丽是同谋犯，被他杀害甚至可能是他出于恐惧和悔恨而自杀，虽然这会是多么牵强——男人几乎不采用自杀的方式。不过您本该明白您会引起——” 他打住了口，因为他的听者正离席而去，当她移动双脚站起来时，她的手皮包滑落在地板上，我赶过去拾起来递给她，并跟着她走出去。在前厅我赶在她前面为她开了门，我走到石阶上注视着她走下台级。假若她回到家用麻醉剂结束了生命的话，也是命中注定，不过我还不希望她由于我的缘故跌了一跤折断颈骨而死。她踉踉跄跄地走着，但还是走到了人行道上，向右转去。我回到了房里。 走到厨房，我从碗橱里拿出录音机和磁带，把它拿到办公室。沃尔夫坐着，对着我皱着眉头。我把准备工作做好，接通录音的电源，按下指示键，声音播放出来，是沃尔夫的。 “——在感情失控，冲动之中犯下的事，但杀死您丈夫则是另一回事了，这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残忍举动，为了一个卑鄙的结果，全是为了金钱。由于他打算夺走您用阴谋得来的果实，您竟冷酷地杀害了他。这令人发指，令人诅咒，甚至会被——” “不是事实！不是事实。” “我劝您别说话，太太，那甚至会被指责为……” “但这不是事实！不是为了钱！……他本来会有这笔钱的，我说过他会很富有，而他却不愿意。这是为了蒂娜。他打算离开我，因为我……是为了蒂娜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不是为了钱。” 录音直到最后，真实而清晰，就如同真有人在对话一般，这台机子还花了一千二百美元哩。我关上录音机时沃尔夫说：“很令人满意。快拿给格拉莫先生。” “现在？” “正是现在。这个不幸的可怜虫大概不出一小时就会自杀的。如果格拉莫先生不在办公室，就派人去给他说。我不想让他明天到这里来咆哮着说我们没有按时递交凶手的招供材料。” 我取出了录音带。 第十六章 怀尔太太不仅在一小时之内没有死去，而且还一直活到今天。一晃三个月过去了，直到上个星期，一个由八个男人和四个女士组成的陪审团参加审理了这个案件，但经过五十二个小时的审讯，又被束之高阁了。陪审团中有七人支持判处她犯有一级谋杀罪；三人支持宣判无罪。无论陪审团的第二次审讯是否有结果，判决总是要公布的。不管对她判处极刑或宣判无罪，判决书必将放进我的抽屉里，和好几份其它的判决书搁在一块。 假如你还惦记着后来我是否又到警察局去走了一遭，我的确去过了——星期二中午，在本·戴克斯的护送下。那之后，怀尔太太就被带进了检察官的办公室。可那些忙得不亦乐乎的人们竟无暇来关照我了。到了五点钟我才被保释出来，可是我被要求盖下了第十九次手印。一个星期之后才撤销了对我的指控，而保释费就花去了沃尔夫的99，925美元。这样，我又有充裕的时间去逛大街，去多观察人和事物了。从五月一日起，沃尔夫便开始休假了，并且打算就这么休息下去。即便您现在愿意出一万美金请他查明在昨天鸡尾酒会上是谁碰了一下您的帽沿，他也不会正眼看您一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