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 译者前记 大冈升平（1909-）东京人。是日本当代著名的老作家。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语专业。战前从事法国大作家司汤达及其作品的研究与评译工作，成绩卓著。一九四四年应征入伍，被送往菲律宾，日本投降前夕被俘。回国后，以他在菲律宾和当俘虏的实际生活体验写出的《俘虏记》、《野火》，都分别获奖，从而一跃登上文坛，成为战后派重要作家之一。其后，他又陆续发表过许多作品，主要作品有《武藏野夫人》、《花影》、《篝火》、等。 最初题名为《若草物语》，曾连载于报刊上，后又出单行本，并搬上电视屏幕。小说通过一位十九岁青年如何走向犯罪、法院对此又是如何审判等生动逼真的描绘，暴露了日本法律界的黑暗和弊端。同时，作者以似乎要隐去对被告人的同情的笔致，指出了造成好端端少年犯罪的社会根源及家庭根源，使读者对被告人的命运既深感可憎，又不禁可怜。 第一章 神秘的三角案件 <er top">01 这是昭和三十六（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发生的案件。下午五点钟左右，虽然梅雨乍晴，闷热的一天就要结束，但天空中仍然残留着蒸腾的热气。上田宏推着自行车，正沿着山上的小路向山下走来。——这个故事便从此开始了。 神奈川高座郡金田镇是一个人口不足五千人的农村小镇，拥有电话的家不到五百户。 在相模川流域，虽然不光是为节约运砂费用，但总而言之，胡乱盖的厂房确实增加不少。昭和四十（一九六五）年，仅金田镇这个区域，就有二十家工厂竣工投产。由于从这些工厂中征得了大量的税收，原是稻田、旱地和山岗的这一带村子，便渐渐地形成了一个镇。 从工厂的产品来看，有铸造、半导体、计算机以及象征日本现代繁荣的玻璃制品等，涉及到各个产业领域。同时，也计划建立一个以附近农户养的猪为货源的罐头工厂。这就引起原有的专门以鲑鱼、鳟鱼为原料做罐头的北洋渔业的惊恐。他们在经济新闻上大吵大嚷，认为这是面临大敌，同时，为了确保劳力，从一年前开始，就发给附近农村一百五十个年轻劳力的预雇工资。 今年十九岁的上田宏就是这一百五十人中的一个。所以，他由山上小道回来的第二天，突然又离家而去，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 那天，在山间小道上碰见上田宏的是镇里杂货店主人大村老人。据说，当时上田宏脸色不好。 “你去哪儿了呀？”大村老人对迎面走来的上田宏何道。 “到长后办点事回来了。” 此处名叫晒泽。这条路沿着向山岗延伸的梯形稻田再向东五公里，翻过眼下正在建设中的高尔夫球场的起伏的山岗，是去小田急江之岛公路的近道。 金田镇的人一般买东西和办事到厚木就可以了，所以，一听说上田宏特意翻山到长后，就多少有点奇怪。——这是大村老人后来对人说的。 不过，上田宏的话并不假。那天，他确实去了长后一趟。只是，他没有告诉大村老人去长后干什么，更没说山脚下道南面大村老人那片私有杉树林中坂井初子尸体与自己的关系。 “他的裤子和衬衣都没有沾血。真没有想到那小子会干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大村老人对金田镇派出所的天野警察说。 上田宏的父亲喜平及其家人都没有发现他那天从外面归来后态度有什么异常。第二天夜里同他一起离镇私奔于横滨矶子公寓同居了五天之久的坂井良子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反常现象。 良子是被害者初子的妹妹。 据当地老一代人传说，金田镇自古以来没有出现过什么事情。在漫长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是天领即幕府的直辖地，规定的年贡也不太重，所以，是一块可爱的平安的好地方。到了明治自由党出现的时代，行政上虽然被编入多事的三多摩地区，但也只出一次事：一家财主被一个以通融资金为目的的人所盗。这便是该村人所记得的唯一的一件大案子了。 在战后农地改革以前，这里的人家都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生活虽然谈不上阔气，但也没有什么悲惨、不幸的。这，就是过去金田镇的特征。 此处开始发生变化是从战争结束以后和北面五公里处厚木、座间变成美国驻军基地时起。那时，村里许多青年被雇去建设营地或当清扫工。主要是由复员兵组成的这支劳动大军，渐渐地改变了兵营和医院周围一带的面貌，对此，就连美军也感到惊叹。 之后，由于驻日美军的减少，形成的大量劳动力不久便转向涌入相模平原。虽然他们在该地不断地制造强奸妇女、抢劫等案件，但不久便被在相模川流域开始兴建的工厂和沙石开采场所吸收了。 金田镇的年轻人，可以说已经不是农民了。种稻田到父亲一代就结束了，而对此，谁也不觉得是新鲜事。酒呢，也不再是只有节日祭祀或庆祝秋收结束时才喝的了，而是一年到头都可以在镇里的小酒店喝了。 开始建设工厂后，地价从每坪地一万日元猛涨到两万日元，所以，很多人家都有二、三百万日元的存款。种地都机械化了，年轻壮劳力也不再需要了。如坂井良子的母亲，寡妇澄江，只是在农忙期，雇上那么很少的几个人手，就足够埘弄卖剩下的三反地了。 姐姐初子不愿意当农民。六年前她去东京干活时，澄江并没有怎样叹息，其原因也许就在这里。据说，初子在新宿一家烹饪的饭店当女招待，但也有人说，她已经成了卖春妇。她偶尔也回来过。这时，她烫着发，涂着浓浓的口红，很惹周围的人的注意。很多人议论她说道：作为一个女招待，打扮得未免太过分了吧？ 然而，就实际而言，初子的打扮比起小镇上的其他姑娘们来，并不是那么十分妖艳。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就是小镇的姑娘们也开始到厚木镇里的美容院烫发了。她们之所以骂初子打扮妖艳，是由于她们白天大多在车间干活之时，初子在大道上蹓蹓跶跶，或进茶店品茶、闲坐、吸烟。 一年前，初子从东京回到故乡的小镇，用多年积蓄起来的工资三十万日元，于厚木火车站前的一条胡同里开了一家小小饮食店（说是饮食店，实际好象是演戏用的临时搭起的棚子一样）。顾客大都是工厂的职工、汽车司机和铁路员工等，生意做得蛮好。开始要开酒馆时，母亲澄江极力反对，但现已获得成功，便再也不说什么了。 开始营业时，初子每天晚上回家睡觉，但后来说是怕酒馆内备品和酒类的东西被偷，就很少回家睡觉了，一个月中有大半时间在酒馆内住。对此，镇里的人又议论开了：“她为什么要在酒馆内睡觉呢？不可理解。” 妹妹良子比姐姐初子小四岁，今年十九岁，跟上田宏同龄，姿色在初子之上。但上田宏却并不这样认为。 初子的胸脯高高的屁股也是大大的，过去，母亲对此曾叹息过。但是，现在，这却成了一种标准美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上田宏认为，初子之所以惹男人喜欢，其原因就在这里。妹妹良子长得倒也很苗条，但个不高，没有什么风度，缺少那种女人的魅力，不过，胳膊腿肌肉发达结实，给人一种活蹦乱跳、青春焕发之感。上田宏暗想：相模川流域长大的良子，可真象河中的一条小鲇鱼呢。 上田宏和良子在小学校读书时，虽然同级、同班、同桌，但并不要好。两人突然热乎起来，是从前年在平塚庆祝七夕时于人群中偶然相遇之后。当时，他们俩进了背后一条街的茶店，谈了一个小时左右，当他们俩走出茶店的时候，被金田镇的人看见了。那时，上田宏在茅个崎汽车装配工厂干活，同时读定时制高中班，今年刚毕业。 上田宏似乎下定了决心，非要跟良子结为夫妇不可。然而，他父亲喜平据说不想从寡妇澄江家、特别是有着象初子那样的女人的家娶儿媳妇。 母亲澄江亲良子疏初子，其目的也是很清楚的。这就是要给良子找个入赘女婿，好日后防老。但另一方，上田宏的父亲，也不可能将长子上田宏放走，所以，这门亲事就越发难以实现了。 这期间，良子在茅个崎的洋货店当售货员，上田宏和她经常坐同一辆公共汽车上班，有时两个人夜晚回来也很晚。 “他们俩已经成了。”这是一般人的看法。也有人认为：“不论父母亲怎样反对，他们也不会听从的吧。”这种看法也并不是无根据的，因为由于广播、电视的影响，情投意合的人结为夫妇这一婚姻自由的思想之风也吹进了金田镇。 上田宏父亲喜平今年四十五岁，三年前妻子阿宫去世，因此，他是否要把早先在厚木就有的小妾正式娶过来做后妻，是镇里人所关心的。喜平还有两个弟妹。一切家务都是由离婚回来的姐姐照料。但普遍认为她很不会管家，都说，要是阿宫活着，上田宏也不会变得这样。 六月二十八日傍晚，上田宏推着自行车，沿着山道回家的第二天，便跟良子俩失踪了。 “到底私奔了。”有人这样说。 从二十八日晚上起，就开始下大雨，而且，还有风，但到了第二天早晨就晴了天。 良子从二、三天前就开始收拾这收拾那，但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有什么不正常的。二十九日，她帮助母亲澄江下地干农活，这也是很少有的事。这天晚上，她洗了澡，九点钟就进了寝室。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澄江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听见窗外三轮卡车停住和不久就开走了的声音。第二天早晨，澄江发现桌上有一封信。信上写道： 妈妈： 我和上田宏去横滨了，等一切有了个样，我再回来对您慢慢说。现在，请您不要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瞒着家出走。 上田宏不用说，也是对家里不告而走。他们俩离开家出走的第三天，便发现了杉树林中的初子尸体，这似乎有些蹊跷。 <er h3">02 初子被害是金田镇有史以来一次大事件。 厚木站前初子的饮食店从二十八日那天起就上了板，第二天澄江是风闻了的，但并没有放在心上当成一回事。这是因为她和客人经常坐汽车从小田急出发经过三个车站到西边的鹤卷温泉，或者是到东京在朋友家住上四、五天，玩玩逛逛。 初子尸体被发现是七月二日。那天，大村老人想要看一看自己的杉树林，便牵到了山上。之所以想到山上转转，是由于厚木木材公司向他订购一批打脚手架用的木材。 后来，他向大和署有关官员报告说道： “我离开家是七月二日午后三点钟左右。由于盖新工厂，木材公司所要的数字很大，二十石，所以我想，这么大的量现在伐是否可以？要伐从哪边伐合适？得有一个估计。这样想着，我就从家出发了。我登上晒泽不远，就进入右侧的树林中。这片树林向南有二百米远，是一个斜坡。因为这一带我非常熟悉，就踏入无路的林中，我一边用卷尺量着树干粗细或目测着树的高矮，一边向前走着，不知不觉地到了树林深处。这样，便发现初子的尸体横躺在一块洼地上。 “是的，初子尸体是目不忍睹的，它完全腐烂不堪了，当然也不可能认出是初子了。那儿离晒泽有五十米左右远，是处在有十米左右高的悬崖下。 “不，从前这里没有出过事。崖上有一条狭窄小道。好象是死者从崖上栽下来，趴在地上就死了。 “总之，不管怎样，我想这种事总得报告警察。这样我就不再测量树木了，马上到镇派出所报告了。 “不，我没有摸死者身上。因为一眼就看出她确实死了。她一只脚上的凉鞋掉了，手提包在她的身边。知道死者是初子，这是以后听说的。当时，我也没有发现她胸部被刺的情况。” 由于初子是饮食店女主人，所以，给破案的警官第一个感觉就是：她的死是由于男女关系所至。因此，凡是到她酒馆去的常客，都被一一地叫到派出所，询问在推定的初子被害的六月二十八日那天午后是否都在各自的工作现场。 这时，大村老人回想起在二十八日傍晚，自己碰见了推着自行车由晒泽走下山来的上田宏的事。 良子失踪，初子被杀，使澄江变成了一个半疯人。因为案子登在三日的报纸上，所以，当天良子就回家了。但上田宏没有回来，说是在矶子区某汽车工厂刚从一日上班，不好缺勤。对此，镇里的人认为：这其中必有说道，工作忙是借口。就在这同一天，上田宏被捕。据说，他被捕后，开始受到良心上的谴责。他说，我不能厚着脸皮去参加自己杀害的女人的葬礼。 上田宏与良子私奔对他们两家老人虽然是保密的，但镇里人却是皆知的。二十九日那天夜晚十点多钟，他驾驶着三轮卡车载着良子向长后方向疾驶，路上的行人都看见了。 第二天，澄江拿着良子放在桌上的那封信给喜平看后，喜平这样讥讽地说道：“近来年轻人真没有办法。你家姑娘主动找我家小子，真谢谢你啦！” 他俩私奔的地点也知道是横滨，但横滨那么大，具体在哪儿也不清楚。喜平对他们的出走，根本不当回事。他认为：用不着向警方提出寻人，闹得满镇风雨，丢人现眼，等他们无法谋生、混不下去的时候，自然会回来的。 由于初子之死，他俩私奔的住址于四日那天就清楚了：是住在矶子区工厂附近的公寓里。 “你们就是不外走，难道就不能好好谈谈，解决解决吗？”澄江对回来的良子说，“初子死了，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依靠了，我请求你别走了，别再对我说还要去横滨了。行吗？”澄江流着泪恳求良子。 良子低头不语。 澄江悲哀地想：良子本不是这种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真不理解现在青年人的心呀。不久之后，她将得知各种更残酷的事实。 <er h3">03 初子并没有遭到摧残或抢劫。她包里的三千日元原封不动地还在那里。那么，为什么会遭到杀害呢？暂时还是个谜。 她在悬崖上被刺跌倒、摔下崖下是毫无疑问的。岗上是一片小麦地，小麦已收割完毕，现已种上胡萝卜和牛蒡。西侧也就是晒泽的顶点。这里有条跟十字路口相反的羊肠小道，由南至北通过岗西的边缘。 初子尸体所在的地方其上方北离十字路口约五十米左右。在尸体后边，虽然由于受到断断续续梅雨的不断淋洗，但在道旁的草根处仍然残留着血迹。初子的白色阳伞挂在悬崖上。 警察首先调查初子二十八日那天的行动。根据她的饮食店附近的人提供的情况，可以确认她那天两点多钟从火车站前乘上去横滨的公共汽车。那天，她穿的是带花的连衣裙，脚上穿一双凉鞋，打着一把阳伞，这跟尸体所在的现场发现的衣着打扮完全一致。 作为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来说，她那身打扮并不十分特别，但她所乘的那辆公共汽车的乘务员，也许是因为跟自己年龄相仿的缘故，却记得初子。据乘务员说，初子在长后火车站前下的车，而且，就她一个人。 初子下车后干什么，为什么要到长后，这仍然是个问号。但这个疑问在火车站一打听便知。原来，她是去找最近刚从厚木调到这个车站的一个年轻的车站职工讨债。这个年轻人叫榊原，欠初子的钱不太多，当时就把所欠的八百五十日元还给了她。据说，当时初子精神饱满，看样子没有什么苦恼、悲伤的事。在长后，她转了一家之后便回金田镇了。听她的口气，在金田镇还有赊她账的人。 总之，很清楚，这一天是初子月末收账的日子。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天在长后必然有一个人见到她。但访来访去，却没有一个人说见到过她。调查到此遇到了困难。 但是，在当地警察的协助下，继续调查的过程中，大和警察署的刑事警察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镇内的丸秀运输店老板的儿子到去年为止还一直和上田宏一起在同一个茅个崎自行车装配工厂干活。案件发生的前一周左右，上田宏向他提出要借一辆三轮卡车，而他也答应了。 他父亲买了两台卡车，一台三轮卡车，开了一家运输店。这样，他也就不在工厂干活了，在家帮助父亲开店。 丸秀店主虽然不积极支持儿子与上田宏交际，也不高兴儿子借他车，但由于上田宏以前经常到家里玩，又彼此知道脾气，也就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 二十八日午后三点钟左右，上田宏来到榊原家，告诉他第二天夜晚来取东西。上田宏说，为了不影响做生意，只借用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就还。果然，第二天早晨就还了。 据丸秀店老板的儿子榊原说，当时他跟上田宏一起在三轮车旁边检查车的时候，初子打着阳伞正好打这里路过。并且问道： “宏，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上田宏当时听了似乎吓了一跳。 案子发生的第二天，上田宏便离开了镇子，这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而且，在初子被害前一小时，他们俩在长后见过。 据榊原的证词，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初子还进一步问上田宏：“宏，要回镇的话，请用自行车带我一块回去，好吗？” 听了她的话，上田宏好象有点迟疑不决——在榊原看来——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把初子搁在车上，回金田镇了。这时，已将近四点。 “操纵了姊妹俩，可真有两下子呢。为了跟她妹妹私奔，才杀死她的。” 三日傍晚，听说上田宏在横滨工作的地点被捕后，金田镇的人这样议论。 上田宏向警方供认：他和良子之间有一个秘密，这是他们私奔的理由。这秘密就是他使她怀孕已经三个月了。 母亲澄江在案子发生后良子回家以前还一直蒙在鼓里，但深知社会的初子，虽然只是偶尔来过家几趟，却早就看出良子怀孕了。 根据上田宏的供述，初子发现良子怀孕后，马上劝良子打胎，并告诉她，东京有认识的医者，可以给介绍到他那儿去做打胎手术。 “那么年轻，有了孩子可不得了。大好的青春时光岂不叫孩子给葬送掉！趁年轻应当享乐。不要吧！不要吧！” 但是，良子顽固地坚持说，一定要生下这孩子，还说，人家要是见笑，他们俩就到横滨生活。 就在二十八日午后四点钟左右，上田宏用车驮她回金田镇的道上，她还劝他要良子打胎。但他并没有听进去。此时，他不再想着借三轮卡的事，而是想着尽快私奔了。 据说，初子还对上田宏说道： “我不能默默地看着你们的愚蠢行为不管。我要马上告诉我母亲。” 当走到晒泽时，上田宏想：在到金田镇之前，必须得跟她谈好。于是让初子从车上下来，沿着崖上小道向杉树林上方走去。 为了搬家和装饰新居用，那天午后，他于长后街买了一把小刀，这是一把带起罐头、起酒瓶盖的登山用的刀子。 上田宏要求初子说道： “请不要告诉你母亲吧，为我们保密吧！” 然而，初子却笑了笑说道： “我还想去你家告诉你爸呢。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你还是个孩子呢。孩子生孩子怎么办？我不能默默看着不管啊！” 走在路上，初子的这种话对上田宏不知说过多少遍了。 梅雨乍晴的这天下午四点多钟，这一带的天空还是象中午时分一样明亮。太阳灿烂地照耀在丹泽山上。 上田宏取出小刀，在初子面前亮了亮，但初子却毫不在乎，没有逃跑。根据上田宏的供述，她当时还讥笑着说道： “你要干什么？你想用那玩意来威胁我吗？笑话！” “我求你了，你别告诉人了。就这样，让我们到横滨吧。” “我妹蠢，叫你骗了，她说也要生下孩子。可是，未来无依靠，生活无着落，生下来是罪孽啊！再说，也太丢人了呀！” “我们成年就结婚，我决不给初子姐脸上抹黑就是了。请你别说了。” “不行！我的脸丢不丢倒没有什么，我母亲太可怜了。我是不会不说的。”初子说完向前走去。 “等一等！”上田宏走向前来，挡住了初子的路。 “你要干什么？你以为那玩意我害怕吗？别忘了，我在东京混了六年，什么世面没见过，难道还怕你这个小小的刀子吗？东京的地痞流氓都没有把我怎的呢！给我躲开！” 初子以曾在东京新宿干过活而自豪。并且，喜欢操东京口音讲话，而这一点正激怒了上田宏。 这以后的情形，上田宏就模糊不清了，他只记得初子的脸色由嘲笑变成绝望，而且，突然变近。 接着，他俯视着倒下的初子，站在夕阳照耀下的山岗。 初子横躺在道旁的草丛上，一动也不动了。鲜血由胸口往外直流，染红了草地，十分可怕。她那苍白的脸儿贴地，睁开的双眼直勾勾的一动不动。 “死了！”上田宏突然意识到。他看了一下周围，周围没有一个人影，道南三百米左右处是一片杂树林，再往前就是高尔夫球场的建筑工地。卡车似乎正在上坡，传来了喧嚣的马达声。 上田宏如果此时立即对初子进行护理，或通知镇里派出所，案子也许就简单得多了。这之后他所采取的行动，是毫无辩护的余地了。 “要是被发现了，可就糟了。这是我在杀死初子后最初的想法。” 上田宏在回答警察的审问时这样交待说。按着上田宏的交待，其原因是：如果杀害初子一事败露，那么，第二天跟良子一起去横滨的事，从七月一日开始在矶子汽车工厂上班的事，就会全吹了。他想，如果到了横滨，就会人不知鬼不觉，这样，就可以跟良子俩过着象电影一般梦寐以求的浪漫而甜蜜的生活。要是被人知道了，那一切岂不真的变成一场梦了吗？ 因此，上田宏想，无论如何也要把尸体掩盖起来。 道的一侧芭茅草长得很茂盛。当上田宏把初子尸体拖到那里的草丛中时，只见尸体跳溜溜地向下滑动。这时，他才发现，这地方原来是个悬崖，离大村老人的杉树林有十米左右，尸体正滑到悬崖下面。初子的凉鞋、手提包、阳伞也随后滚向悬崖下。 染在道上的和草上的血是无法弄掉的，但正好当天晚上下了一场雨，被雨水冲掉了。 上田宏手上的血和小刀上的血是到晒泽的山腰泉水泡边洗净的。之后，他把小刀深深地插进稻田的田埂旁。 尔后，他稍微休息了一会儿，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待惊恐的心情平静下来后，便推上自行车下山了，这时正好碰上大村老人向他搭话。 在案子发生后五天的时间里，他与良子在横滨矶子的公寓里同居，这时，也没有发现他的态度有什么反常现象。 据上田宏供认：初子的尸体，他打算回家后拿锹去掩埋掉，但由于下雨了，再加上害怕，就再也没有返回现场。 “干了那么大的蠢事，你认为就不会暴露吗？”警察问道。 “我不知道。只是想和良子私奔，抚养孩子，这是我们商定好的，不能改变。”上田宏回答说。 那天夜晚，他把良子叫到她家后面的竹篱笆墙下，告诉她第二天晚上九时把东西收拾好，好走。对于他当时仍然保持着的那种冷静劲儿，警官是很难得到心证的。 上田宏是二月十七日生，这年，他才十九岁零四个月。 按少年法的规定，案子发生后一个月，在家庭法院进行了审判。但家庭法认为他应受到刑事处分，所以，又被送往了横滨地方检察院。 <hr /> 注释： 第二章 候补法官 <er top">01 横滨地方法院候补法官野口直卫，刚刚度过了三十三岁的生日。眧和二十七（一九五二）年于M大学法律系毕业。在司法进修所接受两年期间的法曹实际教育后，于昭和二十九（一九五二）年被任命为候补审判官。以后，辗转于札幌等各地方法院，取得了实际经验，于三年前调于横滨地方法院工作。 在他被任命为候补法官的第二年，与光子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纪子，今年三岁，住在横滨北郊妙莲寺官邸，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 候补法官的薪水长得慢，对于凭着良心从事于司法和正义的人来说，不论是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在金钱方面，得到的报酬不能说是很多的。不过，野口对现在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感到特别不满意的。 在进修所同期的同学中也有选择了收入很高的律师职业。而他却没有发挥自己才能、压人一头、开拓出一条成功之路的自信和意志。他认为，还是依靠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公务员的生活，更适合于自己的性格。 妻子光子是他毕业的大学讲刑法的土方教授的三女。土方教授交际很广，跟最高法院和律师协会都有来往。因此，对野口现在地位的争得应该说是有过帮助的。按规走，野口如果再干三年候补法官，就会成为正式法官。法官在审判时只要不十分丢人现眼，失体统，就既不会被罢官，也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被强行调转工作地点。就是说，可以享受其他公务员所没有的身分保障。枥木县地主儿子的野口，已经习惯于这种特权的生活了，并为此而感到安适。 但是，法官的工作并不是那么轻松的。每周三次公审犯人。在横滨地方法院，剩下的三天为“宅调日”，就是在自家查阅审判记录或写判决书，晚上十二点以前睡觉的时候很少。要是碰到麻烦的案子，星期天也得搭上，忙得不亦乐乎。 在最近十年期间，刑事案件件数增长了四倍，而法官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象野口这样值得称道的人看来很少，定员经常不足。因此，不论哪个法院，未处理的案件积压如山。假设现在不发生新的案件，只处理全部陈案，据有的人统计，最低也得三年。 审判官总是被案件所驱使，好象套在马车上的役马一样，必须不停步地向前跑。开始，办案拖延了，总觉得对不起不幸的被告，但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了。总之，自己是作为庞大组织的一部分而工作的。因此，陷入了“都是组织之罪”这样一种（来自流行的“论《组织与人》”一书）思想感情之中。 关于对少年上田宏杀人、尸体遗弃的公诉案转到野口直卫手中时，也正是处于这种状况之下。 案子发生在农村的一个小镇里，所以，东京的报纸只是在地方版作为头条新闻登出那么一段。关于初子被害原因，直到上田宏被捕为止，该报是这样评论的：根据初子是酒馆女主人的情况，可以认为是由于男女关系引起的。关于这一案件，专讲实话的一家周刊，还连诌带编、捕风捉影地写了一篇生动有趣的风流故事，加以发表，但知道罪犯是个少年后，便再也不吱声了。 最初从实事求是这一角度报道这一案件的，是《女性周刊》。但由于被害人既不是家庭主妇也不是公司职员，而只是一个小酒馆的主人，也没有引一般妇女的充分同情。这是因为，在一般妇女看来，象艺妓、女招待、卖春妇等这样的女子，即使被杀也是活该倒霉，即使她们没有达到破坏自己家庭的幸福的程度，也是造成自己丈夫浪费的一种危险势力。 因此，《女性周刊》把焦点从被害者移到被害者母亲身上也是理所当然的。该刊强调的是：由于上田宏的犯罪，使农村寡妇及其女儿们的生活遭到严重地破坏。 该刊解释道：上田宏为了跟自己的爱人继续过着所谓理想的生活，而不惜杀死爱人的姐姐——小酒馆的女人，这是战后青少年所谓“排除妨碍者”的极端利己主义的表现。 该刊指出：不论哪方诱使，跟那种男人恋爱，怀孕，是良子的不幸；要求结婚遭到父母反对，于是离家出走，要建立两人的安乐窝，这听起来似乎悦耳，然而，一旦私欲得不到满足，就不择手段，这乃是一种“私欲膨胀”的反映。 “两人的欢乐窝是在二楼厨房前一个三个草垫子大小的房间，房租每月三千日元，是这所公寓中最便宜的。”记者这样写道，“在这里，两个人共同度过了短暂的五天幸福、快乐的时光。然而，这种幸福与快乐，是建筑在金田镇杉树林中初子的尸体上的，好比在火山口上跳舞，必将遭到可怕的毁灭。” 记者进一步写道：“他们俩人象一般情侣一样，不可能一个劲儿地耽于追求性的快乐。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不想生儿育女建立理想家庭。但是，他认为把这种特殊的幸福可以建筑在别人的尸体上这一点，却是超越了一般性道德。这是这个案件的特色。” 最后，记者归纳道：正如初子所劝，良子怀孕应该打胎。在这一点上，小酒馆的女人作为良子的姐姐做得是正确的。日本是打胎的王国，也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就连遭致性解放之祸而不幸怀孕的别国的母亲，也必须特意越过重洋来这里做打胎手术，发挥日本法制的美学作用。因此，打胎的限制更应放宽。 一般来说，审判官不能为报纸杂志的报道所迷惑。只应根据向法庭提出的事实证据而裁决。因此，为了避免叵测，审判官是不可读那些以趣味性为宗旨的杂志、周刊的。——这是野口直卫在进修所进修时，老师教给他的。但是，七年的实践经验告诉他：这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审判官，其实是属于那种经常读报的一类人。 不仅仅是有关判决的评价，报纸杂志关于审判中的案件的报道也始终是审判官室内的话题。 但是，审判官不管读了多少报纸、杂志，在进行判决时，也不能受其左右，判决是审判官根据自己的意志和良心独立进行的，对此，审判官同僚也不予以妄加评论。 在涉及到政治问题的案件时，考虑到最高法院的意图而进行判决的下级法院的审判官也是有的。不过，这是例外。判决可以表现各个审判官的良心，即一种个人秘密，因此，具有同样经验的审判官同僚们之间，避免相互评论。 检察官就上田宏案件作为杀人、尸体遗弃罪起诉，因此，法院组成了由三个审判官组成的三人审判小组。按规定，三人中，二人必须是审判官。但如果审判官不够时，其中的一人，经最高法院任命，可以由具有候补审判官经验达五年以上者担任。连续工作了七年的候补审判官野口担任了上田宏的案件审理工作，就是在于他具备了准审判官的资格。 审判长跟野口年龄相差很大，好象是父子，是一个战前派的老审判官，据传，不久就要被调到关西最高法院。这是三人审判小组的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就是主任陪席野口，第三个人是刚结束司法进修而被任命的候补审判官罗基。 由于上田宏未满二十周岁，在法律上还是少年，所以，首先必须接受家庭法院的审判。因为被告人有自供书，案件不是那么复杂，所以，捕后一个月后的八月三日就办完了有关家庭法院的手续，被送到地方检察院。检察官进行起诉是十天后的十二日。第一次公开审判决定于九月十五日，在横滨地方法院第四法庭进行。 <er h3">02 这是一个天空十分晴朗的初秋的一天，野口所住的妙莲寺官坻向东的饭厅，虽然射满了阳光，但并不感到热。 官坻是由寝室（八张席子大）、书房兼客厅（六张席子大）和饭厅（六张席子大）组成的一幢和洋折中的平房建筑。离东京至横滨铁路线车站妙莲寺站步行五分钟远，位置是在树林茂密的山岗半腰上。挨排还有一幢同样的官坻，是横滨家庭法院一位候补审判官住的。横滨地方法院的官坻，分散在近郊，在妙莲寺的就这两处。 官坻与民宅为邻，由于地位和工资的相差悬殊，容易产生奇妙的摩擦和矛盾，特别是在太太们之间。因此，这两幢房子分配给井水不犯河水、地位相当的两位候补审判官，可以说，是出自总务处的一番精心考虑吧。 横滨家庭法院认为应当给予上田宏刑事处分。家庭法院正如其名字所示，它是对离婚等家庭案件进行审判或调解的机关。即使跟地方法院同级，跟野口也丝毫不存在什么工作关系。因此，两位太太顶多于道上相遇相互寒暄一下完事，而不会产生摩擦的余地。 野口那天早晨八点，比往日稍早一点坐到了餐桌上。只要能赶上十点开庭就行，所以，从上班来看，比一般公务员晚些。他乘东横线的车到樱木街站下，然后徒步到法院。 如果当了审判官，那么家在东京、湘南地方的人，坐火车到横滨站下车后，可乘去向法院的专门班车，上班。但候补审判官却没有这个特权。 关于这个案子，野口只看了一份一个月前由地方检察院转来的起诉书，不过，通过报纸和周刊杂志，也知道了这个案子所包含的各种有趣味的问题。 野口想在开庭前若无其事地摸一摸审判长的底，看他是什么意见，所以，今天早晨就想提前点时间上班。 妻子光子对于此案的兴趣也不亚于他。而且，对冈部检察官把杀人、尸体遗弃作为上诉理由似乎不满。她从面包炉里取出一块烤面包，隔着桌子递给丈夫，说道：“冈部把那个少年在那天于长后买的小刀，好象看成了是预谋杀人。但那天上田宏遇见初子却是偶然的。” 野口在法庭上多次见过冈部，给他的印象并不是象阎王爷。野口认为：冈部不过想得到根据自己提出的求刑要求那样的判决，具有着一般官僚的热情。他所写的起诉书也是不脱俗套，好象没有“天理不容”呀，“惨不忍睹”呀等惯用词语，就不叫起诉书。 另外，在写起诉书时，他还反对受汉字限制。 “可能会出点问题。这一点，在法庭上会变成争论之点。但起诉书既然这样写着，那一定是有相应的理由的吧。”野口这样回答妻子。 审判官在家庭中不谈正在公审中的案件，这在过去被看做是一种美德。但野口认为：“重大案件不是女流之辈所应知道的。”这一想法不过是旧时男性的一种特权意识的反映。野口也听说过这样的例子：某个老审判官在判决前十天间，对所担当的案件对家人闭口不谈，因此引起全家人的不满。为此，这个老审判官决定让三个儿子全部学医。象这种在审判人的问题上，给审判官带来了多么沉重的精神负担的例子是经常被引用作为话题的。但是，野口想：如果这个老审判官在家庭中，思想更开放些的话，那么，其负担不是多少可以减轻些吗？ 光子的父亲是大学教刑法的教授，因此，家中的来客多是审判官和律师。这就为光子提供了道听战后有名的审判和有关审判的方法的机会。 光子本身是短期大学国文科毕业。毕业之后又学习了做菜和茶道，接着是经别人介绍与野口结婚。这可以说是一条很平凡的人生道路。她之所以同意跟野口候补审判官结婚，是因为她并不讨厌司法界的空气。她感到丈夫要是对他谈起工作情况，自己可以成为其谈话对象，这是一种自豪。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光子跟普通女性也是没有什么两样，也是通过《女性周刊》的报道，来看待案件的。她为男性用暴力行为夺取女性生命的做法本身而感到不快。对于一般电影、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男性虐待女性的那种淫秽场面，她是感到不满的。但她并不想否定，那些场面是对她本身的性的固有的、被动的感情的一种奇妙的刺激，然而，她认为男性喜好女性的那种媚态并因此而洋洋得意，恣意玩弄，对于女性是一种亵渎和可诅咒的。 关于上田宏，她认为：他虽说是法律上的少年，但已性成熟，使非公开的妻子怀了孕，而且，已是机械工。如果他有杀人意图，当然应当受到应得的严厉惩罚。然而，她似乎觉得情况并非如此；看不出有准备杀人的动机来。 “我觉得他只是打算威胁威胁才拿出小刀来的，但由于一时冲动失手才杀了人的。不是这样吗？” 光子把装有红茶的碗放在桌上后，这样说。 “事实究竟怎样，可以说还不清楚。但是，检察厅和警察把此作为重案加以追究乃是一种义务。”野口回答说，“这是因为国家有保护公民不受罪犯侵害的任务。犯人嘛，他肯定会说，杀人是由于一时冲动啦，或一时发火啦等。但检察官要是只听犯人一面之词，那么，这个检察官就别再想当检察官了。” “不过，上田宏并没有交待说，是为了杀人的目的才买小刀的呀。” “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发言权。因为我只收到一份起诉书。最近一个时期，舆论大吵大嚷什么审判不可象美国式的，采取公开审判的主义，要彻底贯彻只依靠一份起诉书的主义。《女性周刊》说，上田宏没有杀人的意图，但这是在警察调查案情阶段中的报道，以后会怎样，还不知道呢。也许有新的自供吧。但即便没有自供，既然起诉书上那样写着，也必须看做是已经有了证明材料的东西。警察和警察厅，不是也同所想象的那样，在有名案件的报道和解说上，会有所疏忽？也不是象推理小说和批评审判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警察和检察厅的调查是马马虎虎、不负责任的。” 野口说了这大套话的目的，是要多少修正一下妻子的先入观。他知道，自己的这些话多少夸大了警察和检察厅的能力。这是因为在他过去七年间所接受的约五百份起诉书中，漏洞百出的现象还是相当多的。 过去作为进修生去别的法院进行业务实习时，曾接触了这样一件放火案：尽管犯人的自供完美无缺，但最后被宣判无罪释放。 其具体内容和情况是这样的：被告人自供说道：自己把天棚电线弄破使之好象漏电似的。但这里有可疑之点，这就是被告人六十四岁，原是教员，那种电的作业他会吗？另外，其动机也有问题。于是，审判长利用职权查阅了电力房公司的账簿，结果查明：被说成有问题的电线于五年前被移到房子的另一个位置上去了。就是说，被告人仍然自以为那股电线还通过天棚，所以，他的自供，也不过是靠自己想象的自供罢了。 由于物证大抵跟房子一块烧毁了，放火案便是一个难以处理的案子。警察相信了老人的自供。是基于下述的理由： 那位老人刚死了老伴，想到远地的女儿家落户居住，但被拒绝了，因而感到悲伤。于是，他就想：如果房子被烧，自己无住处，女儿就会不得不同意到她那儿同居吧。这就是他放火的动机。在回答警察例行审问时，他总是漫不经心地回答说道：“如果家被烧了，我就能到女儿家住了，对此，我不知想过多少遍了。” 事不凑巧，他想的倒真的灵验了。 但是，实际情形是，在老人家失火后，女儿夫妇来探望他时，却把他临时接到女婿的一个亲戚家住，断然拒绝老人要到自己家同居的要求，据说，女儿还亲自劝老人说道：“你不好进养老院吗？” 因此，老人感到极度悲伤和绝望，认为不论到养老院还是进监狱，对自己反正都是一样，不是天堂。这样，就把一次自家的自然失火，故意说成是自己干的，这就为警察提供了假口供。 野口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想象得出：有关官员将怎样审问象上田宏这样的少年，而他又将是处于怎样的软弱无力、难以招架的地位。 在案件发生的当时，周刊杂志做了大肆报道。但公开审判的时候，这些报道就成了旧闻了。不管上田宏以怎样的原因被起诉，这个案子也不过是已经过了一半的农村小镇的微不足道的小小案件。 检察官方面主张是有意谋杀，而辩护一方则主张是过失致死，这种对立局面是不难想象的。而且，审判官在这种时候就会与各方讨价还价，采取折中办法，判为伤害致死罪。 光子认为：不管怎样说，似乎应当判为伤害致死罪。她这样快地表明一种大众性的判断，还是很少有的现象。 野口想：这个案子是不是会引起人们的感情的共鸣呢？如果这样，那就会多少有些麻烦了。 “总之，通过今天的公开审判，会有一些眉目的呢。”野口在光子的相送之下，一边走出门口，一边这样说。 上午九点整，野口准时走进横滨地方法院二楼审判官室。这时，审判长谷本还没有到。年轻的候补审判官也似乎是刚来，正在整理桌上的东西。 矢野比野口小八岁，稍微有点胖，肤色很白，是属于那种尚可称得上美男子的类型的人。他好象老是瞪着圆圆的眼睛在微笑，不认识他的人会误认他是某个贸易商店的新职员，同时也不难想象出，这个开朗的青年，在严厉的审判官谷本领导之下，对伪造驾驶证的汽车司机伪造大量文件而判为无罪，使之不服刑。 我是一个不会交际、不谙世事的人，干不了别的事情，所以，只好当了审判官。——这是战前派的审判官在杂志举行的座谈会上，经常谈到的半是谦虚、半是自负的话。但野口看到这个比自己还能干一头的晚辈，不能不感到时代已经不同了。 野口把提包一放到桌上，就好象这是一种暗示似的，一位女事务官就把茶水端来了，不过茶水应由谁来打，倒没有一定的规定。 在法院也有和社会上一样的工会组织，它一旦进行合法斗争，这个象花一样的漂亮的女事务官，就会以工作案例中没有规范为理由，根本就不会为你打水端茶。 据说，最近在一个民办的公司中，自发起来的女职员团结一心，拒绝在上午十点和下午三点在全体职员的桌子上配有茶水的作法，认为这是一种恶习。该公司无奈，就雇了两个专门打茶水的老大娘。但在法院里，却不能这样做。这样，即使是审判官，如果不自己打茶水，就只好不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审判官比起民间的职员来，其生活可要朴素和检点多了。 就在这无人打水的时候，候补审判官矢野很快地去到水房，把两位先辈的份也带着，打来了茶水，这使两位先辈感到很吃惊。 但是，谷本审判官认为：审判官是按照自己的良心，从事法的神圣职业的，所以，不应当干打水等这种下贱的事情。 因此，他对于矢野端到自己桌上的茶水只乜视了一眼，根本没有动一下。野口一想到这是老审判官的无声的斥责和抵抗，便低下头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忍住了笑。同时他想，要是自己，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想干那种打茶水的事，这时，他发现自己也有特权意识。 “野口，你来得挺早啊。”矢野说。 “今天是对我管的杀人犯的第一次公开审判嘛。”野口回答说。 “是啊。就是我也感到紧张呢。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象野口这样的老手，也是这样吗？” “别逗我了。不论到何时，第一次公开审判总是紧张的。” 野口本来想说道：“是因为想听听审判长对案件的估计，所以，才来的这么早。”但他又不想这样说了。 新的诉讼法规定：起诉书不能跟使审判官容易产生叵测的记录和证据同时提出。起诉书上只能记录被告人姓名、诉讼事实和罪名。 检察院一方既然受到这种制约，那么，审判官在公开审判以前，在介入案件内容时，也必须持慎重态度。 不用说，法院是人多集中的地方，象这次有名的案子即便是在书记官室内也一定是议论纷纷的。但野口并不想在审判官室内，特别是在新任的候补审判官面前，公开地询问审判长“此案前途如何呀？”等。他想，必须在闲谈中若无其事地探听出为宜。 野口认为必须特别避开早晨跟光子谈的那点，即：关于是否是故意杀人的何题，因为这关系到否定事实的问题。他想问的是关于律师菊地大三郎的情况。因为，他觉得象菊地大三郎这样的律师担任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是有些不相称的。 菊地大三郎今年四十八岁，三年前刚辞去有二十年官龄的审判官职务。由审判官转行干律师这一现象最近还是不少的。其原因并不一定象社会一般人说的是出于政治的理由，也没有必要假定是出自什么助弱抑强的理想主义。 在战前，高等司法科考试及格者中，成绩优秀者当审判官，这是惯例。但战后却不同了，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人倒希望当律师了。 候补审判官跟刚出茅庐的律师在收入上相差不多，但十年后，其差距就拉开了，律师要比审判官多收入十万日元以上。另外，候补审判官有被调到地方工作的担心，但律师却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挣钱工作的地点。虽然说，既然当了审判官，其最高目标就必须是到最高法院工作，但是，最高法院的定员，比起战前的四十多人来，现在少了一大半，只剩下十五人，其中，审判官只有五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的审判官要想出头的范围，可以说是相当狭窄的，未必不在农村的地方法院呆一辈子。由于学阀或派阀关系，从开始就进了最高法院的事务局，一直到结束自己的一生为止——这种特权阶层，现在已是不复存在了。 因此，年龄四五十岁的人中，不断出现持有下述思想的人，并不是奇怪的，即：与其在六十五岁退休前仍然呆在农村地方法院，变成一个不中用的废物，不如趁现在能干时改当律师，巩固自己的地位有利。 上田宏的案子虽然发生在农村小镇里，但周刊杂志已经做了报道。因此，根据其辩护的方法，很有可能对律师的前途大有禆益。 但是，如果说菊地大三郎是为了沽名钓誉，那可就错了。 罪犯上田宏的父亲喜平自儿子离家出走的第二天，就气得发了疯似的，声称：没有那么多钱雇私人律师，有一个国家选定的律师就很不错了。 对此，亲戚看不下眼，认为这样上田宏太可怜了。他们骂道：要说世间风气变坏，还不是家里出了一个杀人犯？但难道因此就不管了吗！岂有此理！ 喜平家有一町八反土地，除了房前房后的二反菜地外，其余的土地刚卖给北洋渔业做建厂用地。他用卖地的钱于东京近郊买了一所房子。另外，他还通过战争时期和战后到附近城市卖米卖菜，还积了不少钱，据说，他现在手头还有一千万日元的储蓄。 因此，他不能理解：作为有这么多钱的父亲的儿子，怎么竟能为一个女人想离家出走？这一点，对于许多小镇里的人也是很难想象的。 上田宏的下面，有一个十六岁的妹妹里子和一个十岁的弟弟直。他们将作为杀人犯的妹妹、弟弟，终生都要感到抬不起头来。 喜平有个计划，就是待北洋渔业的工厂建成后，将其附近邻接的田地毁掉，建筑公寓，打算把每两个房间一套的住房以每月八千日元的租价，租给来工厂工作的熟练工人居住。从而，可以赚几笔钱。 当时还在世的他的妻子阿宫对此却不赞成，动不动就反对说，要是反正不当农民的话，还不如干脆到别处去，如果要建公寓，在东京或横滨不都是可以建吗？何必在这儿呢？对此，喜平反驳说道： “你真蠢。那种地方地皮昂贵，我们能买得起吗？在这里用我们家自己的地皮盖，会赚钱的。” 邻里的人都说，为上田宏找个国家选定的律师，这太可怜了。但对此，喜平倒根本不在乎。但对他来说有点受不了的是：按一般情况来说，一个有财力的人是不应用国家选定的律师的这一舆论。 来对他谈到请律师这一事情的是上田宏上中学时担任班级任的花井老师。上田宏在中学读书时成绩很好，曾被选为班级委员。因此，老同学对上田宏会发生这种事情都感到意外。 据说，上田宏在茅个崎工厂工作时，也是很勤奋、能干，跟同事没有打过架或发生口角。这一点，花井先生也是知道的。而且，花井先生跟菊地大三郎是远亲。 菊地曾经当过专门处理刑事案件的审判官，因此，就是自然改行当律师以后，也很少接受赚钱的民事案件，所以，其生活并不富裕、轻松。花井先生所以硬想拜托菊地大三郎作为上田宏的律师，并来说服喜平同意这件事，是因为他不能忘记在学习期间自己的一个老实的学生。 喜平当然告诉花井说，请那样有名的律师价钱大高，不行。对此，花井也早就预料到了。他对喜平说道： “我是特地为你请他的。菊地一定会对此案感到兴趣，会接受的，我想。” 但喜平告诉花井说道：“请让我考虑二、三天再告诉你。化大价雇那样一个名律师，这不合我的身份呀。” 最后，喜平反复重复着这句话，花井就这样跟他告别了。当过了二、三天后再来拜访他的时候，花井发现他的态度奇怪地傲慢起来。 “律师不止菊地先生一个人啊！” 经过一个小时的反复追问，花井终于弄清楚了喜平说出这种话的原因。 原来，在这二、三天内，有人到喜平家也推荐一个律师。这是一个年轻的律师。他通过《女性周刊》的报道，知道了上田宏的案件，并对此发生兴趣。他愿意担任上田宏的律师，至于报酬给多少都行，不要日常补助费，交通费也自付。他的这一愿望是通过住在厚木的一位乡土历史学家向喜平提出的。 “什么？竟有这种事？”花井不满地说，“要是这样，菊地先生也是同样。你要是同意，你提个价也可以，别的费用也不再要求。” 为上田宏所找的这个不相称的律师就是在这样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定下来了。 “最后，到底是你赢了。”花井先生边笑边说。在一个小时的交涉中，喜平一次也没有说过想决定要那个年轻的律师。这是因为他从开始就想：要是同样的价钱，还是雇一个名律师上算。 在前几天，花井给菊地去了一封信，其中，他这样写道：“案件包含了各种问题。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最近青少年的道德颓废问题。上田宏的行为如果离开城市附近的农村人口放弃农业、青少年有离村倾向等这些社会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他父亲喜平让他到茅个崎工厂干活，其原因也是出自这一想法，即与其让他帮助干点农业，不如到别处挣点现钱更有利。也正因这样，其结果就培养了上田宏的独立意识。我觉得，上田宏的离家出走，似乎应当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才正确。另一方面，我想也不可忘记他和父亲喜平之间所产生的感情上的摩擦。上田宏讨厌父亲所具有的那种企业家化了的生活态度。关于这一点，也不能不考虑喜平从很早以前就在厚木纳了一个艺妓为妾的这种事实吧。因此，可以认为：上田宏的犯罪正是在这种社会的和家庭的黑暗环境影响下所产生的恶果。我认为可以把上田宏的犯罪看做是他内心积满的忧郁在良子怀孕、离家出走等这一系列连续性事情中最后的总爆发。” 花井先生也深深知道喜平因儿子成了杀人犯而受到的冲击。在他们的谈话间，喜平突然转过头去，“啊”了一声。这声音既不象叹息也不象呻吟，而是有点象野兽的哀号。 在农村，血缘关系讲得很厉害。因此，上田的家至少在金田镇被看做是缺乏道德观念而威信扫地了，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了。这一点，喜平心中是一清二楚的。或者，也许在看到儿子的行为后，想到自己也是属于“坏蛋”之类的人种了。 当然，以上这些情况，候补审判官野口不是全都知道的。这些情况是野口随着公开审判的进行，随着案件的全貌逐渐明朗化，才一点一点知道、清楚的。 审判长谷本今年五十四岁，比菊地大六岁，相当于他的“先辈”（上级生）。虽说最近决定要调到大阪担任最高法院审判官，但从年龄来看，升官升得并不快，还是属于晚者。 对于年轻的候补审判官端过来的茶水连瞧也不瞧一眼——这种性格的审判长对于放弃值得自豪的审判官的崇高职业而改行当律师的菊地大三郎又是怎么想的呢？这可以说，不问自明。 不大一会儿，审判长谷本轻轻地走进审判官室。他一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女事务官便眼疾手快地端着茶来到他的跟前。他接过茶杯慢条斯理地啜着。野口见他喝完了茶，便站起身来，走近他的跟前问道：“审判长，菊地这个律师您认识吗？” “嗯。我跟他倒没有在同一个法院共过事，不过，我们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在学士会会馆集会时见过二、三次面。” “是个怎样的人？” “怎样的人？”谷本的两眼隔着眼镜一转，抬头看了一下野口说，“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也许冈部检察官对他也很棘手呢。你也得小心点才好哟。” 谷本的回答是野口所料想到的。但他想问的是： “菊地他没有参加事前准备会议，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现在的法院都有事前准备会议。所谓“事前准备会议”，就是在公开审判的一周左右前，列席检察官和律师到审判官室与主任审判官商定审判日期、证据验证的步骤等的一种例会。在这个会上，主任审判官也告诉他们所唤证人的人数和质疑与反质疑的时间安排。 律师也好，检察官也好，都不只担当一起案子。就法院来看，未办完的案子积压如山。因此，为了使公开审判迅速进行，事前准备会议是不可缺少的手续。 但是，上田宏的案子却没有经过这道手续。据说原因是：菊地律师因某一刑事案件到名古屋出差去了，与此事冲突了，腾不出手来。但对于野口来说，却预感到菊地律师似乎有他的一套作战计划。 对于野口的这一预感，审判长谷本也有同感。他说道： “是啊。因为是菊地律师嘛，所以，不能说他没有作战计划。” 野口这个候补审判官是由于人手不足才破例被任命为陪审主任审判官的。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主任审判官对案件所负有的责任却丝毫也不减轻。日常文件由野口处理，就是判决书也得野口来写。但在谷本的眼里，三十三岁的野口还是尚在教育中的孩子。 谷本自被任命为审判官以来，于横滨法院第一线一直超然地活跃在学阀、派阀如林的这个大千世界的主流之外，屈指算来已有二十五年了。 战争结束后不久，由于粮食极端缺乏，从黑市买大米因违法而又绝对不干，所以，也有因营养失调而死亡的审判官。谷本虽然没有象他们那样的高风亮节，可也从不乞求、阿谀谁，就这样，以类似一种超世脱俗的姿态活到现在。 横滨是邻接东京的地区，从地位上来说，是半中央。如果再升，就是到东京高等法院当陪审审判官。但谷本的愿望是到大阪高等法院。 他出生在京都，大学毕业也是在京都大学。他所以希望自己在任职期间——也许到退休前不能再高升了——留在关西，是因为上了年纪，恋上了关西的秀山丽水了吧。——他表面上这样说。 虽然如此，他仍有他的所爱，这就是说，他那颗热爱法院工作的心没有变。对于培养接班人他也很热心。也许他想到上田宏的案件的审理是他在横滨法院审理的最后一个案件，所以，对指导野口是持慎重的态度的。 作为他本人来说，他认为：事前准备会议这一道手续，是东京地方法院年轻人想出来的一种权宜办法，这种办法所带来的结果是利少弊多。他认为：这意味着把在法庭上会成为的争论之点事前拿到当事者之间进行磋商，从严密这一意义上说，这就违犯公开审判这一原则，因而，根据所谓事前准备会议，促进审判速度，对被告是不利的。 谷本也知道，辩护律师菊地从他当审判官时候起，对上级通过通报形式对“事前准备会议”这一办法的奖励就不予理睬。谷本本身也是如此态度。他认为：只要象以往一样，定下第一次公开审判的日子，剩下的再根据双方情况，进行合理解决，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公正审判的宗旨。 但是，从他的地位来看，他也清楚：在年轻的审判官面前说一些批判其制度的话语是没有好处的，因此，他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方针。对于野口的问题，他只是淡淡地补充了一句说道： “既然菊地说腾不出时间来横滨，也只好如此了。”说完便再不谈此事了。 有关人员一到齐，法庭一官吏就来到书记官室报告说道：“人员都到齐了。”于是，审判官室的审判官们也知道了。他们走进会议室，从衣柜里取下法官服，换上。由会议室到法庭中间有个门，审判官们在全体法庭的人起立致意之中，进入了审判官席。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交通工具拥挤，经常出庭迟到的是律师。但即便如此，谷本也不迁就，一到规定开庭的时间十点，便马上就席，而且，用一种不满的目光，瞪着一边骚头一边进来的迟到的律师。 但这次菊地律师似乎并没有迟到，十点差两分，女事务官来到审判官室，象卫兵一样，一动也不动地站立在那儿，报告说道： “都齐了。” 第三章 公开的审判 <er top">01 野口虽然当了多年的候补审判官，但在法庭上与被告相见的心情却总是不舒服的。 罪犯如果罪轻，可以保释，但大抵也得被拘留一个月左右才能出狱。这样，经过长期的拘留生活和警察、检察官的审讯、材料调查，被告人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几乎已经全被搞垮了。 要是初犯，那么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失去自由。这是野口的最初感觉。另外，由于阳光和运动不足，犯人的脸色就会变得污秽、苍白。 因此，当这样的犯人被押上威严的法庭时，那种好象蝙蝠见了阳光似的，疑惑、迷茫的可怜相，野口是永远也习惯不了，不愿意看到的。这是因为他担心被告在审判官席前，一看见身着黑色法官服的三个审判官，会象过去一样因害怕被问得狼狈不堪，瞠目结舌。 最近以来，在审判官席前面与旁听席间有一道涂有桦木色的屏障。但横滨法院第四法庭仍然是明治以来的紫檀色。这种古风的色调，给被告人以难以张口的威严感。 审判官首先必须要解除的，就是被告这种胆怯、怯场的心理。因为他们跟警察和检察厅所处的地位不同。在法庭被告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即便是不是按照希望要求那样回答问题，也不必担心会挨骂受训斥或被抓辫子，这不仅仅要表现在语言上，也要表现在态度上。首先解除被告的精神负担，是导致做出正确判断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不论有罪也好，无罪也罢。——谷本审判官经常这样教导野口。 当然，辩护律师事先告诉被告说道：法庭上讲什么都可以，也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对于一个长期受拘留和审讯之苦的人来说，对于落于国家权力的法网的人来说，要做到这些是很难的，如果不经过两次以上的公开审判，其心情是不会轻松自如的。 野口看着被看守押上被告席站立在那儿的上田宏的脸。被告上身穿了一件白衬衣，下身穿了一条哔叽裤。野口感到这是一个使人有好感的青年。一般来说，犯人常常具有着一副令人好感的外貌，所以，单凭第一次见到的印象是不可靠的。但总而言之，野口心中还是很高兴被告不象是痞子之类的少年。 审判官一就席，就好象暗号一样，法庭上所有的人都坐下了。等喧闹的庭内静下来之后，谷本审判官用低低的但清楚的声音说道： “现在，对被告上田宏杀人、尸体遗弃一案，开始审判。” 公开审判开始了。法庭最静的时候，就是在宣布开庭审判这个时刻。 横滨地方法院是一个离码头很近、地处人造陆地地区，它的附近集中了县厅、地方检察院、中央邮局等政府机关，在区内规划、修整的宽阔马路两旁，高高成长起来的一排大树，已经敝日成荫，来往车辆也并不特别快。 这是一个夏天已经结束，秋天正在开始的季节。从法庭开放着的窗口传来了远处码头好象敲打什么金属的清脆声音，以及飞跑在汽车路上的轧轧车轮声。 第四法庭是个只有三十个旁听席座位的小法庭。菊地辩护律师，根据案子的性质，希望提供一个相互交谈的气氛，所以，他对造在这一个小法庭进行审判是很高兴的。 旁听席上坐着被告的父亲喜平和被害者母亲澄江。另外，当然还有良子。花井先生也来了。当上田宏从侧面的门口走进法庭时候，他们便顿时紧张起来，不约而同地把激动的目光投向他的背影。走上被告席上的上田宏没有带手铐。但他那与过去几乎完全不同的举动和表情，使亲人、师长震惊和痛心。 “被告到前面来！” 在谷本审判长低声唤叫下，上田宏站起身来向前走去。在拘留所有关官员的告诉下，走上证人台站定，尔后，抬头看了一下谷本审判长。 上田宏来到这种场所，当然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花井先生看着眼前的上田宏，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五年前领着学生挖学校前面道两旁的水沟，他因表现突出接受镇长表彰时的勃勃英姿。那时，上田宏两手笔直地垂在身体两侧，五指并拢，其中指正好对着裤线。这种受表彰时的姿势是曾经当过兵的体育老师教给他的。 然而，眼前的上田宏却好象是换了一个人。在被押的横滨监狱期就被剪了光头，由于运动不足、不见阳光、脸色苍白。白色的头皮看起来好象玻璃一般透明似的。 由于被剪光了头，所以露出了他尖尖的头顶，这头顶，对于父亲喜平来说是从上田宏孩提时候起就熟悉了的。 “被告人姓名？”谷本审判长开始问。 “上田宏。” “年龄了” “十九。” 这是“定人质讯”，是公开审判前不可缺少的手续。其作用就是：确认被审问的人是否就是被告人。当然，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弄错被告人的现象的。 “本籍？” “神奈川县高座郡金田镇涉川二十八号。” “住所？” “横滨市矶子区原街三三三号光风庄。” “职业？” “工人。” 上田宏用清晰的声音回答。其态度跟毕业典礼时受表彰的优秀生完全一样。 谷本审判长点点头后说道：“那么，被告人坐到后面去吧。” 在有的人看来，审判长这样对被告讲话，未免太客气了。不过，谷本审判长认为在法庭上尽量使用接近日常生活的用语更为适宜。 接下来的程序是检察官朗读起诉书。有的审判官主张，在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让被告人站着听，这是因为：虽然是有罪无罪也得看审判的结果，但被告犯了罪是毫无疑问的，否则，检察厅不会起诉。 在宣读起诉书时，检察官当然要站着宣读。在这期间，被指控的被告是不应当轻松地坐在被告席上的。这种认识不用说是出自旧的权威思想的考虑。 现今五十岁以上的审判官大都在宣读起诉书时让被告站着。但谷本审判官，在这一点上与此不同，为了让被告解除思想上的负担，决定让被告坐着听。 不过，象盗窃、诈骗这类案件，或者是被告承认其罪后十分钟就可以判决的之类案件，就是年轻的审判官也往往让被告站着，其原因是：这样做可以省去被告人时起时坐的时间。 上田宏向三个审判官一一低下头施礼后，原地向右转，匆匆地回到被告席上。 在旁听席最前一排到法院取材的新闻记者说，被告是个伪君子，但辩护律师菊地的判断却是：被告留给审判官的印象不坏。 审判长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之后，把脸转向检察官说道： “请宣读起诉书吧。” 冈部检察官今年四十五岁，是去年刚调到横滨地方检察厅。在此以前，于广岛地方检察厅检察部工作，是一个相当有成就的审判官。 大城市的地方检察厅一般分搜察、审判两个部分。搜察部从事从指挥警察、审问嫌疑犯、调查证据等到写出起诉书的工作。这样，在此基础上，代表检察厅向法庭诉讼被告的检察官是由审判部的检察官担任。因此，公判部的检察官跟审判宫一样，是见不到被告人的。 冈部检察官第一次在法庭上所见到的上田宏，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伪君子。根据搜察部转到手的调查报告，上田宏为了跟情妇过着为所欲为的生活才杀死其障碍者——情妇的姐姐的，是一个凶残的杀人犯。因此，冈部认为，他犯罪行为是恶劣的，决不能被他在法庭上所表现出来的稍许礼貌的外表所蒙敝。 冈部检察官站起身来，开始宣读拿在手上的起诉书。 昭和三十八年（一九六三）八月十二日 本籍：神奈川县高座郡金田镇涉川二十八号 住址：横滨市矶子区原街三百三十三号光风庄内 被告捕前系横滨矶子区五一八百六十二号龙汽车工厂修理工，与上记神奈川高座郡金田镇涉川七十六号坂井澄江次女良子（当时十九）于前记光风庄一〇三号同居。被告在上记本籍时，与良子发生关系，致失良子怀孕，并计划离家双双出走，这一秘密被良子姐姐初子所知。初子告诉被告：要把此事告诉双方家长澄江和喜平，对此，被告十分不满，怀恨在心，由于害怕出走被阻，同居不成，遂起杀害其女之心。 一、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六月二十八日午后二时左右，被告偷偷地去神奈川高座郡长后镇，并于该镇绫野六十八号福田刃具店，买回一把刃长为十厘米的登山用小刀，伺机行凶。同日午后三时左右，被告去该镇绫野七十九号经营运输业的富冈凡秀的运输店商量借用一台载货汽车，巧遇这时打这里经过的初子，决定将怀有已久的杀害之心付诸行动。于是，将该女驮在自行车后，当来到金田镇晒泽东十字路以南约五十米远无人地点时，突然亮出前记登山用小刀，向该女袭去，刀子刺进该女第五根肋骨与第六根肋骨之间，深度为六厘米。由于达到心脏，出血过多，该女当场死亡。 二、为了隐瞒罪行，被告将该女尸体拖到了离现场有五米远的地方，然后，从一个悬崖上推下，掉到该地点西边的杉树林里，这片杉树林是金田町衣卷二十五号大村吾一家所有。 第一、有关杀人罪刑法一百九十九条 第二、有关尸体遗弃罪刑法一百九十条 冈部检察官左手拿着起诉书，身体前后微动着，慢慢地宣读着。 刚开始发花的两眼，读打字机打出的日文字倒没有什么妨碍。但自调到横滨公判部工作后，便决定在法庭上戴眼镜。原因是，这除了避免万一读错这一实际需要以外，通过眼镜的时摘时戴，可以表示出一系列行为的开始和结束。他喜欢不论读什么都要给人一个界线分明、清清楚楚的感觉。 冈部检察官现年四十五岁，所以，战争结束时，他该是二十九岁。被任命为检察官是昭和十七（一九四四）年，这也正是被告人上田宏的生年。 他也是同样，具有着一种检察官所特有的、爱把所管案子尽量夸大的习性。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过去曾经经常按照他的要求判刑这一甜美的旧梦。 根据昭和二十二三年的各种法律的修订，从三权分立的立场出发，检察厅从法院独立以来，那种常常做出蔑视检察厅而轻判的审判官增多了。对此，冈部检察官是感到不满的。 在冈部当上候补司法官的时候，由于战争中人员不定，高等文官考试并不太难。因此，象谷本这样战前派审判官就持有偏见，认为：冈部虽然当上了检察官，但并没有什么。 那时的见习候补司法官，如果去地方工作，值夜班时候都住在同一个房间，凡被认为性格适宜于这项工作的，就被任命为审判官或检察官，因此，似乎一般人并不认为凡成绩好的人才能当审判官或检察官。对此，冈部心中是不快的。 检察官跟审判官不同，它是属于行政官吏，身分既不能得到保障，调转也颇频繁。其原因被说成是：担心跟地方联系过于紧密。对于这种说法，冈部也是总觉得心情不舒畅的。从薪水看，不象战前那样有差别了，然而，冈部却不能不感到：现在检察官跟审判官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而且，这种意识表现于日常人们的态度之中。原先，检察官跟审判官一样，都坐在法庭最高一层的席位上，平起平坐，但战后被降到与辩护律师同格的席位上。冈部一想到在高坐自己一头的同辈面前，自己跟辩护律师这样比自己成绩更差的人争斗，就总感到窝火透了。 对立情绪，不仅在检察厅有，在搜查部和公判部之间也存在。作为一个出庭的检察官，冈部在此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案子。老实说，他对这次由检察部转过来的起诉书是丝毫也不满意的。 要是我写，会写得更好。——当他接过抄本时，曾这样想。 他虽然勉强地宣读完了起诉书，但心想，在被告认罪不认罪之前，菊地律师肯定会对起诉书提出质疑的。果然，菊地好象在等待谷本审判长把目光投向自己似的，一边叫着“审判长”，一边站起身来说道： “在被告就起诉书上所写的罪状提出承认或否认的申述之前，我想就以下两三点，请检察官予以明释。” 菊地律师也使用了不次于冈部所使用的外交辞令。 “明释”一词一般用于“解除误解”这一意义，作为法庭用语，没有辩解的语气。正如字面所示，其意思是把疑点解释清楚。这种一宣读完起诉书就可以提出质疑的作法，也是战后刑诉规则修正后所产生的，公开审判开头的手续之一。在被告人认罪或不承认有罪之前，辩护一方，是可以通过审判长要求检察厅一方说明某疑点的。 这样做的旨意虽然在于把防御方针建立在被告对起诉书提出申述之前，但大多是为了在审判的开头给检察厅一方一击这样的一种法庭效果而采取的。特别是与政治有瓜葛的案件，这样做已成为一种惯例。 因此，要想不被律师质疑，除非起诉书写的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然而，这种起诉书除非神仙是谁也写不出来的。从起诉书的文体来看，自从有了古板饶舌体以来，就一直是文学家们嘲笑之的。但也未必是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滑稽可笑。只是有些冗长，好象跟明治的立法者学习西方的榜样所写的起诉书很相似。 “杀人”这种行为中所“含有的杀意”这一事实必须明确无疑地表现出来。因此，在修辞方面即使多少有点啰嗦，如果从法律的角度能够把意思说得清楚，也就达到了目的。 一般来说，起诉书通篇没有段落，这是为表明后一部分所写的犯罪事实都是一系列的不法行为、动机和主观有意识干的结果。也就是说，情节也好，动机也罢，都属于犯罪事实之列。因此，主语清楚不清楚，关系并不太大，只要把构成犯罪的事实明确无误地写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起诉书这样的文章是完全在另一种写作原理指导下写出来的。 关于有关上田宏杀人、尸体遗弃罪的起诉书的文体，冈部检察官是没有什么意见的，他所不满意的只是起诉书上没有把被告产生杀人欲念的具体日期、时间写清楚。这一点，也果然被菊地辩护律师抓住了。 菊地辩护律师这天穿着厚厚的灰色西装。这是他从当审判官时代就穿的衣服。已经相当旧了，老实说，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刑事案件工作的律师，收入并不高。他所以穿了这样一件旧装，是因为他没有一件适合于换季穿的象样服装。 从他本人来看，即便是改行当了必须随时迎合顾客之意的律师，作为其谋生手段，也仍然残留着他那当审判官时代的豁达、粗犷和鲁莽的性情。这可以说是他从事审判官工作二十年间由上而下看待法庭所养成的一种对事业上的自信结果。这就使得他在态度上有一种从容不迫、坚定不移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检察官方面，就把他看做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强有力的对手。 他身高一米七十以上，一双深陷于眼眶内的目光炯炯的眼睛，和突出的腮骨，表现出一种韧性的战斗精神。他说道： “请允许我就起诉书上所列举的事实第一点提出质疑。根据起诉书所写，被告对初子怀有杀意，是良子怀孕的事实以及离家出走到横滨现住所同被告同居的计划被发现的时候，其具体日期时间并不清楚，这就使人很难辩护。关于构成犯罪的这一重要之点，我希望予以说明清楚。起诉书上关于这一点写得并不清楚，这是令人十分费解的。”菊地辩护律师的说话言辞渐渐地变成了攻击性的。“这是第一。第二，起诉书上说，被告人在作案当天下午二时，于长后镇买了一把登山用小刀，伺机行凶。但是，被告在同一天下午三点于丸秀运输店前遇见初子，起诉书上也承认这完全是偶然的。这样，被告在伺机这一点上，也仅仅是一个半小时之间的事。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说是伺机，一般来说是脱离通常观念即法律常识的，因而是不恰当的。就算是伺机谋杀吧，那么，在这里的伺机究竟是指怎样一种行为呢？我想请检察官予以清楚地说明一下。” 正如前面所述，象这样要求检察官予以阐明疑点，其目的就是先发制人，先给检察官当头一棒，挫伤其锐气，同时在争论之点上，唤起法院的注意。 如果在此检察官说，解释改期再做，那么，这天的审判就到此结束。或者是对于检察官的解释，辩护一方还不能同意，审判长决断暂时中断审判，需要一段冷却期，那么，这一天的审判同样到此结束。 许多政治性案件的审判，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其原因就在这里。现在，要求解释疑点的事都是在事先准备阶段由辩护人通过文件的形式交给审判官的。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即使象这样没有事先准备阶段，双方也同意审判长的量裁，不使审判日程拖延。 象上田宏这样简单案子，是谁也不想改日再审的。对于提出的质疑之点，究竟如何回答是好，检察官心中大体是有数的。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的答辩大致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就是顶回去。说道：“关于所问的问题，就起诉书所写的时间范围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辩护一方正因不满意于起诉书上所写的内容，才要求予以清楚解释的，所以，从常识来考虑，这种回答是毫无意义的。不过，从辩护人这一方看，只要予以如此一击，也就达到了一定的目的，所以，也就不再追究，满意而归了。 第二种：是采取逃避式的，说道：“这些，我们打算将在‘冒头陈述’中予以明确地说明。” 这同上述的一样，对于辩护人来说，也足可以蒙一个让步的回答。 第三种：采取稍微狡猾的方式，即：当场只做适当回答，然后把所提出的质疑推到“冒头陈述”中再说。 这一天，冈部检察官是用了第三种方式。但人们认为这太过分了。起诉书上没有明确写出被告产生杀意的具体日期、时间，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想决不可在此表现出自己都软弱无能来，而必须是态度明朗。他这样想也不是无道理的，其做法也不失作为一个审判官的体面。 “辩护一方提出的关于被告产生杀意的时间问题，我认为当然应当从被告买刀子的那天起，这时即便是离作案时间相隔最短也是成立的。明确地说，那天是六月二十日。” 冈部检察官好象是发表声明似地说。 但冈部检察官说被告对初子怀有杀意是六月二十日也不是特别有根据的。是他回忆起了上田宏在交给检察厅一份自供书中的一段这样的记载：“我那时到初子在站前开的一家饮食店时，初子劝我让良子打胎。”至于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冈部也记不清了，所以，他的上述回答说是六月二十日，也只是依据大体的估计。 不过，即使差个一、两天，也没关系，以后订正就可以了。 正如前面所述，冈部检察官认为，搜查部对于这次案子干得并不好。关于细目，他想要问的地方太多了。例如，有听到前记上田宏和初子之间的谈话的证人固然很好，但其调查报告，文件中却没有。 搜查部负责从审讯到写起诉书，公判部负责到法庭起诉——这个分工是泾渭分明的。本来两个部之间应当不断地经常地联系，然而，检察厅也和其他一些官厅一样，存在着宗派主义；彼此联系，互相协作，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搜查部为不断发生的一个又一个案件忙得团团直转。一份关于案件的材料交给公判部以后，作为搜察部，那实际上就是关于一案的结束。 上述这些情况，是冈部在广岛地方检察厅搜查部工作时通过经验得知的。那时，有一个公判部的新任检察官，老是向搜查部打电话询问细节，因此，搜查部的人都讨厌他。 虽然如此，但搜查部的人对公判部的人提出的问题回答也不能太冷淡，如果冷淡了，就会在开头陈述中，削弱起诉书的宗旨，其结果简直等于帮了辩护一方的忙。这样的话，迄今为止搜查部辛辛苦苦搞到的调查材料、证据就不难变成废纸一堆。总之，在检察厅的内部，也存在着很难平衡的利害冲突。 冈部检察官，不用说用不着向搜查部打电话，也有信心想办法能干好。 “下面，就伺机杀人之点，我说明一下。被告人怀有杀意，哪怕是离作案时间一个半小时，只要证据充分，伺机杀人作为下一阶段的行为，当然是可以预想的。所以，我认为时间长短是不存在问题的。三十分钟，甚至十分钟也是足以成立的。这些，我都将打算在‘冒头陈述’中予以阐述。” 冈部检察官以干脆的语气结束了自己的发言后，便坐下了。 法庭暂时沉默了一会儿。谷本审判长把脸转向菊地辩护人的方向说道： “检察官的解释正如您所听到的那样，听了这种解释，被告一方对起诉书还有什么意见吗？” 菊地辩护律师站起来。他说道： “把具体日期确定为六月二十日，这是检察官要尊重客观事实的心情的表现，被告一方不能不对此表示敬意。”冈部的语气多少带点讥讽，“如果在‘冒头陈述’中阐明被告有伺机这一事实，那么，被告一方则感到满意了。只是，我想请法院把冈部检察官所讲的这一点记录下来。”菊地辩护律师说完坐了下来。 对待被告人的自我交待的材料，是战后审判中微妙的一环。作为检察官，如果请求首先把这份交待材料拿出作为其犯罪证据的话，那倒是最快最省事的办法。但也有使审判官带上预断被告有罪之虞。按规定：从排除预断的原则出发，自我交待材料在有关犯罪事实的其他一些证据调查核实工作结束后，检察厅才能向法院提出。 杀意是罪犯作案主观上的要因。冈部检察官断言上田宏怀有杀意是六月二十日，这很容易可以推定出，是自我交待材料上所写的日期。 如果菊地辩护人固执抓住不放，那么，他就会问道：“检察官说是六月二十日，这是不是根据被告的那份自我交待材料？”而这样问也不是不可的。但是，要求就起诉书上的问题做一解释是审判的开头手续之一。在这个阶段，如果追究这些问题都是违反法庭上的常识的。 总之，在被告产生杀意的日期上，已作为一个问题，唤起法院的注意，对此，菊地辩护律师是感到满意的。 <er h3">02 候补审判官野口坐在谷本审判长右边，听着冈部检察官和菊地辩护人一问一答，而且，回忆起早晨上班前妻子光子所提出的问题也是这个到底有无杀意的问题。 “说不定正象周刊杂志所写的那样吧？”野口隐隐约约地这样想着。 审判进入下一阶段。在审判长的要求下，被告再次登上证人席。 “被告对起诉书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谷本审判长轻轻地说道： “被告不想回答不回答也可以。不过，在这里讲的，不管对自己有利无利，都将被作为证据而采用，所以，希望说时要注意。” 这也是作为一个审判长在法庭上的老生常谈。不过，谷本考虑到上田宏是少年，不知道有保护被告人的沉默权，所以，以亲切的语句提醒他，以便引起他的注意。 但是，就提问被告本身的意义来看，由于是关系到被告是否承认其罪行的问题，所以，在审判开头的手续中，是接着宣读起诉书之后的重要阶段。 上田宏的脸色由于紧张而显得僵硬。他回答说道： “杀死初子是事实，正如起诉书上所写的，但是，我买小刀是为了搬家用，而不是为杀人用。另外，我也不是为了杀人把初子带到晒泽去的。她是要求我用车带她回金田镇，我才答应的，让她坐在车后货架上。我带她，丝毫也没有故意之意。” 上田宏说着说着好象兴奋起来，刚进入法庭时的那种怯懦、恐惧的样子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我杀死初子，确实做了坏事，犯了罪，我从内心里感到对不起初子。但我真的没有想杀害她的打算。她当时对我说，要把我和良子出走的事告诉我父亲，我就想吓唬她一下，别这样做，便拿出了小刀来。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干出那种蠢事。然而，的确是我干的。所以，我应当受到惩罚，处死刑也是罪该应得。但说我是有意杀害却是不合乎事实。我觉得我还不是那种人。” 上田宏说完向下看了一眼。他那苍白的面颊上似乎有了一点血色，泛起微微的红辉。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咬着嘴唇，可以看出他是在强忍着眼中的泪。 上田宏在法庭上的发言，将变成下记文章，留在法庭记录中： “关于第一个事实，作案地点、方法大体如起诉书所写，但不是早有杀意才买小刀的。他没有害她之心。只是怕她把自己和良子的私奔计划泄露给父亲喜平、良子母亲澄江后告吹才用刀子威胁她不要那样做。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刺死了她。” 谷本审判长非常认真地注视着上田宏的表情。这是重大的关键的时刻。检察官既然以杀人罪起诉，那么，首先必须有被公认的能足以证明被告有杀人意图、即确定有杀意的足够事实，说得极端一点，就是有被告的自供。被告人往法庭上推翻自己的口供是常有的事。这对检察官起诉无疑是不利的。如果检察官对此有足够的证据予以驳回固然很好，但被告人大抵象上田宏一样，只说了些记不得之类的消极的事实。这种情况一般被认为是“撒谎”或“遁辞”，从而有给审判官在“心证”上留下坏印象的危险。 冈部检察官在上田宏发言时，把脸转向一边，那表情就好象在说道：“你胡扯了些什么呀！”但谷本审判长却在上田宏讲话期间，一直认真地注视着上田宏的表情。这是为了取得关于他讲的话真伪的“心证”。不久，谷本把脸转向菊地辩护律师一方，问道： “我想问一下辩护人，被告意见，从法律角度说，就是承认其罪行，否认其杀心，是这个意思吗？” 菊地立刻站起身来，回答说道：“作为辩护人的意见以后再归纳。关于对所提的问题，作为回答，我想再补充一下被告的话。被告是否认有杀害之心才害死被害者的。” 这个巧妙的说法，其意思是说，虽然想刺而刺了，但并不是想杀死而刺的。这样，就跟伤害致死罪的主张相一致了。 “好。那么，再问问被告：关于第二个事实，即掩盖被害者尸体是出于怎样的打算？” 在此以前，上田宏在审判官与辩护人一问一答期间，表情始终显得很紧张，头一会向左，一会向右，忐忑不安地看着他们两人的脸，但听到审判长对他又提出问题，又端正了姿势，回答说道： “是。这正如起诉书上所写，因被人看见不好，我就想把尸体掩盖在草丛里。但想不到尸体滑到悬崖下了。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好，就这样把尸体掩盖起来了。当时，我想，以后去埋，但天下雨了，再加上看见死者脸害怕也就没有能去成。” 审判长把脸又转向菊地，问道： “你认为这是被告承认在掩盖罪行这一目的下才遗弃尸体的吗？” “这一点，我待一会儿再回答。作为辩护人，我认为这不存在什么掩盖的目的的问题，也不是为了掩盖罪行。我考虑：毋宁说，这是葬礼的一种另外形式。当然，即便如此，也触犯了刑法第一百一十条。但我认为这样做不是出自故意掩盖的行为。” 菊地认为：上田宏掩盖尸体不是为了掩盖罪行。但他并不认为他的这种主张就那样可以使得法院相信无疑。 上田宏在自我交待的材料上也写着，打算事后掩埋尸体。这句话往坏处理解，也可以看做是将尸体完全掩埋掉，也就是说，也不难理解成：他是用美丽的辞句掩盖其险恶用心。 有关尸体遗弃罪的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条文是这样写的：“损坏或遗弃尸体、遗骨、遗发或私拿棺内遗物者处以三年以下徒刑。” 这个条文的宗旨是要对人的尸体不失之葬送之礼。即便是打算祈祷冥福，但随便将尸体掩埋掩埋就算了，这也逃脱不了遗弃尸体之罪。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辩护人也只是作为一种情况说明一下被告有埋葬尸体意志而已。 审判在开头的程序上进展的很顺利。从十点开庭，才只过了十五分钟。上田宏再次站在证人台上开始讲述有关认罪或否认罪情况以后，旁听席上不知道是谁不断发出叹息声，但不久便鸦雀无声。 菊地辩护律师转了话题。他说道：“我想对起诉书提出我作为一个辩护人的意见。正如我方才所说，对这两个事实，我和被告在认识上是一样的。关于第一个事实，被告没有杀意，是伤害致死；关于第二个事实，我也承认，但这是被告不忍心将尸体就那样扔在道旁，这是我的一点补充。 “另外，关于第一个事实，我认为，被告当时的情绪非常激昂，所以，他的犯罪行为是处在心神耗弱的状态下。” 所谓心神耗弱，这是一种法律用语，是指神经机能的障碍程度虽然未达到完全丧失意识的程度，但已经处于精神半失去控制的不完全状态。从常识来看，犯罪当时，罪犯不是处在正常的精神状态之下。因此，这样的罪犯一般是不能象正常人那样受到惩罚的。 心神耗弱者，作为一个犯罪不全怪他本人的罪犯是要减刑的。但这也是一个法律概念，审判官的判决是不受法医的鉴定约束的。也就是说，罪犯心神耗弱的程度不到十分严重时，判刑时是不予以考虑的。然而，象上田宏这样一个被起诉的罪犯，辩护律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却是常用的一种手段。 上田宏一边听着辩护人的发言，一边回忆起杀死初子的情景。六月的火辣辣的太阳照射着旱地和田间的道路，也照射着他和初子。他只记得就从这一瞬间，突然初子的脸靠近自己的脸，而且，她那从唇边浮现出的嘲笑顿时消失了，他小声呼唤着她，两手捂住了脸。 野口候补审判官，作为此案的主任审判官，从谷本审判长的右侧席位上，不断地注视着上田宏的态度。在菊地辩护人陈述意见期间，上田宏一直站在证人台上一动也不动。但当他听到菊地辩护人说到“心神耗弱”这个词时，突然用两手捂住了脸。他的这一动作特别引起了野口的注意。 处于这样重罪的情况下，辩护人作为自己的意见大抵都要提到“心神耗弱”的。这一点，野口在法庭上已经听过多次了，但是，被告人表现出这样强烈地反映，却还是头一次看到。 陪审审判官在开庭整个过程中，一般都做记录。这是过去法院没有速记官时候留下的习惯。但现在就是有了速记官，也不能在记录专门术语方面绝对没有错误，因此，这也不能说就是费两遍事，多此一举。因此，法院方面专门备有作为“备忘录用纸”的一种大型活页卡片，放在审判室，作为消耗用品。 根据谷本审判长的忠告，野口候补审判官决定把记录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在审判中，注意有关人员的表情、态度，尤其在证据调查阶段是非常必要的。在审判中，不看法庭，只低头做记录的审判官，跟最高法院那些坐在法庭上打瞌睡的审判官一样，说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并不过分。 野口候补审判官在这一天的记录中这样写道：被告人反映强烈。 “辩护人认为被告当时‘心神耗弱’，那么，您请求做精神鉴定吗？”谷本审判长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也许从上田宏的态度上得到了与野口相同的印象。“少年鉴别所的鉴定不充分吗？”谷本审判长随后又补充问。 上田宏犯罪时是十九岁零四个月的未成年的人，因此，在家庭法院的调查过程中，曾被送到鉴别所接受过专家的鉴定。但该鉴定是调查现在的少年精神状态，决定将来保护方针，而不是犯罪当时的精神状态方面的鉴定。 在问诊时怕给少年精神刺激，使鉴定不准，所以，一般都避免这样做。 因此，谷本审判长的提问，从学问角度看可以说是不正确的。但现在心理学上的确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完全是两码事。——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法院还是占优势的。有了鉴别所的鉴定就足够了的例子也是很多的。由于鉴定书上的记载，审判官就可以形成另一种判断。 谷本审判长所提问的，也就是菊地辩护人所持有的心神耗弱的主张是否是形式上的。 在审判的最初阶段，审判长提出这种质问可以说是一种反常现象，这给法庭带来一种会谈气氛。 “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说……” 菊地辩护人对审判长投去了含有微笑的感谢的目光，对于是否申请精神鉴定，则采取了保留态度。 第四章 冒头陈述 被告和辩护人在意见陈述完之后，审判的最初程序便结束了。这中间经过了二十分钟。这乃是法庭审判的一般速度。菊地辩护人发完言后坐下了，上田宏也走下证人台，回到后边的被告席上，迄今一直在进行审判的法庭暂时停止工作，但这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的事。谷本审判长接着对冈部检察官说道： “那么，现在开始核对证据。检察官，请进行冒头陈述。” 所谓“核对证据”，就是：审判官为了得到心证，就起诉书上所写的犯罪事实实际是否存在，以及所犯罪行该当哪种刑罚，而对证据一一进行核实。“确认事实要根据事实”，这是审判的原则方针，所以核实证据被认为是公开审判的中心环节。 而且，在进入核实各种证据之前，审判官必须将案件的纲要，以及立证的方针做一阐明。这便是冒头陈述。法院方面根据冒头陈述，决定取舍证据，确立指挥诉讼方针，而被告一方则好准备对策。 这样，冒头陈述，就是核实证据的开始阶段。但规定：只要叙述“由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即可，而与此相关联的证据本身，则无必要列举。还规定：证据的旨意，在提出各个证据时，予以展示即可。 冒头陈述大体从被告的简历开始，对起诉书上所写的诉讼事实做一详细地阐述。在被告否认的案件中，即使与犯罪事实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是可以推定的间接的事实，也要予以阐述。 上田宏对于自己的案子，虽然他刚否认自己有杀意。但是，他于作案那天在长后镇买小刀一事是可以推定他有杀意的重要事实。所以，是冈部检察官冒头陈述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且，作为其证据，除了有上田宏本人所写的材料外，还有卖小刀那家店主人的证词，这便形成了一份证据材料。冒头陈述中所出现的那家店主人的名字是为了明确与证据的关系。 这样，整个冒头陈述，从外观看，便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从中可以表示出各个证据之间的关系。 不过，作为证据，根据那些无意要求调查的资料，使法院容易带上偏见或产生误断之弊病的事实，是禁止讲的。 另外，也有一说，即：由于怕影响审判官的心证，所以，也应当避免讲述被告的前科和平常表现情况。但这也是一种异说，一般检察官还是要讲这个的。 冈部检察官的冒头陈述在此按在法庭上宣读的那样抄写下来，读者要读完它，也许需要忍耐。 读者已经了解到上田宏具有怎样的经历，是怎样杀死初子的。但我们的任务是知道一旦经过检察官之手，变成一个案件之后此案又是怎样发展变化的，这，也许不是无用的。冒头陈述也是一个故事。 在强调用耳朵听的审判的今天，应该说冒头陈述就是检察官在法庭上的演讲。在此以前，送到法院里的只有一份起诉书，因此，审判长等三人审判官在此是第一次听到关于罪犯的详细情况。 一个简单的案子，在公开审判前，也有根据跟辩护人协商就冒头陈述交换意见的，但这毕竟是例外。 检察官不象审判官，没有在家办公日，冒头陈述必须在检察厅办公桌上写。一般需要二、三天的时间才能写完。检察官冈部也是一样，从二天前的午后就着手，但由于案情意外复杂、含有微妙之点，所以，到底没有在办公桌上写完，不得不拿回家开夜车，直到公开审判那天早晨三点才好容易写成。因此这一天，他有点不高兴。 检察官当然不是写文章的专家，所以，他的冒头陈述，常常给人以是一篇拙劣的小说之感。由于这是战后刑法修正的结果产生的一道程序，所以，也有不习惯之点，文体是继承战前的起诉书的文体。这种文体正如读者已经看到的那样，是奇妙的文语和口语糅合在一起，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这种文体是明治以来检察官们代代相承，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型，所以，留有明治二十代那种传记小说的调子。 关于上田宏案件的冒头陈述，大体分为四章： 一、被告人经历。 二、准备杀人的事实。 三、作案。 四、作案后的情况。 各章又细分为若干项，这是为了以后在申请查找证据的阶段，表明哪条证据立证冒头陈述的哪个事实，以资检索之便。 冈部检察官站起来，再次戴上眼镜，以平板的语调，往下读着共有四页的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稿子。除了有时把文章语改变成白话解释解释以外，大体是照本宣科。 原稿即使读完，按照只讲口头而不是笔头的原则，在法庭上也不交给审判官，而是以后交给书记官。作为公开审判中调查书中“冒头陈述要旨”而留下来的就是这个。但这不是要旨，实际就是冒头陈述本身。 从开头程序到此为止，法庭一般不配书记官。 野口候补审判官由于想到以后反正会看到那份材料，所以也不做笔记，而是在冈部检察官宣读期间，一边注意被告人的反应，一边听着。 关于上记被告案件，据证据可证事实如下（另纸）。 昭和三十六（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 （一）被告生于昭和十七（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七日，是农业户上田喜平的长子。昭和三十二（一九五七）年三月金田初级中学毕业后，一边上平塚市相南定时制高中读书，一边于茅个崎市东海岸九百八十三号大和自行车厂当见习工及临时工。该人学生成绩属于上等，常被选为班级委员，在大和自行车厂干活时也很勤劳；性情温良，从未跟同学和工友吵过嘴，打过架。被告于昭和三十六（一九六一）年三月从相南高中毕业后，继续在大和自行车厂工作。 （二）从昭和三十五（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与金田镇涉川七十六号坂井澄江二女良子（当时十九岁）发生关系，自此二人经常在乎塚市内旅馆及其他地点发生两性关系。于第二年四月，该女怀孕。 （三）由于两人的关系为附近人们所知和良子怀孕，所以，彼此都怕被自己的父母所知，于是，两人约好企图离家出走同居。 （四）为此，被告人于五月末，想转到横滨市矶子区矶子五一一八六一二号龙汽车工厂工作，六月十五日他访问该厂，决定从七月日起正式上班。 （一）被害人坂井初子（当时二十三岁、良子亲姐姐），从昭和三十（一九五五）年起，先后在东京都新宿区歌舞伎街界隈饮食店、酒吧间做招待员，之后，于昭和三十五（一九六〇）年回到金田镇母亲家，在厚木市小田急厚木火车站前开了一家饮食店，名字叫“味美”。被告人经常跟良子或单独到该店，因此，初子发现了他们的关系及良子怀孕的秘密，并极力劝他们打胎。 （二）六月二十日夜晚七点左右，被告人到“味美”饮食店时，初子又劝他让良子打胎，当他告诉初子不论他和良子都不想打胎时，初子对他说要把此事告诉他的父亲喜平。因此，被告想：如果不加以阻止，两人私奔同居的计划就要受挫，这样，终于产生非杀死初子不可之心。 （三）六月二十七日午后八时左右，被告人到“味美”饮食店时，初子又劝他让良子打胎，所以，这就更坚定了要杀害初子的恶念。 （四）六月二十八日，被告利用午前睡觉休息的机会，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杀害初子的计划后，于午后一点左右，骑着自行车来到离金田镇约四公里西北方的长后镇，并为了杀害初子，于该镇的绫野六十八号福田刃具店买了一把刃长十厘米的登山用小刀。并考虑一旦遇见初子就用此刀捅死她。同日午后三点左右，被告来到该镇续野七十九号经营运输业的富冈秀行的运输店，借早已说好要借的轻型三轮汽车，并商定借用时间为二十九日晚至次日午前。被告在店门口与该家二儿子秀次郎商谈借车一事时，正好被害者初子打门口通过。 （一）被害人初子，当年二十三岁，经营“味美”饮食店，为了去要顾客的欠债，这天二点五分左右，在小田急本厚木火车站前乘上开往横滨的公共汽车，于二点十五分左右在小田急长后火车站前下车，从该站管小件行李的铁路职工榊原伊助那里要来欠金八百五十日元，闲谈几分钟后，离开这里，又来到长后镇绫野二十八号杂货商米子吉成家，要回欠金一千三百五十日元，三点三十分离开那里，沿着通向长后火车站公路走了约五百米。正好路过富冈秀行开的运输店“丸秀”门口。 （二）这一天，初子上身穿一件带花的棉底特编连衣裙，脚穿一双黄色女式凉鞋，腋下挎着淡蓝色小包，手打一把白色的阳伞。 （三）被告那天上身穿一件翻领半袖布衬衣，下身穿一条黑色裤子，脚上穿一双系有黑带的木屐。在运输店前跟秀次郎商谈借车中，被初子看见。当时，他不禁一惊。因为初子对他说道：“回金田镇时请用车载着我。”所以，估计她要把自己和良子离家出走一事告诉自己父亲喜平和她母亲澄江，从而更坚定了他杀死初子的决心。 （四）被告于三点五十分左右，将被害人初子载在车后货架上，在回金田镇途中，从四点十分左右通过千岁村第三家二十六号杂货商篠崎兼方门前时，与初子发生口角，一直争吵到四点三十分来到金田镇晒泽东丘陵上十字路口止。 （五）被告人庆幸附近无人，决定在此实行早有预谋的杀人计划。为了将尸体埋在该镇大村吾一所有的杉树林中，他突然左拐向南，来到通向寒川镇方面的公路约五十米远处，这就是前记杉树林上方被告作案现场。 （六）在此，被告突然停车，让初子下来，并从兜里拿出登山用小刀。对此，初子说道：“你认为我怕那玩意吗？”不予理睬，但不久便慌恐起来，说道：“你想干什么？我不好。那事我对谁也不说啦，请不要杀我。”尽管初子这样苦苦哀求，但因被告早怀杀意，根本不听，于是向该女扑去。 （七）被告用左手搂住初子身体，一边注意不要使血溅到身上，用刀向对方胸部左方第五根肋骨与第六根肋骨之间刺去。深度为六厘米，因刺进心脏，流血过多，初子当场死亡。这时被告并没有发现自己左裤腿部分沾上少量的血迹。 （八）七月一日，被告于横滨市矶子区矶子五一八六一二号龙汽车工厂工作中，发现裤上留有血迹，并在该工厂洗脸间将血迹洗掉。被告被捕在押期间，经化验其血型，证明裤上血就是被害人的血。 （九）作案凶器小刀，被告在作案后回金田镇自家归途中，在晒泽水边泡边洗净后，插进附近稻田田埂里。 （十）之后，被告推着自行车沿着去金田镇的山路往下走，途中遇见杉树林所有者大村吾一。当时，大村吾一问他去那儿了，他若无其事地回答说道：“到长后去办点事回来了。” （一）被告人确认初子断气之后，在掩盖罪行这一目的下，一边注意不要让血沾到自己衬衣上，一边拿起尸体的两腿，拖了约五米远，从道上推到约十米高的悬崖下，这就是前记大村吾一的杉树林里。 （二）被告发现初子的手提包、阳伞、一只凉鞋还掉在道上，于是，他又把这些东西拾起，一起扔到杉树林里了。 （三）被告打算天黑之后，从家拿锹去掩埋尸体，但由于害怕没有去。 （一）被告人在作案，回到金田镇涉川二十八号自家后，只是脸色略显不好，其他与平常并无两样，照样跟父亲喜平和弟妹谈笑风生，晚饭吃的和往常一样多，而且饭后照样看电视。 （二）同夜七点左右，被告冒着雨来到良子家后房后竹篱笆下会见良子并与她商定离家出走之事。这时，他也无异常变化。 （三）翌日二十九日午后八点左右，被告到长后镇“丸秀”运输店借轻型三轮汽车，举止言行也无异常变化。 （四）被告人从七月一日到七月三日逮捕之前，在前记龙汽车工厂工作，工作情况良好，举止言行也无反常现象。 （五）被告从六月二十九日夜到七月三日五天间跟良子于横滨市矶子区原街三百三十三号公寓光风庄同居，其间，举止言行也无烦闷苦恼之状，良子也无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现象。 （六）良子三日早晨从报纸上看到初子尸体被发现的报道后，说要回母亲家看看，这时，被告脸色阴沉，但并没有强劝阻她。而且他自己象平常一样上班工作。 （七）在工厂的车间，被告的上司有田光雄对他说道：“金田镇一饮食店女人被杀。金田镇是你的家乡吧。原因据说是由于男女关系。你能估计出谁是犯人吗？”对此，他回答说道：“被害者虽然说是金田镇的人，但是厚木的饮食店的女人。我不认识。但也未必就是因为男女关系吧。” 冈部检察官的冒头陈述，好象给旁听席的人以很大的冲动。在冈部检察官生动地描绘出被告杀人场面之后，法庭顿时嘈杂起来，一时失去平静。 迄今为止，根据周刊杂志的报道，人们一般都相信上田宏是“拼命向初子捅去的。因此，那种‘被告’左手搂住初子身体又注意不要让血溅到身上”，给予初子以致命伤的结论使占旁听席大半的金田镇人的十分震惊。这是因为，这种在无人场合下的行动，在初子已经死去的现在，除了上田宏以外，就是神仙也不会知道的。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上田宏的交待，即便是检察官也不会描写的这样逼真、生动。另外，上田宏在三十分钟前还刚说道：“为什么我会做出那种事情，我也不知道。”但对于检察官的调查却详细地描述了杀人场面。 从这时起，在人们的印象中，上田宏不再是迷恋于女色的鲁莽少年了。虽然他拒绝让良子打胎使古老的金田镇的人们感到好感，但这一点，很快地被那里的人们遗忘了。迄今，报纸和周刊杂志还判断说，上田宏是未满十九岁法律上的少年，是纯属单纯的激情犯。然而，在听到冈部检察官冒头陈述后，人们却开始认为：他的犯罪也许真的是经过事先周密计划、准备后进行的。正如冒头陈述中所描绘的那样，上田宏在作案后五天间若无其事地同良子同居，这不是现代少年无道德无法纪的表现，而是事先计划好了的预谋行为，所以，他才不自首和毫不在乎。冈部检察官的冒头陈述，详细地叙述了“作案后的情况”，是作为形成此案被告“动机”的主要依据。 但对这个冒头陈述表现出镇静态度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菊地辩护律师。他根据刑事诉讼法手续坦然地阅读冈部检察官要求的指定证据，抄写检察厅交来的被告自我交待材料。 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刑事案件二十年的老审判官，具有审判众多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经验，对于罪犯交待的内容有哪些可疑之点，菊地辩护律师心中十分清楚。其结果是：比起被告交待的内容来，还是被告敢于讲出对自己不利事实这一交待本身的行为对审判官的心证有作用。 被告随便交待的内容，即使在没有证据的场合，也不失为有其证据的作用。但是，被告在要惩罚自己这一冲动下，为了迎合调查官的心意，也往往是毫无根据的虚构。 菊地辩护律师，在拘留所见过上田宏，看到他悔悟的情况，认为：有理由怀疑其交待的真假程度。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亲戚花井再怎样拜托，他也不会接受，当上田宏的辩护律师的。 冈部检察官在冒头陈述中，认为上田宏是谋杀，为了达到谋杀的目的才买小刀的。但这是在审判的开初就被上田宏明确否定了的。而且，不论在警察署还是在检察厅，也都是一直否认的。就是说，关于这一点，他并没有承认。 这是一把带起子、剪刀的万能登山刀。上田宏在回答检察官为什么要买这把刀时，说道： “我早先就想买。用它解个搬家行李、布置个新房间方便，所以就买了。” “为什么不在上班的茅个崎买，而偏偏在那天去长后镇买？” “是我偶然在那里的刃具店发现的，所以想买了。” “既然对搬家有用，那么，后来又买了新的刃具了吗？” “不，没有买，那东西可怕。” “是不是因为杀死了初子，达到了目的，才没有买呢？” “绝不是的。刀子确实是为了搬家用才买的。” “要是买登山用刀子的话，在肥后守买不就可以了吗？” “因为我早就想买，是个偶然的机会碰见的，所以就买了。” 关于谋杀这一点，上田宏始终否认着。只是，有一次，对于诱导性审讯—— “如果杀死初子，良子妊娠就可以不被镇里人知道，去横滨市也不会受到妨碍。——你没有这样想过吗？”——这样回答： “是的，也不是没有想过。但再一想，她是良子的姐姐，所以，不能这样干。”问他关于有这种想法的日期，他只回答说道：“不记得了，因为我当时没有那样认真、明确地去考虑它。” 检察部的检察官没有把产生杀意的日期清楚明确地写进起诉书上，其原因是上田宏的交待材料不全。把产生杀意的日期限定在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八天间的是冈部检察官。对于这两个日期，都有上田宏去“味美”饮食店时当时在场顾客的证词。 二十日那天，上田宏跟良子一起来到“味美”饮食店，据顾客和良子说，说话内容不清楚，但总之是发生了口角。在二十七日，上田宏一个人来到“味美”饮食店，把初子带出店外。这些情况与被告交待的“不是没有想过”这句话结合在一起考虑的话，确定被告是有意杀人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关于对起诉书的明释，冈部检察官在说明被告具有杀意是从六月二十日时，并不是很有把握的，但在冒头陈述的过程中逐渐有了信心。 二十日和二十七日，上田宏在“味美”饮食店跟初子发生口角，在场的顾客和良子的证词都是说，其争吵内容不清——仅仅是如此而已。这些口供材料，按预定已进入了冈部检察官要求法院进行对证的阶段，但既然说被告产生杀心是在二十日，那么，对于只朗读朗读证据材料的作法，辩护人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从法庭角度来看，检察官的调查报告跟一种传闻式证据没有什么两样。日本的审判首先写书面材料，仅就辩护人不同意的部分、叫来证人予以作证。这也是过去那祌书面审理的作法所留下来的痕迹。不过，这对于那种不复杂的案件倒也省事。 六月二十日正好在“味美”饮食店的顾客，是初子二十八日被害前在长后镇要赊钱的顾客之一。名叫宫内辰造。他是最近在厚木附近新增加的一个赌徒之一。也有人怀疑他是初子的情夫，但由于这不跟案子有关，所以，也未做更多地追究。 冈部检察官想：如果自己对宫内这份证词不同意，那么在他出庭之前还必须得向他调查一次。如果他回忆起上田宏跟初子口角的内容——譬如说听见了上田宏说“我杀死你！”之类的话，那么，就让他到法庭上讲出来，作证。如果这样，就会使辩护一方大吃一惊。冈部检察官想到那时菊地脸上的沮丧相，心中好不欢喜。他微笑了。 正如前面所述，检察官的冒头陈述，是对证证据的最初手续。这虽然是一个较完整的故事性的形式，但其各个部分却必须有物证或书面证明材料相配合。因此，提出对证冒头陈述事实的证据便是下一个议程。 证据的标目都写在“检察官证据申请书”一表上。其正本交给审判官，副本交给辩护人。另外，让庭吏把审判一开始摆在检察官桌上的一摞书面证明材料全部搬到辩护人席上，这也是一种惯例。 冈部检察官一结束自己的冒头陈述，便摘下眼镜，说道： “按申请书记载，提出证据。”说完，他便坐下了。 第五章 核对证据 证据申请书一提出，和庭吏把冈部检察官桌上堆积如山的材料一搬到菊地辩护人的桌上，法庭就暂时静下来。这时，菊地辩护人便开始边看着备忘录边对照着各种证据的细目，或翻阅着证明材料，做着笔记。在这一期间，审判官便呆得无聊，看看天棚或看看菊地辩护人两手。 应采用哪条证据，不采用哪条证据，当然要由法院来决定了。但是，关于其取舍，也有刑诉法规定的制约。法院就检察厅提出的证据是否采用，在这种场合下必须听取被告一方意见。也就是说，只有被告一方看完全部证据同意了，才能进行证据核实对证工作。 在庞杂的证据材料在向审判官提出之前搬到辩护人桌上，其原因也就在此。但是，被告一方在法庭上一一读完供认材料、决定其态度就太费时间了。 检察官在公开审判前，把应提出的证据交辩护一方阅读抄写，就是为事先征求同意哪条证据、不同意哪条证据提供方便。只是：根据案情，检察官不一定将“证据申请书”上所写出的证据全部让被告一方看。有关公案、贪污、违犯选举法的案件，事先不给被告一方看，这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关于“事前准备”，就是在审判官、检察官、辩护人三者之间，就审判的进行方法进行协商，同意或不同意其证据、讯问所传证人的时间安排，也在这个事前准备阶段决定。这种习惯是现在法律界进步的结果。这些，前面也叙述过了。所谓“事前准备”，其目的就是为了简化审判手续，加快审判速度。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在审判上的黑市交易，违犯公开审判的原则，因而加以反对。 如果上田宏案件经过事前准备阶段，那么，在证据调查这一阶段，只有二、三分钟就可结束，一般被告一方同意的书面证明材料，就会原封不动地放在检察官的桌上，只是把“检察官证据申请书”的副本和辩护人没有看过的材料拿到辩护人的桌上。而且，凡一般不重要的证据，辩护人只是对照申请书确认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次案件中，由于菊地辩护人的情况没有经过‘事前准备’，所以，在他的桌上堆满了如山一般的书面证明材料。从表面来看，菊地辩护人由于在名古屋接受的一案接近于尾声，抽不出时来参加事前准备。 但是，也正如前所述，菊地辩护人据说从当审判官时代起就反对滥用事前准备这一做法。而且，谷本审判长对于最高法院所奖励的提高审判速度的“集中审理”的做法也不是采取协作的态度的。 所谓“集中审理”。这是宣传机器曾经大肆宣传一时的审判新方法，特别是为东京地方法院的一部分审判官所爱用。这种新方法被认为：不是把法庭当做宣读各种材料的场所，也省略审判官在家读材料读至深衣的麻烦。审判官听取所有证人的口头证词，从而形成心证。这种新方法的最高目标是“由眼审判到由耳审判”的转变，得到被称为“新刑事诉讼”派的五十岁以下的审判官的支持。 他们幻想着审判就象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卡特纳所塑造的聪明机敏的律师斐理·麦伊逊为主人公的电视剧一样，富有戏剧化。然而，实际情况是：正如前所述，由于事前准备，大体阶段已经确定，也就是说道：从证人人数到主任讯问与被讯问的时间表，在审判官、检察官、辩护律师之间已经商量好了。 集中审理在公判日与公判日之间，相隔时间缩短，所以，也有人认为，这对被告一方不利。象斐理·麦伊逊那样在决定性瞬间，用飞机把关键性证人带到法庭这样远距离作业，在美国也只有推理小说中才有的事情，更不用说在日本的现实社会中了。无力收集证据的日本辩护律师在专门驳斥检察官一方提出的证据时，就无法驳倒，使之无效。这样，到下次审判时便需要充分时间收集反驳材料，然而，辩护律师还同时兼有别的案子，所以，实际上不可能再在此案上下功夫。 集中审理，不仅对辩护人，就是对法院秘书官、速记官、打字员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秘书官在原则上至少到下次审判之前，必须将“审判调查”这一审判时的议事记录作好。但由于这实际上来不及，所以，实际作法原则上都是只列出要点就行了。尽管如此，一到集中审理时，工作自然就紧起来，速记官和打字员就得加班加点，忙得不亦乐乎。 对于被告来说，与其在一个月一次或两次的审判中活受罪，不如一有罪也好无罪也罢，还是在集中审理中，干脆痛快地审判完，以便减轻心理上的负担。但是，由于审判官、检察官、辩护人三者之间的时间等各方面的关系，开始集中审理也得半年之后。这期间被告就得延长拘留时间，耐心等待。 假如根据集中审理的话，三个月期间可以审理完三个案件，那么一个案件虽然费去三个月时间，但大体上三个以上案件一开庭就审理，而且，三个月后三个案件就可以同时结束。这乃是历来所使用的方法。 奖励“集中审理”的办法，是昭和三十二（一九五七）年官方长官所下达的通报以后。但在此以前横滨地方法院却很少使用。按照五十四岁的谷本审判长的说法，搞集中审理不过是一部分理想派的审判官想出风头罢了。 上田宏的案子没有搞集中审理。也就是说，在宣布午后判决以及其他事项等方面五个项目都是预定的，因此，第一次审判可在午前结束。 一般认为，集中审理尽管存在很多缺点，但却是解决现在法院堆积如山的未结案件的最好措施。因此，有关方面就其规则做了修正，并决定昭和三十六（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在川崎还是一个驻在处的时候，横滨地方法院的民事案件，平均每个审判官三百件，一个审判小组负责一百个案子。在案件多的东京地方法院，平均每个审判官就是二百，一个审判小组就是五百。全国各地方法院所接受的案件未办的件数不下十万。 根据现在的进修学习制度，要想有希望培养出超过现今审判官人数的话，据说有关方面根据象英美的陪审制或者象德法那样的参审制，研究了让民间人士参与审判的方法。 但是，现在究竟需要多少民间有资格的陪审员？美国的陪审制已经引起当地美国法律界的不满，受到批判。由市民十二人评议被告有罪或无罪，然后再由审判官定罪——这样的一种程序表面看来似乎很民主，但往往是由于外行，在法庭上容易为对被告和证人所抱的印象、思想感情所支配，不理解其证词的真正意义。 在评议之前，审判长首先说明一下情况，重点地讲一下问题。对此，民间陪审员一般也不理解。甚至也有这样的陪审员：在法庭上什么也不听，打瞌睡或睡大觉。然而他却有行使一票的权利。因此，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想法是：被告还是由职业审判官审判幸福。 战后日本曾经采取过被告可以选择陪审员的制度。但这种审判也是根据预审材料的，所以，也不是什么纯粹的陪审。审判长如果认为陪审员所下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么，随时可以推翻之，命令重新评议。也有这样认为的审判官：被告选择陪审员的本身，即靠外行人的判断，就是被告有罪的证据。这样，要求陪审员的人就少了，日本的陪审制自然也就自消自灭了。 横滨地方法院曾经有过第一个陪审席法庭的光荣历史。这个法庭现在仍做二楼中央特号法庭存在着，对战后审判甲级战犯起过作用。现在主要用于有关公案方面的审判和演说的会场。 随着法国大革命，日本吸收了英国的陪审制；战后，这种制度又被德国式的参审制所替代。因为这种制度与其说是让民间人士不如说是有识之士参加陪审，所以，既不必花钱改造法庭，又似乎受到拔尖意识特强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欢迎。不过，这对被告是否真的有利仍是一个问号。 日本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它是在历来的德国刑法的基础上又加进了战后英美式的东西。对于这样复杂的刑法，突击培养出来的审判官究竟能否运用好，应当说还是一个疑问。因此，即便是可望会想出一条带根本性的良策加以解决，在没有找到这个良策之前也只好就这样稀里糊涂下去，这就是日本法律界的现状。 自午前开庭后，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冒头陈述（包括辩护人陈述意见）二十分，检察官冒头陈述三十分。之后，如果菊地辩护人对书面证据提出同意或不同意，那么，就可以进入就同意的书面证据进行对证。 “检察官证据申请书”分甲乙两种。乙是有关被告人的自我交待材料，甲是除此以外的材料。根据刑法，如果其他证据的对证不结束，自我交待材料这一证据是不能进行对证的。因此，此时提到法庭上去的当然是甲种。因为要分两次提出，故分为甲乙加以区别。 “检察官证据申请书”是薄薄的美浓纸，大体分五个格，依次写着证据号码、姓名、标目、立证事项、备考等五项。 姓名当然是证据提供者或所写者，“标目”则是记属于哪个种类，“立证事项”则是记个概要，在备考栏里，通常是在不同意的时候，写上应传证人的住址。 证据带上号码是为了整理方便。而且，申请书提出后，其各个证据在法庭上是按证据号码叫的。如：证据多少多少号同意；证据从多少号到多少号不同意。 审判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和有趣。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根据证据号码进行审理，从而使旁听席上的人莫名其妙。在旁听人只能听繁琐的证据号码的时候，实际上就重要证据的价值或无价值之争也就展开了。 对于冈部检察官所要求对证的证据，菊地辩护人同意的或不同意的，在法庭上同样说证据号码。为了叙述方便，在此与检察官的冒头陈述对照起来加以记述如下： 第一、关于上田宏经历的书面证据 上田宏原工作地点一大和汽车工厂工友三浦晋升（二十岁）向警察提供的证据材料——同意。 这份证据材料是关于上田宏平时言行状况的，记有他工作如何认真、为人又老实的情况。由于在标目上只写有“状况”二字，所以，菊地辩护人就同意了。 上田宏父亲向检察官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同意。 这份证据材料是关于被告犯罪前的经历及其在家庭内的“状况”。虽说是单纯的“状况”，但关于被告作案后不久的言行部分与冒头陈述后段“犯罪后的情况”有关，也就是说，是应该推定有杀意的证据。因此，关于这部分，也正是菊地辩护人想务必请被告父亲喜平出庭，进行种种讯问之处。 第二、关于准备犯罪的事实 关于六月二十日上田宏在“味美”饮食店与良子及被害人初子的言行，当时在场顾客之一宫内辰造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同意。 宫内在案件发生的二十八日午后，顺便到初子的饮食店去了一趟，其证明材料包含着被害人的言行，所以，菊地辩护人当然必须让证人到法庭上，向他提出各种问题。 坂井良子所提出的证据材料——不同意。 这是包含关于案件发生一年前以及被告作案后与良子在横滨的公寓同居时的言行的证明材料。 关于六月二十七日上田宏在“味美”饮食店的言行，当时在场顾客之一青川尼藏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同意。 第三、关于作案的证据材料 借给上田宏轻型三轮汽车的丸秀运输店主人富冈秀行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同意。 富冈秀行的第二个儿子季次郎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同意。 正如多次提到的那样，季次郎曾经在上田宏原工作厂子大和自行车厂一块干过活，并于二十八日午后三点半左右在初子路过“丸秀”店门前时跟上田宏正谈着话，是案件发生一小时前被告人和被害者的目击者，所以，不同意其证据材料。其父亲喜平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太重要，所以就同意了。 关于被告作案当天被害者初子的言行，小田急长后车站员工榊原伊助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一同意。 四点十分左右，上田宏骑车载着初子路过千岁村时，被路边杂货铺女主人篠崎兼所见。关于她所提供的上田宏与初子当时发生的口角情况的证据材料——不同意。 这些立证涉及到被告作案前后情况的证据材料，几乎都不同意。 但是，关于犯罪本身的司法人员的实况检查材料、法医的尸体验检书、尸体解剖医生的鉴定书，则全部同意。 第一个尸体发现者、被告作案后过五点，跟上田宏在晒泽坡路口擦肩而过的大村吾一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同意。 上田宏在横滨工作的龙汽车工厂车间主任有田光雄和上田宏所住的公寓管理人杉山信夫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也不同意。 谷本审判长见菊地辩护人对证据材料的确认已经结束，便问道： “辩护人，你的意见是……” 菊地应声站起，一边翻着证据申请书，一边说，“证号第三号、第八号、十二、十三、十四号同意，其他一律不同意。” 他从检察官那里接过大量的证据材料后，到此时仅用了三分钟时间。他所以能这么快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是根据刑诉法规定的手续，事先阅读了检察官提出的证据材料。不过，检察官一方不是把所有的证据材料都让给辩护人看，拿给辩护人看的只是预定拿到法庭上去的那部分。在松山案件的审判中，之所以发生隐瞒证据材料与无隐瞒证据材料之争，其原因就在此。 在旧的刑诉法里，所有证据材料，包括警察的调查材料在内，都作为一份材料交到法院，供辩护人自由阅览。所以，没有产生摩擦的余地。过去这种做法，也有人认为对被告有利。但是同时，审判官在公审之前也可以阅读这些证据材料，所以，在此又产生了在新刑诉法中所最忌讳的“预断”的弊病。 在新刑诉法中，规定：在公判之前，审判官所能看到的也只有一份起诉书。不过，按照集中审理的方法的话，在事前准备阶段，审判官就可以知道案子的轮廓。因此，一般认为：这种方法从加快审判速度的角度看虽说是可取的，但从新刑诉法精神的角度看却是有问题的。 不过现在的法庭审判有一种反常现象：辩护律师因检察官误断事实而可以上告，或者是检察官以辩护律师有意破自己名誉而上诉，最后，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这实质上等于对该案的重审。 当然，不论在那个国家都有后门、小道。法律界也不例外。在无法察觉的微妙之点上，也有小小违法的余地。这种事被写进大学老师的讲义上作为逗引学生发笑的趣事也已是非公开的秘密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认为：现在是无法律的时代。 不过，在国家选定的辩护人中，不知何故，也有在公审前不来阅读证据材料的，只是到了开庭的那天，他才看并当场做出决定同意或不同意。这固然是一种本事，但必须做好精神准备，即：在慢腾腾地翻阅着证据材料时，审判长会以阴沉不满的目光瞅着你。 “事前准备”的办法，如果意味着是打那样懒惰的不负责任的辩护人的屁股，那么，这谁也不会反对的。 就书面证据材料同意与否这一手续结束后，紧接着就是进行物证。在《检察官证据申请书》甲的背面列出具体的物证名称。 以上这些实物证据，不存在同意不同意，是必须要对证的，因此，菊地辩护人说道：“同意。”这当然不过是一种形式。 审判不是象小说那样有趣可笑，甚至恰恰相反，也有令人不高兴的场面，这就是看物证——实物的场面。 登山用刀子，当然是上田宏用它刺死初子的刀子，带花底特纶连衣裙是当时初子穿的。 “被告人，到前面来。” 上田宏在谷本审判长的招呼下，机械地走到前面。 “这是被告家中的自行车。被告就是用这辆车子载着初子从长后回家的吗？”审判长单调的声音回响在审判大庭。 自行车靠放在检察官席后面的墙边上。开庭时，上田宏就发现了。此时，他乜斜着眼，不断地看着那辆车。 庭吏把车子推到上田宏面前。 “是的。”上田宏回答说。他一回答完，庭吏便无表情地将车子推下去了。这种场面对于庭吏来说可能习惯了，但对于旁听席上的被告和被害人的亲戚，对于花井先生来说，却是极大的冲击。 在此以前，不过是检察官用语言叙述的犯罪事实，而现在变成了物诉诸于视觉器官。这本身就给人以冲击，因为这一切都是以无可反驳的确实存在的形式出现的。 从上田宏两肩僵硬，身子微颤轻摇一下看，也可以看出，进行物证的场面，对上田宏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查对物证是由审判官主持，所以，原来都是由检察官事先向审判官席将物证提出来。但最近，法庭上仍残留着古老的习俗，把这种所谓肮脏的工作全推给了检察官。 “被告人，到前面来。” 检察官用手招呼着。但上田宏显出一副迷惑的表情，仍站在被告席上不动。这时监狱有关官员告诉上田宏：在法庭上听到“到前面去”的唤声，就要站起身来到证人台上。他所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是因为他没有想到检察官会喊自己。他无意识地看了一下菊地辩护人的脸。 “到检察官先生跟前去。”菊地辩护人轻轻地告诉他说。 菊地辩护人清楚地知道：今后将必须经受怎样的考验。所以，他的话声故意带有机械之平静感。 上田宏好象被人推得踉踉跄跄的样子向检察官席位前走去。在离检察官席位四、五步远的地方站住了。冈部检察官用手又招呼他：“走的再近些。” 但是，这时候，上田宏已经看见了检察官手里拿的东西，止步不前了。这就是上系有写着证据号码标签的登山用刀子。 检察官用手将刀慢慢地举起。虽然刀完全生了锈，但的确就是上田宏在长后镇买的、刺杀初子的、插进稻田田埂里的那把刀子。 “这是被告便用的那把刀子吧？” 检察官考虑到上田宏会受到刺激，未说这是被告杀死初子所使用的刀。但即便是这样，对上田宏也是冲击很大的。虽然也明白会有今天的这个场面，但心中是无思想准备的，也无法进行思想准备。 “是的。”上田宏自以为回答了，但没有声音。 旁听席上初子的母亲澄江一看见上田宏那光秃秃的头点了一下的情景，便呜呜地痛哭起来。 野口候补审判官，具有七年工作经验，曾陪审过三个杀人案件，得到的印象是：被告在看物证的一瞬间几乎都是处于昏厥的状态。 其中，有个杀人犯是个流氓，由于钱和女人的关系，刺死了同伙。当让他看所使用的凶器短刀时，目光只一闪便马上避开了，而且嘴在蠕蠕而动，对于接着向他展示的被害者衣物，根本不看，只是把脸转向一边，机械地点着头，其样子十分焦躁，好象要说道：“快点结束吧！” 上田宏被唤到检察官席前使之确证物证的时候，形态表情跟那流氓、杀人犯完全一样。 这种情景确实不是令人愉快的。初子穿的连衣裙、衬裙、三角裤衩分别用牛皮纸包着，用纸绳成十字形系着，上面还系着一张上写证据号码的标签。 检察官代替审判官打开纸包，取出黑迹斑斑的衣物，展开让上田宏看。这种场面当然不会使旁所席的人感到愉快。因为在这段时间内虽说法庭上那种威严庄重的气氛有所缓和，但在此却表现出多少有些夸大了的“事实”。 “这是六月二十八日初子穿的衣服；这个破口一定是被告人用刀子捅被害者时捅的吧？” 冈部检察官毫不留情地问道。因为这种工作是他讨厌的，所以，其问话声调自然含有尖刻、挖苦。 上田宏的上身好象被风吹了似的，前后摇曳着，并且，只是机械地点着头，不答。 审判长等三个审判官，此时都非常认真地注意着上田宏的表情。如果他要否认自己的罪行时，那么，这就是审判官取得被告有罪或无罪的心证的重要阶段。 把六种物证一一展示是需要相当的时间。从检察官把一只手放在纸包上开始到解开纸包，把带血的衣物展开为止，上田宏的目光一直凝视着检察官的手底，并且，在检察官似乎也要让审判官看见似的一边在自己的面前展开一边送到上田宏的眼前的一瞬间，上田宏的两眼突然向下，避而不看了。但是，渐渐地他终于回答了一声“是”。 一般认为：犯罪后一般都将其罪行掩盖起来，此乃是近代社会的固有观念。过去审判是公开的，但这对统治阶级来说是杀鸡给猴看的，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是维持社会治安，看做是坏人应得的拫应，有安心之感。但在城里也产生这样一种人，即：把公开审判看做是一种展览品，跟在后面起哄或凑凑热闹。至于围观在刑场的人群中，恐怕也不能说没有那种潜心以对待犯人的残酷性而感到满足或引以为快的人。当然，一般人对犯人感兴趣是出自想看看犯人究竟是啥模样的好奇心。除了这种朴素的兴趣之外，也存在着一种对犯罪者的颓废的嗜好。 在处刑不公开进行的今天，公开审判是犯人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唯一机会。因此，在法庭上，也有狂热的旁听者，公开审判正如读者已经了解到的那样，是根据几个麻烦的手续进行的，并不象电视剧那样有趣。但是，正如审判官身上所穿的奇特的法官服所象征的那样，审判也具有着一种展览的性质。因此，也有专门注意着法院的审判日程而来参观的人。这些人都是一些谁要是不进行民事诉讼就无法过日子的诉讼的狂热迷恋者，同时也是对法院“审问”的兴趣者。他们大都是城镇的商店老板和从事平凡职业的人。 他们中含有两种欲：一种是“追究”欲，一种是“惩罚”欲。在宣布判决的一瞬间，也有“受不了”这样的狂热者。给主张被告无罪的社会文化名人去信，主要就是这样的人。 感到处刑可怕而忍耐着不敢犯罪的人，心理上是憎恨的，不过另一方面，对自己也有危险犯的罪行，心理上则要求对该罪犯判为无罪或者是减刑。或者是在亲友中有犯同样的罪行的时候，出于同样的心理原因，也希望判为无罪释放或减刑。 对于审判中的问题无论怎样进行批判也是无妨的。（不过，对于报纸上污辱法庭不再问罪一事，在欧美不过有二十年来的历史）但是，批判法庭的文化界人士和投书人也许倒有必要首先扪心自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想发表对该案的意见？ “这是我杀害初子时，她穿的那件衣服。”上田宏面对着检察官手上的带黑色血迹的衣服，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说。他重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犯了多么严重的罪行的人，并深深地感到自己跟法庭上的人们是完全不同的。 冈部检察官在出示物证结束后，上田宏仍站在检察官席的前面，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直到接受审判长的暗示的庭吏走过来小声对他说“该回到被告席上去了”为止。 时针已指向十一点三十分。如果按照“集中审理”的方式，辩护人不同意的证据材料的提供者和整理者，将事先作为“在庭证人”被传到法庭，立刻进入讯问证人阶段。但这个案子由于事先没有进行“事前准备”，所以，今天的审判日程就到此为止。 在进入辩护人同意的证据进行物证之前，冈部检察官首先做了概要的说明，这时，审判长大体上就会这样说道： “那么，采用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进行对证。在此之前，请检察官宣读证据材料，并说明其要点。” 这句话意义实质就是要他对证据材料做一下概要说明。不过，有关这些手续的发言，并不一定都是如此。在熟悉了这一套审判手续的法官、检察官、辩护人之间，通过眼神就心领神会了，审判官不必说什么了。 譬如，物证提出时起，就要交移给法院，所以，必须办理领取手续。但这是何时交接的，辩护人并不知道。因此，这对于辩护来说，并不发生障碍。总之，一切都是按正常手续进行的。 辩护律师所同意的证据材料，就象一般不重要的证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或鉴定书一样，是无法不同意或否定的，所以，所谓检察官做的要点说明，也不过是读读题目而已。 上田宏还没有回到被告席上时，谷本审判长把头转向冈部检察官问道：“检察官，下次审判是怎样的一个顺序？” “我想有关‘罪体’的，先对证。” “罪体”是个艰深的法律概念。总之可以认为是指犯罪的客观部分，即犯罪所造成的结果——尸体及犯罪行为本身。 冒头陈述说明案件情况，这就象讲故事似的，但对证证据则不是讲故事。把审判过程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成不了小说，其原因就是如此。 冈部检察官要求在下次审判时叫的证人都是跟构成犯罪事实及是否有杀意的情况有关系的人。他们是： 一、第一个发现初子尸体者、在作案时间于作案现场附近见过上田宏的大村吾一。 二、目睹上田宏用自行车载着初子、并与初子发生口角打门前走过的千岁村杂货商店女主人篠崎兼。 三、六月二十日在味美饮食店听到上田宏、良子、及被害者三者之间发生口角的宫内辰造。 四、犯罪前上田宏与初子见面时当时在场的丸秀运输店的儿子富冈秀次郎。 五、六月二十八日，上田宏买登山用小刀的那家刃具店主人清川民藏。 要求传这五个人到法庭上作证人是因为用了一整天时间事先做出的关于此案的决定。对检察官一方的证人继续隔二日或四日进行讯问，这是审判长的方针。 这样，谷本审判长虽然对“集中审理方式”不感兴趣，但实质上也采取了集中审理式的方法。他说道： “检察官所要求的证人全部同意。午前二人，午后三人。不过，传讯顺序，按申请的顺序可以吗？” “我想可以。” “对于大村吾一的讯问需要多少时间？” “预定三十分钟左右。” 审判长把脸转向菊地辩护人：“辩护人的反讯问需要多少时间？” 反讯问是在检察官讯问之后。根据证人提供的材料而可立证的事项记载在证据申请书上，证明材料写的是清楚的，但到了法庭会提出什么问题，这只有到时候才会知道。 在检察官讯问之后，辩护人的反讯问一般有五分钟足够，但也有要求三十分钟的。但是：即便是想讯问一个小时，辩护人也无必要事先把自己的一套作战方针告诉给检察官。 “请给我大体跟检察官所需一样的时间。”一般都是采取这种不得罪人的回答方式。 这样，关于对证人讯问的时间安排上，大体就得需要一个小时的讨价还价。实际上需要一小时，还是两小时，则还要根据实际内容情况。另外也有这种时候：因病或其他事故，证人不能出庭了。 在法庭上，接着是就传讯检察官一方提出的全部证人的顺序和讯问时间的问题，作了协商。但在此无必要都写出来，它将随小说情节的展开而自然会清楚起来。 证人的传讯顺序及其时间的分配定下来之后就是决定下次公开审判在何时召开的问题。 审判官在桌上打开日期簿。这就象我们平时使用的日记本上的预定栏目表一样，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谷本法官所概括的横滨地方法院第五刑事部预定审判的案件的日期。 第一次公开审判到第二次公开审判，其间大体相隔半个月左右。因此，谷本审判长在桌上展开日期簿后，就得找半个月后空闲的一天。第五刑事部开庭日是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因此，准确的日子是十四日或十六日。 “辩护人，九月二十九日，怎样？” 菊地辩护人也看着自己日记本上写好的预定日期表。因为他也知道十五日第一次开庭审判的话，下次审判就是半个月后的月末。所以，月末的几天，就没有再做别的安排。 这时，菊地辩护人按照过去法院跟辩护人之间的等级观念，回答说道：“接受。” 菊地辩护律师当了二十年的法官，是把老手，所以，作为法庭用语，这句话便毫不费劲地脱口而出。但在今天的年轻的辩护律师看来，这句话似乎反映了一种卑屈感，因此，有人不便用这种语言回答，而说“可以”或者是“同意”。 检察官因为是就管这一个案子，所以，按审判长决定的日子出庭就好象是自己的义务，不会不同意。谷本审判长看着冈部检察官，见他点头同意，便在日期簿九月二十九日一拦上填进了上田宏的名字。 接着是第三次审判的日期。第五刑事部未完的案件有一百个，不可能再继续商量下去，费一整天时间。十月一日用半天，十月八日再用一整天，商定检察官一方提出的证人问题。顺便研究一下辩护人的冒头陈述和提出证据。然后，再空半月时间，给一个准备时间。谷本审判长认为这样的日程安排，从现在辩护人实情来看，这就为被告一方提供了充分的防御机会。 有关下次审判日和讯问证人的事宜商定完毕，时间已近十二点。谷本审判长改变了话题，叫了一声被告人。上田宏应声而起。 “那么，下次审判日是九月二十九日，那天你务必出庭。” 谷本这句话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所以，不等对方回答，又继续说道： “那么，到此结束。” 随着话声，三个审判官立即站起身来。这是一种象军人一样经过训练的，显示权威的行为。而且，在全体法庭里的人们起立之中，三个穿着黑色法官服的特殊人物，从最高的法庭审判官席背后的门口中消失了。 有关上田宏杀人及尸体遗弃罪的案件第一次公开审判到此就结束了。 法庭紧张的空气缓和下来。检察官和辩护人收拾桌上的文件，旁听席嘈杂起来，上田宏把脸转向一边，以熟练的动作把两手伸向看守，这是让对方给自己带上手铐。 旁听席上的亲属能够慢慢地看着上田宏的脸，也正是这个时候。 上田宏进入法庭以后，一直是脸朝着正面，旁听席的亲属能够看到他的脸只是在他于检察官席确认物证后返回被告席的时候。 上田宏的目光一直正视着审判长，这种做法不一定就是为了表示对审判官的尊敬之意，而是觉得看见旁听席上的亲人可耻。 在开始进入法庭时，他的目光也投向过旁听席，但也只看见父亲喜平、良子、澄江、花井先生等人零散就座的情景。 这天，旁听席上的人不多，加上金田镇的，才十来个。一般来说亲属和要好者都集中在旁听席的后头。 审判官退席了，法庭紧张的空气缓和了，上田宏就要回到拘留所了。这时，上田宏才想看看旁听席上的亲属和要好的人。 他一边为了带手铐方便把两手伸到看守跟前，一边用眼睛向良子、喜平、花井先生、澄江一一致意。他所以最后把目光投向澄江，是因为他感到看见她心中痛苦和内疚。他不能正视着她，只是对她低着头。 良子在到拘留所看他的时候，他所担心的是她将怎样看自己。 “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吧。” 除了这句话外，上田宏似乎再找不出别的话对良子说了。 良子从看见上田宏起就哭了。 “请你原谅我吧。”上田宏又说了一边，同时也哭了起来。 “请你说原谅我，我求你了。” 良子听他这一说，更加泣不成声了。 “你为什么不马上回答我？” “我不能说呀。这是我个人的秘密。我将永远为姐姐而祈祷。我对不起姐姐。她因为我们的事而可怜地死了。而我和你却到横滨去同居……”良子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怎么办好啊？我不知道。请你原谅我吧。请你说原谅吧。”上田宏又重复了一遍。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良子边说边抬起了头，“我不是来看你了吗？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谢谢你。那么，你是原谅了我吗？” “别说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不过……” 良子说到这儿，两眼又流出了泪：“就连我母亲也不让我来这里。” “你没有打胎吗？”上田宏问。 良子默默地点了一下头。她没有告诉上田宏人们对她的劝告： “杀人犯的孩子还是打下来好。现在打胎也不晚。” 这一对恋人一定要把恋爱之果生下来，这可以说是恋爱超时代的特征。 上田宏想：澄江来到旁听席上，是因为她原谅了自己。但他对此并无信心。对于上田宏来说，一切都已经不得而知。自从作案以来，他与其他人的关系都无可奈何地改变了，跟良子也是同样。但他可以对良子说道：“请原谅我。”可是，对澄江又该怎么说好呢？ 据良子说，澄江半夜突然起来，喊道：“即使他谁也没杀。” 上田宏也做过一个梦，梦中因为初子还活着。所以他还要杀死她，于是初子的脸就象小孩似的，从眼前消失了。但她几次地站起身来，向他伸出了手。 “啊——啊——！”上田宏这样喊着，醒了，发现自己在笹下拘留所。寒冷的单人牢房的墙壁倒是把他从恶梦中拯救出来，他认为：直到接受制裁、重新生活、做出补偿为止，这样的恶梦是决不会结束的。他在检察官调查证据材料时所以采取协作的态度，就是想接受惩罚，摆脱心灵上的痛苦。 但是，在法庭上，他一看见旁听席上的人就感到非常可耻。他心中有很多话想说。面对着单人牢房的墙壁，他虽然事先准备了很多话语，但一看见那些人的脸，一切就全变了，讲不出来。审判官和检察官，对他来说好象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感到自己与他们之间有一道万丈深沟。 对于父亲喜平也好，对于花井先生也好，也只能致以暧昧惨淡的微笑。 上田宏终于又戴上了手铐，在看守的押解下，从门口消失了。他一消失，旁听席上的人也开始走了。 喜平和澄江都不清楚审判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通过公开审判所知道的是，不仅要问上田宏杀死初子的罪，而且还要问他是怎样准备杀死初子的。 “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呀！” 喜平在一行人的前头，一边向走廊方向走着，一边哀叹着。 菊地辩护人此时对安慰被告的家族的方法是注意的。 “先生，怎么样？”良子问。 “还不清楚。判决是由审判官判决。不管怎么样，咱们到那边喝点茶去吧。”菊地回答说。他心中清楚，此时自己能做的也只有把他们请到茶馆，跟他们闲聊聊，松口气。但是，良子又问道： “判决是什么时候？” “如果顺利的话年内就能判决吧？”菊地回答。他也知道，自己是无法把在此之前一个人很快离开走廊的喜平叫回，因为他想一个人呆着，不想见良子和澄江，也不想再参加这个审判了，他一定在心中又一次感到这太不光彩了。但菊地也十分清楚：到下次开庭审判的时候，他也决不会猫在家里不来。 菊地辩护人把他们领到附近茶馆时，就不见喜平。良子和澄江说要马上回金田镇。由于怕先回去的喜平对自己和良子、澄江在一起在金田镇散布流言蜚语，所以，菊地也没有硬加挽留。 这期间，在审判官室内，谷本审判长跟两个审判官就检察官的冒头陈述的情况和辩护人的态度闲谈着，交换看法。 谷本法官中午饭总是吃荞麦做的面条，所以，其他两个候补审判官也只好跟着订了荞麦面条。 冬天是素汤荞麦面条，夏天是盛在小竹屉上的炒荞麦面条，区别也只是如此，但整年都吃荞麦面条是定规不移的。横滨地方法院正进入午休阶段。 第六章 律师 <er top">01 澄江和良子乘公共汽车回金田镇后，菊地律师把花井先生领到南京街中国饭店。这一天，他只有一个跟别的依赖人于下午三点在东京事务所的约会。因为，只要三点前赶回东京就行。 战后的东京美国式的中国饭店多了，因此，特意从东京到横滨南京街中国饭店吃中国风味的人也多起来。不过，最近神奈川县高尔夫球场剧增，那些众多的高尔夫球球迷们，由于留恋味浓可口的中国饭菜，也常常在打完球回家途中来到南京街中国饭店。打高尔夫球的人一般都是象菊地这种年龄，都熟悉南京街。 菊地和花井来到一家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饭店，一坐下，菊地便问花井： “你父亲最近身体好吗？” 花井先生家从祖父起就在涉谷道玄坂开洋货店。战争中，花井才随父母疏散到祖母的故乡金田镇。这可以说是成为金田中学老师的起因。他是家里的老儿子，随父母在金田镇定居后，由于战后缺少教师，便当了金田中学的代理老师。这样，便不知不觉地成为金田中学的老人了。 他父母因此常常叹息，说道：如果他回到东京，也许会象他哥哥一样，在公司找到一个好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在金田镇看着厚木美军基地附近的农村变化的情况长大的的他，却认为对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进行正确的教育是自己的使命。 花井今年三十五岁，身体矮小、羸弱，因也有人怀疑他怎么会有那种扎根金田、立志教育的理想。他学过徒，在战争中和战后的严峻岁月中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怀有崇高的理想。但对于这种理想，象菊地这样战前派的人也不理解。 在中学，他一直担任上田宏那班的班主任，对上田宏最了解。因此，他不能想象象上宏田那样老诚忠厚、聪明伶俐的学生怎么会干出那种蠢事。他坚信其中必有其重大原因。他之所以热心地拜托菊地律师，说服其家长聘请高明律师，原因就在于此。 “嗯，家父还是那样健康。”花井回答说。 “还钓鱼吗？” “相模川已变成了采砂场，没有地方钓了。对此，他满腹牢骚呢。” “重吉过去就是一个发牢骚的专家啊！”菊地说完笑了。 重吉是花井父亲的名字。花井的母亲伊都子是菊地律师的堂妹。 菊地老家在山口县，从祖父起就到了东京，是个世代管农业的官吏之家。因此，他在大学选学法律也是很自然的。由于他景仰崇敬京都大学法学系某教授，便选择了京都大学就读。从此，跟东京的感情渐渐地淡漠起来。这样，便跟他大都从事民间公司工作的兄弟不同，走上了一条司法官之路。 开始，他在东京地方法院预审部工作，但战后一直在地方法院工作。在法院也有因学阀或派阀关系而被排斥、不得志的人。 菊地大三郎作为一个审判官判刑轻是很有名的。从总的看，日本法院判的刑在世界上最轻。但总是轻，就会跟上层人物发生矛盾。这也是很自然的。 当他在福冈地方法院工作发现自己已处于没有希望的地位时，便当机立断，改行做了律师。 当律师自然要在东京当。他与曾经是东京地方法院预审部的同行、早已转行的一个人共同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直到今天。 <er h3">02 “前途怎样？”花井把端来的鲍鱼汤一边往盘里拨，一边担心地问。 菊地本身不想在法庭之外谈论有关案子的事。但也清楚地了解有关人员的心理：在脑海里是很难排除案子的事的。 “前途？这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啊。往最坏说，是单纯杀人。” “能判为死刑吗？” “难得的是，从日本以往的案例来看，唯独杀人犯判的最轻。如果不是强盗杀人或强奸杀人，就不会判为死刑。特别是，上田宏还是一个十九岁的少年，即便是确定为杀人罪，检察官的求刑顶多为十二年，不会再多了。” 搜查部的检察官在提出起诉书的同时，附上求刑，此乃是一般惯例。 在审判最后阶段，申述意见、求刑的是出庭的检察官。但究竟判什么刑，多少年相当，却代表着直接调查此案的搜查部的检察官的意见。 出庭检察官一般不会硬行改变搜查部检察官的求刑。不过，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侥幸的问题。少年杀人犯，如果检察官求刑为十二年，那是相当不轻的。 以上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上以“老规矩”这个词语为代表的一系列的惯例。如果不是极特殊的案件，是不会脱离这个轨道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旧框框，令人乏味。 出庭检察官的求刑。要是某个重大案件，必定在报上报道。因此，对读者来说，也容易产生一种被告应当重判这一先入观。而且，对于不看或漏看判决的报道的人来说，其脑海里就只存在检察官求刑的情况。 也有人流露出这种意见：没有检察官求刑这道手续好。从英美或新刑事诉讼法的当事主义者来看，到立证犯罪事实为止，检察官的作用就算结束了。这是考虑到反正最后判断得由审判官来做，所以，用不着再费二道手续。根据惯例，判决时再对求刑打二折，就更是脱裤放屁的事了。 但是，审判官中也有人主张还是象历来做法一样的好。这是因为：检察官是属于整个国家性的组织中的人，熟悉、了解在何时何地发生的案件，又是怎样判决的。而在这方面审判官则是望尘莫及。顶多有能力参考自己以往所判过的案子。因此，为了保持在判刑方面的合理性，由检察官求刑是必要的。作为另一方的当事者审判官，听取检察官的意见也是合法的。 检察官调查被告情况及其犯罪事实。从弄清案情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创造者。而辩护人挑检察官办案方面的缺点、毛病，是实际监察者。因此，最后下判断、做结论的审判官应当了解检察官的苦衷。——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检察厅。 对于杀人罪的刑罚，在现行法律条文中规定，是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三年以上徒刑。所以从三年开始，是因为包括最轻的杀人犯和杀死婴儿的杀人犯在内。一般来说，日本刑法规定较宽，所以，检察官求刑和审判官判刑的范围也不得不放宽。 在英、美、法，杀死婴儿的犯人按另罪处罚。其杀人，也分谋杀、误杀、伤害杀人等几种。陪审员做出有罪的判决后，审判官也只是根据条文机械地宣判一下而已。在英、美、法，杀人犯大抵都判为死刑。这种做法主要是出于“杀人必偿命”的报应思想。但在日本，自从判刑要从教育犯人这一指导思想通行之后，根据案情轻重，减为无期或十五年。不是强盗杀人，强奸杀人，一般不判死刑。 从教育犯人这一角度出发使被告在监狱服若干年刑——这种判决，不是纯属于司法权的范畴了，而是一种“刑政”机关即行政上的处理了。在此，由作为行政机关的检察厅进行求刑，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以上谈的都是一些艰深的理论。总之，正如前所述，求刑实际上要打二折是一定的。但判决也未必就是不按检察官求刑要求。检察官要求判为十年，而审判官宣判为三年，这种情况也是很少有的。 这些有关审判的知识，一般人是无法知道的。审判时，审判官往往也受感情的支配，产生胆怯和紧张心理，特别是担心当做出某种判决之后，当事者和有关人员会怎么看呢？产生这种心理，其实也是很自然的。 此时坐在菊地面前的花井是一个老诚的中学教师，他对于城市周围的农村青少年的心理动向具有卓越的见解。尽管如此，对于这个案子的审判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却象无知的老太婆一样，感到惶惶不安。 花井把身子往前靠了靠，说道：“但是，我想，说上田宏想杀死初子才买那把小刀，这太过分了。他不是那种会有计划地干出杀人勾当的人。” 在此之前，他这句话也说过多次了。菊地也曾经多次告诉过他：“上田宏的交待材料尚没交到法院，但他所交待的似乎多少对他不利。”因为他在交待时说道： “我买刀子主要是为了搬家，但买刀子时，想过用这把刀子可以杀死初子，这也是事实。” “不论何人，如果对自己不利的唯一证据是被告人自己交待的，就不能判为有罪或判刑。”这是刑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这条规定，作为历来偏重坦白的立法者的极端表现是经常被引用的。然而，就在今天，拿到法庭上百分之八十的案件，也都是自首的。如果以刑法为基准进行审判，那就更加麻烦了。 有一种意见认为：法庭上的自我交待坦白，不包括刑法条文所规定的那种交待坦白。从前有过这种情况：松川案件中，由于其同伙的揭发而被判罪。关于旁证也是如此：即使可佐证的被告坦白的证据未必就能证明与他所坦白有关的构成犯罪事实的全部，但如果能保障其坦白的真实性，那么，也就足够了。由此可见，判决具有灵活性，可以看做是法院对于法的实际上的反作用。 在关于至少是罪体的重要部分方面，持有要求有旁证这种中庸意见者颇多，在法院方面，也认为有旁证很需要，这可以尽最大限度获得心证的自由范围。这种观点包含着职业上的自尊心。 总之，关于象有杀意这样的主观因素的确认，最后仅仅是根据被告的坦白交待材料。 上田宏刚在法庭上否认了自己有杀意。但是在检察官的调查材料中，如果他交待说有的话，那么究竟认定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这就全靠审判官的心证去定了。 关于以上详细情况，菊地律师不论是对上田宏的父亲，还是对花井，都没有说过。这是因为，在某种情况下，不告诉被告家属等人的实情，使之不抱有过分的希望，是辩护律师的一种自卫手段。也就是说，预防一旦辩护失败，会使被告从感情上认为这是辩护律师无能的结果。 关于承担上田宏一案，菊地倒不大在乎营业的得失。他只是想排除被告家属等人的感情上的干扰以及他们苦苦哀求的烦恼，使辩护工作顺利开展。 “我想，是能够证明上田宏没有杀意的，所以，你就放心吧。”菊地边笑边说，“买了刀子后，仅仅过了一个半小时，就在伺机中突然遇到初子，从而杀死了她。这种情况没有一个审判官会相信的。你就放心好啦。检察官虽然认为上田宏偶遇初子这种说法不合情理，并说上田宏知道初子那天去长后，但是并没有证明材料。‘丸秀’运输店主的儿子的证词在这一点上却是对我们有利的。” 菊地虽然为了安慰花井，说了些有选择的话语，但他真正想说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求花井办的事情。 菊地打算要求法院进行实地调查一番。在此以前，他也想到金田镇去一趟，亲眼看看现场和环境，然而，现在他在地方法院还有两个案子，在东京还有三个案子，所以，眼下是无法抽身的。因此，他就想请熟悉金田镇情况的花井帮忙调查有关事宜。 “你没有到过初子开的那家‘味美’饮食店吗？” “遗憾得很，没有到过。” “那家饮食店的顾客中出来两个证人。这些证人都旁证说上田宏呈有杀意。六月二十日和六月二十七日说是看见了上田宏跟初子发生口角。一个人是流氓，他叫什么名字来了？” “宫内辰造。” “对对，就是那个宫内。他住在长后。初子被害那天他在见到上田宏前见过初子。检察官肯定要传讯这个人，跟他商量证词的问题。他要是说上田宏有杀意是二十日，那么，这个证词可是够份量的。受不了啊。因此，我希望调查一下这个人周围的情况。” “我能行吗？干那种事情？” “不，我现在不是叫你当侦探。在法庭上为了粉碎对方的证据，得出有利于己方的结论，我想事先得到他的有关情况。另外，还有一个证人。” “叫多田三郎。” “据说这个人在案子发生的前天晚上看见过上田宏一个人到味美饮食店把初子领出来。他是这附近一带的一个工人。” “是厚木市河对岸正在建设中的工厂的工人。” “这个人你能不能替我了解一下？譬如说，他的家庭关系怎样？是一个怎样的人，是由于什么原因经常到味美饮食店的？这些只要大体调查一下就可以了。另外，我也想了解一下味美饮食店的财政情况，譬如说，有没有借款？或者是存了多少钱？这些情况问一下澄江就清楚了吧。” “问问良子倒是不成问题。澄江由于这次案子，精神受到刺激，恐怕问不出什么来。” “至于怎样问，你觉得怎么问好就怎么问。只要替我问一下就行。另外，还希望他了解一下整个金田镇的人对此案的反映如何？他们都怎么看？总而言之，凡与此案有关的情况，我全想知道。” “这对我可真是个难题啊。恐怕我力不从心难以胜任，”花井好象缺乏信心。 “你能行。”菊地鼓励说，“在法庭上要说提出证据全面而详尽，英国审判情况要好些，但日本的检察官几乎是做不到的，只是单纯地把构成犯罪事实集中到几个重要部分。象松川案件那样的错判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原因就是在此。” 菊地大三郎一边吃盘中的肉丸子一边把谈话内容转向与案子无直接关系的玩弄学问方面来。这也是使有关者摆脱当前不安的一种方法。在谈话中，菊地非常注意自己的话语要给予对方以安心感，他继续说道： “而且，目前流行的所谓‘集中审理’的方法，其缺点也在此。有人说什么事前准备明确了所争之点，这就节省了法庭审判的宝贵时间。但节省法庭时间与被告有罪或无罪，二者相比哪个重要？放弃对各种情况的调查研究，倒是使案情简单化了，但是，这中间却最容易产生误判。” “可是，按现在这种马拉松式的审判方法，一两个月才开一次庭，我想也是个问题，这就使案子无限期地拖下去，没完没了啦。”花井说。 “这倒是。为了清除此种弊病，昭和三十六（一九六一）年，修改了规定，但当局这种修正，我认为又有点过分。一天就结案这话听起来动听，实际呢，这适用于盗窃或放火案等小案件的实际情况。而对于大案件，一周内就要结案，这对于同时担任几个案子的辩护律师来说，那负担可就太大了，完成不了。第一，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将不适应。检察官事先要跟证人商量证词，虽也需要时间，但还算好些。但辩护律师讯问证人，提出反问，能够一一驳倒其证词的，说这种律师在日本没有，并不是夸大其词。我认为从现状来看，用集中审理的办法对被告是不利的。” “这样说来，上田宏的案子不是用集中审理的方法倒是件好事了。” “是这样。审判长对集中审理也不积极，这至少帮了我的大忙。集中审理主要是始于东京地方法院一些有才气的审判官们。但不仅辩护律师反对，就是检察官中也有反对的人，因为对上面有反感嘛。他们把此看成是最高法院中那些专门爱抬轿子的审判官效忠上层的表现。” 对于这些专门的内情，花井听后只产生一种“原来如此”之感。同时感到菊地能够考虑到上田宏受教育的环境、家庭情况及其他一切，这是很难得的。 “例如说，担任松川案件第二次重判的审判长门田有个很微妙的发言。他说道：‘一台货车的证明材料只反复读过三、四遍，这对发现其中的真实情况并不充分。’这句话可理解为：在法庭上只听一遍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其真实情况的。门田审判长虽说是一位阅读证明材料直到深夜的老审判官，但他的话却有一面之理。” 时间已过一点。在午餐时间的南京街中国饭店里除了住在附近的中国人顾客外，几乎没有日本人。因此，在这种环境中谈论这个特殊的案子是适宜的。 花井虽然想继续听听所尊敬的菊地律师的谈话，但不能不想着午后的课的事。今天上午，他是特地向学校请了假来旁听的。他感到：午前就让别的老师代课了，午后再让人家代课就不好了。 菊地见花井看了一下手表，立即意识到该走了。他说道： “好，我也得赶回东京了。你把这点礼物带给你父亲。”说着，把一盒东西交给了花井，把另一盒带给自家的装进手提包里，站起身来。 他们来到饭馆门外，狭窄的南京街的路面，立刻出现秋阳照射在他们身上投下的两条黑影。菊地叫住正好路过门前的出租汽车。他们上了车，向横滨车站驶去。 “只有调查清楚了心中才会有数。因此，与其呆着干着急，不如千方百计弄清事实心里才踏实。”花井说。 “我最近也要去一趟金田镇。你大概得花多少时间能搞完？”菊地问。 “尽量早些。打算就在两三天内提出调查报告。” 听了花井的话，菊地笑了，说道： “用不着那么急。这周搞出来就行。我这个星期天去看你父亲，顺便到你那儿去，在此以前你要把材料搞齐全。” “懂了。” “总而言之，你别担心，别担心。回去后，代我向你全家问个好。”菊地把这些话反复多遍之后，便跟花井告别了。但是，事情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乐观。 象上田宏这样单纯杀人的案件，检察官的求刑大致是十二年。但从冈部检察官的冒头陈述中，菊地感到可能还要多。 菊地从花井那里了解到上田宏的性格、家庭环境和本人情况以及在拘留所看见上田宏时所了解的一切之后，就更坚信了上田宏没有杀意。他虽然也主张是过失致死，但主张伤害致死——这就使案情变得相对轻些，从而对被告更有利。这样，对战前具有十年预审检察官经验的菊地来说，检察官会提出什么问题，是估计到了的。 由于检察官在冒头陈述中的强调而注意到的一点是：上田宏的上衣没有沾上血。关于这一点，检察官是这样描写的：他一边注意不使血溅上白色短袖衬衣，一边向被害人刺去。而上田宏也正是这样交待的。 事情具有两面性。上田宏跟良子在当时那种狂热恋爱中，对于他们将要有的孩子表现出异常少有的要哺育的执拗和热情来。这无疑是会给人以好的印象。但由于思想方法的关系，也有这种可能，即：要子之心欲强，干掉劝他让良子打了胎、妨碍他们二人同居之心则愈坚。 上田宏在校学习期间成绩优秀，工作之后又没有跟工友吵过嘴，打过架，这一点是很有利的。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急了眼就会勃然大怒，不顾一切后果对初子动武。——这样的证明材料也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也完全可以推定：上田宏如果不经过相当的考虑的结果，是不会干出杀人的事来的。冈部检察官所以在所提出的证明材料中没有上田宏工作单位的工友的证辞，令人感到其原因至少在此。 上田宏开始向警察官交待说，由于一时火起，所以，作案前后情况不记得了。这样的话，他也对菊地说了。在法庭上他也是这样陈述的。然而，他在对检察官的交待中说的是那样详细而具体，说什么一边注意不要让血溅上衬衣，一边用左手抱住初子身体，向她刺去。但菊地清楚地知道：犯人在检察官面前的交待是很容易上检察官所设下的圈套的。 有明显的动机，掩盖尸体，五天后毫不在乎地跟被害者妹妹同居，所有这些都是确定案情的一系列的重要行为。因此，把这个案子看做是被告有意识有计划进行的，作为检察官来说，可以说倒是根据一般的常识。 如果说，一时火起，那么，上田宏的身上就一定溅上血，这也是常识所告诉人们的。但是，在他跟大田吾一老人相遇时，大田老人却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常现象，服装整齐，衬衣上没有血迹，只是裤子内侧沾有一点点血。这些反常现象对被告是很不利的。也是菊地律师当前所面临的必须排除的一大障碍。 “怎么？你刺杀初子的当时情况不记得了吗？” “我实在记不起来了。”面对菊地的讯问，上田宏只是这样回答。 菊地辩护人于通往东京的横须贺线上的车厢里不禁回想起与上田宏的一次对话。 为什么他的上衣没有溅上血？这是菊地所必须要弄清楚的问题。他一边眺望着车窗外京滨工业地带的风光，一边反复捉摸着这个疑点。他想：如果自己是此案的审判长将会判多少年的刑呢？如果判为伤害致死罪，就是三年左右，但这样一来，检察官一定会提出上诉。这中间又要花上一年半时间。如果在第二次审判中，这一判决完全被推翻，那么，既然是辩护人，那么就得上告。即使得到重新审判的机会，全部结束此案也得化八年的时间。因此，与其这样，不如接受检察官的意见，承认其杀人的诉因，使之酌情判为五年左右的刑，对被告来说，出狱后仍不失去青春。 持有这种想法的审判官除了他不知还有没有。但他在大坂地方法院工作时，曾经在审理一流氓打架案中，出于这种考虑，没有认定被告是过失致死罪，而接受了检察官所主张的伤害致死罪。按照这种意图，主张现在的被告人为伤害致死罪，他想，这反而便自己不难处于不利地位。 （但是，上田宏的案子跟流氓打架不同。罪名对于被告人，前途有很大的影响，杀人与伤害致死的区别虽说在专家之间看来并不是很大，但一般来说并不等量视之，可以认为：杀人罪比起过失致死罪、伤害致死罪要重得多，二者有着着质的区别。） 菊地认为：如果自己是审判长认定伤害致死罪的话，还是可以通得过的。因此，他想，现在主张被告是伤害致死罪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想：即便是自己的这一主张通过了，不知何时还会被告到最高法院的。一想到这里，菊地的心中又感到一阵不安。 菊地对于不承认英、美式的检察控诉制度，以前所以感到有魅力，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事例。虽然拥有庞大的搜查机关，但检察官如不能立证证明有罪，就应当负有责任。这是菊地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但他认为：不应当为了面子而在牺牲被告利益方面反复争论。 “我从开始当审判官时起也许就持有辩护人的立场吧？”菊地喃喃自语着，苦笑了一下。 菊地过去曾作为判刑轻的审判长是有名的。但这不是出于温情主义的思想。在他看来，尽管监狱里众多怀有善意的人们的努力，但比起改造服刑者的人格来，还是成效不大，服刑者出狱后再犯的可能性还是很大。他认为：还是把不会再犯的服刑者尽快地送往社会，这不论对社会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是有利的。 但是，先辈曾经告诫他：审判官考虑检察官的想法和考虑被告人情况是邪道，审判官只要根据自己的良心执法就可以。这样告诫菊地的审判长不是别人，正是菊地妻子的父亲，当时他是长野地方法院的院长。在他进入大坂审议院后不久便去世了。这是战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对于放弃二十年审判官经历的女婿改行当律师一事无疑是定会反对的。 律师中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象花井卓藏那样传说中的人物是很少有的。多如牛毛的不值钱的律师中，也有给暴力团当顾问的人。总之，其生活方式是千奇百怪的。对于这些律师来说，由于巨大的利害关系，很容易产生自然腐败堕落的机会，特别是在民事刑事案件中，有的律师为其有关者制造假证据，因而受到警告的处分。 战前，律师考试要比审判官、检察官考试简单、容易。在法庭上，审判官和检察官的坐席也比律师的坐席略高一等。就是在今天，在审判的时候，审判官们也往往以轻蔑的语气说道：“律师他懂个屁！”菊地的岳父，可以说就是属于瞧不起律师的一个审判官。 当然，在新的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律师发挥的作用大了，因此，其地位也提高了。但是，在菊地三年前改行当律师的同时，总免不了有一种低人一等之感。在电车中遇到一般熟人时，有时他不能不感到对方对自己寒暄的方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方式，如果是在他当审判官时，是绝对不会有的。 他尽力避免自己因过去当过审判官而容易出现的一种傲慢态度。他觉得自己是以学生式的磊落豪放的态度对待人的。这种态度作为律师是适应的，但也未必就会受到对方的理睬。这是因为对方知道他过去是审判官，所以认为他不过是在故意装腔作势，讨人接近罢了，同时感到：他的那种态度也是他背后的权力所致。 在他当审判官的年代，经常应邀会餐，在就餐结束后，总是在饭店门口乘车回家。招待人把车开到门口停下之前，总是从窗口望着他热情打招呼。然而，自当了律师之后，虽然应邀参加类似的会餐，用车接送，但只在车外说一声“保重”便马上背过身去，向门里走去。这也是当审判官时代所绝对没有过的事情。因此，心中也不免产生一股凄凉之感。当然，这种情况，在他考虑当律师时也是想过的。 “你现在是我的顾客了。”菊地一开口就是用这句开玩笑似的话来迎合对方心意。因为这是有意识讲的，所以，他也不感到难为情。但是，当对方态度突然意外地出现某些变化时，他才感到有些尴尬。 菊地当然知道：如果把对方的傲慢不逊的态度放在心上，就当不了律师了。他也清楚：他那段当审判官的经历，在获得顾客信任方面是有利的。过去，他曾写过面向学生的有关刑事诉讼法方面的论著，也担任过某私立大学的讲座。他用退职金和预支的稿费在世田谷买了一所房子，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七岁。 他的家比福冈官坻狭窄些，但毕竟是自己的房子好，手脚可以自由自在地伸展。 大儿子行雄不象他，个子矮小，肩宽，胳膊腿结实，长得好象是一个斗士。他来年就要考大学，但对橄榄球着了迷，根本不学习，这一点，是菊地所难以想象的。 《少年不良倾向的问题》一书中说道：“所谓斗士型就是指少年流氓的典型身体。这些人不爱学习数学，但爱好国语。”这段描写对行雄是再恰当不过了。 行使国家权力的人的子女中往往出现以违法为快的人，这在菊地看来，是近代社会的一种畸形。高级警察官的儿子，也有扎吗啡惯犯。他想：审判官虽然象检察官、警察官那样拥有直接权力，但也是有一种仲裁之权。因此，他坚信：不当审判官选择自由职业这对儿子的身心成长应该是有积极影响的。他所以承担起上田宏的案件，当然也是由于远亲花井的特别要求，但就他本身来说，也想通过研究上田宏的案子了解一下自己很不了解的大儿子的心理活动。 在少年犯罪增加已形成社会问题的今天，他相信，研究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的，和一部分战后派律师一样，他并想成为宣传机器的对象，为了出名。他所以接受报纸上所报道的案件，是感到对丰富自己的经历有帮助。这一点，不论对审判官还是对检察官都是同样的。 检察官所办的案子中，一百个顶多有一个是杀人案。冈部检察官把此案说得十分严重，这实际上正中菊地下怀。菊地相信：从依赖花井调查的材料中，一定会发现对己有用的东西。根据大致读过的调查材料，他相信这个案子的根子，正如花井所说，在于战后十六年靠近城市周围的农村环境之中，为什么会产生象初子那样的女性？上田宏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这些，与农村经济文化的变化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的。 菊地思忖着，决心不管怎样，在这次审判中，一定大战一场，不获胜利，决不收兵。列车已进入东京近郊密集的街道中。他坐在车厢内，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这时，他已经忘记了他开始的认识：如果主张争取伤害致死罪，那么就会使上田宏丧失八年的青春时光。 第七章 被害者 花井老师快到两点时才回到金田镇，只赶上上最后一节国语课。他在上课时没有向学生讲自己去旁听上田宏一案的审判的事。虽说在小小的镇子里，这种事迟早会被人知道，但是，他认为在教室里，对这种事还必须慎重，不讲为好。过去，就连他帮助喜平请律师一事也引起了一部分家长的不满，并为此被叫到校长室受到一阵训诫： “为原来教过的学生东奔西走是你的自由。但在金田镇人多口杂，什么想法的人都有。所以，希望你不要在学生面前讲那种事情。” 花井本身也知道，为上田宏一案，不少人对自己是白眼相看的。上田宏一案不是象推理小说，存在于书本之中，而是的的确确存在于现实之中，存在于金田镇之中，而且，是伴着血和尸体。不论上田宏过去是怎样无可指责的好少年，即使他的行为是“一时冲动的结果”，但毕竟由于他失去了一个生命。 即使有病，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死的。身体各部分通过一种微妙的活动，便保持着生命。要想破坏身体各部，使之丧失生命，如果不施加相当暴力是不可能办到的。 如果没有想要人断气的意思，人是不会自我导致死亡的。那些什么“打中要害”啦、“一时失手”啦等说法，只适用老年人。初子则是年轻力壮，身体健康。 就是现在，金田镇的人通过晒泽时还叨念说道： “那边，就是上田宏刺杀初子的地方。” “在那边杉树林中，初子尸体放了五天，听说胳膊肿得象个棒子似的。” 金田镇过去没有发生过案子，因此，这次案子给人们以巨大的震动，直到案件发生后三个月的今天，人们心中的余波仍然未平。因此，校长不许花井对学生讲有关此案的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上田宏家属来说，对于澄江来说，不用说，都不想谈论或接触此案的事情。喜平打那以后在厚木喝完酒回家的时候多了。澄江的旱地里，旱稻仍然在那里没有收割。 花井决定在第一次公审的当天拜访被害者家属，但这天使他感到有点打醋。然而，他想尽快了解到有关案子的情况。他自己对自己说道：不利情况笼统地向对方说一下也没有关系。过了四点学校放学后，花井便步行向金田镇南面的坂井澄江家方向走去。他想首先问一下初子开的味美饮食店的财政状况。 寡妇坂井澄江家位于金田镇寒川一岸。这条河很小，从隔着长后和金田镇的丘陵地带流出，注入相模川。在寒川的岸边，有一所围着竹篱笆、以稻草为屋脊的房子，这就是澄江的家。 这所草房是她公公留下的。靠河边有八反稻田，靠房屋有三反旱地，都是坂井家多年来一直耕种的土地。战争末期，丈夫应征入伍，战死在南方战场，一个时期曾让本家种过。 由于人手不足，从战争中和战争结束后金田镇商业发展的时代起，澄江就没有得到什么实际恩惠。接着出现了耕地机，方便了，种地一个女人就可以轻松地把那点地种完。这时，农民们就变成了赚不了大钱的其他职业的人了。 澄江生初子那年，虚龄才十八岁，所以，这时才只有四十岁。 经在寒川这岸拥有一大片土地的一家本家的介绍，澄江曾经跟邻村远房亲戚的一个男子在自家结婚。但这个人是个花花公子，把家里衣柜里的衣服倒出，又把三反土地偷着卖掉，跟平塚咖啡馆的一个女人私奔了。由于这个沉痛教训，澄江再也不想找男人了，便与两个女儿相依为命，过着寡妇的生活。 长女初子随着年龄的増长，不愿意干农活了，她在厚木美军基地的一家货店里当售货员。这时，她的后父尚在。初子晚上下班时，献媚的美国兵经常用吉普车把她送到家门口。但一个夏天的晚上，她回家很晚，回来时西服满是泥垢，头发蓬乱。此间，她跟美国兵也经常发生纠葛，对此，澄江很快明白了这其中定有缘故。 澄江追问女儿根由，但初子的回答总是吞吞吐吐。于是，澄江诈她说道： “到警察去告他们嘛！” “不行呀。他们根本不理我们。”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初子一下子说漏了嘴。 其时，她的后父正在里屋喝酒，听见她的话插嘴讥讽说道： “是啊，是啊。就是告到警察那里，也不会理你的，因为他们知道，你下班时经常请美国兵用车送嘛！” 听了这话，澄江大为不满，于是跟她吵了起来。两三天后，初子也私自离家出走了。村里人相传说道：她被后父强奸了，她离家逃走是讨厌她的后父。也许为了报复，她后父就极力赞扬美国兵的所为。后来，澄江收到初子从新宿工作地点寄来的一封信，在回信时，她告诉初子说道：如果不想回家也可以不回来。其原因可能与她后父有关。另外也是由于跟美国兵胡搞的姑娘，在村中是根本没有人要的。 初子的妹妹良子比初子小四岁，渐渐大了之后，到茅个崎洋货店工作。这时，澄江要求她永远留在家里帮助自己料理一下农活。然而，那时的金田镇的农家姑娘，初中毕业后不到别处工作的人是没有的。由于当时姑娘到了成人就烫发和穿高跟鞋已经成风，所以，良子自然随大流穿上高跟鞋、烫上发了。其结果，良子才倒了如此大霉。对此，不论澄江如何叹息，也无可奈何了。 一年前，初子突然回家，并说要在厚木站前开一家饮食店的时候，澄江的心情是“随你的便吧”。因为，女儿们反正是不听自己的话的，趁早死了管她们的心算了。 不过，作为母亲还希望初子住的尽量离自己家近点好。她想：如果她们能够自立，不也是很好吗？ 但是，初子可不象母亲所想的那样。最近由于她干脆住在店里不回家，所以关于她的谣言四起，使母亲澄江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澄江绝望地想：我的幸福自前夫死后就结束了。只是，她没有想到初子被杀、良子又与杀人犯同居、怀孕。 初子完全变坏，这使澄江怀疑她是否是自己的女儿，因此拿她并不亲向，但是一想到她变坏的根由是后夫在时，她接触美国兵造成的时候，又感到女儿似乎是挺可怜的。 十五六岁以前的初子虽然性格稍微倔一点，但跟良子一样，是个性情温柔的好姑娘。长得象爸爸，高鼻梁、浓眉毛，白白净净的，逗人喜爱。澄江曾想过：这丫头一定会找一个好女婿。 澄江很后悔，初子离家出走时，正尽顾劝后夫不要离开自己了，而没有做女儿的工作。因此，她感到对不起女儿。所以，在她旁听第一次上田宏一案的审判时，并不象良子那样原谅了上田宏。只是不论好也罢坏也罢，上田宏毕竟是良子腹中六个月婴儿的父亲，即使是杀死姐姐的犯人，良子似乎也不怨恨他。所以，澄江又想，要是自己永远记恨上田宏，那么，对良子来说，也是很可怜的。 但是，当她在法庭上一听到检察官说上田宏买小刀是为了要杀初子这句话时，心情还是厌恶、怨恨的。当一谈起初子被杀，她头脑就发胀，话也说不出来了。在庭吏拿出初子的血迹斑斑的衣服时，她甚至想：“要是不来多好啊！”不忍目睹。 不过，在法庭上看见上田宏的头不断地颤抖时，憎恨他的心情还是渐渐地淡薄下来。这是因为她想到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啊。她心中叨念着：即使把这个孩子处以死刑，初子也不会生还了。上田宏在退出法庭时，跟澄江打了个照面，当上田宏的目光对着她的脸凝视时，深深地向她低了一下头，从而给澄江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但是，当澄江跟大家一块坐上回家的公共汽车时，一想到法庭上展示初子衣物的场面，她又憎恨起上田宏了。心想：不能饶了他，这对不起初子。这时，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九月的秋风摇曳着道路两旁泛白的稻穗，相模川那方宛如玩具的厂房，在西斜的夕阳下闪烁着白光。夕阳照射在远处丹泽山脉，染红了云彩。花井先生沿着田间小路，向澄江家渐渐走近。 澄江家住的村落叫做“淀”，是个小村庄。它座落在一条流自东边丘陵地带的叫做田边川的河边上。其村名的由来，是由于该河在绕过建有纪念太平洋战争的死难者的忠魂碑的小山岗的脚下时形成的一个小淀。 围绕忠魂碑的染井吉野树的树叶已提早开始由绿变深褐色。面对通向忠魂碑的石阶，有一座木桥，是与忠魂碑同时建成。过了小桥，就是淀村。放学归来的四、五个中学生正在凭桥栏俯视水面，有一个孩子已跳进水中。 中学生们一认出花井老师，便一齐脱下了帽子。 “能抓到鱼吗？” “鲫鱼。”一个学生回答说。他手里拿着一个自编的网，是花井老师那班的二年级学生。 “现在已不能游泳，会把肚子搞坏的。”花井说。但这不过是形式上的训诫罢了。因为，他知道这一带的孩子是游泳迷，身体强壮，不会把身体搞坏的。 “放学后不能玩，应赶紧回家。”但这句话对金田镇的孩子们也是不适用的。花井教上田宏时，上田宏也是象这些学生一样的年龄。 “他是那样的老实，怎么能干出那种事来？”面对着眼前的中学生，花井不禁感慨地想。这种感慨，自从那案子发生以来，花井不知发多少了。此时，他不禁又回忆起上田宏在学生演讲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林肯的演说获奖时的胜利者的姿影。 花井老师修改过上田宏的讲演稿是事实，但他对其他学生的讲演稿也修改过。然而，上田宏的讲演稿却与其他学生的不同，花井老师只是改动一下个别词句。为此，他在同行面前感到很自豪。特别是，上田宏在自己的讲演稿中，关于林肯是怎样为北部企业家的自私而烦恼这一部分的概述，显示出一个中学生所罕见的理解能力。 “我不理解，不理解啊！”花井叹息着。 花井知道：自己竟然站在犯人一边帮助犯人，这在一部分家长中是没有想到的。有时候，他自己也好象有点可怕之感：“不管有何理由，总而言之，自己是在为一个杀人犯卖力呀。”“一个人倒在血泊中，失去了生命。你难道能闭眼不见这个事实吗？！”这种在他内心中的痛苦矛盾的感情，特别是快走到澄江家门口时尤为强烈。 澄江家是在一道堤坝的一边。这道堤坝是战后防御台风引起河水泛滥而修筑的。穿过金田镇跟街道相连的路原来是穿过淀村中心的。但坝上的新路因为没有弯，笔直，又宽，所以，人和公共汽车自然都走这条路了。 坝上道旁一片竹丛中，有一只散放着的羊。通过这只羊的身边，离路约有二米远的地方，就是澄江家的房后。花井来到澄江家的后门口叫道： “家里有人吗？” “有。” 听到这响亮清脆的声音，花井立刻知道这是良子的声音，只见她穿了一件肥大的连衣裙，鼓着一个大肚子，在厨房里忙活什么。 “呀，是老师啊。”良子说。她似乎很快就要变成母亲，她的眉毛稀疏，微笑时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让人看上去她是那样的年轻。 “你母亲在吗？” “嗯，在。” 五个小时以前，在横滨地方法院，花井跟她们刚刚分别。因此，良子对于花井的来访感到有点奇怪，她迷惑地望着花井的脸。但立即用不慌不忙、沉静的语调说道： “请绕到房正门进来吧。” 花井绕过杂乱地放着草席、绳子的厢房，走进农家宽敞的院子里。院子里有二、三只鸡边在啄食，边在搭有梯子和挂有农具的仓库门前来回走着。 从仓库到与邻居家为界的一排榉树之间，有一小块地。地里种着旱稻，由于今年天旱，地里的稻子已处于半枯的状态，仍然没有收割。这是因为：虽然该是收割的时候了，但澄江由于这次案件被弄得心灰意懒。 花井迈过门坎，沿着套廊向屋内走去时，澄江从里屋迎了出来。她上身穿了一件日常穿的衣服，下身穿了一件扎腿的劳动裤，头上挽了一个垂髻，看上去约有五十岁，相当老。在套廊上，她两手拄地，郑重地低下头。 “欢迎。承蒙您照顾了。” “不，不要客气了。”花井说，“我不是为了帮助你才来拜访你家的。我来这里还担心你是否欢迎我呢。” “哪里。出了这种事情真没有办法。我也养过孩子。所以，我也希望上田宏的罪尽量判得轻一些。”在澄江开始讲这一番话时，嗓子里好象堵住了什么东西。这一点，花井当然也听出来了。 “这太难得了。”花井也兴奋地说，“关于此案，我受菊地辩护人委托来向你打听一下有关情况，就是：听说初子的饮食店顾客不少，那么，她的营业情况怎样？有没有储蓄？”花井一边坐在主人为他拿出来的坐垫上，一边马上进入了本题。 澄江的脸色立即阴沉下来。对此，花井又一次感觉到跟被害者家属打交道的难处。他的这种感觉是与他处在拥护犯人的立场的困境紧密相关的。就他本人来说，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脑海中也不能不掠过这样的疑问道：对于上田宏到底有没有价值倾注全力为之辩护？难道他只是一个出自“排除障碍者”这种极端的思想才拿起刀子行凶杀人的天真的十九岁的少年吗？ “初子的饮食店经营的好坏，与案子还有什么关系吗？”澄江问。 “总之，菊地先生说他什么都想知道。”花井一边说一边回过头看着身后的良子。她端过茶来，就坐在套廊上。 “我姐姐没有储蓄，只有欠款。”良子淡淡地说。这时，澄江瞪了她一眼，其目光显得很严厉，好象在说，你不应说些对死者带来耻辱的话。 现在已经清楚：关于良子生孩子不生孩子的问题，姊妹俩发生争吵，并酿成了这次重大的案件。从良子的话中，也可以察觉出来良子对姐姐迄今尚有怨气。花井感到：原来良子的这句话是针对母亲偏袒姐姐而说的啊！ “是啊。做那种生意是很艰难的啊。”花井也一本正经地附和说。 “不。初子干得很好，饮食店很兴旺。只是……”澄江说到这不说了。花井抬眼看着她的侧脸。在她那阴沉的侧脸上，鬓角散乱的鬓发大多变白了，非常显眼，令人感到凄然。 花井渐渐开始后悔答应菊地搞这个调查。认为，至少不应当到澄江家来问她。他想：按照开始的计划，首先把良子叫出来问她就好了。他把目光移到院子中，默默不语，等待着澄江的回答。 这一带的农家尽是拥有土地一町二、三反的中农，每家套廊前，都有一个不大的小院。院的右边利用主要大道的高度做墙。只是垒上从相模川上流运来的岩石，并栽上挖来的榛树。房后载有从静冈县运来的茶树，大体上可供给家用的。花井此时喝的煮茶就是自家产的。不仅茶叶，在金田镇，就连鸡蛋、牛奶、蔬菜也都是自家生产，没有一个居民从商店里买。所以，鱼店和肉店是镇里唯一的食品店。 “初子借钱买了那所房子。”停了一会儿，澄江喃喃地说。（花井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事。） “听说她是用东京攒的钱买的。不是这样吗？” “那孩子对我也这样说，我当时也信了。可是，她死后我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澄江难受地说。 “一卖饮食店，债主就出来要债了吧？” “可不是嘛。有个债主拿出借据给我看，是十万日元。虽说饮食店连家具在内卖了二十万日元，但是初子过去一直没有付利息，所以，还得拿出相当一部分钱来。另外，她还向鱼和肉的批发商借过钱，这时也来要债。储蓄当然是没有的。那孩子太可怜了。她也有她的难处和不幸啊。她被害时，手提包里仅有三千日元，这便是她的全部家产了。”说到这里，澄江再也忍受不住内心的悲哀，用手捂住脸，哭了。 “妈！别说了。”良子说完也用手帕挡住脸。 “因为你姐姐劝你打胎，你就记恨她。但你姐打算给你钱动手术呢。可你还说她的坏话：‘没有储蓄，只有欠款！’你这样说老天爷会惩罚你的。” 良子用手帕捂住脸，呜咽起来。花井也落泪了。 “姐姐没有告诉我给钱呀。”良子说。 “即使不说，她是有这个打算的。你没有钱，这谁还不知道啊？！” “上田宏攒了五万日元，我们如果想不要孩子，还是有钱付手术费的。” “你可真固执！妈妈六年来一个人生活着，最了解你姐姐了。你想，她既然劝你打胎，就是要给你钱，没有钱就是借也得为你借。” “姐姐没有告诉我给钱呀。”良子从脸上移开手帕，露出泪痕纵横的脸，又重复了一遍。 花井理解了良子的心，知道她想说的究竟是什么。那就是：她不认为姐姐不想给钱，而是恨她为什么不早告诉她。如果早说了，上田宏的心情就会不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成了罪犯。此时，良子的心在惨叫着：“姐姐，你为什么不早说，不早说啊？” 看母女悲哀痛苦的场面，花井的心是不好受的，他把目光又移到不远的菜地。 从公平的第三者来看，不能想象初子会打算给良子打胎费用。但死者家属美化死者这种心情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初子究竟是否真有那种打算姑且不论，但家属就是这样认为的。这反映出家属对死者的怀念和祭祀之心。 花井早就想问一下欲问的问题。当他看到澄江不再那样哭了，就开口问道： “花子借钱的那人究竟是谁？”（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宫内。”澄江回答。 “宫内？就是那天初子要债的那个长后镇的宫内辰造吗？” “是的。就是那个宫内。” “我认为那天姐姐说是去向他讨债是撒谎。”良子从旁插嘴说，“她一定是去送钱了。” “就是说拿出钱来让初子开店的是宫内？”花井问。他心想，菊地要是听到这个情况一定会很高兴的。 “不，初子开店仅是个名义。不过，他确实有借给初子十万日元的借据。而且，宫内与花子……” 澄江说到这儿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话说透了： “他是花子的情夫。” “这，我也听说过。”花井说，“但过去，我并不知道他们之间还有一层金钱关系。” “不仅如此，他还送给初子衣服呢。”澄江一边说着一边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座垫。 “那孩子留下的衣物中，在他那里只剩下浴衣、裤子、梳装台三件。” “这太可怜了。”花井喊道，“如果你早告诉我，我就告诉菊地先生了。当然，菊地先生只是上田宏的辩护人，不过其他事情并不涉及到哪方。总之，是大家的事情，所以，你什么都可以对我讲。” “不，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孩子在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她回家来似乎是个错误，不应当从东京回来啊。” “那个宫内作为检察官一方的证人要出庭。所以，是一个很可疑的人。说是六月二十日良子和上田宏到味美饮食店时正好在场的一位顾客。” “嗯。那天晚上的事，我还记得呢。”良子插嘴说，“我和上田宏俩坐里边一个小屋子里旁边，喝着酒，说话时也很注意，声音很小，他不会听见。” “不过，也许后来初子把你们的谈话详细地告诉他了。”花井说。 宫内和初子的这种关系在法庭上还是没有暴露出来。他仅仅是作为一个目睹者证人被要求出庭的。 就花井所知，宫内辰造是从东京流窜到厚木与初子同居的。为什么会到长后来，其理由则不得而知。 “假如说初子开店的钱是宫内借的，那么，他和初子在这之前就认识了吧？” “嗯。初子在新宿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但详细情况，初子不想告诉我。”澄江回答说。 “宫内跟初子是一起来到厚木的吗？” “不太清楚。他可能来得稍晚一些吧。” “不能设想宫内会拿出十万日元。” “我觉得钱还是姐姐拿出来的。”良子从旁又插嘴说，“那个借据一定是与姐姐断绝关系给的赡养费的形式写的。而且把饮食店卖的一部分钱要去了。” “有这个男人，真是不幸啊。初子没有什么怨言吗？” “她不想说。”澄江说，“我一问她宫内的事情，她就不高兴。所以，也就没有再问。” “姐姐那时经常生气，说话总是带刺。” “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女人开店，心情不会是那样轻松愉快的。”澄江不满意良子说的话。 花井考虑到再说下去，澄江与良子母子俩好象又要争起来，便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道：“明白了。谢谢。菊地先生想了解了解实情，所以，把你们的话传达给他，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好，让我参拜一下初子灵牌，然后告辞吧。” 花井在来到澄江家后就一直想着别忘参拜初子灵牌。他想，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使澄江感到初子过去不论怎么说是有毛病的一个饮食店的女人，而这对澄江来说真是太可怜了，因此，他又一次产生怜悯之心。 听到花井要参拜初子灵牌，澄江脸上立刻又有了生气，激动地说道： “谢谢。我想，你这样做，那孩子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说着又用手指抹眼泪。 在里屋的佛坛上还放着初子的骨灰盒。良子想，在上田宏判刑之前，母亲是不想把它安放进墓里去的。但良子无论如何也不想在初子骨灰盒安葬之前在家生孩子的。她所以上午在横滨法院问菊地上田宏“什么时候判刑”，并听了菊地回答说是年内后放心，其原因就是在此。婴儿如果成长得顺利，来年一月份便可分娩。 第八章 证人 花井去访宫内辰造的家是第二天学校放学之后。从金田到长后不远，坐公共汽车才十五分钟。 公共汽车在相模川和境川之间的低矮丘陵地带的公路上奔驰着，车后掀起一片尘土飞扬。花井好久没有来这里了，他坐在车厢里，从车窗口眺望着窗外景象，感到这里的变化可真是太大了。 原有树林的地方，现已砍伐已空，变为平地，正要在那儿上面建设工厂，远处的地平线上，耸立着巨大建筑物的骨架，推土机在周围一带慢慢地移动；靠近公路的一旁，有一户酪农，牛栏里一头花斑乳牛正在那儿舒服躺着，与正在兴建厂房的工地景象形成鲜明对照。 前方的一条小河旁，有一块低矮的水田。汽车一过这块稻田，道路便是上坡。汽车开始进入长后镇。道两旁的排排房屋渐渐地被抛在车后，汽车马上就要进站了。 关于宫内所租的房子的地址，花井曾问过菊地。有家名叫米子的杂货铺就在离车站约二十米远的十字路口的一角。这家铺子杂乱地摆着蜂窝煤、肥皂、纸张和晾衣夹等，并在铺子的一角开有一个卖香烟的窗口。 “来一盒光牌香烟。”花井面对窗口说。 于是，从里屋走过来一个穿着肥大衫裤的约有四十岁模样的男人，冷淡地把一盒光牌香烟用手递出窗口，眨着白眼看了一下花井。因为他的眼光使人感到意外的刺人、讨厌，所以，花井也用眼瞪了他一下。花井一边付钱一边不动声色地问道：“这一带有一个叫宫内辰造的人，你知道吗？”花井已准备好挨对方的白眼。 “宫内吗？他住在二楼。”那人回答。 “那太好了。我是……”花井边说边取名片。但还没有等他取出，对方又立即说道： “不在家呢，” “什么？不在？这太不凑巧了。”这时那人已转身向屋里走去。于是花井对着他的背影赶紧问道：“他到哪儿去啦？你知道吗？” “不知道。” 花井想，他未必不在家，所以又带有央求的样子说道：“我是有点急事才来找他的，是有关审判的事。” “什么审判呀？” “是金田镇的一个杀人案件。宫内要出庭当证人。我是受被害者母亲澄江之托才来的。”这番话无疑是花井应变之词。 二楼响起开窗声。花井退了一步，向楼上望去。在用圆珠毛笔写的“米子商店”的招牌左边，有一个玻璃门，已经微开，一个只穿着一件洋式内衣的年轻女人站在那儿。这个女人究竟有多大年龄，花井是估计不出来的，但他认为她是属于以大和市为中心的周围一带大量出现的那种类型的女人是毫无疑问的。花井稍微放心一点，因为虽说是朝晚两头都很冷，但一个只穿一件内衣的女人在家这一点倒是一点不错的。 这女人扭曲着抹了口红的嘴唇，从楼上望着花井。 “宫内在家吗？”花井又问了一遍。 “你是谁？”女人用粗野的腔调问道。但这句话也正是花井想问她的。 “我是金田中学教师花井。” “呀，是学校老师，对不起了。你找宫内有什么事呀？” 女人的话语稍微亲切一些，但其语气仍含有轻蔑之意。花井想：她是宫内的女人吧。 初子已死三个月了。宫内又有了新欢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不，没有新欢才是奇怪的。退一步说，就是初子活着的时候，宫内跟她有关系也不是什么新奇的。 “见到宫内时你就会知道的。……” “宫内不在啊。” “去哪儿了？” 女人的脸上又显现出一种吃人的样子，说道： “他上哪儿不是他的自由吗？” “如果知道他去哪儿，我也可以到那儿找他。”花井强忍住心中的不满，说。 “怎么，事情竟如此般的重要？竟要追到他的去处？” “哦，是这样。是有关审判的事情。” 女人目不转睛地望着花井。最后说道： “不行啊。我也不知道。” “你是宫内的亲戚吧？” “亲戚？这太令人可笑啦！嗯，也许是吧。” “你们住在一起吗？” “讨厌！”女人的声音变得刺耳起来。“住在哪儿不是我的自由吗？你为什么这样刨根挖底，问个没完？是感兴趣了吧？检察官和调查官他们轮番来到这里，都问同样的问题，真讨厌死人了！对象你这种学校老师的人，我想是没有必须向你回答的义务的呢。” 的确，从花井的立场来看，不能硬要人家回答自己的问题。围绕上田宏身边的事情，在家庭法院审理的阶段也调查过，他本身也曾接受过家庭法院的调查官的访问。所知道的一些情况都将跟家庭法院审判材料一起作为辩护一方的证据予以提出。 花井决心要为上田宏提供有利的证词。但自己有关上田宏中学时代的情况和家庭环境的证词，究竟会对上田宏的审判起多大作用，却没有多大把握。但他相信，现在自己所进行的侦探似的工作，对上田宏却是大有帮助的。 “是不是到横滨去了？被检察厅叫去了吧？”为了使对方说出真情，花井故意试探一下。他所以这样问，是考虑到宫内辰造是检察厅的重要证人，既然预定他在下次审判时出庭作证，那么，被冈部检察官叫去商量有关事宜是可能的。 但是，昨天刚刚才结束第一次审判，冈部检察官是否会有空叫他尚是个疑问。然而，花井被对方的高傲不逊的态度激怒了，所以，在他的问话中，含有着威胁之意。 女人的表情果然冷峻起来。 “什么？你太无礼了！宫内也没有做坏事，怎么会被叫到那种地方？” “他经常被警察叫去吧？” “你少管闲事！趁天没黑，滚你的吧！省得出事！”女人说完把玻璃门咔嚓一声关上了。 “喂，在店门前别那样大吵大叫的啦！” 听到这话声，花井这才发现，原来是刚才那个杂货店主来到自己跟前，向上翻着白眼，盯盯地望着楼上。花井也意识到自己跟那个讨厌的女人周旋了不少时间了。在道的对面电气器具店门前，不知不觉也聚集了四、五个人，好奇地望着这边。花井想：自己该走了。于是便说道： “对不起了。宫内回来后，请代问好。”说完这种无意义的话便匆匆地走了。花井想：的确，那种女人一定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但自己刚才的所为恐怕也不是值得赞美的。想到此，花井苦笑了一下。 属于抢劫流氓犯系统的户，在长后镇可以说就是南边的藤泽一家。宫内是最近从厚木搬来的。他搬到这里一定是有什么原因。他所以由东京搬到厚木来，在东京一定是住不上去了。他在厚木镇纠集了一伙流氓，拦路抢劫二千日元或三千日元的事多如牛毛。因此，这给警察也带来了相当麻烦，是一个挂号人物。 在金田镇花井教过的农家子弟中，也有被处以“保护观察”的人。宫内一定是在这伙人中把东京的繁华情况添枝加叶地大吹大擂、胡扯乱诌一通，以讨好同伙。 花井离开米子商店后，又访问了一个证人。这个证人名叫多田三郎。从他那里，花井知道了宫内为什么在厚木呆不去了。多田告诉花井： “大家当然都认为初子是宫内的情妇。因为他经常呆在饮食店里不走。不过他已经讨厌初子了。” 多田不是厚木市河对岸正在建设中的玻璃工厂的工人，而是建筑工地的瓦工。他结束了一天工作后洗个澡，在去厚木玩的途中，正好跟花井相遇，就把花井带到住处，这样，花井便有了跟他站着讲二十分钟话的机会。 这一带是相模川左岸丘陵地带的中心。缓慢起伏的马鞍状已经削平，成为工厂的工地。离此一公里远便是连接厚木和大和市的柏油马路，马路上大型载重卡车来往不断。 多田看上去有二十三四岁的样子，是个性格开朗、身体结实的青年。他脸色黝黑，额头窄小，留有分头，一双小眼睛始终满含着微笑，亲切地注视着花井。他说道： “宫内在店内时，顾客要是不注意说价格太贵，他马上会冲着顾客说道：‘你说什么？！’跟顾客吵起来。因此，招来了不少来自农村的顾客的围观。但是，总是这样，店的名誉就扫地了，到后来，店里就不是顾客盈门，而是冷冷清清了。我在六月二十七日晚上，到过店里一次，我已有半个月左右没去了。当我走进大门时，见宫内没在，就进去了。这时，初子亲切地接待了我。她说，欢迎，欢迎，我想你是变换了工地了吧？若不，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来？对我的服务态度可真是好极了。说实在的，我还有点喜欢她呢。因为她待客就象东京一样文明和礼貌，热情和周到。正在这时，上田宏进来了，跟她小声嘀咕什么，似乎有什么怕人听的话，只对我说道：‘三郎，这是我的妹夫，对不起，我去一下。’说完便到外面跟上田宏说话去了。” 多田似乎是个爱讲话的人，不用问便讲开了。他在案件发生后的前一天，上田宏去味美饮店时在场的顾客，是检察官一方的证人。 “不，真叫人没办法。我被警察叫去，刨根问底地问我，其口气就好象我是犯人似的，气氛真太可怕了。” “这是因为开始都认为是与男女关系有关，所以，凡味美饮食店的常客全被怀疑吧。” “不过，我不是常客呢。我到现在这个工地干活是五月份，一共才去了十次吧？我没有那么多钱啊。虽说我确实很喜欢初子，但并没有那种关系。” 多田虽然讲了不少情况，但并不是花井想知道的。他想听听对上田宏有利的话语。 “那天晚上上田宏和初子的谈话内容你一点没有听到吗？”花井问。 “是的。当然什么也没有听到。当时我也没有特别留心听。这我对警察和检察厅也都讲了。”多田回答说。 “上田宏那时显得很激动吗？”花井又问。 “那倒看不出来。——不，我真的没有注意他。她跟花子一块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好象回家了。后来回到店里来的就只有初子一个人。” “这期间大约过了多少分钟？” “有十分或十五分钟吧？这我也记不得了，只是一个朦胧的感觉罢了。” “是啊。谁也不会一一注意的。” “这是当然了。我只是去那店喝一杯，不是去调查初子跟亲戚打架不打架的。” “他们俩人是真的发生口角了吗？” “这我已经说过多遍了：不清楚啊。但只有一点倒是真的，这就是：初子是故意把上田宏领出去的，所以，一定是有什么怕人听的话要讲。” “顾客除你之外，当时还有谁？” “只有我一个人。虽说营业时间表上写着到晚上八点钟止，但味美饮食店最近以来并不兴旺。所以，初子的脸色也显得很尴尬，曾经用手把记账用的笔记本捏皱了呢。” “小账本？” “这是一个带横格的小本本。那上面好象记有我们的欠款。因为就是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她也很高兴地赊给我们。有的人还真欠了不少债呢。” “这样说来，在那本小账里会出现常客的名字吧。” “嗯。就是还了账的人的名字也有呢。” 应该说，发现这本小账的存在，是花井立的甲级功勋。如果说初子到长后去的目的是要债，那么，这本小账就必然存在于她的手提包中，并到死时也带在身边。检察官没有把它列为物证，不过是因为他没有重视罢了。 谈到这里，花井不能不感到问题的重大性。他想：不久，菊地辩护人就会提出对上田宏有利的调查报告。 “你认为味美饮食店不景气是由于宫内的缘故吗？”花井又转了话题。 “嗯。……当然喽，不仅仅是怪他。” “假设如你所说，初子待客好，是一个令人有好感的女人，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 “这个，也许有吧。但是，如果干脆明确地说的话……”多田把话说到半截再不说了。他似乎是一个慎重得跟他年龄不相符合的人。 “总之，宫内是当地的一个挂了号的痞子。”花井喃喃地说。 综合从澄江那里听来的情况和访问宫内家所得到的印象，关于初子被害前的思想和环境情况方面，在花井的心中已形成一个清楚的轮廓。这就是：初子不是象他过去想象的那种东京赚了钱、在厚木开饮食店、过着自由自在生活、攒钱的正派女人，而是一种靠当情妇为生，在痛苦生活中挣扎的、过着娼妓类型的女人。 金田镇的居民都憎恨上田宏，其原因之一就是他葬送了初子的幸福。他们说道：“她什么坏事也没有干，却遭此毒手。”从而忘记了她作为一个饮食店的女人，特别是使主妇们讨厌的那种特质。然而，味美饮食店处于这种状态，至少说明这种认识问题的前提是站不住脚的。 “虽然倒并不是那么严重，但总之，连我这个到处走的人都能立刻记得他的名字。”多田回答。 “这样说来，他搬到长后后，倒帮了初子的大忙吧？” “怎么说好呢？他好象是味美饮食店的主人，不是一下子就能跟初子断绝关系的人。” “今天，我在来此之前到宫内家去了一趟。”花井说，并把当时情况大体讲了一番。 “你认识那个年轻的女人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多田苦笑了一下说，“对宫内来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女人也不惊奇呢。那种男人倒是有一种吸引女人的奇异的力量。” “他为什么搬到长后来呢？” “据说四月份，相模川上游一户农家到厚木卖牛，叫他给抢劫了，成了现行犯，被警察抓过。因此，他就觉得没脸见人了了吧？” 这件事花井也是初次听说。他想：作为检察官的证人，宫内竟然是这种人，这对菊地辩护人来说，是很有利的。 秋天的太阳落得格外早。远处街道上来往卡车的车灯划破了黄昏。多田三郎想到厚木去玩，好象急得火烧火燎。 “谢谢！什么时候，还请关照。”花井这样毫无意义的寒暄着，告别了多田。 次日，花井又拜访了上田宏的家和大村吾一老人，但除了已知掌握的情况之外，再没听到新的情况。 三天后，花井又鼓起勇气再次访问了宫内。但他已从二楼搬走了。 “他搬到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楼下杂货店的那个主人硬梆梆地回答。 第九章 讯问 检察官主讯问结束后，谷本审判官对辩护人说道：“辩护人，请提出反问。” 菊地辩护人应声站起。 “那么，请问证人，你说在晒泽的入口处遇到被告时，他脸色不好。在此之前，你曾经见过被告吗？” “是的。见过多次。他从小时候起，就在那一带到处玩耍，也到我店买过糖块。” “在此以前何时见过？” “这……”大村吾人证人仰望着天棚，稍微思忖了一会儿。他被当做证人来到证人台上是第一次，因此，开始心里不免有些发慌，但在检察官冈部的眼色鼓励下，渐渐地恢复了作为一个五十五岁的老人应有的平静。对于检察官的讯问，因为没有离开材料的范围，所以，回答得很顺利。他所证明的是：案子发生那天，即六月二十八日傍晚五时左右于晒泽坂路口见到上田宏时，看见上田宏脸色不好、身上没有沾血，以及七月二日进杉树林发现初子尸体时的情况。 在第一次被警察厅传去，交给警察厅证明材料时，检察官强行地要求他说道：“可能让你作为证人出庭，你要按照这份证明材料回答。”同时，检察官还教给他如何对付辩护人的讯问道： “也许辩护人会提出反问。这时你别慌，要冷静、沉着。只要把见到的或想到的如实地说出来，是真的就行。如果他提的是怪问题，出庭检察官会提出异议，使之停止提问。所以，你不用担心。” 冈部检察官对这个目睹者证人是很放心的。菊地辩护人又问了一遍： “我再问一遍：在那天之前看见被告人是什么时候？” “我是确实想不起来了。唉呀——是何时呢？”大村老人手抵着下颚，眼瞅着地板，思忖着。 “都记不起来，看来这是很早以前了，是吗？” 这叫做诱导询问，辩护人在向证人提出相反问题时，是允许的，尤其是在这种为了帮助证人唤起回忆的场合，则更是允许的。 “还不能算很早。但我想，因为是一个镇的人，所以，还是常常遇见过的。……”大村用求援似的目光望着检察官。 “好。”菊地说，“这就是说，证人在被告长大之后没有见过面。” “可以这样说。” “这样，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被告人平时是怎样的表情，证人是不清楚的。因此，断言说那天在晒泽相见时被告脸色不好是毫无根据的。” “我有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身来，说，“辩护人的反问应该是讯问证人本人的意见，但在此所提到的结论却与此无关。” 对此，菊地辩护人反驳说道：“这是一个有关证人是否可靠的问题。这个问题过一些时候就会清楚。” 谷本审判长以沉静的语调说道：“驳回异议。但希望辩护人的反问不要太繁琐。脸色不好，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绝对可靠的客观事实。我认为不必跟一般脸色相比。” 传讯大村吾一证人是为了证明上田宏作案当时现场附近的情况。当时上田宏脸色如何这并不重要。 菊地所提出的问题，表面看来很有逻辑性和富有机智性。然而，法庭并不是剧场，所提问题如果不是实质性的，就只会引起证人的反感，给审判官以轻薄的印象。谷本审判长感到奇怪的是：有经验的菊地似乎连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 菊地轻轻地向正庭点了一下头，又转向证人：“好，再问一个问题。你说被告身上没有异常现象，衬衣上没有血，这是真的吗？” “是的。听说裤子上有点血，但我是没见到。” “证人只回答提问的有关事项即可。”菊地不注意，脱口而出，流露出当审判官时的口气。但又马上意识到这一点，慌忙用手捂了一下嘴。 “证人与被告见面时间不长，只是由于是熟人关系，所以，寒暄几句就走了——对吧？” “是的。”大村老人感到难以招架了。 “据说，证人问被告‘去哪儿’，被告回答说‘去长后’，这是真的吗？” “是这样。” “那时，你不认为被告是在说谎吗？” “我可不会那样想。那条道是到长后的一条近道。” “谢谢。这就是说，被告是坦率地向你讲了自己的行动，是这样吧？” “除杀害初子一事外，他都坦率地说了。”大村老人脸上露出一种恶感。由于出现这种反映，就得切忌勿使对方怀有敌意。 这是一个脱离提问范围的回答，所以，菊地有意识地不予理会。 “你与被告见面时，谈了多长时间？” “一分钟左右吧？” “是站着谈的吗？” “不，一边对走一边谈的。” “你问去哪儿，被告答是长后，对吧？” “是这样。” “就谈这点吗？” “嗯。”大村老人应了一声后，稍微沉思了一会儿，又说道：“是的，就这点。” “你们俩人一边擦肩而走，一边谈，都没有站着，是吧？” “是的。” “你不认为与被告人的交谈是二十秒左右，而不是一分钟吗？” 法庭上骚动起来。大村老人认真、严肃地巡视着天棚。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记忆是错误的。于是，又把目光投向了冈部检察官求救，然而，看到冈部检察官低着头，便回答说道：“也许是吧。” 菊地继续提出反问道：“你跟上田宏相互擦肩而过。晒泽的那条路有多宽？” “一米左右吧？” “这个宽度的话，可以骑自行车了。” “是的。” “然而，被告不骑车却推车走。当时你不觉得这是奇怪的吗？” “怕是杀人之后，吓得两腿直打哆嗦的缘故吧？” 法庭再次骚动起来。谷本审判长说道： “证人注意。你只回答所问的问题。另外，回答问题时不能掺杂个人主观想象。” 旁听席上的花井感到不安了。他想：问得这样详细，对被告不利的情况不是更加暴露了吗？他担心菊地的提问将会导致不良的后果。 “你对被告怀有恶意吗？” “我有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来，脸上浮现出微笑。这是因为他感到菊地的提问很可笑，并为他能提出这种使人有异议的问题而高兴。 “讯问证人本身的情况和感情是不适宜的。” “同意。请改变所提问题。” 谷本审判长说，看了一眼手表。这意味着对辩护人啰嗦的提问予以警告。 菊地辩护人看了一下挂在审判官背后墙上的大挂钟。这是一种表示他自己并非没有时间观念的举动。 “作为辩护人，我认为有理由问一下证人在本法庭上的一些异常言行。好，现在我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证人在与被告擦肩而过之后，是否回头又看了被告一眼？” 大村老人在想了一会儿之后，回答说道：“我想，我没有回头。” “想，可不行，请按事实讲。” “没有回头。” “这样说来，跟被告见面，谈话，只是在擦肩而过的那二十秒钟内了。” “不，我从很远就看见了上田宏了。” “有多远？” “那条道不直。”大村努力回忆着，望着天棚。“大约从十米远的地方走过来。” “走十米远，你大约走多长时间？” “没有看表，但有十秒、十五秒钟吧。” “因为是两个人对走，其时间则会更短吧？总之，你认为在不足三十秒钟内，跟被告见面，看见被告脸色不好、服装上没有反常现象，是吧？” “是的。” “而且，擦肩而过之后，你又没有回头？” “是的。” “那么，被告人裤子上有血，你也没有发现喽？” “是的。” 大村老人被这一系列的讯问搞懵了。法庭上再次骚动起来。菊地辩护人究竟想得出什么结论呢？三位审判官的脸上露出了迷惑不解的表情。 但是，菊地把问题又马上一转： “下面，我想问一下关于你发现初子尸体的七月二日那天的情况。” 正如已经叙述过的，大村吾人是第一个发现初子尸体的人。在案子发生后的七月二日那天，他来到自己晒泽南面的杉树林中发现了初子尸体。 关于初子死后经过九十六小时的尸体情况，因为有鉴定书，所以，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没进行详细地讯问。菊地在此想确认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在发现尸体时，马上就认出是初子吗？” “不，我根本就认不出来是她。已经面目皆非了。我只看出是一个女人，就立即去报告给当地警察了。” “你是怎样认出是个女人的？” “衣服虽然脏了，但确实是女人的连衣裙……” 大村老人似乎不愿意再做多想，一边丧着脸一边回答，“她身边有一只脱下的凉鞋，还有一个手提包。” “你认识被害人吗？” “嗯。她从小就到我店买糖块和煎饼，到处跑着玩，所以认识。” “这一点，你跟关于被告人的情况的回答一样。”菊地边笑边说，“你跟镇里的孩子们好象都是好朋友呢。” “是这样。金田镇的小孩，我一般都认识。”大村老人为此似乎很骄傲。“最近一个时期，在汽车站前出现了卖纸包的糖果的商店，孩子们现在都去那儿买糖了。但过去孩子们都到我那儿买朝鲜糖果和煎饼。我没有孩子，我家老伴也非常喜欢来买糖的孩子。” “好。那么，初子成人后，你见过吗？” 大村老人脸上略显踌躇之色。 “嗯。她从东京回家时经常路过我家门前。因为她的穿戴很华丽，所以是一个很显眼的姑娘。” “你去过初子在厚木开的味美饮食店吗？” 大村老人又犹豫了一下，说道： “去过。” “大约几次？” “二、三次吧。” “是两次或三次，请明确一点。” “五次吧。” “是五次吗？那是何时？” “我提出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来，说，“辩护人是在重复与证人要证明的事项无关的问题。从刚才，辩护人就一直在重复这类的问题。这就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对此，菊地回答说道： “这位证人是被害人初子经营的味美饮食店的顾客，是非常了解初子的，这一点，根据刚才他的证词就会清楚。这种情况并不妨碍七月二日他发现初子尸体时没有立即认出是初子这一事实的可靠性。可以认为尸体经过死后的近百个小时后，就是对于熟悉的人也是很难判别的。但是，证人为什么对于自己是味美饮食店的所说的常客，迟迟疑疑地不愿讲？这其中必有其因。我认为这对辩护一方立证六月二十八日即作案当天被害者预定访问该证人这一点是很有可能的。” 旁听席上的嘈杂声此时空前的大。新闻记者和主任审判官的候补法官野口急忙记着笔记。证人席上的大村老人目瞪口呆地张着嘴看着菊地的脸。菊地接着说道： “根据起诉书及检察官的冒头陈述第三部分关于杀人事实之三所说，因为在丸秀运输店前被害人托被告说‘如果回金田镇请用车载着我’，所以，被告推定这是被害人要把自己与良子私奔的事告诉自己的父亲或良子母亲，从而坚定了要杀害被害人的决心。但初子去金田镇的目的并不是在于要告状，而是在于要访问该证人大村吾一。我打算要立证的就是这一点。” 谷木审判长以怀疑的目光看着菊地。因为在他看来，立证内容并不是象菊地冗长的说明那样重要。 一般来说，不是关系到案件的核心问题，象大村吾一这样的老人是不希望由于辩护人的反问，而把自己的私生活公诸于众的。 “检察官的意见如何？”谷本审判长问。他问这话的语气倒可以说是含有着期待检察官有足够理由驳回菊地这一立证要求。冈部检察官一边笑着一边站起来，说道： “辩护人对这个证人期望着有如此重大的隐瞒的事实，这是令人感到意外的，不过，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同意根据你的意思进行讯问。我希望不要再为了别的目的而喋喋不休地谈个不停。” 菊地辩护人很显然是意识到旁听席、特别是新闻记者席的存在的。因此，他的发言也是考虑到时间问题的。 这天法庭是准时开庭。大村吾一是站到证人台上的第一个证人。冈部检察官的主问按预定时间三十分钟结束。所以，此时是十点四十五分。作为对法院审判的报道，如果比这个时间晚，那么，就不能见晚报。 因为没有第一公审时的那种惊人的情况，所以，这个报道也只是作为地方版的头条新闻。在东京的报纸上，也只是在社会栏里的一角登那么一小块报道。 在辩护人的反问中得出意想不到的事实，在没有能力收集证据的日本律师中是很少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已多次指出过。也正因为如此，菊地律师以大村老人为线索所采取的这一招，很可能会引起特别是关心审判的读者的注意。 当然，案件的审判如何，应当靠在法庭上的争论才是正确的，而顾虑舆论则是邪道。但是，菊地认为：在贯穿着当事者主义的新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财力贫乏的律师要想跟检察厅一方进行对等地争论，就不能不择手段。 最近普遍存在这种倾向：辩护人在进行辩论时，比起审判官来更注意着旁听席的反映。这就是所谓“向后的辩论”。尤其是在公案案件的法庭上，出现了一种好象是辩护人和被告人在开演讲会的气氛，也是常有的事，并不稀罕。这些情况虽然引起了有心人的颦蹙，但多数人则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内阁对舆论宣传也采取低姿势，国民虽然不知道法务大臣和最高审判长的名字，但会从菊地写的畅销书中知道使被告无罪释放的律师的名字。——这种现象也是有的。菊地由于在书中宣称松川案件的审判长的判决是“经得起国民批评的判决”而博得喝彩。 菊地凭经验所知：审判是一件严厉的事情。在他当审判官的时代，认为这些批评、风潮是可憎的。但自从改行当律师过了三年之后，深深感到作为一个律师的地位是多么软弱。 仅仅是正确漂亮的辩护是不够的。首先必须要了解审判该案的审判长的情况。审判长也是人，所以，判决也有他个人的偏向。熟悉这一情况使辩护导致他形成对己有利的心证，是辩护律师在法庭辩论技艺之一。 对于检察官和辩护人的意见充耳不闻，好爱根据自己一个人的判断的、陈腐的权威主义的职业审判官，辩护律师必须想办法使之放弃其强硬主张。即使所提出的材料充分，在方法上有时还必须灵活，见机行事。 冈部检察官对菊地的这一战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所说的“除此以外的目的”，其意思当然是为了引起旁听席上人的注意。 他所以停止那种冷嘲热讽式的发言，是因为菊地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反问，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应该受欢迎的。但是，他认为：菊地的论点是有矛盾的。 冈部认为：上田宏在听说初子到金田镇时，是认为她这是向自己的父亲报告自己与良子私奔到横滨的计划。这一点，在他的冒头陈述中也陈述了。上田宏在第一次公审时也是这样承认的。 初子实际去哪儿，这并没有多大关系。被告害怕把私奔计划泄露给父亲却是作案的动机。如果辩护一方主张是伤害致死罪，那么，这一点检察一方就更加有必要强调，否则就不会产生作案机会，从而会使案件变成偶然的一次事故。 如果说初子打算到大村老人家要债这一立证是成立的话，那么，初子在途中把此事告诉被告是可能的。因此，必须证明上田宏作案跟初子去处毫无关系而是以前就怀有杀心。冈部判断：菊地在提出有力证据之前，限定初子去处，这是作茧自缚。他所以不顾谷木审判长的暗示，对于菊地向大村老人所提出的问题没有提出异议，其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菊地的真正目的不在这儿。 “那么，辩护人可以超越检察官向证人讯问的范围进行讯问。”谷本审判长跟主任审判官野口交换了一下眼色，以消极的语调说。 菊地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后，把脸转向证人台上的大村老人： “证人最近去味美饮食店是什么时候？” “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是穿单衣的时候，是四月份吧？”大村老人回答说。他好象没有把握。 “你不能再明确些吗？” “那时我为买猪食的事到厚木一家卖花生的卖店商议买花生，回来途中去的。是四月末。” “打那以后，你再没有去过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去呢？” “为什么？这我可没有仔细想过。”大村老人的脸上有点红了。“去不去厚木的饮食店，用不着一一找理由。反正听说坂井初子开店了，所以，只是有时去。” “这一点你刚才可没有说。” “你没问我才没有说。我不想让镇里说我老缠着初子，家里老伴也不让啊。” 旁听席上响起低低的笑声。 “你在那儿吃饭是付现钱吗？” “嗯。一般都付现钱。”大村老人说到这里顿了一下，“也曾赊过账。” “初子死后，现在你是不是还有二千五百二十日元没有还她呢？” 大村老人的脸上露出惊慌和恐怖之色。 “你为什么要提到这种事情……。”大村把话讲个半截。他再也讲不下去了。 “请回答问题。”菊地用一般讯问的语气说。 谷本审判长的脸上表现出一副注意的样子。这是因为他对菊地竟提出这样详细的钱数感到好奇。 “证人是否在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有应付给味美饮食店的欠款？”菊地又问。 “初子也许是在这一天来要债。”大村老人好象不假思索地说。 “金额是二千五百二十日元吗？” “多少，我也不知道。我想我没有喝那么多。” “但是，初子没有对你说过，你要付二千五百二十日元吗？” “我有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来，说道： “这是诱导讯问。初子是否通知证人所花的钱数，不过是辩护人的推定罢了。” 在反问中，虽然诱导讯问是可以的，但菊地这时已超越了反问的范围，所以，再进行诱导讯问，原则上是不允许的。 “同意。”谷本审判长说。 “这个证人对自己与初子的关系避而不谈，因此，根据一百九十九条之三的规定，我认为诱导讯问是可以的。证人所欠的款数记载在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装在手提包里的小本里。该笔记本叫检察官拿去了，我打算征得检察官的同意，请求作为辩护一方的物证，进行调查核实一下。当前，我希望检察官把这份抄件收下，看一下。” 菊地边说边招呼庭吏，让他把事先备好的一份打字材料送到检察官席上。 “笔记本宽十厘米，长十二厘米，是个小本。是被害者记赊账用的。在这个小本的第八页背面记有‘大村吾一：二千五百二十日元’，并写明上田宏作案那天付清。凡付账的都用横叉注销。但大村吾一的欠款并没有注销，很明显，这笔钱尚未还。” “我记得我没有喝那么多。”大村老人回答说。法庭内并不热，因为正值秋风气爽的季节。然而，大村老人脸上却流淌着汗水。但他并未去拭，继续说道： “初子的店里只卖二级酒。三瓶酒一点菜，就要二千五百日元，这太贵了。我说，象我这种人付不起，只给她五百元就出来了。所以，不可能还有那么多。” “初子向你要过账吗？” “她写信要过。但我认为没有必要还。”大村老人固执地坚持说。 “你认识宫内辰造这个人吗？”大村老人听到这话声条件反射似的，回过头来望了一下旁听席。初子情夫宫内辰造，预定作为检察官一方的证人被叫到这天午后的证人台上。但是，宫内当然现在还没有到场。 这天被叫到的证人，除大村老人外，还有四人。他们是： 一、千岁村杂货商店的女主人篠崎兼，四十八岁。她是亲眼看到那天下午四点左右上田宏用自行车载着初子、两人一边向金田镇走一边口角打门前通过的人。 二、家住长后镇的、无职业者宫内辰造，三十三岁。他是在上田宏作案前一周的六月二十日那天在味美饮食店听到上田宏与初子发生争吵的人。 三、长后镇丸秀运输店老板的儿子富冈秀次郎，十九岁。他是上田宏的朋友。上田宏作案当天在与上田宏商量借车的谈话中，初子正好路过门口，听到了上田宏跟初子的谈话。 四、清川民藏，三十四岁。他是上田宏作案当天买登山用小刀的那家刃具店的主人。 这些证人回答检察官和辩护人的讯问时间，合在一起预定是各一个小时。即：午前是大村、篠崎，午后是宫内、富冈、清川。 日本法院规定：在一个证人在场回答讯问时，其他证人不得进入法庭。这是为了防备听到其他证人的证词之后会影响另一证人的思路。法院并不为待叫的证人准备证人室，而是让他们在走廊里呆着。走廊里一般放有长椅子，并备有烟灰盒。只给三百日元的补助费和旅费的可怜的证人，在庭吏的冷淡的目光注视下，茫然地等待着。 预定午后出庭的证人一般在中午时分来到法院。午前有时也多叫一个证人。虽然每个证人的分配时间是一个小时，但有时一个证人出庭三十分钟就结束。或者是也有这种情况：证人因病或其他缘故而不来的，因此，预定午后的证人被提前到午前去了。 但也有相反的情况：象大村这样的证人，由于辩护人的讯问时间拖长，结果下一个证人不得不安排在下次公审之时。虽说在走廊等了半天白费辛苦，但对于审判官来说，最重要的是考虑使审判尽善尽美。至于打乱了证人出庭预定顺序是根本不在乎的。从一般审判官的思想感情来说，毋宁说倒是希望如此的。 事实也是如此。如果看到这天大村老人被菊地辩护人问得狼狈不堪的样子，谁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吧：“证人被牵进案子里，连点点好处也没有啊！”然而，传讯证人的通知书是法院发的，是带有强制性的，没有正当理由是不允许随便拒绝出庭作证的。 不过最聪明的做法是不跟被起诉的人打交道。但是，我们又不知道何时就成为罪犯作案的目睹者。 “你认识宫内辰造吗？”——当大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简直懵了，因此，他犹豫了半天才小声地问答说道：“认识。”——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是毫不足怪的。 “那你是‘味美’的常客吗？还是由于别的关系跟他来往？” “只是在味美跟他见过。” “宫内知道你赊的二千五百二十日元的欠款吗？” “我提出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来说。 “检察一方反无意提出异议，妨碍审理，但辩护人所提的问题，我认为都是不重要的枝节问题。宫内本来正会作为本庭证人出庭的，所以，倒不如到时候讯问宫内更为适宜。” 冈部检察官对菊地辩护律师到检察官室抄写初子的笔记本，并以此为材料如此无情地追问、捉弄他的证人，心中不禁有点恼火。 新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是：检察官仅就自己向法院提出要求调查的证据材料，可以向律师提供阅览之便。但是松川案件发生以来，因为给人的一般印象是检察官隐匿事实证据，所以，其方针是：如果辩护人有要求，就应尽量让看。 况且，象上田宏这样的单纯案件，是不可能有什么问题的。也正因为如此，菊地辩护人在这次公审的前两天来到横滨地方检察厅检察官室要初子笔记本看时，冈部便很高兴地从身后档案柜里取出它，交给了菊地。 “菊地，我可没有好好看它，你从中发现什么新的事实，可不要威胁我哟。”当时，冈部半开玩笑似地说，“你究竟要立证什么呢？” 这是最高法院所奖励的“事前准备”的一环。而且，不是在审判官面前进行的，所以，也不用担心会给审判官带来先入观。 菊地认为拒绝提供情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之所以于第一次公审之前以忙为借口拒绝在审判室参加三方会谈，是因为他认为不论最高法院事务局的官僚们怎样说得头头是道，第一次公审前的“事前准备”也是违法的。 根据修改后的规定，书记官担任联络工作。但是，从现在的书记官的地位和性质来看，审判日程表和决定出庭证人也不是靠书记官的联络就能解决问题的。这一点，在专家之间也不过是极普通的常识罢了。 书记官不过是条文的傀儡。一切不过是最高法院事务官僚的理想主义、方便主义的表露。菊地在当时曾这样说过：“第一次公开审判后，可随时参加‘事前准备’会议。” 但是，面对着冈部的那句开玩笑似的问话，他轻轻地避开了，只说道： “不，将会有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如果不回去好好看看的话……” 但是，在今天的讯问证人中，菊地却把笔记本当做炮弹向证人打去，这就不能不使冈部怒目以视了。 谷本审判长似乎也感到菊地的讯问有点太啰嗦。 “辩护人想立证的，如果是初子在案子发生当天去金田的目的是为了去见本证人大村的话，那么，不能不令人认为：证人与宫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是这样呢？” 菊地辩护人好象在等待这样的提问。因此他说道： “辩护人打算立证的是：‘关于这个证人欠初子二千五百二十日元以及他受到宫内的威胁。’” 旁听席上又骚动起来。冈部检察官抑止不住自己的愤怒，大声喊道： “审判长，这是辩护人的个人推测。这是偷换立证宗旨。检察官一方要求他的发言不要记在记录本上。另外，我希望审判长禁止辩护人再继续这样讯问证人。” 宫本审判长深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菊地，又把目光射向大村老人。 大村老人被这意料不到的事态发展和三位显赫人物的激烈言辞搞得懵头转向，摸不着头脑，只是好象放心了似的，面向法庭正方。不久，审判长开口道： “检察官的意见有道理。不过，在此听听也无妨。”审判长说到这里微笑了一下，“还是请你再听听证词吧，怎样？希望辩护人要抓住与立证内容有关的问题。” 审判长的这个裁决，实质上是驳回了检察官的异议。他当然不知道菊地去横滨地方检察厅的时候跟冈部谈话的情况。因此，他认为冈部检察官的“异议”太多了。 向证人调查，根据重视当事者的思想，可以交叉讯问，这是新刑事诉讼法的方针。因此，审判官指挥法庭的审判，监视其讯问不脱离轨道，发挥仲裁作用，使审判圆满、顺利地进行，不用说，是一个原则。 但是，在实际上，法院最重视的是犯罪本身的事实，而对当事者的利害倒并不怎样尊重。因此，审判长经常不放过任何发现某种事实的机会。日本的裁判之所以不象电视剧那样，检察官和辩护人之间发生令人激动的争吵，唇枪舌剑，你死我活，其原因就在于此。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菊地辩护人所精心考虑过的。他相信：如果把宫内威胁大村老人一事只委婉地点出来，那么，对于刺激审判长了解真相的欲望，则足矣。 冈部检察官这时想：如果再提出异议，审判长一定会对自己说你自己讯问吧。因此，他小声嘟囔着“不象话，应当申斥”，咬着嘴唇，愤愤地坐下来。他想：“关于这个案件，辩护律师好象是赢了。菊地在巧妙地使午后出庭作证的宫内丧失信赖性方面获得了成功。对此，报纸也许会津津有味地大作文章呢。” 要是平时，各报社的记者早就回到记者室，写出一份简单的报道发出后，开始玩麻将了，但今天，他们还在旁听席前忙着记笔记。冈部一边看着他们拼命记笔记的情景，一边继继考虑着：“这全怪搜查部失职，没有干好，所以才出现如此大的漏洞。虽说因为上田宏的交待已经清楚而没有进一步调查，但饮食店的女人既然有情夫，会有那种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为什么不好好进一步调查一下呢？！” 冈部今年四十五岁。作为这种单纯的案件的出庭检察官，其年龄过大了些。按照他现在这个年龄，至少是地方检察厅的第二把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战后他仅当了四年的检察官便弃职进了民间一家公司，因此，在检察官的经历中，出现了一段空白。 冈部是一个经历了战时立法的人。这种法律所规定的调查方法是相当宽松的。因此，对于昭和二十三年修正的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追诉手续的死框框，还并不习惯。 战后的艰苦生活，靠当检察官的工资是无法生活下去的。考虑毋宁不干这行好的，也不止他一个人。当时，他的一个跟军方有关的朋友，趁战后经济混乱之机办起了一家霓虹公司。于是，他便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加入了这家公司。但对于多年从事法律工作、行使权力的冈部来说，跟民间的凡夫俗子总有格格不入之处。 但是，霓虹公司在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便垮台了。这样，冈部又返回了老巢——检察厅，成了复归后的新兵。在他身上还固有旧刑事诉讼的镇压主义之壳，因此，这位复归后的新兵便有一种想摆脱新刑事诉讼法当事者主义框框的斗争思想，在法庭上养成了一种好解释的习惯。他之所以不断地提出异议，原因就在此。 他此刻正以失神的目光看着证人席，耳里传来了大村老人断断续续的话声： “嗯。宫内说我对初子不怀好意，缠着我。当时我们之间没有怎么争吵，很友好，喝完酒就分别了。所说的二千五百日元，当时我没有付。因为我觉得不会那么贵，只是喝她的二级酒，再怎能喝也不会超过二千日元。后来，宫内到我家来，威胁我说，如果不交，再加上利息就只会更多，并逼我当场交出五千日元。因此，我就想，还不如交给初子二千五百日元合算。” “你决定付给初子钱是什么时候？”为了使大村的证词接近案件的核心问题，菊地插嘴问道。 “是六月二十七日。” “初子决定什么时候到你家取钱？” “六月二十八日。” “这正是上田宏作案那天。” “是的。我告诉她说把钱送去，但初子说，我去到厚木饮食店时可能关门了，她要来我家取。” “你们是通过什么方法商定的？” “对方打电话来。此时幸好我老伴不在家。我想，她要到我家来，这可不好，就约定好在晒泽下面相见。” 旁听席上又骚动起来。在审判官们的脸上也都表现出紧张的神色。 “你是说，六月二十八日为了去跟初子相见才去晒泽的吗？” “是的。那儿僻静，镇里的人不大到那儿。我怕被人见到不妙。” “你们约定几点相见？” “五点。” “这大致跟上田宏作案时间一样。” “是这样。” “你是说，在被害者死去的时间，跟被害者约会在晒泽相见，并且去了，对吧？” “是的。” 法庭又重新恢复平静，鸦雀无声。审判官和旁听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证人所要讲的证据上。 冈部检察官对于连这样的事实也没有搞出来，充实证据材料的搜查部不能不又一次感到愤怒。 “可见，最近以来，检察官办案也太吊儿郎当，不认真，老爷式的，连这样简单的事情也竟然给漏掉！”冈部想，“等审判结束后，我必须要对这个证人进行彻底追问。”因此，他希望菊地早早结束讯问，并认为自己要问的问题现在还是留着不间为好。 “请你明确地说一下到达晒泽下方的时间。” “我没有带表，记不清楚了。但我是将近五点离开家的，所以，到达晒泽下方的时间应该是正好五点。因为初子没来，就往晒泽上方走，这时正好上田宏由上往下来。” “你告诉检察官说看见上田宏是五点十分吧？” “上田宏如果是那样说，那就是这样吧。” “你从检察官那听说上田宏是五点十分由晒泽下来的吗？” “是的。” “你是否真的见到初子呢？” 冈部检察官想提出异议，欠了欠身，但看见谷本审判官那副严峻的表情，知道提也是白搭，便一边在心中嘟嚷着“随他的便吧！”一边又坐了下来。 在作案时刻，把很多有关人员都集中到作案现场附近，是推理小说家迷惑读者的惯用手段。大村老人也是属于这类人物。 关于这个案件，以后许多推理作家在杂志上大作文章，其原因就在此。这其中，大村老人才是真正的犯人一说也出现了。 这些情况引起了世间的注目，并从各种角度注视着这个案件，这一点对辩护一方是有利的。这些情况，应该说也是菊地辩护律师所考虑到的。 后来，菊地告诉花井说，至少他对大村吾一的“你在当天是否真的见到初子呢”的讯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部分，只是对于证人也太可怜了。大村似乎也感到了自己所处的地位的严重性。面对菊地的讯问，他摇了摇头，用提高了的声调回答说道： “哪里。我在发现初子尸体之前压根就没有见到她。” “真的吗？” “的确是真的。” “既然你与初子约会相见，那么，你与上田宏分别之后还在晒泽吧？” “我与上田宏擦肩而过之后，就来到晒泽上面，向岗上走去。那里是一片旱地，没有遮掩。南面，高尔夫球球场正在扩建，可听见推土机的声音。” “你认为初子打那个方向来吗？” “不，那儿是一条山中小道，不通公共汽车。我想她是从通向镇里的公路那方上来，说不定比我来的早，所以就想上去看看。” “作案现场从那儿向南只有五十米远的地方，你没有去那儿吗？” “我没有去。” “你没有进杉树林中吗？”菊地的问话比以前稍微用点力。 初子的尸体就在大村老人所有的杉树林向里走五十米远的地点。这地方人们无疑是不大到的。但是，从金田镇孩子们经常到这一带山林中到处玩这一情况看，尸体在此处竟停放五天之久无人发现，人们都说是一种有点奇怪的现象。 “说哪去了。厚木木材公司来向我订货，我才去看看杉树林。” “你接受订货是什么时候”？ “七月一日。你问问厚木木材公司就清楚了。” “我的讯问完了。” 菊地辩护人突然坐下了。冈部检察官以似乎发呆的表情凝望着菊地的脸儿。不一会儿，谷本审判长问他： “检察官，你有没有不同的讯问？” 冈部应声站起。 由于辩护人的反问代替了检察官的主问，所以，审判长才给予检察官一个反问的机会，但这不是必须应尽的义务。 菊地辩护人要立证作案当天大村老人在晒泽跟初子有约会的目的达到了。但大村老人遭到宫内的威胁并不是象菊地所主张的那么重要，因为这其中是否存在犯罪事实，尚是个疑问。因此，冈部颇感放心。这样，他就没有多少该讯问的情况了。 “证人说接受了厚木木材公司的订货是七月一日。这是签订合同还是口头接受？” “口头。公司职员打来了电话。” “跟那家公司打交道，这是第一次吗？” “不，过去我多次卖给这家公司木材了。我家从老一代人开始就与它有交易。” “如果这样，你与那家公司的职员也是熟悉的，什么时候他也可以予以证明。” “当然。需要的话，请问问他。” “订货日期没有搞错吧？” “没错。订货日期确实是七月一日。打电话给我的叫井上，打完电话他才来我家的。” “也就是说，在六月二十八日那天，你进杉树林中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对吧。” “当然，没有事情谁还到那种地方去。” 因为冈部检察官的讯问听起来对自己抱有好感，所以，大村老人明显地表现出沉着的样子。 “那么，那天，你是等初子扑空了。对此，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我只是感到她可能有什么事情，因为她是年轻的女人，并不可靠。” “之后，你做什么了呢？” “我又一次来往于晒泽，但初子还是没有来，就回家了。回到家是五点四十分，因为我看表了，所以，这不会错。” “打那以后没有再去初子的饮食店吗？” “没有。你不来拿，我何必特意去送呢。”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冈部改变了语气说，“那天，在晒泽，你遇到的人还有谁？” “除了上田宏再没有遇到谁。” “真的吗？” “真的。” “就是说，在作案时间，即六月二十八日午后五点左右，在作案现场附近，你遇到的人只有被告，对吧？” “对。” “完了。”冈部检察官说完便以十分自信的神情坐下了，并且，一坐下便向菊地那方望去。他的脸色似乎想要说道：辩护人不论在反问中显示出多么高超的技术，上田宏是在现场附近被大村看见的唯一的一个人。——这个事实却是不可改变的。 “到此结束，辛苦啦。”谷木审判长说。一听见审判长的话，大村老人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脑袋一低便下了证人台，在庭吏的带领下，朝通向走廊的门口走去。 大村弯着个背，显得极为疲劳。过去，他没有在众人面前讲过话。因此，在今天法庭的威严气氛中，他的神经就更加紧张了。经过检察官和辩护人一个小时以上的交替讯问，他感到自己的身心已经是疲惫和憔悴不堪了。 特别是在跟初子的关系上，由于公开了过去不为人所知的事实，这就使他感到在今天到庭旁听的金田镇的人面前是无地自容的。他想：“多亏今天没有让老伴来啊！即使今后传到老伴耳朵里也没有关系，这总比被老伴看见自己被辩护人追问得不得不坦白说实话的狼狈不堪的样子要好多了。”他因自己被牵进这一案子的厄运，心中涌起一股近似愤懑的感情。 他来到走廊里，但两眼却不见坐在长椅子上的其他证人。当他走近窗前时，法院门前两旁长着银杏树的大道上正好出现身着女式西装的年轻女人。在他看来，好象是来自另一世界的丽质佳人。 大村老人显得异常兴奋。他想大喊大叫大骂一通。但意识到自己是在法院里，便好歹压下心中的巨大怒火。他紧握双拳，恨不能把窗框敲碎，才方解心头之愤。 此时，法庭正稍事休息。谷本审判长跟身右边的候补审判官野口低声嘀咕什么，冈部检察官以不安的心情望着他们。他原想审判长可能要对大村吾一问点什么，所以，当审判长宣布讯问大村证人到此结束的时候，多少感到意外。 因为菊地辩护人的反问占去很多时间，所以超过了预定时间，现已十一点二十分。下一个证人按顺序应是千岁村杂货店女主人篠崎兼。但审判官却没有叫她的意思。对此，冈部检察官颇为不安。 过了一会儿，谷本审判长把脸转向冈部： “法院改变一下讯问证人的顺序，下一个出庭的证人想叫跟大村证人有关的宫内，他来了吗？” 冈部立即站起身来，说道： “这……”但立刻说不出话来。他的心中突然升起一股无法形容的怒火。他感到今天的审判，审判长好象是在偏袒、帮助辩护人。 菊地辩护人在说明大村和宫内有关系这点获得了成功，但关于宫内威胁大村一事却并没有立证。冈部想：接着叫出宫内出庭，难道是审判长想帮助辩护人吗？ 在法庭以外，跟证人事先商量，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说公审前跟证人会见并不费事，但由于忙和懒，稍微一疏忽，便容易产生促使证人捏造伪证的现象，从而影响审判官的心证的正确性。这一点，也是法院方面所必须考虑在内的。而对于缺乏辩护能力，专靠审判官发现检察厅一方缺点的所谓“依赖”型的辩护律师，法院方面就更加如此。 在新刑事诉讼法重视当事者意见的情况下，在公审前即使跟证人进行协商，也没有任何妨碍。特别是在英、美、法这些国家，因为是各个当事者即：检察官或辩护人亲自叫证人，所以，与之商定有关的证词，是理所当然的。但日本却是由法院传讯证人。在过去则是法院在天皇的名义下传讯证人，因此，证人则被认为就是天皇的证人，跟天皇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旧刑事诉讼法的残余，只靠法律的修正这一办法是很难扫除干净的。据说，检察官在公审前跟证人相见，是所谓捏造事实干坏事的阶段。事实上也是如此：许多案件中，检察官动员前科者和有关人员制造伪证的现象也是有的。但检察官与证人商定证词本身，从法规来说，这绝不是坏事。按照流行的集中审理的方法，这种做法倒是在奖励之列。 不过，关于象宫内这样的有问题的证人，哪怕是一会儿也罢，如果使审判官怀疑自己跟他事前商定过有关证词的事，是很不利的。——冈部想。因此，他想回答审判长说宫内还没有到。但又一想，这样撒谎虽然能蒙混过眼前的局势，但一旦被知道了是欺骗，就会带来麻烦，反而更糟。于是，冈部说道： “宫内辰造该来了。但我希望还是请他下午出庭。大村吾一占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没有时间了。辑想，午前似乎应该到此结束。……”说完，他望了一眼法庭墙上的大挂钟。 谷本审判长似乎估计到冈部会这样说，便微笑着说道： “讯问篠崎兼一定要在午前进行吗？作为法院来说，如果可能的话，想接着讯问宫内。” 冈部检察官咬着嘴唇。他想，看来审判长一定要极力帮助辩护一方了。他强压着心中的愤怒，低着头。这时，他突然听到菊地辩护人的意外的话声。 “这好象是一个出风头的问题。不过，作为辩护一方来说，对于篠崎兼的讯问准备缩短时间，如果检察官方面予以协作，全只用三十分钟就可以了，我想。” “伪君子！”冈部心中不禁骂道。但他又感到这确实帮了他的大忙，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检察一方用二十分钟即可。”冈部说。 “辩护一方用十五分钟足够了。”菊地说。 法庭墙上的大挂钟的时针已指向十一点二十五分。所以，午前的法庭可以按照计划进行，到十二点似乎能够按时休息。 篠崎兼是一个四十八岁的寡妇，在连接长后镇和金田镇的公路边开杂货店。据说她跟镇的消防团团长有关系，但是否真的无人可知。只知道她与儿子夫妇为邻，并让他们开了一个自行车铺，她每天实际过着一种隐居生活，猫在自家杂货店，注意着对面公路上行人的情况。 例如：镇里在玻璃厂干活的姑娘提早下班回来，随后不知谁家的小伙子骑自行车赶上，用车把她带走等诸如此类事。另外，镇里出现个什么事情，象邮局、防火瞭望塔、理发店的人，只要打对面路上通过，也都逃不过篠崎兼的眼睛。 她回答冈部检察官的讯问，大体上是按材料写的。她说，那天四点十分左右，象往常一样，她在店里卖货，这时正好上田宏和初子在门前通过。初子坐在车后座上，用手搂住上田宏的身体。上田宏脸色好象很可怕。他们俩似乎在争论什么，其内容虽然不知道，但其争论声坐在家里也听见了。他们俩是一边大声争论着一边打门前通过的。 “你记得他的脸吗？” “当然记得。” “他在这个法庭上吗？” “就是被告席上的上田宏。” “你记得是初子吗？” “是。我在检察厅看见过她的照片，是她。” “你是说，六月二十八日午后四点十分，被告人用自行车载着初子，俩人一边发生口角一边打门前通过，是吗？” “是那样。” “完了。”冈部结束了讯问。 接着菊地站起来，问道： “你没有戴眼镜，视力好吗？” “我的眼虽已老花。”篠崎兼脸上略呈愠怒之色，“读报不戴镜子。” “噢？你是读得很了？” “当然。” “这么说来，你在报上读过初子被杀的报道了吧？” “当然读过了。” “那么，你是没戴眼镜读的吗？” 篠崎兼稍微踌躇了一下，回答说道： “戴眼镜读的。” “刚才你不是说不戴眼镜读吗？” “我是女人，用不着详细看。只看看标题知道个大体情况就可以了。……” “就是说，不戴眼镜的话，只能看看标题，对吗？” 旁听席上响起了笑声。 “我不过是乡下女人。深奥的大道理我是不懂。看看标题就已经不错了。”篠崎兼以逼人的目光边瞪着菊地边回答。 “在七月三日，即：初子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初子照片，你看这张照片时，也是没有戴镜子吗？” “嗯，当然没有戴。”把眼镜作为问题，这就刺伤了她女性的虚荣心。因此，她有点服不气似的回答，“照片即使隔很远看，也能看清楚。” “你当时看到照片后，立即就认出是二十八日那天打门前通过的女人吗？” 篠崎兼又踌躇了一下，说道： “没有马上认出，但觉得相似。” “二十八日被自行车载的女的，是面向哪边？就是说是面向右边坐的呢？还是面前左边坐的呢？” “她两腿是向着左边。” “左边是指前进方向的左边吧？” “是这样。” “你家是在由长后到金田镇道北，也就是右侧吧？” “是的。稍偏西。” “这就是说，由长后去金田的人，是从右向左经过你家门前的吧？” 篠崎兼好象终于发觉所问的问题的严重性，以突然吃了一惊似的脸色望着菊地。 “就是说，初子是背向你经过的，你才清楚地看见了她的脸，这不矛盾吗？” 篠崎兼的店铺位置，菊地托花井调查过。证明材料里只写有“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通过的。”但一般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人用右手紧紧抱着骑车人，从右侧坐着。菊地所以这样讯问的根据就是因为他想到了这个简单的道理。他又一次问道： “你是不是在报纸上读了被告人骑车载着初子由长后到金田这个报道后，才意识到自己是看见了他们俩人的？” “不。不是那么回事。警察方面拿来了上田宏和初子的照片，问我这两个人是不是六月二十八日打门前经过的，我才想起是这样。” 菊地以有点讥讽的目光看了冈部一眼问道： “你是被警察问了才发觉的吗？我还以为你是主动地对他们讲看见他俩的呢。” “哪里。谁还会特意干那种事。我是被硬拉到这地方来的，什么眼镜呀，年龄呀，问个没完，我是倒霉透了，够了！” “是吗？你是受人之托，被迫无奈才出庭作证吗？” “是的。” “为了证明那些不大真实的情况？” “不，不能说不大真实。”篠崎兼再次以挑战似的口吻说。“初子的脸儿，叫你那样一说，我是没有看见，但男的脸却的确看到了。确实就是那个在被告席上的人。”篠崎兼说完回头望了一下被告席。 “清楚地看到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呢？”菊地问。 “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说，看见了才说看见了。” “你的意思是说，一眼就知道是被告人吗？” “是的。” “但是，你当时并不知道是被告，是后来警察给你照片看时，才认为是同一个人吧。” 篠崎兼听了这话脸上感到火辣辣的，有些吃不往劲儿地回答说道： “我不懂深奥大道理。但那时车后载着女人的，确实是上田宏，这一点即使想捂也捂不住呢。” 菊地微笑了。审判长似乎想提醒双方说话言辞应注意不要激烈，欠了欠身欲起，但这时，菊地却先开了言： “我没有什么可要掩盖的东西，我只是让你进行正确地回忆。自行车以什么样的速度前进？” “什么样速度？一般速度。” “通过你的门前经过大约多少时间？” “不知道。” “一秒钟呢？或者一秒钟以下？” “不知道。” “最长也就是二秒吧。这其间他们俩发生口角了吗？” “我看见了。” “看见了？没有听到吵嘴声吗？” “上田宏骑着自行车，好象在说什么。” “那么，初子回答了吗？” 篠崎兼没有立即回答。 “口角是人们（至少二人以上）之间的口头争论。在一秒钟或两秒钟之间，你一定听见他们俩人各自都说了些什么。你听到上田宏说了些什么，以及对上田宏的话，初子是怎样回答的吗？请只用是、不是回答。” 篠崎兼以求援似的眼色向冈部检察官方向望去。冈部低着头向下看。 “没有听到。” “初子的话没有听到吗？” “没有听到，可他俩人的样子好象是在吵架。我觉得有些奇怪，便目送了他们一会儿，所以，我看见他们俩，全部时间大约有五秒钟。” “原来这样。你所说的很有道理。”菊地微笑着说，“但是五秒钟后，自行车不是走远了，听不到话声了吗？” “也许是这样。”篠崎兼因自己所提出的意见得到承认而变得高兴起来，竟忘记了自己所说的“初子也回答了”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菊地以感谢的目光望着正在消气的篠崎兼，不失时机地问道： “总之，你看见上田宏脸色可怕（但你所说的‘可怕的脸’不知道是副怎样的脸儿？），而且，只听见他说什么，没有听见初子回答什么。那么，口角是不是到你家去的司法警察官说的呢？” “不知道。” “最初说口角的是警官呢？还是你？” “忘了。”篠崎兼好象对警官持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恐惧。 “我提出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来，“辩护人对证人的讯问，涉及到对警察的搜查，并对此进行不当的推测和指责，这在法庭上是不适宜的。” 谷本审判长看了菊地一眼，问道： “辩护人想说的是证人看到的不是被告吗？” 菊地微笑着问答： “还没有到这种程度。我只是想看一下这个证人所讲的话是否可信。也就是说，这个证人是否可靠。被告从长后用车载着初子去金田，这一点，被告在法庭上也交待了，是不应怀疑的事实，证人所看到的也许是被告。只是关于口角的问题，我想，我并没有超出推测的范围。辩护人的意图并不是象检察官所说的那样，在于使搜查机关威信扫地。我对四处奔跑调查案件的警察官的辛苦表示由衷地敬意。我只是认为这个证人没有资格证明被告与初子一边发生口角一边打她门前通过这一情况。” 冈部检察官插嘴说道：“关于这一点，如果你希望的话，作为检察官，我可以同意。这是因为即便是被告用花言巧语拉拢、欺骗初子把她载到作案现场也不影响检察官所要立证的被告犯罪事实。”冈部检察官用略带讽刺的语调说，“他们俩人也很可能是一边走一边谈笑风生呢。证人即使把被告的笑脸误作‘可怕的脸儿’也没有关系。但是，证人看到的，的确是被告，在他身后的人，即使是面对前方，如果是女人的话，那么，这个女人就是初子，我认为，这是毫无怀疑的余地的。” 谷本审判长说道：“好啦，讯问到此结束吧。快到时间了。关于不要重视这个证人的问题，检察官和辩护人也都同意。如果辩护人再没有其他意见，我想，就到此休会。” 法庭墙上大挂钟的时针已指向十一点五十五分。 “那么，我最后提出一个问题。”菊地说着，把脸儿转向证人席，“你好象是特意注视他们俩人。这是因为他们俩的样子有什么异常的现象吗？” 这是一个目的在于了解真实情况的公平的提问。对此，篠崎兼回答说道： “不，是因为自行车后面载着人。” “噢，这是一件稀奇事吗？” “嗯，这违犯交通规定。就是在我们乡下最近也没大有这种现象。只是村里人在大道上有时发生过这种事。外地人这样毫不在乎地骑车载女人的事却是罕见的，所以，注意看了。” “完了。”菊地一边搔着头一边坐下。法庭里的空气立即缓和下来，可听见松了一口气的喘息声。审判长最后宣布说道： “那么，法庭从现在开始休息一个小时，再开庭是午后一点。” 法庭里的人随着三个审判官的站起而站起。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三个审判官消失在背后的门里。 旁听席上的人站起身来，被告席上的上田宏为了让庭吏带上手铐，伸出双手。他一边伸手一边望着旁听席。他的头照例被推得光光的。在花井看来，他的脸色虽然不大好，但精神状态却使人感到意外的好。 第十章 休息时间 <er top">01 横滨地方法院的食堂在一楼的西南角。面积为三十五、六平方米左右的饭厅摆了三排粗糙的桌子，跟一般官厅的食堂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菜做的倒是蛮好，但鳝鱼和泥鳅鱼做的就不大怎样了，这两种菜好象是东京地方法院食堂的名菜。 四十年来，担负着法院食堂任务的是一家横滨人开的饭店。从这家饭店的第二代开始，就做炒饭、烧卖和什锦面条，以便宜的价格供给法院职员和来访者。 以审判官为首，法院的干部们买完饭后一般都拿回房间吃，谷本审判官没有要好饭菜，而是要了一碗荞麦面条。所以如此，似乎因为生来胃口不好。但这样一来，和他一起就餐的两个陪审官也不得不买荞麦面条了，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但是，最年轻的候补审判官矢野往往因一份荞麦面条不够吃，又从楼上跑到食堂买了一份炒饭。 律师和被告家属中午也可到这个食堂来吃饭，但是，由于到该食堂吃午饭的人多是法院职员，饭厅被他们挤得满满的，所以，大都到法院旁边公共汽车道边的西式午餐馆去吃。 即使谷本审判长没有订饭，在他回到办公室之前，满满一碗荞麦面条也会摆在他的桌上。他喝完女事务官端来的茶水，便开始用餐。两位候补审判官见状，这才也跟着开始吃自己面前的一份荞麦面条。 “午前菊地的讯问相当漂亮呢”。野口为了想听听审判长等人的反映，有意识地这样挑头说。 “嗯。”这是一个冷淡的反映。 野口一边看着笔记，继续说道：“菊地究竟想立证什么呢？真有点估计不透。唔，是在攻击检察官一方的证人吗？但上田宏的交待材料中也都有了，我想恐怕没有效果。难道说是打算证明大村老人是犯人吗？” “主张无罪是辩护人的职责吧。”年轻的野口插嘴说，“在菊地的讯问中，不是发现了问题了吗？” “即使说发现了问题，也全是有关初子的，关于被告方面的情况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野口说。 “关于宫内这个无赖流氓，没有把他的情况搞全，是检察官一方的疏忽。就是大村也可能跟初子有关系呢。”矢野说。他的想象力可谓丰富。 “但是，最终还不是上田宏都交待了吗？” 野口好象是自己说给自己听似的。在审判开始阶段，接触被告交待材料是不利的，如果不是在其他证据已经确凿之后于最后提出，是没有效果的。 警惕被告交待究竟有多大真实性，对于审判官来说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因为有无可挑剔的自我交待材料而被判刑，最后死在狱中，然而在他死后真犯人被搞出来了——这样的案件从战前以来就是屡见不鲜的。最近以来，严刑拷问，这在美国和法国倒是非常盛行的，但日本的警察官和检察官的讯问技巧却是相当高超的。包括警察执行逮捕令的日期在内，犯人一般要在拘留所扣押二十三天，在这二十三天里，可以充分地调查取证，同时也可以充分了解被告人的心理状态。 特别是，罪犯如果是少年时，可以说，他的交待是完全按照检察官的意图说的。因此，究竟从中该吸取多少真实的东西，是审判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所以，“交待是证据之王”这一旧刑法时代的一般观念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本人讲了，所以是最可靠的，”这也是一般的常识。因为菊地主张是伤害致死罪，所以，从辩护一方来看，也承认真犯人是上田宏。 但是，野口候补审判官回忆起自己作为一个主任审判官一边记着笔记一边听着菊地说明大村老人在上田宏作案那天跟初子有约会这一事实时，给自己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在过去所听过的所有反讯问中，野口认为菊地是最漂亮最巧妙的反讯问之一。他认为：虽然最后只是搞清楚了作为目睹者证人的非可靠性这一初步性问题，有关犯罪事实部分少，但是，仅搞清楚大村老人于作案时间内在现场附近这个事实本身的意义，就是重大的。 “菊地开头似乎想主张被告无罪，这会怎样呢？”野口窥视了一下谷本审判长的脸色。 “噢，他那样想也是很正常的。”谷本回答说，“从开始就游移不定，审判官就无法工作了呢。你下午要好好地听听宫内辰造的证词？他似乎也是菊地紧追不放、不能轻饶的证人。” “检察官一方找了一个拙劣的证人。”野口说。 “宫内是初子的情夫，又是前科。跟初子一起进行恫吓人。这就使他的证词大大地降低了价值。”谷本审判长说。 “暴露了这一点，可以说是辩护一方的成功。”矢野说，“但是，不能因此就可以说，上田宏就能判为无罪吧？菊地律师的作战意图我是摸不透啊！” “不到最后关键时刻，怎么能露出来呢？菊地君和我一样，都是京都大学毕业，所以，我了解他的做法，这就是始终是正统派的那种方法，即：象垒积木一样，把证据一一积起，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只把其中一个证据抽出来看，你就不知道它是在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有一点，菊地表现得不好，就是他还没有摆脱当审判官的时代的意识，对检察官表现出一种轻蔑的态度来，这是他的吃亏之处。但他毕竟跟那些慵懒的律师不同，对于事实的调查似乎相当认真，一丝不苟。” “为什么这样卖力呢？好象受理这次案件所得报酬并不多呀。”野口说。 “律师的第一课就是：即使不赚钱，也要受理那些有舆论影响的案件。你们要是将来准备改行当律师，这个简单的真理也须记住。” 谷本审判长的话语声中含有讥讽的味道。野口不禁缩了一下脖子。 <er h3">02 这时，菊地辩护律师正在汽车道旁一品饭店的二楼上跟花井武志一起吃着牛肉烩饭。 午前审判结束后，菊地来到走廊时被三个新闻记者围住了。 “菊地先生，你估计此案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这我也不好估计。看今后的吧。” “宫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检察官应该非常清楚，请问冈部。” 如果在东京，菊地就可能被请到记者室。但这次案件并不是那种大案件。对此案有兴趣的只是一些地方报社。东京各家报社在横滨的分社只留下一名代表，其他记者也都回去了。这是因为反正这时写的报道已来不及登晚报了。他们打算估计审判结束时再来。 菊地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一边摆着手说“以后有时间再说、以后有时间再说”，一边挤进人群中，找到了花井，走到他的跟前。菊地告诉老老实实静候在走廊里的家属们说一楼有食堂，但花井一定是说到那食堂吃饭说话不方便，所以，这才把他们领到这家饭馆。 “谢谢你啦。证人好象都动摇了。太叫人高兴啦。”花井兴奋地说。 “这有什么。”菊地边笑边说，“全靠你为我调查的好啊。” “但是，你知道宫内为什么要勒索大村老人吗？我去的时候，可并没有看出有那种情况。” “这，我是胡乱猜中的，只是碰上好运罢了。我觉得象宫内这种沾满恶习的家伙，是不会不勒索大村老人的。二千五百二十日元，对于味美饮食店来说，也是一数目字不小的钱数呢。” “检察官给你看那个笔记本，后悔了吧。” “实际上，不要求调查的物证，在适当时候应还给其家族。审判不结束不还，这实际上是一种坏的习惯。这种做法，就为检察官准备了随时可提出补充证据的条件。” “检察官给你看笔记本，这实在是太好了。” “松川案件中隐瞒了采访日记，结果从中查明被告无罪。从此以后，检察官们就很注意这个问题。不过，冈部可以尽管放心。在第一次审判时，我提出的问题是被告有无杀意。这是主观思想上的问题，如果被告有交待就能充分说明问题。” “但是，我想，先生是不是还要进一步追问大村老人？他确实有点可疑。” “没有那么严重。” “譬如说，可以这样推理：初子受了伤，从悬崖上掉下去，正在她痛苦挣扎时，大村老人来了，给她致命一刀。” “哈哈哈！那样望风捕影的提出问题，审判官会笑你的。因为，伤口只有一处。” 有一位新人小说家，根据菊地的讯问，以此为主线，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在第二次审判过了两周后，发表在《周刊推理》杂志上。作者就是在这一天出庭旁听的。 在这篇小说中，大村被勒索的不是二千五百元，而是十万元。并且是宫内和初子相互勾结在一起，窜进大村的家进行威胁的。°大村和初子约会的地点不是晒泽，而是现场的杉树林。所以，当大村看见上田宏时，吃一惊的不是上田宏，而是大村。大村跟上田宏分别后马上进入杉树林，看见初子正在痛苦挣扎，因此，就又给了她一刀。这样，初子身上就有了两个伤口。上田宏刺杀初子的那个伤口也不是就是那么严重的。因此，大村害怕此案暴露于世。大村认为宫内也会跟初子一起来，所以就准备了一把刀子。他相信只要把初子杀死，自己就会从烦恼中解放出来。他这时当然以为犯人是宫内。他把凶器扔进相模川沙石坑里。但这时一直在树荫里窥视现场的宫内跳了出来，对太村进行更大的勒索。感到更大苦恼的大村，计划第二次杀人。宫内没有出现在法院。上田宏似乎是有罪的。但实地调查现场的审判长，从新挖掘的迹象里，发现了宫内的尸体。这样，上田宏只被判为暴行伤害罪，缓期执行，从而，跟良子走上了新生道路。 当然，地点和人物都改变了。因为周刊杂志大肆宣传这篇小说跟案件有关，所以，小说受到了好评。但是，大村老人却愤怒了，他要以毁坏名誉之罪，向法院控告作者和《周刊》。这是因为这个作家在接见报纸记者发表谈话时，曾认为：真正犯人是另外一个人。如果不是很快做了辩明，也许真的就要上诉。 花井的想象力并不象这位小说家那样丰富。但也不是没有读过推理小说，他是有救上田宏一念，才怀疑大村是真犯人的。 菊地辩护人笑了笑，没有再提这个问题，但也充分预料到人们可能会这么去看。总而言之，只要上了报就好。这样，就会出现许多新的情况。他希望往审判官的耳里，灌进更多更多的情况。 菊地辩论的目的在别处，这，就连对花井也没有告诉。他对于花井这种象推理小说般的想象倒是欢迎的。 实际上，他的计划获得了成功，因为通过今天午后讯问证人宫内，就可以使他渐渐地又用一种新的观点看待、分析案件。 初子当时身陷囹圄，不能自拔，这一事实已经昭然若揭；与此同时，作为案件的背景，——与城市邻接的金田镇整个生活的姿影也轮廓清楚。这些，也正是菊地所希望的。 <er h3">03 在审判官室，谷木审判长等三人吃完了午饭。菊地和花井在饭馆里吃完午饭的时候，上田宏在临时扣押犯人的地下室里吃完了从拘留所带来的盒饭。 地下室位于横滨法院西南的一角，接近一家汽车修理站。产权归法院所管，但管理者却是笹下拘留所。 在押犯人出庭时，由拘留所负责看守，在法庭上看守犯人的也是拘留所的人。早晨坐警车离开笹下拘留所到傍晚被带回，这一段时间，实际上犯人跟在拘留一样没有任何自由。 犯人进了门带铁栏杆的屋里之后，双手又被带上手铐，同时接到一个木饭盒。看守也只能在这个时间内从紧张的看守中解放出来，坐在走廊的长椅子上，轻松地吃着饭。 虽然说在单调的拘留生活中有这样一天有了变化的生活，但对于上田宏来说，心中并不高兴。 从笹下拘留所到地方法院坐车只有二十分钟的距离。上田宏从带格子的小车窗眺望着沿途景色，心中倒不感到有什么特别的稀奇。繁华的大街，商店的堂皇富丽的装饰，汽车在大街上来回川流不息，走在人行道上的人群，这一切，对于上田宏来说，早就绝缘了。自从他被关进拘留所以后，才第一次体会到“作为一个人喜欢到哪儿就能够到哪儿”这一自由的意义。 上田宏被捕以后，三个月来一直被关在一个黑暗的牢房里，对于日复一日的单调而重复的机械式的生活，已经开始习惯了。法院的一天生活，对上田宏来说，有刺激性的心情是很不是滋味的。 菊地辩护人从大村老人所得到的证词对上田宏是有利的，但是，当他听到有关初子当时情况的令人悲伤的话语时，心情又沉重起来。 “可怜的初子！”在被告席上，上田宏一边听着证人的话语，一边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如果我知道这样，我就不会跟她吵嘴了。”此时，悔恨正无情地折磨着他的心，他心里难受极了。同时，他也感到对不起大村老人。不过，他颇感到奇怪的是：大村老人为什么当时徘徊在那种地方。 当时，他想：大村老人可能来看杉树林，千万可别发现呀，便在坡下二十米远处停下了，窥视着大村老人是不是要进杉树林，结果发现大村老人大步流星地登上了坡，所以，他这才放心地回了家。 大村老人没有进杉树林，这是上田宏心中十分清楚的。但他迄今没对谁说过，因为无机会。他准备这次见到菊地辩护人时一定告诉他。 当他跟初子通过千岁村篠崎兼家门前的时候，他确实感到在店内好象有这么个女人。并且，他跟初子发生口角就是从这之前开始的。 “你借车是为了离家出走吧？”初子问。 “别胡扯了。是托我帮助修车。” “撒谎。修车的话，店里的人是行家，还用找你？” 初子说到这儿，又劝上田宏让良子打胎。这时正是要到千岁村的时候。因为这里道旁商店多，人多嘴杂，他们就停止了口角。 在经过篠崎兼家门前时，初子和上田宏谁都没有开口，但篠崎兼却说发生了口角，这是令人奇怪的。但也许是她看到他俩样子有些不正常，才那样认为的吧。然而，在菊地辩护人的追问下，她的话语变得越来越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又委实令人费解。 菊地辩护人讯问篠崎兼的方法，使上田宏不禁又回忆起自己在拘留所被警察和检察官审讯时的痛苦难堪的滋味。因此，对于被菊地追问得狼狈不堪的样子倒是很同情的。 他去了一次厕所，吃完饭，这时已经快一点了。他又一次被带上手铐，在看守押解下再次上楼。午后法庭开庭时间就要到了。 在走进法庭时，挂在辩护人席后面墙上的大挂钟时针已指向十二点五十五分。旁听人席上已经坐满了人。因为上田宏已经习惯了，所以，在走进法庭时，他自然地用目光向父亲和良子寒暄、致意。 从金田镇来旁听的人比前次少多了。澄江没有来，家属中只有父亲和良子，还有花井。但不认识的人倒是来了很多。 坐在法庭最前排的似乎是报纸记者。在第一次审判时，这些坐席在退席时是空空的。他觉得自己好象是一种被晒了干的东西似的，被置于一种无关紧要的地位。 他可以正面看着审判长的脸儿。他觉得他的脸并不那么可怕了。审判长两旁的年轻的审判官，他感到好象是学校老师似的，与他们有几分缘。 他感到冈部检察官与当时审讯他的搜查部的检察官相比，其眼色也是相当温和的，看起来好象是公司的大干部。在他与菊地辩护人谈话中，虽然想努力理解菊地的意图，但大多数还是不理解。 上田宏脑海里反复记着一些法律用语，他想见到菊地时请教他都是些什么意思。 他开始准备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解决。对他来说，菊地无疑是位了不起的律师。在菊地第二次来拘留所时，在身旁无看守在的时候，他跟菊地谈了。 “你应当有什么谈什么。”菊地要求他说。所以，他都如实地讲给了菊地。但是，在他看到菊地讯问证人的情景时，他感到菊地是一个可怕的人。 法庭的挂钟敲响了一点。与此同时法庭正门把手咔嚓一声转了一下，预告着谷本审判长等人进入法庭。 “开始！”谷本审判长一坐下便宣布说。上田宏又紧张了。 第十一章 午后的法庭 “证人宫内辰造！” 随着庭吏的一声呼唤，一个早就背靠着通向走廊的门口站着，并以不安的目光注视法庭的男子，惊嘘地走向证人台。他脸色灰苍苍的，有三十多岁的样子，矮个儿，约有一米六三。从背后看去，他似乎相当瘦弱，颚骨颇宽。他上身穿了一件薄薄的灰色西装，系了一条深褐色带条纹的领带，显得很不协调。他长了一头黑发，虽然搽着浓浓的一层发油，但脑后仍然直挺挺地耸立着一小撮乱发，显得刺眼，令人生畏。 “证人名字？” “宫内辰造。” “住址？” 这是审判长的例行审问。宫内以略微嘶哑的、但是却非常清楚的声音回答。 “东京都新宿区大久保町一千八百五十号绿风庄一〇五号室。” 这个住址跟检察官在证据申请书上所记的不同，对此，主任审判官野口也发现了。 在提出证人名单以后，证人的家搬了的情况也是有的，检察官倒是不必一一通知法院，按惯例询问时，也不予以追究。 “年龄？” “三十三。” “职业？” “无职业。” “现在开始对你询问。问你的事情你要老实地讲。在回答时，害怕涉及到你的问题时，可以不讲。但除此以外，你可要如实讲，要是撒谎就要追究你伪造罪，这一点，我特别请你注意。” 宫内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低声回答：“明白了。” “检察官，” 冈部检察官随着谷本审判长的呼唤应声而起，他手里拿着证明材料，问宫内：“你跟坂井初子是什么关系？” “所说的肉体关系。”宫内马上大声回答。 这是他写的证明材料上所没有的。在第一次审判之前，菊地到检察厅复印的材料中只写是“味美的顾客”。在午前的法庭上，由于他跟初子的关系已经暴露出来，而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午休时，检察官冈部跟宫内议定：关于这一点要明确承认。 “从何时开始有关系？回答要简要。”冈部检察官用事务性询问的语气问道。 宫内辰造是一个证明上田宏有杀意的证人。但因为跟初子有两性关系，所以，作为检察官也似乎有必要弄清这一问题。 “我跟坂井初子是从昭和三十二（一九五七）年在东京新宿酒吧间认识的。”宫内以朗读似的声调开始说，“打那以后，初子返回故乡，在厚木开了一家味美饮食店，所以，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面。但后来，我们在厚木我的一个朋友家里同居了，又重归于好。在饮食店的经营方面或其他方面，我经常受她之托，为她看过门，也替她要过帐，但象勒索敲竹杠的事我没有干过。” “请等一下，” 冈部检察官插嘴说，“就是说，你向味美的常客大村吾一说过要他还帐，不还帐就要他交出五千元的罚款这样的话吗？” “我是到他家要过帐，但并没有说要他交出五千日元。” 旁听席突然响起一个似乎抑止不住的嘘声。发出嘘声者不是别人，就是午前出庭作证、现在坐在旁听席上的大村吾一老人。一个证人在法庭作证时，其他证人不得出庭旁听，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其他证人带上偏见。这种规定已为各国所采用。 斐理·麦逊的电视剧中，证人一开始就在旁听席上，而且，接受询问。但这是根据加利福利亚州法而进行的法庭预审。 在美国，这种审判当然是陪审制，由十二名陪审员裁决是否有罪。但有的州在陪审前，也采用预审制。在预审中，由专家进行简单的审理，如果决定无罪，犯人用不着等到正式审判结束就可获释。 这十二个陪审员是从与被告毫无个人关系、没有前科、而且过着正常市民生活的广大市民中选出来的。这本身就不是件容易事。如果检察一方和辩护人一方再提出点要求或意见，仅选举陪审员就得化整整一天的时间。 采用预审制是为了避免麻烦，使审判迅速化。被告人在预审中即使被认为犯罪，检察官当然可以要求审判。经过正式审判的被告人，一般来说是没有希望推翻原判的，都得服罪认罪。 但是，在审判中，证人即使作完证，也不是完全没有再度被叫出庭的可能性。因此，从道理上来讲，还是不使证人出庭旁听为宜。 可是，这种情况在日本法院却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就是在美国，辩护人对证人出庭旁听也是不满的，要求禁止这种做法。从证人来说，因为既然自己是证人，与案件有关，当然对案子就感兴趣，因此，也想继续出庭旁听。 当宫内辰造说自己没有勒索敲竹杠的时候，坐在旁听席上大村吾一真差一点怒吼起来：“你这是撒谎！”但他没有喊出口，这是因为他考虑到了旁听席上是不准随便讲话的。但他实在憋不住了，便嘘了一声。 然而，就连这样的小小的嘘声，竟神奇地回响在寂静的法庭里。 审判官们当然也听到了这个嘘声。这虽然说不会直接影响审判官的心证，但宫内却是被吓得心惊肉跳，浑身打颤。冈部检察官用一双可怕的目光扫了一下旁听席后，又恢复了常态，把脸儿转向宫内： “这么说，你常到味美饮食店去了？” “是的。” “昭和三十六（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夜晚，你到味美饮食店去了吗？” “哎。从傍晚六点左右到九点过一点。” “这么说，七点被告人来时，你也在那儿，是吗？” “哎。我在里屋一间小屋坐着，正一个人坐在那里喝酒的时候，他跟初子妹妹良子一块走进来的。” “在此之前，你见过被告人，认识他吧？” 严格地说，这句话是诱供。是为了使不习惯于审判的证人只说出适宜的证词。但一般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这节约了时间。如果辩护人对此一一提出异议，那会使审判官感到讨厌或不快的。 “哎。认识。她告诉我是妹妹良子的朋友，在味美饮食店见过两、三次面。” “那么，请你讲一下那时你的所闻所见。” “好。记得那时外面天还很亮，是七点钟左右吧。”宫内改变了语调，开始说。最初，他好象边想边答。句子虽然完整，但说得并不连贯，然而，这时，也许是由于习惯了法庭上的气氛，和由于感到冈部对自己的温和态度，话语渐渐地变得流利起来。 “开始，我就觉得上田宏和良子俩人进来了。关于初子劝良子打胎的话我也听见了。初子劝他们说，你们这么小，生孩子也太不象话，但是，他俩就是不听。为此，初子牢骚满腹地说，就是因为一个象孩子似的男人，我们姊妹俩才吵嘴，红了脸儿呐！” 宫内辰造一边看着审判官席下面的速记官，在做记录，一边继续说，“听说那天晚上是初子把上田宏和良子叫来的。初子说，他们俩坚决不同意打胎，想再劝一次，她还说，母亲和上田宏父亲喜平此时不知道这件事，所以，趁现在利用这一点必须使他们分开。不能让良子跟一个前途未卜的男人结婚。” “我提出异议。”菊地辩护人边说边站起身来说。 这句话跟冈部所使用的“有异议”多少有点不同，提出异议是正式的法律用语。但是最近，年轻的律师们却说“不同意”。这种说法是从左翼人士的讨论会上学来的，处理有关公案的律师也总是这样说。为了与之对抗，年轻的检察官们也这样以牙还牙地喊。 四十五岁的冈部检察官使用“有异议”这种说法，从形式上较之“不同意”，在语气上有所缓和。而菊地律师所使用的“提出异议”就更郑重而典雅了。 审判官和检察官穿着官服，都坐在高一阶的席位上，而律师和被告人则被置于矮一阶的席位上。这可以说是旧刑法时代所留下来的一个残余习惯。因此，作为辩护律师来说，使用粗俗的语言损伤审判官的心情，自然是对己不利的。 过去，菊地是身穿法官服，坐在高一阶的席位上的，现在尽管改了行，当了律师，但也不想改变听惯了的郑重说法。虽说过分郑重反而使人感到有失礼貌，但菊地财没有这种想法，他只是由于喜欢郑重的说法才说。 “刚才，证人的证词都是些传闻，我请限定一个讯问的范围。” 宫内对菊地的话，似乎没有理解，有点目瞪口呆地望着菊地的脸儿。他觉得自己所讲的都是亲耳听到的情况，与要求的精神是一致的。怎么就不同了呢？ 冈部检察官镇静自如地说道： “可是，证人不过是在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不属于传闻规定的内容。” “但是，一部分证词，例如，上田宏和良子坚决拒绝打胎这一证词就是传闻的传闻，对被告人显然就是不利的，所以，我要求把这段话从记录中删掉。” “然而，就算是象辩护人所认为的那样，由于这是证人在说明六月二十日的事实经过情况，所以，是不是再多少听一听？” 冈部检察官充满自信地说。 所谓传闻规定，是很微妙的。在日本法院，除了在法庭上供述材料外，可以说是一个关系到是否可采用法庭外的供述材料的问题。检察官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严格地说也是一种属于传闻的证据。 在最近法务省公布的刑事诉讼修改纲要中，有一项传闻规定的修改条文。该条文是依据这样的一个判断：在不是根据十二人陪审员而是根据职业审判官裁决的日本法院，没有必要象英国那样严格地限制。 该项修正条文，虽然不必担心会促使恢复过去的书证主义，但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即使现在的法庭，也并不是被严格地加以遵守的。 因此，听了冈部和菊地有关宫内证词的对话之后，谷本审判长裁决说道： “驳回异议。让证人可继续就这个问题发言。” 不用说，这个裁决是妥当的。 菊地辩护人轻轻地点了一下头，微笑着坐下来。对他来说，倒并不期望着自己的异议得到承认。他提出异议的目的，是在于通过这一手段牵制证人，这是“法庭作战”的最基本的战术。 这种伺机提出异议的作战方法在法庭上不是常用的。这种作战方法对于审判长和检察官来说是大致所料想到的，而对于不习惯于审判庭的证人来说却是不知所措，懵头转向的。 在冈部检察官的目光下，虽然宫内辰造想继续说下去，但好象是失去机会的演员一样，说不出来话，只是嘴角在轻轻地蠕动着。 “良子和被告人走进味美饮食店后，坐在哪儿？”冈部为了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犯罪事实上，这样提醒说。 “唔，是这样。他们俩人都坐在靠门口的桌子旁。我坐在里屋喝酒，离我有三米左右远吧，良子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上田宏是坐在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 如果都象这样提醒一次才说一次，那么，就会没有个头儿，过于啰嗦，实质上也是一种外行的表现。为了避免这些弊病，检察官和证人之间就有关证词的问题，倒是很有必要事先商定一下。 “就是说，这是一个能够充分听见他们俩谈话的距离，对吧？” “是的。” “请你讲一讲他们俩谈的话。” “他们小声地说了一会儿话后，上田宏好象骂了起来。他说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已不是小孩子了！’对此，初子好象微笑着，只小声回答他什么。于是他威胁初子说道：‘你那样做，我不可能饶你。’这时，初子向我递了一下眼色，好象告诉我说道：‘就是这个样子，真没有办法。’” 宫内辰造也许读过小说，对于场面的描绘，可以说，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也许这是在他与冈部检察官谈话过程中，逐渐在脑海中形成的小说场面。 在审判中，提供证明材料的本身，就近似小说。即使说论述事实，人们记忆自己经历的事情，也往往是带有小说性质的。小说家广津和郎关于松川案件的描写中，所以能够从被告和证人的所叙述的材料中剔出谎言部分，就是因为有这一共通之点。人们说广津氏有作家敏锐的目光，实际上也具有批判家的目光，其根据也在此。 宫内辰造继续说道： “上田宏以威胁的语气说道：‘你要是那样做，我可不饶你。’这时初子向我递了一个眼色，所以，我明白了她是说了那种话。” “那种话是什么话？”冈部问。 “就是：如果上田宏拒绝劝告，不打胎，就告诉他父亲喜平。这是以前初子告诉过我的。……” 说到这儿，宫内犹豫了一下，似乎想起了菊地有关传闻方面刚才提出的异议。但又立刻镇静下来，补充说道： “那天晚上，上田宏和良子回去后，初子对我说了。” “她告诉你上田宏说过‘要是那样做，我不饶你’这句话吗？这句话中的‘要是那样做’是指初子说的把良子怀孕一事吿诉上田宏的父亲喜平吗？” “是的。” “在味美饮食店，后来又怎样了呢？讲。” “因为初子给我递眼色了，我也就没大在乎。我一边说‘算了，算了，不要为此事动肝火了’，一边把茶水端到他们俩跟前的桌上。这时，良子说道：‘姐姐，我也想要孩子呀。’初子以怜悯的目光一边看着良子一边说道：‘好了，你还不理解。一切你就听姐姐的吧，没有错！’之后，她又对上田宏说道：‘你也别发火，回去好好想想，怎样？这可全靠你一句话呢。’对此，上田宏说道：你还是别管闲事吧！‘姐姐。咱们走吧，走吧。’说着向良子看了一眼站起来，良子也默默地离开桌子，从我的眼前消失了。初子叫他们等一等，对此，上田宏和良子站定，互相看了一眼，不一会儿，上田宏便怒气冲冲地说道：‘你要是再管闲事，我可不饶你。请记住。’听了他的话，我吓了一跳，不禁离座站起身来。这时，良子插在他们俩中间，按住上田宏的胸口，推他向门口走去，同时回过头来对初子说道：‘姐姐，让我再考虑考虑吧。’这是六月二十日七点，外面还没有黑，门口的门没有开。上田宏面对着门口，被良子推得踉踉跄跄地出去了。在他走出门外时，还回头瞪了我一眼，其表情是很凶的，我当时想：这可真危险。” 冈部检察官插嘴说道： “真危险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觉得危险。厚木那一带痞子们经常打架。上田宏说‘我可不饶你’这句话时，其脸色表情跟那些人的脸色表情相似。” “这就是说，那架势是一种要杀她的架势吗？” “我提出异议。” 菊地辩护人站起身来说，“我认为这是有关犯罪的、严重的、而且是很危险的诱导讯问的。” “承认其异议。”谷本审判裁定说，并温和地提出规劝：“检察官，不许问那种问题。” 冈部检察官一边搔着头一边把头低下。他早就料想到菊地会提出异议，也估计到谷本审判长会承认其异议。所以，很痛快地中止了讯问。他认为：只要把可能发生的情况考虑到了，提出来了，即使中止了讯问，对自己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和值得的。 被告人对初子怀有杀意是从什么时候起，将是一个重要的争论之点，这也是自第一次公开审判以来意料之中的。在搜查部检察官所写的起诉书上，关于这一点并没有明确写上日期。菊地辩护人要求冈部检察官明确说明被告人怀有杀意的日期，对此冈部检察官回答说是六月二十日。 宫内在此以前的证词与搜查部担任此案的检察官所调查的证据材料的内容是一致的。上田宏说的“不饶你”这句话，很明显，对于确认上田宏怀有杀意这一重要问题上，却是非常关键性的。 当然，关于这个问题，上田宏自我交待材料中也有。但正如多次指出的，向证人核实是审判的最后阶段进行，在此之前接触被告人的交待材料是不必耍的，无用的。被告人以外其他人提出的证据材料，也只是从一个侧面加以旁证。 如果是旧诉讼法的时代，那么，这一天，关于上田宏说的“我不饶你”这句话，就会再次地向宫内核实。但现在即使核实也只能影响审判官的心证。因此，冈部检察官千方百计地要利用露骨地诱导讯问之机委婉地揭示出上田宏有杀意的心理。 这些法庭上的战术是否会取得实质性的效果，尚是一个问号。如果经常使用这种战术，其结果就会影响从事实际法庭工作的人的工作效率。 既然存在着排除证据的可能性，这种战术就是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者也许会这样说。然而，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我杀死你”这句话，在法庭上说与不说是有着微妙差异的。至少，作为一个当事者，让审判官知道有这种情况，并且，从幻想着进一步获得证实的角度来说，这种战术是很难完全被摈弃的。这是因为，把证据一一集中起来，是当事者（检察官）的诉讼行为。 但是，当审判长禁止提出那种讯问之后，冈部检察官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战术没有多大效果。他的这种小小的法庭战术，在审判长的眼里，也只是作为一种法庭战术反映出来而已。这一点，从审判长的笑脸上也可以看出。 有一种意见认为：审判长在诉讼进行中，不应表示其心证，许多审判官因主张这一说，所以，在审判中是不露声色的。法庭上不管出现怎样凄惨情景，审判官都应是稳如泰山，冷静沉着地听取双方讯问和申述，从而形成心证。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直到判决之前，不使当事者双方抱有任何毫无意义的希望，也许可以说，是主张前说的审判官的慈悲的表现。 不过，最近也陆续出现持有这种想法的审判官：倒不如露骨地表示出自己的心证，引导双方决定论战的方针好，心证如果是不断地变化着，那就不断地将变化了的心证表示出来，使当事者考虑其适宜的、有效的立证来。 冈部检察官深知，谷本审判长是一个不露心证的反对论者。他在谷本禁止他提出那种问题的时候，心想：这可不好办了，其原因就在此。他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总之，被告人就这样与良子离开了味美饮食店，对吧？” “是的。上田宏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在良子的劝阻下走出门外了。” “走出门外，就再也没有回来吗？” “是的。” “你九点钟以前一直在味美饮食店，并且确实从初子那里听见了上田宏和初子的口角内容是关于初子要将良子怀孕一事告诉上田宏父亲，对吧？” “是的。初子说，时间一长，打胎就难打，所以，尽量越快越好。” 正如多次指出的那样，检察官一方把宫内辰造作为证人，想要立证的是：上田宏怀有杀意是六月二十日。但是，宫内同时也是初子在被害前两小时访问的对象。也就是说，六月二十八日午后二点十五分左右，在长后站前下了公共汽车的初子，从火车站工作人员榊原伊助那里收回八百五十日元的欠债后，又到了该镇内宫内家去了一趟，并且，从他那里又要回一千三百五十日元的帐款，然后，经过丸秀运输店门前遇到了上田宏的。 因被害人遇害当天的活动跟被告作案有重大关系，所以，冈部检察官才想向证人问及六月二十八日初子死亡当天的活动情况。然而，冈部检察官的讯问又戛然而止，说道：“完了。”说完便坐下来。 对于冈部这一举动，菊地多少感到意外。谷本审判长把脸儿转向菊地，问道： “辩护人，请提出反讯问。” 在谷本要求菊地反讯问前，法庭的气氛一时处于静止状态。 作为冈部检察官来说，也有难唱曲。关于初子到长后宫内家的情况，证明材料中也有，但因为这是上田宏交待过的，而且，从这些情况看，犯罪原因出于男女关系这一说是不存在了。所以，即使讯问，他认为也是形式了。 正因为如此，冈部检察官感到：午前从证人大村吾一的嘴里又暴露出宫内和初子的关系来，实在是太不妙了。菊地辩护人在对证人宫内的反询问中，使宫内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当然是可以想象的。 宫内有前科，由于伤害威胁之罪蹲过三次狱。但日本法院跟英、美、法不同，只要不与此案有关，就不会追究前罪。这一点是日本法院的优越之处。 因此，谁也不必担心，菊地追向宫内会把他搞到重新坐牢的地步。但是，在法庭上暗示出他与初子发生肉体关系的事实、他是初子的情夫的事实、以及有前科、处于作证必须迎合检察官心意这种处境等这些情况的讯问，却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冈部检察官所以决定停止引用从宫内那里听来的，可以理解为“杀死你”的“不饶你”这一证词，不把此作为决定性的证词，就是出自对这种情况的考虑。 冈部开始感到：上田宏怀有杀意的时间也可以往后推。 关于二十八日初子的活动情况，证明材料中只写有一点点。 冈部没有接触这一点就中止讯问，是希望在菊地的反讯问中出现自己应问的情况时再问。 “据说，证人是昭和三十二（一九五七）年与被害人相识的，请你讲讲那期间的情况。”菊地开始问道。 “好。那时，初子在新宿酒吧间当女招待，我是那里的常客，在经常接触中好起来，后来，在大久保的初子住的公寓中同居了。” “这是什么时候？” “昭和三十三年三月吧，我想。” “那时，你有职业吗？” “是的。” “就是和现在一样，对吧？” “没有。” “这样的话，你是靠初子在酒吧间干活为生了，对吧？” “虽说无职业，但我毕竟是男人，总会有办法的，用不着女人养活我。……”宫内突然两眼一闪说。 “那么，你象对付大村吾一那样，为初子要账什么的，干这种事，对吧？” “我有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来，说，“辩护人的讯问与本案犯罪事实无关，而且，也有损于证人的名誉。” “承认异议。”谷本审判长立刻同意说。菊地又提出另外问题： “被害人初子昭和三十五（一九六〇）年四月回到金田镇母亲家，六月在厚木开了一家饮食店，在此以前跟你同居，对吧？” “是的。” “这样的话，就是从昭和三十三年三月至昭和三十五年四月之间，你们在一起，同居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对吧？” “是的。” “一直同居吗？” “是的。” “真的吗？不说实话可不行。” “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在一起。” “这一段时间大约有多长？” “一年左右。” “这么说，你们同居时间不是两年，而是俗语说道：聚一聚，散一散，对吧？” “是的。” “你们分开的一年间，你在哪儿？”菊地突然高声严厉地问。对此，冈部立即站起身来说道： “我有异议。此事与本案无关，是有损于证人名誉的讯问。” 对此，菊地边笑边说道：“我想，问一下跟初子分开的时间，这与损害证人的名誉是毫不相干的。” “即使这样，也与犯罪事实无关，白浪费时间。” “承认异议。”谷本审判长以多少厌烦的语调说。这是因为宫内几次进过监狱的情况他也是知道的。菊地又提出一个问题： “你在初子回金田镇时，跟她同居过吗？” “没有。” “这么说，初子在厚木开了一家饮食店后，你是找上门来的，对吧？” “并不是我找上门来的。那是十一月份，厚木一个名叫猪熊的朋友约我到他家玩，就顺便去了。” “但是，你是知道初子在厚木开饮食店的吧？” “知道。” “而且，见到了初子？” “当然。” “而且，发生了关系？” “当然。” “然而，你为什么在今年四月份搬到长后镇去了呢？” “我觉得住在那里不妙。” “不妙？是指何而言？具体地说一说。” “我有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来说，“辩护人尽问一些有损于证人名誉的问题，对此，本检察官刚才就几次地提出过异议。”冈部表现出一种再不改就决不能容忍的样子来。 “法院对于检察官的异议全部同意。辩护人为什么老是问一些这样的问题，有这个必要吗？”谷本把脸儿转向菊地，以温和的语气问。 “辩护一方认为：有关该证人与初子的关系情况，与本案构成犯罪有重大关系，这在我不久后的冒头陈述中将予以说明。在此，我只想通过对该证人的讯问，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法院也想听听，检察官，你认为怎样？” “辩护人为辩护被告人，想搜集各方面的情况是很自然的，对于法院想努力了解真相，我也表示由衷的敬意。但是尽问一些无关系的事情，损害证人的名誉，也有点过分了吧。” “这不是关系到证人的名誉，而是关系到证人的信赖性的问题。”菊地插嘴说。 冈部检察官瞪了菊地一眼，说道：“在过去的反讯问中，辩护人并没有说过什么有关证人信赖性的问题。” “正如检察官所说的那样，”谷本审判长温和地说道：“不过，法院想进一步地了解该证人与初子的关系。” 谷本审判长说这句话的态度尽管温和，但语气却是很坚决的。 限制传闻证据的范围，禁止无关连的讯问，战后被英、美、法等国家写进刑诉法以后，就成了一个大肆宣传的新生观念。但是，基于遵守历来大陆法系的审判官所主张的职权范围内的“究明真相主义”，并没有因此而迅速趋向消逝，它跟检察官所主张的“查问主义”一起，仍残留在审判的过程之中。 法规毕竟是死的，而运用它的则是活人。要改变在过去受过旧刑法教育、有实际业务经验的人的思想意识，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审判官依靠职权究明真相的欲望是强烈的，靠指挥法庭来得到心证这种倾向也是很难避免的。而且，处于象现在这样法的混乱时期，最后还得靠审判官个人能力来裁决其审判的结果。 通过午前对大村吾一这一证人的讯问，初子和宫内的关系是该案的重大背景，这是明确无疑的了。然而，这跟上田宏杀死初子的行为并无关系——此乃也是事实。因此，在此之前，审判长也不想知道这些，故承认了冈部的异议，限制了辩护人的询问。可是，谷本审判长此时又改变了态度。 “我想进一步了解初子和宫内的关系。”谷本的话语虽然是平静的，但在他的脸上却表现出一种坚决的样子。对此，冈部检察官也看出来了。他认为：既然是审判长这样说了，就是审判长个人独立见解，只好妥协，听凭菊地直接讯问。 “不过应当适可而止才好。”冈部轻轻点点头，匆匆补充说，“检察官一方希望辩护一方在讯问过程中，至少应当与六月二十日的事有关。” “辩护人。”菊地在谷本审判长的催促声下，把脸儿又转向证人台，对宫内问道： “六月二十日傍晚，你是从你长后的家去饮食店的，对吧？” “哎，是的。” “什么时候去味美的？” “六点左右。” 菊地从桌上拿起笔记本。 “这么说，良子和上田宏走进饮食店的时间是七点，所以，你在味美已经呆了一个来小时的时间，对吧？” “是的。” “在这个时间里，你在喝酒，对吧？” “哎。不过，还吃了酒肴。” “你喝了多少酒？” “记不清了。大概喝了两小酒壶吧。” “你还挺能喝呢。” “不象从前那么能喝了。不过，还是挺能喝的。” “如果达到酩酊大醉的程度的话，日本酒需要喝几酒壶？” 宫内对于菊地的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讯问抑止不住内心的微笑，回答说道： “要喝五酒壶或六酒壶吧。不过，这也得看什么酒。” “这么说，六月二十日，上田宏来的时候，你喝得差不多达到酩酊大醉的程度喽？” 宫内终于笑出来，回答说道： “不，才喝了两三壶，没有醉呢。我记得很清楚呢。他们俩的谈话声也听得很清楚。” “但是，你听了被告人对初子说‘不饶你’这句话时，不是没有什么反映吗？” “是的，当时我心绪不好。” “你刚才说道：‘我觉得不好’，这时，你一直呆在那里不动吗？” “我觉得好象要动武，所以，就想劝一劝他，便站起来，但看见上田宏在良子推搡下意外地、乖乖地走出门外，也就坐下来了。”宫内犹豫了一下，说。 “哈哈！是‘意外地、乖乖地’呀。可是，即便是重新坐下来，最后，你还不是照样随后追到了门外吗？” 宫内似乎在摸菊地的底，看了一眼菊地，又把脸儿转向了冈部。冈部轻轻地摇了摇头。 “怎么？你可要老实说。你不是随后也追到了门外了吗？而且，跟良子一起？”菊地死追不放，那语气好象在说道：“你不说，良子也会作证的，这样就会露馅的。”对此，冈部检察官想提出异议，然而，就在他要站起身之前，宫内回答说道： “是的，我也来到门口，” “这时，被告人和良子还在那儿吗？” “哎。他们站在店门前说着什么。” “你对他们说话了吗？” “哎。”宫内的话语中，好象含有一种心不由己，豁出去的语气。 “说什么来着？” “我对他们说道：你们要老老实实地听初子的话。这时，上田宏默默地瞪着我。于是，我上前一步对他说道：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我是对他说道：别那样看着我，你认识我是谁吧？我当时真想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但考虑到他是初子妹妹的情人，就忍下去了。”宫内似乎越说心情越好起来了。 “原来是这样。”菊地边笑着边继续询问。“当然，你还是不想真揍他，对吧？” “那自然。对付那个毛小子，也玷污宫内我的名声。我想，只吓唬吓唬他，做一做初子的后盾就可以了。”宫内似乎洋洋得意起来。 “这时，被告人怎样呢？”菊地问。 “他再说大话也不过是孩子。当时他马上熊了，嘴里嘟嚷着什么，就向公共汽车站方向走去。他就是这样，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就完蛋了。” “就是说，他不想跟你交手喽？” “他就象拖着尾巴的狗一样，跟良子走了。” “就是说，他在味美饮食店说的‘不饶你’这句话，也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对吧？” 宫内好象意识到不妙，吃了一惊，伸了一下腰，望了一眼冈部。 “我有异议。”冈部站起身说，“这是在征求证人的意见。” “承认其异议。”谷本审判长当机立断地说。 “那么，我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不饶你’这句话是在流氓无赖中流行的一句话，对吧？” “哎，可以这么说。” “被告人对初子说这句话时，其语调也是很轻的吗？” “这怎么说好呢？这句话是初子先听到的。”宫内的表情显得不耐烦，“上田宏说这句话可能是出自真心呢。因为对方是女的——现在不是上田宏杀死了初子吗。” 旁听席上的花井感到菊地追问得似乎过了火。他觉到象这样追问一些末节问题，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反而会引出对上田宏不利的证词来。 “我请求把证人方才的证词从记录中删掉菊地说。” “证人要针对讯问回答问题。”审判长提醒说，“不能加进个人意见，” “在被告人说那句话时，其语调不轻吗？” “我不认为轻。跟一般人说话语调不同，所以，我才觉得不妙呢。” “这我已经听过了。你认为的也许很对。……噢……”菊地望了一眼天棚，方才他就意识到自己的讯问是一个失败。他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你喝很多酒吗？” “刚才我说了，可以喝五、六酒壶。” “当时，你真没有醉吗？” “连二三壶都没有喝上，没有醉。” “在去味美饮食店之前，在家没有喝吗？” “不，那天中午没有喝。到味美才开始喝的。” “那么，你也曾在中午喝过吧？”突然，菊地改变了语调，尖锐地，“问在六月二十八日，上田宏作案两小时前，初子到你家去的时候，你喝酒吧？” 似乎由于询问太跳跃式了，所以，宫内有些吞吞吐吐，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求援似地望了眼冈部。冈部站起身来说道： “辩护人的讯问不仅与犯罪事实无关，而且，涉及到检察官询问中所没有问到的情况，这就违犯规则一百九十九条之四的旨意。” 谷本审判长脸上呈现出疑惑之色。他好象征求野口主任审判官的意见似的，看了野口一眼。这是因为：初子被杀那天，曾去过宫内之家。在以前，这事好象也听说过，但在哪儿听的，却回忆不起来了。 野口也有同样的感觉。如果确实有那种情况，检察官在讯问中没有问到是很难理解的。他急忙查找桌上的记录纸，就在他查找记录期间，传来了菊地的话声： “在检察官讯问中没有出现，但在检察厅的证人提供的供述材料中有。” “但是，你不是不同意那份证据吗？这个证人是证明六月二十八日初子的行动的。关于初子的这一天话动情况，丸秀运输店的儿子看见了上田宏跟初子一起骑自行车走了。初子到这个证人家中的情况是不重要的。” “但是，这个事实在检察官冒头陈述中第三、关于杀人的事实‘——’中陈述过了。”菊地也毫不相让，回答说，“实际上，你也是必须要立证的，所以，我也就想替你也问问。” “请等一下，”谷本审判长插嘴说，“方才检察官所讲也有一理，但如果是关于本案发生当天的被害人的行动，法院也想听听。” “可是，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冈部边说边望了一眼墙上大挂钟。时针已指向一时十五分。“听刚才辩护人的讯问，我觉得似乎过于详细了。”冈部说到这里，脸上露出讥讽的微笑。“连证人是否喝酒这样的鸡毛蒜皮的事都问，那还有个头吗？！” “总之，法院决定驳回检察官的异议，”谷本审判长最后裁决说，“不过，请辩护人询问时再更符合本题些。” 菊地辩护人放心地松了一口气，向审判长点头施了一礼，把脸儿转向证人： “根据检察官的冒头陈述，初子在六月二十八日午后一点半至三点半这个期间在你家。” 宫内低着头稍微思考了一会儿之后，说道： “喝酒了。” 冈部检察官不禁“哦”了一声。 这是因为正是他在讥笑菊地把不应问象喝酒不喝酒这种不足为奇的事情的时候，宫内说出了“喝酒了”这句话的。 对于宫内这句话，法庭上的人也颇感到吃惊，旁听席上也响起了类似冈部检察官的“哦”声。 谷本审判长跟野口候补法官以怀疑的目光凝视着宫内的表情。菊地问道： “唔，喝酒了。这意思是说，跟初子一起喝的吗？” “是的。” “喝了多少？” “两人喝了两瓶啤酒，不，是三瓶。” “三瓶两人喝，喝了一个小时吗？” “是的。” “这个量比你平时的量可少多了。” “哎。不过，喝的也许还多些。” “到底几瓶？三瓶？四瓶？说清楚。” “四瓶。” “两人只喝了四瓶吗？” “我有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来。“辩护人的讯问与所证事实无关，而且，尽问证人私生活的事。” 谷本审判长看着菊地的脸儿问道：“辩护人认为你的讯问是必要的吗？” 菊地郑重回答：“辩护人非常重视这一天证人与初子的活动情况，譬如说，如果初子喝得酩酊大醉，案子当时发生的情况就会相当不同。”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请继续讯问。法院方面同意检察官的异议，但是，这只是指个人生活私事与犯罪事实无关的内容。” “明白了。”菊地轻轻颔首，再一次把脸儿转向宫内，问道，“初子能喝酒吗？” “哎。要是陪客，还是很能喝的。但平时不大喝。” “噢？”菊地故作吃了一惊的样子，“那天初子一点啤酒没有喝吗？” “不是一点没有喝，而是几乎没有喝。” 宫内的回答，很显然是为了否定初子喝得酩酊大醉这一菊地的推测。 因此，菊地的语气变得粗犷起来： “那么，不是两人喝的吗？四瓶啤酒难道是你一个人喝的吗？” “要喝几瓶这不是我个人的自由吗？！” 宫内的脸上明显地表现抗衡的不满的样态。他之所以敢如此放肆，不用说是冈部关于不要介入私生活的异议的效果。证人在作证时，虽然可在某种暗示下进行，但其结果反而失去了自然的常态，这样，对于以发现绝对真相为目标的审判长来说，就会得到一个“证人不可靠”的印象。 “就是说，初子没有醉，只是你醉了，对吧？” “我也没有醉，喝四瓶啤酒不会醉的。” “啤酒是谁买的？”菊地委婉地问。 “我拿钱买的。” “你屋子里总是不备放啤酒吗？” “我家不是酒店，只有些烧酒。啤酒太贵，这是第一；第二，我也不大好它。……”宫内似乎放了心，“不再说了。” “哈哈！你是买不喜欢喝的啤酒吗？” “是初子从她店里拿来的。”宫内小声回答。 “撒谎可不行。初子只拿着一个小手提包在长后车站下了公共汽车——这是有人看见了。究竟是谁买的啤酒？” 宫内好象求援似的，又看了冈部一眼，但见冈部低着头，面呈难色，便以绝望的语气说道：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为什么不早说？” “因为是一个与此案无关的人。” “那是一个女人吧？” 宫内默默地点了点头。 “请回答：二十八日午后两点半，在初子去你家时，你家里还有一个女人，对吧？” “是的。” “那么，这样看来，你不是跟初子一起，而是跟那个女人一起喝了四瓶啤酒，对吧？” 宫内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说道：“是的。” “那个女人在初子死后与你同居了，对吧？” “是的。” “那天，初子、那个女人和你，在一起谈论什么事情？请讲。” 冈部检察官掀一掀屁股，但看见谷本审判长的表情，感到提出异议似乎也白搭，便坐下了。但这也并非完全是由于审判长的脸色，多次提出异议也是违反日本法庭的惯例的。 宫内再度看了冈部一眼，见他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心中不禁产生出一种孤立无援的绝望感。庭吏一推他的肩，他便开始小声地说。 旁听席上的花井，从一开始就激动不安地听着菊地的讯问。是他发现宫内在长后家有个女人。他为自己这一发现并没有白费而感到高兴。 “京子那天从早晨到我家来玩——她的名字叫樱井京子——啤酒是京子要的，是从邻居那家小酒店买来的。正在喝的时候，初子来了。” “初子到你家是事先约好的吗？” “不是。她是偶然来访。” “她到你家做什么？” “我想，她是来告诉我跟大村吾一相见。”宫内的回答似乎很痛苦。 “这就是说，她告诉你是到晒泽见大村吾一，要欠款喽？” “是的。” “这就是初子到你家的目的？” “好象是。” “你在给检察厅的证明材料中说，初子到你家去要账，你交给他一千三百五十日元，这是撒谎吗？” “噢！是的。她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钱，钱已经付了。” “谁付给谁，说清楚。” “初子来我家拿钱。” “要赊的账？” “哎。” “可是，你跟初子有肉体关系，她却还要向你要账，这不太那个了吗？” “不，初子对钱很看重。在她看来，关系是关系，要账是要账，这是两码事。” “不过，我告诉你，你作证可不是儿戏，说谎是不行的。” “我不说谎，真的付给她钱了。” “在拍卖味美饮食店的时候，你拿着初子借你的十万日元的借据到初子母亲家要了钱，是真的吗？” “嗯，是真的。”宫内低声回答。 “这么说，你还借给初子钱了。然而，你却又还她的钱，这是怎么回事？” “那笔钱是那笔钱，这笔钱是这笔钱。” “为什么区分得这样清楚呢？” “她借我的十万日元，原来约定等把味美饮食店卖掉的时候再还我。” “奇怪呀。十万日元数字不算小。这笔钱，你是什么时候借给初子的呢？” “那是初子要开店的时候。不，是初子回金田镇之前。是做开店资金借给她的。” “但是，那时候，你没有跟初子一起同居。昭和三十五年四月，你正在外地旅行，怎么能够交给她这笔钱呢？” 宫内没有立即回答。菊地不给对方以喘息的时间，猛追不放： “这里有初子家属保存的证据。这份证据上的日期是今年四月，这当然是味美饮食店成立之后的事情，正是你搬到长后的时候。” “这也是过去我为初子的各种花销的钱。当时，我们说定，等店铺卖了之后再还给我。这样，就写了那份借据。”宫内低头痛苦地说。 “撒谎可不行。这笔钱，你不是作为跟她分手、断绝关系的钱向她索取的吗？” “哪里，我怎么会干那种事情。宫内辰造还没有堕落到那步田地。” “这里有一份装在初子小手提包里的小笔记本的抄件，上面记着你应付的款数二万四千日元。在小笔本最后一页，又另外记着凡还了债的都用笔划死，但你这笔钱并没有划死。” 宫内低声嘟囔着什么。 “喂，你说什么？说清楚些。”菊地追问。 “我是说，这个女人好厉害。简直象毒蛇。”宫内没有好气地回答。 “请你说话规矩些。”菊地微笑着说，“对于死去的人不能说坏话。” “但是，我在她店里喝酒都一一付了钱，然而，她还记我的账。她记账我是一点不知道的。” “如果她欠你的账，她就会销账的。不是这样吗？” “可是，我搬到长后以后，就没有去过味美饮食店。那时，味美的顾客几乎绝了迹，只有我一个人，后来，也只是上田宏和良子等一些亲戚去。总之，味美正处于不景气的时期。” “所以，你从初子母亲那里要了十万日元，准备跟新的女人回东京吧？” “我没有考虑得那么远。” “初子在你和那个女人喝酒时到你家，这时，她说什么来着？” 菊地严厉地问。宫内没有立即回答。 “初子知道你跟樱井京子的关系吗？”菊地又问一遍。 “我想，她知道。” 宫内的回答是缺乏信心的。一般来说，证人看着问者表情回答。但他却不断地把目光离开菊地，依次转向正面的审判官、检察官。他的这种举动当然是一种意识到自己的回答很拙劣的不安的表现。 “说‘我想’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是认识呢？还是不认识呢？或者是你没有跟初子谈过那个女人？” “谈过。” “那么，她是认识京子喽？” “是的。” “过去初子见过京子吗？” “那天是初次见面。” “然而，初子没有感到吃惊吗？” “没有。反正我决定跟她分手了。她不是那种不懂得世故的女人。” “是吗？表面看来，即使如此，实际上恐怕还是忌妒吧。”菊地还是盯住不放。 “也许是的。但是，当时她只说了一句‘这就是京子啊。’然后对我说，请你还我一千三百五十日元。我虽然火了，但是不得已把腰包里仅有的一点钱给了她。但还不够，不得不让京子先替我垫上。” “原来是这样。好，你付给初子的欠款这一点我是清楚了，”菊地说着又笑了笑问，“那么，后来呢？” “后来我对她说道：你不喝一杯吗？她说道：‘谢谢。’只喝了一杯啤酒，然后对我说道：‘我要去大村那儿一趟，’说完就走了。” “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没有，情绪相当好，值得称赞呢。” 宫内似乎洋洋得意。但菊地仍保持着认真严肃的态度。 “原来如此。可是，就说那么一点话，用得了一个小时吗？” “哪里有一个小时，她在我家只呆十分钟吧。” “但是，你给检察厅的供述材料上说是三点二十分左右。她离开你家，而到达你家的时间是二点二十分左右。可见，她在你家呆了一个小时左右，这是怎么回事？” 宫内又一次以求援似的目光看了冈部一眼。而冈部此时真想暗示他说道：你要努力否认前述。然而，作为一个证人申请者的他又担心在法庭上干出这种事会给审判官坏的心证，反而产生相反效果。因此，他故意把头扭向一边。 宫内好象下了决心似的，回答说道： “我没有说谎，初子拿钱就走了，” 菊地辩护人温和地问道： “但是，你在给检察厅的供述材料上说，是一小时。在法庭上，你也未曾否认过。如果你撒谎可就不好办了呢。” “这可能搞错了。实际上初子在我家只呆了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不会说有那么长的时间。”宫内坚持说。 “奇怪呀。初子跟长后火车站职工榊原伊助分手是两点二十分左右，通过丸秀运输店门前是三点三十分，这中间，她除了在你家之外，没有到过别的地方。” “你怎么知道？也许她到别的地方去了呢。譬如说，在茶馆休息啦，也说不定呢。” “我不想跟你争辩。你家和丸秀运输店都在通向长后镇的公路旁，而且，只隔五十米远。很多人都看见了呢。” 如果是推理小说的话，那么，有才能的辩护人就会事先雇佣私人侦探，从杂货店主或邻里那里取回可靠证据，从而提出关键性的目睹证人，使宫内辰造处于难堪境地，这也是可能的。但是，在日本法庭，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其原因固然是辩护一方无钱，或者是私立侦探无能，但是，最重要的是，这样在法庭外找证人捉弄对方证人，反而使自己不利。 这种观念是很难排除的：证人由法院叫，是法院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在法院里也存在有这种偏见：律师为了雇佣人的利益，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干出来的。至少在这些人看来，不考虑这种可能性，法院就不能进行正确地裁决。 因此，辩护人必须根据在法庭上的技术，从证人那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证词，然而，这也决非易事。这是因为证人是很顽固的，出口的证词是很难收回的，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出口的话就不好收回，此乃人之常情。况且在法庭上呢，就更固执己见了。 用制造伪证加以威胁则当别论，象菊地所做的，用“人们都已经看见了”这句话促其反省，却是谁都要竭尽一切努力而要做的。 菊地虽然面上仍带微笑，但讯问到此断碰到重大难关。他通过宫内、初子、京子之间的争论想立证的是：这些争论对初子的心理状态的影响。他认为，这对辩护上田宏犯罪情况是必要的。 然而，宫内却坚持说，初子对于宫内屋内有京子一事并无激昂气愤之举，而倒是态度爽朗地呆了十五分钟后离去。 但是，初子在宫内家呆了不是十五分钟，而是一个小时。这一点，在宫内开始对地方检察厅搜查部供述的材料中也有。另外，其他材料中也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如果不在宫内家呆一小时，那么，初子离开宫内家到三点止，在狭窄的长后镇是无处可呆的。 但是，关于初子的这一天的行动情况，不论是警察还是检察厅调查的都不详细。最初，此案是作为男女关系而调查的。在调查宫内之前，上田宏被捕交待，这样，男女关系的原因被否定了。尽管这样，此案的真相并没有调查清楚。 虽然说，十五分钟也好，一个小时也罢，好象都无所谓，但是，如果是一个小时的话，假如初子去要账，这未免时间太长，从而，就不可能想象，初子在宫内与京子正在喝酒时到他家会毫不在乎地离去。因此，就可以推想出：初子在宫内家一定发生了争吵。 作为用来对付审理对象——证人的手段，可以对他说道：“这不是你以前讲过的吗？”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条第一项二款，就是在此种时候经常引用的一项条款。它规定可以把被告人以外的人所供述的材料作为证据的场合： “关于录用于检察官面前供述的书面材料问题，必须是在此场合下，即：与准备公判或公判日期前的供述内容相反或者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但是仅限于这种前提，即：以前的供述材料要比准备公判或在公判日期的供述材料内容可信。” 在松川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被推翻了的案件中，没有采用被告一方的证人在法庭上的大量证词，而采用了在检察厅上的供述，就是根据这一项条款。 因此，这项条款对检察官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但对辩护人来说却并不是万能的。检察官在公判中发现证人改变了证词，如果立刻把以前的供述写成的供述材料作为证据向法院提出的话，根据法律规定，几乎都被采用。但同样的好处，辩护人是得不到的。辩护人所有的，仅是检察官那里的供述材料的抄件，所以，作为证据申请调查核实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往往处于一种极为不安的境地。 宫内窥视着冈部检察官的脸色，似乎从他那微妙的表情中，探出对方肯定自己的某种行动了。宫内坚持自己的证词，回答说道： “问谁也没有关系。她是从我屋里马上走了。” “这么说，是两点四十五分左右喽？” “是这样吧？我记不清了。我不能光是看表，记时间。” “然而，你为什么在检察厅说她是三点二十分走的？”菊地又一次追问道。 “我记不清了。初子三点半左右到丸秀运输店见到了上田宏，这是我以前听说的，所以，我想，要是那样，就是三点二十分走的。我也许就是根据这一点才那样说的。” “要是这样，初子到你家的时间是过了三点了，对吧？” “也许。我没有看表。”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菊地辩护律师大声说道。他第一次以锐利的目光盯着宫内的脸儿。这时，他那一副律师的亲切和蔼的脸儿顿时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过去当审判官所特有的严厉可怕的面孔。或者说，此时，他是以一副审判官的姿态，用一双曾多年对待嫌疑犯、审讯嫌疑犯的充满敌意的凶恶目光和一种语调，对待眼前的证人的。 “从此后，你再没有见过初子吗？” 宫内似乎不解其问，脸上露出疑惑之色，看了一眼菊地。 “我是问你，你那天看见初子是最后一次吗？” 宫内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最后，他回答说道： “当然，我欠她的钱已经还了，她再也没有事了。” “但是，你知道初子于五点在晒泽会见大村，向他要钱。根据以前大村吾一的证词，其钱数要比你要求的少，对此，你是如何看的呢？” 宫内脸上显出一种恐怖的样子。 “不会。正如我方才所说，我没有向大村要过钱。初子从大村那里要多少钱，我不知道。” “是吗？我看，大村吾一要比你可信得多。初子想法跟你相反，她觉得大村老人太可怜了，不能向他要那么多钱，只让他交出一般的数额就可以了，但是，对此，你却不满。听说初子要见大村，你不放心，随后也跟去了，到了晒泽。难道不是这样吗？” 菊地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意味着宫内在上田宏作案时间内在现场。 旁听席上又开始嘈杂起来。 “我有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来，说，“辩护人刚才一直在盛气凌人、为所欲为地要求证人讲出对己有利的证词。方才的讯问是在威胁证人。不仅为法庭伦理所不容，而且，是与犯罪事实毫无关系的推测。说本证人跟随初子来到现场，其根据何在？” 冈部检察官似乎满脸怒气。菊地辩护人也并不退让，他回答说道： “我向审判长申明：该证人供述态度不仅不老实，而且，隐瞒了事实，这一点，从他供述过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辩护一方不得不加以诱导性的讯问。我认为，关于犯罪情况，还有许多疑点，证人如果没有难言之处，就可以迅速回答。其中证人对于是否跟着初子来到作案现场就是一例。证人到底去还是没去，答案只能是一个，这就是‘去’或‘没有去’。证人只要回答‘去’或‘没有去’即可。” 此时的菊地无视审判长的态度，表现出一副不顾一切也要把事实搞个水落石出的战斗者姿态。 谷本审判长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察看着菊地的脸色。不一会儿，他说道： “检察官提出异议也有一理，但本法院还是想听听证人的回答。请证人继续回答。” “我可以向天地神明起誓没有去。那天午后，我一直跟京子在一起，一步也没有离开房间。” 菊地认真地注视着宫内的表情向： “从昭和三十二年以来，初子就是你的姘妇，你靠她干活为生。她受不了，就逃回了故乡，开了饮食店，但你死追她不放，跟到厚木，每天盘踞在她的饮食店内，大吃大喝，妨碍了味美饮食店的营业，在警察那里挂上了号。你还另讨新欢，抛弃了初子，并向她勒索了十万日元的所谓‘断绝关系费’，我希望你看在死者的面上，至少初子在世最后一天的行动，你能不能讲一些真实情况呢？” 宫内听完了菊地的一席话，满脸汗珠直淌。他嗫嚅着说道： “真实情况我说过多少遍了。我在家里，没有跟踪初子到晒泽。” 菊地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宫内的脸上表情。关于宫内的证词的可疑性，菊地似乎有了某种程度的确信。他再次把脸转向审判长说道： “我的讯问到此结束。关于这个证人，我想以后要求他作为辩护一方的证人出庭，希望能够得到允许。另外，我还希望把检察官手中的供述材料作为证据进行核实，其宗旨将在我的冒头陈述中予以说明。” 谷本审判长和野口主任审判官脸对脸儿小声嘀咕了两三句，之后，又面向前方，说道： “关于是否将该证人作为辩护一方的证人再叫到法庭的问题，以及是否把检察官手中的供述材料作为证据采用的问题，将在以后决定。” 从谷本审判长这番话来看，辩护人要实现自己的要求是很有希望的。作为检察官来说，没有向证人讯问初子二十八日的行动情况是很不利的。 “检察官，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审判长这一问话是为了确认一下冈部检察官对菊地的讯问是否有不同意见，是否要对证人再次讯问。 “作为检察一方，我想，今后会有机会在法庭上讯问该证人的。所以，暂时没有什么可询问的。” 冈部回答说。脸上露出一丝讥讽之色。 “那么，证人可以回去了。辛苦了。也许还叫你出庭，如住址改变了的话，请别忘记把新地址通知给本法院。” 宫内终于松了一口气，向审判席施了一礼，走下证人台，在庭吏引导下，向通往走廊的门口走去。冈部检察官连一眼也没有看他，心想：在下次出庭之前，得好好审问审问这小子。 “请询问下一个证人富冈秀次郎。他是被告人在茅个崎工厂干活的工友，是二十八日午后三点半被告人与被害人同乘一辆自行车向金田镇方向去的目睹者证人。关于初子这一天的行动情况，宫内已经讲了不少，所以，这个证人并不十分重要。我想，可以简要地讯问一下就可以了。时间已经剩不多了。” 谷本审判长一边说着一边望着法庭墙上的大挂钟。实际上也是如此：菊地对宫内的询问时间太长，远远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而现在的时间是两点三十分。 “证人、富冈！” 随着庭吏一声呼唤，秀次郎即从走廊门口进来。他看了一眼被告席上的上田宏，畏畏缩缩、战战兢兢地走上证人台。 富冈跟上田宏年龄相同，都是十九岁。他下身穿了一条宽大的裤子，上身穿了一件棉布短上衣，在大庭广众面前，浑身在打颤。 冈部检察官以通常处理事务性的机械式语调，问他姓名、年龄、住址。他的回答语调与上田宏一样，好象回答老师的提问似的，显得拘束、呆板。 “被告人是以怎样的理由向你借轻型三轮卡车的，请说一下。” 第十二章 杀意 冈部检察官对富冈秀次郎的讯问纯是事务性的。很明显，他并不重视这个证人。富冈不过是上田宏作案当天被害人与被告见面时在场的一个证人。而且，从宫内辰造所提供的关于被害人死前心理状态的证词来看，似乎对辩护一方有利，所以，他认为：要是过分追究富冈，要他讲出初子和上田宏见面时的情况是不明智的。 谷本审判长对宫内没有留下一个好印象和好的心证，这一点，从他最后特别提醒宫内“在改变住址时要把新的住址通知本法院”这句话中也表现出来。同时，这句话也表现出审判长所得到的一种印象，即：宫内似乎是一个住址不定的人，就是说，在审判长看来，宫内是不可信赖的。 冈部检察官所寄予希望的，不是富冈，而是下一个预定出庭作证的清川民藏。他是二十八日上田宏买登山用小刀的那家长后镇“福田”刃具店店主，是可以立证上田宏具有杀意的重要证人，冈部认为：过于拘泥情况的详细讯问，就会正好投合菊地辩护人的心意，上当，所以，他打算把力量集中在“杀意”和“犯罪事实”上。 富冈用年轻人所特有的语调把从在茅个崎汽车装配厂跟上田宏相识到去年退职帮助家里搞运输业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他作证说，因为跟上田宏是合得来的朋友，所以，当上田宏提出借车时丝毫也没有怀疑；二十八日那天他到富冈家商定借车日期，大约是三点左右到达富冈家门口的。 “被告人当时的表现没有什么反常现象吗？”冈部检察官问道。 “没有什么反常现象。” “你没有问他借车干什么用吗？” “没有。他家里也有车，但说是坏了，去修了。” “你没有问问他家车是否真坏了吗？” “当然没有。”富冈稍微感到意外，回答说，“我父亲说不能把做买卖的车借给别人，但我说上田宏是我的好朋友，这样，我父亲就答应了。” “这就是说，被告是靠你的好意，连离家出走用车拉行李的事也没有告诉你，就把车借走了？” “嗯。是这样。”富冈吞吞吐吐地说，“上田宏是一个好人，……我并不知道他借车的目的。” 冈部检察官改变了语调，问道： “被害者初子在三点钟路过你家店门口时，你和上田宏都在店门口吧？请讲讲当时情况。” “那是三点钟左右，我跟上田宏正在检查他要借的那辆三轮卡车一组电池的情况时，初子走来了。但他发现初子是在初子向他搭话之后。初子从他的背后对他说‘宏，你在这干什么呀？’一听了这话声，他才把头转过来说道：‘噢，是初子呀。’就再也没有说什么，又把头转回来伸向车头里了。” “这就是说，他借车的现场被初子发现了，所以，显得不好办，对吧？” “我提出异议。”菊地辩护人站起来，“这是诱导讯问。因为这不是问证人所见所闻。而是在问证人本人意见。” “承认其异议。”谷本审判长立即裁决说。但是，他的脸上似乎露出一点厌烦之色，好象在说道：即使不提出异议，我也会适当地做出判断的。他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大钟，对辩护一方向证人宫内辰造所进行的冗长的讯问和又提出异议、浪费时间而感到怏怏不快。冈部检察官改变了问话： “请说一下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初子来后就站在那儿看我们干活。我是跟上田宏挨肩把头伸向车前。我问他这女人是谁，他告诉我是良子姐姐，是个‘讨厌的女人’，并要我保密。我想这可能是指借车一事，就对他说道：好。说完我就站起身来。这时，我发现初子是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们。” “等一下，”冈部检察官打断了富冈的话，问，“你说奇怪的目光，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目光？” “就是奇怪的目光，我无法再做解释。” “这就是说，她是以一种可疑的目光看着你俩的吗？” 冈部检察官的这句问话，实际也是诱导，但对此，菊地辩护人不想再提出异议了。这是因为他相信：从今天早晨起，谷本审判长指挥着法庭正在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心证。另外，他本人也认为：这个证人不是重要的。在他阅读过的供述材料中发现：富冈对检察官也没有讲什么重大的情况。他不同意其供述材料，让他作为证人出庭，只是因为有些情况想讯问讯问罢了。 富冈回答说道：“这，要是那样说，也许就是吧？总之，上田宏把身子转过去，好象不愿意跟她讲话。” “总之，上田宏不想让初子知道自己借车的事，而初子则对此有怀疑，对吧？”冈部问。 “嗯，好象是这样。”富冈低着头，低声回答，似乎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以后，又说了些什么？” “后来，初子问他：宏，马上就回金田镇吗？他没有回头，只‘嗯’了一声。初子又说道：你用车带着我回去，好吗？听了这句话，上田宏站起身来，问道：你回家吗？初子笑着说道：你是怎么啦？带我吗？上田宏回答说道：‘好’。” “初子到金田，没说是到谁家吗？”冈部问。 “她好象没有说。” “后来呢？” “上田宏和我说好，车是第二天晚上他来取。车体也检查好了，上田宏要回去了，他把自行车推过来，边说再见，边跟我使了一个眼色，之后，便带着初子走了。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使眼色，具体说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闭一只眼，给对方某种暗示。我想，他这是要我保密，不要把借车一事告诉她。” “就是说，他们俩人是开开朗朗地骑着车走了，对吧？” “是的。” “请你讲一下当时初子是穿的什么衣服？” “是穿了一件带花的涤纶连衣裙，打了一把白色的阳伞，脚上穿了一双黄色凉鞋，手里拿着一个淡蓝色的尼龙手提包。” 这套衣着跟初子尸体发现当时的衣着是一样的，冈部的讯问也是为了确认一下初子跟上田宏离开长后的情况。 “初子和上田宏是什么时候从你家走的？” “四点钟左右。” “打那以后，当天你再没有见过被告人吗？” “没有。” “被告人以后又什么时候到你家的？” “第二天，即二十九日天黑以后，他按约定时间来取车。” “他的表现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没有。” “没有什么苦恼的样子吗？” “没有。” “就是说，跟平常一样，对吧？” “是的。” “完了。”冈部说。他对这些证词感到很满意，因为这跟上田宏作案后的行动情况是一致的。他坐下了。 “在此之前，你见过初子吗？”菊地辩护人开始反讯问。 “不，这天是头一次。” “从刚才你讲的话中，你们好象没有说话。” “嗯。上田宏没有从中介绍。” “你认为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个……”富冈好象难以回答的样子，望着天棚。对此，菊地赶紧又补充说道： “不，你现在是知道初子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人，我问的是当时你对她的印象。” “她长得很漂亮，我想。” 旁听席上传来一阵嗤嗤的笑声。富冈羞得满脸通红。 “漂亮？就这点？你方才说，你和被告把头伸向车前时，她是用奇怪的目光看你们，如果是这样的你不觉得这个女人有点怪吗？” 旁听席上又嘈杂起来。 “怎么说好呢？我说不清楚。反正年长的女人，我是很难对她做出评价的。” “这就是说，她在想什么，你并不知道，对吧？” “哦，是的。” “你说被告对于借车一事要你保密，你也答应了。关于这一点，你不感到内疚吗？” “我讨厌隐瞒事实。” “原来如此。这就是说她那奇怪的目光只不过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奇怪，对吗？” “我不知道。” “好。但是，你跟上田宏很早就是朋友，被告人的心情，你是知道的吧？” “嗯，我认为大致知道。” “在初子要求上田宏用车带着她，他显得不愿意的样子吗？” “看不出来。” “是高兴的样子吗？” “也不是。” “在别人求自己的时候，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嫌麻烦加以拒绝，一种是高兴答应，他是属于哪种态度呢？” “我想，哪种都不是。是不欢迎但又无理由拒绝。” “这就是说，其样子并不是高兴，对吧？” “是的。” 菊地进一步抬高嗓门大声问道： “这就是说，当上田宏听到初子要求他用车带她后，上田宏是不高兴的。” 旁听席上的花井开始猜不透菊地想要问出什么，但此时他才悟到原来菊地是想从中引出上田宏并不是抱有杀意、等待杀机这样一个证词。 菊地进一步问道：“初子从哪个方向来？请好好回忆一下。” 富冈原来是上田宏的工友，是同情被告人的证人，这一点，从刚才作证中也表现出来。因而，是可以从他嘴里得到对辩护一方有利的证词的。 “记不清楚了。我们俩在摆弄车，听到她的话声才回过头来，这时，她已经在那儿站住了。” “但是，”菊地微笑着说，“初子走到你家门前，从哪个方向来的，从她站着的姿势中，似乎也可以知道的吧？请好好想想。因为即便初子在道中面向你家门口站着，如果说是走着道的人的话，多少也会是面向前进的方向的。” “想起来了。是朝着车站的方向。” “就是说，是向着长后火车站方向走，发现了你和上田宏在摆弄车，才搭话的。” “我有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身来，说，“辩护人所议论的与犯罪事实无关。也许是被害人走过证人面前后发现的，这才又折回来说不定呢。证人所看到的被害者姿势，不能表示出被害人前进的方向。” “但是，也未必不能表示出吧。”菊地反驳说，“我只是问证人目睹的事实。” “那时被害者前进的方向是很重要的吗？”谷本审判长问菊地。 “这跟宫内辰造的证词有关系。就是说道：宫内的家和富冈秀次郎的运输店都是面对着同一条大道，离火车站约五十米，并且成相反方向。所以，这时初子的前进方向一定会表示出她离开宫内家的时间。如果说，初子打算去金田镇，那么，是向着火车站前的汽车站方向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而象检察官所说，向着相反方向走却是很不自然的。” 谷本审判长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 “如果就这些的话，讯问已经结束了吧？” “大体完了，不过还有一点。” “可以吧？检察官，好象马上就要完了，那就再让他问一问，怎样？可是，辩护人，请你简单一些。” 菊地施了一礼，把脸转向富冈秀次郎： “你知道租给宫内辰造二楼住的杂货商人米子吉成的店铺吗？” “嗯。知道。离我家店铺有五十米左右远。跟火车站成相反方向。” “就是说，这可以认为是初子来的方向，对吧？” “是的。” “你说过，由于聚精会神地工作，直到初子搭话之前并没有发现初子来到身边。在此以前，你是否朝着米子杂货店方向，即初子来的方向看过呢？” “记不清楚了。” “请你好好想想。初子离开宫内家向你家走来，这你没有看到吗？” 富冈秀次郎考虑了一会儿。在此间，冈部检察官好象又要站起，两手拄着桌子，但见谷本审判长的脸色后，似乎觉得提异议也白搭，又坐下了。这一点，他做得很聪明。因为秀次郎只回答说道：“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菊地律师似乎感到很可惜，看着秀次郎的脸儿，对峙了一会儿。之后，他改变了提问道： “那么，我问另外问题。上田宏到你家是几点？” “三点稍过一点。” “就是说，是初子来时前二十分钟或三十分钟，对吧？” “是的。” “当时上田宏的神态跟平时一样吗？” “象往常一样很精神。” “他从哪个方向来的？” “从火车站那个方向。” “你也知道跟你家面向同一条道路的福田刃具店吗？” “知道。从我家向火车站方向走，左侧第四个门就是。” “就是说，福田刃具店是在你家店铺和火车站之间，对吧？” “是的。” “这样，上田宏就是从火车站方向来的，不错吧？” “嗯。上田宏进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店里。” “上田宏那天在福田刃具店买了登山用小刀，你看见过他拿的那把刀子了吗？”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提问，对此，富冈秀次郎也似乎明白，他表情紧张，欲言又止。证人的这种态度对辩护人菊地来说也是很疾首的。 “你是看见了呢？还是没有看见呢？这很简单，说看到或没有看到就行了。” “没有看到。”秀次郎终于回答说。 “就是说，上田宏在二十八日午后过三点来到你家店铺时，没有拿登山用刀子一类的东西，对吧？”菊地慎重地又叮咛了一遍，问。 “是的。手里什么也没有拿。” “兜里也看不出有装刀子的迹象吗？” “嗯。”秀次郎一边扭着脖子一边暧昧地回答说。 “因为是夏天，所以没穿外衣，只穿一件短袖衬衣。帽子也没有戴。这些没有错吧？” “没有错。” “如果放在裤兜里，倒是看不见，但如果装在衬衣兜里倒可以看出来。” “唔！有。插在衬衣前胸兜里。” 菊地吃了一惊。这是因为在他到拘留所讯问上田宏时，上田宏反复多遍地对他说道：“因为掏裤兜发觉里面有小刀，才无意中想以此吓唬吓唬她的。” 在检察厅的调查材料中，当然是“怀有杀意”才拿出小刀的。但这与刀子放在裤兜里这一点是一致的。 在此，如果可以问“这就怪了，上田宏说是从裤兜里掏出来的”的话，倒是当场就可以解疑，但在此以前曾经指出过，被告人的交待材料应当在审判的最后阶段提出。在此前是禁止引用的。 菊地讯问的目的，在于暗示出——如果顺利的话——当时上田宏也许没有拿刀子；如果能够立卖刀子那家店主人的证词是记错了，那么，凶器是谁的问题就会变成未知数，或许是初子的，或许是其他不明的人的。 秀次郎所说的刀子插在胸前兜里这一证词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会使菊地的这些希望化为泡影，同时也暴露出上田宏的交待是不老实的。对此，菊地真是后悔莫及，后悔不该追问证人。不过，对于这个审判，菊地是一直要参加到底的，因此，他也完全无必要认为会因此而导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秀次郎接着说出了出乎菊地和法庭意料不到的证词： “我忘记说了，插在上田宏上衣前胸兜里的是晾衣夹。” “晾衣夹？不是小刀？” “我没有发现小刀，装着晾衣夹倒是一点不错。一打铝制的晾衣夹，用厚纸包着，插在胸前的兜里，因为它还露在外面一点，所以我才知道是晾衣夹。” “怎么会揣那种令人奇怪的东西？”菊地一边说一边望着被告席上的上田宏。这是因为上田宏迄今为止在他的谈话中和交待材料中，都没有提到过晾衣夹的问题。上田宏面向菊地点了一下头，因而，可以确认这是事实。 “当时，我也感到这有些奇怪。但我跟他正在检验车体，就没有问他。总之，那天，上田宏拿的东西，我看见的就只有晾衣夹。” “你是说，是铝制晾衣夹吗？” “是的，是极普通的那种。” “而且，是一直揣在上田宏的上衣兜里，是吧？” “是的。” “上田宏带着初子向金田方向走的时候，它还揣在衬衣兜里吗？” “是的。” 菊地考虑了一会儿后，突然说道：“完了。”说完便坐下来。 菊地的讯问戛然而止，使旁听席上的人不免感到惊疑和失望，因为他们正期待着他追究铝制晾衣夹跟杀人案件有什么关系。 冈部检察官站起来，用一种冷淡的、似乎含有“拙劣的讯问还是早结束好”的戏谑语调说道：“检察一方没有什么再要讯问的。” 这表明他自己对鸡毛蒜皮的事情是不予关心的。 下一个证人就是预定今天出庭的最后一个证人清川民藏。他是上田宏买登山用小刀的那家福田刃具店主人，是一个可以立证上田宏怀有杀意的关键性证人。 富冈秀次郎向被告席上的上田宏投去了充满极其复杂感情的目光，然后退庭。接着庭吏向走廊高喊道： “证人清川民藏进来！” 随着喊声，民藏迈着坚实的步伐走进了法庭。他年龄三十四岁，穿一套灰色西装，乍一看去，其仪表神态与其说是店主，不如说更象个公司职员什么的。 他神态自如，毫无惶恐和怯懦之色。他走上证人台，就对答如流地回答完检察官对他的姓名、住址、年龄的例行讯问，表现出“我与此案毫无关系，只是偶然卖给被告人一把小刀”这样一种自有主张的执拗态度。 对于冈部检察官提出的关于二十八日午后两点半上田宏走进刃具店时的表情的讯问，他回答说道：上田宏显得神色不安，对于摆在那里的小刀，他拿起来挑了又挑，看了又看，最后选了一把，还把里面的刀刃特意拔出来，放在指上试快不快，这才付了八百五十日元。 这些详细情况，搜查部担任此案的检察官在确认上田宏买刀时就怀有杀意的思想指导下，就已经审问出。不用说，象这样再次确认一下这些事实，对于正确裁处此案无疑是必要的。 “公判时，也许请你出庭，那时你可按你供述内容讲。”这是检察官于公判前传讯他结束时对他的要求。 对于清川民藏来说，即使没有对检察官讲过的那种情况，也决不能在此食言，如果食言就好象自己做错了事，有失身价。另外，既然言之成理，就会使人们感到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此亦是人们共同的心理，什么真相不真相！ 这样，在准备杀人的预谋下，少年买刀的一个场面便形成了。而且，清川是个买卖人，当然是可以按照提供的材料生动而清楚地把这一场面描绘出来的。 对此，冈部检察官颇为满意。他确信：上田宏怀有杀意才买刀子这一点是可以充分立证了。他坐下来。 “你店每天有多少顾客？”菊地律师似乎从不引人注意的琐事开始问起。 “这得看情况。” “譬如说，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有多少顾客？” “记不清楚了。”清川望着天棚，稍加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想，大约三十来个人吧。” “这个人数比平时多呢？还是少呢？” “也就是平时的人数吧，我想。” “顾客大都是长后镇的人吗？就是说，都是你认识的人吗？” “是的。被告人一进屋，我马上就知道他是外乡人。” “这么说，你对这个被告人不是特别注意的，对吧？” “不，我看见他了，而且很注意他。” 清川顽固地坚持说。在此，出现了证人固执己证的倾向。 作为辩护人来说，如果讯问与证人的意趣相抵触，是很危险的，这就会跟证人的关系闹僵，从而引出对己不利的证词，甚至会使自己的讯问导致全盘的失败。对此，菊地是非常注意的。他以温和的语气问道： “你说上田宏用手拿了几把小刀比了又比，挑了又挑，对吧？” “对。” “把里面刀子拔出来试验一下快不快，不论哪位顾客都是这样做吗？” “哦，是的。不过，被告人特别突出。我反复多次地为他把刀子拿上拿下的。他也反复多次地把刀子比了又比，试了又试。” “被告人买的登山用小刀的价格是八百五十日元，这个价格不算便宜吧？” “是的。我家还没有一把这样刀子。但这个人却买了它，似乎与他的身份不相称，所以，我记住他了。” 清川民藏似乎始终强调自己的证词没有错。 “那把小刀一般称为登山用小刀，是带瓶起子和小锯等的一种万能刀吧？” “是的。” “刀刃长有十厘米左右吧？” “是的。” “这把刀子跟一般刀子比，可以说是非常快的吧？”菊地又问。 清川脸上稍微显出犹豫之色，没有立即回答。这也是理之当然的，因为作为一个熟知商品的商人的良心来说，究竟哪种刀快，一时还很难说清楚。 “哪种快，这得根据所切的对象。我说不清楚哪种快。但登山用刀子是为了切绳子和树枝用的，还是相当快的。” “但是，在你店里的所有刀子中，它是不是最快的一种？” “这倒不是。最快的自然要数菜刀、凿子之类的。” “这就是说，被告人没有买你店中的最快刃具，对吧？” “但是，登山用小刀也是相当快的，这也是事实。虽然我并不清楚被告人是出于何种目的买登山用小刀。”清川不服气地说。 登山用小刀的确也是很快的。所以，菊地认为，如果再继续纠缠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他改变了提问的方向。 “你店的名称叫刃具店吗？” “那当然。这是从我祖父那个时代就得到了的营业许可证。”清川民藏似乎不悦地回答。 “不，我不是在挑你有无营业资格的毛病。我是想问你是否只卖刃具？” “在长后这样的农村小镇，只卖菜刀和小刀是不行的，这样店就会垮台，所以，也卖锅、斧头之类的东西，经营金属制品，是金属制品店呢！” “哎？金属制品店？那么，这份检察官证据申请书上所写的‘刃具商人’是错误的吗？” “写刃具店也可以，写金属制品店也可以，都一样。” “那么，你店也卖晾衣夹吗？” “晾衣夹？”清川略感惊异，但立即回答说道： “有。但我家不是杂货铺，种类不多，只有铝制品。” 菊地突然大声问道：“那么，二十八日午后两点半，你在卖给被告人物证第一号登山用小刀的时候，是否同时也卖给他晾衣夹了呢？请说。” 旁听席上突然响起“啊！”的一声。这是因为旁听席上的人漠然地感到：富冈秀次郎所提出来的、那天装在上田宏上衣兜里的晾衣夹对该案件似乎有某种意义。另外，也是因为在检察官的申请书中只记载着清川民藏是“刃具商人”、在冒头陈述中也是记载着“福田刃具店”，而这一点，只有作为卖登山用小刀的店才具有意义。 检察厅和警察只是由于跟登山用小刀有关，才写作福田刃具店的。实际情况是：该店的招牌是“金属店”，而且，长后的人也都这样称呼。 有关审判的材料都是跟一切案件有关的，所以，时常记错也是难免的。菊地自然也难以发现其中的错误。他现在发现这一差错不过是依据通过讯问富冈秀次郎所知道的晾衣夹这一线索而进行推理的结果。所谓在这个审判中，菊地一直奉陪到底，实际也就是指此而言。但在法庭上，能够在如此短暂时间内捕捉与这些事实有关联的问题却是菊地头脑机敏、反映快的生动表现。 一般认为：要判断证词是否正确无误，注意当时证人的态度是极其重要的，同时看被告人当时的反映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是证人的镜子，可以反映出其真伪。 清川民藏考虑了一会儿后回答说道：“是的，被告也买了晾衣夹了。” 当清川说这句话时，坐在谷本审判长右边的主任审判官野口候补法官首先看了被告席上的上田宏一眼。这时，上田宏由于缺少运动而苍白的脸上突然绯红，同时身子好象要前倾似的。他的这种举止、表情，更加深了野口对清川的证词认为是正确无疑的心证。 菊地律师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从富冈的证词中最初得知上田宏还买了晾衣夹的时候起，就直观地感到它必然是同刀子一起买的，因而并不怀疑其事实，当这一点，此刻又被证人清川在法庭的证词所证明之后，他的心中不禁感到一阵狂喜。他这时又看了一眼上田宏的态度，确信这不是清川记错，而是毫无怀疑余地的明摆着的事实。 “晾衣夹是在买登山用刀子后买的吗？还是在此之前买的？” “以后。” 在菊地继续追问中，其声音有力且含喜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川的回答已陷入懵头转向的地步。 “以后，具体讲这是指什么意思？”菊地奋勇直追，“是指在卖给他小刀后又拿给他晾衣夹吗？” “当然。他决定要了小刀后，马上又对我说道：请把那儿的晾衣夹拿给我，我要。” “这就是说，可以认为：上田宏不是只来买小刀，而是来买两种东西：小刀和晾衣夹，对吧？” “怎么说好呢？我不知道别人的想法。但他来的目的还是买刀子吧。因为刀子的价格可贵多了。” 清川的证词还是很难向着菊地所引导的方向转。 “在你店里，登山用小刀和晾衣夹哪个放在前面？——就是说哪个放在顾客易见的地方？” “小刀摆在货柜里，晾衣夹用绳系着挂在那里。” “我是问你登山用小刀和晾衣夹哪个从外面一看就看见？” “那是晾衣夹？是的，晾衣夹挂在门口，他对我说道：‘请把这把刀拿给我看一下。’然后，一边把小刀交还给我，一边用下颚拨弄着挂在眼前的晾衣夹，又说道：‘另外，我也要这个，晾衣夹。’” “这就是说，被告最先是要买晾衣夹，进了店以后，发现了登山用小刀，于是试了一下快不快，然后决定买了——可以这样认为吧？”菊地律师猛追不放。 这是一个关系到上田宏究竟是出于谋杀的目的才买刀子，还是出于为了布置新房的目的才买刀子的重大问题。因此，作为辩护人菊地来说，是一个必须究明的问题。 上田宏在清川民藏的店里不仅仅是买了刀子，仅从这一情况来看，形势也是有利的。但是，他并不以此为足，而是决心由此引导到否定有杀意上来。 “这，怎么说好呢？”清川民藏歪着头。看上去似乎有些焦躁、犹豫不定。要说真话，往往也得经过这种过程。 “那是夏天，店门敞开着。我并没有发觉他进来了。只见他在摆弄高价登山用小刀，所以就来到他的身边看着。” “就是说，象被告这样年轻人要这东西，那价格可是太高了。对吧？” “最近一个时期，就是长后镇的年轻的工人们，也在买小车，所以，年轻人不一定就没有钱。不过，被告看起来好象还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就是说，被告人看上去是以珍爱东西的样子，或者说是很喜欢要的样子摆弄着那把小刀的，对吧？” “哦，是的。” “你说过：他拔出里面刀子放在指上试试快钝，对吧？” “嗳。那小刀是向着门外，我还看见它一闪一闪地放光呢。” “那是带瓶起子、小剪、锯的登山用小刀，对吧？” “是的，是把万能刀。” “瓶起子和小锯也都拔出来了吗？” “嗳，凡带的东西全拔出来了。他还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纸，用小剪铰了铰。” 清川民藏讲着讲着自己似乎也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证词的意义所在，以似乎很吃惊的样子，偷看着冈部检察官那方。这是因为他当然意识到刚才自己回答检察官时说的“上田宏是作为杀人工具才买那把刀子的”这一证词，同时，他发现在回答菊地的讯问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与自己原来要回答的旨意背道而驰起来。 “就是说，被告人是以一般喜欢登山的年轻人的态度挑买那把小刀的，对吧？” “怎么说好呢？我不能猜度顾客的心理。但是……”清川民藏吞吞吐吐地说。 “你当然知道在店里卖了几把登山用刀子吧？” “是的。卖给上田宏的那把登山用小刀是我五月份到夏场购买三把中的一把。在此以前卖了两把。” “那两把都卖给了什么样的人？” “一把卖给火车站前‘弁春’食堂的儿子，另一把卖给对个儿的木匠源兵卫了。” “他们俩都是去登山的人吗？” “弁春食堂的儿子今年似乎登了一次谷川岳，源兵卫不能登山了，他已经六十七岁了，哪儿也不能去了。” “六十七岁的老人买登山用刀子干什么用？” “不，那位老爷子什么手表啦，收音机啦，反正精巧的东西他都喜好。似乎也喜欢登山用小刀之类的小工具，并喜欢摆弄随身带的小玩意儿。不带指甲刀和抠耳勺就好象缺少点什么……” 说到这儿，清川把话卡住了。他似乎真切回想起上田宏买刀不是为了杀人的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菊地的脸儿。但菊地期待的，是希望从他的眼色里能够看到对于自己引导他说出这种证词的感谢之情，看到对帮助他免于因记忆不清而造成的陷害他人之恶果的律师的感谢之情。 “这么看来，被告人不是想用登山用刀子对人如何，而是象源兵卫摆弄随身东西一样，是为了家庭用才买的刀子，可以这样认为吧？” “可以。因为他还把瓶起子、小剪子都一一试了一下。” “晾衣夹，一般不是男人买的东西吧？” “当然。” “我这是在征求你的看法。” 菊地辩护人改变了语调，他这样说旨在封住检察官的嘴，省得他再提出异议。这也是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 “可以认为：这是为了建立新的家庭，被告人才买的晾衣夹和刀子，是吗？” “是的。认真考虑一下的话，是给人那种印象，” 清川民藏的话声似乎充满了喜悦。 “完了。”菊地也很满意地坐下来。 “检察官，还有要问的吗？”谷本审判长一边说，一边催促似的，望着冈部检察官。冈部站起身来。那样子好象在说道：这还用说吗！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讯问证人的规定，有主讯问（即检察官讯问）、反讯问（即辩护人询问）、再讯问（即检察官再次讯问），这些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所谓主讯问是申请证人一方为了引出适合于自己立证内容的证词而进行的一种讯问；反讯问则是对方即辩护一方以专门找其证词的缺点或者使其证词丧失可靠性为目的一种讯问。 譬如说，对于检察官的证人清川民藏，辩护人根据对他的反讯问，得知上田宏买刀子不是为了杀初子；还得知被告人不是因为刀子快可杀人才选择买登山用小刀，而是因为他孩子般地喜欢带瓶起子等小工具的刀子，以及为了方便于同良子的同居的家庭生活。同时也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上田宏不仅买了登山刀，还同时买了晾衣夹。 所有这些，对检察官来说当然是不高兴的事情。这是因为辩护一方获得防御成功的话，那么，检察官一方就不能维持被告人怀有杀意的立证。这样，就予以检察官对反询问的再询问的机会。因为对再询问还有再反询问的机会，所以，原则上双方一直可以进行到都无话可说的地步为止。只是：再主询问时，不是什么都可以问，而是只限于反询问中所提出的的问题。 在主询问中，因为可以自由地使证人讲述事实，所以，不允许讯问者带有诱导性的。在反讯问中，因为证人是对方的，所以，可以巧妙地使证人讲出对己有利的证词；或者使证人讲的情况前后不付，不能自圆其说。同样，再主讯问时，第一次主讯中不允许的诱导讯问，对于在反讯问中出现的事项却是可以的。 这是英、美、法的原则。然而，在日本法庭上，实际情况却与此稍异：对于为省事问、帮助证人回忆，使其作出切实有效的回答等这一全面诱导性的讯问，人们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冈部检察官以严厉的态度面对着似乎已经成了辩护人证人的清川民藏。他问道： “你说被告在买作案凶器登山用小刀的同时，还买了晾衣夹，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是我刚才回忆起来的。” “确实不错？好好想想再回答。被告在六月二十八日那天到你店去，是第一次吗？” “嗯。第一次。至少在我卖货时是这样。”清川民藏坚持说。 “我当然是问你的所见所闻，而不是问别的人在卖货时间如何如何。”冈部提醒清川说。他提出上述讯问的目的是在于想得到上田宏以前也去过清川店买过东西这一证词，这样就可以给法庭造成这种印象：证人可能把这次买刀子跟上次买刀子搞混淆了然而，清川干脆地否认了，这就使他不得不死了心。冈部又追问另外一个问题： “你说被告在买登山用小刀时，把瓶起子和小剪子都拔出来试看好用不好用；然而，你在给检察厅所写的证明材料中却没有这一点。这是真的吗？” “真的。是我刚才才想起来的。” “是这样。但是，在用刀上小剪铰纸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在看了刀子之后吧？” “是的。刀子快不快对买主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那是当然的。”冈部满意地点点头。 “被告人是为了买快的刀子才到你店来的，这一点是不错吧？” “不过，给我的感觉却是：因为那是一把万能刀，所以，上田宏才买的。他把瓶起子、小锯、小剪等都拔出来看了嘛。” “但是，那只是你个人感觉吧。”冈部对清川说的感觉这个字眼上特别加重了语气，说，“这只是你感觉，但实际情况怎样，你还是不清楚的吧？” “但顾客的样态我是知道的。他把刀子所带的一个一个小工具都拔出来详细摆弄看了。并且，从兜里掏出纸来用小剪铰。” “噢？那是什么纸？” “好象是擦鼻涕纸，不，是手帕吧？是从左裤兜里掏出来的。” “这是试验小剪快不快。凡买这种刀子的顾客都这样试吗？” “这倒不是。” “可以看做是例外？” “也许可以。” 冈部检察官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大声问道：“这就是说，可以认为被告人是故意作出的动作。他买刀子的目的是为杀初子，然而怕被看破，就特意摆弄那些小工具，用小剪铰手帕，对吧？” 旁听席上发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嘘声。清川民藏似乎也惊呆了，回头看了一眼菊地，不一会低下头喃喃自语地回答说道： “不知道。我没有那样想过。” “你说被告用小剪铰手帕，但手帕是半永久性使用的，不是随便乱铰的。这不令人奇怪吗？” “不，那不是手帕，而是鼻涕纸，是这样。” “到底是鼻涕纸还是手帕，你想起来了吗？” “好好想想的话，就是鼻涕纸，或者是象明信片之类的东西。” “你实在是没有记清吗？” 冈部一边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清川的脸儿。从法庭的规矩来看，如果证人记忆不确实，就意味着不存在那些事实。冈部在问清川这句话时，不用说是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并且，从他的举止言语里也表现出来。但是对于辩护人来说，连上田宏摆弄小剪子这一情况都不确定的话，却是不妙的。 这些事实，清川在向检察厅提供的证明材料中没有写，是菊地在反问中问出来的。冈部对此从反面加以利用，把对方隐瞒杀人的这一情况，作为把自己的起诉工作引向更加有利的境地的重点。在此，不仅可以维持诉因的成立，而且，也含有要击败辩护人的职业检察官的进攻之心。 “记不清了，这是毫无办法的。”冈部说。他的话语和蔼可亲，好象是在哄小孩似的。“但是，你说的被告人在买登山用小刀后才买晾衣夹，这没有记错，决不用担心会跟其他日子混了，对吧？” “嗯，没有错。”因为讯问的情况变了，所以，清川的脸上露出放心之色。 “你好象说过，你在把小刀交给上田宏后，他好象突然发现了挂在那儿的晾衣夹，并用下颚拨弄它，他这才说道：‘另外我还要这个。’是这样吧？” “是的。晾衣夹是用圆型或方型的厚纸包装着，每包三、四十个。他要一打十二个，我撕了一块长方型厚纸把它包好，交给它。我说道：是不是把刀子也包在一起？他说道：‘不，这就可以了。’说完就把包好的晾衣夹插进衬衣上兜里，走了。” 清川似乎是在表明自己的记忆没有错，洋洋得意地详细地叙述着。冈部检察官仍然微笑着，等清川的话一完，他便问道： “就是买了晾衣夹，也看不出来上田宏不是为了买刀子才来你店的，对吧？” 菊地站起来，说道：“我提出异议。很快就要闭庭了。这个证人是本日预定的最后一个证人。”菊地说着望了一眼墙上挂钟。时针正指向三点四十五分，离闭庭时间只有十五分钟。“我为自己再次提出异议浪费法庭宝贵时间，深感不安。但是，检察官刚才对证人的讯问也太过分了，不过是‘怎么想呀’？或是‘怎样认为呀’一类车轱辘话罢了。关于被告买刀子拔出小剪等小工具看的情况已被证人确认无误。对此，检察官说是被告伪装，这实际上是检察官自己的推理。这种推理，检察官可以在以后的论告中加以充分地论述。然而，检察官把这种个人的意见强加给证人，这就搅乱了证人的判断，使其证词丧失可靠性。我希望检察官不要忘了：这个证人是检察官一方的。” “谢谢辩护人的忠告。然而，最初问证人个人意见的不正是辩护人吗！”冈部不服气地反驳说，“买晾衣夹、买小刀，这些东西都是家庭用品——我问的也正是这一点。关于被告是否伪装这一点，也正是本检察官想要向证人讯问的。” “喂，等一下。”谷本审判长制止说，“法庭不是检察官和辩护人争论的场所。” 也许是受到电视的影响，最近出现了检察官和辩护人在法庭上进行英美法式的相互攻击的倾向，对此，谷本审判长是怏怏不快的。 “但是，法院想了解一切方面的情况，所以也想听听这个证人的意见。驳回异议。” 冈部检察官以胜利者自豪的神情把脸又转向清川，问道： “你是否看出被告买晾衣夹，是为了掩盖买刀子作为杀人凶器的意图？” 清川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回答，法庭里充满了紧张的空气，寂静得连针掉地的声音都可听见。旁听席的人也紧张起来，都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等待着清川的回答。 上田宏是杀死初子的凶手，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他把初子尸体弃之杉树林里，又与其妹同居等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当恶劣的犯罪分子。冈部检察官相信：上田宏一案足以构成杀人罪，所以，他又觉得：买刀子时有杀人之心也好，无杀人之意也罢，辩护人要争要吵，也用不着跟他太认真，或大惊小怪。当然，他想推翻清川的证词，但这不过是出自他的意气而已。 然而，对于菊地来说，却不是那样简单了。如果不否定有杀意，立证案件是偶然发生的，那么，伤害致死或过失致死罪就无成立的余地。因此，必须一步一步地固守证据，而且，这最后的一步——“没有杀意”也决不能退让。因此他紧张地等待着清川的回答。 鸦雀无声的法庭里，不久便响起清川低低但有力的回答声：“他买晾衣夹也好，摆弄着附属小工具也好，都看不出他是为了掩盖为杀人才买刀子这一目的。这一点，我可以清楚地回答。” 清川的两眼盯着冈部检察官的脸部不动，甚至闪耀着挑战似的光芒。对于律师来说，当然要最忌讳把证人的心理状态引导到如此敌对的状态中去。 对于检察官来说，也应如此。但对于今年四十五岁、战前处理过很多案件的、经验丰富的冈部检察官来说，对于证人的最初的印象却是：“什么呀！这个混蛋，太傲气了！”作为一位代表权力的检察官，有这种反映倒是很自然的。但这种对证人认识的本身，就是很肤浅的，缺少远见的，至少关于这次案件的法庭审判的经过证明了这一点。 “噢？可以那样断言吗？刚才我问你：被告看小剪，这是不是在伪装？你问答说道：不知道。你的意见改变了吗？” “这不是改变不改变的问题。认真想想的话，就会很清楚：他在我店买登山用刀子和晾衣夹离去时的态度，绝不是那种这就去杀人的人的态度。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移的。” 清川民藏强烈地坚持说。从刚才的讯问过程中，他本人也知道了自己给检察厅所写的证据材料中有使上田宏陷入重大之罪之可能的证词，所以，他决心在此要弥补回来。 象这样的证人在法庭上动不动就变卦，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这固然不好。但决不能小看一般人的正义感，正是因为具有了这种正义感，具有了这种单纯的伦理观念，才能把自己的思想根系深深地扎在单纯的真实之中。 在法庭上，最后的胜利者就是真实。这种想法即使有些过于乐观，但排除真实的裁判在民主主义社会中也是行不通的。应当看到：真实中含有一般约束审判官心证的巨大而无形的力量。 清川民藏关于上田宏买东西的态度的证词，必须尊重，然而，冈部检察官对此却采取了嘲笑的态度问道： “原来是这样。但是，你说过，以前买东西的顾客的心情并不是一一都知道的。这跟现在的‘确信’不是相矛盾吗？” 证人的心理，一般来说都是话既出口就不收回。所以，如果问他“你说的是真话吗？”是很危险的。这就很容易把关系搞僵。因此，倒不如指出其证词内在的矛盾之处为好。然而，即便如此，也决不可把证人逼到窘境，如果猛追不放，就只能使证人固守原证。所以，给证人留条后路是讯向证人时的要领之一。 清川民藏推翻了自己对检察厅的供述，提供了对被告一方有利的证词。对于这样的一个证人，冈部检察官所采取的错误态度或做法有二：第一，正如前述那样，是无视了其证词的真实性；第二，把证人追到了窘地。 冈部检察官所提出的“证人说以前对顾客的态度不都是一一注意的，然而对上田宏却进行了很好的观察，这不是前后矛盾吗”这一讯问，乍看却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因为这是很明显的绝对的矛盾，所以，证人就不能不坚持说明上田宏的态度如何跟一般人不同等这样一个客观事实。 清川回答说道：“如果老注意顾客表情，就不用卖货了。但是，对上田宏的态度我还是多少注意了。” “你在对检察厅的供述中说，因为被告认真地看刀刃了，所以你才注意了。” “但是认真想一下的话，不仅仅如此。这把刀子，从他的那身打扮来看，价格有些太高，我担心他能否买得起，所以就来到他跟前。我对他所以有印象，原因就在这里。他在看这把刀的附属小工具的时候，的确就象孩子，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装模作样的样子。他买晾衣夹买了十二个，这也是令人有点奇怪的。不过，我有了老婆后也有过这样经验：在外地商店里偶尔碰到家人用的东西时也买。” “被告作案后与被害人的妹妹到横滨同居的事，你当然是读报后才知道的吧？” 冈部检察官不怀好意地问。 “嗯。我是读周刊杂志才知道的。” “读了那份周刊杂志后，是不是影响或搅乱了你的记忆？” “不，没有。”清川坚持说，“我亲眼看见的，知道。读杂志不会影响我的记忆。他的态度的确不是那种为了杀人才买刀子的样子，而是愉快和爽朗的样子。” 冈部检察官的脸色难看起来，问道： “如果这样，为什么开始你不说？这就意味着你在检察厅讲的是撒谎。这难道是可以的吗？” 冈部拿出了据说是检察官的传家“宝刀”——“为什么在检察厅不讲？”来加以威胁。老实说，对于这种做法，他本身也不是愿意的。对于坚持证词的清川，他实在无计可施了，这才迫不得已亮出了这口“宝刀”。 “不，我绝不是撒谎。只是……。” “只是什么？” “是我今天渐渐回忆起来的。” “事实真相在案件发生后不久没有对检察官讲，而在过了三个月之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你在检察厅的时候就没有回忆呢？这不是令人奇怪吗？” “这个，实在是真对不起……” “你说被告人在买刀子的同时又买了晾衣夹子，你这样说，是不是受到某种暗示，才想起是这样的？” “不，没有。那我的确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案子发生不久没有回忆出来，反倒在今天回忆出来了？” “不知道。” 清川民藏说完低垂着头不语了。 “完了。”冈部检察官说完便坐下来，语气中充满了自豪。他心中想：这样就可以把供述调查材料申请作为证据了。 所谓供述调查材料，就是说，搜查部的检察官只有向清川那里索取。冈部当然申请把此作为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然而，辩护一方对此并不同意，故才叫出证人进行讯问。 清川既出现在法庭上，供述调查材料理应是不必要的。然而，正如前述，检察一方有刑诉法三百二十一条这个武器。这条刑诉法本来是规定当证人因死亡或事故不能出庭时其供述材料才可以作为证据。但在日本却变成了这样一条可怕的规定，即：证人在法庭上即使推翻自己的前证，这前证同样不失为作为证据的力量。 证人于调查室里面对检察官所讲的情况和证人于法庭上宣过誓后所讲的情况，这二者哪个证明力最强？按常识来说，毫无疑问是后者，然而，法律这东西往往是不按常识行事的。 例如，假设证人在检察官面前说道：案件发生的那天几点钟被告好象没有在办公室，但之后证人又在法庭上说道：虽然被告不在办公室，但看见他从客厅走出来。这两种证词究竟哪种应看做是真实的？这完全靠审判官的判断。在松川案件等一些案件中所以没有采用对被告有利的法庭上的证词，就是由于上述条文的关系。 证人提供证据材料的时间离案子发生的日期越近，其证据材料就越接近真实。这种认识也有一理。特别是被告的交待（尽管是在警察官面前的交待），在英、美、法等国家里，其证据价值就更大，可以说，它给陪审员的心证以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关于证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却不象日本审判那样，具有罪证的威力。这顶多可以作为对该证人的信用性的判断资料即所谓人格证据。对证据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过去那种什么书面证明材料都可以提出来的旧刑诉法的留恋，也就是对过去“究明”主义的留恋。一般认为不触犯三百二十一条是辩护人经常注意的问题。 检察官再主讯问结束后，辩护一方也可以再反讯问。站起来的菊地律师倒十分沉着冷静，问道： “你在检察厅没有讲被告人在买刀子的同时也买了晾衣夹一事，这是真的吗？” “嗯。”清川民藏略带歉意地回答。 “也没有说上田宏买刀子时还看了瓶起子和小剪子等附属小工具，是吧？” “嗯，是的。” “但是，你在接受检察官讯问时，检察官问你那个问题了吗？” “唉？”清川似乎没有理解讯问的真意，表现出一种疑惑不解的样子。 “我问你是这个，请注意听着，”菊地辩护人为了使对方沉着、恢复注意力，尽量以温和的语调说，“刚才检察官问你在现在法庭上讲的事实为什么不在检察厅讲，这是不是由于当时讯问你的检察官没有讯问你这个问题？” “当然。这是当然。”清川回答，但并没有发觉这正是辩护人所要求的回答。菊地微笑了，说道： “作为你来说，对于没有问的事情自然就不便回答，是吗？” “当然是的。” “这就是说，讯问你的检察官只问你被告人是否在你店买小刀一事，对吧？” “当然是的。” “也没有问是否看刀刃或看附属小工具了，是吗？” “没有问。” “也没有问再买什么，对吧？” “当然。”清川似乎又缓醒过来似的，两眼闪着光辉回答。 “作为你来说只是因为没有被问，所以才没有回答，是这样吗？”菊地为慎重起见又叮问了一句。 “是的。” “而且，你刚才说的被告人不仅详细地看了小刀快不快，而且也详细地看了小刀附属小工具的情况，同时还买了晾衣夹走了。这是不假吧？” “不假。” “而且，上田宏的态度不象是检察官推测的那样，说什么伪装或装象，而是极其自然，自然得无可挑剔，对吧？” “是的。他的态度确实很开朗。” “完了。”菊地辩护人说完便沉静地坐下来。 冈部检察官虽然看到了谷本审判长催促的目光，但并没有站起身来。自从菊地开始再反讯问不久，他心就想：“糟了。”他问证人为什么不对检察官厅讲，从而搬出三百二十一条刑诉法，这作为检察官来说，可以说是最后手段。不过，在使用此手段之前，不用说必须从证人那里取得对己有利的证词。三百二十一条规定：证人原来的证明材料如果与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词不同时，检察官可以把原来的证明材料作为证据向法院提出。然而由于“没有问，（证人）只好也没有说”。这条法律对检察官来说自然也就失灵，不起什么作用了。 冈部心中自然也清楚：通过讯问证人得出一个“没有问，只好也没有说”的结论，这不过是辩护一方的惯用手段。然而，他还是明知就范掉进了陷阱里去了。他为自己的失误而悔恨极了。因此，当审判长以眼神问他对于再反讯问是否进行再再主讯问的时候，他已经再没有站起来的兴致了，只是默默地、无精打采地微微摇了一下头，以示无问可讯。 对于他来说，唯一希望的是：尽管自己的讯问拙劣，但审判长因此却得到了上田宏在伪装这一心证。然而，他知道审判长谷本也好，审察官野口也好，都主张在审判过程中把心证表露于众。然而，这两位审判官的态度都没有给予他希望。 “唉！算了！还有一个最终陈述。”他自我安慰地想。然而，把希望寄托于申述意见书上，这是在新刑诉法下最拙劣的做法。这一点，冈部也是知道的。然而，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关于清川民藏这个证人，他已是黔驴技穷，无法对付了。 时间已过四点。清川民藏是这天法庭上最后一个证人。宣布闭庭之后，冈部检察官以十分失望的心情望着从背后门口消失的三位审判官的后影，但与此相反，菊地律师和上田宏却是以十分舒畅的心情望着那三位审判官的。 第十三章 间奏曲 <er top">01 野口候补审判官那天结束了工作回到妙莲寺的家是将近六点钟。从横滨法院到樱木町站走十分钟，打那坐东滨线火车经过十三分钟就到妙莲寺车站。 对于在东京度过大学生活的野口来说，用如此短暂的时间就可到达目的地，简直好象在做梦似的，他为自己在横滨地方法院工作感到十分满意。 “我回来了。”他一推开门口的门就说。这时便有一个名字叫纪子的小女孩儿一边叫着“爸爸！”一边从走廊里跑来。于是野口把她亲热地抱起。当他嗅到三岁女儿身上散发出的乳香味时，这才感到自己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也只有这时，他才深有感触地体会到：自己穿着法官服，坐在高高的法庭法官席上，这是一个多么脱离现实的抽象存在啊！ 站在被告席上的罪犯或嫌疑犯虽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但只要在法庭上面对着审判官申述自己的意见，认为所指控的罪行毫无根据或承认部分罪行，那么，他也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存在了。 检察官也必是各有各的私生活。然而，只要到了法庭，那么，他就成了不过是代表国家权力来镇压被告这一个抽象的人的机器而已。 辩护人虽然在法庭上跟检察官针锋相对，但在法庭外见了检察官的面却还是拍拍肩膀有说有笑，或者是跟审判官兴致勃勃地打打高尔夫球。据说最近以来审判官们也有打高尔夫球赢巧克力糖吃的。 人们把法律界一般称为专家集团，在这个集团里学阀成林，联姻成风。律师的女儿嫁给检察官（这时，律师无疑就倾向检察官），审判官的儿子娶法学博士之女，他们生的儿子进了法务省。 在审判官、检察官、律师中，也有称为“二世”的能干的第二代，也就是说，他们的老子是法律界的人，他们本身也成了法律界的人。在法庭上或接见记者时，他们虽然呈现出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而在私下里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私人关系，相互间说着只有朋友之间关系才能说的笑话。 以某私立大学法学系教授的女儿为妻的野口候补审判官就是处在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中。而且，这位法学教授也是娶原大阪审议院审判官的女儿为妻，在法务省和最高法院都有很多朋友和后辈。因此，野口候补审判官也渐渐感到自己已成了这些人中的一个老人。 野口认为：自己虽然处在这样一个闭塞环境中，但活动起来并不象穿审判官服时那样感到不自由。但是，譬如说，见到在司法进修所的同学时，尽管有说有笑，也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空虚之感。然而，当他回到家里跟妻子、女儿在一起玩的时候，这种空虚之感就消逝了。这时，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个实实在在的和活生生的人。 过去很多审判官有一种洁癖，这就是：决不把审判之事带回家里，对家里人讲。但是，野口候补审判官的观点却是：不论什么都可以对妻子光子讲。不管穿上审判官服成了一个怎样抽象的人，但作为审判官宣判被告时的心情并不是愉快的。因此，从过去时候起，审判官的性情就是内向的，封闭的。野口认为：在审判贯彻当事主义者口头辩论的精神，从而变为开放性的今天，这对于多少改变审判官的生活意识是有帮助的，因此，即使把审判之事告诉家里人也是毫无妨碍的。特别是象妻子光子这种女人。 光子从孩提时代起，就认识来往于家里的法律界人士，由于耳濡目染，也具有刑法的一般知识。特别是对于上田宏一案，她尤其感到兴趣，在此以前，也曾在饭桌上谈论过。她开始就认为，上田宏的罪行应当是伤害致死罪，这一点，跟菊地辩护人的意见大致一样。 今天，她随女儿纪子身后，从厨房里边擦手边走出来，来到西装衣柜前为丈夫脱上衣。她站在丈夫身后一边为丈夫脱衣服一边问道： “怎么样？” 在以前，野口便会把审判的事痛痛快快地讲给她听，但今天却不知为何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是说道： “什么怎么样？” 他一脱掉西装就自己动手从衣柜里取出西服架，又脱下裤子，一起挂上。并且，换上普通化纤做的裤子，就来到阳台上。 从他的年龄来看，还没有养成让妻子帮助换衣服的习惯。衬衣也好，袜子也好，应不应该洗完全由他个人决定。他并不热衷于摆出一副大丈夫主义的架势，就象过去日本式的丈夫所做的那样：把穿脏的衣服向妻子一扔，并为此而感到心安理得。 光子来到他的身后帮他脱衣服的目的，其实就是想从他那里听听今天的审判情况。但这时她已经意识到丈夫今天似乎不愿意谈这些。 对于今天菊地律师在法庭上所发挥的反讯问的天才，野口是感叹不已的。只是对象菊地这样的律师花这么大气力究竟会起多大作用这一点尚存疑虑。 菊地担当过二十年的审判官，对于案件的情况应当有个大致估计。关于该案的案情，被告已做了交待，并不是象报纸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可以否定的案件。即便否认上田宏怀有杀意，也否认不了他犯罪的事实。然而，菊地的反讯问，就好象是旨在否定案件本身似的，是那样严密，那样卖力。他想：莫非真正的犯人不是上田宏？作为主任审判官的野口，似乎感到案件的内容跟菊地的态度很不协调。他在法庭上所做的记录放在交给光子的皮包里，但是甚至回家之后他也不想看它。 审判中所收集到的调查材料，速记官和打字员再怎样努力，整理出来也得两周以后。上田宏一案中间隔一日，即后天十月一日预定第三次审判。明天是野口在家工作日，就是说，不到法院而在家读文件。他今天带回家的材料中，不仅仅是有关上田宏的。 他现在担当的案件很多，有强奸、伤害、受贿等二十几件，因此，下月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上田宏这一案件是少年犯罪，带有广泛的社会性，再加上菊地辩护人的活动，所以，很有可能引起舆论界的注意。为此，野口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不过，碰到著名的案件时，审判长会亲自出马，作为主任审判官可以说反而轻松自在起来。当然，这可以得到审判长的适当指导，然而，带有旧作风的谷本审判长只是从教育的立场出发，并不明示自己的见解。闭庭后在审判室里休息时，野口有意试探他的意见说道： “今天菊地的反讯向相当漂亮，特别是对清川的讯问，尤其如此。” 然而，谷本审判长只是冷淡地回答说道： “你那样认为吗？”这就使野口感到莫名其妙，不解其意。 “冈部虽然没有能够立证出上田宏怀有杀意，——不过，还有一个证人，他就是案子发生的前一天在味美饮食店听见初子和上田宏发生口角的多田三郎，如果他证明说，上田宏买刀子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冈部可就要完全绝望了。”野口说。 野口对证人清川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心证。野口在法庭上几次窥视谷本审判长的表情，因此，他相信，谷本审判长也是如此。 “冈部君虽然由于时间的关系似乎处于被动的局面，然而，审判不结束还是看不出谁胜谁负的啊。” 谷本的态度始终是谨慎的。他先让主任审判官写好判决书，然后再谈自己意见，这也是谷本审判长的一惯做法。所以，归根到底，野口候补审判官不得不依靠独自的力量完成自己所担当的主任工作。他不知道菊地将会把审判引向何方。对于这种难以估计的局面，他困惑了。 在阳台上，他坐下来，点上了一根香烟吸着，光子站在他的跟前，以关心的语气问道： “你怎么啦？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不，我没什么怎么的。”野口回答说。 “脸色有点不好吧？”光子关心地观察着丈夫的脸儿。 “怎么会呢。” “真没有什么吗？” 光子对于丈夫今天的举动是感到奇怪的。往日丈夫总是轻松地告诉她审判的情况，然而唯独今天不同，甚至刚才主动问他，他都有意避开，向阳台走去。 对于妻子的心情，野口马上明白了。于是笑着对她说道： “真的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你要是听到菊地的辩论，就会感到非常痛快、高兴。”接着，就把菊地在反讯问中问的是怎样巧妙详细地讲述了一遍。接着他说道： “这个案件的审判估计明天地方版会宣传一阵。总之，一个证人在作案时间于现场附近这是确信无疑的，另一个证人也许也在。这真是新闻记者和推理小说家所高兴的素材。” 光子两眼开始炯炯有光：“这样说来，对被告是有利的，是吧？” “现在还不能这样说。菊地只是做了有可能性的暗示，而什么也没有立证。他究竟想要立证什么，实际上我也搞不清。” 野口讲到这里，脸色又沉下来，再一次地为难解菊地之真意而困惑。他甚至怀疑，菊地的那些做法是不是专为博得新闻记录的喝彩。他认为：作为一个审判官来说，对那种辩论发生兴趣是有失身份的。 菊地当律师只有三年的历史，而当审判官却有二十年的历史，具有着丰富的经验，并审理过许多著名的案件。他所以以五万日元的价格接受这个案子，就是因为他的远方亲戚花井教过上田宏。这件事也作为法律界的小道消息传到了野口的耳朵里。然而，仅仅由于是花井的远亲，是说明不了菊地辩护为何如此热心和卖力的。所以，也只好按常识的理由来考虑，这就是为了扬名。 “后天，检察官方面还有个证人需要讯问，之后，就是菊地的冒头陈述，那时一切就会清楚的吧。”野口似乎自己谈给自己听。 “检察官一方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证人？”光子问。 “在案件发生的前一天，有一位顾客据说是在味美饮食店看见了初子和上田宏发生口角的场面了。这是立证上田宏怀有杀意的证人。但是，似乎希望不大。当然喽，不听听他的证词是不会清楚的。” 作为审判官的一种职业性习惯就是慎重。野口也不例外，在他跟妻子闲谈时也不忘其“慎重”。 “是呀。检察官所认为的不立证‘有杀意’、‘窥机’，杀人罪便不成立，这种观点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你开始就同情这个少年，所以才那样想。”野口笑着说，“案件发生的前一天，被告和被害人见面时的言行还是很重要的呢。所以，不听一听是不行的。而且，上田宏自己都交待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想威胁她一下才拿出小刀来的，这才……” “审判官的妻子可不能说这话，”野口禁止她说，“你讲的是周刊杂志上报道过的，上田宏于检察厅供述的材料。审判却与此无关。” “你这种话也不过是形式罢了。不会有那么复杂：在警察和检察厅那里的交待竟会那么不同。这大体也能估计出来，即使你也是明明估计到了的，然而，你不过……” “根据检察官的冒头陈述：上田宏从前天夜里就坚定了杀意，所以，才到长后镇买刀子。然而，上田宏买刀子当时的表情是开朗的，况且又不止买刀子，还买了晾衣夹等家庭用品——这些情况也都是从菊地的反讯问中弄清楚的。” 野口把今天法庭情况全部告诉了妻子。 “那么，杀人罪就不会成立了吧？” “我看还不能这么说。检察官最重视的是以后将要出庭的，被告在横滨工厂工作时的上司和公寓的管理人。他们俩都是将作为证明上田宏作案后的行动表现的证人。” “是说明他作案后五天内假装不知，跟女人同居的事吧？这有什么？” “可不能那么说。要是偶然犯罪，从常识考虑，他一定会把初子护理好或送往医院。但他把初子推下崖后却毫不在乎地同她妹妹同居，而在这一期间又既不感到良心上的谴责，也不去自首，假装无事地继续上班工作，沉湎于与良子的爱情里。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就说明他的犯罪是事先有计划的，是预谋，所以，作案后也毫不介意。不用说，这对于认定犯罪事实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 “这可糟糕！”光子皱了皱眉说。 上田宏犯罪后的行动，在作为一种情况的参考的同时，也是从反面确认犯罪事实的存在的间接证据，一般称之为间接事实。 就是说，上田宏杀死初子后，既不予以护理，也不自首，而是默默地享受着与良子的同居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认定犯罪不是偶然性的，而是有计划的，预谋的。 “那么，这是否可以认为：上田宏已经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只好浑浑噩噩地听天由命了呢？” “这个，无论怎样认为都是可能的。但是，实际上，罪犯的心理不可能是那样想的。”野口安慰说。 “不过，上田宏还是孩子呀。” “十九岁在过去按虚岁算就是二十岁，给个媳妇都可以生孩子了，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了。所谓少年也只是法律上的规定而已。” “也许是这样吧。不过，从这个孩子的做法来看，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成了人的男子。你对他在法庭上的印象如何？” 在拘留所呆了两个月的人，一般都给人一种精神状态完全萎靡的感觉，所以单靠法庭上表现是很难判断的。不过，今天他在法庭上好象精神好多了。 野口回忆起在富冈秀次郎说到上田宏上衣兜里揣着晾衣夹时，上田宏脸上泛起红晕的情景。上田宏这种孩子气的反映，给野口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心证。 “我也认为这个少年不会是有计划的犯罪。可是，不听听有关方面的证词，还是不好下这个结论的。”野口以辩解的语气说。 “是啊。如果不听听菊地的冒头陈述，还是不好下结论的。” “该替纪子洗澡了吧？” 野口改变了话题，一边说着一边朝在客厅里玩积木的纪子望去。往常他总是一换完衣服就到洗澡间洗澡，可是今天在阳台上。对此，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季节已是九月末了，这一带山岗上的树林里，树叶有的已经开始变成深褐色。但是，结束了一天工作的野口却满身汗涔涔的。 “纪子，去洗澡吧。”野口走到纪子跟前，将她抱起，一边让小女儿抚摸着脸，来到走廊里面的洗澡间。 “你喝什么酒？” “啤酒。”野口一边大声回答，一边拉开浴室门。带小女儿洗澡是野口的乐趣之一。他喜欢在小女儿娇柔的身上涂上肥皂，仔细认真地洗着小女儿的身子，包括她的十个小指头。这时，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审判官。 <er h3">02 第二天，菊地律师在东京有乐街事务所特地让人买了一份《神奈川日报》，并跟当天早晨出版的一份报纸上报道对比着。 案件在东京各报社会版上没有登。这种案子对于各家大报来说，只登第一次公判、求刑和判决就可以了。没有登第二次公判是菊地早已料想到的。 在法庭坚持到最后的，只是横滨地方报纸《神奈川日报》的记者。东京各报社的有关记者一般都兼任其他部门的报道工作，所以，只留下一个有代表资格的记者，而其余的记者都到别的单位去了。总之，该案件只是对地方报纸来说有兴趣。 菊地自接受这个案件的辩护工作以来，一直在有乐街经营地方报纸的卖店里买《神奈川日报》。该报发售的时间一般在午后。负责给菊地买公判第二天东京各报地方版报纸和《神奈川日报》的是事务所女秘书大崎志那。幸好她住在蒲田的女塚，早晨到神奈川县川崎火车站是顺路，这样就在该站卖报的摊亭买了《神奈川日报》和其他各报。 菊地律师跟战前的同僚一起共同开办了战后第一家律师事务所。面积只有十五坪大小的地盘，间隔成四个房间，各个房间里摆着桌子和书架，另外，还有两个共同使用的接待室。在进门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这便是大崎小姐工作的地方，她是两位律师的秘书，并兼任接待和电话员的任务。 菊地上午十点钟到了事务所，阅读大崎小姐为他放在桌上的报纸。因为他在家里已经知道东京各大报没有登载关于审判的情况报道，所以，他首先打开《神奈川日报》。 由于大冈警察署管区内发生了一起全家自杀的事件，所以，关于审判的报道自然没有作为头条新闻，但也是登在头版中间地方。其内容正如菊地所预料的，是集中在“真犯人在别处吗”这一点上。 该报道把焦点集中在：大村老人在作案时间内在现场附近跟初子预定相见上和宫内辰造跟初子有肉体关系已经明确，以及他们的这种关系跟案件究竟有什么关系上，而且，对在菊地反讯问中，暗示出宫内在作案时间内也有在现场的可能性，也做了报道。 但是该报道对菊地着力讯问出的上田宏在福田刃具店里不仅仅买了小刀而且同时也买了晾衣夹一事却没有接触。 该报专门从“真犯人究竟是谁？”这一观点出发报道这一案件。在东京各报的地方版上只登了那么三段，其观点与此大致相同。 “嗬，成了推理小说了！” 菊地喃喃自语着，把一打报纸推向一边。他感到：不论怎么说，正在审判中的案件在报纸做如此程度的报道，引起舆论界的关注，不是一种坏的征候。 菊地在这一天，不能只顾上田宏的案件，后天，他要参加已经着手一年的某化学药品公司违犯关税法案件的第十次公判大会。这可以说是现在整个日本所有法院正在处理的漏税案件之一。后天，交易所会计课长将作为检察一方的证人出庭。而且，下周他将由于另外一桩违反关税案件到大阪出差。另外，他还担任违反公路交通法，即汽车事故一案的辩护工作。总之，菊地律师的日程，到年末是排得满满的。 在预定明天上田宏一案的审判中，对于检察官一方的证人调查结束后，将是菊地律师的冒头陈述。菊地写完了这篇稿子是昨天晚上小半夜。打字用稿纸，共写了十一二页，预定大约用三十分钟读完。其骨子主要是根据一周前到金田镇听花井的调查情况的汇报而写出来的，其中也充实了昨天大村吾一和宫内的证词，因而，这就更加完整无缺了。 关于明天出庭证明上田宏作案后的行动的证人将会大体上说出什么情况来，由于翻阅了该证人的供述材料，菊地是知道的，他也准备好反讯问。当然，这不是胸有成竹的阶段，但是，他坚信自己是能够立证上田宏一案是属于偶发性的。 秘书大崎小姐也打日文，凡事务性的短信全由她打。但象冒头陈述这样文章却要包给附近的打字印刷社。到这里打字印刷，由于活多，也得排队等候，所以，今天午前交给它，明天早晨才完成，刚好来得及。并且，预定在法庭上宣读完毕之后，提交给审判长，并将抄本交给检察官一份。 辩护人的冒头陈述并非非搞不可。检察官的冒头陈述，是为了让法院了解案件的轮廓，并阐明依据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从而给被告一方提供了充分防御的机会。这是在进入证据调查之前所不可缺少的一道手续。辩护人的冒头陈述，就是：在原来开头的手续阶段，就与承认不承认公诉事实有关连的问题，随意发表意见，就是说，如果主张被告无罪，就要从事实上，法律上加以有理有据的概述。 但是，在检察一方的方针尚不明确期间，进行冒头陈述，阐明观点是要吃亏的。即使为了对付检察官的冒头陈述，在证据调查的阶段进行虽说是合适的，但据说为时也尚早。现今最普遍的作法是在检察官调查证据的手续结束，手中的牌全部出尽之时进行。 由于辩护人的冒头陈述具有这样的随意性，所以，有的律师没有把重点放在这里，不等检察官向证人调查证据的手续结束就进行。 检察官在最后的陈述即一般所说的“求刑”中，首先谴责被告犯了滔天大罪，其言词之激烈如狂风，其态度之冷酷如秋霜，然后就可求刑。另一方面，辩护人在陈述中也是声泪俱下，以便感动审判官以求缓刑。这就是今天日本法庭上的现状。 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是由于跟现在法院百分之八十的案件，被告都是承认其罪行的这一情况有关。不过，即使是被告不承认其罪行的案件由于辩护人无力收集资料，无法驳倒检察官提出的证据，所以，往往只好也靠“哭”术或“缠”术来感动审判官发发善心。所谓当事主义者和证据主义者这些大原则，在法律界实际已变成一句空话，人们称它为理想主义，其原因也就在此。 昭和三十七年一月一日开始，法院实行了所谓“集中审理”办法。这种办法虽然由于检察官和律师事先进行洽谈，整理好争论之点，安排审判日程表，使审判顺利按期结束，但却不能充分地进行审理，往往会给被告带来不利。 象目前菊地辩护人所受理的漏税、违反选举法的案子，由于检察官怕销毁证据，一部分证据材料不给看。这样，就会由于事前准备不足，集中审理也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搞漏税和受贿的家伙倒多大霉也不过分。——有的人可能会这样认为。但是，人不论多么坏，也只能绳之以法，此乃民主主义社会的一大原则。那种蹂躏和歪曲法律的官僚主义、独善其身主义和好人主义、见风使舵主义的观点、那种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专门为自己利益申述意见以促成既成事实的观点，只能是引起社会混乱的祸根。 菊地辩护人所面临的现实就是这样一个包含着如此复杂情况的日本法庭，但是，他自恃自己虽然是处于如此腐败的法律界中，但在判决之际仍然坚持正义、祛邪除恶的。他毫不怀疑，自己的努力会打动谷本审判长的心而不会变得白费。 <er h3">03 在同一个时间内，坂井良子正在横滨地方检察厅的检察官室内接受冈部检察官的质讯。 在公判期间，检察官突然把怀孕七个月的良子叫到检察官室内进行质讯，这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冈部检察官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村吾一和宫内辰造说出意外的证词，所以感到很有必要通过初子和宫内的关系来确定一下其证据。他是在昨天闭庭之后，采取特别手段，向良子家附近的驻在所打电话，让巡查通过地方警察叫到良子的。 因为被告家属作为证人是不会讲对被告不利的情况的，所以，检察官一方是不采取让家属当证人的方针的。上田宏在作案当天回家时的情况跟他在横滨公寓和工厂时的情况一样，都是可以确定其犯罪事实的间接证据，然而，冈部并没有要求被告的父亲喜平等家属出庭作证，其原因就在这里。 作为冈部来说，龙汽车工厂的车间工长和公寓的管理人的证词就足够了。一般来说，家属是作为辩护一方的证人出庭的。 冈部之所以打破常例，想听听良子的供述，是由于大村和宫内的证词提到了另外的意想不到的情况。另外，他不得不采取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应急措施，也是由于这个案件没有经过所谓“集中审理”这一办法。如果按照“集中审理”的方式，到终审日期这不用说，就连出庭的证人的人数讯问时间也都卡得死死的，根本没有机动的余地。 审判不论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申请新的证人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论审判官还是辩护人，日程安排都是满满的，是否会挤出多余的讯问时间尚且不论，但作为实际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以不要添什么麻烦作为事前准备的前提条件的。根据事前准备，事先明确争论之点，公判开始之后，到终审为止，就象车头沿着铁轨迅跑似的使审判顺利进行——这是主张集中审理派的理想。但是，有一种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如果只摆出一些自己讨厌的理由说道：“这会把人们引向对过去旧刑法时代的留恋上吧！”那么，就使审判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从而，担心会导致刑诉法的修改。 要防备这一点，就得必须加强具体的事务性工作。然而，有一帮非占主流的人士却始终散布说，这是变相无视事实的遁词和繁琐哲学，从而，又给“集中审理”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第二天的审判规定是从午后开庭。检察官传唤的证人只有三个。因为只有辩护人的冒头陈述和对三个证人的讯问，所以，时间上是绰绰有余的。 这次审判，当然不是经过事前准备的，所以，冈部检察官在估计到要求良子出庭作证人是有希望的情况下才想让大和警察署的巡查传唤她的。 坂井良子接受巡查天野的访问是在前一天夜晚十点以后，这时她刚向母亲澄江讲述完白天法庭情况，并已经就寝。 她听到大门口有敲门声，便奇怪地想：这么晚了，谁会来呢？她起床走到门口一看，原来是天野巡查，他正打着手电站在那儿。 “横滨地方检察厅冈部检察官刚才打来电话，说要你辛苦一趟，明天上午十点到他那儿去。” “明天？这太急促了。什么事？” “这个，我可不知道。他只给我在电话里说，要你去。想必是急事。” “我可不想去。”良子低头嘟囔着。 关于上田宏一案，在此以前，她在检察官和警察面前都讲过多次了，厌了，可是，明天还得到横滨去。她本来想明天在家好好休息。然而，既然检察官叫，愿意不愿意也得去。 “知道了。” 这样，她便在今天和煦的秋阳下，于上午十一点钟来到了庄严而肃穆的横滨地方检察厅一室，坐在冈部检察官的对面。 冈部检察官的讯问主要集中在三点上： 一、初子与宫内的关系； 二、有关金钱方面的情况； 三、在初子死前一段时间，跟宫内的关系是否恶化。 这最后的一项是为了弄清楚菊地律师问出的关于案件发生的当天他们两人的行动情况。 冈部当然昨天晚上也叫宫内了，但他没有在家，从他生活状态来看，今天也无希望叫到他，所以，也就只好找到了良子的头上。 但是，良子对于姐姐跟宫内的关系并不清楚。这是因为初子拿她当小孩看，所以对她什么也没有讲。关于这些情况，良子都老老实实地讲了，但冈部还是反复讯问了一些细节问题。直到五点为止，冈部才结束了对良子的讯问，最后让她在证明材料上签了字。 “明天也许让你出庭作证，希望你务必来法院。” 冈部检察官在良子临走时叮咛说。他想，菊地辩护人会不同意良子的供述吧。 第十四章 新生活 横滨地方法院刑事第五部开庭日是十月一日。首先从宣读五个判决书开始。五个被告人一一被带上被告席，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叫到前面来，由谷本审判长向他们宣读。五名被告人的主任审判官是三位审判官中最年轻的矢野候补法官。 由于近年来川崎市的发展，类似上述被告人的案子激增。但川崎市只有一个旧的法院办事机构，没有法院。因此，所有案子都压在横滨地方法院。（判刑一年以上的案子都必须经过三个审判官组成的小组审理。） 向五个被告人同时宣读判决书，在做法上似乎不妥。但是，他们这几个并没有被捕，只是为了来听取对他们的判决才到法庭上来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家的被告人。另外，谷本审判长手里眼下要处理的案件有百件以上。如果不采取此种办法，是无法及时审完的。 以上五个被告人如果说是犯了伪造文件之罪的话，未免夸大其词了点。他们只是私自篡改汽车驾驶证日期。最近几年，随着运沙子的卡车司机短缺，无驾驶证或因事故被吊销了驾驶证但仍开车的人日益增多，如果不彻底清除这些人，这类案子就永远处理不完。把川崎办事处变成象横须贺和小田原那样的分院，是横滨地方法院的多年夙愿。 但是，众所周知，法院缺少预算，连警视厅也不及。在今年梅雨季节里，小田原分院的法庭还漏雨，竟不能开庭，其原因就是挤不出修缮费。所以，川崎办事处要升格为分院是难以想象的。 从三权分立的观点来说，代表法院的最高审判长是不出席大臣们关于预算分配的阁僚会议的，只能提出书面要求。但结果是：全国法院的总预算额还不及首都东京警察的预算多。 审判官的工资在昭和三十六（一九六一）年的今天，老资格的最高法官每个月是二十万日元左右，这同三十几岁的年轻律师的收入相当。审判官的不足是个普遍的问题。最近向全国二百个律师发出号召，希望他们当法官。但响应者寥寥无几，仅有三人。真是可怜已极。 审判官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凭着良心进行工作的。其威信不应因一部分人独善其身和轻率的言行而丧失。现在，法官这个名字，大约还没有哪个国家象日本这样被轻易地挂在嘴边上的吧。 如果是个性急的审判官，五个伪造驾驶证的案件，十五分钟足以宣读完判决，然而，谷本审判长办事稳如山，不紧不慢，只用了三十分钟。 之后，在到中午以前的一个半小时内，又结束了最近在川崎地区发生的集体强奸案的冒头手续。这是四个工人（其中有两个未成年）把在第一京滨国道旁经营到深夜的饮食店里工作的姑娘带到公寓进行轮奸的案子。这类案件，一般来说，被害者在店内也喝醉了，所以，半是高高兴兴地跟小伙子们走了。因此，要确认犯罪事实是很困难的。象这类案件，占谷本一年受理的案件件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这个案子是野口候补法官担任审理的。从无聊而冗长的起诉书的朗读到辩护人的冒头陈述的结果，时间刚好进入午休。午后的时间是安排上田宏一案的第三次公开审判。 在下午一点以前，冈部检察官稍微提早来到了法庭。一见到菊地律师的背影，便急匆匆地走向前去，微笑着搭话说道： “我有点事想了解你一下。” “什么事呀？” 菊地满不在乎地笑着反问了一句。虽说马上又是法庭上的敌手了，但是，在争斗之前，互相间的态度却似乎是更加和蔼亲切。这种情况，恐怕在哪个国家也是如此吧。 “我取回了坂井良子的证明材料。我想，今天就把它提出来，怎样？你同意吧？”冈部也知道菊地是不会同意的，所以，他没有这样问道：“你不同意吧？” “哪个？让我拜读一下。”菊地边说边从冈部手里接过印有检察厅字样的上有供述材料的稿纸，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然后说道： “是昨天取的证吧。” “是匆忙一些。你把我的证人好一顿讯问，出了一些新的情况，所以，我也得需要一根拐棍哟。” 冈部边说边向墙上的大钟瞥了一眼。 两人的言语彼此都很温和，好似开玩笑，然而，敌对关系却是明显地不变的。冈部的表情似乎在说道：“在审判官进庭以前，请快一点告诉我你的意见吧。” “我不能同意，对良子，我也有要讯问的情况。”菊地的话意味着把此种供述材料作为证据是不妥的，因此，他也想叫出本人进行反讯问。 “良子这个证人，我也申请。我们可以一起讯问。”菊地还给冈部那份材料，补充说。 “到底是不同意呀。好，我明白了。” 不出冈部所料，菊地没有同意。冈部回到自己坐席时，上田宏已进庭了，被带到被告席上。 不大工夫，正面审判官席的后门把手咔嚓一声地动了一下，好象在向全法庭宣布：谷本审判长等人入庭了。就在这时，菊地和冈部迅速站起，接着全庭人员也纷纷站起。同时，身穿法官服的三位审判官威风凛凛地走进庭来。 “那么，现在开始审理。”谷本审判长等大家重新坐下后，说。冈部检察官站起来。他说道： “在开始审理之前，我有个希望，就是：我想把坂井良子的供述材料作为证据提出，但辩护人不同意，所以，我想讯问她一下。她本人此时在庭。” 谷本审判长向菊地望去，菊地仍坐在那里不动，只轻轻地点一下头。这表明检察官和辩护人在法庭外关于这一点已经协商过。 “那么，首先调查完原预定的证人后再定吧。”谷本审判长一边低声说一边向庭吏示意叫证人。庭吏以平板的声音叫道： “证人多田三郎，到前面来。” 坐在与被告席并排的椅子上等待的多田三郎站起来，向证人台走去。 多田三郎是厚木市相模川对岸的海老名镇的工厂工地上的一名工人，下身穿条布裤子，上身穿一件夹克，衣着虽然显得不整齐，但好象是刚洗过的，很干净。他来到大庭广众面前，似乎是第一次，显得颇为不安。当他接过宣誓书时，两手有点发抖，结果宣誓书掉在地板上了。因此，他显得更加不安。在读誓词时，中间打了几次停。在回答冈部检察官的讯问时，经常打停，晒黑的脸上通红。 多田三郎供述的内容，正如接受菊地委托的花井先生在海老名镇访问他时所记载的那样。也许有的读者对本故事中不断在法庭上出现的证人的主讯问和反讯问感到厌腻了。现将多田的证词概记如下。 多田三郎是在案件发生前天即六月二十七日夜晚上田宏到味美饮食店去见初子时在场的顾客。在他供述材料中说，上田宏和初子俩发生口角，但根据花井调查到的情况是：多田三郎当时只听到他们俩谈的两三句话，至于其它内容却不清楚。这是因为当时初子立即把上田宏领到室外了。 在上田宏的交待材料里说，这时他坚定了杀意。但是，这一点，在审判的这个阶段是不能作为审理的内容的。这是因为他在冒头陈述中又否定了的缘故。 在上田宏刚否定有杀意的时候，自我交待材料当然有效，但多田只是供述说对他俩的口角只有一个漠然的印象。这个证词，实际上也是在冈部检察官的诱导之下供出的。 但是，多田的证词却是作为上田宏六月二十七日去过味美饮食店以及两个人讲了一会儿话之后便离开饮食店这些事实的目睹者，有力地补充了上田宏的自我交待材料。 菊地对于上述这点，没有深究。他只是在反讯问中，讯问了所谓的口角内容，当得知多田对此没有任何记忆时，他感到很满意。 “我想问你一个另外的问题，你认识被害人的情夫宫内辰造这个人吗？” 这个提问脱离了冈部检察官主讯问的范围，这在英、美国家里自然是“异议”的对象。然而，在日本法庭上，从发现真相的观点出发，是不做严格地追究的。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了。 “嗯，认识。” “在味美看到过他吗？” “他常坐在里屋喝酒，见到过。” “那种人呆在饮食店里，令人心情不快吧？” “嗯。老实说，是让人不痛快。” “听说宫内经常对追求初子的顾客和对付款时发牢骚的顾客找碴打架，你是不是也被他找过碴？” “幸运得很，对我倒是没有过。不过，我听说很多人都受过他的威胁。” “初子的饮食店近来据说顾客不多，冷冷落落，你是不是认为这跟宫内老呆在那里有重要的关系？” 这个问题也是在征询证人的意见，因此检察官完全有理由提出异议，然而，冈部却默然许之，也不相争，其原因是多田三郎本来就是不太重要的证人，而且，他认为：根据上田宏买刀子那家福田刃具店主人的证词，上田宏“怀有杀意”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嗯。我认为味美饮食店经营不兴旺，原因就是在于有这号的人经常往里钻。” 多田在法庭上的陈述到此结束了。他的陈述倒是足以证明了辩护一方对宫内其人的看法。 下一个证人是龙汽车工厂的工长有田光雄。他今年二十八岁，是一个白白净净的青年，戴着一副轻度近视眼镜，似乎是一个管一个车间的熟练工。他以爽快的态度回答了检察官的提问。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现在的职务以后，关于上田宏根据一般招工就了职的经过，以及七月一日开始工作的表现讲述了一遍。 有田光雄是为了立证上田宏作案后没有受到良心谴责，坦然地、勤奋地开始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班的一个证人。他说，在上田宏正在一个工友的指导下，给一辆因车祸而损坏了的车体重新涂油漆的时候，他来到上田宏跟前，告诉上田宏初子被杀这条报上的报道时，上田宏毫无慌张和不安的样子。关于他主动地把初子被杀一事告诉上田宏的原因，他回答说道：“我知道上田宏是金田镇人，所以，就想，说不定他认识被害人。但他却说，不认识。报纸开始认为这似乎是出于男女关系的原因。这种情况我也对他说了，并且似问非问地说道：‘犯人是谁呢？’他说道：‘现场虽说是金田镇，但她是厚木的饮食店的女人，我不认识。不过，死因却不是由于男女关系吧？’说这话时，他面不改色，显得极不关心的样子。” 从有田说话的沉着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在他讲述上田宏的情况时，对上田宏是毫无偏见的。这个证词的重要之点是在于上田宏说的“原因不是由于男女关系吧”。这就可以作为认定“此案就不是他干”的根据。 菊地辩护人并没有深究这一点。只是予以指出：上田宏所以不在乎，是由于上班前读过登那条报道的报纸的缘故。 “被告人说原因不是由于男女关系。可是，七月三日各家报纸也并没有断定说是由于男女关系。总的说，动机还是不明的。上田宏的话，说它是争论问题这是夸大，但是不是在议论过程中说出来的呢？” “这个，也可以这样说。我记得：当时因为死者是饮食店的女人，所以马上就联想到男女关系上来，就问上田宏说道：是不是由于男女关系啊？” “你这句话是在上田宏说的那句话之前问的吗？” 有田考虑了一会儿，似乎很抱歉地说道： “我实在记不清楚了。” 关于这一点，菊地没有进一步追问。这是因为追问也好，不追问也好，反正上田宏说过“不是由于男女关系”这一事实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对于下一个证人，即：上田宏跟良子同居的那个公寓管理人杉山信夫，他却进行了详细的讯问。 杉山是个矮子，有四十二三岁的样子，神态似乎有点呆滞。他穿了一件普通的布做的夹克式的上衣。当庭吏唤他出庭的时候，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迷惑之感。他以低而平板的声调，读完了誓词，一一回答了审判长的讯问，感到很麻烦似的说出自己的姓名、年龄、职业；对于冈部检察官的讯问也尽量少回答，好象想说道：快把我从法庭解放出来吧。 杉山原是古董商，在镇上经营古董商店。因房子被战火烧毁以后，妻子回到老家新泻。四年前哥哥在矶子区原町盖了一座公寓，这样，夫妇便搬进这里，并被任为公寓的管理人。当他讲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似乎显得特别不高兴。他在谈到上田宏情况时说道：上田宏最初一个人来看房子是六月二十日；二楼厨房前的三个草垫子大小的房间预定是六月二十九日早晨倒出来，但由于上田宏给他看了龙汽车工厂录用通知书，所以，就决定租给上田宏，并跟上田宏讲好，押金是一万日元，房租是三千日元；他们俩人是六月二十九日夜晚搬进来的，这是因为白天房子还没有倒出来，这也是那天讲好的，所以，他晚上搬来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上田宏跟一个女人一起搬来，这情况也知道。 关于上田宏和良子住进公寓后的情况，杉山说道：“他们俩的样子没有什么异常现象，也没有发现良子怀孕了。作为年轻的夫妇，他们俩倒是很老实的，虽然在公寓只住了三天，但公寓里的人对他俩的评价很好。” 杉山说道：“我没有想到上田宏会做出那种事。不过：在只有二十个房间的公寓里，主要住着附近的职工和其他工作人员，人员流动也不大，所以，我没有对房客一一注意。” “在初子尸体被发现的那天，他们也没有什么异常反映吗？”冈部问。 “现在想起来，良子似乎神情有些恍惚，说母亲家里活忙，自己要回金田镇呆四、五天，求我帮照看着点家，十点钟左右，拿着一个包，走了。上田宏象往常一样，在七点半左右上班去了。” “上田宏当时的表情怎样？” “似乎有点消沉，不过我记不清楚了。我们没有事不讲话，我也没有太注意。” “有没有烦恼的样子？” “没有。当我听说他被警察从工厂逮捕时，吃了一惊。” “你说，没有烦恼的样子，具体说，是什么意思？”菊地律师站起来进行反讯问。 杉山似乎不明白这一提问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说道： “什么具体的？” “例如说，他究竟是一副怎样的表情？你看见过烦恼的人的脸儿吧？” “我没有什么学问，深奥的东西不懂……”杉山对菊地的知识分子的说话口气似乎顿时感到恼火。“愁钱花的人的脸儿我看见过。譬如说，象我这张脸儿就从镜子里看见过。” “噢？”菊地微笑着说，“这是你知道的唯一一种烦恼的人的脸吗？” “不，也不是这样。电影或电视中出现的那些烦恼的脸儿也是知道的。” “那是演员的演技，不是社会现实中的烦恼的脸儿。这就是说，被告人是不会具有那种脸儿的。” “是的。” “你在五天里大约见过多少次上田宏的面？” “每天只是在他进出门口时见过，并不是经常见面的。说是五天，实际也就三天半，一天两次进出门口，所以，也就总共五、六次吧。” “要是大多早晚两头相见打打招呼的话，那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对吧？” “哦，是这样。” “就是说，一次一分钟，也不过是五、六分钟。在五天里，你跟被告见面时间才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对吧？” “也许是这样吧。” “这样的话，那你在其他时间里就不知道被告是一副怎样的表情，对吧。” 杉山才领悟到菊地问话的用意所在，似乎感到很窝火。 “公寓里其他人也看见了。我家里的人在走廊里也遇见过他。他们说，他毫不在乎呢。” “那是你听来的，不是你亲耳所闻。——我希望把证人刚才说的证词从记录中删掉。”菊地仰望着谷本审判长补充说。 “可以吧。”谷本审判长示意记录官说，“证人只能讲自己的见闻，其他的不许讲。” 杉山的脸儿红到耳根。不过，似乎不是表明羞耻，而是显示难以抑止愤怒的征候。菊地死盯着杉山的脸儿不放，隔了一会儿说道： “你说，没有看到过上田宏烦恼的脸儿，这意思就是说，你实际看到过的只是上田宏一张极普通的脸儿，对吧。” “反正我是没有看见过他烦恼的脸儿。” “但是，上田宏在房间里时，你也没有见过他是一副什么脸儿，对吧？” “那当然。连在房间里他的脸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这一点，请问他的女人吧。” “完了。”菊地突然中止了讯问，坐下了。关于上田宏和良子的生活，他虽然想再详细点问一问，但经验告诉他：象这样别扭的证人再问也是白搭。 坂井良子走上了证人台。她是过去出庭证人中仅次于宫内辰造的一个重要证人。在此以前对证人的讯问，平均每人是三十分钟左右，因此，对于最后一个证人良子的讯问，在时间上是充裕的，不必那么匆忙。由于被害者的妹妹、被告者的非法的妻子、十九岁的姑娘——良子的出现，给法庭带来了异常紧张的气氛。 良子的腹内种下了被告之种，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虽说她忠实于被告，但也不能不产生怨恨他的心理。这个矛盾，将在这位十九岁的姑娘的心中怎样解决呢？她还很年轻，一张细皮嫩肉的脸儿没有一点皱纹，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少女所特有的烂漫目光。然而，从她那稀疏的眉毛和神态上，还是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孕妇的。在她宣读誓词时，声音略带颤抖。 良子回答了检察官的讯问，把和上田宏认识的经过以及为什么又和他私奔到横滨的情况讲述了一遍。她说道： “上田宏家是不会要我当儿媳妇的，所以，从开始我就断了这份心。但怀孕之后一切都变了。虽说我才十九岁，但按过去虚岁的算法，我已经二十岁了。我首先对上田宏说道：如果双亲不同意，我们俩就偷偷地到什么地方同居。姐姐劝我打胎，开始不同意的也是我。上田宏当然也不同意，说没有那个必要。我俩的心情都是要把孩子生下来，这一点是始终没有变的。二十日那天，姐姐说如果生孩子就告诉母亲，但虽然如此，那种把姐姐杀死就好了的可怕想法却是丝毫没有的。” 良子好象是申辩似地面对着谷本审判长说，“我们之间从未谈到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上田宏在二十七日那天去姐姐的饮食店。那天夜里九点钟我在我家后园竹篱笆下见到了上田宏，跟他商量去横滨的日期，但这时他也没有谈到那种事。如果是发生口角的话，他总会告诉我的。”——这是搜查部的检察官不论怎样强调上田宏是杀死她姐姐的仇人、劝她讲出真实情况，但也是不能改变的供述，因此，检察官怀疑她完全被上田宏迷上了，对于杀死姐姐一事，她是毫不为然的。 良子继续回答冈部检察官的讯问。 “六月二十八日夜晚天下着雨。七点半我和上田宏在家后园相会。他似乎有点兴奋。这是因为第二天就要离开家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我也挺兴奋的。他说，第二天夜晚十点钟，他把三轮汽车开到我家门前大道上来接我，并让我把东西事先准备好。这天夜晚我们就这样分别了，直到第二天约定时间之前，我们再没有见面。我白天在商店里办完了退职的手续，准备休息。因为瞒着我母亲收拾行李，所以非常紧张。 “打那之后，上田宏的态度怎样，我没有很好注意。可以说，我们始终都很兴奋。因为我就要抛弃我的母亲，心情是很难过的，复杂的、新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是可怕的。我几乎是在拼命地准备着，甚至忘乎所以。到了横滨后，为了使狭窄的新房象个样子，必须买些东西。所以，每天都是很忙的。我没有想到，由于姐姐的死，我和上田宏的同居会突然中断。看来，我们是不该这样生活的，会导致这样的恶果……” 良子似乎认为她和上田宏不能同居不是由于上田宏的被捕而是由于姐姐的死，这一点引起了菊地的注意。 良子的话说到半截不说了。于是，冈部检察官催问道： “因为处于一种忘乎所以的状态，所以没有留心上田宏的表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晚上有没有这种时候：他被人一叫，突然坐立起来这类情况？” 这类情况一般都是被作为有罪的证据而引人注目的。但检察官所期待的最理想的回答却是否定的回答。这也是该案件中检察官的一个例外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出自这样的考虑：没有那种现象，就说明犯罪意识淡薄、缺乏，从而证明不是偶然性犯罪，而是有预谋的。对于冈部的催问，良子回道道： “我没有发现。我倒是被他叫醒过。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我母亲在浴池洗澡摔倒了，这可把我吓坏了，直叫。这时是他推醒了我。” “你对于离家出走一事强烈地意识到不好，那么，上田宏呢？他是否也有这种感觉呢？” “他不谈离家出走的事。我想这是体察到我有那种思想情绪的缘故。” “原来是这样。”冈部说完又看着手上的供述材料。他想，让家属出庭当证人到底不行，说的话跟调查材料上讲的完全不同。他换了一个问题： “被告在报纸上读了发现初子尸体这一报道时，态度怎样？” “当时我对他说我必须回一趟家。他也没有阻拦我，说道：你自己回去就回去吧，请给家里人代问好。我想，如果我回家了，我们在横滨的住址就一定被知道，今后两个人就不能一块生活了。我把这个想法也对他说了，但他仍然对我说道：你回去吧。关于我回去的事，他心中好象很有数，定了似的。他还说道：不管怎的，我是不能回金田镇的，说完就象往常一样上班去了。” “你是说关于尸体发现的当时，他还有所考虑，是吧？”冈部问。 “后来我到拘留所看他时问他，他说，自从到横滨那天起，心中就没有一刻安宁的时候。” “我不是问以后他怎么说的，而是问你他读报时的态度。” “我说过多次了。他抱了一会儿头儿。” “就是说，他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对吧？”冈部尖锐地问。 “我想这是当然的。我认为上田宏也是一个人。” “但是，他不是毫不在乎地跟死者妹妹——你同居吗？” “我们是为生下孩子才在一块住的。” “只是为这个吗？不是为两个人自由自在地快乐生活吗？”冈部的话里多少含有讽刺的意味。 “但是，那时我怀孕已三个月，所以必须随时注意才行。上田宏对我说道：之所以选择了一套厨房靠卧室的房子，原因就在这儿。他总是对我说道：可不能跌倒。因此，饭后洗碗等活，他包了。下班回家也替我洗衣服。” “是这样。那么，归根结底你还是快乐的吧？” “你说的快乐，我不知道指啥而言，如果是指那事，那你可说错了。”良子脸红了说，“当我们知道有了孩子，就不在一起了。”良子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这句话。 冈部以绝望的表情望着良子那张坚毅的脸儿： “我再问你当时你姐姐的情况。”冈部又换了话题。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感到再深入追问下去只能对被告有利。“关于初子和宫内的关系，我想问一下。你当然知道他们二人的关系吧？” 冈部检察官的语气是非常肯定的，似乎不容许她做否定的回答。这是因为从此开始所要问的问题是他昨天所取证的内容的中心。良子似乎被冈部的那种语气所慑服，耷拉着眼皮，低声说道： “是的，知道。” “是初子直接告诉你的吗？” “她也说过。母亲也对我说过。” “请你说一下内容。” 她说，自己对初子回家来是很高兴的，但听说要到厚木开饮食店自己却是不快的。她说，母亲告诉她：当听说宫内闯入初子的饮食店后，母亲是很难办的。她说，她不知道宫内那里有借宫内十万日元的借条。她说，关于初子和宫内的关系最近有什么变化，因为初子没有讲过，所以不清楚；那十万日元是否意味着姐姐付给宫内的断绝关系钱则不清楚？她说，从案件发生后她去味美饮食店得到的印象看，他们俩似乎没有正式谈过要分手的迹象，即使有，因为是值得欢迎的事情，所以也该注意到的。 总之，良子的供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没有超出漠然的印象和推测的范围。冈部检察官没有从她那里得到有用的证词，可以说，他费了不少事，让地方巡查叫良子出庭作证的用心算是白费了。 菊地辩护人在讯问宫内时，其立场好象跟检察官调换一个个儿，是那样严厉。但对待良子却截然相反。他以安慰的目光看着良子，开始反讯问。他知道良子要回答自己就要提出的问题是会感到不是滋味的，所以，其目光和语气不能不是亲切和温和的。 “我问一下六月二十七日的情况。”菊地首先限定问题的范围。“那天上田宏一个人来到味美饮食店，并跟初子讲了什么话，关于其内容，不，他跟初子见面这一事实，在同一天晚上九点你和上田宏见面时，你说他没有对你说，这是事实吗？” “是没有对我讲。” “在以后你跟上田宏同居的五天里，你也没有听他说过吗？” “他也没有对我说过。只是讲过她劝我打胎的事。这还是我以后到拘留所看他时他说的。” “刚才证人的证词是传闻，所以请从记录中删除。”菊地辩护人望着谷本审判长，说。并且，就好象这是理所当然似的，不等谷本审判长回答，接着问道： “归根结底，你对上田宏去饮食店的目的是不了解的，对吧？” “是的。” “但是，在此以前，你跟上田宏经常去味美饮食店是为了拒绝初子劝你打胎，这是真的吧？” “嗯。我是一心想要孩子的。” 良子怀孕七个月，已经显怀了。她在证人台上好象特意显示一下自己的大肚子，自豪似地说。 “好。可是，你考虑过没有，你姐姐为什么那样固执地劝你打胎？” “我想，她只是认为我们年轻，没有抚养孩子的收入和头脑，有了孩子也会缠住我们的手脚。” “你姐姐要是确认你们俩的关系，才那样做的。但是，你姐姐要是不喜欢你们结婚——不，是情人关系的话，你姐姐的劝告是不是会含有别的意思呢？” “你是说……” 良子似乎没有理解菊地问话的意思，睁大了眼睛，望着菊地的脸儿。 “也许这问题会使你不愉快，我是问你，要是你有了孩子，你姐姐是不是会认为这对你和上田宏分手带来麻烦？” 为了不让冈部提出异议，菊地匆忙补充一句。 “你一定要我回答这个问题吗？”良子说。从她那神态来看，好象在说道：这一点，你就饶了我，别让我回答吧。 菊地辩护人以安慰的目光盯着良子，但语气是严厉的。 “这是审判杀人犯。我虽然理解你的心情，但不说真话可不行。” 良子抬起头，望着菊地。菊地盯着她的眼睛，问道： “初子是忌妒你和上田宏的关系吧？” “是的。”良子终于做了肯定的回答，尔后又把目光投向前面的地板，说，“但是，不象镇里人所风传的那样，是因为姐姐跟上田宏有关系（良子讲这句话时似乎难以启齿，声音噎在咽喉里），而是在忌妒我们的幸福。姐姐一直过着不幸的生活，这就使她的性格变得乖癖起来。我想，她对我们所追求的幸福目标是讨厌的，确实表现出不喜欢我们顺利结合的样子。” “关于这方面，你姐姐还说过什么来吗？” “倒没有明说。但劝我打胎的眼神、语调，却使人感到就是这样。” “可以认为，那是你姐姐所处的境遇给她带来的一种乖癖吧？” “是这样。” “或者可以认为是她对你们的幸福的某种忌妒？” “我说不好，不知道。” “究竟是哪个？是乖癖？还是忌妒？” 良子以多少吃惊的目光望着菊地。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神疑虑之色，似乎在说道：“我已经把难以开口的话都讲出来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追问我？”特别是：她对菊地说出忌妒这一新的推测的真意并不理解。 “也许是那样的吧？” “就是说，她那种说话态度和眼神理解为乖癖也可以，理解为忌妒也可以，对吧？” “是的。” “这样说来，即使认为初子在偷偷地爱着上田宏，所以才忌妒你们，这也许是并不奇怪的，对吧？” 良子心中明白了：菊地是肯定想把话拉到这儿上的。因此：在她的心中第一次产生疑问道：难道姐姐真的跟上田宏有关系吗？她条件反射似的把身转向后边，看着被告席上的丈夫。这时，只见上田宏使劲摇头，虽然不能说话，但眼光却死死地盯在良子的脸上，而且，直到良子把头转向正面之后，他才停止了摇头。 上田宏的目光好象在告诉良子：“绝没有那种事，要相信我。”对此，良子也相信了。 但是，对于审判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庭上有经验的人来说，并不是就那么容易轻信的。这是因为他们这些人对无事实根据的交待和有罪的人是怎样否认罪行，是非常清楚的。 他们判断：仅仅从上田宏的态度来看是看不出子丑戊酉来的。这种判断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菊地从良子口里引出那种证词的真正意图在哪儿？对此，野口候补审判官就不能不摇首纳闷了。 野口摇首纳闷也是有道理的。如果初子和上田宏、良子是处于三角关系的话，那么，上田宏杀死初子的动机就是很明显的。要是只是这种情况：上田宏怕良子怀孕被初子告诉父亲知道，那么，作为杀人动机就显得不是那么明显了，这就可能被判为伤害致死罪。然而，如果说上田宏和初子有了关系，那么，在此很显然，“铲除障碍者”一说便成立。人们不能不怀疑：刚刚立证了上田宏买刀子时的情况的菊地辩护人究竟有什么必要把检察官不知的动机端给法庭，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野口所担心的，也正是冈部检察官所高兴的。如果他们三人是三角关系，就意味着对他持有意杀人这一诉因的有力支持。干练的菊地律师为什么会自掘坟墓，讯问这个问题呢？关于这一点，冈部检察官虽然有一抹不安，但总的来说，还是高兴得摩拳擦掌的，注视着公判的深入开展。他时而特意摆弄一下桌上的材料，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嘴角边却仍抑止不住会心的微笑。 良子终于回答说道：“上田宏和姐姐之间没有关系，我认为。我相信这一点，不是由于姐姐的态度，而是由于上田宏的态度。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会知道的。”良子好象采取努力断然拒绝的态度。但是，辩护人立即指出： “但是，上田宏没有告诉你六月二十七日晚上去见初子吧？” “嗯。我没有问他。这我已说过多遍了。”良子好象要叫起来。“知道的只有上田宏，请问他吧。” 菊地认真注视了一会儿良子的表情后，开口说道： “我知道了。关于这一点，我不再问了。只是请你不要忘记：我是为了发现真情才这样问你的。” 为了使良子的心情镇静下来，菊地才说了这句话。可以说，他跟良子的一问一答已脱离了法庭上的正常习惯。他很清楚：应当避讳使证人怀有敌对的感情，但自己却差一点违了禁。 “那么，我问问你姐姐和宫内的关系。你方才对检察官的讯问说不清楚，是这样吗？” “是真的。”良子生硬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对她来说也不是所喜欢的。 “但是，你曾经见过宫内吧？” “见过。” “大约见过多少次？” “记不清了。不过，每次到‘味美’时他都在那儿。” “给你的印象怎样？” “老实说，他很讨厌。” “哪儿讨厌？” “给人一种厚颜无耻、令人厌恶之感。” “关于宫内的职业，你没听你姐姐说什么吗？” “听姐姐说，他是什么二流子或者是无赖。” “这么说，你不喜欢宫内在姐姐的饮食店里，是吧？” “当然。” 在谈到宫内的情况时，说起宫内的坏话来，良子又渐渐地来了情绪。这也正是菊地作为一系列的谈话效果所期待和料到的。他把问话引向问题的核心。 “那么，宫内和你姐姐有没有过要决裂的征候呢？” “姐姐倒没有说过，不过看样子倒是有要分手的样子。” “你对姐姐的思想活动倒是很敏感呐。” “是的。姐姐的事情，我始终挂在心上。” “你听说过有个叫樱井京子这个女人吗？” “不，没有。” “她是——可以认为是宫内新的情人。在此以前，你没有来庭听过宫内辰造的证词吗？” “就是我姐姐在案子发生的那天，到长后宫内家正好碰上的那个女人？” “是她。你以前没有听说过她的情况吗？” “不知道。” “怎么？宫内没有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盯过你吗？” 这又是一个使良子不高兴的问题。她望了菊地一眼，只见菊地的脸相当认真、严肃。他似乎有所求似地目不转睛地看着良子的眼睛。 在最近新建的东京地方法院，证人席设在审判官席旁边，就象英、美国家那样。这也是第一次尝试。在以往的法庭上，证人与被告人都是同台，面对着审判官而立。因此，证人还得把头转过来听取检察官和辩护人的讯问，然后又转向正面向审判官回答。这作为证人来说，一个人得应付两个人的动作，所以，很快就疲倦了。但象东京地方法院那样，在审判席一侧放上椅子，证人坐在那里可就轻快多了。有人说，证人由于看不见审判官的脸儿，所以，回答问题时就不会那么认真、卖劲儿。但是，由于证人始终是跟讯问者对话，用不着把头转来转去，所以，讲起话来一定也就容易多了。 但是，在横滨地方法院的法庭上，良子却只能在接受讯问的时候面对着菊地。随着讯问的深入进行，她似乎渐渐地明白了菊地问话的意图所在。对于菊地提出的似乎上田宏和姐姐有关系这一点，她是甚感不快的，但菊地很快就中止了这个提问，开始讯问她有关宫内的新情人的情况，同样，这使她的心情也是不愉快的。然而，她却隐隐约约地感到：菊地问她宫内是否向她暗送秋波，这是为了减轻上田宏的罪行的需要。她回答说道： “嗯，宫内握过我一次<strike>ｐ://ｗｗｗ?9９lｉb?ｎｅｔ</strike>手。” 她的回答是事实，所以并不违背誓词。 “是这样。那么，是在什么地方？” “在味美饮食店。是五月中旬，我去给姐姐送布料。他趁姐姐向后面走去的机会，拽住我的手握着说道：‘这个星期天，我带你到东京玩，怎样？’我当时猛地挣开他的手，瞪了他一眼。” “你姐姐没有发觉吗？”菊地问。 “我想，她没有发觉。她正在前面打扫棚子，而我们坐在客厅里，离姐姐还一段距离。” “你瞪了宫内一眼，宫内又怎样了？” “一边嬉皮笑脸地笑着，一边……”良子又皱了一下眉，不吱声了。 良子说到半截似乎感到了什么，惊虚虚地把话卡住了。两眼一动不动地看着正面审判官席的上方。 “宫内边笑边说些什么？” 良子又皱了一下眉，不吱声了。 “请按事实讲。”菊地又催促她说，“你是宣过誓的。你不要忘记，在法庭上只重视真实的情况。” 良子回答说道：“你用不着说那样的话。宫内说我：你不知道上田宏迷上了初子吗？” 旁听席上又嘈杂起来。冈部检察官的脸上，又浮现出狡黠的微笑。 菊地律师追究证人、自掘坟墓的情景，在冈部看来，心情是格外舒畅的。他想：对被告的讯问要集中问这一点，被告可能否认，但至少可以在上诉材料中强调一下。 但是，菊地却毫不慌张。他问道： “原来是这样。那么说，关于上田宏和初子的关系，这不仅仅是镇里的风传，你从初子的情夫宫内那里也听说过了，对吧！” “嗯。我，这事我早就把它忘了。” “忘了？就是说，你非常相信上田宏，没有把那件事放在心上，是吧？” “宫内说的话是不能相信的。” “当然。特别是在那种情况下说出的那种话，是谁也不会相信的。”菊地安慰说，“比这更重要的是知道宫内说出的风传，或者是知道了他自己的那种胡猜乱想。好，我最后问一个问题。”菊地改变了语气，“宫内确实说过上田宏迷上了初子这句话吗？或者是相反，说过初子迷上了上田宏？” 良子考虑片刻后，干脆明确地回答： “他是说，上田宏迷上了初子。” “这才正常。他为了诱惑你，所以自然是说上田宏的坏话。” 菊地望了一眼审判长后，说道：“完了。” 法庭墙上的指钟大针已过三点十分。到预定闭庭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这天的时间下一个安排就是辩护人冒头陈述。虽然谷本审判长想宣布休庭十分钟，但菊地仍原地不动地站在那儿，并且说道： “由于调查证人取得了意外的进展，所以我想停止冒头陈述。” 正如前述，辩护人的冒头陈述，跟检察官不同，不一定非进行不可。检察一方阐明所要立证的内容，是为了给辩护一方一个防御的机会，这是他应尽的义务，但辩护一方尽量隐瞒自己的辩护意图是有利的。 一般来说，辩护一方的冒头陈述，都在检察官调查证据结束之后进行，但在一个小案件的情况下，大多是不进行。在这个阶段里，菊地虽然打算从唤起审判官注意的意义上阐述一下自己的方针，但他从良子的证词判断，现在如果阐述的不好，那么，以后就会处于被动局面，而这一点是很不利的。 作为审判长来说，辩护人进行不进行冒头陈述都是无所谓的。他说道： “这么说来，关于本案件，你不打算进行冒头陈述了，对吧？” “我是这样想。从下次公判开始，我想讯问辩护人的证人，现提出申请。” 菊地说完，把正本让庭吏交给审判长，把抄本交给检察官。菊地申请的证人有三个。 宫内辰造。曾作为检察一方的证人接受过讯问。但作为辩护一方尚有许多问题想要问他。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证人。 上田宏的父亲喜平，以及上田宏中学时代的老师花井武志。这两个证人都是“量情证人”。对于菊地来说，他认为通过上次对宫内的讯问可以明确决定性的几点，但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申请让他出庭。下一次公判日期是定在一周后的十月八日。 “那么，到此为止。”谷本审判长宣布闭庭。 三个审判官站起来，从后面的门一消逝，法庭里就开始骚动、嘈杂起来。冈部检察官仍然一边浮现出淡淡的微笑，一边收拾着文件。这一期间，上田宏被带上了手铐，在狱吏的押送下，将要向旁边的门走去。他的目光和良子的目光正好相遇。两双相对的目光好象在互表衷肠： “请相信我吧，良子！” “我相信你呀，宏！” 第十五章 新的事实 关于上田宏杀人及其尸体遗弃一案的第四次公开审判于十月八日在横滨地方法院第五号法庭举行。在此以前检察官所申请的证据调查算是结束了。从此次审判起，开始对辩护人的证人进行讯问。 第二次公判中作为被检察官一方的证人宫内辰造现在是作为辩护一方的证人第一号而提出，他是被害人初子的情夫。六月二十八日初子被害那天午后，初子到他在长后镇的家，并看见了他的新情妇樱井京子，这亦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初子离开宫内家后经过丸秀运输店前，偶然遇见上田宏，接着被害身亡，但在死前两小时内于宫内家和京子在一起的情况，申请的证据调查则必然表现出初子临死前的精神状态。对把上田宏的犯罪不是看成预谋性的而是看成偶然性的菊地辩护人来说，这些情况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另外，从十月一日第三次公判之际良子的证词来看，上田宏和初子、良子之间的关系很明显已经被社会上看做是三角关系。对此，良子虽然加以否定，但他们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只有上帝才能知道。而这一点，可以说就是上田宏杀死初子那一瞬间的真实情况。 如果说是三角关系，这无疑是对上田宏不利的。但菊地律师为什么要追问此事，把它端到法庭上？这是一个疑问。从菊地过去一系列反讯问来看，他确实有某种想法，然而他又回避了利用冒头陈述的机会加以阐述。 但是，地方报纸的报道都集中在这新的三角关系上。周刊杂志“实话”的报道也提到了这种关系，因此，案件再次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在第四次公判中，宫内辰造作为辩护人一方第一号证人出庭，就是处于这种背景。 宫内辰造开庭后二十分才到，这就给审判官留下了一个坏的心证。在前次公判后过了两天，法院向他发出在十月八日午前十点之前到法院的通知，这通知他也确实收到了。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晚到二十分钟。这使人感到他不愿意出庭作证。 的确，每天只给三百日元的补助费，白白浪费半天时间，这是也谁不愿干的。况且，作为杀人案件的证人，其每一句证词可以说都是关系到被告人的命运。而要回避有关问题不答，对他来说又似乎感到于心有愧。他说自己来晚的原因是由于东京至横滨的电车出了事故，但对此谁也不会相信。 谷本审判长等三个审判官在规定时间内提前来到审判官室，但由于宫内没有到不能按时开庭。十点二十分当接到宫内已到的通知后，谷本审判长终于站起身来。 在二十余天的时间里，法庭里的人的衣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穿着一般的白衬衣的人不见了，穿着深褐色衣服的人占有绝对优势。从法庭里也使人感到秋意已浓。 宫内的衣着跟上次一样，仍穿了一件陈旧的西装。衬衣和领带也没有换。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点的话，那就是脸上似乎有点怯懦之色。他宣读完誓词之后，菊地马上对他进行讯问。 “现在就第二次公判时问你的情况，继续问你。你说，初子在二十八日那天到你家呆了十五分钟的时间，但你在检察厅的供述说是一个小时。你的这份供述材料已经作为证据被采用。”菊地以威严的语调说。他认为，从宫内的态度来判断，采取这种语调对于问出真实的情况是有效的。从前作为预审法官的经验告诉他：象宫内这种类型的人，一旦突破其一点，就会象倒塌的建筑物一样，全面崩溃。 “你为什么要那样说？” “我不是说谎。”宫内显得很老实，说，“问我，我就顺嘴说了。究竟是一小时，还是十五分钟，我记不清了。” “这么说，初子在你那儿呆的时间比十五分钟长，对吧？” “我没有看表，不知道。也许更长一些。总之，检察官来对我说，长后火车站工作人员说是初子在两点二十分回去了。如果这样，那么到我家是在三点十五分。据说三点半初子路过丸秀运输店的，所以，她离开我家还是在那个时间。检察官当时问我：‘她离开你家是三点钟左右吧？’我就说道：‘是的’。但我没有想到现在会遇到这个麻烦。” “这么说，你认为初子在你家呆了也许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对吧？” “是不是一个小时，我也不清楚。但比十五分钟长这一点好象是事实。”宫内似乎感到自己在叙述这一事实时是有些主观的。“当时因为大吵了一番，忘了时间了呢。” “吵嘴了？”菊地略微表现出一种吃惊的样子说，“你过去的证词可说过，初子见京子在并没有在乎，她是高高兴兴地离开你家的。这是撒谎吗？” “不是说谎。她是笑微微地走了，但在此之前，却是吵嘴了。” 这个证词实质上是推翻了前证。在此以前的公判中，尽管菊地对他进行了深入的追问，但他坚持说，初子只呆十五分钟，没有吵嘴。但今天他为什么又想要讲真实情况呢？原因只能归为“此一时彼一时也”。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有这种情况，一旦说出的话，即使当场不改变，在以后写信中也会订正，或见面时也会说“前些日子我说的不对了”，予以痛快地承认。对于宫内来说也是如此。 “是这样。那么，请你讲一讲吵嘴的情况。” 菊地辩护人对于宫内的假证没有进一步追究，在他看来，既然证人想讲真话，就没有必要老账重算，伤害对方的感情，倒不如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创造出让证人更容易讲话的气氛来，才是适宜的和聪明的。 “开始，初子对京子在那儿倒是不介意的样子，但喝啤酒的过程中，却渐渐地不高兴起来，看京子的目光也变得恶狠狠起来呢。而且，突然向我要一千三百五十日元的欠款。” “请等一下，在初子的账本里，你欠的款数共计为二万元以上（当然，在此以前你不同意欠她的账），你曾经还过她一部分钱吗？” “没有。我不知道初子给我记上账了。” “这么说，初子那时突然向你要当月的钱，有点怪吧？” “当然怪。还窝嚷人呢。她这是说给京子听的，要我的难堪。” “说给京子听？这是什么意思？” “初子以前说过，我有了新的女人是件好事。还说，如果我跟京子回东京，对她是帮了大忙，这样就可以独立经营饮食店，真是太好了。因此，她即使看到京子，也不能再说什么了。但是看见我跟京子一块喝酒，她不高兴起来，也许有了醋意吧，就想找毛病，但又无把柄可抓，所以，就向我提出要钱的事来。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你认为初子提出要钱的事，是要你们的难堪吗？”菊地问。 “我感到就是这么回事。当时我火了，就斥她说道：什么？你向我要钱？要的什么钱？讨厌！” “这么说，初子到你家来，是为了要钱喽？” “但至少在过去她没有来我家要过钱。” “但是，那天她确实到你家要过钱。” “似乎是这样。因为她说这就去见晒泽大村老人要钱。‘味美’近来不景气，所以，初子对要账是很卖力的。” “那么，即使说初子向你要钱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吧？” “从道理上讲是这样。怎么说好呢？她说话的声调是无法形容的，好象是憋了一肚子怨气似的。” “你把她这种态度理解为对你抱有恶意的表现，对吧？” “我是这样想。” “但是，你有了新欢嘛，初子对你抱有恶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呢。” “这倒是。但是，她如果对此不满可以说嘛。” “是啊，她没有按照你的情况办呢。——那么，当时你是怎样回答她的呢？”菊地律师为了使宫内回答问题时轻松自如些，把话有意识地说得随便些。 “我说道：别开心了，没有钱。但她一边看着京子一边说道：哪会没钱呢。从中午就开始喝啤酒一直喝到现在——都有钱买这么多啤酒，一千三百五十元算个啥？怎么会没有呢？！京子见她白眼盯着自己，也急了，说道：‘好，我拿。’说完就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千元票子两张，放在草垫子上。这下可炸锅了。” “炸锅了？怎么了？” “初子蓦然间操起啤酒杯向京子倒去。” “是把装有啤酒的杯子拿在手里吗？” “是的。把里面还有的一半啤酒，全倒在京子的胸前了，啤酒从胸一直淌到膝盖。这时京子也不示弱，伸手也要拿杯，但就在一瞬间，初子猛扑过去，揪住对方头发，想要把她拽倒。这可是闹翻了。”宫内似乎洋洋得意地描绘着两个女人的争斗场面。 “这期间，你干什么？”菊地律师轻轻地问。 “当然拉架了。”宫内回答说。 “顺利地拉开了吗？”菊地边笑边问。 “初子揪住对方头发不放，所以，我狠狠地揍了她。” “这不是更拉不开架了吗？你这不是站在京子一边拉偏架了吗？” 菊地仍然笑着；宫内来了劲头，口若悬河地讲欢了。对此，菊地心想：这可太好了。 法庭虽然是行使抽象的法的正义的场所，但它本身也通人的情味。一般来说，对死者是尊重的，所以，宫内对初子的暴行，不论什么理由，都不能不引起法庭的反感。特别是在新情妇面前对多年来一直为自己出过钱献过身的初子施加暴行，这本身就是一种无法形容的丑恶行为。但宫内却似乎没有感到这一点，仍然洋洋自得地讲着，越发显出了他的丑态。 “这样以来，小初子怎样了？”菊地在说到初子时，对昵称“小”字特别加重了语气。 “她揪京子的头发的手是松开了，但却朝我拼命扑了过来。所以，我狠狠地推了一下，她撞在拉门上，‘哼了一声。’” “你老是那样又打又推现已不在人世的人吗？”菊地在提到初子的时候，其语气更为郑重。对此，宫内也意识到了，似乎感到有些难堪，他看了一眼正面的三位审判官，见他们脸上表情不快，似乎终于感到自己说的话颇为不妙。 “不，没有老打。当时我是气懵了。” “气懵了，应当说不是你，而是初子吧。如果她看见你和新的情妇勾搭在一起，什么也不想，反而倒是奇怪的呢。” “这，那倒是。所以，我没有再打她。小初子说道：——宫内也开始对初子用了一个昵称‘小’字——‘我还这样年轻，你这样对待我，我受得了吗？我决不答应你跟我分手。’对此我说道：‘是吗？要是这样，你何不把心中的话痛痛快快说出来？’” “怎么？小初子说决不跟你分开？”菊地不禁高声问道。讯问似乎已进入他预期的阶段。“被害人是说不想跟你分手，是吧？”为了慎重起见，菊地又叮问了一句。 “嗯。我们那事已经了结了。所以，……，讨厌，”宫内回答说。 “了结？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早就说好了，所以，为此……”宫内说到这儿，突然把要说的话咽下不说了。 “因此，你甚至要了她十万日元的借据。——你要说这个吧。”菊地敏锐地逼问。但宫内沉默着，没有回答。 “在此以前，你在这个法庭上说，那十万日元的借据是你以前替初子垫的款。借据上的日期是今年四月二十日。这个日期大体上跟你从厚木搬到长后的日期一致。所谓‘早就’就是指这个时候吧？” “大致是那样。” “那十万日元是你打算作为分手、断绝关系钱要的吧？” “什么呀。我不是那种小气鬼，怎么会向一个女人要断绝关系钱呢？” “那这做何解释呢？现在凭着其借据，在初子死后，你不是拿到了初子家属所卖掉的味美饮食店的钱了吗？你交给初子家的借据，法庭已作为证据而采用了呢。” “那是原先我借给她的钱。” “即便是这样，在与她分手时立了凭据，那实质上不就是断绝关系钱吗？” “可是，那钱——那时初子是没有钱的，毫无意义。” “但是，她拥有味美饮食店的权利的呢。你现在不是从初子家属那里拿到了那笔钱吗？” “懂了。因为拿到钱了，我无话可说了。你说是断绝关系钱也好，不是也好，随便吧。”宫内好象不服气似地把头转向了一边。 “谢谢。”菊地微笑说，“那十万日元的借据如果理解为断绝关系钱的话，那么，要是初子不跟你分手，就变得无效了，对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不管分手不分手，借据就是借据。不能把借据说成断绝关系钱。” “那当然。”菊地点头说，“但是，我们还是把话拉回到二十八日午后上来。初子没有说不能分手，向你要回借据吗？” “没有。”宫内有些不安地回答，“她是想不分手，但我不同意，没有详细深谈。在这种情况下，她是不会向我要钱的。” “你即使不同意，初子也明确地表示出不跟你分手的意思。”菊地盯住不放说，“因此，如果那十万元意味着是断绝关系钱，当然就成为问题。初子那时是否对你说过要回借据？就是说，要你还借据这句话是说过呢？还是没有说过？请你明确回答。” 宫内显出困惑的样子，抚摸着面颊，默默地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道： “钱的问题是讲到了，但她没有说要还借据。她说道：‘既然你为自己找好处，我也不是那种随便就给你钱的老好人呢。’” “你认为她这样说是不想跟你分手吗？” “是的。这真叫人讨厌！初子是知道我有了京子的，但为什么突然说出那样话来，我真不明白。” “但是，谁都会有改变想法的时候。总之，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六月二十八日午后，被害人向你表明不跟你分手，并拒绝付你断绝关系钱。虽然没有要回借据，但她说自己不是那种随便就给你钱的老好人。” “她是为了不想跟我分手才说的。” “你搬到长后以后，也是经常去味美饮食店的。六月二十日被告和良子去味美饮食店时，你也在那儿喝过酒。可是，你跟初子并没有彻底地决裂，对吧？” “是的。初子要我常去玩。” “关系还不是完全断了。就是说，你那时，同时跟两个女人有关系，对吧？” “是的。” “当然，你对新的女人京子还是偏爱、更有感情的，对吧？” “那倒未必，我当然也爱初子。” “呀，是吗？”菊地故作惊讶。“要是这么说，初子对你说不同意分手时，你一定高兴吧？” “怎样想，是我的自由。”宫内不高兴地说。 “那么，是不太高兴吗？” “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你是不是认为最糟糕就是初子不说话，就搞不到十万日元了？这一点，你还是老实说的为好。” 冈部检察官见宫内被菊地律师追问得狼狈不堪，心里是不痛快的。本来，宫内是他作为立证上田宏有杀意而提出申请一人，然而，在第二次公判中，由于菊地的反讯问，宫内却意外地说出了与案件有密切关系的真实情况。这样，宫内才做了被告一方的证人，遭致如此深入地讯问。 本来，在讯问中是不允许诱导的。然而，刚才在菊地的讯问中，具有着强烈的诱导性，从而引出对己有利的证词。如果问者是检察官，辩护一方当然会提出异议的。 但是，正如多次提过的那样：在日本法庭，象这种英、美式的限制并不那么严格。在此，作为无收集证据能力的辩护一方所申请的证人，大多是酌情证人，不涉及主要犯罪事实，因此即使多少诱导点，只要不是关系到犯罪事实，就避免提出异议，浪费时间。 冈部对菊地讯问宫内是抱着瞧不起的态度的。他认为：在宫内跟初子的关系上，宫内不论怎样说出怎样难说的情况，只要跟初子被害这一事实无关，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宫内由于被问到与金钱有瓜葛的问题上，显得颇为困惑的样子。 “虽然说由于初子之死，我得了十万日元，但我没有理由认为初子死就是好。如果这样说我，我可受不了。” “也许是吧。因为据你说，你是爱初子的。”菊地略带讥讽地说，“但是，你非常喜欢金钱这是事实吧。” “当然。没听说谁讨厌金钱。” “对于金钱和初子，你更喜欢那个呢？这才是问题所在。” “请不要说些不伦不类的毫无意义的话。这二者难道可以相比吗？” “是呀。但是，虽然好象啰嗦些，但你知道初子就是不离开你，从而那笔钱也许得不到的时候，失望了吧？” “失望？我可并没有这种感觉。我知道初子讲的话也不是那么认真的，因为她迷上了上田宏呢。” 冈部检察官见菊地辩护人表情僵硬，脸上漏出一丝会心的微笑。 “被害人初子爱恋上被告上田宏？这可是头一回听说。”菊地不慌不忙地说，“根据前次公判时良子的证词，你可是告诉良子说道：上田宏爱恋上了初子。哪种说法是真的呢？” “不，那是……”宫内呐呐地说，“是那样，那他们就相互爱恋上了吧？”宫内开始顺嘴胡诌了，“总而言之，初子是爱恋上上田宏了。女人在迷上男人的时候，眼神是跟一般人不同。上田宏一进味美饮食店，初子的目光就变了，亮了。” “但是，你是初子的情夫，不能说是公正的第三者吧。”菊地轻轻地说，“当然，你是很忌妒的，往往会理解错初子的眼神吧。” “我和初子是老关系，所以，我认为我是了解她的。初子作风不正派不是今日始，远在新宿的时候……” “是吗？除了你以外，还经常向别的男人送秋波吗？” “可以这样说吧。所以，我就是有了新女人，她也绝没有理由瞪眼扒皮的。” “要是那样的话，上田宏就是她物色的对象之一，其心情可就不是什么爱恋的程度了。你是否认为是这样呢？” 菊地抓住了宫内话的一点把柄，努力使宫内的主张站不住脚。上田宏跟初子之间，如果是初子单方面爱着上田宏的话，就跟犯罪事实无多大关系。但是，如果跟良子、初子成三角关系的话，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就有可能导致上田宏“除掉妨碍者”、“早就有杀意”的认定。 “怎么说好呢？初子由于自己的经历关系，性格很古怪，对于上田宏跟妹妹同居好象不高兴，即使没有想找麻烦之心，至少也是有多管闲事之意吧。” “那是你的推测吧。不是从初子那里听说的。” “并不是推测。我一逗她，她的脸色就很不自然，说道：‘你胡说，他还是小孩呢。’”宫内寸步不让。 “这不正表明初子对上田宏并不是那么爱恋吗？” “怎么说好呢？你别看她嘴上那样说，心里却是又一样呢。” “这里不是论恋爱的地方。再听你的推测，也是无济于事的。被害者说上田宏‘还是小孩’，这句话是真的吗？” “这是事实。” 菊地认为：再往下追问也白搭，就换了一个问题： “把话拉到六月二十八日的事情上来。据说初子最后从你家还是高高兴兴地走了。是怎样收场和好起来的，请讲。” “是啊，也许不是那么心情舒畅的……”宫内又吞吞吐吐起来，似乎感到自己帮京子打初子跟初子微笑着走了这二者很难联系在一起。 “当时，说起来还是由于京子的劝解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的。就是说，京子见我打初子去了，她就上来劝阻我……看来一到节骨眼上——关键时刻，女的还是向着女的呢。京子说我‘你干么对她那么凶呀？行啦行啦！’我呢，也感到大白天吵嘴对楼下有影响，不好，因此，虽说对初子的话来气，也不能老发个没完。就对初子说道：‘别说蠢话啦，咱们好好谈谈吧！’初子听了这话，没想到竟点了一下头，并开始帮助京子擦被啤酒濡湿了的衣服。论年龄，初子要比京子大得多。那帮助京子擦衣服的情景，真是大姐姐帮助小妹妹似的。不过，京子放在那儿的两千元，却被初子收进自己的小手提包里去了。” “原来如此。你把京子和初子的言行描绘得很美。那么，初子所提到的不跟你分手这个事怎样了呢？” “这个事就算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初子撤回了她的话了吗？说决定要跟你分开吗？” “都没有明确地表示，总之，就稀里糊涂地不了了之了。……” “奇怪呀。初子既然自己一个人经营饮食店了，那处理事务的态度就会是干脆、明快。特别是在经过那场风波之后，不能想象会按照你的情况行事吧。” “不过，事实就是这样，我毫无办法。噢，我记起来了，她在我家不是呆一个小时，也不是十五分钟，而是顶多三十分钟吧。” 菊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宫内的脸儿，问道： “你们谈好了吗？” “嗯。随着时间的经过，她的心情渐渐地好起来，最后她拿起了两千元，我也没说找零。” “撒谎可不行！”菊地大声说，“如果说圆满解决了的话，为什么在初子走后，你还从后面跟踪？” 当宫内听到“为什么从后面跟踪”这句话时，脸色唰地一下变了。 在法庭上，有关人员的脸色变化对审判官心证的形成是很重要的。据认为：如果这个人在法庭上违心地说了假证，那么，他的脸色就会变白的。在许多著名案件中，就是由于有关人员的脸色突然变白，才不仅决定了审判官，而且也决定了旁听的新闻记者的“心证”的。 在此公判之前，冈部曾把宫内叫去，就二十八日那天午后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地质问。宫内在回答菊地的讯问时之所以对答如流，就是因为那是跟冈部商量过的结果。 在此以前，菊地在反讯问中曾问过宫内： “初子走后，你是否从后面跟踪了出去？” 对此，宫内做了否定的回答。冈部检察官关于这个问题对宫内也做了执拗地质问。但宫内却断言说道：“绝没有跟踪。”尽管他跟冈部的商谈考虑得百无一失，但一到了法庭证人台上被菊地一追问，脸色还是变白。 “岂有此理。有什么根据说我跟踪她了？”宫内喊起来。 “你楼下杂货商米子吉成、还有樱井京子都可以叫来作证呢。你在初子走后是否马上离开家跟出去了？是否象你说的那样，跟京子一直在屋里呆着，一问他们两人马上就会清楚。那条大街是长后镇的主要大街，很多人都会看见你，因此，即使在法庭撒谎也会马上被揭露、戳穿。这对你只能带来更加不利的后果。”菊地追问说。 宫内苍白的脸上开始直冒虚汗，汗水从太阳穴直流淌到下颚，从菊地的坐席上也清楚可见。 “我有什么必要跟踪初子？”宫内嘟嚷着说。因为无理由所以就没有跟踪，这种话语出自本人之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跟没跟只有本人知道，所以，回答应当是跟或没跟这两种。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宫内只能选择逃避的办法。 “在你以前的证词中说，初子那天午后告诉你说，她和大村老人在晒泽有约会。但是，从刚才听的情况看，初子好象没有时间告诉你那事，因为，她一到你家，就打起来了。对吧？” “啊，那个呀，”宫内好象松了一口气似地说。“你没有问我，我自然就没有说。初子在回去之前，告诉我说，这就去晒泽见大村。” “她这是在临走时好象想起来似的，说的吗？但是，在此以前的公判中，你说初子到你家是为了来告诉你在晒泽跟大村相见。这一点该怎样解释？” “我记不清了。不过，初子在临回去之前说过那句话是事实。”宫内回答说。 “而且，你对此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初子要见谁，是她的自由。” “话虽这么说，但她在晒泽跟大村相见，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吗？大村吾一也好，初子也好，都不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在野外偷偷相见，恐怕不大合适吧？” “大村是不想让老婆知道吧。” “原来是这样。你是说他是不想让老伴认为自己在味美赊账和迷上初子经常跑味美，对吧？” “是这样。” “就算是这样吧，在晒泽相见，你不觉得奇怪吗？”菊地反复问。宫内踌躇了一下后毅然地回答说道：“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怎么解释呢？刚才你说初子作风不正派，迷上了上田宏。那么，她是否也对大村暗送秋波呢？你不是正因为如此才跟她断了缘分的吗？” “对顾客态度和蔼可亲是为了做买卖，多赚钱。” “但是，又不是小学生，在外面相见，不是有点怪吗？” 宫内又踌躇了，从他那神态表情来看，很显然，他也是认为那是奇怪的。菊地大声地问道： “怎么样？说句真实话吧，你对初子抛弃你跟大村来往是不称心的。你想：袭击初子和大村相见的现场，抓一双儿，从中不是可以勒索一把吗？你不正是在这种目的的支配下，才跟踪初子的吗？初子以后偶然遇见了上田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走了。但你却一直跟在身后，直到现场。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看，为了你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地讲真话的好。” 证人台上的宫内摇晃了一下肩膀。旁听席上响起嘈杂声。 “怎么样？是跟踪了吧？”菊地问。 在这种场合下，如果采取“跟踪呢？还是没有跟踪呢，请用是或不是回答”这种方式问的话，反而会使对方采取否定的回答。因此，只有采取“干了吧？交待！”这种检察官似的态度，压住对方才行。 “我有异议。”冈部检察官站立起来，“辩护人的讯问是根据推测，而且，进行了不适当的威胁。” 但是，谷本审判长却目不转睛地看着证人台上的宫内满脸流汗。 “检察官的意见虽然也有道理，但审判官想听听本案证人的回答。请证人回答。” 这几乎是等于审判官在讯问了。宫内显得更加紧张和慌忙了，一言不发地站在证人台上。不一会儿，只见他咽喉部分起了喉结，在上下动着（这是犯人在交待前经常发生的一种肉体反映）。 “跟踪了。”宫内终于承认说。 旁听席上又嘈杂起来。冈部检察官不禁体向前倾，欠身站起，想说点什么，然而，又好象死了心似的，复又坐下了。 “初子一离开你家，你马上就跟踪上了，对吧？”菊地律师步步紧逼着问。 “是的。” “你看见初子在丸秀运输店前跟上田宏讲话了吗？” “看见了。” “从哪儿看见的？” “是从离丸秀运输店二十米左右远的一家叫‘梅屋’的电器店旁——胡同看见的。” “听到他们的话声了吗？” “听不到。” “他们二人发现你了吗？” “我想，他们是没有发现。他们没有往这方向看。” “直到上田宏自行车驮着初子离开那儿，你一直在看他们吗？” “是的。” “之后呢？” “我就回家跟京子喝啤酒了。” “真的吗？不说实话，你可要吃亏呢。” 宫内又踌躇了，脸上仍然挂着汗珠。“我想她虽然说是去见大村，但跟上田宏一块走了，所以就打消了跟踪的念头，不跟了。” “不许撒谎。”菊地严厉地说，“叫京子出来做证吗？” “不过，他们是骑自行车，我是徒步……” “你会骑自行车吧？” “不会，不，会骑。” “于是，你马上回家从楼下米子成吉那里借了一辆自行车返回，接着跟踪吧。是否把米子成吉叫来呢？” 菊地的话声中含有着强烈的肯定语气，似乎不容许对方做否定的回答。宫内好象慑于这种语气，终于回答说道： “跟了。” “上田宏用车驮着初子走后，你随后也骑车追。开始虽然相隔稍远，但他俩骑一个车很慢，所以，你很快就追上了。你是在哪儿追上的？” “在过了千岁村不远的地方，看见了他们俩。” 对于菊地的讯问，旁听的人开始不理解，但随着不断从宫内口中说出的新的事实，很快就理解了。 “那时，你跟他们俩的距离有多远？” “一百米左右。” “他们俩发现你了吗？” “我想，没有发现。” “初子和上田宏没有回头吗？” “没有。” “你一直跟他们保持一百米左右的距离，跟到晒泽吗？” “是的。” “这么说，你看到了上田宏刺杀初子的场面了，对吧？说！” “是的。” “那么，请你讲一下你当时看到的情况。” 菊地律师的话语充满了胜利者的自豪感。 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充满了一种期待从目睹者口里听犯罪情况的紧张气氛，以三位审判官为首，整个法庭的所有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证人台上的宫内身上。宫内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儿，吞了一口唾沫，咽喉部分的喉结又上下动了起来。尔后，好象是有意识地用沉静的声音开始说道： “在岗上弯曲的道路上，我一直跟他俩保持一百米左右的距离，跟在后面。穿过高尔夫球场工地旁边的树林间，就是岗上一片景致可观的旱地。他俩一来到岗顶旱地边，便在晒泽往下的道口上停住了车子。因为我想要是被他们看见了可不好，于是，我也停住了车子，进到道旁的树林里，盯着他俩。” “这时你仍跟他们相隔一百米左右吧？” “我想更近些好。但想不离他俩很近，所以慌忙也把车停住了。” “有八十米左右吧？” “我不大清楚。可能是那样吧？” “他俩停住车子，从车上下来了吧？” “上田宏仍跨在车架上，初子下来了。而且，向左方走去。” “怎么？被害人先走了？” 菊地律师故意大声地问。这是一句对被告一方有利的证词。这是因为他主张的上田宏无故犯罪一说的障碍之一就是上田宏让初子下车后把她领到僻静的地点。 “初子首先走在前面，这就是说是初子领着上田宏到那边去的，对吧？”菊地为了慎重起见又问了一遍。 “这我倒不清楚。”宫内脸上表现出警戒之色，“因为离得远，我没有听到初子讲话。” “但是，不管怎么说，走在前头的是初子，对吧？” “是的。” “上田宏跟在她后面走，对吧？是骑车走吗？” “不，从车上下来了，推着车走。” “用左手还是用右手？” “记不清了。”宫内仰望着天棚，好象在尽力回想的样子。 “我想，是用左手推车的。” “那么，初子是在右侧走呢？还是在左侧走呢？” “因为初子走在前头，所以，哪侧都不是。” “初子离上田宏有多远？” “两、三步吧？” “就这样走到现场的吗？” “好象走了大约五十米左右。” “在这期间，他们俩说什么来着吧。” “我跟他俩的距离渐渐远了，没有听到他们的话声。不过，好象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着什么，一直向我能看见的树林边走去。” “这时离你的距离多远？” “还是七八十米远吧？我是从樫树树荫下看的。” “从你所在的地方，可以听到他们俩人的谈话吗？” “听不到。离得还是很远的。” “你是否看出他俩有争吵的样子？” “我没有看出来。” “你认为他们是到那边干什么？” “这个嘛，我是不知道他们俩的心情的。不过，似乎想干点什么……”宫内踌躇了一下。 “你是不是认为，他俩要拥抱什么的，干那种事情呢？” “我也这样想过。初子不是迷上了上田宏吗？” “总而言之，他们俩走路样子是友好的，对吧？” “看起来是那样。” “离你距离有五十米左右远？” “是的。” “没有休息一直走？” “是的。他们走的很快。” “这期间走了多少时间？” “不清楚，但有一、两分钟吧。” “这期间，他们两人走路间隔一直保持两、三步吗？” “是的。走着走着，初子站住了，回过头来。” “初子回头了？是怎样回头的？” “怎样？……只是站住了，回过头来。” “你看见脸儿了吗？” “看见了。” “什么表情？” “太远，看不清楚。不过，看起来好象是一种奇怪的、紧张的、可怕的脸儿问对方似的。” “说问，这意义并不清楚。你这意思是说，是逼问吗？” “也可以这样说吧。” “总而言之，开始表现出敌意的是初子吧？” “我有异议。”冈部检察官站立起来。在此之前他没有提出异议，心中很是闷闷不乐。但由于考虑到这是目睹犯人作案的证人正在讲当场情况，提出异议会影响审判官的心证，就只好忍着不提了。 “辩护人的讯问是诱导讯问，因为关系到犯罪事实，所以，请从记录中删除。” “承认其异议。”谷本审判长马上裁定说。“请辩护人改变问题。” 菊地稍微低一下头，说道： “总之，初子回头时，表情很紧张，这是真的吧？” “看样子是这样。” “这时候，上田宏仍离初子两、三步远，推着车跟在后面？” “是的。” “上田宏的态度没有不正常的表现吗？” “我记不清楚了。”宫内望着天棚好象努力回忆着的样子。“是啊，在此之前，两个人还是友好地走着路，但初子突然站住了，好象有点很紧张的样子。” “假设认为那是两个人要接吻什么的，这是令人感到意外的事情吧？” “不是呢。我想，他们很快就进入倾诉爱情的时候了。” 菊地律师心想：糟糕！这是因为初子这时的紧张如果是因为爱情所致，那是无意义的。 “可是，你刚刚还说过：初子好象是要逼问的样子，对吧？” “是的。但是，初子迷上了上田宏，可是，上田宏却是想跟良子私奔他乡。这当然使初子不高兴了。” 宫内的回答没有按菊地所预想的方向进展。 “但是，总之，他们俩人就好象一对情人向无人的地方走去，对吧？”菊地问。 “是的。给人一种情人之感。所以，当上田宏把自行车放倒在道旁，后退一步，亮开架势的时候，我大吃一惊。” 旁听席上又响起了嘈杂声。 “请等一下，”菊地律师的脸上也掩盖不住其狼狈之色，“你说亮开架势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一般的意义：头稍低着，右手放在腰上，好象要用刀刺人的架势。”宫内在证人台上把右手放在腰上，模仿着让别人看。菊地盯盯地看着他。 “你知道被告刺死初子的自供吧？” “知道。” “你是不是有一种先入观？” “什么叫先入观？” “因为你知道了上田宏刺杀初子的情况，所以才想做出拿刀刺人的样子。是不是这样呢？” “虽说知道，但我是看见的呢。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打算进一步地说一说。” 宫内的话中含有一种喜悦，其喜悦的原因就是在于把迄今为止一直无情逼问自己、捉弄自己的菊地置于窘地。此刻，他好象沉醉于复了仇的快感之中。 “这我一定听。顺便我想问一下：在此以前你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不说呢？请说明其理由。”菊地也不示弱，转守为攻，“为什么你不救初子，或者是马上报告给警察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进一步地问。” 宫内慌神了，不再那样沾沾自喜了。他的目光从审判官身上移到冈部检察官的脸上。但是，这些人的脸上的表情冷漠，无情，没有给他打气，鼓舞。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把目光投向地板上。 “因为感到太意外了，我……”宫内呐呐地说。菊地一摆手，阻止说道： “这以后再慢慢地问你。现在我要问你的是，上田宏当时的姿势是否确实正如你做的那样？我再反复问一遍，你能够断言说，上田宏就是那个姿势吗？你是从五十米以外远的地方看的呢。” “当然。我虽说不能断言，但好象就是那种姿势。” “你是真看见了上田宏的手吗？你是从被告人左侧斜身后看的，应当很清楚。但是，如果没有看见上田宏手里拿东西，说看见了，这对你可没有好处。”菊地律师穷追不放。 冈部检察官站起身来： “我提出异议。辩护人想使用威胁的手段，诱导出对自己有利的证词。” 由于关系到犯罪事实，检察官提出异议的次数也频繁起来。 “承认其异议。”谷本审判长裁定说，“辩护人现在提问的最后一句话从记录中删除。但是，当时证人是否真看见了被告手里拿着刀子？请证人讲一下真实情况。” 这一天，审判长两次直接向证人发话。 一般来说，审判长在主讯问和反讯问之后进行补充性的讯问。过去，由于检察官、辩护人讯问的很充分，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问了。谷本审判长虽然承认检察官的异议，但却直接向证人发话，这实质上是拥护、支持辩护一方。 宫内突然听到审判长向自己发话声，慌了神，好象条件反射似的回答说道： “没看见手里拿着刀子。” 象宫内这种性质的人，是害怕坐在正面的高高台阶上身着法官服的威严的审判官的。因此，审判官对他的任何一个声音都会在他身上产生效果，不得不说出真实的情况来。宫内的这句证词也正是菊地所希望得到的。 “谢谢。”菊地情不自禁呼出了一口气，同时说出了这句话。对此，他自己觉得可笑。为了掩饰自己的高兴心情，他一边摆弄着桌上的文件材料，一边慢慢地进入第二阶段的讯问。 “就是说，在初子突然停住时，上田宏是采取警戒态度，对吧？” “唉，是那样。” “他拿刀要杀人的姿势，这不过是你的想象，是吧？” “因为隔的远。”宫内有些不悦地说。隔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是的，那时，上田宏的确还没有拔出刀来。拿出刀来是在此稍后。他左手插进兜里掏出刀，放在肚脐一带，再慢慢地拔出刀刃，是在此稍后的时间。” “什么？你是说看见了上田宏把刀刃拔出来了吗？” “当然看见了。” “在五十多米以外的地方，能看见刀刃吗？” “刃面闪亮了一下。”宫内不怀好意地回答。 辩护一方的难关还是很难闯过的。 这个案件中，对被告不利的就是：上田宏用刀子刺进了初子的身体内，使其身体现状发生了变化，就是说，致使他人失去生命或身体受伤、不能享受人生幸福的人必须受到惩罚。不过，即使在法律上构不成犯罪，也可借用金钱和其他势力毁灭他人的社会名誉，破坏他人的幸福。这样的受害者往往发出这样的怨言：“倒不如把我杀死好。”这是明治以来许多小说中所经常提到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惩罚用暴力改变他人身体现状的行为的法律本身倒是不错的。 上田宏用刀子刺进初子体内，从而改变了初子身体现状。关于这一点，上田宏也交待了，菊地律师对此也不想争辩。他只是主张这是偶然的一次事故。但这一主张一个难以成立之点是：凶器在作为登山用的小刀时，上田宏拔出了刀刃，而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上田宏的一个主观有意识的。 在故意或偶然这样有争论的案件中，一般情况是：当场是否把菜刀拿在手中了，或者是用没有出鞘的日本刀刺对方使对方受伤。菊地认为：上田宏不是为了杀害初子才买刀子这一点，通过福田金属店店主的反讯问大体上可以清楚了。 关于在晒泽岗顶上是上田宏把初子领到偏僻的小道上这一宫内的证词，也是对被告有利的。但是，他的上田宏又慢慢地拔出了刀子这一证词，老实说，对菊地来说是一个打击。作为菊地来说，如果可能的话，最理想的证词是：上田宏向初子显示新买的小刀，拔出了刀刃，并且，在拿在手里的这一期间，发生了争吵，从而，偶然地给初子造成致命伤。 “这时，是傍晚四点半钟左右吧？”菊地似乎漫不经心地问。 “离开长后镇是三点四十分钟的话，这时也就是那个时间吧。”宫内回答说。 “那天天气很好，但到了晚上下起雨了。” “嗯。我想，这时太阳还有老高。” “但是，那地方两边是大村的树林，没有树荫吗？” “不，那地方是在悬崖下，不高，没有树荫。” “真的是闪光了吗？这是不是只是你的感觉？”菊地问道。 因为是梅雨季节的午后四点半，所以即使太阳还老高，也是相当偏西北方向了，而且，宫内还是从上田宏的斜后身看的。所以，刀刃长十厘米的小刀，在阳光下闪光这一证词肯定是谎言。 但是，辩护人对证人的讯问需要复杂的技术，不象检察官那样，面对面地进行长时间讯问就可得到真实情况，而要得到真实情况则必须限定在法庭上讯问这一期间。 这时宫内的内心意图是想极力隐瞒、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不仅自己看见上田宏刺杀初子的现场没有立即上前阻止，而且迄今一直没有讲。开始他虽然讲的证词对辩护一方很有利，但后来由于对辩护一方怀有敌意，所以，对菊地来说，其难点并没有解决。 “刀刃即使没有闪光，因为我多次见过流氓打架动武，所以，看他那姿势我也知道。” “原来是这样，这就是说，你是看姿势才认为这是吵架的，对吧？” “刀刃确实闪光了。” “好。那么，我问你，你为什么不马上上前阻止？” 这正是宫内的弱点。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嘟囔着说道：“因为我没想到会吵得那么严重。” “你没有想到会吵架？但是，你不是刚说，你看见了上田宏拔出了刀刃吗？” “那……”宫内呐呐地说，“拔出没拔出，也许还不清楚呢。” “不清楚？奇怪呀。那么说，你说的刀刃闪光这是撒谎吗？” 宫内的额上又开始冒汗了。但是，这样追问证人对辩护人来说是确实危险的。宫内沉默了一会之后，均起了头，两眼闪动着挑战似的光芒。他回答说道： “没有撒谎。” “那么，为什么不上前阻止呢？” “没有那个时间。上田宏马上扑向初子，用刀子刺上了。” 旁听席上突然响起了“啊”的一声。宫内的话不仅对旁听人，就是对菊地也是一个冲击。从他做过预审检察官的经验来看，非常清楚：宫内的话为他没有上前阻止而辩护，是骗人的。这一点，他从宫内的脸色和声音也可以判断出来。如果是预审的话就可以慢慢地讯问，揭开他的画皮，但辩护人不拥有这个手段，只有通过在法庭上的讯问才能得到真正情况。菊地希望审判长也能得到跟他相同的心征。 菊地条件反射似地看了谷本审判长一眼。谷本审判长不是那种掩盖自己表情的审判官。他认为，在法庭上应当把自己的心证时时刻刻表现在脸上，使当事者容易确立自己的讯问方针。 谷本审判长的目光落到被告席上的上田宏的脸上。菊地辩护人也看着上田宏。上田宏的脸好象被惊呆了似的。 “哦，因为马上扑过去了，所以，你没有时间上去劝止。这理由有点奇怪吧。上田宏要是扑去的话，就是我，也会马上去劝阻呢。” “初子马上倒在地上了，所以，当时我想，反正已经来不及了……。” “不准说一些不负责的话！”菊地突然大声说，“离你有五十米以上远，初子死了没有，你怎么知道的？你没有上前劝阻，这只能说明你希望初子死了好。初子说不和你分手，这对你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本来，你马上去阻止，是来得及的，然而你却在树荫下一直袖手旁观。怎么样，还是讲真实情况吧！” “我有异议。”冈部检察官站起来，说，“辩护人的讯问是单纯根据推测……” “驳回异议。”谷本审判长说，“我想全部听听这个证人的话。请证人回答问题。” 谷本审判长又直接向宫内发话。宫内的脸色又变得难看了。 “我没有那种想法。反正我想来不及了，而且，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宫内语无伦次地回答说。 “你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菊地责问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认为‘大不了’是既不是指你看到的上田宏刺杀初子，又不是指你看到小刀在阳光下闪光——这个意思吗？” 为了掩盖自己看见杀人场面而没有阻止这一丑恶行为说自己没有去阻止的时间，这在道理上似乎也讲得通。但是，这不能充分说服人，反而会使人怀疑自己。——当宫内意识到这一点时，似乎也改变了态度。 “但是，我完全没有考虑到会有那么严重的结果……。” “即使说你认为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严重后果，你不是说看见了上田宏拿出刀子来了吗？”菊地特意使用一种不客气的语言，威胁说。 “所以，我感到对不起死者，向她道歉。”宫内似乎很痛苦。“实际上，我没有看见小刀。上田宏和初子争吵什么，我没有想到上田宏竟会用刀刺初子。” “那么，你在此以前说的话全是谎言，对吧？”菊地一边瞪着宫内一边说，内心里总算放心了。这是因为，直到犯罪前的一瞬间，二人没有剑拔弩张的样子，这对他来说肯定是有利的。 “不是全说谎。”宫内又开始冒汗了。“说初子回头时，上田宏用刀要刺她，这是撒谎。不，初子很警惕的样子向后退了几步，这是真的。但刀子我却没有看见。” “这一点，你已经订正了。”菊地安慰似地说。他认为：证词既然对己有利，就有必要解除宫内的紧张情绪，使之在回答讯问时更容易讲出真实情况。 “那么，请你从头讲一下那时他们二人的真实情况。” “好。初子站住了，回头跟上田宏讲着什么，这时，上田宏稍微向后退了一步，初子则向上田宏那方进了一步，上田宏又退了一步。” “那时，上田宏手里没有拿着小刀吗？”菊地叮问了一句。 “我不大清楚。我想初子是在向上田宏求爱。即使是定下来离开我的女人，我心中也是有醋意的，如果她要做出不体面的举动来，我就想跳出来，上前威胁她一番。但不一会儿，他们俩象谈崩了，初子突然撒野似地扑向了上田宏。” “你是说是初子先向上田宏扑过去吗？”菊地轻轻地问。 “是的。是突然猛扑过去的，对此，我吃了一惊。她好象从上田宏的怀里，滑到地上了。对此，我又吃了一惊。这时我当然不能上前劝阻。”宫内的证词总的来说，始终贯穿着自己为什么没有上前劝阻这一情况上。 但是，对于菊地辩护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目睹者详细地讲述被告作案当时的瞬间情况。 “被害者先扑向上田宏身上的，这一点是没有错吧？”菊地又叮问了一句。 “没有错。所以，我才想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是怎么想的，我知道了，”菊地阻止宫内说，“初子倒在地上后，就你所看到的情况如实说一下。” “上田宏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倒在地上的初子。我看见上田宏手里拿着小刀就是在这个时候。”宫内似乎一定想要让上田宏拿着小刀。 “他是怎样拿的？” “是这样。” 宫内做出把小刀放在腰间的样子。 “请再往这边点，让大家都看看。” 宫内从证人台的右边下来，又重做了一遍。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板。菊地窥视被告席上的上田宏。 上田宏向前探着身子，以锐利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宫内。因为其表情也可以理解为单纯的好奇心，所以菊地虽然有些吃惊，但脸上并没有流露出恐怖之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想：也许从现在起，就进入了上田宏所认为的“不记得”的阶段。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也没到他们跟前吗？” “没有那个时间，是啊，现在知道那是刀子，但当时却想哪能断气呢。不，初子不是那么容易死的女人。总之，我确实不知道这其中的细情。” “请你说一下那之后上田宏干什么了。”菊地催问。 “他向周围望了一会儿，似乎又考虑着什么，最后，他好象主意已定似的，向来的方向走去。当我想他要走掉时，他好象改变了主意，又返回去，把初子的尸体拽到……” “很难说是尸体。就你所在的位置来说，那时初子是死还是没死，是看不出来的。” 菊地辩护律师打断了宫内的话，面向谷本审判长说，“刚才宫内的话，请从记录中删除。” “可以吧。”谷本审判长决定说，“证人要按自己所见到的情况如实地讲。” 宫内脸上的表情好象困惑不解，站在证人台上似乎火烧火燎般的难受。他好象第一次体会到在法庭上就是这样连鸡毛蒜皮或芝麻大小的事也要叨叨个几遍。他以好象服了的语气回答说道： “明白了。说初子的身体可以吧。那么，上田宏拉起初子身体上的两只腿，一直向道的对面一侧草丛方向呲蹓呲蹓地拽去。而且，当把尸体——不，身体完全掩盖起来的时候，掉在她跟前的手提包和阳伞还放在那儿，他也不管，环视了一下周围，然后把自行车扶起，推车走去了。” 宫内对于自己的话多次被菊地打断似乎有点火气，说话速度很快。其不客气的冷淡无情的语气，可以说是以可怕的血淋淋的事实，描绘了上田宏是怎样处理初子的尸体的。 宫内的话结束以后，法庭里寂静得可怕。 “这样，你就一直默默地看着他吗？”菊地问。 “哪里，我马上去了。”宫内得意地说，“我穿过旱地一直来到掩盖初子尸体——不，是身体的草丛跟前看了。” “那时，上田宏在吗？” “向晒泽方向下去了。” “骑自行车？” “不，一直推着车走，也许两腿发抖不好使吧。” “你不想追他吗？” “我只有一个身子。我只想看一看初子的尸体——不，身体怎样了，所以就没有追。” “是这样，你来到现场，看见了什么？” “道旁滴着血，我想，初子可能被刺得相当厉害呢。我拨开草丛一看，原来草丛下面就是一个悬崖，悬崖有十米左右高，下面就是杉树林。初子的尸体——不，身体就在杉树林中，是扒着躺的。我试向她喊了一声：‘喂——初子！’这自然不会回答。只见血染满了草，当时我想：她是被杀害了呀！我还想，既然杀了，还从崖上推到崖下，干得多么凶狠哟！对此，我十分气愤呢。” 在揭露别人干坏事时的心情，似乎是舒畅愉快的。宫内越发洋洋得意起来，继续陈词。 “但是，那时被害人还否真死是不清楚呢。”菊地指出说。 “可是，流了那么多血，又从崖上被推了下去……” “请等一下。是不是推下去还不清楚呢。你只是看见了上田宏把初子拽向草丛那方。也许往草丛里放的时候，滑下去了。那儿由道到崖有多么远？” “这个嘛，可没有测量。不过能有四、五米左右吧。” “这只要一检验就会知道。这之后你又做什么了？请说吧。” “我想，总得想个法子才行，但一时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我就折回原来放自行车的地方……” “什么？你看见初子已经是那种样子了，没有立即到她跟前看看？” “嗯。这一点，我是……”宫内吞吞吐吐地说，“就是我想下去，那儿也没有可下之处。总之，先把自行车取来再说……” “原来是这样。自行车是从你楼下那家借的，丢了可不好。那么，你是骑车来到现场的吗？” “嗯。我准备这样，”宫内说到这儿又踌躇了一下，“但因为来人了。” “来人了？” “有一个人从晒泽上来了。一看是大村老人。” 菊地盯着宫内的脸上表情。说道： “上田宏在晒泽的途中，用道旁的泉水洗的手，跟大村对面而过的时间是五点多一点。大村老人来到晒泽岗顶，只能是在此以后。这在时间恐怕有点不对吧？” “什么时间我不清楚，总之，我要骑车时。大村老人上来了。这是事实。” “是这样。那么，你怎么办了呢？” “我想，被他看见了可不好……” “奇怪呀。做坏事的又不是你，大村老人来了，岂不正好？你就可以告诉他初子被人推下悬崖，马上跟他一起去护理初子，这不是当然应做的事情吗？关于这一点，你怎样解释？” 宫内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道： “我害怕呢。” “你怕什么？”菊地问。 “这时我突然发现不知何时，我的裤子和鞋上沾上了血，手也沾上血了。这一定是走进草丛里时沾的。所以，我这副样子去的话，他一定会误认为是我杀死初子的……” “但是，你看见了上田宏刺杀初子的场面，把这老老实实地告诉大村，这对你又有何妨呢？” 宫内又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好象下定决心似的，抬起了头，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菊地说道： “我有前科。即使在厚木人们不说我也知道，我说的话人们是不相信的。上田宏如果说不知道是谁刺杀初子的，大家也会相信他的话的，那我岂不是糟糕。” “但是，那时初子不一定会死。不管怎么说，先护理一下初子不是当务之急吗？比起怕别人怀疑自己来，人命关天的事不是更重要得多吗？你难道就没有这样想过吗？” “但是，初子已经死了呢。” “你是怎样知道她死了？你不是只从十米高的悬崖上看的吗？” “我是看见了她是由于吵架被杀的，那时，初子已经是尸体了。” “所以，你才说，你想即使护理也没有用了吗？” “是的。但是，也许当时她还没有死。现在想起来，的确是这样：不告诉大村就回去了这不大应当。我也不能去报告警察。不过，我想，迟早会有人发现的。但后来迟迟不见报，对此，我也很不安，但这时再去报告警察，我想，这只能引起人们对我更加怀疑。——犯有前科的人胆子是很小的，这种心情只有犯有前科的人才会理解。” 宫内的脸上表现出罕见的认真。菊地还是认真地观察着他的表情。突然，菊地说道： “完了。” 但是，他补充说道：“辩护人打算请求就与该证人证词有关的情况进行实地现场验证。希望就现场情况、尸体所在的地点以及距离情况进行调查。而且希望把该证人列为验证的列席人同往，以便在现场附近的适当地点进行讯问。” 这个手续是根据刑诉法一百二十八条，既然宫内讲出了意料之外的证词，当然就是不可缺少的，而把宫内作为列席人同往也是理所当然的。在现场附近的派出所、警察署或借小学校进行讯问证人的事，这在过去也有过。因此，这个申请，从菊地讯问证人的经过情形来看也是得当的。 谷本审判长点了一下头。并以是否有异议的目光看了一下冈部检察官。冈部站起身来： “没有异议。如进行实地验证，检察一方于现场附近也想讯问证人。” “可以。那么，日期……”谷本审判长一边说一边翻着桌上的“日期簿”。从已经排好的日期来看，实地验证日期只能安排在半个月之后了。于是，谷本审判长便把这个日期决定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检察官和辩护人都可抽出身来。 “在此，检察一方不进行反讯问。” 由于冈部检察官这一提，谷本审判长终于意识到自己忘了问检察官是否想进行反讯问了。这虽然是因为本次审判出现这种情况是个异例，但在这种场合下，谷本审判长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即：检察官与其在法庭种种限制的情况下进行反讯问，不如利用午休时间把证人带到检察官室进行自由讯问更有利。 这样，午前的公判在预定时间提前十分钟结束了。 检察官午休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案件，就回到检察官室跟同僚边闲谈边吃着从食堂买回来的米饭和菜。但这次审判出现了意外的情况，所以，也就忙起来了。 由于午休后法庭只是对酌情证人上田宏的父亲喜平和花井先生进行调查，所以，作为检察官来说，如果不对突然显出极端重要性的证人宫内进行讯问的话，那么，对维持公诉就不能说做到了万无一失。因此，冈部检察官就把宫内叫到了检察官室。 在法庭上进行反讯问是根据新的刑讼法的精神。但仍残留着审问式的调查习惯的检察官是喜欢把证人带到自己所领有的阵地检察官室内来的。但并不以为满足，还让证人等到午后的公判结束，以便把证人带到地方检察厅。因此，这一天，宫内直到夜晚七点多还没有能回家。 检察官另一个不好的午休方式是到审判官室的接待室玩，跟审判官闲谈有关案件的情况，通过闲谈，抓住对方的心证，并当场提出证据申请。这种恶习就是现在还往往残留在地方法院。所以，为了使裁判公允，人们希望把这一恶习根除。 当然，谷本审判长是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冈部检察官从该案公判以来，没有涉足审判官室。关于上田宏杀人及尸体遗弃一案，可以说，横滨地方法院的审判大体上是在公允的情况下进行的。 由于审判取得了意外的进展，所以，这天午后对喜平和花井武志的讯问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在此无必要加以详细地叙述。 喜平登上了证人台。他的脸色好象显得很疲惫的样子。他说，二、三年以前，上田宏就显示出对自己不听话的样子来。直到他发展成今天这样的犯罪，深深感到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没有尽到管教的责任。他说，但是，发生案件的六月二十日那天傍晚起，到第二天；没有看出上田宏有什么不正常的变化。总之，喜平主要就最近自己把田地卖掉、家庭经济发生了变化以后，上田宏对自己如何不听话等精神状态做了介绍。 花井先生首先就上田宏中学时代的表现做了证实。他说，上田宏在中学读书时是一个非常老实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当过班级委员，在集体劳动时总是走在前面。 其次，花井还谈到了上田宏毕业后的情况。他说，上田宏毕业后，自己也常常看到他；最近，随着金田镇一带的发展，工厂増多，家庭环境也产生了变化。上田宏对于有了钱的父亲的态度感情上开始反感，这可以看做是他过分天真。但是，上田宏对于一般青少年的堕落和流氓倾向，是持有经常性批判态度的。最后，花井先生补充说，这次他突然离家出走，也许是他那种不满、郁愤的总爆发。 总之，这些情况，只能供给判决的参考，不涉及案子的核心。一切将取决于实地验证的结果和对被告的审讯。对喜平和花井的讯问，也只是因为事先安排的，所以才不得不进行讯问，使之完成这一程序。 这样，十月八日的第四次公开审判就到此全部结束了。 第十六章 实地验证 所谓实地验证，就是对于刑事案件在法庭以外，进行证据调查。就是说，是以审判官根据自己的感觉检验物体的形状或性质以及现象得到证据资料为目的。验证的结果一写入验证调查报告书中就产生证据效力。法院除三个审判官参加外，还配有记录官以及事务官各一名同行，其原因也就在此。 检察官一般是一个人参加。被告上田宏在看守看押下坐拘留所汽车去。菊地律师由世田谷自家坐火车到厚木，然后乘出租小汽车去。宫内乘火车到长后站下车，再坐公共汽车去。另外，还有来自大和警察署的一名警察，他是最初完成实况调查报告的人，他和尸体的发现者、作案时间内跟被告人见过面的大村吾一老人也一同奔赴现场。这样，在预定时间即十月二十四日午后两点钟，在金田镇晒泽上方的丘陵地便会集了有关人员，计十二人。 选定这个时间是为了大体上跟六月二十八日午后四点半的情况相一致。因为不象松川案件那样是在半夜作的案，所以没有必要连晚上时间计算在内。大体上是按日落的时间选定时间的。 四个月以来，自然景观完全改变了。当时曾经是枝叶繁茂、在灿烂阳光下万物发出耀眼的光亮的岗梁上，现在已进入晚秋的景象了。 林中已是落叶缤纷，四野一片空旷之感。太阳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沉静地照射着红色和褐色占优势的大地。 在尽收眼底的相模川流域，除了工厂别无他物。设计得象玩具似的白色建筑物，排列得整齐美观，在秋阳的照耀下格外生辉。对面，甲斐、丹泽、箱根等群山相连，随着太阳西移，逐渐抹上一层浓浓的阴影。 这一带为多摩川的右岸，从八王子经登户、鹤川、町田，南面是大船、藤泽，西面以多摩丘陵为界。由于面临着相模川流域绵延八公里的丘陵连成一条直线，所以，有的乡土史学家效仿“多摩横山”的叫法，称之为“相模横山”。 古时，相模川流域称之为相模国。在海老名一带有国府和国府尼寺等历史遗迹。就是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由于战后经济的发展和东京都的膨胀，一部分成为住宅城市，大部分却正在变成工厂区或者是说工业区。 验证是从发现初子尸体的地点，即大村吾一的私有杉树林开始。一行十二人从晒泽往下走一百米左右之后，便顺着左方稻田埂向前走去。他们的向导便是尸体发现者和杉树林的所有者大村吾一。 “请注意脚下，别滑倒。” 大村不断地提醒特从横滨来的这些非同一般的人物，以十分关心的态度领着他们走在收割完毕、尽是黑土的田埂上。 杉树林在四周一带树叶发红了的杂木林中间，一直到悬崖边，都是呈深绿色。 杉树林中没有路，脚一踏上去，暄腾腾的直往下陷。他们一行十多人踩着朽枝败叶前行。主任审判官野口左手拿着警察官写的实地见闻调查报告书，一边跟周围地形比较一边走着。 初子尸体所在的位置是处于进杉树林约五十米远的、接近一个悬崖的稍洼一些的地方。因为悬崖上面的路几乎不大有人走，所以，尸体四天了也没有发现，但从跟悬崖的关系来看，可以确定是从悬崖上自然滑落到这个位置上来的。 作为审判官，最敏感的、应当看的，不是在这儿。从这儿开始验证的是构成犯罪的重要物体一尸体，换句话说，这是个形式而已。 尸体第一个目睹者现在已不是大村吾一，而是案件发生后从崖上往下看的宫内。现在，他好象有点见不得人，尾随在人们的后头。不愿意露面，样子十分难看，令人有点毛骨悚然。 “你从悬崖上往下看时，尸体就是在这儿吗？” 听到审判官的问话，宫内才走近现场。他比较清楚地回答说道：“是的，就是这儿。” 大村老人用平静的语调把自己因厚木木材店的订货而来到山林看一下树木情况时，走哪条路才发现初子尸体的，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 一行从杉树林走出来的时候，在晒泽北山根底下的村道上，出现了二十几个人左右的身影，他们是花井先生和良子等一些家属和金田镇的一些人。家属是在前次公判那天知道今天实地验证的，其他人知道今天实地验证是从派出所巡查那里听说的。 因为没有禁止围观实地验证人的法律，所以，他们就把在十月的晴空下在野地里活动着的穿着西装革履的审判官们远远地围在中间，稀奇地观赏着。但不大一会儿，他们又似乎觉得这些官员们的行动没趣味儿，就零零星星地逐渐地几乎走光了。最后只剩下花井先生和家属们。 大村老人在晒泽途中，指点着自己与上田宏对面走过的地点，然后，以跟当时同样的速度走完了向岗顶的一百米的距离。虽说上年纪了，但大村的脚步，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到达岗顶还不足两分钟。之后，又确认了等初子的时间为十分钟。再加上直到断了念不等、下了晒泽的时间，总共大约化了二十五分钟左右。 最后，大村说，他当然没有发现宫内隐蔽在树荫下。至此，大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你辛苦了。可以回去了。” 听到谷本审判长的话，大村虽然有解放之感，但并没有离开，而是就地加入了花井和家属们一伙儿，参观验证实况。 一行很快就要来到杀人现场。这是一个从晒泽下岗口沿着狭窄的崖上小路向南走约五十米远的地方。右边是茂密的茅草连接着悬崖，崖下的树林的树梢与崖石相触；左边是一片菜地，到十二月份才能起的胡萝卜嫩叶葱葱，一直延到五十米远。这里再往前，就是宫内隐蔽的树林。 这里虽人迹稀少，但视野宽广，并不象检察官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偏僻的地方。菊地辩护人终于使审判长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很高兴，因为这就可证明，被告人并不是要想谋害被害人。 菜地南北很长，向南走三百米左右远，隔一个杂树林就是新建的高尔夫球场。大村的杉树林的尽头，可以看见甲斐、丹泽峰峦相连的群山。 “初子停住的地点在哪儿？”审判长催促宫内。 “在这儿。正好在这棵树前，她猛回过头来，好象瞪着上田宏的。”宫内洋洋得意地站在那儿模仿起来。 这时，地方报纸的记者把摄影班的学员带到了现场。由于宫内开始模仿当时初子的动作，匆忙靠前要照相，但由于被告人上田宏也在，当然就未照成。 记录官跟记者商定：验证结束后，审判官和检察官站在现场，由记者给照张相。 “于是，初子大致是这样抱住上田宏的。”宫内又得意地一人扮演二人角色。谷本审判长只是插问道：“原来是这样”或“后来呢？”等这样的话语，让宫内随意去模仿。 这一期间，野口候补审判官左手拿着实地调查报告书一边把宫内提出的现场和报告书中记载的现场位置比较着。矢野候补审判官则按照谷本审判长的指示，去宫内曾经藏身之处的樫树下，核实与现场的距离和由那看现场的情况。 林中的树叶都落了，所以，看现场是没有遮掩的。而且，可以微微听到那里传来的话声。但必须考虑到秋天的空气澄清，传音好，同时也须考虑风向对声音的影响。所以，此时的情况并不一定跟当时的情况完全一致。 宫内所说的那片拽进尸体的草丛现在已开始变黄。从那儿到悬崖距离是否象宫内所说有四、五米？那儿是否在尸体发现时的位置的正上方？这些都经过了核实。其结果跟证词大体一致。 从总的看，宫内的证词是相当可信的，这一点已渐渐地清楚了。谷本审判长把脸转向上田宏，问道： “被告人认为这个证人的话怎样？” 审判长一双大眼睛里，迸射出似乎能看穿人心的锐利目光。面对着这锐利的目光，被告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道： “经这么一说，我觉得好象是初子扑向我的。但是，其情节我记不起来了。” 但是，在检察厅对上田宏的调查报告中，这一段情节却是相当详细的： “而且，他想也只有把她干掉，于是，对准她的左胸部就是猛刺一刀。他知道，这一刀可能会置对方于死地。” 但是，上田宏在公判法庭上否认这一点。宫内的证词在这一点上无疑对上田宏是有利的。谷本审判长虽然继续慎重认真地注视着上田宏的表情，但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问。对被告人的讯问，这是审判的重要阶段，原则上在法庭进行。这时只不过是听听被告对宫内证人的说明的意见。但实际也是一种调查，所以，如果深究，就会被看做是违背审判的公正。 一行数人向宫内曾窥视作案现场的树林走去。矢野早在那儿，他正在笔记本上记着与现场的距离。 宫内来到曾经藏身的一棵树的后面，以当时的姿势站在那里。 谷本审判长听取了矢野的汇报以后，问宫内： “你说当时没有听到话声，这不有些奇怪吗？现在是西北风，风是朝那方向这吹，都能听见，而那时是六月份，是刮西南风，风是朝这边吹，怎么能听不见呢？” “不，我只是说听不清楚，话声是听见了。” “在法庭上你可是说什么也没有听到。” “初子倒下时，没有发出叫声和呻吟声吗？” 宫内似乎想了半天后说道： “什么也没有听见。” 宫内的证词言外之意是说，当时事态还没有发展到必须跳出上前阻止的程度。 时间正好是四点，即：离日落还有大约二小时，这正好跟六月二十八日午后五点这个时间一致。太阳的高度虽然有所不同，但可以认为这个期间的亮度跟当时的亮度一样。 太阳光还仍然温暖地照耀着田地和树木，给大地带来了斑斑阴影，又一次使人感到当时白昼的惨剧。 一行数人又来到金田镇公民馆。菊地辩护人和冈部检察官対宫内的讯问预定在这里进行。虽然讯问在野外进行也可以，但考虑到要写调查报告，故选择了公民馆。 公民馆是战争中建造起来的，木造，涂有油漆，是二层小楼，面临镇内的主要大街，位于镇的中心。跟随在一行人后头观看的金田镇的人又开始增多。 金田镇的公民馆是在战争中或战后物资不足时期，即农具和肥料成为金田镇里的人大问题的时期，举行会议最多的地点，但是随着最近物资的丰富，由于卖地有钱人的增加，利用价值减少了。 战争中，在乡军人会在此定期举行会议。战后镇里年轻人也常常在此举行会议。但是，在沿海茅个崎、平塚等工厂工作的人增加以后，这些人被各厂工会组织所吸收，这样，就渐渐地不在这里开会了。原来借电影机在礼堂放映电影，但最近多是作为电影欣赏会包公共汽车到厚木电影院看了。 现在的公民馆主要是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等妇女集会的场所。因此，这次讯问证人选择公民馆这样一个地点，作为公民馆来说是一件大事情。 公民馆的工作人员对于一行十二人的到来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又是为他们准备茶水，又是阻止围在建筑物周围扒窗窥看的镇里的人。 十五个草垫子大小的客厅进去近十个人就显得满满的，由于省略了讯问的一套形式，所以，三个审判官只是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剩下的人便各自坐在桌前或靠墙壁的椅子上。 也正因为这样，室内便产生了法庭上所没有的那种轻松气氛。宫内在照例宣过誓词以后，谷本审判长说道： “那么，请辩护人开始讯问。” 菊地站起来，他隔着桌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宫内的脸儿，开始讯问道： “首先，从犯罪情况看，我想弄清楚。你刚才模仿了初子扑向上田宏的动作，这是真的吗？” “嗯。我是按照我见到的情况模仿的。”宫内坐着回答。 “好。可是——我这是问你个人的意见——你在表演中，似乎是在倒下来的同时，上田宏手中的刀只是故意或偶然地刺进初子的胸中，关于这一点是怎么回事？” 宫内没有立即回答。他好象求援似地望着冈部检察官。 宫内在此以前的公判日曾接受过冈部的讯问。冈部就他为什么明明目睹过犯罪现场而至今不说的问题，问了足足有二个小时。 虽说是检察官，但不管三七二十一想维持原公诉不是能耐，而必须具有发现真相的热情。但他通过利用中午午休时间三十分钟和闭庭后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对证人的讯问，已判断出证人只是目睹了犯罪现场而没参与犯罪这一事实。他认为：由于菊地的破坏性战术，也只是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被害者扑向上田宏也好，故意或偶然也罢，都属于宫内的个人意思，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冈部检察官对于宫内的求援的目光假装不知，其原因就在这里。 冈部曾经教过宫内回答讯问的要领。但是，由于在法庭多次被菊地追究得狼狈不堪，满头冒汗，所以，菊地一讯问时，他似乎相当紧张。他小声回答说道： “你问我的，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真的。” “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吧？”菊地叮问说，“你看见了犯罪场面了，对吧。好，我这样问你吧。初子一扑向上田宏就马上倒下了吧？” “是的。她好象扶在上田宏身体上，呲蹓蹓地倒在上田宏脚下，然后就伸腿放倒了。” “这是一瞬间的事情吗？” “是的。后来，上田宏马上离开那里，但又返回去了，把初子尸体拽向草丛那边。” “是真的马上吗？在离开之前，没蹲在被害人身旁，进行护理什么的？” “这怎么说好呢？离我远，又是一瞬间的事情，我不能明确地保证说护理了。”宫内有点不怀好意地回答说。 “被告是在草丛中蹲过吗？” “不，没有蹲过。” “真的吗？” “真的。那儿草不太深，只到上田宏的膝盖，膝盖以上全看得见。” 宫内的回答也许是看到现场的杂草不太茂盛临时回忆起来的。实地验证在往往象这样帮助证人回忆的同时，也会导致错误的方向。 “奇怪呀。被告人说他摸过被害人的脉，确认初子是死了呢。” “怎么？总之，就我所见到的，被告没有蹲下过。” 宫内有意坚持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也是过去菊地对他严厉讯问所引起的反效果。 菊地看了一会儿宫内的脸儿，突然结束了讯问说道： “完了。”说完便把脸转向谷本审判长，低下了头，其态度是：讯问了多次都得到同样的回答，只好让审判长判断了。 “在这里我从证人那里得到了新的供述材料。”冈部检察官一边拿出横格纸一边说，“如果辩护一方同意，我想申请作为证据，改变今天的讯问，不知同意不？” 冈部这份材料当然是前一次公判日利用午休和闭庭后的时间得到的。 作为冈部检察官来说，即使辩护人不同意，也必须讯问。他提出这个问题，是趁着审判官走累了也许会同意这样的机会提出的。 作为菊地辩护人来说，既然宫内不想证实上田宏护理过初子，也无法再深入追问，一切只好参考被害人的刺伤位置以及解剖情况来决定了。鉴定人已预定今后被叫到法庭上讯问。但作为辩护人一方，提出无理的主张，以鉴定人的证词加以掩盖是拙劣的。因此，采取让审判官去判断的立场是明智的。他感到自己对从宫内嘴里得到初子扑向上田宏这一证词应当满意了。他说道： “请让我拜读一下。” 说完从冈部检察官手里接过宫内的供述材料，翻阅着。实际上，他开始就打算同意。 在此以前的那次公判，菊地就知道检察官利用午休时间把宫内叫到检察官室一事，因此，也推测出会有这样的材料。他只看到上面有初子先赴现场和她首先扑向上田宏这一记载，便马上回答冈部说道： “同意。” 之后，谷本审判长进行了两、三点补充性的讯问，这里用不着详细记述。 这里，如果把实地验证详述一番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篇短篇小说。 关于尸体的位置、形状等，笔者在此以前也省略了。这些情况虽然往往可作为推理小说的材料加以描写，但本来也绝不是有趣味的。写实地见闻报告是司法警察人员的必备业务的第一步。这种报告极其详细，而且具有客观性，一般人是完全没有必要读它的。 为了迎合现代人病态的好奇之心，有人把这些警察记录加以整理作为小说和报道拿去发表。但是，关于犯罪的实际情况却并不能给人以正确的印象。而且，如果根据这些东西对公判进行批判也是很危险的。因此，笔者在这一点上自认为是注意避免了的。 在律师之间有一种所谓的“情理”的说法。这是从专家的经验中自然产生出来的语言，没有严格的定义。这种语言一般用于这种场合，如：“这是一件不合情理的案子”，“情理不合，不能接受”等。 即使未必合乎情理，对于被告人的行为或者辩解能够说得通，这就是一件合情理的案件。别说蹩脚的律师，就是一个富有才干的、热情的律师只要不掌握这个“情理”，也是无能为力的。律师的工作必须是发现就连被告也没有发现的情理，并在与其有关连的问题，理出其证。 关于上田宏的案件也是如此，菊地律师之所以敢接手这个案子，正因为是他直观地认为，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案子。但是，尽管他针对检察官的“谋杀”这一主张提出了“伤害致死”的“情理”，也还是有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的。 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是真的就只是因为初子要把他使良子怀孕一事告诉父亲就具有了杀意吗？作为偶然事故的话，有以下四个难点： 一、为什么上田宏把初子带到无人场所？ 二、上田宏何时举起了刀子？ 三、为什么上田宏没有护理初子，把尸体掩盖起来？ 四、上田宏为什么没有自首？ 其中第一个问题由于宫内的证词不存在了，但还剩下三个问题。对此，菊地无疑是要致力克服的。一般来说，如果能够立证出在上田宏和初子之间上田宏思想感情异常紧张的话，那么，这些难点就会一举解决。——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审判官补充讯问结束后，按顺序来说，虽然是不应当的，但菊地律师还是得到了对宫内进行特别讯问的允许。 “我问一下。初子曾对你说过她‘想死’了吗？” 宫内因刚结束了讯问，正在松一口气。听到菊地的讯问有些困惑不解，假装考虑的样子，回答说道： “这个，不记得了。” “初子在与你的关系上感到了绝望；按你的说法，她喜欢上田宏，忌妒他和良子的关系！另外，饮食店经营上也不顺心。所以，她是不是厌世了呢？” “我不知道。总之，‘想死’这句话我是没有听到过。” “我问的就是这些。”菊地把脸转向审判长那方说。 至此，这一天的实地验证结束了。 第十七章 审讯被告 审讯被告是刑诉法公审的中心环节，但是，在昭和二十三（一九四八）年修改的战后刑诉法中废除了。对于旧刑诉法的修改是在于承认被告人的沉默权、限制坦白交待材料的证明力以及尊重人权、防止误判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但是，正如前所述：这一切仅是表面上的东西，实际上那种过去固有的“交待就是证据之王”式的思想方法，仍然作为一般强大的潜流而残留着。被告人如果是任意性供述，审判长就可以随时就需要的事项要求他回答问题。陪审员、检察官、辩护人也可以向审判长吱一声，对被告人进行审问。 在这种场合下，不可忘记被告人是当事者的一方，要严加避免那种追求被告人、强迫交待的态度。然而，实际上是怎样呢？毋宁说着眼于听被告人的辩明上了。话虽如此，然而在新刑诉法中没有规定被告人宣誓，即使提供伪证也不受罚。被告所担心的只是：讲得对自己过于有利，不会被法院所置信。这样，对被告人的讯问就具有了极其暧昧的特性。一个职权意识相当强的审判官，往往会根据以前法庭审判经过情况所得到的心证，对被告进行比检察官还要检察官式的讯问。 即使修正了法律，也仍残留着无法改动的部分。因此，在一切没有随时间推移、改变整个法律界人事构成之前，纯粹按照法律的审判是不可指望的。 对于上田宏本人的审讯是在实地验证那天三周以后的十一月十五日午后。在此以前，一般审判只隔两周左右，但这次却隔了三周，其原因是实地验证报告赶不出来。 尽管秘书官和速记官拼命忙活，公判的调查报告，一般来说，到下次公判之前是搞不出来的。然而，实地验证是在法庭以外进行调查，所以，在形成调查报告、提到法庭之前，是不具有证据能力的。从实地验证到下次公判所以需要三周时间，实质就是根据这一理由。 由于宫内承认了跟踪初子到晒泽，所以，辩护一方撤回原申请的证人樱井京子、米子吉成。因为菊地认为伤口状态是重点，所以，他曾申请出差到神奈川县警察署把解剖尸体的法医请来做证人。十一月十五日午后法庭的安排是：首先开始对尸体鉴定人法医的讯问，然后是对被告人上田宏的审讯。 遗憾的是，我不能对鉴定人的审讯情况加以详述。其原因是，跟笔者在这个小说中，关于尸体形状、位置的描绘不做推理式的描绘的原因相同。 鉴定人在这方面的供述都是具有惊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的。一般读者也可以不必知道。但往往谈论得极其详细，好象爱好尸体成癖；从所谈内容来看，也往往夸张，说得神乎其神。在此仅概述一下就足以充分了。 鉴定人回答说，初子的伤是达到心脏的致命伤，无疑是用登山用小刀刺的。但那究竟是被告人刺的呢，还是被害者扑向被告所造成的呢，则难以断定。 对鉴定人的讯问一小时就结束了。休息十分钟后，开始审讯被告。谷本审判长面对站在证人台上的上田宏说道： “现在，审判官、检察官、辩护人就要进行各种审讯，对待这些审讯，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但是，既然回答了，其内容就要被作为证据，所以，希望在你回答问题时注意。” 在公判的第一天，谷本审判长在被告陈述意见之际就曾经这样提醒过，因此，按理在这个阶段倒不一定再重复提醒。但是，谷本审判长考虑到他还是个少年，就又重复了一次。 “知道了。”上田宏清楚地回答。 上田宏的表情和心理状态在各种审判阶段，概括地说，是紧张、不安的。从他现在的样子来看，他似乎感到审判已经接近尾声了。他下定决心：只讲该讲的，并做好了接受裁判的精神准备。 由于他最初就没有否认杀死初子的事实，所以，当然准备应得的惩罚。在这次公判的三天以前，由于协商事情，菊地到拘留所去一趟。这时，对于来访的菊地，上田宏也讲述了自己的这一心情。菊地对于上田宏准备什么都讲的过于坦率的态度反而颇感不安。 “我希望你尽量少回答。也许你认为只要说真话就可以，但被对方一抓住话把，就会很容易被对方道你说出对你不利的话来。我即使提醒你注意，注意，到时候你也会心不由己，白搭，所以，你只要注意尽量少回答就可以了。如果是记不起来的情况，就说记不起来即可，硬要去回想，结果说错了，这可不行。”菊地叮咛上田宏说。他认为：在他最后辩论阶段，为了使自己辩护顺利而有利的展开，对被告叮咛几句，不让他回答出差错是完全必要的。 冈部检察官向上田宏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作案瞬间的情况记不起来的话，那为什么在警察派出所和检察厅做了那样详细的交待。关于这一个问题，冈部检察官心中也是清楚的，因为他多次取证过这样的供述材料。但是，既然上田宏现在又加以否认，所以，这才不得不在法庭上又一一予以叮问。 供述调查报告反正以后将作为证据提出的。但其不利于被告人的内容必须是被告人予以承认的，这样，根据刑诉法三百二十一条规定才能具有证据能力。冈部检察官问道： “你在法庭上说不想杀死初子，但要是这样，你为什么在调查官面前说，想杀才买登山用刀子呢？” “在谈话过程中，我觉得我不那样说他是无论如何不允许我的。” “你说不允许，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回答得一不合他的意，他就不耐烦了。” “你在法庭说刺杀初子的一瞬间不记得了，但对检察官却详细地说，你注意不要让血溅到身上，所以用左手抱住初子身体刺的。如果说记不住的话，为什么会说得这样详细？” “在他问到我的衬衣为什么没有沾上血的时候，我就那样回答了。我说过多次不记得了，但对方不相信，说不会有这种事。” “但是，你发现初子确实死了这一点还记得吧？” “当我发觉时，初子已经倒在我脚下了，从这时开始我记得了。” “这真是在从对你有利时候才记起来了。你好象是在说调查官诱导的情况下才做了那样详细的供述，那么，调查官是怎样讯问你的？请说。” 由于调查官的诱导，才使调查报告的内容写得合情合理，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对于这一点也是无人不知的事实。但是，如果在法庭上这样公开申明这一点，首席检察官也不会说“是吗”，就轻易地撤回原调查报告。 不过，对冈部来说，难办的是由于出现了宫内这个目睹者，他在法庭上的证词跟调查报告中内容相当不同。为此，在这以前，冈部对负责调查上田宏的检察厅的检察官不知咒骂了多少遍。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宫内出庭作证的那天的第二天，特意把宫内叫到自己办公室，讯问了一番。 在法庭上的供述跟调查报告中的内容有了不同，从而成为问题的时候，理所当然的就要认为这是由于在检察厅负责调查的检察官在讯问中进行诱导造成的。这样，就必然会引起反复的令人不快的论争。 为此，菊地辩护人在见到上田宏时曾告诉他：因为会带来麻烦，所以，不要说诱供二字。他说道： “其他的你就是不讲，调查报告中也清楚地写着，而且，审判官也知道。你不用担心。” 这样，上田宏即使没有说出诱供，但结果却是一样的，即仍然是诱供。所以，在这种场合下，检察官也自然会问被告：“这么说是诱供，那么，是怎样诱供的，请说。” 上田宏似乎有点气馁，看着冈部检察官的脸儿，两眼象被太阳光晃了似的，一眨一眨的，不一会儿，他回答说道： “我只记得当时他问了我很多情况……” “不会没有记得吧。”冈部检察官以威严的态度，说，“你是否犯下了杀人罪这可是关键的重大问题。难道记不起来了就能逃脱罪责吗？” “可是，我是真的记不起来了。总之，那时我的脑子乱了，也确实很疲倦了。由于检察官的讯问，一想到那时自己干了杀人的事，就更觉得害怕了，所以，就连自己回答了些什么也记不住了。” 上田宏的这一番回答是菊地律师教的。因为他终于想起了这一番教给他的话，菊地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同时冈部检察官也看出了：被告人是会这样说的；菊地律师也会这样教给被告的。 但是，即使再追问，被告人也是有权不讲对自己不利的情况的。对于所提问的问题就是不予回答也是可以的。 “原来是这样，是感到犯罪的可怕吗？但是，即使如此，杀死初子之后，还同其妹同居了五天，毫不在乎。——最后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护理已经被你刺倒了的初子呢？” “我认为她已经死了，没有必要了。” 上田宏低头回答说。 “如果护理也许会有救，这一点你一点也没有想过吗？” “是的。”上田宏痛苦地回答说。 “完了。”冈部坐了下来。 菊地辩护人的方针是不想向上田宏提出更多的问题，但也有必须从上田宏嘴里得到的情况要问。 “我有两、三个问题要问，如果难以回答，可不回答。”菊地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象是对小孩子说话的亲切语调说。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缓和对方的紧张情绪，使回答更轻松、容易些。 “忘了可以说忘了。初子扑向你，你才刺她了，这一点，宫内辰造的证词已经清楚无疑了。在此，我想让你回忆的是，这时你的手是否有感觉呢？” 上田宏低下头，一听到问当时瞬间刺杀初子的事情，颇为痛苦。他低声回答说道： “不记得。” “如果记不起来，我没有让你勉强回想。但是，当初子扑向你时，你吃了一惊吧？” “这我记不起来了。但是，你这样一提，我觉得初子的脸儿好象向我靠近了。” “这地方倒记起来了。” “在初子扑向我之前，她说我跟良子离家出走也太狂了，很生气。然而这时，她脸色突然变了，并向我扑来，我吃了一惊。” “脸色变了？这是什么意思？过去，你可是没有说过。”菊地这句话并不是在法庭上所使用的策略，而实际上上田宏也真的没有讲过。 有一件事将永远不可思议地留在上田宏的记忆里，这就是：在那一瞬间，嘲笑、讥讽的表情，从初子的脸上顿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孩童般天真、可爱的脸儿。这张可爱的脸儿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晚间睡觉也梦见过多次。不，就是醒来一个人在房间里也会突然回忆起来的。 “哦、哦、哦。”上田宏此时当然又回忆起那种情景来，禁不住发出连连地感叹声。 因为这种记忆是那种奇妙，不可思议，不知道如何向他人予以说明，所以，过去上田宏一直没有对菊地讲过。“发牢骚？然而，那时，她的表情可不是发牢骚的样子。”上田宏小声地说。 “你能不能再清楚地说一说？”菊地鼓励说，“这就是说，被害者那时的心情使人感到突然发生了变化？” “初子是什么心情我不知道。不过，对我来说，她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女人。” “但是，那副表情跟平时确实很不相同吧？” “是的。” “是不是那确实不是一副憎恨你的表情，而倒是非常喜欢你，爱你爱得十分深沉的表情？”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上田宏红了脸，低下头回答说。 “怎样？这儿你要是能说得再清楚些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开口，但清楚地予以说明的话就会知道关于你的过失情况的真相——说到过失一词，菊地特意抬高了声音——怎么样？初子当时没对你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譬如说，没有说过‘跟我一起逃走吧’这类话吗？” 在面见上田宏时，菊地没有从上田宏嘴里听说过这种情况。他之所以突然在法庭上讯问起这方面事来，虽然冒点风险，是想让审判官见一见上田宏乳臭未断的天真表现，从而获得一个对己有利的、明确的心证。 上田宏慌张起来，两个面颊顿时通红，接着脸色又突然变得苍白。他嗫嚅着说道： “初子是不会说那种话的。” “你可以不用隐瞒。初子说过要把你去横滨的计划告诉父母，这大概是真的吧。但是，初子对你说的话绝不会是这点。有没有过让良子知道了不好的事情呐？你在案件发生的前一天，去过初子的饮食店，这件事你也没有告诉良子。你去干什么？都说了什么话？你故意来到店门外，跟初子谈话。其内容是什么？” “是关于劝打胎的事。” “这话已听过多少次了。初子二十日那天劝你俩打胎过。案件发生的那天，她坐在你自行车后边也劝过你打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苦口婆心呢？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她何必再多管闲事？这从初子的性格来看，岂不是也有点怪吗？” 上田宏一直低着头，似乎在犹豫不决：说好呢？还是不说好？他似乎紧张起来，象有块大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似的。菊地律师再次问道： “不想说，可以不说。不过，说出真实情况来，是为了大家。” 上田宏抬起头来，表现出一副下定决心要说的样子。他的目光从谷本审判长身上移到更高的地方固定下来，说道： “初子几次劝打胎是真的。不过，她跟宫内关系闹僵了后，说过不经营饮食店了，想找一个正经的工作干。她虽然没有说过要跟我一起私奔，但却说过我要是去横滨的话，那她也想去横滨。” “那是什么时候？是不是案子发生的前一天，即二十七日？” “是的。”上田宏痛苦地回答说，“我并没有出自真心。” “那你为什么对良子隐瞒不说？” “因为多余，没有必要说，我想。” “二十八日，在晒泽岗顶上，初子是否又把这事情对你说了一遍？” “说了。”上田宏好象终于下了决心。 “她都说了什么，按她讲的，你再回忆一下回答。” “从我摆弄三轮摩托车被她看见时，她就一直问我是真到横滨吗？什么时候去呀？我没有对她讲真的。但在晒泽岗顶上，”讲到这儿，上田宏打了一个停，然后说，“初子就好象说台词似地对我说道：‘我再问你一次：你讨厌我还是喜欢我？请你明确回答。如果是不喜欢我的男人，我决不会老追不放的——我还不至于是粗野到那种程度的女人。’” 旁听席上传来了痛苦的呻吟似的声音。这当然是良子发出来的。这一点，从马上转向一边的上田宏的表情中也反映出来。他的脸色不用说是难看的。 “那么，你是怎样回答的呢？” “我明确告诉她，不喜欢她。于是，初子说道：不喜欢可以不喜欢。那么，你们俩也不能去横滨。你们俩去想好事，而我一个人被绑在乡下小镇里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这我受不了。她用眼睛狠狠地瞪着我，但她的表情突然变了……” “她抱住了你，而且，从这儿以后，你就不记得了。” 菊地好象接着说，上田宏要说而没有说的话。关于犯罪详细情况，如果让被告说得过于详细，那就有被冈部抓住话柄之虞。因此，必须进行适当地诱导。 “最后问一个问题：你在初子抱住你时，吃了一惊。那么，你是把她推开了呢？或是你挣脱开她了呢？” “不记得了。” “完了。”菊地辩护人突然结束了讯问，坐下了。 “请等一下，”冈部检察官向谷本审判长点了一下头，站起来，边死盯着上田宏的脸儿边问，“被害人在抱住你之前，你是拿着刀准备行凶了。刚才你说的，是在什么时候拿出刀来？” 菊地律师是根据宫内的“初子好象是在说服上田宏”这一证词成功地把杀人现场描绘成谈情说爱的场所。冈部检察官正是抓住这一瞬间开口讯问的。 为什么上田宏拿出小刀？这对辩护一方来说是个致命的弱点。在上田宏正在思考如何作答时，冈部检察官又加码问道： “你对调查官说，亮起刀子是想吓唬她一下。那是什么时候？按照你刚才的说法，不是完全没有必要拿出刀子来吗？” “我想对初子说道：你别拿我当傻子耍。”……上田宏嘟嚷着说。 “初子再怎么年长、厉害，还不是个女人吗？还用得着拿出刀子吗？” “不过，我不知道她要对我干什么，她太可怕了。” “她不是什么也不会干吗？因为她非常爱你，所以她不可能会把你怎的吧。”冈部讥讽地说。 “可是，她太可怕了。”上田宏坚持说，“我想她要是豁出来的话，不知将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你们的幸福就那样告吹了吗？即便是把良子怀孕一事告诉给你父亲，你们又不是孩子，总会有办法的吧？” “但是，最终结果就一定会迫使我跟良子分开。但是，我们很想要孩子。” “仅仅是这样吗？初子说过要把跟你的关系告诉给良子吗？” “我跟她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装蒜。就是肉体关系。你跟初子没有发生肉体关系吗？请明确回答。”冈部大声问。 “说哪里去了，我跟她绝没有那种事。”上田宏立即回答。 “你是说一次都没有吗？” “是的。” “完了。”冈部明显地表现出再问也是白搭，就坐下了。 菊地站起身来又问道： “案件发生的那天，在晒泽岗上，初子逼你发生关系了吗？” “不。” “完了。”菊地对冈部不甘示弱，这样问完之后马上又坐下来。 检察官和辩护人各反复讯问两次之后，当事者对被告的讯问大致便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审判官是否进行讯问的问题。作为主任审判官的野口有想问的问题。他用讯问的目光望了谷本审判长一眼，得默许之后，便把脸儿转向上田宏： “作为一个审判官，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他跟冈部和菊地不同，在使用语言上使人感到不即不离。“你说，你认为初子确实死了。这你是怎样确认下来的？” “她血流的很多，把脉，脉搏也停止了跳动，总之，使人感到不是还活着。关于这种情况，我已经对检察官讲过了。” “你不认为她说不定还活着吗？” “我想过，她可能没有死。但又一想，我干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于是就惊呆了。” “但是，你没有想过，把被害者推到崖下，被害者伤势就会更重，从而会真的要死吗？” “我没有想过。”上田宏略考虑了下，回答说，“总之，我想，要是被人发现了可就糟了……” “那儿道旁的草丛离悬崖有四米远，你知道前边不远有一个悬崖吗？”这是野口在实地验证时就想问的一个问题。 “不知道前边不远就是悬崖。” “但是，悬崖下杉树林的树梢跟悬崖接触了，不是很快就意识到悬崖下就是杉林吗？” 上田宏的表情显出困惑的样子，稍微考虑一下之后，回答说道： “我记起来了。开始我是想藏在草丛里，但是当我把初子拽向草丛里，松开两腿之后，尸体便顺着悬崖跐溜到悬崖下了。” “这么说来，开始你没有想到会滑到悬崖下，是吧？” “现在想来，当时我只是想把尸体藏在草丛里。” “但是，在那道旁草丛藏尸体，这能藏得住吗？” “我只是想，反正不能放在道上。” “真的这样吗？” “真的。” 野口审判官松了一口气。对于他来说，事情的真伪先不说，就年长他十岁以上的冈部和菊地都没有发现的问题，自己从上田宏嘴里问出来了一些证词——对于这一点，心中是十分满意的。 “太混蛋透顶了！最近以来，审判官靠人情审判真毫无办法。”冈部心中骂道，“流出一升血，马上就把尸体藏于草丛里、掩盖起来，这种事难道有吗？” 冈部把战后进修出身的审判官当做了蠢货。在他看来，这些审判官不过是满脑子只装满了新刑诉法的一套形式主义的理论，不知道罪犯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一群小毛孩子。 野口进一步讯问道：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从被害者伤的情况来看，流了相当多的血。但你的衬衣上却没有沾上血，这一点，至少在晒泽的道上跟你对面而过的大村老人没有发现。——你在哪儿换的衬衣？” 这个问题也是辩护一方的一个难点。一般来说，刀刺进身内不拔出来时，血就不往外出。但是，如果是宫内辰造所见到的那种情况的话，那么，上田宏的衬衣不仅要溅上血，就是裤子也溅上很多血。但事后发现只是袖口上沾有一点血，并且，在晒泽道旁用泉水洗手时一起洗掉。——这是很难叫人理解的。检察官在冒头陈述中说道：“一边注意别让血溅到身上”这句话并不可靠，令人莫名其妙，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冈部检察官关于这一点本可以进一步地追问，但由于宫内的证词，会引起在供述材料有无随意改变的问题上进行争论，故没有进一步讯问。 “没有那种事。因为没有带衣服。——说实在的，为什么衣服上没有沾上血，我也不清楚。那一瞬间的情况，我是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了。” 多少存留不好解释的现象，这在所有案件里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切都很清楚了，那么审判官就没有得到心证的必要和余地了。况且，在有了电子计算机的时代，只要把证据和证词用电子计算机一统计，就可以得到真实的情况来，无须审判官再麻烦。 “被告人就是不讲，但事实是客观存在。”这是审判官的信条。究竟如何决定，此乃是审判官的职责，所以，判决书是必须要写的。 据说，所谓误判的案件，被告人即使认为无罪，细研究起来，也必定会出现与原判同样的情况，即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在著名的案件中，所以产生马拉松式的争议，原因就在此。象英国的“伊丽沙白·葛宁”案件那样，就是到了二百年后的今天，在推理小说作家的笔下，也仍然在论述其真相问题。 根据交待或者是调查到的证据，使案子达到了毋庸置疑和清楚可信的程度——这种案子还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都多少存在一些问题，只能按照大纲进行判决。过于详细的真相，只有鬼知道。只要根据正常的审判手续，使“法”的真实成立即可。——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非常多的。 第十八章 求刑 冈部检察官的求刑是在一周后的十一月二十二日进行的。作为该案来说，经过这么多天才进行是稍长了些。这表明检察官一方的态度是如何的慎重。 尽管由于菊地辩护人的反讯问和宫辰内造的证词，有关事实的细节有相当的变动，但冈部检察官自信：“杀人及尸体遗弃”这一诉因却是不会改变的。 对于上田宏“杀人及尸体遗弃”一案，检察官求刑意见如下： 对于本案公诉事实之一，被告人否认有杀意及其暴行行为，并辩解说，是在手持登山刀子，意在威胁被害人坂井初子时，被害人扑向被告人身上，这才被刺中胸部，造成致命伤，并认为，似乎是伤害致死或过失致死。 二、根据伤害部位而认定的作案凶器登山小刀的使用方法。 1、根据法本技术官的鉴定书，用登山小刀刺伤仅一处，是被害人生前所受的伤，也是致命伤。刀子从左胸部第五根肋骨和第六根肋骨之间刺入，达心胸前左心室，深度为六厘米，从伤口形状看，推定刀刃是向上方的，当被害人站立时，被害人是呈水平面刺进的。 根据法本技术官的鉴定书及在该法庭上证人的证词，可以认定：前述刺伤是在被害人生前遭到的。 2、被告人在该法庭上主张：在犯罪当时，丧失记忆。他辩解说，致命伤似乎是由于被害人扑向自己才造成的。然而，这跟被告人在检察官面所交待的材料内容相比较，是极不自然的，是根本靠不住的。 根据法本技术官的证词，上述伤口只有在相当强度下才会产生，是手可以强烈地感觉出来的。即便是象被告人所主张的那样，在手持刀子的时候，被害人扑来了，也可以认定：由于被害人身体的反作用，刀子上下左右动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正如鉴定书上所述，保持水平角度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3、被告人辩解说，正在手把登山小刀威胁对方时，对方突然向自己扑来。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会造成如此重伤的。即便可以认定这是事实，也不能不认定，被害人的重伤是被告人用刀子猛力刺杀才造成的。 三、足以认定上述登山用小刀的使用方法的其他证据。 1、被告人被捕后对于刑事警察官及检察官的审讯，就登山小刀的使用方法，承认是怀有杀意才刺向被害人的胸部的。也就是说，被告人亮出刀子威胁对方说道：“把良子怀孕一事告诉我父亲可不饶你。”但对方嘲笑说道：“你以为我怕那玩意吗？在新宿你能对付得了阿飞流氓吗？”于是，被告人大怒，用左手抱住被害人身子，并注意别让血溅到身上，用右手猛地向被害人刺去。这一点，被告人在公判中并没有辩解，仍如原交待的一样。 2、被告人于法庭上认为：自从拿出刀子以后，丧失了记忆，从而，明确地否认了前述他所交待的事实。但是在刺伤时及其使用方法上做了详细而明确的交待。从这一情况来看，被告人关于丧失记忆力的辩解是毫无根据的，不足为信的。 四、对于公诉事实，被告人被捕后面对检察官的审讯，没有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为了掩盖前述罪行，把被害人尸体从现场拽到约四、五米远处，然后从高约十米的悬崖上推到崖下，滚落到大村吾一的树林中。 被告人在该法庭上主张：开始是想把尸体掩藏在崖上草丛里，但把尸体拽向草丛里时，似乎是由于不小心使尸体掉到崖下。然而，前述事实，根据有关证人的证词，是很难立证的。 五、关于本案动机及其杀意的问题 1、本案的动机是清楚无疑的：被告人从去年八月起，与被害人妹妹良子恋上了，并于今年四月，致使良子怀孕。由于被告人要与良子结婚的要求遭到被告人父亲喜平的坚决拒绝和反对，便秘密租借横滨市矶子区一公寓，计划六月二十九日离家出走，与良子同居。正在这一期间，初子发觉良子怀孕，并鉴于被告人与良子年少无知，极力说服二人打胎，但二人不听。由于初子说要将此事告诉双方老人，所以，被告人一方面怨恨初子，一方面担心同居美梦破灭，遂产生杀害初子之心，并于作案当天，去长后镇福田金属店，在买其他东西的伪装下，买了一把登山刀。尔后，到丸秀运输店借搬家用三轮卡车，在他与丸秀运输店门前与该店店主之子商量借车时，正好被路过这里的被害人所见。于是，被告人离家出走的计划败露。这时，被害人要求被告人用自行车载她回金田镇，被告人认为此机绝好，一口答应。这样，被告人就把被害人用车载到人迹稀少的现场，用早已备好的登山小刀刺进被害人胸部，达到了谋杀的预期目的。从被告人做案前前后后的行动来看，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排除干扰者，达到与良子同居的目的。 2、被告人性情温良，在工厂干活人缘很好，从未跟人吵过嘴，打过架，因此，很难确认被告人作案是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所致。被告人在法庭上那种“偶然性的犯罪”的说法是根本站不脚的。 3、被告人在法庭上否认有杀意。但是，被告人在被捕后面对检察官的审讯时，却承认说是怀有杀意才买登山刀子的。另外，被告人在法庭上认为：买登山刀是为了搬家用及同居后家庭用。然而，刀子是用于登山的锐利刃具，对于家庭是不适用的。为了搬家而务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刀子是杀人的凶器，就是根据客观的物证，也完全可以认定本案是谋杀案。 4、根据目睹现场的证人宫内辰造在法庭上的证词。可以认定：在现场上被告人与被害人谈话态度是缓和了，而且，被害人似乎以和解的态度走近被告人的。然而，尽管如此，被告人却是以相当的力气，用刀子刺进被害人胸部的，从而造成刀刃抵达心脏六厘米深。另外，在被害人倒地时，被害人没有予以护理，不仅如此，还把被害人尸体拽到十米左右高的悬崖上，然后推于崖下，从而造成使被害人无苏生的余地。综上所述，可以认定，被告人为了达到杀害之目的，是有意识这样干的。 六、关于上述起诉事实的一、二，从法庭上所得到的证词来看，其证据也是充分的。 1、被告人作案当时是十九岁零四个月的未成年者，捕后又深悔其罪，并如实地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这些情况对被告人是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被告人作案后又马上掩盖被害人尸体，之后，在晒泽途中用泉水洗净手上衣服上的血迹，并把凶器插进稻田里，企图隐证瞒罪。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被告人始终保持着其冷静的态度，甚至在晒泽遇见过他的大村吾一都没有发觉。不仅如此，就是在他回到家以后，也和往常一样，坦然地跟家人谈笑风生。 2、而且，被告人庆幸：由于掩盖了罪证，使犯罪长时期没有被发现，这样，被告人便按原计划，在作案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九日，与良子秘密驱车离走，直到被捕前，在横滨市矶子区公寓同居。其间，被告人在新的工作地点——龙汽车工厂工作状况仍无异常表现，既无毫无悔改之表现，也无畏罪自首之意。 3、在该法庭上，被告人推翻了开始对检察官和司法警察的供述，以记忆力丧失为由，企图掩盖当时犯罪的真实情况，可见，态度不完全是老实的。 4、被害人坂井初子是被告人同居的良子的姐姐。其母澄江由于长女被杀，次女怀孕，离家出走，悲痛欲绝。 5、被告人犯罪当时，刚满十九岁零四个月，是一个少年。但是，已经跟良子有将近一年的肉体关系，说明身心已经成熟。而且，从四年前，就一边读定时制高中一边在茅个崎工厂当徒工和临时工。从他这些社会经历来看，关于上述犯罪也是不能逃脱出法律的责任的。 6、近年来少年犯罪增加，尤其是在触犯他人人权、危害他人生命安全的少年犯罪不断出现的今天，从刑罚目的来说，对此案也决不可轻视。 7、而且，被害人初子是孱弱女子，即使她将良子怀孕一事告诉其父，被告人也不应使用武力手段，或者是即使使用武力威胁手段，也不应夺取她人生最宝贵的生命。因此，应当说，被告人是在“排除干扰者”这一指导思想下杀死初子的。因此，不能认为：由于被害人是法律上的少年就予以轻判。 8、因此，考虑到就本案的其他各种情况，适用于有关法律条文。由于被告人是法律上的少年，故按少年法，对被告人应处以八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徒刑为宜。 昭和三十六（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十九章 最后的辩论 关于被告人上田宏杀人及尸体遗弃一案，辩护人提出辩论要点如下： 第一、起诉事实及检察官所提出的事实的要点（略）。 第二、辩护人对控诉被告人的起诉事实及检察官所提出的事实的认可与否和辩护人的陈述（略）。 本案起诉事实之一是：（1）被告杀人是有意杀人是由于有意杀人呢？（2）被告杀人还是未必有意杀人？（3）被告杀人是由于有意识地伤害而致死的呢？（4）被告杀人还是由于一时过失而造成的伤害致死呢？关于以上事实的认定，因意见分歧，一时难以断定。 辩护人确信被告人既不是故意杀人又不是故意伤害，而且认为：被告人也不是过失杀人。其理由如下： 一、被害者坂井初子与宫内辰造的关系。 初子于金田镇金田初级中学毕业后，曾到厚木美军基地px商店工作起，平素作风就不正，与很多美国兵发生两性关系。之后离家出走，到新宿歌舞伎街酒吧间等地方工作。其间，跟所谓“流氓无产者”宫内辰造发生关系，并与他在公寓同居一个时期（根据宫内辰造在法庭上的证词和初子之母澄江的证明材料）。昭和三十五年三月，由于宫内犯了伤害罪进了东京拘留所，初子决心跟他决裂，回到故乡金田镇，并用过去积攒起来的钱，于厚木市厚木火车站前开了一家味美饮食店。宫内于昭和三十五年十一月出狱后立即来到厚木找到初子，并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同初子同居，再次与初子恢复关系，并且帮助初子收款。但由于他对顾客往往采取威胁手段，致使味美饮食店经营萧条，顾客稀少。宫内还跟厚木市的一伙无赖发生矛盾，迁入长后镇后与藤泽市的一些无赖交际，同时又新结识了同镇的一个女人樱井京子，并与她发生关系。初子给宫内十万日元的借据，以图跟他断绝关系。 但是，以后宫内依然到味美饮食店吃喝，而且，没有停止对顾客的威胁，这一点，大村吾一在法庭上的证词及其他人的证词已说明得非常清楚。 因此，可以认为：被害者初子与宫内的关系，是那种典型的新宿无赖与酒吧间女招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可以认定：初子对宫内是恋恋不舍的。这一点，从案件发生的那天，即六月二十八日初子为收欠款途中到长后镇宫内家看见宫内与京子一起喝酒，勃然大怒，向京子施加暴力以及她说的话“决不分手，不给他十万日元”等这些事实也可以清楚地看出。 然而，这时，宫内在新的女人面前，有殴打初子的行为，并与她发生了三十分钟以上的争吵。初子于三点半左右以绝望的心情离开了宫内的住处。之后，应当说，初子便怀着这种心情在丸秀运输店门前看见了上田宏，并与他一起回金田镇。 二、被害者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 初子是良子的姐姐，被告人与她们之间从小就认识。初子多情，对上田宏怀着执拗的本能的爱。在她感到绝望的同时，对妹妹良子与上田宏之间的幸福的恋爱又抱有忌妒之心（根据宫内在法庭上的证词以及被告人的交待）。初子劝良子打胎，其理由是“被告人与良子年少，无育儿能力”，但这种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初子执拗地迫使良子打胎，并声言将此事要告诉双方老人，这种行为被认为是起因于初子的忌妒之心，也是很自然的。 案件发生的前一天，即二十七日夜晚八点，初子把上田宏单独叫到味美饮食店，向他透露出要停业去横滨；应当说，这是被害人向被告吐露出不自然的爱情。但是，被告没有答应初子的求爱，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两人之间很难确认发生过肉体关系。 检察官主张：被害者以要把良子怀孕离家出走的计划告诉被告父亲相威胁，所以，被告就要阻止她这样干，因而构成了被告杀人动机。但是，这种主张是没有多大根据的，也根本说明不了产生杀意的动机的。初子即使苦苦求爱，即使威胁，被告也不听。虽说被告和良子都是少年，但已经十九岁了，不论怎样妨碍他们，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计划的，因为，他们已经具有了自由的意志。不仅喜平的父亲，就连初子也不知道他们在横滨市矶子区的新住所。 2、被告人于六月二十八日案件发生前的行动。 被告人在同日午后两点半，为了去借事先打电话联系好的搬家用三轮汽车，在赴长后镇丸秀运输店的途中，于该镇福田金属店买了一把登山用小刀，然而，这不是如检察官所论述的那样，足可以立证这时已怀有杀意的证据。而是被告早就想买一把登山用小刀，并利用这个机会还一起买了晾衣夹（根据福田金属店店主清川民藏在法庭上的证词）。检察官认为被告买晾衣夹是打掩护，但这也是没有根据的。 三点半钟，被告在丸秀运输店前，同该店店主的儿子富冈秀次郎检查车体时，正好初子打这里路过。根据秀次郎在法庭上的证词，被告看见初子，其样子好象是去横滨的计划被初子知道了，吓了一跳。然而，如果按检察官所主张的那样，被告买登山用刀子是为了窥视杀害初子的机会，不是更令人感到，被告会有更异常的举止言行吗？ 总之，在六月二十八日案件发生以前，被告人故意杀人的证据，就是在被告交待材料中也没有。相反倒有正如被告所否定的很多证据。 这样，没有杀意的证据，不仅案件发生前有，就是在被告人在作案现场的行动中也大量存在。这一点，将在下面叙述。 3、初子坐在被告人自行车后座来到晒泽岗上时，下了自行车，率先走到离下车地点约五十米远的现场，这一点，根据宫内在法庭上的证词，也是清楚无疑的。 他们俩人都没有怎么争吵的样子，而是谈笑风生地来到现场。但是，初子突然站住了以后，空气才剧然紧张起来。这时两人的距离约二米远。不过，不是上田宏向初子逼近，他是站住了，采取了一种防御的姿势。这时，初子再次以将要把良子怀孕一事告诉被告父亲相威胁，这一点，被告在检察厅的供述材料中以及在法庭上的供述材料中也有。紧接着，初子可以说是以友好的态度抱住了被告人的（根据宫内在法庭上的证词）。 初子这时问告被人是喜欢自己还是讨厌自己，并逼使他清楚回答。被告做了否定的回答之后，被害者初子突然走近被告人，并一下抱住了被告。（根据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证词）。 到这时，被告才亮出了登山用小刀。然而，这绝不会检察官所断定的那样，是怀有杀意才刺进被害人胸部的。而倒是相反，是被告在丸秀运输店门前遇见初子以后，在被害人面前始终是以被动态度处之的证据（根据秀次郎在检察厅的供述及在法庭上的证词），而且，这时，被告仍站在原地不动。宫内在法庭上的证词就证明了这一点。 被告人由于初子要把良子怀孕一事告诉双方老人，所以就阻止，并抱着吓唬的目的，亮出了刀子。这是事实。不论在法庭上陈述意见中，是在辩论中，都是辩护一方一贯地承认这一事实的。之所以承认这一事实也是充分地考虑到被告受愤慨、激昂等心理情绪的支配，以至造成对以后一系列行动的记忆力的丧失这一情况的。 检察官用被告人“丧失记忆力明显撒谎”这种激烈言词攻击被告。然而，根据宫内辰造在法庭上的证词，两人在现场的实际情况跟检察官的调查报告内容有相当出入。即便如此，也不能认为这是“撒谎”。即使说“明显”，但不明确说明哪儿“明显”，就丝毫无意义。 正如被告在法庭上所申明的，案子如果说是在被告意外之中发生的话，那么，“当时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产生的这种心理，从被告的年龄来看，毋宁说倒是极其自然的，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 5、初子身体的动作和亮出刀子的位置。 如前所述，在初子跟宫内的关系进入破裂阶段之后，其绝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二十七日夜晚，初子对上田宏说，想不开饮食店了，要到横滨（根据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然而，又担心卖了饮食店，那十万日元的被宫内白白要去（事实上，在被害人家属卖掉饮食店后，宫内拿着十万日元借据向其家属要走了）。因此，可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初子必要找一个可以依赖的靠山。 被害者初子即使未必爱上被告上田宏，当她想得到某个人的支持的时候，正好身边有一个男人，这就是被告，于是就想抓住他，依靠他，这种心理，从该女子的绝望心情来看，可以认为是很自然的。 在现场上，初子问上田宏喜欢还是讨厌自己，逼使被告表态（这种事情也是完全可能的），当被对方拒绝了自己的爱时，其绝望的心情就愈烈。当被告偶尔亮出刀子威胁时，被害人一闪念索性不如一死，扑向刀尖——这也是极其可能的。 初子向上田宏逼近时，表情突然发生了变化。这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交待，从该交待材料中，也足以说明初子的绝望心情已达到了何种程度。 被告在说明被告的那种表情时说道：“那种表情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这话意义不太好理解的，但是，作为被告人来说，从迄今为止的初子的言行来看，是不能理解初子的内心状态的。这，应当说也是极其自然的。 内心感到极度绝望的初子，当看到被告亮出刀子时，立即坚定了自杀的决心，向尖刀扑去，这是可能的。 被告人身长一米七四，拿在腰间的登山用小刀离地约一米零二；初子身长为一米五一。因此，刀子位置正好相当于初子乳房稍下的高度。这样，初子猛扑向被告时，如果被告原地不动保持刀的位置的话，仅初子刺去的力量就可以使刀刃刺进胸部，造成致命伤。——这种情况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检察官认为：正如法本技术官所鉴定的那样，当被告人以通常的力量握着刀子的时候，如果是初子用身体扑过去的话，其刀尖就会发生摇晃，从而，不会造成平伤。然而，如果初子决心自杀而死的话，就会突然握住被告人持刀的手腕，然后猛扑上去。——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存在的。 根据法本技术官的鉴定书及其在法庭上的证词，被告的手在刀子刺进被告胸部时有相当感觉。但是，即使在一般情况下，刀子如果是偶然刺进肋骨间，达到心室，加害者也往往是没有意识到会刺进对方身内的。这一点，已为许多案例所证明（如，昭和三十二年八月二日大阪地方法院刑事第一部对大伴兼吉过失致死一案的审判）。另外，在刀子刺进又拔出的一瞬间也未必会流出大量的血，溅满加害者一身。——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的。 在刀刃刺进对方身内的一瞬间，被告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自己做了什么？他的内心表现异常混乱，处于冲动的状态。就是说，此时他完全丧失了记忆，其杀人行为是完全出乎他主观意料之外的。 检察官把被告人“丧失记忆”的申明断定说是撒谎，并断言，尽管丧失记忆，但在检察官面前关于刺杀初子的过程，仍做了详细的交待，这种行为是不可理解的。然而，正如宫内辰造在法庭上的证词所说明的那样：初子是突然抱住被告的。因此，可以认为，被告人不可能有以象在检察官面前所供述的那样的冷静、慎重的态度，刺进被害人胸部，造成致命伤的时间的。 辩护人并不主张被告人这时处于某种所谓心神耗弱的状态，但确信只有从被告人和证人的供述材料本身的矛盾中考虑此案，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即使被告人对检察官的交待带有任意性的，那么，也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丧失了记忆力，所以才对检察官的审问胡编乱造地回答一通。 而且，被告人就夺去初子生命一事已感到深深的悔恨，所以，他认为“即使处死刑也罪有应得”，这可以看做是他在道义上要求惩罚自己的强烈欲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认为他是受了道义上的自我谴责才故意夸大自己的犯罪行为的，因而对检察官做了虚伪的交待。 6、被告人也不是故意伤害被害人。 正如以上所论，如果注意初子身体的动作的话，那么，这个案件就是由于被告人偶尔保持持刀的状态而引起的一次事故。这一点，是确信不疑的。 被告人之所以想拿出刀子，是由于偶然把手伸进兜里触摸到在福田金属店买的没有包装的刀子。——这是被告在法庭上的交待。可以坚信：被告人从兜里掏出刀子放在右腰间，是为了阻止初子将良子怀孕一事告诉自己父亲，同时，也是由于慑于初子在当时的不可理解的态度。——这种行为可以认为是故意威胁，但认为是故意伤害，其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致命伤，很清楚，是初子抱着自杀的决心，扑向对方而造成的，因此，被告人也并没有犯下过失致死罪。关于起诉事实之一的杀人罪，是无根据的，鉴于上述情况，判为无罪是理所当然的。 起诉事实之二关于尸体遗弃的问题，被告人也并没有否认。本辩护人也无意否认。但是，对于检察官用尸体遗弃以及紧接着同良子同居的事实从反面立证被告故意杀人这种论断，是不能同意的。因为没有一个证据可以驳倒这样一个事实：被告人见初子意外的死去，极为狼狈和惶恐，于是，就想把尸体藏在草丛中，但不料掉到悬崖下。 另外，关于案件发生后数日间，被告人没有告诉良子的问题。我认为：从被告人年龄来考虑的话，可以认定这是由于他不知如何处理才好的缘故。在被告人想来，如果告诉同居者，那么同居的现状就要维持不了，而这一点，是被告所不愿意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考虑被告人与初子的微妙关系。初子爱恋被告人，这一点，就连宫内也感觉到了，并于五月中旬，将此事告诉良子，但他没有说是初子爱上田宏，而说是上田宏爱上初子（良子在法庭的证词）。 尤其是，在现场上，被告人是被害者求爱的对象，虽说是一次事故，但毕竟把初子给捅死了。因此，被告人是非常害怕良子怀疑自己和初子的关系的。就是说，在他想来，以把良子怀孕一事告诉自己父亲微不足道的理由而杀死了初子，是很难让良子相信的。他不想让良子知道自己和初子的关系已发展到“不相爱则杀死你”的程度。 检察官论定说道：被告人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性的快乐，决心“排除干扰者”，方犯下这一罪行的。然而，我想提请检察官注意的是：事实上，被告作案后五天内并没有同良子同衾过。 良子当时怀孕已三个月，被告人对此是不能不考虑，予以关怀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被告慑于罪行，追求性欲的本能明显减退。因此，被告人是否有后悔之意，仅以社会上的工友和公寓管理人的外表观察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从整个情况看，被告人对案件的偶发性和重大性是畏惧的，但是由于他年少无知，在无暴露的几天内，又处于一种半安心的状态中。——这种解释，我认为是适当的。 被告人原来性情温良，在校学习成绩又好，劳动中又得到好评。在检察官的论述中，把这些都利用在认定“所以，不会被激情所驱使，从而是故意杀人”这一点上。但是，这是在罪行是杀人这一前提下的推理，不能不说，离真实委实甚远。 另外，在检察官的论述中，还有这样一点，即：根据被告人没有自首这一事实，把案情似乎看得很重。然而，虽然自首可以减轻刑罚，但对于把它作为认定案情的基础这一论调，是令人不能同意的。 检察官认为鉴于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青少年犯罪增加的倾向，所以，不能轻视本案的审判。但是，被告人对于城市周围的农村青年男女的习俗的颓废是反感的，格格不入的，他的这种思想和观点从检察官的调查材料中也可以看出，并在法庭上也有所表露。他想跟良子过着简朴的夫妇生活，生儿育女，以对抗社会上青年男女那种胡搞乱搞的不良倾向。他的这种思想，从他坚决拒绝初子劝良子打胎这一行为本身中，也可以得到确认。 良子的家庭只剩一个母亲，双亲不全，又有一个过着堕落生活的姐姐。因此，被告认为跟良子结婚父亲是决不会允许的。这样，他就决心走自己的独立道路，以便好过上他那幸福的婚后生活——他具有这种想法也是可以充分理解的。 被告人的家里没有母亲，在他与严格的父亲之间没有一个仲裁的人。因此，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情况也会促使被告下定决心，离家出走的。 不论是被告人还是良子，都坚定不移地想要孩子，一致表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正如检察官所说，尽管受到初子的妨碍，但却具有着能够实现计划的经济上的能力。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幸福未来的被告人怎么会怀有一个杀人、葬送自己前途的计划呢？在此，辩护人之所以主张被告不是故意杀人，其根据就在这里。 如果概括地考察一下本案的话，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能否认在检察厅搜查阶段所调查的材料是不充分的。 1、搜查官不知道宫内辰造是被告作案时的目睹者，明确这一事实是通过辩护人对宫内的反讯问。 检察官说宫内辰造在法庭上的证词是根据案件发生后过了四个月的记忆，所以不能轻易相信。然而，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宫内是目睹者。把搜查初期所得的供述材料跟宫内证词做一比较，如果说宫内证词不可信的话，还可以说得通。但调查的最后结果，其材料中仍然没有这一事实。这只能说明，检察官的上述说法不过是在转嫁责任罢了。 2、检察官并没有正确地掌握初子和被告人的关系。 从被告人和宫内在法庭上的供词中可以看出：即使没有发生肉体关系，恋爱情感在初子方面还是存在的。如果这一点承认是事实，那么，就可以从另外角度看待初子劝良子打胎和初子威胁被告要告诉他父亲等这些情况了；关于两人在现场的言行，也就更使人明白易解了。 在宫内关于“初子率先走在前面来到现场”这一证词出现之前，被告人对此没有交待过。这一点，虽然有点令人奇怪，但也是由于搜查官没有经过充分调查和只是依据似是而非、软弱无力的证据把此案匆匆速断为预谋杀人的案件所致。 3、关于初子和宫内辰造的关系，搜查官也没有认真、好好调查。而检察官对于他们俩相好以及味美饮食店濒于破产的境地、初子的绝望的心情等丝毫没有予以考虑过。而且，在讯问宫内辰造以前，也不知道初子在现场是主动地抱住被告人的。由于对被害者的调查也不充分，因而就把案件说成是这样的一个动机促成的，即：初子是专为妹妹着想，才希望妹妹打胎的，这样，被告人就怀有杀意。很显然，这种动机说是多么牵强附会，软弱无力。 本辩护人对于出庭检察官不得不根据不充分的材料于法庭上求刑时的表情神态，也不是没有觉察到的，也为检察官没有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襟怀坦白地按照新的证据写出合乎新的“情理”的求刑书来而感到遗憾。 被告人对于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讯问，被告人即使采取积极的态度承认自己的罪行说“刺”啦或者“捅”啦，也不过是表示他那悔悟之意。根据被告人这些供词就确认他怀有杀意，这是在他充满矛盾的交待材料中，取其对他不利的供词为证据，而这种做法在采证原则上是不允许的。 检察官在求刑论述中谈到：鉴于最近少年犯罪增加，故不能轻视本案上田宏的犯罪。言外之意虽没有充分理由，但也要对被告判以重刑。对此，辩护人是无法同意的。 本案不仅不具备青少年犯罪一般特征——无法无天，道德败坏，而且，从法官对策这方面看，认为用威胁就可使犯罪减少，这是违反刑事学统计上的事实的，是不适合于现状的。 青少年犯罪的增加，是当前世界上普遍现象，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社会的社会现象，因此，我认为依靠强化刑事惩罚这样单纯的方法，是达不到减少犯罪的目的的，判什么刑合适，一般是根据社会上犯罪率高低而定。但即便如典，对于本案的被告人因此就认定有“杀意”这样一个无根据的事实，不能不令人认为，这是明显地使刑律遭到践踏。 而且，检察官虽然口口声声提到青少年问题，然而，对本案被告犯罪动机，犯罪事实，却不承认其未成熟性，偶然性，非连续性。我认为：一方面认定被告人象成人一样怀有杀意，而另一方面在判何刑合适的问题上，又考虑青少年犯罪的增加，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被告人有威胁意图，但绝没有杀意，被害人之死既然是由于被害人出乎意料的行动所造成的结果，那么，被告就不应负有伤害致死、过失致死的责任。我认为：本案是一次单纯的事故，被告人仅仅是在尸体遗弃这一点上是有罪的。完了。 昭和三十六（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八日 菊地大三郎并不是将以上要点照本宣科、原封不动地宣读一遍的。辩论结束之后，要点要提交给审判官们，以便他们在讨论决定判刑上的参阅。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辩论中，他几乎一直是用平板但明了的语言陈述的。从他的语气里，可以听出：他所陈述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是无懈可击的。只是在他叙述到检察官认定被告怀有杀意是由于检察厅一方调查研究不充分造成的时候，声音略高；在叙述到有关青少年问题、指责检察官量刑过重的时候，语调中略含公愤之感。 在检察官求刑的那天，旁听人所得到的印象是：总而言之是杀了人，案子是不小的。但是，在听完菊地辩护人的辩护之后，这种印象却改变了，认为：上田宏也是一个受害者，因而，对审判长的最后裁决寄予强烈的希望。 最后，审判长又给被告人一次申述意见的机会，他说道： “被告人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没有。” 上田宏从被告席上站起来，回答说。他的这一回答也是根据菊地辩护人的指使。一般来说，刑事案件的百分之九十，被告人都回答说道：“没有。”不用说，这都是辩护人怕被告人一时说走了嘴而要求的。 “那么，审判到此结束。判决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前十点在本法庭进行。” 这样，从九月十五日开始的对上田宏一案的审判正好经过了三个月零七天结束了。 第二十章 法官评议 在公判进行期间，非正式的议论也有过几次。譬如，在宫内目睹现场这一事实已经清楚无疑的那天，谷本审判长就跟其他两位审判官议论说道：“看来，关于这个案子，搜查部确实存在问题呢。” 在通常情况下，象这种单纯的案件，议论是在辩护人最后的辩论开始之前结束。也就是说，大多数审判官认为：在证据对证的阶段已经形成心证，在量刑方面，只要问一下检察官的意见即可——实际上这也是作为一种“行情”的预测——用不着听一个头脑不清的辩护人的辩论。 作为立足于当事主义立场的现行刑诉法的方针，也许有人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但是，在法院这块达官领地上，那种强烈的保守气氛和根深蒂固的，旧的心理习性，是很难消除的。 成绩优秀者当审判官，次之的当检察官、律师。一战前的这种等级观念是难以排除的。在审判官的头脑里仍然塞满强烈的职权意识，他们大多认为：唯有自己的判断才是最正确的，而没有必要听取他人意见。 有这样一说道：辩护人在最后的辩论中，如果对论据论述过细，反而吃亏。其根据是：大多数审判官们都是以“那事早知道”的表情听着，因此如果是以教诲审判官的态度辩论的话，就必然会遭致厌恶或反感，骂他狂妄不自量。 因此，辩护人不得不在“酌情”上下功夫。所谓“带泪的辩论”、“硬磨软泡的辩论”迄今仍然风行，据说就是由于这种情况所致。 但是，上田宏一案，其议论并没有在最后的辩论前结束。其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不论怎么说，菊地律师曾当过二十年的审判官，具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又著过书，又在大学开过讲座。 冈部检察官在求刑结束后，主任审判官野口以随便的口吻说道： “不管怎样，认定是有意杀人，这不妥吧。” 他的话是想引起谷本审判长的注意。但谷本审判长却说道： “怎么说好呢？先听听菊地辩护人的辩论再说吧。” 至此，议论就不能不结束了。不过，不能全怪审判长这句话。那天还有对其他两个强奸致伤案的求刑，该议论的案件不少。 这次议论是在闭庭后，地点是审判官室内。通常都是在工作期间即下班前结束，但关于上田宏一案的议论却化了较长的时间。 “那么，野口君，先说说你的意见吧。” 谷本审判长催促说。野口是主任审判官。指挥法庭的虽然是谷本审判长，但做详细记录、整理证据等却是野口的任务，判决书也是由野口写。 主任审判官坐在审判长右侧，故称右陪席；另一个坐在审判长左侧，故称左陪席。左陪席好象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起什么作用，踉最高法院的审判官一样，坐在席上打盹，以至于审判长不得不时而扭他一把或捅他一下。但在议论时，他却是一个不可缺少或忽视的力量。至少，在以杀人而上诉的案子中，如果三位审判官意见不完全一致，就不能进行判决。 “我认为，正如菊地所说，是一次事故。有意杀人一说，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被告人的责任仅仅在于他拿出小刀，但他不是故意犯罪。这就是我的想法，不知道是否正确？” 野口窥视着谷本审判长的表情。他知道审判长因非常关心这个案子，就连笔记也做得很详细。 “矢野君，你认为呢？”谷本审判长没有直接回答野口的问题，而是把头转向矢野。 “我得到的心证是被告有意杀人。” 矢野愣头愣脑地回答说，他从司法进修所出来才两年，是位新手。他似乎无所顾忌，总是干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因而，常使谷本审判官震惊。 现在，他主要是受理一个司机开车压死人逃跑一案。前年，在审理一个品德恶劣的汽车司机一案时，他提出应以杀人罪论处。但当时遭到谷本和野口的反对，仍按惯例判为过失致死罪。现在看来，这样做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总的看，矢野的量刑是重的。野口感到：矢野之所以考虑问题无所顾忌，是受了现代青少年身上一般所具有的那种虚无主义气氛的影响。 野口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矢野曾经在下班的路上对他讲过一段这样的话：一个审判官即使想用人道主义的思想方法做出正确的判决，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就会陷入自我矛盾冲突之中。只要日本法院的实际状态不改，又存在一个案子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因此，只注意完美的判决的话，案子并不算是审理完毕了；审判官只要追求裁判的真实就可以了，而不必追求论理的真实；如果说，反正是要在适当时候妥协的话，那么，其灵活的裁判办法就是使检察官的论点成立。——这些话，矢野当然没有敢在谷本面前讲过。 “菊地说，刺伤只是由于被害人扑过去的动作造成的，但这是不可设想的。难道被告一方就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吗？说被害人把住对方的手，这不过是纯粹的想象罢了。”矢野候补审判官以强烈的无所顾忌的语调，滔滔不休地说，“当然，这不过是枝节问题。从整个案件来看，是具有着凶杀案件的轮廓的呢。即使领到现场去的是被害人，但拿出刀子来的却是被告人。也许被害人去夺被告人手里的刀子呢。不是说初子是一个相当野性的女人吗？——被告拽住被害人尸体的两腿——这种相当残酷暴虐的行为，难道是一个一时疏忽的人所干的吗？掩盖尸体，隐藏凶器，又毫不在乎地同女人私奔同居。即使这些行动不是有计划的行动，我认为也可以确认是有意杀人的表现。” “你这番话简直跟检察官讲的是一个腔调呐。”野口苦笑着说，“菊地的辩论难道全白费了？——但我嘛倒是得到这样的心证，即：作为有意杀人的动机，不论怎么说，其根据是很不足的。仅仅因为初子要把良子怀孕一事告诉其家长，被告人就想杀人吗？初子不是向被告倾诉了心中的一切爱了吗？拽住尸体两腿——不错，这从表面看来也许是残酷，但除此办法以外，别无他法移动产体。被告人此时当然是怒气冲天，分不清善恶、是非。难道不是这样吗？” “但是，在作案之后过了很长时间，被告人不也是什么也没有做吗？”矢野也不相让。 “正如菊地所指出的，关于初子和被告人之间的感情上的关系，初子和宫内之间的关系，搜查的材料是不足的。所以，我认为不能确认为故意杀人。”野口说。 “但是，即便如此，现场的情况却是给人印象太坏了。案件的核心不就是被告是怎样作的案吗？”矢野固执地说。 “这一点，我清楚。”野口稍微不悦地说。他想，自己不知不觉地老了。年仅三十三岁的野口不知为什么，一来到矢野面前就这样想。他跟矢野只差八岁，但他感到自己好象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最近以来，年轻的律师中，象矢野这种无所顾忌的人增多了。如果说，审判官只考虑裁判的真实和效率的话，那么，律师如果不持有相同的想法，就不能与之对抗。案件增多，律师也增多，而且集中在城市里。如果不以效率为中心，在今天的城市世界里将无法生活。 野口候补审判官想：“我是不是同情这个被告人呢？” 矢野继续喋喋不休地说道：“我希望他回忆一下拉吉诺·毕奇所写的《激情犯》中的一种观点：在与人发生口角后蓦然用刀捅对方的家伙还是事先有杀意的。发火时其行为的限度一般是将对方推倒或者揍他一顿。但是，如果说有刀子，并且亮起了白刃突然向对方捅去，这也是因为在此以前曾想过要杀人，尽管表面看来似乎一时火起，无杀意。我认为：这个被告人在听到要良子打胎的劝导时，不止一次地想过：要是把她干掉、没有她就好了，我认为对于忌妒狂的女罪犯和所说的《激情犯》，日本法院实在是太宽大为怀了。这种倾向非改不可。如果采取英、美刑诉法，故意杀人犯就应全部处以死刑。” “好啦，好啦，请等一下。”野口候补审判官笑着说，“我们不是研究修改刑诉法的，而是讨论如何认定本案犯罪情况的。” “我的话也与此有关系呢。”矢野认为说，“这就是说，即便是被告人于这一天在作案现场，并不是故意或有准备的要杀人，即便是被害人先走在前面领路，其思想也仍然是抱有杀意的，所以，他那拿着刀子的手才没有撤回去，倒是一时抑止不住激动的情绪，象决堤的洪水一般一泄而不可收拾。” “所以，被告人对被害人这暴举并不是故意干的呀。”野口接话说。 “嘿嘿！”矢野奸笑了一声。“你可真会接话茬，不过，我不会上你的当。你这是首先让我认定其暴行不是故意，然后就是自然地否认有杀意，最后只剩下这样一条：是故意威胁。” “这个案子要是让你审就好了。”野口又苦笑了一下，“而且，我也象你一样，可以自由地提出相反意见。但是，这个被告人对前途还是抱有期望的。他拒绝良子打胎，一定要将孩子生下来。这样一个人如果轻易地怀有杀意，这不是极其不合情理吗？从心理上来看，如果突然间形成了杀意，不是也会以同样的速度去抑制这种杀意吗？须知，他要养儿育女呐。” “但是，不论怎么说，人的心理活动是不安定的，特别是，这个被告人还年轻。菊地兄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吗？必须承认行为的非连续性。” 矢野是很难被说服的。于是以求援的目光望着谷本审判长说道： “你说呢？审判长？” 从方才就一直沉默认真地听着两位部下的辩论的谷本审判长，瞥了一眼野口，点了一下头，说道： “我非常赞成把判断的对象放在被告的现场活动上。毋庸置疑，关于刑事案的事实认定，也必须从那儿做起。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搜查部开始没有对此案做过充分的调查，重要的目睹者竟然在公判以后才发现，这是令人感到意外的。虽然宫内有前科，他的证词不可全信，但是，如果在搜查阶段就知道他是目睹者的话，那么，对被告人的调查方针自然就会与原定方针不同。” 讲到这儿，谷本审判长向矢野望去，继续说道：“当然不能无视交待材料，但这种材料是怎样形成的，你心中自然有数。而且，从内容来看，在谈到动机时不仅牵强附会，而且关于作案当时情况也与事实有违。当然喽，虽说跟宫内证词不同，但也不能说其他部分就不真实了。但是，作为审判官，不论检察官的调查报告中写着什么，也必须要从独自的立场去进行判断。如果不是这样，公判和审判官就变得不需要了。关于这个少年‘怀有杀意’、‘有准备的杀人’这种说法，由于福田金属店店主的证词，使人感到相当地靠不住。关于象凶杀罪这样的重罪，其犯罪事实必须是认定为‘毫无合理性怀疑的余地。’你用拉吉诺·毕奇的理论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毫无合理性怀疑的余地，”是英、法、美等国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审判长在对陪审员做指示时，必然要引用这句话。五十四岁的谷本审判长在谈话中经常夹杂一些外语，这次，他也是用英语说这句话的。 矢野好象显得退缩了，但不一会儿脸上又浮现出挑战似的微笑： “能否认定，这与我毫无关系，我只是把这作为一个讨论的议题提出来的。我反正是得到一个这样的心证。” “原来如此。这是关系到认定事实的问题，必须要充分地讨论。但是，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裁判中，承认被告有杀意，这是否是公正的。真实情况始终不知，就意味着无从判断。当然，这种情况审判官是不能公开向外讲的，但是，我想，审判官对于真实这一点必须不能失去其谦虚态度。你认为呢？” 每当在这种情况下，谷本审判长总是以“你认为呢”这样的问话来结束自己的议论。这也是他的一种习惯。然而，对于年轻的矢野候补审判官来说，听起来却是带有强加味道的。在司法进修所进修期间的一个同学、朋友，现在于东京专门从事民事律师事务所工作。矢野一见到他时就发牢骚说道：“我那位上司一问我‘你认为呢？’我就火不打一处来，真想回敬他几句呢。”于是，他那位朋友回答说道：“我那位先生（称呼自己所属的事务所开办人、老律师）倒是痛快。先生比谷本大十岁。是两代人嘛。” “与其说年龄的不同，倒不如说是职业上的不同更确切些吧。律师讲话往往是带有断言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手中并没有权力。（我这样讲也许会使你生气。）但审判官却具有决定的权力，有坦然感，所以，说话反而是不大客气的。”矢野说。 但是，既然是审判长那样说了，矢野就是再嘴硬也不能总固执己见。认定事实虽说需三个审判官意见一致，但并没有法律条文规定；按照规定，也可以少数服从多数决定。 从充分评议这一思想出发，对少数人意见只能说服，这是原则。矢野对于野口候补审判官虽然可以爱怎样反驳就怎样反驳，但被审判长轻轻地一说，作为一个新任候补审判官就不能不收回自己的意见了。 “我懂了。”矢野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便沉默不语了。 “没有必要拘泥于杀人罪或者是伤害致死罪。”谷本审判官说，“作为结果，被害者都是同样一个死。当然，故意伤害罪是相当重的，但不能不预想到，即使适用于凶杀罪，情况也可能是由于受伤而死。在心理上被告人心中是否怀有杀意，从逻辑的观点上是难以断定出来的。拉吉诺·毕奇的《激情犯》，我过去曾读过，但这是一本老书。因为是以小说中的案件作为考察的对象，所以，常常为文人所引用。总之，在拙劣的心理主义这一点上，我是赞成野口君的意见的。日本的裁判，譬如说，对于妻子杀死丈夫小妾的判决，一般是判以缓刑，这样做，不是迁就激情犯，而是出于尊重一夫一妻制这一道义上的考虑。虽说是由于疯狂的忌妒杀了人，但不能说这里就不怀有杀意。然而，不论被告人心里是怎样想的，法院也都是站在保护妻子的立场上进行裁判的，这就是日本的审判。不过，象最近以来，婚外性交已普遍化，所以，如果不改变判决基准，基本人权也许反而得不到保护。如果妻予向丈夫情人脸上泼硫酸，也非得判缓刑，就不公正了吧。但是，”说到此，谷本审判长稍停了一下说，“作为我总的意见是，认定是伤害致死罪为相当。即使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但也不能是事故或过失致死，这是因为被告人是有意识地拿出刀子来的。即便是他用刀想威胁威胁，但结果却是用刀伤害了被害人，造成被害人的死亡。这样，被告就是‘结果加重犯’。” 所谓结果加重犯就是指最初认为是件小事，但作案后却产生了严重后果，对于这种严重后果，被告人负有责任。例却伤害致死、强奸之死就是如此。只是，在法律上有些麻烦，在这两种行为之间，由于出现“无过失”或“中断因果关系”的问题，所以常常是讨论的对象。 野口说道：“是的。我认为，大致也免不了是结果加重犯。菊地律师没有接触到这一点，他是预料到我们会确认伤害致死罪吧。” “是的。菊地君的反讯问虽然很漂亮，但他的辩论却是有点差劲儿。” 谷本审判长从观察中得到的印象是：菊地在辩护中，表现得太潇洒、也过于玩弄逻辑。他认为在裁判中，不论求刑也好，辩论也好，来得更直接些、更实在些、更明确些为好。 “但是，我想，本案在认定因果关系是否中断这一点上会存在麻烦。”野口说。 “这就是说，被告人对初子突然猛扑向自己的行为是不能预见的，是意料不到的，所以，即使有故意威胁的暴行，这与被害者死亡的关系，也不是什么因果关系，因此，也可以说，不是结果加重犯。” “是这样。判例中也有不承认有‘中断’的。”野口一边翻开桌上判例集一边说，“请看昭和二十四（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一小法庭的判决。” 这是强盗持刀抢劫案。强盗犯手持短刀，威胁被害人，被害人偶尔抓住其短刀，因而受伤。即使如此，被告也被定为强盗杀人罪。被告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但最高法院认为原判是正当的。 在被害人的供述材料中说道：由于对方拿着短刀在我胸前反复作捅状，使我的三根手指受伤，正如诊断书所写的那样。但是，在上诉书中，强调的是被告对此“不记得使对方受伤了”这一点，这就是说道： （―）被告人的短刀是供威胁用的，而不是供伤害用的；（二）被害人的受伤是由于被害人自身的行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被告人的伤害行为造成的；（三）不仅如此，被告人不是故意伤害——这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说，根据刑法二四〇条前段（强盗伤人犯判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的徒刑），判为“结果加重犯”，在文理上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最高法院却驳回了上诉。 野口说道：“因果关系中断说很旧，不能采取判例的办法。特别是，象昭和二十四年发生的这类强盗伤人案件，都是夜间闯进家用刀逼着，被害人因惊慌失措触刀受伤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因此，我想，象判例那样，可以把用刀逼着与被害人受伤这二者关系肯定为因果关系。 “但是，关于上田宏一案，我认为，威胁行为与致伤、致死的关系却很难说是因果关系。有关详情虽然不清楚，但是，如果说初子受到威胁，在不知不觉中受伤致死，那么，这就是说是由于威胁而造成的死亡，可以说，被告就是结果加重犯。然而，初子是以被告人意料不到的态度扑向被告的。在此，矢野君似乎认定：此时上田宏没有撤回刀子是他怀有杀意的表现。但这种过细的认定不妥当吧。 “从以往的判例看，强盗致死或致伤罪不仅起因于强盗的暴力手段或威胁，而且，也包含着产生其机会的一切杀伤。但是，根据滝川博士等的相反学说，例如说，强盗犯在作案中误把婴儿踩伤或踩死——象这种情况如果判为过失致死或致伤是不妥当的。 “关于上田宏一案，即便是认定为结果加重犯，也不能无限制地认为是条件因果关系。在被告人是否预想到会发生那种严重后果这一点上，不是至少应当限定在有过失的情况下吗？ “然而，被害人扑向被告人这种事情是罕见的，也是很难预料到的。因为被害人有自杀的念头，所以，我觉得好象不应让被告人承担致死的责任。” 谷本审判长一边翻着厚厚的判例集，一边听着，当野口一发完言，便把书交给矢野，慢条斯理地问道： “这么说来，象菊地所说，还是事故致死罪喽？” “不，还不能那样断定。因为有关事实还不够清楚。” “但是，你虽然说有关事实不明。但所讲的却是对被告人有利，认定了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呢？”矢野迫不及待地顶了野口一句。 “没有必要论及有关事实。”谷本断言说。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中止部下年轻的审判官之间重复的议论。 “本案有关事实不明，这你们已讲过多次了。但我也曾经对你们讲过：审判官必须学会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进行判断、裁决。虽然说是故意威胁，但就本案的情况来说，严格地考虑起来，本身并不是威胁。是不是一种摆脱性的行为呢？因为有关事实不明，所以，不能明确地认定是故意施加暴行。” 谷本好象是以一种讲课的语调说。但从他的语气中，同时也显示出面对案件要执法判决的一个审判官的决心。 “在难以认定是故意威胁、故意施加暴行的同时，也难以认定是故意杀人。如果都不认定的话，那么，本案就正如菊地辩护人所说，是一次事故或者是过失致死。从整个案情来看，这不能说是公正的判断。 “例如，野口君提出的、作为一个问题的事例：在强盗误把婴儿踩死或踩伤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把此认定为是过失致死或致伤，而是按照强盗杀人罪的解释的话，就是犯人为了逃避逮捕或是为了毁证灭迹才致使被害人受伤或死亡。这样，刑罚就失去了均衡。因此，一切强盗所造成的伤亡都应包栝在过失致死罪里。我认为昭和六年大审院的这种判决是正确的。但是，即使如此，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强盗们之间在现场上开始吵架动武。杀伤对方——这些情况应当怎样看呢？确实又是一个问题。不过，这些情况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具体分析，不一定需要立一个一般的原则。总之，法律就是这么回事。诸君也不是学生了，因为要从事实际工作，所以，必须要懂得这一套，记住这一套。” 在耷拉着眼皮朝下看的部下面前，谷本审判长继续说。准备写判决书的野口则记着笔记。 “纵观本案，可以说，被告人未成年，也没有前科，在学生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劳动表现良好。这些事实部是可以认定的。善良的少年跟良子谈上恋爱，并使良子怀了孕，甚至考虑离家出走、同居，这些情况倒多少令人莫名其妙。但审判官不是小说家，所以，对于被告人的精神状态不必做深入细致地解释或生动地描绘。但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就是：即使本案是突发性的，但被告人并没有对被害人加以护理，并弃尸而逃。关于这一点，不论有什么理由，也应当说是相当严重的。” 谷本审判长说完瞥了一眼野口的脸儿。这眼神可以理解为对过于同情被告人的野口的警告。之后，谷本接着说道： “我认为动机不充分，所以，很难认定是有杀意。但是作案后的表现是恶劣的。对父亲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同被害人妹妹同居五天，这些事实，就是从道义上来看也是说不过去的。因此，这个案件不适宜于象过失致死罪这一刑罚，从整个来看，我认为认定为伤害致死罪是合适的。你们认为呢？” 谷本审判长一说出“你们认为呢”这句话，在横滨地方法院第五部中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有人会说我认为不行。”两个审判官异口同声地回答说道：“明白了”。说完把头低下了。 “关于判刑的问题，大家看怎样？缓刑还是实刑合适？” “如果认定为是伤害致死罪，我想，就很难缓刑了。”野口回答说。“求刑，要是作为杀人及尸体遗弃罪的话，就得八年至十年。即使我们认定为杀人罪，估计也要七年至五年左右。但是被告人既没有前科又是少年，很有重新做人的更生希望，所以，判实刑五年也是过重了。二年至四年之间怎样？” “有道理。我也那样想。” “二年至四年的实刑，我想，检察一方和辩护一方也都不会提出控诉。” “检察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所求刑年数按三成打折扣，就要提出控诉。这个案子恐怕不会控诉吧。”谷本审判长开始整理、收拾桌上的东西。“因为，他们不能不承认自己有疏忽的地方吧。” “再说，这案子又不是大案子。所以，不会提出控诉的。” “菊地对于不缓刑这一点也不会不服吧？我想。”谷本站起身来说，“他有二十年的当审判官的经验，所以，对今天的议论会进行到一个怎样的程度，他会有个大体的估计的。二年至四年的实刑，他会觉得很便宜呢。” 矢野也站起身来，开始准备下班回家。但野口还在继续记笔记。 但是，他想：菊地在此案的辩护中干得很出色，如果没有他的反讯问，由于搜查部调查的不充分，就一定不会象现在这样事实清楚。他的脑海里，此案的脉络渐渐地清晰起来。 从被告人陈述意见的时候起，野口就发觉到被告人内心深处残留着作案当时的心理伤痕。他预感到此案不象检察官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单纯的情节，他认为，如果没有菊地的反讯问，就不会得到目睹者宫内的证词，初子与上田宏的关系也不会暴露在法庭上。在公判中，他多次想过：“难道就得认定是杀人犯吧？” 野口认为：应当向把上田宏从杀人犯的怀疑中解救出来的菊地律师致敬，向他的漂亮辩论致敬。即使事实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他也知道日本的审判官也不会马上采用过失致死罪而予以缓刑的吧。 议论从四点开始到五点半，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把判决的基本框子定了下来。 时节虽是寒冬腊月，但这一天晚上却是暖和得令人有点不可思议。妙莲寺官坻笼罩着一层薄霭，宛如春宵。野口踏着幽暗灯光下的石阶，走进了家门。他边脱鞋边大声喊： “我回来了。” 其目的，是想要在茶室里的女儿纪子来迎接自己。 “爸爸，您回来了。”纪子说完，便拉开格子门，穿过走廊，来到门口，于是，野口将她抱起。这是野口回家后的仪式之一。 对于审判官来说，最讨厌的就是出庭。这样说，也许有人会提出抗议说，这对从事于人民的重要审判工作的人来说是一种亵渎。但是，不论从事何种职业，这种职业都会有使人产生一种厌恶或反感之处。 即便是律师，也是一样：他早晨起床后思想上一个最沉重的负担就是这一天有审判。一个报纸专栏作家则为不得不为每天必须写作而感到压得喘不过气来。 对于野口来说，只有晚上回到家，抱起女儿纪子的时候，心情才舒畅起来。 “怎么样？” 从房间跟着纪子出来的光子一边从野口手里接过折叠皮包一边问。她从开始就关心这个案子，她认为应当认定为过失致死罪。今天是菊地律师的最后辩论，又是审判官们的评论，因此，她想，如何判决，其大致情况也该定了下来。 “审判长的意见到底是伤害致死。”野口似乎是一种多少带点抱歉的语调回答说。 “是实刑吗？” “嗯。如果是缓刑，恐怕检察厅一方不答应。” “是啊。也许这样更合适些。不过，被告人年少，所以是不定期的徒刑吧？” 光子是法学教授家庭的女儿，多少知道些专门知识。 “是的。二年到四年。” 判决书将由野口起草，大体一周内可完，之后，将原稿转给其他两名审判官阅改，下周就可交付印刷。 主要部分已经定下来了。说明书开始部分的经历大致跟检察官的冒头陈述一样，但得核实一下对被告的调查材料和原籍地址。野口打算从第二天“在家办公日”起，开始写判决书。 第二十一章 判决 被告人上田宏，原籍：神奈川县高座郡金田镇涉川二十八号，现住址：横滨市玑子区原街三百三十三号光风庄内；职业：工人。 对于上述被告人伤害致死及尸体遗弃一案在检察官冈部贞吉出席法庭的情况下进行了审理，特做出如下的判决： 判处被告人二年以上四年以下的徒刑； 没收被扣留的、被告人用以伤人的登山小刀一把。 （昭和三十六（一九六一）年）证据标号七四六八。 被告人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里，是喜平的长子，昭和三十二（一九五七）年三月毕业于金田初级中学后，一边在平塚市相南高中（定时制学校）就读，一边在茅个崎市东海岸九百八十三号大和汽车装配工厂当实习工。该人在校期成绩优秀，曾被选为班级委员，在大和汽车装配工厂工作期间工作积极肯干。昭和三十六（一九六一）年三月于相南高中毕业后该人继续在大和汽车装配工厂工作。但是，从昭和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该人与金田镇涉川七十六号坂井澄江二女儿良子（时年十九岁）发生关系，到昭和三十六年四月致使良子怀孕。他们很想结婚，但遭到被告人父亲喜平的反对，因而密谋离家出走，并到现住所横滨市矾子区原街三百三十三号公寓光风庄同居，期望生下孩子，达到成年时，根据两人意志，进行正式结婚。为此，被告人应横滨市矾子区矾子五至八百六十二号龙汽车工厂之招，于六月中旬来到该厂，办完了就职手续，定于七月一开始上班。 被害人坂井初子（时年二十三岁）是良子胞姊。她于昭和三十（一九五五）年离家去京，先后在东京都新宿区歌舞伎街附近的饮食店、酒吧间等处做过女招待，其间与无固定住处和职业的宫内辰造发生关系，并于新宿区新宿一丁目九百二十号柏庄等处同居。之后，于昭和三十五年三月跟该人分手，同年四月回到金田镇，并从同年六月起在厚木市原厚木火车站前经营味美饮食店。被告人与良子经常到该食店的过程中，初子发现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及良子怀孕，并极力劝他们打胎。但被拒绝。这时，被害人就以告诉双方老人相威胁，企图挫败他们二人离家出走、同居的计划。对此，被告人十分害怕。 与此同时，宫内辰造于昭和三十五年十一月来到厚木市，再次跟初子发生关系。但他在厚木市与当地无赖关系紧张，于第二年四月迁到长后镇，租住绫野二十八号杂货商人米子吉成家二楼，但经常去味美饮食店。由于他经常对顾客进行讹诈、找碴儿，该店门庭冷落，顾客稀少，生意萧条。 第一，被告人于昭和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决定同良子离家出走，为了搬家运行李，于二十八日午后二点半，去事先已经借好车的长后镇绫野七十九号丸秀运输店途中，在该镇绫野六十八号福田金属店买了一把为包装用、刃长为十厘米的登山小刀，被告人在丸秀运输店门前跟该店店主次子检查所借车辆时，被初子偶然路过这里发现，搭上话，其时是三点半。这一天，初子是二点离开味美饮食店，到长后镇顾客家里要欠款，二点半到宫内辰造家，这时，正碰上宫内新的情妇樱井京子在他家，于是与之发生口角。这一天由于金田镇还有几位顾客的欠款预定要要，所以，初子于三点半离开宫内家，并经过丸秀运输店门前。初子听说被告人上田宏要回金田镇，便求他用自行车带自己，上田宏同意了，便把她载在车后座上，四点半，他们便来到金田镇晒泽现场附近。这时，初子从被告人在丸秀运输店门检查车辆一事中，知道被告与良子要离家出走的计划，因此，极力劝他不要这样干，同时威胁被告说，如果不听，就向他父亲喜平告发，于是，二人发生口角，在晒泽岗顶上下了自行车，向大约五十米远的现场走去。由于初子执拗地劝导，被告人不禁火起，就怀着威胁的意图，拿出了前述在福田金属店买的登山小刀，于是，二人相互扭打在一起，这期间，被告人又以有意伤害的意图，用前述登山小刀刺进被害人左胸部第五根肋骨和第六根肋骨之间，其深度为六厘米，达到心室，由于出血过多，被害人死亡。 第二，被告人害怕自己的罪行被人发现，将被害人尸体拽向四米远处一个高约十米的悬崖，并从崖上推向崖下的大村吾一的杉树林里，尔后，弃尸而逃。 2.昭和三十六年八月五日被告对检察官的供词； 1.被告人在本法庭上的供词（但不包括有关杀意的部分）； 2.昭和三十六年八月五日被告人对检察官的供述； 3.法本二郎、早川林平所做的鉴定书； 4.司法警察山村鹤吉所写的昭和三十六年七月二日和同月三日这两天的实况见闻调查报告； 5.证人大村吾一在本法庭上的证词及对该证人的讯问所得的材料； 6.证人宫内辰造在本法庭上的证词及对该证人的讯问所得的材料； 7.证人清川民藏在本法庭上的证词及对该证人的讯问所得的材料； 8.所扣留的登山小刀一个，黑色裤子一条，白色短袖衬衣一件。（证号分别为八、十二、十三） 2.被告人于八月五日对检察官的供词； 3.司法警察山村鹤吉所写的昭和三十六年七月二日及同月三日两天的实况见闻调查报告。 根据法律，就被告人第一部分的犯罪事实，该当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项（伤害致死），就被告人第二部分犯罪事实，该当刑法第一百九十条（尸体遗弃）。前述两条罪行，正符合该刑法第四十五条合并罪。所以，根据该刑法第四十七条及第十条，应将伤害致死罪的刑同尸体遗弃罪的刑合在一起，从重处理。但考虑到被告人不满二十岁，尚是少年，所以，根据少年法第五十二条（不定期徒刑），处以徒刑二年以上四年以下短期不定期徒刑，所扣押的登山小刀，是被告用以伤害被害人的凶器，因它不属于被告以外的人所有，故根据刑法第十九条第一项（没收刑），予以没收。关于诉讼费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项，决定由被告人全部负担。 检察官主张本案被告人在作案前，就对被害人怀有杀意，要谋杀。但是，从综合被告人在本法庭上的供词及其态度、被告人对检察官的供述材料和证人清川民藏在本法庭上的证词等情况来看，被告人并没有必杀被害人之动机，不应认为是谋杀。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是否应该认定被告人作案当时突然产生杀意的问题。根据宫内辰造在本法庭上的证词，不能认为被告人是积极地面对着被害人挥动着刀子的；另外，被告人在本法庭上主张自己在作案当时丧失记忆力，这种情况，从被告人年少缺少社会经验来看，也很难说就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认定是故意杀人。 辩护人从综合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以及被害人与证人宫内辰造的关系等情况，主张：即便是被告人有故意威胁之意图，但本案被告人犯罪是由于被害人有自杀念头这一思想、行为造成的，因此，被告人不仅不是故意杀人，说连故意伤害、故意施加暴行、甚至过失也不存在了，而是一次事故。然而，被害者和被告人之间的感情上的关系并没有充分地立证，因此，对于被害者具有自杀意念的判断，仍然没有脱出推理和想象的范畴。 被害人在心理上多少存在自杀意念，这也许是可能的。然而，即便如此，被告人偶尔拿出刀子摆出一副要行凶的架势本身，也很容易造成对对方的杀伤。从已经杀伤的程度和拔起锐利的刀刃向对方亮起等这些情况看，应当认定：这不仅存在着“威胁之故意性”，也存在着“暴行之故意性”和“未必伤害之故意性。”事实上，被告人已经伤害了被害人，并造成被害人的死亡，而且，也不予以护理，弃尸而逃。因此，不能采用辩护人的主张。 在考虑量刑的问题上，首先应当根据被告人的具体情况进行酌情处理。关于这一点，检察官主张：被告人在作案时虽属于少年法所规定的少年，即满十九岁零四个月，但是，已经跟坂井初子保持了近一年的肉体关系，并致使良子怀孕，这就说明，被告人心身已经成熟；另外，从四年以前，被告人在就读定时制高中的同时，就作为实习工和临时工在工厂干活，踏入社会生活，对于辨别善恶方面具有充分的经验，因此，被告人所犯罪行是不能逃脱出法律上的责任的。检察官的这一主张是有道理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被告人在校期间成绩优秀，工作期间劳动认真，得到好评。另外，被告人没有前科，又有痛改前非之显著表现，从而，可以认定，有重新做人、走向社会的希望。对此，本法庭认为应判为短期不定期徒刑为宜。故做出上述判决。 判决的主要部分当然在于前一部分。可以说，这不过是日本法院裁判万事慎重的传统精神的表现。因而，在法庭上不需要全文朗读其理由部分，只要说明一下其要旨即可。 判决上田宏短期不定期徒刑二年至四年的理由，作为这种单纯的案件来说，写得如此之长，可以说是个例外。其原因是在审判中出现了新的证据和意外的纠葛。它既否定了检察官上诉的预谋杀人说，也否定了辩护一方的事故说，而裁判为伤害致死。只从结果看，给人一种好象是取“中”的印象，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审判官们对此案审判过程情况深入而细微的议论，说明了这一点。 在法庭上，理由的要旨由审判长做简单说明，书面材料由书记官交给有关人员。前面抄录的是全文。 一般来说，听完判决后，被告人的反应是各种各样的。既有不服而露骨地表现出对审判长的不满的，也有因听到死刑后而昏倒在地的，或者是又哭又嚎，大闹法庭，搅得审判长无法进行理由的说明。因此，判死刑时，一般都先进行理由的说明，尔后才宣读判决死刑。 上田宏在听判决时，其态度是相当诚恳老实的，给法庭留下一个良好印象。他低着头默默地听着。当他听到判为二年至四年短期不定期的徒刑时，突然抬起了头，脸上浮现出有些吃惊的表现。他所期待的是更重的刑，所以，才意外地感到这样轻。但是，旁听席上的人得到的印象却是判决适当。 “那么，到此结束。”审判长宣布说。 法庭里的人全部站起，三位审判官消失在背后的门里。审判到此全部结束。 第二十二章 案件的真相 <er top">01 对于上田宏的判决，东京报纸根本没有见报。但这并不奇怪。案子已发生六个月，又不是凶杀案，所以，已失去其新闻性和趣味性了。 地方报纸倒是做了报道，所占篇幅也不少。首先说明了一下审判的经过，然后，考虑到在社会上的体面问题，对过去的错误报道“真犯人不会是另外一个人吗？宫内辰造可疑”做了一番解释性说明。 在这篇报道的尾处，写得颇为趣味盎然：上田宏一案的审判，进展较为顺利，在被告人二十岁生日的前夕得到判决，应该看做是审判长对该少年的温暖关怀。该报道对此解释道： “作案时即便是少年，但判决时如果到了成年人的话，就得判三年有期徒刑，并将见报，公布真实姓名。但是，如果是作为少年接受判决，因为是不定期徒刑，所以，在服刑时，如果表现突出，就会提前十六个月（按二年刑计算）出狱。” 当然，即使实刑，作为日本行刑方针：很早以来就是根据表现可以提前出狱。但是，随着监狱设备的修缮，劳动力缺乏，行刑方针又改变为尽量使犯人长期服刑，使他们服役。但是，随着青少年犯罪的增加，不论是少年监狱里，还是少年教养院里，都是满满的。因此，作为少年接受判决的上田宏，是有机会更早出狱的。 写上述报道的地方报纸的记者是所谓“集中审理”的支持者。所以，在最后他补充了一笔；上田宏一案之所以审理得如此之快，是由于最近最高法院修改了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奖励“集中审理方式”，即：奖励审判迅速化。 上田宏一案就是这样，只是作为地方报纸报道的对象。但是，从一开始就对此案关心的《女性周刊》，却以最快的判决为机会，又一次出了特辑，并发表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化界人士的意见。 社会学家写道：案件的发生是城市邻接村镇青少年离村倾向的表现之一，应该看做是农村的农业生产形态的崩溃和家庭崩溃的一环。 心理学家写道：上田宏的情况不同，不应把他看做是象一般青少年一样，是性的放纵，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上田宏和良子要生下孩子的坚决态度，应该认为是对青少年颓废的一种反作用。他那令人感到是无动机的行凶，应当看做是他对自己所处环境感到不适因而抑郁、不满，进而产生无名之火，爆发了。 一位小说家指出：初子和上田宏即使发生肉体关系也并不奇怪，因为，性的问题现在是很随便的，即使发生两性关系，除了本人知道外是谁也不知道的。这一点，审判官似乎没有看到。 正如谷本审判长所预料的，对于此案的判决，检察一方也好，菊护一方也好，都没有提出上诉。判决后过两周的话，所判刑自然就确定下来。这样，不久将根据有关检察官所发给的刑罚执行指挥证书，被告人就被送往少年监狱。 进了监狱跟审判期间受拘留不同，就得劳改，而且，亲友探监也是受到限制的。挺着一个要临产月的大肚子的良子按照菊地的吩咐，开始频繁地去拘留所探望上田宏。但是，上田宏面对着大肚子的良子的到来大多是不高兴地、默默地站在那里。一次，他对铁丝网外的良子说道： “还是初子姐说得对，不要孩子就好了。” 听了这话，良子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怀疑他是否神经有毛病了。她问道： “现在你怎么说这种话？为了要孩子，我们才……”良子实在说不下去了。她垂着头，两眼直淌泪。她是想说道： “我们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好。你误杀了初子姐，就要服刑去了。母亲最近也变了。她对我说，初子姐不好，你没有罪，正象菊地所说，你确实是一时的误杀。所以，你怎么竟说不要孩子呢？这太叫人不可思议了。” 澄江在初子生前偶尔回家时，曾两次听过她说道：“真想索性一死呐！”在旁听席上听菊地辩护人辩论时，澄江回忆起了这句话，这时，从心里才终于原谅了上田宏。 但这一事实澄江没有讲，因而，也没有拿到法庭上去。在审判结束后，她将此事告诉了菊地，并对他说如果上诉，她可以当证人。后来，菊地告诉她：“上田宏明确表示不想上诉，另外，这与犯罪事实关系不大，不象你想的那么重要，”她才安心。澄江对上宏田的仇恨，至此完全消除了。 然而，就在这诸事好转的情况下，上田宏却竟说出不要孩子的话来，这使良子不能不异常悲伤起来。她对上田宏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想法是不理解的。 “我不知道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是男是女？也不知道。但我认为有我这样的父亲的孩子是不会幸福的。”上田宏说。 “你不要这样想，也不会是这样。只要赎罪，你，就还是原来的你。”良子激动地大声说。 “劳动二、三年，这罪就能消失吗？我，其实……”上田宏压低声音说。 良子看了一眼上田宏野兽一般的无表情的脸儿，大叫着：“别说了！别说了，够了！”在良子看来，他好象疯了。 后来，花井先生受良子拜托来探望上田宏。 “听说，你不大高兴跟家属见面，这是为什么？” 花井以无所谓的语气，向在铁丝网里面坐着的上田宏笑着说。 他发现，上田宏的脸色比判决前反而显得阴沉。 “你不要有什么想不开的。恕我直言，你到川越少年监狱后，就不能象这样跟良子常常见面啦。你可不要使良子难过哟。” 上田宏皱了皱眉，低下头，考虑一会儿后，回答说道： “我是谁也不想见。” “为什么？刑已确定下来，你不是杀人犯。大家也都这样认为。据说澄江也原谅了你。” “我不想让她原谅我。我是一个坏人。欺骗了大家，欺骗了老师。我仍然是一个杀人犯。” “你说什么？！” 因为身旁站着一个看守，所以，花井先生慌忙阻止上田宏说。但上田宏却象着了魔似的，继续说道： “我是真想过要杀死初子。晚上躺在床上想过多次呢。我想，只要有她在，我就不会得好，并为此而失过眠。我还多次考虑到用左手抱住她，然后，从她的乳房下刺进去这样的场面。” “但是，你并没有这样做呀。”花井先生有点变色说。 “我没有那种勇气。但是，在检察官面前，我做了撒谎的交待，是我那时的空想。” “你哪是什么空想。”花井先生安慰说，“你过去是个责任感很强的孩子。虽然审判结束了，可以松口气了，但一个人静静思考时，就容易想得过多。希望你振奋起精神来，好好劳改，其他的，什么都别去想。” “不，绝不是想得过多。我过去就不好，表面好象很老实，欺骗了老师和大家。对于良子怀孕，我实际上是感到麻烦、讨厌。跟良子的关系，也很早就觉得是个沉重的包袱。我想，还是不要孩子好。作为一个有罪人的儿子，一生会幸福吗？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生下来是最好不过的了。所以，悔不该不听初子姐的话，要是听了她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今天。” 上田宏一直在不停嘴地说着，花井先生似乎以凄凉的目光注视着上田宏的脸儿。他想：对于这张缺少运动而苍白难看的脸儿，即使再怎样看熟了，也不会令人感到跟过去生龙活虎般游玩在校园里的上田宏是同一个人了。上田宏的头发被剃得很短，显得有些稀薄。在细细的头发茬中间，有一块小小的地方没有毛，秃光铮亮。对此，花井先生还是第一次发现。 “罪犯。”花井感到在眼前的这个人跟过自己一直喜欢的上田宏简直是两个人。 “不，不。这是由于长期的拘留生活才使他变了，变得古怪起来，心情变了，人也就变了。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花井先生又想。 但是，上田宏却接二连三地说出一些可怕的话语来： “老师，您曾经杀过人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您知道吗？双手沾满了血，就这样使一个人的宝贵生命永远失去了。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一时错误，但总而言之，人是被杀死了。为什么不狠狠心把我枪决了呢？让我背着杀人这个巨大的沉重的负担活着，这对我太残酷了！判我二年至四年的短期徒刑——荣幸。如果老老实实干八个月活，就能得到提前出狱的恩典——谢谢。但是，走出监狱以后，我将怎么办呢？这只杀死人的手还在，罪孽还在呀。” “你冷静点。你考虑得太多也太过分了。良子就要生孩子了。你的父亲也承认你和良子的关系了，让你们结婚。不久，你就会忘记这一切的。” “但是，在我和良子之间永远存在一个初子的尸体。我们会幸福吗？有资格得到幸福吗？可以得到幸福吗？” “时间会解决这一切的。这一切时间会使你慢慢忘却的。” “难道可以忘却吗？老师，我不想忘记。我将永远跟这一罪行同生。” “但是……”花井先生欲言，但又说不出来了。他没有想到上田宏自责之念会如此强烈。然而，他又想：这个罪会如此严重吗？ 花井先生找不到对上田宏该安慰的词了。他想：“犯罪真可怕。”他自省：比起上田宏内心的痛苦来，自己是过着多么轻松、平静的生活啊！他感到自己好象没有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似的。由于旁边来了人，花井突然站起身来说道： “注意身体，我还会来。”说完便离开了拘留所。 花井把会见上田宏的情况报告了菊地律师。菊地听后微笑着说道： “那可不太好。但是，这可以认为是：一听说判的徒刑比预想的轻，反而感到良心上深受谴责吧。真是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呢。不过，他可能是在心里暗自高兴呢。因为他不好意思表露出来，所以，就故意夸大自己的罪行。这种心理状态也是常有的。” “但是，上田宏说他多次设想过杀死初子的场面。” “设想不设想又有什么关系？设想与实行是完全两码事。一提起歌德都知道是德国的大文豪，是一个极其满意地度过自己漫长的一生的人。但据他说道：‘如果按照自己的愿望生存的话，就要犯成百个错误吧。’我们的心中都存有恶根，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读到推理小说。不过，推理小说迷增加了，相对说，犯罪却没有增加。因此，我们也可以安心地读一读推理小说，安心地在那种小说天地里消遣消遣。但是，这里有个界线问题。界线这边是消遣，界线那边是犯罪。所以，不能越界到那边，一越界性质就全变了，成为犯人，这可不得了。”说到这儿，菊地的表情严肃起来，接着说道：“说真的，象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是不应该对苦于罪行的人说什么的呢。只能是充耳不闻，闻而不管，还是让他自己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吧。” 菊地对谷本审判长就自己所主张的事实究竟会认定到何种程度，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在判决书的理由部分里有一句是：“在初子毫不畏惧，上前就与被告人扭在一起的期间。”这句话好象又认定又没有认定他所提出的初子用身体扑向上田宏手中的刀子这一事实，而且，也明确无疑地认定了“暴行及未必伤害之故意性”。 菊地写过许多判决书。从他那丰富的写判决书经验来看，判决理由部分当然避开对事实的认定，而好象从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加以断定。对此，菊地没有什么不满的。 在法律界有七、五、三之说法——这主要是律师的说法。其意思是：被告人对律师讲七分真的，对检察官讲五分真的，对法庭只讲三分真的。这正好与庆祝孩子“七五三”绝妙地相吻合起来。关于本案的真实程度问题，菊地仍然有一种漠然的、捉摸不透的感觉。 初子绝望，扑向偷偷爱上的上田宏手中刀子，企图以死了结。——但是，关于她这种果断、坚决的行动，是否在她和上田宏的关系中，象在法庭上所表露出的情况一样，是初子的单相思呢？如果是初子非常爱上田宏，是沉迷于恋爱的女人的话，那么，上田宏就会经不起她一而再、再而三的勾引，发生肉体关系。 菊地想到这一点，是在第四次公判中，听到良子的这段证词，即：虽然于横滨跟上田宏共同生活了五天，但并没有发生肉体关系——以后。 为了要孩子暂时不发生肉体关系——这种说法给法庭和旁听席的人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但是，曾经处理过因妻子怀孕跟别人妻子私通，而造成伤害案件的菊地，也不能不对被告上田宏持有那种怀疑。不过，因为与犯罪基本性质无关，也就没有做深入考虑，只是想： 即使就是那样，上田宏也决不会对别人讲的吧。由于上田宏开始认为自己是被判为死刑无疑了，所以，为了要生下的孩子，同时也是为了要活下去的良子，一定会守口如瓶，隐瞒到底吧。然而，他没有料想到对自己判的刑是这样轻，这就反而造成了他思想上的沉重包袱，感到良心上受到强烈的谴责，出现了在家属们看来是错乱反常的心理。 但是，他没有把这种怀疑告诉给花井。对于他来说，即使多少有些经验上的根据，也不过都是推测罢了。再说，即使初子和上田宏没有关系，初子扑向上田宏怀里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所能否定得了的。真实情况，总而言之是不知道的，而且也不一定有必要弄清楚不可。 杀死初子，对上田宏来说如遭到一次大事故、大灾难，使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就是案件。菊地从开始听花井介绍情况的时候起，就估计到这不是谋杀，而是伤害致死。这就是说，是先从结论认定事实再收集证据。 作为辩护人，其目标就是战胜法庭的公判，所以，才能够头脑清醒、坚定不移地跟主张谋杀的检察官进行斗争。对菊地来说，这比当审判官的时代可心情舒畅、轻松愉快多了。审判官不象辩护律师那样有目标，因此，一碰上“否认案件”，为了能得出最终的结论，那真是绞尽了脑汁也无所适从，每天不得不在彷徨、苦闷中打发时间。——这种情景此刻又浮现在菊地的脑海里。 由于他写的判决书左右着被告人的命运，所以，仅此一点他是持慎重态度并根据良心进行判断的。至于所犯罪行的具体事实，他回忆起也有没有弄得十分清楚准确的时候。 检察官的冒头陈述也好，求刑也好或他的辩论也好，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言论罢了，只有判决才能跟所犯罪行一起构成“案件”。象最近以来，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等各种法院都进行着各种裁判。在这样一个现状下，如果说，各个审判官根据自己的人格去影响审判的话，那可就是越发成为“案件”了。因此，制定限定法就是正当的。——这种陈旧的同义反复的观念，现在尚未消除。但是，其正当性要是跟决定这一可变要素结合起来的话……——当菊地这样想过之后，又感到自己头脑有些想入非非，可笑已极了。 作为尊重法的尊严的法律界人士，菊地怀疑自己这种想法是否有点荒谬。他曾经在哪儿读过了这样一句名言：“人正因为没有反省的机会，才具有自信。”两、三天来，这句话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脑际。 <er h3">02 上田宏被送往川越少年监狱后，很好地遵守狱内规定，劳动走在前头，成为狱中模范犯人。当然，模范犯人未必是舍恶改悛，也有的出狱后又做坏事。就是说，所谓的表现好是用来欺骗狱长，使他赐给自己提早释放、出狱的恩典的一种狡黠的手段。对于这种情况，狱中工作人员是非常清楚的。但即使如此，上田宏的各方面表现仍然得到他们的肯定与钦佩。 有一位叫江藤的神父，每周到狱中两次指导犯人们的思想。对于这位神父，上田宏主动积极地接近，有时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进行长时间的交谈。 早晨，狱中工作人员来到上田宏房间时，发现他比规定起床时间起得早，似乎在干什么。但是，他究竟干什么，祈祷什么，则无人知晓。 监狱的条件由于现代进步的行刑思想有了显著的改善。但是，也并非象那些善意推行改善的改革家们和对于这一改善抱有反感认为没有必要给犯人以超出常人的待遇的人们所说或所幻想的那样，是什么天国。 在监狱里，如果狱吏一时看管不周，犯人们之间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犯人之中有头头，而且，有先任和后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互忌妒，不断发生起哄、合伙殴打异己犯人的事件。因此，所谓模范囚人的犯人，其思想负担，是十分沉重的，需要顽强的忍耐力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这种气氛中，上田宏所采取的保卫自己的方法跟在金田镇于那些乌合之众之中所采取的保卫自己的方法是相同的。在监狱里也有社会上那种不良风气。 罪行对于上田宏来说，永远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而对于上田宏的父亲来说也同样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一喝酒，喜平就咒骂死去的妻子，说道：“他不是我的儿子，你为什么要生下那个孽种。”因此，遭到孩子们的谴责。 在判决下来以后，喜平也发牢骚说道：“法院对少年判刑不会重，这我早已清楚，给菊地辩护人二十万日元纯是浪费，白花了钱。不过，在初子被害一周那天，据说他却悄悄地来到澄江家，在参拜佛龛上初子的灵牌后，两手合掌，对澄江道歉说道：‘对不起了，我没有教育好儿子。’” 说完，喜平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但是，这件事在金田镇传开后，他又到处否定自己在初子灵牌面前合掌，痛苦流泪，并说罪孽在于初子，自己和上田宏都是受害者，对于生下那种堕落女人的坂井家和死去的澄江的丈夫说了一大堆坏话。 在这一期间，良子生了一个女儿。为了给女儿起名字，她来到川越监狱会见上田宏。但上田宏说，自己没有资格给女儿起名字，让良子和母亲澄江起。这时期的上田宏的态度，也许是受到江藤神父的影响，变化很大。只是他那种内疚的样子没有改变。 考虑到去见上田宏的方便，良子决定到建在离川越较近的饭能丘陵的山腰杂树林中的保育园干活。她没有受过幼儿师范的专门教育，不会教孩子们唱歌、跳舞，所以，只是想作为一个勤杂工，住进那里，一边用低廉的工资抚育着孩子，一边为其他孩子们做可口的饭菜，使他们在清洁的房间里玩要，以便在等待上田宏出献期间生活得有意义些。 由于喜平在金田镇散布对澄江的坏话和考虑到今后的归宿问题，澄江也觉得在金田镇再呆下去也没有滋味了，于是把仅剩有的一点田地卖给了从前硬要买的顾客。她清楚地知道，上田宏即使出狱，也不会回到金田镇来的。她作为家庭佣人，住进了一位工厂干部家。该厂是装配金钱记录器的，离良子工作的保育园不远。当然，她用卖地钱也不是不可以开个小杂货店，但是，在良子夫妇将来着落定下来之前，她不想决定自己的定居。 川越附近，跟相模川流域相比，气候只冷四、五度，地貌也有某种相似的地方。占有稻田而兴建起来的工厂与工厂间，修起了柏油马路，天空中充满了喷气飞机的噪音，镇里流氓、阿飞成群结伙，翻斗卡车充塞了道路，显得拥挤不堪。 邻接东京的农村，跟东京都本身一样，到处都在蓬勃发展，“高度经济成长”的浪潮滚滚向前。出狱后的上田宏迟早会被这一浪潮席卷进去吧。而且，一定不会再有人知道，使金田镇和横滨地方法院轰动达半年之久的案件中的罪犯就是他了。他的将来和前途，也似乎令人感到不会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 <hr />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