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11·终级辖区》 序幕 遇袭之后 冰冷薄暮的斑驳色彩褪尽，只剩黑暗一片。多亏卧室厚重的帘幔，遮挡了我来回打包行李的剪影。人生怕再也不能比此刻更反常了。 “真想喝一杯，”我拉开梳妆台抽屉说，“想生上炉火，喝杯酒，煮意大利面，用黄黄绿绿的宽面和甜椒、香肠做成甜椒肉酱面。我一直都想好好放个长假，去意大利用心学意大利语，真正开口说，而不是只懂些菜名。或者去法国，就去法国好干脆现在就去。”我的语气中带着绝望和激愤。“可以住在巴黎，轻松自在。”我想借此逃离弗吉尼亚和这里所有的人。 里士满警察局刑侦队队长彼得·马里诺像座粗壮的灯塔占据着卧室，一双大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他没提议帮我整理摊在床上的旅行西装袋和手提袋。他太了解我了，知道我绝不会接受。马里诺看起来像个乡巴佬，行为举止也像，但他极其聪明，又无比敏锐。譬如现在，他便了解到一个事实：不到二十四小时前，有个名叫让-巴蒂斯特·尚多内的男人借着满月踩着雪，轻车熟路地进了我的屋子。尚多内的犯案模式我已经很熟悉，因此对他的行为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我无法想象自己一旦被虐杀后尸体遭受解剖时的景象。照理说这类事情没人能比我描述得更精确，因为我是拥有法学学位的法医病理学家，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最近尚多内在里士满杀害两名女子，验尸工作便由我负责，他在巴黎犯下的另外七桩凶案的档案我也看过。 我更清楚的是，他加诸受害者的凌虐，包括残忍殴击，噬咬乳房、双手和脚掌，以及戏耍她们的鲜血。他每次使用的凶器也不尽相同，昨晚带的是尖头锤，泥瓦匠常用的一种外形酷似鹤嘴锄的特殊工具。我知道尖头锤的杀伤力有多大，因为就在两天前的周四，尚多内用这种工具，我猜是同一把，在里士满取走了第二条性命，女警官黛安·布雷。 “今天周几？”我问马里诺队长，“周六，对吧？” “是啊，周六。” “十二月十八日，再过一周就是圣诞节了。节日愉快。”我拉开西装袋侧袋的拉链。 “对，十二月十八日。” 他望着我，像是怕我会随时失控，充血的眼睛里透射出的谨慎在屋内流窜。空气中弥漫着猜忌，如尘埃般可见，臭氧般可闻，湿气般可触。屋子早被执法人员占据，街上湿车轮的沙沙疾驰声、匆匆的脚步声、谈话声和无线电声响组合成一支地狱催魂曲。我遭到严重侵犯，屋子的每一寸均被翻遍，私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都暴露无遗，我和躺在停尸间验尸台上的赤裸尸体没什么两样。因此马里诺知趣地不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打包行李。他清楚自己最好别碰我的东西，连想都别想，鞋子、袜子，乃至梳子、洗发水，再小的东西都碰不得。警方要求我离开这栋我自己所建、位于宁静西区的坚固石屋。真难想象。我很确信自称“狼人”的让-巴蒂斯特·尚多内获得的待遇比我好得多。对于他这种人，法律一向给予优厚的人权待遇：舒适、保密、免费食宿，外加弗吉尼亚医学院法医病房的免费医疗，而我还在那里任教呢。 马里诺至少有二十四小时没睡觉洗澡了，我从他身旁走过时闻到了尚多内的可怕体臭，猛地一阵反胃，头脑也因腹部的灼热绞痛一片空白，浑身直冒冷汗。我直起身体，深吸一口气，以驱逐嗅觉带来的幻想，同时将注意力转移至窗外一辆缓缓驶近的车子。我听出了那细微的刹车声，而且知道何时会有人停在前院。这几个钟头我一直听着这种韵律。一群人在那里咧嘴呆看，邻居们聚在街上好奇窥探。我陷入一种微妙错综的亢奋情绪，时而迷惑，时而惊恐。我摇摆于倦怠和烦躁、沮丧和沉静之间，唯一不变的是那股兴奋，似煤气般在血液中嘶嘶作响。 前院传来关车门的声音。“又来了？”我抱怨道，“这会儿又是谁？调查局？”我打开另一个抽屉。“马里诺，我受够了。”我两手比画着“去他的”。“叫他们滚出我的屋子，都滚出去，马上滚！”愤怒有如柏油路面蒸腾的热气。“让我把行李整理完，尽早离开这鬼地方。他们就不能等我走了再办事吗？”我翻找着袜子，双手颤抖。“他们霸占我的前院已经够气人了。”我把一双袜子丢进手提袋。“光是跑到我家就够气人了。”又一双。“他们可以等我走了再来。”下一双没丢进去，我弯腰去捡。“在我自己的屋子里他们总该让我行动自由吧。”再一双。“让我安静从容地离开。”一双塞回抽屉。“他们干吗跑进我的厨房？”我改变心意，又把那双拿了出来，“还有我的书房？我都说了他没进过那里。” “我们必须四处检查，医生。”马里诺只这么回答。 他在床尾坐下。这下他可犯错了。我走过去，要他别碰我的床，并且离开我的房间。我差点没要他离开我的屋子，甚至远离我的生活。我才不在乎我们认识了几年，或者共事了多久。 “手肘还好吗，医生？”他指着我打了石膏、跟厨房排烟管一样僵硬的左臂。 “伤口裂开了，痛得要命。”我关抽屉时太用力了。 “吃药了吗？” “死不了。” 他紧盯着我的每个动作。“你该乖乖吃他们给你的药。” 我们忽然互换了角色。我活像个恶警察，他却变成我原本该扮演的沉稳讲理的律师兼医生。我走回镶雪松的大衣柜里，取出短衫，把它们摊在西服袋上，将领口的纽扣扣上，用右手抚平丝质和细棉衣料。左肘的疼痛堪比牙疼，石膏里的皮肤已汗湿发痒。我在医院待了几乎一整天，不是因为手臂打石膏有多耗时，而是因为医生坚持替我仔细检查了个遍。我反复解释我只是在逃出屋时绊倒在门前阶梯上，撞伤了肘部，让-巴蒂斯特·尚多内根本没来得及动手。一次又一次X光检查中，我不厌其烦地说我躲开了，没什么大碍，医护人员却坚持要我留院观察，直到傍晚警方开始在检查室进出为止。他们拿走了我的衣物，所幸外甥女露西带了衣服给我。我一直没能好好休息。 电话铃声有如利剑凌空而来。我拿起床头的分机。“我是斯卡佩塔医生。”听着自己的声音，我想起以往半夜接到警方来电通报凶案的情景，这利落的应答触动了那个我一直企图回避的影像：我的尸体躺在床上，房间里洒满鲜血，就是这个卧室；我的助手接获电话，某个警察——或许是马里诺——通知他我已经遇害，要法医办公室派人（天知道会派谁）来现场验尸。我忽而想到，我办公室里不可能有人响应这样的通报。我替弗吉尼亚州规划了适用各种状况的完美的灾难应对计划，能够处理大型空难、球场爆炸和水灾，但万一出事的是我，该怎么办？也许会从邻近地区调派一位法医过来，比如华盛顿特区。问题是，东岸的所有同行我都认识，无论负责处理我尸体的是谁，我都替他深感难过。受害者是熟人时，验尸工作会变得艰难。这些念头在我脑中飞闪的同时，电话里露西问我是否需要什么。我说我很好，这全然是谎言。“怎么可能。”她说。 “在打包，”我告诉她手头正在做的事，“整理行李，马里诺也在。”我重复道，冷冷地盯着马里诺。他的目光游移不定，我这才想起，他从不曾进入我的卧室。我不想猜测他有些什么幻想。相熟多年，我知道他对我的尊重还夹杂着无把握感和性吸引。他人高马大，啤酒肚鼓胀，脸阔而红，头发色泽暗淡造型丑陋，从头顶向身体其他部位蔓延。我听着外甥女说话，马里诺的目光恣意扫射着我的私人空间：梳妆台、衣柜、打开的抽屉，以及待整理的衣物和我的胸部。露西送衣服给我时忘了带胸罩，因此我回到家的头一件事就是赶紧罩上那件干家务时穿的宽松旧实验袍。 “他们一定也觉得你很碍事吧。”话筒里响起露西的声音。 这事说来话长。简言之，我的外甥女是烟酒枪械管制局的探员，警方接获通知赶来后，没能及时将她逐出我的屋子。树大招风，也许他们担心这位来头不小的联邦探员会介入调查。我也不清楚，但她似乎很愧疚，因为昨晚我差点遇害而她却没能来陪我，此刻她又不在我身边。我一再强调这完全不怪她，却也忍不住想，尚多内现身时她若在场，而非在医院照顾女友，我的境遇会有何转折。也许尚多内察觉我并非独自一人后便决定按兵不动，或者惊奇地发现屋内有其他人后便仓皇落逃，将谋杀我的行动延迟到次日、次晚、圣诞节，甚至千禧年。 我一边听着露西急躁的解释和评论，一边缓缓踱步，看着穿衣镜中的自己。金色短发蓬乱，蓝眼睛了无生气，眼圈因疲惫和压力而皱纹毕现，眉头紧锁，一副几欲落泪的模样。实验袍污渍斑斑，全无首席法医的架势。脸色苍白的我极度渴望烟酒，好像昨夜的遭遇让我忽然成了瘾君子。我想象我正独自在家，什么事都不曾发生，我正享受着炉火、香烟和法国葡萄酒，也许是波尔多葡萄酒，因为波尔多比勃艮第单纯，像是不必猜心的老友。最后我以现实驱走了痴想，无论露西做什么，尚多内终究会找上我。像是我注定要直面一个严厉的审判，死亡天使在我的门上做了记号。诡异的是，我竟然还活着。 第一章 露西的声音透着恐惧，这很罕见。我这聪颖的外甥女一向强势，懂得直升机驾驶并痴迷于健身，现为联邦执法探员。 “我觉得很难过。”她不断重复着。马里诺仍坐在床上，我仍在踱步。 “你不该这么想。”我说，“警方不希望这里有人。相信我，你不会喜欢待在这里。我猜你是和乔在一起，这样最好。”听上去像是她没陪着我、一整天没现身对我毫无影响。事实却相反，只是我习惯了拒绝别人。我不喜欢被人拒绝，尤其是被我当女儿带大的露西·费里奈利。 她犹豫了一下。“其实我在市中心的杰斐逊。” 我试着揣摩她的意思。杰斐逊是城里最大的酒店，她去酒店做什么？何况还是家顶级的。泪水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强忍住，压下，清了清喉咙。“哦，”我只说了句，“很好，那么乔大概也在酒店吧。” “没有，她和家人在一起。我刚订的房，替你也预备了一间。我去接你，好吗？” “目前恐怕不太妥当。”她的心意让我舒服了一点，“安娜邀我过去住。我想来想去，觉得这最合适。她也邀了你，不过看来你已经安顿好了。” “安娜怎么会知道的？”露西问，“看了新闻？” 我是夜里遇袭的，这事原本得等到明天的早间新闻才会报道，不过我猜所有电台和电视台都一窝蜂作了实时报道。现在一想，我也不清楚安娜是怎么得知的。露西说她要待在酒店里，争取晚一点去看我们。我们挂了电话。 “要是让媒体发现你住酒店，那就有好戏看了。他们不会放过你，”马里诺眉头紧皱，气色糟透了，“露西住在哪一家？” 我把她的话转述了一遍，暗暗希望我没和她通过电话就好了，现在我的情绪更为恶劣。困顿，没错，我只感到困顿，仿佛陷于一千英尺海底的潜水钟里，疏离、茫然，周围的世界忽然变得陌生而缥缈。我已麻木，却又紧绷着每根神经。 “杰斐逊？”马里诺说，“你在开玩笑吧。她是中了彩票还是怎么了？再说，她难道不担心媒体找到她吗？她哪根筋出问题了？” 我无法回答，继续收拾行李。我厌倦透了这些问题。 “她不在乔家里。唉，”他继续说，“这下可好。唉，我就知道长久不了。”他大声打着哈欠，搓着满是胡渣的胖脸颊，看着我将几件套装搭在椅背上后继续整理适合在办公室穿的衣服。我很想夸他两句，因为自我离开医院回家，他一直努力表现出好脾气，甚至可说体贴。要他有这般风度并非易事，更何况在目前的状况下。他睡眠不足，疲乏已极，仅靠咖啡因和垃圾食品强撑至今，又被我禁止抽烟。他的自制迟早会瓦解，粗率唠叨的本性便会暴露。我总算目睹了这一转变，竟有种莫名的宽慰。我渴望熟悉的事物，哪怕它再讨厌——马里诺开始谈论昨晚露西的表现，如在前院停下车时发现我和让-巴蒂斯特·尚多内在屋内。 “我可不是要责怪她想崩掉那人渣脑袋的行为，”他评论道，“但她受过探员训练，无论受害者是你姨妈还是孩子，一切都必须照规矩来。她没有，压根儿没那么做，完全疯了。” “你执行任务时也有不少次疯掉，我见过。”我提醒他。 “反正，我个人觉得，他们就不该派她去迈阿密当卧底。”目前露西被派驻迈阿密分局，回来多是因为休假。“和坏蛋走得太近，有时就会同流合污。露西想开杀戒，扣扳机都上瘾了，医生。” “这样说太不公道，”我发现袜子带多了，“你倒是说说，要是最先进入院子的是你，你会怎么做？”我停下来，看着他。 “至少先花点时间弄清状况再行动。真是的，那家伙已经痛得摸不清方向了。他嚷嚷着要杀人是因为你用化学药剂泼了他的眼睛，事实上他已经谁都伤不了，这一眼就能看出来。你受了伤，这也一看就明白。如果换成我，就会先叫救护车。可露西不是，她很鲁莽，医生。老实说，我都不希望这种情况下有她在场。所以我们才找她到局里谈话，想让她在比较中立的地方冷静下来再做笔录。” “我认为审讯室算不得什么中立的地方。” “那待在自己姨妈差点挨揍的屋子里，也谈不上中立吧。” 我没反驳，可他的讽刺语气令我反感。 “还有，我得告诉你，她一个人跑到大酒店去过夜也非常不妥。”他补充道，又开始搓脸颊。他口不饶人，但其实非常关心我的外甥女，愿意竭尽所能保护她。早在她十岁时他们就认识了，也是他带领她追求枪械、卡车、重引擎等阳刚趣味，此刻却指责她不该涉猎这些。“等送你到安娜家之后，我会去看看那个小鬼。反正没人理会我的感受，”他的思绪一个跳跃，“比如杰伊·塔利的事。当然了，我也管不着，那个自私自利的混账。” “他一直在医院陪我，”我再次替杰伊辩护，试图转移马里诺赤裸裸的妒意。杰伊是烟酒枪械管制局在国际刑警组织的联系人，我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四天前和他在巴黎上过床。“我在那里待了十三四个小时呢，”我接着说，只见马里诺毫不遮掩地翻了个白眼，“我没法认同这叫自私自利。” “老天！”马里诺大叫，“你哪里听来的谎话？”他眼里闪着嫌恶。自从在法国初次见面，他就对杰伊心怀鄙夷。“真不敢相信。你以为他一直在医院里等着？他才没等。真是胡扯！他用他那该死的白马送你到医院后就立刻回到这里了，然后打电话去问你什么时候会出院，再一颠一颠去接你的。” “这也很合理，”我暗暗吃惊，“他没有理由在医院干等，况且他也没说会一直在那里等，是我这么以为的。” “是啊，可为什么呢？还不是他误导的。他制造假象让你相信，你难道不在意？据我所知，这算是一种人格缺陷，叫谎……什么来着？”他忽然语气一转。门口有人。 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名牌上写着卡洛韦。“打扰了，”她先跟马里诺打招呼，“队长，没想到你在这里。” “那现在你知道了。”他瞪了她一眼。 “你是斯卡佩塔医生？”她双眼圆睁似乒乓球，目光在马里诺和我之间来回跳跃，“我来向你请教那只罐子的事。装化学药剂的罐子，福母林——” “福尔马林。”我平和地纠正她。 “对，”她说，“没错。我是说，你是从哪里拿的那只罐子？” “客厅的咖啡桌上。”我回答，“我说过好多次了。” “是的，女士，不过在咖啡桌的哪里呢？桌子很大。很抱歉拿这种小事来烦你，只是我们必须尽快恢复现场，不然时间一久记忆就会变模糊。” 马里诺缓缓地从一包“好彩”香烟里抖出一根。“卡洛韦是吧？”他都没正眼看她，“你什么时候变成警探了？我记得你不是A小组的成员。”他是里士满警察局暴力犯罪小组即A小组的组长。 “我们只是想弄清楚那只罐子原先的位置，队长。”她面色绯红。 警方或许以为派女警察来讯问我会显得比较委婉。也许她是受同事所逼而过来的，因为没人敢惹我。“走进客厅面对咖啡桌时，靠得最近的是桌子右角。”我对她说，而这话我已重复不知多少次。我根本什么都不记得，一切全发生在瞬间，已变得扭曲失真。 “这也是你向他扔化学药剂罐时站的位置？”卡洛韦问我。 “不是。当时我站在沙发的另一端，靠近玻璃拉门。他追着我到了那里，我无路可退。”我解释道。 “随后你直接跑出了屋——”她在小记事本上划掉了些什么。 “经过餐厅，”我打断她，“因为我的枪放在那里。昨晚早些时候我把枪放在餐桌上了。我承认，那不是放枪的好地方。”我思绪凌乱，像是受着严重的时差困扰，“我按下警报器，然后带着那把格洛克手枪跑出大门。可是我在冰上滑了一跤，撞伤了手肘，没法单手拉动枪的滑套。” 她把这些也记了下来。我说来说去都是同样的话，倘若再说一遍很可能陷入歇斯底里，那样子还不曾有任何警察见过。 “你没有开枪？”她抬头望着我，舔了下嘴唇。 “我无法扣扳机。” “连试都没试？” “我不明白你所谓的试是什么意思，我根本扣不动扳机。” “但是你试过？” “你需要个翻译还是怎么了？”马里诺忽然说。他盯着卡洛韦，眼神中的警告意味让我想起激光枪的红色光点。“那把枪的扳机没有扣动，她没开枪，懂了吗？”他不紧不慢却粗鲁地重复道。“你的弹匣里有几颗子弹？”接着他问我，“十八颗？那是把格洛克十七，弹匣可装十八颗，弹膛里一颗，对吧？” “我不知道，”我回答，“大概不到十八颗，肯定不到。弹厘上的弹簧很紧，很难容纳那么多。” “好，那你应该记得上一次开枪是在什么时候吧？”他又问我。 “应该是在射击场，有几个月了。” “你去过射击场后总习惯把枪清理干净，对吧，医生。” 这是陈述，而非询问，因为马里诺熟知我的习惯。 “是的。”我站在卧室中央，猛眨眼睛。头痛得很，灯光又那么刺眼。 “你看过那把枪了吗，卡洛韦？我是说，你检查过了，对吧？”他再度用激光枪光点般的眼神盯着她，“结果呢？”他朝她一挥手，仿佛她是个讨厌的家伙，“说说你有什么发现。” 她犹豫着。我感觉她似乎不乐意在我面前提及案情，马里诺的问题有如陡然凝结的湿气悬在半空。我又挑了两条裙子，一深蓝一灰色，搭在椅背上。 “弹匣里有十四颗子弹，”卡洛韦以冷硬的军人语调向他报告，“弹膛里没有子弹，扳机没扣上，枪看起来很干净。” “哎哟哟，这么说扳机没扣动，她也没开枪。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三个印第安人围坐在篝火前讲故事——我们是就这样兜圈子呢，还是到此为止？”他大汗淋漓，体味随着体温袅袅蒸发。 “说真的，我实在没什么好补充的了。”我说，忽然想哭，忽然冷得颤抖，并再次嗅到了尚多内浓烈的体臭。 “那你为什么会在家里放那只罐子？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从停尸间拿回来的，是吗？”卡洛韦调整姿势，将马里诺逐出视线。 “福尔马林。浓度为百分之十的甲醛稀释液，俗称福尔马林。”我说，“没错，是停尸间用来保存组织的，例如器官组织切片。这次是皮肤切片。”我把这种腐蚀性化学药剂泼进一个人的眼睛，让他受了重创，或许永远成了盲人。我想象他被捆绑在弗吉尼亚医学院九楼的病床上。我逃过一劫，却丝毫不觉开心，有的只是沮丧。 “这么说你把人体组织放在家里。皮肤切片，有文身吗？港口那具无名男尸的？集装箱里发现的那具？”卡洛韦的说话声、笔的沙沙声和纸张翻动的声响让我想起那些记者。“我没有冒犯的意思，不过你为什么会把那种东西摆在家里？” 我开始解释我们为那具在港口发现的尸体进行身份确认时遇到了困难，除了一处文身之外再无其他凭据。于是上星期我开车去了彼得斯堡，请一位文身高手看了那处刺青，然后直接回了家。直到昨晚，我屋里仍放着那只装有皮肤切片的罐子。“通常我家里不会出现这类东西。”我补充说。 “你把它放在家里整整一星期？”她一脸疑惑。 “这期间发生了不少事。金兰被谋杀，我的外甥女在迈阿密的一场枪击中差点送命，我应国际刑警组织之邀去了趟法国里昂，和他们讨论在巴黎遇害的七名女子是不是他杀的，”我指的是尚多内，“集装箱里的那名死者是否为凶手的弟弟托马斯·尚多内，而这对兄弟正是全球半数执法机构全力追缉的犯罪企业世家尚多内家族的后代。接着警察局副局长黛安·布雷也被谋杀。我是否应该特地把这文身拿回停尸间？”我的脑袋抽痛不已。“当然，我是该这么做，可是我疏忽了，我忘了。”我几乎嚷起来。 “你忘了。”卡洛韦重复道。马里诺强忍怒火，努力不去干扰她尽职责的同时也难掩轻蔑。“斯卡佩塔医生，你家里还有其他器官切片吗？”卡洛韦又问。 我的右眼一阵刺痛，偏头痛发作了。 “这是哪门子问题？”马里诺拉高声音。 “我只是不希望我们忽然又发现别的，比方人的体液或其他化学药水……” “没有，没有。”我摇着头，将注意力转向一堆折叠整齐的休闲长裤和马球衫，“只有载玻片。” “载玻片？” “显微观察用的。”我含糊地解释。 “什么？” “卡洛韦，没你的事了。”坐在床上的马里诺站起身喝道，就像拍卖会上的那一槌。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免得又有意外发现。”她对他说，通红的两颊和灼灼的目光几乎让人以为她才是长官。她显然很讨厌马里诺，太多人讨厌他了。 “你唯一需要担心的意外就是你眼前这个人，”马里诺怒斥，“你就不能给医生留点隐私，少问一些蠢问题？” 卡洛韦不算漂亮，削下巴，窄肩肥臀，此时正因愤怒和尴尬而僵直着身体。她扭头走出卧室，过道上的波斯长毯吸去了她的脚步声。 “她到底在想什么？以为你在收集战利品还是什么？”马里诺对我说，“以为你像杰弗里·达莫那样把尸体当纪念品带回家？老天。” “我受不了了！”我把折叠方正的马球衫塞进手提袋。 “受不了也得受，医生。不过今天就到这里吧。”他疲累地坐回床尾。 “叫你的人别来烦我，”我警告他，“我希望别再有警察冒出来，犯罪的人可不是我。” “就算他们有什么新发现，也得先通过我这关。这毕竟是我的案子，尽管还有卡洛韦这样的人不明白这点。反正你不必担心我。这就像在快餐店取号排队一样，有太多人就想找你谈话。” 我把休闲长裤叠在马球衫上面，然后又反过来，免得将衣服弄皱。 “不过，跟想和他说话的人比比，倒是少得可怜，”他指的是尚多内，“什么犯罪心理分析专家、司法精神病专家，还有媒体。”马里诺罗列出一长串名单。 我暂停打包，因为不想当着马里诺的面整理内衣，更不用提化妆品了。“我想单独待几分钟。”我对他说。 他瞪着我，眼圈泛红，脸呈暗酒红色，连光秃的头顶都不例外。身上的牛仔裤和运动衫狼狈不堪，肚子圆得像怀了九个月身孕，那双特大号红翼牌长靴脏兮兮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想离开，似乎担心会错过什么。有种偏执的想法如黑烟在我脑海升起。他不信任我，或许以为我会想不开。 “拜托，马里诺。你能不能站在门外替我挡一挡，等我收拾完行李再说？或者替我去把后备厢里的现场医事包拿来，万一又有新案子……反正我需要带着它。钥匙放在厨房操作台的抽屉里，右侧最上面那个——我所有的钥匙都放在那里。对了，我想开车。不必拿医事包了，我直接开车走。”我的思绪一片混乱。 他迟疑了一下。“你不能把车开走。” “见鬼！”我大嚷，“难道他们连我的车也要大搜特搜？简直荒谬！” “听我说，昨晚警报器的头一次鸣叫，是因为有人试图闯入你的车库。” “什么意思，有人？”我不耐烦地回嘴，偏头痛引发的痛楚钻入太阳穴，令我视线模糊，“我们很清楚那是谁。他撬开车库门，故意触动警报器。他是故意惊动警方的，以便稍后冒充警察敲我的门，声称邻居报警说有人闯入我的房子。” 来者正是伪装成警察的让-巴蒂斯特·尚多内。现在我仍然无法相信我竟上了当。 “这个还无法证实。”马里诺回应。 “为什么我总觉得你不信任我？” “你最好去安娜家好好休息休息。” “他根本没碰我的车，”我坚持道，“他根本没进车库。谁都别想碰我的车，我今晚就要开走，反正把医事包留在车上就是了。” “今晚不行。” 马里诺说着走出卧室，关上房门。我渴望喝杯酒，好缓解中枢神经的剧痛，可是能怎样呢？走到吧台，叫那些警察闪开，从容地倒一杯威士忌？明知威士忌于事无补，我也无所谓。这身臭皮囊令我悲惨至极，我早已不在乎什么对健康有益或有害了。我进入浴室，翻抽屉，不慎让几支口红掉落在地，一直滚到马桶和浴缸之间。我颤抖着弯腰去捡，右手笨拙艰难地摸索，因为现在我是左撇子，我站在整齐摆放着香水瓶的梳妆柜前发呆，拿起一瓶爱马仕“相遇法布街24号”。瓶子凉冰冰的，我将喷雾口对着鼻子，本顿·韦斯利生前所钟爱的那股刺激而充满挑逗的香气熏得我流出泪水，心脏仿佛就要停止跳动。一年多没用过它了，自本顿遇害后就不曾碰过。如今我也遭遇了谋杀，我在心中暗暗告诉他。而我依然活着，本顿，我依然活着。你是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分析专家，善于剖析恶魔的心灵、阐释并预测他们的行为。你必能预料到这天的到来，对吧？你一定能预见并防范。为什么你不在这里呢，本顿？要是有你，我一定会安然无恙。 我惊觉有人在敲门。“等等。”我大叫，赶紧清清喉咙，擦去眼泪，往脸上泼了些冷水，又把那瓶爱马仕塞进手提袋。我走向房门，预备又见马里诺，不料进来的是杰伊·塔利。他身穿烟酒枪械管制局制服，一天没刮的胡渣使原本俊美的脸庞显出一些阴沉。他是我生平少见的美男子，体格完美，浑身散发着麝香般的性感气息。 “只是来看看你准备得如何了。”他目光灼热，仿佛要像四天前在法国用手和唇所做的那样，抚过我全身。 “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请他进了房间，猛然意识到自己此刻是何模样。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的狼狈相，“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圣诞节就快到了，我的手臂受了伤，偏头痛又发作。除此之外，我好得很。” “我开车送你去泽纳医生家。我很想送你一程，凯。” 他竟知道我今晚的去处，这让我暗暗惊愕。马里诺答应会保密的。杰伊关上房门，握住我的手。我满脑子只想着他没在医院等我，现在却又说要开车送我。 “让我陪你渡过难关，我很在意你。”他对我说。 “昨晚似乎没人关心我。”我想起他开车带我离开医院时，我还谢谢他等了我那么久，他却没一点否认的意思。“你和你那些国际应变小组成员忙了半天，还是让那个混账直闯我家。”我继续说，“你们从巴黎专程过来，为缉拿这家伙大费周章成立了个鬼小组，真是笑话、大烂戏——所有警察全副武装，扛着冲锋枪，却让那个恶魔轻而易举地登堂入室。” 杰伊的目光开始在我身体各个部位游移，好像那是他有权停靠的歇息处。我心生诧异，甚至反感，当下他竟能对我的身体产生遐思？在巴黎时，我以为我爱上了他，而此刻我忽然明白，我一点都不爱他。 “你只是心烦罢了。老天，你怎么可能不心烦？我很替你担心，我会守着你。”他伸手想碰我，我躲开了。 “我们共度了一个下午，”我曾这么对他说过，但此刻我是认真的，“共处了几个钟头。只是一次邂逅，杰伊。” “是错误？”他声音里透着苦楚，眼神愤愤不平。 “别把一个下午变成一生，硬赋予它什么恒久的意义。那并不存在，我很抱歉。拜托你，”我激动起来，“别在这时候向我索求。”我边说边挥动那条完好的手臂，走了开去，“你想怎么样？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他抬起一只手，垂下头，避开了我的手臂，也承认自己犯了错，但我不确定他是否真诚。“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大概是愚蠢吧。”他说，“我不是有意向你索求什么。我只是蠢，蠢得无法隐藏对你的感觉。别因为这个怪我，拜托。”他向我投来深情的一瞥，然后打开房门，“我会守着你的，凯。Je t'aime。”我发现他擅长制造一种“此生难再聚”的永别气氛。一股莫名的惶恐摇撼着我的内心深处，我想要叫住他、向他道歉并承诺我们很快会再聚，但我压下了这股冲动。我倚着床柱闭上眼，揉着太阳穴，告诉自己别在头脑不清时急着下决定。 马里诺站在过道里，嘴角衔着根没点燃的烟。我能感到他正揣摩我的心思，以及杰伊和我刚在房间内做了些什么。我的目光在空荡的过道里游走，暗暗希望杰伊再度现身，同时又因这念头而恐惧。马里诺抓过我的手提袋，警察见了我纷纷噤声，甚至避开我的目光，继续在客厅里忙碌。执勤腰带上的无线电吱嘎作响，各种仪器设备噼啪咔嚓一片。一名调查员正对着咖啡桌拍照，闪光灯迸着白光。另有一人在拍摄现场。一名现场鉴定人员则架设起—种叫做卢玛探照仪的交流电光源，用以侦查肉眼无法辨识的指纹、毒物和体液。这一设备我在市中心的办公室也有一台，时常在犯罪现场和停尸间的尸体检验工作中派上用场。此时面对却有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家具和墙壁上撒着深黑的指纹鉴识铝粉，色彩鲜艳的波斯地毯被翻开，露出底下古老的法国橡木地板。一座台灯被拔去插头，搁在地上。组合式沙发上原先摆放软垫的位置开了个大洞，空气中残留着福尔马林的酸味。客厅另一端靠近大门处是餐厅，敞开的通道那头可瞥见一个用黄色证物胶带密封的褐色纸袋，上面标着日期和“斯卡佩塔衣物”字样。袋里是昨晚我穿的整身衣服，连同别的证物和闪光灯等器材一起堆置在我最爱的澳大利亚红木餐桌上，似乎那是工作台。警察们随手将外套披在椅子上，踩得到处都是潮湿肮脏的脚印。我口干舌燥，因羞辱和激愤而四肢发软。 “哟，马里诺！”一名警察大喊，“赖特在找你。” 布弗德·赖特是州检察官。我四下观望，却不见杰伊人影。 “叫他去取个号，然后排队等着。”马里诺还是坚持快餐排队论调。 他把烟点燃。我打开大门，冷风扑面，刺得我眼泛泪光。“医事包你替我拿来没有？” “放在卡车里了。”他的口气活像是丈夫应妻子要求帮忙拿皮包。 “赖特找你做什么？”我很好奇。 “一堆偷窥狂。”他喃喃地说。 马里诺的卡车停在屋前的路上，两个硕大的车轮在原本覆雪、如今被翻搅得凌乱的草坪上碾出片片痕迹。我和布弗德·赖特多年来合作过多项案件，这次他来却没征求我的意见，也没问候一声或表示关心，让我不免伤心。 “依我看，他们只是想瞧瞧你，”马里诺说，“就找出各种理由，说什么需要查东看西的。” 我踏着一地泥泞，小心翼翼沿着车道走了出去。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问我你的房子长什么样，你简直堪比黛安娜王妃了。赖特都开始插手，他不能容忍置身事外。这成了杰克开腔手以来最热门的案子。赖特紧盯着不放呢。” 镁光灯忽然一阵乱闪，我差点滑倒，不禁破口大骂。摄影记者从小区的警卫大门奔涌而来。我单手撑着往卡车高高的驾驶室里爬，又瞥见其中三人在刺眼的强光中朝我狂奔。 “喂！”马里诺向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侵犯者大吼，“臭娘们！”他冲向前，想堵住她的照相机。她脚下一个打滑，栽倒在湿滑的路面上，摄影器材砰地一并摔落。 “烂人！”她朝他尖叫，“你这大烂人！” “上车！快上车！”马里诺向我大喊。 “混账！”我的胸口绞痛起来。 “我要告你，死浑蛋！” 白光闪成一片。我的外套夹在车门缝里，只好打开再关上。马里诺将我的行李袋往车后座一丢，跳上驾驶座。引擎瞬间启动，像汽艇似的狂吼起来。车外那记者正挣扎着起身，我忽然想到应该确认一下她是否受了伤，于是望着车窗外把想法说了出来。 “省省吧，没那必要。”卡车摇摆着加速前进。 “他们是谁？”我只觉背上腺素激增，眼前蓝色光点闪烁。 “还有谁？混账！”他说着抓过手持麦克风。“九号！”他对着无线电呼叫。 “九号。”调度中心回复。 “我不希望我的照片、我屋子的照片被……”我抬高嗓门，仿佛体内的所有细胞全苏醒过来，共同抵御着这有失公道的事件。 “联系三二〇号，要他打我的手机。”马里诺将麦克风紧贴着嘴巴。三二〇号立刻有了回应，手机像只大虫似的震动起来。马里诺接起电话。“还是让媒体闯了进来，一群摄影记者。他们大概是把车停在温莎农庄的哪个角落，然后步行越过篱笆，从警卫室后面那片大草坪进来的。派些人过来查看小区里是否停有可疑车辆。不管侵入医生院子的是谁，马上逮捕。”他合上手机，神气得像寇克舰长刚刚下令“企业号”战舰发动攻击。 我们在小区警卫亭前减速停车，乔走了出来。他上了年纪，一直对于能身穿平克顿保安公司的制服而感到自豪，为人和善有礼且尽职尽责。不过他和他的同事也只能在抵抗轻度骚扰方面帮上忙，至于尚多内和媒体的闯入，我丝毫不觉意外。乔看见我坐在卡车里，皱纹深刻的松垮脸庞上立刻流露出不安。 “嘿，老哥，”马里诺在敞开的车窗内打着招呼，“那些摄影记者怎么进来的？” “什么？”乔立即摆出防卫姿态，眯起眼睛凝望着潮湿空荡的道路。钠气灯从高耸的柱顶投下泛黄的光晕。 “医生院子前面的那些，至少有三个。” “不是从这里进去的。”乔大声说，然后钻进警卫亭拿起电话。 我们离开了。“只能这样了，医生。”马里诺说，“你最好装作不知道，因为很快房子的照片就会满街都是。” 我望着窗外那些闪着圣诞节灯饰的乔治亚风格的漂亮住宅。 “更糟的是，你的居所安全出现了大漏洞，”他开始训话，说些我早已知道却无心思索的问题，“全世界有半数人会看见你那栋豪宅，知道你的住址。问题是，这总会引来一些不相干的痞子，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他们会对你产生幻想，把你当成猎物，就像有些人跑到法庭旁听可以模仿的强暴案的审理一样。” 他把车停在坎特伯雷路和西卡瑞街的交叉口。这时一辆深色小轿车缓缓驶近，车前灯光束直冲我们射过来。我立刻认出了朝我们这边探看的那张乏味的窄脸，正是布弗德·赖特。他和马里诺同时摇下车窗。 “你要走了……”赖特的视线越过马里诺落在我身上，一脸诧异。我颓丧地感觉到，他并不乐意见到我。“很遗憾你遇到了麻烦。”赖特这话说得古怪，好像我这回的遭遇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是啊，走了。”马里诺没一点用，只是猛吸烟。其实还没出门时，马里诺已表达了他对赖特涉入此案的态度：多此一举。他若真认为有必要亲临现场，又为什么不趁我在医院时就去？ 赖特将外套领子立起围住脖子，眼镜映着街灯的光亮。他朝我点点头说：“保重。很高兴你没事。”决定承认我那所谓的麻烦了，“我们也不好受。”他似乎欲言又止，无论想说什么都已吞了回去。“我会去找你。”他对马里诺说。 车窗摇上。我们驱车离去。 “给我根烟，”我说，“今天早些时候他没到我家去吧？” “嗯，去了，上午十点左右。”他把“好彩”香烟递给我，点燃打火机举到我面前。 我体内怒火蹿升，颈背发烫，头痛难忍，恐惧有如猛兽在心中肆虐。我较起劲来，猛敲仪表板上的点火器，任由马里诺握着“比克”打火机的手停在半空。“谢谢你告诉我，”我没好气地说，“我可以问还有谁去过吗？去了几次？待了多久？碰了哪些东西？” “喂，别把气出在我身上。”他警告我。 我很熟悉这语气，他快要对我和整件事失去耐性了。我们就像两个即将冲撞的冷气团，这种情况我可不乐意见到。此刻我不想和马里诺开战。我把香烟伸向橙色的火焰，深吸一口，浓烈的烟草味笼罩全身。我的声音呆板，灼热的脑袋迟钝有如此时的道路，沮丧就像痛楚沿着肋骨蔓延。“我知道你只是在尽本职工作。我虽然没表示什么，”我勉强说道，“其实很感激。” “你不必解释了。”他吸了口烟。我们同时往半开的车窗外吐出缕缕烟雾。“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他补充道。 “你不可能了解，”憎恶如苦汁般涌上我的喉咙，“连我自己都不了解。” “我了解的才多呢，医生，”他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你现在当然看不出来，不过我要告诉你，未来几天甚至几周，情况只会越来越糟，这没法避免。真正的灾难还没来呢。我见多了，清楚受害者的处境。” 我实在没心情听。 “你待在安娜家再合适不过了，”他说，“医生就是这么嘱咐的。” “我不是因为他们嘱咐才去安娜家，”我烦躁地回答，“而是因为她是我的朋友。” “说真的，你是受害者，你得面对事实，而且要在别人的协助下去面对，就算你是医生兼律师兼印第安酋长也一样。”马里诺喋喋不休，部分原因是想找人吵架、找人出气。一场风暴已不可避免。蹿升的怒火使我头颈泛红，发根发烫。“当受害者是一种平衡的艺术。”真理大师马里诺滔滔不绝。 我缓缓逐字吐出，声音颤抖有如火苗：“我不是受害者。一个人受难并不表示他就是受害者。我不是人格失常者的耍杂对象，”我泪水盈眶，“我没有落入他设计的圈套。”我指的当然是尚多内，“就算他得逞了，我也绝不会是他企图制造的那个形象——也许我就这么死了，但我还是我，没有折损一丝一毫，只是死了。” 我感觉马里诺在这辆充满阳刚气的大卡车黑暗宽敞车厢的另一边有些畏缩了，完全不懂我的言语和感受，或许永远都不会懂。他一副好像刚刚被我扇了一巴掌或踢了腹股沟似的表情。 “我只是指出真相，”他反击说，“我们当中总得有谁面对真相吧。” “真相是，我还活着。” “是啊，妈的真是一桩奇迹。” “我早该知道你会这样，”我冷静下来，“跟其他人没两样。大家责怪的总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批判受伤的人而不是那个伤人的混账。”我在黑暗中颤抖，“你真该死。去死吧，马里诺。”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相信你竟然会开门！”他大吼起来。我的遭遇让他感到无力。 “你们这些人又跑哪里去了？”我再度提醒他这令人难堪的事实，“既然担心他会来找我，至少可以派一两个人在附近巡逻吧。” “我和你通过电话，记得吧？”他换个角度反击了，“你说你很好。我要你小心点，因为我们已经发现那杂种藏身的地方，他可能正在寻找新的猎物好把她撕成碎片。你又做了什么呢，名法医兼律师？你打开大门引狼入室！妈的还是在三更半夜！” 我以为那是警方的人。他说他是警察。 “怎么会？”马里诺叫嚷起来，像顽劣的孩子那样敲打着方向盘，“嗯？怎么会这样？你倒是告诉我！” 当时我们已掌握凶手的身份，知道他是从精神到躯体都是怪物的尚多内。我们知道他是法国人，也知道他那个有组织的犯罪家族的宅邸所在，但是门外的那个人没有一点法国口音。 我是警察。 我没有报警。我隔着紧闭的门说。 女士，我们接到电话，说你住宅附近有可疑人物出没。你还好吗？ 他说话不带口音。我没想到尚多内竟会没有一点法国口音。警方在我屋内的警报器大响后不久便来过了，照理说没有理由再度上门，可我误以为是他们的巡逻工作很严密。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打开门，门廊的灯没亮，黑暗寒冷的夜气中夹带着一股湿黏的野兽般的恶臭。 “哟！还醒着吗？”马里诺用力戳了下我的肩膀，大喝一声。 “别碰我！”我吓得倒抽一口气，急着躲避。卡车转了个大弯，紧接而来的沉默有如数百英尺深的海水般沉重。手上的烟灰很长了，我忘了弹进烟灰缸，于是拂去大腿上的烟灰。“你可以在斯东尼波因特购物中心转弯，”我对马里诺说，“更近。” <hr /> 注释： 第二章 夜色中，安娜·泽纳医生那栋改建过的希腊式住宅巍峨耸立在詹姆斯河南岸。她的宅邸邻居都这么说——有着古科林斯式柱子，堪称本地的建筑典范，充分体现了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的信仰，即这个国家的建筑应该仿效古建筑的庄严宏伟。安娜是来自古老世界的人，优等德国人。我认定她是德国人，可细细一想，我连她提没提过出生在哪里都不记得。 白色的节日灯饰在树上闪烁，窗前亮着温暖的烛光，让我想起五十年代后期年幼的我在迈阿密度过的圣诞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父亲的白血病病情不太糟糕的时候，他会开车载我们穿越珊瑚阁，去瞻仰他口中的别墅群，仿佛借此他便融入了那个奢华世界。记得我们还想象过那些住在别致围墙里面的富人，以及宾利豪车和每周七次的牛排或龙虾大餐，享受这种生活的人一定与贫病无缘，也绝不会被那些讨厌意大利人、天主教徒或姓斯卡佩塔的移民的人视为人渣。 “斯卡佩塔”这个罕见姓氏的渊源我也不甚了解，只知道此家族移民到这片国土以来已繁衍两代。这是我母亲的说法。不过我并不认识其他姓斯卡佩塔的人，一个都没见过。据说我们的祖辈是维罗纳的一群农夫和铁道工人。我能确定的只是我有个名叫多萝茜的妹妹，她和一个年纪长她一倍、应该是露西生父的巴西男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我说“应该”是因为以多萝茜的作风，除非进行DNA检验，否则无法确定谁让她怀上了露西。她第四次婚姻的对象姓费里奈利，在那之后露西便不再改换姓氏。据我所知，除了母亲，我是仅存姓斯卡佩塔的人。 马里诺在壮观的黑色铁门前刹车，伸出粗大的手臂去按对讲装置。一阵电子鸣声之后咔嚓一响，大门如黑翼般缓缓展开。我不知道安娜为何离乡来到弗吉尼亚州，为何一直单身，我也从未问过她为何要委屈自己在这不起眼的南方城市开精神医疗诊所。我忽然莫名地在意起她的生活来。思维真是神秘的花火。我轻手轻脚下了马里诺的卡车，踏上花岗岩地面。我的脑袋像是出错的软件，所有档案都自发打开又原封不动地关闭，系统警示闪个不停。我不知道安娜的确切年龄，七十好几了吧。就我记忆所及，她从没告诉过我她毕业于哪所学校或医学院。多年来我们时常谈心，但很少触及彼此的弱点和隐私。 对安娜的了解如此有限，我忽然不安起来。走上整洁的门前台阶，一步一级，右手抚过冰冷的铁栅，我心中暗暗惭愧。她打开门，脸上警觉的神色忽而变得柔和。她瞥了眼我手肘上的厚石膏和蓝色吊带，朝我会心一笑。“凯，真高兴见到你。”她还是老样子。 “你好啊，泽纳医生。”马里诺大声招呼。他显得过分热情，为的是表明他有多么迷人和受欢迎，以及我对他是多么微不足道。“什么东西这——么香？你又给我做好吃的了？” “今晚没的吃，队长。”安娜对他和他的大嗓门不感兴趣。她亲吻我的两颊，谨慎地避开我的伤口，轻轻地拥抱，但指尖传达了无限真心。马里诺将我的行李搁在门厅，门厅里铺着美丽的丝毯，头顶的水晶吊灯如星群般莹莹闪耀。 “你可以带些汤走，”她对马里诺说，“我煮了很多，健康无脂肪的。” “没有脂肪，这有违我的信仰。我走了。”他避开我的目光。 “露西呢？”安娜帮我脱下外套，我挣扎着从袖子里扯出石膏，这才惊讶地发现身上仍是那件旧实验袍。“上面没有签名。”她说，因为没人在我的石膏上签名，恐怕以后也不会有。安娜有种冷幽默感，善于扮演冷面笑匠，不留意或不够敏锐的人可能会领略不到其中趣味。 “你家不够豪华，所以她跑到杰斐逊酒店去了。”马里诺嘲讽地说。 安娜走进门厅衣帽间去挂起我的外套。我的亢奋迅速消散，沮丧紧攫着胸口，难以喘息。马里诺继续无视我。 “其实她可以住在这里，我随时欢迎，也很想见见她。”安娜对我说。她的德国口音几十年来丝毫不曾改变，咬字依然生硬，思想从大脑到达舌头要拐个大弯，又极少用缩略语。我常常觉得她比较喜欢德语，说英语是迫不得已。 我站在门厅目送马里诺离去。“你为什么会搬来这里，安娜？”我冒失地问。 “这里？你是说这栋房子？”她打童着我。 “里士满。为什么搬到里士满来？” “很简单，为了爱。”她语气平淡。 天色渐黑，气温随之陡降。马里诺的笨重长靴踏过脆生生的雪地，沙沙作响。 “什么爱？”我问。 “一个无缘的人。” 马里诺踢碎踏脚板上的雪块，爬上那辆噗噗震动、引擎似大船般隆隆吐出黑烟的卡车。他知道我在看他，故意装出无所谓或不在乎的模样，将庞然身躯挤进驾驶座，动作夸张地关上车门，驾车离去。雪花从巨大的车轮底下飞溅出来。安娜将门关上，我茫然地伫立在原地，陷入思绪和情感的迷阵。 “我们得先把你的行李安置好。”她碰了下我的肩膀，示意我往屋里走。 我脱口而出：“他在生我的气。” “要是他没发脾气或闹别扭，我才觉得不正常。” “他生我的气是因为我差点没命，”我有气无力地说，“所有人都在生我的气。” “你累坏了。”她停在门厅那端听着。 “有人要杀我，我还得去道歉？”我的抗辩冲口而出，“是我自找的，还是我做错了什么？我是不小心开了门，可我还好好的，不是吗？我还活着，不是吗？我们都活得好好的，不是吗？为什么每个人都怪我？” “没这回事。”安娜回答。 “怎么就变成我的错了？” “你认为错在你吗？”她看着我，目光锐利得可比放射线，一眼就将我看透。 “当然不是，”我回答，“我清楚不是我的错。” 她锁上门，设好警报器，带我进了厨房。我努力回想上次进食是什么时候，今天是星期几。记忆缓缓浮现。星期六。这问题我已思索过多次，距我差点丧命已过去整整一天。我闻到了烤面包的香气，忽然感到反胃的同时又产生了饥饿感。然而我却注意到一个细节，安娜只摆放了两个人的餐具，可她不是盼着露西来吗？ “露西什么时候回迈阿密？”安娜仿佛洞悉了我的想法，她掀开锅盖，用长柄勺搅拌着，“想喝什么酒？威士忌？” “烈一点的。” 她打开一瓶格兰杰雪利橡木桶酿纯麦威士忌的软木瓶塞，将那珍贵的玫瑰红液体斟入两个装着冰块的水晶雕花玻璃杯中。 “我不知道露西什么时候会回去。真的，一点都不清楚，”我开始填补她记忆中的空缺，“烟酒枪械管制局在迈阿密参与某项缉毒行动，过程不太顺利，演变成枪击事件。露西她——” “对，对，凯，这些我都知道。”安娜将酒递给我，她不耐烦时都可以表现得如此淡然，“电视都报道了。我打电话给你了，记得吗？我们还谈了露西的事。” “噢，对呢。”我咕哝道。 安娜在我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手肘支着餐桌倾身向前。她体格高大结实，行事一丝不苟，是像莱妮·里芬斯塔尔那样随着年龄增长而愈发睿智迷人的女性。那身蓝色运动套装将她的眼眸映成漂亮的矢车菊色彩，一头银发用黑丝带在脑后扎成利落的马尾。我不能确定她是否做过拉皮之类的整容手术，但觉得现代医学对她的容貌多少有些贡献。她看起来只有五十出头。 “我以为露西在枪击事件查清楚以前会过来和你同住，”她说，“我当调查工作不过是官样文章。” 那次缉毒行动的结局极其不幸。露西枪杀了国际枪械走私集团的两个人，他们和尚多内犯罪家族有着密切关联，她还误伤了一名药品管制局探员，乔，她当时的情人。调查工作绝不只是官样文章。 “不过，乔的事你一定没听过吧，”我对安娜说，“乔也是露西在A小组的同事。” “我不懂什么是A。” “就是贩毒高发地区计划。这个小组由烟酒枪械管制局、药品管制局、调查局及迈阿密-达德分局等执法机构的探员组成，”我说，“两周前发起缉毒行动，一片混乱中乔的腿中了一枪。根据调查，那颗子弹是露西的手枪发射的。” 安娜静静聆听，轻啜着威士忌。 “总之，露西意外射伤了乔，接踵而至的便是她们俩的感情问题，”我继续说，“这段关系一直很紧张。老实说，我也不清楚她们之间出了哪些状况，只知道露西人在这里。我想她应该会在这里过节，至于之后的事，谁知道呢？” “我不知道她和珍妮特分手了。”安娜说。 “有段时间了。” “很遗憾。”她是真心为此感到难过，“我非常喜欢珍妮特。” 我低头凝视着汤盘。我们很久不曾聊到珍妮特了，露西一个字都没提过。我突然间非常想念珍妮特，而且觉得她一直以自己的成熟沉稳影响着露西。老实说，我并不怎么喜欢乔。说不上来为什么，也许只是因为她不是珍妮特。我愣愣地伸手去拿酒。 “乔也在里士满？”安娜想打探更多情况。 “讽刺的是，她也是本地人，可她和露西不是在这儿认识的而是在迈阿密因公事结缘。乔需要时间养伤，我想她应该会留在里士满，待在父母身边。别问我这样怎么行得通。她父母都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对女儿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支持。” “露西从来就不懂趋吉避凶。”安娜此言极是，“枪战没完没了的。这次她又开枪了，是吗？幸亏没人丧命。” 我的胸口益发沉闷，全身血液仿佛凝结，似金属般沉重。 “这次事件跟她究竟有什么关联？”安娜紧紧追问，“这场意外真的令我很担忧，如果电视新闻的报道属实。” “我很久没看电视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我啜着酒，烟瘾又上来了。这辈子我戒烟都不知多少次了。 “他们说她差点杀死那个名叫让-巴蒂斯特·尚多内的法国人。她把枪瞄准了他，但你制止了。”安娜用视线扫描着我的头颅，探索着秘密，“至于真相，就等你告诉我了。” 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露西去弗吉尼亚医学院接乔出院，午夜过后她们两人绕到我家来看我，正巧发现尚多内和我在前院。那一刻的露西仿佛是个陌生人，一个我不认识的暴戾之徒。她拿枪对着尚多内时，手指停在扳机上，脸因愤怒而扭曲。我央求她别开枪，她冲着他尖叫怒骂，我则大声喊“不要，千万不要，露西，别开枪！”尚多内正处于极度的痛楚之中，暂时失明，脚步踉跄，用雪擦着被化学药剂灼伤的眼睛，不断哀号求救。这时安娜打断了我。 “当时他说的是法语？”她问。 这问题让我不觉一愣。我努力回想。“应该是吧。” “这么说你懂法语。” 我再度停顿。“哦，我中学时代修过。我只知道那一瞬间他尖声求我救他，总之我知道他的意思。” “你有没有试着去救他？” “我尝试着救他，尽力阻止露西开枪。” “但那是为了露西，不是为他。你并非真的想救他，只是竭力阻止露西自毁前程。” 各种思绪冲撞着，相互抵消。我没回答。 “她想杀他，”安娜又说，“她的意图很明显。” 我点点头，移开目光，回想当时的情景。露西！露西！我拼命呼唤她，试图破解占据她脑海的杀人魔咒。露西！我在覆雪的前院中向她慢慢走过去。把枪放下，露西，你不是真的想杀他！求你，把枪放下！尚多内满地打滚，似伤重动物般恐怖地呻吟，露西则跪在地上摆出战斗姿势，双手颤抖着紧握手枪，瞄准他的头部。接着，周围出现了一双双腿，是身穿深色作战服的烟酒枪械管制局探员和警察举着步枪、手枪涌进了院子。他们个个手足无措，看着我求外甥女别无谓地枪杀尚多内，已经死了太多人了。我抱着僵麻骨折的左手臂走到露西身边，继续央求她。别这么做，求求你。我们爱你。 “你很肯定露西意图杀他，而且并非出于自卫？”安娜接着问。 “是的，”我回答，“我很肯定。” “那么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她在迈阿密枪杀那两个人是否也没必要？” “这完全是两回事，安娜。”我回答，“露西看见他在我前院，瞬间作出这种反应其实也不足为怪。当时我和他倒在雪地里，相距不到十英尺。她知道他在本地犯下的那些案件，包括金兰和黛安·布雷的遇害。她很清楚他为何会来找我，又有什么企图。假设你是露西，又会有什么感受？” “难以想象。” “这就对了，”我说，“我想除非真正遇上这种事，否则任谁都无法想象。如果换作我看见露西在院子里，他又正要加害于她，我一定会……”我下不了结论，停下来努力思索。 “你会杀了他。”安娜猜我会这么说。 “嗯，也许会。” “尽管他痛苦难忍，失明又无助，根本没能耐伤人？” “我们很难知晓别人是不是真的无助，安娜。当时天已黑，我倒在雪地里，手臂受了伤，恐慌至极，如何能肯定呢？” “啊，可是你却相当坚定地劝阻露西别杀他。”她说着站起身。我看着她从头顶放锅盘的铁架上取下一把长柄勺，满满舀了两大碗汤，顿时热气蒸腾，满室飘香。她把汤碗搁在桌上，给我时间思考她的话。“你可曾想过，你的—生很像你桌上那些复杂的死亡证明？”安娜接着说，“一堆‘归因于、归因于’。”她挥动双手，语气随之加强，“你现在的处境就是归因于这、归因于那的结果，说到底是归因于最初的伤痛，你父亲的死。” 我努力回想，过去的事我都告诉了她多少。 “你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早在幼年时就经历了死亡，”她继续，“你的成长几乎伴随着父亲的生死挣扎。” 是蔬菜鸡汤，我闻到了月桂叶和雪利酒的香气，却似乎没什么胃口。安娜戴上隔热手套，拉出烤箱里的面包卷，将面包和奶油、蜂蜜装上小餐盘端上桌。“可以说，你的宿命似乎就是不断重返那个场景，”她分析道，“你父亲的死亡场景，你初次受创受伤的场景，仿佛这样伤痛便会消失，但你的所为只是让它一再重演。这是人的冷漠天性最古老的应对模式，我天天目睹。” “和我父亲无关，”我拿起汤匙，“和童年也无关。老实讲，此刻我最无心去想的就是童年。” “因为你不想去感受。”她拉出椅子，重又坐下，“你学会了不去感受，那样太痛苦。”汤太烫了，她拿一把沉甸甸的雕花银匙缓缓搅拌。“幼年的你无法承受亲人挣扎于死亡边缘，无法承受其中的恐惧、悲痛和愤怒。你没有面对。” “有时身不由己。” “这不是好法子。”她摇摇头。 “有时必须这样才能活下去。”我反驳道。 “拒绝面对就是否定。否定了过去，便会重蹈过去。你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最初的创伤之后，你一次又一次反复经历。讽刺的是，你成为必须直面死者、陪伴死者的医生，你把伤痛变成了职业。和东尼离婚，马克离世，接着是去年本顿遇难，然后是露西在枪击事件中差点没命。现在轮到你自己。这个可怕的男人闯入你家，你差点送命。死亡，愈演愈烈的死亡。” 本顿遇害留给我的痛楚依旧，我怕它会永远挥之不去，怕自己再也逃脱不了那种失落，那种来自灵魂空荡角落的回声，以及内心的苦楚。想起警方在我屋里鲁莽地碰触本顿的物品，在他收集的绘画作品上采指纹，把他送我当圣诞礼物的餐厅地毯踩脏，我心里的悲伤立刻被激愤所取代。没人了解，没人在乎。 “这类模式，”安娜说，“如果任其发展，将没完没了地消耗你的精力，把生命的一切都吸入它的黑洞。” 我告诉她，我没有被吸入黑洞。我不否认我的生活有模式，要是连这都没察觉到，我也未免太过愚钝。但有一点我绝对无法认同。“你似乎暗示是我引他上门的，这让我非常困惑。”我说，指的当然是尚多内，一个我连名字都害怕提起的人，“我蓄意设计把一个杀人凶手引上门——如果我没听错，你似乎是这个意思。” “这正是我想弄清楚的，”她把奶油涂在面包卷上。“也正是我想问你的，凯。”她阴郁地重复道。 “安娜，你怎么就认为我会设计自己被杀？” “这样做的人，你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是无意识的行为。” “不会是我。不管无意识还是潜意识。”我说。 “这可谓一种自我实行式预言。先是你，接着是露西。她就快变成她志在打击的罪犯了。谨慎选择你的敌人，因为你很可能成为他。”尼采的名言，我曾对安娜说过。 “我根本没料到他会来找我。”我平淡缓慢地重复，依然避免提尚多内的名字，不想让他的存在变得太过真实。 “他怎么知道你住哪里？”安娜质问。 “很不幸，我的住址媒体报道过不止一次，”我猜想，“但不清楚他怎么知道。” “什么？难道他跑到图书馆查看缩微胶卷了？这个外貌丑陋、几乎不见天日的人？这个天生一张畸形狗脸、全身覆满长胎毛及婴儿头发般茸毛的人？他跑到图书馆去了？”她刻意强调了事情的荒谬之处。 “我不清楚，”我重复道，“他的藏匿处就在我的住所附近。”我心烦意乱，“别指责我。他做了什么都不该怪罪于我。你凭什么责怪我？” “世界是我们一手打造的，也是我们一手毁灭的。就这么简单，凯。”她回答。 “真不敢相信你竟会认为是我引他上门的。是我，怎么会这样？”金兰的身影在我脑中闪过，我记起了我戴着橡胶手套触碰过的碎裂脸骨，也似乎闻到了充斥在那间闷热商店里刺鼻的甜腻血腥味。尚多内就在那里将垂死的她一路拖行，涂抹她的鲜血，殴击、噬咬尸体，以发泄狂暴的肉欲。“那些遇害的女人也并非引狼入室。”我伤感地说。 “我不认识她们，”安娜回答，“无法评断她们的行为。” 黛安·布雷的形象接着浮现出来。她陈尸卧室的床垫之上，曾经引以为傲的美貌惨遭毁灭，几乎无法辨识。凶手对她的恨意远远超出对金兰的，也超出对之前在巴黎杀害的那些女性的。我问安娜，他是不是在布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导致他的自怨自恨达到了顶点。黛安·布雷狡狯冷酷，滥用权力对她而言就像呼吸般稀松平常。 “你会恨她很自然。”安娜回应。 这话让我思绪凝固，一时无言以对。我极力回想我是否恨过谁，或者更糟，因恨而做过什么憾事。对谁怀恨都不对，这是真理。“恨”乃心灵之恶，往往导致肉身之罪。那些源源不断的死亡案例，便全是因“恨”而生。我告诉安娜，我不恨黛安·布雷，尽管她有着近乎病态的忌妒心和野心，以凌驾于我之上为使命，并让我差点丢了工作。可是不，我告诉安娜，我并不恨黛安·布雷。她是很邪恶，但也不该受到那般残酷的对待。当然，她也并非引祸上身。 “你不这样认为？”安娜质疑道，“你不认为，他对布雷所做的，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就是布雷对你所做的？这是一种着了魔的状态，趁你脆弱时侵犯你的生活。攻击、贬抑、摧毁，都足令她兴奋，甚至获得性快感。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你告诉过我很多次？怎样生活，便怎样死去。” “很多人都是这样。” “她呢？” “就你所说的象征意义而言？”我回答，“也许吧。” “那你呢，凯？你不是也差点死得恰如生时情形？” “我没死啊，安娜。” “就差那么一点，”她说，“早在他找上门之前，你便已放弃一切。本顿死后你一直在自暴自弃。” 泪水涌上眼眶。 “假设黛安·布雷没死，你觉得你的境遇会有什么不同？”安娜接着问。 布雷生前是里士满警察局副局长，将很多人操弄于股掌之中。仅有数月，她摇身一变，成为弗吉尼亚的名人。然而讽刺的是，吸引尚多内的似乎正是她的自恋、拜权和知名度。我不知道他先盯上的是她还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迟早都会找上我们两个。 “你以为要是黛安·布雷没死，首席法医的位子你依然能稳坐？”安娜定定地望着我。 “我不会屈服的。”我喝了口汤，肚子一阵咕噜响，“不管她有多邪恶，我都绝不会让她得逞。我的生活由我自己掌控，而不是她。我的生死也由我自己决定。” “也许你很高兴她死了。” “她死了对大家都好，”我将餐垫推远，“这是事实。这世界没了她这样的人会好得多，没了他也会好得多。” “没了尚多内会好得多？” 我点点头。 “这么说你终究是希望露西杀了他？”她平静地推论。安娜向来有种主动打探事实却不让人觉得受到冒犯的能耐。“有机会的话，也许你会愿意为他按下电椅开关？” “不，”我猛摇头，“不对，我绝不会为任何人按电椅开关。我吃不下，很抱歉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真希望我没惹上这一身腥。” “我们谈得也够多了。”安娜忽然变成赶孩子上床的母亲，“明天是星期天，可以静静地待在屋里休息。我会改一下日程，把所有预约看诊调到周一。有必要的话，我可以取消周二、周三甚至一整周的预约。” 我想表示反对，但她不会听。 “人到了我这年纪便有个好处，可以为所欲为。”她接着说，“今天我只接急诊，其余概不理会。现在你就是最紧急的病例，凯。” “我不是。”我在餐桌旁站起身。 安娜帮我提着行李，带我穿过一条走廊，来到漂亮宅邸西翼的房间。我即将暂住的卧室里有张紫杉木大床，家具是浅金色的彼德麦式样，陈设和其他房间的一样。室内装饰风格简约，线条简单，备有柔软的羽绒被和枕头，厚实的香槟色丝质帐幔垂落在颇符合她性情的硬木地板上。安娜的生活动力全在于给予他人舒适，为他人疗创，以及追求单纯的美。 “还需要什么吗？”她替我将衣服挂起。 我把其他衣物放进抽屉柜，发觉自己正顫抖不止。 “你需要吃点帮助睡眠的东西吗？”她将鞋子排列在衣柜底部。 我很想吃一粒安定之类的镇静药，但忍住了。“我怕形成依赖，”我含糊答了句，“你知道我戒烟的状况，意志不坚定。” 安娜打量着我。“可你很需要睡一觉，凯，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 我不确定她指的是什么，但我懂她的意思。我很消沉，或许将要消沉，而失眠只会雪上加霜。我早就不时地遭受失眠之苦，担任医生后尽力避免变成药罐子，因为它唾手可得。 安娜走后，我关了灯，倒在床上盯着黑暗发呆。我安慰自己，一觉醒来或许会发现一切只是场噩梦，只是趁我一不留神时从意识深处悄声爬出的恶魔。理性之声有如一道闪光射入我的内心，只是于事无补。我想不明白险遭杀害究竟有何深刻意义，或者对我的余生能有何影响。我感受不到，也理解不了。天哪，救救我。我翻身侧躺，闭上眼睛静静等待入睡。小时候母亲常为我做睡前祷告，可我总觉得那些字句更适合过道另一端病床上的父亲。有时候等母亲出了房间，我会改变祷词中的受祈祷对象。若他在睡梦中死去，愿主引领他的灵魂。然后我便哭着沉沉睡去。 <hr /> 注释： 第三章 次日早晨我在噪声中惊醒，心中忐忑地觉得电话响了一整晚。我不确定那是否只是一个梦。一时之间我也想不起身在何处，但渐渐地，可怖的回忆又变得清晰。我起身靠着枕头，待了半晌。透过窗帘，我感觉到外面阳光又在远离，只剰一片晦暗。 取下挂在浴室门后的厚绒布晨袍罩上，穿上袜子，我便走出卧室去看还有谁在屋里。我希望来访者是露西，果不其然，她和安娜正在厨房里。俯瞰着后院和蓝灰色平静河面的开阔窗口外，飘过无数细小的雪片。随风摇曳的光秃秃树丛在渐次黯淡的天际描刻出暗沉的剪影，邻家的烟囱里升起袅袅烟雾。露西一身退了色的运动装，还是在麻省理工学院修计算机和机器人课程时留下来的，一头红褐色短发像是只用手指随便捋了几下。她一脸阴郁，眼睛充血，神色呆滞，我猜是昨晚酗酒了。 “你刚刚到吗？”我和她拥抱道早安。 “其实是昨晚到的，”她紧搂着我，“没忍住。原本只是顺道过来看看，想趁着睡前和你聊聊，可是你已经睡了。我不该那么晚才来。” “不，”我内心空空的，“你应该叫醒我的。为什么不呢？” “那怎么行。你的胳膊还好吗？” “不怎么痛了。”这并非事实，“你在杰斐逊酒店退房了吗？” “还没有。”露西的表情难以捉摸。她说着往地上一坐，脱下长裤，露出里面的亮色弹性纤维慢跑短裤。 “我怕我们会被你的外甥女带坏。”安娜说，“昨晚她带了瓶凯歌皇牌香槟，我们喝到很晚。我没准她开车回城。” 我感到一丝隐痛，甚至忌妒。“香槟？有什么事要庆祝吗？”我问。 安娜耸了耸肩。她走神了，我感觉她似乎有什么重要的想法不想让我知道，也怀疑电话真的响了一整晚。露西拉开外套拉链，里面是裹着她健美身材的蓝黑色尼龙慢跑上衣。 “对啊，庆祝，”露西的语气中隐隐透着酸涩，“烟酒枪械管制局要我请公务假。” 我大概听错了吧。公务假几乎和停职没两样，也是革职的第一步。我瞥了眼安娜，看她是否早已获悉，但是她和我同样惊讶。 “我被调往海滨了。”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人这么形容停职。“下周我会收到一封信，列出我所有的违纪事项。”露西一脸的若无其事，但我太了解她了。近几个月甚至几年来，她身上沸腾翻涌而出的除了愤怒外别无其他，此刻亦如此。“他们会罗列清楚让我停职的所有理由，给我机会上诉。要不然就这么认了，然后离职，我也许就会这么做吧，我才不稀罕呢。” “怎么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因为他的缘故吧。”我指的是尚多内。 一般而言，当某个探员卷入枪击事件或遭遇其他严重意外时，惯例是立刻发起同事的支持，并将他调往压力较小的部门，例如从露西目前在职的高危险性的迈阿密卧底工作组调往火灾调查组。如果这个探员难以适应变动，上面可能会让他请一段时间伤假。可公务假则是另一回事，它等于是惩罚，谁都心知肚明。 露西坐在地上，两腿伸得笔直，两手在背后撑着地面，头抬起来望着我。“做了也倒霉，没做也倒霉，”她不满地说，“我开枪会受重罚，不开枪照样受罚。” “你先是在迈阿密涉入一起枪战，不久后在里士满又差点枪杀某人。”安娜陈述事实。至于某人是闯入我家门的连环杀人犯，这并非重点。露西的确有诉诸暴力的不良记录，这一倾向早在迈阿密那场意外中便显露无遗。这段惨痛的过往有如低压锋般覆盖下来，使气氛无比凝重。 “我头一个承认好了，”露西回答说，“所有人都巴不得给他一枪。你以为马里诺不想吗？”她瞪着我说，“你以为那些围在你屋子四周的警察和探员不想扣扳机吗？可大家却把我当成了雇佣兵，当成了滥杀无辜的怪胎。至少他们有这意思。” “他们认为你需要休息一阵，”安娜愣愣地说，“也许真没别的用意。” “不可能。拜托，要是在迈阿密开枪的是个男探员，他早就成英雄了，要是差点枪杀尚多内的是男探员，华盛顿特区的上司们一定会嘉奖他懂得自我约制，而不是因他意图犯错而施加惩罚。你怎么能因为某人意图做什么而惩罚他？你又如何证明他的确意图做那件事？” “这个嘛，他们总会想办法证明的。”我以律师和调查员的身份告诉她，同时想起尚多内也曾意图加害于我。但无论意图如何，他毕竟没有真的下手，可以预见他的辩护律师必然会拿这点大做文章。 “随他们去吧，”露西愤怒而痛苦地说，“他们可以开除我，或者将我调到南达科他或阿拉斯加某个不见天日的小办公室里蹲着，或者干脆把我关进某个挤得像烂监听室的部门。” “凯，你还没喝咖啡呢。”安娜试图缓解紧张气氛。 “原来是我的错，都怪我没喝咖啡，才会把这个早晨弄得乌烟癉气。”我走向水槽边的滴漏式咖啡机，“还有谁要？” 没人回应。我倒了一杯。露西伸展着四肢，看她活动筋骨实在是件愉快的事，动作那么流畅柔软，不需刻意卖弄便足以令人惊艳。其实幼年时期的她矮胖又迟钝，经过数年锻炼她才把自己变成一台可以回应任何指令的机器，就像她驾驶的直升机那样。也许得益于巴西血统，她有种幽火之美，却又魅力四射。她永远是人们目光的焦点，对此她的反应总是耸耸肩。 “这种天气你怎么还能慢跑？”安娜对她说。 “我喜欢受苦。”露西拍了下装有手枪的腰包。 “我们得仔细研究研究，看看你接着该怎么做。”咖啡因让我迟钝的脑袋恢复了些许明晰。 “我慢跑后要去健身房，”露西说，“会在外面待一阵。” “苦上加苦。”安娜开玩笑。 我望着外甥女，满心想着她是多么优秀，而命运待她又是多么不公。她从不知道生父是谁，直到本顿出现，她才有了个代理父亲，却还是失去了他，至于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妹妹多萝茜，则是个极度自我的女人，只会和女儿争斗，从不去爱——如果她懂爱的话（我是没发觉）。露西是我所知道最聪颖深邃的人，可是这并未成就她的好人缘。她一向是个管不住的孩子。此刻望着她如奥运田径选手般跃出厨房，身上还配着危险的枪械，我忽然想起她四岁半刚上一年级那年，操行被评为不及格的事情。 “操行怎么可能不及格？”我问多萝茜。当时她气呼呼地打电话给我，抱怨做露西的母亲有多艰辛。 “她上课时老喜欢讲话，打断其他同学发言，还一直举手回答问题！”电话那头的多萝茜怒气冲冲，“你知道她的老师在成绩单上写了什么吗？这儿！我念给你听！露西不肯和同学一起读书玩耍，爱炫耀好表现，而且喜欢拆东西，例如转笔刀和门把手。” 露西是同性恋者。这或许最令人不甘，因为她永远无法改变或克服。而之所以令人不甘，是因为它会带来不公待遇。因此，发现她的这一倾向时，我的心都碎了。我多么希望她不必受这种苦，我还得承认自己直到现在才能正视它。烟酒枪械管制局绝不会宽贷她，这点她应该早就明白。华盛顿特区的高层不会考虑到她以往的成绩，只会戴着充满偏见和妒意的有色眼镜评判她。 “这回肯定是陷害。”露西出门后我说。安娜往碗里敲了几只鸡蛋。“他们想除掉她，安娜。” 她把蛋壳丢进垃圾桶，打开冰箱取出一盒牛奶并查看了保质期。“也有人认为她是英雄。”她说。 “执法机构对女性一向持保留态度，对女英雄是既不奖赏也不处罚。这个卑劣的小秘密从来就没人敢道破。”我说。 安娜拿餐叉使劲搅拌着鸡蛋。 “哪儿都一样，”我继续说，“早前我们上医学院，还得为占去男性的名额道歉，有些案子则被排斥在外。在医学院的第一学期，班上只有三名女学生。你们班呢？” “维也纳的情况不一样。” “维也纳？”我听了一愣。 “我是在那里求学的。”她说。 “哦。”对这位挚友的了解如此有限，让我再度感到羞愧难当。 “我初到这里时，女性所受的待遇和你所说的完全一样。”安娜把蛋液倒入平底锅，嘴角紧抿，“我还记得搬到弗吉尼亚头几年的状况，也记得他们如何对待我。” “真的，这些我都了解。” “我比你多活了二三十年呢，凯，你真的没全见识到。” 煎蛋开始冒热气。我倚着操作台喝黑咖啡，心想昨晚露西到达时我要是醒着该有多好，同时懊悔没能和她多谈谈。我得知她的消息，经常是在“顺便提起”的时候。“她和你谈了吗？”我问安娜，“关于她刚才说的那件事。” 她将蛋皮翻了又翻。“现在想想，我觉得她带那瓶酒来，应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件事吧。为这样的消息举杯，似乎不太妥当。”她从烤箱里取出几块英式杂粮松饼。“大家总以为心理医生很容易和病人深入交谈，事实上，病人很少透露内心真正的感受，尽管谈话计时付费。”她把餐盘端上餐桌，“谈的大都只是他们的想法，这正是问题所在。大家都想得太多了。” “他们会低调处理。”我们隔着餐桌坐下，我满脑子又想起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事情。“他们的行动肯定是秘密的，就像调查局。其实调查局就是用了相同的理由将她剔除，而她原本是局里的明日之星、计算机天才、直升机驾驶员、人质救援小组的第一位女性成员。”听我连珠炮似的陈述露西的长长履历，安娜渐露疑色。我们都清楚无须多说，因为她是看着露西长大的。“后来她的性取向被传开来，”我说个没完，“于是离开调查局去了烟酒枪械管制局。如今又发生这事，历史再次上演。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 “你为露西的事伤透脑筋，但其实你自己的麻烦更大。” 我别过头去望向窗外。一只蓝色的鸟儿落在喂鸟器上，扇动着羽毛，葵花子像铅弹似的啪啪往雪地上坠。阳光的苍白手指在阴沉的天空忽隐忽现。我不安地在桌上转动着咖啡杯。用餐时，我感觉手肘肌肉微微发胀。无论遭遇多大麻烦，我都拒绝谈论，仿佛一旦说出问题就会变成事实，避而不谈的话它们就不存在。安娜没勉强我，两人无言相对。银餐具相互碰撞发出清脆声响，雪愈下愈急，灌木丛、树林全覆上白白的一层，河面笼罩着浓雾。我回房慢悠悠地洗了个热水澡，石膏板就靠在浴缸边。我笨拙地穿上衣服，意识到这辈子绝无可能学会单手系鞋带。门铃响起，片刻后安娜来敲我的门，问我是否方便会客。 我的思维一时转不过来。我并未和谁有约。“是谁？”我大声问。 “布弗德·赖特。”她回答。 第四章 背地里，大家为州检察官布弗德·赖特取了许多绰号：好人赖特（性格软弱）、痞子赖特（怕事）、勇士赖特（其实相反）。赖特永远四平八稳，俨然是他那以马闻名的故乡卡洛林县所培育出来的弗吉尼亚绅士。没人爱他，没人恨他，大家对他既无畏惧又缺乏敬意。他是个没什么脾气的人，无论案件如何残忍，我都不曾见他有过激烈反应。更糟的是，当我在法庭上陈述验尸细节时，他却会大惊小怪，而那些陈述只是为了论证所运用的法律观点，不是为了再现惨不忍睹的现场。 他回避停尸间，于是在法医学和医学方面的修养便显不足。事实上，他是我所认识的资深检察官中唯一不重视法定死亡原因的。换句话说，他容许法庭上使用文件报告取代法医作证，实在是荒谬。依我看，这完全称得上“渎职”。没有法医出庭作证，也即代表尸检情况并未呈堂，陪审团便无从想象受害者的惨状及其遭受致命残害的过程。调查报告中的医学文字根本无法传达恐惧或痛苦，因此亟欲确定死亡原因的往往是辩方而非检方。 “布弗德，你好。”我说着伸出手。他看了眼我的石青和绷带，往下是没系好的鞋带，衬衫下摆都露在外面。他只见过我身穿套装的职业打扮，于是眉头紧皱，一副悲悯的表情，好像他是上帝精选出来统治劣等生物的尊贵人种。像他这样的守旧贵族充斥于弗吉尼亚的上流社会，他们善于伪饰心中的优越感和自负，装出身负重担的委屈模样，仿佛他们如此这般有多艰难。 “你好吗？这才是重点。”他说着在漂亮的拱顶椭圆形客厅坐下，窗外可见河流美景。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布弗德。”我选了张摇椅，“每次听人这么一问，我的脑袋就死机。”安娜一定是生了炉火便回避了。我不安起来，总觉得她的缺席较之她客气的沉默更值得玩味。 “不是什么客套话，我真的很难想象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赖特操着甜腻缓慢的弗吉尼亚腔调说，“很抱歉这种时候过来打扰你，凯。不过发生了一些状况，突发状况。这房子挺不赖，对吧？”他环顾四周。“是旧房子，还是她自己建的？”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 “你们两人想必颇有交情。”他又说。 我不清楚他只是在闲聊还是有意试探。“我们是老朋友。” “我知道她很为你着想。我的意思是，”他继续说，“就目前来看，你恐怕很难找到更妥善的依靠了。” 这说法让我讨厌，像在暗示我是躺在医院里离不了人的病号。我把这感觉说了出来。 “哦，原来如此。”他扫视着浅玫瑰色墙壁上的油画，以及艺术玻璃、雕像和欧式家具，“这么说你们之间不存在工作关系？从来没有？” “算不上正式的，”我烦躁起来，“我从没预约看诊。” “她没开过药给你吗？”他温和地追问。 “我记得没有。” “啊，真不敢相信圣诞节快到了。”赖特叹了口气，视线从窗外的河流收回到我身上。 借用露西的说法，他的穿着真是傻透了：厚重的巴伐利亚式绿色羊毛长裤，裤脚塞进宽底毛里的橡胶长靴，巴宝莉风格的格子羊毛衣，纽扣一路扣到下巴，让他看起来像是身处苏格兰犹豫着该去爬山还是打高尔夫。 “好啦，”他说，“言归正传。几个钟头前马里诺打电话给我，尚多内的案子出现了意外的进展。” 我顿时感到一种遭背叛的刺痛。马里诺什么都没告诉我，连电话问候都省了。 “我会尽可能向你说明情况。”赖特跷起腿，双手拘谨地搁在腿上，纤细的婚戒和弗吉尼亚大学纪念戒在灯光下闪烁，“凯，相信你也清楚，你家发生的事以及随之而来的尚多内的新闻已经闹得满城风雨。真的是满城风雨。你应该已经充分掌握现况，也能够理解我将要说的事情的重要性。” 恐惧真是种奇妙的情绪，我一直颇费心思地研究，并且经常对人讲述一个最佳实例：你猛地超车并差点撞上前面的车子时，那车里的驾驶员的反应。惊慌陡然变成激愤，他开始按喇叭、连比带画地咒骂，或者像最近常发生的那样给你一枪，此刻我正丝毫不差地经历着这一过程，先是惊骇然后愤怒。“我并没有密切注意那些报道，自然无法理解你所说的重要性。”我回答说，“我的隐私遭受侵犯，还有什么好理解的？” “金兰案和黛安·布雷案引起极大关注，可是远远不及这次。谋杀对象可是你。”他说，“你大概还没看今天的《华盛顿邮报》吧。” 我激动地瞪着他。 “头版刊登了他被送往东区医院前躺在担架上的照片，毛茸茸的肩膀从床单下露出来，活像只长毛狗，当然，脸被绷带盖住了，不过还是能看出他长得有多丑。至于那些小报，你应该可以想象，大标题净是狼人现身里士满、美女与野兽之类。”他憎恶地说，仿佛这类夸张的报道是猥亵淫秽的，我则成了唤起他和妻子亲热的不堪景象的罪人。我能想象他穿着袜子做爱的情景。我想他可能认为性是一种羞耻，是他崇高的自我用来检视他人道德的基本准则。据说在公共洗手间，他总是避免当着人使用小便池或马桶。他还有洗手强迫症。他端坐在那里说着尚多内的入侵造成我的隐私受侵害，我脑中则飞快闪过这些念头。 “我房子的照片是不是也刊登出来了？”我必须知道这一点，“昨晚我离家时有几个摄影记者守在那里。” “我只知道今天早上有几架直升机在那里盘旋。别人告诉我的。”他回答。这让我顿时怀疑他又去了我的住处，亲眼看见了这个场景。“航拍，”他望着窗外的飘雪，“我想这天气对他们多少有些妨碍。有好几辆车在警卫大门口被堵，包括媒体和一些好奇的民众。你上泽纳医生这里住倒是好事。事情的发展真是有意思。”他停顿片刻，再次扭头盯着河面。一群加拿大雁盘旋着，仿佛在等着高塔里传来号令。“照理说，我应该建议你等这案子开庭后再回——” “开庭后？”我打断他。 “我是说，如果案子是由本地法庭审理的话。”他开始透露另一个信息，我自然想到这必定和审理地点的更改有关。 “你是说这案子可能会交给别的法院审理？”我稍加解读，“还有，‘照理说’又是什么意思？” “我正要解释。马里诺接到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个电话。” “今天早上吗？这就是案情的进展？”我极其困惑，“怎么扯上纽约了？” “几小时前的事。”他继续说，“性犯罪调查处的头儿，一个名叫杰米·博格的女人——名字够古怪的。你大概听说过这人吧，说不定彼此还认识呢。” “没见过面，”我回答，“但听说过。” “两年前的十二月五日，星期五，在纽约，”赖特继续说，“有人发现一名二十八岁黑人女性的尸体，就在上东区第二大道和第七十七街一带的公寓里。她是一名电视气象播报员，哦，财经台的。不知道你听说过这案子没有？” 我不情愿地搜索着记忆。 “那天早上她没去摄影棚，打电话到她家也没人接。这位受害者——”赖特从后裤兜掏出一个袖珍皮面记事本翻看，“名叫苏珊·普雷斯。尸体躺在卧室床边的地毯上，腰部以上的衣服被撕烂，脸部和头部遭到重击，就像坠机事故中的遇难者。”他说着抬起头看我，“这句是转述，‘坠机’这比喻是博格对马里诺说的。你以前是怎么形容的？记不记得有个案子，一群醉酒青少年驾着辆小卡车飙车，其中一个把半个身体探向车窗外，结果不幸撞上—棵树？” “扁陷，”我听着，懒懒地回答，“脸部由于剧烈撞击而凹陷，比如坠机或高空坠落的案例中脸部先着地的情形。你说两年前？”我的思绪开始飞驰，“怎么可能？” “血腥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他继续翻看笔记，“重点是她身上有许多咬痕，双手双腿都有，血迹上还黏附着奇怪的浅色长毛，起初被当作了动物毛发，安哥拉长毛猫之类的。”他抬头看我，“你在发呆。” 我们一直都认为尚多内抵达美国的第一站是里士满。支持这个假设的唯一理由是，我们认定他经年蛰居于他那巴黎家族豪宅的地窖，像钟楼怪人那般。我们还认定他是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乘船而来，这艘船上还载了他弟弟的尸体。难道这点也错了？我向赖特提出疑问。 “你应该清楚国际刑警的推论。”他说。 “他们认为他利用化名上了‘天狼星号’。”我开始回想，“十二月初那艘货轮在里士满一靠岸，就有个叫帕斯卡的人下了船前往机场，据称是应家族急召要回法国。”我复述着上周杰伊·塔利在里昂国际刑警总部所做的简报内容，“可是没有任何人目睹他上飞机，他们便推测帕斯卡就是尚多内，他哪儿都没去，一直藏在里士满伺机犯案。依你的说法，他在美国进出自如，我们根本无从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过、待了多久，那什么说法都靠不住了。” “的确，很多推论势必得推翻。我说这话可没有针对国际刑警或哪个人的意思。”赖特再次跷起腿，不知为何一脸愉悦。 “这个叫帕斯卡的，有谁见过他吗？” 赖特并不清楚，但他猜测无论帕斯卡是谁——假设此人真的存在——必然只是尚多内犯罪家族的一个小卒。“又一个用化名的家伙，也许是集装箱里那名死者，也就是尚多内的弟弟托马斯·尚多内的同伙。至于托马斯参与家族事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博格得知尚多内落网的消息和他的犯罪记录，就打电话过来了？”我说。 “没错，尤其关注他的作案模式。她说苏珊·普雷斯案一直烦扰着她。她急于进行DNA比对，至于精液采样和分析报告显然早在两年前便有了。” “这么说苏珊案的精液采样已经做了化验。”我思索着，暗暗惊讶。就我所知，化验室工作量繁重、财力单薄，除非有嫌疑人的样本可供比对，否则通常不会进行DNA分析，在缺乏可供筛检的庞大数据库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而一九九七年纽约的数据库尚未建立。“当初他们是否锁定了某个嫌疑人？”我问。 “我想他们心里多少有个底。”赖特回答，“我只知道他们握有分析报告，我们得立刻将尚多内的DNA采样送到纽约的法医办公室去，事实上它已经上路了。简言之，我们必须在本地法院传唤尚多内之前确认两份DNA是否吻合。所幸我们有优势，他伤了眼睛，还得住院疗养一阵。”他说，好像我跟这事毫无关联似的，“这有点像你常提及的黄金时间，人受到重创后进行救治的最佳时机。这几天就是我们的黄金时间，我们必须尽快完成DNA比对，确认尚多内是否为两年前在纽约犯案的那个家伙。” 赖特有个恼人的习惯，总喜欢重复我说过的话，仿佛只要谈点逸事就能让他变成消息灵通的人士。“咬痕呢？”我问，“有没有相关报告？尚多内的齿列很特殊。” “你知道，凯，”他说，“我手头的信息实在有限。” 此言不虚。我只想让他说真话，说出来找我的真正原因。“要是DNA比对结果证明就是尚多内呢？你说必须在本地法院传唤他以前确定，为什么？”这些问题只是客套话，答案其实我已知道，“你不希望他在本地被起诉，而是想把他送到纽约去，让他先在那里受审。” 他回避我的目光。 “为什么要这么做，布弗德？”我继续追问，愈加肯定这是他此行的目的，“好落得轻松？好把他送去莱克斯岛，摆脱他？这怎么还本地受害者一个公道？我们就把话挑明吧，布弗德，如果他在纽约以一级谋杀罪名被判刑，你就不会再起诉他，对吧？” 他用一贯的真挚眼神望着我。“你的邻居一向都很尊重你。”他这话让我大吃一惊。 “一向？”我像被泼了冷水似的心生警觉。“现在不是了？” “我只想告诉你，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以你和那些女性受害人的悲惨遭遇而论，他就算死一百次都不足——” “这混账侵犯了我却就这么逃脱？”我急躁地打断他，心底非常痛楚，被排拒的痛楚，被弃绝的痛楚，“照你这么说，他对那些无辜女性所做的一切也就这么一笔勾销，是吗？” “纽约有死刑。”他说。 “天哪。”我嫌恶地大叫，狠狠瞪着他，眼神就像我小时候用来取火燃烧纸张和枯叶的放大镜的聚光焦点那般炽烈，“他们什么时候判过？”他很清楚答案，曼哈顿从来就没人被判过死刑。 “就算在弗吉尼亚，也没人敢保证一定会判死刑，”赖特言之凿凿，“毕竟被告并非美国公民，而且患有怪病，还是畸形什么的。他会不会说英语，都还不确定呢。” “他敲我的门时说的肯定是英语。” “不管怎样，他很可能以精神异常为由脱罪。” “这就取决于检察官的辩护技巧了，布弗德。” 赖特眨眨眼，紧咬牙关，这一反应很像好莱坞电影里的蹩脚会计师——衣服扣子通通扣上，戴着小边框眼镜——忽然闻到刺鼻怪味时的表情。 “你和博格谈过了吗？”我问他，“应该谈过了吧。你不可能擅自作此决定，你们必然已达成协议。” “我们有过一番讨论。我也承受着压力，凯。说真的，你得多多体谅才是。别的不说，他是法国人，你能想象一旦我们决定处决一个法国公民，那边的政府会如何反应吗？” “天哪，”我脱口而出，“整件事的重点不在死刑，而在于让犯罪者受罚。你知道我对死刑的态度，布弗德。随着年龄增长，我越发反对死刑。但他必须为他在弗吉尼亚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赖特一言不发，凝视着窗外。 “这么说，你和博格达成协议：如果DNA比对结果一致，尚多内就交由曼哈顿处理。”我总结道。 “想想看，如果审判地点一定要变更，那变更为纽约可以说是最好的结果。”赖特又那样看着我。“况且你清楚得很，鉴于媒体压力，这案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里士满审理。说不定我们得全部转移到某个偏僻的地方法庭，你愿意在那儿连续煎熬几星期甚至几个月？” “言之有理。”我起身拿火钳捅柴火，热气扑面，火星有如大群受惊的椋鸟沿着烟囱往上飞窜。“上天如何忍见生灵受苦。”我用右手臂猛力捅着，像是想把火焰置于死地，然后满脸通红地坐回摇椅，一时间很想哭。我太了解创伤后的压力综合征是怎么回事，清楚自己正受其折磨。我成了惊弓之鸟，又焦灼不堪。刚才打开的一个本地古典音乐电台播放着帕赫贝尔的乐曲，令我莫名地陷入哀伤，埋头哭起来。我太清楚这些症状了。我猛吞口水，试图平静下来。赖特默默看着我，神情中流露出贵族特有的忧伤疲惫，像是正在追忆某场激战的李将军。 “我该怎么办？”我说，“继续过我的生活，就当从来没接触过这些惨绝人寰的案子，从来不曾替受害者验尸，从未遭到他的入侵、受到生命威胁？要是他改在纽约受审，布弗德，我又成了什么？” “这得问博格小姐。”他回答说。 “俎上肉。”这是我常用的字眼，专指那些没能得到法律保护的受害者。若按赖特所说，我即将成为俎上肉——在纽约，尚多内不会因在里士满对我所做的一切遭起诉；更荒谬的是，他无须为在此地犯下的所有罪行付出相应代价。“你这么做等于把这城市送入狼口。”我对他说。 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明白我话中有话，明白里士满已饱受尚多内这头狼的蹂躏。从在法国展开杀戮以来，他一直遵循同一个作案模式：在现场留纸条，上签“Le Loup-Garou”，即“狼人”。如今，为这城市所有受害者讨公道的任务即将落到他人头上，而更糟的是，或许根本无公道可言。那么犯罪者何惧之有？还有什么罪行不会发生？ “如果法国政府决定引渡他，”我逼问赖特，“而纽约又答应了呢？” “我们可以罗列出一长串‘如果’，一直讨论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为止。”他说。 我瞪着他，难掩憎恶。 “要保持客观，凯，”赖特说着又露出他那做作的难过神情，“别把这案子变成你的个人战场。我们的目的是让这混账停止犯罪，至于由谁来实现并不重要。” 我站了起来。“当然重要，怎么不重要？！”我对他说，“你真是个懦夫，布弗德。”我说着转身离开客厅。 几分钟后，我在卧室里透过紧闭的房门听见安娜送赖特出门。显然他和她谈了一会儿，不知道他怎么说我的。我坐在床沿茫然无措，这辈子从不曾感觉如此孤单、恐惧。不久走廊里传来安娜的脚步声，我才稍稍松了口气。她轻叩房门。 “请进。”我颤着声音说。 她站在门口望着我，我感觉自己像个柔弱无助又傻气的孩子。“我骂了赖特，”我对她说，“虽然说的是实话。我不该叫他懦夫。” “他认为你目前情绪不太稳定，”她说，“他很关心你。还有，以我们家乡的说法，他实在是ein Mann o，意思是没骨气的男人。”她说着淡淡一笑。 “安娜，我并非情绪不稳定。” “有温暖的炉火可以享受，何必在这里挨冻呢？”她说。 她想和我长谈。“好吧，”我妥协了，“你赢了。” <hr /> 注释： 第五章 我从未在安娜的诊所就诊过，从未接受过心理治疗，但这并不表示我没有这种需要。恰当的心理咨询对任何人都有益处，只是我太注重隐私，不轻易向人交心。世上没有所谓的“绝对职业道德”。我是个医生，也了解别的医生。做医生的总难免彼此交换意见，和亲友说长道短，他们向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发誓绝不泄漏病人隐私，转身却到处散布秘密。安娜把所有的灯都关了，近午的天空灰暗如薄暮，玫瑰色的墙壁映着炉火，整个客厅透着说不出的温暖舒适。安娜已然为我布置好诉说心事的舞台，我忽然忸怩起来。我拿起火钳，她则拉了把矮凳，两脚往上一搁，然后注视着我，有如一只盘旋在老巢上方的巨鸟。 “如果你继续沉默，恐怕永远无法渡过这难关。”她坦率得近乎残忍。 悲伤涌上喉头，我用力吞咽。 “你真的遭受了创伤，”安娜又说，“你不是铁打的，凯。即使再坚强，也无法若无其事地照旧过日子。本顿死后我就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你都没回应。为什么？因为你不想谈。” 我再也无处躲藏，泪水滚落脸颊，血一般滴在腿上。 “我经常对那些不愿面对自己问题的人说，清算之日迟早都会来临。”安娜身体前倾，吐出的话直刺我的内心。“你的清算之日就是今天。”她盯着我，用手指了指，说，“你该吐露真话了，凯·斯卡佩塔。” 我两眼朦胧，低头望着膝盖，宽松的裤子早已泪湿。我呆想着那些泪滴该是正圆形，因为它们是垂直滴落的。“我永远摆脱不了。”我绝望地低声说。“摆脱什么？”安娜对我的话产生了兴趣。 “工作。任何事都会让我联想到我的工作，那些我一向很少谈论。” “我要你现在就说出来。” “很蠢。” 她等着，这位耐心的渔人知道我就快上钩。我告诉安娜一些让我自觉难堪甚至荒谬的事例。我从来不喝加冰块的番茄汁、蔬果汁或血腥玛丽，因为冰块融化的情形很像血液凝固时形成血清的样子。我上医学院以后就不再吃动物内脏，任何一种都别想上我的餐盘。记得有一次在希尔顿海德岛，我和本顿清晨到海边散步，退潮后的沙滩上出现一条条褶皱似的灰色波纹，像极了胃袋的内壁。我的思绪飞驰，多年前的一趟法国之旅首次在记忆中苏醒。那是我和本顿难得的假期，我们真正暂别工作，尽情参观了勃艮第区，在杜鲁安和杜加特老酒厂的广阔葡萄庄园里流连，进酒窖品尝了香贝坦、蒙塔谢、蜜思妮和沃恩·罗曼尼等名酒。“我依然记得那股莫名的感动，”我和安娜分享着封存已久的记忆，“早春的阳光洒下来，在山坡上扭曲的冬季葡萄残株上流动。藤蔓都向一个方向伸展，奉献出最美的精华。我们鲜少注意它们的特质，也不常费神去体会好酒在舌尖奏出的微妙协奏曲。”我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安娜静静等着我继续。“这就像大家只会关注我的案子，”我说，“只问我丑恶的事，其实我是多面的。可我不是那种随到随演的廉价恐怖电影。” “你觉得孤单，”安娜柔声说，“觉得不被理解，或许就像那些案件的遇害人一样被剥夺了人性。” 我没有回应，只是继续打比喻，讲述着那几周和本顿搭火车游遍法国，最终抵达波尔多，愈往南屋顶愈红艳。初春的树梢上冒出点点嫩绿，闪烁如梦。所有大川小河奔流向海洋，一如人体所有血管均始于心脏也终于心脏。“大自然的和谐实在令人惊叹，大小溪流的分布仿佛人体的循环系统，而岩石则如衰老疏松的骨头，”我说，“至于大脑，最初平滑的皮层日渐卷曲出现沟裂，就像山脉历经千年终于成形。我们都受制于同样的物理法则，但又并非绝对。拿大脑来说吧，就不像表面那样简单，乍看之下它并不比一朵蘑菇精致。” 安娜点着头，问我是否和本顿分享过这些体会。我说没有。她又问我为什么没想到要拿这些不会妨碍什么的感受和他、和心爱的人分享。我回答说得好好思考一下，因为我也不确定。 “不行，”她提醒我，“别想，就凭感觉。” 我陷入沉思。 “别去想。凭感觉，凯，用心感觉。”她把手掌按在胸口。 “我必须想。我这一路走来都是靠的脑袋。”我辩解道，心生戒备。我游离于刚刚闯入的神秘空间，然后回到现实，再度面对所遭遇的一切。 “你这辈子靠的都是认知，”她说，“而认知就是感受。思考则是处理感受的方式，却往往会蒙蔽真相。为什么你没想到和本顿分享自己诗意的一面呢？” “因为不是很认可这一面，毫无用处。在法庭上拿大脑和蘑菇作比较，是得不到结论的。” “哦，”安娜又点头，“你惯于在法庭上运用各种类比，也因此成为极具影响力的证人。你重现画面，好让大家都能明白案情。可你为什么不和本顿分享刚才描述的那些联想呢？” 我不再摇晃摇椅，动了动受伤的手臂，将石膏搁在大腿上。我别过头去，望着窗外的河水，忽然发现自己也像布弗德·赖特那样回避起问题来。几十只加拿大雁像深色长颈葫芦似的围着株老梧桐栖息在草地上，拍打着羽翼啄食。“我不想漫游于镜中世界。”我开口说，“我不是不想告诉本顿，是任何人都不想告诉。我根本不想谈论那些。只要不去碰触那些无意识的意象和联想，我就不会……嗯，不会……” 安娜又点头，这回格外用力。“只要不理会那些，你就不会把想象力带入工作。”她接过我的话。 “我必须保持客观、专业，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 她端详着我说，“是这样吗？或者是因为，一旦想象力作用于工作，必然会引发一些难以承受的苦痛？”她探身靠近我，手肘支着大腿，两手比画着。“举个例子，”这一短暂停顿很有技巧，“在掌握了黛安·布雷案的所有科学和医学真相后，你也许稍作想象便可以重建她垂死前那几分钟的场景？那些细节会像影片那样生动地在你脑中播放——她遭袭流血、被殴打噬咬，直到咽气，是吗？” “无法承受。”我只说了这么一句。 “要是能让陪审团观看这种影片，岂不更有说服力？” 不安的悸动有如数千尾小鱼在我的皮肤下钻游。 “可依你的意思，你一旦开始漫游镜中世界，”她继续说，“它的尽头又在哪里？”她两手一摊，“啊，说不定没有终点，而你，终究会被迫去观赏本顿之死的影片。” 我紧闭眼睛，抗拒着她的话。千万不要，上帝，求求你，别逼我看那个。但我脑中一闪：本顿倒在黑暗中，被枪指着脑袋，一片奚落声响起。探员先生，你很了不起，是吗？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你不是能看透我们、猜中我们的心思，能预言一切吗？他没答理他们，被胁迫着走进宾夕法尼亚大学西侧一个下午五点便关门的小杂货店，本顿就要死了。他们将百般凌辱折磨他，而他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尽可能减少痛苦和屈辱。他知道只要时间足够，他们绝不会手软。巴基斯坦人的小杂货店里一片黑暗，只有火柴微弱的光亮。细小的火焰在那两个变态杀手来回走动掀起的气流中跳动不止，他的脸在这火光中浮动。他死后，他们放火烧了杂货店。 我睁开眼，发现安娜在对我说话。冷汗有如蛆虫沿着我的身体两侧往下爬。“抱歉，你说什么？” “非常、非常痛苦，”她一脸悲悯，“无法想象。” 本顿的身影浮现在我脑中。他穿着他酷爱的卡其色长裤、索康尼慢跑鞋，他只穿这个牌子的慢跑鞋。我常揶揄他执拗，一旦喜欢上什么眼里便只有它。上身还是那件露西送他的弗吉尼亚大学运动衫，深蓝底色上印着橙色的字，穿了几年早已退色软塌，过短的袖子干脆被他剪掉了。我很喜欢他这个模样，穿着旧运动衫，满头银发，五官干练，目光锐利深邃，搭在椅子扶手上的手略微弯曲。他的手指如钢琴家的一般纤长，说话时总会做出丰富的手势，抚摸我时总是无比温柔，当然这种时候愈来愈少。我毫无保留地向安娜倾吐这些，仿佛这个逝去一年多的男人还活在某个地方。 “你觉得他有什么秘密没告诉你吗？”安娜问，“你在他眼里看见什么秘密了吗？” “哦，多数是工作上的。”我声音颤抖，呼吸艰难，“很多事情他习惯独自承受，例如对某些案子的洞察，某些残忍到不忍让他人知道的细节。” “连你也一样？还有什么残忍的事情是你没见过的？” “受害者的痛楚，”我轻声说，“我不需要目睹他们的恐惧，听他们的惨叫。” “可你也能重建犯案过程。” “不一样，完全是两回事。本顿接触到的很多罪犯喜欢把残虐受害者的过程拍照、录音，甚至拍成影片。本顿必须看那些图像，听那些声音，这我一直都知道。有时他回家时脸色非常难看，用餐时话不多，吃得也不多，喝酒还特别凶。” “可是他不会告诉你——” “绝对不会，”我感伤地打断她，“不会。那是他的禁地，没人可以闯入。我曾经在圣路易的一所死亡研究学院教书，那还是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尚未移居此地，任职迈阿密的代理首席法医。我开了一门关于溺水的课程，下定决心全心投入为期一周的教学。有天下午，一位法医心理学教授在性犯罪解析课上放了一些真实受害者的幻灯片。一个女人被绑在椅子上，凶手用绳索紧箍住一边乳房，用针刺进乳头。我永远忘不了她的那双眼睛，就像地狱里的两潭黑水，嘴巴则大张着尖叫着。我还看了一些录像，”我平淡地往下说，“一个女人被诱拐、捆绑、凌虐，最后被枪指着脑袋。她一直呜咽着喊她母亲，不停哀求、哭泣。那是在地下室吧，影像很暗很模糊。枪声砰地响起，然后一片死寂。” 安娜一言不发，炉火噼啪作响。 “当时屋内大约有六十名警察，我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我加上一句。 “而受害者又都是女性，你一定更痛苦。”安娜说。 我想起当时某些男人的态度，难抑胸中怒火。“有些人觉得性虐杀的镜头很刺激，”我说，“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来、感觉到。有些犯罪心理分析员也一样，包括本顿小组里的某些成员。他们喜欢叙述泰德·邦迪从背后奸杀女性的情节：受害者眼珠鼓出，舌头外吐，他则在受害者死亡的瞬间达到高潮。本顿的同事似乎乐于描述这类场景。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我目光如刺地逼视着她，“看着照片或录像里的尸体，看着他人受折磨、被残杀、惊恐之至，同时又发现周遭的人在暗自享受，甚至觉得很受挑逗？” “你认为本顿也这样吗？”安娜问。 “他没有。他时常得看这些东西，每周一次甚至几次。挑逗？门儿都没有。他得听那些惨叫，”我开始兜圈子，“得听他们哭喊求饶。那些可怜的人不知道。就算知道，还是会忍不住尖叫。” “不知道？那些可怜的人不知道什么？” “哭喊只会让凶手更兴奋，哀求、恐惧也一样。”我说。 “你觉得本顿被绑架，然后被带到那间阴暗的小杂货店后，有没有哭泣哀求？”安娜就快得分了。 “我看过验尸报告，”我躲回安全的专业领域，“基本上反映不出他死亡前的情形。他的遗体被严重焚毁，大部分组织都被烧焦，可供观察的不多，例如看不出他被割喉时是否还有血压。” “他的头部有一处枪伤，是吗？”安娜又问。 “是的。” “你认为哪个在先？” 我哑然望着她。我不曾思考他的死亡过程，根本做不到。 “想象一下吧，凯。”安娜说，“你心里有数，对吧？以你的经验，不可能不知道。” 我内心如同那间小杂货店般暗淡。 “他采取了某种行动，对吧？”她倾身凑向我，步步逼近，都快贴上矮凳了，“他赢了，不是吗？” “赢？”我清清嗓子，“赢！”我大喊，“他们割下他的脸，把他烧了，而你竟然说他赢了？” 她等着我继续说下去，我却久久不吭声。她站起来，走向炉火，顺手轻触了一下我的肩膀。添了块木柴后，她转身注视着我，“凯，我问你，他们为什么要在完事后对他开枪？” 我揉揉眼睛，叹了口气。 “割下受害者的脸是一种作案模式，”她继续说，“纽顿·乔伊斯的所有受害者无一幸免。”她指的是恶魔嘉莉·格雷滕的男性犯罪同伙。和这两个变态凶手相比，邦妮和克莱德这对雌雄大盗的犯罪过程简直就成了幼年时看的卡通片。“乔伊斯习惯把受害者的脸剥下，储存在冰柜里当纪念。他本人相貌平平，一脸坑坑洼洼，”安娜又说，“因此非常忌妒他人的美貌，并以残忍方式夺取，对吧？” “我想是吧。就我们对这类犯罪行为的研究来看，这一说法没错。” “剥除脸部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以免破坏它的完整，这也是他从来不采取枪杀的原因，再说枪杀也太轻松了。”安娜耸了耸肩，“结束得太快，或许也太过仁慈。相较而言，被割破喉咙不如挨子弹好受。既然这样，为什么纽顿·乔伊斯和嘉莉·格雷滕要枪杀本顿呢？” 安娜站在我身边，我抬头看着她。“因为他说了什么，”我终于吐出一句，“一定是这样。” “没错。”安娜坐回去，“就是这样。”她伸出两手，像是在指挥车流过路口般鼓励我，“是什么，他说了什么？凯，告诉我。”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肯定有所行动，激将某人失控而输了全局。这一枪完全出自冲动，是一种非主观的反应：他们当中的一个拿枪抵住本顿的头部扣了扳机。砰！所有乐趣就这么结束。本顿没有了知觉，再也感觉不到之后发生的事。他死了或濒临死亡，已然失去意识。他感受不到刀割的痛楚，或许连刀影都看不见。 “你非常了解本顿，”安娜说，“也了解这两个凶手，至少了解嘉莉·格雷滕，因为你们老早就认识。你认为本顿说了什么，是对谁说的，又是谁开的枪？” “我无法——” “你可以的。” 我望着她。 “是谁失控了？”她一步步将我逼近我一直缺乏勇气去面对的那个角落。 “她，”我从心底深处喊出，“嘉莉，因为事关私人恩怨。她认识本顿已有时日，早在匡提科工程研究处任职时就认识。” “她和露西也是在那里认识的，只是更早，有十年了吧。” “是的，本顿对嘉莉的了解之深，恐怕不亚于你对这类蛇蝎人物的认识。”我补充道。 “他到底对她说了什么？”安娜的目光回到我身上。 “也许和露西有关，”我说，“让她感觉受到了侮辱。他出言羞辱她，提到露西并嘲弄她。应该是这样。”这话从我的潜意识直通舌头，脱口而出。 “在匡提科时嘉莉和露西是情人，”安娜补充道，“两人都在工程研究处进行人工智能计算机系统的研究。” “当时露西只是个实习生，还算是孩子，而嘉莉利用工作之便诱骗她。那个实习机会还是我替露西争取到的，”我难过地说，“就是我，她最尊敬最崇拜的姨妈。” “事情的发展让你大吃一惊，对吧？”安娜意有所指。 “嘉莉利用她——” “让露西变成同性恋者？” “不，这么说倒夸张了，”我说，“没谁有能耐改变别人的性取向。” “还是，害死了本顿？这么说不夸张吧？” “我不知道，安娜。” “也许是某段往事、某件私事——没错，本顿一定提及了跟露西相关的事，激怒嘉莉冲动地扣了扳机。”安娜总结道，“他没像他们计划的那样死去，”她都有点兴奋了，“没有。” 我静静摇着摇椅，凝望着窗外灰暗的天空^风声渐起，后院那片枯死的树枝和藤蔓摇摆着，让我想起里那株向多萝茜丢苹果的愤怒的树，安娜一声不吭地站起来，好像就诊已结束。她离开了客厅。我们谈的也够多了，于是我去了厨房。中午露西健身结束回来时，我正在开一罐番茄，一锅意大利面酱刚放在炉子上炖。 “要我帮忙吗？”她看了眼切菜板上的洋葱、甜椒和蘑菇，“单手很不方便吧。” “找把凳子坐下，”我对她说，“我的适应能力恐怕会让你大吃一惊。”我逞能地说，打开了罐子。她笑了笑，从操作台那头拉过一张凳子坐下。她仍然穿着慢跑装，脸上多了抹神秘意味，让我想起窗外的河流映出第一道晨曦的情景。我用受伤胳膊的两根手指固定好洋葱，开始切片。 “还记得我们以前玩的游戏吧？”我把洋葱片摊平，开始切丝，“你十岁的时候？也许你不记得那么久远的事了。我是永远忘不了。”我语气夸张，刻意要她记起她曾是个多么顽劣的孩子。“我敢打赌，你一定不记得我替你请过多少次事假。”我大胆地直击要害，也许和安娜的谈话让我变得无所顾忌。经过那一席赤裸裸的交谈，我只觉沮丧、疲惫。 “我没那么差吧。”露西眼睛一亮。她最爱听我讲她的调皮捣蛋，每每都会仔细倾听。 我抓了把洋葱丝丢进锅里搅拌。“老实果汁，还记得吗？”我问她，“有时候回家，通常是下班后，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又闯祸了。我会让你坐在客厅里那把红色的大椅子上，记得吗？在温莎农庄那栋房子的火炉边？然后我会端一杯果汁给你，告诉你那是老实果汁，你喝下后便招供了。” “有一次趁你不在家偷偷把电脑格式化了。”她大笑起来。 “十岁的小不点，居然把我的硬盘格式化，我心脏病差点发作。”我记起来了。 “嘿，我把所有文件都备份了啊，只是想吓你一跳而已。”她真的乐于此道。 “那次我都想把你送回家去。”我拿洗碗巾擦拭左手手指，以免石膏沾上洋葱味，心头掠过一丝甜蜜的忧伤。我不记得当初露西为何会搬来里士满和我住。我不是孩子王，也没带过孩子，压力极大。当时多萝茜正面临危机，似乎是逃出家再婚了，也或许是因为我抹不开情面。露西崇拜我，而我不习惯被崇拜。每次去迈阿密看她，她总是跟着我满屋子跑，像个足球似的紧黏在我脚边。 “你才不会把我送回家。”露西挑衅地说，眼里却闪过一丝怀疑。没人疼爱是她一生潜藏心底的最大恐惧。 “我若真那么做，原因肯定只有一个：怕自己无力照顾你。”我靠着操作台，回答说，“绝不会是不喜欢你，虽然你是个小害人精。”她又狂笑起来。“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你送走，那对我们俩都不好，尤其对我。”我摇摇头，“真庆幸有这个小游戏，我才得以进入你的小脑袋，知道我不在家时你又发明了什么恶作剧。所以，你是需要我去倒杯果汁或酒呢，还是愿意直接说出来——你怎么了？我不是三岁小孩，露西。你待在酒店里绝不会是贪图豪华舒适。” “我不是第一个被他们排挤的女性。”她终于开口了。 “但你是最优秀的。”我回应道。 “记得蒂恩·麦戈文吧？” “怎么能忘？”蒂恩·麦戈文是露西在烟酒枪械管制局费城分局的上司，—位非常杰出的女性，在本顿遇害时对我百般呵护。“可千万别告诉我她出了事。”我担忧地说。 “大约半年前她离职了，”露西说，“似乎是管制局决定委任她为洛杉矶分局的SAC。再没有比这更糟的外调职务了，谁愿意去洛杉矶啊。” SAC即特工主管，联邦执法机构里鲜有女性能够升到此位置。露西接着说，麦戈文仔细考虑之后决定辞职，开一个类似私家侦探社的公司。“名字叫做‘终极辖区’，”她激动起来，“很酷吧？地点在纽约。蒂恩游说了火灾调查员、炸弹专家、警察、律师……所有帮得上忙的人，不到六个月就吸引了不少客户。那几乎像是个秘密社团。现在外面传言说：遇上麻烦找‘终极辖区’，求助无门时就靠它。” 我搅拌着番茄酱，尝了一口。“显然，你离开费城后一直跟蒂恩保持着联系。”我说着加了几匙橄榄油，“要命，这油原本还凑合，加在色拉酱里就不行了。”我握着油瓶皱起眉头，“压榨过程中没去核，就像橙子带皮榨汁，结果是自讨苦吃。” “为什么我总觉得安娜不像是意大利迷？”露西干巴巴地说。 “我们可以好好训练她。购物单，”我朝电话旁的便条纸点点头，“第一项，意大利特级精纯橄榄油——先去核再榨油的。Mission牌特级橄榄油很不错，如果你能找到。一点都不苦。” 露西做着记录。“我和蒂恩一直有联系。” “你也参与了她的事业？”我知道这是本次谈话的重点所在。 “可以这么说。” “还有蒜末。在冷冻区，小玻璃罐装的。我只能偷懒，暂时不适合磨蒜末。”我拿起一碗去了油脂经过长时间炖煮的瘦牛肉酱，把碎牛肉倒入番茄酱，“参与到什么程度？”我说着走向冰箱，拉开果蔬箱。安娜果然没备有新鲜香草。 露西叹了口气。“说真的，姨妈，也许你不知道为好。” 这阵子我们俩一直没什么机会长谈。过去一年我们很少见面，因为她搬到了迈阿密，而本顿死后我们都给自己筑了道高墙。我试图从露西眼中获知—点端倪，同时脑子也开始飞转。我怀疑她和麦戈文的关系非比寻常，这种怀疑我去年便有。那回我们都被召集到沃伦顿的一处现场，处理一桩以火灾作为掩护的谋杀案，后来才发现那是嘉莉·格雷滕策划的连环案件的开场。 “还要牛至、罗勒和西芹，”我继续报购物单，“再加一小块帕玛森干酪。露西，说实话吧。”我翻找着调味料。麦戈文差不多和我同龄，单身，至少上回见面时如此。我关上碗橱门，转身看着她。“你和蒂恩在交往吗？” “已经不了。” “已经不了？” “你没资格说我，”露西不温不火地说，“你跟杰伊又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我的下属，”我回答，“当然也不是我的上司，而且我也不想谈他。我们谈的是你。” “讨厌，你总是敷衍我，姨妈。”她轻声说。 “我没有敷衍你，”我略带歉意地，“只是觉得共事的人不该太亲密，得把握分寸。” “你跟本顿不也共事。”这是我的又一个违背原则的例外。 我拿汤匙敲着锅沿。“我劝你别做的事情，很多我确实都做过。我受过教训，所以不希望你步我后尘。” “你兼过差吗？”露西活动着腰背及肩部。 我眉头一皱。“兼差？应该没有。” “好吧，老实果汁时间。我四处兼差，而且还是蒂恩的最大赞助人——‘终极辖区’的大股东，就是这样。你马上就会知道全部真相了。” “咱们坐着说。”我领着她走向餐桌，拉了把椅子坐下。 “一切纯属偶然。”露西说，“几年前我设计了一套搜索引擎供自己用，后来听说了很多利用网络科技赚钱的事例，于是豁出去把那套搜索引擎卖了，赚了七十五万。” 我并不惊讶，露西的赚钱渠道一向只限于她的本行。 “在一次搜捕行动中，我又有了个想法。”她继续说，“我们查没了几台电脑，我协助局里恢复一些被删除的电子邮件，发现人们实在太脆弱，有那么多‘幽灵’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侵他们的电子通讯。于是我想出一个揽乱电邮的方法，说明白了就是绞碎它。现在类似的软件包越来越多，我借此赚了一大笔钱。” 我直率地提出了下一个疑问：烟酒枪械管制局是否知道她的软件足以阻挠执法机构恢复罪犯的电邮。露西回答说，这种技术迟早会有人研发出来，况且公民的隐私也应该受到保护。总之对于她的商业行为或网络投资持股，管制局并不知情。直到现在，也只有她的理财顾问和蒂恩·麦戈文知晓她是个已订购一架私人直升机的百万富妞。 “所以蒂恩才能在纽约这个高投资成本的城市开创事业。”我推测道。 “就是这样，”露西说，“也因此——虽然未必是唯一原因——我不打算和管制局抗争。要是抗争到底，我的所有业余活动都可能会曝光。到时候内务部、检察长办公室都会来查探清楚，然后把我钉在陈腐的官僚十字架上并让我臭名昭著。我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你屈服于不公不义，就会有人遭其祸害，露西。这些人很可能不是腰缠万贯，没有直升机，也没法靠一家纽约的公司开创新生活。” “这便是‘终极辖区’存在的意义，”她回答说，“对抗不公不义。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抗争。” “从法律层面来看，管制局将你革职的理由并不包括你兼差这件事，露西。”我从律师的角度说。 “可这也无法证明我的清白，对吧？”她从反面思考。 “管制局指控你渎职了？指控你不清白了？” “没有，他们不会明明白白列出这一项。可是姨妈，我坏了规矩，这是事实。一旦供职于烟酒枪械管制局、调查局这类联邦执法机构，就不能再觊觎其他生财之道。我不赞成这项禁令，因为太不公平。凭什么警察可以，我们却不行？也许我早就意识到自己在联邦机构不会待太久，”她从餐桌边站起身，“所以未雨绸缪。也许我只是不想一辈子听人指使，对这工作烦了腻了。” “是否离开管制局，应该由你自己决定，而不是他们。” “是我自己决定的啊。”她带着一丝怒火，“我该去买东西了。” 我挽着她的手臂，陪她走到门口。“谢谢你，”我对她说，“真的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些。” “我会教你开直升机。”她边说边穿外套。 “也好，”我说，“今天我闯入了好几个陌生领域，再多一个也无所谓。” 第六章 有个流传多年的粗鄙笑话，说弗吉尼亚人去纽约是为了艺术，纽约人来弗吉尼亚是为了垃圾。当年，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说曼哈顿有权将百万吨垃圾运来我们南方的垃圾填埋场，由此和前弗吉尼亚州州长吉姆·吉尔摩展开激烈争论，差点因这句中伤言论掀起一场内战。而如今我们要去纽约实现司法正义，此事一旦披露，可以想见随之而来的舆论讨伐。 在我任职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的这些年，杰米·博格一直是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性犯罪调查处的负责人。我们从未谋面，却经常有人把我们相提并论，称我是全国最著名的女性法学病理学专家，她则是全国最著名的女性检察官。直到现在，我对这称谓的唯一反应是，我不想出名，也不信任所谓的名人。再者加上“女性”这个词实在是画蛇添足，有谁用“男性医师”、“男性总统”或者“男性执行官”来称呼哪位成功男人吗？ 这几天我用安娜的电脑上网搜寻了一些关于博格的资料，很难不对她刮目相看。例如，她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她曾经在克林顿当选总统后被列为司法部长候选人，根据《时代》杂志的报道，她在获知该职最终由珍妮特·雷诺出任时大大松了口气。博格不愿放弃起诉罪犯的职务，也因此婉拒了法官职务和许多民间法律事务所的挖角。同行极其敬重她，甚至在她的母校哈佛大学成立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公共服务奖学金。奇怪的是，关于她的私生活的报道少之又少，只知道她打网球，当然是个高手。她每天跑步三四英里，每周有三个早晨在纽约运动俱乐部跟着教练练球。她最喜欢的餐厅是普里摩拉。她喜爱意大利食物，这让我稍感安心。 周三傍晚，我和露西去采购圣诞礼物。我心神不宁，石膏里的手臂奇痒难忍，对烟的渴望几乎可比性欲望，便胡乱买了一些。露西正在丽晶商场里对付自己的购物清单。此刻我只想找个远离熙攘人群的角落。所有人似乎都等到圣诞节前三天才来为亲友购买贴心独特的礼物，各种声音动作汇成一股洪流，让人无法冷静思考或正常交谈。圣诞音乐从扩音器中源源流出，让烦躁透顶的我更添不安。我站在海洋之梦皮具店的玻璃橱窗前，背后失序的人群有如在琴键上来回移动的笨拙手指，茫茫然地冲撞、推搡。我终究没抵抗住一个新的惯性，今天第十次将手机贴紧耳朵检查留言，这似乎成了我和往昔生活的一种微弱而隐秘的联系。眼下听留言是我能回家的唯一机会。 有四通留言：秘书罗丝来电问候近况；母亲唠唠叨叨说的净是些生活琐事；电话电报公司的电信客服部询问某个账单；副手杰克·费尔丁有事找我。我立刻回电给他。 “我听不清楚。”我捂住一边耳朵，他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夹杂着孩子的哭叫声。 “这地方很吵。”我说。 “我这里也是。我前妻来了。狂欢的世界！” “有什么事吗？”我问。 “有位纽约的检察官刚刚来了个电话。” 我暗暗一惊，但仍努力保持镇静，语气平淡地问他那人的名字。他说几个小时前杰米·博格打电话到他家，想知道我为金兰和黛安·布雷验尸时他是否提供协助了。“有意思，”我说，“你家里的电话不是没有登记吗？” “赖特告诉她的。” 偏执念头猛地蹿起，遭到背叛的痛楚再度苏醒。赖特给了她杰克的而非我的电话？“为什么不让她直接打给我？”我问。 杰克哑然，又一个孩子的哭声加入他屋内烦人的合鸣。“我不知道。我告诉她说验尸工作我没有正式协助，是你负责的，调查报告中的法庭证人名单中也没有我的名字。我说应该找你谈才对。” “那她有什么反应？”我问。 “开始问我问题。她手上显然握有报告复印件。” 又是赖特。按照规定，法医的第一手调查报告和验尸报告均需以复印件形式呈送州检察官办公室。我只觉一阵眩晕。看来这两名检察官都没把我放在眼里，惊愕、恐惧有如暴躁的蚁群骤然聚集于内心，蜇刺着我的灵魂。眼下情况的诡异和残酷，超出了我在最烦闷时的所有想象。杰克的声音穿透我脑中的混沌远远传来，似乎在说博格是个非常冷静的女人，电话听起来像是在车里打的。他又提起特别检察官。“我以为会惊动他们的只是总统丑闻案或者韦科惨案这类大案，”此时电话里一片静默，他大吼起来，大概是冲着前妻，“你就不能把他们带到隔壁房间吗？我在打电话！天哪，”他又气呼呼地对我说，“千万别生孩子。” “什么意思，特别检察官？”我问他，“什么特别检察官？” 杰克稍作停顿。“我猜他们要派她负责这案子，因为赖特不想接手。”他忽然不安起来，说得含含糊糊。 “纽约也有一桩，”我谨慎地说，“所以她才会涉入。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 “你是说类似的案件？” “两年前的。” “不会吧？我头一次听说。她连提都没提，只说想了解发生在本地的这些案子。” “上午接收了多少案子？”我想了解一下明天有多少案子等着处理。 “目前为止共五件。有一件非常怪异，或许很棘手。一个年轻白人男子——可能是拉丁美洲裔——陈尸汽车旅馆，房间像是被人放火烧了。没有身份证件，手臂上插着注射器，很难判定致命原因是吸毒过量还是吸入浓烟。” “别在电话里谈这些了，”我扫视了周围一圈，打断了他，“明天早上再说吧，我会去处理。” —阵带着惊讶的长长沉默。“你确定吗？因为我——” “我确定，杰克。”这周我尚未踏进办公室一步，“明天见。” 我和露西约好七点半在沃尔顿书店门口碰面，于是鼓起勇气回到拥挤的人群里，不久后到达时，瞥见一个庞大、乖戾的熟悉身影乘着电梯上来。马里诺咬着椒盐软卷饼，舔着手指，一边打量站在上一级台阶上的女孩。紧身牛仔裤和运动衫凸显出女孩的玲珑曲线，即便从我的位置都能清楚看见马里诺打量她的贪婪目光，以及一脸的遐想。 我看着他挤在人群中被电梯送上来，狼吞虎咽地啃着卷饼。退色的蓝色宽松牛仔裤兜着他圆鼓的肚子，两只棒球手套般巨大的手掌从红色纳斯卡赛车运动夹克的袖口伸出，半秃的头顶被一顶纳斯卡运动帽盖住，再加一副滑稽的金属细框大眼镜。肉乎乎的脸上是因不满而生的沟纹，脸色因长期生活放纵而显出赤红。我惊觉困在这副躯体内的他有多悲惨，他对自身肉体的摧残终于造成了恶果。马里诺极像一个不懂得善待车子的人，鲁莽地驾驶它，任由它锈蚀、解体，到头来还憎恶它。我想象着他啪地合上引擎盖以及狂踢车轮的模样。 我从迈阿密来到这里不久后便和他有了第一次合作。起初他态度傲慢粗野，让我觉得接受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一职实在是毕生最大的错误。在迈阿密，我享有执法机构、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敬重，媒体待我亦不薄，而我也珍惜小有名气带来的自信和保障。对我而言性别原本不构成问题，直到遇见彼得·罗科·马里诺。他是勤恳的新泽西意大利移民的后裔、前纽约警察，和青梅竹马的妻子离了婚，有个不愿提起的儿子。 他就像更衣室里的刺眼照明——我原本对自己还比较满意，直到在他眼中看到自己的映像。而这一刻我似乎得承认，他口中我的种种缺点或许真的存在。他一眼便瞧见了站在玻璃门前的我。我把手机塞回皮包，购物袋放在脚边，抬起手招呼他。他从容地挪动身躯，穿过无关凶杀案、法院或纽约检察官办公室的友善人群。 “你怎么会在这里？”他问我，好像我是非法闯入者。 “给你买礼物。”我说。他又咬了口卷饼，看来除此以外他什么都没买。“你呢？”我反问。 “过来让圣诞老爷爷抱一下，顺便拍照留念。” “那可别因为我耽误了。” “我呼叫了露西，她把你在这座动物园的大概位置告诉了我。你现在手不方便，我想你应该会需要人帮忙提购物袋。你包着那玩意儿怎么验尸？” 我很清楚他为什么跑来。我早已侦测到远方的信息正如雪崩般一波波朝我咆哮而来。我不禁叹了口气：硬撑了很久，还是接受了事实，我的生活只会越来越糟糕。“说吧，马里诺，什么事？”我问，“又出什么状况了？” “医生，这件事明天肯定会上报。”他弯腰提起我那几个购物袋，“不久前赖特打了电话给我，两份DNA相符合。看来两年前很有可能是狼人杀了那个气象小姐。还有，这混账说他恢复得差不多，可以出院了，也根本不在意被转移到纽约，倒像是乐得大摇大摆地远离弗吉尼亚。有个奇怪的巧合，这杂种离开里士满那天，刚好要举行布雷的遗体告别仪式。” “遗体告别仪式？”杂乱的思绪纷涌而起。 “在圣毕哲教堂举行。” 我从没听说过布雷是天主教徒，而且刚好和我上同一个教堂。一种诡异感蹿上我的背脊。无论我身处何样世界，她似乎都会不惜一切闯入再将我摧毁。想到她也许曾在这个我熟悉的教堂里祈求能成功实现这一目的，我又记起她生前是如何冷酷傲慢。 “尚多内被押送离开里士满那天，正好是我们和他杀害的最后一个女人永别的日子。”马里诺瞄着一个个一闪而过的顾客，“别以为这只是巧合。他的大小动静，媒体都会大肆渲染，所以那天他一定会赢过布雷，抢走她的风头，媒体当然会选择跟踪他的举动，哪还有兴趣报道谁参加了受害者的葬礼，何况不一定真有人去送她。我就不会去，她可把我害得够惨。哦，对了，博格已经上路了。瞧她这名字，大概对圣诞节不怎么热衷吧。”他补充说。 我们和一大群放肆喧哗的男孩同时发现了露西。男孩们顶着时髦的怪异发型，低腰工装牛仔裤就快滑下窄小的臀部，他们尾随着露西，夸张地模仿她。她则穿着黑色紧身裤、旧军靴和不知从哪家二手衣店淘到的古董飞行夹克。马里诺向她的追随者们狠狠瞪了一眼，倘若出于内心恨意而射出的目光能穿透皮肤击中五脏六腑的话，他这一眼便足以置人于死地。那几个男孩吓得一阵踉跄，拖着超大的皮革篮球鞋匆匆逃离，那模样让我想起学步的幼犬。 “给我买了什么？”马里诺问露西。 “够一年用的马卡。” “马卡是什么玩意儿？” “你再跟美女约会的时候，就会感激我送这小礼物。”她说。 “你不会真买了那个吧？”我半信半疑。 马里诺哼了一声。露西狂笑起来，丝毫不像个即将被炒鱿鱼的人，那快活也无关乎有钱没钱。室外停车场的空气又湿又冷，无数车灯在黑暗中闪烁，满眼净是匆匆来去的车辆和人群。街灯洒下银色光晕。驾驶员像鲨鱼似的急转弯，寻觅离商场入口最近的车位，仿佛多走几百英尺会要了他们的命。 “我讨厌每年的这个时候。如果我是犹太人该多好。”露西说，嘲讽的语气呼应了早先马里诺对博格种族身份的暗示。 “你刚进纽约市警察局时，博格就是检察官了吗？”他替我把购物袋放进露西那辆绿色雪佛兰越野车时，我问他。 “刚起步吧，”他关上后车门，“我没见过她。” “那听说了些什么？”我问。 “胸部很大的骚货。” “马里诺，你真是高等动物。”露西说。 “嘿，”他甩了下头发中分的脑袋，“听不得真话就干脆别问。” 我望着他的庞然身躯在车灯、人群和暗影中移动。残月将夜空映成乳白色，细碎的雪花缓缓降落。露西驾车驶入车流。车钥匙上拴着条银链，上面的圆章上刻有“旋风女孩”字样，这名字对于严肃的国际直升机女驾驶员协会而言稍嫌轻浮。从不参加任何协会的露西却是这个协会的忠实会员。我暗暗庆幸，尽管诸事不顺，至少她的圣诞礼物此刻正平安地躺在购物袋里。几个月前我到施瓦兹希尔德珠宝店定制了一条带“旋风女孩”宇样的金项链准备送给她，现在看来时机正好，适逢她的人生即将发生新的转折。“你要私人直升机干吗？你真的订购了？”我问她，也是想避免提及关于纽约和博格的话题。杰克的那些话令我万分焦躁，内心始终有阴影挥之不去。此外还有别的事情令我心烦，只是我不确定究竟是什么。 “贝尔407，是哦，就快到手了。”露西说。车子潜入沿着巴罕路迤逦爬行、望不到头的红色灯流。“要直升机干吗？飞啊，不然呢？还要用它办事。” “为新事业？下一步做什么？” “蒂恩住在纽约，所以新的总部也会设在那里。” “再告诉我一些蒂恩的事，”我催她，“她的家人呢？她计划在哪里过圣诞节？” 露西直视着前方，她向来是个认真的驾驶员。“我替你从头梳理一下吧，姨妈。她一听说迈阿密的枪击事件，便立刻联系我。一周后我就带着糟透了的心情去了纽约。”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露西忽然失踪，让我惊恐万分。我通过追踪电话信息，才发现她跑到了格林威治村，窝在哈德逊河畔的红果子酒吧里，正借酒浇愁。我以为她的失落和乔有关，如今事情却有了一百八十度转变。原来露西从去年夏天起就和蒂恩·麦戈文有金钱往来，但直到上周在纽约发生意外，她才最终作出决定要改变一生。“那时候安问我需要打电话通知谁，”露西解释，“因为我心情糟得不想回酒店。” “安？” “红果子的老板，当过警察。” “噢，我记起来了。” “我当时脑子一片混乱，就说打给蒂恩吧，”露西说，“我只知道后来蒂恩走进了酒吧。她替我点了咖啡，我们一直聊到天亮，聊的都是我和乔和管制局的事。我一直都不快乐。”露西瞥了我一眼，“我想，我很久以前便期待生活有所改变吧。那晚我就下定了决心，那时还没发生别的意外。”她所谓别的意外是指我差点死在尚多内手里。“感谢老天有蒂恩陪着我。”露西并非单指在酒吧里，她的意思是麦戈文一直都在她身边，我能感受到说这话时露西由衷的快乐。普通心理学指出，朋友和工作无法带给人真正的快乐，人只能自己找快乐。看来这并非完全属实，麦戈文和“终极辖区”似乎为露西带来了快乐。 “你参与‘终极辖区’有段时间了？”我鼓励她继续说，“从夏天就开始了？这点子就是那时候产生的，是吗？” “最早只是说笑罢了。在费城工作期间，我和蒂恩被那些没大脑的官僚逼得近乎发狂，不时遭受某些人阻挠，看着无助的受害者被司法系统舍弃，这时就开始幻想一个这样的组织，我还把它叫做‘终极辖区’。我们有个挂在嘴边的口号——求助无门时找谁？”她笑得有些勉强。我忽然觉察这看似令人振奋的消息后其实有可疑的阴影，露西接着要说的恐怕我未必乐意听。“你应该知道，这表示我必须搬到纽约去，”她说，“立刻就搬。” 赖特把案子让与纽约，露西也即将搬去那儿。我打开暖气，拉紧外套裹住身体。 “蒂恩已经替我在上东区找了公寓。慢跑五分钟左右就能到中央公园。就在六十七街和列克星敦大道的交叉路口。” “很便利，而且很靠近苏珊·普雷斯的遇害地。”我补充说，仿佛这是个噩兆，“为什么选这儿？蒂恩的办公室也在那一带吗？” “隔着几条街。她的住处和第十九管区只隔着几栋楼，显然认识一大票在那一带巡逻的市警察局的人。” “蒂恩没听说苏珊·普雷斯被谋杀的事吗？她替你找的公寓和案发地点相距仅几条街，未免也太巧了。”我满脑子消极的想法，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她知道，因为我们讨论过你的情况，”露西回答说，“也是那时她才听说，我也一样。我猜‘东区强暴犯’可能就潜藏在我们的小区里。五年来那里强暴案不断，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处理了。犯案的是同一个人，专挑三十几四十出头的金发女子。她们通常都是几杯酒下肚，在离开酒吧准备返回公寓的途中被他架走的。纽约的头一个约翰·多伊的DNA，我们手头有，可是还没能掌握他的身份。”一切似乎又回到杰米·博格身上了。这桩东区强暴案极有可能会被她的办公室优先处理。“我想把头发染成金色，深夜从酒吧走回家。”露西扮着鬼脸说：“我相信她真的会这么做。” 我想告诉她，她所选择的事业充满刺激，我都替她兴奋，但我说不出口。过去她也曾几次远离里士满居住，可是这次给人一种一去不返的感觉。她长大了。我忽然变得像我母亲那样，开始批判，开始历数事情的不利面，就像清扫屋子时掀起地毯检查以前疏忽的角落，翻看一大叠A等成绩报告单而喟叹自己一心念书因此无暇交上一个朋友，下厨时不停试吃却总觉少了什么味道。 “你要直升机做什么？你会在纽约飞吗？”我听见自己对露西说，“好像会很困难。” “可能会去泰特波罗机场。” “每次想用直升机都得去新泽西州了？” “并不远啊。” “那里消费也高，还有你和蒂恩——”我喋喋不休起来。 “我和蒂恩怎么了？”露西的语气里少了兴奋，“你干吗一直挑毛病？”她都气愤起来了，“我不再是她的下属，她也不在管制局了，不再是我的上司，我们没有犯错。” 她的绝望和伤痛成了犯罪现场，上面满布我的指纹。更糟的是，我的言语竟透出多萝茜的腔调。我羞愧难当。“露西，对不起。”我伸出打着石膏的手臂，牵起她的手握住，“我只是舍不得你离开。我觉得自己很自私，真的太自私了。对不起。” “我不会离开你，只是得来回跑。开直升机两个钟头就到了，没问题的。”她看着我，“你也加入我们吧，姨妈？”她这话似乎并非随口说说。显然她和麦戈文时常谈起我，包括我在她们公司能占的位置。感觉实在难以言喻。我一向不愿思考自己的未来，如今它却像堵巨大的空白屏幕升起在我面前。其实我内心非常清楚，一贯的生活方式已成为过去，必须坦然面对这事实了。“你想不想开创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光听命于政府？”露西又说，“你可曾认真想过？” “以后再说吧。”我回答。 “哦，现在就是以后了，”她对我说，“再过九天，二十世纪就结束了。” <hr /> 注释： 第七章 午夜时分，我坐在壁炉前的摇椅上，这把手雕摇椅应该是安娜屋内唯一的乡村风格家具。她刻意摆放了自己椅子的角度：她能看着我，而我在敏感地觉察到自己的心理症结时无须面对着她。最近我意识到，和安娜谈话的时候会有出其不意的发现。我的内心变成了我初次探察的犯罪现场。客厅里灯光全无，炉火将熄未熄，发白的炭块奄奄吐着橙色光晕。我向安娜叙述着一年多以前的事：十一月的某个周日夜晚，我发现本顿对我抱着似有若无的怨恨。 “似有若无，什么意思？”安娜的嗓音有力又平静。 “我晚上睡不着时就会熬夜工作，对此他一向很习惯。那晚他在床上看了会儿书就睡着了，这是常有的事，于是我便有自己的时间了。这是我渴望的那种宁静和完全的孤独。所有人都已入睡，不会再要求我做什么。” “你时常会觉得想要独处？” “经常是。”我回答，“只有在全然孤独时我才能感觉自己的存在，才能做回自己。我需要属于自己的时间，迫切需要。” “那天晚上是什么情况？”她问。 “我站起来，拿开他大腿上的书，然后关灯。” “他在看什么书？” 这问题问得突然，我得想一想。印象很模糊，但依稀记得像是讲詹姆斯城的。此城位于里士满东边仅一小时车程外的地方，是英国人在美国的第一块定居地。一批考古学者在挖掘并发现了一座古怪的堡垒，这激起了本顿的好奇。他对历史很感兴趣，大学时获得了历史和心理学双学位。记忆渐渐被唤醒，那是约翰·史密斯的系列传奇故事中的一本，书名我记不得了。我告诉安娜，这本书应该还在我家里。想到哪天我或许会再发现它，心头便又一阵绞痛。我继续往下讲。 “我离开了卧室，轻轻关上门，下楼来到书房。”我说，“你知道的，验尸时我会采下各个器官甚至伤口的组织切片，交由组织化验室制成玻片，再加以观察。我总是无法赶上口述工作的进度，因此常把玻片档案夹带回家，当然警方曾经问我这些玻片的事。有趣的是，我原本觉得自己这种举动稀松平常，直到有人质疑才意识到这有异于常人。” “依你看，警方为什么会想知道你屋里那些玻片的事呢？”安娜问。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放过。”我继续说着和本顿相关的往事。当时我在书房里弯腰观察显微镜下的物质，沉浸在那一大片有着重金属色泽、仿如长了触须的紫金色独眼生物的神经元世界里。我感觉背后有人，一转身就看见本顿站在敞开的门口，一脸的阴森诡异，仿佛雷击前的圣艾尔摩之火。 睡不着吗？他问。挖苦、不怀好意的语气不像是出自他的口。要是能教会那东西做爱，你根本不需要我了，他说，眼中怒火灼灼。他穿着睡裤，脸色在台灯发散的光芒下显得无比惨白，泛着汗光的胸膛剧烈起伏，手臂上青筋浮动，额头贴着一缕银发。我问他怎么了，他伸出手朝我一指，命令我回卧室。 安娜打断了我：“没有任何先兆吗？或是预警一类的？”她认识本顿，知道他不会这样，倒像是被外星人附了身。 “没有，没有先兆。”我不停晃着摇椅，冒着烟的柴火噼啪作响，“那时候我根本不想和他同在一张床上。他是联邦调查局红得发紫的犯罪心理分析专家，有时却冷漠封闭得像块石头。躺在床上，身边的人背对着你闷不吭声，我不想就那样整夜发呆。他从来就不是粗暴残忍的人，也从不曾用这样恶劣的语气对我说话。就算我们之间一无所有，安娜，起码还有尊重。我们一向尊重彼此。” “他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吗？”她追问。 我苦笑着说：“当他说出‘要是我能教显微镜做爱’这句气话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和本顿在我的房子里生活得很惬意，但他总感觉自己是客人。那确实是我的房子，一切都属于我。去年他对事业感到彷徨，如今想想，他是累了，茫然了，恐惧日渐老迈，这种种因素腐蚀着我们之间的亲密。至于性，也随之荒芜，有如一座废弃的机场，只可远观不能近看飞机不再起降，偶尔为之也如蜻蜓点水，因为我们认为理当如此，因为习惯成自然吧，我想。” “你们做爱时都是谁主动？”安娜问。 “他吧。大都是为了宣泄情绪而非欲望，有时甚至是由于失意。没错，就是失意。”我坚定地说。 安娜端详着我，渐趋暗淡的火光加深了她脸上的阴影。她的手肘抵着椅子扶手，食指支着下巴。这几晚她聆听我倾诉时似乎都保持着这样的坐姿，而客厅俨然成为一个昏暗的告解室，让我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我并没觉得如此长谈是一种心理治疗，它更像是一种神圣安全的友谊性告解。我终于有勇气向他人谈论自己了。 “继续讲那个晚上的事吧。”安娜导引着，“记得那天的确切日期吗？” “刚好是他遇害前两周。”我出神地望着有如闪亮鳄鱼皮的木炭，语气平静，“本顿了解我需要独处。即使做爱后，我也时常在他入睡后悄悄起床下楼去书房。他对我的不忠深表谅解。”黑暗中我感觉安娜在微笑。“当他伸手，发现身边人不在时，也极少抱怨，”我解释着，“他能接受我对私人空间的需求，至少表面上如此。我从没意识到我的夜猫子习性对他造成了多大伤害，直到那晚他走进我书房的那一刻。” “是因为夜猫子习性吗？还是因为冷淡？” “我觉得我不至于冷淡。” “你认为自己很容易跟人沟通吗？” 我思索着，在内心搜索某个我害怕触及的真相。 “你跟本顿沟通有碍吗？”安娜又问，“从他入手好了。他是和你关系最密切的男人——当然恋爱关系也最长久。” “我和他沟通有碍吗？”我就让这问题悬在那里，像手举排球，不知以什么角度什么打法什么力道发出去。“有又没有。我没见过比本顿更良善温和的人。他是那么睿智、体贴、有涵养，我们几乎无所不谈。” “可是你和他沟通良好吗？我感觉并非如此。”安娜看透了我。 我叹着气说：“我觉得我是从没和谁真正交心。” “本顿应该很可靠。”她提醒我。 “也许吧，”我回答，“不过有些心事我从来不向他透露。我不想让他知道，不想让我们的关系变得过于密切，没有空间。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打一开始就不寻常。他有家室，总得回妻子康妮身边。我们经常分隔两地，只能偶尔私下见个面，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多年。老天，我不可能再跟任何人维持这种关系了，无论是谁都一样。” “罪恶感？” “没错，”我回答，“每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此都会怀有罪恶感。刚开始时我也如此，因为我一向不是特立独行的人。我不像露西，应该说，她不像我。当她认为某项规矩愚昧或不合理，就会毫无顾虑地打破它。我却连张超速罚单都没接过，安娜。” 这时她忽然前倾，举起一只手。当我的话中有引起她特别关注的词时，她就会有这样的暗示。“定义，”她说，“何谓规矩？” “定义吗？你要我说‘规矩’的定义？” “没错，你的定义。对你来说何谓规矩？” “就是对与错，”我回答，“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人道与不人道。” “和一个已婚男人上床是不道德的、错的、不人道的？” “至少是愚蠢的。而且没错，这是一种错误。不至于罪孽深重，但说不老实不为过。没错，绝对是不老实，也是不合规矩。” “所以你承认自己有能耐不老实。” “我承认我有能耐犯傻。” “不老实呢？”她不放过我。 “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和本顿的关系是一种不老实的行为。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遮遮掩掩，这等于是拐弯抹角地说谎。我是用我虚伪的一面面对包括康妮在内的很多人，这样做不对，就是不对。至于我是不是有能射去欺骗，或者说谎……很显然，我有。”我袒露心声，沮丧无比。 “凶杀案呢？触犯的又是什么规矩？不对？不道德？杀人总是错误的行为吗？你也杀过人。”安娜说。 “那是出于自卫。”我对于这点非常笃定，“我别无选择，对方就要杀了我或者其他某个人，我只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这么做。” “如此是否触犯了戒律？勿杀人。” “绝对没有。”我莫名地感到失落，“站得远远的，从高标准的道德或理想观点来评判别人的行为很是容易，可当你遭遇凶手，看着他拿刀抵着谁的喉咙或伸手拿枪准备射杀你时，情况就不同了。你若眼睁睁地任他取了无事者或你自己的性命，那才是罪恶。”我对安娜说。 “现在你有什么感觉？” 我闭上眼睛，火光在我的眼皮上跳动。“难过。每次一想起那种死亡事件都会难过。我没有做错，当时的确没有选择余地。但我也不会说那是对的，不知你能否明白两者的差异。邓波尔·高特就在我眼前，鲜血淋漓，哀求我救他。那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言语形容的感觉，无论何时回想都历历在心。” “那事发生在纽约的地铁隧道里。有四五年了吧？”她问。我点了点头。“高特曾经是嘉莉·格雷滕的犯罪伙伴，甚至导师，对吧？”我又点头。“有意思，”她说，“你杀了嘉莉的伙伴，嘉莉又杀了你的。两者也许是有关联的？” “我也不知道。我从没想过这问题。”这想法令我心头一震。如此显而易见，我却从未想到过。 “在你看来，高特是不是很该死？”安娜接着问。 “或许有人会说他丧失了生存的资格，没有他我们都会好过些。可是老天，这事怎么都不该由我来执行啊，安娜。绝不应该。我看着鲜血从他的指缝汩汩流下，他的眼里净是恐惧、惊慌。那一刻他不过是个垂死的人，而这是我一手造成的。他哭喊着求我帮他止血。”我停止了摇晃，感觉安娜正灼灼注视着我。“真的，”最后我说，“真的很可怕。有时我会梦见他。他将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因为我杀了他，这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 “让-巴蒂斯特尚多内呢？” “我不想再伤害谁。”我凝望着微弱的火焰。 “所幸他还活着？” “这并没有让我觉得宽慰。怎么会宽慰？像他这样的人，就算坐了牢，也不会洗心革面，心魔仍会存在。这真是两难处境——我不想让他们死，但又知道他们若是活着将会让更多人受罪。无论怎么做都是输。”我说。 安娜没说话，默默倾听、适时开口是她的风格。悲伤让我的胸口抽痛，心跳已然成了一曲断断续续的恐惧之音。“如果我杀了尚多内，当然该受惩罚，”我补充说，“但毫无疑问的是，因为没杀他，我还是会受惩罚。” “你救不了本顿的。”安娜的声音回荡在我们中间。我晃动着脑袋，泪水盈眶。“你是否还觉得，你本可以保护他？”她问。我暗暗咽了一口，阵阵痛苦的抽搐使我无法开口。“你对他不够上心，是吗，凯？于是你的忏悔方式就是除掉其他恶魔？就为了本顿，因为你害他丧生在恶魔手中？因为你没有救出他？” 我满腔的委屈和愤慨终于释放出来。“是他没有救自己，可恶。本顿迷迷糊糊地迎向自己的末日，就像猫狗游荡到野外那样，只剩死路一条，因为时候到了。老天！”我干脆一吐为快，“他一直抱怨皱纹的增多、皮肤的松弛和病痛的折磨，都可以追溯到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你也知道，他年龄比我大些，或许更能感受到变老的威胁吧，我也说不清楚四十五六岁的时候，他每次照镜子总不免摇头感叹。‘我不想变老，凯。’总是这句话。”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一起洗澡，他又开始抱怨。‘没人愿意变老。’我忍不住对他说。‘可是我真的——真的不愿意，总觉得到时候我可能会不想活了。’他这样回答。‘每个人都得活下去，否则就太自私了，本顿，’我说，‘况且青涩岁月我们都熬过来了，不是吗？’哈！他误以为我是在嘲讽。我问他年轻时是不是常期待着明天，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他想了想，一把拉过我，在飘散着薰衣草蒸气的浴缸里抚弄我，让我兴奋，他熟谙此道。那阵子我们之间仍存有一点即燃的激情，仍有美好的感觉。‘是啊’他若有所思地说，‘这是事实。我总在等待明天，期许明天会更好。这是为了生存，凯。要是你不想着明天、明年并且一年一年会更好，那还伤什么脑筋？’” 我停下来，摇着椅子，接着又说：“他不想再伤脑筋。他会死是因为他不再相信未来会更美好。夺走他性命的是别人，但他自己是听之任之的。”我已哭不出来，空荡的内心里只剩挫败和愤怒。我盯着炉火的余烬发愣，幽暗的火光映着我的脸。“去你的，本顿，”我对着冒烟的炭火喃喃念着，“去你的，你怎么能放弃！” “所以你和杰伊·塔利好上了？”安娜问，“为了报复本顿？惩罚他离开你，惩罚他选择了死亡？” “就算是这样，也是无意识的。” “现在你有什么感觉？” 我试着去感受。“死了。本顿遇害后……”我思索着。“死了，”我肯定地说，“我觉得自己死了，不再有任何感觉。我想我和杰伊……” “不要思考。去感觉。”她柔声提醒。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我想找回感觉，渴望感觉一点什么，无论什么都好。” “和杰伊做爱是否让你感觉到了什么？” “苟且吧，我想。” “不要去想。”她再度提醒。 “我感觉到饥渴、肉欲、愤怒、自我、解脱。哦，是了，解脱。” “从本顿的死里解脱？还是从他这个人？他略有点自我压抑，是吗？他为人十分可靠，品格高尚。他正派，做事中规中矩。和他做爱是什么感觉？中规中矩吗？”安娜问。 “体贴，”我说，“温柔细腻。” “哦，体贴。你得好好解释一下。”安娜的语气带着一丝调侃，玩味起我刚刚脱口而出的话来。 “我们一向对对方渴求过少，情欲不足。”我更放开了，“我得承认，亲热时我常思考事情。和你谈话的时候都不该思考，安娜，更何况是做爱的时候。应该尽情享受才是。” “你喜欢性爱吗？” 我一惊，哑然失笑。从来没人这么问过我。“哦，喜欢，不过也分情形。我经历过妙不可言的性、美好的性、将就的性、乏味的性、糟糕的性。性爱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怎么看待它的。但愿我以往的性体验都算不上是顶级的。”我以波尔多的葡萄酒等级暗喻，因为性爱像极了美酒。老实说，我以往和情人的经历大都未及顶级，相当于山坡下产的酒，普通而价廉，毫无特殊之处。“我觉得我还不曾享受过真正美好原始强烈的性。没有，没享受过。”我喃喃自语，试图厘清思绪，又犹豫着是否有这必要。“哦，我说不上来。我在想它是否真的那么重要，或者到底有多重要。” “想想你赖以维生的事业，凯，你应该清楚性有多重要。它是权力，它是生与死，”安娜指出，“当然，在你接触的那些案例中，这种权力往往遭到了滥用。尚多内就是最佳例证。他获得性满足的方式是征服、制造痛苦、扮演上帝决定谁生谁死以及怎么死。” “没错。” “权力让他获得性兴奋。大多数人都如此。”安娜说。 “是最有效的催情剂，”我表示赞同。“人如果够诚实，就会承认这点。” “黛安·布雷是另一个例证。一个利用性吸引力去操控打击他人的迷人女性，至少我的印象是如此。” “这确实是她给人的印象。”我说。 “你认为她有没有被你吸引？”安娜问。 我试着给出一个客观评价，所以尽量把这问题推离自己，像观察器官切片那样加以研究。“其实我从没想过这一点，”最后我说，“我觉得或许没有，否则我多少会有点觉察。”安娜没有回应。“应该是这样。”我支吾地说。 安娜不信。“你告诉过我她曾经向马里诺打听你，对吗？”她提醒我，“还说想和你共进午餐，大家交流一下，好深入一点认识你，而且想托他帮助安排，有这回事吗？” “是马里诺告诉我的。” “或许就是因为她感受到了你的性吸引力？这么一来她就能彻底击败你了，不是吗？这么一来她不仅能毁掉你的事业，还能与你近距离接触，掠夺你的一颦一笑？这不正是尚多内这类人的作风？他们也一定感受得到性吸引力，只不过表现方式和常人不同。我们知道当他被你吸引而试图有所表示时，你是怎么对他的。那是他自食恶果？他色迷迷地看着你，而你让他瞎了眼，至少暂时是瞎了。”她停了下来，手支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直视我。 我也转身直视着她。那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又涌上来，大概类似某种征兆。 “要是他换成黛安·布雷，你会怎么做？”安娜继续挖掘。 “我有办法应付别人的示好。” “包括女人？” “任谁都一样。” “这么说，的确有女人曾向你示好。” “这么些年了，不时遇到。”答案很明显，我又不是住在山洞里。“确实有女人向我示好，但我无法回报。” “无法还是不愿？” “都有。” “女人表示对你有意思时，你有什么感觉？” “你想知道我是不是讨厌同性恋，安娜？” “讨厌吗？” 我思考着，探入心底深处，看看同性恋是否让我感到不自在。我常笃定地向露西保证，对于同性恋爱我没有丝毫排斥感，尽管这种关系很难应付。“我无所谓，”我回答安娜，“真的。无关我的喜好，也不是我的选择。” “人能够选择吗？” “基本可以。”对这点我有一定把握，“这么说吧，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感觉到，有些性吸引会困扰自己，因此宁可按捺不动。我了解露西的感受。我时常看到她和她的情人亲密无间，有时甚至会羡慕。因为我知道，尽管她们必须承受多数人的另眼相看，但彼此却能享受不可多得的同性情谊。异性很难成为彼此的灵魂伴侣或亲密朋友，这是事实。但我想，我和露西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我并不期待自己成为男性的灵魂伴侣，而她在男性面前却时常存有挫败感。真正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双方权力相制衡的基础之上。我不觉得受挫于男性，因此可以和他们建立性关系。”安娜一言不发。“并非所有事情都有合理的解释。露西和她的性倾向以及性需求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的，我的也是。” “你真的认为你无法成为男人的灵魂伴侣吗？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你的期望值过低了？” “很有可能。”我差点笑出声，“如果说我的期望过低，那我还真该去追求所有那些被我弄糟了的感情。”我补充说。 “你有没有被女性吸引过？”这个问题在意料之中。 “我觉得有些女人真是魅力四射，”我坦承，“我记得青年时期曾迷恋过几个女老师。” “你所谓的迷恋，就是性吸引。” “迷恋包括性吸引，但它天真单纯。很多女学生都迷恋过女老师，尤其是在一些老师也全是女性的教会学校。” “修女。” 我笑了笑。“没错，试想迷恋上修女是什么感觉。” “我猜修女们也会互相爱慕。”安娜指出。 不安与疑惑交织着如逐渐扩散的黑云笼罩住我，某种警示在我的意识深处响起。我不懂安娜的关注点为什么是性，尤其是同性关系。我想也许她是同性恋者，所以才一直未婚。或许在我们相识这么多年后，她终于决定向我袒露她的性倾向，现在先试探一下我可能会有的反应。想到她有可能因为害怕而对我隐瞒这样重大的事情，我不禁难过起来。 “你说过你是为了爱才搬到里士满来，”轮到我打探她了，“结果那个人辜负了你。那么你为什么不回德国而留在这里呢，安娜？” “我在维也纳念医学院，是奥地利人，不是德国人。”她对我说，“我自幼在一座城堡里长大。城堡就在多瑙河畔的林茨附近，被我们家族承袭已有几百年，战时还有纳粹居住。我家里有双亲、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从窗口可以远眺几十英里外黑烟滚滚的火葬场，它就在那座臭名昭著的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无数囚禁其中的人被迫开釆花岗石，背负巨大的岩石爬数百级台阶，体弱无力者当场遭受鞭打或被推下山崖。关在里面的包括犹太人、西班牙共和党人、苏联人和同性恋者。 “日复一日，地平线上满布死亡的乌云。我偶尔瞥见父亲凝望着远方叹息，他还以为四下无人。我感觉得到他深深的痛楚和羞愧，因为无力改变现状，只能装作没看见。大多数奥地利人都无视发生在自己美丽家园的事，我觉得这真是不可原谅，但事实也只能如此。论财力和影响，我父亲是不可小视，可对抗纳粹者的下场不是被送往集中营就是就地枪决。家里欢声笑语，杯觥交错，仿佛那些恶魔是我们最亲密的友人。后来其中一个开始趁着晚上进入我的卧室，那年我十七岁。就这么过了两年，我绝口不提，因为我知道父亲一样无能为力，我甚至感觉他清楚情况。是的，我肯定他知道。我担心同样的事会发生在姐姐们身上，而她们果真也没逃过。战后我在维也纳完成了学业，遇到了一个念音乐专业的美国学生。他是个优秀的小提琴手，机敏而充满活力。我便随他到了美国。主要也是因为我无法继续待在奥地利，无法面对我的家人违背良知这个事实。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家乡，脑海中便只剩集中营的黑烟。那景象一直铭刻在记忆中，一直在。” 客厅渐冷，余烬里的炭屑有如闪烁在黑暗中的几十只形状怪异的眼睛。“那个美国小提琴手后来怎么了？” “造化弄人，”她的声音透着忧伤，“在世界最美最浪漫的城市维也纳和一个奥地利年轻心理医生恋爱是一回事，可带她回到弗吉尼亚，回到里士满这个依然处处飘扬着邦联旗帜的内战时期南部邦联首府，则是另一回事。我开始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实习，詹姆斯则在里士满交响乐团待了几年。后来他搬到华盛顿，我们就分手了。所幸我们没结婚，至少省掉了一些麻烦，也不用考虑孩子的问题。” “你的家人呢？”我问。 “两个姐姐已经去世，剩弟弟在维也纳，和父亲一样混银行界。我们该休息了。” 我钻进被窝，打了个冷战。我缩起两腿，在伤臂下塞了个枕头。和安娜的谈话让我有天崩地裂般的不安感，内心一些原已封存、遗忘的角落开始隐隐发痛。她的身世使得我的心情倍加沉重。难怪她从不轻言自己的过去。身为纳粹帮凶是种奇耻大辱，这事实让我对她本人和她的生活背景产生全新的观感。对于当时家庭的处境和做法，或者十七八岁时卧室里发生的一切，不管安娜多么别无选择，也都是百口莫辩。没人会原谅她。我躺在客房里盯着漆黑的天花板发呆，不禁喃喃道：“天哪，天哪。” 我起床，经过黑魆魆的过道，穿过客厅来到屋子的东侧。主卧位于过道尽头，房门敞开着，微弱的月光透过窗子渗入，柔和地映出被褥下她的身形。“安娜？”我轻声呼唤，“你醒着吗？” 她翻动身体，坐了起来。我挨近她，但看不清她的脸。她的白发披在肩上，看起来格外老迈。“还好吧？”她声音颤抖，不无警觉。 “对不起，”我对她说，“真的很对不起，安娜。我是一个太不称职的朋友。” “你一直是我最可靠的朋友。”她拿起我的手轻捏了下，她那柔软松弛皮肤下的手骨摸起来那么纤弱，仿佛她在一瞬间突然衰老了，不再是我想像中的女神。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了她的过去的缘故。 “你受苦了，长期独自承担那许多煎熬。”我轻声说，“对不起，我没有在一旁陪着你。真的很对不起。”我反复说着，顾不得伤臂，弯下身笨拙地抱住她，亲吻她的脸颊。 第八章 工作时即使再忙乱再烦，我依然心存感激。我知道我所带领的法医系统，就算不是全世界最好的，也属全国最优秀的。我同时还兼任国内第一所法医专校，弗吉尼亚法医科学及医学研究院的院长。在一栋难得的先进大楼里，我可以完成所有工作。 这栋占地十三万平方英尺、耗资三千万的建筑名为“近代生物技术”，是生物科学研究园区的核心所在。这个园区经过多年对老旧百货公司和废弃大楼的逐步翻新而终于成形，它那砖墙玻璃外观为里士满的风貌平添一抹优雅，而生物技术也让这个从北方的侵略者发射最后一发枪弹以来又长期饱受摧残的城市重新充满活力。 八十年代我初来里士满时，它还是个凶杀案发生率长年排全国第一的城市。许多企业纷纷迁往邻近城镇，入夜后街上人影难觅。不过这已成为过去，现今的里士满正逐渐蜕变为科学和文明之城，老实说我以前可没敢这么奢望。我坦承，一开始我实在恨透了这个城市，至于原因，则远非马里诺对我的排斥或者我对迈阿密的怀念这么简单。 我相信每个城市都有性格，这取决于居住其中并对其实施治理的人的能量。黑暗时期的里士满人是那么顽固、目光短浅，他们以受创的自尊紧守着逝去的光荣历史不放。如今它的治理者正是昔日受人支配、甚至奴役的那群人。这里一度充斥着疯狂的排外气氛，我这样的外来人颇受歧视与隔阂。多年来我在此地探查到的旧伤和轻蔑之迹就如同我在尸体上验出的伤痕那样真实。夏季，我便感受到一股深沉的哀伤在沼泽上和无边无际的松树林间回荡，沿着河流漂游，缠绕着残酷战争所遗留的砖桩、铸造厂和战俘集中营的伤口。我心生怜悯，不再怀疑里士满。而今晨，我悲伤渐增，内心纠结，觉得是它不相信我了。 窗外，市区天际线上映着深入云霄的建筑剪影，雪花纷扬，天空朦胧一片，我出神地望着。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走廊上人影穿梭。我担心州政府和市政府今天会停止办公，但愿我回来的第一天不会发生这种事。 “罗丝？”我呼唤在隔壁办公室里的秘书，“你看气象预告了吗？” “下雪。”她的声音飘了回来。 “看得出来。他们今天没休息吧？”我伸手端起咖啡，暗自惊叹这场让整个城市冻结的白色风暴。就整个州而言，冬天的美丽雪景通常只出现在夏洛茨维尔以西、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北的地区，里士满则不在其中，究其原因，据说是冷空气一抵詹姆斯河便立刻升温，雪花于是变成冰冷的雨水横扫过来，势比格兰特率领的军队。 “大约会有八英寸的积雪量。傍晚雪可能会逐渐变小，最低气温只有零下五六度。”罗丝大概正在上网查询最新气象消息，“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也都在冰点以下。看来今年会有个白色圣诞了，很棒吧。” “罗丝，你圣诞节有什么打算？” “就那样啦。”她的声音又飘了过来。 我瞄了眼成堆的案件档案和死亡证明书，推开电话留言条、邮件和办公室备忘录。办公桌的桌面都看不见了，我无处下手。“八英寸？会不会发布全国性的紧急通告？”我问，“我们得查一下除了学校还有什么机构会临时放假。我的日程里还有什么没被取消的事吗？” 罗丝放弃吼叫，走进我的办公室来。她身穿一套灰色裤装，内搭白色套头毛衣，一头灰发绾了个法国髻，看上去精干利落。她翻开那本从不离身的大日程簿，手指在上面滑过，视线透过厚厚的镜片随之移动。“重点是，还不到八点呢，就送进来六件案子了。”她说，“你还得上法庭作证，不过我预感会取消。” “哪个案子？” “我看看。梅奥·布朗。我怎么不记得了。” “掘尸案。”我记得，“是粧毒杀事件，相当骇人。”相关档案正躺在我桌上的某个角落，我忍着脖颈和肩膀的酸痛开始翻寻。布弗德·赖特上回就是为此大驾光临，结果只是白白浪费时间，并徒增出庭时的困扰。枉我花了四个钟头向他解释，经过防腐处理后，尸体原本的毒物浓度便被稀释，并且目前也没有有效的办法能够测定此类组织切片的衰变率。我向他说明了毒物检测报告的内容，协助他为出庭对抗辩方的毒物稀释说法作准备。我给他恶补相关知识：由于防腐液取代了血液，毒物浓度便被稀释，因此如果死者体内的可待因含量处于致死用药量的低剂量水平，那么在防腐处理前用药量必然要高。我不厌其烦地解释，他只需要强调这点，因为辩方一定会把海洛因和可待因混为一谈，混淆视听。 当时我们俩就坐在我那间私人会议室的椭圆形会议桌旁，桌上堆满文件。每当感到困惑、受挫或单纯只是不悦时，赖特就猛发牢骚。抽出一份报告，紧皱眉头，再把报告放回去，同时像鲸鱼喷水柱那样喋喋不休。“简直是天书嘛，”他念叨着，“6-单乙酰吗啡是检测海洛因的代谢指标，这东西没被检测出来也并不表示海洛因就不存在，但如果这东西被检测出来就表示海洛因一定存在，你是要我这么跟陪审团解释？还得解释可待因的药性？”我说这是我的主张，可惜也恰恰是他最不愿采用的意见。聚焦于稀释论点——作防腐处理前的尸体，所含毒物浓度一定更高——我再三提醒他这点。吗啡是海洛因的代谢物，也是可待因的代谢物，但是可待因在血液中代谢之后，产生的吗啡含量极低。我们无法给出一个论断，只能说虽然验出的并非海洛因的代谢指标，但发现了相当剂量的可待因和吗啡，这表示死者生前曾经服用药物，不管是自愿或被迫。我翻来覆去地强调：由于防腐处理的关系，之前的毒物含量必定比检测出的要多，但这是否能证明死者的妻子用泰诺三号之类的止痛药毒害他？不能。可别落入6-单乙酰吗啡的泥沼里了。 我回过神来，坐在办公桌前，气呼呼地整理已扎成堆的案子，同时痛苦地回想着我替赖特准备另一起案子的繁复过程，当时我还答应会像以往那样随时支持他。很不幸的是，他似乎没有一点感激之情。我只是俎上肉，弗吉尼亚州所有尚多内的受害者全都是俎上肉。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甚至对杰米·博格也不满起来。“和法院确认一下。”我对罗丝说，“对了，弗吉尼亚医学院今天早上就会让他出院了，”我回避着让-巴蒂斯特·尚多内的名字，“准备应付媒体的电话轰炸吧。” “新闻报道了这位纽约检察官进城的消息，”罗丝翻着我的日程簿，头也不抬，“要是她被雪困住岂不很有意思？” 我站起来，脱掉实验袍，将它披在椅背上。“她没来电话吧？” “她没打来这里，没找过你。”这是在暗示她知道博格找过杰克或我的某个手下。我能自如地专注于工作，并善于委婉地转移别人试图窥探我内心禁地的企图。“为提高工作效率，”我抢在罗丝向我投来关爱的目光之前开口，“把全体职员会议取消。我们必须趁天气变得更坏以前把这批尸体送出去。” 罗丝担任我的秘书已经有十年之久，她是我的职场保姆，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却不会滥用职权勉强我去做什么事。对杰米·博格的好奇在她的脑袋里嘶嘶作响。我看得出她眼里疑问重重，可是她没问。她了解我对于将本地案件交由纽约法院审理一事有何感受，也知道我不想谈论它。“钟医生和费尔丁医生应该在停尸间了，”她说，“福布斯医生还没来。” 我忽然想到，就算今天法庭风雪无阻地照审梅奥·布朗一案，赖特也未必会打电话给我。他顶多只会将我的报告列入证词，然后找个毒物检测专家出庭作证。他绝不会在我辱骂他是懦夫之后再和我面对面，我骂的还是事实，而他自己多少也心知肚明。说不定以后他会尽可能躲着我，我在走廊里边走边思索，这令人不快的念头衍生出另一个征兆，到底是凶是吉呢？ 我推开盥洗室的门，经过一长列更衣间，从铺着墙板和地毯的温和世界来到一个有生物危害、对知觉极具冲击力的冷酷空间。进去前必须脱去鞋子和外衣，将它们储存在浅绿色的密封柜里。我在验尸室入口附近常备一双耐克运动鞋，它注定不会踏上活人的领地，到不能穿了我就把它焚毁。我笨拙地将套装上衣、宽松长裤和白色丝衬衫挂在衣架上，感觉左手肘阵阵刺痛。我艰难地穿上有着抗菌前护片、袖子、密封缝边和夹领——小竖领——的Mega防护衣，穿戴好鞋套、手术帽和口罩。最后一道体液保护是防护面罩，保护眼睛免受携带肝炎或艾滋病病毒的血液飞溅感染。 不锈钢自动门开启，我踏上验尸室经无菌处理的覆环氧树脂褐色乙烯基防腐地板，脚下窸窣作响。身穿蓝衣的医生们在五张闪亮的不锈钢工作台前忙碌，这些台子全部安装着不锈钢水槽，水流和水管吸水声不断。X光灯箱有如一条黑白画廊，展示着器官形状、不透明骨头轮廓，以及外观酷似飞行器上的松脱金属片、威力足以击碎物体甚至取人性命的白色枪弹碎片。保险柜里用夹子固定垂挂着许多涂抹过血液的DNA样本卡，它们放置在金属罩下风干时看起来就像一大片日本国旗。角落里的闭路监视屏上显示一辆前来收运尸体的殡仪车正停在大楼车库入口，引擎隆隆作响。这就是我的剧院，我的舞台。熟悉的事物、声音连同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病态气味涌上前来迎接我，我顿时大大松了口气。医生们朝我点头道早安，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总算重回岗位——回来了。 天花板高悬的狭长空间里飘散着带有烟熏味的酸臭，我一眼便瞧见了一张已被推了出来、覆着布单的轮床。上面躺着一具修长赤裸的焦黑尸体。那个凄冷孤单的男子默默等待着。他在等待我，我将是听他倾吐心事的最后一个人。他脚趾的挂牌上用记号笔写着“约翰·多”，字迹潦草，连“伊”字都省了。我从橡胶手套盒里抽了一双戴上，好在它连罩着防水长袖的石膏也能一并套进。我没有用吊腕带，打算尽量用右手工作。在这个惯用右手的世界里惯用左手多有不便，却并非毫无优点。像我们这种左撇子大多两手均灵便，起码都堪使唤。然而酸痛的骨折伤口不断提醒我，再怎么讲怎么敬业，我的世界业已改变。 我绕着案主走了一圈，俯身凑近观察。他的右手臂上仍插着一支注射筒，二级烧伤的上身布满脓泡，脓泡的边缘呈鲜红色。皮肤上净是煤烟痕迹，鼻孔和眼眶里尤其厚重。他是在告诉我，起火时他还活着，吸进了不少浓烟；他仍然有血压，足以将体液压入水泡形成鲜红色边缘。火灾及注射筒当然意味着自杀的可能，可他右大腿根有一处红肿似柑橘的挫伤。我摸了一下，发现它硬得像石头，显然是不久前才有的。怎么形成的呢？注射筒插在右手臂，他若是自行注射，便应该是惯用左手之人。可他右臂肌肉比左臂要发达，这便表明他惯用右手。还有，他为什么赤身裸体的？ “身份还无法确认吗？”我提高嗓门问费尔丁。 “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他往解剖刀上装新刀片，“警方应该快来人了。” “他被发现的时候就是赤裸的？” “是。” 我隔着手套抚摸死者沾满煤灰的浓发，辨别他真正的发色。这个得等到我替他清洗完后才能确定，不过他身体和阴部的毛发都是深色的。他的脸刮得很干净，颧骨高隆，鼻子尖削，下巴方正。额头和下巴严重烧伤，若需替他拍照供作身份确认之用，恐怕得先用上殡仪馆的化妆品。他体格健壮，手臂笔直地伸展在体侧，手指微微弯曲。尸斑，即血液在重力依赖区集中所造成的斑点，也已形成，使他两腿及臀部的外侧呈现暗红色，而死后和墙或地面接触的地方则泛着灰白。我把他的身子侧过来，检查后背，发现肩胛骨的位置有几条平行的擦伤，是被拖行的痕迹。肩胛骨之间和后颈部下方各有一处烧伤，其中一处黏着块疑似塑料的细长碎片，大约两英寸长，白底加蓝色小字，类似食品包装纸的背面。我用镊子把碎片夹起，高举在手术灯下观察。它的材质很像是软薄的塑料，常被用作糖果或饼干包装纸的那种，上面有“本产品”、“东9-4”等字样，还有一个免费电话专线号码和不完整的网址。我把碎片放进证物袋。 “杰克？”我边喊他过来，边拿起一叠空白表格和验尸图表夹在笔记板上。 “想不到你真打着石膏来上班。”他穿过验尸室向我走来，一身短袖工作服，饱满的二头肌露在外面。我的这位副手勤于健身是出了名的，然而再多举重练习或每餐一杯美而力高蛋白粉似乎都阻止不了他脱发。很奇怪，最近几周他那头淡褐色头发不知为何开始换毛似的往下掉，黏在衣服上然后随风飘落。 他皱着眉看死者挂牌上的名字。“运送尸体的那家伙一定是亚洲人，还约翰·多呢。” “负责的警探是哪一位？”我问。 “斯坦菲尔德，不认识。你可别让手套破洞，否则接下来几周你都带有生物危险了。”他指的是我橡胶手套下的石膏，“说真的，万一真那样你会怎么做？” “切开换新的。” “这么说，这里应该准备些一次性石膏模才对。” “反正我本来就很想把它拿掉。我看不懂这家伙的烧伤痕迹，”我对他说，“我们知道尸体距离大火有多远吗？” “和床铺大约有十英尺距离。据称那张床是唯一燃烧的家具，而且只是部分燃烧。他光溜溜地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壁。” “我在想，为什么只有上半身烧伤。”我指着几处银币大小、零散分布的伤痕，“手臂、胸部。左肩也有一处，还有脸上这些，背部也有。既然他背靠着墙，背部不应该烧伤。也许是被拖过的痕迹？” “根据我的了解，消防小组赶到后，把尸体拖往了停车场。有一点可以确定，起火的时候他必然已经失去意识或无法行动，”杰克说，“否则，谁会呆坐着等火烧上身、吸浓烟呢？尤其还是在圣诞节。”他的神色透着类似宿醉后的疲倦，我不禁怀疑他昨晚或许不太好过，也许是又和妻子闹翻了。“大家都玩自杀。那个女人也是。”他指着一号工作台上的尸体。钟医生正站在活梯上忙着拍照。“陈尸在厨房地板上，抱着枕头和毯子。邻居听见一声枪响，她母亲第一个发现尸体，还有一张纸条。再看看二号台，”杰克转头过去，“车祸至死，州警察局怀疑是自杀。撞上了一棵树，非常严重。” “这人的衣服送进来了吗？” “嗯。” “立刻给她的脚部照X光，然后让化验室检查鞋底，看她撞上树时踩了刹车还是油门。”我在验尸图表的局部涂上阴影，代表有煤烟。 “另外一个是用药过量的糖尿病患者，”杰克继续罗列今早的案主清单，“尸体在院子里被发现的，不确定死因是毒品、酒精还是受冻。” “也许三者皆是。” “没错。我明白你说的烧伤疑问是什么意思了。”他凑近细看，眼睛眨个不停。我这才想起他戴了隐形眼镜。“奇怪的是，这些伤口的大小和形状几乎一样。需要我帮忙处理吗？” “谢了，我自己来。你还好吧？”我抬头看他。 他眼神露出疲惫，漂亮的娃娃脸上净是不自然。“也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喝咖啡，”他说，“就这几天吧。我有很多事情想问你。” 我拍拍他的肩膀，示意他我没事。“好得不得了，杰克。”我加了句。 我开始为约翰·多伊的尸体进行物证复原检验。这套烦琐的检验包括用棉花棒采集尸体七窍的体液，用剪刀剪指甲，拔取头发、体毛及阴部毛发。对于有理由怀疑并非自然原因致死的一切案件，我们都会进行如是检验，而且我通常不会马虎对付赤裸的尸体，除非有充分理由可以解释案主死时为何没穿衣服，譬如正在洗澡或动手术，我不会为顾全死者的尊严而省略这道程序，我无法这样做，因为最关键的证据往往深埋在最幽暗细小的孔隙里，潜藏在指甲和头发中。在冒犯这名男子的最私密部位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他肛门处有旧裂伤，嘴角有挫伤，舌头和口腔内侧黏着纤维。 我用放大镜照遍他全身，尸体揭露的故事愈来愈蹊跷，手肘和膝盖上有轻微擦伤，而且沾着泥巴和纤维，我拿便利贴在上面轻压一下后放进密封塑料袋。他双手手腕突起的骨头周围有断续且发干的红褐色擦伤和细碎破皮。我抽了髂静脉血和眼球的玻璃体液装进试管，用小升降梯送往三楼的毒物化验室进行酒精和一氧化碳定性定量分析，十点半，我正在翻检Y形切口内的器官组织时，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朝我走了过来。他的宽脸疲态尽现，手上紧抓着一只购物袋大小的褐色纸袋，袋口折起并贴着红色证物密封条，谨慎地和我的工作台保持一定距离。我脑中一闪，想起家里澳洲红木餐桌上那只装着我私人衣物的纸袋。 “你是斯坦菲尔德警探吧。”我夹起一小块皮肤，用解剖刀一点点将它从肋骨上剥离。 “早上好。”他看着尸体，顿了一下，“不过他可能不太好吧。” 斯坦菲尔德那身人字纹套装外没有罩任何防护衣物，他也没戴手套或鞋套。他看了一眼我臃肿的左臂，没问我怎么回事，显然早就知道了。我遭遇的一切早已见报，而我是坚决不看报的。安娜曾经说我是胆小鬼，这当然不是精神病医生该用的字眼，她也绝非当真如是看待我。她的言下之意是“否认”。我不在乎。我拒绝碰任何报纸，我不想看、不想听任何关于我的新闻。 “抱歉来晚了，路况实在太差，而且恐怕会越来越糟，女士，”斯坦菲尔德说，“希望你的车加了防滑链。我的没有，结果困在半路，我叫了拖车又加装链子，所以这么晚才到。有什么发现吗？” “CO含量是百分之七十二。”CO即一氧化碳的英文缩写，“看到他的血有多红了吧，一氧化碳含量过高的表现。”我从工具架上拿起肋骨剪，“酒精定量分析结果为零。” “所以可以肯定他是死于火灾啰？” “他的手臂上插着注射筒，但一氧化碳中毒才是致死原因，不过还无法确定。”我从手术推车里拿起肋骨剪，“他的肛门有裂伤，也就证明有同性恋行为。手腕上有死前遭到捆绑的痕迹，并且嘴巴似乎被塞住了。”我指着那两个部位的擦伤。斯坦菲尔德睁大了眼睛。“手腕上的伤口还没结疤，”我继续说，“换句话说，不是旧伤。而嘴里残留着纤维，因此几乎可以断定临死时他曾被堵住嘴巴。”我把放大镜移到死者的前臂内侧内凹处，也就是手肘窝上，让斯坦菲尔德看上面的两个小血点。“新近的注射点，”我解释说，“有意思的是，他身上并没有任何显示他曾经滥用药物的旧针孔。我会采下肝脏切片进行周边组织症状群检查，看胆囊和动、静脉是否有慢性发炎现象，同时看看毒物分析结果。” “说不定他有艾滋病。”这是斯坦菲尔德警探的第一反应。 “我们会替他做hIV筛检。”我回答。 我移除死者肋骨的三角形胸骨，斯坦菲尔德再次后退一步。轮到劳拉·特克尔上场了。她是我向彼得斯堡李堡军事基地的墓地登记单位借调来的助手，体贴热心，时常从工作台边忽然冒出来向我敬礼。被大家昵称为“特克”的她总喜欢称呼我“首席”，也许对她来说“首席”的地位比医生要高吧。 “我可以切头盖骨了吗，首席？”她说这话用的是肯定语气。特克跟我们借调过的所有女军人一样，强悍、积极，让男人相形见绌，事实上两相接触时大惊小怪的往往是男人。“钟医生手头那位女士，”特克说着拿起斯特莱克电锯插头接上头顶的电线卷，“生前立了遗嘱，还写好了自己的讣告，她将保险文件等装在活页夹里，连同结婚戒指一起放在餐桌上，一切准备停当后才躺在毛毯上朝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很难想象吧，好惨。” “真的很惨。”我挖出一团微微发亮的器官，放在切板上，“进这里之前要做好保护措施，”我对斯坦菲尔德说，“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可以在储物柜那里换衣服？” 他盯着我沾上了鲜血的袖口和手术袍前摆。“女士，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向你说明一下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他说，“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吗？我还得趁天气恶化以前赶回去。要快，再过一会儿恐怕哪里都去不成了。” 特克拿起解剖刀，沿着两耳间的弧线在后脑上划出一条口子，然后翻开头皮，将它往前拉，整张脸皮便扯了下来，像是外翻的袜子，露出来的拱形头盖骨闪着白光。我仔细观察着。没有血肿，也没有凹痕或碎裂迹象。电锯的呼呼声像是锯子和牙钻的混合声。我拉下手套丢进装生物危害废弃物的专用红桶，然后示意斯坦菲尔德跟着我走向验尸工作站对面墙边那一整排长操作台，拉了椅子坐下。 “不瞒你说，女士”斯坦菲尔德缓缓摇着头说，“这案子我们实在无从着手。目前我只能告诉你，这男人——”他指的是工作台上的死者，“昨天下午三点投宿在詹姆斯堡汽车旅馆和露营地。” “那是在哪儿？” “五号公路西向路上，距离威廉玛莉学院不到十分钟的车程。” “你和那里的老板谈过了吧？” “是的，和前台的那位女士。”他打开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抽出一叠宝丽来照片，“她叫贝芙·基芬。”他说了名字的写法，然后从外套内兜里掏出近视眼镜，两手微颤地翻着一本便条簿，“她说那个年轻男人走进旅馆，订下一六〇七优惠。” “抱歉，你说什么？”我说着停下做着笔记的手。 “周一到周五，五个晚上的住宿费为一百六十美元七十美分，一六〇七；正常情况下每晚四十六美元。就旅馆条件来说这价格相当高，我觉得。可是你也知道，外出旅行者的钱好骗。” “一六〇七？詹姆斯城建立那年？”此时提起詹姆斯城有点奇怪，因为昨晚和安娜谈起本顿时我才提过。 斯坦菲尔德用力点头。“没错，詹姆斯城，建立于一六〇七年。这是优惠套餐，他们是这么说的，优惠日的优惠价。可依我看，女士，这家旅馆一点都不老实，真的，女士。简直像个猪窝。” “有过犯罪记录吗？” “噢，那倒没有。据我所知没有，从没有过。” “只是恶劣而已。” “对，只是恶劣。”他猛点头，斯坦菲尔德警探说话时经常再三强调，仿佛教过反应迟钝的儿童似的。他把那叠照片排列在操作台上。我垂头看着。“你拍的？”我猜测。 “是的，女士，是我拍的。” 他所摄取的场景果然符合他的作风——强调重点，包括门牌号十四、敞开房门后的房间景象、烧毁的床铺、焦黑的窗帘和墙壁，全都清晰可见。房里有一个抽屉柜，门口狭窄的空间里立着根挂衣架。我发现床上除了部分着过火的被子和白色床单外别无他物。我问斯坦菲尔德有没有把床单提交化验室做触媒测试。他回答说床上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好化验的，除了床垫的焦屑已经被他装在密封铝漆罐里了。“依照程序。”他说。这是警探新手才会有的说法，不过他也奇怪为何不见床罩。 “他登记入住的时候床罩在吗？”我问。 “基芬太太说她没有陪他去房间，但很肯定床铺是整理好的，因为上个房客退房后是她亲自进去打扫的。”他回答。还不是太没见识。 “行李呢？”我接着问，“受害者有行李吗？” “没发现。” “消防队是什么时候到的？” “他们是下午五点二十分接获报案的。” “谁报的？”我做着笔记。 “一个过路人。他一看见黑烟就用自己的车载电话报了警。根据基芬太太的说法，目前是淡季。她说昨天有四分之三的房间没人住，因为圣诞节就快到了，加上天气因素，等等。你看这张床就知道了，火根本没烧起来。”他用粗大的手指点着照片上的几个地方，“第一辆消防车赶到时火很可能已经自动熄灭。用灭火器就足够，水龙带都没派上用场。这对我们而言倒是好事。这是他的衣服。” 他让我看的这张照片中，房门敞开，地板上有一堆深色衣物。我看出那是长裤、t恤、外套和鞋。接着是房间内部的照片。水槽上有一个紫铜色塑料冰桶、包有玻璃纸的塑料杯和一小块尚未拆封的肥皂。斯坦菲尔德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打开刀刃，将他带来的那个纸袋的封条割开。“他的衣服，”他解释说，“或者该说，我觉得是他的。” “稍等。”我说着站起来，拿了块干净的布盖在轮床上，然后戴上一副干净手套。我问他在现场是否发现了皮夹或其他私人物品。他回答没有。拉出衣物时我闻到一股尿味。我十分谨慎，避免让任何潜在的证物掉落，仔细检查着渗有尿液的黑色内裤和黑色阿玛尼羊绒长裤。 “他尿湿了裤子。”我对斯坦菲尔德说。 他只摇摇头耸耸肩，眼神带着狐疑和些许恐惧。这实在令人不解，不过我已经有把握。这名男子是独自入住的，后来又出现了另一号人物。我想受害者或许是因为惊恐至极以致膀胱失禁。“前台那位女士，基芬太太，对他入住时穿的衣服有没有什么印象？是不是就是这身？”我将口袋翻出来查看，没什么异样。 “我没问她。”斯坦菲尔德回答，“口袋是空的，这倒是奇怪。” “现场没人翻过口袋吧？” “这个嘛，老实说，衣服不是我整理的，是一名警官把它们装进袋子的，不过我敢说，没人搜过口袋，至少没发现任何私人物品，不然我一定会知道，并一起带过来。”他说。 “你可不可以立刻打个电话给基芬太太，问她是否记得他入住时穿着什么衣服？”我礼貌地要求斯坦菲尔德尽他的职责，“还有开的什么车？知道他怎么到旅馆的吗？” “目前为止没发现他有车。” “从穿着看他不太像个住便宜旅馆的人，斯坦菲尔德警探。”我在衣物图解表上画着长裤。 他的黑色外套、黑色t恤和腰带、皮鞋和袜子都是高档名牌货，这让我想起让-巴蒂斯特·尚多内。这个月初托马斯·尚多内的腐尸在里士满港口被发现，他身上的名牌服饰沾满了让-巴蒂斯特那婴儿毛发般细柔的奇特体毛。我向斯坦菲尔德说明这两人衣服的相似之处，接着又解释，我们推测让-巴蒂斯特谋杀了他的弟弟托马斯，下手的地点或许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然后和他掉换了衣服，将尸体藏在准备运往里士满的集装箱里。 “是因为你发现了奇怪的毛发吗？就是报上报道的那些？”斯坦菲尔德试着理解即使是资深警探都难以想象的繁复案情。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另外我们通过显微观察，发现衣服上的硅藻——一种藻类——和尚多内家所在的巴黎圣路易岛附近的硅藻吻合。”我解释道。斯坦菲尔德听得一头雾水。“我想说的是，斯坦菲尔德警探，这名男子，”我指的是让-巴蒂斯特·尚多内，“有着一种非常罕见的先天性缺陷。据说他常在塞纳河里洗澡，相信这么做能治愈他的病。我们确定他弟弟身上的衣服原本是他的，懂吗？”我抽出皮腰带，细看上面那处磨损最厉害的环扣凹痕。 “老实告诉你吧，”斯坦菲尔德回答说，“最近报上除了这个怪案子跟这个狼人的事，几乎没有别的新闻了。我是说，女士，打开电视或翻开报纸，看到的全是这则新闻。我想你大概也知道。还有，你遭遇那样的不幸，我真的觉得很遗憾。老实说，我不懂你怎么还能继续工作，还能正常过日子。老天！”他摇了摇头说，“我老婆说要是换作她，那人根本不用做什么，她就立马心脏病发作死了。” 我猛地感觉到他对我心存怀疑——怀疑此刻我是否理智，是否正在倾诉，我是否让现在自己经历的一切都感染上了让-巴蒂斯特·尚多内的气息。我将笔记板上画好的衣物图解表和约翰·多伊的资料放在一起。斯坦菲尔德在一旁翻着便条簿打电话。他用手指塞住一只耳朵，眼睛眯缝起来，好像被特克用电锯切头骨的声音弄疼了一般。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不久他挂了电话，走了回来，同时他的寻呼机响起。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他宣布说，“基芬太太记得他穿着高档深色套装。问题是，她也记得他手上拿着钥匙，昂贵的新型汽车配备的那种遥控钥匙。” “可我们没发现汽车。”我说。 “没错，没发现，也没有钥匙。”他说，“看来是有人帮他上路的。你想会不会是有人让他服毒，然后企图焚尸灭迹？” “我认为我们最好把它当作正经的凶杀案看待，”我点出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我们得先采集他的指纹，看能不能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中里找到匹配的数据。” 自动指纹辨识系统拥有州际共享的指纹数据库，可以将扫描进计算机里的指纹与其数据库中的指纹进行比对。倘若这名死者在国内存有犯罪记录，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被录指纹收入此库，案件的破获就容易多了。我戴上另一双干净手套，小心翼翼地将橡胶套上包裹着我左手掌和拇指的石膏。采集死者的指纹时需要一种类似汤匙的简单工具，像纵向对切后的中空弯曲金属管，一端的狭长口子上固定着一小片呈一定弧度的白纸，适应死者已失去弹性的手指。每片纸上采一枚指纹，随后下一张纸自动推进。这工作谁都能胜任，可当我告诉斯坦菲尔德金属匙放在哪里时，他眉头一皱，好像我说的是外国话。我问他有没有给死尸采过指纹，他坦承没有。 “稍候。”我说着走过去打电话到指纹检验室，没人接。我试着让总机转接，结果发现所有人都在这坏天气休假了，于是我从抽屉里拿出金属匙和墨水。等特克将死者的双手擦拭干净后，我开始采指纹，将他的手指一根根往弯曲的纸片上按。“如果你们不反对，我可以做一件事，”我对斯坦菲尔德说，“就是请里士满警方把他的指纹拿去比对，看有什么结果。”看着我抬起死者的拇指贴在金属匙上，斯坦菲尔德一脸不舒服，显然痛恨停尸间，巴不得尽早脱身。“目前检验室帮不上忙，但又必须尽快查出这家伙的身份，”我解释，“万一他和国际刑事案件有牵扯，也好把他的指纹等数据提供给国际刑警组织。” “好吧。”斯坦菲尔德又点了点头，低头瞄着手表。 “你和国际刑警组织接触过吗？”我问他。 “没有，女士。他们是搞间谍工作的，对吧？” 我呼叫马里诺，看他是否有空。四十五分钟后他赶到了，斯坦菲尔德早已离开，特克正忙着整理约翰·多伊体腔内一个塑料袋里被解剖的器官，她得把这个塑料袋在死者体腔内放好再缝合Y形切口。 “哟，特克，”马里诺跨过敞开的自动金属门，朝她打了声招呼，“又是剩菜冷饭？” 她抬头看了眼马里诺，眉毛一挑，扬起嘴角微笑。马里诺喜欢特克已经到了一有机会就口不择言的地步。特克丝毫没有她名字所暗示的阳刚味。她身材娇小，脸蛋干净漂亮，五官柔和，一头金色长发扎成高高的马尾。她把粗笨的白色上蜡麻线穿过十二号手术缝针的针眼。马里诺在一旁继续奚落她。“告诉你，”他说，“万一我挨了一刀，绝不会来找你帮我缝伤口，特克。”她笑了笑，将那根带弧度的大缝针扎进死者的皮肤，引着缝线穿过去。 马里诺弯下身盯着瞧，眼睛红肿。嘴上是俏皮话，心情其实很恶劣。“你昨晚忘了睡觉吗？”我问他。 “可以这么说。说来话长。”他想敷衍我，就只顾看着特克，心神不宁的样子可谓罕见。我脱去手术袍，摘下防护面罩、口罩和手术帽。“不知道你们把这组指纹拿去比对，多久会有结果。”我对他说。纯粹谈公事的口吻，不带私人感情。他有什么瞒着我，而且他那少年般幼稚夸张的行为也相当令我恼火。“这里的情况很棘手，马里诺。” 他的注意力转向我，忽然正经起来。“我边抽烟边听你讲，可以吧？”他看着我说。这是他几天以来第一次直视我。 这整栋楼都禁烟，不过并未能禁止某些高层管理者在办公室里点烟，只要同事不举发就没问题。至于停尸间里，则无一人可破规矩。我倒不是怕让案主们吸二手烟，只是这里的工作人员绝不能让手与嘴有任何接触。不准吃喝或吸烟，也不鼓励嚼口香糖、糖或润喉糖。我们唯一的吸烟区在大楼车库入口处的汽水贩卖机附近那只直立烟灰桶旁，那里有两把椅子。在这个季节那里可不是温暖舒适的所在，不过还算隐秘。这桩发生在詹姆斯城的案子并不属马里诺的辖区，但我还是把衣服的事告诉了他。“只是我的直觉。”最后我说。 他把烟灰弹向烟灰桶，两腿十分不雅地在塑料椅前方打开。我们呼出来的气息冻成了白雾。 “哦，的确不太对劲，”他回答，“不过说不定只是巧合，医生。还有，尚多内一家子都不好惹。目前我们还不确定这场戏会怎么演下去。他们的怪胎儿子犯了谋杀罪被关起来，所有镁光灯也跟着投向他那个身为犯罪集团教父的父亲和其他家人。这些人可是无恶不作的浑蛋，真的是。相信我，他们的狰狞面目刚开始显露。”他说得隐晦，“我对这类犯罪组织没好感，医生，没一丝好感。我们苦干实干，他们呢，什么利益都能捞一把。”他说着愤慨起来，“妈的，说不定现在还在捞，差别只在于更加无法无天了。我不知道这家伙跑到詹姆斯城这一带做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来旅游的。而且距离尚多内所在的医院只有六十英里。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事。” “马里诺，我们马上知会国际刑警吧。”我说。 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案犯名单属警方的职权。马里诺必须先联系国际刑警组织在州警察局的联络人，由此人将案子转交国际刑警组合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中央局。我们将要求他们针对这名死者发布国际协寻通告，同时利用里昂总部庞大的罪犯资料档案库进行搜寻。各种通告都标有颜色。红色表示需立即逮捕，必要时加以引渡；蓝色表示被通缉者为犯罪嫌疑人；绿色针对潜在罪犯，例如儿童性侵害或偷窥摄影惯犯；黄色是协寻失踪人口；黑色涉及疑似逃犯的死者，要求识别其身份，潜在逃亡者也可用红色标示。这案子是我今年的第二个黑色通告，离上一个仅几周，当时托马斯·尚多内的尸体刚在里士满港的集装箱中被发现。 “好，我们就把档案照片、指纹和验尸报告提交给国际刑警组织，”马里诺谨记在心，“一离开这里我就去做，只要别得罪了斯坦菲尔德就行。”马里诺说得像是在担心，其实他才不管是否会侵犯斯坦菲尔德的管辖权，只是不想碰这么棘手的事。 “他很蠢，马里诺。” “也是警界之耻，詹姆斯城真是有个好警察！”马里诺回答，“问题是，斯坦菲尔德的姐夫是马修·丁威迪议员。斯坦菲尔德向来享有特别待遇，处理过的凶杀案大概不比小熊维尼多。但我猜他会紧抓这案子不放，而呆威迪——我取的昵称——肯定也向局长美言过了。” “尽力而为吧。”我对马里诺说。 他又点了根烟，目光在车库人口游移，他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我清楚得很。我的烟瘾又犯了，真是痛苦。每次重新沾上烟瘾，我都很后悔。我总是想再吸一根就好，但总是一根接着一根。马里诺和我分享着一份古怪的安静。我终于忍不住提起尚多内案，以及周日赖特去找我的事。 “你会对我说实话吧？”我轻声说，“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出院，我想你也在场吧，而且跟博格碰了面。” 他慢吞吞地吸着烟。“是啊，医生，我也在场。妈的简直是动物园，”他的声音随着烟雾飘散，“连欧洲的媒体都来了。”他瞄了我一眼，似乎没打算透露太多，我深受打击。“要是你问我，我会说像他这样的人都该关到百慕大三角之类的地方去，不准任何人和他说话或拍照，”马里诺说，“这样本不对，可对他除外。单那长相就够让人受的了，说不定还会惹麻烦，砸坏媒体的昂贵摄影机什么的。他像个盲人似的被牵着走出来，身上的铁链都能拴住一艘战舰了。眼睛还蒙着绷带，装出一副痛苦样，骗谁啊。” “你和他说话了吗？”这才是我真正想知道的。 “我又不是主角。”他答得怪异，茫然地盯着车库入口，牙关紧咬，“据说他可能还得做眼角膜移植。妈的！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没钱买眼镜，这人渣却想换新的眼角膜！指不定纳税人还得负担这手术费用。照料他臭皮囊的那些医生和护士的薪水还不是由我们支付？”他缓缓站起来，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和露西约好一会儿一起喝啤酒，她说有重大消息要告诉我。” “那就让她自己告诉你吧。”我说。 他斜眼打量着我。“你打算吊我胃口，嗯？” 我说吊人胃口的是他。 “暗示一下都不行吗？我是说，那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可别告诉我她怀孕了。”他嘲弄地说着给我让路，然后一起离开。 回到验尸室。特克正在清洗，用海绵擦拭着验尸台。水花飞溅，金属架铿锵作响。她一瞥见我，立刻扯着嗓门说罗丝找了我好久。我拨电话。“法院没上班，”罗丝说，“但赖特办公室的人说赖特会把你的报告列为证词，所以不必担心。” “好个意外。”安娜是怎么形容他的？Ein Mann什么的。没骨气的男人。 “还有，银行来电，一个叫格林伍德的男人请你回电。”秘书把号码报给了我。 银行一找我，我就慌乱上一阵。不是投资缩水，就是计算机故障等五花八门的事由导致我的账户透支。我拨通个人理财部格林伍德先生的电话。“非常抱歉，”他平静地说，“刚才是我们工作的疏忽。完全是误会，斯卡佩塔医生。很抱歉给您带来不便。” “这么说没人要找我。没出问题？”我糊涂了。我和格林伍德来往多年，此时他却像不认识我似的。 “是业务疏忽，”他的语气依旧冷漠，“再次向您道歉。祝您顺心。” <hr /> 注释： 第九章 接下来的几小时我就在办公桌前翻阅约翰·多伊的验尸报告、回电话、签公文。下午离开办公室，前往城西。 雪停了。阳光破云而出，强风扫得黄褐色的落叶如慵懒的鸟儿般飞旋落地。温度逐渐回升，到处湿漉漉的，车道也一片湿滑。 我开着安娜那辆绿色林肯领航员朝着三锹路行驶，一路上电台播的净是让-巴蒂斯特·尚多内正被押送出城的新闻。报道大都聚焦于他被化学药剂灼伤、蒙着绷带的眼睛。我出于自救而弄伤他双眼的事情被大肆渲染。记者果然不拘泥于简单事实。正义瞎了眼。斯卡佩塔医生亲手施予传统的肉体惩罚。“把人弄瞎，嘿，记得吧，”电台主持人说，“莎士比亚戏剧里的那家伙是谁来着？被人挖掉眼珠的那个？李尔王吗？那部电影你们看了没有？那老国王还用生鸡蛋敷眼睛来减轻疼痛。真是荒唐。” 通往圣毕哲教堂褐色双扇大门的人行道上满是撒了盐粒的融雪，泥泞不堪，停车场上最多只有二十辆车子。不出马里诺所料，警方没来执勤，媒体也不见踪影。这座古老的天主教红砖教堂能幸免于大众的侵扰，也许是亏得这天气，又或许是因为死者本身。我就是个例子。我来这里并非出于尊重或情感，甚至连遗憾都算不上。我解开外套纽扣，往教堂前厅走，同时尝试驱走那叫义难堪的真相：我讨厌黛安·布雷，我来此纯粹是为了义务——她是一名警官，我曾和她共事。她曾是我的案主。 —进前厅便看见一张桌上放着她的巨幅照片，我愕然望着她那倨傲、自恋的神情以及任何镜头——无论光线、摄影角度或技巧如何改变——都掩饰不了的冷酷眼神。我仍然无法完全理解黛安·布雷对我怀恨的理由，只能说是她被我和我的权力过度困扰，对我的关注程度连我自己都望尘莫及。我从来不曾用她看我的那种眼光看自己，至于她为了谋取州政府的某个要职而展开的侵略以及挑起的激烈战端，我也是迟迟才察觉。 布雷的计划相当周详。只要协助州长将法医部门从卫生部成功转至公共安全局，她便有筹码指使他任命自己为公共安全局局长，如此一来我便得听命于她，甚至去留都得由她决定。可是为什么？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合理的动机。她是去年被调来里士满警察局任职的，这之前我根本不认识她。但她显然认识我，而且有计划地移居到我所在的城市，精心设计了一连串挑拨、诽谤、职务干预和羞辱，试图凌虐般一步步除掉我，不彻底摧毁我的事业和人生不罢休。我想，她的终极阴谋便是见到我不光彩地离职，而后自杀并留下遗书，说一切都是她造成的。其实却是我活着，她已死。想到她备受残虐的尸骸，想到这本该是我的结局，就觉得实在讽刺。 —群身穿制服的警察正在那里交谈。圣殿门边是罗德尼·哈里斯局长和奥康纳神甫。另外还有些穿着讲究又很面生的人，从他们茫然失落的眼神可以判断，他们是外地人。我拿起一份仪式简介，等着和哈里斯局长及神甫说话。“好的，好的，我明白。”奥康纳神甫说。他一袭庄重的淡黄色长袍，两手交握在腰际。一种罪恶感油然而生，因为复活节后我就没来找过他。 “可是神甫，真的不行，这点我实在无法接受。”哈里斯回答。他的脸松弛平淡，头顶是稀拉的红发，身材矮胖，是得自遗传的那种胖，活像换了身蓝衣的皮尔斯伯利面团小子。哈里斯待人不算亲切，而且对手握权力的女性怀有反感。我一直不懂他为何会雇用黛安·布雷，也许是有不当动机。 “主的旨意往往非你我所能理解。”奥康纳神甫说，然后瞥见了我。“斯卡佩塔医生，”他微笑着伸出双手，“真高兴你来了。我一直记挂着你，为你祈祷。”他握手的力量和眼神，让我知道他已听说我的遭遇，并担心我的安危。“手臂还好吗？希望你改天找个时间来跟我谈谈。” “谢谢你，神甫。”我说着向哈里斯局长伸出手，“这对你们局而言实在是一大煎熬，”我对他说，“对你个人也是。” “相当、相当难过。”他敷衍地握了下我的手，转头望着其他人。 我和哈里斯上回见面是在布雷家。他走进卧室，一眼撞见她的尸体，那一刻将永远深植在我和他心中。他就不该跑去现场，没有什么理由要亲眼目睹副手的死状。单凭这点我就瞧不起他。那些以麻木、不敬态度看待犯罪现场的人让我尤为憎恶。哈里斯的那次现身只是为展现权力、满足偷窥欲，他也知道我明白这一点。我走进圣殿，感觉他在盯着我的背脊。风琴开始弹奏圣歌《奇异恩典》，观礼人群在通道上寻找着座位。圣徒像和耶稣受难图景在华丽的彩色玻璃上闪耀，大理石和黄铜十字架莹莹发光。我在通道旁的椅子上坐下。不久开始吟诵圣歌，那群衣着讲究的陌生人跟着神甫走了进来。—名年轻执事手持十字架引导着队伍，另有一名身穿黑色套装的男子举着装有黛安·布雷骨灰的搪瓷瓮。一对老夫妻牵着手，抹着眼泪。 奥康纳神甫逐一问候大家，我这才知道布雷的双亲和两个弟弟也在场，分别从纽约、特拉华州和华盛顿特区赶来。他们都深爱着黛安。告别仪式十分简短，奥康纳神甫在骨灰瓮上洒圣水。只有哈里斯局长一人表达了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不过是些陈词滥调。“她欣然投身于这个旨在为他人奉献的行业。”他僵立在讲坛上念着颂词，“她明白，身为一名警察，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我们学着视死如归，也明白这是孤独的旅程，甚至会招来怨恨，但我们不会退却。我们明了，对抗邪恶、对抗这世上的掠夺者，有何等重大的意义。” 观礼席一阵躁动，木凳嘎吱作响。奥康纳神甫面带微笑，侧耳聆听。我忽略哈里斯的存在，丧气地缩进自己的世界。我从没参加过这么乏味空洞的告别仪式，礼拜仪式、诵经、吟唱和祷告都声情俱无，因为黛安·布雷生前没爱过一个人，包括她自己。她野心勃勃的贪婪一生几乎没留下一丝涟漪。所有人都安静地离席，一头钻进寒冷的黑夜，寻得各自的车急急驶离。我垂着头快步行走，想回避人群时我便习惯如此，但却听见了有人走近的声音。我打开车门锁，回头看见已有人站在我背后。 “斯卡佩塔医生吗？”散乱的街灯映出这个女子精致的五官。她的眼窝深陷在阴影里，身上一袭亮闪闪的貂皮长外套，竟让我产生似曾相识之感。“没想到你会来参加葬礼，我真高兴。”我听出她的纽约口音，暗暗吃惊。“我是杰米·博格，”她说着伸出戴着羔羊皮手套的手，“我们得谈谈。” “你也参加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我刚才没看见她，于是不免想，也许她根本没踏进教堂一步，只是等在停车场而已。“你认识黛安·布雷？”我问她。 “现在慢慢认识她了。”博格把外套领子拉高，嘴里吐着白雾。她看了眼手表，按下发条。荧光表盘闪着淡绿的光。“你应该不是要回办公室吧？” “没这打算，不过也无妨。”我冷冷地说。她想和我讨论金兰和黛安·布雷这两桩案子，而港口那具无名尸——我们推测可能是尚多内的弟弟托马斯——她当然也有兴趣。可她又说，倘若此案得以受审，也绝非在国内。这等于是在告诉我，托马斯·尚多内也是俎上肉。让-巴蒂斯特·尚多内谋杀了弟弟，却可以逃过法律制裁。我钻进驾驶室。 “你喜欢你的车吗？”她提了个看似莫名其妙的问题，让我顿生被刺探的感觉。我总觉得博格的一言一行都绝不会是毫无目的的。她细细打量安娜这辆豪华的运动型多功能车的内部。我自己的车被莫名地禁用了，才不得不向她借用。 “借来的。你跟着我吧，博格小姐，”我说，“有些地区天黑后最好别闯进去。” “我在想你可不可以顺便找一下马里诺。”她拿遥控钥匙对着她那辆挂着纽约车牌的白色奔驰ML430，车门锁开启，车前灯大亮，“若是能和他一起讨论就更好了。” 我发动引擎，在黑暗中哆嗦起来。这夜晚湿冷得连树梢都滴下冰水，寒意渗进石裔，沿着缝隙侵入我受伤的手肘，紧紧攫住末梢神经和骨髓的敏感部位，使它们痛得哀号起来。我呼叫了马里诺，忽然想起我不知道安娜的车载电话的号码。我在皮包里摸索着翻找手机，同时用伤手转动着方向盘，瞄着后视镜里博格的车前灯。几分钟过后马里诺才回电。我向他说明情况，得到他一贯的冷嘲热讽，这次还潜藏着一股激动，不知是不是愤怒。“怎么说呢，我不相信偶然，”他语气尖酸，“你去了布雷的告别仪式，博格刚好也在？我倒是要问，她跑去那里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不过换作我，初来乍到的，又和案子的相关人物都不熟，是会想看看关心布雷或者来参加葬礼的人有谁，或者谁没来。”我试着就事论事。“她没告诉你她会来？那你们昨晚都谈了些什么？”我脱口而出，想知道他们这次会面的缘由。 “她没提这件事，”他回答，“她想的是别的。” “例如？还是你打算继续瞒着我？” 他沉默良久。“我说，医生，”他终于开口，“这案子不归我管，属纽约那边管辖了，我只是奉命行事。想知道内情得去问她，她想要的就是这样。”他语带嫌恶，“我正赶着去莫斯比宅院，而且还有别的事要处理，没法依她的指令随传随到。” 莫斯比宅院名字好听，但并非高级小区，而是本市七大廉租房小区之一。七个都称作宅院，其中四个以杰出的弗吉尼亚人的名字命名，他们分别是演员、教育家、烟草富商和内战英雄。但愿马里诺赶去莫斯比宅院不是奔着新的枪击事件。“该不会又给我添乱了吧？”我问道。 “又是轻罪一桩。” 这是一种偏执的暗码，让我心情沉重——一个年轻黑人男性被连射数枪，很可能是在街上，很可能是为了毒品，也很可能是因为穿着名牌运动装和篮球鞋，不过没人目睹。 “在你的办公大楼见面吧，”马里诺懒懒地说，“五到十分钟。” 雪停了一阵了，气温也上升了一点，整个城市不再是一片冰冷的泥泞。市中心装扮一新迎接圣诞，天际镶着一道断断续续的白光。詹姆斯中心前人头攒动，争相一睹夺目的驯鹿灯饰。第九街上，围着一排光秃秃老树的州议会大楼闪耀得像只金鸡蛋，隔壁浅黄色州长官邸的所有窗口都装饰着蜡烛，颇显雅致。我瞥见一对穿着晚宴服的男女在停车场下车，惊惶地想起今晚有一场州长为州政府所有高层官员办的圣诞晚宴。一个多月前我就寄了回复函，说我会参加。天哪！麦克·米歇尔州长及夫人伊迪丝肯定会发现我的缺席。我想把车开进大楼广场，冲动之下便按了转弯灯，却马上又关上了。我不可能出席，连十五分钟都没可能。杰米·博格怎么办？带她一起出席？把她介绍给众人？我在黑暗的驾驶座上摇头苦笑，又想象着大家会用什么眼光看我，媒体一旦发现又会如何。 为政府工作了大半辈子，我一向不敢小看世俗的威力。州长官邸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多付五十美分，语音系统还会自动替你转接。我立马打电话给行政官保护小组的警官。还没来得及说明我只是想托他带个口信，那头的州警已经按了等候接听键。电话里哔哔响着，似乎是在计时。我不禁想，也许打进州长官邸的电话全被录了音吧。柏德街对面，原本老旧破败的市区如今已让位给生物技术园区的新式红砖玻璃建筑群，我的办公室就在其中。我看了下后视镜，寻找博格的车。她正紧跟着我，不知说着什么，我心中又是一阵忐忑。 “凯？”车载电话免持听筒里突然传出米歇尔州长的声音。 我一惊，忙解释我并不想惊扰他，但很遗憾无法参加今晚的宴会。他没有立刻回应，这一犹豫似乎是在告诉我，今晚的缺席将是我的一大损失。米歇尔是个善于掌握机会的人。在他看来，当前放弃和他以及其他政府高官会面的良机绝对是愚蠢之举。是的，尤其在这节骨眼上。 “纽约的检察官已经到了，”想必他也知道是因为哪件案子，“我正赶去和她碰面。州长，希望你能谅解。” “我想你和我也该见个面，”他坚定地说，“我还想就趁这晚宴和你谈谈。”我感觉像是踩在碎玻璃上，不敢低头，怕看见自己在淌血。“随时待命，米歇尔州长。”我慎重回答。 “你回家时何不顺便绕过来一下？” “两小时后我应该就能脱身。” “到时见，凯。代我向博格问好。”他又说，“我担任检察长的时候曾经和她合作处理过一件案子，和她的办公室有关的。以后有机会再细说。” 我沿着第四街行驶。大楼旁为接送尸体而备的车库已经关闭，此刻它就像座方正的灰色冰屋。我把车开上斜坡，停在巨大的车库门前，又发现根本进不去，因为门钥匙放在我自己的车里，此刻正在家里的车库中躺着。我打电话找停尸间值班助理。“阿诺德吗？”六声铃响以后他接起来，我说，“能帮我开一下车库门吗？” “噢，好的，医生，”他说话迷迷糊糊，好像刚被我吵醒，“马上，医生。你的遥控钥匙用不了吗？” 我耐着性子。阿诺德属于那种顺着惰性行事的人。他和万有引力对抗，以失败告终。我不得不时常提醒自己别生他的气，毕竟他的职位并非有上进心之人所会争取。博格在我后面停车，马里诺则跟在她后面。我们就这么干等着车库门升起，被接入死亡的殿堂。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气氛有点尴尬。”马里诺的声音传来。 “她和州长是旧识。”我看着一辆深色厢型车尾随着马里诺那辆深蓝色维多利亚皇冠巡逻车爬上斜坡。车库门开始吱吱嘎嘎上升。 “你该不会怀疑他跟被送去纽约的狼人有关吧，嗯？” “老实说我都不知道该信什么了。”我坦承。车库入口足够三人通过，我们同时下了车，隆隆引擎声和车门关闭声在水泥空间里回荡。伤臂因冷冽的空气再度发痛。让我困惑的是，马里诺竟然穿了套装打了领带。“很好看。”我淡淡地说。他点了根香烟，两眼直直盯着裹着貂皮外套的博格弯腰从奔驰车后座拿起一些东西。两个身穿深色长大衣的男人打开厢型车后门，里面是—副担架和担架上盖着布块的尸体。 “不管你信不信，”马里诺对我说，“我本来要去参加告别仪式的，谁知道这家伙刚巧那时被撂倒了。”他指的是厢型车里的死者，“情况比想象的复杂多了，大概不能归为单纯的小区犯罪。”博格朝我们走来，怀里抱着几本书、伸缩档案夹和一个结实的公文包。“你很用功。”马里诺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说。担架被抬出来，铝质脚架碰撞着眶啷作响，车后门砰地关上。 “真的很谢谢两位能和我见面。”博格说。在车库入口的明亮光线下，我注意到她脸上和颈部的细小皱纹和脸颊的微凹，这些泄漏了她的年龄。被人匆匆一瞥或者准备好上镜时，她似乎只有三十五岁。我猜她年近五十，和我相当。她棱角分明的脸庞、深色的短发和完美的牙齿让人觉得眼熟，似乎和《法庭风云》里的法律专家有几分神似。这样的外貌和我在网上寻得的她的照片——为应付这次仿佛来自银河外星系的侵犯所作的准备——终于越来越吻合。 马里诺没提出帮她拿东西。他刻意忽略她的样子，和他每当受到刺激、愤怒或心怀忌妒时对我的态度一模一样。我打开通向办公室的门锁，那两名推着担架的助理紧紧跟上。我见过他们，但名字记不得了。其中一个用爱慕的眼光望着博格。“你是演员，”他忽然说，“《圣烟》里的那个女法官。” “你弄错了，我不是法官。”博格笑着对他们说。 “你不是？真的？”担架咔啦咔啦通过门口，“要把他放进冷冻柜吧？”其中一个问我。 “是的，”我回答，“你应该知道登记手续在哪里办，找阿诺德就行。” “好的，医生，我知道怎么做。”他们俩都没表现出任何异样，好像上星期我差点成为他们运送的一具货物——倘若我的命运出现不同转折的话——的事件并未发生。根据我的观察，在殡仪馆和搬运公司工作的人大都不太容易受到惊吓或感动。对这两个家伙来说，首席法医逃过一劫又被媒体大肆渲染一事，显然不如具明星气质的博格有吸引力。“准备好过圣诞节了？”其中一个问我。 “从来没准备过，”我回了句，“两位节日愉快。” “至少比他愉快些。”他指的是躺在尸袋里正被他们推往停尸间办公室的死者。到了那里，他们会填写他的脚趾挂牌，再登记为新案主。我连按电钮，金属门一道道开启。我们踏上消过毒的地板，经过一排冷冻柜和验尸室，闻到浓烈的工业除臭剂的气味。马里诺开始讲莫斯比宅院那件案子。博格并没有问起，大概是他认为她会感兴趣，只是想炫耀。 “起初我们以为是一出飞车枪击案，因为他躺在路上，头部流血。可是你知道吗，我怀疑是被恶意撞伤的。”他说。我一一打开通向管理部门一片肃静的办公室的门，他则继续向博格叙述着这桩甚至还不及和我讨论的新案子的细节。我带他们进入我的私人会议室。三人脱掉外套。博格穿着深色羊毛长裤和没凸显但也没能掩盖她那丰满胸脯的厚重黑毛衣。她有着运动员般的修长结实体型，那双磨损的威布兰登山靴是她甘愿为工作上山下海的标志，她拉了把椅子坐下，开始在圆桌上整理她的公文包、档案夹和参考书。 “看见没有，他这里和这里都有灼伤，”马里诺从套装内袋掏出几张宝丽来照片，指指自己的左脸颊和脖子。算他识相，把照片先拿给我看。 “肇事逃逸怎么会有灼伤？”我反驳，不自在起来。 “可能是在车子行进中被推下去的，或者被排气管烧伤了。”马里诺推测道，口气犹豫又随意。他心里有别的事。 “不太像。”我没好气地说。 “可恶！”马里诺被这火气感染，直视我的眼睛，“我根本没法细看。我赶到的时候他就已经装进袋子了。可恶，相关案情都是我在现场听来的，真该死。”他因尴尬和气愤涨红了脸，边说边瞅博格，“我到现场时那帮家伙已经把他装袋了，他们简直蠢得跟榔头一样。” 宝丽来照片上的男人肤色浅淡，五官俊美，蜷曲的头发染成亮黄色，左耳戴了个小巧的金耳环。我一下便排除了排气管烫伤的推论，若那样伤口应该是椭圆形，而非现在这种银币大小的正圆形脓泡。再者，这些伤口形成时他还活着。我给了马里诺意味深长的一瞥，四目相对，他长长吁了口气，摇了摇头。“知道身份吗？”我问他。 “一点线索都没有，”他伸手把头顶只剰一络灰色的稀疏头发往后一拢。要是肯把头发剃光，应该会好看得多。“那一带没人见过他，我的手下也都说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街上的混混。” “我想看一下尸体。”坐在桌边的我站了起来。 马里诺跟着推开椅子。博格那双蓝眼睛灼灼地盯住我，她放下手边的资料，问道：“你介意我一起去吗？” 我介意，可她都来了。她是这行的专家，我要是有丝毫怀疑她或者她的专业能力的暗示，就太过失礼了。我去隔壁办公室拿实验袍。“我想你还没考虑过这家伙的性取向吧。那一带倒并非同性恋者的常聚地，”一起走出会议室时我提醒马里诺，“也许该查一下莫斯比宅院的男妓档案？” “被你这么一说，还真有那意思。”马里诺回答，“有个警员说他长得漂亮，体格健美，还戴了耳环。不过我说了，我没亲眼见到尸体。” “我觉得你该被授予墨守成规奖，”博格对他说，“不过我得承认我的手下也很差劲。” “是吗？什么手下？”马里诺的态度近乎轻佻。 “我办公室的，”她轻描淡写地说，“调查小组。” “噢，是吗？你在纽约有自己的调查小组？真周到。多少人？” “五十左右。” “都在你办公室上班？”这声调说明他被博格震慑住了。 “是的。”她的态度不卑不亢。 马里诺超上她，回头丢下一句：“哇，真了不起。” 办公室里阿诺德正和那两名搬运助理聊天，他见到我后惊吓的表情，好像做坏事被我逮个正着似的。他总是这样，沉默腼腆。他的皮肤仿佛随着环境变化颜色的蛾一般，逐渐盖上一层不健康的灰色，而周期性的过敏又使他的眼睛老是红肿着分泌黏液。今天的第二个约翰·多伊的尸体就停放在走廊中央，用一个印有搬运公司名字的深红色大号尸袋装着，拉链拉到了顶端。怀金兄弟公司。那么他们当然就是怀金兄弟了。“我来处理吧。”我示意他们无须把尸体推进冷冻柜或放到轮床上了。 “我们无所谓。”他们立刻提心吊胆地回了句，好像我暗指他们在浪费时间似的。 “没事，是我想先看一下他的状况。”我说着把担架推过两道金厲门，然后开始分发鞋套和手套。我花了几分钟为他办理验尸登记手续、编号以及拍照。我又闻到了尿味。 少了平日的景象和声响，验尸室显得无比干净明亮。安静真好。这么多年了，金属槽里的流水声、斯特莱克电锅声、各种金属工具的碰撞声仍然极易令我神经紧张而疲倦。停尸间的噪音很是惊人，死者的无言呐喊和诡异色彩纷繁得让人不得安宁。至于这名新来的案主，我可以断言，肯定不会太柔顺。瞧他身体僵硬的程度，恐怕不会让我顺当地脱去衣服或打开顎骨检查舌头和牙齿。我拉开尸袋，又一股尿味。我把手术灯移近，触摸他的头部，没发现碎裂现象。下巴上和外套前襟的血渍表明，流血时他是站立着的。我将光线射向他的鼻孔。“他流了鼻血，”我对马里诺和博格说，“目前为止没发现他脑部受伤。” 我开始拿放大镜检查他的灼伤。博格挨近细看。我发现脓泡上沾着纤维和泥土，嘴角和脸颊内侧有擦伤。我拉起他的红色慢跑上衣的袖子，发现手腕上有一圈轮廓分明的锅齿状凹痕。博格探过身来，她的大衣贴着我。“这种天气只穿着慢跑装，里面又没穿t恤什么的，一定很冷。”我对马里诺说，“现场有人搜过他的口袋吗？” “这种事当然是留给你了。”他回答。 我把手伸进他的上衣和长裤口袋，都是空的。拉下长裤，露出被尿湿的的蓝色慢跑短裤，强烈的氨气味猛然敲击我的脑门，我全身的汗毛像列队的哨兵刷地立起。死去的人很难吓得了我，这个却是例外。我检查他的内裤口袋，抽出一把不锈钢钥匙，上面刻着“请勿复制”字样，还有用记号笔写的数字“233”。“也许是旅馆的房间号或家里的门牌号？”我说出我的想法，然后把钥匙装进一个透明塑料袋，脑子飞转着。“也可能是寄物柜的。”我迈阿密老家的信箱号码就是二三三，它虽不至于被我当作幸运号码，不过作密码和密码锁号码倒是常事，因为这组数字普通又好记。 “看得出致死原因吗？”博格问我。 “暂时不能。指纹比对和国际刑警方面有消息了吗？”我问马里诺。 “没有。看来不论汽车旅馆里的那家伙是谁，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都没有他的数据。国际刑警方面还没有回音，恐怕也不乐观。否则一个小时内就知道结果了。”他说。 “我们也得替这家伙采指纹，尽快送去比对。”我努力压制内心的焦虑，用放大镜检查他的手掌、手背，以免因采指纹而破坏什么证物痕迹。我剪下指甲，装进信封并贴上标签，放在文件柜所在的操作台上。接着我在他的指尖涂上墨在马里诺的协助下用金属匙采了两组指纹。博格安静地候在一旁，好奇地观看了整个过程。她的凝神注视如灯盏的亮光般温暖。她不放过我的每个动作，聆听着我的每个疑问和指示，那种专注让并未在意她的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了。同时我依稀感觉到这个女人正对我的喜好作着评估。我整理好尸体周围的布块，拉上尸袋拉链，示意他们俩跟着我走。我推着轮床走向靠墙的冷冻柜，打开不锈钢门，死亡的腐臭随着寒气扑面而来。今晚寄宿者不多，只有六位。我逐一查看尸袋拉链上的挂牌，寻找汽车旅馆里的约翰·多伊，然后拉开他的尸袋让脸露出来，指着上面的烧伤痕迹以及嘴角和手腕处的擦伤。 “天哪，”马里诺说，“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出现了一个连环杀人狂，四处活动把人捆绑后再用吹风机折磨至死吗？” “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立刻告诉斯坦菲尔德。”我对他说，因为这两件案子显然有关联。我看了眼马里诺，读出了他的想法。“我知道。”他毫不掩饰他有多不情愿通知斯坦菲尔德，不管是什么事。“非告诉他不可，马里诺。”我补充说。 我们出了冷冻柜，他立刻走向贴有“请先洗手”标语的壁挂式电话。“你自己能回会议室吗？”我问博格。 “当然。”她有些恍惚，甚至困惑，眼神茫然。 “我马上过去，”我对她说，“很抱歉临时发生状况。” 她在门口徘徊，边解着背后手术袍的系带。“真是奇怪，几个月前我办过一件案子，一个女人遭热气枪凌虐。她的灼伤和这两件案子里的伤口非常相像。”她弯腰扯下鞋套，丢进垃圾桶，“嘴巴被堵住，两手被捆绑，脸上和胸部也有许多圆形烫伤。” “找到凶手了吗？”我直白地问，对这雷同丝毫不觉兴奋。 “一个和她住同一栋公寓的工人，”她皱着眉说，“热气枪是去油漆用的。这蠢家伙，这人渣，凌晨三点左右闯入她的公寓，将她强暴、勒死……无所不为。几个小时后他出了公寓，发现他的卡车被偷。不愧是纽约，真的。于是他打电话报警，接着坐上巡逻车，把旅行包搁在腿上，为他那辆被窃的卡车做着笔录。与此同时，受害者的清洁管家发现了尸体，歇斯底里一阵尖叫后打电话报了警。警探们愤愤然的时候，凶手就端坐在警车里并且试图逃脱。情况很清楚。结果从他的旅行包里发现了晒衣绳和热气枪。” “这案子媒体大力报道了吗？”我问。 “只有纽约当地的报纸、《泰晤士报》和一些小报报道。” “但愿没让谁起了模仿念头。”我说。 第十章 面对任何录象、画面、气味和声音，我本该毫不畏缩。一般人的那种动辄惊恐不该出现在我身上。我的工作原本就是重建苦痛而超然其外，召唤恐惧又不让它影响我的生活。我应当潜入让-巴蒂斯特·尚多内的残虐游戏，而不致幻想自己是他的下一个折磨对象。 他是我所见过为数不多的形于外的凶手，典型的恶魔，又并非玛丽·雪莱笔下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着的。他形貌丑怪，两边面孔不对称，两眼一高一低，类似动物的细小尖牙稀疏参差。他全身长满婴儿头发般细柔的浅淡长毛。然而最令我心惊的是他的眼神。在他闯入屋子，把门一踹关上的瞬间，我在他眼里窥见地狱深渊，窥见几乎让空气燃烧的贪欲。他的邪恶本能和狡黠清晰可触。我极力抗拒着对他生出一丝同情，但却清楚，尚多内加诸他人的痛楚其实是他自身悲剧的投射，是他那充满怨恨的心灵所承受的梦魇的短暂消遣。 我在会议室找到博格。一起穿过走廊时，我向她解释尚多内的病患，先天性多毛症，其发病率只有十亿分之——如果统计数字可靠的话。在他之前我只见过一个同样的不幸病例。那是我在迈阿密担任实习医生轮值小儿科病房的时候，有个墨西哥妇女生下一名严重畸形的女婴。除了黏膜组织、手掌和脚底以外，她全身覆盖着灰色长毛，就连鼻孔和耳朵里也有，此外还长了三个乳头。多毛症患者通常对光线极度敏感，同时承受着牙齿和生殖器官畸形之苦，并可能患多指症。数百年前这些外貌怪异的人往往被卖给杂技团，或者用来给皇室提供娱乐，有些甚至被当成狼人控告。 “你认为他噬咬受害者的手和脚是否有什么象征意义？”博格问。她有一副嘹亮的嗓子，低沉细腻，充满磁性，具电视台主播的味道。“会不会因为那是他全身仅有的几个没有长毛的部位？嗯，我也不懂。”她思虑再三，“不过我推测应该有某种性意味，就像某些人有恋足癖。但我从来没见过噬咬手脚的案例。” 我打开办公大厅的电灯，用磁卡刷开名为证物室的防火保险库，它的门和墙壁都用不锈钢加以强化，计算机系统会自动记录进入者的密码、进入时间和停留时间。保存在此处的私人物品并不多，它们通常由警方存放在私人物品室，或者还给家属。是我提议设这样一个保险库，因为我发现没有一间办公室绝对安全，而我又非常需要一个空间来储存高度机密的档案。入口对面是一整排靠墙而立的大型金属柜，我打开其中一个，抽出两个贴有我签名的封条、经我准许才能开启的厚档案夹，然后在刚刚显示了密码和进入时间的打印机旁的登记簿上写下金兰和黛安·布雷的案件编号。之后我和博格边谈边走回会议室，马里诺正在那里等着，一脸的不耐烦和紧张。 “你为什么不让犯罪心理分析专家看看这些档案？”进门时博格问我。 我把档案夹放在桌上，看了马里诺一眼，这问题他能回答。将案子交给那些专家并非我的权责。 “犯罪心理分析专家？做什么用？”他态度鲁莽地回答，“犯罪心理分析的目的是确定犯案怪胎的类型。我们已经知道这案子是什么样的怪胎犯下的了。” “可是动机呢？心理因素、象征意义之类的分析呢？我很想听听心理分析专家的看法。”她对马里诺很不屑，“尤其是手脚的部分，太奇怪了。”她仍然很在意这些细节。 “在我看来，大部分犯罪心理分析都只是隔靴搔痒，”马里诺毫不退让，“当然，我承认个别专家真的有两把刷子，但多数是在瞎扯。像尚多内喜欢咬别人手脚这种行为，根本不需要调查局的人来分析，想想也知道这些部位对他肯定有某种特殊意义。比方说，他自己的手脚或许有什么异常，噢，就这案子来说刚好相反。这些是他全身少数几个没长毛的部位，外加臭嘴和屁眼吧。” “他痛恨自己的某些部位，因此摧残受害者的这些部位，例如脸部，我倒是能理解。”她不畏怯马里诺的进逼。“可我还是不懂。手和脚。应该还有别的含义。”博格辅以各种手势和语调反击。 “是啊，可是他最感兴趣的部位还是奶子。”马里诺又说。他们俩活像一对正在拌嘴的恋人。“就是这么回事。他喜欢有大奶子的女人，有恋母之类的情结，专挑某种体型的受害者。这点同样不必劳烦调查局的专家来分析。” 我没说话，只给了马里诺意味深长的一眼。他的态度傲慢无礼到了极点，—心只想找这女人的碴儿，全然忘了顾及我的感受。他明知本顿拥有真正的心理分析专长，并且依据的是珍贵、科学的档案数据库——调查局长久以来针对数千名暴力罪犯进行追踪访谈而建立的。而且我也不赞同他关于受害者体型的说法，因为我也是尚多内挑中的对象。 “你知道吗，我很不喜欢‘奶子’这字眼，”博格若无其事的口气好像只是在告诉服务员别加法式酱，她平视着马里诺说，“你究竟知不知道什么是奶子呢，队长？” 马里诺头一回哑口无言。 “是一种小鸟，”她边说边翻资料，手劲大得泄漏了她的愤怒，“也有打击的意思。tit for tat，就是以牙还牙，这是词源学。我指的可不是昆虫学，我说的是言语。言语能伤人，也能用来还击。以‘球’(ball）为例吧，它可以是一种游戏——网球、足球，也可以指谈论奶子的男性两腿间那有限的大脑。”她顿了一下，严肃地看着他，“既然克服了言语障碍，我们可以继续了吗？”她说着回头望我。 马里诺的脸涨成红萝卜色。 “你手头有验尸报告吗？”我明知故问。 “我读过好几遍了。”她回答。 我撕开封条，把档案推向她。马里诺在一旁咔拉掰着指关节，装作没看见我们。博格抽出信封里的彩色照片。“你们有什么消息？”她问我们。 “金兰，”马里诺开始用纯熟的语调说话，让我想起卡洛韦被他一再羞辱之后的反应，“三十岁，亚裔妇女，在西区一家叫做‘凯利快客’的便利商店打工。尚多内趁店里只剩她一个人的时候闯了进去，时间是晚上。” “十二月九日，星期四。”博格看着一张现场照片，上面是金兰惨不忍睹的半裸尸体。 “没错，警报铃在七点十六分响起。”他说。我在一旁纳闷。如果昨晚他们见面没谈这个，那谈的是什么？我推测她找他是为了打听这两件案子的调查细节，但显然两人并未讨论过金兰案或布雷案。 博格看着另一张照片，眉头一皱。“晚上七点十六分吗？是他闯入店里还是犯案后离开的时间？” “离开。他是从商店后门走的，那道门设有独立的警报系统，因此他闯入的时间必定在这之前——从前门进入，也许就在天刚黑的时候。他持有枪械，走进商店后向坐在柜台后方的金兰开了一枪，接着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锁上店门，然后把她拖到储藏室施以凌虐。”马里诺的说明十分简要，态度也和善，然而我却意识到这背后隐藏着的强烈化学作用。他想给杰米·博格留下深刻印象，想征服她、和她发生关系，而这是由于他长久为孤独所苦、缺乏安全感，以及受挫于我。眼看马里诺极力用冷漠掩饰着内心的困窘，我不禁心痛起来。要是他不把痛苦往自己身上揽，要是他肯避免让现在这种难堪发生，该有多好。 “她被殴打、噬咬的时候还活着吗？”博格慢慢看着照片，向我提问。 “是的。”我回答。 “有什么根据？” “脸上的伤口显示，她遭到殴打的时候肌肉组织仍有反应。我们无法确定的是她当时是否还清醒，或者该说，她清醒了多久。” “我们有现场录像带。”马里诺的语气开始有些烦躁。 “所有资料我都要。”博格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我只拍了金兰和布雷的，托马斯的没有。我们没拍集装箱里的情况。还好没拍。”马里诺强忍着想打哈欠的冲动。他的举止愈来愈荒谬且讨人厌。 “每个现场你都去了？”博格问我。 “是的。” 她继续看照片。 “和托马斯先生相处片刻之后，我发誓再也不吃蓝纹奶酪了。”马里诺的敌意仿佛要爆裂开来。 “我正想煮咖啡，”我对他说，“可以吗？” “可以什么？”他黏在椅子上了。 “帮我烧壶水。”我说着用眼神暗示他让我和博格独处一会儿。 “我不太会用这里的电器。”借口十分勉强。 “我知道你一定没问题的。”我回答。 “看来你们俩处得非常融洽。”等马里诺到了走廊那头，听不见我们谈话了，我嘲讽地对她说。 “我们今天上午是有很多机会交谈。”博格抬头看我，“一大早在医院的时候，在尚多内踏上愉快的旅程之前。” “容我说一句，博格小姐，你如果打算在这里待一阵，最好记得提醒他把心思放在公事上。他跟你好像在打仗似的，把一切都给弄拧了，这对案子一点帮助都没有。” 她继续研究那些照片，一脸漠然。“老天，像被动物撕扯过似的，跟苏珊·普雷斯的情形一样。我的一件案子。说这些是她的照片，没人会怀疑。我几乎要相信有狼人的说法了。当然了，有些民俗理论认为，‘狼人’的概念很可能就源自一些患有多毛症的真实人物。”我不知道她是想表现她作了不少研究，还是试图转移关于马里诺的话题。“很感激你的建议。我知道你们共事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他还是有优点的。” “当然，再也没有比他更优秀的警探了。” “让我猜猜。你刚认识他的时候觉得他很惹人厌？” “他一直都很惹人厌。”我回答。 博格笑了笑。“我和马里诺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他显然不太习惯由检察官来告诉他怎么办案。这里的情况和纽约有些差异，”她提醒我说，“举个例子，警察必须在检察官的准许下才能逮捕凶杀案嫌疑人，这是我们的惯例。所以，”她拿起化验报告，“老实说，那样运作得更顺畅。马里诺很难忍受无法掌控一切，而且他对你有点过于保护，对每个和你有交集的人都充满妒意。”她迅速浏览着报告，简要地下着结论，“除了黛安·布雷外，都没有测出酒精。百分之三，也许是凶手上门前喝了一两杯啤酒，吃了点比萨？”她把照片排在桌上，“我从来没见过被咬得如此惨不忍睹的伤口。是愤怒，难以想象的愤怒，还有肉欲——如果这能叫肉欲的话。我想恐怕没有合适的字眼能形容他内心的感受。” “邪恶。” “目前大概无从得知毒物反应结果吧。” “我们会对一般毒物进行测试，不过得花个几周时间。”我说。 她又摊开另一些照片，像玩单人纸牌那样排列着。“知道自己也可能变成这样，你有什么感觉？” “我没想过。”我回答。 “那你都在想些什么？” “想那些伤口对我诉说的事。” “例如？” 我拿起一张金兰的照片。所有信息都显示她是个聪颖美丽的女孩，正勤工俭学念护士学校。“血的痕迹，”我向她阐述，“她身上几乎每一英寸都涂满了血旋涡。一种仪式，他用手指画的。” “在她们死了以后。” “可以这么推测。例如这张——”我让她看照片，“你可以清楚地看见她前颈的弹孔。子弹命中颈动脉和脊髓，她被往里拖的时候可能已经全身瘫痪。” “而且出血严重，因为颈动脉破裂。” “没错。她被一路拖着的时候飞溅在货架上的血迹，是动脉血的形态。”我挨近她，让她好好看另外几张照片，“拖行的距离越远，飞射出去的血滴位置越低，力度也越弱。” “还清醒着？”博格一脸惊愕肃穆。 “脊髓上的伤不会让人立即丧命。” “以这种出血状况，能活多久？” “几分钟。”我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取自尸体、放在绿色毛巾上的脊髄，旁边还放着把作为参照物的白色塑料尺。原本光滑的乳白色脊髓被捣成紫蓝色，枪伤部位，也就是被子弹贯穿的第五、六节之间的颈骨也有裂伤。“她很可能立刻就瘫痪了，”我解释说，“不过裂伤表示她当时还有血压，心脏还在跳动，这点从现场喷出的动脉血的形态就能看出来。所以说，没错，当他拉着她的脚经过货架通道往店内房间拖行的时候，她很可能还清醒着。我没有把握的是她究竟清醒了多久。” “这么说她看得见他的一举一动，而且眼睁睁看着垂死的自己从脖子喷出鲜血？”博格表情激动，热切的情感在眼里燃烧。 “这还得看她清醒了多长时间。” “但这是可能的，对吧？被拖行的整个过程里她完全清醒。” “没错。” “她能说话或尖叫吗？” “大概根本动弹不得。” “没人听见她叫喊，不就表示她已经昏迷了？” “不，不见得，”我回答，“如果你的颈部中弹后大出血，而且被人拖着——” “尤其是被长得像他那样丑的人拖着。” “没错。你很可能惊恐得叫不出来，而且他说不定威胁她别叫。” “很好。”博格似乎很满意，“你怎么知道他拖着她的脚呢？” “地上的拖曳血迹显示是她的长发形成的，还有她头部上方的手指的拖痕。”我描述着，“全身麻痹并被抓着脚踝拖着走的人，双臂一定会张开来，像在飞翔。” “那一刻人应该会本能地伸手去抓脖子止血吧？”博格说，“她却没有。她已经瘫痪，而且意识清醒，看着自己慢慢死去。明知他会做什么，却无路可逃。”她略作停顿，借以制造冲击力。博格脑中应该已经浮现出陪审团的影子了，我立刻看出她并非虚有其名。“这些女人受尽了痛苦。”她轻声加了句。 “绝大部分确实如此。”我的衬衫汗湿了，浑身发冷。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她望着我，眼神带着挑衅，仿佛在刺激我探索自己的内心，说出尚多内闯进来试图拿他的大衣蒙住我头部的那一瞬间我所有的反应。“记得当时的想法吗？”她刺探着，“你有什么感觉？还是一切发生得太突然——” “很突然，”我打断她，“没错，非常突然，”我回想着，“只一眨眼，却又像漫无止境。人受到惊吓的时候生理时钟会暂停，只专注于求生。这不是什么医学理论，而是我的亲身体会。”我循着残缺的记忆摸索。 “这么说，短短几分钟对金兰来说也许像几小时那么久。”博格说，“尚多内在客厅追逐你的过程或许只有几分钟吧，你感觉像是有多久？”她执著地追问。 “像是……”我试着描述，“震颤了一下……”我木然地盯着前方，缓缓吐字，全身透湿冰冷。 “震颤？”博格表示怀疑，“能解释一下震颤的意思吗？” “就像现实扭曲起了褶，就像风吹皱水面，吹得水洼涟漪荡漾，所有感官忽然变得无比敏锐，原始的生存本能主宰了大脑。你听得见，也看得见空气流动。一切都慢了下来，一点点崩溃，无止无尽。你看见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切一切，而且观察到——” “观察到？”博格插话问道。 “是的，观察到——”我继续说，“他两手上的毛像一根根发光的纤维，几乎是透明的，跟钓鱼线一样。观察到他的快活模样。” “快活？什么意思？”博格细声问，“他在微笑吗？” “那很难说是微笑，它更像是动物即将享用新鲜生肉时露出的那种原始的喜悦、贪欲和饥渴。”我深吸一口气，盯着会议室墙上挂着的圣诞节雪景月历。博格直挺挺地坐着，两手放在桌上一动不动。“问题不在于观察到多少，而在于记得多少。”我思维清晰了许多，“极度的惊吓会让人记忆错乱，无法正常地记住所有细节。也许这也是一种生存本能，有时候我们必须忘掉一些事情，以免噩梦纠缠不去。遗忘也是一种治疗创伤的方式。比如那名在中央公园慢跑时被一伙人拖走、强暴殴击，再扔在那里等死的受害者，她记住那些做什么？我知道你对这案子很熟悉。”我嘲讽地说。当然，这肯定也是博格的案子。 博格检察官在椅子上动了下身体。“可是你没忘，”她温和地指出，“而且你也见过尚多内对那些人下的毒手。‘面部严重撕裂’。”她念出金兰的验尸报告，“‘左顶骨多处粉碎性骨折……右侧额骨骨折……沿着脑中线延伸……两侧硬脑膜下血肿……伴随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脑组织坏死……致使颅骨内板陷入脑主体的凹陷性骨折……蛋壳状骨折……凝血……’” “凝血表示死者在受到创伤后至少还存活了六分钟。”我回到死亡诠释者的角色。 “非常长的时间。”博格说。我能想象她让陪审团静坐六分钟体会那究竟有多久的情形。 “面骨碎裂，还有——”我指着照片，“这里的皮肤撕裂是器具造成的，外形为长圆形。” “用枪重击的。” “就金兰案来说是这样，但在布雷案里，他用的是一种独特的锤子。” “尖头锤。” “你显然是有备而来。” “这是我的习惯。”她说。 “是预谋，”我继续说，“他带了工具去现场，而不是就地寻找。还有这张——”我拿起另一张凄惨的现场照片，“发现有指关节造成的殴击淤伤，这表示他还用拳头殴打她。从这个角度可以看见她的毛衣和胸罩丢在地上，他似乎是徒手把她的衣服扯下的。” “有什么根据？” “用显微镜观察，发现纤维是撕裂而非割断的。” 博格看着一张验尸图表。“我从来没在哪个受害者身上见过这么多咬痕。很狂乱。侵犯受害者之前服用过药物？” “这个我无从得知。” “你和他面对面的那会儿呢？”她问，“上周六午夜过后他攻击你的时候？还有，据我了解，当时他也带了相同的锤子，对吧？尖头锤。” “‘狂乱’这词用得不错，不过药物方面我不清楚。”我略作停顿，“没错，他意图攻击我时的确带了尖头锤。” “意图？我们得弄清楚才行。”她对我抛来一个眼神，“他不是意图攻击。他攻击你，而你逃脱了。那把锤子你看清楚了吗？” “的确，应该界定清楚。那是一样工具，我知道尖头锤长什么样子。” “你记得多少？在那震颤的一瞬间，”她引用我先前的比喻，“在漫长的几分钟里，他手上的毛有如一根根闪亮的纤维。” 我脑中浮现黑色的线圈握柄。“我看见线圈，”我努力描述着，“我会记得，因为它很特别。锤柄很像是一圈粗大的黑色弹簧。” “你确定？你的确看见他带着这工具？”她催促着。 “大致可以确定。” “要是能确定这点，对案情会有很大帮助。”她回答。 “我看见它的顶端，很像巨型的黑色鸟嘴。就在他高举着它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是的，我确定，那是尖头锤。”我笃定地说，“他带在身上的工具，错不了。” “急诊室对尚多内做了血检，”博格告诉我说，“没有毒品或酒精反应。” 原来她是在试探我。她早就知道尚多内的毒品和酒精测试都呈阴性，却隐而不说，直到我说出我的看法。她想看作为当事人时我能否客观，能否就事论事。马里诺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进来时端着三杯热乎乎的咖啡，往桌上一搁后把黑咖啡推到我面前。“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这杯只加了奶精，”他鲁莽地对博格说，“我的加满了奶精和糖，因为任何滋补的机会我都不想错过。” “眼睛接触福尔马林后，最严重的情况会怎样？”博格问我。 “这得看隔了多久去清洗。”我客观地回答，仿佛她的问题只是种假设，没有所指。 “一定痛得不得了。它是酸性的，对吧？我看过组织切片遇上福尔马林是什么德性，变成了橡胶。”她说。 “夸张了点。” “当然，是有一点。”她微笑着附和，似乎在暗示我应当开心些。她以为我还开心得起来。 “如果把组织切片长时间浸泡在福尔马林里，或者拿它当防腐剂注射，”我解释说，“那么它的确会让组织凝固，可以永久保存。” 但博格对福尔马林的科学功用兴趣不大。我甚至不确定，她对于这种化学药剂是否会给尚多内带来永久性损害到底有多在意。我觉得，她似乎更关心我对于带给他痛苦和可能的残伤究竟有何感受。她没有问我，只是看着我，这样的注视开始让我感受到压力。那双眼睛就如同触诊经验丰富的手，无论狰狞与温柔都让人无从遁逃。 “我们知道他会找什么律师吗？”马里诺提醒我们他也在场。 博格啜了口咖啡。“这还得问纳税人。” “所以你并不清楚。”马里诺不信。 “噢，提示一下。绝对是个你讨厌的人。” “嘿，”他立刻反击，“这种预言太容易了。我没见过哪个辩护律师是讨人喜欢的。” “所幸你不必伤这脑筋，”她说，“交给我就好。”她巧妙地回到原点。 我也加入战局。“你知道，”我对她说，“我很不喜欢他被送去纽约受审。” “我理解你的感受，” “怎么可能。” “我和你的老友赖特先生谈过了，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他若在这里受审情况将会如何。”她变回冷酷的专家，不无嘲讽地说，“法庭会宣布撤销对他冒充警察的原诉，并且将蓄意谋杀改判成私闯民宅意图谋杀。”她停顿了一下，看着我的反应，“问题在于，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碰你一下。” “要是他碰了我，问题就大了。”我强忍着。她开始惹恼我了。 “他原本要拿锤子攻击你的，却没那么做，”她定睛凝视着我，“对此我们非常欣慰。” “你知道大家是怎么说的，法律只保障违法的人。”我端起咖啡。 “赖特很可能会请求法院将所有指控罪行一次审理完，斯卡佩塔医生。到时候你是什么身份？专家证人？检方证人？受害者？其中的矛盾显而易见。你若以法医身份作证，便要忽略自己受到攻击的事实，或者，以生还受害者的身份出庭，那么为你作证的只能是别人，或者，更糟的情况是……”她又停顿，制造一种演说效果，“赖特只是把你的验尸报告列为证词。据我了解，他似乎很喜欢这么做。” “那家伙的胆子和一只袜子差不多大，”马里诺说，“不过医生说得对，尚多内必须为他带给她的伤害付出代价，当然对另外两位女性也一样。他应该被处死刑，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送他上电椅。” “要是斯卡佩塔医生无法出庭作证，那就难说了，队长。优秀的辩护律师一上来就会指出她的身份冲突，然后颠倒黑白。” “无所谓。这都只是空谈，不是吗？”马里诺说，“他不可能在这里受审，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他永远不会在这里受审。你们会把他关起来，而我们这些老百姓永远都等不到正义伸张的一天。” “他两年前去纽约做什么？”我问，“关于这点你们知道多少？” “嘿，”马里诺似乎掌握了些什么，却从未向我透露，“说来话长哟。” “也许是因为他的犯罪家族需要在纽约安排联络人？”博格轻描淡写地说。 “哼，他们说不定早就在纽约买豪华公寓了。”马里诺反驳道。 “里士满呢？”博格说，“在第九十五号州际公路这条贩毒走廊上，里士满不是位于纽约和迈阿密之间的转运站吗？” “对，”马里诺回答，“在《流放专案》实施以前，街上那些混混还不必为了枪械走私或贩毒被打进联邦监狱，那时的里士满的确是暴力横行的城市。这么说来，如果尚多内家族的犯罪触角已经伸向迈阿密——根据露西在那里的卧底成果来看，这已是事实——而且在纽约也有了据点，那么里士满要是曾经被他们当作非法转运站，也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了。” “曾经？”她质问，“也许现在还是呢。” “这事恐怕会让烟酒枪械管制局忙上一阵子了。”我说。 “哼。”马里诺又抽了下鼻子。 长长的沉默。接着博格开口：“既然都提到了，就说个明白吧。”她的态度让我觉得，下面的话恐怕不是我乐意听的。“管制局出了点小问题，调查局和法国警方也一样。他们盘算的是，利用这次逮捕尚多内的机会，请法院准许进入此家族位于巴黎的宅邸进行搜查，希望找到足以起诉这个犯罪集团的罪证。问题是，我们很难证明让-巴蒂斯特是尚多内家族的成员。事实上，我们根本无从证明他的身份。没有驾照、护照，没有出生证明，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这名怪异男子的存在。只有他的DNA，和港口发现的那名男子的非常相近，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他们有血缘关系，也许是兄弟。可是如果要让陪审团站在我这边，我需要比这更可靠的证据。” “他的家人绝不可能出面承认这个loup-garou是他们的亲人，”马里诺用上了蹩脚的法语，“这正是你们找不到任何相关文件的原因所在，不是吗？伟大的尚多内家族不希望世人知道这个全身毛茸茸、到处杀人的怪胎是他们的子孙。” “等一下，”我打断他们，“他被捕的时候没有进行身份确认吗？那让-巴蒂斯特·尚多内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难道不是他自己说的？” “是他自己说的，”马里诺用双手揉着脸说，“该死。把录像带放给她看吧。”他忽然对博格叫嚷道。我听得云里雾里，而博格似乎也不太高兴他提起这事。“医生有权利了解真相。”他说。 “这盘带子能够让我们对这名有DNA档案但辨不出身份的被告有些新的认识。”博格试图闪避马里诺丢出的难题。 什么带子？我心想，偏执的妄想又活络起来。什么带子？ “你带来了吗？”马里诺毫不隐藏敌意。他们两个在桌子两侧气冲冲地摆好架势，瞪着对方。他脸色一沉，气愤地抓住她的公文包揽向身子，像要把它据为己有。博格伸手按住公文包，露出逮捕嫌疑人般的眼神，“队长！”她发出警告，语气无比严厉。马里诺缩回手，气得满脸绯红。博格打开公文包，转向我说：“我原本就打算让你看的，”她斟酌着字句，“但不是现在。不过现在也无妨。”我能感觉到在她镇静的表象下被压抑着的怒气。她抽出马尼拉纸信封里的录像带，站起来放进录像机。“谁知道这东西怎么操作？”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我打开电视机，将遥控器交给博格。 “斯卡佩塔医生，”她简直当马里诺不存在，“在给你放这盘带子以前，我想先向你说明一下我们在曼哈顿的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方式。我说过，某些方面我们的做法和你们惯常的很不一样。对此我必须事先解释一下。你清楚我们的凶杀案件系统专线吗？” “不清楚。”我回答，全身神经一紧，嗡嗡响起来。 “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我们都有一位助理检察官随时待命，以记录凶杀案件的报案和警方缉捕嫌疑人的通告。我说过，曼哈顿的警察只有经检察官准许才能逮捕被告。这是为了确保一切程序，例如搜查令的取得，都能依法执行。检察官和助理检察官亲临犯罪现场是常有的事，有时被告被当场逮捕之后，只要他愿意，助理检察官便会当场对他进行访谈。马里诺队长，”她冷眼瞄着他说，“你早年也待过纽约警察局，不过那时候应该还没实施这项制度吧。” “这还是我头一次听说。”他含糊地回了句，脸色仍然通红。 “垂直起诉呢？” “听起来像是种性交姿势。”马里诺回答。 博格假装没听见。“摩根索的创意。”她对我说。 罗伯特·摩根索担任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已将近二十五年。他是个传奇人物，博格显然非常乐于在他手下工作。我内心起了波动。妒意？不对，也许是渴望。我累了，无力感越来越强烈。我身边只有马里诺，他几乎什么都好，就是不够开明、开朗，也不是传奇人物。此刻我真的不想和他一起工作，甚至希望他离我远远的。 “案子从头至尾由同一名检察官负责，”博格解释着垂直起诉的含义，“这样就让我们避免和三四个访谈过证人或受害者的检察官周旋了。从接触犯罪现场开始，一直到开庭为止，我的案子就由我一手包办。干脆明白得让人没话说。运气好点，我说不定还有机会在被告找到律师之前审问他——没有哪个辩护律师会让他的委托人和我接触，这是一定的。”她说着按下遥控器的播放键，“幸运得很，在尚多内还没找到律师时我便逮着了他。今天凌晨三点趁大家还在熟睡，我在医院里陆续和他谈了几次。” 此刻我的感受绝非惊愕便能形容。老实说，我认为让-巴蒂斯特·尚多内根本不会开口跟任何人谈话。 “你似乎有点吃惊。”博格说得委婉，不忍伤害我似的。 “可以这么说。”我回答。 “也许你从没想过，这个侵犯你的人也能走路、说话、嚼口香糖、喝可乐？也许在你眼中他是没有人性的？”她又说，“或许，你以为他真的是狼人？” 当他隔着门冒充警察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并未看见他的模样。我是警察。你还好吗？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恶魔。没错，就是恶魔，一个举着形似伦敦铁塔的黑色金属工具追杀我的恶魔。他不断咆哮吼叫，发出和他的形貌同样可怖怪诞的声响，俨然是头野兽。 博格带着点倦意笑了笑。“准备接受挑战吧，斯卡佩塔医生。尚多内没有疯，也不是怪物。我们不希望陪审团因为他患有不幸疾病而对他另眼看待，但也想让他们看看他现在的样子，还没清洗干净、换上三件式套装前的样子。我认为应该让陪审团体会一下受害者感受到的恐惧，你赞同吧？”她凝视着我，“这么做或许能让他们了解，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会邀请他进门。” “怎么？难道他说是受人邀请的？”我感觉口干舌燥。 “他说了很多。”博格说。 “真是个混账东西，”马里诺嫌恶地骂道，“我一眼就看穿这家伙了。昨晚我去了病房，告诉他博格小姐想和他谈谈。他就问我，她长什么模样。我故意吊这浑蛋胃口，只说：‘这么说好了，尚，痛苦难熬的不止你一个——这话没别的意思——等她来的时候给我安分点，懂吗？’” 尚？我脑中一片空白。马里诺称呼他尚。 “测试，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录像带里传来这样的声音。镜头被整片煤砖墙占满，接着摄影机缓缓移向一张空桌子和一把椅子。背景里突然有电话铃响。 “他想打听她的身材够不够辣。博格小姐，希望你别在意我的措辞。”马里诺不无挖苦地说。他仍然因为某种我不甚明白的理由生着她的气。“我只是把那浑蛋说的话忠实转达罢了，然后我告诉他说：‘哎哟，这不该由我来说。不过我也说了，看到她谁都会动歪脑筋，至少带种的男人都会。’” 马里诺不可能说这种话。事实上，我不相信尚多内问到博格的长相。更有可能的是，是马里诺暗示她身材性感，以引诱尚多内和她对谈。想起昨晚和马里诺一起走向露西的车子时他粗野地谈论博格，我内心涌起憎恶和愤慨。真是受够了他和他的大男子主义，受够了他的性别优越感和粗蛮态度。 “你这是干吗？”我很想拿冷水泼他，“每次都得扯上女人的身体吗？拜托你，马里诺，请你专注于案子，别再幻想女人的胸部了，好吗？” “测试，一、二、三、四、五。”声音再度传出，电话铃声已停，只有啪嗒的脚步声，夹杂着隐隐耳语。“我们要请你到桌椅这边坐下。”是马里诺的声音。背景里有敲门声。 “重点是，尚多内开口了，”博格望着我说，眼神再度在我身上探索，寻找弱点和燃点，“他和我讲了不少话。” “无论如何，这挺值得的。”马里诺愤愤地盯着屏幕。原来如此。马里诺虽然替博格说服尚多内对谈，内心希望的其实是自己和他谈话。 摄影机架好了，我只看见镜头正前方的景物。马里诺的庞大身躯入镜，拉出木椅，在一个身着深蓝色套装、打着暗红色领带的人的协助下将尚多内安置在椅子上。尚多内穿着蓝色短袖病号服，淡蜜色的蜷曲长毛满覆手臂，异常浓密的旋涡状卷毛从V形领口一路爬上脖颈。他坐了下来，脸部入镜，额头下半部到鼻尖处蒙着纱布。绷带四周的毛剃干净了，露出奶白色的皮肤，好像从未见过太阳。 “可以给我拿可乐吗？”尚多内说。他没上脚镣，连手铐都没戴。 “要打开吗？”马里诺问他。 没有回答。博格出现在屏幕上，穿着浅棕色垫肩套装。她在尚多内对面坐下，后脑勺和肩膀冲着镜头。 “还要吗，尚？”马里诺问这个想要取我性命的人。 “等一下，我可以抽烟吗？”尚多内说。 他声音轻柔，带着浓重的法国腔。他表现得彬彬有礼又沉静。我望着屏幕，思绪一片混乱，身体也再度出现电干扰现象。创伤后压力综合征。我的神经细胞像水遇见热油那样跳颤不止，头也开始作痛。一条白色袖口的深蓝色手臂伸进画面，把一杯饮料和一包骆驼牌香烟放在尚多内面前。我认出那个蓝白色高纸杯是医院自助餐厅的。椅子嘎地移动，深蓝色袖臂替尚多内点了根香烟。 “尚多内先生，”博格的声音十分从容，好像每天都跟变异连环杀人犯谈话似的，“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杰米·博格，来自纽约的检察官，负责曼哈顿地区。” 尚多内举起手碰了下绷带，指背上的一层浅色茸毛和白化病患者的症状相似，长度大约只有半英寸，可能是因为经常刮吧。我脑中闪过这双手向我袭击的影像。他的手指长而脏污，并且我第一次留意到他那强劲的肌肉线条：并非像勤于健身的人那样结实浑圆，而是无比粗壮坚硬，是那些如野兽般靠身体去觅食、战斗、逃亡和求生的人才会有的生理特征。他的强大蛮力似乎在驳斥着我们的臆测——他一直躲藏在家族那栋位于圣路易岛的豪华宅邸里，过着闲散无聊的生活。 “马里诺队长你见过，”博格对尚多内说，“这位担任摄影师的，是我办公室的艾斯库德罗警官，那位是烟酒枪械管制局的特别探员杰伊·塔利。” 我感觉博格在瞄我。我回避她的目光，冲动地想插话询问，为什么？为什么杰伊会在那里？接着一个念头浮现：她正是杰伊会喜爱——狂爱——的类型。我从外套口袋抽出一张面纸，拭去额头冒出的冷汗。 “你知道我们在录像，对此你没有异议，对吗？”博格说。 “是的。”尚多内吸了口烟，捏掉沾在舌尖上的烟草末。 “尚多内先生，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是关于苏珊·普雷斯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死亡当天的情况。” 他没有反应，只伸手去拿可乐，嚅动着歪斜的粉色嘴唇寻找吸管，任由博格继续说着受害者在纽约上东区的地址，她告诉他，在继续讨论之前，她必须先告知他的权利，尽管他已经听了不知多少次。尚多内只是静静聆听。不知是不是幻觉，我总觉得他很开心，丝毫不像个饱受痛苦煎熬的人。他是那么安静客气，毛茸茸的恐怖双手搁在桌上，偶尔摸一下绷带，好像是在提醒我们这些人，尤其是我，曾经如何待他。 “你所说的任何话都可能被用作对你不利的呈堂证供，”博格继续说，“你是否了解？如果你愿意开口说是或不，对我们将有很大帮助。” “是的。” “如果你没有律师或者请不起律师，我们将指派一位免费的辩护律师给你，你了解吗？” 尚多内又拿起可乐来喝。博格极富耐心地继续努力，好确保他和全世界知道这次会面合法公正，而尚多内对此也有充分认知，他和博格谈话也是出于个人意愿，并未受到任何强迫。“你已经明白自己应有的一切权利，”她替这段简短有力的开场白作了收尾，“现在你是否能说出事发经过的相关真相？” “我一向只说真话。”尚多内柔声说。 “你已经在艾斯库德罗警官、马里诺队长和塔利特别探员面前被告知你的各项权利，这些你是否已充分了解？” “是的。” “那么请你把发生在苏珊·普雷斯身上的事情告诉我。”博格说。 “她人很好，”尚多内的回答令我愕然，“直到现在，我仍然一想到就难过。” “是啊，难过得要死。”屏幕外的马里诺嘲讽地咕哝了一句。 博格立刻按下暂停键。“队长，”她激动地说，“请别掺杂主观意见。” 马里诺的愠怒有如毒气弥漫开来。博格再次将遥控器指向电视机。她正在问尚多内怎么和苏珊·普雷斯认识的。他回答说是在第七十街一家叫做露米的餐厅相遇的，就在第三大道和列克星敦大道之间。 “你在那里做什么？用餐，还是工作？”博格问。 “我独自在用餐。她走了进来，也是一个人。我点了一瓶上好的意大利葡萄酒，马索林奥酒庄一九九三年的巴洛洛。她真的非常漂亮。” 巴洛洛是我最爱的意大利葡萄酒，他提到的那种非常昂贵。尚多内往下讲故事。当时他正在吃开胃菜——“Crostini di polenta con fungrifolati eolio tartufato”，他一口标准的意大利语——突然看见一位令人惊艳的非裔美国女人独自走进餐厅。从餐厅领班迎合的样子看，她似乎是个要人、常客，又被安排在角落的桌位。“她穿得很优雅，”尚多内说，“显然不是妓女。”他请领班问她是否愿意过来同桌用餐。她很容易搞定。 “什么意思，很容易搞定？”博格问。 尚多内轻轻耸了下肩膀，又伸手去拿可乐，从容地吸着。“我想再来一杯。”他举起杯子，那只深蓝色袖臂——杰伊·塔利的手臂——接了过去。尚多内毛茸茸的手在桌面上摸索着那包香烟。 “你说苏珊很容易搞定，怎么讲？”博格追问。 “她不需要劝诱就来了，在我的餐桌前坐了下来。我们聊得十分愉快。” 声音不像是他的。 “你们谈了些什么？”博格问。 尚多内又碰了下绷带。我想象着这个体毛浓密的丑恶男人坐在公众场合享用美食醇酒、勾引女人的情景，突然有了个怪念头，也许尚多内预料到博格会把这盘带子放给我看。他提及意大利菜和葡萄酒会不会是因为我？他是否在嘲弄我？他对我又了解多少？一无所知，我自问自答。我的任何事他都不可能知道。他说用餐时他们聊了些关于政治和音乐的话题，博格问他是否知道普雷斯从事什么工作，他回答说她告诉他在电视台上班。 “我对她说，‘这么说你很有名了。’她听了大笑。”尚多内说。 “你在电视上看到过她吗？”博格问。 “我不常看电视，”他徐徐吐出烟雾，“尤其是现在，我什么都不看了，因为看不见。” “请回答问题，尚多内先生。我不是问你常看电视与否，而是你有没有在电视上见过苏珊·普雷斯。” 我努力辨认着他的声音。恐惧令我全身发麻，两手发抖。我完全听不出来，这声音和那天的完全两样。我是警察，女士，我们接获电话，说你住宅附近有可疑人物出没。 “我没印象。”尚多内答道。 “接着呢？”博格又问。 “我们用餐、喝酒，然后我问她要不要到我那里去喝点香槟。” “你那里？当时你住在哪里？” “巴比桑饭店，但不是用真名登记的。我刚从巴黎过来，在纽约只打算待几天。” “你用什么名字登记入住的？” “我不记得了。” “你用什么方式付费？” “现金。” “你为什么来纽约？” “因为我很害怕。” 马里诺在椅子上躁动起来，厌恶地吁了口气，又插嘴了：“各位，睁大眼睛，好戏来了。” “害怕？”博格的声音传出，“你在害怕什么？” “那些人在追杀我，你们政府的人。整件事的关键就在这里。”尚多内又伸手去摸绷带，先是空着的那只，再用拿着烟的那只。烟雾在他的头顶缭绕。“他们利用我——一直在利用我——接近我的家族。只是因为一些毫无根据的谣传——” “稍等，等一下。”博格打断他。 我眼角的余光瞥见马里诺摇着头。他往椅背上一靠，两只手臂交叉在隆起的肚皮上。“都是你自找的。”他喃喃念着。我只能猜测他指的是博格一开始就不该找尚多内谈。这是错误之举。录制这卷带子是弊大于利。 “队长，拜托别出声。”博格严肃地对马里诺说。录像中的她继续问尚多内：“谁在利用你？” “调查局、国际刑警，也许还有中央情报局。我不是很清楚。” “是啊，”马里诺讥讽地叫嚷起来，“他没提到烟酒枪械管制局，因为一般人不会知道这个机构，计算机的拼写检索里也没有它的缩写。” 马里诺对塔利的反感加上露西遭受的挫折使他仇视管制局。这次博格干脆将他忽略了，都没出声制止。她依旧在质问尚多内，追根究底的个性表露无遗。“尚多内先生，请你弄清楚，此刻你说的一切必须完全属实。你明不明白你说的每句话都必须绝对诚实？” “我说的是实话，”他轻声回答，态度诚恳，“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很难让人相信，但事实的确如此，完全要赖我那势力强大的家族。在法国他们是望族，已经在圣路易岛上居住了几百年。有传言说他们和组织性犯罪有牵扯，就像黑手党一样，但那完全无凭无据。而且问题是，我从来没跟他们一起住过。” “但你的确是这个家族的一分子，他们的子孙？” “是的。” “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过一个弟弟，托马斯。” “有过？” “他死了，你知道的。我来这里也是因为他的缘故。” “我回到刚才的话题。谈谈你在巴黎的家人。你说你没和他们住一起，是一直都这样吗？” “是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从没跟你的家人住过？” “他们不想那样。我打小就被托付给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避免大家知道。” “知道什么？” “我是蒂埃里·尚多内先生的儿子。” “为什么你父亲不希望大家知道你是他的儿子？” “你都知道我长什么模样，还问这种问题？”他愤怒得紧抿嘴角。 “我在问你问题，为什么你父亲不希望别人知道你是他的儿子？” “噢，好吧，就当你没注意到我的长相吧。你真好心，假装没看见。”他自我揶揄地说，“我患有重病，我的家人为此感到羞耻。” “那对夫妻住在哪里？照顾你的那两个人？” “钟塔码头，古监狱附近。” “巴黎古监狱？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被拘禁的地方？” “当然，古监狱十分有名，已经成了观光景点。游客对牢房、刑房和断头台着迷得不得了，尤其是美国人。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如今你们打算杀我。美国可以轻易把我杀了。你们最爱杀人了。这都只是那桩大阴谋的一部分。” “钟塔码头的什么地方？据我所知，那整片地区是法院和附属监狱的所在地。”博格法语说得非常地道，“那里的确有一些公寓，非常昂贵。你说你的寄养家庭就在那里？” “在那附近。” “那对夫妇叫什么名字？” “奥利维尔和克里斯廷·沙博。很遗憾，他们都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他们是做什么的？什么职业？” “丈夫是boucher，妻子是coiffeureuse。” “一个是屠夫，一个是理发师？”博格的语气透着怀疑，表明她清楚他是在愚弄人。让-巴蒂斯特·尚多内是屠夫，而且一身长毛。 “没错，屠夫和理发师。”尚多内肯定地说。 “你寄居在古监狱附近期间，有没有和家人见过面？” “我偶尔会回家。都是在天黑以后，以免被人看见。” “不让人看见？为什么你不让别人看见你？” “我已经说过了。”他茫然地弹着烟灰，“我父母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他们的儿子，否则肯定会被拿来大做文章。父亲名声在外，我实在不能怪他。因此我总是等天黑以后，趁着圣路易岛的街上静悄悄没人时，才回去拿钱或者别的东西。” “他们会让你进屋吗？”博格急于找出他和那栋房子的关系，以便向法院申请搜查令。我看出尚多内是个游戏高手，他非常清楚她提及豪宅的目的。我在上次巴黎之行期间亲眼见了那座宅邸，法院绝无可能对其发出搜查令。 “会，不过我都只是逗留一下子，而且也不是所有房间都进去过，”他悠然地吸着烟对博格说，“大多数房间我没进去过。只有厨房，我想想，厨房、用人房，还有进门的地方。你也知道，我一直都靠自己。” “尚多内先生，你最近一次进入家族的房子是在什么时候？” “噢，很久以前了，至少两年前。我也不太记得了。” “你不记得？如果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请别含含糊糊的。” “我不知道，但可以确定不是最近的事。” 博格按了下遥控器，电视画面暂停。“你一定也看出他有多会演戏了。”她对我说，“首先，他给的信息根本无法追踪。人已经死了。住饭店付现金，登记用的假名，名字也忘了。现在我们又没有理由搜查他家族的房子，因为他说从没住过那里，也很少去那里，即使去过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理由不够充分。” “见鬼！理由不充分，没戏唱了，”马里诺说，“除非我们能找到见过他出入那栋房子的目击证人。”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博格继续播放录像带。她正在问尚多内：“你目前有工作或者做过什么工作吗？” “零零碎碎的，”他温和地回答，“找到什么做什么。” “可是你有钱住一流饭店，在昂贵的餐馆用餐，还点了高级的意大利葡萄酒？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尚多内先生？” 他犹豫起来，打了个哈欠，对着镜头露出那口骇人的牙齿，稀疏细小的灰色尖牙。“抱歉，我累了。我没有力气继续。”他又摸了下绷带。 于是博格提醒他，谈话完全出于他的意愿，没人逼迫他。她建议结束谈话，但他说他愿意再聊一会儿，也许几分钟吧。“找不到工作的话就只能流落街头，”他对她说，“偶尔也乞讨，多数时候是到处打零工。洗盘子、扫地，甚至还骑过moto-crottes。” “那是什么？” “街道清洁车。你知道的，巴黎有一些专门清理人行道的绿色摩托车，附带一个空箱子，还有吸狗粪的管子。” “你有驾照吗？” “没有。” “那你怎么能骑？” “骑排量小于一百二十五的摩托车不需要驾照，moto-crottes时速顶多二十公里。” 一派胡言，他又在糊弄我们了。马里诺在椅子上烦躁地扭动。“这混账东西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你还有别的赚钱渠道吗？”博格继续问。 “从女人身上吧。” “你怎么从女人身上挣钱？” “有时候她们会给我钱。我承认女人让我没辙。我喜欢女人——她们的模样、气味、触感、味道。”这个将女人残杀后用尖牙加以噬咬的男人轻声细气地说着。他开始在桌上活动手指，它们像是很僵硬，缓慢地一屈一伸，上面的细毛闪着光。 “你喜欢她们的味道？”博格展开攻势。“所以你才咬她们？” “我没咬她们。” “你没咬苏珊·普雷斯？” “没有。” “可她全身都是咬痕。” “不是我咬的，是他们。他们跟踪我，杀人的也是他们。他们杀了我的情人。” “他们？” “我说过了，你们政府的探员、调查局、国际刑警。想找我家人的麻烦。” “既然你的家人那么小心翼翼地把你藏起来，不让任何人发现，那么这些人——调查局、国际刑警，等等，怎么会知道你的身份？” “一定是见过我从家里走出来，然后跟踪我，不然就是有人告诉他们的。” “可是你说你已经至少两年没回家了。”她试探着说。 “没错。” “你认为你被跟踪多久了？” “很久了，大概五年吧。不太拿得准，他们机警得很。” “他们怎么利用你——借用你的说法，找你家人的麻烦？”博格又问。 “只要他们成功地把我诬陷成一个冷血杀人魔，警方就可以进入那栋房子。他们什么都找不到的，因为我的家人是无辜的。这都是政治阴谋，因为我父亲在政界极有影响力。除此之外我就不清楚了。我只能告诉你跟我以及我的生活相关的事情。至于把我逼来这个国家，再逮捕处死，都只是一场阴谋，因为你们美国人经常杀害无辜的人，全世界都知道。”他露出疲态，像是厌倦这种控诉。 “你在哪里学的英语？” “自学的。小时候回家时，我父亲会拿书给我看。我读了很多书。” “英语的？” “是的，我一直很想学英语。父亲精通多国语言，因为他从事国际航运事业，时常在各国旅行。” “包括这里，美国吗？” “是的。” 塔利端了杯可乐的手臂又进入画面。尚多内贪婪地含住吸管，大声吸起来。 “你都看了些什么书？”博格问。 “历史书，还有一些用来自学的书。你也知道，我必须自学。我从来没进过学校。” “那些书在哪里？”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见了吧。我经常流浪，而且时常得搬家，永远安定不下来，还要时刻警惕，因为有那批人在追赶我。” “除了法语和英语，你还懂其他语言吗？” “意大利语，还有一点德语。”他轻声打了个嗝。 “这些也都是自学的？” “我在巴黎找到许多外文报纸，这也是一种学习方式。要知道，我有时候得睡在报纸上。四处流浪的时候。” “我感动得快哭了。”马里诺又没忍住。博格问尚多内：“我们回到苏珊普雷斯的案子吧。两年前的十二月五日，她在纽约遇害的那天。告诉我那天晚上，就是你说的在露米餐厅遇见她的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尚多内像是倦了，叹了口气。他频频摸绷带，我发现他的双手在发抖。“我想吃点东西，”他说：“我有点头晕，觉得很虚弱。” 博格暂停播放。“我们暂停了大约一小时，”她对我说，“让他吃东西、休息。” “这家伙显然熟知我们的办事方式。”马里诺废话很多，“养父母那些根本是胡扯，他只不过是在保护他的犯罪家族。” 博格对我说：“我想知道你对那家露米餐厅熟不熟？” “熟得很。”我回答。 “很有意思。两年前我们开始调查苏珊·普雷斯案的时候，就知道她遇害当晚曾在此餐厅用餐，因为招呼她的那位领班一看见新闻就立刻联系了警方。法医检查过她的胃袋，推测她在遇害前几个小时用过餐。” “她是独自一人进的餐厅？”我问。 “独自一人进去，不久和一个独自用餐的男子同桌。只不过那人并非怪胎，一点都不像，据说高大挺拔，外貌英俊，衣着讲究，一看就知道手头阔绰，至少给人印象如此。” “知道他点了什么菜吗？”我问。 博格用手指顺了下头发。这是我头一次见她露出不安的神态，事实上用“心惊”更贴切。“尚多内用现金付账，但是侍者还记得上的菜：玉米饼、蘑菇和巴洛洛葡萄酒。和他在录像带里说的完全相符。苏珊点的是烤蔬菜淋橄榄油冷盘和小羊排，顺便一提，这和她的胃袋残留物相符。” “天哪，”马里诺大叫，这于他显然也是新闻，“这怎么可能？什么样的魔术能把那个丑八怪变成讨女人喜欢的俊男？” “除非那不是他，”我说，“也许是他的弟弟托马斯？让-巴蒂斯特一直在跟踪他？”我暗暗吃惊，因为居然直呼这怪物的名字。 “这想法似乎颇合逻辑，”博格说，“可是有个地方解释不了。根据苏珊公寓门卫的描述，当晚九点左右，她和一名男子一起走进公寓，他的外貌特征和露米餐厅里的那个完全相符。一直值班到次晨七点的那个门卫也看见了那名男子离开，在凌晨三点半左右，正好是苏珊平时起床准备上班的时间。她得在四点到四点半之间赶到电视台，因为气象预报五点就播。七点左右她的尸体被发现。据法医推测，她已经死了几个小时。普方锁定的首要嫌疑人一直是她在餐厅邂逅的那名陌生男子。事实上，我也想不到别的人。他杀了她，从容地毁尸，三点左右离去，从此不见踪影。况且如果他是无辜的，案发后为何不和警方联系？这则新闻当时可炒得沸沸扬扬。” 我猛然想起自己当初似乎也看过相关报道，甚至依稀记得这则重大社会新闻的一些细节。两年前听闻苏珊·普雷斯的名字时，我还浑然不知有一天会和她的案件发生关联，并且是以如此惊悚的方式，想到这儿我不禁发愣。 “除非他不是当地人，或甚至是外国人。”马里诺说。 博格不置可否地耸耸肩，两手一摊。我试图对她所提的疑点作些补充，但就是想不出合理的说法。“如果进餐是在晚七点到九点，十一点胃里的食物应该消化得差不多了。”我指出，“假设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是正确的，也就是她的尸体被发现时她已经死了数小时之久——就说是在凌晨一到两点之间遇害的吧——那么她胃袋里的食物应该早就完全消化了。” “紧张可以解释这个疑问。当时她非常恐惧，消化功能很可能变弱了。”博格说。 “如果在她回家后突然有个陌生人从衣橱里跳出来，这解释就很合理。可是她和这名男子显然相处得相当愉快，都邀请他去自己的住处了，”我说，“男子也觉得很自在，毫不在乎门卫看见他进去，又在几小时以后离开。阴道分泌物采样的检测呢？” “精液化验呈阳性反应。” “这家伙——”我指的是让-巴蒂斯特，“未曾侵入任何受害者的阴道，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射精，”我提醒博格，“无论巴黎还是本地的案子里都没有。受害者腰部以下的衣服都未脱去，也没有伤痕。他对腰部以下的部位显然毫无兴趣，脚掌除外。我记得苏珊·普雷斯腰部以下的衣服似乎也完好。” “没错，她穿着睡裤。不过既然精液化验呈阳性反应，那么两人一开始或许情投意合，但之后就不一样了，瞧他下的毒手就知道了。”博格说，“精液的DNA和尚多内的相符，而且我们也找到许多和他身上相似的怪异长毛。”她的头朝电视机点了点，“你们也给托马斯做了化验，是吗？他的DNA和让-巴蒂斯特的并不相符。因此精液属于托马斯的可能性并不大。” “他们的DNA分析结果十分相似，但并不一致，”我赞同地说，“而且也不可能一致，除非他们是孪生子，不过显然不是。”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马里诺眉头一皱。 “如果托马斯和让-巴蒂斯特是孪生子，”我解释说，“那么两人都会患多毛症，而不会只是其中一人患病。” “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博格问我，“所有案子的DNA都一致，而对凶手外貌的描述却表明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如果苏珊·普雷斯身上的精液DNA的确和让-巴蒂斯特的相符，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离开公寓的那名男子并非凶手。”我回答，“是尚多内杀了她，但是被人看见和她在一起的那个人不是尚多内。” “这么说来狼人偶尔也会性交，”马里诺说，“或者试图性交，只不过我们没发现，因为他从来不留下分泌物。” “然后呢？”博格向他质疑，“事后再替她们把裤子穿回去，让她们腰部以下衣着完整？” “嘿，我们谈的可不是正常人的行为。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马里诺望着我说，“有个护士瞥见他那话儿，没剪掉。”他的意思是说没有割去包皮。“比维也纳香肠还要小，”他用拇指和食指比出约一英寸的长度，“难怪这家伙脾气这么暴躁。” 第十三章 遥控器咔嚓一声，再度将我们带回弗吉尼亚医学院法医病房里那间煤砖砌成的访谈室，带回让-巴蒂斯特·尚多内面前。这个人想要我们相信，他端坐在餐厅里用餐时那骇人的外貌能够突然变得优雅英俊，并勾搭上女人。绝不可能。他再度出现在镜头中，那副覆盖着蜷曲茸毛的身躯占满了整个画面。他的头部入镜时，我惊讶地发现绷带已经解下，改而罩上塑料墨镜。他的眉毛长而浓密，好像是贴了块毛皮上去。额头和太阳穴覆盖着同样的浅色茸毛。 将近七点半时，会议室里只剩博格和我。马里诺已经离开，理由有二：他接获呼叫，说莫斯比宅院里那具尸体的身份可能得到了确认；另外博格要他别赶回来，说想和我独处片刻。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她实在受够他了。这也难怪。马里诺已经对她访谈尚多内的方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甚至认为她根本就不该这么做。说到缘故，部分是——不，全都是忌妒。全世界没有哪位警探会甘心错过亲自访谈这么一个可怖又变态的凶手的机会。遗憾的是，野兽选择了美女，让马里诺为之气结。 听到屏幕上博格提醒尚多内是否了解他的权利并愿意继续谈话，我益发笃信一个事实。我仿佛是只坠入巨大蜘蛛网的小生物，这张网由邪恶的线如经纬线缠绕住整个地球那般编织而成。尚多内意图谋杀我这件事对他来说不过是心血来潮之举，我只是他的消遣，尤其是他若预料到我会看这盘带子。就是这么回事。我突然想到，假设他当时将我撕成碎片，此时他一定已另寻目标，而我只是他充满怨恨的罪恶一生中血腥、短暂的享乐。 “警探已经替你张罗了吃的喝的，对吧，尚多内先生？”博格问他。“是的。” “你吃了什么？” “汉堡和可乐。” “还有薯条吧？” “对，还有薯条。”他似乎觉得这很好玩。 “你要的我们都满足你了，对吗？”她问。 “是的。” “医护人员也替你拿掉绷带，给你戴上了特殊的眼镜。现在你舒服多了。” “我有点痛。” “他们让你吃止痛药了吗？” “吃了。” “泰诺止痛药，对吧？” “大概是吧。吃了两颗。” “没别的了吧，没吃会阻碍思考的药吧？” “没有。”他的墨镜正对着她。 “也没人强迫你继续和我谈话，或者对你作任何承诺，对吗？”她的肩膀动了动，将手中应该是拍纸簿的纸翻过一页。 “是的。” “先生，我有没有胁迫你，或者对你作出任何允诺来诱使你和我谈话？” 博格照着清单逐项确认，以防止他未来的辩护律师钻空子说他受到恐吓、诱惑、凌辱，或者任何不当待遇。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手臂抱在胸前，手上的卷毛伸出病号服的短袖口下垂，一团团堆在桌面，似污秽的玉米穗须。他令我想起一部讲述同性恋的老电影，几个傻男孩在海滩上相互埋进沙堆，在额头上画眼睛，让胡子看起来像头发，把太阳镜戴在后脑勺，跪下来用膝盖穿鞋子装矮人——人喜欢把自己装扮成夸张古怪的样子，因为觉得很有趣。但尚多内身上没有半点趣味，我甚至不觉得他有可悯之处。愤怒有如鲨鱼般在我的冷静外表下潜游着。 “我们回到你遇见苏珊·普雷斯的那个晚上吧。”录像中的博格对他说，“露米餐厅，是在第十七街和列克星敦大道的转角处吧？” “是的，是的。” “你说你们一起用餐，接着你问她想不想到你那里去喝点香槟。尚多内先生，你可知道，众人对那位在餐厅和苏珊相遇并且一起用餐的男士外貌的描述，和你一点都不相符？” “这个我无从了解。” “可是你一定很清楚，你所患的特殊疾病使得你在外貌上和一般人很不一样。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大家会把你和一个并未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弄混。多毛症，这就是你所患的病吧？” 尚多内藏在墨镜后面的眼睛似乎迅速眨了一下，博格踩中了他的痛脚。他脸色一沉，又开始伸缩手指。 “是你所患疾病的名称吗？或者你还不清楚是什么病？”博格对他说。 “我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尚多内语气紧绷。 “你生来就患有这种病？” 他瞪着她。 “请你回答问题，先生。” “当然。这问题真蠢，你以为这种病会像感冒一样突然染上？” “我想说的是，你的外貌太不寻常，因此我很难想象大家会将你和一个英俊清秀、脸上没有长毛的人相混淆。”她突然停顿，又故意刺激他，试图将他惹火，“那个人穿着整洁昂贵的套装。”又一阵停顿，“你不是说你经常四处流浪吗？露米餐厅里的那个男人怎么可能是你呢，尚多内先生？” “那晚我穿黑色套装、衬衫，打了领带。”恨。尚多内的真实天性开始像遥远冰冷的星星般闪耀在他的阴暗诡计之下。我总觉得他随时都会跨过桌面，不及马里诺等人阻止便一把勒住博格的喉咙，或者抓着她的头往墙上撞。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我提醒自己博格还好端端活着，正和我一起坐在会议室里。现在是周四晚上，距离尚多内拿着把尖头锤、踢开我的大门想置我于死地的那个晚上差四小时满五天。 “有时候我的病情并不像现在这么严重。”尚多内稳住了阵脚，又是温文有礼的样子，“压力会让病情恶化。我这阵子压力很大，都是他们造成的。” “他们是谁？” “一直在设计陷害我的那些美国探员。当我发现真相，发现他们想把我塑造成一个杀人凶手之后，我就开始逃亡。健康状况跟着跌入谷底，它越是恶化，我越得避开人群。我并不是一直都这副德性。”他盯着博格，墨镜微微偏离镜头，“我遇见苏珊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模样。我也刮胡子，靠打零工把自己打点得不错，甚至相当体面。有时候我也有些衣服和钱，因为我弟弟会资助我。” 博格暂停录像带，对我说：“关于压力的部分，可能是事实吗？” “压力的确会让疾病加重，”我回答，“但不管怎么辩解，他一直都这么丑陋。” “你是说托马斯，”博格继续发问，“托马斯会送你衣服、钱等东西？” “是的。” “你说那晚在露米餐厅你穿着黑色套装，那也是托马斯给你的吗？” “是的。他喜欢高档衣服，我们的尺码也相同。” “你和苏珊一起用餐，接着怎么样？吃完晚餐后是什么情况？你付的账单？” “当然，我是绅士。” “一共消费了多少？” “两百二十一美元，不包括小费。” 博格望着屏幕，向我确认他的话。“账单的确是这个数字。那个人付了现金，并在桌上留了两张二十美元的纸币作为小费。” 我问博格餐厅在账单和小费的保密方面有多严谨。“这些事情可曾被报道过？”我问她。 “没有。所以，如果那个人不是他，他又怎么会知道账单内容呢？”她沮丧地说。 屏幕上她正在问尚多内小费的事。他说他留了四十美元。“我记得是两张二十美元的纸币。”他说。 “接着呢？你们离开了餐厅？” “我们决定去她的公寓喝一杯。”他说。 第十四章 说到这里，尚多内颇费了番口舌叙述细节。他说他们离开了露米餐厅，天很冷，但他们决定走路，因为她的公寓和餐厅只隔了几条街。他非常细腻地用近乎诗意的词句形容着月亮和云朵。夜空中缕缕莹白的云层叠，一轮圆月半隐其间。满月总是让他情欲泛涌，他说，因为那让他联想起孕妇的肚子，联想起臀部和乳房。高耸的公寓大楼之间忽然刮起阵阵强风，于是他解下围巾围住苏珊的肩膀。他声称他穿着件深色羊绒大衣。我记起法国的首席法医露丝·史雯医生曾跟我讲过她遭遇这个我们认为是尚多内的男人的过程。 两星期前，应国际刑警的要求，我去法国法医学院拜访了她，一起研究几件发生在巴黎的案子。交谈中她告诉我，有天晚上一个男人找上门来，借口车子有问题，要求借电话一用。她记得当时他穿着件深色长大衣，看起来像个绅士。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说她记得那个男人身上有股非常难闻的怪味，就像潮湿肮脏的野兽，让她觉得相当不自在。她闻到了邪恶的气味。但即使如此，若不是因为某个奇迹似的偶然，她或许就这么让他进门，甚至被他强行闯入了。 史雯医生的丈夫在巴黎著名的圆顶餐厅担任主厨。那天晚上他请病假在家，在房间里大喊了一声，问她门外是谁，穿着深色大衣的男人立刻逃走了。第二天，史雯医生办公室收到一张署名“狼人”的棕色纸片。想到这里，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于显而易见的事实有多么疏忽。史雯医生负责所有在法国惨遭尚多内毒手的受害者的验尸工作，而他找上了她。在美国，这一工作由我负责，但我却不曾采取任何防范措施。这是人的通病：总以为不幸不会降临在自己身上。 “你能描述一下那个公寓门卫的长相吗？”博格继续问尚多内。 “留着小胡子，穿制服，”尚多内回答，“她叫他胡安。” “等一等。”我大喊。 博格暂停播放。 “他有没有体臭？”我问她，“今天凌晨你和他待在同一个房间里，”我指着电视机，“谈话的时候有没有闻到——” “开什么玩笑，”她打断我，“臭得跟只野狗一样。非常怪的气味，像是混合了潮湿动物毛皮的气味和严重的体臭，我好不容易才忍着没去捂鼻子。我想医院一定没让他好好洗澡。” 我们常误以为医院自然会替病人洗澡。其实通常情况下，除非面对的是长期病患，否则他们只会帮助清洗伤口。“两年前苏珊案的调查中，可曾听过露米餐厅的人提及体臭？那个男人有没有体臭？”我问。 “没有，”博格回答，“没听说。我实在不明白那个人怎么会是尚多内。继续听，还有更奇怪的事。” 接下来的十分钟，我看着尚多内边猛吸可乐、抽烟，边叙述拜访苏珊公寓的详细过程。他极其细致地描述她的住处，从硬木地板上的地毯、配了碎花图案套垫的家具，到仿制的蒂凡尼台灯。他说她的艺术品位实在让人难以恭维，说她有不少平庸的美术馆展览品海报，以及一些马和海景的图画。她很喜欢马，他说。她告诉他自己从小在马群里长大，非常想念它们。每当博格确定他所言属实时就敲一下会议桌。没错，他对公寓内部的描述足以让人相信他进去过。没错，苏珊的确从小和马群共处。没错，他说的都对。 “天哪。”我摇着头，一股恐惧涌上胸口。我害怕的事终究要发生。我极力不去想，但就是抗拒不了。最后尚多内一定会说是我邀请他进门的。 “这时候是几点？”博格在问他：“你说苏珊开了瓶白葡萄酒。这是几点？” “十点或十一点吧，我不记得了。那不是瓶高档酒。” “这时你总共喝了多少酒？” “噢，在餐厅大概喝了半瓶。后来她倒给我的酒，我喝得不多，廉价的加州酒。” “这么说你没喝醉。” “我从来没喝醉过。” “你的头脑很清醒。” “当然。” “依你看，苏珊喝醉了吗？” “也许有那么点醉意吧，应该说是开心，她非常开心。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向西南方，视野很好，望出去是公园旁的艾塞克斯饭店的红色招牌。” “全部属实，”博格又敲着会议桌对我说，“苏珊的血液酒精浓度是百分之十一，喝了不少。”她接着说明了几项苏珊尸体的化验结果。 “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她问尚多内。 “我们牵起手。她把我的手指放进嘴里，一根根放，非常性感。我们开始接吻。” “你知道那是几点钟吗？” “我没那个心思看表。” “你戴了表？” “是的。” “那块表还在吗？” “不在了。在那之后我的生活变了样，都是他们害的。”他说“他们”时愤愤的。每次提到“他们”他就飞沬四溅，好像真的痛恨到了极点。“我没钱花了，只好在大约一年前把表当掉。” “他们？就是你常提起的那些人？执法探员？” “美国联邦探员。” “还是继续说苏珊吧。”博格引导着他。 “我个性腼腆，不知道你想了解得多详细。”他拿起可乐来喝，嘴唇像条灰色的虫一般缠住吸管。 我无法想象会有人想要亲吻那样的嘴唇、触摸那样的男人。 “我想请你把记得的全部告诉我，”博格对他说，“告诉我真相，尚多内先生。” 尚多内放下可乐。塔利的袖臂再度进入画面，吓了我一跳。他又替尚多内点了根骆驼香烟。我不知道尚多内是否想到塔利正是联邦探员，是他所指控的那些一直在跟踪他、毁了他一生的人中的一个。“好吧，我会告诉你。我并不情愿，但我会尽量配合。”尚多内吐着烟雾说。 “请继续，尽可能把记得的都说出来。” “我们吻了一阵子，事情进展得很快。”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事情进展得很快，是什么意思？” 一般而言说到做爱就够了·主持审讯、现场模拟或交叉询问的警官或律师通常不会要求作细节陈述，可若要分析尚多内对于性的态度，苏珊等我们认为遭其毒手的女性受害者所承受的性暴力细节就变得很重要。 “我不想说。”尚多内说。他又在戏弄博格了。他想要她哄他。 “为什么？”博格问。 “我不喜欢谈这类事情，尤其当着女性的面。” “你最好把我看成检察官而非女人。”博格对他说。 “我在跟你说话，很难不去想你是女人，”他轻声说着，微微一笑，“尤其你又那么漂亮。” “你看得到我？” “看不太清楚。可是我知道你很漂亮，听说的。” “尚多内先生，我不得不要求你别提及及关于我个人的事。明白吗？” 他盯着她，点了点头。 “你吻苏珊后还对她做了什么？之后做了什么？你触摸她，爱抚她，脱去她的衣服？她有没有触摸你，爱抚你，把你的衣服脱去？究竟是什么情况？你还记得她当时穿的衣服吗？” “棕色皮长裤。我觉得很像比利时巧克力的顔色，很紧，但不低俗。她穿了靴子，棕色半筒皮靴。黑色上衣，类似紧身运动服，长袖的。”他仰头看着天花板，“领口很低，相当低，是那种在两腿之间加了扣的上衣。”他伸出手做了个解扣的动作，那长满浅色短毛的手指让我想起仙人掌和奶瓶刷。 “连身衣。”博格提示他。 “没错。起初想抚摸她却没法脱掉那件上衣的时候，我还困惑。” “你想把手伸进她的上衣，可是没成功，因为那是一件连身衣，搭扣开在两腿之间？” “是的，就是这样。” “当你试图脱去她的上衣时，她有什么反应？” “她大笑我困惑的样子，取笑我。” “她取笑你？” “是的，不是恶意的，她觉得我很有意思。她开了个玩笑，关于法国人的。你也知道，我们原本应该驾轻就熟才对。” “这么说，她知道你是法国人。” “当然了。”尚多内淡淡回了句。 “她说法语吗？” “不说。” “是她告诉你的，还是你这么想？” “吃晚餐的时候我问过她会不会说法语。” “她逗弄你，因为你对付不了她的连身衣。” “是的，逗弄。她把我的手拉进她的长裤去解扣。我还记得她很亢奋，我当时还有点惊讶，怎么这么快就亢奋了。” “你知道她很亢奋是因为……” “湿了，”尚多内说，“她已经湿了。我实在不喜欢说这些，”他眉飞色舞的，显然很乐于说这些，“我有必要继续说这些细节吗？” “请继续。只要是你记得的。”博格笃定且不带感情地说，好像是在听他叙述拆掉一个时钟的过程。 “我开始抚摸她的乳房，然后解开胸罩。” “还记得胸罩的式样吗？” “是黑色的。” “灯开着？” “没有。可是颜色很深，我想应该是黑色。也许我弄错了，反正颜色不浅。” “你怎么把它解开的？” 尚多内停顿下来，墨镜对准了镜头。“就是把搭扣松开。”他倣了个解搭扣的动作。 “不是硬扯掉的？” “当然不是。” “尚多内先生，她的胸罩被人从前面扯了下来。从前面撕扯开来，裂成两片。” “不是我，一定是谁在我离开以后干的。” “好吧，回到你解开她胸罩的那个时候。她的长裤也脱下了吗？” “松开了，但还是穿着。我脱掉她的上衣，吻遍她全身，她相当喜欢。我很难让她放慢速度。” “请解释一下‘很难让她放慢速度’的意思。” “她开始伸手摸我。在我两腿间摸索，想脱掉我的裤子。可是我还没准备好，还想做很多事。” “还想做很多事？你还想傲什么事？” “我还没准备结束。” “你所谓的‘结束’是什么意思？结束性交？还是什么？” 结束她的生命吧，我心想。 “结束做爱。”他回答。 我厌恶这些。我无法忍受听他的幻想，尤其是我认为他大概预料到我会看这盘带子，他掌握了这一切，就像掌控和博格的这场对谈一样。此外，塔利也坐在一旁观看、聆听。他和尚多内其实有共通之处，都暗暗痛恨着女人，而对女人的欲求却又那么强烈。可惜我明白得太晚，直到他在巴黎上了我饭店房间的床才领悟到。我想象着他在医院那个小访谈室里挨近博格的情景。我几乎可以猜到，他看着尚多内大谈那晚的艳遇时脑子里在想些什么。那或许是他一生难逢的吧。 “她身材曼妙，我想多享受一阵，可是她非常执拗，无法再等。”尚多内一字一字地吐出，“于是我们进了卧室上床，脱掉衣服然后做爱。” “衣服是她自己脱的，还是你替她脱的？你只是解了扣？”她的语气里透着对他说辞的极大疑惑。 “我脱掉她的所有衣服，她也脱掉我的。”他说。 “她对你的身体有什么评价吗？”博格问，“你是否把全身的毛都刮干净了？” “是的。” “所以她没发现？” “我的身体非常光滑，她没发现。你要知道，是在那之后我的生活才起了很大变化，因为他们。” “什么变化？” “我被他们追赶、迫害，还有殴打。遇见苏珊后几个月，我被一些人缠上。他们把我的脸揍得不成样子，我的嘴唇破裂，脸这里的骨头碎了。”他碰了下墨镜，指着眼窝部位，“由于这怪病，我从小牙齿就有问题，为此作了很多矫正。前面牙齿镶了假牙，看起来能正常些。” “看牙医的钱是那对照顾你的夫妇负担的？” “我家人付钱给他们。” “你去看牙医之前都先刮毛吗？” “会刮那些看得见的部位。比方说脸，如果白天要出门我一定会刮。被他们殴打以后，我的门牙断了，假牙也断了，结果就变成你现在看到的这副样子。” “你是在哪里遭到殴打的？” “还在纽约的时候。” “你有没有进行医药治疗，或者去报警？”博格问他。 “噢，这怎么可能。那些执法机构的高官当然也都参与了这场阴谋，设计陷害我的就是那些人。我能向谁控诉？我没有得到治疗，只能当个流浪汉，到处躲藏。我这一生就这么毁了。” “你的牙医叫什么名字？” “噢，都过了这么多年了，说不定已经死了。他姓科普斯，莫理斯·科普斯，我记得他的诊所在卡巴尼斯街。” “科普斯，近似‘尸体’？”我对博格说，“还有卡巴尼斯，是不是在暗指大麻？”我猛摇头，又厌恶又错愕。 “你和苏珊进了卧室？”录像里的博格将话题拉回，“请继续说，你们在床上待了多久？” “大概到凌晨三点。她说我必须离开了，因为她得准备去上班。于是我穿好衣服，约了那天晚上再见面。我提议我们七点在艾碧斯碰面，那是附近一家很不错的法国小酒馆。” “你说你穿好了衣服。那她呢？你离开的时候她是否也穿戴整齐了？” “她穿了件黑色丝绸睡袍。她穿上睡袍，和我吻别。” “然后你就下楼了？看见谁了吗？” “胡安，那个门卫。我出了公寓，走了一段路，然后找了家咖啡馆吃早餐。我很饿。”他停顿了下，“尼尔。咖啡馆的名字。就在露米餐厅对街。” “你记得吃了什么吗？” “意式浓缩咖啡。” “你很饿，却喝了浓缩咖啡？”博格有意让他明白，她注意到了“饿”这字眼，并且知道他在揶揄、戏弄她，尚多内的饥饿并非肚子饿。他正享受着暴力以及摧毁人命之后的欢愉，因为他刚刚将一个女人殴打凌虐至死，扬长而去。无论嘴里怎么说，做了就是做了。这混账，这满嘴谎言的混账。 “尚多内先生，你是什么时候得知苏珊遇害的？”博格接着问。 “那天晚上她没来赴约。” “我想也是。” “第二天——” “十二月五日还是六日？”博格问，开始加快节奏，似乎是在告诉他，她完全看透了他的把戏。 “六日，”他说，“我们约了在艾碧斯见面那晚的次日早上我看了报纸。”他装出一脸哀伤，“我震惊至极。”他吸着鼻子。 “她那晚没有去艾碧斯赴约是一定的。但你去了吗？” “我在那里叫了杯葡萄酒，等了一会儿她。后来就走了。” “你是否向酒馆里的人提过你在等人？” “提了。我问侍者她是否来过，有没有留话给我。他们都知道她是谁，因为在电视上见过她。” 博格追问他关于那名侍者的细节、他的名字，问尚多内那晚穿什么衣服、那杯葡萄酒要多少钱、是否用现金付款，以及他打听苏珊时是否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当然没有。她花了五分钟细问这些。博格告诉我，那家小酒馆曾经和警方联系，说那晚酒馆里有个男人说在等苏珊·普雷斯。这些都留有笔录，确是事实。他们对那个男人的装束描述和尚多内自己的说法相符。那个男人的确点了杯葡萄酒，问苏珊是否来过以及是否留了口信给他，而且没有留下名字。此外，那人的外貌特征和前一晚露米餐厅里的男人完全吻合。 “你有没有告诉别人，她遇害的当晚你曾和她在一起？”博格问。 “没有。我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出来。” “什么意思，你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 “是他们干的。是他们害死她的，就想再次陷害我。” “再次？” “我在巴黎也有过一些女人，也都被他们害死了。” “是在苏珊之前？” “有一两个吧。有几个是在她之后。她们都发生了相同的不幸，因为我被人跟踪。也因为这样，我越来越避着人，压力和困境让病情不断恶化。这一切简直是场噩梦，但我什么都不能说。有谁会相信我？” “问得好，”博格强硬地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拿我来说吧，我就不相信你。是你杀害了苏珊，对吗，尚多内先生？” “不是。” “是你强暴了她，对吗？” “不是。” “你殴打她、咬她，是吗？” “不是，这就是我从来不跟任何人提的原因。谁会相信我？谁会相信，有一批人要陷害我，原因是他们认为我父亲是个罪犯，是黑社会教父？” “你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苏珊活着的人，因为是你杀害了她，这你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是吗，尚多内先生？” “我是没告诉任何人。我要是说了，他们一定会像你一样，认为我是凶手。回到巴黎后我居无定所，希望他们放过我，可是他们没有。这你也看见了。” “苏珊身上布满咬痕、留有你的唾液，而且从这些唾液以及她阴道残留的精液所测得的DNA，和你的DNA是一致的，这你知不知道？” 他的墨镜对准了博格。 “你了解DNA是怎么回事，对吧？” “会验出我的DNA，我并不觉得意外。” “因为你咬了她。” “我没有咬她。可是我吻遍她全身，我……”他突然停下来。 “你怎么？你如何解释你没有咬她，而她身上的咬痕却都沾着你的唾液？” “因为我嘴馋，”他说，“我又吸又舔的，全身都来。” “哪个部位？该不会指全身每个部位吧？” “是的，每个部位。我喜欢女人的身体。每一英寸都爱。也许是因为我没有……也许是因为那太美了，而美是我无法拥有的，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我崇拜女人，我的女人们。崇拜她们的肉体。” “你也亲吻或舔她们的脚？” “是的。” “脚底？” “整个。” “你咬过女人的乳房吗？” “没有。她的乳房很美丽。” “可是你又吸又舔？” “很着迷。” “乳房对你重要吗？” “噢，是的。非常重要——这是真话。” “你偏爱胸部大的女人？” “有一种特别喜欢。” “哪一种？” “非常丰满的。”他双手在胸前一兜，脸上闪过一丝亢奋。或许是我的错觉，他那双藏在墨镜后的眼睛似乎亮了起来。“可又不能肥胖。我不喜欢胖女人，绝不会喜欢。要腰臀纤瘦，胸部丰满的那种。”他又兜着胸部，好像捧着两个<dfn></dfn>排球，手臂青筋毕露，肌肉隆起。 “苏珊是你喜欢的类型？”博格镇定自若。 “我在餐厅一眼看见她，就立刻被吸引了。”他回答。 “在露米餐厅？” “是的。” “在她身上还发现一些毛发，”博格接着说，“那些细柔得像婴儿头发的长毛和你身上的纤细长毛一致，这你知不知道？既然你当时刮了毛，怎么会这样呢？你不是说你全身的毛都刮干净了？” “是他们在嫁祸。一定是这样。” “追捕你的那些人？” “没错。” “他们怎么会有你的毛发？” “有段时间，大约五年前，在巴黎，我开始感觉有人在找我麻烦，”他说，“感觉有人在监视我、跟踪我，当时我还不懂为什么。那段时期我没有经常刮体毛，尤其是背部，你可以想象，很难够到，几乎没办法刮。因此有时候就这么过上好几个月。要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很害羞，很少接近女人，所以也没想要时常刮毛，都穿长袖长裤遮掩一下，只刮手、脖子和脸这些地方。”他碰了下脸颊，“有一天我回家，回到养父母当时住的那栋公寓——” “你的养父母当时还活着？就是你提过的那对夫妇，住在古监狱附近的？”她语带嘲讽地问。 “死了。可是我在那里继续住了一阵。那里的房子不贵，我也有工作，打零工。那天我回到家，感觉有人来过屋子。很奇怪，什么都没偷走，只是床上的床单不见了。我想这也不算太坏，管他是谁，至少只拿走一样东西。后来同样的状况又发生了几次。现在我知道了，那是他们，他们要我的毛发，所以才拿走我的床单。我掉毛掉得厉害，你知道吗，”他摸着头顶的鬈发，“如果不刮，就会掉个不停，太长了还会被东西钩住脱落。”他说着伸出两条手臂来给她看，轻飘飘的长毛在空气中颤动。 “你是说遇见苏珊那晚你身上没有这些长毛，连背部都没有？” “完全没有。如果在她身上发现了长毛，那一定是被人放上去的，你懂我的意思？不过，我承认她的死都该怪我。” <hr /> 注释： 第十五章 “为什么该怪你？”博格问尚多内，“为什么你认为苏珊的死该怪你？” “因为他们跟踪我，”他回答，“他们一定是在我离开之后进去，然后对她下了毒手。” “他们也跟踪你来里士满了？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来是因为我弟弟。” “请解释一下。”博格说。 “我看见了港口尸体的相关新闻，觉得那应该就是我弟弟托马斯。” “你弟弟从事什么工作？” “跟着父亲做海上货运。托马斯比我小几岁，对我很好。我们不常见面，不过我说过了，他会把他不要了的衣服等东西送给我，也给钱。我最后一次见他大约是在两个月前，在巴黎，我感觉他非常担心自己会出事。” “你和托马斯是在巴黎哪里见的面？” “在圣安东尼区。他喜欢去年轻艺术家和夜总会多的地方。我们在一条石巷子里见的面。三兄弟工坊，你知道，那里有很多工艺家，桑斯桑兹酒吧和巴朗久酒吧就在附近。当然也有美国酒吧，在那里可以付费找女孩陪。他给了我一笔钱，说他要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去，接着来美国。之后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后来我看见了关于港口尸体的新闻。” “这则新闻你是在哪里看见的？” “我说过我有很多报纸，常捡些别人丢掉的。很多旅客不懂法语，看的都是《今日美国》的国际版，我在上面发现了一小篇关于里士满发现那具尸体的报道，立刻知道那是我弟弟，我非常肯定。于是我来到了这里。我必须弄清楚。” “你是怎么来的？” 尚多内叹了口气，又露出一脸疲惫。他摸着鼻子四周被灼伤的红肿皮肤。“我不想提这件事。”他回答。 “为什么？” “我怕你会利用这件事对付我。” “尚多内先生，请你据实相告。” “我是个扒手，偷了一个男人披在墓碑上的大衣，就在拉雪兹神甫墓园，巴黎最著名的公墓，我有一些家人葬在那里。永久墓地。”他骄傲地说，“蠢男人，一个美国人。他的皮夹很大，用来放护照和机票的那种。其实不想讲——这种事我做过很多次了。过流浪生活难免如此。自从他们盯上我后，我几乎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又是那些人，联邦探员。” “是，是的。探员、治安官一类。我立刻坐上飞机，因为不想给那个人留充分的报案时间，否则在机场大门被逮住就糟了。那是一张回程票，经济舱，到纽约的。” “起飞是在哪个机场，什么时候？” “戴高乐机场，上周四。” “十二月十六日？” “是的。那天一早我就抵达纽约，然后搭火车到里士满。我有七百美元，从那个皮夹里拿的。” “那个皮夹和护照还在吗？” “早就不在了。留着不是太蠢了吗？丢到垃圾桶里了。” “哪里的垃圾桶？” “纽约火车站。确切位置我说不出。我上了火车——” “途中没人盯着你瞧吗？你没有刮毛吧？没人盯着你瞧，或者觉得你奇怪吗？” “我戴了帽子，头发罩在帽网里，而且穿着长袖高领上衣。”他犹豫着说，“每当这种时候，脸上不够干净的时候，我还会做一件事，就是戴口罩。为严重过敏的人设计、遮住鼻子跟嘴巴的那种。外加黑色棉手套和大框墨镜。” “你在飞机和火车上都是这副装束？” “是的，效果非常好。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和我保持距离，我可以独占一整排位子，然后睡觉。” “你的口罩、帽子、手套和眼镜还在吗？” 他想了一下才回答。她朝他丢了个曲线球，让他方寸大乱。“不太可能找到了。”他含糊其辞。 “你到了里士满后做了什么？”博格接着问。 “下了火车。” 她花了几分钟时间问他细节。火车站在哪里？是否搭了出租车？怎么转车？准备如何处理弟弟的事？他的回答条理清晰，足以让人深信他所言属实。例如他出了美国国铁的马槽街站，搭上一辆蓝色出租车，来到张伯伦大道的一家汽车旅馆。他花二十美元住宿，用的假名，付的现金。接着他说他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想打听那具他认为是他弟弟的无名尸的事。“我要求和法医谈谈，可是没人肯帮我。”他对博格说。 “接听电话的是谁？”她问。 “一个女人，大概是职员吧。” “她有没有告诉你法医叫什么名字？” “说了，斯卡佩塔医生。我要求和他说话，那名职员就告诉我斯卡佩塔医生是女性。于是我说，好吧，我可以和她说话吗？可是她很忙。当然，我没留下名字和电话，因为我仍然得提防着点，说不定我又被跟踪了。谁知道呢！接着我弄了份报纸，得知本地发生了一桩谋杀案，一周前有位女士在商店遭到杀害。我心惊胆战。他们来了。” “那些人？你说在追赶你的那些人？” “他们也到这里来了，懂吧？他们杀了我的弟弟，并且知道我会来找他。” “他们真是厉害，尚多内先生。他们竟然知道整个过程——你偶然捡了份《今日美国》，得知这里发现一具尸体，推测那是你弟弟，接着偷了护照和皮夹赶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 “他们知道我一定会来。我爱我弟弟，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依靠，唯一善待过我的人。我必须替老爸找到他。可怜的老爸。” “你母亲呢？知道托马斯死了她不会难过吗？” “她喝酒喝得很凶。” “你母亲酗酒？” “喝个不停。” “每天？” “每天，整天都喝，不是发脾气就是大哭大闹。” “你没跟她住在一起，怎么知道她每天喝个不停？” “托马斯告诉我的。从我有记忆以来她就这样了，时常有人告诉我她喝醉了。我偶尔回家，她也都是醉醺醺的。曾经有人告诉我说，我得这病很可能是因为她怀我时经常醉酒。” 博格转头问我。“可能吗？” “胎儿酒精综合征？”我思索着，“不太像。通常来说，母亲酗酒可能会导致胎儿产生严重的心智和体能障碍，但引发多毛症这类皮肤病变的几率可说是微乎其微。” “但他很可能相信自己的病是她造成的。” “的确有这可能。”我赞同道。 “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如此痛恨女人·” “造成这类愤恨的诸种原因之一。”我回答。 屏幕上博格将话题拉回到尚多内打电话到里士满停尸间的事。“你试图和斯卡佩塔医生通电话，可是没能成功。接着呢？” “第二天，周五，我在旅馆房间看电视新闻，知道又有一名女性被谋杀，这次是个警察。你知道，电视上的实时新闻报道，我正好看见这一段。然后镜头转向一辆开进现场的黑色轿车，他们说法医来了。就是她，斯卡佩塔医生。我立刻有个念头，想赶到现场去。我可以在那里等到她离开，然后上前去告诉她我必须和她谈谈。于是我搭了辆出租车。” 他惊人的记忆力在这里出了错。他不记得出租车公司是哪家，连车的颜色都没印象，只知道司机是一名“黑人”。里士满的出租车司机恐怕有八成是黑人。尚多内声称，在搭车到现场的途中——他知道地址，因为电视上提了——他又听到另一则实时新闻，说是要大众留意这名凶手，他可能患有怪病而导致外貌不同于常人，即所谓的多毛症，状况完全和尚多内的相符。“这时候我明白了，”他说，“他们设下了圈套，让全世界以为这名里士满妇女是我杀害的。我在出租车后座慌张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我问那位司机：‘你知道电视上那位女士吗？姓斯卡佩塔的？’他说这城里没人不知道她。我又问她住哪里，说我是个游客。于是他送我到她住的小区，可我们没进去，因为大门守着警卫，但我总算知道该上哪里去找她了。我在距离小区几条街的地方下了车。我下定决心要找到她，否则会太迟。” “什么太迟？”博格问。 “万一又有人被杀。我必须当天晚上再回来找她，想办法让她开门和我说话。我当然是担心再有谁受害，你知道，那是他们的一贯手法。他们在巴黎就这么做，试图杀害那里的法医，也是女性。她运气真好。” “尚多内先生，我们先谈你在里士满的经历。告诉我接下来发生的事。那天是十二月十七日，上周五，对吧？你下了出租车以后呢？这一整天你做了些什么？” “到处晃荡。天气不好，在河边找到一间空屋子就进去避着。” “你知道那间屋子的位置吗？” “说不清楚，只知道距离她住的小区不远。” “斯卡佩塔医生居住的小区？” “是的。” “必要时你还能找到那间屋子吧，尚多内先生？” “那间屋子正在整修，非常大。目前没人住，我知道它在哪里。” 博格问我：“就是警方认为他在里士满期间藏身其中的那间屋子？” 我点点头。我对那栋房子相当熟悉。可怜的屋主，无法想象他们还会愿意在那里面住。尚多内说他在那屋子里一直躲到天黑。那晚他几次冒险跑出来，避开大门警卫，沿着小区后面的河流和铁道往前走。他说傍晚敲过我的大门，可是没人回应。这时博格问我那天晚上是几点钟回家的。我告诉她是八点多，下班后我顺便去了趟普莱森特五金店，想看看各种工具，因为黛安·布雷身上的奇特伤痕以及凶器在床垫上印出的血迹让我感到异常困惑。就是这次让我找到了尖头锤，买了一把后就回家了。我把经过告诉了博格。 尚多内接着说，和我见面这件事让他逐渐不安起来。他说小区周围有不少警车来回巡逻，稍晚他来找我时甚至看见我家门前停着两辆巡逻车。这是因为我的警报器响了——尚多内试图强闯我的车库的结果——警方派了人来。可想而知，他告诉博格警报器不是他触动的。是他们，一定是他们，他说。将近午夜，雪下得正猛。他躲在我屋子附近的树丛里，等着警车离开。他说那是他最后的机会，他非见我不可。他认为他们已经逼近，即将杀了他。于是他走向我的房子，敲了敲门。 “你用什么敲门的？”博格问。 “我记得有门环。我应该是用那个敲的。”他喝光了可乐。马里诺在一旁问他还要不要。他摇摇头，打了个哈欠。这混账，在陈述闯进我屋里试图索我性命的经过时，竟然打起哈欠来了。 “你为什么不按门铃？”博格问。这很重要，因为我的门铃可以启动电子监控系统。要是当时尚多内按了门铃，我就可以从屋内的显示屏上看见他了。 “我也不知道，”他回答，“我看见门环就敲了。” “你说什么话了吗？” “起初没有。后来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是谁。” “你怎么回答？” “我报上了名字。我说我有一些信息想要告诉她，有关她正在处理的那具尸体的身份确认，请她让我进门说话。” “你报上了姓名？你告诉她你是让-巴蒂斯特·尚多内？” “是的。我还说了我是从巴黎来的，曾经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找她。”他又张嘴打哈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继续说，“门突然打开，她就站在那里。她请我进去，我一进门她立刻把门关上。然后更让我吃惊的是，她突然举起铁锤向我冲了过来。” “突然举起铁锤？她哪儿来的铁银？该不会是凭空变出来的吧？” “我想应该是在门口的桌上抓起来的。我也不清楚，一转眼的事，我吓得拔腿就跑。我边跑进客厅，边叫喊着要她住手。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太突然了。我只记得当时我站在沙发的后面，有个东西就那样冲着脸飞过来，灼热的液体跑进我的眼睛，我从来没这么……这么……”他又吸起鼻子，“痛过。我拼命尖叫，想把它弄掉。我只想逃离那里。我知道她想杀了我。我忽然明白，原来她和他们是一伙的。他们，他们终于逮到我了。我竟然自己往陷阱里跳！一切都是设计好的。我弟弟的尸体落入她手中，因为她是他们中的一员。现在我就快被捕，他们终于要达到目的了。终于，终于啊。” “什么目的？”博格问，“再说一遍，因为这部分我实在无法理解，更别提相信了。” “他们要抓我父亲！”他说。这是我头一回看见他流露情感。“抓我老爸！找理由栽赃，打击他、毁了他。让所有人相信他有个杀人犯儿子，好趁机进入我家！这阴谋进行了多少年了！我是尚多内家族的人，瞧瞧我！瞧瞧我这德性！” 他张开双臂，姿势像受难的耶穌，全身的毛发飘动起来。我惊愕地看着他扯掉那副墨镜，灯光直射入他那双被灼伤的脆弱眼睛，被化学药剂灼伤的鲜红色眼睛。他两眼无神，泪流满面。 “我毁了！”他哭喊着，“我又丑又瞎，还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起诉！你们这些美国人想把一个法国人处死！不就是这么回事！想借此开启恶例！”椅子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马里诺和塔利箭步上前，将他稳住。“我没杀人！是她想杀我！看她把我害成了什么样！” 博格平静地说：“我们已经谈了一小时了，就此暂停吧。够了，冷静冷静。” 画面忽闪着转换成彩条，最后出现一片有如午后晴空的湛蓝色。博格关掉录像机。我呆坐着，一阵眩晕。 “实在不想告诉你，”她戳破尚多内在这间私人小会议室里撒下的骇人魔咒，“有些反政府分子就是满脑子偏执妄想的白痴，他们可能会相信这家伙的说辞。但愿陪审团里别出现这种人，只要有一个就够瞧的了。” 第十六章 “杰伊·塔利。”博格突然迸出这么一句，吓我一大跳。才将遥控器利索地一点，让尚多内消失，这位纽约检察官分秒必争地将焦点对准了我。我们返回平淡的现实，一间会议室、一张木质会议圆桌、几个嵌入式木书柜和一台关闭的电视机。两人面前散布的案件档案夹和残酷的现场照片全被忽略、遗忘，因为过去的两个小时这空间里的一切都被尚多内所支配。 “你是自觉招供，还是由我来说？”博格不饶过我。 “我不知道你希望我招供什么。”我先是吃惊，接着感觉受到了冒犯；想起塔利也出现在尚多内的访谈现场，莫名的愤怒终于爆发。我想象着在尚多内的访谈前后和他休息进食期间博格找塔利谈话的情景。他们俩以及马里诺共处了数小时之久。“况且，”我加了句，“这跟你纽约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斯卡佩塔医生。”她往后靠上椅背。我感觉和她在这房间里仿佛窝了半辈子那么漫长，而且我要去赶赴州长的约，已经迟到了。“尽管对你来说这很困难，”博格说，“我还是希望你能相信我。你办得到吗？” “我已经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我老实回答。 她微微一笑，叹了口气。“很诚实，也很合理。你的确没有理由相信我，甚至没有理由相信任何人。不过眼下你实在不该怀疑我作为一个执法人员的决心，急欲让尚多内为他所犯的罪付出代价的决心——如果那些女人真的是他杀害的。” “如果？”我问。 “我们必须证明他有罪。关于他在里士满犯案的任何蛛丝马迹都对我极有帮助。我向你保证，我无意窥探或侵犯你的隐私，只是必须掌握全部真相。坦诚地说，我需要知道我的对手是谁，但困难就在于我无从了解本案的相关人物都是哪些人、什么样的人，或者其中有谁涉及纽约的案件。比方说，黛安·布雷的滥用药物习惯会不会是个标志，意味着本案潜藏着和犯罪集团、和尚多内家族有关联的不法活动，或者甚至关系到托马斯的尸体出现在里士满的真正原因？” “对了，”我心里挂念着另一件事，关系到我的诚信，“尚多内要怎么解释我屋子里有两把尖头锤？没错，其中一把是我在五金店买的，我告诉过你了。那么另外一把，如果不是他带来的，又是哪儿来的？而且，如果我想杀他，何不直接开枪？我的格洛克手枪当时就放在厨房餐桌上。” 博格犹豫了一下，不理会我的质疑。“倘若我无法了解全部真相，便很难厘清究竟哪些信息和本案相关。” “这我懂。” “我们可以从你和杰伊的关系开始讨论吗？” “我摔伤手臂之后，”我投降了，目前显然轮不到我发问，“他开车送我到医院。他是和警方、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人员一起到达现场的。周六下午警方还在我的住处时，我和他匆匆谈了几句。” “你可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大老远的从法国飞来这里协助追捕尚多内？” “我想是因为他很熟悉这案子吧。” “或者想借机和你见面？” “这就得问他了。” “你们还在见面吗？” “我说了，周六下午之后就没见过。” “为什么？你想结束这段感情？” “根本没有开始。” “但你和他发生了关系。”她挑了下眉毛。 “那么我犯了识人不明罪。” “他英俊、聪明，而且年轻，有些人可能会赞叹你的好品位。他未婚，你也是，你们的交往并未触犯私通罪。”她停顿了好一会儿。她是否在暗示本顿的事，暗示我曾经犯下私通罪？“杰伊·塔利十分富有，不是吗？”她用马克笔敲着线圈簿，有如计算着这煎熬时刻的节拍器，“据说是他家族的财富，我会深入调查的。顺便一提，你应该知道我和杰伊谈过了，详谈。” “我想你大概和全世界的人都谈过了。我唯一疑惑的是你哪儿来的时间。” “我们在弗吉尼亚医学院的时候有一点空暇。” 我想象她和塔利一起喝咖啡的情景。我几乎可以看见他的表情和神态，不知道她是否被他吸引。 “趁尚多内休息时我跟塔利和马里诺谈了不少。”她两手在一本盖有她办公室印章的便签簿上交握。她没有做笔记，进会议室后她没记过一个字。她已经在盘算，如果辩方律师提出罗沙利奥法则之类该如何应付。无论她写下了什么，被告方都有权过目，因此最好什么都不记。她只是随意涂画，足足涂了两页。我脑中暗暗生出警惕，她这是把我当作证人了。我不该是证人，不该是纽约案的证人。 “我有种感觉，你似乎认为杰伊涉及——”我开口道。 博格肩膀一耸打断我。“无风不起浪。”她说，“是否有这可能，到了这地步，我几乎要相信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了。说真的，要是塔利当真和尚多内家族有关，他还能找到比这更理想的职位吗？国际刑警，对犯罪集团来说再便利不过了。塔利主动和你联系，要你到法国去，也许是想试探一下你对让-巴蒂斯特这怪胎了解多少。接着他又突然到里士满来逮人。”她两臂交叉，目光灼灼地逼视着我，“我不喜欢他，也很惊讶你竟然会喜欢。” “听着，”我的声音难掩内心的挫败感，“我和杰伊在巴黎亲密共处的时间不超过一天。” “是你先挑逗的。那晚你们在餐厅里发生争执，你冲了出去，因为你忌妒他看了别的女人——” “什么？”我大惊，“他说的？” 她默默地打量着我。她跟我说话的语气和问询尚多内那恶魔时没什么不同，现在是在询问我了。一个可怕的人，这是我此刻的感觉。“这跟其他女人无关，”我回答说，“什么其他女人？绝对不是因为忌妒。他表现得太过激进，而且非常任性，我实在受够了。” “你在法瓦尔街的蓝兹咖啡馆大闹了一场。”她接着叙述我的故事。或者该说，塔利的版本。 “我没有大闹。我只是从容地站起来，离开餐桌走了出去。就这样。” “你回到饭店，上了出租车，直奔位于圣路易岛的尚多内宅邸。天黑以后你到处走动，观察尚多内家族的那栋豪宅，然后从塞纳河里舀了一瓶河水做样本。” 这番话让我不寒而栗，衬衫被冒出的冷汗润湿。我没告诉塔利我离开咖啡馆之后的去向。博格怎么会知道这些？如果是塔利告诉她的，他又是怎么知道的？还有马里诺，他又向她透露了多少？ “你去探访尚多内家族宅邸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你认为那么做能有什么收获？”博格问。 “要是我知道怎么做会有什么收获，就不需要调查了。”我回答，“至于河水样本，你应该看过化验报告了。我们在那具无名尸体——也就是托马斯的尸体——的衣服上发现了硅藻，就是微生藻类。我想知道尚多内家附近的塞纳河里是否存在相同形态的硅藻，于是收集了河水样本，果然，河水里的淡水硅藻和我在托马斯尸体的衣服里层所发现的硅藻属于同一种类。可是这些都无关紧要了。既然让-巴蒂斯特的弟弟极可能是在比利时被杀害的，你们当然不会以此为证据起诉他。你们的态度已经一目了然。” “这份河水采样还是很重要。” “怎么说？” “任何线索都有助于我了解被告及其动机，尤其有助于确认身份和意图。” 身份和意图，这些字眼有如火车在我脑中呼啸而过。我也是个律师，我了解它们的含义。 “你为什么要采集河水样本？你该不会经常到处收集无关尸体的证物吧？采集河水样本并不属于你的职权，更何况是在异国。你又是为什么去了法国？这对一个法医来说似乎有点不寻常吧？” “应国际刑警之召。你刚才已经替我说明了。” “更准确地说，是塔利征召你去的。” “他代表国际刑警组织，是他们在烟酒枪械管制局的联络人。” “我很怀疑他安排你此行的真正目的。”她停顿许久，一股寒意渗入我脑中。我想到杰伊或许是出于某种令我难堪的企图在操纵我。“塔利有许多不同面目。”博格诡秘地说，“万一让-巴蒂斯特在本地受审，塔利恐怕会站在被告席，而不是检方这边，他或许会质疑你出庭作证的正当性。” 我突然浑身发热，满脸滚烫，恐惧像炸弹碎片般将我割裂。我原本希望这事不要发生，现在这一期盼破碎了。“我问你，”我怒不可遏，脱口而出，“我的事还有你不知道的吗？” “多得很。” “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变成被告了，博格小姐？” “我不知道。你为何有这种感觉？” “我拼命说服自己这一切无关个人隐私，可是越来越难了。” 博格面无表情。她很坚定，眼神变得冷峻，语气强硬。“一定会涉及个人隐私的。我建议你尽量别往坏处想。你也是执法人员，最了解这是怎么回事。真正的犯罪其实包括由罪行本身的无数涟漪所造成的诸多伤害。让-巴蒂斯特·尚多内带给你的伤害并不仅仅是那晚他闯入你的家门时造成的打击，他现在才开始真正伤害你，并且这种伤害将来还会继续。即使他被关进牢里，还是每天都会给你痛击。他已经向斯卡佩塔医生展开一场致命、残酷的暴行。很抱歉，事实摆在眼前。人生就是这样，你再了解不过了。” 我无言地望着她，口舌焦干，心狂跳不止。 “很不公平，对吧？”她用检察官的口吻说道，透着深谙如何将人彻底分解的凌厉，一如我这法医，“不过我想，你那些案主倘若有知，应该也不乐意赤裸裸躺在验尸台上任凭你切割、搜查口袋和身体的每个孔穴。没错，你的事还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你当然不会喜欢我的窥探。如果你真是传闻中的那个人，应该会配合我。还有，我迫切地需要你的协助，不然这案子就要触礁了。” “你想把他的其他罪行也一并起诉，对吧？”我脱口而出，“莫利诺法则。” 她迟疑了一下，定定凝视着我，眼睛一亮，好像我说的话让她觉得开心或值得尊敬。但随即双眼恢复冷峻，她说：“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做。” 我不相信。我是唯一生还的受害者，唯一的一个。她显然是想把我拉过去，协助她把尚多内犯下的所有案件一并起诉，在纽约案的起诉书中将其所有罪行逐一罗列。尚多内给了她两件运用莫利诺法则的必要武器：身份和意图。我可以为他的身份作证，也知道他强行进入我屋子的意图。我是唯一能够驳斥他所有谎言的证人。 “这下子轮到我的诚信遭锤击了。”这乏味的双关语显然不是随口说的。她和尚多内一样拿铁锤向我挥过来，只不过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不是想毁灭我，而是要保护我不被毁灭。 “你为什么和杰伊·塔利发生关系？”她又追问。 “因为只有他陪我。”我挡回去。 她忽然大笑起来，喉咙里阵阵低沉的笑浪使得她往椅背一仰。 我不是在说笑。我对这一切厌烦透顶。“事实就是如此，博格小姐。”我说。 “请叫我杰米。”她叹了口气说。 “很多事情我不懂为什么，例如我为什么会跟杰伊在一起，可是我很羞愧。几分钟前我还心存罪恶感，总觉得是我利用了他、伤害了他，但我至少没有到处宣扬。” 她没吭声。 “我早该知道他还不够成熟，”我往下说，怒火逐渐上蹿，“比几天前那些在购物中心追着我外甥女跑的小子好不到哪里去，被荷尔蒙冲昏头了。杰伊一定是四处炫耀，包括对你，可是我要强调……”我咽了口唾沬，愤怒似乎填塞在喉咙里，“我要强调有些事你管不着，也永远不该管。在此我要求你，博格小姐，尊重你的专业素养，别去碰触和案子无关的部分。” “要是别人也尊重就好了。” 我刻意看了下手表。可是我还不能离开，还有个重大疑问必须先弄清楚。“你相信是他攻击了我吗？”她知道我指的是尚多内。 “有什么理由不该相信吗？” “我可以作证，他说的那些完全是胡扯。”我回答，“一切都和他们无关，根本没有他们。全都是这个该死的混张的杰作。分明是他带着铁锤、装作警方人员来找我，我倒要看看他如何解释这点。你有没有问他为何我的屋子里有两把尖头锤？我留有五金店的收据，可以证明我只买了一把，”我再次提起疑问，“那么另外一把又是怎么来的？” “我要反问一下你。”她再度回避我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你错以为他要攻击你？你看见是他就惊慌了？你确定他真的带了尖头锤上门？” 我瞪着她。“以为他要攻击我？他进了屋，这又该如何解释？” “是你把门打开的。据我所知是这样，对吧？” “你该不会认为是我请他进门的吧？”我挑衅地盯着她，只觉嗓子发黏，两手抖个不停。见她没回应，我推开椅子。“我没必要坐在这里忍受这种侮辱。简直荒谬到了极点！” “斯卡佩塔医生，要是舆论认为是你请尚多内进门，然后袭击了他，你会作何感想？理由很简单——你慌了手脚，或者更糟，如同他在录像中所说，你是设计陷害他的那批人当中的一个，你和杰伊·塔利都是。这也可以解释你为何去法国，和塔利上床并跟史雯医生见面，还从她的停尸间拿走了证物。” “我会作何感想？我想我无话可说。” “你是唯一的证人，唯一还活着并且知道尚多内所言全是谎言的人。如果你能说实话，那么这案子就全靠你了。” “我不是你那桩案子的证人，”我提醒她，“我和苏珊·普雷斯案的调查工作完全无关。” “我需要你的协助，而这整个过程将会非常、非常耗时。” “我不会帮你。如果你继续质疑我的诚信和心智状态的话，我绝不会帮你。” “事实上，我没有质疑，可是辩方会，而且是穷追猛打。”她正极度谨慎地向我揭露一个事实。运用反向辩护法。我怀疑她知道是谁。她完全知道谁能够终结尚多内对我展开的这场毁灭性的战端。我心跳紊乱，感觉麻木，好像自己的一生就要终止了。 “必要时我得请你去纽约一趟，”博格说，“恐怕快了。顺便提醒你，现在无论和谁说话都得格外小心。比如，我建议你和任何人讨论这些案子前都最好先让我知道。”她开始收拾资料和书，“同时要避免和杰伊·塔利碰面。”她盖上公文包，向我眨了眨眼，“很遗憾，我们都将得到一份令人懊恼的圣诞礼物。”我和她都站了起来，四目相对。 “是谁？”我已累极，直截了当地问，“你知道他的辩护律师是谁，对吧？所以你才找尚多内谈了一整晚，想在他的律师让你吃闭门羹前接触到他。” “没错，”她带着一丝愠怒回答，“问题在于我是否陷入了骗局。”我们隔着晶亮的会议桌面对面望着。“我觉得巧的是，就在我跟尚多内谈话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听说他请了律师，”她说，“我猜也许他早就清楚他的律师会是谁，甚至可能早就聘请好了，只不过他和他找的这人渣认为这盘录像带——”她拍拍公文包说，“对他们有益无害。” “因为陪审团会认为他不是有妄想症就是疯了。”我接过话来。 她点点头。“噢，没错4再怎么样，他至少能以精神异常为由脱罪。我们可不希望尚多内先生被送进柯比疗养中心，对吧？” 柯比是一所位于纽约的刑事精神疗养中心，嘉莉·格雷滕就是从这里逃出来之后谋杀了本顿。博格触碰了我的另一个痛处。“这么说你也知道嘉莉·格雷滕了。”一起走出会议室时我沮丧地说。这个房间给我的感受再也不同于以往了，它也成了犯罪现场6我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犯罪现场。 “我对你作了番调查，”博格以近乎歉疚的语气说，“没错，我的确知道那辩护律师是谁，对我们不太有利。事实上非常不妙。”我们穿过走廊，她披上貂皮大衣，“你见过马里诺的儿子吗？” 我停下脚步望着她，愣在那里。“据我所知，没人见过他的儿子。” “好吧，我来帮你了解状况。我们边走边聊。”博格抱着书和档案夹，缓缓踏在无声的地毯上，“罗科·马里诺，人称罗奇，是个臭名昭彰的卑鄙的辩护律师，为人浮夸，热衷名利，专门担任恶痞流氓的法律代理人，不择手段为他们脱罪。”她瞥了我一眼，“最重要的是，他喜欢看别人受苦。此案可说是他大展身手的机会。” 我顺手关掉走廊灯，两人在黑暗中走向第一道金属自动门。 “据说几年前还在法律学院的时候，”她继续说，“他改了姓，叫做卡加诺，算是和他所鄙视的父亲断绝了关系吧，我想。” 黑暗中，我迟疑着把头转向她。我不想让她瞧见我的表情，察觉到我的惶然失措。我早就知道马里诺对儿子深恶痛绝，也忖度过各种理由。也许罗奇是同性恋者、瘾君子，或者不肖子。罗奇一直是马里诺心头的一个毒瘤，现在我总算明白原因了。想到他所隐忍的难堪和羞愧，我不禁心头一震。天哪！“这位人称罗奇·卡加诺的先生听说了这案子，便自告奋勇替他辩护？”我问。 “也许吧。也可能是尚多内家族的犯罪组织的安排，或者是罗奇主动找上他们的。总之是双方私下接触以及罗奇主动联系的结果。但这等于将这对父子推人同一个竞技场，多少造成了冲击。当众弒父，尽管是间接的。马里诺不见得会到纽约为尚多内的案子作证，但也并非全无可能，就看事态如何发展了。” 我知道会如何发展，一切显而易见。博格来里士满便是为了将本地几件案子并入纽约那桩一起起诉，即使再加上巴黎那边的我都不会觉得惊讶。 “无论如何，”她说，“大家总觉得尚多内的案子该归马里诺管，警察如他，总是时刻追踪案情发展。如今罗奇担任尚多内的法律代理人，让我的处境变得无比难堪。如果此案就在里士满受审，那么我不如直接走向法官，指出利益上明显的冲突。也许会被赶出内庭、谴责一通，但或许，我至少能让法庭要求辩方增加一名共同辩护人，以免出现儿子向作为证人的父亲进行反诘的局面。” 我按下电钮，开启更多道金属门。 “这么一来势必会当庭引发一场风暴，”她继续说，“说不定法官会作出对我有利的裁决，再不济我也可以利用这局面争取陪审团的同情，让他们知道尚多内和他的律师是一丘之貉。” “无论你纽约的案子如何发展，马里诺都不可能去为你作证。”我很清楚她的盘算，“他不可能为苏珊·普雷斯的案子作证。所以呢，你就别妄想着摆脱罗奇了。” “一点也没错。没有利益冲突。看来我是无能为力了，罗奇真是个祸害。” 我们来到大楼车库人口，顶着冷风站在车前。四周冷硬的水泥墙恰如我此刻处境的写照。一切变得如此冷酷无情，望不见的前方、找不到的出路。我无法想象，一旦马里诺知道他那疏离的儿子即将为他协力逮捕的头号恶魔辩护，心中会是何种滋味。“马里诺显然还不知情。”我说。 “算是我的疏忽，”她回答，“不过他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我想等到明天或晚一点再把这坏消息告诉他。你也知道，他很不高兴我找尚多内谈话。”她语气中略带得意。 “看得出来。” “几年前我曾经和罗奇交过手，”博格打开车门，弯腰启动引擎并打开暖气，“一位到纽约办事的富商被一个小子拿刀挟持。”她钻出车门，“富商拼命挣扎，把那孩子摔倒在人行道上，又重击头部，将他打晕，但自己胸口也挨了一刀。富商死了，那孩子疗养了一阵后出院了。罗奇试图以自卫杀人为由翻案，所幸法官没有批准。” “我猜这一定让卡加诺先生从此对你崇拜有加。” “可惜我没能阻止他替那孩子提出民事诉讼，要求一千万美元的永久性精神损失赔偿，哈。遇害富商的家人最后同意和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再也承受不了折磨。背地里有许多怪事发生，恼人的骚扰事件。家中遭窃、一辆汽车被偷、一条杰克罗素幼犬被毒害，灾祸不断。我认为这全是罗奇·马里诺·卡加诺一手主导的，只是苦于没有证据。”她钻进那辆奔驰运动型多功能车，“他的操作模式很简单，就是不择手段地把除了被告之外的所有人都送进监狱。同时他也是个可怜的输家。” 我想起多年前马里诺说过，他真希望罗奇死掉。“这会不会是他的动机？”我问，“为了复仇。不只冲着他父亲，你也是目标之一？而且是公开的复仇。” “也许吧。”博格坐在略高的驾驶座上说，“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我都会提出抗议，只是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因为这种情况并不构成伦理上的争议。全看法官的立场了。”她拉过安全带扣在胸前，“你打算怎么过平安夜，凯？” 我又变成凯了。这我得想一想，平安夜在明天。“有几个案子必须处理，带有烧伤的尸体。”我回答。 她点点头。“我们得尽快回到尚多内的各个犯罪现场去看看，趁着还没被破坏。” 包括我的住处，我心想。 “你明天下午能抽点空吗？”她问，“多久都无所谓。假期我照常上班，但不想把你的也破坏了。” 我苦笑起来。是啊，假期，圣诞节。博格送了我一个礼物却浑然不知。她帮我下了个决定，一个重大决定，或许是我这辈子最重大的决定。我要辞职，而且头一个就要告诉州长。“等忙完詹姆斯城的事我马上和你联系，”我对博格说，“就定在下午两点吧。” “我去接你。”她说。 <hr /> 注释： 第十七章 将近十点，我开着车从第九街转入州议会大楼广场，经过那尊灯火通亮，骑着一匹马的乔治华盛顿铜像，绕过那栋由托马斯·杰斐逊亲自设计的大厦的南端门廊。巨大的白色廊柱后面耸立着一棵高三十英尺、装饰着玻璃球的璀燦圣诞树。我记得这次晚宴并非正式餐宴，此时看见宾客都已离去，不由松了口气。那块议员和访客专用的停车坪已经空荡荡了。 这栋建造于十九世纪初的官邸有着淡黄色灰泥外壁和白色边饰及廊柱。据说南北战争末期，里士满被掩埋于硝烟中，是一支水桶消防队伍把这大楼救了回来。依照弗吉尼亚州的传统圣诞习俗，每扇窗户都装点着烛光和鲜花花环，黑色铁栅大门装饰着常春藤。一名大楼警卫示意我停车。我摇下车窗。 “有何贵干？”他带着怀疑的神色问。 “我是来找米歇尔州长的，”州长官邸我来过多次，但都不在这个时候，也不是开着辆大型林肯运动型多功能车，“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迟到了一会儿。要是他不方便也没关系，请转告他我很抱歉。” 警卫笑着说：“没认出你来。你把那辆奔驰换了？请在这里等一下。” 他走进警卫亭打电话。我望着大楼广场，心中一团乱麻，随即感伤起来。我已经失去这城市，再也不能回头。我可以归咎于尚多内，但内心深处却坦承，事情没那么简单。大胆放手的时候到了，是该转变了。露西给了我勇气，或许也让我看清楚了自己的现状，固执、因循守旧、官僚化。我即将迈入五十之龄，担任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也已近十年。我不喜欢我唯一的妹妹，有个难缠又病弱的母亲。露西即将移居纽约，本顿死了，只剰我孤单一人。 “圣诞快乐，斯卡佩塔医生。”警卫把脸凑近车窗，压低声音说。他胸牌上的名字是蓝奎斯特。“我只想说你的遭遇让我很愤慨，不过很高兴你逮住了那个浑蛋。你的反应也真够快的。” “谢谢你，蓝奎斯特警官。” “明年开始你不会在这儿看到我了，”他又说，“我要被调去便衣调查组。” “希望会更好。” “噢，肯定会的，女士。” “我们会想你的。” “也许我们会因工作碰面。” 但愿不会。倘若如此，就表示又有人死了。他朝我利索地挥了挥手，示意我把车开进大门。“停在门口就可以。” 转变。是的，要转变。我忽然被这样的气氛包围着。再过十三个月米歇尔州长也会离职，这让人不安。我很喜欢他，尤其喜欢他的夫人伊迪丝。弗吉尼亚州的法律规定，州长不能连任，因而每四年就有一次人事大变动。数百个政府官员被调动、革职或者聘任，连电话号码也变了，所有电脑都要格式化。职位描述不再沿用，尽管职位本身是延续的。档案不是失踪就是遭销毁，员工手册也全部更新。唯一不变的是后勤人员：担负园圃工作和杂役的囚犯，以及厨师和清洁工。他们中即使出现人员流动，也无关政治。就拿亚伦来说吧，从我搬来弗吉尼亚至今，他一直担任这里的总管。他是个高大英俊的非裔美国人，身穿雪白外套，打一个时髦的黑领结，体态挺拔。 “亚伦，最近好吗？”我打着招呼走进前厅。闪耀着炫目光泽的水晶吊灯有如火炬接力似的从这里沿着拱形走廊一直延伸到屋子那端。两个宴会厅之间立着一株点缀着红色玻璃球和莹白灯泡的圣诞树。墙面、灰泥雕带和饰带都在最近修复成最初的灰白色调，有威基伍德瓷的味道。亚伦替我拿着外套，表示他很好、很高兴见到我，一向懂得以寡言表现优雅的他话并不多。 从前厅往里走，两侧各一间铺着布鲁塞尔地毯，陈设着大量古董的会客室。男性会客室里贴着带有希腊罗马风格饰边的壁纸，女性那间则是花朵图案。会客室的作用十分明显，州长无须请宾客进入官邸，宾客也不会有久留的计划。亚伦领着我通过这片接待区，登上一段铺有红底黑星的典型联邦政府象征图案地毯的楼梯，走向州长一家的起居空间。我进入一间铺着枞木地板、摆着舒适沙发坐椅的客厅，看见身着轻盈丝质红长裤套装的伊迪丝·米歇尔在里面等着我。她和我拥抱问候，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异国香水味。 “我们什么时候再一起打网球呢？”她看一眼我手上的石膏，关切地问。 “难讲啊，尤其已经一年没碰网球，手臂又摔伤，还得和烟瘾斗争。”我说。 她很清楚我近一年来的境况。自从本顿死后我便陷入阴暗纠结的情绪深渊里，不再和朋友见面、不再出门、不再邀请朋友上门，也极少运动。我只是埋头工作，对周遭的一切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我心如死灰，食不甘味，冷暖不知。套句安娜的话，我已进入一种无感状态。尽管如此，在工作上我并未犯一丝错误，反而更加投入。但是在办公室，我的冷漠不免带来困扰。我不是个称职的管理者，这点已开始显现。在我所熟悉的每个人眼中，我当然也成了无比差劲的朋友。 “你还好吗？”她温柔地问候。 “老样子。” “请坐。迈克正在打电话，”伊迪丝说，“大概是晚宴上讲得不过瘾吧。”她微笑地说着翻了个白眼，好像谈论的是一个顽皮男孩。 伊迪丝从来不是一位传统的弗吉尼亚州长夫人。尽管恶意诽谤她的人不少，但她也被推崇为坚强的现代女性。她是一名考古学者，在丈夫当选州长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事业，并摒弃各种虚荣浮躁又耗时的繁文缛节。然而她也是丈夫的忠实伴侣，三个儿女都已长大，有的进了大学。她四十七八岁的样子，一头深棕色齐肩直发梳往脑后，一双近乎琥珀色的眼睛藏不住心思和疑惑。她显然有心事。“我原本想在晚宴上找你说话的。真高兴你来电话，也谢谢你顺道过来。你也知道，平常我很少跟你打探案子的事，”她说，“但今天我得说，最近报上那则新闻让我很不安，就是在詹姆斯城近郊那家廉价汽车旅馆发现的那名男子。迈克和我都很关注这案子，当然也是因为在詹姆斯城的缘故。” “我不知道牵扯上詹姆斯城了。”我有些困惑，第一个念头是她比我先知道案情的发展，“和考古挖掘工作无关。据我所知如此。” “应该说是感知关系吧。”她只回了这么一句。 詹姆斯城是伊迪丝的最爱。几年前她因工作去了那里，之后成为它的拥护者。她掘出许多瘟疫区和人骨，并且利用自己目前的政治地位大力争取资金赞助者和媒体的关注。“我每次去詹姆斯城几乎都会经过那家汽车旅馆，它位于通往市中心的第五号公路附近，距离第六十四号公路则比较远。”她脸上闪过一抹阴郁，“无比糟糕的地方。那里发生不幸，老实说我一点都不意外。很像是毒贩、妓女喜欢流连的地方。你去过现场了吗？” “还没有。” “要喝点什么吗，凯？家里有不错的威士忌，上个月从爱尔兰带过来的。我知道你喜欢爱尔兰威士忌。” “如果你喝我就喝。” 她拿起电话要亚伦送那瓶黑林威士忌和三个酒杯上来。 “这阵子詹姆斯城是怎么回事？”空气中飘散着雪茄烟味，唤醒我对烟的无奈渴望。“我上回去那里是在三四年前。”我说。 “发现JR的时候。”她回忆着说。 “是的。” “你已经那么久没去了？” “那是一九九六年吧，我想。” “那你一定要来瞧瞧。堡垒的鸟瞰图和过去相比变化惊人，还有成千上万新发掘的工艺品，你或许已经从报上得知了。我们对一些骨头进行了同位素分析，我想你一定会有兴趣的，凯。JR依然是研究工作中最大的谜团。他的同位素分析结果和同时期出土的玉米或小麦粒并不一致。我们不知道这该作何解释，只能说他或许不是英国人，所以就把他的牙齿送去英国做DNA化验。” JR是詹姆斯城遗址的简称，由此地出土的所有古物都冠以“JR”之名，不过伊迪丝所谓的JR专指在第三层，也就是C层土中所挖出的一〇二号古物。那是一座坟墓，为此遗址最重大的发现，因为墓中遗骸的身份据说是一位一六〇七年五月随同约翰·史密斯抵达詹姆斯城的年轻人，于当年秋天遭到枪杀。伊迪丝和考古小组组长打电话要我赶去遗址。我们一起从泥土中掘出一颗将胫骨整个击碎的六〇口径旧式步枪的子弹——胫骨转了一百八十度，脚掌上翻后伸。伤势之严重，他的膝盖腘动脉就算没断裂至少也会破裂，而JR这位自此名闻遐迩的年轻人必然因失血过多而死。 可以想见，这发现立刻引发热烈讨论，并衍生出美利坚第一桩谋杀案的说法。这是十分粗率的臆测，因为我们无法确定那是不是谋杀，或者是不是美利坚的第一桩，而且当时那个新世界还根本不能称作美利坚。我们只能依据法医学鉴定得知，JR是被一种叫做火绳枪的欧洲武器所发射出的弹药击中，而从弹片的分散状况判断，发射地大约在十五英尺开外。因此排除了死者误杀自己的可能。有人推测他是被同伙所杀，于是可悲地导出一个牵强的观念，即自相残杀仿佛是生活在美利坚的人无可逃避的命运。 “冬天，所有工作都移到了室内，”伊迪丝脱下外套，披在沙发背上，“包括古物分类、文字记录等一切无法在遗址上进行的杂务。当然还有募款工作。近来这任务对我造成的负荷越来越沉重了。回到重点吧。最近我接到一个十分恼人的电话，是某个议员打来的。他听说了汽车旅馆命案一事，没好气地抱怨一顿，只是很不幸，这将导致他最不乐意见到的后果——引起众人对这案子的关注。” “抱怨什么？”我皱着眉问，“这则报道所占篇輻很小。” 伊迪丝脸色一沉。无论这个议员是谁，她显然帮不了他。“他是詹姆斯城人，”她说，“他认为这是族群仇杀事件，那名受害者是个同性恋者。” 轻细的脚步声从楼梯间的地毯上传来，亚伦走进客厅，手上的托盘里放着一瓶酒和三个刻有州徽的酒杯。 “不用说，这将严重影响我们在遗址的考古工作。”她字斟句酌。亚伦在一旁倒黑林威士忌酒。客厅门打开，州长从私人办公室走了出来，身旁飘着一缕雪茄烟雾，礼服外套和领带都换下了。 “凯，抱歉让你久等了。”他和我拥抱问候，“有点小麻烦，或许伊迪丝已经给了你一些暗示。” “她刚要说。”我回答。 <hr /> 注释： 第十八章 看得出来，米歇尔州长深受困扰。他妻子站了起来，和他迅速说了两句给女儿打电话的事，然后向我道晚安并走了出去，给我们留下私下谈话的空间。州长又点了根雪茄。他长相英俊，体格强健，是年轻时踢球练出来的，头发白得堪比加勒比海的沙滩。“我原本想明天找你，但不知道你会不会出去度假，”他说，“谢谢你拨冗前来。” 我们客套地聊着圣诞节计划以及弗吉尼亚法医学院的近况，啜着刺激的威士忌。我不断想起斯坦菲尔德警探那个傻瓜。案子的信息显然是他泄漏出去的，而且泄漏给了他那位姐夫，丁威迪议员。州长本就机灵，早年还担任过检察官，能深刻体会我的愤怒及其原因。 “丁威迪议员几乎要引发一场战乱了。”州长终于确认了祸根是谁。丁威迪不但喜欢兴风作浪，还时常声称他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至——尽管不是嫡系——波卡洪塔斯公主的父亲，波瓦坦酋长。 “那警探根本不该向丁威迪议员透露案子的事，”我回答，“丁威迪也不该向你或别人提起。这是一桩命案，不是詹姆斯城建城四百周年庆，也跟观光或政治扯不上关系。这是一个男人被百般折磨后丢在汽车旅馆里活活烧死的案件。” “这一点毫无疑问，”米歇尔说，“可有些因素我们必须考虑到。任何族群仇杀事件，只要和詹姆斯城发生一丝关联，其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我不知道其中的关联，只知道受害者投宿在詹姆斯城的一家汽车旅馆，它提供一种称作一六〇七优惠的住房折扣。”我恼火起来。 “想想詹姆斯城长久以来建立的声誉，单是那消息就足以让媒体疯狂了，”他用指尖搓搓雪茄，然后放进嘴里，“我们估计二〇〇七年的建城四百周年庆将为弗吉尼亚带来十亿商机。这是我们的世界博览会啊，凯。明年詹姆斯城就要出现在两角五分的硬币上了。媒体也一批批涌进遗址釆访。” 他起身过去拨弄炉火。我猛然想起他担任检察官时在地方法院大楼那间堆满档案和书籍的凌乱办公室里的样子，穿着皱皱巴巴的套装，焦头烂额的神情。我们合作办理过许多案子，有些算是我职业生涯里沉痛的里程碑，那些惨无人道的凶杀案直到现在依然深植在我的脑海：一个送报妇人被强行拖走、强暴后遭丢弃等死；一个老妇人在晾衣服时被莫名其妙地一枪射死；还有惨遭莱理兄弟毒手的那些人。米歇尔和我曾经共同目睹那么多残忍的暴力事件，在他更上一层楼后我是多么想念他。功成名就后面临的是朋友四散。尤其政治，对友谊最具杀伤力，因为它可以改变一个人。我所认识的那个迈克·米歇尔，早已被一个习惯于用四平八稳又精于算计的方式去达成野心的政治家所取代。他自有一套盘算，对我也有盘算。 “我跟你一样不喜欢媒体太过狂热。”我说。 柴火噼啪作响，他把火钳放回铜座，背对炉火抽着雪茄，脸被热气熏得通红。“我们能怎么办，凯？” “要丁威迪闭嘴。” “要这位新闻头条先生闭嘴？”他苦笑着说，“这位曾叫嚣着说詹姆斯城被人认为是族群仇杀——我们对美洲原住民的仇杀——的渊薮的先生？” “我认为杀人、剥头皮或者把人活活饿死的行为也一样令人发指。从原始时代开始人类就有计较不完的仇恨。换作是我，绝不会用‘族群仇杀’这种字眼，州长。我的文件上从没出现过这种字眼，死亡证明里也一样没有。你很清楚，这标签不是法医可以随便贴的，而应该交给检察官和调查人员去判定。” “那么你的想法？” 我把今天下午发现第二具尸体的事告诉他。我担心这两桩案子或许有关联。 “有什么根据？”雪茄在烟灰缸上慢慢燃着。他揉着脸，头疼似的按摩着太阳穴。 “都遭到捆绑，”我回答，“都有烧伤。” “烧伤？第一个受害者是陷身火灾当中，第二个也有烧伤？” “可能遭受了凌虐。” “同性恋者？” “第二个受害者身上没有明显证据，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知不知道他是谁，或者是不是本地人？” “还不清楚。两人身上都没有证件。” “也许有人不希望他们的身份曝光。或者是遭遇抢劫？还是两者皆有？” “都有可能。” “说说那些烧伤是怎么回事。”州长说。 我描述了一下，接着提起博格曾在纽约经手的那桩类似的案件。州长却忽然焦躁起来，愤怒明白地写在脸上。“这种臆测自己关上门说就够了，”他说，“真是的，别再扯上纽约了。” “并没有证据显示两者有关联，除非是有人看了报道后加以模仿，”我回答，“也因此我不敢断定此案的火灾是不是也用热气枪引燃的。” “尚多内案和纽约扯上关系，结果移交到纽约去侦办，现在本地又有两桩案子和那里的一桩命案雷同，你不觉得奇怪吗？” “没错，的确奇怪，非常奇怪。州长，我唯一有把握告诉你的是，我无意让我手头的验尸报告变成他人政治前途上的绊脚石。我会和以往一样，只论真相不作臆断。我建议我们试着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压制。” “可恶，有人就快放猛兽出柙了。”他在烟雾中喃喃道。 “但愿不会。”我说。 “你自己的案子呢？法国狼人？很多人都这么称呼他。”米歇尔终于提起这事，“这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嗯？”他重新坐下，恳切地注视着我。 我啜了口威士忌，思索着该如何启齿。我实在想不出优雅的措辞，苦笑着说：“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呢？” “一定很可怕。我很高兴你抓到了那混账。”泪水在他眼里打转，他迅速转移目光。米歇尔又变回检察官了。此刻的气氛很轻松，我们是老同事、老友。我非常感动，同时却也沮丧。过去的就过去了，米歇尔是现任州长，说不定会转战华盛顿。我是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他的下属，我要告诉他我不得不辞职的决定。 “我觉得，继续任职法医无论对我还是政府都不是好事。”我总算说出了口。 他沉默地注视着我。 “当然，我会正式提出书面辞呈。我已经决定于一月一日辞去职务。在你物色到人选之前，我可以随你意愿暂留。”我在想他是否早已料到，也许他松了口气，也许很生气。 “你不是个会认输的人，凯，”他说，“向来就不是。该死，别被那些人渣打败了。” “我不是要放弃专业，只不过换条道跑罢了，没有谁能打败我。” “噢，是啊，换条道，”州长说着往沙发软垫上一靠，打量着我，“原来你打算当枪手。” “别开玩笑了。”我们两人都极度憎恶那些见钱眼开、无视法理的专家。 “你知道我的意思。”他重新点燃雪茄，低头沉思着。我知道他在作新的盘算，脑子正滴溜溜地转。 “我打算接案子，”我说，“但又绝不会受人差遣。事实上一开始我赚不了一分钱，迈克。案子在纽约，我必须去，恐怕会耗去不少时间。” “好吧，这样的话倒简单。你就去单干吧，凯，弗吉尼亚州政府将是你的第一个客户。我们聘用你为代理首席法医，直到找到解决方案为止。希望你的价码不会太吓人。”他打趣地说。 我没料到他会这么说。 “你好像很吃惊。”他说。 “没错。” “为什么？” “也许布弗德·赖特可以解释给你听。”我说，心中怒火又起，“我们这城里有两名妇女被惨杀，我怎么都觉得凶手此刻不该在纽约。我无能为力，迈克，我觉得这是我的错。因为尚多内找上了我，让这两个案子受到了拖累，我觉得似乎是我妨碍了办案。” “哦，布弗德，”米歇尔面无表情地说，“他是个好人，凯，可是没法胜任州检察官一职。再者，以目前的局势看来，我倒并不觉得把尚多内案交给纽约审理有何不妥。”他语气沉重，内心显然有着诸多考虑，我怀疑其中之一便是担心弗吉尼亚州若处死一名法国人会让欧洲起什么反应。弗吉尼亚州每年处决的罪犯数量之多早已是出了名的，这些数据我太清楚了，因为他们尸体的检验工作都是我经手的。“换作是我，对这案子也会多少有点不知所措吧。”米歇尔拖长了声音补充说。 我觉得天要塌下来了。秘密有如静电嘶嘶作响，可是我没有理由刺探这些。州长不会受人劝诱而吐露任何机密。“别把这事看得太认真，凯，”他劝告我，“我一向支持你，也会继续支持下去。和你共事了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你了。” “每个人都要我别太认真看待这事。”我笑了笑，不祥之感又起。他说会继续支持我，好像是在暗示他有理由不这么做。 “伊迪丝、孩子们，所有人都劝我，”他说，“我还是坚持，就是不妥协。” “这么说你和博格无关，和这回审判地点的突变无关？”我必须问清楚。 他缓缓转动雪茄，任烟灰一点点变长，吐着烟雾拖延时间。我终于确信，他和这事果然有关，密切相关。“她非常优秀，凯。”他以不回答代替回答。 我接受了事实，不想再刺探。我只问了他们究竟有多熟。 “我们一起进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后来在担任检察长时我办过一个案子。你应该还记得，跟你的办公室有关。有个纽约名流替自己的丈夫买了巨额保险，一个月后在费尔法克斯旅馆将他谋杀，然后企图以枪击自杀掩饰罪行。” 我记得一清二楚。后来她控告我和我的法医办公室，列的罪状是和保险公司勾结伪造死亡原因，不让她得到保险理赔。 “博格也参与了此案的调查，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女人的第一任丈夫几年前在纽约死于不明原因。”米歇尔说，“他年老体衰，就在妻子替他办理巨额保险一个月后溺死在浴缸里。法医在他身上发现一些淤伤，可能是奋力挣扎所致，于是就把这案子搁置了很久，期待警方的调查能有突破。但事与愿违，检察官办公室迟迟无法起诉此案。后来那个女人也以诽谤、胁迫、不实指控等为由控告当地法医。我和纽约的办案人员，尤其是检察官鲍勃·摩根索，以及杰米，进行了数据比对，交换了不少意见。” “我在想调查局是否会鼓励尚多内告发他的犯罪家族。咱们就来谈谈其中条件吧，”我说，“那会怎样？” “我想你推测得没错。”米歇尔严肃地回答。 “原来如此。”我懂了，“调查局向他保证不会判他死刑？这就是交换条件·” “摩根索一向不赞成死刑，”他说，“但我不一样。我是个老顽固。” 州长向我暗示了纽约正在进行的协议。调查局为将尚多内家族绳之以法，开出让尚多内在纽约受审的条件，如此他便免受死刑。无论事态如何发展，米歇尔州长都是一脸轻松自若。弗吉尼亚州已经甩掉烫手山芋，再也不必担心因给尚多内执行注射或死刑而招致国际争议了。 “真可惜。”我总结道，“倒不是说我赞成死刑，迈克，不过此案牵扯上政治总归令人遗憾。我刚刚听尚多内连着说了几个小时的谎言，他不会协助任何人制伏他的家族，绝对不会。我还要告诉你，如果最后他只是被送进柯比疗养中心或者贝尔维尤，他迟早会出院，到时一定会再犯案。我很庆幸这案子改由一个优秀的检察官而非赖特那个懦夫负责侦办。但话说回来，我又担心我们应付不了尚多内。” 米歇尔倾身向前，两手扶着膝盖，一种预告谈话结束的姿势。他不想和我深入探讨此案，这点也十分耐人寻味。“真高兴你能来，凯。”他说着和我四目相对，那意思再明白不过：别问了。 第十九章 亚伦领着我走下楼梯，打开大门，对我淡淡一笑。我开车通过铁栅大门时警卫朝我挥了挥手。我绕过州议会大楼广场，看着州长官邸在后视镜中逐渐消失，有种往者已逝的感伤。我离弃了一些东西，走出了生命中熟悉的一部分，也在我一向敬重的人身上发现了一丝不信任的味道。不，米歇尔并没有做错什么，可也并未坦诚相待，不是完全坦诚。尚多内案脱离我们的管辖，他对此也该负部分责任。我觉得他的考虑是基于政治而非正义，这一点我非常确定。迈克·米歇尔已不再是检察官，而是州长。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我在奢求什么？ 我沿着第八街开上高速公路，市中心忽然变得陌生疏离起来。无数驾驶员的面孔一一掠过，每个人都是那么心不在焉。他们偶尔瞥一眼后视镜，伸手拿车座上的东西，换电台，握着车载电话或和同车的人聊天。他们没注意到有个陌生人正在观察他们。我可以一眼辨识那些脸孔是否俊美、长没长痘，或者他们是否有一口贝齿。于是我立刻察觉到，凶手和受害者之间有个极大差异，那就是凶手是活在当下的。他们完全活在此时此刻，对现实环境了如指掌，非常清楚每个细节以及它可能为自己带来的利弊。他们总是留意陌生人，锁定某张面孔，再决定跟踪这人回家。不知道那两个年轻人，我最近的案主，是否就是这样被盯上的。不知道这回我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掠食者，不知道今晚州长约我见面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和他夫人都问起詹姆斯城命案？当中必有蹊跷，不是好事。 我打电话回家查留言，共有七条，三条是露西留的。她只说有事找我。我打了她的车载电话。接通时我忽然紧张起来，感觉她身边有人。“你那儿还好吧？”我问她。 她犹豫了一下。“姨妈，我想带蒂恩过去找你。” “麦戈文在里士满？”我惊讶地问。 “我们大约十五分钟后会到安娜家。”露西说。 种种信息滚滚而来，我难以分辨潜意识里骚动着似乎在提醒我某个重大真相的究竟是什么。可恶，是什么呢？我焦躁不安，困惑万分。后面一个观光客猛按喇叭，让我胸口一紧，倒抽了口气，才发现灯已转绿。云蔽残月。我取道城南，只见胡格诺桥下的詹姆斯河一片幽暗。我在安娜家前院停了车，前面就是露西那辆雪佛兰。大门随即打开，看来露西和麦戈文也才到达，两人正和安娜站在玄关的水晶吊灯下说话。麦戈文看见我，立刻粲然一笑，仿佛在向我保证我不会有事。剪短了头发的她依旧迷人，黑色紧身裤和皮革长外套衬得她修长帅气。我们拥抱，我意识到她有多么镇定自若，却又多么温柔。见到她我很高兴，非常高兴。 “快进来，”安娜说，“平安夜就快到了。真开心！”可她的表情没有丝毫开心的意味，只是一脸凝重，眼里充满忧虑和倦意。她察觉到我在看她，笑了笑。我们一起进了厨房。安娜准备着饮料和小吃，问每个人吃饭了没有，露西和麦戈文是否要留下来过夜，说平安夜不该住饭店——这是罪恶。她一边滔滔不绝说话，一边从餐柜里拿酒，倒了几杯威士忌和烈酒，两手微微颤抖。信息飞射，我几乎听不见谁说了些什么。接着，顿悟的雷声在心底炸响，安娜为我倒威士忌时真相在我脑际一闪而过。我懂了。 我曾经跟博格说，我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的意思是我一向藏得很深，从不对人透露可能会招致攻击的信息。我生性谨慎，但最近和安娜谈过话。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探索我内心的最深处。我告诉了她一些连我自己都从未察觉的感受，却分文未付，因此这场谈话并不涉及医患保密原则。罗奇·卡加诺有权传唤安娜出庭，而她此刻的举止神态印证了此事的发生。我接过威士忌，和她对望了一下。 “有事。”我说。 她别开脸去，我干脆自己推测。博格一定会设法让法院撤销传票。这太荒谬了。卡加诺这是企图扰乱我、恐吓我，就这么简单，但他不会成功。去他的。我瞬间看清了真相并且想出了应对之道，因为我是专家，精于挖掘所有让我的内在、心灵和情感受到重击的根由。“说吧，安娜。”我说。 厨房里一片沉寂。露西和麦戈文停止了交谈。露西过来拥抱我。“我们来陪你了。”她说。 “没错。”麦戈文对我竖起大拇指。 她们极力安抚我之后便离开厨房，留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安娜望着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生性严谨的奥地利朋友眼里泪光闪闪。“我犯了不可原谅的错，凯。”她轻咳几声，动作僵硬地将酒杯拿到了制冰机底下装满冰块。一粒冰块掉落在地上，滑进垃圾筒后方的死角。“来了个法院助理。今天早上门铃响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是个送法院传票的法院助理。把这东西送到我家里真是糟透了。我在办公室经常接到传票，这并没什么大不了，你知道，我有时也会被法院传唤去担任专家证人。只是我真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对我，我那么信任他。” 先是疑惑。随即加以否定。恐惧逐渐盘踞我的神经系统。“你指的是谁？”我问，“罗奇？” “谁？”她一脸困惑。 “噢，天啊，”我喃喃念着，“噢，天哪。”我倚着操作台。不是尚多内案，不可能。倘若申请发传票给安娜的不是卡加诺，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当然也绝不会是博格，因为这位检察官没有理由找安娜出庭。我想起银行打来的怪异电话，电话电报公司的留言，赖特的言行举止，以及上周六晚上他在马里诺的卡车上瞧见我时的表情。我玩味着州长突然的邀约，他的含糊其辞，以及马里诺的恶劣情绪，他刻意回避我的种种迹象。我又想起杰克最近头发掉得厉害，一再表示害怕接任首席法医。一切仿佛瞬间变得清晰，混合成一个难以想象的可怖物体。我麻烦大了。老天，我真的遇上麻烦了。我两手颤抖起来。 安娜嘴里不停念叨着，像是不由自主地回到牙牙学语时期，说的当然不是英语。她在挣扎，也更证实了我的疑虑。安娜接获的传票来自里士满的专案大陪审团，他们正在对我展开调查，以找到足够证据就黛安·布雷谋杀案对我进行起诉。安娜说她被人利用了，落入了圈套。 “谁的圈套？赖特·布弗德和这事有关？”我问。 安娜肯定地点点头。“我绝对不会原谅他。我已经告诉他了。”她回答。 我们进了客厅，我走向雅致的紫杉木架拿无线电话。“你该知道你什么都不必告诉我，安娜。”我拨了马里诺家的电话，努力让自己冷静。“布弗德知道了一定会不高兴的。你还是别透露太多了。” “我才不在乎什么该或不该呢。我一接到传票布弗德就打电话过来，解释他要我出庭的原因。我就马上联系露西。”安娜用断续的英语叙述着，同时茫然地望着麦戈文，仿佛忽然发现自己不认识她，或者不知道这人为何在她家。 “法院助理是几点钟送传票过来的？”我问安娜。马里诺的电话直接转入语音留言箱。“可恶。”我念了句。录音声传来，我要他回电给我，说很紧急。 “大概是早上十点。”安娜回答说，“有意思，”我说，“尚多内前往纽约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接着是布雷的葬礼，我和博格第一次见面。” “依你看，这些有什么关联？”麦戈文细细听着，一双精明慧黠的眼睛打量着我。在升任特工主管之前她是烟酒枪械管制局一名顶尖的火灾调查专员，当然有朝一日要她下台的也终将是同一批人。 “还不确定，”我回答，“我只知道博格似乎想看看谁会出席布雷的葬礼。现在我怀疑她也许就是想看看我有没有去参加，也许早就知道我会被调查，于是亲自过去确认。”座机铃声响起。“泽纳住所。”我立马接起电话。 “怎么回事？”马里诺在电话那头大声问。 “我开始有点谱了。”我回答。 一听我的语气，他便明白最好什么都别问，立刻跳上卡车赶过来就是。该是揭露真相的时候了，不玩捉迷藏、不隐瞒，我这么对他说。我们在客厅的壁炉前等着他。圣诞树披着白灯泡和小花环，挂着许多玻璃动物和木头水果饰品，树下堆着礼物。我静静回想着我对安娜说过的每一句话，思索着她坐上证人席当庭宣誓后，面对一群端坐着的陪审团（有权决定是否以谋杀罪名起诉我）、面对赖特的询问时会说些什么。我的心有如被冰冷的手指紧攫住似的惶恐不定，而一开口却又无比冷静。我看似镇定地听着安娜叙述她落入圈套的经过。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二那天，赖特主动找上她。她花了足足十五分钟解释，赖特是以朋友——充满善意的朋友——的立场打电话给她的。大家都在谈论我的事，他也耳闻了一些事情，觉得有必要查清楚，而他知道安娜和我很熟。 “真奇怪，”露西说，“那时候黛安·布雷根本还没遇害，赖特为何就找安娜谈了？” “我也不懂，”麦戈文赞同地说，“真的很诡异。” 她和露西坐在壁炉前的地板上，我还是坐着摇椅，安娜则直挺挺地坐在矮凳上。 “赖特十四日在电话里究竟是怎么说的？”我问安娜，“他一上来说的是什么？” 她直视着我。“说是不放心你的心理健康，一开始是这么说的。” 我点了点头，并不觉得有什么唐突。本顿死后我一度情绪不稳，但并未因此而精神失常，我的心智及思考能力仍然正常，唯一的罪过大概是试图逃离悲伤吧。“我知道我没有恰当面对本顿的死。”我坦承道。 “有谁能恰当面对这种事？”露西说。 “不，不是的，布弗德指的不是这个，”安娜说，“不是你处理伤痛的问题，凯。他谈的是黛安·布雷，你和她的交情。” “什么交情？”我立刻怀疑布雷是否找过赖特——她对付我的又一个招数，“我和她根本不熟。” 安娜定睛注视着我，炉火的光影在她脸上摇曳。我再度诧异，她竟然显得那么老迈，仿佛一天之内忽然老了十岁。“你和她有过几次冲突。你告诉我的。”她回答说。 “是她找碴儿。”我脱口而出，“我们没有私交，连泛泛之交都谈不上。” “我认为，向某人宣战，就意味着建立私人交情了。彼此仇视的人之间也有私交，你懂我的意思。她对你的态度当然属于私人情感，凯。最初是造你的谣，然后在网上开了法医聊天室，误导人以为是你在主持，私底下还要些小把戏，挑拨你和公共安全局局长甚至州长之间的关系。” “我才跟州长见过面，丝毫没觉得他对我有误解。”我说这话时心里又纳闷：要是米歇尔知道大陪审团正调查我——我确信他必然知道——他为何不接受我的辞职，也好顺势摆脱掉我这号麻烦人物？ “她还设计让马里诺陷入事业危机，因为他是你的老搭档。”安娜又说。 唯一闪过我脑海的念头是，马里诺一定不会高兴被人称作我的老搭档。巧的是，这时对讲机闪了起来，他已经在门口了。 “换句话说，为了阻挠你的事业，”安娜站了起来，“对吗？你不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她按下墙上控制板的电钮，突然激动起来，懊恼衍生为无名火。“谁？”她朝着对讲机大喊。 “我啦，宝贝。”马里诺的大嗓门和他卡车的引擎声顿时充满整个客厅。 “唉，他要敢再叫我宝贝，我就杀了他。”安娜两手往上一甩。 她走去开门，马里诺随即进了客厅。他仓促得连外套都顾不上拿，只穿着套灰色运动衣和网球鞋。他瞧见盘腿坐在壁炉边的麦戈文正抬头看着他，呆住了。 “真要命，”马里诺说，“瞧瞧小野猫把什么给叼来了。”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马里诺。”麦戈文说。 “谁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他说着搬了把扶手椅到壁炉边坐下，探询似的环顾众人，佯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愚钝样。我敢肯定他知道，当然知道，也因此他此刻表现得如此怪异。 讨论开始了。安娜继续说杰米·博格来里士满之前那几天所发生的事。博格依旧在主导全局，仿佛她就坐在客厅里。我不信任她，但却感觉自己的一切似乎都操控在她手中。我从十二月二十三日起回溯，努力回想着十二月十四日那天我在什么地方。我记起那天是周二，我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总部，初次和杰伊·塔利见面。我回忆着见面的经过，脑中出现我们俩在总部餐厅用午餐的情景，当时马里诺由于看不顺眼杰伊，独自离开了。我向杰伊叙述黛安·布雷案，包括我和她之间的问题，她是如何不择手段地排挤马里诺，甚至将他调回勤务组值夜班。杰伊是怎么形容她的？裹着紧身衣的蛇蝎。很显然他们两个曾经有些过节，在她还任职于华盛顿特区警察局，而他被选派到烟酒枪械管制局总部期间。杰伊对她似乎无所不知。也是在这一天，赖特打电话给安娜，问起我和布雷的关系并且暗示我的精神状态有异，难道这只是巧合？ “我很不想告诉你，”安娜一本正经地说，“也实在不该告诉你这个，可是很显然我就快被人利用来对付你了——” “你是什么意思，被人利用来对付她？”马里诺插嘴说。 “我的初衷只是帮忙开导你，弱化那种称你有心理障碍的说法。”安娜对我说，“我并不相信你有心理障碍。非要说我有什么疑惑的话，可能的确有那么一丝怀疑，但也是因为太久没见你的缘故。反正我本来就想找你谈谈，纯粹是出于关心，你可是我的朋友啊。布弗德向我保证说绝不会引用我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我跟他的谈话应该是机密才对，他也根本没提到要起诉你的事。” “赖特？”马里诺皱着眉说，“妈的，他要你当告密者？” 安娜摇头说：“开导人。”她再度使用这字眼。 “妈的浑蛋，人渣。”马里诺气得大吼。 “他想知道凯的精神状况是否稳定。你也知道，既然凯是他的主要证人，他的确有必要确认这点。我一直都以为这事跟你身为主要证人有关，绝没想到嫌疑人那层！” “嫌疑个屁。”马里诺又紧皱眉头。他对事情了如指掌，也不再掩饰什么了。 “马里诺，我知道你不该向我透露大陪审团正在调查我涉嫌谋杀黛安·布雷的事，”我平静地对他说，“不过我很好奇，你知道这事究竟有多久了？就说上周六晚上，你催我离开家时就已经知道了，对吗？所以你才虎视眈耽地监视着我在自己房子里的一举一动，以免我做出什么销毁证据之类的鬼祟行为？所以你才不让我开自己的车，好让你们搜查里面是否有相关证物，比如黛安·布雷的血迹、衣服纤维或头发，总之是任何能够证明她遇害那晚我去过她住处的迹象，对吗？” “妈的，真是胡扯！”马里诺打断我，“我知道你什么都没做，都是赖特这混账在瞎搞。我早就跟他说过了，每天都说。你哪里得罪他了，嗯？你是不是该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这样对付你？” “你知道什么！”我愤愤地瞪着他说，“你再说一次试试，好像错都在我似的。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赖特的事，谁知道他哪根筋不对了。难道会是杰伊在从中作梗？” “我想那也不该算你的错吧。和他上床。” “他这么做不可能是因为我和他上床，”我反击，“如果真是这样，也是因为我只跟他有过一次的缘故。” 麦戈文倚着壁炉壁板，眉头紧皱。她说：“可爱的杰伊，干净漂亮的小白脸先生。奇怪的是，我从来没听说谁对他有好印象。” “我告诉布弗德说，你的精神状态很正常。”安娜紧咬着牙，咄咄逼视着我，“他想看看我的意思，比如你有没有能耐协助他办案，情绪是否够稳定。可是他撒了谎。我没有瞎说，是他让我以为这一切只是为了协助他起诉尚多内。我不敢相信他竟然来这么一招，忽然对我发出传票。”她伸手捂着心房，紧闭起双眼，像是胸部疼痛难忍似的。 “你还好吗，安娜？”我站了起来。 她左右晃晃头。“怎么好得了！早知如此，我根本不会找你谈，凯。” “你们谈的时候有没有录音或做笔记？”麦戈文问。 “当然没有。” “很好。” “可是如果我被问到……”她欲言又止。 “我懂，”我说，“安娜，我懂，事情已经发生了。”轮到我不得不把一些消息告诉马里诺了，尽管此刻气氛有些凝重。“你的儿子罗奇。”我想他或许也得知了，便试探道。 他愣在那里。“他怎么了？” “他似乎打算担任尚多内的辩护律师。”我说。 马里诺的脸涨成骇人的猪肝色，一时间没人说话。他显然不知情，接着语气平淡生硬地说：“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说不定连你遇袭的事他都有一份。说来好笑，我原本就一直怀疑，尚多内来里士满是不是因为他的关系。” “你怎么会这么想？”麦戈文惊讶地问。 “因为他是个坏坯子，就这么简单。也许是在巴黎认识了尚多内老爷，存心上这里给我制造麻烦。” “你不能再回避谈罗奇的事了。”我对他说。 “你屋里有波本酒吗？”马里诺问安娜。 她起身离开了客厅。 “姨妈，你不能继续在这里住了。”露西焦急地轻声说。 “你不能和她多说了，凯。”麦戈文补充道。 我没说话。她们说的当然没错。别的不说，我已经失去一个好友了。 “你到底对她说了什么？”马里诺用我无比熟悉的质问口吻说。 “我告诉她，没了黛安·布雷，这世界变得清静多了，”我回答，“总归一句，我很高兴她死了。” “每个认识她的人都这么觉得，”马里诺不以为然，“这话我会很乐意说给那群该死的大陪审团听。” “这证词对你不太有利，但并不能证明你谋杀了谁。”麦戈文对我说。 “的确不太有利，”马里诺嘀咕着，“该死，但愿安娜没这么转告赖特。” “真是太可笑了。”我无奈地说。 “唉，”马里诺回应，“可笑，也可悲，医生。” “你没必要和我谈这些，”我对他说，“这样对你不太好，马里诺。” “去他的！”他冲我把手一甩，“我知道你没杀那个臭娘们，但换个角度看，她和你有过节，一心想让你被炒鱿鱼，而你呢，自从本顿死后就一直有点落寞，至少大家都这么说，对吧？你在停车场和布雷发生冲突，会被认为是在忌妒这位新来的警界女强人。她则存心让你好看，在背后说三道四，于是你杀了她，并仿照金兰案布置现场。这个有谁比你在行啊，对吧？有谁比你更有能耐制造完美的谋杀案，对吧？加上你有特殊渠道，能取得第一手证物。你把她杀了后，在尸体上放上狼人的毛发，甚至把体液采样掉包，以匹配DNA比对结果。还有，你从巴黎停尸间取了他的证物带回来，这点也不太妙。还跑去采集河水样本。真不想告诉你，赖特觉得你是个怪胎，私底下也不喜欢你，从来就没喜欢过，因为他很娘娘腔，讨厌所有握有权力的女人。老实说，他也不喜欢安娜。此外，博格的加入也是他的报复良机，他对她恨之入骨。” 大伙儿都沉默不语。 “不知道我会不会接到传票。”露西说。 第二十章 “你在赖特眼里也是个怪胎，”马里诺对露西说，“我和他在这一点上有共识。” “罗奇会不会和尚多内家族有牵扯？”麦戈文问马里诺，“有过吗？你说你早就起了疑心，是当真的吗？” “哼，”马里诺嗤之以鼻，“罗奇这辈子没跟犯罪脱离过干系。但要问我是否知道他究竟倣了些什么，答案是否定的。我不敢保证说清楚他的一切，我只知道他是个什么货色。人渣，天生的孬种。这样说吧，他算不得是我的儿子。” “他是你的儿子。”我对他说。 “在我心里他不是。他是家族的异类。”马里诺固执地说，“在我们新泽西老家，有好马里诺和坏马里诺之分。我有个伯父是流氓，另有一个伯父是警察，兄弟俩天差地别。我十四岁那年，浑蛋伯父路易指使人把另一个伯父干掉了，就是当警察的那个，名叫彼得的——我就是随着彼得伯父取的名字。他在自家前院拿报纸的时候挨了一枪。虽然始终无法证明是路易伯父主使的，但家族里的每个人对此都深信不疑。我至今都这么认为。” “你的路易伯父现在在哪里？”露西问。安娜端着马里诺要的酒回到客厅。 “听说几年前死了。我一直没和他联系，和他没一点关系。”他接过安娜手中的酒杯，“但罗奇活像是他的翻版，尤其在成年后，越来越不成器，废物一个。你以为他为什么改姓卡加诺？因为那是我母亲娘家的姓，罗奇知道他改随我母亲的姓会让我气炸。有些人就是没救了，天生的坏坯子。别要我解释为什么。我和桃丽斯为那孩子付出了一切，甚至把他送去读军校，可是我们错了。他喜欢上军校，喜欢它残酷的那个部分，无法无天地欺负其他男孩。可是没人敢找他讲理，个个一见他就胆寒。他和我一般壮硕，没人敢动他一根汗毛。” “真是糟糕。”安娜重新往矮凳上一坐，说道。 “罗奇接这案子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我听博格说了，但想听听马里诺的说法，“触怒你吗？” “夺人眼球吧。这类案子永远是媒体焦点。”马里诺不想挑明真正的原因——罗奇大概是想借此羞辱、击垮他的父亲。 “他恨你吗？”麦戈文问。 马里诺又抽了下鼻子，这时他的寻呼机响起。 “结果如何？”我问，“你送他进军校，后来呢？” “我把他逐出家门了。我告诉他，要是他不守家规就别待在我的房子里。那时他刚上完军校一年级，你知道那混账做了什么吗？”马里诺瞥了眼寻呼机然后站了起来，“他搬到新泽西，和路易伯父那该死的流氓一起住，后来还有脸回来念书，包括法律学校、威廉玛莉学院。没错，他聪明得很。” “他是在弗吉尼亚州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我问。 “是啊，在州内到处执业。我已经十七年没见他了。安娜，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这个电话不方便用手机打。”他望着我，边说边走出客厅，“是斯坦菲尔德。” “稍早他告诉你的关于身份确认的事，进展得怎样？”我问。 “希望就是为了这事，”马里诺说，“又一桩怪案，如果属实的话。” 他打电话时，安娜默默离开客厅。我猜她大概是去浴室，可是她没马上回来。我能够想象她心中的苦楚。就某些层面而言，我担心她胜过担心自己。如今我已知悉她的过去，明了她的情感图景中那荒芜的创痕，懂得去疼惜她那脆弱不堪的心灵。“太不公平了，”我开始失去镇静，“对每个人而言都不公平。”堆积在我身上的一切开始动摇滑落。“谁来告诉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我不该活受这种罪，我们谁都不该。” 露西和麦戈文静静听着我发牢骚。她们似乎各有想法和计划，只是并不急着提出来。 “说话啊，有话就直说吧。”我对她们说，“我的生活一塌糊涂，诸事不顺。我很抱歉，”为着外甥女考虑，我开口道，泪水就要涌出，“现在我只想抽根烟。谁有烟？”马里诺有，可他在厨房打电话。我不能为这事去打扰他，不然会显得烟瘾很大。“最让我气愤的是，我遭到的指控正是我一向最痛恨的罪名。真该死，我绝不会使用暴力，永远不可能残忍地谋杀任何人。”我喋喋不休地往下说。“我痛恨死亡，痛恨杀戮，痛恨每天看见的那些东西。如今他们竟然以为我做得出那种事！甚至得劳大陪审团来调查我是否犯了罪，这算什么？”我让问题悬在空中。露西和麦戈文默不作声。 马里诺的大嗓门响起，强劲粗蛮一如其人，像是冲撞而来，没有循着一点规律。“你确定那是他的女友？”他对着话筒说。我想对方应该是斯坦菲尔德警探。“不是普通朋友？倒是说说你怎么知道的。噢，噢。什么？我懂了没？懂什么呀！我不明白，这根本说不通，斯坦菲尔德。”马里诺在厨房里踱步，似乎有捶斯坦菲尔德脑袋的冲动。“知道我对你这种人都怎么回应吗，斯坦菲尔德？”马里诺大吼，“我要他们都滚远一点。我不管你的姐夫是谁，懂吗？叫他来亲我的屁股、送它上床道晚安吧。”斯坦菲尔德显然想插上两句话，但马里诺没给机会。 “天哪。”麦戈文喃喃念叨，将我的注意力拉回客厅，拉回我自己的烦恼堆中。“他就是负责调查那两桩命案的警探吗，受害者疑似遭到凌虐然后被杀害的那两桩？正在和马里诺通话的那位就是？”麦戈文问。 我迷惑地看着她，内心更是疑惑不解。“你怎么知道那两桩命案的？”我寻索着答案，显然我错过了什么。这阵子麦戈文一直在纽约，而第二个约翰·多伊的尸体我甚至都还未进行检验。为什么突然之间每个人似乎都变得无所不知了？我想起杰米·博格，想起米歇尔州长、丁威迪议员和安娜，一股强烈的恐惧有如尚多内的体臭般在周围蔓延。我仿佛又闻到他的气味，中枢神经立刻下意识地产生反应。我开始颤抖，好像刚喝下半壶浓咖啡或者六杯那种叫做可拉达的甜腻的浓缩古巴咖啡。我察觉此刻的我正体验着前所未有的恐惧，并开始以全新的角度看待此事：尚多内不断坚称那看似荒谬的说法，也就是他受到某种庞大政治势力的压迫，或许点出了若干真相。我已经开始产生偏执的妄想了。我努力重拾理性，毕竟我即将遭到起诉，罪名为谋杀一个涉嫌组织性犯罪的贪渎警官。 这时我发现露西正在对我说话。她已经离开壁炉前的座位，拉了把椅子坐到我面前，身体前倾，按着我的胳膊试图唤醒我。“姨妈？”她说，“你没事吧，姨妈？听到了吗？” 我回过神。马里诺正告诉斯坦菲尔德明早要碰面，语气不无威吓。“我和他约在菲尔喝了会儿啤酒。”她朝厨房瞥了一眼，这让我想起近午时分马里诺提过和露西约好下午碰面的事，说是她有重要消息要告诉他。“我们知道汽车旅馆的案子。”她指的是她和麦戈文。麦戈文正静静坐在壁炉前的地板上抬头望着我，等着看我听了露西的话后会有什么反应。“蒂恩周六就来了，”露西说，“那天我从杰斐逊酒店给你打了个电话，记得吗？当时蒂恩跟我在一起，是我要她赶过来的。” “噢，”我不知该说什么，“很好啊。我还奇怪你一个人为何要住酒店呢。”泪水涌上眼眶，我尴尬得赶紧别过头去。我应该扮演强者的。一向都是我将外甥女从困境当中解救出来——多数是她自作孽所致。一向都是我扮演灯塔，为她指路。我伴着她度过学院时期，给她买书、买第一台电脑，送她到全国各地学习她中意的课程，有年夏天还带她去伦敦。每当有人找露西以及她母亲的麻烦时，我总是挺身而出，后者对我的付出还毫不领情。“我应该得到你的尊敬，”我对外甥女说，边用掌心抹去眼泪，“怎么能让你看轻我呢？” 她站起来，低头看着我。“真是胡扯。”她不无情绪地说。这时马里诺回到客厅，手里端着满满一杯波本。“这跟尊不尊敬一点关系都没有，”露西说，“天哪，这屋子里没人对你减少一丝一毫的尊敬，姨妈，你只是需要帮助。就这么一次，你就接受大家的援手吧。你不可能靠自己渡过这难关的，也许你应该暂时放下尊严，让我们来帮你。我不是小毛孩，我都二十八岁了，早就不是天真少女了。我担任过调查局探员、烟酒枪械管制局探员，而且我很有钱。各种该死的探员随我挑着当。”她所受的种种磨难在我眼前浮现。她果然非常在意被迫辞职这件事。当然在意了。“现在我就是老板，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她又说。 “我刚刚辞职了。”我对她说。紧接着是一阵诡异的沉默。 “你说什么？”站在壁炉前喝酒的马里诺问我，“你做了什么？” “我跟州长讲了。”我回答，一股难以言喻的平静在心中升起，想到自己釆取了行动而非一味被动地承受，我感觉颇好。也许辞职能让我显得不那么像受害者——如果我终究愿意承认自己是受害者的话。我想我的确是，唯一的复生之道就是完成尚多内所开始的：结束我过去的生命，而后重新来过。真是个怪诞的想法。我把我和迈克·米歇尔的谈话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马里诺、麦戈文和露西。 “等一下。”马里诺坐在壁炉前说。此时已近午夜，安娜没有一丝动静，也许已经上床休息了。我几乎忘了她也在屋里。“这表示你再也不能办案了？”马里诺问我。 “不是的，”我回答，“我会继续担任首席法医，直到州长找到接任人选为止。”没人问我对自己的后半生有什么打算。眼前的一切就让你筋疲力尽时，哪还有心思去担忧遥远的未来？我很庆幸没人问我，或许他们接收到了我不愿被追问的熟悉信号吧。或许该说，人会感应到何时该保持沉默。他们的好奇心已被我转移，甚至没察觉到已受我引导，因而没来探听我不想透露的信息。我在很小的时候便已练就这技巧。那时我不希望同学打听我父亲的事，问他是否还躺在病床上，会不会康复，或者他去世时我有什么感受之类的问题，于是我学会了不回答，不发问。我父亲生前最后三年可说是被家人都忽略了，包括他在内，或者说尤其是他。他很像马里诺，是典型的意大利大男人，总认为他们的肉体无论多病态或枯槁，永远都不会和他们分离。我回忆着父亲的模样，一旁那三人则讨论着该用什么方法来帮我，包括已经开展的背景调查和“终极辖区”能够给予的一切支持。 我听而不闻，回忆着童年时期在迈阿密所见的那片悠悠草原，臭虫蜕壳的声响和小院子里那株淡绿的酸橙树，只觉他们的谈话声有如乌鸦细碎的聒噪。父亲曾经教我如何用铁锤和螺丝起子在车道上把椰子敲碎。我时常忘我地挖取那坚硬多毛的壳里甜美的白肉，他则在一旁笑着观赏我的专注表演。椰子果肉总是会被放进矮胖的白冰箱里，之后从来就没人，包括我在内，想到去吃它。燠热的夏季周末最让我和多萝茜兴奋的是，父亲偶尔会从小区杂货店带回两大块冰。我和妹妹会用水管往家里的小型充气式水池里注水，然后坐在冰块上，上身烤着太阳，屁股挨着冻。我们在水池跳进跳出取暖，接着又坐回冰冷滑溜的宝座。我父亲总是在客厅窗口冲着我们大笑，乐不可支地敲着窗玻璃，高保真音响大声放着胖子沃勒的爵士乐。 我父亲是个好人，心情好时慷慨体贴、风趣幽默。他中等身体，患上癌症前是个肩膀宽厚的金发俊男。他的全名是凯·马塞勒斯·斯卡佩塔三世。他坚持让第一个孩子随他取名，因为那是费罗纳的祖先传下来的。哪怕我是女孩也一样，因为“凯”这名字男女适用。不过我母亲总喜欢叫我凯蒂，部分原因是她认为两个凯很容易混淆。这问题不复存在时，她依然叫我凯蒂（至今如此），拒绝接受父亲已死的事实，不愿面对伤痛。她不肯让父亲走，而他死了至少三十年了。那年我十二岁，之后我母亲不曾和别的男人约会，不曾取下结婚戒指，不曾改口叫我凯。 露西和麦戈文一直讨论到午夜过后。她们早已不再勉强我参与谈话，似乎也没留意到我的思绪已回到往日。我凝视着炉火，出神地揉搓着发麻的左手，把手指伸进石膏底下挠没法透气的可怜皮肤。马里诺终于打起哈欠，就像一头熊，然后站了起来。他浑身烟臭，波本酒又让脚步有些不稳。他凝视着我，眼神可谓痴情——倘若我愿意承认他对我的情意的话。“来，送我出门吧，医生。”他说。这是他对我表示善意的独特方式。马里诺并非莽夫，其实很懊悔自我险些遇害以来对我所采取的态度，而且他从来没见过我如此疏离、出奇安静的样子。 夜冰冷静寂，羞涩的星星在朦胧云朵后躲躲藏藏，站在安娜的车道上可以尽览屋子所有窗口闪烁着的烛光。这让我想起明天就是圣诞夜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圣诞夜。马里诺转动车钥匙的声响划破宁静。他踟蹰着，迟迟不开车门。“要做的事还很多，明天一早在停尸间见。”这不是他真正想说的。他仰头望着星空，叹了口气。“可恶。告诉你吧，医生，我知道这事已经有一阵了，现在你终于知道了。我一直都清楚赖特那浑蛋在打什么主意，但却阻止不了他。” “你本来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我没有指责的意思，只是好奇。 他耸了耸肩。“还好安娜先提了。我当然知道不是你杀的黛安·布雷，绝对的。但老实说，就算是你杀了她，我也不会怪你。妈的，真是个超级大烂货。在我看来，如果你真的对她下手，也必然是基于自卫。” “哦，没有如果，”我坚决地说，“无所谓如果，马里诺。我没有杀她。”我紧盯着他那在车灯和圣诞节彩灯照射下的庞大身影。“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把话吞了回去。也许我并非真的想知道答案。 “可恶，我也不清楚自己最近到底在想些什么，”他说，“这是实话。我该怎么办，医生？” “怎么办？”我不懂他的意思。 他肩膀一耸，突然哽咽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马里诺就快哭了。“要是你辞职了，我该怎么办？”他提高嗓门，轻咳几声，在口袋里摸索“好彩”香烟。他用那双大手护住我拿着烟的手，替我点燃，粗糙的手轻擦我的皮肤，腕背的毛轻触我的下巴。他吸了口烟，激动地转过头去。“以后呢？我再去停尸间就都看不到你了吗？妈的，要不是因为你，我才不会一天到晚往那个死人洞跑呢，医生。你是那个地方唯一有生气的东西，我是说真的。” 我拥抱他。我的高度只到他的胸部，而且他的圆肚子也隔开了我们的心跳。长久以来，他为自己搭筑起许多难以跨越的屏障。我心头一震，突然间对他生出难以名状的同情以及依賴。我拍拍他宽厚的肩膀，让他知道我的感觉。“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马里诺，你别想甩掉我。” 第二十一章 牙齿也有故事。你的牙齿状况往往比珠宝或名牌服装更能揭露你的相关信息，并且可以作为辨识身份的依据，只要你生前留有记录可供比对。牙齿能显示你的卫生习惯，悄悄诉说你的用药情况，儿童时期所使用的抗生素、患过的疾病、受过的伤，以及你对自己外表的重视程度。牙齿也可以揭示你的牙医的为人，透露他是否以根本没做过的手术为由讹诈你的投保公司简单地说，由牙齿可以判断牙医的好坏。 次日，天还没亮马里诺已经来到停尸间。他带了詹姆斯城那位二十二岁受害者的齿列记录。这名男子昨天到威廉玛莉学院校园附近慢跑，结果一去不回。他的名字是麦切·巴博萨。威廉玛莉学院和詹姆斯堡汽车旅馆相距只不过几英里。昨晚马里诺和斯坦菲尔德通电话获知了这一最新消息，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好巧。马里诺那个狡诈善变的律师儿子罗奇·卡加诺正好在这个学院念过书。又一个诡秘的巧合。 六点四十五分，我将尸体推出X光室，回到验尸室的工作台前。这里依然一片沉寂。今晚就是圣诞夜了，所有政府单位全都放假，马里诺全副武装地来帮我的忙。除了我们和牙科法医外，应该不会有其他活人在这里出现。马里诺的工作是协助我把僵硬尸体上的衣服脱去，把他们抬上、抬下验尸台。至于验尸这部分，就算他愿意协助我也绝对不会允许，此外还有做记录，因为他的拉丁语医学术语的拼写总是错误百出。 “把他扶住，”我指示着马里诺，“很好，就这样。” 马里诺扶着死者头部的两侧，稳住不动。我将一把细凿子从他嘴角穿进去，插在臼齿之间，撬开上下颚。金属凿子抵着牙釉质，我小心翼翼，以免切到牙齿边缘，却还是刮伤了里面几颗牙齿的表面。 “所幸你做这些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马里诺说，“等两只手都能派上用场的时候，你一定会很开心。” “别提我的痛处。”我烦透了石膏，甚至动过用斯特莱克电锯把它割断的念头。 死者的下巴终于松开。我打开手术灯，让白光照进他的口腔。他的舌头上有些纤维，我采集下来。马里诺协助我消除他两只手臂的僵直，这才脱去他的外套和衬衫。接着我脱掉他的鞋袜，最后是运动长裤和慢跑短裤。我做了物证检验，没发现肛门有任何损伤，目前为止没找到同性恋行为迹象。这时马里诺的寻呼机响了，又是斯坦菲尔德。一早上马里诺对罗奇只字未提，但他的阴影笼罩着我们。罗奇就存在于空气中，并对他的父亲造成极其微妙且深重的影响。马里诺散发着无比沉重绝望的哀伤气息，有如体味一般。我本该忧虑罗奇会如何出手，但满脑子担心的却是马里诺。 死者全身赤裸地躺在面前。我先综观他的外貌：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体重一百三十八磅，体形瘦长，两腿肌肉发达，上半身却相当瘦削，是慢跑者的身材特征。没有文身，已去除包皮。根据修剪整齐的手脚指甲和刮除干净的胡渣来看，这人十分注重仪表整洁。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外伤，X光照射下也没发现骨头碎裂的现象。两个膝盖和左手肘有旧伤疤，而新伤除了被捆绑以及堵住嘴巴所造成的擦伤之外别无其他。你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死？他沉默不语。一旁马里诺为了掩饰不安扯着嗓门说话。他当斯坦菲尔德是个蠢蛋，态度轻蔑，甚至比以往更为不耐与不屑。 “是啊，要是我们早知道当然好啰，”马里诺对着壁式电话机讥讽地嚷嚷，“死亡是没有假期的。”片刻后他又加了句，“死神爱什么时候驾到就什么时候驾到。”接着又说，“是，是，是圣诞节没错。还有，斯坦菲尔德，给我闭嘴，懂吗？如果再让我看到这案子上报——噢，是吗？你大概还没看今天的报纸吧？我会剪报给你看。瞎扯些詹姆斯城、族群仇杀什么的，再让我看见一次，我就要揍人了。你没见过我揍人吧，很难看。” 马里诺戴上干净的手套回到轮床前，手术长袍在腿边飘动。“越来越古怪了，医生。假设这家伙就是那名失踪的慢跑者，那么他只是个普通的卡车司机，没有犯罪记录，没惹过麻烦，和女友住在合租公寓。她是凭照片认出他来的。昨晚斯坦菲尔德和她通过电话，但今天早上还没能联系上她。”他一脸茫然，不确定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 “把他抬上工作台吧。”我说。 我把轮床推到验尸台边。马里诺抓住两脚，我抓着一条手臂，合力把他拉起。尸体砰的一声撞上金属工作台，血从鼻孔流了下来。我打开水龙头，把血冲进不锈钢水槽。墙上的灯箱上贴着死者的X光片，显示了完好无损的骨架和各种角度的颅骨，运动装拉链沿着两侧弧度优美的肋骨往下蛇行。我正拿着解剖刀从一侧肩膀划向另一侧，往下绕过肚脐直划到骨盘，大楼车库里突然铃声大作。闭路电视上出现山姆·特里医生的身影，我用手肘敲了下电钮打开车库门。他是我们的牙医，也就是牙科法医，很不幸地在圣诞假日被召唤前来。 “我们最好抽空去拜访一下他的女友，”马里诺说，“我记了地址，那个女孩的。他们住的合租公寓的地址。” “你认为斯坦菲尔德真的会闭嘴吗？”我用打着石膏又戴着手套的左手别扭地抓着镊子，以断续的刀法解剖，翻开皮肤让组织器官露出来。 “是的。他说会在汽车旅馆和我们碰面，态度不是很和善，还嘀咕说今天是圣诞夜，那家旅馆不想再惹人注目了，因为他们的生意已经大不如前，有十名游客看到新闻取消了订房。我觉得全是鬼扯，会投宿在那种烂旅馆的人根本不会、也懒得关注当地的新闻。” 特里医生进来了，提着个磨损的黑色医护包走向操作台，手术长袍的背后没系上，衣摆飘动着。在我们所有牙科法医里他年龄最小、资历最浅。身高几乎达七英尺的他据说原本有机会加入NBA，可是他选择了学业。真相是——如果有人问他，他就会说——他只担任过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篮球队后卫，投篮不算厉害，拿枪射击倒还不错，至于抢篮板球，对方是女生的话还算过得去。他修牙医学是因为进不了医学院。特里一心想当法医病理学家，因此自愿加班协助我。 “真是谢谢你，”他把表格固定在夹板上，我对他说，“你人真好，愿意来帮我们，山姆。” 他咧嘴一笑，瞥了眼马里诺，用极其夸张的新泽西口音说：“你还好吗，马里诺？” “你看过鬼灵精怎么偷走圣诞节吗？要是没看过，就跟我去逛逛。我忽然很想去把一些小朋友的礼物摸走，拍拍妈妈们的屁股然后钻进烟囱。” “你最好别钻烟囱，会卡住的。” “不像你，头探出烟囱口，两脚还踏在壁炉底。你还在长个吧？” “没你长得快，老哥。你现在到底多重了？”特里翻看着马里诺带来的齿列记录表，“他的右上颚第二颗小臼齿有点歪，往牙齿内侧方向倾。还有……作了很多矫正。看来这家伙……”他举着图表说，“和你们手上的死者是同一人。” “公羊队击败了路易斯维尔队，那场比赛如何？”马里诺在水流声中大喊。 “你看了吗？” “没有。你也没去，特里，所以他们才会赢球。” “也许吧。” 我从工具架上拿起一把手术刀，这时电话响了。 “山姆，能接一下电话吗？”我说。 他走到角落拿起电话。“停尸间。”我切开上肋骨软骨关节，取下一块三角形的胸骨和胸骨旁的肋骨。“等一下。”特里说道，“斯卡佩塔医生？本顿·韦斯利找你。” 整个房间瞬间被抽空了似的，没了灯光和声响。我愣在那里瞪着他，一阵眩晕，戴着血淋淋手套的右手举着手术刀停在半空。 “搞什么鬼？”马里诺冲口而出。他大步走向特里，抓过他手中的话筒。“你是哪位？”他对着话筒大吼，“可恶！”他把话筒挂回墙上，显然是对方已经挂断电话。特里一脸惊惶，不明就里。他才来不久，本顿的事除非有人告诉他，否则他不太可能知道。看来真没人跟他说过。 “那人对你说了些什么？”马里诺问特里。 “我该不会闯祸了吧。” “不，没事，”我勉强出了声，“你没做错什么。”我宽慰他。 “是个男人，”他回答，“他只说要找你，说他叫本顿·韦斯利。” 马里诺再度拿起电话，嘟哝着咒骂一气，因为上面没有来电号码显示器。在停尸间没有安装它的必要。他按了几个键，等了一会儿。接着他抄下一个号码，拨了电话。“是啊，你是谁啊？”他对着接听电话的人说，“哪里？噢。你看见几分钟前在那里打电话的人没有？打你手上这部电话。噢，噢，是吗，怎么可能。鬼才相信，浑蛋。”他用力挂上话筒。 “就是刚才打来电话的那个人吗？”特里困惑地问他，“你查出对方的号码了？” “是公用电话，在中洛锡安城公路上的德士古加油站。希望没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你听着是什么样的声音？”马里诺逼视着特里问道。 “相当年轻，我也不确定。本顿·韦斯利是谁？” “他死了。”我拿起解剖刀，将刀尖插在切板上，拿了新刀片装上，旧的丢进生物危害废弃物专用红色塑料桶里。“是个朋友，非常亲近的朋友。” “不知哪个痞子在搞恶作剧。他怎么会知道这里的电话？”马里诺语气烦躁，一副怒不可遏、想找那人揍上一顿的样子。他在怀疑会不会是他那狡狯的儿子主使的，他的眼神将他的心思透露无遗。 “电话簿上就查得到，在州政府栏里。”我开始切割血管，从位于深处的颈动脉最顶端开始，然后向下移到肠骨动脉和骨盆静脉。 “别告诉我电话簿上明白写着‘停尸间’三个字。”马里诺又开始数落我。 “好像是列在丧葬信息下。”我割开横膈膜细薄扁平的肌肉，让器官松脱，将它们切离脊柱。我把这些器官放在切板上，拿水管用少量冷水冲洗着血污，肺、肝、心脏、肾脏和脾脏闪烁着深浅不同的红色。我发现心脏和肺上面分布着不超过针孔大小的暗淡游斑，便判断这是死者临死时呼吸困难。 特里提着他的黑包走向工作台，将它搁在工具推车上。他拿出一支口腔镜探进死者的口腔。我们安静地工作，刚才发生的事让气氛变得凝重。我换了把较大的手术刀，取了一些器官切片，然后划开心脏。冠状动脉通畅干净，左心室宽一厘米，心脏瓣膜正常。除了主动脉有若干硬化斑块外，心脏和血管都极为健康。唯一不正常的地方是：它停下来了。这个人的心脏不知何故停止了跳动，我怎么都找不出原因来。 “果然是他，”特里边填表格边说，仍然透着不安。他一定希望自己没接那个电话吧。 “是同一个人？”我问。 “错不了。” 他的颈动脉像铁轨似的排列着，当中夹着舌头和颈部肌肉。我把它们翻开、切除，摊在切板上仔细观察。组织深处没有出血现象，细小脆弱的U形舌骨完好无损，这排除了被勒死的可能。我翻开他的头皮，没在头骨上发现挫伤或碎裂现象。我将斯特莱克电锯插头插入头顶的电源，这才发现一只手不够用。我要特里帮忙稳住尸体的头部，将颤动着隆隆作响的半圆形锯刀切入头骨。炽热的骨头粉尘飞散开来，头盖骨嘶的一声脱离，露出大脑盘绕的表面。乍看之下没什么问题。我把它拿到切板上冲洗干净，它的切片看起来就像边缘带有灰色皱褶的奶黄色玛瑙。大脑和心脏将用福尔马林浸泡存放，寄到弗吉尼亚医学院供进一步特殊研究之用。 今天早上的诊断很令人意外。我没发现任何显见的病理上的死亡原因，觉得只有一种模糊的可能。心肺出血加上烧伤和捆绑伤痕表明，麦切·巴博萨或许是死于应激性心律失常。同时，我也推测他死前一度憋气，或者呼吸道阻塞，或者因为某种原因呼吸困难将近窒息，也许是堵住嘴巴的布被口水浸湿所致。无论原因何在，我心里已经有了谱，并且建议当场演示。特里和马里诺便是现成的实验对象。 我先剪下几段用来缝合Y形胸腔切口的白色麻线，让马里诺把手术袍袖子挽起，伸出两只手。我用两条麻线分别绑住他的两个手腕，绑得不紧，但不易松开。我指示他高举着两手，让特里抓住线的另一头往上拉。特里个子够高，不需要椅子或扶梯。马里诺手腕内侧的麻线马上陷进肉里，并且往线结的方向紧绷成锐角。我们试了各种角度，包括把两条手臂绑在一起，以及展开呈十字架受难姿势。当然，马里诺的两脚脚掌稳稳踩在地上，没有一丝悬空。 “手臂往上伸直的时候，光体重就足以阻碍呼吸了。”我解释道，“你的呼吸会变得很困难，因为肋间肌肉受到挤压。持续姿势一段时间将会导致窒息，加上因折磨所受的惊吓、痛苦和恐惧，很可能会引起心律失常。” “流鼻血又是怎么回事？”马里诺伸出手腕让我观察麻线在皮肤上留下的锯齿状凹痕，它们所呈现的形状和死者身上的伤痕相似。 “颅内压力造成的。”我说，“在憋气的情况下，人很可能会流鼻血。没查出明显的伤口，这一可能性更大了。” “我想知道的是，对方是蓄意杀死他的吗？”特里问。 “人通常不会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加以折磨后再放走，让他去到处宣扬。”我说，“他的死亡原因和方式还有待确定，等毒物化验有了结果再说。”我转向马里诺说，“不过我建议你最好把这列为凶杀案，非常恶劣的凶杀案。” 接近中午时，我们开车前往詹姆斯城，途中讨论着这问题。马里诺开着他的卡车，我提议走第五号公路，往东顺河经过查尔斯城。大片自十八世纪存留至今的森林在道路两旁无尽地蔓延，一直延伸至舍伍德森林、韦斯托弗、柏克利、雪利和贝莱尔那些令人敬畏的砖造宅邸和房舍。放眼看去不见任何观光巴士、木材运输卡车或长跑者，一些乡间店铺也都关门了，因为今天是圣诞前一天。阳光洒向一望无际的古老森林，道路上树荫斑斑。漫画形象护林熊在森林防火标志牌上向人招手。就在这美丽的大地上，有两名男子遭到残杀。在到达詹姆斯堡汽车旅馆和露营地之前，我一直难以相信这地方会发生这种事。就在第五号公路旁的一块林地里混杂着许多油漆斑驳的锈蚀小木屋、拖车和汽车旅馆，让我想起调查局学院的演习场所霍根巷里那些廉价房舍，里面躲藏着已被执法人员锁定的可疑人物。 租赁办公室就在一间小木板屋里，周遭松树丛掉落的枯叶让它的屋顶和地面有如覆上了一层黄褐色破布，屋前的饮料和冰块贩卖机在杂乱的灌木丛中若隐若现。孩子们的破自行车躺在落叶中，老旧的跷跷板和秋千看起来十分危险。一只饱受频繁生育之苦的杂种母犬硬撑着老腿站起，在倾斜的门廊前瞧着我们。 “我以为斯坦菲尔德会在这里和我们会合。”我打开车门说。 “慢慢等吧。”马里诺下了卡车，眼珠滴溜溜转着。 一缕轻烟从屋顶冒出，被风吹得和地平线几乎平行。一扇窗子闪着俗艳的圣诞灯光。我感觉有眼睛在盯着我们。窗帘动了一下。我们在门廊上等待，我的手被狗又嗅又舔的时候屋子里的电视机突然没了声响。马里诺先是用拳头叩门，最后忍不住大叫：“有人吗？喂！”接着又使劲敲门，“我是警察！” “来了，来了。”—个不耐烦的女声传来。不久门缝里出现一张冷酷疲倦的面孔，门上的防盗链条没取下但拉紧了。 “你是基芬太太？”马里诺问。 “你是谁？”她反问。 “里士满警察局的马里诺队长。这位是斯卡佩塔医生。” “你带医生来做什么？”她皱着眉头，在阴暗的门缝里打量着我。这时她脚边起了阵骚动，一个孩子探出头来瞄我们，顽皮地笑着。“查克，回屋里去。”她把环着她脚踝的光溜小手臂和指甲污秽的小手抖开，“快去！”他终于松手，跑了进去。 “得请你带我们到发生火灾的那个房间去。”马里诺对她说，“詹姆斯城的斯坦菲尔德警探应该也会来，你看见他了吗？” “早上没有警察来过。”她把门合上，放下链条后重新打开。这回门大开，人走出了门廊，正套着一件红色方格外套，手里一串钥匙叮当作响。她回头对着屋内大喊：“乖乖待着！查克，别玩饼干面团！我马上回来。”她把门关上。“那孩子超爱饼干面团，”我们走下台阶时她说，“有时候我会买些袋装的半成品面团。有一次我逮到查克偷吃，他把它当香蕉一样剥了包装纸吃，那会儿已经吃掉了半个。我跟他说，你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吗？生蛋，知道吧。” 贝芙·基芬最多四十五岁，有着卡车休息站餐厅和夜间小餐馆的那种俗丽之美：染成亮黄色、卷得像法国贵宾犬的毛似的头发，深深的酒窝，成熟的已婚妇女体态。她身上那种防范、执拗的味道让我想起一些饱受磨难、经常身陷困境的人。我还感觉她十分险诈，或许会怀疑她所说的每个字吧。 “我不想招惹麻烦，”她对我们说，“这儿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尤其是这—次。”她边走边说，“整天从早到晚都有人跑来窥探拍照。” “都是些什么人？”马里诺问她。 “开车来的，停在车道上东张西望，有的还下车到处跑。昨晚我醒来，听见有车开过，凌晨两点的时候。” 马里诺点了根烟。我们跟着基芬太太穿过松树树荫，沿着一条堆着雪墩、杂草丛生的小径走着，经过许多如不耐风浪的船只般的旧露营车。一张野餐桌附近堆着许多私人物品，乍看一眼会误以为是露营者留下的垃圾。但紧接着我瞥见了令人意外的东西：一堆旧玩具和玩偶、一些平装书、床单、两个枕头、一条毯子和一辆双层婴儿车——全都又脏又湿，但不是被丢弃了，而是被主人粗率地放在户外。四散的塑料包装纸碎片，立刻让我想起在第一位死者灼伤的背部发现的东西。这些白、蓝、橙色的碎片被撕成细长条，仿佛是有将物品撕成碎片的神经质习惯的人所为。 “显然是匆忙离开的。”马里诺推测说。 基芬望着我。 “也许是想赖账，偷偷溜走了？”马里诺说。 “不是的，”她说着加快脚步朝着前方隐藏在树林里的廉价小旅馆前行，“他们一样交了钱。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帐篷里，但突然连夜离开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里面还留着些好东西，比如婴儿车，可是后来下了雪。” 一阵风把糖果纸般的碎片吹起来。我慢慢走过去，用脚推了一下枕头，把它翻转过来。我蹲下来细瞧，一股刺鼻的酸味冲了上来。黏在枕头底下的是头发——颜色浅淡，发质柔细不着色。我的心像被猛踢了一下的低音鼓般突然怦怦撞击起来。我摸着那些包装纸碎片。这种塑料纸柔软但坚韧，不容易被撕裂，除非顺着经过加热密合的接缝处撕。有些碎片相当大，轻易便可看出是发薪日牌花生焦糖巧克力的包装纸，甚至连好时公司的网址都看得清楚。我又在毯子上发现更多毛发，深色的短毛，阴部的毛发以及几根浅色长毛。 “‘发薪日’巧克力。”我对马里诺说。我打开手提袋问基芬：“知道这里有谁喜欢吃‘发薪日’巧克力吗，而且习惯把包装纸撕得粉碎？” “不是我家的。”好像我们刚刚指控了她或是爱吃糖的查克。 当尸体不在现场时，我通常不会带着我的铝质医事包，不过我的手提袋里随时备有一套紧急工具组件，一个装有手套、证物袋和棉花棒的大容量冷冻袋、一小瓶蒸馏水和残留弹药采样工具组件，等等。我打开一个残留弹药采样盒的盖子，它其实不过是一小截顶端带有黏性的干净塑料罢了。我用它从枕头上采集了三根毛发，毯子上是两根，然后装进一个小型透明塑料证物袋里。 “你不介意我问个问题吧？”基芬对我说，“你干吗这么做啊？” “我想我最好把这堆垃圾，这片营地上的所有东西全部打包送到化验室去。”马里诺突然降低音量，沉稳得像个扑克牌老手。他非常清楚应该如何应付基芬，尤其是现在，因为他也知道多毛症患者有着特殊的毛发：细柔、色浅、不成熟，有如婴儿毛发，只是婴儿毛发不可能像尚多内在犯罪现场留下的那样有六七英寸长。让-巴蒂斯特·尚多内很可能来过这个露营地。“你—个人管理这地方？”马里诺问基芬。 “可以这么说。” “住在帐篷里的那家人是什么时候走的？最近的天气似乎不太适合住帐篷。” “他们正好是在下雪前来的，上周四、周五吧。” “你知道他们匆匆离开的原因吗？”马里诺若无其事地继续探问。 “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什么都没听说。” “我们必须仔细查看一下他们留下的这些东西。” 基芬往掌心吹了口气取暖，然后胳膊抱着身体，转身背对强风。她回头望着她的屋子，你几乎可以透视到她脑子里的所思所想：这回命运又给她和家人带来了什么麻烦。马里诺示意我跟着他走。“在这里等着，”他对基芬说，“我们马上回来。只是去车上拿个东西。别乱碰，懂吧？” 她目送我们离去。我和马里诺低声交谈着。就在尚多内出现在我门口的几个小时前，马里诺带着紧急应变小组在外面搜寻他的踪迹，发现他就藏匿在里士满詹姆斯河沿岸一处正在翻修的宅邸中，离我所住的小区很近。我们推测白天他鲜少甚至干脆不出门，因而能够避人耳目安藏其中，靠里面现成的用品过活。在这之前，我们都没想过尚多内会有其他藏身之地。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把住在帐篷里的人吓跑，然后自己住了进去？”马里诺打开车门，探身到车后座。据我所知，他在那里放着一把推拉枪栓式霰弹枪。“告诉你，医生，我们进入詹姆斯河边那栋屋子后，第一眼瞧见的就是满屋子的垃圾食品包装纸。到处都是块状糖的包装纸。”他提起一个红色工具箱，然后关上车门，“好像不吃甜食会要了他的命似的。” “你记得是哪一类垃圾食品吗？”我清楚记得尚多内接受博格的访谈时喝了不少可乐。 “士力架。我记不得有没有发薪日牌巧克力，可是有不少糖果和花生。那种小包装的播种者牌花生。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包装纸全都撕得很碎。” “天哪，”我喃喃念着，忽然觉得冷彻骨髄，“我很怀疑他是血糖太低了。”我努力保持客观冷静，然而恐惧像一群蝙蝠闯入我心底。 “他跑到这里来做什么？”马里诺说。他远远看着基芬所在的方向，确认她没在那个已然成为犯罪现场的营地上翻动任何东西。“他又是怎么来的？也许他真的有辆车。” “他藏匿的那栋屋子附近有没有发现什么交通工具？”我问。基芬看着我们走近，正冷得直吐雾气，那穿着红色方格外套的身影显得很孤单。 “房子还在翻修，屋主并没有留车子在那里，”马里诺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他可能是偷了一辆，并且找了个隐秘的地点停车。我总觉得那家伙根本不会开车，毕竟他多数时间都窝在巴黎老家的地窖里啊。” “是啊，又是臆测。”我回了句，想起尚多内声称在巴黎骑过那种清理人行道的绿色摩托车。除了怀疑，我再也没有别的想法。我们回到野餐桌旁，马里诺放下工具箱，打开，取出皮革工作手套戴上，然后抖开几个五十加仑容量的大垃圾袋，要我把袋口撑开来拿着。我们装了满满三袋。接着他割开一个黑色塑料垃圾袋，把它盖在那辆婴儿车上并用胶带粘牢。他边动手边向基芬解释，可能是有人把这家人吓跑的，或者是哪个陌生人擅自占用了这块地，说不定只占了一晚。他问她上周六以前这里是否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例如有没有陌生车辆进出之类。他不厌其烦地追问，好像完全没想过她可能根本不会吐露真相。 可以确定的是，上周六以后尚多内绝不会在这地方出现，因为他已被关进病房。基芬对我们毫无帮助。她说她没发现任何异常现象，只是有天早上她出门找木柴，发现帐篷不见了，那家人的东西却都还在，或者至少部分还在。她原本没有一点把握，可是被马里诺催得越来越笃定：她是在上周五早上八点左右发现帐篷不见了的。尚多内谋杀黛安·布雷的时间是周四晚上。在那之后他是否冋到詹姆斯城藏匿起来了？我想象他走近一个住着一对夫妻和两个孩子的帐篷。他们一见他就吓得立马跳上车，连行李都来不及打包便火速逃离。这很好理解。 我们把垃圾袋提回卡车，堆在后车厢。基芬仍然等着我们，两手插在外套口袋里，脸颊冻得艳红。汽车旅馆就在松树林过去一点，一栋小巧方正的白色双层建筑，所有房门都漆成常青树的颜色。旅馆后方又是一片树林，再过去是一条宽广的詹姆斯河支流。 “目前旅馆里有多少客人？”马里诺问这个经营着可怖观光客陷阱的女人。 “现在吗？大概十三个，还得看有没有人退房。有些人直接把钥匙留在房间里就走了，我得等到进去打扫时才会发现。不好意思，我没带烟出来，”她对马里诺说，“介意我回家拿吗？” 马里诺把工具箱放在小径上，从烟盒里抖出一根来给她并点上。她叼着烟，上嘴唇像绉纸似的紧缩，深深吸了一口后从嘴角吐出烟雾。我的烟瘾又犯了，伤胳膊冻得难受。我不停想着帐篷里的那家人和他们的恐惧——倘若尚多内果真出现在这里，而且这一家人的确存在的话。假设在谋杀了布雷之后他确实来了这里，那么他的衣服到哪里去了？当时他必定全身血迹斑斑吧。难道他离开布雷的住处，鲜血淋漓地直接跑到这里来，吓跑了几个陌生人，却没人打电话报警或者向别人提起这件事？ “前天晚上发生火灾的时候，这儿有多少客人？”马里诺提起工具箱，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只知道有多少人登记入住，”她闪烁其词，“可是不确定谁在房里。总共有十一个人登记，包括他在内。” “包括那个在火灾中丧生的人？”轮到我发问了。 基芬瞥了我一眼。“没错。” “说说他办理登记的情形吧。”马里诺对她说。我们走了会儿，停下来环顾着四周，又继续走。“你看见他开车来了吗？就像刚才看见我们的车那样？客人应该都会把车直接开到你家门口吧。” 她猛摇头。“不是的，警察先生。我没看见他开了车来，只听见有人敲门就去开了。我要他到隔壁办公室去，我会到那里和他会合。相当好看的男人，穿着体面，跟我平时接待的客人很不一样，差异太大了。” “他登记名字了吗？”马里诺问她。 “他付了现金。” “所以只要客人付现金，就不需要填写任何信息。” “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但是不强迫。我有一本登记簿让客人填写信息，我开收据用的，可是他说他不需要收据。” “他有口音什么的吗？” “不像是这一带的人。” “能不能说得明白点，像是哪里来的？北方？国外？”我们在松树下短暂停留的同时，马里诺继续追问。 她左右张望，边思索边吸着烟。我们跟着她走过一条通向旅馆停车场的泥泞小径。“不是南方人，”她肯定地说，“但听口音也不像外国人。其实他话不多，不说废话。你知道，让我觉得他好像在赶时间而且有点不安，当然不会有心情聊天了。”这完全是在瞎编乱造，她的声音都变了。 “那些露营车里有人吗？”马里诺接着问。 “那是我用来出租的车子。这种时候不会有人开自己的露营车来这里，现在是淡季。” “目前有人租车吗？” “没有，没一个人·” 汽车旅馆门前有一把布套已经破损的椅子，旁边是可乐贩卖机和付费电话。停车场里有几辆车子，旧的国产车。一辆福特格兰达、一辆查拉基吉普车，还有一辆火鸟。没有任何可以显示车主身份的迹象。 “每年这时候来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客人？”我问。 “不一定。”基芬回答。这时我们正穿过停车场往旅馆南边走。 我扫视着潮湿的柏油地面。 “都是些不好相处的人，这时节这种人很多。跟家人起了冲突，于是离家出走，或者被踢了出来，需要找个地方落脚。也有人大老远开车来拜访朋友，临时找个旅馆过夜。或者在河水高涨的时候，就像几个月前那次，有些人会过来，因为我允许他们带宠物。还有一些观光客。” “来参观威廉斯堡和詹姆斯城的？”我问。 “大部分是来参观詹姆斯城的。自从他们开始在那里挖掘坟墓，忽然增加了不少人。人实在是很可笑。” 第二十二章 十四号房间就在一楼的尽头，门上贴着黄色封锁带。位置相当偏僻，在浓密树林的边缘，树林那头便是第五号公路。 我特别留心的是房间前面的柏油地面，也就是消防人员运送尸体的必经之地，看看是否有任何草木或瓦砾。我发现了许多泥土、枯叶和烟蒂。我在想，死者背部沾着的那些糖果包装纸碎片究竟是在房间时就有，还是来自外面的停车场。如果是前者，那么可能是沾在凶手身上带进去的，这就意味着凶手在下手之前或许经过或靠近过那片营地，除非那些纸片早已在房内，或者是基芬在上一名房客退房之后进去清理时带进去的。不能只以证物的发现地点妄下判断，必须追溯它的原始来源。例如尸体上所黏附的纤维，可能是凶手从地毯上拖尸体时沾上的，也可能是有人留在汽车坐椅上，而后被另一个人沾上带进了屋内。 “他有没有指定要哪个房间？”我问基芬。她正摆弄着钥匙串。 “他说要僻静一点的。十四号房的左、右及楼上都是空房，所以我就选了这间。你的手臂怎么了？” “在雪地上滑了一跤。” “噢，真糟糕。这石膏得打很久吗？” “不会太久。” “你有没有感觉他带了同伴一起住？”马里诺问她。 “我没看见有别人。”她对马里诺惜字如金，待我则比较友善。我感觉她不断扫视我的脸，心下暗暗焦急起来，或许她在报纸或电视上看过我的照片。“你说你是什么医生来着？”她忽然问。 “我是法医。” “噢，”她恍然大悟，“就像法医神探昆西，我以前很喜欢那个电视剧。你记不记得有一集里他单凭一根骨头就破案了？”她把钥匙插入门锁打开房门，一股火场特有的焦臭气味冲鼻而来。“再没有比那更神奇的了。肤色，性别，身高，谋生方式，甚至能准确说出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全靠一根骨头。”房门敞开，一个有如煤矿坑洞般乌黑肮脏的犯罪现场出现在眼前。“这肯定得花我一大笔钱。”她说。我们绕过她走进房间。“保险理赔不包括这个，一向都这样。可恶的保险公司。” “我得请你在外面等一等。”马里诺对基芬说。 房间里唯一的光线是从门口投射进来的阳光，双人床的轮廓依稀可辨。房间中央的火窟里是烧得只剩下弹簧的床垫。马里诺打开手电筒，一长条光柱到处游移，首先照亮位于我所站立的门口右侧的衣橱，里面的木横杆上挂着两个弯扭的铁丝衣架。门的左侧是浴室。床铺对面的那面墙边靠着梳妆台，梳妆台上放着东西。是一本打开的书。马里诺走过去用手电筒照射。“基甸版《圣经》。”他说。 手电筒的光线移向房间另一头，靠着窗口和后门摆着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马里诺拉开窗帘，苍白的阳光渗进来。我发现火灾造成的唯一损失就是那张床烧坏了。显然闷烧了很久，冒出大量浓烟，让房间里所有物品都蒙上了一层烟灰。这对法医鉴定来说是极有利的。“这整个房间都被烟熏过了。”我惊喜地叫出声。 “嗯？”马里诺继续照射各个角落的同时，我翻找着手机。斯坦菲尔德显然并未在屋内寻找潜在指纹。这也难怪，因为大多数警探都以为浓重的烟灰会破坏指纹。而事实正好相反，热气和烟灰能够保存潜在指纹。化验室有一种叫做“烟熏”的老方法，专门用来采集一些无孔隙材质表面（例如光滑的金属）的指纹，而传统的粉末法多会造成特氟龙效果。潜在指纹会印在物体表面，是因为指纹或手掌的突起纹路里残留有油脂。印在门拉手、酒杯或窗玻璃等物体表面的就是这些油脂。热气会软化这些油脂残留物，烟和灰则会黏附其上。冷却过程中油脂残留物会固定成形，至于烟灰，只要像处理粉末一样轻轻刷掉就可以。在强力胶烟熏法和多波段光源等新方法出现以前，我们并不难见到用燃烧松木片、樟脑和镁来采集指纹的做法。在房间内这层铜绿色的烟灰底下很可能就隐藏着为数可观的潜在指纹，而且已经定形了。 我打了指纹鉴定室的尼尔斯·范德家里的电话，向他描述这情形。他说他会在两小时内赶来和我们碰头。马里诺被另一样东西吸引住了。他用手电筒照着床铺上方的某个点，凝神观察着。“天哪，”他喃喃念着，“医生，你过来一下好吗？”他照亮的是紧拧在干燥天花板上的两个相距大约三英尺的污秽吊环螺栓。“喂！”他朝门外的基芬大喊。 她探头进来，看着手电筒照亮的地方。 “你知道天花板上这两个螺栓怎么来的吗？”他问她。 她表情怪异，声音猛地拉高，我怀疑这是她想回避问题时惯有的反应。“从来没见过。怎么会有那东西呢？” “你上回进这房间是什么时候？”马里诺问她。 “他入住前几天吧。上个房客，也就是在他之前的那个房客退房后，我进来清理过。” “那时候没看见这些螺栓？” “就算有我也没注意到。” “基芬太太，你就待在外面，我们有问题时还得劳烦你。” 我和马里诺戴上手套。他笨拙地扭动着手指，把橡胶拉得嗞嗞响。后门旁的窗户外是一个满是脏水的游泳池。床对面墙角的架子上有一台小型真利时电视机，上面贴着张纸条，提醒房客离开时关电视。房间里的情形同斯坦菲尔德所描述的大致一样，但是他没提到梳妆台上有本翻开的基甸版《圣经》，床铺右侧的墙角有个插座，旁边的地毯上躺着两根拔掉的电线，一根连着床头柜上的台灯，另一根则连着一台时钟收音机。收音机非常旧，不是数字报时的，指针就停在断电的时刻，下午三点十二分。马里诺再度要基芬进房。“你说他是几点入住的？”他问。 “噢，三点左右吧。”她就站在门口，茫然地望着时钟，“看来他是一进来就把时钟和台灯的插头拔掉了，对吧？真是奇怪，除非他带了什么需要插座的东西来。有些人习惯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 “你留意到他带电脑了吗？”马里诺远远地对着她问。 “我没注意到别的，只看见他拿着类似车钥匙的东西，还有皮夹。” “你没提过皮夹。你看见他带了皮夹？” “他掏出皮夹付钱给我。我记得是黑色的，看起来很昂贵，就像他的穿着一样，也许是鳄鱼皮什么的。”她加油添醋地说。 “他付给你多少钱，用的什么面额？” “一张一百美元和四张二十美元的纸钞。他说不用找零了，原本应该是一百六十美元七十美分。” “是啊，一六〇七优惠。”马里诺语气平淡。他不喜欢基芬，当然也不相信她说的话，只是他深藏不露，像玩纸牌似的玩她。要不是早已摸透了他，连我都会被瞒过去。 “你这里有活梯吗？”马里诺接着说。 她犹豫了一下。“好像有。”她说着离开了，房门仍然大敞着。 马里诺蹲下来仔细看着电源插座和那两根电线。“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在这里插热气枪？”他推测着说。 “有可能，如果他们真的使用了热气枪的话。”我提醒他。 “我曾经用热气枪清理车子的排气管，清除门前台阶上的积雪。好用得很。”他用手电筒探照着床底，“可是从没见过哪个案子里有人拿这当凶器。天哪，他的嘴一定是被堵得相当紧，才没叫出声。他们干吗拔掉两个插头？时钟和台灯的都拔掉了。” “也许是怕触动了断路器？” “是啊，在这种地方，有这可能。热气枪的功率和吹风机差不多，所需电压大约是一百二十或一百二十五伏。在这种鬼地方用吹风机，可能会导致供电不足。” 我走到梳妆台前看着那本《圣经》，发现翻开的书页是《传道书》的第六和第七章，页面上布满烟灰，《圣经》底下的梳妆台面则是干净的，也就是说，火灾发生时书就摆成这样了。问题在于，这是否是受害者入住前的状态，它是否为这房间中的物品。我浏览着书页上的文字，目光停留在第七章的第一句诗文：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我念给马里诺听，告诉他这部分谈的是虚荣。 “还挺吻合这桩怪案的，对吧？”他说。这时外面响起一阵金属碰撞声，基芬回来了，也带进了一股寒风。马里诺接过布满油漆污点的歪斜铝制活梯，打开脚架。他爬了上去，拿手电筒照着那两个吊环螺栓。“可恶，我该换眼镜了，什么都看不见。”他对着正替他稳住活梯的我说。 “要我上去瞧瞧吗？”我提议。 “请便。”他下了活梯。 我从手提袋里拿出一面小放大镜，爬了上去，接过他递上来的手电筒，开始检查。没发现纤维，就算有恐怕也无法就地采集。现场的物件上可能存在多种证物，想要完全获取有相当难度。比如这两个螺栓上就可能有三种证物：指纹、纤维和工具痕迹。倘若把上面的烟灰刷掉采集指纹，可能会丢失曾经穿在吊环螺栓上的绳索的纤维样本。而取下螺栓也不可行，倘若我们使用的工具刚好和凶手的相同，新旧工具的痕迹便会混淆而难以鉴定。最大的风险则是可能会无意间破坏上面的指纹。事实上，房里的各种条件和照明都非常糟糕，根本不适合进行任何检验工作。我忽然有了个主意。“请你给我几个小袋子，”我对马里诺说，“还有胶带。” 他递给我两个小型透明塑料袋。我用它们分别包住两个吊环螺栓，谨慎地用胶带封住袋口，并避免碰触螺栓和天花板。我下了活梯。马里诺打开他的工具箱。“实在不想这样对你，”他对基芬说，她正在门口徘徊，双手紧插在口袋里取暖，“不过我必须把这块天花板敲下来。” “都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区别。”她让步了，还是无所谓？“随你便。”她加了句。 我一直不懂这场火灾为何只是闷烧而已。我问基芬用的是哪种床单和床罩。 “绿色，”对此她就很有把握了，“床罩是深绿色，有点像房门油漆的顔色。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烧起来的。床单是白色的。” “你知道是什么布料吗？”我问。 “我知道床罩是人造纤维。” 人造纤维非常易燃，我每次乘飞机总是尽量避免穿这种料子的衣服。万一飞机迫降起火，可就倒霉了，和往自己身上倒汽油没两样。倘若起火时床上铺的是人造纤维床罩，那么整个房间势必陷入火海，而且速度惊人。“这床垫是哪儿来的？”我问她。 她迟疑着不想说。“这个嘛，”她终于开口，据我判断应该是实话，“新的床垫太贵，我买的是二手的。” “哪里买的？” “里士满的监狱，几年前关闭的那座。”她说。 “在春日街？” “没错。我绝不会买自己不敢用的东西，”她强调自己选择优质卧具的原则，“我只买那里最好的。” 这解释了为何火只是闷烧，医院和监狱的卧具都经过严格的防火处理。如此看来，纵火的人并不熟悉这里，因此不知道这一点。当然，也可以推测他并没有在这里久待，因而没发现火自己灭了。“基芬太太，”我说，“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放着《圣经》吗？” “唯一不会被偷走的东西。”她回避我的问题，语气再度充满怀疑。 “你知道为什么这本《圣经》会被翻到《传道书》的篇章吗？” “不是我打开的。我只是把它放到梳妆台上，并没翻开。”她犹豫一下，忽然说道，“他一定是被谋杀的，否则不会惊动这么多人。” “还得深入调查才知道。”马里诺手握一把小型弓形锯，边说边爬上活梯。这种锯在这类犯罪现场极有用，因为它的锯齿刚硬而不尖锐，适合用来在现场切割各种材料，例如墙壁饰条、踢脚板、水管或者现在的天花板。 “生意不好做，”基芬太太说，“我得靠自己，因为我丈夫一天到晚在外面跑。” “你丈夫是做什么的？”我问。 “在奥佛兰运输公司当卡车司机。” 马里诺准备把螺栓所在位置附近的干砌木板敲下来。 “难怪很少回家。”我说。 她的嘴唇微微颤抖起来，眼里闪着苦痛的泪光。“我不需要命案，天哪，我会被害惨的。” “医生，你能替我拿着手电筒吗？”马里诺没理会她即兴的悲情演出。 “只要是命案，总会伤及很多人。”我拿手电筒照射着天花板，好的那只手臂扶着梯子，“这是非常悲哀又无奈的事实，基芬太太。” 马里诺开始锯天花板，木屑飘落下来。 “我这里从来没死过人，”她越发哀戚，“太不幸了。” “嘿，”马里诺在电锯的噪音中拉高嗓门挖苦她，“说不定媒体的宣传反倒会给你带来更多生意。” 她白了他一眼。“那种人不来也罢。” 根据斯坦菲尔德给我看过的那些照片，我辨认出尸体靠着的那个墙角，对于地板上堆放衣服的位置也有了概念。我想象赤裸着身体的受害者待在床上，被人用穿过天花板吊环螺栓的绳索捆绑着双臂高高吊起。他不一定整个人被吊起来，也许只是跪着或坐着。可是这种十字架受难姿势，加之嘴巴被堵，让他的呼吸受到了阻碍。他拼命喘气，心脏因惊惶而狂跳不止，因为眼前有个人正拿着把热气枪，插上电源扳动开关，把呼呼热气对准他。我从来不曾把凌虐的行为和人的欲望联系在一起。我知道它完全是操控、滥用权力的极致表现，但无法理解这种行为如何能带来满足感、成就感，无法理解如何能借着带给他人痛苦而获得性快感。 我的中枢神经噼里啪啦作响，脉搏砰砰猛跳，衣服底下渗出汗来，尽管房里冷得呵气成冰。“基芬太太，”趁着马里诺锯天花板的工夫，我问她，“你们有五天住房折扣？每年都有？”看她一脸困惑，我没往下说。她无法窺见我的心思，看不到我所看到的。她无从想象我站在这廉价旅馆房间里，面对着那张监狱里的二手床垫，在心里重建的骇人犯罪场景。“他为什么选在圣诞节在这里投宿五天？”我急切地想知道原因，“他有没有说什么话，能让你有把握地猜到他为何来这里、来做什么或者从哪里来？除了他不像本地人这点以外？” “我没问。”她看着马里诺工作，“也许我应该问的。有些人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不管别人想不想听。有些人根本不希望你多管闲事。” “他给你什么感觉？”我继续追问。 “我只知道土豆先生不喜欢他。” “土豆先生又是什么鬼东西？”马里诺俯身把一片木板递给我，它被用螺栓锁在一段四英寸宽的天花板托梁上。 “我家的狗。你们刚到的时候也许看见它了。我知道一只母狗取这名字很怪，尤其它还生过那么多小狗。是查克取的名字。那个人上门来的时候土豆先生叫得很凶，死也不肯靠近他，背上的毛都竖起来了。” “会不会有其他人躲在附近，才惹得它大叫呢？”我说。 “也许吧。” 第二片天花板被卸下。马里诺摇晃着下了活梯，他从工具箱里找出一卷冷冻纸和密封胶带，将那两块天花板包起来。这时我走向浴室，一路拿着手电筒四处照射。里面是一片单调的白色。盥洗台上有几处泛黄的焚烧斑点，可能是房客刮胡子、化妆或整理头发时顺手把烟搁在上面造成的。我发现有一点斯坦菲尔德也没提到。马桶里有一根洁牙线，挂在马桶边缘，被坐势压着。我用戴着手套的手把它拉起。这根牙线大约有一英尺长，部分被水浸湿，中段呈淡红色，像是有人用它剔牙时牙龈出了血。由于它是湿的，我没用证物塑料袋装起来，而是放在一张冷冻纸上，折叠起来装进重要证物袋里。我们也许能采到DNA，问题是，谁的DNA？ —点半，我和马里诺回到卡车里。土豆先生趁基芬太太打开大门准备进屋的瞬间忽然冲了出来，紧追着车子狂吠不止。我从车窗看见基芬太太对它大吼：“马上给我回来！”她愤怒地拍着手，“回来！” “哪个浑蛋折磨别人时还抽空剔牙？”马里诺说，“到底在搞什么鬼？我看，说不定去年圣诞节这根牙线就挂在马桶里了。” 土豆先生跑到了车门边。卡车在通往树林那端的第五号公路的泥泞小径上颠簸着。 “给我回来！”基芬走下门前台阶，两手拍得啪啪响。 “死狗。”马里诺骂了句。 “停车！”我担心车子撞上这可怜的小东西。 马里诺一个急刹车，卡车猛地停下。土豆先生又跳又叫，它的头在我这侧的车窗外晃动。“怎么回事？”我不懂。几小时前我们刚到的时候，这只狗还对我们不理不睬的。 “回来！”基芬追了上来。她背后有个孩子站在门口，不是我们之前见的那个小男孩，而是一个和基芬一般高的孩子。 我下了车，土豆先生开始猛烈地摇尾巴，脑袋蹭着我的手。这只不幸的母狗浑身脏臭极了。我拉住它的颈圈，将它往家门拖，它不肯离开卡车。“乖，”我对它说，“我们回家去，不然你会被车撞伤的。” 基芬大步走来，气冲冲的。她重重扇了下土豆先生的脑袋，它像受伤的羔羊那样呜呜惨叫起来，尾巴畏缩地夹紧。“现在你会听话了吧？”基芬朝狗猛挥手，“进屋去！” 土豆先生躲在我身后探头探脑。 “去！” 它却在我身后的泥地上坐下，不停颤抖的身体紧贴着我的腿。刚才站在门口的孩子不见了，查克却到了门廊上，穿着过大的牛仔裤和运动衫。“过来，土豆。”他边叫边啪嗒弹着手指，神情中的害怕和那狗儿没两样。 “查克！告诉你多少次了，给我待在屋里！”查克的母亲吼叫着说。 悲惨。如果离开，狗或者孩子一定会挨打。贝芙·基芬是个暴躁、消沉的女人，艰辛的生活使她内心充满无力感，涌动着对生命不公的感伤与激愤。也可能她本性凶恶，因而可怜的土豆先生追着卡车跑，要我们带它一起走，要我们救它。我一阵胡思乱想。“基芬太太，”我的语气充满威严，在偶尔想唬住对方时我就这么做，“别碰土豆先生，除非你愿意好好对它。对那些喜欢虐待动物的人，我总用这一套法宝对付他们。” 她脸色一沉，压抑着怒火。我定定地盯着她的瞳孔。 “虐待动物是违法行为，基芬太太，”我说，“再说当着孩子们的面毒打土豆先生也不是好的教育。”我暗示我看见了她的另一个孩子，虽说她还没机会向我们介绍。 她后退几步，转身走回屋子。土豆先生仍然坐着，仰头望着我。“回家吧。”我对它说，心中不忍，“去啊，宝贝，你总得回家的。” 查克走下台阶，向我们跑过来。他一把拉住狗的颈圈，蹲下来在它耳朵间一阵揉抓，说道：“乖，别惹妈妈生气，土豆先生。拜托。”他又抬头看着我，“它这样子都是因为你带走了它的娃娃车。” 我心头暗暗一震，为方便和查克交流便蹲了下来，抚摸着土豆先生，尽量忽略它的体味再度触动起的关于尚多内的记忆。我一阵反胃，酸液涌上喉咙。“娃娃车是它的？”我问查克。 “它怀着宝宝的时候，我用娃娃车带它们去兜风。”查克说。 “那它为什么会放在野餐桌那边呢，查克？”我问，“我以为是露营的人留下来的呢。” 他摇摇头，拍抚着土豆先生。“不是那样的，娃娃车是土豆先生的，对不对，土豆先生？我要回去了。”他说着起身，回头瞄一眼敞开的家门。 “这样好了，”我也站了起来，“土豆先生的娃娃车其实我们只是要检查一下，我答应你，等事情办完一定把它送回来。” “好。”他拖着那只狗，半跑半拉的。我目送他们进了屋关上门，然后就站在泥泞小径上的矮松树荫中，两手插着口袋一直看着，因为我知道贝芙·基芬太太无疑正在监视着我。街头混混称这为“露脸”，是为了让对手知道你的存在。此地的工作尚未结束，我会回来的。 第二十三章 我们沿着第五号公路朝东行驶。我很担心会来不及。就算露西驾着直升机来接我，我也不可能在两点钟抵达安娜家。我掏出皮夹，找出博格上回写给我的电话号码。她不在旅馆里，我留了言，要她晚上六点来接我，然后把手机放回手提袋。一旁的马里诺闷不吭声，只是直视着前方，驾驶卡车隆隆碾过弯曲狭窄的道路。他正在思考刚得知的关于婴儿车的事，很显然，贝芙·基芬太太没对我们说实话。 “哇，真是诡异透了，”他终于摇摇头开口说，“真叫人发毛。我们在那里时好像被很多只眼睛监视着，那地方像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她知情，”我说，“她一定知道，这显而易见，马里诺。她告诉我们那辆婴儿车是匆匆离开营地的那家人留下的。她不假思索就编造了这谎言，企图误导我们，为什么呢？” “无论帐蓬里住的是谁，那家人都是捏造出来的。如果这些毛发样本被证实是尚多内的，那么我就不得不怀疑，是她让他待在那里的。所以她才会一味地蒙混闪烁。” 尚多内跑到这家汽车旅馆要求住宿，这画面我难以想象。狼人——借用他对自己的称呼——绝不会冒这种风险。据我们了解，他的作案模式是：除非预谋向对方索命，否则绝不会登门入室。据我们了解，据我们了解，我不断提醒自己，事实上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并不比两周前多。“我们必须重新来过，”我对马里诺说，“我们毫无依据地对一个人展开调查，结果呢？我们对他的了解有误，所有评估也都只是想当然，我们遗漏了太多要紧的信息。就算他被关起来，也还是自由的。” 马里诺掏出烟。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继续说，“我们凭借所谓的科学证据，自以为是地论断他是什么样的人，但实际上那只是假设罢了。一个漫画人物。他不是狼人，是人，而且再怎么邪恶都是多面性的，这也是我们目前要去挖掘的。那盘录像带表达得已经够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这么迟钝呢？我希望范德别单独到那间汽车旅馆去。” “说的也是，”马里诺伸手拿电话，“我去旅馆陪他，你开我的车回里士满。” “刚才有人站在门口，”我说，“你看见没有？大个子。” “啊，”他说，“我没看见。只看见那个孩子，什么名字来着？查克，还有那条狗。” “我看见屋里有其他人。”我很肯定。 “我会查清楚。你有范德的电话号码吗？” 我把号码给他，他打了过去。范德已经出门，他的妻子给了马里诺一个手机号码。我望着窗外，大片住宅区里有一些远离道路的殖民时期风格的木屋，美好的圣诞灯光在树丛间闪烁。 “是啊，那里的气氛有点怪，”马里诺告诉手机那头的范德，“所以我得去当你的保镖。”他结束通话。我们沉默了好一阵，昨晚的种种在我们之间隐隐蠢动。 “你知道多久了？”我一点都不相信昨晚在送他出门的一路上被告知的那些，忍不住再一次问他，“赖特究竟是什么时候告诉你他正在筹组大陪审团的事？理由又是什么？” “那时候你都还没验完她的尸体呢，”马里诺点了根烟，“应该说她还躺在你的工作台上。赖特打电话给我，说不希望由你负责这次验尸。我跟他说，‘你要我怎么做？走进停尸间，命令她丢开解剖刀把手举起来？’蠢蛋一个。”马里诺口吐烟雾，而我心中的惊愕渐渐转成恐惧。“也因此他没事先征求你的同意，就跑到你家去到处刺探。”马里诺又说。 至少刺探这部分我早就察觉了。 “他想看看警方有没有什么发现。”他停下，弹了下烟灰，“例如尖头锤，尤其是沾有布雷血迹的那把。” “尚多内用来攻击我的那把很可能就沾有她的血迹。”我镇定地回答，尽管内心焦虑渐增。 “问题是，那把带有她血迹的尖头锤是在你屋子里找到的。”马里诺提醒我这事实。 “当然了。那是他带来准备攻击我的啊。” “是啊，那上面的确留有她的血迹，”马里诺又说，“他们已经做了DNA化验。从没见过化验室行动这么迅速，你也该猜到了原因何在。这次州长亲自监督所有工作，唯恐他的首席法医真的是个杀人狂。”他吸着烟，转头看我，“还有，医生，不知道博格向你提了没有。你说你在五金店买的那把尖头锤，他们并没找到。” “什么？”我先是难以置信，接着气愤起来。 “他们在你屋里就只找到沾有布雷血迹的那把，只有一把。在你屋里找到的，上面沾了布雷的血迹。”他带着些许不情愿强调道。 “你也知道我为什么会买那把锤子，”我争辩道，好像这能有什么用似的，“我想看这种工具所形成的痕迹和她身上的伤痕是否一致。如果警方没搜查出来，那就是找漏了，再不然就是那锤子被人拿走了。” “你记得最后一次看见这把锤子是什么时候吗？” “我拿它在厨房里敲鸡肉做实验，看它造成的伤痕是什么形态，看它的线圈握柄沾了东西印在纸上会是什么效果。” “是啊，我们在垃圾桶里发现了捶扁的鸡肉，还有一个枕头套，上面沾有烤肉酱，看起来像是你说的线圈印出来的痕迹。”他并不觉得这种实验怪异，因为他知道我想厘清案情的时候总会有些不寻常的举动。“可是没有尖头锤，沾或没沾烤肉酱的都没有，我们没找到，”马里诺继续说，“我怀疑是被塔利那浑蛋摸走了，也许你该请露西和蒂恩动员她们的秘密情报组织去调查他一下，看会有什么发现，怎样？就当是‘终极辖区’的头粧重大案件吧。我真的很想找谁查查他的信用信息，看他究竟哪儿来的那么多钱。” 我不断看表确认时间。麦切·巴博萨的住所距离詹姆斯堡汽车旅馆只有十分钟车程，这里坐落着许多新盖的灰褐色寓所，看不见绿树，光秃秃的泥地中零星散布着枯草和残雪。我们驶进停车场，发现有几辆便衣警车——三辆福特维多利亚皇冠和一辆雪佛兰鲁米娜并排停在那里。我和马里诺同时注意到其中两辆挂的是华盛顿特区的车牌。 “该死，调查局的人，好小子。”我们停了车，他说，“这下可好了。” 我和马里诺沿着红砖人行道走向巴博萨和他所谓的女友同居的那栋住宅。这时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楼上的窗玻璃上靠着一根钓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突兀，也许是因为现在并非钓鱼季，就跟不是露营季道理一样。我忽然想起来不及打包便仓皇逃离露营地的那家人，他们的存在如果不是捏造的，那真是十分神秘。我还想到贝芙·基芬的谎言，感觉自己犹如一头撞进危险的太空，其中无数力量以惊人的速度飞蹿，我却看不见也无从理解。 斯坦菲尔德警探前来应门，慌乱地打了个招呼，目光游离。他和马里诺之间的紧张气氛有如一道墙。“抱歉我没能赶去汽车旅馆。”他简短地说，退到一边让我们进了屋，“临时有事，稍后你们就会看见了。”他穿着灯芯绒长裤和厚羊毛衣，一直在回避我的目光。不知道是因为他已得知他将案情泄漏给他姐夫这事让我颇有微词，还是有别的原因。我又忽然想到，也许他知道我正涉嫌谋杀而被调查。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这时候担忧于事无补。“大家都在楼上。”他说，于是我们跟着他上楼。 “有些什么人？”马里诺问。 步子踩在地毯上，悄无声息。斯坦菲尔德直往上走，头也不回地说：“烟酒枪械管制局和调查局的人。” 楼梯左侧的墙上挂着许多裱框照片。我稍作浏览，认出了麦切·巴博萨：他咧嘴微笑着和一群微醺的男人待在酒吧里，他从一辆运输卡车的驾驶座窗口探出头来。有一张照片上他在热带海滩作日光浴，也许是夏威夷吧，他高举着饮料敬拍照的人。还有几张是和一个漂亮女人的合影，我想应该就是和他同居的女友。楼梯中间有个平台，那根钓竿就靠在这里的窗边。 我停下来，没去碰触，只是仔细观察着这根莎士比亚玻璃纤维竿搭上日本禧玛诺牌卷轴的钓竿，浑身起了阵微妙的颤动。钓鱼线连着钩子和铅锤，钓竿握把旁的地毯上有一个蓝色塑料小钓具盒。不远处搁着两个空的滚石牌啤酒瓶、一盒未拆封的提巴里洛雪茄以及一些零钱，像是被拿进屋子后随手一放。马里诺转身看我，我赶紧跟上去。我们走进一间光线明亮、家具时笔的客厅，里面铺着印度地毯，装饰迷人。 “你上次去钓鱼是在什么时候？”我问马里诺。 “没在淡水区，”他回答，“这种天气附近不适合钓鱼。” “我也这么想。”我说，同时隐约意识到站在客厅窗户前的那三个人中有一个是熟人。我的心狂跳起来，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转过来。刹那间我和杰伊·塔利四目相对。他脸上没有笑容，眼神像箭一般锐利。马里诺从鼻孔哼了一声，好像野生小动物的微弱呻吟，以此告知我目前他最不愿看见的人就是杰伊。另一个穿套装打领带的似乎是个西班牙裔年轻人，他放下咖啡杯时上衣突然敞开，露出插着把大口径手枪的枪肩套。 第三个是位女性。她丝毫没有情人刚被谋杀时的那种茫然绝望的神情。她是很难过，但情绪极其内敛，唯有眼神和紧绷的下巴透露出愤怒。我在露西、马里诺以及其他人身上见过这种表情，见过他们在心爱的人道受磨难时表现的那股强烈的不平。警察也是，他们之间尤其有讲义气和以牙还牙的心态。于是我想到麦切·巴博萨的女友或许是个执法人员，也许是卧底。几分钟之内，剧情又有了大转折。 “这位是邦克·普鲁特，调查局的，”斯坦菲尔德介绍道，“这位是杰伊·塔利，管制局的。”杰伊和我握手，仿佛我们从未谋面。“还有吉莉森·麦金太尔。”她握手的力道轻而坚定。“麦金太尔小姐也是管制局的。” 我们各自找了椅子坐下，排成便于面对面谈话的阵势，气氛无比凝重、紧张。这场景我已遭遇过太多次——警察弟兄被杀。斯坦菲尔德已经布置好舞台，便溜到后台去再不做声。场面由邦克·普鲁特接手，典型的调查局作风。“斯卡佩塔医生，马里诺队长，”普鲁特开始发言，“我就明说了吧。这事相当机密，老实说，我很不想讲出来，但你们有必要了解真实情况。”他下巴一紧，“麦切·巴博萨是——生前是调查局卧底人员，原本正在这个地区进行一项重大调查工作。现在当然不得不终止，或至少暂停。” “调查毒品和枪械走私。”杰伊看着我和马里诺说。 第二十四章 “和国际刑警有关吗？”我不懂杰伊·塔利为何在这里。两周前他还在法国执行任务。 “你应该知道，”也许是我的想象，他似乎语带讥讽，“前不久你还要求国际刑警协助调查那起无名尸案件，遇害者被发现死在公路旁那家汽车旅馆里的？关于他的身份已经查出了眉目。因此没错，这案子的确和国际刑警有关，所以我们才会来。” “我倒是没听说国际刑警方面已经有了回应。”马里诺很不客气，“你的意思是，那名汽车旅馆死者可能是国际逃犯？” “没错，”杰伊回答，“罗索·马托斯，二十八岁，南美哥伦比亚人，生前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洛杉矶。掉号老猫，因为他在任何地方出没杀人都悄无声息，这正是他的专长。他是一名杀手，替人解决心腹之患，出了名地喜欢昂贵衣服、车子——和年轻男人。我想我应该说生前喜欢。”杰伊停了会儿，没人搭腔，都只是望着他。“我们无从得知的是，他为何会来弗吉尼亚州。”杰伊补充说。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马里诺问吉莉森·麦金太尔。 “四个月前有个家伙在距离这里几英里的第五号公路上超速开车，被一名詹姆斯城警察拦住。”她瞄了下斯坦菲尔德，“开罚单的时候警察发现他是个在逃重刑犯，又注意到车后座有条毯子，底下露出一截枪管，是一把MAK-90，序号已经磨掉。我们在罗克维尔的实验室成功还原了这组编号，并且追踪出一艘货轮。各位知道，MAK-90是一款仿AK47冲锋枪而制造的大众枪型，黑市行情是每支一千到两千美元。这些假正当货物之名、定期走私到里士满、诺福克等内陆港口的MAK冲锋枪深受帮派分子的喜爱。走私枪支连同海洛因装在板条箱里，外面标的是‘电子器材’、‘东方地毯’等五花八门的名称。” 麦金太尔继续有条不紊地叙述着走私集团利用本地港口以及詹姆斯城一家运输公司进行的走私活动，语气中偶露紧张。巴博萨正是在这家运输公司以卡车司机身份执行秘密任务，她则乔装成他的女友。他设法让她担任办公室职员，因为这家公司做假账掩盖违法图利之事，包括从弗吉尼亚州走私香烟到纽约等东北部城市。至于枪械，部分通过当地一个枪贩子转卖，大部分借枪械展览会进行幕后交易，而我们也知道弗吉尼亚州多的是枪械展览会，麦金太尔说。 “这家运输公司叫什么名字？”马里诺问。 “奥佛兰。” 马里诺对我使了个眼色。他用手指耙了下稀疏的头发。“天哪，”他对大家说，“贝芙·基芬的丈夫也是这家公司的司机，天哪。” “他指的是詹姆斯堡汽车旅馆的老板娘。”斯坦菲尔德向众人解释。 “奥佛兰规模很大，不见得每个人都涉入不法活动，”普鲁特保持客观地说，“所以事情才会这么棘手。公司本身和大部分员工都是守法的。我们很可能花一整天查他们的卡车却没有任何收获，但是某天突然发现他们的一个集装箱里面纸制品、电视机等全被掉包成了冲锋枪和毒品。” “麦切露了马脚？”马里诺问普鲁特，“于是那帮浑蛋就把他除掉了？”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连马托斯也死了？”说话的是杰伊，“还比他早一步死，对吧？”他看着我说，“他陈尸的地方未免有些奇怪，公路边的汽车旅馆。第二天麦切的尸体也在里士满被发现。况且马托斯是个重量级杀手，我想不通他怎么会对这地方感兴趣。就算要暗杀麦切，也用不着派马托斯来。他的猎物大多是大型犯罪集团的头头，他们有私人武装保镖重重保护，非常难以接近。” “马托斯是替谁干的？”马里诺问，“这点清楚吗？” “谁付钱谁就是老板。”普鲁特回答。 “他行踪不定，”杰伊说，“南美洲、欧洲，以及美国。他一向独来独往，不跟任何犯罪势力或集团有牵扯。谁想把仇敌干掉，就去找马托斯。” “那么一定是有人雇用他来这里。”我下结论说。 “我们只能这么假设，”杰伊说，“我相信他绝不会是来参观詹姆斯城或威廉斯堡的圣诞节庆的。” “我们还知道麦切·巴博萨不是他杀的。”马里诺补充说，“麦切出门慢跑的时候，马托斯已经躺在医生的验尸台上了。” 众人纷纷点头。斯坦菲尔德低头抠着指甲，不停抹着额头的汗水往裤腿上擦，显得有些忸怩不安。马里诺要求吉莉森·麦金太尔继续说明事发经过。 “麦切喜欢在中午慢跑，午餐之前。”她说，“接近中午时他出门，就再也没回来，就是昨天的事。下午两点左右我开车去找他，还是不见他的踪迹，于是我打电话报警，当然还联系了烟酒枪械管制局和调查局的同事。各个调查站的探员都赶来找人，但一无所获。据我们了解，有人在法律学院见过他。” “威廉玛莉学院？”我问，边做笔记。 “没错，正是威廉玛莉学院。麦切慢跑的路线相当固定，从这里沿着第五号公路跑，经过弗朗西斯街到达南亨利街，然后原路返回。大约要花一个小时。” “你还记得他出门时的装束、身上带了什么吗？”我问她。 “红色慢跑套装和马甲，他经常会加一件马甲。嗯，灰色的，乐斯菲斯牌。还有一个腰包。他无论到哪里都带着腰包。” “里面有枪吗？”马里诺问。 她点点头，猛咽口水，冷静地说：“里面装着钱、手枪、手机、住宅钥匙。” “他的尸体被发现时并没穿马甲，”马里诺告诉她说，“也没有腰包。描述一下那把钥匙。” “是一串，”她纠正道，“房子的和车子的钥匙，串在不锈钢钥匙圈上。” “房子的钥匙长什么样？”我问，感觉杰伊在瞄我。 “只是把铜钥匙，很普通。” “他的慢跑短裤口袋里有一把不锈钢钥匙，”我说，“上面用记号笔写着数字‘233’。” 麦金太尔探员皱着眉头，显然是不知情。“这就奇怪了，我不知道有这么一把钥匙。”她说。 “所以他必定是被带去了某个地方，”马里诺说，“遭捆绑、堵嘴、凌虐后用车载到里士满，丢在我们可爱的莫斯比宅院里。” “就是那个毒品买卖猖獗的地区？”普鲁特问他。 “对。这个住宅区的经济活动相当活络，枪械、毒品样样有。”马里诺尽情发挥他的专长，“但莫斯比宅院这种地方有个特色，就是人人自扫门前雪。就算当着五十个人的面丢弃尸体也无所谓。大家都会暂时性失明，选择性健忘。” “这么说来，凶手应该对里士满很熟。”斯坦菲尔德终于开口。 麦金太尔惊愕地睁大眼睛。“我不知道有凌虐这回事。”她对我说。她的职业自制力已如一株摇摇欲坠的树。 我描述了巴博萨身上的灼伤，以及马托斯的伤痕，告诉他们我发现的捆绑痕迹和嘴角的擦伤。马里诺又提起汽车旅馆房间天花板上的吊环螺栓。众人心里大致有了谱，都能想象到他们两人的遭遇了。我们大致怀疑这两件案子是由同一个人或一批人所犯，但这对案情的厘清毫无帮助。我们不知道巴博萨究竟被带去了何处。不过我有个想法。 “你回去和范德碰头后，”我对马里诺说，“最好检查一下其他房间，看看天花板上是否也有吊环螺栓。” “好，我会顺便瞧瞧。”他瞥了眼手表。 “今天吗？”杰伊问他。 “对。” “你有没有检验出麦切和另外那家伙一样，注射了毒品？” “我没发现针孔，”我回答，“不过得等毒品报告出来后才能确定。” “天哪。”麦金太尔喃喃念着。 “他们两个都尿湿了裤子？”斯坦菲尔德问，“人死的时候都会这样吗？膀胱失禁，尿湿裤子？换句话说，这只是自然现象？” “尿失禁并不罕见。不过第一名死者，马托斯的衣服是脱下的。他赤裸着身体，看样子似乎是尿湿裤子后才脱掉衣服的。” “这么说是在他被烧死以前。”斯坦菲尔德说。 “我推测应该是这样。他被烧死时没穿衣服。”我回答，“两名受害者很可能是因恐慌而膀胱失禁，这在人极度害怕时常发生。” “老天。”麦金太尔轻叹道。 “如果你们眼睁睁地看着某个恶棍在天花板上钉了吊环螺栓，把热气枪插上电，你们也会吓得尿失禁。”马里诺生动地描述着，“不用想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老天！”麦金太尔惊呼起来，“怎么会有这种事？”她眼里怒焰熊熊。 一片哑然。 “有谁会对麦切做出这种事？再说他绝不是个粗心大意的人，绝不会随便理会陌生人的搭讪，更别说上他们的车了。” 斯坦菲尔德说：“这让我想起越南，战俘受尽各种折磨，被迫开口说话。” 逼人说话当然可以是凌虐的目的之一，我回应了斯坦菲尔德的意见。“不过凌虐也是一种权力的表现，有些人虐待别人只是为让自己高兴。” “你认为这两件案子也是如此？”普鲁特说。 “这我无从得知。”我转而问麦金太尔。“我上楼的时候看见一根钓竿。” 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恍然大悟。“噢，是啊，麦切很喜欢钓鱼。” “在这附近钓吗？” “在大学区公园附近的那条小河。” 我望了眼马里诺。这条小河就位于詹姆斯堡汽车旅馆那片露营绿地的边缘。 “麦切可曾向你提过小河附近有家汽车旅馆？”马里诺问她。 “我只知道他喜欢去那里钓鱼。” “他认识那位旅馆老板娘吗？贝芙·基芬，还有她的丈夫？既然他也在奥佛兰运输公司上班，你们应该认识他吧？”马里诺问麦金太尔。 “我只知道麦切时常和她的孩子聊天，她有两个儿子，有时候他们会过去和麦切一起钓鱼。他说他觉得孩子很可怜，父亲老是不在家。可是我不知道运输公司里有姓基芬的员工，名册我倒是有。” “你可以查一下吗？”杰伊说。 “也许她没冠丈夫的姓。” “有可能。” 她点了点头。 “你记不记得麦切最后一次去那里钓鱼是什么时候？”马里诺又问。 “就在开始下雪之前，”她回答，“那之前天气一直很晴朗。” “我在楼梯间的平台上看见一些零钱、几瓶啤酒，以及雪茄，”我说，“就在钓竿旁边。” “你确定他自从下雪以后就没去钓过鱼了？”马里诺很有默契地问。 她的眼神分明诉说着她并不确定。我疑惑她对自己的假冒男友究竟有多了解。 “你和麦切可曾见过那家旅馆从事什么不法勾当？”马里诺又问。 麦金太尔猛摇头。“他从来没提过。完全没有。他和那个地方唯一的关联就只是去钓鱼，还有偶尔和那两个孩子在一起——如果他们也在那里的话。” “只是在他们也凑巧出现的时候吗？”马里诺步步紧逼，“你有没有想过，麦切可能会晃到他们家去串门？” 她犹豫起来。 “麦切很大方吗？” “噢，当然，”她说，“大方得不得了。他的确有可能到他们家去，我也不知道。他真的很喜欢孩子，喜欢那两个孩子。”她一脸苦恼，情绪逐渐发酵。 “他在这里都是怎么介绍自己的？说他是个卡车司机？怎么介绍你呢？你应该是个职业妇女，对吧？你们两个并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只是伪装的，对吗？”马里诺想到了什么。只见他身体前倾，两条胳膊搭着膝盖，目不转睛地盯着吉莉森·麦金太尔。这种姿态表明他准备连珠炮般发问，打得对方措手不及，脑袋一片混乱，哑口无言。这时候她正是如此。 “拜托！我可不是嫌疑人！”她冲着他大吼。“至于我们的关系，我不懂你究竟有什么用意。那是工作，没错，可当你跟某人同居并且假装成情侣掩人耳目的时候，总难免会逐渐变得亲密。” “可是你们并非如此，”马里诺说，“至少他没入戏。你们只是在执行任务，对吧？也就是说，如果他想对某个有两个儿子的寂寞女人示爱，那也是他的权利。”马里诺往椅背一靠。客厅里安静得都快嗡嗡响了。“问题是麦切不该那么做，太危险了，就他的处境而言真是妈的太蠢了。他是那种禁不起诱惑的人吗？” 她没回答，眼泪簌簌落下。 “知道吗，各位，”马里诺环顾众人，“看来麦切确实卷进和情报工作毫不相干的事情了。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钓鱼钓出问题来了。” “周三下午三点麦切在哪里，你有印象吗？就是马托斯在汽车旅馆登记入住的时候？”斯坦菲尔德试图将零碎的情节拼凑起来，“这里，还是别的地方？” “不，他不在这里，”她拿纸巾擦拭泪水，哽咽着，“出去了，我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马里诺嫌恶地吁了口气。不需要他解释，我们也知道担任卧底工作的伙伴之间应该互通声息。倘若巴博萨探员没有这么做，就表示他极可能正热衷某项和任务无关的活动。 “我知道你不想听这些，吉莉森，”马里诺改用温和的语调继续说，“不过麦切生前先遭人凌虐然后被杀害，懂吗？我的意思是，他真的是吓得半死。不知道他遭遇了些什么，总之是非常可怕的事，让他吓得心脏病发作，还尿湿了裤子。他被带往某个地方，捆绑起来，塞住嘴巴，又有一把来路不明的钥匙放进他的口袋里。栽赃吗？用意何在？又是为什么？他是否惹了什么麻烦，吉莉森？他到露营地旁的小河去不只是为了钓鱼吧？” 泪水滑落麦金太尔的脸颊，她用力拿纸巾擦去，大声擤着鼻子。“他喜欢酒和女人，”她只这么说了句，“满意了吧？” “他晚上出过门吗，在酒吧晃荡之类的？”普鲁特问她。 她点点头。“他的卧底身份就是那样的。你看过……”她转向我说，“你看过他。他染头发，戴耳环，等等。他扮演的角色是那种该怎么说，玩世不恭的男人，实际上他也真的喜欢那些女人。他从来没假装过——嗯，对我忠实，对他名义上的女友忠实。那是他的掩护身份所需，同时也是他的本性。没错，我是很担心，这样行了吧？但麦切就是这样。他是个优秀的探员，我认为他没做什么不正当的事——淌若你指的是对这个抱有疑虑的话，但他并没有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如果他在露营地发现什么异状，或许会先观察一阵。可能会吧。” “不告诉你？”马里诺说。 她又点头。“我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又不是整天待在这里等他。我在奥佛兰公司上班，不管怎样做的是兼差，因此我们没办法时刻掌握对方的动静。” “这么说好了，”马里诺坚定地说，“麦切必定是撞见了什么。我怀疑马托斯到那家旅馆的时候麦切很可能也在那里。不管马托斯去那里目的何在，总之麦切在那一带晃荡时不巧被他看见。也许事情就这么简单。有人以为他看见了什么，知道了什么，之后就是他被人架走，惨遭不幸。” 没人提出异议。马里诺的说法是目前看来唯一合乎逻辑的。 “又回到了原点，马托斯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普鲁特说。 我看着斯坦菲尔德。他心不在焉地哭丧着脸，显得极度不安又恍惚；视线偶尔瞄我一下又赶紧移开，不时舔舔嘴唇，连连清喉咙。 “斯坦菲尔德警探，”我感觉有必要当着众人的面告诉他，“请你别再把这些事透漏给你的姐夫了。”他眼里怒火一闪。我羞辱了他，但我不在乎。“拜托了。”我说。 “你想听真话吗？”他气愤地回嘴，“我根本不想跟这些事有任何瓜葛。”他缓缓起身环顾着屋内，眼睛眨巴着，目光呆滞。“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我不想参与——我的意思是不想有任何牵扯。既然你们调查局已经参与、掌握了案情，干脆就让你们接手吧。我不干了。”他点着头说，“你们听好，我不干了。” 这时出人意料地，斯坦菲尔德警探突然倒下。倒得如此之重，震动了整个房间。我跳起来，感谢老天，他还在呼吸。脉搏跳得很急，不过并没有停止心跳或危及生命的迹象，只是昏厥过去。我检查他的头部，确认他是否撞伤了，所幸没事，问题不大。马里诺协助我将他搀扶到沙发旁，让他躺下，并在颈部底下垫了几个枕头。看样子，他只是羞愧罢了，羞愧之至。 “斯坦菲尔德警探，你有糖尿病吗？”我问，“或者心脏方面的毛病？” “如果能给我一杯可乐之类的，我应该会好一点。”他虚弱地说。 我站起来走进厨房。“看看能找到什么。”我说，好像在自己家里似的。我从冰箱里拿出橙汁，又在橱柜里找到花生酱，舀了一大匙。找餐巾纸时我注意到烤箱旁边有一瓶处方药，标签上是麦切·巴博萨的名字。是抗抑郁药百忧解。我回到客厅，向麦金太尔问起这件事。她说巴博萨是在几个月前开始服用百忧解的，因为他为焦虑消沉所苦。她又补充说，他把这归因于这项卧底任务带来的压力。 “有意思。”马里诺只说了这么一句。 “你说一会儿你要回汽车旅馆？”杰伊问他。 “是啊，范德也会去，看能不能发现指纹什么的。” “指纹？”斯坦菲尔德在沙发上病恹恹地说。 “真是够了，斯坦菲尔德，”马里诺不耐烦地大叫，“你念警察学校的时候老师没教吗？还是你那该死的姐夫让你提早毕业了？” “告诉你好了，我这位姐夫是该死。”他说得可怜兮兮又率直，惹得大伙大笑起来。斯坦菲尔德精神好了点，靠着枕头坐起。“而且你说得没错。”他看着我，“我不该向他透露案子的相关信息，以后也不会再这么做，否则就跟政治扯上关系了。把詹姆斯城扯进来的人可不是我，这你也知道。” 普鲁特眉头一皱。“关詹姆斯城什么事？” “就是考古遗址的事，还有州政府正在筹划的大型庆祝活动。其实认真追究起来，丁威迪的印第安血统并不比我的纯正。说什么他是波瓦坦酋长的子孙，见鬼了！”斯坦菲尔德眼神中满盈的憎恶近乎冷酷，似乎恨他的姐夫。 “麦切有印第安血统，”麦金太尔阴郁地说，“他是半个美洲原住民。” “真要命，如今只能希望这一点千万别被媒体发现了。”马里诺冲着斯坦菲尔德说，对他会守口如瓶的说法丝毫不买账。“先是同性恋，现在又来个印第安人。伤脑筋，真伤脑筋。”马里诺摇着头说，“我们得防止这事被政治化或者惊动媒体，我是说真的。”他逼视着斯坦菲尔德，又转向杰伊，“你们猜怎么回事？因为这些事我们连提都不能提——关于这次的秘密行动，关于麦切的卧底身份。再者，尚多内和这怪案子恐怕也脱不了干系。所以万一这案子被媒体炒作成族群仇杀事件，我们在无法吐露实情的情况下还辩驳得了吗？” “我不同意，”杰伊对他说，“我认为现在还无法确定这些命案是怎么发生的，同时我也觉得不能就这么认定马托斯、巴博萨两人和枪械走私无关。毫无疑问，这些凶案和枪械走私难脱关系。” 没人表示反对。这两件案子里的作案模式太相似，让人很难不作联想，并怀疑出自同一个人或一伙人之手。 “另外，我也认为暂时不能排除族群仇杀的可能性，”杰伊又说，“一个是男同性恋者，一个是美洲原住民。”他肩膀一耸，“凌虐毕竟是充满仇恨的行为。他们的生殖器上发现伤痕了吗？”他转头问我。 “没有。”我没回避他的注视。想想我们曾经那么亲密，我看着他饱满的嘴唇、优雅的手指，回想被它们触摸的感觉，顿生怪异感。我们在巴黎街头散步时，常有路人频频回头看他。 “嗯，”他说，“很有意思，或许是条重要线索。当然我不是法医精神病专家，但我知道，族群仇杀案的犯案者的确很少侵害受害者的生殖器。” 马里诺给了他不可思议的一眼，惊愕地张着嘴，毫不掩饰他的厌恶。 “因为作案的大都是些畏惧同性恋行为的乡巴佬，他们说什么也不肯碰触男人的生殖器。”杰伊又说。 “真要讨论这些的话，”马里诺酸溜溜地说，“那么就不能不提尚多内了。他也从来不碰受害者的生殖器，甚至连她们的裤子都不脱，就只把脸和胸部殴打啃咬得伤痕累累。对受害者的下半身他只做一件事，就是脱掉鞋袜咬脚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家伙害怕女人的生殖器，因为他自己的生殖器和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畸形。”马里诺环顾着周围的面孔，“把那浑蛋关起来有个好处，我们可以瞧瞧他究竟是什么德性，对吧？你们猜怎么着，他没有那话儿。或者该说，他那东西不能称之为那话儿。” 斯坦菲尔德在沙发上坐起，惊讶地睁大眼睛。 “我跟你一起回汽车旅馆。”杰伊对马里诺说。 马里诺站起来，望着窗外说道：“范德这家伙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他打手机联系范德。几分钟后一行人来到停车场和他会面，杰伊走在我身边。我感觉他想和我说话，想寻求和解。这时候的他很像个典型的女人，试图解决问题，去结束或重启我们的关系，去继续玩追逐游戏。至于我，什么都不想要。 “凯，可以耽误你几分钟吗？”到了停车场，他说。 我停下脚步看着他，扣着外套纽扣。我注意到马里诺往我们这里瞄了一下。他正把卡车后车厢里那几个塑料袋和婴儿车拿出来，放进范德的车里。 “我知道这么说很唐突，不过能不能别这么别扭？别的不说，我们至少还得一起工作。”杰伊说。 “你跟博格提我们的事时就该想到结果了，杰伊。”我说。 “那不是冲着你来的。”他灼灼地注视着我。 “对。” “她向我提了些问题，那很正常，她只是在做她的本职工作罢了。” 我不相信他。我和杰伊·塔利之间的根本问题便是，我不信任他。真希望我从没信任过他。“这就奇怪了，”我说，“因为早在黛安·布雷遇害以前就有一些人在打听关于我的事情。事实上，正好是我在法国和你待一起时开始的。” 他脸色一沉，强抑着怒火。“你太偏激了，凯。”他说。 “没错，”我回答，“你说得一点没错，杰伊。” 第二十五章 我从来没开过马里诺这辆道奇公羊皮卡。若不是眼前处境尴尬，我或许会觉得很有趣吧。我个子不高，大约五英尺五英寸，体形瘦长，外表没什么奇特怪异之处。我常穿牛仔裤，但今天没穿。我希望自己从装束看来就像个首席法医或律师，除了要去犯罪现场，其他时候通常穿着合身套裙或法兰绒长裤搭配运动外套。我的一头金发短而利落，脸上化有淡妆，身上除了印章戒指和手表外不戴别的饰物。我没有文身，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那种会开着辆威风凛凜的深蓝色卡车在路上狂飙的人，车上还装着铬黄色条纹挡泥片、无线电扫描仪和可以连上民用频段双向无线电台的大型接收天线。 我沿着第六十四号公路往西开回里士满，这样走比较近。我全神贯注地驾驶着，因为单手操控这种大车并非易事。从没度过这样的平安夜，越想越觉得沮丧。通常这时候，我的冰箱和冰柜里都已塞得满满的，酱汁和汤也已煮好，圣诞树也装饰完毕，我沿着州际公路开车，觉得孤苦落魄，突然想到不知道今晚该睡在哪里。应该是安娜家吧，可是我恐惧我们之间那种难以避免的僵硬气氛。今天早上我没看见她，一股无奈的绝望感压在我身上，仿佛要把我压进椅子里。我呼叫露西。“明天我必须搬回家。”我对她说。 “你干脆到酒店来陪我和蒂恩吧。”她提议。 “你们到我家来如何？”开口要求别人什么对我而言很难，但此刻我需要她们陪伴，真的需要。基于许多理由。 “你希望我们什么时候到？” “至少一起过圣诞节的早上吧。” “一早就去。”圣诞节清晨露西从来不到六点就起床。 “我会早点起床，然后我们一块儿回我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几天的白昼最短，还得等好一阵阳光才会出来，拂去我内心的沉重和焦虑。进入里士满市中心时已经天黑。六点零五分抵达安娜家，发现博格坐在她的车里等我，车前灯将黑夜照得通亮。安娜的车不见了，她显然不在家。不知为何这让我心中一阵忐忑，也许是在担心她得知博格要来和我会面才刻意避开。想到这里，我又记起这一阵很多人找安娜谈过，她可能被迫吐露了我在极度脆弱的时刻对她倾诉的那些事情。我打开车门时博格下了车，不知道她对我驾驶这车是否感到惊讶，就算如此她也没表现出来。 “走之前你需要进屋子拿什么东西吗？” “等一下，”我说，“你来的时候泽纳医生在家吗？” 我感觉她愣了一下。“我几分钟前才到的。” 避重就轻，登上门前台阶时我心想，然后打开大门门锁，关掉警报器。玄关一片昏暗，巨大的吊灯和圣诞树彩灯都没点上。我给安娜留了张字条，谢谢她的友谊和关照，并告诉她我必须回家去过节，相信她必定能谅解。最重要的是，我要她相信我没生她的气，我了解她和我一样都是迫于现实。我只说现实而非人为因素，是因为我已经无法确定到底是谁拿枪抵住她的脑门命令她说出关于我的事。下一个或许是罗奇·卡加诺，除非我被起诉。一旦我成为被告，尚多内案的审判就没我的事了。我把纸条留在安娜那张一尘不染的毕德迈式床上，然后上了博格的车，开始向她叙述我这一天在詹姆斯城的所见，包括那个废弃的露营地和在那里发现的浅色毛发。她一边聆听一边开车，对路况熟悉得有如已经在里士满住了半辈子。 “假设没有发根，”最后她问，“还能不能证明毛发是尚多内的？通常都没有吧。以前你的那几个犯罪现场的毛发也都没有发根，对吧？那两个，金兰和布雷的。” “没有。”我说。听到说是我的犯罪现场，我有些心惊。这些犯罪现场才不是我的，我在心底驳斥。“是掉落的，因此没有发根，”我告诉博格，“不过我们可以从毛干采得线粒体DNA，所以我们绝对可以证明露营地的那些毛发是不是他的。” “请你解释一下，”她说，“我不是线粒体DNA专家，当然也不是毛发专家，况且那还是他的毛发。” DNA是个艰涩的话题。对大多数人来说，分子层面的生命阐释无异于天书。警察和检察官都爱DNA的功用，但对于那些科学理论却是避之唯恐不及。早先还有笑话说，有人甚至连DNA都拼错。我开始解释，当细胞内，比如血液细胞、肌肉组织细胞、精液细胞和发根细胞等，存有细胞核的时候，我们就能得到核DNA。核DNA是从父母那儿遗传来的，因此我们只要握有某人的DNA，就等于掌握了他的一切，并且可以拿任何他身上的东西，譬如在犯罪现场留下的细胞样本，来作DNA分析比对。 “可以直接拿露营地发现的毛发跟他在犯罪现场留下的作比对吗？”博格问。 “很难。”我回答，“就这个案例来说，检查显微特征无法得到什么结果，因为他的毛发缺乏色素。顶多只能说，两者的生物形态类似，或者相当一致。” “无法说服陪审团。”她说出她的忧虑。 “绝对不可能。” “要是我们不作显微比对，辩方会拿它做文章，”博格说，“会说你们为什么不作比对。”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们不妨试试。” “拿苏珊·普雷斯身上发现的和你那几个案子里的采样作比对。” “可以。”我再次保证。 “说说毛干吧。毛干的DNA又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她，线粒体DNA存在于细胞质内，而不是细胞核内，也就是说，线粒体DNA是头发、指甲、牙齿和骨骼的遗传性DNA，是组成身体骨架部分的分子。线粒体DNA有功能限制，因为它只是遗传自母亲。我拿鸡蛋比拟。我告诉她可以把线粒体DNA想成蛋清，核DNA则是蛋黄，这两者无法拿来作比较。但只要有了血细胞的DNA，就等于拥有整个鸡蛋，可以拿比对者的线粒体——也就是蛋清来作比较。我们已经握有血液样本，因为尚多内已被逮捕，在住院期间被采下血液样本。我们有了他的DNA的完整档案，可以拿他血液样本的线粒体DNA和其他毛发样本的线粒体DNA作比对。 博格凝神听着，一字不漏，而且似乎懂了。和以往一样，她没做笔记。接着她又问：“他在你的住处留下毛发了吗？” “我不知道警方有些什么发现。” “既然他时常掉毛发，我想他就很可能在你的屋子里留下一些，甚至他跑出去的时候在雪地里也掉了一些。” “很有可能。”我赞同地说。 “最近我读了些关于狼人的书，”博格转向下一个话题，“有些人真的认为自己是狼人，或者用尽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试图让自己变成狼人。巫术和魔法、撒旦崇拜、噬咬、喝血。你想尚多内会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loup-garou？狼人，或者想要变成狼人？” “因此可以借精神异常的理由脱罪。”我说。我一直认为这会是他的辩词。 “十六世纪初期匈牙利有个女伯爵，伊丽莎白·巴托里·纳达斯第，绰号嗜血女伯爵，”博格说，“据说她曾将六百余名年轻女性加以凌虐、杀害，然后浸泡在她们的血液里，相信这样能让她青春和美丽永驻。熟悉这事例吗？” “没什么印象。” “这个女伯爵把这些年轻女子关在地牢里，把她们养胖后取她们的血，浸浴其中，然后逼迫其他女囚将她身上的血舔干净，据说这么做是因为嫌毛巾的触感太粗糙。她把鲜血涂满全身，”她思索着说，“关于这事例的文字记载都遗漏了这个重点。在我看来，这当中含有性的意味，”她语气平淡，“这是性谋杀事件。犯案者再怎么相信鲜血的魔力，实质上玩的都是权力与性的游戏。无论是漂亮的女伯爵还是生长在圣路易岛的畸形男子，道理是一样的。” 车子拐入坎特伯雷路，进入豪华木屋林立的温莎农庄。黛安·布雷就住在这小区的另一头，她的房子和通往市中心、车声嘈杂的高速公路只有一墙之隔。 “我愿意用我的右手臂交换尚多内肚子里的墨水，”博格说，“说得明白些，我很想知道他这些年来都读了些什么书——除了他说的他父亲给的那些历史书和他为自我充实而读的书以外。譬如说，他有没有读过嗜血女伯爵的故事？他把血涂在身上，会不会是因为他相信这样能治愈他的疾病？” “我们已经知道他时常在塞纳河里洗澡，还有这里的詹姆斯河，”我回答，“究其原因，很可能就是希望能神奇地治愈自己的病。” “《圣经》里的典故。” “也许吧。” “说不定他也看《圣经》。”她又说，“他会不会也受了那个法国连环杀手吉勒斯·卡尼尔的影响？杀害并吃掉小男孩，还在满月的时候号叫的那个？中世纪，法国有很多所谓的狼人。因为这罪名被起诉的就有三万人，你能想象吗？”博格显然看了不少资料。“还有另一个奇怪的说法，”她又说，“在狼人传说中，被狼人咬的人也会变成狼人。也许尚多内是想让那些人变成狼人，以便拥有一个红粉知己，一个和他一样的怪胎伴侣？” 种种奇特的说法不断涌出，听多了便不觉得怪了。博格只是在模拟辩方可能会提出的说辞，他们会借此转移陪审团的注意力，使他们忽略凶案的残酷本质，转而同情尚多内的躯体畸形、心理残疾和异常状况。倘若辩方能证明尚多内的确相信自己是另类生物，是狼人、怪物，那么陪审团很可能会认定他无罪，无须送进监狱，甚至会有人对他产生同情。 “银弹辩护策略。”博格指的是只有用银弹才能杀死狼人的迷信说法，“我们有一大堆证据，但当初辛普森案中的检方也是手握铁证。辩方采用的银弹策略必然是：辩称尚多内是个精神错乱的可怜人。” 黛安·布雷的住处是一栋有着复斜屋顶的白色豪宅。尽管警方已经将现场封锁并清理过，这儿仍旧弥漫着死亡气息。任何人，包括博格在内，若要进入私宅，都必须先征得屋主（就此案而言则是托管人）的同意。我们在车里等候布雷的弟弟艾瑞克·布雷为我们开门。 “你或许已经在葬礼上见过他了。”博格提醒我，艾瑞克·布雷就是那个抱着骨灰瓮的男子，“告诉我，你认为尚多内有什么能耐说服一个老到的女警开门？”博格的思绪从法国中世纪的怪人那儿飘回到眼前真实存在着的屠宰场。 “这问题有点超越我的专业范畴，博格小姐。你最好还是提些关于尸体和验尸结果的疑问比较好。” “别管什么专业，只谈问题。” “这是因为你认定我已经沾了污点出庭无望，至少不会在纽约出庭，是吗？”我直言不讳，“老实说，我这次被抹黑已到极限。” 我停下来看她是否知道。见她不吭声，我直接挑战她：“赖特可曾暗示过你，我对你可能没什么帮助了？大陪审团正在调查我，就是因为他的糨糊脑袋认为我和黛安·布雷的死有关系。” “不止他暗示过我，”她望着布雷那栋阴暗的屋子，镇静地回答说，“马里诺也和我讨论过这件事。” “一堆秘密交易。”我嘲讽地说。 “照理讲，大陪审团只能关起门来讨论，但目前还没正式开始。它只是被赖特当工具以达到他的目的。打听你的事，电话账单呀，银行结单呀，看大家会透露些什么。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在大陪审团听证会上作过证。” 她说得好像这只是稀松平常的事。我恼火起来，情绪激动。“要知道，我也是有血有肉的，”我说，“也许对你来说起诉谋杀案只是家常便饭，可是对我并非如此。我已经一无所有，不能再失去我的清白，那等于要我的命。他们居然以为我做得出这种事！居然！他们以为我会做出这种我一辈子都在斗争的事？我怎么会去使用暴力，怎么会去蓄意伤人？我无法冷静面对这种指控，博格小姐，再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羞辱了。真的。” “我可以给你几个建议吗？”她望着我说。 “随时欢迎。” “首先，这事一定会被媒体揭发，你也很清楚。我会抢先召开记者会，会尽快。庆幸的是，你没有被革职，没有失去高层的支持，真是奇迹啊。政客总是见风使舵的，但州长对你评价极高，他不相信是你杀了黛安·布雷。如果他能发表公开声明，而大陪审团又没有决议起诉你的话，你就应该没事。” “你和米歇尔州长讨论过这件事吗？”我问她。 “我们曾经有过接触，算是旧识。他担任检察长的时候我们共同审理过一个案子。” “对，我知道。”再说我问的也不是这个。 一阵沉默。她望着布雷的屋子，里面没有灯光。这时我指出这符合尚多内的作案模式：先把门廊的灯泡拿掉，或者拔掉电线。当目标受害者开门的时候，他便能隐身于黑暗中。 “我想听你的意见，”接着她说，“我相信你一定有想法。你是个非常敏锐又经验老到的调查员，”她语气笃定，直截了当，“非常清楚尚多内对你做了什么，对他作案模式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来得深刻。” 她就这么提起尚多内攻击我这件事，令我颇不舒服。尽管她只是在履行职责，我还是有种被冒犯的感觉，因为她的态度过于客观，而她的避重就轻也让我很不满。我很厌恶我们的谈话总是被她牵着走。我实在忍无可忍，我也是人啊，也希望她能多少表示一点同情。“早上有人打电话到停尸间，自称是本顿·韦斯利。”我把这难题丢给她，“你知道罗奇·马里诺·卡加诺的事了吗？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我又气又怕，声音都在发抖。 “他恐怕会消失好一阵，”她像是对状况了如指掌，“不像他的作风，不过如果他重操故技我也绝不会惊讶。骚扰、伤害、恐吓，或攻人软肋以示警告。我觉得在案子开庭以前他都不会和你正面接触，甚至都未必现身。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他。他就是这样，这浑蛋，老是躲在背后搞鬼。” 我们沉默片刻。她在等我降低门槛。“好吧，我的意见，或者推测，”最后我说，“你真的想知道？那好。” “我想知道。你很适合担任次席。”她所谓的次席就是次席检察官，意指在案子审理期间担任她的协作检察官和搭档。这话若非恭维就是嘲讽。 “黛安·布雷有个朋友，时常来找她。”我跨越藩篱，开始陈述我的推测，“安德森警探。她对布雷着了魔，被她耍得团团转。我想尚多内可能先监视了布雷一阵以收集情报，在这期间注意到了安德森的频繁上门。出事那天晚上，他等到安德森离开后——”我望着那栋房子，“立刻上前去，把门廊的灯泡扭下来，然后敲门。布雷以为是安德森回来想继续争吵或者和解什么的。” “因为她们时常发生争执，老是吵架。”博格顺着情节推测。 “外人看来，她们之间是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我继续往隐秘的深处挖掘。我不该深入调查这一部分，但我还是往下说。“以往，安德森发了脾气后会回去。”我说。 “案发之后你曾经和安德森谈过。”博格连这都知道。有人告诉她了，大概是马里诺。 “没错。” “是当晚安德森在布雷家里吃比萨喝啤酒时发生的争执？” “她们吵了起来——是安德森挑起的，于是她生气地离开了，不久有人敲门。和安德森以往折返时同样的敲门方式。他模仿她的敲门方式，就像他找上我的时候模仿了警方的口气一样。” “怎么个敲法？”博格问。 我在车前坐椅中间的置物板上敲了敲。三次，很用力。 “安德森都是这样敲门的？她不按门铃？”博格问。 “你和警察合作这么多年，应该知道他们很少按门铃，因为他们时常遇到门铃出了故障的住家，有的根本没有门铃。” “有意思的是这次安德森没有折返，”她说，“可万一她折返了呢？你有没有觉得尚多内已经料到她那晚不会回来？” “我也想过这问题。” “也许是她离开时的神情让他有这感觉？还是他已经失控，管不了那么多？”博格思索着，“或者是色欲强烈得超越了恐惧，让他不在乎被撞见？” “或许他察觉到另一件重要的事，”我说，“安德森没有布雷家的钥匙，一向都是布雷开门让她进去的。” “没错，可是第二天早上安德森回来并且发现尸体的时候，大门并没有上锁，对吗？” “但这并不表示他闯进屋攻击布雷的时候大门没锁上啊。他杀害金兰的时候在门上挂了暂停营业的牌子，还把店门锁上了。” “可是我们无法证明他进入布雷家之后也把门锁上了。”博格又说。 “这点我的确没有把握。” “他很可能根本没锁门。”博格认真推理起来，“很可能他一进门两人就开始追逐了。他在卧室对她百般凌虐的整个过程里，大门都是没上锁的。” “这表示他已经完全失控，不在乎冒风险。”我指出。 “噢，我觉得‘失控’这词不太妥当。”博格自言自语似的说。 “失控并不等于疯狂，”我提醒她，“除了自卫杀人以外，所有杀人凶手都是失控的。” “噢，说得好。”她点头，“这么说布雷开了门，门廊灯坏了，他站在黑暗中。” “他在巴黎对史雯医生也是用这方法。”我告诉博格说，“那里还有好些受害者，作案模式相同，有几回尚多内还留了字条在犯罪现场。” “狼人这名号就是这么来的。”博格补充说。 “他弟弟托马斯的尸体在港口集装箱里被发现的时候，现场也有一个木箱上留有他的签名。”我说，“总之他最初在巴黎犯案时就开始在现场留字条了。有天晚上他找上史雯医生的家门，但不知道她的丈夫在家。他是厨师，平常都是晚上工作，感谢老天，那晚他凑巧请了病假。史雯医生打开大门，尚多内听见她丈夫在房间里叫她，便逃走了。” “她看清楚他的样子了吗？” “恐怕没有，”我转述史雯医生对我说的话，“外面一片漆黑。她只记得他穿着体面的深色长大衣，围着披肩，两手插在口袋里。他谈吐不俗，说他的车抛锚了，想借用电话。接着他发现屋里有其他人，于是拔腿便跑。” “她还记得别的吗？” “他的气味。他身上有股动物的臭味，感觉像是湿漉漉的狗。” 博格忽然发出怪声。此时的我已逐渐熟悉她的一些小怪癖。当她觉得事件特别怪异或恶心时，脸颊肌肉常会一缩，随之发出一声鸟鸣似的细细尖叫。“这么说来，他先是找上那里的首席法医，接着又找上这里的首席法医，也就是你。”她刻意加重语气，“为什么？”她在坐椅上转身，手肘靠在方向盘上，面对着我。 “为什么？”我重复道，仿佛这是个我回答不了的问题，仿佛她根本不该这样问。“也许该有人来告诉我为什么。”我的怒火再度蹿起。 “显然是预谋，”她说，“精神异常的人不会这样深思熟虑、有计划地犯罪，刻意挑选巴黎和这里的首席法医。两位都是女性，都负责他的受害者的验尸工作，因而和他有了某种荒谬的亲昵关系。这种关系或许比情人更亲密，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她们等于是目睹了一切。看见他碰触、噬咬了哪些部位，触摸了他曾经触摸的身体，看着他和那些女人做爱——因为那正是尚多内和女人做爱的方式。” “很恶心的想法。”她的心理剖析很令我反感。 “有固定模式，有计划，一点都不随便。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他的模式，凯，而且得摒弃个人好恶和情绪。”她停顿了下，“面对他的时候你不能抱着私人情感，不能被仇恨淹没。” “我没办法不恨他这样的人。”我坦白地说。 “真的厌恶或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难花时间和心思，也不会有兴趣去研究他。可是对尚多内我们必须保持兴趣，强烈的兴趣。我需要你对他保持兴趣，前所未有的兴趣。” 博格这番话我并不反对，她只是指出一个关键点，但我无论如何都不想把心思花在尚多内身上。“我一向都是被受害者驱使着，”我博格说，“从来就没想主动花时间去探索那些浑蛋罪犯的内心世界或灵魂。” “你也从来不曾牵涉进这类案子，”她说，“从来不曾被当作嫌疑人看待。我可以帮你脱离这困境，但需要你的协助，让我进入尚多内的内心世界，进入他的心灵。我要你别再恨他。” 我沉默不语，强忍着绝望和愤慨的泪水。我不想再被尚多内剥夺一丝一毫。“你怎么帮我？”我问她，“你在这里又没有司法权，黛安·布雷案不是你的案子。你可以根据莫利诺法则把布雷案运用在苏珊·普雷斯案的起诉上，但我却被隔离在外，因为我正面临里士满大陪审团的调查。若有人蓄意让我背黑锅，陷害我为杀害布雷的凶手，让人以为我精神错乱，我就更不可能参与其中。”我深吸一口气，心脏猛烈撞击着。 “还你清白的钥匙也是我在找的钥匙，”她说，“苏珊·普雷斯案。你怎么可能跟这案子有任何牵扯？你又怎么可能篡改这案子的证物？” 她等着我回答，好像我有答案似的。她的问题令我不知所措。我跟苏珊·普雷斯案毫无瓜葛，这是当然的。 “我的问题是，”博格又说，“倘若苏珊案的DNA分析报告和这里甚至巴黎的几件案子里DNA样本的完全一致，那不就表示所有这些案件里的凶手是同一人？” “我觉得陪审员不见得会信服这一点而忽略合理的怀疑，只要找出可能的杀人理由就够了。”我回答，尝试在进退两难之境中扮演魔鬼的辩护者，“那把带有布雷血迹的尖头锤是在我的屋里发现的。有收据可以证明我买了一把尖头锤，但它已不翼而飞。这一切就像冒烟的枪那么显而易见，不是吗，博格小姐？” 她按着我的肩膀。“回答我，”她说，“你杀人了吗？” “没有，”我回答，“没有，我没杀人。” “很好。如果是你干的，那我就完了。”她说，“我需要你，她们需要你。”她望着车窗外那栋冰冷空寂的房子，意指那些遭尚多内毒手的受害者，那些没能逃过一劫的女性。她们需要我。“好吧，”她回到我们此行的目的上来，“他闯入她的大门。屋里没有打斗迹象，他一直等到两人进了房间，也就是进了卧室时才开始攻击。我们没发现她试图逃跑或自卫的迹象。难道她没设法拿枪？她是个警察，她的枪到哪里去了？” “我只知道他强行进入我屋子的时候，”我回答，“他曾试图拿外套蒙住我的头。”我尽量替她解惑，感觉像在谈别人的事。 “这么说他可能是用外套或什么盖住布雷的头，让她无法动弹，然后把她押进卧室？” “也许吧。警方一直没找到布雷的枪，据我所知是这样。”我说。 后视镜里有车灯闪过，我转头看见一辆旅行车驶入车道。 “她屋内还丢了一些钱，”我补充说，“两千五百美元，是当晚安德森送来的。这是安德森的说法。”那辆旅行车在我们后方停下。“如果她没骗人，这是卖处方药得来的钱。” “你认为她说的是实话吗？”博格问。 “全部吗？我也不知道，”我回答，“也许钱和枪都被尚多内拿走了，也许安德森第二天回来发现尸体后拿走了钱。不过老实说，我很难想象她看了主卧室的情景还会有心情在屋子里逗留。” “就你给我看的那些现场照片而言，我也有同感。”博格说。 我们下了车。我没能一眼认出艾瑞克·布雷来，不过对他依稀有点印象。他是个衣着得体的漂亮男子，年纪和他那不幸的姐姐相仿，四十岁左右。他将一把连着张纸标签的钥匙交给博格。“上面写有警报器密码，”他说，“我在外面等你们。” “很抱歉让你跑这一趟。”博格从车后座拿起相机和厚档案夹，“而且还是在平安夜。” “我知道你们在执行任务。”他语气单调地说。 “你进去过吗？” 他迟疑着，转头望着屋子。“做不到，”他一时情绪激动，哽咽起来，然后摇着头回到车内。“我不知道我们有谁能……”他清了清喉咙，透过敞开的车门对我们说话。车内灯亮着，圣诞音乐叮当响。“能进去收拾她的东西。”他看着我，博格赶紧介绍我们认识。他显然早已看出我是谁。 “这一带有不少专业清洁服务公司，”我委婉地告诉他，“我建议你或你的家人进去之前先找他们整理一下，例如麦斯特公司。”我见过太多亲人惨死于住所的不幸家庭，任谁都不该亲手去处理亲人的血迹和四处飞溅的脑浆。 “我们可以不陪他们进去？”他问我，“那些清洁人员？” “只需要把钥匙放在门口的钥匙盒里。他们不需要你在场，会自己进屋料理一切，”我回答，“他们都是受法律约束，保过险的。” “我就想这么做。我们想过把这房子卖掉，”他对博格说，“等你们办完事情以后。” “我会通知你的，”她回答，“你本来就有权任意处置这房子的，布雷先生。” “可是我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还有谁会买。”他嗫嚅着说。 博格和我默不作声。或许他说得没错，没有谁会要一栋发生过凶杀案的房子。“我已经跟一个房地产经纪人谈过了，”他语气平淡，却依旧难掩内心的愤怒，“他们说没办法接这笔交易，说很抱歉什么的，反正就是不想接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凝视着那栋死气沉沉的黑暗住宅，“其实我们跟黛安不怎么亲近。她不是那种能够融入家庭或朋友堆里的人，她只关心自己。我知道我不该说这种话，不过这真的是事实。” “你经常和她见面吗？”博格问。 他摇摇头。“我应该是最了解她的，因为我们只相差两岁。感恩节那天她开着辆全新红色捷豹跑车上我家。”他苦笑着摇头，“那时候我就知道她一定是卷入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里了。说真的，我并不意外，”他长长地吁了口气，“事情变成这样，一点都没让我觉得意外。” “你知不知道她参与了毒品买卖？”博格把档案夹换只手抱着。 室外越来越冷，那栋暗淡的屋子有如黑洞一般要把我们吸过去。 “警方提过。黛安从来不和我们谈她在做什么，老实说，我们也很少问。据我们了解，她连份遗嘱都没有，让我们很是头疼。还有她的那些遗物。”他坐在驾驶座上抬头看着我们，夜色遮掩不了他的忧伤，“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桩命案带来的后遗症何其多，它们是电影或报上看不到的：受害者的亲人们所承受的痛苦。我把名片给了艾瑞克·布雷，告诉他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我按照惯例告诉他，可以在法医学院找到一本非常实用的小册子，书名是“警方离去后的自救之道”，作者叫比尔·詹金，几年前他的小儿子在一场快餐店劫案中被殃及而死亡。“你的许多疑问应该可以在里面找到解答，”我说，“很遗憾，每一桩暴力死亡事件都会制造一大群受害者。这是非常不幸的事实。” “是啊，女士，这是真的，”他说，“还有，你手头有什么资料我都想看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面对这情况，”他念个不停，“万一你有任何问题，就找我。我会待在车上等着。” 他说着关上车门。我胸口一紧，对他的苦楚感同身受，但对他那遇害的姐姐却难以产生同情。事实上他的那番话让我对她更加反感。她甚至连自己的血亲都无法诚心对待。我们走上门前台阶，博格闷不吭声。我感觉她紧盯着我，不放过我的每个动作。她看得出我对黛安·布雷和她带给我的种种打击依然心存芥蒂。我没试图加以掩饰，事到如今，这还有何意义？ 博格抬头看着门廊灯，那里由艾瑞克·布雷的车前灯微微照亮，原本是一个简单的小圆球形玻璃灯罩旋于底座上。警方在草地上那株黄杨木附近发现了玻璃灯罩，显然是尚多内丢弃的。接下来只要把灯泡旋下来就行了，这简单得很。“一定很烫手，”我对博格说，“我想他应该拿什么保护手指了，也许是外套。” “上面没有指纹，”她说，“据马里诺说，没有尚多内的指纹。”这倒是新闻。“不过这并不奇怪，他可能真用了什么包住灯泡，防止烫伤。”她补充说。 “灯罩上呢？” “也没有指纹。不是他的指纹。”博格将钥匙插入门锁，“不过可能也是因为他手上包着什么东西才旋的。就是不明白他怎么够到那盏灯的，相当高呢。”她打开大门，警报器开始鸣叫。“你觉不觉得他可能是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了？”她走到警报器控制板前，输入密码。 “说不定是栏杆。”我说，俨然成了尚多内的行为分析专家，只是不甚喜欢这角色。 “在你那里呢？” “很容易，”我回答，“他只要爬上栏杆，靠着墙或门廊上端稳住身体。” “顺便告诉你，你家的灯罩和灯泡上也没有指纹，”她说，“不是他的指纹。” 客厅里的时钟滴答响着。我记起黛安·布雷死后我第一次踏进这里时的惊讶——满屋子答答鸣奏的时钟收藏品，以及奢华冰冷的英国古董。 “钱，”博格站在客厅中央，环顾着欧式沙发、旋转书柜和乌木餐橱，“果然没错。钱、钱、钱，这不像警察过的生活。” “毒品。”我说。 “真不是开玩笑，”博格的目光四处游走，“自用兼贩卖。只不过她有一些替她跑腿的人，包括安德森，以及你的前任停尸间助手，他将原本该冲进水槽里的处方药全都私藏下了。那叫查克什么的家伙。”她抚摸着金色锦锻窗幔，抬头看着窗框。“蜘蛛网，”她说，“那些灰尘绝不是最近这几天才累积的。她的生活很不简单。” “一定的，”我说，“单靠贩卖处方药给黑市负担不起这样的生活，外加一辆新的捷豹。” “这让我又想起那个老问题，我逢人就问的。”博格朝厨房走去，“黛安·布雷到底为什么会搬到里士满来？” 这我回答不了。 “无论找什么借口，绝不是为了工作，绝对不可能。”博格打开冰箱，里面几乎是空的。健康麦片、柑橘、芥末酱、奇妙酱、一盒昨天过期的半脱脂牛奶。“有意思，”博格说，“这位女士似乎很少在家。”她打开食品柜，发现里面有一整排金宝浓汤罐头和一盒咸脆薄饼干。另外还有三罐高级橄榄。“配马丁尼用的？她常喝酒？” “她死的那晚没喝。”我提醒她。 “没错，血液酒精浓度只有百分之三。”博格打开一扇又一扇橱柜门，直到发现藏酒的地方，“一瓶伏特加、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两瓶阿根廷红葡萄酒。不像经常喝酒的人，也许是担心影响身材，而吃药至少不会发胖。你上回来这现场，是你第一次进她的房子——进这房子？”博格问。 “是的。” “可是你的住处距离这儿只有几条街。” “我路过时见过这房子，远远地从街上看见的，但从没进来过。我们没有私交。” “可是她想和你做朋友。” “有人告诉我她想和我共进午餐之类的，想多了解我一些。”我回答。 “马里诺说的。” “就是马里诺告诉我的。”我肯定地说，对她的问话方式已逐渐习惯。 “你认为她被你吸引了吗？”博格若无其事地问，又打开一扇橱柜门，里面是玻璃杯和餐盘，“有不少人向我暗示她似乎是男女通吃。” “有人问过我。我也不知道。” “倘若她的确迷惑你，你会觉得困扰吗？” “可能会不自在。”我坦承。 “她时常上餐馆？” “据我了解是这样。” 博格问了我许多问题，我怀疑她其实已经知道答案，只是想听听我的说法，比较我和他人的认知差异。她问的有些话隐隐呼应着那次炉边谈话中安娜提到的问题，我不禁怀疑她是否也找安娜谈过了。 “很像那种掩饰非法活动的店面。”博格查看着水槽底下，那里只有几瓶清洁剂和一些干海绵。“别担心，”她好似看穿了我的心思，“我不会让他们在法庭上问你这些，关于你的性生活之类。我也不会提到她的私生活，我知道这不该是你的专业范围。” “不该？”这说法有些奇怪。 “问题在于，你知道的有些事情并非道听途说，而是她亲口告诉你的。她确实跟你说过——”博格打开一个抽屉，“她经常独自在外面用餐，坐在巴克黑德餐厅的酒吧里。” “她的确这么跟我说的。” “于是某天晚上你约她在停车场碰面，并和她起了冲突。” “那是为了证实她和我的停尸间助手查克是否有瓜葛。” “结果确定有。” “很不幸，果然有。”我回答。 “于是你和她起了冲突。” “没错。” “查克就该被关起来。”博格说着走出厨房，“如果那不是道听途说，罗奇·卡加诺就有权质问你，而我不能提出反对。就算能，对我们也毫无帮助。你必须了解这点，以及别人会因此对你产生什么看法。” “目前我比较关心的是大陪审团对我的看法。”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她在走廊上停下脚步。走廊尽头的主卧室门半掩着，给这犯罪现场又增添几分凄凉冷清的气氛。博格瞥了我一眼。“我不熟悉你的为人，”她说，“坐在大陪审团席位上的所有人也都不熟悉你的为人。这个女警官已被谋杀，而你的说辞是：当时是她激怒了你而不是你激怒了她；她的遇害和你毫不相干，尽管你认为她死了对每个人都好。” “你是从安娜或赖特那里听来的，对吧？”我激动地问。 她沿着走廊前行。“快了，斯卡佩塔医生，再过不久你就会变得麻木了。看我的。” 第二十六章 血是生命，像生物一样活动。 当循环系统有了裂口，血管会惊慌地紧缩，以此减少其中的血流量，控制裂缝或伤口的失血量。血小板随即赶来堵住伤口，十三种凝血因子各显神通，阻止血的流失。我常想，血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红色代表警戒、危险和灾难。如果血液透明一如汗水，流血便不易被发现。红色显示着血液的重要性，也是极端侵犯行为——危害或夺取他人性命——发生时率先鸣响的警讯。 黛安·布雷的血曾涓涓滴滴、飞溅喷洒，现在则无声地呐喊着、泄露着谁做了什么、怎么做，乃至为什么做。攻击的力道决定了血液喷出的速度和流量，凶器甩溅出去的血迹可以透露殴击的次数。在这案子里至少有五十六次，是我们尽可能精确计算所得，因为血滴层叠得厉害，要得出精准数据的难度堪比分辨树干上的钉子究竟用榔头敲了几次。这房间里的血液分布所显示的殴击次数，跟我从布雷尸体伤口上验得的结论一致，只是尸体上的伤口同样重叠得严重，有几处骨头甚至完全碎裂，根本无从计算。是仇恨，是难以想象的强烈色欲和愤怒。 主卧室里没有丝毫清理过的迹象，我和博格都感觉这儿和屋内其他空间有着极大反差。首先，房间里有一片巨大的粉红色线网，是现场鉴定人员运用架线法寻找所有血滴的轨迹时形成的奇特布景，其目的是确认血滴的距离、飞溅的速度和角度，通过数学公式算出每次攻击发生时布雷所在的位置。于是便构成一个有着奇特的现代艺术设计风格、形似灯笼海棠般的几何图案，引导人的视线投向墙壁、天花板、地板、古式家具和那四面一度映着布雷艳丽容颜的雕花镜。地板上凝结着许多糖浆般又厚又硬的干血块。那张布雷一度陈尸其上的空荡床垫，晦暗得像是被人泼洒了大量黑油漆。 博格凝视着这一切，默默思索着眼前的诡异现象，身上凝聚着一股独特的力量，唯有一辈子从事打击犯罪工作的人，尤其是女人，对此才能心领神会。“床单呢？”博格打开多层档案夹，“送进化验室了吗？” “一直没找到。”我回答，忽然想起汽车旅馆房间。那里的床单也不见了。我还记得尚多内说过，他住在巴黎的公寓时曾经遗失床单。 “是在她被杀之前还是之后拿掉的？”博格抽出信封里的照片。 “之前。从印在床垫上的血迹就可以明显看出来。”我走进房间，绕过那些像无数纤长手指般控诉着尚多内罪行的线索，把床垫上奇特的平行印痕指给博格看。那是尚多内在暴行当中或过后将那把尖头锤放下时，它的线圈握柄印在床垫上而形成的血痕。博格起初没看出来。她努力辨识，皱着眉头听我解释：周围那片模糊的深色污痕可能是尚多内跨坐着尸体实现可怖的性绮想时，他的膝盖和手掌印出来的。“如果殴击的时候铺着床单，床垫上就不会印上这些污痕。”我说。 博格研究着照片。只见布雷横趴在床铺中央，黑色灯芯绒长裤仍穿在身上，还系着腰带，可是鞋袜已经脱下，腰部以上也赤裸着，左手腕戴的金表被砸碎，右手戴的金戒指陷进碎裂的手骨。 “所以，除非原来就没有床单，否则就是出于某种考虑把它拿掉了。”我说。 “我在想象当时的情景。”博格扫视着床垫，“他闯进屋子强押着她通过走廊，来到房间这一块，其间没有挣扎和施虐的迹象，直到他们进入房间，嘭！一切都失控了。我不懂的是，难道他把她押进房间，然后对她说，‘等一等，我先把床单拿掉’？他有这时间？” “我不信在被押上床后她还能开口说话或逃跑。你只要看看这里、这里和这里。”我指着连接无数血滴的纷杂线段，“这是凶器，也就是尖头锤甩动时所形成的血迹。” 博格循着那些粉红色的线，试图找出和照片中景象的关联。“告诉我真话，”她说，“你真的认为架线法有用吗？我知道有些警察觉得这根本是骗人的，浪费时间。” “只要执行的人真懂方法并且照着它来。” “什么方法？” 我向她解释，血液中百分之九十一的含量是水分，遵循液态物理学，受运动和地心引力的影响。一滴血的坠落速度是每秒二十五点一英尺，落地后血迹的直径和坠落的高度成正比。当血滴层叠时，之后的血液会在先前的表面形成一圈扩散冠环。若是飞溅的血滴，则会在中心血迹四周形成细长的冠环。血凝固之后，颜色以鲜红、红褐色到黑色不等。我就认识一些穷毕生之力从事此类研究的专家，所用方式也五花八门：用医药滴管让血液附着在圆环架上；用铅锤线、挤压、滴落、倾倒、注射等方式让血液从各个角度、高度落在各种物体表面，在血洼上踩踏、掌击。当然还得用上数学知识，例如利用几何学和三角学来计算出原始点。 乍看之下，黛安·布雷的卧室就仿佛是一盘事发经过的录像带，然而它的形式是暧昧不明的，必须运用科学、经验和逻辑推演加以厘清。同时博格也想要我再度跨越专业范畴，凭直觉判断。我循着数十条连接着墙壁和门框的细线，它们逐渐会合于空中的一点。由于空气中无法用胶带固定细线，鉴定人员从玄关移来一个古式外套挂架，在它的五英尺高处将线粘上，以标出原始点。我把布雷遭到尚多内第一次攻击时所站的位置指给博格看。 “她距离门口只有几英尺远，”我说，“看见这片空白了吗？”我指着墙上一块没有血迹，但四周呈光环状分布着血点的空处，“应该是被其中一人的身体挡住了，而且还是站着的。如果他站着，可以推测她应该也是，因为站着很难去攻击躺着的人。”我站直了示范给她看，“除非你的手臂有六英尺长。另外，这个原始点距离地面起码有五英尺，意味着初次殴击目标物，也就是她的身体的部位，很可能是头部。”我移动了几英尺来到床边，“然后她倒了下来。” 我指着地板上的污痕和血滴，解释说血滴以九十度垂直坠落后是圆形的。例如人趴着的时候，血从脸部直直滴下后的血就会呈圆形。地板上有不少这样的血滴，有些很模糊，分布范围大约有两英尺见方。这说明布雷一度四肢贴在地上趴着，可能是想爬开躲避攻击。 “他有没有踢她或踹她？”博格问。 “看不出来。”这问题问得好。踢踹行为有助于解释他犯罪时的情绪变化。 “手比脚更具攻击性，”博格说，“这是我研究性谋杀案得出的结论。我很少看见有谁踢或踹。” 我绕到一边，指着另一些飞溅出的血迹和呈卫星状分布的血点，然后走向距床铺几英尺的一摊干凝血洼，“她在这里流了大量的血，”我对她说，“也许就在这时他扯掉了她的上衣和胸罩。” 博格看着手中的照片，找出其中一张：距离床数英尺的地板上，堆着布雷的绿色丝绸短上衣和黑色胸罩。 “在靠近床铺的这个位置，我们开始发现脑组织。”我继续解释那片难以辨识的可怖图案。 “他把她的身体抱上床，”博格接着说，“而不是强迫她自己上去。问题是，当时她是否还清醒？” “我想应该没有。”我指着喷溅在床头板、墙壁、床头灯和床铺上方天花板上发黑的细小污点，“这是脑组织，当时她已经失去知觉了。不过这只是一种推测。” “她还活着？” “她还在流血。”我指着床垫上那些浓稠的黑色血迹，“这不是推测，而是事实。她仍旧有血压，不过很可能已经昏迷。” “感谢老天。”博格拿出相机来准备拍照。我看出了她的娴熟和专业。她走出卧室，开始拍摄，然后折回来循着我刚才带她走过的路线，将它全部纳入镜头。“我会叫艾斯库德罗来摄像。”她说。 “警方已经拍过了。” “我知道。”她说。闪光灯闪个不停。博格不管那些，她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坚持自己的办事方式。“我很想把你解释这一切的画面拍下来，可惜不能这么做。” 她不能，除非她想去阻止辩方取得这带子。我亲眼见到，她连做笔记都省了，只为了避免让那个罗奇·卡加诺有机会获取除了我的例行报告之外的其他资料——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她是如此谨慎地在迎战，让我忽感羞愧，因为我似乎一直没认真看待此事，从没想过真的会有人相信是我谋杀了这个鲜血满洒我们四周和脚下的女人。 博格和我结束了卧室里的工作，转入其他房间。在犯罪现场的周边所耗费的时间通常比较少。我检查了主卧浴室里的药品柜，这是例行公事。人们用来舒缓身体疼痛的药品能透露不少信息，我由此可以得知他们是否患有偏头痛、心理疾病，是否对健康过于关注。比方说，我知道布雷常吃的镇静药是安定和安定文锭。几个努普林和泰诺PM安眠药瓶里装着数百颗药丸，另外还有少量布斯帕抗焦虑剂。布雷显然酷爱镇静剂，渴求精神的宁静。接着我和博格来到走廊边的一间客房。我没进过这个房间。里面没人住，这倒并不令人意外，只是连家具都没有，散置着无暇整理的纸箱。 “你是否觉得她似乎没打算在这里久住？”博格好像开始把我当作她的检方小组成员，她的次席检察官了，“我有这种感觉。一般来说，担任警察局要职总要有心理准备，起码要干个几年，哪怕你把这职位当踏脚石也一样。” 我检查浴室，发现里面没有纸巾和面纸，连肥皂都没有。可在打开药品柜时却吃了一惊。“艾勒斯缓泻药，”我说，“起码有一打。” 博格来到浴室门口。“真要命，”她说，“也许我们这位爱慕虚荣的朋友得了饮食疾病。” 的确有不少人患有贪食症，暴饮暴食之后必须依靠服用缓泻药来清空肠胃。我掀开马桶坐垫圈，发现垫圈和马桶内侧沾有呕吐物的残屑，颜色偏红。布雷遇害那晚吃了比萨，我也想起她的胃袋残留物非常少，只有一点碎肉和蔬菜屑。 “如果一个人用了餐又呕吐，然后在半小时或一小时后死亡，他的胃会是完全空的吗？”博格将我正在拼凑的情节说了出来。 “仍然会有一些食物残渣附着在胃壁上。”我说着放下马桶坐垫圈，“通常胃袋不会是完全空的，除非这人喝了大量的水，再排泄干净，就像洗胃或者不断注入清水来冲洗毒素那样。”又一段短片在我眼前上映。这个房间可以说是布雷生命中一桩肮脏、可耻的秘密，它被隔绝在屋内其他空间之外，除了布雷没人会进来，因此她不必担心秘密会暴露。我了解饮食疾病和贪食症，知道患病的人有多么耻于被人发现自己的怪异习惯。布雷有十足把握不让人发现她经常暴食后催吐、吃泻药等，或许这也解释了为何她的住处储藏的食物如此之少，或许她必须靠那些药物来缓解这种强迫行为所招致的无可避免的极度焦虑。 “所以那晚用餐后她急着赶安德森走，”博格推测着，“布雷需要独处，好尽快把食物吐出来。” “这是原因之一吧，”我回答说，“不幸患有此病的人几乎是完全被冲动宰制，程度之深足以让其忽略身边一切事物。所以没错，她的确有可能想尽快独处，好解决这问题。尚多内上门的时候，她说不定正在这房间里。” “这也让她更加脆弱。”博格对着药品柜里的艾勒斯缓泻药拍了几张照片。 “是的，如果当时她正上吐下泻，一定惊慌之至，首先想到的是有人会发现她在做什么，而不是正面临危险。” “张皇失措。” “正是。” “于是她赶紧结束正在做的事——呕吐，”博格重建当时情景，“冲出房间，把门关紧，往大门走去。敲门声，她以为是安德森。当时很可能又气又急，甚至边开门边嘟哝着气话，然后……”博格后退到走廊上，紧抿着嘴唇，“就死了。” 我们往洗衣间走去，让这剧本就这么悬在半空。她知道，我能够深切体会布雷打开大门后，看见尚多内如地狱怪物般从黑暗中猛然现身时的那种迷惑与惊惧。博格打开几扇走廊橱柜门，发现其中一扇通往地下室，洗衣间就在这里面。我们在那盏用拉绳控制开关的灯泡刺眼的光线下到处走动，我心中莫名地一阵忐忑。这地下室也是我不曾来过的，而那辆听人一再提起的鲜红色捷豹也是第一次目睹，它在这个凌乱不堪的阴暗空间里显得无比突兀。它那醒目艳丽的外形，也许是布雷这一生所渴求的权力的至高象征吧。我还记得安德森曾经愤愤地说布雷把她当跑腿的看待，我猜布雷大概从来不曾亲自把这辆车开去洗车厂。 我想这间兼作车库的地下室应该一直保持着布雷刚搬来时的模样，一个阴暗、尘埃满布、冻结在时光里的水泥墙空间，没有丝毫改变。木架上堆着工具，一辆除草推车已经旧得锈蚀，几个备用轮胎靠在墙边。洗衣机和烘干机也不算新，尽管我认为警方应该检查过，却看不出什么痕迹。两台机器都装满了水，显然布雷最后一次洗衣服时忘了把水放掉。床单、牛仔裤和毛巾皱成一团且发出阵阵酸味。洗衣槽里的袜子、毛巾和运动装还没清洗完毕。我拉出一件速比涛慢跑上衣。“她常上健身房吗？” “问得好。我猜像她这样虚荣自恋的人，一定会设法保持身材的。”博格探手到洗衣槽里，拉出一条裤裆染了血的长裤。“说到揭人家丑，”她一脸懊悔地说，“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好像窥探狂。看来她最近来了月经，虽然这和案子八竿子打不着关系。” “可能有关系，”我回答，“当然，这还得看生理期对她情绪的影响大小。经前症候群或许会加剧她的饮食疾病，情绪不稳对她和安德森之间反复无常的关系当然也毫无帮助。” “这让我想起一件非常雷同的案子。日常小事也会演变成悲剧，实在令人扼腕。”博格把长裤丢回洗衣机，“我曾经手这么一件案子。有个人因尿急在毕立克街停车，到一条巷子里去小解。周遭一片黑暗。然后另一辆车经过照亮了巷子，这可怜的老家伙才发现自己正对着一具尸体，于是心脏病突发。不久一名警察来查看这辆违章停靠的车，进了巷子，发现一个身上有多处刀刺伤口的西班牙裔死者，旁边躺着一个年纪较大的白人男性的尸体，他的阳具露在拉开的拉链外。”博格走到水槽边，洗手、甩干，“费了番功夫才查出是怎么回事。” 第二十七章 九点半，我们离开布雷的房子。我累了，却没有一点睡意，还异常兴奋，精神如夜晚的城市般灯火通明，整个人像在发烧。我绝不会向任何人承认，事实上我很乐于跟博格共事。她不只观察入微，还深藏不露，让我着迷。我因此尝到了偏离繁文缛节的禁果滋味，而且很喜欢这感觉。我少有机会使用的那部分脑细胞开始活动，因为她不拘泥于职权，排斥心不重或能给人安全感。或许也是因为我希望得到她的敬重吧。毕竟我是在生命的最低谷、面临被起诉的这关头遇见她的。她把钥匙还给艾瑞克·布雷，他没有任何问题，似乎什么都不愿知道，只想尽快离开。 “感觉如何？”我们开车离去时，博格问我，“挺得住吗？” “没问题。” 她打开车顶灯，瞄了眼仪表板上的一张便利贴，用车载电话拨了号码，然后放在扬声器上。她的电话录音机传出语音，她按了密码，查看有几条留言。八条。她拿起听筒，以免我听见。这有点奇怪。莫非她有什么理由要我知道她有几条电话留言？接下来的几分钟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把车开进我所居住的小区，同时一条条迅速听着留言。我不禁想到，她或许和我一样是个急性子。倘若某人的留言又臭又长，我往往听到一半就会把它删除。我敢说博格一定也是这样。我们沿着苏格雷夫路穿过温莎农庄的中心地带，经过弗吉尼亚屋宅和埃基克罗夫特礼堂——早在里士满仍是一大片私人领地时期便已建成的古都铎式宅邸，由富有的里士满地主自英国拆解、装箱运来此地。 车子驱近洛克葛林小区警卫亭，丽塔走出岗亭。由她的表情我一眼看出，她见过这辆奔驰多功能运动车和它的车主。“嗨，”博格向她招呼，“我载着斯卡佩塔医生。” 丽塔弯腰往车窗内探头，笑盈盈的。“欢迎回来，”她松了口气似的，“你不会又离家吧？你不在总让人觉得怪怪的。最近这里变得很冷清呢。” “明天早上会回来过节，”我心中充满矛盾，甚至恐惧，只听见自己的声音说，“圣诞快乐，丽塔。看来今晚我们都得加班了。” “这是应该的。” 车子驶过警卫室。我心中一阵愧疚，这恐怕是我第一个把小区警卫都遗忘了的圣诞节。以往我总是会准备面包等食物送给那个不幸必须在这团聚的日子里守在小岗亭里的人。我难过得说不出话。博格察觉到我的异样。“你必须把你的感觉告诉我，这很重要，”她轻声说，“我知道这有违你的性格，以及你一贯遵循的原则。”车子往河流的方向行驶，“这点我很能够体会。” “经历谋杀事件会让人心肠变硬。”我说。 “这还用说。” “还会带来无以言喻的愤怒和痛楚，”我继续说，“让人只顾自己。我曾经利用办公室的电脑档案库做过一些统计分析。其中有个被强暴后杀害的女性，我查阅了三个和她同姓的人的档案，结果是她亲人的资料：哥哥，在案发几年后死于服药过量，父亲，之后犯下谋杀罪，母亲则死于车祸。我们学院曾经对遇害者家属进行一项极富野心的研究，意图了解他们之后的生活状况。结果发现，这些人有的离婚，有的散尽家产，有的正接受精神治疗，有的丢了工作，有的不断搬家。” “暴力的确会荼毒人心。”博格的回答了无新意。 “我不想再自私下去了，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说，“今天是平安夜，可是我为谁做了什么？我连丽塔都忘了。她得值班到午夜过后，还兼着不少差，因为她有几个孩子要养。反正我讨厌这样。他伤害太多人了，而且还在继续。我们手上还有两件案子或许也跟他有关。凌虐，枪械，毒品，跨国犯罪，遗失的床单。”我转头看着博格，“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她把车一径拐上我的车道，丝毫不曾犹豫着去辨识。“答案是，还有的熬呢。”她回答。 我的屋子和布雷的一样黑漆漆的。有人把所有灯都关了，包括那几盏隐藏在树丛间和屋檐下的，它们朝下装设，以免整栋屋子亮得像座棒球公园而冒犯了邻居。我没有回家的喜悦，害怕走进屋子面对那片被尚多内和警方入侵过的私人领域。我在车内坐了会儿，望着窗外，一颗心直往下沉。愤慨，悲痛，深感无奈。 “你有什么感觉？”博格望着我的房子问我。 “我有什么感觉？”我酸楚地重复，“只觉得Piu si prende e peggio si mangia。”我说着下了车，气愤地用上车门。 这是句意大利谚语，意思大概是：越有钱，吃得越差。意大利的乡村生活单纯而温馨，没什么负累。食材很新鲜，用餐时人们总是从容不迫，不会为无关紧要的事烦心。在我的邻居眼里，我的房子一向是座坚固的堡垒，设有各种最尖端的安全装置。而对我来说，我所建造的是一栋迷人的乡村式住宅，深浅有致的卡其色石墙和棕色百叶窗反映着祖先温柔敦厚的胸怀，令我的心暖暖的。至于屋顶，我真希望当初我用了红色砖瓦而不是石板，但我又不想让这栋乡村石墙屋有个红龙背脊似的屋顶。就算找不到古老的好东西，至少也得选择能够和土地协调的材料。 我的根已被侵蚀，生命中单纯的美好和安稳已被玷污，我的心在颤抖。踏上门前台阶时我眼里噙着泪水，站在已被尚多内取下灯泡的门廊天花板下，夜气冷得刺骨，乌云吞噬了月亮，似乎又要下雪了。我眨着眼睛，深吸了几口凉气，压抑骚动不安的情绪，让自己镇定。博格体贴地给我充足时间独处。她退开去，让我拿钥匙插入弹子门锁。我进入黑暗透凉的玄关，输入警报器密码，一股寒意忽然蹿上背脊。我打开电灯，眨眼盯着手上的美迪高钥匙，心跳陡然加速。简直疯狂。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博格悄悄进了门，来到我背后。她环视着屋内的灰泥墙壁和拱形天花板。几幅壁画歪斜着，美丽的波斯地毯发皱且污秽不堪，一切都变了样。竟然没人想到把指纹鉴定粉末或满地泥巴清除掉，这当然令人气愤。然而，我脸上浮现某种吸引博格注意的表情，却并非因为这个缘故。 “怎么了？”她问，准备脱去毛皮大衣的双手停下来。 “我得马上打个电话。”我说。 我没把心里的想法告诉博格，没向她透露我的忧虑，只是跑到屋外拿手机打电话。我让马里诺立刻赶过来。 “没事吧？”我回屋关上大门，博格问。 我没回答她。当然有事。“你要我从哪里开始？”我提醒她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她要我重建那晚事件的所有情节。于是我们进了客厅，从壁炉前的白色棉布套转角沙发开始说起。上周五晚上我坐在这里整理账单。电视机的声音调得很低。实时新闻警告民众提防那个自称狼人的连环杀手，并公布了他的先天性疾病和严重畸形的状况。记得当时我还想，地方新闻频道真是有点荒谬，竟然煞有介事地报道关于一个身高六英尺、满嘴尖牙，全身披着婴儿头发般细柔毛发的男子的消息。播音员还警示民众不要随便开门让陌生人进屋。 “大约十一点，”我告诉博格，“我转到NBC频道，想看看最新报道。不久警报器响起。控制板上显示，车库一带遭到了破坏。安保公司打电话过来，我要他们最好报警，因为我不清楚警报器为何会响。” “这么说你的车库也装了警报系统，”博格说，“为什么他选择车库下手？为什么要从车库闯进来？” “故意触动警报器，好让警方人员过来。”我说出我的想法，“他们来了，又离开了。接着他假装成警察登门，于是我开了门。你访问他时他如何辩解、用的什么腔调我不管，当时我听到的确是英语，纯正的英语，没有半点外国口音。” “不像录像带里的那个人。”她赞同地说。 “是的，一点都不像。” “所以说，放录像时你没听出他的声音。” “听不出来。”我回答。 “这么说来，你认为他并非真的想闯入你的车库，而只是为了触动警报器。”博格思索着，照例没做笔记。 “没错，我认为这就是他的企图。” “他又怎么会知道你的车库装了警报器？”博格又问，“这很少见呢。大多数家庭的车库都没有安装警报器。” “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或是怎么知道的。” “他可能是撬开某扇后门来触动警报器，因为他推测你装了。事实上，我相信他知道你一定会安装。他知道你是个高度警觉的女人，尤其这附近刚发生命案。” “我不清楚他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只回了这么一句。 博格开始踱步，然后在石砌壁炉前停了下来。壁炉张着空洞黝黑的嘴，使这屋子显得像布雷的一样凄凉、死寂。博格伸出一根手指来指着我。“你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她不客气地说，“正如他一直在收集关于你的信息，研究你的想法和行为习惯，你也一样关注他。你从尸体的伤口阅读关于他的种种。你透过那些受害者，透过犯罪现场，透过你在法国观察到的一切和他进行沟通。” 第二十八章 我那张意大利白色传统款沙发被福尔马林染成了粉红色，一个靠垫上还沾了脚印。可能是我为了闪躲尚多内，从沙发上跳过时留下的吧。我再也不会坐它了，巴不得尽快把它搬走。我在附近一把同色系的椅子边缘坐下。 “我必须对他有足够了解，才能在法庭上把他击败，”博格说，内心的热焰在她眼里闪烁，“而我只能通过你来了解他。你必须扮演这桥梁，凯。帮助我认识他，帮助我看清楚他。”她往壁炉前的地砖上一坐，夸张地两手一摊，“让-巴蒂斯特尚多内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闯入你的车库？为什么？你的车库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个特别法呢？” 我想了一下。“我也不知道那对他来说有什么特别的。” “好吧。那么对你呢？” “在犯罪现场穿的衣服我都放在那里，”我开始思索车库的特殊之处，“那里有一台大型洗衣机和烘干机。我从来不把在现场穿过的衣服穿进屋子里，因此那里也算是我的更衣间吧，车库里面。” 博格眼里一闪，似乎领悟了什么，站起来。“带我去。”她说。 我打开厨房电灯，带她通过洗衣间，这里有一扇门通向车库。 “这儿是你在屋内的更衣间。”博格点着头说。 我打开车库灯，胸口一紧，因为里面空荡荡的。我的奔驰不见了。 “我的车呢？”我扫视着墙边的橱柜、安有特殊通风设备的松木更衣间、整齐堆放着的园艺工具和五金器具，以及用来放置洗衣机、烘干机和不锈钢大水槽的凹壁。“没人告诉过我要把车开走。”我控诉般望着博格，瞬间涌出一股不信任感。不过看她的样子，若非演技一流，还真的不清楚。我走到车库中央环视，好像这样就会知道车的下落似的。我告诉博格，我的黑色奔驰上周六，也就是我刚去安娜家暂住那天还在这里，然后就再没见过。“可是你见过，”我说，“你上次来的时候我的车还在吗？你来过几次？”我毫无顾忌地问她。 她也正四处张望，然后在车库门前蹲了下来，检查橡皮条上的刮痕，据说是尚多内利用某种工具企图撬开车库门时所致。“可以请你把门打开吗？”博格一脸严肃地说。 我按了墙上的电钮，车库门轰隆隆地往上卷起，室内温度陡然下降。 “没有，我上次来的时候没看见，”博格站起来说，“我从没见过你的车。鉴于眼前的状况，我猜你应该知道车在哪里。”她又说。 偌大的车库空间被夜色占据，我走向博格站立的地方。“也许被扣押了，”我说，“老天。” 她点点头。“咱们得回到问题的原点。”她转头看着我，眼里浮现出某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疑惑。博格也不安了。也许这只是我的错觉，不过我感觉她真心替我难过。 “这下可好了，”我喃喃地说，环顾着车库，忽然觉得很陌生，“以后我该开什么车呢？” “你的警报器是在上周五晚上十一点左右响起的，”博格又恢复谈公事的口吻，重新回到探索尚多内行踪的任务上，一字一句，沉稳持重，“警方人员抵达。你带他们来到这里，发现车库门被撬开大约八英寸。”她显然看过这份关于擅闯民宅的报案资料。“当时正下着雪，你在门外发现了一些脚印。”她走到车库外面，我跟了上去，“它们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不过还是能看出印子一路绕着屋子到了街上。” 我们站在车道上，都没穿外套，顶着寒风。我仰头望着幽暗的天空，几片雪花冷冷贴上我的脸颊。又开始下雪了。冬天变成了血友病患者，雪下个没完没了，邻居家的灯光在木兰树和光秃秃的枝丫间闪烁。我怀疑洛克葛林小区的居民们心中已不存多少平安祥和，他们的生活也被尚多内玷污了。就算有人搬家，我也不会觉得惊讶。 “你还记得那些脚印在哪里吗？”博格问。 我现场踩给她看。我沿着车道绕过屋子，穿过院子直接连上街道。 “他往哪个方向离开了？”博格左右看着那条暗淡空旷的马路。 “不知道，”我回答，“当时雪已铲去，还在继续下，所以没看出来。不过我没有在外面待太久，你得去问警方才知道。”我想起马里诺，真希望他赶快来，然后突然又想到刚才为什么打电话给他，阵阵凉意蹿上脊背。我看着左邻右舍。长久以来我学会了观察我所居住的小区，根据灯光、车道以及报纸递送情形等来判断邻居是否在家。可惜不在的时候多。这里的不少居民已经退休，总是在佛罗里达过冬，夏天则去海边度假。我也想到，我从来不曾和哪个邻居成为朋友，顶多是开车交错而过时在车内挥手打个招呼。 博格走回车库，抱着身体取暖，嘴里吐着白雾。我记起露西小时候从迈阿密过来里士满看我，在这里初识冰雪。她喜欢把笔记本纸页卷起来，站在院子里摆出抽烟的姿势，弹着假想的烟灰，不知道我正在窗口看着她。“从头来吧，”博格边走边说，“回到十二月六日星期一。那天警方在里士满港的集装箱里发现一具尸体。我们判断那是托马斯·尚多内，疑似被他的哥哥让-巴蒂斯特杀害。告诉我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通知我发现尸体一事。”我说。 “谁？” “马里诺。几分钟后我的副手杰克·费尔丁来电话，我说我会亲自去现场。” “可是你没必要去，”她打断我，“你是首席法医。在那个暖和得有点反常的早晨发现一具腐烂发臭的尸体，你可以派……嗯，派费尔丁或是谁去啊。” “是的。” “那你为什么没那样做？” “因为这案子势必很棘手。那艘船是从比利时起航的，我们不能排除尸体在比利时被弄上船的可能性。这就会增加跨国办案的难度，我时常接些复杂的案子，会引起媒体关注的那种。” “因为你喜欢受瞩目？” “因为我讨厌。” 我们进了车库，两人都浑身冰冷。我赶紧把门关上上。 “你想接这案子，是不是因为那天早上你过得不太顺心？”博格说着走向那个松木大更衣间。“可以看吗？”我要她别客气，再度暗暗惊叹她对我似乎无所不知。 黑色星期一。那天早上，我的一位老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法兰克·罗德参议员来看我，带来本顿写给我的一封信。我对这封信毫无所知。我怎么也没想到，本顿早在几年前到密歇根湖度假时就写了这封信，并且交代罗德参议员在他本顿一死后把信交给我。记得信递到我手上的瞬间，我就认出了他的笔迹。我永远忘不了那种震惊，呆若木鸡。悲痛接踵而至，占据我的整个身心，而这正是本顿的用意，这个高明的心理分析专家看人真是滴水不漏。他明了自己一旦发生不测时我会有什么反应，于是采用这一招，迫使我摆脱借着疯狂工作逃避现实的老毛病。 “你怎么知道那封信的？”我冷冷地问。 她正探头看更衣室里的连身工作衣、橡胶靴、防水靴、橡胶厚手套、棉毛衫、袜子和网球鞋。“请忍耐一下，”她近乎温柔地说，“先回答我，你的问题我稍后再回答。” 我等不了那么久。“那封信又跟这件事有什么关联？” “我也不敢确定，但我想从你的心态开始探讨”这话久久回荡不去。倘若我终究不得不到纽约去作证，那么我的心态势必成为卡加诺的攻击靶子。但还没到那时候，这似乎已成为所有人质疑的焦点了。 “先假设我知道的这些辩方也都清楚。”她说。 我点头。 “你在极度哀伤的情况下收到这封信，本顿写给你的信。”她停顿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同情，“这么说好了……”她别开头去，“换作是我也会被彻底击渍。很遗憾你有那样的遭遇。”她回头注视我的眼睛。又一个试图让我信任她、和她亲近的伎俩？“死后一年，本顿还来提醒你，或许你还没有真正面对失去他的事实，只是拼了命逃离那苦痛。” “你不可能看过那封信，”我既惊愕又气愤，“信锁在保险箱里。你怎么会知道信的内容？” “你给一些人看过。”她回答得理直气壮。 我突然明白一个被我疏忽了的事实：就算博格尚未找遍我身边的所有人，包括露西和马里诺在内的人谈过，她也迟早会这么做。这是她的职责所在，否则也未免太愚蠢太失职了。“十二月六日，”她继续说，“他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六日写了这封信，交代罗德参议员在一年后的十二月六日把信交给你。这个日子对本顿有特殊意义吗？” 我迟疑起来。 “别那么敏感，凯，”她提醒我，“别那么敏感。” “我不确定这天对本顿有什么特殊意义，不过他在信里提到，他知道对我来说圣诞节是个相当难熬的日子，”我回答，“他希望我在圣诞节前夕收到这封信。” “圣诞节对你来说很难熬？” “对每个人不都是？” 博格沉默不语。接着她问：“你和他的私密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秋天，好几年前了。” “好，几年前的秋天，你和他开始有了性关系。”她这么说话好像是我在刻意回避事实似的。“那时候他是有妇之夫，你开始和他交往。” “没错。” “好。今年十二月六日，你收到这封信，不久后赶往里士满港处理尸体，接着回到这里。说一下你从犯罪现场直接回家后一般都做些什么。” “我习惯把在现场穿的衣服用双层袋子封好，放在汽车的行李箱里。”我解释着说，“一件连身工作服和一双网球鞋。”我不断回头望着原本该停着车的空地，“回来以后就把工作服丢进洗衣机，鞋子放进水槽，用消毒剂浸泡。”我指给她看。那双鞋还搁在架子上，是两周前我放在那里风干的。 “然后呢？”博格走向洗衣机和烘干机。 “我脱去衣服，”我说，“脱去所有衣服，放进洗衣机开始清洗，然后走进屋子·” “什么都没穿。” “是的，直接走进卧室浴室去洗澡。从现场回来之后我都是这样消毒的。”我说。 博格听得出了神，似乎有了想法。不知为何，我逐渐感到浑身不自在。“我在想，”她若有所思地说，“也许他不知怎的知道。” “不知怎的知道？如果你不介意，我想进屋去，”我说，“我很冷。” “知道你的习惯，”她继续说，“也因此对你的车库特别感兴趣。他不光是要触动警报器，也许真的想闯入车库。在这里你脱去死亡衣物——以这案子来说，就是被他所制造的死亡沾污了的衣物。你全身赤裸，正是最脆弱的时候，尽管时间很短。”她跟着我进屋，我把洗衣间的门顺手关上，“也许他对此充满性幻想。” “我认为他根本无从知道我的习惯，”我拒绝接受她的猜想，“那天他也不可能看见我做了什么。” 她一侧眉毛一挑，打量着我。“你敢打包票吗？他有没有可能跟踪你回家？我们知道他当时可能也在港口，因为他就是搭‘天狼星号’货轮在这儿上岸到的里土满。在货轮上他身穿白色制服，外露部位的毛刮干净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厨房里充当厨师，避免跟人接触。难道这不是警方的推测？我才不相信那次谈话中他跟我说的，说什么偷了别人的护照和皮夹后搭飞机过来什么的。” “他到这里的时间大约和他弟弟的尸体被发现的时间一致，我们的确是这么推测的。”我说。 “因此，像让-巴蒂斯特这样不甘寂寞的人，很可能会守在船边旁观你们为那具尸体忙得跟无头苍蝇似的。真是绝妙好戏。你也知道，那些浑蛋最爱看警方为他们的案子奔忙。” “他怎么可能跟踪我？”我回到这令人不安的假设上，“怎么跟踪？他有车吗？” “说不定有。”她说，“我开始思索一种可能，也许尚多内不是个孤独可憎的简单怪物，不是偶然或随兴来到这个城市的。我已经不太敢确定他的身份了。我甚至开始怀疑，也许他和某项大规模的秘密行动有着牵扯，那和他的犯罪家族相关，也许甚至和布雷有关，因为她显然也涉入了某种犯罪活动。如今又出了两桩谋杀案，其中一名受害者显然涉及组织性犯罪，是个职业杀手；另一名受害者则是正在执行枪械走私缉查的调查局卧底探员。在露营地还发现了疑似为尚多内所有的毛发。所有迹象都显示，这个杀了自己兄弟的人会搭船潜逃到里士满，不光是因为他在巴黎虐杀妇女的劣性已经逐渐影响到他那著名犯罪家族的声誉。之后他又开始在这里犯案，因为控制不了自己？总之，”博格往厨房的操作台边一靠，“有太多巧合。要是他没有车，又怎么能到露营地去？如果那些毛发被证实是他的。”她说。 我在餐桌前坐下。我的车库没有窗户，不过车库门上有几扇小窗。我思索着尚多内跟踪我回家后在车库门外偷窥我脱衣清洗的可能性。也许他还协助警方找到了他在河畔的藏匿之所。也许博格说得对。也许他并非一个人，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时间已将近午夜，圣诞节就快到了，马里诺却迟迟不来，而博格又一副不讨论到天亮绝不罢休的架势。 “警报器响了，”她又说，“警察来了又走，你回到客厅。”她示意我跟着她，“当时你坐在哪里？” “沙发上。” “是的。电视机开着，你在整理账单，时间大约是午夜十二点，对吧？” “有人敲门。”我接着说。 “形容一下敲门声。” “是用硬物敲击的声音，”我努力回忆每个细节，“类似手电筒或警棍。很像警察的敲门方式。我走上前去问来者是谁，也许没问，我不太确定。总之有个男人自称是警察，说有人看见可疑人物出现在我房子附近，问我是否没事。” “这很合理，因为就在一个小时前的确有个可疑人物企图闯入你的车库。” “正是，”我点头说，“于是我关闭警报器打开大门，看见他站在那里。”我平淡地说，仿佛只是在叙述万圣节孩子登门要糖的情节。 “示范给我看。”博格说。 我穿过客厅，通过餐厅来到玄关，打开大门。单是重演差点要了我命的这一幕，便已让我的身体起了阵阵不适。我开始反胃，双手微微颤抖。门廊仍然一片昏暗，因为警方拿走了灯泡和灯座，送到化验室去作指纹鉴定。没人把它们装回去，门廊天花板下垂悬着裸露的电线。博格耐着性子等我继续。“他冲进屋里，然后把门往后用力端上。”我说着关上大门，“他拿着黑色外套，想用它蒙住我的头。” “他进门的时候外套是穿着还是拿着的？” “穿着。他边进门边把它脱掉，”我站得笔直，“然后想碰我。” “想碰你？”博格皱着眉头，“用尖头睡吗？” “用手，他伸出手来碰我的脸颊，差点碰到。” “他这么做的时候你就站在那里？就那个位置？”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说，“太快了。”我重复道，“我也不敢确定。我只知道他伸手碰我，脱下外套想蒙住我的头。我拔腿就跑。” “尖头锤呢？” “就拿在手上。我也不确定。可能是从哪里抽出来的。我只知道，他追着我跑到客厅的时候手上拿着尖头锤。” “一开始没拿？他并非一开始就拿着尖头锤？你确定？”这点她很在意。我努力回想，回放着那画面，“没有，一开始没拿，”我笃定地说，“他试图用手碰我的脸，然后拿外套蒙我的头，接着才拿出尖头锤。” “能示范一下接着你做了什么吗？”她问。 “跑？” “对，跑。” “不行，”我说，“除非我像当时那样紧张、惊慌。” “凯，请你把路线指给我看。” 我离开玄关，经过餐厅回到客厅。我的正前方是我从纽约卡托纳一家漂亮家具店买来的那张黄色澳大利亚原木咖啡桌。店名叫什么来着？两极？它那鲜艳的桌面像蜜糖一样闪闪发亮，我努力不去看那上面的指纹鉴定粉末，以及不知谁随手搁在那里的7-11纸咖啡杯。“那罐福尔马林就放在这里，放在桌角。”我对博格说。 “它会放在那里是因为——” “因为里面装着文身皮肤样本。我从那具疑似托马斯·尚多内的尸体背部采下的文身样本。” “辩方一定会质疑你为何会把尸体皮肤样本带回家来，凯。” “那是自然，每个人都在质疑。”我突然恼火起来，“这枚文身很重要，并引发了许多疑问，因为我们始终想不出那是什么图案。原因不光是尸体严重腐烂导致难以辨认，还因为它覆盖在另一枚文身上面。我们必须弄清楚底下那枚的图案，这非常关键。” “两个金色的圆点，上面覆盖着一只猫头鹰。”博格说，“尚多内家族的每个成员身上都有金色点状文身。” “没错，国际刑警是这么告诉我的。”我说。到了这地步，我已能肯定她和杰伊·塔利的碰头没浪费一点时间。 “托马斯背叛了他的家族，暗地里发展自己的事业。他更改货轮航线，变造验货单，经营起自己的枪械毒品买卖。我们推测，他的家族发现了这情况，于是他把文身的图案变换成猫头鹰，并且开始使用化名。他知道一旦被家族逮住，必定活不了。”我把我所被告知的，亦即杰伊在里昂对我说的，重述了一遍。 “有意思。”她用手指轻触嘴唇，目光游移，“他的家族果真杀了他，另一个儿子干的。那罐福尔马林，你为什么把它带回家？再说一次。” “其实不是刻意的。我去了彼得斯堡一家文身店，想让那里的专家看看这枚文身。之后我直接回到家里，把罐子放在咖啡桌上。当晚他找上门来，完全是巧合——” “让-巴蒂斯特·尚多内。” “是的。那晚他来之前，我刚好把福尔马林罐带回家放在客厅，边做其他事边看着它。我把它放在桌上。后来他闯进屋，我拼了命地跑。然后他拿出那把尖头锤，高举着向我挥过来。我看见那只罐子立刻一把抓起，完全是反射性的动作。我跳到沙发背后，打开盖子把福尔马林向他泼过去。” “你很清楚福尔马林的腐蚀性有多强，因此才有这种反射性的动作。” “我每天闻，怎么可能不清楚。从事我这行的人都知道，接触福尔马林面临着一种慢性危险，因而所有人都害怕被泼洒到。”我解释着，心里明白我的说法会让大陪审团有什么想法。牵强。难以相信。诡异到了极点。 “你的眼睛有没有被福尔马林溅到？”博格问，“或者身上被洒到？” “没有，谢天谢地。” “你把罐子往他的脸丢过去，然后呢？” “我跑出屋子。中途我抓起餐桌上的格洛克手枪，那是我稍早放在那里的。我跑到外面，在雪地上滑了一跤，摔伤了手臂。”我晃了晃手上的石膏。 “他呢？” “他跑出去追我。” “立刻跑了出去？” “好像是。” 博格绕到沙发背后，站在那片被福尔马林侵蚀了表面漆层的法国古式橡木地板旁边。她绕着硬木地板颜色较浅的区域走。直到现在我才发现，福尔马林几乎泼洒到了厨房入口。我只记得他捂着眼睛，痛苦地号叫。博格站在门口看着厨房。我走向她，想知道是什么吸引了她的目光。 “我得撇开正题说一句，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厨房。”她说。 厨房是我整栋房子的核心。中央巨大的蒂罗德灶台四周悬着闪亮如黄金的铜壶铜锅，灶台本身拥有两组烤架、热水槽、煎台、两个电炉、瓦斯炉、烤炉和大汤锅用的特大号炉头，因为我很爱煮汤。厨房器具都是不锈钢制，包括Sub-Zero嵌入式冰箱和冰柜。墙边层架上陈列着香料，另外还有一个单人床大小的切菜台。橡木地板没铺地毯。墙角有一个直立式葡萄酒冰柜和一张小餐桌，桌子摆在可以远眺詹姆斯河沿岸景致的窗边。 “非常专业。”博格在厨房里绕着，边走边说。没错，我得承认这厨房让我非常骄傲。“使用这厨房的人必定专注于烹饪，而且品位考究。听说你厨艺高超。” “我很喜欢烹饪，”我对她说，“那可以让我的心得到平静。” “你哪儿来的钱？”她率直地问。 “我很懂生财之道，”我没心情谈论钱，说得也就冷淡，“过去几年我在投资上非常幸运，真的非常幸运。” “你很有生意头脑。”博格说。 “但愿。本顿把希尔顿海德岛的公寓留给了我，”我稍作停顿，“我把它卖了，我没办法再去那房子。”我又停顿，“卖了六十多万。” “原来如此。这是什么？”她指着意大利米兰三明治机。 我向她解释。 “等案子了结后，你一定得请我吃顿饭。”她几近冒昧地说，“据说你喜欢意大利菜，那是你的专长。” “是的，意大利菜居多。”这和传言无关，我对自己的了解恐怕还不及博格。“你想他有没有跑进厨房，在水槽这儿洗眼睛？”接着她问。 “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我跑了出去，然后摔倒了。我抬头看时，他已经跌跌撞撞跑出来，试图追上我。他跑下台阶，还尖叫着，然后扑倒在地，拼命用雪揉眼睛。” “想把福尔马林洗掉。那很油腻，不是吗？很难去掉吧？” “不太容易，”我回答，“必须用大量温水冲洗。” “你没有给他温水？没有伸手帮助他？” 我望着博格。“拜托，”我说，“换作是你会怎么做？”我恼火起来，“那混账刚才还想用锤子砍我，转眼我就得扮演起医生了？” “辩方一定会这么问。”博格面无表情地说，“不会。换作是我，我也不会帮他，以上纯属个人意见。所以说，他跌倒在院子里。” “我忘了说，我跑出去的时候顺手按了防盗警铃。”我忽然记起来。 “你抓起福尔马林丢向他，又抓起手枪，按了防盗警铃。你还真是够冷静的，对吧？”她说，“总之，你和尚多内到了院子里。不久露西赶到，你劝她别向他的脑袋开枪。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人和警方也都赶来了。故事结束。” “但愿真的就这么结束了。”我说。 “那把尖头锤。”博格又往回讨论，“你知道他用的是这种工具，因为你跑到五金店去寻找，最终找到了会造成类似布雷身上伤痕的工具？” “过程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回答，“我知道他用来攻击布雷的工具两端不一样，一头相当尖利，另一头比较方正。根据她的颅骨被凿伤的痕迹，加上凶器被放在床垫上印出的血痕，我判断那是铁锤或鹤嘴锄之类的工具。你必须到处看，到处打听。” “他来找你之前，必然事先把那把尖头锤藏在外套里或别的什么地方，以便随时拿出来对付你。”她平静而客观地说。 “是的。” “因此你屋子里有两把尖头锤，一把是布雷遇害之后你在五金店买的，另外一把是他带来的。” “是的。”她这句话令我心头一震。“老天，”我喃喃地说，“没错。那把尖头锤我是在布雷遇害以后买的。”我被这一阵所发生的，被混乱的日子，被这一切迷惑了。“我在想些什么呢？收据上的日期……”我没了声音。我记得我在五金店的收银台付了现金，五美元，大概是吧。但是我没拿收据，这我记得很清楚。我感觉整个人凉到了脚底。博格一直很清楚我忽略了什么：我那把尖头锤是在布雷遇害后才买的，然而我却无法证明这点。除非那位店员能提供收银记录，并且咬定我就是买了那把尖头锤的顾客，否则根本无从证实。 “现在有一把不见了。你买的那把不见了。”博格说。我思绪一片混乱，告诉她我并没有参与警方在我屋子里的搜查行动。 “可是当时你也在场。警方来的时候你不在家吗？”她问。 “我只告诉他们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还有回答他们的提问。周六白天我还在，傍晚就离开了。我无法说我看见了他们的一举一动，或是拿走了什么，也不确定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是否已经结束搜查。老实说，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究竟在这里待了多久，以及来了几次。”我说这些话时异常愤怒，博格也察觉到了。“老天，布雷被杀的时候我手上根本没有尖头锤。我迷糊了。我那把尖头锤是在她的尸体被发现那天买的，而不是她死的那天。她头一天晚上遇害，第二天尸体才被发现。”我反复叨念着。 “尖头锤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博格接着问，“还有，真不想告诉你，无论你怎么解释尖头锤的事，凯，有个小麻烦，那就是唯一的那把尖头锤上——在你屋内找到的那把——沾有布雷的血迹。” “砖瓦工程用的。这一带有很多石板房等石造建筑。” “这么说盖屋顶的工人大概用得到？据推测，尚多内的那把可能是从他藏匿的那栋旧房子里偷来的。是正在整修的那栋房子？”博格毫不放松。 “他们是这么推测的。”我回答。 “你的房子也是石造的，而且有石板屋顶，”她说，“这栋房子建造的时候，你可曾在一旁盯着？你像是会这么做的，追求完美的人。” “盖房子却不在一旁监督，岂不愚蠢。” “我在想，你会不会在建房子的时候就见过尖头锤这种工具，在工地上或者建筑工人的工具腰袋上见过？” “我记得没见过。不过我不确定。” “你在两周前的十二月十七日，也就是布雷遇害将近二十四小时后的那天晚上去了普莱森特五金店，而在那之前你从来不曾持有过尖头锤？” “那天晚上以前没有过。没有，在那之前没有，我想是没有。”我对她说。 “你是在几点买了那把尖头锤？”博格问。这时院子里传来马里诺车子的引擎声。 “七点左右。确切时间我不记得了。十二月十七日那天晚上的六点半到七点之间。”我回答。我已无法细细思考，我累垮了。很难想象能有什么谎言耐得住她的咄咄逼供而不露出破绽。问题在于能否分辨何者为真，何者是伪。我总感觉她并不信任我。 “你离开五金店后就直接回家了？”她继续发问，“告诉我那天晚上你做了些什么。” 门铃响了。我瞟了眼客厅墙上的爱峰可视对讲机，看见马里诺占满显示屏幕的脸。博格刚刚问了那个问题，用了我深信赖特会用来击溃我的那招撒手锏。她想知道我是否有不在场证明。她想知道布雷被杀那天，也就是十二月十六日周四晚上我在哪里。“那天早上我刚从巴黎回来，”我说，“我去办了些杂事，晚上六点左右回到家，十点左右我开车到弗吉尼亚医学院探视乔。她是露西的前女友，在迈阿密一起被卷进枪战的那个。我想看看能否帮上点忙，因为乔的双亲反对她们交往。”门铃又响了。“此外我也想知道露西在哪里。乔告诉我露西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家酒吧里。”我朝着大门走去，感觉博格在盯着我，“在纽约，露西在纽约。我回到家打电话给她，她喝醉了。”马里诺又按了下门铃并且开始砰砰敲门。“回答你的问题，博格小姐。我无法证明周四晚上六点到十点半之间自己的行踪，因为这段时间里我不是在家就是在路上，完全是单独一个人。没人看见我，没人和我说过话，没人可以证明七点半到十点半之间我究竟在哪里，也没人可以证明当时我没有在黛安·布雷家用一把尖头锤把她敲死。” 我打开大门，感觉博格的目光炙烫着我的脊背。马里诺似乎就要散架了，看不出是愤怒还是恐惧到了极点，也许两者都有吧。“搞什么鬼？”他说，来回看着我们两人，“出了什么事？” “抱歉让你在外面受冻，”我对马里诺说，“快请进。” 第二十九章 马里诺这么久才到，是因为他中途去了一趟警察局总部的私人物品室。我让他把我在麦切·巴博萨慢跑短裤口袋里找到的那把不锈钢钥匙拿过来。马里诺告诉我和博格，他可是折腾了一会儿才找到那东西。那个狭小的房间和外界隔着层铁丝网，里面一排排层架上挤满标有条形码的物品袋，上周六警方从我屋子里取走的那些东西想必也在其中。 我去过那里，可以想象那情景。袋子里会不时地传出手机音乐、寻呼机叫声，不知情的人还在尝试和已经被关进牢里或者去世的人联系。另外还有几个上锁的冰柜，储存着物证总检验的采样和其他容易腐烂的证物，例如我用尖头锤捣碎的那些生鸡肉。 “你为什么要用尖头锤敲生鸡肉呢？”博格要我解释这匪疑所思的行为。 “我想知道它所造成的伤口是否跟布雷身上的一致。”我回答。 “那些鸡肉还放在证物冰柜里，”马里诺说，“被你捶得稀巴烂。” “说一下你处理那些鸡肉的细节。”博格继续逼问，好像我正坐在证人席上。 我站在玄关对着她和马里诺解释。我把生的鸡胸肉放在砧板上，拿着尖头锤以各种方向和角度敲击，然后把伤口形态记录下来。结果我发现，无论是用钝头还是尖头，敲击所形成的伤痕大小和外观都和布雷尸体上的一致，尤其是颅骨和软骨组织上的那些，因为它们相当完整清晰。我继续解释说，接着我把一个白枕套摊开，将尖头锤的线圈握柄在烤肉酱里来回滚动。哪种烤肉酱？博格自然不会放过。 我回答说是史莫基小猪烤肉酱。我将它稀释，浓度接近血液，然后把沾了酱汁的尖头锤握柄放在枕套上滚动，看会印出什么图案。结果和留在布雷床垫上的条纹状血印一致。马里诺说那个沾了烤肉酱的枕套也送到化验室去做DNA分析了，我说这实在是浪费时间。要给番茄验尸吗？我不是在说笑，只是沮丧得忍不住要嘲讽。我向他保证，化验室绝不可能从枕套上取得人类的DNA。马里诺听了开始踱步。 我倒大霉了，他说，因为我买的那把尖头锤，用来做这些实验的那把，不见了。他一直没找到。他到处找，它没有列入电脑里的证物清单，显然从未被送进证物室，也没有被鉴定人员移送化验室。就这么不见了，而我又没有收据。这点我也不得不承认。 “我曾经用车载电话告诉你我买了尖头锤。”我提醒他说。 “是啊。”他说。他也记得，我离开普莱森特五金店之后在车里打电话给他，是六点半到七点之间。当时我告诉他，我认为尖头锤应该就是凶手用来杀害布雷的工具，因此买了一把。可是他说，这有可能表明我是为了脱罪而在事后特意为之。“你知道的，让人以为你之前从来没持有过这种工具，也不知道她是被什么凶器所杀。” “你到底在替谁说话？”我对他说，“你真的相信赖特鬼扯的那些？老天，我没法再忍受这窝囊气了。” “这不是替谁说话的问题，医生。”马里诺阴沉地说，博格则在一旁看着。 我们来到那把尖头锤——沾了布雷血迹并且是在我屋内找到的那唯一一把——被发现的地方。确切位置是在客厅的波斯地毯上，在澳大利亚原木咖啡桌右侧十七点五英寸远处。那是尚多内的，不是我的，我反复地说，脑中浮现铁丝网后方挤在层架上的廉价棕色纸袋，上面标着代表斯卡佩塔——我——的证物编号和条形码。 我靠在玄关墙上，突然一阵眩晕，仿佛惨遭横祸之后，灵魂出了窍，从高处注视着自己。我毁了、完了，和证物室里其他棕色纸袋的主人没两样。我还没死，但遭到起诉或许比死更痛苦。我不愿去想下一步会如何，我再也无力承受。“马里诺，”我说，“用那把钥匙开这扇大门试试。” 他皱着眉头犹豫了，然后从他那件羊毛衬里已脱毛的旧皮革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透明塑料证物袋。他打开大门，冷风灌进屋子。他毫不费力地就将那把不锈钢钥匙插入锁孔，咔嚓一转，弹子门锁滑开又关闭。 “那上面写的号码，”我轻声告诉马里诺和博格，“二三三，是我警报器的密码。” “什么？！”博格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们走到客厅。我蜷缩在壁炉前，像灰姑娘似的。博格和马里诺也不坐那张污损的沙发，挨近我坐下，望着我等我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可能，而且再明显不过了。“上周六以后有大批警察以及天知道哪些人在我的屋子里进进出出，”我说，“厨房的某个抽屉里放着我所有的钥匙，屋子、汽车、办公室、档案柜的，等等。所以若是有谁想弄一份这屋子的钥匙，也不是什么难事，至于警报器密码，你们也知道的对吧？”我看着马里诺，“我是说，你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启动警报器，但刚才我们进屋的时候它却开着。” “我们得把进出过这屋子的所有人都罗列出来。”博格严肃地说。 “我会尽量把我知道的告诉你，”马里诺说，“不过我并非每时每刻守在这里，不敢说谁来过我全有数。” 我叹了口气，往后靠在壁炉上，开始报出我目睹在场的警察的名字，包括杰伊·塔利，也包括马里诺。“还有，赖特也来过。”我补充说。 “还有我，”博格说，“但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根本不知道你的警报器密码。” “是谁带你来的？”我问。 她转头望着马里诺。他竟然没告诉我他担任博格向导的事，我火冒三丈，只觉得被出卖了。毕竟，还有比马里诺更好的人选吗？有谁能比他更让我信任？马里诺开始局促不安。他站起来，一路晃过走廊进了厨房。我听见他打开我放钥匙的那个抽屉，然后开了冰箱。 “你在麦切·巴博萨的口袋里发现这把钥匙时我也在场，”博格思索着，“那不可能是你事先放进去的，不可能是你设计的圈套。”她推理着，“因为你没去过犯罪现场，也不曾在没人在场的情况下碰触尸体。我是说，你拉开尸袋拉链的时候马里诺和我就在旁边。”她颓丧地叹气，“那么马里诺呢？” “不可能是他，”我手一挥要她打消这念头，“不可能。当然，他有那机会，但绝不可能是他做的。况且从他对现场的描述来看，他从来没见过巴博萨的尸体。他赶到莫斯比宅院时尸体已经被送上救护车了。” “这么说，若不是某个在场的警察——” “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我接下去说出她的想法，“巴博萨死的时候钥匙就在他口袋里了。在犯罪现场，而不是弃尸地。” 马里诺回到客厅，拿着瓶斯巴登啤酒喝。一定是露西买的，我记得我没买过。这屋子里的一切似乎都不再属于我。安娜的故事浮现于脑海，我总算能多少体会她在家园被纳粹占据时的感受。我忽然明了，人可以被现实逼迫到没了脾气，没了眼泪和悲伤，再也不想抗争，最终只能绝望地陷进黑暗的泥沼。是怎样，就怎样。过去的，过去吧。“我不能继续住在这里了。”我对博格和马里诺说。 “你总算懂了。”马里诺回应得迅速，依然是这一阵惯有的暴躁无礼态度。 “听着，”我说，“别对我大呼小叫的，马里诺。我们都一样气愤、沮丧，也都疲惫不堪。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不过显然我们当中有人和最近这两粧凌虐谋杀案脱不了干系。我猜，无论是谁把我的钥匙放进巴博萨的口袋，他的用意无非是把我卷入罪案，不然就是在警告我。” “我想是警告的成分居多。”马里诺说。 最近罗奇去了哪里呢？我很想问他。 “你的儿子罗奇。”博格代我问了。 马里诺灌下一大口啤酒，用手背抹着嘴角，没搭腔。博格瞥了下手表，抬头看着我们。“无论如何，”她说，“圣诞快乐，两位。” 第三十章 回到安娜家已近凌晨三点，屋里一片漆黑寂静。她很体贴地在走廊上以及厨房的水晶酒杯和格兰杰威士忌酒瓶旁边分别留了盏灯亮着，好让我需要时喝一点舒缓情绪。但此刻我只能心领了。我暗暗希望安娜还醒着，故意窸窸窣窣地摸索着，盼着她会晃进来，在我身边坐下。最近我不知怎的对心理分析谈话上了瘾，尽管眼下我理当希望自己从来没和她谈过才对。我走向客房，边想着移情作用，怀疑我是否把这用在安娜身上了。也许我只是有点孤单落寞，因为今天是圣诞节，而我却忙了一整天的犯罪调查工作，包括我作为嫌疑人的案子在内，这之后还拖着一身疲惫跑到别人家来。 安娜在我床上留了封信。我拿起那个雅致的浅黄色信封，从重量和厚度可以想见信写得有多长。我把脱下的衣服留在浴室地板上，想着过去二十小时当中去过的地方和做过的事不知让布料沾上了何等可怕的臭味。直到走出淋浴间，我才闻到那堆衣服散发着汽车旅馆的火灾焦臭。我把衣服用毛巾卷起来搁在一边等着送洗。我穿着安娜的厚睡袍上床，再度拿起那封信，心又一紧。我打开信封，展开六张印有水印的信纸开始看，同时叮嘱自己别看得太快。安娜写得从容，毫无赘言，显然也希望我能细读。 我是在战争中成长的，明白真相不尽然是正确、美善或最好的。当纳粹党卫军上门调查家中是否藏有犹太人，你就算真的藏了，也不会吐露实情。当党卫军骷髅师占据我在奥地利的家园时，我无法说真话，说我有多恨他们。当那名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党卫军指挥官一连几夜来到我床前，问我是否喜欢和他亲热时，我没有说真话。 他常说些猥亵的笑话，在我耳边吹气，模仿被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的叫声。我只能大笑，因为我害怕。有时候他会在集中营喝得烂醉回来。有一次他吹嘘，他随党卫军在邻近的郎格斯坦的猎捕行动中杀了一名十二岁的村童。后来我知道这并非事实，凶手其实是林茨的盖世太保头子。可是当时我相信了他的话，我的恐惧难以言喻。我也是个平民孩子。没有谁是绝对安全的。（一九四五年这名指挥官死于古森，尸体被公开示众了很多天。我看见了，朝他吐口水。这才是我的真实感受——直到此刻才能说出来！） 因此，真相不是绝对的，它和时机有关，和是否安全有关。真相是，有些人身为犹太人却拥有特权，无须隐瞒身份，因为他们非常富有。真相足以伤人。因此一味坦诚不见得是聪明或有益之举。身为心理专家却说出这种话，很奇怪吧？我这样劝你是有原因的，凯。看完这封信以后，你必须把它销毁，并且矢口否认看过。我了解你，即使是这样的小秘密都会令你寝食难安。如果有人问起，你绝对不能透露我告诉你的这一切。 一旦有人发现我的家庭曾经给纳粹党卫军提供食宿，我在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纵使内心再不情愿，生活却还是要继续。此外，倘若他人发现你的挚友是纳粹支持者——到时我一定会被冠以这个罪名——你也会受到很大伤害。这称呼是多么令人不堪，因为我是这么恨他们。我是个犹太人，父亲极有洞见，看透了希特勒的行为。三十年代末期，他便运用自己的财富以及在银行和政界的关系，给全家人变造了新身份。他把我们的姓改成了泽纳，并且在我少不谙事的时候便举家从波兰迁移到了奥地利。 因而可以说，从有记忆以来我就活在谎言当中，也许这也可以让你多少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够、为什么必须极力避免在诉讼程序中接受询问。好了，凯，我写这封长信的真正目的不是谈我自己。我终于要告诉你关于本顿的事了。 相信你并不知道，本顿一度是我的病人。大约三年前，他到办公室来找我。他非常抑郁，有太多工作上的困境无法向人诉说，包括你在内。他说，在调查局的工作生涯让他见识了太多穷凶极恶的事件，长期和他所谓的“邪恶”打交道让他饱受折磨，但他不曾真正恐惧过。因为那些浑蛋不是冲他而来，他说。他们不会对他造成人身伤害，甚至相当欢迎他去监狱访问他们时所给予的关注。至于他协助警方侦办的那些案件，也不会给他个人带来危险，连环强暴犯和杀人犯不会对他感兴趣。 但就在他来找我之前的几个月，开始发生怪事。真希望我的记性能好一点，凯。总之有一些蹊跷的现象。怪电话，通了立刻挂断，无法追踪来源，他说因为是通过卫星传送的（我想他是指手机）。他还接到恐吓信件，对你进行恶毒的攻讦，并且威胁要对你不利。也是无法追踪来源。本顿认为，写这些信的人显然相当熟悉你们俩的私生活。 当然，他怀疑过嘉莉·格雷滕。他不停地说：“除了那女人我想不出还会有谁。”但当时他弄不明白她如何能够打电话或写信，因为她正被拘禁在纽约的柯比疗养中心。 综观本顿和我为期六个月的谈话，简单说来，他预感到自己死期已近。他受着焦虑、沮丧、妄想之苦，并且开始和酒精缠斗。他说他瞒着你偷偷酗酒，而他的问题也使得你们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当我倾听你叙述某些情节时，凯，我了解到他在家里的行为的确起了变化。现在你该知道原因何在了。 我想开少量抗抑郁药给本顿，可是他不愿意。他时常担忧一旦他出了事，你和露西会遭遇什么。为此，他甚至在我的办公室里哭了起来。几周前罗德参议员交给你的那封信就是我建议他写的。我对本顿说：“想象你还来不及对凯交代什么时便死去。”于是他写了信，他想说的你也都看了。 谈话中我不断提示他，或许他依稀明白骚扰他的那个人是谁，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他犹豫起来。我还记得，当时我感觉他似乎有难言之隐。现在我渐渐了解了。我的结论是，几年前发生在本顿身上的事和现在你所遭遇的种种，其实都是马里诺的律师儿子一手造成的。罗奇和势力强大的犯罪组织有涉，对他的父亲怀恨在心，连带也痛恨所有和他父亲关系密切的人。本顿接获恐吓信之后遭到谋杀，接着这个可怖的凶手尚多内来到里士满，并且由马里诺的儿子担任辩护律师，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这曲折的布局，目的难道不是为了将马里诺身边的好友全部击溃？ 在我的办公室里，本顿屡次提到一个t档案，里面存有他接获的所有怪异恐吓信件，以及其他关于通讯和意外的记录。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他说的是tip，类似警方的机密报资料。有一天我提到他的tip档案，他纠正我，说那是tLP档案，只不过他念成t。我问他tLP是什么意思，他说是“终极辖区”。我又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立刻眼眶含泪地说：“‘终极辖区’，那将是我人生的终点，安娜，我的结局。” 你绝对无法想象，当露西向我提及她在纽约的犯罪调查咨询公司就叫“终极辖区”时我有多么惊诧。昨晚我心情恶劣并非只是因为接到法院传票，还有之后发生的事：我接到传票之后打电话给露西，心想她应该知道你的事。她说她的“新老板”（蒂恩·麦戈文）也在里士满，而且提到了“终极辖区”。我目瞪口呆，直到现在仍然惊讶莫名，想不出个所以然。或许，露西其实了解本顿的档案？ 这也只是巧合吗，凯？难道她只是凑巧取了个和本顿的机密档案相同的名称？难道这种种关联都只是偶然？如今真的有家叫做“终极辖区”的公司，在纽约，露西也即将搬到纽约，尚多内案也被移交到纽约去侦办，因为他两年前在纽约犯了案，那时嘉莉·格雷滕被拘禁在纽约，而她之前的犯罪同伙邓波尔·高特也在纽约被杀（被你所杀），马里诺的警察生涯也是从纽约起步的，他的儿子罗奇也住在纽约。 最后我要说，我让你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我非常难过，尽管你一定明白我绝非有意伤害你。绝对不是。我早已没有那样的动力。明天是圣诞节，我将前往我位于希尔顿海德岛的住处，等时机成熟再回到里士满来。这么做有几个理由，主要是不想让赖特等人轻易找到我。最重要的是，你需要一个栖身的地方。千万别回你的房子里去住啊，凯。 我一读再读。想象安娜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恐怖气氛中成长，尤其我也清楚那是个什么地方，我不住痛心。最让人难过的是，她一辈子听人提及犹太人、取笑犹太人、获知犹太人被残杀的更多暴行，却只能在心底承认自己是犹太人。无论她如何辩解，她父亲的所作所为终究是懦弱且错误的。我怀疑他也知道自家的美酒佳肴招待的党卫军指挥官强暴安娜的事，但是他没采取任何行动。 当我回过神时，已将近凌晨五点。我只觉眼皮沉重，脑门嗡嗡作响。这时上床也已太晚，于是我起身去厨房煮咖啡。我久久地坐在漆黑的窗前，凝望着那条不见形影的河流，思索着安娜向我透露的一切。去年本顿的多种行止终于有了合理解释。我想起有一阵他说他头痛得厉害，我还想挺像宿醉，如今看来或许真是如此。他长期陷于沮丧、淡漠和颓废的情绪当中。我能够理解他对我隐瞒那些信件、电话和秘密档案，却无法认同。他应该告诉我的。 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应该没见到这份档案。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有太多事情我不记得了。那时的我仿佛生活在地底下，脚步如此沉重缓慢，看不见前方和来时路。本顿死后，安娜帮助我整理他的私人物品。她忙着清理橱柜、抽屉里的东西，我则像游魂似的进出各个房间，偶尔插一下手，间或疯狂咆哮和哭泣。不知道她可曾发现那份档案。我非找到它不可，只要它还存留着。 一抹碧蓝色的曙光初露。我替安娜倒了杯咖啡，送去她的卧室。我在门外听里面的动静。悄然无声。我轻轻开门，端着咖啡走进房间，把它搁在床边的椭圆小桌上。安娜喜欢点着灯睡觉，她的卧室亮得跟运动场一样，几乎所有插座都接了灯盏。我第一次看见这情形还觉得奇怪，现在能理解了，也许全然的黑暗会令她联想起昔日恐惧孤单地守着卧室，等待一个浑身酒臭的纳粹党徒来蹂躏她幼小身躯的情景。难怪她会将一生献给那些内心受过创伤的人，去了解他们。她的童年悲剧教给了她许多。我的过去，一如她所说，也教给了我许多。 “安娜？”我轻喊。她动了一下。“安娜？是我。我给你送咖啡来了。” 她惊慌地坐起身，眯着眼睛，白发垂在脸侧，乱蓬蓬的。 我很想说“圣诞快乐”，但说出口的却是“假日愉快”。 “圣诞节我每年都过，尽管我是个犹太人。”她伸手端起咖啡，“我一早起床脾气不是太好。”她又说。 我轻握了一下她的手。黑暗中的她突然显得那么苍老而纤弱。“我看了你的信。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我不能把它销毁。我们得谈谈。”我说。 她沉默了好一阵。我感觉她似乎松了口气。接着她又顽固起来，对我手一挥，好像这样就能把她愁苦的一生，把她所说关于我的一切给抹消。这间宽敞华丽卧室内的毕德迈式家具、古式灯和油画在多盏夜灯的映照下投射出深长的阴影，厚重的丝绸窗帘拉上了。“或许我根本不该写那封信给你。”她坚决地说。 “你应该写得更早一点，安娜。” 她啜着咖啡，把被子拉至肩膀。 “你小时候发生的事情，错不在你，”我说，“那是你父亲的选择，不是你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保护了你，却不算尽善尽美。也许他别无选择吧。” 她摇着头说：“你不了解，你不可能了解。” 这点我也承认。 “那些人穷凶极恶。我的家人毫无选择余地。我父亲酗酒，他们也一样。久而久之我都闻不出烈酒味了。”她用双手捧着咖啡杯，“他们都醉了，也就无所谓了。纳粹军备部长施佩尔率大批随从到古森和埃本塞集中营巡视时，也住进了我家，没错，我家那座优雅的小城堡。我父母以奢华的酒宴款待，准备了最好的香槟和美食，还从维也纳请来了乐手。所有人都喝醉了。我记得我躲在卧室里，害怕谁会忽然跑进来。我在床底下藏了一整晚，几次听见房里出现脚步声，有人掀开被子、咒骂。我就整夜趴在床底的地板上，聆听着美妙的小提琴声，痴想着那个演奏出优雅乐音的年轻小提琴手。他时常望着我，让我脸红。那晚我就一直想着他。能演绎那样美好音乐的人不可能是残酷的，整晚我就只想着他。” “就是那个从维也纳来的小提琴手？”我问，“后来和你——” “不，不是。”安娜在阴影中猛摇头。“认识鲁迪是在几年后。不过我想，我早在那时就爱上了鲁迪，爱在相遇之前。我看见那些穿着黑色礼服的乐手，便立刻迷上了他们魔法般的乐音，巴望着他们能带我离开那可怕的地方。我想象自己乘着音符翱翔，去往一片纯净的土地。我回到了还没有采石场和火葬场的奥地利，那时候生活单纯，人们正直风趣，全心照拂着美丽的花圃和家园。阳光灿烂的春日，我们会把鸭绒垫子挂在窗前，让温和的清风涤净尘埃。我们在大片连绵到天际的田野草浪中玩耍，父亲在林子里追猎野猪，母亲在一旁缝补衣服、烘焙饼干。”她忽然停下，脸上浮现淡淡的哀伤，“一首弦乐四重奏让恐怖骇人的黑夜起了变化。后来我的魔幻梦境把我推向一个美国小提琴手的怀中，接着我来到这里。我远离家园，但我又从来不曾逃离开，凯。” 曙光逐渐照亮窗幔，映出一片蜜糖色。我对安娜说，我很高兴有她陪我。我感谢她和本顿谈心，以及最终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其中有我已知的，也有未知的。我还无法准确描述本顿在被谋杀之前的情绪转折和波动，但我知道了，就在他接受安娜的心理咨询的那段时间里，嘉莉·格雷滕正在寻找替代邓波尔·高特的犯罪伙伴。嘉莉曾经在调查局计算机部门工作，聪明过人，又极擅长操控他人，甚至说服了柯比精神疗养中心允许她使用计算机，她也因此得以再度将魔爪伸向这世界。她物色到了新搭档，一个名叫纽顿·乔伊斯的变态杀手。她通过因特网和他联系，要他协助她逃离柯比。 “也许她在网上认识了另一个人。”安娜说。 “马里诺的儿子罗奇？”我说。 “我是这么想。” “安娜，你知不知道本顿的档案在哪里？那份他所谓的t档案？” “我没见过。”她坐直了些，决定起床了，被子滑至腰部。她那两条光裸的胳膊又细又皱缩，看着令人心疼，像是被抽空了，深色丝质睡衣里的乳房松垂着。“我帮你整理他的衣物时，没看见有什么档案。不过我没碰他办公室里的东西。” 我印象很模糊。 “不，”她掀开被子，双脚踏在地板上，“我不会的。我绝不会动那东西，他的工作档案。”她站了起来，套上晨袍。“我以为你应该看过。”她看着我说，“你看过吧？他在匡提科的办公室呢？他已经退休了，办公室应该也清空了吧？” “没错，清空了。”我们出了卧室来到厨房，“不过案件档案还留在那里。本顿和另一些退休同仁不一样，他认为那些档案并不属于他，”我懊恼地补充，“我确定他退休的时候没有从匡提科拿走任何案件档案，至于那份t档案是否一并留下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我就永远看不到了。” “那是他的档案，”安娜指出，“他的私人联络记录。他向我谈起的时候，始终没暗示过那些信息和调查局的公务有关。他似乎是把那些威胁信和骚扰电话当成了私事，我认为他也不会把这事告诉其他探员。他惶恐不安，因为那些威胁是冲着你来的。我一直认为这事只有我知道，这点我很肯定。我不止一次建议他向调查局报告，”她摇摇头说，“他就是不愿意。” 我把咖啡过滤器里的残渣倒进垃圾桶，那股气恼又涌上心头。本顿对我隐瞒了太多事。“可惜。”我说，“要是他把事情告诉其他探员，也许就不会出事了。” “你还要咖啡吗？” 我想起自己整晚没睡。“我很需要。”我说。 “维也纳咖啡，”安娜说着打开冰箱翻找咖啡豆，“今天早上我忽然对奥地利起了思乡之情。”她不无自嘲地说，仿佛在自责不该将沧桑的过往泄露给他人知道。她把咖啡豆倒进研磨器，厨房里顿时充满噪音。 “后来，本顿对局里相当失望，”我说，“我觉得他似乎不再信任周遭的人了。竞争太激烈。他是小组组长，从他有意退休那一刻起所有组员就开始争权。我了解本顿的脾性，他习惯独自承担所有问题，处理局里的案子时也是这种作风。别的不说，他生性极度谨慎。”我思索着各种可能。本顿会把档案藏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呢？我房子里有他专属的房间，里面放着他的私人物品和笔记本电脑，也有一些档案抽屉。可是那些我都整理过，没见过类似安娜所形容的那种档案夹。 我想着别的可能。本顿在费城遭到谋杀，当时住的是饭店。之后几个装有他私人物品的袋子被转交给我，其中也有他的公文包。我和警方一样打开来核查过，没发现类似t档案的东西。不过既然本顿怀疑嘉莉格雷滕和他接到的骚扰电话及信件难脱干系，那么在前往处理和她相关的案件时会不会随身携带着t档案呢？他会不会把它带往费城？ 我走过去打电话给马里诺。“圣诞快乐，”我说，“是我。” “谁？”他说，半睡半醒的声调，“该死。几点了？” “七点多。” “七点！”他吼了声，“见鬼，圣诞老人都还没来呢，你一大早吵醒我干吗？” “马里诺，有件事很重要。警方到费城饭店的房间清查了本顿的私人物品，当时那些东西你看了吗？” 一声哈欠，然后长长地吐了口气。“可恶，不能再熬夜了。我的肺很难受，得戒烟了。我跟几个家伙喝了一整晚波本。”又一声哈欠，“等一下，我还没听懂，让我调整一下频道。前一分钟还在说圣诞快乐，忽然又问起费城的事了？” “没错，你们在本顿住的饭店房间清查出的东西。” “是的。唉，对，我看过。” “你们有没有拿走什么？例如他公文包里的东西？档案夹之类的，里面有一些信件？” “是有一些档案。你想知道什么？” 我兴奋起来。我的神经元瞬间点燃，脑袋骤然灵敏起来，源源将精力注入全身细胞。“那些档案在哪里？”我问。 “噢，我记得那些信，诡异得很。当时我就觉得应该要多留意一下。后来露西在空中将嘉莉和乔伊斯炸得粉碎，让他们变成了鱼饲料，漂亮地终结了这案子，应该可以这么说吧。该死，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她竟然把AR-15步枪带上了直升机——” “那些档案呢？”我又问一次，再也难掩急躁，心狂跳不止，“我想看看装有这些信件的档案。本顿说是t档案，tLP，终极辖区的意思，也许露西就是从这儿得到的灵感。” “终极辖区。你是说露西的新东家，麦戈文在纽约的公司？那怎么会跟本顿公文包里的档案扯上关系？” “错不了。”我说。 “好吧，档案还在。我得找一下，回头找你。” 安娜回卧室去了。趁露西和麦戈文还没来，我开始琢磨我们的节日菜肴。我拿出冰箱里的食物，回想着露西所言麦戈文在纽约开公司一事。露西说“终极辖区”这名字源于一个笑话。求助无门时找谁？安娜信里也提到，本顿告诉她终极辖区是他人生的终点。密码。谜语。本顿显然认为档案里的某个文件牵系着他的未来。终极辖区就是死亡，我接着想到。本顿哪有什么终点呢？他的终点就是死亡。是这意思吗？否则还会是什么终点呢？ 几天前我就答应安娜要准备圣诞节晚餐，只要她不介意一个意大利人进她的厨房，而且还不碰应景的火鸡和填塞其中的馅料。安娜大肆采购，甚至买了冷压缩橄榄油和新鲜的布法罗奶酪。我把大锅加满水，然后跑到卧室跟安娜说，她别想去希尔顿海德岛或别的地方，除非先尝一点斯卡佩塔私房菜和葡萄酒。今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边看她刷牙边对她说。管他什么大陪审团、检察官等等，一切等晚餐过后再说。她何不做些奥地利菜呢？听了这话她差点把牙膏吐出来。休想，她说。要是我们两个同时进厨房，一定会厮杀起来。 安娜家的气氛突然活跃起来。九点左右露西和麦戈文到达，圣诞树下便堆满了礼物。我开始搅拌蛋和面粉，在切菜板上揉成面团，等到它软硬适中就用保鲜膜包起来，然后找安娜要不知放在哪里的手动制面机。我脑袋里的思绪飞驰着，露西和麦戈文的聊天声断续传来。 “并不是说天气不符合VFR的时候我就不能飞。”露西正在聊她那架新直升机，它显然已经送到纽约了。“我已经取得仪表导航飞行执照，但没兴趣开一架由仪表导航的单引擎直升机。因为依规定驾驶它时必须能随时看清地面，天气不好我就不能飞到云层上了。” “好像很危险。”麦戈文说。 “才不会。这种机型的引擎从来没出过问题，不过还是得有最糟的设想。” 我开始揉面团，这是我倣面条时最爱的步骤，我很排斥使用食物处理机，因为人的温暖触感给予新鲜面团的柔软度是任何金属搅拌刀片都无法比拟的。我循着节奏，推压、折叠、打转，用那只完好的手的掌心使劲按压，思绪飞转。本顿认为他可能面临的最糟情况会是什么呢？如果他把终极辖区比喻成自己的结局，那么最糟的情况是什么？这时我已经可以确定，他所谓自己在终极辖区的结局，指的并不是死亡。不是的。本顿比任何人都清楚，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比死亡更惨。 “我教了她几次，速成课，不过时常动手的人学得快。”露西对麦戈文说，她谈的是我。 那将是我人生的终点。本顿的话在我脑中打转。 “没错，开飞机需要协调性。” “必须能够同时使用双手双脚，而且直升机又不像固定机翼的飞机那么稳定。” “我就说嘛，很危险。” 那将是我人生的终点，安娜。 “不会的，蒂恩。就算在一千英尺的高度引擎发生故障，飞机还是可以平安地着陆，因为空气会让螺旋桨继续转动。听过旋翼自转吗？直升机可以降落在停车场或院落里，普通飞机就办不到了。” 什么意思，本顿？可恶，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揉了又揉，用右手以同一个方向，也就是顺时针方向，转动着面团，以免碰到石膏。 “你说过你的引擎从来没发生过故障。我想喝蛋酒，早上马里诺会不会调些他最拿手的蛋酒？”麦高文说。 “他在新年前夜才会做那个。” “什么？那违反圣诞节习俗？真不知道她怎么能揉那么久。” “固执啊，还能有什么。” “中肯。我们却站在这里闲待着。” “她不会让你插手的。没有谁能动她的面团，相信我。姨妈，你的手肘不痛吗？” 我抬起头，意识变得清晰。我正用两手手指揉着面团。看一眼水槽上方的时钟，这才发现我忘了时间，已经揉了快十分钟了。 “真是的，你神游到哪里去了？”露西注视着我，神色轻快地说，“别为那些事心烦了，不会有问题的。” 她以为我在担心大陪审团的事。讽刺的是，整个早上我就压根儿没想到那件事。 “蒂恩和我会帮你的。已经来帮你了。你以为我们这几天都在忙什么？我们有个计划，想和你讨论一下。” “先喝蛋酒再说。”麦戈文亲切地微笑着说。 “本顿和你谈过终极辖区的事没有？”我脱口而出，指控似的望着她们两人。她们一脸迷惑，似乎不懂我指的是什么。 “你是说我们的工作？”露西皱着眉头，“在纽约的公司？除非你向他提过正在考虑发展自己的事业，否则他不可能知道。”她对麦戈文说。 我把面团分成小块，继续搓揉。 “我经常想着要创业，”麦戈文回答，“可是我没跟本顿提过。宾夕法尼亚的案子多得让我们忙不过来。” “世纪通病。”露西沉着脸说。 “没错。”麦戈文叹了口气，摇摇头。 “如果本顿对你们筹备新公司的事一无所知，”我说，“那么也许是，他无意中听过你们提‘终极辖区’的点子，就是你说过的那个笑话？我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会用这名称来标记他的档案。” “什么档案？”露西问。 “马里诺会带过来。”我揉完一部分面团，用保鲜膜包上，“是他去费城随身带在公文包里的。”我解释了安娜在信中吐露的种种，露西至少帮我澄清了一点。她很肯定向本顿提过终极辖区的概念。她记得当时是在车里，她向他咨询关于退休后担任私人顾问的情况。他说一切进展顺利，不过单干总有忙不完的杂务，需要有个秘书和助手协助接听电话什么的。露西兴奋地建议也许我们这些人应该合办一家公司，然后说出“终极辖区”，类似“我们的联合”之类。 我把干净的厨巾铺在操作台上。“他知不知道你对这构想很认真，正在积极筹划？”我问。 “我告诉他只要我有了足够的钱，就会辞掉这份政府机构的烂工作。”露西回答。 “说真的，”我把压面滚轴装进制面机并把宽度调整到最大，“每个认识你的人都认为你创业是迟早的事。本顿常说你太特立独行了，不可能在官僚体系里待太久。如果能亲眼看到你今天的成就，他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吧，露西。” “其实你从来就不适合待在政府机构，”麦戈文对我的外甥女说，“所以你那么快就离开了调查局。” 这话一点都没有冤枉露西。她自己也承认犯过错，最严重的一次是和嘉莉·格雷滕的感情事件，如今她已不再责怪调查局疏远她，逼她最终辞职。我用掌心把一小块面团压扁，然后放进制面机。“我在想，也许本顿知道‘终极辖区’——也就是我们——总有一天会把他的事情调查个水落石出，所以才借用了你的创意给秘密档案命名。我们就是他人生的终点，因为那些恐吓信并不会消失，就算他死了也一样。”我反复翻着制面机里的面皮，直到将它压成完美的长条，然后摊在厨巾上，“他知道，他不知怎的就是知道。” “他一向什么都知道。”露西的脸蒙上一抹悲痛。 本顿就在厨房里。我做着圣诞节面点，依稀感觉到他的存在。我们谈起他的思维方式。他直觉敏感，常能预料到将来。我能够想象他预见了自己死后的事，设想过我们对一切事物，包括他公文包里那份档案的反应。本顿知道，一旦他发生不测——他显然害怕真会发生——我一定会翻看他的公文包，实际上我确实看了。他没料到的是马里诺比我早一步检查了他的公文包，而且拿走了一份档案，导致我直到现在才知道它的存在。 中午安娜将行李搬上车，准备前往她的海边小屋。她的厨房操作台上堆满宽面条，番茄酱汁在火炉上炖着。碗里是磨碎的帕马森干酪和阿西亚哥熟奶酪，莫扎里拉鲜奶酪搁在干净的厨巾上，表面渗出点点水珠。屋里弥漫着蒜香和木柴烟熏味。节日灯光闪烁着，炊烟从烟囱飘出。不久马里诺带着他一贯的大嗓门粗莽地到来，意外地发现我们几个心情似乎好转了不少。他穿着牛仔裤和厚棉布衬衫，提着大堆礼物和一瓶弗吉尼亚摩闪威士忌。我瞥见一个档案夹从他手提袋里的礼品盒后方露出来，心开始狂跳。 “嗬！嗬！嗬！”他拉高嗓门大叫，“该死的圣诞快乐！”这是他的标准圣诞贺词，然而他心不在焉。我有种感觉，过去这几个小时他不止在找这份档案，还翻阅过了。“我需要喝杯酒。”他说着走进屋来。 <hr /> 注释： 第三十一章 我在厨房里设定好烤箱预热温度，开始制作意大利面。我把磨碎的奶酪和乳清干酪混合，把它和肉酱层层铺在深盘里的面皮之间。安娜在枣子里填塞奶油奶酪，又装了一大碗咸核桃。马里诺、露西和麦戈文则忙着倒啤酒、葡萄酒，调制各种节日饮品。马里诺用摩闪调着血腥玛莉。 他情绪异常，似乎打算不醉不归。那份t档案是个黑洞，仍然放在手提袋里，不无嘲讽地待在圣诞树下。马里诺知道档案的内容，但我没开口问，她们也一样。露西拿出制作巧克力脆饼、花生奶油派、酸橙派等甜点的材料，一副准备摆筵席的架势。麦戈文打开一瓶特级香贝坦勃艮第葡萄酒，安娜开始摆餐具。那份档案悄悄地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仿佛我们是暗中商量好了，至少等酒足饭饱后再开始讨论死亡。 “还有谁要血腥玛莉？”马里诺大声问。他在厨房里晃荡着，插不上手。“嘿，医生，我来调一壶清凉果汁如何？”他说着从冰箱里抓出好几瓶V8辣叶蔬菜汁，打开瓶盖。我怀疑马里诺来之前已不知喝了多少酒，想到安全驾驶的问题不禁气恼起来。再说了，他把档案放在圣诞树下就够让我恼了，因为这很像没格调的恶作剧。这是在暗示什么？给我的圣诞礼物？还是他鲁钝到根本不及考虑，就随手把那个装有档案的手提袋塞在圣诞树下了？他从我身旁挤过去，将切半的柠檬压进果汁机，把果皮丢进水槽。 “好吧，看样子没人肯帮我，我只好自己动手，”他抱怨道。“嘿！”他的嗓门大得隔几个房间都听得见，“有人要去买辣根吗？” 安娜看了我一眼。气氛逐渐凝重，厨房里突然变得暗淡冰冷。我的怒火蠢动着，随时能朝马里诺发泄，只是强忍着罢了。今天是圣诞节，我不断告诉自己，是圣诞节。马里诺抓过一把长木匙一边搅拌着大壶血腥玛莉混合饮料，一边往里倒大量的摩闪威士忌。 “吓人，”露西摇头说，“用灰雁伏特加比较好吧。” “我死也不喝法国伏特加。”他咔咔搅拌着木匙，把它在壶口一敲，“法国葡萄酒、法国伏特加，那意大利的东西呢？”他用夸张的纽约意大利腔调说，“我们的芳——邻呢？” “你调的那鬼东西跟意大利扯不上半点关系，”露西说着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那个你自己负责喝完。明天早上姨妈会捎你去上班，只不过你会躺在尸袋里。” 马里诺喝了一杯那呛人的饮料。“我倒是想起来，”不知他是在对谁说，“等我死了，不准她动我。”好像我不在场似的，“就这么说定了。”他又倒了一杯。这时其余人都停下手头的动作，看着他。“这问题妈的困扰了我整整十年。”灌下一大口，“该死的，这东西真带劲，我可不想让她把我放在那些不锈钢台子上翻来翻去，像切割市场里的鱼一样。嘿，我已经跟那些女孩讲好了，”他指的是我办公室里的女职员，“不准把我的照片传来传去。别以为我不知道她们搞的什么鬼，专爱讨论那玩意儿的大小。”他说着又灌下半杯，拿手背抹着嘴角，“我亲耳听见的，尤其是那个抠雷达。”他拿克莉塔的名字开玩笑。 他又想倒酒。我伸手阻止他，怒不可遏。“够了。你是中了什么邪？竟敢喝醉了跑来这里，还喝个不停。去睡一下醒醒酒吧，马里诺，我想安娜应该能替你弄一张空床。你这样子不能开车，我们现在都不想理你。” 他又举起酒杯，用挑衅、嘲弄的眼神瞪着我。“至少我很诚实，”他反驳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在假装开心，因为今天是圣诞节。圣诞节又怎样？露西迫于革职的压力主动辞职，因为她是个爱出风头的同性恋。” “别说了，马里诺。”露西警告他。 “麦戈文也辞了工作，她心里打什么主意我可清楚得很。”他用大拇指朝她一指，暗示她和露西是同一类人，“安娜呢，这会儿就要离开她的家，因为你住在这里，涉嫌谋杀并将离职。妈的这可不是我在瞎说，就看州长能不能把你留住了。私人调查顾问。是啊。”他口齿含糊，脸涨成朱红色，在厨房里摇摆着来回走。“这就是节日。结果呢，剩下谁？我，就我一个。”他把酒杯往操作台上一摔，走向客厅，中途把墙上一幅画撞歪了。 “我的天哪。”麦戈文徐徐吐了口气。 “浑蛋大老粗。”露西说。 “那份档案，”安娜望着他的背影，“都是因为那份档案他才这样。” 马里诺醉倒在客厅沙发上，不省人事。他一动不动，只有鼾声提醒我们他还活着，并对屋内的动静没了知觉。意大利面已经烤好了，留在烤箱里保温。酸橙派也在冰箱里冷藏着。安娜已经前往希尔顿海德岛了。八小时车程。她不理会我的劝告。我费尽唇舌要她留下，可是她觉得自己该离开。下午三点左右，礼物还堆在圣诞树下。我和露西、麦戈文已经在餐桌旁坐了几个小时，餐具移到了一边，那份档案摊开在我们面前。 本顿一向注重细节。每样物品他都用透明塑料袋装着，部分信件上有紫色污痕，表示已经用水合茚三酮进行了指纹鉴定。邮戳是曼哈顿的，区号均只写着一〇〇，因而无从得知具体区域。而一般情况下这应该是一组五位数，三位数则表示这些信没有经过家庭或办公室邮资机处理，也不是从偏僻地区寄出的。 t档案封面有一个内容索引表，总共列了六十三个项目，时间从一九九六年春天（大约在他写那封准备死后交给我的信的半年前）到一九九八年秋（就在嘉莉·格雷滕逃离柯比疗养中心的几天前）。第一项是一号展示品，贴了标签，像是准备出示给陪审团的证物。那是一封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从纽约寄出的信，没有署名，上面的字体花哨难辨，用ordPerfcrfect软件处理后打印而成，露西说叫“勒索”字体。 我是丑人俱乐部主席，恭喜你获选为荣誉会员！知道吗，会员的权益是可以免费变丑！很激动吧？待续…… 接着是五封类似的信，每隔几星期一封，说的都是这个丑人俱乐部和本顿成为最新会员的事。普通信纸，同样的“勒索”字体，没有署名，区号都是纽约的。寄信者显然是同一人。此人相当聪明，只不过在第六封信里犯了个错误，对内行人而言是相当明显的错误。我因此很诧异本顿为何没察觉。在白色信封背面印有一块笔迹，只要把信封转到一定的角度对着光线就会发现。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双橡胶手套，边戴边去厨房找手电筒。安娜在烤箱旁边的操作台上放着一个。我回到客厅，从塑料袋里抽出那个信封，捏着它的一角，拿手电筒斜斜照着纸张，上面隐隐浮现“邮局局长”几个字的印痕。我立刻明白寄信者在玩什么把戏。 “富兰克林·D。”我认出更多字迹来，“纽约有个富兰克林·D·罗斯福邮政分局吗？这封信应该是从纽约寄出的。” “有啊，就在我住的小区附近。”麦戈文睁大眼睛说。她凑近我，仔细看着。 “我处理过一些试图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案例，”我说着用手电筒以各种角度照射着信纸，“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让人以为事发时他远离现场。最容易的方法是寄一封信，在接近案发的时间从遥远地点的邮局寄出，以此证明他不具备犯案条件，因为他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第三大道，”麦戈文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邮局就在那一带。” “这上面还有街道地址的部分信息，有些字被信封封口遮住了。九什么的。三……大。没错，第三大道。写好收信人地址，附上足够的邮资，然后放进另一个信封，寄给你希望让人以为的信件始发地的邮局局长。因为邮局局长有义务帮你寄送信件，而且会盖上这个城市的邮戳。这家伙就是这么做的，他在外信封写地址的时候，把字迹印在内信封上了。” 露西也走到我背后贴近了看。“苏珊·普雷斯也住在那附近。”她说。 不止这样，更奇怪的是，这封信的寄出时间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正是苏珊·普雷斯遇害那天。 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别管人家的闲事？ 我想象本顿收到这些恶心变态信件时的情景，想象他待在我住处的房间里，面对开着的笔记本电脑，连接上调制解调器，公文包和咖啡放在手边。他在便签纸上写道，他判断那是“勒索”字体，并且分析其中的含义。付出代价以获得释放。赎回。从罪恶中解放。我看着他的笔迹。也许就在他读着这封信，在字典里翻找“勒索”的解释时，我正从走廊走进书房，或者正在厨房里，而他却一个字也没提。露西解释说这是因为本顿不想加重我的负担，况且让我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我一样无能为力，她补充道。 “仙人掌、百合、郁金香，”麦戈文翻着档案内页，“看来在匡提科有人匿名送他花束。” 我开始翻看几十张只写着“无声电话”和日期时间的纸条。这些电话都是直接打到他在行为科学研究小组办公室的专线，来电显示器上无一不显示着“无法获悉”，表示很可能是用手机打的。本顿只注明，这些电话挂断之前都有线路停顿的现象。麦戈文指出这些花的订购点是列克星敦大道上的一家花店，本顿也打电话去查过。露西立刻打到查号台询问，得知这家花店还在营业。 “这里有张纸条记着付费信息。”我简直不忍看本顿那小而乱的笔迹。“邮购，花是邮购的。现金，他还写了‘现金’。所以此人是用邮寄现金和订购函的方式买的花。”我翻回前面的索引表，发现从五十一到五十五项都是花店收到的订单。我翻开这几页。“机打表格，没有签名。一小束二十五美元的郁金香，指定送到本顿在匡提科的办公室。一小束二十五美元的仙人掌，等等，信封上盖的都是纽约的邮戳。” “老伎俩，”露西说，“寄给纽约邮局局长。问题是，真正的始发地究竟是哪里？” 我们无从得知。至于外面那些信封，邮局办事员肯定一打开就丢进垃圾桶了。就算找到了，上面很可能没注明寄信地址，顶多有个邮戳。 “这家花店大概以为他只是个不爱用信用卡的怪顾客吧，”麦戈文说，“或者在搞外遇。” “或者是个囚犯。”我不由得想起嘉莉·格雷滕。我能够想象她从柯比疗养中心寄出信件。信封套信封，外层写着某邮局局长收，避免医院人员看出真正的收信人，花店和本顿。选择纽约的邮局也很合理，因为她可以在电话簿上查到纽约各个邮政分局。以我对嘉莉的了解，她绝不会在意暴露寄信城市，她只是不想惊动医护人员。她同时也是罕有的精于操控利用他人的女人，做事必有其缘由。本顿是在分析她的心理，她又何尝不如此对待本顿。 “如果是嘉莉，”麦戈文脸色凝重地说，“我们就不得不认真考虑她和尚多内以及他所犯下的那些案子之间的关联了。” “一定是她，”我气愤地往后推开椅子，“她也知道那封寄出戳的日期和苏珊·普雷斯遇害的日期相同的信会让本顿火冒三丈。他也果真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了。” “还挑了一家在苏珊·普雷斯住处附近的邮局。”露西说。 我们就这么作着种种揣测和假设，直到傍晚才终于决定开始吃圣诞晚餐。我们叫醒了马里诺，一边告诉他我们的发现并继续讨论，一边吃淋了甜红醋和冷压缩橄榄油的蔬菜、甜葱和番茄。马里诺好像饿了几天似的，囫囵吞咽着意大利面。经过一番辩论和推理，一个问题无可避免地摆在面前：倘若嘉莉·格雷滕就是写信恐吓本顿的人，并且和尚多内家族有牵扯，那么本顿的死也许不再是一粧单纯的变态杀人事件？他的遇害其实是一桩组织性犯罪，只不过经过伪装显得狂乱而毫无意义，并像带上了私人恩怨的色彩，由嘉莉这个冷血枪手去执行？ “换句话说，”马里诺含着满嘴食物，说，“他的死跟你被控诉，这两件事是一样的？” 餐桌上忽然一片沉默。没人理解他的意思，但我很快便懂了。“你是说凶手真正的动机是要他的命，但是借着制造连环杀人案来掩饰它？” 他耸了耸肩膀。“就像他们要控诉你谋杀布雷，却让那看起来像是狼人干的。” “所以国际刑警才会这么积极，这么紧张。”露西下了结论。 马里诺将高级法国葡萄酒当佳得乐运动饮料似的大口灌下。“是啊，国际刑警。也许本顿不知怎的被那个犯罪家族给缠上了，于是——” “因为尚多内的缘故。”我接口说。思路顿时变得清晰无比，我想我的推测或许距离真相不远了。 这个圣诞节有个不速之客，杰米·博格，整个下午她占满了我的脑袋。我不断想起我们在会议室见面那天，她最初向我问起的事情。有没有人针对尚多内在里士满的犯案作过犯罪心理分析？她如此急切，显然认识到这一分析的重要性。可见她必定也已请人对苏珊·普雷斯案作了分析，而我越来越觉得本顿很可能了解那件案子。 我离开餐桌。“请一定要在家。”我大声地说。我在手提包里翻找她的名片，心中一股莫名的绝望逐渐高涨。名片上写着她的私人电话号码。我去安娜的厨房打电话，避免别人听到。万一我的推测错误，顶多自嘲一番；万一对了，那么她实在应该更坦诚地对我才是。该死，她真该死。 “喂？”女性的声音。 “博格小姐吗？”我说。 “等一下。”那人大叫，“妈！找你的！” 等博格拿起话筒，我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看来我知道的真是有限。” “唉，吉尔。”她一定是指刚才接听电话的女孩，“她们是格雷格和前妻的孩子，两个十几岁的娃娃。我准备把她们卖给今天第一个投标者。我可以付钱，只要有人肯带走。” “不要，你才不会呢！”吉尔在她背后大笑着说。 “我找个安静点的角落，”博格说着在那个住着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的家里移了个地方。这状况她从没向我提过，即使我们聊了那么久。我忍不住心生不满。“怎么了，凯？” “你认识本顿吗？”我直截了当地问她。 没有回应。 “你在吗？”我说。 “我在。”她的声调变得平静严肃起来，“我在想怎么回答你比较妥当——” “说真话就是了。拜托。” “我对你一向不说假话。”她说。 “吹吧。我听多了，你们想操控别人的时候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谎称装有测谎仪，或者要拿诚实血清注射，以逼人招供。还有一种情况叫做蓄意隐瞒，也是说谎。我要知道全部真相。说吧，本顿和苏珊·普雷斯案是不是有关联？” “有，”博格回答，“答案是肯定的，凯。” “说吧，博格小姐。我花了整个下午查看他遇害前接到的恐吓信跟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些信都是在苏珊住处附近的邮局盖的邮戳。” 犹豫。“我和本顿见过几次，我的办公室很需要行为科学研究小组提供协助，至少那时是如此。现在我们已经有自己的法医精神病医生了，在纽约这里。我的意思是说，过去几年我和本顿合作办理过不少案件。听说苏珊被谋杀，我一赶到现场就立刻打了电话请他过去。我们检查了她的公寓，就像我和你一起检查里士满的几个犯罪现场那样。” “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接获恐吓电话、信件以及其他可疑物品的事，还有，这个寄信人和谋杀苏珊·普雷斯的凶手之间很可能有某种关联？” “原来如此。”她这么回应。 “原来如此？什么意思？” “原来你已经知道了，”她回答，“问题是，你怎么知道的？” 我告诉她那份档案的事。我对她说本顿可能曾把那些信拿去做过指纹鉴定。我很好奇是谁做的，在哪里做的，结果又怎样。她说她不清楚，又说我们应该把可能获得的指纹输入自动化指纹比对系统进行分析。“信封上有邮票，”我说，“他没取下；要是预备做DNA分析的话，他应该会撕下来才对。” 近几年来，由于PCR技术的发展，DNA鉴定变得便利精准得多。我们可以对贴邮票的人的唾液进行DNA分析。我不确定那时候嘉莉是否知道，舔邮票也会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我知道，要是当初本顿把这些信拿给我看，我一定会建议他把邮票拿去做DNA鉴定。或许我们会有所斩获，或许他就不会死了。 “当时很多人，包括部分执法人员在内，都还没听闻这种技术，”博格还在谈邮票的事，“现在的警察却好像只会从咖啡杯、擦过汗的毛巾、舒洁餐巾纸和烟蒂下手。真有意思。” 我灵光一闪。她这话让我想起英国的一个老案子。根据伯明翰的全英DNA档案库比对结果，有个人被当作偷窃嫌疑人起诉。他的律师要求重新鉴定在犯罪现场发现的DNA，这回用了十个基因座（即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而不是以往习惯采用的六个。基因座，或者说等位基因，是指在基因图谱上的DNA序列。有些等位基因比较相似，因此它们的差异越大，参考的位置越多，比对的结果也就越精确。这并不是说比对双方能够完全一致，而是一种统计学上的几率，以此判断嫌疑人是否就是凶手。在英国的这个案例中，经过附加基因座的再次比对之后，这名嫌疑人被证明清白。这种误配的发生几率只有三千七百万分之一，却也不可避免。 “苏珊案的DNA鉴定中，有没有采用StR比对？” StR是最新的DNA分析技术，指利用PCR技术扩增DNA序列，然后观察当中极具特性的名为“短串联重复序列”的重复碱基对。目前的StR分析技术基本上需要至少十三个DNA探针或基因座作为比对基准，以求达到高度精准。 “我知道我们的化验室相当先进，”博格说，“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已经应用了很多年。” “现在的化验室大都采用PCR技术，取代了传统的RFLP技术。PCR技术非常可靠，不过很耗时。”我说，“一九九七年，用于比对的DNA探针或基因座的数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比对结果。在最初的筛检采样中，这一数量不会是十、十三或十五，因为很昂贵。比如拿苏珊·普雷斯案来说，如果只做了四个基因座的比对，那么结果很可能会产生误差。但愿纽约法医办公室的冷藏室里还保存着筛取检体。” “什么样的误差？” “比如我们检验的是手足、兄弟的DNA，其中一个留下精液，另一个留下的是头发和唾液。” “可是你们分析过托马斯的DNA了，对吧？和让-巴蒂斯特的很像，但并不一样吧？”很难相信，博格激动起来了。 “几天前我们也进行了比对，用了十三个而不是四或六个基因座，”我说，“结果发现相同的等位基因很多，但也有一些不同的。总之，用越多的基因座进行比对，才越可能获得差异。对封闭的族群来说尤其如此。想想看，尚多内家族，那群人已经在圣路易岛居住了几百年，大概算是个封闭的族群吧。说不定亲族通婚，甚至近亲——表兄妹通婚，这或许也是造成让-巴蒂斯特·尚多内先天畸形的原因之一。近亲通婚越频繁，子女出现基因缺陷的几率也越高。” “我们必须把苏珊案的精液采样送去重新化验。”博格下结论道。 “既然他已经被起诉，你那里的化验室迟早都要做的，”我说，“不过也许你可以督促他们尽快进行。” “老天，可别到头来发现是别人的精液。”她颓丧地说，“要是重新化验后发现DNA竟然不相符，那岂不糟糕。我的案子就要推翻重来了。” 她说得没错，有这种可能。要是苏珊尸体内残留精液的DNA和尚多内的DNA不符，即使优秀如博格，也很难说服陪审团相信尚多内是凶手。 “我会请马里诺把那些信封上的邮票和潜在指纹送去里士满的化验室。”她说，“对了，凯，我得要求你，除非有人在场，否则不要翻看那份档案。别再看任何东西。你最好也别自己移送任何证物给化验室。” “这我了解。”我又想起自己正涉嫌犯下谋杀案。 “这样对你比较好。”她补充道。 “博格小姐，既然你知道那些信件的存在，也了解本顿的处境，那么当他被谋杀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呢？” “除了震惊和难过以外吗？我觉得他是被那个恐吓他的人所杀。没错，这就是我的第一反应。但当凶手的身份终于明朗伏法，继续追究似乎没有必要了。” “那么，假设是嘉莉·格雷滕写了那些恐吓信——其中有一封是在苏珊遇害那天寄出的。” 一阵沉默。 “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当中是否有关联。”这点我非常坚持，“苏珊很可能是尚多内在这城市杀害的第一个人。本顿也许四处刺探而触及了他的犯罪家族的禁忌。尚多内初到美国，在纽约杀害苏珊的时候，嘉莉还活着并且也在纽约。” “这么说，本顿也许是他们真正的目标？”博格怀疑地说。 “很可能，”我回答，“我了解本顿和他的思维模式。别的不谈，他若不是怀疑那些恐吓信牵涉到嘉莉及其同伙的犯罪行为——杀人、割下人的脸皮，等等，为什么会把t档案随身带到费城去？把他们变丑。本顿收到的那些信里明白写着他很快就要变丑了，他果然——” “我需要那份档案的备份。”博格打断我的话。从口气听来，她显然想立刻挂断电话。“我家里有传真机。”她说着把号码给了我。 我走进安娜的书房，花了半小时影印档案里的所有资料，因为这些套着塑料袋的信件无法直接用传真机传送。我回到客厅，看见马里诺喝完了勃艮第葡萄酒，又倒在沙发上昏睡。露西和麦戈文坐在壁炉前谈话，言语也因酒精的作用而狂野起来。圣诞节逐渐远离我们，直到十点半我们才总算有空打开礼物。马里诺扮演圣诞老人，摇摇晃晃地派发着礼物，努力营造节日氛围。然而他的低落情绪更显低落，我的幽默也一样牵强。十一点座机响了，是博格。 “Quid pro quo？”她直截了道地说，指的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那封信的内容，“不熟谙法律知识的人会用这个拉丁语词吗？我突发奇想，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办法取得罗奇·卡加诺的DNA？最好先别认定寄信人是嘉莉，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她只是一种可能。” 我回到树下拆礼物，心神不宁。我挤出微笑和感恩的表情，却瞒不了任何人。露西送我一块百年灵B52不锈钢手表，马里诺送我一整年的木柴折价券，还说会亲自送来而且帮我堆好。露西很喜欢我送的那条刻有“旋风女孩”字样的项链，马里诺也很欣赏我和露西合送的皮夹克。安娜应该会很高兴看到我买给她的艺术玻璃花瓶，可惜此刻她正在第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上。每个人都利索地拆着礼物，因为许多疑问仍然悬在那里。我们收拾着凌乱的缎带和撕开的包装纸时，我告诉马里诺想私下和他谈谈。我们进了厨房。他这一整天都带着醉意，看得出来大概是在刻意维持这一状态，而这不是没有原因。 “你不能再这样喝下去，”我说着倒了两杯水，“一点好处都没有。” “一向没好处，永远不会有好处，”他抹着脸，“心情一糟，做什么都没差别。现在就没有一样好事。”他说，注视着我朦胧、泛红的双眼，好像就快哭了。 “你有没有可能取得罗奇的DNA？”我问得直接。 他好像挨了一拳似的往回一缩。“博格刚才在电话里对你说了什么？就这个？她找你谈罗奇的事？” “她正在看档案。”我回答，“那人应该和我们或本顿有关系，而且和组织性犯罪有牵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罗奇。”我又告诉他，博格已透露本顿曾经参与苏珊·普雷斯一案的调查。 “但早在苏珊遇害以前他就收到那些怪东西了，”他说，“为什么那人在他还没到处刺探案情前就百般骚扰？怀疑罗奇的原因何在？我想你们谈的就是这个吧，怀疑那些东西是罗奇寄的？” 我没有答案。我也不确定。 “我想你只好从桃丽斯和我身上取DNA了，因为我手头没有罗奇的东西，连头发都没有。可以这么做，对吧？只要有双亲的DNA，就可以比对唾液什么的。”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你们的家系图。总之，暂时不能排除邮票上所沾唾液来自你儿子的可能性。” “行。”他吐了口气，“你真想这么做的话就做吧。安娜不在，我可以抽烟吗？” “最好别。”我说，“那罗奇的指纹呢？” “得了吧。况且我也不认为本顿采到了指纹。我是说，他拿那些信封去做了指纹鉴定，可是似乎没有下文，还有，我知道你不想听，医生，不过你最好想清楚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别穷追猛打了，因为你就是想找那寄东西的人或和本顿被杀有关的人算账。不值得。尤其你怀疑的还是嘉莉，她都死了，就让她烂吧。” “值得，”我说，“如果真能知道寄东西的人是谁，我就觉得很值得。” “唉。他说终极辖区将是他生命的终点，看来真是这样。”马里诺沉思着，“我们组成了终极辖区，这会儿又在办他的案子。有点意思。” “他把档案带到费城去，你想他会不会是希望你或者我发现它？” “万一他出了事的时候？” 我点头。 “或许吧，”他说，“他一直担心自己日子不多了，因此希望万一真的出事时我们能发现这份档案。而且奇怪得很，他在里面交代得不多，像是担心它可能会落入别人手里而泄露太多信息。你不觉得奇怪吗？里面连个人名都没有。他应该对什么人有所怀疑，但却提都没提。” “档案确实很神秘。”我表示赞同。 “那么他究竟害怕被谁看到？警方？因为他知道万一自己出事，警方一定会搜查他的物品。他们也真这么做了。费城的警方清查了他下榻房间里的所有东西，然后转交给我。他也知道你迟早会看到这些东西，露西也会。” “我觉得关键就在于他无法确定谁会看到这份档案。因此他非常谨慎。本顿的谨慎是出了名的。” “还有，”马里诺又说，“他去那里是要协助烟酒枪械管制局。所以说，他应该也考虑过档案或许会被管制局的人发现，对吧？露西是管制局的人，麦戈文也是，她还负责处理嘉莉及其同伙为掩饰他们割头皮的劣行而纵火的案件现场，对吧？”马里诺眯起眼睛。“塔利也是管制局的，也许我们也该设法获取他的DNA，那个混账小子。真可惜。”他又露出那种表情了。我想他永远不会原谅我和杰伊·塔利发生关系的事。“无意冒犯，说不定你有他的DNA。在巴黎那会儿，也许你哪里忘了洗干净？” “闭嘴，马里诺。”我轻声说。 “我酒醒了。”他说着起身走向酒柜。这回换成波本。他倒了杯布克尔波本威士忌后回到桌前。“要是结果发现这一切都是塔利搞的鬼，岂不是太精彩了？搞不好他找你去巴黎，就是想从你这里探听本顿究竟知道多少。因为你猜怎么着？说不定本顿在苏珊案发生以后到处刺探，并且越来越接近真相，发现了塔利唯恐被人揭露的丑陋面目。” “你们两个在谈什么？”露西说。我没听见她进厨房。 “有工作要派给你。”马里诺肿着眼皮瞄了她一眼，大口喝着波本酒，“你和蒂恩何不调查一下那个塔利，看他究竟有多龌龊。因为我打心眼里觉得这家伙不单纯。还有，”他转身对我说，“有件事你或许还不知道，他也是负责把尚多内押送到纽约的人员之一。很有意思吧？他旁听博格的录像访谈。他在车上和尚多内共处了六小时。嘿，说不定他们已经变成哥们儿了，或者他们本来就是。” 露西凝视着窗外，两手插在口袋里，显然对马里诺很不满。他浑身冒汗，态度恶劣，站都站不稳，一会儿愤慨激昂，一会儿又像泄了气似的。 “你们知道我最无法忍受的是什么吗？”马里诺不肯罢休，“那些纵容他的坏警察。因为没人胆敢追查他的底细。没人想动他，因为他开口闭口都是外国话，念过哈佛，是个大人物、幸运儿——” “你都不懂自己在说什么。”露西对马里诺说，恰巧麦戈文也进了厨房，“你弄错了。杰伊脱不了干系，怀疑他的也不止你一个。” “严重怀疑。”麦戈文附和道。 马里诺闭了嘴，往操作台上一靠。 “我可以把我们目前知道的告诉你。”露西对我说。她细声细气，犹豫不决，因为她也没把握我对杰伊究竟是什么感觉。“我很不想说，因为一切都还没有证实。不过目前看来情况不太妙。”她试探地望着我。 “很好，”我对她说，“说来听听。” “对，洗耳恭听。”马里诺说。 “我搜集了不少相关档案资料，他没有犯罪或被起诉的记录，也没有财产抵押或被判刑等等的记录。倒不是说我们期待他是性暴力犯、不顾家庭的父亲、失踪人口或逃犯什么的。此外，调查局、中情局，甚至烟酒枪械管制局本身的档案系统里也都没有他的相关记录。直到搜索房地产记录时我才有了发现。首先，他在纽约有一套公寓，里面的住户是经过他严格挑选的朋友，包括一些执法机构的高官。”她对我和马里诺说，“价值三百多万，摆满古董，就在中央公园。杰伊曾经吹嘘那套公寓是他的，但却登记在一家公司名下。” “这并不稀奇。有钱人常以公司名义登记房产，一方面能保护隐私，同时也可以避免让自己的不动产卷入法律纠纷。”我指出。 “我知道。不过这家公司不是杰伊的，”露西说，“除非他真的富到拥有一家航空货运公司。” “很诡异吧？”麦戈文说，“想想尚多内家族从事的那些违法运输业务，他们之间未必没有牵连。不过现在说这个还太早。” “没什么好意外的。”马里诺咕哝着，眼睛都亮了，“我还记得他那副哈佛公子哥的派头，对吧，医生？你应该还记得，当时我还奇怪我们怎么突然上了李尔直升机，接着又搭协和式飞机到了法国。我知道国际刑警负担不起这种费用。” “他不该吹嘘那套公寓是他的，”露西又说，“他显然跟所有浑球一样有个相同的死穴：狂妄自大。”她看着我，“他想让你对他刮目相看，所以带你搭协和式超音速飞机，还说机票是由航空公司免费提供给执法人员的。事实上航空公司并不提供这种优惠。关于机票的来源及事情原委我们也作了追踪调查。” “我的疑问是，”麦戈文接口说，“那套公寓会不会是尚多内家族的财产？想想吧，要接近这个家族不知得打通多少关卡。” “谁知道，说不定那整栋公寓都是尚多内家族的财产，”马里诺说，“说不定半个曼哈顿都是他们的。” “那家公司的高层呢？”我问，“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名字没有？” “名单我们拿到了，但还没发现异常，”露西回答，“整理那些数据很耗时间。我们正在核查相关人物和事件，等等。” “麦切·巴博萨和罗素·马托斯又是怎么被扯进来的？”我问，“或者这根本和他们不相干？因为有人拿走了一把我屋子的钥匙，把它放在巴博萨的口袋里。会不会是杰伊？” 马里诺吸着鼻子，灌下一大口波本。“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他爽快地说，“还顺走了你的尖头锤。想不出还能是谁干的，当时所有进你屋子的人我都了解。除非是赖特干的，但他那么胆小，而且我还真不觉得他是个卑鄙小人。” 事实上，杰伊的身影已经不知多少次浮现于我们脑海。我们知道当时他在我屋里，知道他对我很不谅解，我们对他的性格也多少存有疑虑。但如果那把钥匙是他放的，或者从我那里偷走后交给谁，也就表示他和巴博萨案甚至马托斯案有涉。“杰伊目前在哪里？有人知道吗？”我环顾着他们。 “几天前他在纽约，周三那天。昨天下午我们又在詹姆斯城看到了他。现在就不知道了。”马里诺回答说。 “还有两件事或许你也该知道，”露西又对我说，“其中一件非常奇怪，但来龙去脉我还没完全掌握。调查银行信用时，我发现有两个杰伊·塔利，他们的地址和社会保险卡号码都不一样。一个的社会保险卡号码是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之间在凤凰城核发的，此人不可能是杰伊，除非杰伊四五十岁了。但他才多大？比我大不了多少吧？另一个的核发日期是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间，这人显然是在一九三五年《社会保障法》通过后不久便取得了卡号。天知道，这位杰伊·塔利当初取得卡号的时候多大，现在怎么也有七十多岁了吧。他经常搬家，使用邮局信箱而非一般家庭地址，并且时常换车，有时候一年换几辆。” “塔利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的出生地？”马里诺问我。 “他说在巴黎度过的童年，然后全家搬到了洛杉矶。”我回答，“他说这话的时候你也在场啊，在国际刑警总部的餐厅里。” “两个杰伊·塔利都没有在洛杉矶的居住记录。”露西说。 “说到国际刑警，”马里诺说，“他们在雇用他之前难道没调查背景吗？” “或许调查过，但不够深入。”露西回答，“他是烟酒枪械管制局探员，会被断定是清白的。” “中间名呢？”马里诺问，“知道吗？” “他没有中间名。管制局的人事档案里没有。”麦戈文苦笑着说，“那位在史前时代就获取了社会保险卡号码的杰伊·塔利也没有。这很奇特，因为一般人都有中间名。他在国际刑警总部的档案里的确写着他出生在巴黎，直到六岁才离开。那之后他搬到纽约和他的法籍父亲及美籍母亲同住，但档案里却并没有提到洛杉矶。他在提交给管制局的求职书上写着念过哈佛大学，但经调查我们发现哈佛从来没有收过叫杰伊·塔利的学生。” “老天，”马里诺大叫，“这些人受理求职书的时候都不知道去求证吗？他们就这么轻信？你说是哈佛毕业生、得过罗德奖学金，或者是奥运撑竿跳选手，你就会被雇用，配上徽章和枪？” “无论如何，我不会透露风声，以免内务部盯上他。”麦戈文说，“我们必须警惕，防止有人通风报信。难保他在国际刑警总部没有自己人。” 马里诺抬起手臂伸懶腰，咔嚓地转着脖子。“我又饿了。”他说。 <hr /> 注释： 第三十二章 安娜家的客房面对着河流。过去几天，我在窗前布置了一张临时书桌：搬了一张小桌子，在上面盖上一块布以免刮伤光滑的表面，然后从书房里拿来一把苹果绿的英式皮革旋转椅。起初我很困扰，因为忘了把笔记本电脑带来，不过我马上发现使用钢笔和纸张，任由思绪流过指尖转化成泛光的墨迹，能获得意外的宽慰。我的字很难看，或许得归咎于我长期所从事的职业。某些工作日我得签名或写名字缩写多达五百次，此外经常戴着沾血的手套潦草地记录验尸结果和检测数据也多少造成了影响。 我在安娜家逐渐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晨溜进厨房倒上一杯咖啡——预设在五点半就开始煮的——然后回到房间把门关上，坐在那方幽暗的窗户前开始写东西。第一个早晨写的是我在法医学院开设的下一个死亡调查班的课程规划。只是当第一道曙光照亮河水的时候，恶性交通事故、窒息、法医放射学的概念全部远离了我的脑海。 这天早晨我照例忠实地观赏着这幕演出。六点半黑暗转成一片炭灰，几分钟之内光秃秃的梧桐和橡树的轮廓已隐隐浮现，接着眼前的暗沉一片变得水陆分明。多数时候河水都比空气温暖，雾气在詹姆斯河上翻腾。此刻看来那河流更是如冥河一般，几乎可以瞧见一个如幽灵般衣衫褴褛的瘦削男子以竿撑船，从迷雾薄纱中飘过。将近八点，时有动物打破宁静。这一阵它们已成为我极大的慰藉。我爱上了那些群聚在安娜屋前埠头上聒噪不止的加拿大雁。松鼠在树顶忙上忙下，尾巴似暗灰色烟团般高卷着。野鸟在窗前流连，盯着我，仿佛好奇我在窥探些什么。鹿从河对岸的萧瑟树林中奔过。红尾鹰向地面俯冲。 我和白头雕也有短暂而珍贵的邂逅。它们那巨大的羽翼、白色的脑袋和尾羽非常醒目。我见到它们很宽心，因为它们总是独自翱翔于高空，不像其他鸟类那样疲于奔忙。它们来问盘旋，偶尔停歇于树枝却从不久留。就像诗人爱默生，我不禁痴想，它们是否也正传送给我什么信息呢？大自然是慈悲的，但近来我生活的其余部分却并非如此。 一月十七日星期一，我依然被放逐在安娜的房子里。至少我是这么看待自己的处境的。时间悠缓地流逝，几乎停滞了，就像窗外的那条河。我的生命之流正朝某个未知的方向转弯，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圣诞假期来了又去，我手上的石膏也已换成了爱司绷带和夹板。我租了辆车，因为我的那辆奔驰被警方扣押以作进一步调查，停放在贺尔街和商业街之间的保管场。那里并没有警察全天候巡逻，也没有警犬看守。就在新年前夕，有人敲破我的车窗玻璃，偷走了里面的双频无线电、AM-FM收音机和CD唱盘，天知道还拿走了什么。证据足够多了，我对马里诺说。 尚多内案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不出我所料，一九九七年苏珊·普雷斯案的精液DNA鉴定中只用了四个基因座进行比对。直到现在，纽约的法医办公室在作初期鉴定时仍然如此，因为那是他们内部执行的检测，较为经济。他们将冷藏筛取检体拿出来再次进行比对，使用了十五个基因座，结果真的不相符。精液检体的所有人并不是让-巴蒂斯特·尚多内，也不是他的弟弟托马斯。可是相似的等位基因数量非常多，DNA图谱又极为相近，我们只能假设他们可能还有一位兄弟，苏珊身上的精液系此人所有。我们全都傻了眼，博格为此伤透脑筋。“DNA告诉了我们事实，也愚弄了我们一把。”博格在电话那头对我说。尚多内的齿列特征符合尸体上的咬痕，他还留下了唾液和毛发，可是他并没有在苏珊·普雷斯死亡前和她交媾。这样的证据或许还站不住脚，必须由纽约的大陪审团决定这是否足以构成起诉条件。当博格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只觉得讽刺。要起诉我怎么就没有罪证不足的问题，只凭着传言、臆测的动机，加上我用尖头锤和烤肉酱做实验的事实？ 几周过去，我静候法院传票的到来。昨天终于等到了。那位法院助理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时一如往常情绪高昂，我猜他并不知道在此案中我是被告而不是专家证人。在接受大陪审团的问询之前，我还必须先到约翰·马歇尔法院大楼三〇二号法庭去作证。大陪审团听证会则是定在二月一日周二下午两点举行。 七点刚过，我站在衣橱前翻着成排的衬衫和套装，思考着今天该做的事。杰克·费尔丁已经告诉我，办公室今天接获了六具尸体，两个法医同事要到法院作证。另外，我和米歇尔州长约了十点开个电话会议。我挑了一身黑底蓝色细条纹的套装和一件法式袖口的蓝衬衫，然后晃到厨房又喝了杯咖啡，吃了碗露西带来的高蛋白麦片。她送来的这脆硬无比的健康食品差点让我咬断了牙齿，我忍不住苦笑，外甥女坚持要我像火凤凰那样超然于生活的泥沼。我洗了餐盘，换上衣服，正要出门时寻呼机突然响起，上面显示的是马里诺的电话号码，后面接着“911”。 停在安娜车道上的车是最近我生活上的一点小改变——租来的。这辆深蓝色福特探路者的内部有股陈年烟臭味，除非我听马里诺的劝放入一个空气清香剂，否则这气味永远不会消散。我把手机连上电源转换器后给马里诺回电。 “你在哪里？”他开口就问。 “正要开车离开车道。”我打开暖气，前院的铁栅门开启。早上我没有取报纸，这会儿马里诺非要我看看不可，说我显然还没看，否则早就打电话给他了。 “来不及了，”我对，说，“我已经开上切诺基路了。”我语气强硬，好像一个逞能的孩子，挑衅对方给自己一拳，“你就说吧，报上写了什么？”我心想大概是大陪审团的调查外泄给媒体了。果不其然。车子沿着切诺基路行驶，空气依然潮湿，住宅屋顶的雪堆懒懒地滑落。 “首席法医涉嫌杀人，手段凶残。”马里诺念着报纸头条标题，“还登了你的照片。看样子大概是那个恶婆娘在你家门前拍的，在雪地上滑了一跤的那个，记得吧？你刚下车的镜头。我的卡车倒是挺好看的，你的样子不太——” “告诉我上面是怎么写的。”我打断他。 我驱车行驶在弯曲的切诺基路上，听着他念那篇报道的重点内容。里士满的大陪审团正针对我涉嫌谋杀警察局副局长黛安·布雷的事件展开调查。案情相当耸人听闻，让本地执法机构都晕头转向。不具名消息来源指出，州检察官布弗德·赖特虽拒绝评论，但在获知已有证人出面指证以及警方提供了确凿证据之后，沉痛地表示将积极展开调查。不具名消息来源进一步指出，我对布雷怀恨在心，因为她认为我无法胜任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一职，正设法要我离职；被谋杀前她曾经告诉周围的人，我多次当面向她挑衅，对她恐吓威胁；还有，有迹象显示极可能是我蓄意模仿残忍的金兰案犯下此案，等等。 正值交通高峰时段，车子驶到了胡格诺桥。我要马里诺暂停，我受够了。 “还多着呢。”他说。 “绝对的。” “他们一定是趁着假期加班赶稿，扯了这么一大堆关于你和你的背景的东西。”我听见纸张翻动的声音，“连本顿和他的死都被搬出来，还有露西。有一小篇边栏文章介绍你的生平，学业背景，康奈尔、乔治城、霍普金斯。内页还有一些照片，其中一张拍的是你和我在犯罪现场。该死，是布雷的。” “写了露西什么？”我问。 马里诺正沉浸于上报的滋味中，沉醉于浏览和我一起入镜的大幅照片。“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又翻过几页，“简直没完没了呢，医生，已经有五大栏了。报社的记者一定全员出动跑这则新闻了。还有一张你房子的航拍照——” “写了露西什么？”我声音提高了些许，“他们是怎么说露西的？” “该死，还有一张拍的是你和布雷在金兰遇害现场外面的停车场，那家便利商店外。你们两个都是势不两立的样子——” “马里诺！”我大喝一声。我只能这样，因为还得专心开车。“好了，够了！” 他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说：“对不起，医生。天哪，我知道你不好受，但我打电话给你时还以为只上了头版，现在才看清楚。除非某个名人猝死，不然这种大篇幅报道还真是少见。” 泪水刺痛了我的双眼。我没指出他这话有多么讽刺。我真的感觉自己像是死了似的。 “我看看他们写了露西什么，”马里诺说，“还不就是那些。她是你的外甥女，不过一直被你当女儿看待，嗯，上弗吉尼亚大学念的法律，酒醉驾车出车祸，是个同性恋，会开直升机，待过调查局、烟酒枪械管制局，等等等等。还有，差点在你的前院枪杀了尚多内。妈的，这才是重点吧。”马里诺气愤了。平日里他老爱挑露西的毛病，却无法容忍别人也这么对她。“没提到她请了公务假，以及你目前住在安娜家。至少那些混账没全挖出来。” 车子驶近西卡瑞街。“你在哪里？”我问。 “警察局总部。正要去你的办公室。你肯定会受到列队欢迎，”他指的是媒体，“所以最好有个人陪着，而且我有事情要和你谈。我们来玩个小把戏吧，医生。我先到你的办公室去，把车停好。你别走后门那儿的第四街，换走前面的杰克逊街，到达后就直奔大楼，车子我会帮你停好。听说大楼停车场那儿已经聚集了三十多个记者、摄影师，就等着你出现。” 我正想接受他的提议，但念头又一转。不，我说，我不想躲避，不想高举着档案夹或拉起外套挡住镜头，活像个大魔头。我绝对不会那么做。我告诉马里诺会在办公室和他碰面，但会照例在后门停车并正常应付媒体，因为我的固执劲又上来了，再者我想不出平平常常地上班，坦诚地说出事实，也就是黛安·布雷非我所杀这个事实，会有什么坏处。我都没想过要伤她，尽管我讨厌她，对她深恶痛绝。 第九街亮起红灯，我停车，穿上套装上衣，对着后视镜稍作整理。我擦了点口红，用手指顺了下头发，然后打开收音机，竖起耳朵准备听第一段新闻。我预料本地电台会在节目中不断穿插实时新闻，告诉民众我是新世纪的头号丑闻人物。 “……这么说吧，吉姆，要说谁最有能耐制造一桩完美的谋杀案——” “那还用说吗！你知道，我曾经采访过她……” 我转台、再转台，听到的内容无一不是对我的嘲讽、贬低及议论，因为有人向媒体泄漏了所有司法程序致力于维护的个人最神圣的隐私。不知道是谁违反了缄默法则。让我伤感的是，好几个名字浮现在我的脑海。赖特有嫌疑，他就我的电话记录或银行记录询问过的人也都有嫌疑。但我心中还有一个怀疑对象-一杰伊·塔利，我敢说他一定也收到了法院传票。我打起精神将车子拐进停车场，一眼便看见电视和电台采访车沿着第四街排开，几十个人带着摄影机、话筒和记录本等着我。 没有一个记者注意到我开的深蓝色探路者，因为他们没想到是这辆车。我这才发现自己失策了。我已经开了几天租来的车，直到现在才想到，或许有人会问及原因。我把车开到前门的专属停车位，那群人立马察觉到了，如追逐巨兽的猎人般朝我拥来。我努力振作回归本来的角色：我是处事不惊、无所畏惧的首席法医；我没有犯错。我下了车，从容地从后座拿出公文包和一叠档案，裹着层层伸缩绷带的手臂微微抽痛。照相机响作一片，无数话筒伸到我面前，如一把把扣上扳机瞄准标靶的枪。 “斯卡佩塔医生？你能不能说明一下……” “斯卡佩塔医生……”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大陪审团正对你展开调查的？” “你和黛安·布雷不和，这是真的吗……” “你的车呢？” “能否证实一下，目前你的确已被逐出自家房子，连自己的车都不能开了吗？” “你打算辞职吗？” 我站在人行道上面对着他们，保持沉默，等他们安静。发现我有意接受采访，他们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随后迅速恢复冷静。我认出了不少面孔，但记不得名字。这些媒体幕后工作人员的名字我一个也不熟悉。我提醒自己他们只是在履行职责，我没有理由迁怒他们。对，没必要迁怒。任他们再怎么粗暴、冷酷、不友好、带偏见，我也绝不能迁怒。“我没有准备任何声明。”我说。 “黛安·布霤遇害那晚你在哪里……” “拜托，各位，”我打断他们，“我和你们一样，也是最近才知道有陪审团正在调查她的案子，我请求你们尊重司法调查的机密性，我无法和你们讨论这些，请你们谅解。” “但你有没有……” “你的车子被警方扣留了，所以才开别的车，是这样吗？” 我走向办公大楼，种种疑问和指控如霰弹般划破清晨的宁静，我无话可说。我是首席法医，行得正坐得端，没做不可告人之事。有个记者我倒是认出来了。我怎么忘得了这个身材高大、满头白发、五官分明，名叫华盛顿·乔治的非裔美国人？他穿着长款皮大衣，在我挣扎着打开大楼玻璃门的时候紧贴在我背后。 “我只问一个问题，可以吗？”他说，“你记得我吗？我要问的不是这个。”他笑了笑，“我是华盛顿·乔治，法新社记者。” “我记得你。” “我来帮你。”他替我把门打开，我们进入办公楼大厅。保安盯着我看，我知道那眼神意味着什么。我的昭彰恶名已经反映在别人的眼睛里，我心里不禁一沉。“早上好，杰夫。”走过前台时我向他打招呼。 他点了下头。 我拿出门卡，刷开通向办公室的电动门。华盛顿·乔治仍然跟着我，说有件事我应该知道，可是我没仔细听。等候区坐着一个女人，缩在椅子里，在光滑的花岗石地面和玻璃墙面之间显得那么哀伤渺小。待在这地方实在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我每次看见这种情形心里总难免一阵酸楚。“有人招呼你吗？”我问她。 她穿着黑裙和护士鞋，上身裹着深色雨衣。她紧抓着皮包，怕被偷走似的。“我在等人。”她哑着嗓子说。 “你在等谁？” “我也不知道。”她声音结巴，眼里泛着泪光，然后开始哽咽，鼻子抽搐着，“我的孩子。你觉得我见得到他吗？我不知道你们这里会怎么处置他。”她颤抖着下巴，用手背擦去眼泪，“我真的很想看看他。” 我看了费尔丁留给我的关于今天案件的说明，得知那个男孩疑似上吊死亡。姓什么？怀特？我问她。她点了点头。班尼，她告诉我他的名字。我问她是不是怀特太太，她又点了点头，然后解释说几年前再婚后她和小儿子改姓了怀特。我要她跟我走，她放声大哭起来，我想探寻个究竟。不管华盛顿·乔治想告诉我什么，他也只能等一等了。 “这件事你一定迫切地想知道。”他说。 “好吧，好吧。跟我进来，我尽快回来就是了。”我说着刷开另一道密码门锁，带她进入办公室。克莉塔正把档案数据输入电脑，她看见我立刻脸红起来。 “早上好。”她努力装出一贯的轻松愉快，可眼神却也是那样，一种让我越来越厌恶并害怕见到的眼神。可以想见我的这些助理一大早都在谈论些什么。我分明看见克莉塔桌上放着份折叠好的报纸，还用毛衣盖上了。克莉塔经过这个假期又长胖了，还多了黑眼圈。每个人都在为我难过。 “班尼·怀特是谁负责的？”我问她。 “应该是费尔丁医生。”她望着怀特太太，赶紧从工作区走出来，“我替你挂一下外套，好吗？要喝点咖啡吗？” 我要克莉塔带怀特太太去我的会议室，让华盛顿·乔治到医学图书室等我。接着我去找秘书罗丝。我一见她就宽心不少，烦恼也忘了。她没把它挂在脸上，没对我做出那种表情——神秘、好奇又尴尬。罗丝还是罗丝。硬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大概是最近的灾祸让她变得更紧张了。她看了我一眼，摇着头。“我恶心得就快吐血了，”我走到她的办公室门口时她说，“这辈子我还没见过这么荒谬无聊的事。”她拿起报纸朝我甩了甩，好像我是只恶狗。“别为这种事心烦，斯卡佩塔医生。”但愿事情真这么简单。“那个该死的布弗德·赖特，真是胆小得要死。他不敢当着你的面直接告诉你，对吧？所以你得看报纸才知道？”她又抖抖报纸。 “罗丝，杰克在停尸间吗？”我问。 “老天，正在处理那个可怜孩子的尸体。”罗丝暂时忘了我的事，满腹憎恶转成了怜悯，“老天啊，你看见他了吗？” “我刚到——” “长得像唱诗班的孩子。金发蓝眼，漂亮极了。老天，如果他是我的孩子……” 我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她别再说了，因为我听见克莉塔带着男孩的母亲从走廊经过。我用嘴形告诉她那是“他的妈妈”，她立刻安静下来，看着我的眼睛。今天早上她烦躁不安、紧张异常。她一身肃穆的黑色，头发束在脑后，让我想起格兰特·伍德的油画《美式哥特》。“我没事。”我平静地对她说。 “我不信。”她说着湿了眼眶，埋头整理文件以掩饰焦虑。 整个办公室的士气都被让-巴蒂斯特·尚多内打垮了。每个认识我、信赖我的人全都失魂落魄。他们对我的信任打了折扣，同时暗暗为自己的工作和未来焦急。这让我想起我学生时代最艰难的一段时期，那时我十二岁，和露西一样智力早熟，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那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父亲去世。他拖到圣诞节前两天才走，这当中的唯一好处是邻居们大都已放假，在家烹煮食物。依照优良的意大利天主教传统，我父亲走得十分热闹，接连几天我们家中充满食物、美酒、笑声、泪水和歌声。 新年过后回到学校，我更加热衷挑战自己的智力。考试得高分不再能令我满足，我渴盼获得重视，极力取悦别人，还央求修女派事情给我做，任何事情都好。结果每天放学后我都在我们那所教区学校里晃荡：在台阶上拍黑板擦，帮老师批改作业，整理布告栏。我使用剪刀和订书机很熟练，修女每次需要剪贴字母、数字再拼成字句或表格时总是会来找我。 马莎是我数学班的同学，就坐在我前面，从没和我说过话。她时常表情冷淡却心怀好奇地回头看我，想偷瞄我合上的作业簿和试卷上方的红色分数。一次很有难度的代数测验之后，我发现特丽萨修女看我的眼神很冷峻，她一直等到我清理黑板擦的时候。我蹲在教室外面的石阶上用力拍击黑板擦，阵阵粉笔灰在冬日的阳光下飘舞。我抬头，她还皱着眉头站在那里，身穿修女袍，像只戴着十字项链的巨大南极企鹅。有人向她报告说我在测验中作弊。尽管没透露谁撒的谎，我明白一定是马莎。我证明清白的唯一方法就是再考一次满分。 在那之后特丽萨修女时时注意着我，我眼睛再也不敢乱瞄。有一天教室里只剩我和修女，我在清理垃圾桶，她说我必须时常祷告，这样上帝才会赦免我的罪，说我应该感谢天主赐予我天赋，祈求他导引我走上正途，因为我做了坏事总能脱逃。上帝无所不知，特丽萨修女又说。我愚弄不了上帝。我抗辩说我很诚实，没有愚弄上帝，她可以向上帝求证。然后我哭了起来。“我没有作弊，”我啜泣着说，“我要找爸爸。” 上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第一年，我给特丽萨修女写了封信，重提那件不公正的往事。当年我受到污蔑，修女却没有出面主持正义，甚至从此对我怀着不信任，我至今对此感到困扰、愤愤不平，重申了我的清白。 二十年后的此刻，我站在罗丝的办公室里，想起和杰米·博格初次见面时她对我说的话：伤害才开始。不幸被她言中。“今天下班前，”我告诉秘书，“我有话要对大家说。请你通知他们，罗丝。视工作情况定个时间。我得先去看一下班尼·怀特。请好好照料他的母亲，我很快就去找她。” 我沿着走廊走过休息室，在医学图书室找到华盛顿·乔治。“我只能待—会儿。”我心不在焉地说。 他正在书柜前浏览，手中的笔记簿像一把随时会用上的枪。“我听到一则传言，”他说，“如果你知道，恳请证实一下；如果你不知道，那我更该告诉你。布弗德·赖特不会担任大陪审团听证会的检察官。” “我没听说这件事。”我说，同时压抑着恼怒，因为媒体往往比我消息灵通。“不过我们合作侦办过不少案子，”我补充说，“他不想亲自处理这案子，我也能够理解。” “我也这么想。据我了解，有个特别检察官奉命接手。这正是我要说的重点。你听说了吗？”他观察着我的表情。 “没有。”我也望过去，试图读出一丝能够让我避免遭受猛烈抨击的好兆头。 “没人对你说过杰米·博格已经被指派担任听证会的检察官了吗，斯卡佩塔医生？”他灼灼地注视着我说，“据我所知，这正是她从纽约赶来的原因之一。这阵子你和她深入讨论金兰案、布雷案等案件，但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这完全是圈套。她是卧底，应该这么说吧。这圈套是赖特早在你家据称被尚多内闯入以前就设计好了的。事实上，博格参与此事已经有好几周了。” 我唯一能想到的回应是：“据称？”我无比震惊。 “唉，”华盛顿·乔治说，“从你的反应看来，你显然还不知道这事。” “我想，你大概无法透露你的可靠消息来源是谁吧。”我说。 “不能。”他微微一笑，不知为何有些腼腆，“这么说，你无法证实了？” “当然没办法。”我说，努力保持镇定。 “这样吧，我会继续追踪。不过我希望你能知道我很欣赏你，而且你一直待我很友善。”他又说。但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满脑子只想着博格和我共处了那么多时刻——在她车里，在我家，在布雷住处，而她从头到尾都在搜集可以用来在大陪审团听证会上攻击我的材料。老天，难怪她对我的事那么了解。说不定她早已看过我的电话记录、银行对账单和信用报告，甚至找所有认识我的人谈过。“华盛顿，”我说，“我得去看一个死了孩子的可怜母亲，不能继续和你谈了。”我说着走开，不在乎这么做是否失礼。 我来到更衣室，穿上实验袍和鞋套。验尸室里一片嘈杂，所有工作台都占满了。杰克·费尔丁身上血迹斑斑，他已经剖开怀特太太儿子的遗体，正将十四号注射针头插入他的大动脉抽血。我朝他的工作台走过去时，他给了我惊惶的一瞥。今天早报的新闻全写在他的脸上了。 “等一下，”趁他不及发问，我抬起手阻止他，“他的母亲在我的办公室。” “该死，”费尔丁说，“对这个荒唐扭曲的世界，我只能说妈的真该死。” “她想看看他。”我从轮床上的袋子里拿出一块布来擦男孩那漂亮精致的脸庞。他的头发呈棕黄色，除了脸部充血以外，皮肤是玫瑰奶茶那般的颜色。嘴唇上方长着茸毛，胯间的耻毛也刚冒出。他体内的荷尔蒙正开始骚动，准备带他迈入成人生活，然而他却无缘享受。一条深色的细狭沟槽沿着他的脖子绕了一圈后爬上右耳，也就是绳结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年轻结实的身体没有丝毫暴力痕迹，没有任何可解释他为何不想活下去的迹象。自杀案往往十分难以索解。和一般认知正相反，自杀的人事实上很少留下遗言。他们很少谈论自己内在的感受，他们的遗体能透露的也非常有限。 “目前了解多少？”我问他。 “只知道圣诞节过后他回到学校行为就开始有些异常。”杰克拿起水管冲洗尸体的胸腔，直到那里光洁如郁金香花瓣。“老爸几年前得肺癌死了。”水声哗啦。“那个该死的斯坦菲尔德，天哪，他那里是怎么了？有优待活动吗？妈的四周之内送来三个。”杰克冲洗着内脏器官，它们在切板上呈现暗沉的色泽，准备迎接最后的劫难。“妈的，那家伙老是阴魂不散的。”杰克从工具推车上抓过一把手术刀，“总之，这孩子昨天做完礼拜之后回到家，在树丛里上吊了。” 杰克·费尔丁越频繁地使用“妈的”，表示他越生气。此刻他已气愤到了极点。“斯坦菲尔德怎么了？”我悻悻然问，“我以为他辞职了。” “要是这样就好了。那家伙是个白痴。他打电话通报了这案子，然后你猜怎么着？他跑到现场去了。那孩子吊在树上，他给放了下来。” 我有种奇怪的预感。 “从绳结的地方割断的。” 果然没错。“他应该拍了照片吧。” “在那里。”他朝验尸室另一端的台子指了指。 我不得不看那些令人心痛的照片。看来班尼从教堂回家后连衣服都没换，就直接跑到树林里，把一根尼龙绳抛到树枝上，一头打了个圈，另一头穿过去后再打了一个简单的活结，脖子往里一套。照片里的他穿着深蓝色套装和白衬衫，地上有一个红蓝条纹的扣式领结，不知是被绳结挤掉了还是他事先摘下来了。他膝盖弯曲，两手悬在体侧，头低垂着，典型的自缢姿势。我所处理的此类案件中，当事人两脚离地完全悬空的并不多。关键是让颈部血管受到足够的压迫，造成脑部有氧血液供给不足。事实上，阻塞颈静脉只需施加四点四磅压力，阻塞颈动脉再多上一倍。脑袋卡在绳结上所造成的压力便足够。知觉很快就会失去，死亡几分钟内就会降临。 “这样吧，”我对杰克说，“拿几块防水布盖上，把他的身体遮好，以免血液渗出。让他母亲看他一眼，然后你再进行后续工作。”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手术刀丢回工具架。 “我这就找她去，看能不能再问出些什么。准备好了就通知罗丝。谢了，杰克。”我注视着他，“我们只能等会儿再聊了？一直没机会一起喝咖啡，连声圣诞快乐都没说过。” 我在私人会议室找到怀特太太。她已经不哭了，但还沉浸在悲凉中，出神地瞪着前方。我走进去关上门，她看着我，目光涣散。我说我去看过班尼了，现在要带她也去探视一下。她立刻又热泪盈眶。她问他死前是否受了极大痛苦。我告诉她，他应该很快就昏迷了过去。她问他是不是窒息而死。我回答说目前还有许多疑点，不过他不太像是呼吸道阻塞致死的。 班尼或许是死于缺氧性脑损伤，但是我更怀疑是颈部血管遭到紧勒而导致血管迷走神经反应。也就是说，心跳减缓而后死亡。我说他是跪着的，她说也许他在祈求天父带他走。也许吧，我回答。他很可能是在祷告。我尽力安慰怀特太太。她说有个猎人到树林里寻找他先前射杀的鹿，结果发现了她儿子的尸体。班尼应该才死不久，因为他离开教堂后就失踪了，时间大约是十二点半。警方是在五点左右上门来通知她的，说有个猎人在两点发现了班尼的尸体。因此他没有在外面独自闲晃太久，她反复地说。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外衣口袋里放着本《新约圣经》，上面有他的名字和地址。警方据此才知道他的身份，然后找到了他的家人。 “怀特太太，”我说，“班尼最近有哪里不对劲吗？昨天早上在教堂是什么情形？你有没有察觉到什么蛛丝马迹？” “他最近很郁闷。”她的情绪平稳了些，听口气好像班尼就坐在外面的会客室里等她，“下个月他就满十二岁了，你也知道这种年龄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你所谓的郁闷是什么意思？” “他常常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戴着耳机听音乐。最近变得伶牙俐嘴的，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是担心过，”她哽咽起来，眼睛一眨一眨，仿佛突然记起她身在何处以及来这里的原因，“但我不懂他为什么非这么做不可！”泪水簌簌地流下，“我知道他和教堂里的几个男孩处得不太好。他们老是取笑他，叫他漂亮弟弟。” “昨天有人取笑他吗？”我问。 “很有可能。他们一起上主日学校。有一些传言，你知道的，关于那附近发生的凶杀案。”她又停顿，以免偏离正轨去讨论一个陌生而怪异的话题。 “圣诞节前发生的那两桩案子吗？” “是啊。有人说他们受了诅咒，因为一般人不会这样，你知道，那种死法。” “诅咒？谁说他们是受了诅咒？” “都在传。很多谣言。”她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那里离詹姆斯城很近。老早就盛行一种传言，说有人看见约翰·史密斯船长和波卡洪塔斯公主的鬼魂什么的。这两个人被谋杀的地点又跟那里、跟詹姆斯岛那么接近，有人说他们是……你知道的，说他们是怪物。所以他们才会被人杀死吧，我想。至少我是这样听说的。” “你和班尼谈过这些吗？”我的心直往下沉。 “谈过几次。每个人都在谈论他们的事，就是那两个被虐待然后烧死的人。大家都关门落锁。我得说，真的很恐怖。所以我也和班尼聊了这件事。老实说，那些案子发生以后他的心情更加阴郁了，也许这就是他心烦的事。”她沉默下来，凝视着桌面。她不确定谈论自己儿子的时候该用什么时态。“这是一点，另外还有其他男孩说他漂亮。班尼厌恶别人这么说他，我也不怪他。我时常告诉他说，等你长大以后变成个英俊的男人，找你的女孩不排队才怪，到时候他们可是要羡慕死了。”她说着淡淡一笑，接着又哭起来，“他对这事非常敏感。你也知道，孩子们开玩笑是什么状况。” “他昨天是不是又受了侮辱？”我试探地问，“你觉得会不会是那些男孩提起所谓族群仇杀或同性恋的话题，或者暗示——” “嗯，”她激动地说，“没错，什么怪物和恶人受到天谴之类的。《圣经》里交代得非常清楚。‘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她引述道。 “那有没有可能，班尼是在担心性方面的事呢，怀特太太？”我温和但坚定地问，“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这很常见，性别认同困扰之类的。尤其在这种年头。世界越来越复杂，比以前复杂太多。”这时电话响了。“请等一下。” 是杰克，说我们可以过去了。“还有，马里诺来找你，说有重要消息要告诉你。” “让他直接过来找我。”我挂了电话。 “班尼的确问过我，那些人遭遇那么恐怖的事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他用了‘男同性恋’这词，”怀特太太说，“我说那很可能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 “他听了有什么反应？”我问。 “我记得他好像什么都没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概三个星期前吧。就在第二具尸体被发现后不久，那阵子新闻不断报道说他们是遭到了族群仇杀。” 我不知道斯坦菲尔德是否明白，他把调查情况泄露给他那该死的姐夫所造成的伤害有多大。穿过走廊时，怀特太太念叨着，内心的忧虑随着步伐而攀升。我领她走到办公室前台，通过一道门前往小观察室，里面摆有沙发和桌子，墙上挂着宁静英国乡村的绘画。桌椅对面是一整面玻璃墙，用布帘遮着。墙的那边是冷藏室。 “你坐一下，尽量放轻松。”我轻按怀特太太的肩膀。 她端坐在沙发边缘，害怕得浑身紧绷，两眼紧盯着拉上的布帘，十指紧扣着搁在膝盖上。我打开布帘。班尼一身蓝色，蓝布直盖到他的下巴，遮住了绳索留下的勒痕。湿漉漉的头发往后梳，双眼紧闭。他的母亲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仿佛没了呼吸。她目光茫然，像是充满疑惑，眉头紧皱。“他的脸怎么会那么红？”她几乎是在指责。 “绳索让血液无法流回到心脏，”我解释道，“因此脸充血了。” 她起身走到玻璃墙前。“我的孩子，”她低语，“我亲爱的孩子。你已经到了天堂。在天国的基督怀里。他的头发湿湿的，好像刚受洗，你们一定替他洗过澡了。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死得很痛苦。” 我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我想象着他把绳结紧勒住脖子，头部受到的冲击必定极其强烈。他正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意识清晰得足以感受到痛苦。是的，他死得很痛苦。“结束得很快，”我只能这么说，“他没有痛苦太久，怀特太太。” 她双手掩面，啜泣起来。我拉上布帘，带她离开观察室。 “你们接着会怎么做？”她木然地跟在我后面。 “我们会继续检查，进行一些化验工作，看能有什么发现。” 她点点头。 “你要不要坐一下？要喝点什么吗？” “不了，我想回家去。” “我对你儿子的事感到非常遗憾，怀特太太，真的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难过。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打电话给我，倘若我不在，也会有别人帮你。这阵子肯定会很难熬，而且有不少烦琐的事等着你去办。需要我们帮忙的话，请随时打电话来。” 她在走廊上停步，抓住我的手，热切地看着我的眼睛。“你确定他不是被害死的？我们怎么能肯定他是自杀的呢？” “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他是被人杀害的，”我安抚她说，“不过我们会尽力调查。案子还没了结，有些化验工作得花好几个星期。” “他不能在这里待那么久！” “不会的，再过几个小时他就可以离开了。殡仪馆会来接他。” 我们回到办公室前台。我陪她走出玻璃门到了大厅，她犹豫着，似乎不太确定接着该怎么办。“谢谢你，”她说，“你真好心。” 受人感谢，这并不经常。我沉着一颗心回到办公室，差点和马里诺撞了个满怀。他就站在门口等我，手上拿着文件，一脸兴奋。“你绝不会相信有这种事。”他说。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不能信的。”我板着脸说，随即往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那把大皮椅里一瘫，叹了口气。我料想马里诺是来告诉我杰米·博格被指派为特别检察官的事。“如果跟博格有关，我已经知道了，”我说，“有个法新社的记者告诉我她已经被指派来定我的罪。我不确定这究竟是好是坏。管他呢，我甚至不确定自己到底在不在乎。” 马里诺困惑地说：“真的？是她？她能吗？她通过了弗吉尼亚州的律师考试了吗？” “不需要，”我回答，“她可以经过pro hac vice，”“特准”的意思。我接着解释，法庭可以应大陪审团的要求，准许外州的律师参与某件案子，即使此人并未持有本州的律师执照。 “那么赖特呢？”马里诺问，“他不就没事做了吗？” “必须有个本州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和她共同审查。我猜他应该会担任次席，而把质询的工作丢给她。” “詹姆斯堡汽车旅馆一案的调查中有个离奇的发现。”他开始说他的重要消息，“范德一直忙着鉴定在旅馆房间里采到的指纹，结果你绝对料不到。”他又强调，“猜猜是谁的指纹？黛安·布雷的，我没骗你。就在一进房间的电灯开关上有个潜在指纹——布雷的潜在指纹。当然，我们也发现死掉那家伙的指纹，除此还有贝芙·基芬的，别的就没有了，例如《圣经》上面，没有马托斯的，只有她的。这点也很有意思，看来把《圣经》翻到那页的人就是基芬本人了。” “《传道书》”我说。 “对。翻开的页面上有一枚基芬的潜在指纹，但她却说没碰过。我打电话确认，她还是坚持说没有。我怀疑她大概也涉案了，尤其现在我们又知道布雷进过那家伙被杀的房间。布雷到那家旅馆做什么？你有什么看法？” “也许是她认识的毒贩带她去的，”我说，“我想不到别的。她不会投宿在那种汽车旅馆，这是可以肯定的。” “没错，”马里诺手指作枪状，朝我一指，“而基芬的丈夫和巴博萨又在同一家卡车运输公司工作，对吧？但我们还没找到那家公司姓基芬的司机或员工的记录，甚至根本没有他的线索，这点实在匪夷所思。据调查，奥佛兰公司涉嫌毒品和枪械走私，对吧？如果最终证明露营地发现的毛发是尚多内的，那就有意思了。他的家族可能也有牵涉？这也许正是他来里士满的初衷，为了家族的事业，而虐杀女人只是他忍不住犯的老毛病。” “这倒也可以解释马托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补充说。 “当然。说不定他和尚多内是哥们儿，又或许家族里有人派马托斯来弗吉尼亚堵截尚多内，中止他的任务，防止他把家族的勾当泄露出去。” 推理似乎没完没了。“无法解释的是，马托斯为何被谋杀，是谁下的手？还有，巴博萨为何也遇难？”我指出。 “是个问题。不过我感觉答案就快浮现了，”马里诺说，“而且我总觉得，只要我们追查下去，就会发现塔利和这一切难脱干系。也许他是全案的关键。” “他和布雷早在华盛顿就认识了，”我说，“而且他长年居住在尚多内家族老巢所在的城市。” “他一直都能自由进出尚多内的犯罪现场，”马里诺补充说，“前几天我还看见了那浑蛋。我在路口停车等红灯，看见旁边停着辆黑色本田大摩托车。起初我没认出他来，因为他戴着安全帽和墨镜，把脸全遮起来了。可是他一直盯着我的卡车看，我敢说一定是塔利。他立马就转过头去了，那混账。” 罗丝通知我州长来了电话，准备进行十点钟的电话会议。我示意马里诺把办公室的门关上，然后拿起听筒等米歇尔上线。现实再度涌至，我又回到我的困境和劈头盖脸的媒体袭击当中。我想我已经知晓州长心里的盘算。“凯？”迈克·米歇尔语气十分严肃，“我看了早上的报纸，很遗憾。” “我也不太开心。”我对他说。 “我支持你，而且会继续支持下去。”他说，也许是为了让我对之后的谈话有个心理准备，总之绝不会是好事。我没吭声。我怀疑他知道博格的事，也许还和她被指派为特别检察官有关。我没主动提，没这必要。“我认为以目前的状况，”他继续说，“你最好暂停一下职务，等事情结束了再说。凯，这并不表示我相信那些报道。”这也并不是说他相信我是无辜的，“只不过你处在风口浪尖，继续领导法医办公室有失明智。” “你想炒我鱿鱼吗，迈克？”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不，不是的，”他立刻问答，语气变得温和了，“咱们先过了大陪审团那关再说。我依旧相信你，也没忘记你说要单干的事。先把这件事解决了再说吧。”他强调说。 “当然，听你的，”我以得体的敬重口吻对他说，“不过老实说，若是抛下手头处理了一半的案子不顾，并不符合民众的利益。” “凯，不会的，”他又成了政客，“只是搁置两周罢了，等听证会还你清白之后就恢复了。” “天哪，”我说，“非得这样不可啊。” “我相信一定会的。” 我挂了电话，看着马里诺。“就这样了，”我开始把东西塞进公文包，“但愿不会我前脚走出办公室他们后脚就把锁换掉。” “说真的，他又能怎么样呢？你认真想一想，医生，他能怎么样？”马里诺缩回他的宿命论里。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是谁把消息透露给媒体的。”我合上公文包，把锁扣上。“你接到法院传票了吗，马里诺？”我又问他，“我真不知道该相信谁才好。要是接到了，你最好告诉我。” “你知道我不会瞒你。”他神情凝重地说，“别让那帮混账把你打败了，医生，千万别认输。” 我拿起公文包，打开办公室的门。“我说什么也不会认输，要做的事多着呢。” 他的表情像是在问：例如什么？州长才命令我什么都别倣。“迈克是个好人，”马里诺说，“别逼他，别让他有理由把你革职。你何不去度几天假？去纽约看露西。她不是打算去纽约吗？她和蒂恩？先离开一阵子，等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再回来。真的，免得我一天到晚替你担心。我很不放心你单独住在安娜家。”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压抑内心的愤慨和伤感。马里诺说得对，我没有理由拿州长出气，把事情弄得更僵。我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里。此外，安娜连个音讯都没有，也让我十分忧心。我就快哭了，但不想在办公室里落泪。我别过头去，马里诺却已经察觉到了。 “喂，”他说，“你难受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这一切真的太离谱了，医生。” 我穿过走廊，从女盥洗室往停尸间走。特克正在缝合班尼·怀特的遗体，杰克则坐在流理台边填写表格。我拉了把椅子在副手身边坐下，替他摘下几根沾在工作服上的头发。“你不能再掉头发了，”我极力隐藏情绪，“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你的头发掉个不停。”我几星期前就想问杰克这问题了，只是这阵子根本无暇顾及他。 “看报纸就知道了，”他说着放下笔，“我怎么就会拼命掉头发。”他神色凝重地说。 我点头表示懂得他的意思。不出我所料，杰克早就知道我会麻烦缠身。也许赖特几星期前就和他接触并且刺探过，就像他对安娜那样。我向杰克求证，他承认了。他说他最近就像行尸走肉，说他痛恨政客和行政工作，根本不想接我的班，无论如何都不会接。 “我只是沾你的光，”他说，“一向都是如此，斯卡佩塔医生。他们或许以为我担任首席也是理所当然。我会做什么呢？我不知道。”他说着耙了下头发，又掉了几根，“我只希望一切能回复常态。” “真的，我也希望能这样。”我说。这时电话响起，特克去接听。 “对了，”杰克说，“我们这里常接到怪电话。我告诉过你吗？” “上次我们接过一个，”我回答，“有人自称是本顿。” “变态。”他憎恶地说。 “我也只接过这么一个。”我补充说。 “斯卡佩塔医生？”特克大喊，“你方便接电话吗？是保罗。” 我过去接听。“近来怎样，保罗？”对方是保罗·蒙蒂，州法医化验室主任。 “首先我要你知道，我们楼里的所有同事都在为你抱不平，凯。”他说，“真是瞎扯。看到报上的新闻，我差点没把咖啡吐出来。不过我们的工作还是照常。”他指的是证物鉴定工作。所有证物的鉴定原本该秉持公平原则，按先来后到的顺序进行，没有哪个受害人享有优先权。不过有一点就像警方办案一样，是约定俗成的：先处理自己人的案子。这是不争的事实。“鉴定结果很有意思，我想亲自送去给你，”保罗·蒙蒂又说，“露营地发现的那些毛发，你怀疑是尚多内的，DNA检测结果果然如此。更有趣的是，我们对纤维也作了比对，发现那儿的棉布床单纤维和黛安·布雷房间床垫上采得的纤维是一样的。” 剧情逐渐明朗。尚多内杀害黛安·布雷之后将她的床单带走，逃到了露营地。之后他可能用过床单，也可能只是把它丢在那里。可是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尚多内曾经出现在詹姆斯堡汽车旅馆。目前保罗似乎没别的可告知。 “马桶里的牙线呢？”我问保罗，“在马托斯遇害的那个房间发现的？” “还不清楚。得到的DNA既不是尚多内的，也不是布雷或者几个惯犯的。”他说，“也许是前一个房客的？也许根本不相干。” 我回到操作台边。杰克重提怪电话的事，说最近来得很频繁。 “有一个是我接的，一个男的说要找你，说他是本顿，然后就挂断了。”杰克说，“另外一个是特克接的。那家伙要她转告你他来过电话，说会晚一个小时去吃晚餐，也自称是本顿，然后挂了。本来就够烦的了，还添上这些，难怪我的头越来越秃。” “你怎么没告诉我？”我拿起轮床上那叠班尼·怀特还穿着衣服时照的宝丽来照片。 “我想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应该告诉你的，我错了。” 这个穿着主日学校服装的男孩躺在金属轮床上，裹着拉链敞开的尸袋，这情景显得无比突兀。我发现他的长裤短了点，袜子也不成双，一蓝一黑，心情愈加沉重。“有什么发现吗？”关于我的烦恼，我已谈论得太多。看着班尼的照片，想起他母亲在观察室的神态，我的烦恼又算什么。 “噢，有个地方很令我不解。”杰克说，“据说他从教堂出来后并没有进家门。他下了车就直接往谷仓去了，说去找他的瑞士刀——刀大概放在他的钓鱼工具箱里，几天前他钓鱼回来忘了把它拿出来。他并没有进屋去。换句话说，周日那天这小家伙没有吃晚餐，但他的胃袋却装得满满的。” “看得出他吃了些什么吗？”我问。 “爆米花和热狗。我打电话到他家，和他继父谈了。我问他班尼那天有没有在教堂吃东西，他说没有。他继父也不清楚他胃里的食物是哪儿来的。”杰克说。 “这就奇怪了。”我说，“这么说他从教堂回家，进树林上吊自杀，中途还在别的地方吃了爆米花和热狗。”我起身离开操作台，“这似乎有点蹊跷。” “如果没有胃里的这些食物，我会说这纯粹是起自杀事件。”杰克仍旧坐着，抬头望着我，“我要杀了斯坦菲尔德那家伙，他竟然把绳结割断了。蠢货一个。” “也许我们该到班尼上吊的地方去瞧瞧，”我说，“到现场去。” “他们住在詹姆斯城的一座农场里，”杰克说，“就在河边。那片树林就在农场边，离家不到一英里。” “走吧，”我说，“露西应该可以送我们一程。” 从纽约飞机库到里士满海罗飞行基地的航程是两小时，露西乐得趁机炫耀一下她新公司的交通工具。行程很简单，她驾驶直升机来接我和杰克，送我们到农场，然后我们三人到班尼·怀特的自杀现场去探查，另外我还想看看他的房间。之后先送杰克回里士满，接着我和露西一起飞往纽约，我将在那里待到举行大陪审团听证会的那天为止。这都是明天上午的事。至于斯坦菲尔德警探，他表示没有兴趣和我们同行。 “干吗？”这是他的第一反应，“你们去那里做什么？” 我差点提起胃袋残留食物这一反常现象，想问他可曾观察到什么疑点。但我忍住了，不知为何没说出口。“请你说一下该怎么走。”我对他说。 他描述了班尼·怀特家的地点，就在第五号公路旁，很容易辨认，因为交叉路口有一家小杂货店，只要在那里左转就行。路标是有了，可是对走空中路线恐怕没什么帮助。最后我总算又探知，那座农场和詹姆斯城郊渡口相距不到一英里。也就在这时我才了解到，班尼·怀特家离詹姆斯堡汽车旅馆和露营地非常近。 “是啊，”我提起这点时斯坦菲尔德说，“他和另外那两人的陈尸地点很接近。那两件案子让他很难过，他母亲说的。” “农场距离汽车旅馆有多远？”我问。 “农场就在河的对岸，并不大。” “斯坦菲尔德警探，班尼有没有可能认识贝芙·基芬太太的两个儿子？我知道班尼也喜欢钓鱼。”我脑中浮现麦切·巴博萨住处那根靠在楼梯窗口的钓竿。 “我也听说他原本要去拿钓鱼箱里的瑞士刀，不过我认为他并没有那么做。在我看来，那只是他借机离开的托辞。”斯坦菲尔德回答。 “知道他那根绳子是哪里来的吗？”我不理会他的臆测。 “他的继父说谷仓里什么绳子都有。”斯坦菲尔德说，“说是谷仓，其实只是堆放杂物的地方，我问过。知道吗，我有种感觉，班尼很可能见过巴博萨，在钓鱼的时候。我们知道巴博萨对孩子很友善，这么推测也算有理有据。他妈妈也说了，那孩子常做噩梦，为凶杀案心烦。害怕得要死，她这么形容。你们只要直接往河边走，就会看见农场边上有个谷仓，它的左侧就是树林。沿着一条长满杂草的小径走大约五十英尺就是他上吊的地方，那里有个猎鹿台，很容易找的。我没有爬到猎鹿台上割断绳子，只割断了绕在他脖子上的绳结，所以它应该还在那里，那根绳子应该还在那里。” 我强忍着对斯坦菲尔德渎职的反感。我没再多问，也没暗示他应该去做他最害怕的事：辞职。我打电话给怀特太太，告诉她我们的计划。她声音微弱伤感，无法理解直升机降落在农场的事。“我们需要一块空地，平坦的草地，不能有电话线或者太多树木。”我解释说。 “我们这儿没有飞机跑道。”她一再重复。 最后她让丈夫来听电话。他叫马库斯。他说他们的住宅和第五号公路之间有一片大豆田，那里还有一座漆成深绿色的贮粮塔。那一带没有别的贮粮塔，至少没有深绿色的，他补充说。飞机可以在那里降落。 这天剰余的时间很漫长。我一直在办公室里处理公务，然后趁助理们下班前把他们集合起来。我解释我这阵子遇上的麻烦，并且保证他们绝不会有失业之虞。我也强调我没做错什么，有自信洗刷不白之冤。我没说我已辞职，他们够心烦了，不需要再火上添油。我没把办公室里的东西打包，出去时只提着公文包，仿佛一切如常，明早依然会和他们见面。 晚上九点，我坐在安娜家的厨房里，挖着一大块切达奶酪，小啜着一杯葡萄酒，试图放松心情，摆脱阴郁，结果却发现食物难以下咽。我体重在减轻，也不知轻了多少。反正一点胃口都没有，而且养成了一个坏习惯，不时跑到屋外抽烟。我每隔半小时左右呼叫一次马里诺，却始终联系不上。我想的全是t档案，自从圣诞节那天我看过它之后，它便在我脑中萦绕不去。午夜时分，电话铃响了。我以为马里诺总算回电了。“斯卡佩塔。”我拿起电话。 “我是杰米。”博格强有力的声音传送过来。 我愣在那里。但我很快记起来，博格向来毫不避讳和她打算起诉的对象谈话，而且不管时间早晚。 “我和马里诺通过电话，”她开口便说，“所以我知道你已了解我的处境。或者应该说，我们的处境。老实说，你不该担心的，凯。我不打算告诉你该怎么应对，不过这么说吧，面对陪审团你用对我说话的方式就是了。总之尽量别担心。” “‘担心’二字不足以形容我的感受。”我说。 “我打电话主要是告诉你一些消息。我们在那些邮票上取得了DNA，就是t档案信件上贴的那些。”她说，让我又有种脑袋被入侵的感觉。我猛然想到，当前里士满化验室直接受她领导了。“邮票上的唾液是黛安·布雷的，凯。至少邮票是她贴的，我推测信也是她写的，而且谨慎地没留下任何指纹。某些信件上发现了本顿的指纹，大概是拆信封时留下的。我想他也知道自己留下了指纹，但不懂他为何没交代。不知道本顿有没有向你提过布雷，他们会不会早就相熟了呢？” “我记得没提过。”我说。我的思绪一片混乱，难以相信博格所言。 “他们认识也是正常的，”博格又说，“布雷在华盛顿特区住过，和本顿所在的匡提科相距不过几英里。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很惊讶她会寄那种信给本顿，此外据我猜测，她让信件盖上纽约的邮戳，是想让本顿以为那些信是嘉莉·格雷滕写的。” “本顿确实是这么推测的。”我说。 “这么一来，我们又不得不怀疑黛安·布雷是否可能——只是可能——和本顿的死有所牵连。”博格说出了重点。 我一个闪念，心想她又在捉弄我了。她希望怎样？我又吐出什么足以让自己被定罪的话来？布雷是自寻死路，或说死有余辜？但对此我又不确定，也许这只是我的妄想而非事实。博格也许只是说出她的想法，没有别的意思。 “我想她大概也没向你提过本顿。”博格说。 “没有印象，”我回答，“不记得她提过。” “我不懂的是尚多内的行为，”博格又说，“如果说让-巴蒂斯特·尚多内认识布雷——就假设他们有商业往来吧——那么为什么要杀她，而且手法那么残酷？这点有违常理，不符合逻辑。你认为呢？” “你在问我布雷的相关事情之前，或许应该先宣读我的法律权利，”我说，“否则就请你保留到听证会那天再问我。” “你并没有被逮捕。”她回答。亏她说得出来，还带着笑意，像在开玩笑似的。“我不需要宣读你的权利。”接着她严肃地说：“我不是在和你说笑，凯，我这是在请求你帮忙。说真的，你应该庆幸听证会那天负责问询证人的是我而不是赖特。” “听证会原本就是多余的。任何人都不该出席。这不是为我自己考虑。”我说。 “有两个关键点我们必须厘清，”她丝毫不为所动，继续说，“苏珊·普雷斯案的精液采样并非为尚多内所有，加上这个和黛安·布雷有关的新发现，我认为——只是我的直觉——尚多内并不认识黛安·布雷，他们没有私交，毫无瓜葛。我认为他杀害的都不是他的熟人。他暗中观察、跟踪、幻想。顺便一提，本顿针对苏珊案进行犯罪心理分析的时候也持同样的观点。” “他是否认为谋杀她的和留下精液的是同一个人？”我问。 “他始终认为犯案的只有一个人。”博格回答，“里士满的几件案子发生之前，我们一直把目标锁定在露米餐厅那个穿着体面的英俊男子身上，从没想过会跟一个有着遗传疾病、自称狼人的家伙有关。” 累了一整天之后似乎该倒头就睡着，但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不断拿起闹钟看。时间如冰川一般不知不觉地重重滑过。我梦见我在家里，身边有一只漂亮的拉布拉多黄毛小母狗，长而低垂的耳朵，巨大的脚掌，迷人的面孔。它让我想起纽约有名的施瓦兹玩具店里的冈德毛绒玩偶，露西小时候我常去那里买礼物给她。在梦中，在我半睡半醒的当儿编织的哀伤幻境里，我在和小狗玩耍，逗弄着它，它则舔着我，一个劲地摇尾巴。接着我莫名地再度走进我的屋子，里面又黑又冷，似乎没人住，一片死寂。我呼唤着小狗（我记不得它的名字了），焦急地跑遍每个房间。然后我醒来，发现自己在安娜的客房里，啜泣、叫喊。 第三十三章 清晨终于到来。直升机掠过树林上方，晨雾如烟云般在林中飘荡。出行的只有我和露西，因为杰克一早醒来头痛发冷，只好待在家里。我猜他的病多是因为心理作用加上宿醉。恐怕我带给办公室的巨大压力也多少促成了他的坏习惯，他原本很满意自己的生活的。如今一切都变了。 贝尔407的机体是黑底亮色条纹的，机舱里弥漫着一股新车的气味，飞行时有如厚重的丝缎般平滑。我们距离地面八百英尺，朝着东方飞行。我专注地研究着膝盖上的分区地图，试着将标示其上的电线、道路及铁路位置和脚下的相对照。其实我们很清楚自己身处何方，因为直升机上的导航系统供协和客机使用都足够。只是我个人偏好此事，总是深深地为之入迷。 “十点钟方向有两架天线，”我把地图上的标记指给她看，“海拔五百三十英尺高。应该不是工厂，不过还看不见。” “我正在找。”她说。 那两架天线应该远在航线下方，飞机就算飞近那地方也不会有危险。只是我对障碍物有种特别的恐惧，而在通讯迅猛发展的时代这类设备又不断冒出。无线电线路传来里士满空中指挥中心的通告，说雷达服务已经结束，建议我们采用目视飞行。我把答询器的频率调到一千两百波段，就在这时看见了前方几英里外的天线。那上面没有安装高亮度频闪灯，只不过是矗立在灰色浓雾中笔直诡异的物体。我指着它们。 “看到了，”露西回答，“真讨厌这些东西。”她把操纵杆拨向右侧，让飞机向天线北边滑，避免和缆线碰上，因为那些粗重的不锈钢缆线是狙击兵，是头一个会惹你的东西。 “要是州长发现你这么做，一定会生气吧？”露西的声音在我的耳机内响起。 “他要我离开办公室去休假，”我说，“我已经离开了。” “这么说你会来纽约陪我啰，”她说，“你可以跟我一起住。你辞职不当首席法医，决定自己单干，真的让我很高兴。你会来纽约跟我和蒂恩一起工作吧？” 我不想让她失望。我没告诉她我很不开心，多么想留下来。我想待在自己家里，照常工作，但这已经没可能了。我感觉自己像个逃犯，我对外甥女说。只是她的注意力在驾驶舱外，全神贯注于手头的工作。和一个正在驾驶直升机的人谈话，感觉很像打电话。对方对你几乎是视而不见，彼此之间也没有手势或身体接触。阳光逐渐转白，越往东雾气越稀薄。脚下的溪河像大地的五脏六腑，粼粼闪烁，詹姆斯河更是白亮如雪。飞机逐渐减速低飞，越过“苏珊康斯坦号”、“幸运号”和“发现号”的原尺寸模型船，这三艘船曾在一六〇七年运送一百零四名男性和男童来到弗吉尼亚州。远方依稀可辨的是耸立在詹姆斯岛树林中的方尖碑，考古学者正在那里挖掘英国人在北美第一个永久居留地的遗址。一艘载着汽车的渡轮缓缓驶过河面前往萨里。 “九点钟方向有个绿色贮粮塔，”露西说，“就是那里吗？” 我循着她的视线，看见一条小河上游有座小农场。河面细窄，河水混浊，对岸是枝繁叶茂的松树林，詹姆斯堡汽车旅馆和露营地老旧房舍的屋顶从林中探出。距离地面五百英尺时，露西驾着直升机开始绕着农场打转，确认底下没有电线之类的障碍物。她打量着这片土地，很满意的样子，接着把油门杆往下拉，时速减为六十节。我们逐渐接近那栋包容过班尼·怀特十二年短暂生命的红砖小农舍和树林之间的空地，枯叶飞卷而起。露西让直升机和缓地降落，探触着地面，确认它够平坦。怀特太太跑出了屋子，仰头，伸手遮着阳光看着我们。一个穿着套装的高大男人走到她身边，两人站在门廊上看我们花了两分钟关闭引擎。我们出了机门，走向房子，发现班尼的父母特地盛装打扮了一番，就像刚从教堂回来那样。 “没想到会有那种玩意儿在我的农场上降落。”怀特先生远远看着直升机，一本正经地说。 “快请进，”怀特太太说，“要喝点咖啡或什么吗？” 我们闲聊着这一路的飞行，气氛却凝重。怀特夫妇知道我会来是因为发现他们的儿子死得蹊跷。他们似乎认定露西也是调查人员，说话时也不时对着她。屋里干净雅致，有舒适的大椅子、黄铜台灯和亚麻地毯。地板是实心松木，上了灰白涂层的木质墙壁上挂着描绘南北战争场景的水彩画。客厅壁炉旁的架子上陈列着炮弹、米尼埃式弹丸、野战装备、旧酒瓶和各种南北战争时期留下的手工艺品。怀特先生察觉到我的兴趣，解释说他是个收藏家，喜欢搜寻宝物，工作之余常拿着金属探测器在这一带探险。他是个会计师。农场里的工作并不忙碌，只不过这片土地是祖先留下来的，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他对我和露西说。 “我应该算是个考古痴吧，”他又说。“我曾经挖到几个独立战争时期的纽扣呢。难说这一带还藏着什么宝贝。” 我们进了厨房，怀特太太倒了杯水给露西。 “那班尼呢？”我问，“他是不是也热衷寻宝？” “噢，当然，”他母亲回答说，“他曾一直梦想着能找到真正的宝藏，比如黄金之类的。”她正逐渐接受班尼的死，提到他时也使用过去时了。 “你知道的，传说南部邦联把大批黄金埋在这一带，到现在都还没有人挖到。班尼老想着他一定能找到。”怀特先生说。他似乎对手上的水杯很无措，一滴也没喝，就放在了操作台上。“他喜欢往外跑，那孩子。我常想我们没有继续经营农场实在很可惜，因为他一定会喜欢的。” “他尤其喜欢动物，”怀特太太接口说，“那孩子比谁都爱动物，很善良。”她湿了眼眶，“每次有鸟儿从窗外飞过，他就马上跑出屋子去追，如果那可怜的东西摔断了脖子什么的——这是常有的事——他就会心疼得不得了。” 班尼的继父凝望着窗外，表情痛楚万分。他的母亲跟着沉默，看得出她正努力保持镇定。 “班尼死之前吃了东西，”我对他们说，“费尔丁医生或许已经问过你们了，他那天是不是在教堂用过餐才回来？” 怀特先生摇摇头，仍然望着窗外。“不会的，女士。除了周三晚餐外，教堂平时并不供应食物。如果说班尼用过餐，那我也不知道会在哪里。” “他也没在家吃，”怀特太太强调道，“那天晚上我做了清炖牛肉，但他没来吃。他最爱吃清炖牛肉了。” “他的胃里有爆米花和热狗，”我说，“他似乎在死前不久才吃过东西。”我试图让他们了解这点颇不寻常，缺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对夫妇一脸为难，表情中掺杂着惊讶与迷惑。他们对这些垃圾食物也百思不解。露西问他们邻居的状况，班尼进树林前也许到过某个邻居家。他们依然表示他不会做这种事，尤其在晚餐时间，况且邻居大都是年长的人，请班尼吃饭或吃点心前一定会打电话来确认这么做是否合适。“他们绝不会没问我们就请班尼吃东西。”怀特太太笃定地说。 “我可以看一下他的房间吗？”我说，“如果能看看他的私人空间，会有助于增进我对他的了解。” 怀特夫妇略显不安。“好吧，我想应该无所谓。”班尼的继父说。 我们走过走道来到屋子后部，中途看见左手边有个房间像是女孩的，里面有淡粉色窗帘和粉色床单，墙上贴着马的海报。怀特太太说那是洛丽的房间，她是班尼的妹妹，目前住在威廉斯堡的祖母家。她还没回学校，要等明天葬礼举行过后才会回去。尽管他们没说破，不过我猜他们大概认为，法医从天而降到家里来调查她哥哥惨死的原因，还是别让她待在这里的好。 班尼的房间俨然是个毛绒玩偶展览馆：龙、熊、鸟、松鼠等毛茸茸的漂亮玩偶，总共几十个，有些还很滑稽。他的父母和露西待在门外，我则独自站在房间中央环顾四周，聆听着它们的诉说。只见墙上贴有用永久性马克笔画的彩色图画，一样都是动物，极富想象力和天分。班尼俨然是个小画家。怀特先生站在门口对我说，班尼喜欢拿着素描簿到外面写生，还常把画送给别人。怀特先生一句句说着，他的妻子在一旁低声啜泣，泪水不断滚落脸颊。 我看着矮柜右边墙上貼的图画，它色彩亮丽、充满童趣，描绘的是一个男人戴着顶宽边帽在船上钓鱼，钓竿弯曲着，像是有鱼上钩的样子。画中有灿烂的太阳和几朵云，背景的河岸上是一栋有着许多扇窗和门的方正建筑。“这是农场后面那条小河吗？”我问。 “没错。”怀特先生说。他正搂着妻子的肩膀。“别哭了，亲爱的。”他不断安慰她，自己却猛咽口水，也忍不住要哭的样子。 “班尼喜欢钓鱼？”露西的声音在走道里响起，“我觉得奇怪，因为一些喜欢动物的人都不爱钓鱼，或至少把它们放生。” “没错。”我说，“我可以看一下衣橱吗？”我问怀特夫妇。 “请便。”怀特先生毫不迟疑地说，“的确，班尼不喜欢抓动物。其实他只喜欢搭船在河上玩，或者待在河边，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坐着画画。” “那这个人应该是你了，怀特先生。”我回头看着那幅画里的男人说。 “不是，我想大概是他爸吧，”怀特先生脸色阴郁地说，“以前他爸时常带他一起搭船。我从来不坐船的。”他停顿了一下，“因为我不会游泳，不太敢靠近河水。” “班尼不太好意思让人看他的画。”怀特太太声音颤抖着说，“他喜欢拿着钓竿到处跑，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比较像男孩子。我猜他可能连鱼饵都没带。他连只虫子都不忍心伤害，更别提鱼了。” “面包，”怀特先生说，“他会带面包，把它揉成小球。我告诉过他，如果用面包当鱼饵就钓不到什么东西。” 衣橱里挂着套装、宽松长裤和衬衫，地上排列着鞋子。衣服式样很保守，看来是父母挑选的。衣橱后方靠着支戴斯玩具枪。怀特先生说班尼喜欢射靶子和锡罐头，绝不会拿它射鸟或是其他活物，绝对不会。他连抓鱼都不忍心，这对夫妇再度强调。 书桌上堆着课本和一盒马克笔，最上面是一本素描簿。我问他们是否翻开来看过，他们说没有。我问是否可以看看，他们点了点头。我站在书桌旁。我没有在他们死去儿子的房间里坐下，或者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我怀着敬意谨慎地翻看着素描簿里那些笔法细致的铅笔画，第一页是草原上的马匹，画得极好，接着几页画的是老鹰停在光秃秃的树梢上，背景是河水。此外还有几幅画了破旧的篱笆、雪景。素描簿用去了一半，所有图画的风格基本一致，只是最后几张的气氛和主题有了极大变化。有一幅画的是夜晚的墓地，萧条的树林后方一轮满月，隐隐现出倾斜墓碑的轮廓；后一幅是一只手，紧捏着拳头筋骨毕现；最后一輻画着一只肥胖的家犬，龇牙咧嘴、颈毛直竖，畏缩着像受到了惊吓。 我抬头看着怀特夫妇。“班尼有没有向你们提过基芬太太的狗？”我问，“叫土豆先生的？” 班尼的继父神情大变，眼里泛起泪光。他叹了口气，只说了这么一句：“洛丽过敏。” “他时常抗议说他们对那只狗太凶。”怀特太太接过他的话，“班尼很希望我们能收养土豆先生，他很想养那只狗，说他觉得基芬家的人一定会答应。但我们没办法。” “因为洛丽的缘故。”我说。 “而且那只狗死的时候也很老了。”怀特太太又加了一句。 “死？” “真的很惨。”她说，“就在圣诞节过后，土豆先生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班尼说它一直在发抖，常常舔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好像很痛苦。大约一个星期前它不见了。你也知道，动物死之前都这样。班尼每天都跑出去找土豆先生，我都很伤心。那孩子真的很爱那只狗，”怀特太太说，“我想他去那边主要也是为了它，为了跟这只狗玩。找不到它，他急得跟什么似的。” “就是在那之后他的行为开始有了变化吗？”我问，“在土豆先生失踪以后？” “大约是那个时候。”怀特先生回答。夫妇俩似乎都不忍踏进这房间一步，只是站在门口，靠着墙勉强支撑着。“你该不会认为他那么做只是为了一只狗吧？”他一脸让人同情的神情。 大约十五分钟后，我和露西跟这对夫妇告别，出了屋子朝树林走去。自从班尼在那座猎鹿台上吊之后，他们就再也没走近过那里。怀特先生告诉我，他知道那座台子，用金属探测器探险时见过几次，但如今他和妻子再也不可能到那里去了。我问他们是否还有别人知道那个地方。我担心会有好奇的人在那附近闲晃。他们说，应该不会有人知道班尼的出事地，除非警探透露出去了，怀特先生补充说。 我们降落的那块空地位于屋子和小河之间，一片荒芜，应该多年没用犁耙过了。它的东边是一大片树林，那暗沉、锈蚀斑斑的贮粮塔紧挨着小河，像座老旧粗壮的灯塔那般耸立着，俯瞰着对岸的詹姆斯堡汽车旅馆和露营地。我想象着班尼到基芬太太家玩，不知他是怎么渡水过去的。河面起码有一百英尺宽，没有桥梁也不见河口。我和露西沿着小径穿梭在树林里，不时停下来观察着周遭。河边的树上缠绕着钓鱼线，地上有几枚旧弹壳和几个空饮料罐。不到五分钟我们便抵达了那座猎鹿台，它看上去就像一座没有树冠的树屋，似乎只是仓促地沿着树干钉上木阶梯罢了。横木上垂下一段黄色尼龙绳，随着阵阵由河面吹来、在树林间呜咽的冷风轻轻晃动。 我们站定，静静地环顾四周。我没看见垃圾，没发现纸袋、爆米花包装或任何能够显示班尼曾经在这里吃东西的迹象。我靠近那段绳索。斯坦菲尔德是从距离地面大约四英尺处把它割断的。鉴于露西比较强健，我就让她爬上猎鹿台解绳索。至少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一端的绳结吧。我先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试了一下钉在树干上的阶梯。似乎相当牢固。身穿厚重羽绒外套的露西身手一样敏捷，她小心翼翼地踏上平台，试探着压一压木板，确定它足以承受她的重量。“还算坚固。”她说。 我把一卷证物胶带卷抛上去。她打开她的巴克工具组。这是烟酒枪械管制局探员的随身装备，包括刀片、螺丝起子、镊子和剪刀。别的不说，至少可以在火灾现场用来拔掉刺入他们钢化长靴靴底的钉子。管制局探员搞得一身邋遢是常事，因为他们什么险境都得闯。露西从绳结上方割断绳索，再用胶带把两端黏合。“只是简单的双半结，”她说着把绳结和胶带丢给我，“很好的童军结，绳尾融化了。截断绳子的人怕它散开，用火烧过了。” 这让我有点吃惊。很难想象一个截断绳子准备上吊的人，还有心思想到这些细节。“不合常理，”露西回到地面时，我对她说。“这样吧，我就放胆爬上去看看好了。” “小心点，姨妈。上面有几根突起的铁钉，那些碎木屑也要当心。”她说。我在想，班尼也许把这树顶当成他的堡垒。我沿着一级级老朽的灰色木板往上爬，庆幸自己穿的是卡其裤和短靴。猎鹿台上有一条长凳，供猎人坐等闯入视线的雄鹿。我试探着压压它，似乎相当牢固，于是便坐了下来。班尼只比我高一英寸，因此我的视野范围几乎和他的一样——假设他上来过的话。我强烈感觉到他来过。有人来过，否则平台地面必定会铺着厚厚一层枯叶，而不会是这个样子。“你注意到这上面有多干净吗？”我向底下的露西喊道。 “说不定现在还有猎人在使用。”她说。 “哪个猎人会勤快到清晨五点上来扫落叶？”从这个高度放眼望去，整条小河一览无遗，同时还能看见汽车旅馆后门和它那座肮脏黏滑的游泳池。基芬太太家的屋顶冒着炊烟。我想象班尼坐在这上面，观察着大自然，聚精会神地画画，暂时忘却失去亲生父亲的哀伤。我能体会这感受，因为我清楚记得自己童年时的丧父之痛。对一个创造力丰沛的孤独孩子来说，这座猎鹿台无疑是个绝佳据点。几步开外的河边有一株高大的橡树，树身缠着野葛，仿佛穿着鞋套似的。我能想象一只红尾鹰停歇在树枝上的情景。“我想那棵树可能是在这上面画的，”我对露西说，“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见露营地。” “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露西仰头喊。 “一定的，”我沉着脸回答，“而且对方也看见了他。”又补充说：“这个季节树上光秃秃的，他在这上面很容易被人发现。尤其那人如果有望远镜，而且出于某种理由又必须朝这个方向观望的话。”说这话的同时，我想到此刻或许就有人在看着我们，于是不寒而栗，赶紧下了平台。“你腰袋里有枪吧？”我一回到地面便问露西，“我想沿着这条小径往前走，看它通往哪里。” 我拿起绳索，卷起来放进塑料袋，塞进外套口袋，然后把证物胶带丢回手提袋中。露西和我循着小径往里走，发现了更多猎枪弹壳，甚至还有一支猎鹿季留下的箭。我们深入树林，小径沿着河岸蜿蜒，四周除了林间的风声和脚下的树枝折断声外一片寂静。我想知道这条小径是否通往小河的对岸。没错，小径的尽头是汽车旅馆和第五号公路之间的树林，我们只走了十五分钟就到达了旅馆。班尼离开教堂之后或许就一路走到了这里。只见旅馆停车场上停着六辆汽车，有些是租赁车，还有一辆本田重型越野摩托停在可乐贩卖机旁边。 我和露西朝着基芬太太的屋子走去。我指着那片我们发现床单和婴儿推车的露营地，想起土豆先生的事心头涌起一股悲愤交织的复杂情感。我不相信那只狗跑出去等死的说法，怕是贝芙·基芬太太对它做了什么残忍的事，说不定把它毒死了。我想向她问个究竟，另外还有几个问题要问。我不在乎她会有什么反应，反正今天过后我的事业将搁浅，我会被停职，也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回到首席法医的工作岗位。说不定就此被革职留下污名。见鬼，说不定还会坐牢呢。我们登上基芬家的门前台阶，我感觉有眼睛在瞄着我们。 “好诡异的地方。”露西压低声音说。 一张脸从窗帘后面探出来，一见我立刻缩了回去，是贝芙·基芬太太的大儿子。我按了门铃。男孩开了门，就是上回我来时看见站在门边的那个。他身形魁梧，长满青春痘的脸上不无凶恶。看不出来多大，我猜十二岁，或者十四岁。 “你就是上次来的那位女士。”他冷冰冰地望着我说。 “没错，”我回答，“你是否可以告诉你母亲斯卡佩塔医生来找她，想和她谈谈？” 他笑了笑，仿佛心里藏着什么不堪的秘密令他觉得可笑。他忍着大笑的冲动。“她不在家，她很忙。”他说着又沉下脸，目光往旅馆的方向飘。 “你叫什么名字？”露西问他。 “桑尼。” “桑尼，土豆先生怎么了？”我佯装轻松地问。 “那只笨狗，”他说，“大概是被偷走了。” 谁相信有人会偷只瘦弱的老狗？别的不提，它对陌生人并不友善。说是被车撞了还更可信。 “噢，是吗？真糟糕，”露西对桑尼说，“你怎么会认为它是被偷走的呢？” 桑尼愣住了。他露出乏味的神情，扯了个结结巴巴的谎。“呃，一天晚上有辆车开进来，你知道，我听见车声。然后车门砰的一声，它就一直叫。后来它就不见了，查克哭闹了半天。” “它是什么时候失踪的？”我问。 “噢，我也不知道。”他肩膀一耸，“上星期吧。” “班尼也很难过。”我说，看他有什么反应。 他再度露出冷冷的眼神。“学校的孩子都叫他娘娘腔。他本来就是，所以才会自杀。大家都这么说。”桑尼冷漠得令人吃惊。 “我以为你们两个是朋友？”露西开始主动试探。 “他烦死人了，”桑尼回答，“老爱跑来跟那只笨狗玩。他才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查克跟土豆先生的朋友。我才不跟娘娘腔一起玩。” 摩托车引擎声呼啸而起。查克的脸蛋从大门右侧的窗口露出来，他在哭。 “上周日班尼来过这里吗？”我直截了当地问桑尼，“从教堂出来以后？大约十二点半或一点钟的时候？他有没有和你一起吃热狗？” 桑尼又傻住了。他没料到连吃热狗的事都被发现了，有点措手不及。好奇心战胜了不老实。“你怎么知道我们吃了热狗？”他皱着眉头说。这时，我们在几分钟前看见的那辆摩托车沿着泥路从汽车旅馆朝着基芬家的屋子颠簸地驶来。那人直冲着我们而来，穿着红黑两色的皮衣，脸被深色安全帽和遮阳镜片掩着。但我仍能感觉那人有些熟悉，不由一阵错愕。杰伊·塔利停在我们面前，敏捷地跨过大坐垫下了车。 “桑尼，进屋去，”杰伊命令他，“马上。”他镇定地松了口气，和那男孩很熟的样子。 桑尼退回屋。大门关上了，查克的脸也从窗口消失。杰伊摘下安全帽。 “你怎么会在这里？”露西问他。这时我远远看见贝芙·基芬从汽车旅馆往我们的方向走来，手里拿着杆猎枪。我只能猜测刚才她和杰伊在一起。我脑袋里突然亮起无数盏红灯。杰伊拉开皮衣拉链，一转眼手上多了把枪。—把黑色手枪，垂在身侧。 “老天，”露西大叫，“该死的，杰伊。” “真希望你们没来这儿，”他镇静又冷酷地对我说，“真希望你们没来。” 他指着汽车旅馆说，“来吧，我们得好好聊聊。” 跑吧，可是能跑到什么地方。我要是逃跑，他可能会朝露西开枪，或者朝我背后开枪。他拿枪口对着露西的胸膛，一边解开她的腰袋。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那里面有什么。随后他拿走我的手提袋，然后搜遍我的全身，不放过任何部位，细致摸索，借此侮辱我、让我安分，同时欣赏着露西无奈地看着这情景时脸上涌现的愤怒。“住手，”我轻声对他说，“杰伊，立刻住手。” 他微微一笑，那张俊秀有如希腊——也可以是意大利或法国——美男子的脸庞闪过隐隐的怒火。贝芙·基芬来到我们面前，眯起眼睛注视着我。她穿着上周我见过的那件红色夹克，头发蓬乱，仿佛刚刚起床。“唉，唉，”她说，“有些人就是喜欢自讨没趣，对吧？”她的目光转向杰伊，在他身上流连不去。 不待他们开口，我就看出了他们的亲密关系，杰伊对我说过的每个字瞬间都成了幻影。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当我告诉吉莉森·麦金太尔探员，贝芙·基芬的丈夫在奥佛兰公司担任卡车司机的时候，她的反应是那么困惑。作为卧底探员，麦金太尔握有公司的人事档案。倘若真有姓基芬的员工，她不会不知道。真正和那家公司有关系的是贝芙·基芬本人，而他们所进行的枪械毒品走私又和尚多内家族有涉。答案就在我心中，然而为时已晚。 露西表情僵硬地朝我走来。她不动声色，和我一起在枪口的威胁下经过许多辆老旧的露营车。这些车从来不外租，我猜测原因只有一个。“毒品实验室，”我对杰伊说，“你们在这里制造化合致幻药？还是储藏冲锋枪和其他准备卖给街头混混去滥杀无辜的枪械？” “凯，闭嘴。”他轻声说。“贝芙，她就交给你了。”他指着露西说，“替她找个漂亮房间，好好伺候她。” 基芬淡淡一笑，用猎枪轻敲了一下露西的小腿肚。我们来到汽车旅馆，我扫视着停车场里的车辆，没发现别人的踪迹。本顿的影子浮现在我的脑际。我的心猛烈跳动着，突然恍然大悟。亡命鸳鸯。我们曾经把嘉莉·格雷滕和纽顿·乔伊斯那对杀人魔比喻成亡命鸳鸯，始终认为他们俩该为本顿的死负责。然而我们一直不清楚那天下午本顿到费城究竟是去和谁碰面，为什么单独前往没让我们知道。他是个警惕性很高的人，绝不会轻易答应和嘉莉·格雷滕、纽顿·乔伊斯或任何声称握有线索的陌生人碰面，因为他绝不会在前往其他城市追踪像嘉莉这么个狡狯的连环杀手时，轻信任何一个自称握有所谓线索的陌生人。我在停车场止步。基芬打开一扇门，等着露西走进旅馆房间。十四号房间。露西没有回头看我，房门在她和基芬进入之后随即关上。 “是你杀了本顿，对吧，杰伊。”我用肯定的语气说。 他用手掌按住我的后背，同时拿枪口戳着我，边推揉着我边打开房门。我们进了十五号房间，就是上次我要求看这里的床垫和床单时基芬开门让我参观的那个。“你和布雷是一伙的，”我对杰伊说，“所以她才从纽约寄信给本顿，想让人以为那些信是嘉莉写的，想让本顿以为那是嘉莉被拘禁在纽约柯比疗养中心期间写的。” 杰伊关上房门，用枪懒懒指了一下，仿佛我多么讨人厌，多么让他不耐烦。“坐下。” 我瞄着天花板寻找吊环螺栓的踪迹，边想热气枪不知在哪里，会不会是他准备拿来对付我的工具。我呆立在原地，一旁是放着基甸版《圣经》的梳妆台。这本《圣经》并没有翻到讨论“虚荣”之类主题的篇章。“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和杀害本顿的人上了床。”我直视着杰伊，“你想杀我？请便。只不过你杀死他的时候就已经连我也杀了，你可以再杀我一次，杰伊。”奇怪的是，我没感到害怕，有的只是愤慨。我痛苦和焦虑全是因为担心外甥女的安危，暗暗等着隔壁房间传来枪响。“你放她走，行吗？”我试探地问。 “我没有杀本顿，”他说，一脸凶狠，像极了正准备大步向前暗杀总统的刺客。面色苍白、表情漠然，僵尸一具。“是嘉莉和她的同伙干的，我只是负责打电话。” “电话？” “打电话约他出来。这不难办，毕竟我是个探员。”他得意地说，“之后就由嘉莉一手包办。嘉莉和她那个变态的疤面同伙。” “这么说是你设下的圈套，”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说不定还协助嘉莉逃跑。” “她不需要太多协助。一点就够了。”他语气单调地说，“她跟这行里的许多人一样，一尝到甜头就陷了进去。她早就开始发展自己的事业了，好几年了。就算你们没有把她解决掉，我们迟早也会。她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你也和尚多内家族有关系吧，杰伊？”我瞪着他说。他的枪垂在身侧，人靠在房门上。他丝毫不担心我会逃走。我就像一根紧绷着随时都会断裂的弓弦，干等着，聆听着隔壁的动静。“那些女性受害者——有多少是你在杀害之前先与其发生关系的，就像苏珊·普雷斯？”我摇摇头，“我只想知道你是否协助尚多内犯案，或者是他紧跟在你之后，收拾你留下的残局？” 杰伊的目光愈加凌厉凶狠。我的说法显然很接近真相。 “你知道，无论杰伊·塔利是谁，你要假充他也实在太年轻了，”我接着说，“没有中间名的杰伊·塔利。你没念过哈佛，而且我怀疑你小时候根本没在洛杉矶住过。他是你的兄弟，对吧，杰伊？那个自称狼人的可怖畸形人，他是你的兄弟。你们的DNA图谱是那么相似，在例行筛检之下你们几乎像是孪生子。你知道你的DNA经过例行筛检跟他的几乎相吻合吗？只用四个基因座进行比对的话，你们两个更是一模一样。” 怒气点燃了。虚荣、貌美的杰伊绝不愿意看到他的DNA和让-巴蒂斯特·尚多内那个丑陋怪物的有丝毫相似之处。 “还有那具集装箱里的尸体，你协助我们辨认出他是尚多内的弟弟托马斯。他的DNA也和尚多内的近似，但不及你和他的那么酷似——用你留在苏珊·普雷斯身上的精液化验得到的DNA。托马斯是亲戚吗？不是你们的兄弟吧？是谁？堂兄弟？他也是你杀的，对吧？在安特卫普港把他溺死，是你还是让-巴蒂斯特干的？接着你把我诱骗到国际刑警总部去，不是因为需要我的协助，而是想知道我究竟了解多少，想确认我是不是知道本顿逐渐发掘的事实：你是尚多内家族的人。”我说。杰伊没有反应。“你是你家族事业的幕后操纵者吧，所以你才混入执法机构，去当卧底、间谍。天知道有多少案件被你给扭曲了。你摸透了我们在做些什么，背地里暗暗搞鬼。”我摇摇头，“放露西走吧，我任你宰割，放她走吧。” “办不到。”他答得果断。 杰伊凝视着墙壁，仿佛可以将它看穿。看得出他正为墙那边的安静而困惑。我的神经绞成一团。求你，老天，求求你。别拖太久，别让她死得太痛苦。 杰伊按下门锁，拴上防盗链。“脱掉衣服。”他说，不再喊我的名字。杀一个没了名字的人比较容易。“放心，”他突兀地补充说，“我没有别的企图，只是要让它看起来像是另外一回事。” 我仰头看着天花板。他也知道我在想什么。他面色苍白、浑身冒汗地打开一个梳妆台抽屉，取出几个吊环螺栓和一把热气枪，红色的热气枪。 “为什么？”我问，“为什么要杀他们？”我指的是那两个男性受害者。现在我总算知道是杰伊杀了他们。 “你要替我把螺栓锁紧在天花板上，”杰伊说，“横梁那里。立刻上床去把它们给锁上，别动歪脑筋。” 他把螺栓放在床上，点头示意我拿起来，按他的命令做。“多管闲事的人难免有这下场。”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布块和绳子。 我一动不动，只是瞪着他。床上的螺栓闪亮如白锡。 “马托斯来这里找让-巴蒂斯特，我们费了点功夫才知道他真正的企图，以及受命于谁。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杰伊脱下皮衣，披在椅背上，“不是家族主使的，而是有个少尉不希望让-巴蒂斯特开始说些有的没的，毁了许多人的利益。这个家族有个——” “那是你的家族，杰伊。”我提醒他和这家族的关系，我也听过他的名字。 “是，”他望着我说，“妈的没错，是我的家族。我们一向彼此照应。无论你做了什么，家族永远是家族。让-巴蒂斯特是个祸害，我的意思是说，任何人只要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有问题。” 我没吭声。 “我们当然无法接受这种事，”杰伊说，好像谈的只是一个把街灯打破或者喝了太多啤酒的孩子，“但他毕竟是血亲，我们的亲人，任何人都别想伤害我们的亲人。” “有人伤害了托马斯。”我说，仍然没有上床，也没有拿起那些螺栓。我不想协助他来折磨自己。 “想知道事实？那纯粹是个意外。托马斯不会游泳，他被绳子绊倒，摔落码头，好像是这样吧。”杰伊说，“当时我不在场，他就淹死了。让-巴蒂斯特想把他的尸体搬离船坞，因为当时那里杂乱得很，而且也不希望他的身份被认出来。” “胡扯。”我说，“抱歉得很，尸体旁边留了信息：旅途愉快，狼人留。刻意让人以为是让-巴蒂斯特留的，真是欲盖弥彰。也许你该回顾一下你哥的经历。不管你的家族是否习惯彼此照应，不管让-巴蒂斯特是不是怪物，他本身对家族似乎一点贡献都没有，不是吗？” “托马斯是堂弟。”好像这样罪恶就减轻了似的，“快上去，照我的话做。”他开始恼怒了，气急败坏的样子。 “不，”我拒绝，“直接杀了我吧，杰伊。”我不断直呼他的名字。我认识他。我要他在伤害我的时候听见我叫他的名字，要他直视我的眼睛。“我不会自掘坟墓的，杰伊。” 隔壁突然响起砰的一声，像是重物翻覆或落地的声响。接着是一声枪响。我的心一阵抽搐，灼热的泪水满盈眼眶。杰伊畏缩了一下，旋即又恢复木然的表情。“坐下。”他说。看我没反应，他走过来一把将我推到床上。我不断哭喊着露西的名字。 “你这该死的浑蛋，”我大叫，“那个孩子也是你杀的？你把班尼带到树林里吊死，你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做这种事？” “他不该跑到这里来，麦切也是。我认识麦切。他看见我在这里，我别无选择。”杰伊俯视着我，仿佛不确定该做什么。 “然后你又杀了那孩子。”我用手背擦着眼泪。 杰伊的眼神中闪过困惑。那男孩令他心虚。其他人都困扰不了他，但那男孩不同。 “你怎么能站在那里看他上吊？一个孩子，刚上完主日学校回家的孩子！” 杰伊扬起手，掴了我一巴掌。这动作来得如此突然，我几乎感觉不到疼痛。我的嘴巴和鼻子麻了，接着才开始感到刺痛，感到有湿滑的东西流下。血滴落在我的膝盖。我任由它滴下，浑身颤抖地抬头看着杰伊。之后的事对他来说就容易多了。他已经开了头。他将我推倒在床上，跨坐在我身上，用膝盖压住我的手臂，粗蛮地将我的双手高举过头顶，用绳索捆绑住手腕。我那条骨折的手臂剧痛起来。他吼着关于黛安·布雷的事，揶揄我说她早就认识本顿，难道本顿没对我说过布雷和他有过一段？要是本顿肯对她好一点，说不定她就会饶过他了。说不定也会饶过我。我开始头痛，脑子里一片混沌。 我当真以为自己是本顿唯一的婚外情对象？我当真蠢到以为本顿背叛了妻子，却会对我永远忠诚？多么愚蠢啊。杰伊起身去拿热气枪。本性难移啊，他说。本顿和布雷在华盛顿特区交往过密，后来甩了她，而且非常决绝，这点倒是值得夸奖。可是她不肯就这么算了，黛安·布雷不是这种人。杰伊想塞住我的嘴。我的头不断猛烈摇晃。我的鼻子在流血，就快不能呼吸了。布雷果然让本顿得了教训，这是她搬到里士满来的部分原因。连我也一起毁了。“乱搞的代价可真大啊，虽然次数不多。”杰伊又从床上站起身，全身冒汗，脸色发白。 我挣扎着用鼻子呼吸，心脏像机关枪一样猛烈锤击，惊慌得浑身颤抖。我努力告诉自己要冷静，换气过度只会让呼吸更加困难。还是惊慌。我用力吸气，血渗入气管，呛得我咳嗽连连；心脏撞击着肋骨，如捶打在门上的拳头。砰砰砰，眼前一片昏暗，我再也无法动弹。 第三十四章 两星期后。 因我而聚集在这里的陪审团成员都是些普通人，他们静静地坐着，态度恭敬得近乎惶恐。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绝无可能错过。除非你住在非洲内地，否则你不会不知道几星期来发生的事，尤其是发生在詹姆斯城那家藏污纳垢的廉价旅馆里的事，因为它已然成为一桩邪恶腐化丑闻的暴风眼。 表面上看来，那片杂草丛生的废弃露营地是那么安静。很难想象，有多少人曾经在那里扎营或投宿，却无一人察觉风吹草动。有如飓风向外海狂扫，丑闻的主角已经逃逸无踪。目前我们知道，贝芙·基芬还活着，杰伊·塔利也是。只是讽刺的是，他已成为国际刑警发布红色通告的对象：一度和他共事的探员如今正紧锣密鼓地追缉他，以及基芬。我们推测他们俩已经潜逃出境，藏匿于国外。 杰米·博格站在我的前方。我坐在证人席上，面对由三女五男组成的陪审团。两个白人，五个非裔人士，一个亚洲人。死于尚多内之手的受害者，其所属国籍都有代表出席，不过我相信这只是凑巧，但仍很高兴。法庭的玻璃门上贴了棕色纸张，以防好奇的民众和媒体窥探。所有陪审团成员、证人，包括我，都是从一段地下坡道进入这里的，和平时罪犯被押入法庭的路径相同。空气中弥漫着诡秘阴冷的气息，陪审员见了鬼似的盯着我瞧。我的脸因淤伤而泛着青黄色，左臂再度打上石膏，被绳索紧勒过的手腕依然疼痛。我能活着，还亏得露西穿了防弹衣。那天她出门接我之前，在那件厚重的羽绒夹克里穿了防弹背心。 博格正在问我黛安·布雷遇害当晚的事。我感觉像是置身于各个房间演奏着不同音乐的屋子里。我回答着她的问题，思绪却飘向远方，脑中浮现别的影像，灵魂的各处响着不同的声音。无论如何，我总算还能集中心神作证。庭上提到我购买那把尖头锤的现金交易记录。博格念着化验报告的内容。这份报告已经连同验尸报告、残留毒物鉴定结果等一起列入证词。博格向陪审团描述那把尖头锤，然后问我它的凿印和布雷身上的伤痕的相关性。 我花了点时间解释。我望着那些前来审判我罪行的脸孔，表情从淡漠、好奇到惊恐不等。当我描述颅骨被凿开、一个眼球迸出或者悬在眼窝外等情节时，有个女人明显露出恶心的表情。博格指出，从我屋里搜出的那把尖头锤有锈迹。她问我在布雷遇害之后我买的那把尖头锤是否生了锈，我回答没有。“这类工具几周之内会生锈吗？”她问我，“在你看来，斯卡佩塔医生，会不会是尖头锤——在你家找到的，被你声称是尚多内带着准备攻击你的那把——上的血迹造成它目前的锈蚀状态？” “据我所知不会。”我说，心里明白答案对我有利。不过无所谓，即使对我不利，我依然会据实回答。“但有个条件，那就是警方把尖头锤装进证物袋时它必须是干燥的。”我补充说。 “负责鉴定这把尖头锤的人却说它已经生锈了，对吧？我没有曲解这份报告吧？”她微笑着说。她穿着黑底浅蓝色细条纹套装，边说边来回踱步。 “我不清楚化验室是怎么说的，”我回答，“我还没看过那些报告。” “那是当然，因为你大约十天没进办公室了。而且，嗯，这份报告是昨天才出炉的。”她看着上面的日期，“写得清清楚楚，那把沾有布雷血迹的尖头锤已经生锈，外观很旧。我相信你在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差不多在布雷被谋杀二十四小时之后——到普莱森特五金店购买的那把尖头锤，店员绝不会说它的外观很旧，对吗？” 我无从知道五金店的店员说了些什么，我在证人席上提醒博格，知道陪审团正注意着我的一言一行。我这个证人几乎形同虚设，光被问及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之后由博格向陪审团说明。这场听证会的优势在于，辩方律师及法官均不在场，没人会驳回博格的提问。她可以问我任何问题，而她也的确这么做了，因为这位检察官正试图证明被告的清白，这真是绝无仅有。 博格又问，我从巴黎回来后去五金店购物，那时是几点。她提到我去医院探视乔，之后又和露西通了电话。窗口越变越窄，线越收越紧。我哪来的时间跑到布雷的公寓去，将她殴击至死后布置现场及伪证物？如果不是为了像我一直坚称的那样要进行实验，我又为什么要在二十四小时以后再买一把尖头锤？她让这些疑问悬宕不去。与此同时，布弗德·赖特坐在检方席上，低头研究着线圈簿上的记录，一直在回避我的目光。 我逐一回答博格的问题，就快说不出话来了。我的嘴被塞嘴的布块擦破，伤口已经溃烂。长大后我的嘴就没痛过，我几乎忘了那种滋味。说话时溃疡的舌头碰触牙齿，听起来像有语言障碍。我只觉浑身虚脱倦怠，再度打上石膏的左臂抽痛，这是拜杰伊将我的双手强制绑在床头柱上所赐。 “我注意到你说话有些困难，”博格特别指出这点，“斯卡佩塔医生，我知道这和主题无关。”对杰米·博格来说没有什么是和主题无关的。在她看来，连每次呼吸、每个步伐、每个表情，一切的一切，都自有其道理。“让我们稍微跑一下题，好吗？”她止步，肩膀一耸，两手一摊，“如果你能说一下上星期发生的事，对陪审团或许会有帮助。他们一定很纳闷你为什么会有淤伤，说话这么困难。” 她把双手插进裤子口袋，耐心地等我开口。我先表示歉意，说自己目前的状况不太好，陪审团成员笑了笑。我开始叙述班尼的遭遇，众人的表情跟着凝重起来。我描述着班尼的画如何引导我走向那座猎鹿台，班尼常常上那观察这世界并转化为意象，记录在素描簿上。一个男性陪审团成员眼里顿时充满泪水。我说我很担心班尼是遇上了麻烦，解释了一下他生前最后几小时的行踪以及胃袋里残留着食物的奇怪现象。 “有时候娈童狂，也就是对儿童进行性侵害的人，会用糖果、食物之类的东西来诱骗孩子。你处理过这类案子吗，斯卡佩塔医生？”博格问我。 “很遗憾，”我回答，“处理过。”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孩子被人用食物诱拐的情形？” “几年前我们接到一个八岁小男孩的案子，”我以经手过的案子为例，“验尸时我发现他有窒息现象，那是凶手在强迫他口交时造成的。我还在男孩的胃里发现了口香糖，相当大的一块。结果查出是一名男性邻居给的，四片Dentyne无糖口香糖。他最后认罪了。” “所以，当你发现班尼·怀特的胃袋里残留有爆米花和热狗的时候，你根据自己的多年经验，对此很关注。”博格说。 “没错。我非常关注。”我回答。 “请继续，斯卡佩塔医生。”博格说，“你离开猎鹿台，沿着一条小径往树林里走，接着发生了什么事？” 陪审团里有位女性，坐在陪审席前排左数第二个座位，她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她年近七十岁，体形肥硕，穿着条大红花图案的黑色连衣裙，目光始终没离开过我。我回以微笑。她看来像是个明理仁慈的妇人。很高兴我母亲留在迈阿密没来，我想她大概不知道我这阵子的状况。我什么都没告诉她。她健康状况欠佳，不该让她操心。我叙述着发生在詹姆斯堡汽车旅馆的事，不断回头看着那位身穿红花裙的陪审团成员。 博格提示我说明一下杰伊·塔利的背景，我们在巴黎相遇以及关系变得亲密的经过。接着博格作了补充和评论，并且提及尚多内攻击我之后留下的—个难解之谜：我为做实验而买的那把尖头锤莫名失踪了，而我屋子的钥匙竟然出现在麦切·巴博萨的口袋里，但这名被残杀的调查局卧底探员从未和我见过面。博格问我杰伊是否进过我的屋子。当然，没错。这么说他有机会取得钥匙和警报器密码，也有条件拿走证物。是的，我回答。 而且杰伊·塔利诬陷我、搅乱他兄弟尚多内所犯案件的案情，这做法的确符合他的利益，不是吗？博格再度止步凝视着我。我说我对这问题不太有把握。她接着又问，当他在汽车旅馆攻击我，拿布堵我的嘴巴时，我抓伤了他的胳膊，对吗？ “我记得我拼命挣扎，”我回答，“之后我发现我的指甲下有血，还有皮屑。” “不是你的？会不会是你在挣扎时抓伤了自己？” “不是。” 她回到检方席，找出另一份鉴定报告。布弗德·赖特脸色发青，直挺挺地坐着，一副紧张的模样。经过DNA鉴定，我指甲里的皮屑和我的DNA不符，但和苏珊·普雷斯体内残留精液的DNA完全吻合。“也就是杰伊·塔利的DNA。”博格点着头说，又开始踱步，“这位联邦执法人员在一个女性受害者遭到虐杀断气之前与之性交。此外，杰伊·塔利的DNA和让-巴蒂斯特·尚多内的DNA非常相近，我们差不多可以断定他们是近亲，应该就是兄弟俩。”她走了几步，一根手指按着嘴唇，“可以确定的是，杰伊·塔利并非他的本名。这人就是个活生生的谎言。他打你了吗，斯卡佩塔医生？” “是的，他掴了我一巴掌。” “他把你绑在床上，企图用热气枪折磨你？” “我记得是这样的。” “他命令你脱去衣服，将你捆绑、塞住嘴巴，大概是想要置你于死地？” “是的，他显然是想杀了我。” “为什么他没那么做呢，斯卡佩塔医生？”博格的语气像是不相信我，演得真像。她相信我，我知道的。 我看着那位让我想起我母亲的陪审员，叙述着被杰伊捆绑并堵住嘴巴后的情景。我几乎无法呼吸，陷入极度的惊慌当中，开始过度吸气，也就是呼吸变得短而急促。我无法吸入足够的氧气，加之鼻子正在流血、肿胀，嘴里的布块又不允许我用口腔呼吸，于是我昏迷过去。醒来时看见露西在房间里，我已经被松绑，嘴里的布也拿掉了，杰伊·塔利和贝芙·基芬则逃走了。 “我们已经听过露西的证词，”博格沉思着走向陪审席，“知道你昏迷之后发生了什么事。那么你醒来之后她是怎么告诉你的，斯卡佩塔医生？”倘若是正式开庭，我述说露西所言恐有片面之词不足采信之议。可是在这场特别的个人秀当中，博格得以不受任何阻挠。 “她说她穿了防弹背心，防弹衣。”我回答，“她说她们在房间里说了很多——” “露西和贝芙·基芬。”博格说明。 “是的。露西说她靠着墙，贝芙·基芬拿猎枪对着她。她开了一枪击中露西的防弹衣。她受到严重擦伤，但所幸没事。她抓过基芬手中的猎枪，跑出房间。” “她在那节骨眼上首先考虑的是你。她没有留下来制伏贝芙·基芬，是因为她最担心的是你的安危。” “是的。她告诉我说她开始到处踢门。她不知道我在哪个房间，于是跑到旅馆后面，因为房间的后窗都对着游泳池。她找到了我所在的房间，看见我躺在床上，便立刻用猎枪枪柄敲碎窗玻璃跳了进去。他已经没了人影，显然是和贝芙·基芬从前门跑了出去，骑着摩托车逃走了。露西说在为我紧急救护时听见了摩托车的引擎声。” “在那之后你可有杰伊·塔利的消息？”博格停步，凝视着我的眼睛。 “没有。”我说，在这漫长的一天中初次感觉到怒气上升。 “贝芙·基芬呢？知道她的下落吗？” “不，我不清楚。” “他们成了通缉犯。贝芙·基芬留下两个孩子，还有一只狗，班尼·怀特非常喜欢的那只狗。他离开教堂后去汽车旅馆，很可能就是为了看那只狗。如果我的记忆有误，请随时纠正我。基芬太太的大儿子桑尼是不是说过他们故意戏弄班尼？他说班尼在上教堂之前打了个电话到基芬家，问找到土豆先生了没有，他们说它到河边玩水回来了，只要班尼过来就可以看见它，是这样吗？在杰伊·塔利和贝芙·基芬试图杀害你和你外甥女不成而逃逸无踪之后，桑尼是不是这样告诉马里诺队长的？” “这我不清楚。”我回答。博格并非真的要我回答，而只是要让陪审团听见她的问题。想起那只可怜的老狗以及它所受的待遇，我的眼里起了片水雾。 “那只狗不是去玩水——不是自愿的，对吗，斯卡佩塔医生？你和露西在露营地等候警方时找到了土豆先生，是吧？”博格问。 “是的。”泪水涌上我的眼眶。 土豆先生在汽车旅馆后面，沉在游泳池底，后腿绑着砖块。那位穿红花裙的陪审团成员立刻哭了起来。另一位女性成员倒抽了口气，捂住眼睛，余者脸上浮现惊愕甚至激愤，气氛无比沉重。博格让这沉痛、残酷的片刻在庭上滞留不去。土豆先生受虐的情景有如当庭上演，是那么历历在目、令人不忍，博格就这么任它延续。一片沉寂。 “怎么会有人做得出这种事？”穿红花裙的陪审团成员啪地合上笔记簿，大叫起来，“真是恶毒啊！” “那些人是浑蛋。” “感谢老天。好在你有上帝保佑，一定是的。”一位陪审团成员摇着头对我说。 博格踱了三步，目光横扫陪审席，然后久久看着我。“谢谢你，斯卡佩塔医生。”她平静地说，“这世上的确有许多残忍的恶人。”她轻声地呼应着陪审团成员们的感受，“谢谢你的出席，尤其我们知道你受了伤而且刚刚在鬼门关走了一趟。没错，”她回头望着陪审团，“鬼门关。” 众人纷纷点头。 “说得没错，”红花裙对我说，“你的确逃过了一劫。我可以问个问题吗？我们可以提问，对吗？” “请说。”博格回答。 “我很清楚自己的想法，”她对我说，“可是你知道吗，我得告诉你一件事。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导要说实话，否则屁股就要挨打，重重地挨打。”她义愤填膺地昂起下巴，“你们提到的那些事情我从未耳闻，恐怕日后再也无法睡安稳觉了。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我知道。”我说。 “既然这样我就直说了，”她注视着我，两手紧捏着绿色大笔记簿，“是你吗？是你杀了那位警察小姐吗？” “不是的，女士，”我以这辈子从未有过的坚定语气回答，“不是我。” 我们等着众人的回应。所有人都静静坐着，没人说话，没人发问。陪审席一片肃静。杰米·博格走向检方席，拿起大堆资料，把参差的纸张在桌面上叩了几下弄平整。她等着气氛沉淀，然后抬起头来逐一打量陪审团成员，最后看着我。“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她说，“各位女士、先生……”她一直走到栏杆前，倾身向陪审席看，仿佛正望着一艘巨大的船。事实确是如此，那位红花裙女士和她的同伴们就是我脱离汹涌波涛的通行证。“我是个专业的真相探索者，”博格以我从未听过别的检察官使用的说法形容自己，“我的使命是发掘真相并将其彰显，也正因此我被指派到里士满来——发掘那唯一的、确凿的真相。你们一定都听过，司法是盲目的。”她等着众人点头表示赞同，“因为司法应该平等、毫无偏颇地适用在每个人身上。然而——”她扫视着众人，“我们并不盲目，并没有看不清真相，不是吗？听证会已经结束，我看得出各位充分理解庭上所进行的一切对话，而且绝不盲目。你们绝不至于盲目到看不清一个真相，那就是这个女人——”她回头指着我说，“斯卡佩塔医生，绝不该继续承受我们的质问、指责和无情的刺探。凭良心说，这种行为我无法忍受。” 博格稍作停顿。陪审团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各位女士、先生，谢谢你们好意拨冗前来履行公民义务，现在你们可以回到办公室、回到亲人身边去了。各位可以离席了，案子无法成立。本案撤销。慢走。” 红花裙女士露出微笑，吁了口气。其他陪审团成员开始鼓掌。布弗德·赖特低垂着头，两手紧握放在桌上。我站了起来，推开形似酒吧门的活动门，离开了证人席。数分钟过后，我感觉自己像刚从灯火管制中解放出来似的，极力避开所有在法庭玻璃门外等候的记者以及人群的目光。这扇贴着纸的门一度将我和外界隔绝开来，此刻又让我重回它的怀抱。 博格陪我走进不远处的那间小型证人室。马里诺、露西和安娜立刻站了起来，焦急又兴奋地等着答案。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而我只是肯定地点点头，勉强说了句：“没事了，杰米很厉害。”我终于直呼博格的名字，同时脑中闪过模糊的念头，近十年来我无数次出入这法庭，向陪审团解释死亡的原因，却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会出庭为自己辩解。 露西一把抓住我，将我抱得双脚离地。我左臂的伤口痛得让我直咬牙，同时又大笑不止。我和安娜、马里诺一一拥抱。博格体贴地站在门口等着，我也拥抱了她。她开始收拾东西，把档案夹和线圈簿放进公文包，然后穿上外套。“我要走了。”她说，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可是我察觉到她在暗自得意。她很是自豪，她应该自豪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说，心中充满真诚的感激和敬意，“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杰米。” “谢天谢地。”露西大叫。她一身干练的深色套装，看起来像个律师或医生等她喜欢的角色。从露西注视博格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充分感受到了博格的魅力。露西不停地打量她，向她道贺，热情洋溢。事实上，说她在调情也不为过，在跟我的特别检察官调情。 “得回纽约了，”博格对我说，“记得我在那里还有个案子未了吧？”她似乎不经意地向我提起苏珊·普雷斯案，“要做的事可多着呢。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协助我处理苏珊的案子？”博格是当真的吧，我想。 “去吧。”马里诺穿着皱巴巴的深蓝色套装，搭配一条略嫌短的纯红色领带，不无伤感地说：“去纽约吧，医生，马上就去。你应该到别处去散散心。等这阵风波平息了再说。” 我没吭声，但他说得有理，我找不到话来反驳。 “你喜欢直升机吗？”露西问博格。 “你休想叫我搭那玩意儿，”安娜突然尖叫，“没有一条物理定律证明那种东西可以飞，没有。” “是啊，也没有哪条物理定律说大黄蜂会飞，”露西喜滋滋地回答，“肥嘟嘟的身体，细细的翅膀，噗噗噗。”她模仿着雄蜂振翅的姿势，两条手臂疯狂地舞动，教人眼花。 “该死，你又嗑药啦？”马里诺朝我外甥女翻了个白眼。 露西勾住我的手臂，我们一起走出证人室。博格已独自在等电梯，公文包夹在腋下。向下的箭头灯闪烁着，电梯门打开。出来一群模样凶恶的人，赶赴他们的审判日或者观看别人受审。博格按着电梯开关，等马里诺、露西、安娜和我进入。记者在一旁跃跃欲试，但没敢靠近我，因为我猛摇头，明白摆出“无话可说、别来烦我”的态度。刚才那场大陪审团听证会的过程外界一概不知情，没有任何记者获准进入法庭，只是他们显然都知道今天是我出庭的日子。有人泄密，而且我相信以后这种情况只会变本加厉。马里诺要我离开此地，这是个聪明的建议。至少暂避一阵再说。我的心情随着电梯缓缓下落。我们到了一楼。我接受现实，作了一个决定。 “我会去的，”我们走出电梯时，我平静地对杰米·博格说，“我们一起搭直升机到纽约去吧。我很乐意尽我所能协助你。我该回报你了，博格小姐。” 博格在忙碌喧腾的大厅里驻足，把那个圆鼓鼓的旧公文包换了只手提着，包上的一根皮带子脱落了。她直视着我。“叫我杰米。”她提醒我，“法庭见，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