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10·黑色通告》 序幕 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六日 密歇根州路丁顿县埃普沃斯高地 最亲爱的凯： 此刻我正坐在门廊前眺望着密歇根湖，一阵冷风袭来，提醒我该理发了。我回想起上次我们暂时抛却一切工作和责任，在这里共度生命中弥足珍贵的时光。凯，你得仔细听我说。 你会收到这封信，就意味着我已经死了。因为我一决定写这封信，就要求罗德参议员在我死后一年的十二月初亲自把它转交给你。我知道对你来说，圣诞节一向非常难熬，而现在恐怕更加不堪。我的生命因为爱你而绽放。如今尽头已至，你给予我的一切将不朽。 当然，你从未遭遇过这种状况，凯。你曾无数次赶往犯罪现场，无数次执行验尸工作。你总是因出庭、授课、演讲、为露西担忧、生马里诺的气、避开你的邻居在暗夜里恐惧哭泣而疲于奔命。但无论情况多糟，你都不曾休假逃避或者被击垮过。 现在是你面对苦痛、接受抚慰的时候了。想象我正握着你的手，回忆一下我们关于死亡的几次谈话。我们都认为，没有任何疾病、厄运或暴行能够彻底毁灭生命，因为肉体不过是我们借穿的衣服，而生命的意义绝不仅于此。 凯，你要相信，在你读这封信时，我仍能感觉到你，守护着你。我们都深信，生命不朽。打电话给马里诺和露西，邀请他们今晚和你共进晚餐。用你的拿手好菜招待他们，替我留个位置。 永远爱你，凯。 第一章 接近正午，天空澄澈，闪耀着属于秋季的特有的蓝。但这与我无关。阳光和美景如今只为他人存在，我的生命徒留冷酷，再无欢笑。我望向窗外，一个邻居正在耙扫落叶。无助、痛苦和绝望又一次袭上心头。 本顿的话唤醒了所有我在努力压抑的可怖意象。跳动的光影中，我恍然又看到了在潮湿的垃圾和污水中腐烂的骨头。模糊的影像变为没有五官、黏着暗沉银发的干枯头颅，再度令我震惊颤抖。 我坐在餐桌边，啜着法兰克·罗德参议员替我冲泡的热茶。突如其来的强烈反胃让我两度冲进浴室呕吐，此刻我只觉头昏脑涨、浑身虚脱。我万分羞愧，因为最不堪忍受的手足无措刚才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又得去耙扫那些落叶了，”我对老友说，“已经十二月六日了，天气却还像十月。你看外面，法兰克，那些橡子长得真大，你注意到了吗？这表示今年会有个寒冬，可现在还完全感受不到冬天的味道。你们在华盛顿也看得到橡子吗？我记不太清了。” “看得到，”他说，“偶尔也能发现一两棵橡树。” “长得大吗？我是说橡子。” “下次我会仔细瞧瞧的，凯。” 我双手掩面，啜泣起来。他起身绕过餐桌走向我。罗德参议员和我都在迈阿密长大，并在同一个教区的同一所学校上学，虽说在他入学多年后我才进入圣布伦丹高中，且只读了短短一年，但这次的擦身而过仿佛是他日相逢的预兆。 他担任戴德县检察官期间我正在当地的法医办公室工作，经常为他的案子作证。后来他当选国会参议员，接着被指派为司法委员会主席。而我成为了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从此他便经常打电话要我支持他各种防治犯罪的提案。 昨天他说要来探望我并送给我某件重要东西，我惊讶极了，几乎整夜没睡。当他走进我的厨房，从套装口袋里掏出一个简单的白色信封时，我简直不知所措。 此刻坐在他身边，我才明白本顿为何会如此信任他。他知道罗德参议员真心关心我，总是尽力为我着想。果然是本顿的作风，完美执行了自己的计划，纵使无法亲眼见证整个过程。不愧是本顿啊，完全猜透了我在他死后的状态，一个字都没说错。 “凯，”罗德参议员站立着面对坐在椅子里哭泣的我，说道，“我知道你很难受，但真的很希望能帮你渡过这一难关。本顿的这项托付，是我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我从没想过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可事实摆在眼前，而我也真的来了。”他沉默片刻，继续说道：“找我帮忙的人不少，可从没有人要求我做过类似的事。” “他和别人不一样，”我轻声回答，努力镇静下来，“你很清楚这一点，法兰克。谢谢你信守承诺。” 罗德参议员相貌出众，工作场合中的威严随时显露出来。他一头浓密的灰发，蓝眼睛炯炯有神，体格高大精瘦，一如往常穿着传统的深色套装配以色彩鲜明的领带，佩戴着袖扣、怀表和领带夹。我站起身，颤抖着长吁一口气，抽了几张纸擦拭脸颊和鼻子。 “真的很感激你亲自过来。”我对他说。 “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吗？”他苦笑着回答。 “能来看我已经足够了。难为你了，得在百忙中抽空。” “我的确是从佛罗里达飞过来的。对了，我去看了露西，她在做着很了不起的事。” 我的外甥女露西是烟酒枪械管制局探员，最近调到了迈阿密分局，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她了。 “她知道这封信吗？”我问。 “不知道，”罗德参议员望着窗外的晴空说，“我想应该由你来告诉她。容我补充一点，她似乎感觉被你冷落了。” “被我？”我诧异地说，“老是忙得脱不开身的人是她啊。至少我不必去追缉枪械走私贩之类的良民。她只有在回总部时才联系我，不然就是用公用电话。” “你不也一样吗？自从本顿死后就魂不守舍，只知道拼命工作，我甚至觉得你自己根本没意识到。”他说，“我很清楚，因为我也试图找过你，不是吗？” 我再度湿了眼眶。 “当我好不容易联系上你的时候，你又是怎么说的？一切都好，只是忙了点。更别提你很久没来找过我的事了。想想以前，你还会带着亲手烫的汤来看我呢。你没有善待那些爱你的人，也没有善待自己。” 他不时抬头偷瞄时钟。 “你必须赶回佛罗里达吗？”我问，声音仍在颤抖。 “不，我得去趟华盛顿，”他说，“又得上《面对国家》了。我对这些实在是厌烦透了，凯。” “要是我帮得上忙就好了。” “外面的世界龌龊得很，凯。万一被某些人发现我单独来这里找你，—定马上就会有恶毒的流言传出，我敢肯定。” “果真这样，我宁愿你没来。” “没什么能阻挡我来。我不该抱怨关于华盛顿的那些事，你已经够烦了。” “我随时准备为你的清誉作担保。”我说。 “这么做对你没有半点好处。” 我陪他走过这栋我自己设计的房子，浏览着那些精致的家具、艺术品和多年收藏而来的古董医疗器械，从浅色地毯和硬木地板上踏过。一切都是我喜欢的，但和本顿尚未离开时已大不相同。最近我对自己毫不在意，对这屋子亦是如此。我对生活漠不关心，眼前处处都是证据。 罗德参议员注意到我的公文包敞开着摆在客厅沙发上，咖啡桌上散置着案件资料、邮件和便笺，横线纸则摊在地板上。靠垫歪斜，烟灰缸满满的，因为我又开始抽烟了。他没有数落我。 “凯，以后我必须和你保持距离，你明白吧？”罗德参议员说，“基于刚才提过的理由。” “老天，瞧瞧这里，”我不禁嫌恶地大喊出声，“我怎么能这么邋遢！” “已经开始有流言飞语了，”他谨慎地继续，“我不想落入这个陷阱。甚至已经有恐吓了。”他愤慨地说，“而我们不过是朋友而已。” “以前我很爱干净的，”我苦涩地笑道，“本顿和我老是为了这栋房子，为这愚蠢的房子吵架。为我这栋设施齐全、整理得井然有序的愚蠢的房子。”愈来愈深的悲痛和愤怒让我提高了声音，“每次他挪动家具或者把东西放错了抽屉，我就……当一个人到了中年而且习惯了独居，就会自然而然地让一切遵循自己该死的方式。” “凯，你在听我说话吗？希望你别因为我没有经常打电话给你、邀你一起吃饭或听取你对我某个提案的意见，就以为我不再关心你了。” “我甚至不太记得和东尼离婚时的事了，”我苦涩地说，“那是什么时候？一九八三年？他离开了我，那又怎样呢？我根本不需要他，也不需要别人来填补他的位置。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而我的确做到了，事业、财富、投资。瞧瞧这一切。” 我站在门边，挥手指向我美丽的石屋和里面的一切。 “可有什么用？有什么该死的用处呢？”我凝视着罗德参议员的眼睛，“本顿可以在这房子里随便丢垃圾！把这地方拆了都行！我真希望我没对他那么严苛，法兰克！”我擦去肆意流淌的泪水，“我真希望可以重来一遍，对他的任何行为都不再指责。我要他在这里陪我。老天，我只想要他回来！每天早晨醒来的那一刻我什么都不记得，但只消片刻一切就又浮现在眼前，让我几乎没力气下床。” 眼泪顺着我的面颊滑落。我浑身麻木，好似每一条神经都出了故障。 “和你在一起，本顿真的很快乐，”罗德参议员温柔恳切地说，“你是他的一切。他告诉我你待他多么好，多么理解他生活中的苦处以及在为调查局办案的过程中看到的残酷所承受的压力。我知道，这些你内心里其实明白。” 我深吸一口气，倚在门上。 “我还知道，他希望你能快乐，能过得更好。否则你对他的爱只会成为一种伤害、错误，甚至危害你的生活，变成一场灾难。你说对吗？” “是啊，”我说，“当然对。我很清楚他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不想事情变成这样，这几乎让我无法承受。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快崩溃了，会忽然倒下被送往医院或者我自己的停尸间。” “不会的。”他用双手紧握住我的手，“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会挺过去的。你向来非常坚强，这次的打击最为惨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向你保证，凯。” 我紧紧拥抱他。 “谢谢你，”我轻声说，“谢谢你这么做，为我留余地，从不唠叨，不烦躁。” “好啦，有事打电话给我。”我打开前门时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记住我的话，千万别觉得受了冷落。” “我明白。” “别忘了，需要时尽管来找我。我办公室的人会告诉你我在哪里。” 我目送他的黑色林肯轿车远去，回到客厅点燃炉火。天气尚未冷得需要炉火，但我渴望某种温暖的、充满活力的东西填补罗德参议员离开后的空虚。我又读了一遍本顿的信，脑中回响着他的声音。 我想象他挽起衣袖，露出青筋浮现的有力手臂，优雅的手指握着一支银色万宝龙钢笔。那是我送他的，不以什么特殊名义，只因这支笔显得干练而纯净，像他一样。泪水不听使唤地涌出，我只好高举起那张印有他名字的信笺，以免弄坏。 他的笔迹和表述向来严谨而简洁。我无法自拔地一字一句研究这封信，试图从中剖析、挖掘出新的含义，而那些文字对我既是安慰也是折磨。恍惚间，我几乎相信他是在暗示我，他的死并非事实，而是某个密谋或计划的一部分，主导者或许就是调查局或中情局，谁知道呢？接着真相再度浮现，我的心不住地颤抖。本顿是被虐杀的。经过DNA、齿型和个人特征等比对，那具无法辨识的遗骸已被证明就是他。 我试图依他的嘱咐度过这个晚上，却发现很难办到。邀请露西飞到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和我共进晚餐未免太过荒谬。但我还是拿起话筒，试着拨了她的号码，因为这是本顿的要求。大约十五分钟后，她用手机回电了。 “办公室说你在找我。什么事？”她语气轻快。 “很难解释，”我说，“真希望我不必总是得通过分局办公室才能联系上你。” “我也是。” “我知道你的时间很紧——”我莫名恼火起来。 “怎么了？”她打断我的话。 “本顿写了一封信一——” “我们另找时间谈吧。”她又一次打断我，我马上意会，至少自以为意会了：移动电话毕竟不怎么安全。 “就在前面转弯。”露西对谁说。“抱歉，”她回到话筒前，“我们正打算在波波斯停车休息一下，顺便喝杯可乐达。” “什么？” “高浓度咖啡因加糖的冰镇饮料。” “哦。是他要我告诉你的，就在今天。他希望你……算了，这太傻了。”我极力装出无所谓的语气。 “得挂电话了。”露西说。 “你晚点打给我，好吗？” “好啊。”她以一贯惹人恼怒的语气说。 “你和谁在一起？”我拖延着通话时间，想多听听她的声音，尤其不愿在她冷漠的声音依然回荡在耳边时挂掉电话。 “我的心灵伴侣。”她说。 “代我向她问好。” “她向你问好。”露西对她的伙伴乔说。乔是药品管制局的探员。 她们正在参与贩毒高发地区计划，进行着没完没了的危险搜查。她们也是另一意义上的亲密伙伴，只是行事非常谨慎。我不确定烟酒枪械管制局或药品管制局是否知情。 “晚点再聊。”露西说着挂断了电话。 <hr /> 注释： 第二章 里士满警局队长彼得·马里诺和我相识已久，有时甚至心意相通。因此，正当我想联系他便接到了他的电话也就不足为奇。 “你听起来怎么这么虚弱，”他对我说，“感冒了吗？” “没有，”我说，“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因为我正要打给你。” “哦，是吗？” 听得出来他正在他的小卡车或警车里抽烟，因为那两辆车都备有无线电和对讲机，忙碌的通话噪音不断传出。 “你在哪里？”我问他。 “四处巡逻，听对讲机，”他说，似乎忙得十分充实，“算着还有多少日子才能退休。生活很美妙，对吧？除了幸福的青鸟什么都不缺。” 他尖锐的嘲讽足以割裂纸张。 “我猜你应该已经听说他们在里士满港发现腐尸的事了，”他接着说，“据说有很多人在那里四处闲逛。真庆幸那不是我的案子。” 我脑中一片混沌，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这时电话插拨铃声响起。我把无绳电话换到另一侧，一边走进书房，拉出书桌旁的椅子。 “什么腐尸？”我问，“马里诺，等一等，”插拨铃声又响了，“让我看看是谁。别挂电话。”我按下等候键。 “喂，斯卡佩塔。”我说。 “我是杰克。”是我的副手，杰克·费尔丁。“他们在里士满港的一个集装箱里发现一具尸体，腐烂得很厉害。” “马里诺正要告诉我。” “你听起来像得了感冒。我好像也被传染了。查克说他要晚点来，因为他也不太舒服。他是这么说的。” “那个集装箱刚从船上卸下吗？”我打断他。 “‘天狼星号’，和那颗恒星的名字一样。情况肯定十分诡异。你希望我怎么处理？” 我在便笺上飞快地记着，字迹比平时更为潦草，神经系统如出了故障的硬盘般失去控制。 “我过去。”我毫不犹豫地说，尽管本顿的话语还在脑中回旋。 我得摆脱忧伤重新上路，也许这次可以恢复得更快。 “你不需要这么做，斯卡佩塔医生。”费尔丁态度忽然强硬起来，“让我去吧。你今天本应休假的。” “到了那里后我该找谁？”我问，不希望他继续刚才的话题。 几个月来，费尔丁一直在劝我休假，到外地休息一两周，甚至休个长假。可我已经厌倦了大家担忧的目光。本顿的死影响了我的工作表现，令我与同事友人的关系变得疏离，甚至使我的脾气变得乖戾，这种种暗示令我生气。 “是安德森警探通知我们的。她正在现场。”费尔丁说。 “谁？” “大概是新人。说真的，斯卡佩塔医生，交给我吧。你何不待在家里好好休息呢？” 我忽然想起马里诺还在线等着，赶紧按键想告诉他我结束和办公室的通话后会尽快回电给他。可他已经挂机了。 “告诉我怎么走？”我对副手说。 “我猜你大概不准备接受我的建议了。” “从我的住处开上市中心快速道路，然后呢？” 费尔丁给了我具体路线。我挂断电话，捏着本顿的信匆匆走进卧室。我不能把它随便地放在抽屉或档案柜里，以免遗失或让清洁工发现，同时又不想放在某个会让自己无意中看见、再度勾起悲伤的地方。我望着那个浅黄色的硬纸信封，望着本顿用谦和、慎重的笔触写下的“凯”，思绪狂飞乱舞，心脏怦怦直跳，肾上腺素在血液里尖叫着奔流。 最后我发现了衣橱里那只小小的防火保险箱，仓皇间却想不起当初把密码藏在了什么地方。 “简直疯了！”我绝望地喊道。 密码夹在老地方，第七版《亨氏热带医学》的六七〇页和六七一页之间。我将信锁进保险箱，回到浴室猛地将冷水拍到脸上，然后打电话给我的秘书罗丝，要她安排尸体搬运人员在一个半小时后到里士满港和我会面。 “告诉他们尸体腐烂得很严重。”我强调说。 “你怎么过去？”罗丝问，“你本来可以来办公室开那辆雪佛兰巨无霸的，可查克把它开去换机油了。” “他不是病了吗？” “他十五分钟前来的，开走了那辆车。” “好吧，那我只好开自己的车了，罗丝。我还需要那台卢玛探照仪和一百英尺长的延长线。派人到办公室停车场里给我。快到那里时我会打电话给你。” “有件事必须让你知道，珍发了顿不小的脾气。” “怎么回事？”我惊讶地问。 珍·亚当斯是办公室行政人员，向来心平气和，情绪都很少流露，更别提发脾气了。 “买饮料点心的钱全不见了。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该死！”我说，“钱放在哪里？” “锁在珍的办公桌抽屉里，一直都放那里的。抽屉没有被撬的迹象，可今天早上她打开时就发现钱不见了，总共是一百一十一美元三十五美分。” “必须想个办法。”我说。 “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最近的状况，”罗丝继续说，“休息室的午餐经常莫名其妙地消失。上周克莉塔忘了把手机带回家，第二天就找不到了。赖利医生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他把一支高级钢笔放在实验袍的口袋里，第二天早上不见了。” “会不会是下班后的清洁人员拿的？” “也许吧，”罗丝说，“但我必须告诉你，斯卡佩塔医生，我没有指控任何人的意思，这恐怕是内贼干的。” “你说得对。我们不该随便指控任何人。有好消息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罗丝淡淡地说。 从我接任首席法医开始罗丝就一直为我工作，这意味着几乎我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琐事都是由她办理的。她有种惊人的能力，能够洞悉周围的一切而不感情用事，永远保持着客观。因此，职员们多少有些怕她，却总在遇到问题时首先找她倾诉。 “好好照顾自己，斯卡佩塔医生，”她继续说，“你的声音无精打采的。这次你为什么不在家休息，让杰克去现场呢？” “我开自己的车去。”一股忧伤将我淹没，我的声音将此透露无遗。 罗丝感觉到了，静静等候着。我听见她在办公桌上翻阅公文的沙沙声，知道她试图安慰我，可我只是一味地回避。 “好吧，开车回来时别忘了换衣服。” “换什么衣服？” “去现场穿的衣服。上车前别忘了换掉。”她说，好像我从未处理过尸体。 “谢了，罗丝。”我说。 第三章 我设定好防盗警报器，锁上房门，拨亮车库灯，打开设在车库里那间上下都有通风孔的杉木更衣室，这里放着登山靴、防水裤、厚皮手套和涂着蜡一般特殊防水涂层的Barbour夹克。 我还在这里存放了许多袜子、内衣、连身工作服等从没拿进屋里的衣物。它们旅程的终点是那个大型不锈钢水槽、那台从不用来清洗日常衣物的洗衣机和烘干机。 我把一件连身衣、一双黑色锐步运动鞋和一顶印有OCME——首席法医办公室字样的棒球帽丢进行李箱，然后检查我的哈利伯顿铝箱里是否有足够的乳胶手套、大容量塑料袋、裹尸布、相机和底片。我心情沉重地出发时，本顿的遗言再次掠过脑海。我试图摆脱他的声音、他的眼睛、他的笑容和他肌肤的触感。我想忘了他，但力不从心。 我打开无线电，沿市中心高速公路驶向第九十五号州际公路。里士满的晴空在阳光下闪耀。在隆巴迪公路收费区减速时车载电话响了，是马里诺。 “只是想通知你，我会顺便过去一趟。”他说。 我改换车道时引来一阵喇叭声，差点撞上一辆忽然窜出的银色丰田。那个司机绕过我超车时，嘴里不干不净地叫嚷着。 “去你的！”我气愤地冲他吼道。 “什么？”马里诺在话筒里大声说。 “遇到一个可恶的白痴司机。” “哦，很好。你听过路怒症吗，医生？” “当然，我刚经历过。” 我在第九街出口转弯，朝办公室开去，并打电话告诉罗丝我两分钟后就到。驶入停车场时，我看见费尔丁正抱着探照仪盒子和延长线等在那里。 “我们那辆雪佛兰公务车还没开回来吧？”我问。 “还没有，”他说着将装备放进我的行李厢，“你开这玩意儿过去可够招摇的。那些码头工人肯定会死死盯着这辆黑色奔驰和里头的金发美女。你还是开我的车吧。” 为庆祝终于办妥了离婚，我这位体格壮硕的副手不久前才将他的福特野马换成红色雪佛兰克尔维特跑车。 “事实上这主意相当不错，”我淡然说道，“只要你不介意。不过，如果是V-8引擎我就借。” “哦，明白了。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你知道怎么走吧？” “知道。” 根据他给出的路线，我一路往南，接近彼得斯堡时离开公路，驶经菲利普-莫里斯工厂，横穿铁路，又沿一条窄窄的小路穿过一块林木杂草丛生的空地。最终到达一处安全检查站时，我感觉自己像闯入了某个禁地。检查站的另一边是调度场和数百个堆放了三四层、如货车大小的橙色集装箱。一位认真执勤的警卫走出岗哨亭。我摇下车窗。 “有事吗，女士？”他用军人特有的刻板语气问道。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回答。 “你找哪一位？” “我来看看那位死者，”我解释说，“我是法医。” 我向他出示证件，他接过去端详了片刻。我感觉他不明白法医是什么，也不准备问。 “原来你是首席，”他把黑色旧钱包递还给我，“哪种首席？” “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我说，“警方正在等我。” 他回到岗哨亭打电话，我则逐渐失去了耐心。每次因公进入某个安检区域时，我总得经历这类事情。我原本以为原因在于我的性别，早年间也许这的确是部分因素——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如此。而如今，我相信暴力、犯罪和法律的威胁才是真正原因。那位警卫记下我的车型和车牌号，让我在登记板上签名，然后给了我一张来访通行证。但我没有佩戴。 “看见那棵松树了吗？”他伸手指着说。 “我看见好几棵。” “有点弯的那棵。从那里左转直走就可以到水边了，女士，”他说，“慢走。” 我驱车向前，行经散置着的巨型轮胎和几栋挂着“美国海关暨联邦海运大楼”招牌的红砖建筑。港口建有数排巨大的仓库，无数橙色集装箱排列在卸货码头旁，有如群聚在食槽边进食的动物。货轮“欧罗克利普号”和“天狼星号”停泊在詹姆斯河码头，每艘都足有足球场的两倍长。游泳池大小的舱口敞开着，上方数百英尺处悬吊着起重机悬臂。 发现腐尸的集装箱已被安置在轮架上，四周围绕着用交通圆锥筒固定的警戒线。无人靠近。事实上，附近也不见警察的身影，只有一辆没有标志的蓝色雪佛兰凯普瑞斯汽车停靠在码头边，坐在里面的司机正和窗外一名身穿白衬衫打领带的男子交谈。卸货工作已经暂停。戴着头盔、身穿反光背心的码头工人无聊地在一旁抽烟、喝汽水或瓶装水。 我给办公室打电话找到费尔丁。 “我们是什么时候接获通知的？”我问他。 “稍等，我查一下记录。”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响起，“十点五十三分。” “尸体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这个，安德森好像不太清楚。”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我说过，她是新人。” “费尔丁，这里除了她就没有别的警察了，我猜那大概是她吧。她向你通报这起案子的时候到底怎么说的？” “发现时已死亡，尸体腐烂，要求你赶往现场。” “她指名要我来？”我问。 “每个人都指名要你，这没什么新鲜的。不过她说是马里诺要她找你去现场的。” “马里诺？”我惊讶地问，“他要她找我？” “是啊，我想他的确有点莽撞。” 我想起马里诺说过他会顺便来趟现场，不禁愈发气愤。为何他让一个新人对我下令，接着又声称会顺便过来瞧瞧我们的进展？ “费尔丁，你最近一次和马里诺说话是什么时候？”我问。 “好几周以前了。相当不愉快。” “只怕你的火气还不及我的一半，要是他真敢来到现场的话。”我说。 在搬运工人的注视下，我下车打开行李厢，取出银箱、连身工作服和鞋子，朝那辆没有警方标志的车走去，心中愈发恼火，沉重的铝箱不断撞击着我腿侧。 穿白衬衫打领带的男子似乎觉得很热，他手搭凉棚四处观望，发现盘旋在港口上空约四百英尺处的两架电视台新闻采访直升机时，显得十分不悦。 “可恶的记者。”他嘟囔着，转头看我。 “我在找这个犯罪现场的负责人。”我说。 “我是。”凯普瑞斯汽车里传出女人的声音。 我弯下腰，透过车窗看到车里坐着一个年轻女子。她的皮肤晒得黝黑，一头褐色短发利落地梳向脑后，鼻梁和下巴的线条显得十分刚毅。她眼神凌厉，身着退色的宽松牛仔裤、黑色系带皮靴和白色t恤，枪垂在臀部，警徽则用吊链别在衣领上。车里冷气开得很足，收音机里的轻摇滚乐声盖过了对讲机里的警方对话。 “你大概就是安德森警探吧。”我说。 “雷内·安德森。没有第二个。你一定就是那位有名的法医了。”她说话时的傲慢让我想起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新警察。 “我是乔伊·肖，港口主管，”男子自我介绍，“想必你就是警卫刚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位女士了。” 他年龄和我相仿，金发蓝眼，皮肤由于长时间的暴晒而皱纹密布。从表情可以看出，他对安德森和这天发生的事情已相当厌烦。 “在我开始工作前，你是否需要让我了解什么情况？”我在呼呼的冷气声和直升机的轰响里提高嗓门对安德森说，“例如为什么现场看不见一个警察？” “因为没必要，”安德森说着用膝盖顶开车门，“你来这里时应该也发现了，这地方可不怎么好找。” 我把铝箱搁在地上。安德森绕过车子走向我，这时我才诧异地发现她竟如此娇小。 “我能告诉你的不多，”她对我说，“你看到的这些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一个集装箱，里面装着一具腐臭的尸体。” “不，你可以告诉我的太多了，安德森警探。”我说，“尸体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发现的？你是否亲眼见到了？是否有人接近过尸体？现场是否遭到破坏？最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好是否定的，否则你恐怕得担责任了。” 她大笑起来。我开始套上工作服。 “根本没人进去，”她说，“没人有这个胆量。” “你不必进集装箱也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肖接着说。 我穿上黑色锐步运动鞋，戴上棒球帽。安德森望着我的奔驰。 “也许我该申请调到州政府工作。”她说。 我上下打量着她，说道：“我建议你最好先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再去那里。” “我必须先打几个电话。”她说着走开了。 “我无意干涉任何人的工作，”肖对我说，“可我想知道这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这里发现了尸体，警方却只派了这么个小毛丫头过来？”他紧绷着下巴，脸色潮红，汗水不断渗出，“你知道，我们只有正常营运才有钱赚，”他继续说，“可是这会儿已经停工两个半小时了。”他极力压抑着想骂粗话的冲动，“不是说我不同情死掉的人，”他又说，“但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赶快办完事然后离开。”他抬头望着天空，“还有那些记者。” “肖先生，那个集装箱里装的是什么货物？”我问他。 “德国产的照相器材。集装箱门闩上的封条是完好的，所以货物应该没被做什么手脚。” “封条是国外货运人员贴上的吗？” “没错。” “这么说，那具尸体，无论是死是活，给集装箱贴封条前就在里面了？”我说。 “看起来是这样的。集装箱编号和海关文件上登记的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异常。事实上这些货物早就完成了报关手续，已经有五天了，”肖说，“所以才会被吊到轮架上放着。可我们闻到一股怪味，只好把它搁置在那里。” 我回头环顾现场。一阵风吹来，起重机上的沉重铁链眶当作响。刚从“欧罗克利普号”三个舱口卸下许多钢梁的起重机此时都已停止作业。铲车和平板铲车闲置在一旁。无事可做的码头工人和船员远远地望着我们。 有些人在船头和船舱的窗口观望。堆放着木架、隔板和滑动垫木的柏油地面油光闪闪，散发着丝丝蒸气，一列CSX公司的货运火车从仓库后方的平交道驶过。木馏油的气味非常浓烈，但仍遮不住那股烟雾般飘散在空气中的腐尸味。 “这艘货轮是从哪里起航的？”我问肖，同时注意到一辆警车在我的奔驰旁停了下来。 “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两周前出发的，”他望着“天狼星号”和“欧罗克利普号”说，“这里大都是外国货轮，只有在他们偶尔表示亲善时你才看得到美国国旗。”他带着些许落寞补充道。 “欧罗克利普号”的右舷上站着一名男子，正用望远镜看向我们。天气相当暖和，他竟还用长袖上衣和长裤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这让我有些奇怪。 肖眯起眼睛。“阳光可真刺眼啊。” “可能是偷渡犯吗？”我说，“虽说我实在难以想象谁能藏在密封的远洋集装箱里长达两星期。” “从没听说过这种事。况且这里并不是第一个停泊港，宾州的切斯特才是。从安特卫普出发的大部分船都是先到切斯特，再到这里，然后直接回安特卫普。要是真有人偷渡，应该会在切斯特溜下船，而不会等到抵达里士满才行动。这里只是个小港口，斯卡佩塔医生。”肖说。 望着马里诺走出停在我车子旁边的巡逻警车，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去年大约有一百二十艘货轮和驳船进港。”肖继续说。 自我认识马里诺以来，作为警探的他执勤时从未穿过制服。 “如果我是非法移民或企图偷渡，我想我会选择在迈阿密或洛杉矶那种大港口下船，好趁乱逃走。” 安德森嚼着口香糖朝我们走来。 “重点是，除非我们怀疑有不法勾当、毒品走私或货品未经申报等情况，否则不会撕开封条，打开集装箱来查看。”肖说，“但为了安全，有时也会选定某艘船进行全面审查。” “所幸我再也不必穿成那样了。”安德森看着向我们走来的马里诺说。他一副桀骛不驯的模样，每当缺乏安全感或情绪恶劣时他便会如此。 “他为什么要穿制服呢？”我问她。 “他被调职了。” “难怪。” “自从布雷副局长到任以来，局里变化不少。”安德森说，似乎对此颇感自豪。 我无法理解为何有人会重新用制服将如此优秀的警探束缚住。我不知这是多久前发生的，既为马里诺竟没告诉我感到难过，又为自己没有早点察觉而惭愧。我已经好几周，甚或一个月没有打电话问候他，更别提邀请他来办公室喝杯咖啡或到家里吃晚餐了。 “怎么回事？”他声音嘶哑地招呼道，看都没看安德森一眼。 “我是乔伊·肖。你好。” “好个屁。”马里诺乖张地答道，“安德森，你真的打算一个人蛮干？还是没有别的警察愿意和你一起蹚浑水？” 她瞪了他一眼，从嘴里取出口香糖往地上一扔，仿佛滋味已被他破坏殆尽。 “你忘了找人来参加你的小聚会了？老天！”他暴躁地嚷道，“竟有这种该死的事！” 马里诺身上绷着一件短袖白衬衫，扣子直扣到领口，还别着一条扣式领带。深色制服长裤紧裹着他鼓凸的肚子，箍在其上的硬皮腰带上垂挂着他的九毫米口径西格索尔手枪、手铐、备用弹匣和喷雾器等装备。他脸色泛红，大汗淋漓，戴着一副奥克利太阳镜。 “我们得谈谈。”我对他说。 我想把他拉到一旁，可他一动不动，只从随身携带的万宝路烟盒里抖出一根香烟。 “喜欢我的新行头吗？”他语带嘲讽，“布雷副局长觉得我需要换个形象。” “马里诺，这里没你什么事，”安德森对他说，“老实说，我觉得你应该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你到过这里。” “叫我队长，”他说，一边喷出一股烟雾，“你最好管着点你那张该死的嘴巴，我毕竟是你的上司，小妞。” 肖一言不发地听着两人火药味十足的对话。 “难以相信现在还有人称呼女警察为小妞。”安德森说。 “有一具尸体在等着我检查。”我说。 “我们必须通过仓库才能到达那里。”肖对我说。 “走吧。”我说。 他陪马里诺和我走向正对河流的一处仓库门。仓库十分宽敞，但昏暗窒闷，弥漫着一股烟草的甜味。数千捆装在麻袋里的烟草堆积在木架上，此外还有好几吨可能是用来制造钢铁的铁砂和铁屑，以及大量由板条箱上的邮戳判断将被运往特立尼达岛的机械零部件。 那个集装箱就位于几道防波堤以外的卸货码头上。腐尸味越来越浓。我们走到集装箱外，在警戒线前停步时，臭气已浓烈得呛鼻，好像取代了所有氧气，简直让人无法呼吸。苍蝇开始聚集过来，恼人的嗡嗡声令我想起遥控玩具飞机的刺耳噪音。 “集装箱刚打开时有苍蝇吗？”我问肖。 “没这么多。”他说。 “那时你离这里有多远？”我又问。这时马里诺和安德森赶了上来。 “相当近。”肖说。 “有人进去过吗？”我想弄清这一点。 “这我无法担保，女士。”恶臭显然击中了他。 马里诺却似乎不受影响，他又抽出一根香烟，边点火边嘟囔着什么。 “看起来这不太可能是牲畜，安德森。”他说，“但你还没进去过，谁知道呢，说不定是只大狗被不小心锁在了里面。要是这样就太糟了，把医生拖来了，还惊动了大批记者，到头来发现发出臭味的只是只码头流浪狗。” 马里诺和我一样清楚里面不是狗、猪、马或其他任何动物。在他和安德森针锋相对时，我打开铝箱，把车钥匙往里面一丢，取出几双手套和一个口罩。我给我的三十五毫米尼康照相机装上闪光灯和二十八毫米镜头。为确保成像质量，选择了感光度为四百的底片。最后我在脚上套上消过毒的鞋套。 “这就像七月中旬闻到从一栋密闭的房子里飘出的气味。要先从窗外观察屋内，必要时破门而入。通知法医前先确定里面的确是人的尸体。”马里诺继续教导他的新下属。 我钻过警方封锁线，走进漆黑的集装箱，发现货物并未装满，白色纸箱整齐叠放着，活动空间相当充裕。我左右晃动着手电筒，循光线摸索前行。 到了集装箱后方，货物底部一排被腐尸口鼻渗出的暗红液体浸湿的纸箱出现在亮光中。光线沿鞋子、小腿自下而上，一张蓄着胡须的浮肿面孔在黑暗中浮现出来。鼓突泛白的眼睛空洞地瞪着，肿胀的舌头耷拉在嘴巴外，好像在向我扮着鬼脸。我包着鞋套的双脚所踏之处全都黏糊糊的。 尸体衣着整齐，背靠角落坐着，左右是集装箱的两面金属壁。他两腿直直伸出，搁在大腿上的双手被一个落下来的纸箱压着。我移开纸箱，检查是否有防卫伤口、挫伤、指甲裂伤等可能显示他曾试图挣脱攻击的痕迹。他的衣服上没有血渍，身上也不见明显伤痕或挣扎迹象。接着我四下搜寻是否有食物、饮水和补给品，集装箱的四壁是否有通风孔，但没有任何发现。 我检查每一列纸箱，蹲下身用手电筒照射金属地板寻找脚印。一如所料，到处都是脚印。我一寸寸移动，膝盖几乎无法承受。终于找到一个空塑料垃圾桶和两枚硬币，我俯身仔细观察，一枚是德国马克，另一枚认不出。在此过程中我没碰触任何东西。 马里诺远远地站在集装箱入口守着。 “我的车钥匙在铝箱里。”我透过口罩向他喊道。 “什么事？”他探头进来问。 “你去替我把卢玛探照仪拿来，好吗？我需要光纤装置和电线，也许肖先生可以帮忙找地方插上插头。必须用接地线插座，一百一十五伏交流电。” “我还是喜欢听你说粗话。”马里诺说。 第四章 卢玛探照仪是一种多波域光源，它的十五瓦高强度弧光灯管可放射出波长为四百五十纳米、频宽为二十纳米的光线，常用来探测血液、精液等人体体液，或检测药物、指纹、残留物及肉眼无法辨识的各种细微痕迹。 肖在仓库里找到一个接地线插座，我用一次性塑料套垫着卢玛探照仪的铝质脚架，免得将上次使用时沾染的残留物带进现场。多波域光源看起来与家庭投影机类似。我把它安置在集装箱里的纸箱上，让风扇运转了几分钟后才打开电源开关。 等待探照仪到达最大输出功率的间隙，马里诺带来了几副琥珀色的眼镜，这可以在强光下保护我们的眼睛。苍蝇越聚越多，醉酒似的往人身上横冲直撞，嗡嗡声在耳边轰响。 “该死，我最恨苍蝇了！”马里诺抱怨着，不停地挥手驱赶。 我发现他没穿连身工作服，只套着鞋套和手套。 “你打算穿着那身衣服开车回去吗？”我问他。 “我的行李厢里有一套备用制服，免得万一溅上什么脏东西。” “免得你吐在自己身上。”我看了下手表说，“还剩一分钟。” “注意到安德森趁机溜走了没有？一听到她通报这案子我就知道不妙。只是没想到，这里除了她竟然没有一个人。该死！事情真的不妙。” “她究竟是怎么当上凶杀调查组警探的呢？” “她紧抱着布雷的大腿——给她跑腿，开着她那辆招摇的全新黑色福特维多利亚皇冠去洗车，说不定还给她削铅笔擦鞋呢。” “准备好了。”我说。 我拿着能够侦测多种残留物和污点的四百五十纳米光纤滤镜开始扫描。透过护目镜观察，集装箱内部如外太空般漆黑，滤镜后的物体则散发出浓淡不一的黄、白色荧光。散布在地面上的大量毛发和纤维散发出幽幽蓝光，这是有人频繁出入的货物堆放处常有的现象，一如我的预期。白色的纸箱则散发出月光般柔和的白光。 我把探照仪朝集装箱内部推移。角落里的尸体模糊一团，没有体液发光。 “如果他是自然死亡，”马里诺说，“为什么会坐起来，而且两手搁在腿上，好像正在教堂里之类的？” “如果是死于窒息、脱水或高强度的暴晒，就有可能坐着死去。” “反正我觉得很怪。”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这里空间太小了，能把仪器递给我吗？” 他朝我走来时撞到了纸箱上。 “走路时最好摘下眼镜。”我向他建议，因为戴着这眼镜只能看见高能光线，但这时候它并不在马里诺的视线范围内。 “门儿都没有。”他说，“我听人说过，只要看一眼那东西就完了。白内障、癌症，一股脑儿都来了。” “别忘了还会变成石头。” “嗯？” “马里诺，小心！” 他撞到了我身上，接着发生了什么我无法确定，只知道纸箱轰然倒塌，他跌倒时几乎把我也撞倒在地。 “马里诺？”我惊呼道，“马里诺！” 我关闭卢玛探照仪的电源，摘下眼镜。 “该死的！狗娘养的！”他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大叫，四脚朝天地倒在地上，对纸箱又甩又踢。那只塑料垃圾桶也腾空飞过。我匆匆跑到他身边蹲下。 “别动，”我镇定地对他说，“千万别莽撞，先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受伤。” “老天！该死的！这东西沾得我全身都是！”他惊恐地大喊。 “你没事吧？” “哦，老天，我要吐了。哦，老天！” 他匆匆爬起来，拨开纸箱朝集装箱门口踉跄走去。我听见他呕吐了一阵，呻吟几声，又开始吐。 “吐过应该舒服一点。”我说。 他扯开衣领，剧烈干咳着，一边甩脱衬衫，揉成一团往集装箱外一抛，上身只留一件汗衫。 “万一他有艾滋病呢？”马里诺的声音仿如夜半钟鸣。 “你不会被这家伙传染艾滋的。”我说。 “该死！”他又干呕了一阵。 “这里由我来处理就可以了，马里诺。”我说。 “给我一点时间。” “你找个地方去洗干净吧。” “别告诉任何人。”他说，我知道他是指安德森，“我敢说这些相机一定能卖个不错的价钱。” “那还用说。” “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这些货。” “搬运人员来了吗？”我问他。 他将对讲机拿到嘴边。 “可恶！”他干呕着，粗暴地在裤管上擦拭对讲机，还大声咳嗽，从喉咙里喷出飞沫。 “九号呼叫中心。”他说话时嘴巴离对讲机足有十二英寸。 “九号请讲。” 调度员是个女人，语气热情。我有些诧异，因为警察调度员和九一一接线员的声音向来刻板冷静，无论情况多么紧急都无动于衷。 “10-5，雷内·安德森，”马里诺说，“我不知道她的编号。请你转告她，我们这里急需搬运人员。” “九号，你知道搬运公司的名称吗？” “喂，医生，”马里诺转过头来大声问，“哪家公司？” “首府运输。” 他接过我的话，又补充道：“调度中心，如果她10-2、10-10或10-7，或是我们该10-20-2，回复我。” 无线电里传来一阵警察们的喧嚣，那是他的弟兄们取笑、鼓励他的一种方式。 “10-4，九号。”调度员说。 “你说了什么让他们那么兴奋？我只知道10-7是不在岗位，其他的完全听不懂。”我问。 “我要她转告安德森，无论她信号不好、通讯中断还是有空回复，都要让我知道，不然我们只好把她撂在一边。” “难怪她那么喜欢你。” “她是个他妈的浑蛋。” “对了，你知道仪器的电缆线在哪里吗？”我问。 “刚才还在我手里。”他答道。 我在他摔倒并撞上纸箱的地方找到了电缆线。 “要是他有艾滋病呢？”他又开始担忧。 “如果你真这么担心感染，不妨做革兰氏阴性菌、革兰氏阳性菌检测，或者检查梭菌、链锁状球菌，要是你身上有伤口的话。据我所知你没有。”我把电缆线一端接上插座，另一端接上仪器，拧紧调节螺钉。他对我的话置若罔闻。 “绝不准有人那样说我！说我是该死的同性恋！我会给自己一枪的，别以为我不会。” “你不会得艾滋病的，马里诺。”我再次保证，然后重新打开仪器。至少得四分钟后才能启动。 “我昨天剪指甲边缘的肉刺时流血了，这也是伤口吧！” “你不是戴了手套吗？” “如果我得了什么怪病，非杀了那个混账懒骨头不可！” 我想他是指安德森。 “布雷也快赶来了，我会让她尝尝我的厉害！” “马里诺，冷静点。”我说。 “如果是你，你能安心吗？” “我都不知道遭遇过多少次这种事情了。你以为我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你又没跌进死人液体里！” “死人液体？” “我们对这家伙一无所知。要是他在比利时得了什么我们治不了的怪病呢？” “马里诺，冷静。”我再次说道。 “办不到！” “马里诺……” “我有权利生气！” “好吧，那你走好了。”我终于失去了耐性，“你在这里只会碍手碍脚，干扰我的注意力。去洗个澡，喝几杯波本威士忌消消气吧。” 这时卢玛探照仪启动完毕。我戴上护目镜。马里诺安静下来。 “我不走。”他最后说。 我像手握焊枪那般握着光纤棒，开始用细如铅笔芯的蓝色强光束扫描尸体细部。 “有什么发现吗？” “还没有。” 他踩着黏糊糊的鞋套凑近我。我一寸寸地缓慢检测，深入大型扫描仪无法触及的部位。我让尸体前倾，探测背部、后脑和两腿之间，还检测了双手掌心。卢玛探照仪能侦测出许多人体体液，例如尿液、精液、汗水和唾液，当然还有血液，但依然不见任何一处发出荧光。我的颈背开始痛了。 “我敢说他出现在这里时已经死了。”马里诺说。 “等我们把他带回城里就知道了。” 我直起腰，手中的光束扫向马里诺跌倒时撞落的一个纸箱。黑暗中浮现出来的那一列荧绿色字母末尾看起来像一个“Y”。 “马里诺，”我说，“快过来看。” 我照亮一组手写的法文字母。字母高约四英寸，呈怪异的四方形，像用机械臂整齐画出来的。我花了点时间才辨识出这些字母。 “Bon voyage，le loup-garou。”我念着。 马里诺靠近我，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Loup-garou是什么鬼东西？” “我也不知道。” 我仔细检查那个纸箱，发现它的顶端浸湿了，底部却是干的。 “上面有指纹吗？”马里诺问。 “我相信这里一定到处都是指纹，”我答道，“只是还没检测出来。” “你认为写下这些字的人希望指纹被人看见吗？” “也许吧。看起来像是永久性荧光墨水，但愿上头能找到指纹。我们必须把这纸箱带回实验室，还得把地上的毛发收集一下，以备DNA化验之用。最后拍照存证，完成后就可以离开了。” “也许该趁我还没忘记时把那些硬币带走。”他说。 “有道理。”我说着望向集装箱出口。 有人正往里面窥探，身体背对着刺眼的阳光和朗朗晴空，我看不清他的模样。 “现场鉴定人员呢？”我问马里诺。 “不知道。” “该死！”我抱怨道。 “还用你说。”马里诺说。 “上周发生了两起凶杀案，可情况也不像这样。” “你又没去现场，根本不清楚真实状况。”他说得没错。 “我听办公室的人说的。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会知道……” “如果问题不够明显你就不会知道，”他说，“而这个案子的问题肯定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是安德森负责的第一个，现在情况倒明朗多了。” “什么意思？” “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新手警探。谁知道呢，说不定是她自己把尸体搬来这里好让自己有事可做。” “她说是你要她通知我的。” “是啊，好像说我推诿怕事才让她烦你的，结果你对我一肚子火。她是个该死的骗子。”他说。 一小时后工作结束。我们从阴暗腐臭的空间回到仓库里。安德森正站在不远处的堤防边和一个男人说话。我认出那人正是刑事副局长艾尔·卡森，同时想起刚才站在集装箱门口的就是他。我一言不发地从她身边走过向卡森打招呼，一边留意搬运人员是否已经就位。看见两个身穿工作服的人正站在一辆深蓝色厢型车旁和肖说话，我稍感安心。 “你好吗，艾尔？”我对卡森副局长说。 他担任警职的时间和我就任首席法医差不多一样长，是个出生于农场、温和安静的人。 “还好，医生，”他说，“看样子我们得忙一阵了。” “看起来的确如此。”我同意道。 “我刚好在外面，就顺便过来看看你们进行得是否顺利。” 卡森绝不会只是“顺便”到犯罪现场来。他看上去相当焦虑沮丧，更重要的是，和我们一样，对安德森视而不见。 “这里是没什么问题，”安德森鲁莽地越级回答道，“我已经和港口主管谈过了……”她忽然住口，因为看见了马里诺，抑或是闻到了他的气味。 “嘿，彼得，”卡森的情绪高昂起来，“怎么啦，老兄？我竟然不知道，勤务部门什么时候有了新规定？” “安德森警探，”在她远远避开马里诺时我对她说，“我必须知道这起案件是由谁负责的。现场鉴定人员呢？还有，搬运人员怎么还没到？” “是啊，老大，看看我们怎么执行便衣任务的——脱下制服。”我听见马里诺嚷嚷道。 卡森放声大笑。 “还有，安德森警探，你难道不该进去协助采集证据之类的吗？”我继续质问她。 “你不是我的上司。”她耸耸肩说。 “你最好先弄清一件事，”我用强硬的语气引起她的重视，“一旦发现尸体，你就得听我的。” “……布雷一定也执行过不少便衣任务才爬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她那种人，一心只想着往上爬。”马里诺眨了眨眼睛说。 卡森的眼神忽然黯淡下来，又是一脸沮丧。他看起来疲倦极了，仿佛被生活挤压得快要窒息。 “艾尔？”马里诺恢复了严肃的神情，“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现场为什么半个人影都没有？” 这时，一辆程亮的黑色福特维多利亚皇冠警车驶向停车场。 “好了，我得走了，”卡森忽然有些心烦意乱地说道，“咱们去警察兄弟之家好好喝一杯。这回该你请客了。还记得上次打赌你输了吧，老弟？夏洛特队最终赢了路易斯维尔队。” 卡森说完就离开了，依旧没理安德森。他显然也管不了她。 “嘿，安德森？”马里诺戳一下她的背。 她惊呼一声，急忙用手捂住口鼻。 “在卡森手下工作不错吧？老好人一个，不是吗？”他说。 安德森慌忙后退，马里诺则步步紧逼。连我都受不了他那条臭气熏天的制服长裤和肮脏的手套鞋套。他的白汗衫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接缝处被他凸出的腹部撑裂了。他不断逼近安德森，我甚至担心他会忽然亲上去。 “你臭死了！”她拼命躲避。 “没办法，工作就是这样。” “走开！” 但他不肯。她左闪右躲，但去路被他小山一般的身躯封得死死的，直到她背抵几大袋即将运往西印度群岛的注射碳，再也无路可退。 “你他妈的以为自己在干吗？”他毫不留情地说，“我们在这个一半人都不说英语的该死国际港口的集装箱里发现一具尸体，而你真打算一个人掌控局面？” 仓库外的停车场沙砾飞溅，那辆黑色维多利亚皇冠警车疾驶而过。 “只因为这是菜鸟警探小姐的第一个案子，所以拉来首席法医撑场面，还带了好几架直升机的记者？” “我要向内务部检举你，”安德森朝他大吼，“我会弄到许可的！” “什么罪名？发臭吗？” “你死定了！” “不。死了的是里面那个家伙，”马里诺指着集装箱说，“死定的是你，在你必须出庭为这起案子作证的那天。” “马里诺，镇定。”我说。此时那辆维多利亚皇冠警车耀武扬威地驶进了码头禁区。 “喂！”肖一边追着车，一边挥舞手臂，“不能停在那里！” “你只不过是个过气、没用的乡巴佬。”安德森扔下这句话大步走开了。 马里诺由里外翻猛扯掉手套，轮流用脚尖踩着左右脚的鞋跟迅速甩脱蓝色的塑料鞋套，然后抓住扣式领带捡起他那件脏污的白色制服衬衫，可是领带松了，他抓了个空，于是狠狠踩上去，像要踩熄脚下的一团火。我一言不发地拎起那堆衣物，连我自己的一起扔进一个红色危害性生物废弃物处理袋。 “你闹完了吗？”我问他。 “还没开始呢。”马里诺说着转头看那辆维多利亚皇冠警车。驾驶座车门打开，一个身穿制服的男警官走了出来。 安德森绕过仓库，朝那辆车快步走去。肖也匆匆上前。一位同样穿着光鲜制服、佩戴警徽、令人惊艳的高级女警官走出车子，吸引了全部码头工人的目光。她举目顾盼，迎接全世界的瞩目。不知何处冒出的一声口哨立刻激起了一片哨音。码头顿时喧哗起来，如球场上球员们抗议裁判误判般热闹。 “我猜猜看，”我对马里诺说，“这就是布雷。” 第五章 四周充斥着贪婪的苍蝇的嗡嗡声，随时间的推移和气温的升高变得更加嘈杂。终于，搬运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仓库等着我。 “哦，”其中一人表情痛苦地摇着头说，“我的老天！” “我知道，不太好闻，”我说着套上干净的手套和鞋套，“我带你们进去。不会太久的，我保证。” “既然你要先进去，那我无话可说。” 我回到集装箱内，他们小心地跟着我，抬轿子般紧握着担架，谨慎地选择每一个落脚之处，沉重的喘息声从口罩后传出。两人都已上了年纪而且身材发福，实在不适合再做尸体搬运的工作。 “握着他的小腿和脚往上抬，”我指挥着，“当心点，皮肤很滑，可能会脱手。尽量抓着他的衣服。” 他们放下担架，在尸体脚边弯下腰。 “老天。”一人再次嘟囔道。 我用双臂架着尸体的两腋，他们则抓着他的脚踝。 “好，数三下，我们一起把他抬高，”我说，“一、二、三。” 那两人努力保持平衡，喘着气后退。尸体软绵绵的，因为已经过了尸僵的阶段。我们把他安置在担架上，盖上布罩，拉上尸袋拉链。他将会被搬运人员抬走，运往停尸间。随后我将设法让他向我开口。 “可恶！”我听见一人说，“要我做这个，他们给的薪水太低了。” “不用你唠叨。” 我跟着他们走到集装箱外的耀眼阳光和清爽空气里。马里诺正站在码头边和安德森、布雷说着什么，仍穿着那件脏汗衫。从他的姿势来看，布雷的出现让他很不自在。布雷转头看着我一步步走近，没有介绍自己，我只好先报上姓名，但没有伸出手。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对她说。 她对此反应冷淡，似乎从没听过我的名字，也不明白我为何出现在这里。 “我想我们俩最好谈谈。”我加了句。 “你说你是谁？”布雷问。 “噢，拜托，”马里诺忽然插嘴道，“她明明知道你是谁啊。” “队长。”布雷的语气带着恐吓。 马里诺立刻安静下来。安德森也是。 “我是凯·斯卡佩塔。”我又说了一次，尽管她早已知道，“首席法医。” 马里诺翻了个白眼。布雷示意我换个地方说话，安德森发觉她的暗示，立刻露出一脸愤恨与忌妒。我们走向码头边缘，“天狼星号”稳稳漂浮在一旁起伏的混浊海水中。 “很抱歉，一时没认出你。”她说。 我没做声。 “我确实太失礼了。”她继续说。 我依然沉默。 “我早该约你见面，可实在太忙了。我们都很忙。说真的，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她微笑着说，“其实很不错。” 黛安·布雷头发乌黑、五官完美，是个十足的高傲美女。她极其出众的相貌令那些码头工人简直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 “是这样的，”她以不变的冰冷语调说，“我遇到一个小麻烦。我是马里诺的上司，可他似乎觉得他归你管。” “没这回事。”我终于开口。 她叹了口气。 “你让这个城市里经验最丰富、最清廉的凶杀调查组警探没有用武之地，布雷副局长，”我对她说，“而我竟没接到通知。” “的确应该让你知道。” “你到底想怎样？”我问她。 “该补充一些新鲜血液了，让那些不排斥使用电脑和电子邮件的警探充分施展才能。你可知道马里诺连ORD都不会用，还在用两根指头敲打字机？” 我不敢相信她竟会说这种话。 “更别提他身上的其他毛病，例如固执、屡次违规、不服从命令等等，他的行为处处让警局蒙羞。”她继续说。 安德森已径自走开，马里诺正独自站在车旁，倚着车身抽烟。他肩膀宽厚，手臂毛茸茸的，箍在肚子上的长裤似乎就快掉落。他的目光回避着我们，我知道他备感委屈。 “为什么这里没有现场鉴定人员？”我问布雷。 —个码头工人用手肘顶了一下他的同伴，双手捂着胸口，假装那是布雷丰满的胸部作势抚摸着。 “你又为什么到这里来？”我接着问道。 “因为我发现马里诺跑了过来，”她答道，“我早就警告过他。我要亲自证实他是否真敢违抗我的命令。” “他来这里是因为犯罪现场不能没有警察。” “他来是因为自己愿意。”她注视着我说，“也因为你要他来。这才是真正原因，不是吗，斯卡佩塔医生？马里诺是你的专属警探，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她的眼神似乎专爱刺探常人难以想见的无聊角落，仿佛要悄悄潜入我内心的角落，窥视各种情感。她仔细端详我的面孔、身体，不知是否正拿我的一切和自己进行比较，或者正在评估她渴望拥有的某样东西。 “别把他扯进来，”我对她说，“你这是在扼杀他的斗志。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但他不是你能掌控的。” “从来没人掌控得了他，”她说，“所以他们才把他交给我。” “交给你？” “安德森警探是新鲜血液。说真的，我们警察局真的需要更多像她这样的人。” “安德森警探太稚嫩了，专业不精而且缺乏胆识。”我说。 “凭你的丰富经历，你应该有容忍新人的雅量，甚至给她些许指导，不是吗，凯？” “倘若自己不用心，谁都帮不上忙。” “我猜一定是马里诺告诉你的。在他眼里没人在专业、训练、胆识等方面足以胜任他的工作。” 我被她激怒了。我移到上风处向她步步逼近，要让她亲自嗅到现实的腐味。 “不准你再这么对我，布雷副局长，”我说，“别再打电话给我或我的办公室，要我到犯罪现场来指导一个连采集证据都懒得做的蠢货。还有，别叫我凯。” 她匆匆退避，因为我身上的臭味，而我的话也令她畏缩。 “改天我们一起吃饭吧。”她搪塞道，一边回头召唤她的司机。 “西蒙斯？我下一项预约是几点？”她说着望向货轮，显然十分享受众人的瞩目。 她姿态撩人，时而轻扶腰部，时而将双手插在制服长裤的后口袋里、挺着胸脯，或者下意识地抚摸垂在胸前的领带。 西蒙斯是个英俊健美的男子。他掏出一张折叠的纸片展开，纸张微微颤抖着。她向他挨近时，他清了清嗓子。 “两点十五分，长官。”他说。 “我看看，”她弯腰贴近他，身体轻触他的臂膀，从容地看了看行程安排然后抱怨起来，“哦，老天！又是那个白痴校董事会！” 西蒙斯警官挪动一下位置，汗珠从鬓角淌下。他看起来紧张极了。 “打电话给他取消约会。”布雷说。 “遵命，长官。” “真是的，也许我该重排一遍行程。” 她接过他手中的行程表，像只慵懒的猫一般斜倚着他。这时我惊讶地发觉安德森脸上掠过一丝愤怒。我朝着自己的车走去，马里诺追了上来。 “看见她卖弄风骚的样子了吗？”他问我。 “一点都没错过。” “别以为人们不会说闲话#告诉你吧，这婊子绝对是祸水。” “她究竟是什么来历？” 马里诺耸了耸肩。“没结过婚，没人配得上她。到处和有权有势的已婚男人勾搭。她只迷恋权力，医生。有传言说她想当下一任公共安全部部长，这样一来联邦所有警察都得拍她的马屁。” “不可能。” “别这么早下结论。我知道她认识不少州政府的高官，这也是我们奈何不了她的原因之一。她有备而来，这一点不用怀疑，像她这种蛇蝎女人向来计划十分周密。” 我打开行李厢，不久前的恶劣情绪又在一瞬间涌现出来，极度的疲惫和沮丧使我几乎瘫倒在车门上。 “你不会今晚就解剖吧？”马里诺问。 “当然不，”我喃喃道，“这对他也不公平。” 马里诺疑惑地望着我，看着我脱下工作服和鞋套，用双层袋子装好。 “马里诺，请给我一根烟。” “真不敢相信你又抽烟了。” “仓库里堆了至少有五千万吨烟草，那股味道让我实在忍不住。” “我闻到的可不是烟草味。” “告诉我局里究竟怎么了。”他替我点火时，我问。 “刚才你也看到了。我很确定她一定对你说了不少。” “没错，的确如此。但我没弄明白，她掌管的是穿制服的部门而不是调查组。她说从来就没人管得了你，可见麻烦是她自找的。为什么呢？她上任时你根本不在她的部门。为什么她对你的事这么感兴趣？” “也许她觉得我很讨人喜欢。” “那还用说。”我说。 他喷出一口烟雾，像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那般，然后低头茫然凝视着自己的汗衫，仿佛刚意识到身上还裹着这么一件东西。他那宽大厚实的手掌中还残留着手术手套的滑石粉，一脸的愤世嫉俗和满不在乎取代了之前的落寞挫败。 “你知道，”他说：“其实我大可以退休，坐领一年四万美元的退休金。” “到我家吃晚餐吧，马里诺。” “加上担任安全顾问之类的补贴，完全可以舒服地过日子，再也不必每天在这里应付这些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自以为是的该死蛆虫。” “是别人要我邀请你的。” “谁？”他疑惑地问。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在玩什么把戏？”他说着皱紧眉头。 “拜托，去洗个澡，换件不会把所有人都吓跑的衣服，然后来我家。六点半左右到。” “你可能还不知道，医生，这个星期轮到我值三点到十一点的班。下下周值十一点到七点的班。我是他妈的守护所有市民的指挥官，而他们唯一需要指挥官的时候就是其他警察局队长都下班的时候，也就是晚班、午夜班和周末。我这辈子只能在巡逻车里吃晚餐了。” “你有无线电，”我对他说，“而我就住在这个城里，在你的辖区内。来吧，万一有事你可以随时离开啊。”我说着上了车，发动引擎。 “难说。”他说。 “有人要求我……”我一开口泪水就几乎夺眶而出，“你给我打电话时我正要打给你。” “咦？没道理啊。是谁要求你的？怎么，露西来了吗？” 他似乎很高兴露西想起他，如果我的邀请真是受她之托的话。 “我也希望她会来。六点半见。” 他还在踌躇，忍受着周围的臭气猛拍苍蝇。 “马里诺，我真的希望你能来，”我轻咳一声，对他说道，“这对我很重要——是非常重要的私事。” 这样的话很难说得出口。我从未对他说过在私事上需要他之类的话，除了本顿，我从未对任何人这样说过。 “我是认真的。”我补充道。 马里诺把香烟扔在脚下踩熄，直到它变成一团烟草屑和碎纸。然后他又点起一根烟，目光四处游移。 “知道吗，医生，我真的该戒烟了，还有波本威士忌。我简直把这玩意儿当奶油爆米花了。看你今晚准备了什么好菜再说吧。”他说。 第六章 马里诺去找地方洗澡了，我顿觉轻松许多，有如一阵痛苦的痉挛暂时得到了缓和。把车驶入车道后，我从行李厢里取出犯罪现场衣物袋，开始进行职业生涯中几乎不曾间断的消毒仪式。 我走进车库，撕开垃圾袋，将里面的衣物同鞋子一起扔进加了清洁剂和漂白粉的沸水，随后我将工作服扔进洗衣机洗涤，用一把长柄勺搅拌着鞋子和袋子将其冲洗干净，最后把消过毒的袋子装进两只干净袋子里密封，扔进垃圾处理箱，湿鞋子则放在架子上风干。 我身上的所有衣物，从牛仔裤到内衣，也全被扔进了洗衣机，加入清洁剂和漂白粉清洗。我赤裸着匆匆穿过屋子来到浴室，用菲苏德美清洁用品用力刷洗全身，任何部位都不放过，包括耳朵内部、鼻子、指甲、手指和脚趾，然后刷牙。 我坐在浴缸边缘，让水柱冲击后脑和颈背，本顿为我揉捏肌肉的情景忽然浮现在眼前，他说那是“解放”肌肉。对他的思念成为挥之不去的苦痛。记忆如此鲜活，一言一行都如在眼前，我不禁想，倘若在以后的日子中完全将过去抛弃、遗忘，将会是何等的损失。 我换上卡其裤、便鞋和蓝色条纹衬衫，播放起莫扎特的乐曲，然后给盆栽浇水，摘掉枯死的叶片。我擦拭整理着屋子，把便笺塞在看不见的地方，接着打电话给远在迈阿密的母亲，因为周一晚上是宾果之夜，她不会在家，我只要留言即可。我没打开电视看新闻，因为不想重温刚努力刷洗掉的那些东西。 我倒了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走进书房，打开灯，在书架上一排排医学书、科学书、天文学论文、大英百科全书和各种有关园艺、花卉、动物、昆虫、岩石、矿物甚至机械的工具书中搜寻，随后将一本法文字典带到书桌前。Loup是狼，可garou却不在字典中。我思索着如何解决，最终决定采用最简单的办法。 “小法兰西”是本地一家高级餐厅，那里的主厨夫妇和我相当熟悉。他们周一晚上不营业，于是我直接打电话到他们家里。接听的是主厨，一如既往的亲切。 “还是那句老话，”他说，“你也不来看我们。” “我很少外出吃饭。”我回答。 “你的工作太繁重了，凯小姐。” “我想请你翻译一个字，”我说，“这件事绝不能对任何人透露，无论对方是谁。” “一定。” “Loup-garou是什么意思？” “凯小姐，你做噩梦了吗？”他惊讶地大叫起来，“所幸今晚不是月圆之夜！Loup-garou就是狼人啊！” 门铃响了。 “在几百年前的法国，要是你被认为是狼人，一定会被吊死。这种故事太多了。” 我瞟了一眼时钟。六点十五分。马里诺来早了，我还完全没有准备。 “谢谢你，”我对我的主厨朋友说，“我一定会去探望你的，我保证。” 门铃又响了起来。 “来了。”我通过对讲机告诉马里诺。 我关闭警报装置，让他进屋。他已换上了干净制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还喷了大量须后水。 “你看起来好一点了。”我边说边和他走向厨房。 “看样子你整理过了。”走过客厅时他说。 “也该收拾了。”我说。 我们走进厨房，他坐在餐桌旁靠窗的老位子，好奇地望着我从冰箱里拿出大蒜和快发酵母粉。 “你准备了什么好吃的？这里可以抽烟吗？” “不行。” “可你自己都抽。” “这是我的房子。” “如果我打开窗户把烟吐向外面呢？” “那还得看风往哪个方向吹。” “我们还可以打开天花板上的排风扇，看会不会有用。我闻到大蒜味了。” “我要烤比萨。”我移开食品柜里的瓶瓶罐罐，翻找着番茄酱和高筋面粉。 “仓库里那两枚硬币分别是英国和德国的钱币，”他说，“两英镑和一马克。可有趣的还在后头。你离开后我在港口逗留了一会儿，洗澡之类的。是的，他们还真是一点时间都不浪费，立刻把集装箱里的纸箱清理得一干二净。等着看吧，他们还是会把那些相机零件卖掉，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将半包酵母粉、温水和蜂蜜放在碗里搅拌，然后倒入面粉。 “我饿得要命。” 他竖在餐桌上的无线电对讲机不断传出对各组代码和各单位代号的呼叫声。他解开领带和配着枪的执勤腰带。我开始揉面。 “我的腰痛死了，医生，”他抱怨着，“你能想象腰上挂着二十磅赘肉是什么感觉吗？” 他看着我在砧板上撒上面粉、揉着面团，情绪似乎平和了许多。 “Loup-garou是狼人。”我对他说。 “什么？” “就是传说中那种狼人。” “该死，我最讨厌这些东西了。” “我倒不知道你遇见过。” “还记得朗·钱尼在月圆之夜脸上长满绒毛的电影吗？以前罗奇常看‘惊悚剧场’，记得吧？” 罗奇是马里诺的独生子，但我从没见过。我把面团放在大碗里，又盖上一块温热的布。 “你有他的消息吗？”我小心地问道，“圣诞节呢？你们会一起过节吗？” 马里诺不安地弹着烟灰。 “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我又问。 “知道啊，”他说，“该死，当然知道。” “你好像对他漠不关心。”我说。 “也许吧。” 我在酒柜里寻找高档红酒。马里诺大口吞吐着烟雾，关于罗奇再不肯多说什么。 “总有一天你得和我好好谈谈他的事。”我说着把番茄酱倒进锅里。 “该知道的你都知道了。”他说。 “你很爱他，马里诺。” “听着，我不爱他。我真的希望他没出生，希望我从没见过他。” 他望着窗外逐渐昏暗的后院，一瞬间竟让我觉得如此陌生。这个身穿制服的男人有着一个我没见过且一无所知的儿子，他出现在我的厨房里，我却似乎从未认识过他。我将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的餐垫上，他没有看我也没有说声谢谢。 “要不要花生之类的？”我问。 “不必了，”他说，“我打算减肥。” “光打算没用，已经有研究证明了。” “你替你的死狼人验尸的时候，是不是要在脖子上挂一串大蒜之类的东西？不然你也会一点点地变成狼人，就像艾滋病一样。” “这和艾滋病完全是两回事。我希望你别再提艾滋病了。” “你认为纸箱上的字是他写的吗？” “我们还不能认定那个纸箱和上面的字与他有任何关联，马里诺。” “旅途愉快，狼人。说的也是，照相器材纸箱上的涂鸦随处可见，尤其是尸体旁边的。” “谈谈布雷和你的着装新理念吧，”我说，“从头开始说。你究竟做了什么，竟让她如此着迷？” “从她到任大约两周后开始的。还记得那个自慰时被勒死的家伙吧？” “嗯。” “她忽然出现，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开始指点每个人该怎么做，俨然把自己当成个警探了。然后她开始翻看他戴着勒死自己的皮面罩取乐时看的色情杂志，并向他的妻子提问。” “嗬。” “因此我要求她离开，说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结果第二天就被她叫进了办公室。我本以为她会大发脾气把我臭骂一顿，没想到她对前一天的事提都没提，只问我对调查组有什么看法。”他啜了一口咖啡，又加了两匙糖，“看得出来，她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这个，”他继续说，“我知道她另有目的。她又不负责调查工作，为什么会问我关于调查组的事情呢？” 我倒了杯红酒。“她目的何在？”我问。 “她真正想谈的是你。她问了我一大堆关于你的事，还说知道我们长久以来一直是‘办案搭档’。” 我看了看面团和酱汁。 “她向我打听你的背景，还有警察们对你的看法。” “你怎么说？” “我告诉她，你是个法医、律师兼印第安酋长，智商比我的存款数还高，所有警察都爱你，包括女警察。我想想还有什么。” “差不多够了。” “她还问起了本顿，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怒火腾地在我胸中蹿起。 “她也问了露西，问她为何离开调查局、性取向是不是离职原因。” “这下我和这女人算是结下仇了。”我愤愤地说。 “我告诉她露西离开调查局是因为太空总署要她担任宇航员，”马里诺继续说，“可她加入太空计划后发现自己还是更喜欢开直升机，于是转而担任烟酒枪械管制局的战斗机飞行员。布雷要我在露西下次来这里的时候通知她，安排她们两人会面，因为她想聘用露西。我说这就好像要网球名将比利·简·金回头担任球童一样。想听听结局吗？事实上我什么都没告诉她，只说我不是你的私人秘书。一周后我被迫重新穿上了制服。” 我拿过烟盒，感觉自己像杆烟枪。我们闷不吭声地在屋里抽烟，在同一个烟灰缸里弹落烟灰，沮丧而挫败。我努力压抑着心中的恨意。 “我想，她一定在忌妒你，就这么简单，医生。”马里诺最后说，“她自以为是从华盛顿特区来的大人物，却到处听人谈论这位斯卡佩塔医生有多么了不起。她要是能把我们两个一起挤掉一定会高兴得要命。给这医生一点颜色瞧瞧，她肯定这么想。”他把烟蒂按在烟灰缸里，用力压碎，“这是你搬到这里后我们头一次私人会面。”他说。这时门铃响起。 “会是谁呢？”他说，“你邀请了别人，竟没告诉我？” 我起身看着厨房墙上的对讲机显示屏，前门摄像头传来的影像让我难以置信。 “我一定在做梦。”我说。 第七章 露西和乔仿佛两个幽灵，而非有着血肉之躯的普通人。仅仅八小时前她们还驰骋在千里之外的迈阿密市区，此刻却出现在我怀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着她们将背包放在地板上，至少将这句话重复了六次。 “到底是怎么回事？”马里诺在客厅拦住我们，闷声说道，“你们来这里做什么？”他质问露西，好像她犯了什么错误。 他向来无法用正常方式表达情感。越是乖戾、尖刻，越表示见到我外甥女令他多开心。 “你被流放到这里来了？”他说。 “这是干吗？我们是不是该恭喜你啊？”露西扯扯他制服衬衫的袖子，大声问道，“你终究想要我们相信你是地道的警察，对吗？” “马里诺，”走进厨房后我说，“你还没见过乔·桑德斯吧？” “没。”他说。 “我向你提过她。” 他茫然地望着乔。这是个身材如运动员般健美的女孩，金红色头发，湛蓝眼睛。看得出，他也发觉了她的美丽。 “他认识你，”我对乔说，“他不是故意无礼的，只是本性如此。” “你工作吗？”马里诺问她，一边从烟灰缸里拿起尚未熄灭的烟蒂抽了最后一口。 “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乔答道。 “什么工作？” “从黑鹰直升机上跳伞、查缉毒品，没什么特别的。” “你该不会是露西在南部调查分局的同事吧？” “她在药品管制局。”露西告诉他。 “不会吧？”马里诺对乔说，“对药品管制局来说你似乎太过娇弱了。” “我们有女性保障名额。”乔说。 马里诺打开冰箱乱翻一气，找到一瓶红带啤酒，扭开瓶盖，咕咚灌下。“这屋里可以喝酒吧。”他嚷道。 “马里诺，你在做什么？你还在执勤呢。”我说。 “不去了。来，看我的。”他把酒瓶狠狠往桌上一砸，猛地拎起电话，“曼恩，是我，”他冲着话筒说，“对啊，对啊。听着，我不是说着玩的。我身体很不舒服。今晚你能替我罩一下吗？欠你一个情。”马里诺朝我们眨眨眼，挂断电话，按下电话机上的免提键，又拨了一个号码。铃响过一声对方便接听了。 “我是布雷。”勤务副局长黛安·布雷的声音在厨房里回荡。 “布雷副局长，我是马里诺，”他的声音有如遭到严酷鞭笞的垂死人犯，“很抱歉打电话到你家里打扰。” 对方回以沉默。马里诺显然在蓄意激怒这位直属上司，称她为“副局长”，而依照礼节，我们通常称呼副局长为“局长”，局长为“长官”。此外，打她家里的电话也相当失礼。 “什么事？”她简短地问。 “我觉得不太舒服，”马里诺哑着嗓子说，“呕吐得厉害，而且发烧。我必须请个病假，躺下来休息。” “几小时以前你还好好的。” “的确很突然。但愿我没感染什么病菌……” 我迅速在便笺上写下梭菌和链锁状球菌。 “……你知道的，像在犯罪现场很容易染上的梭菌或链……锁状……球菌。一个医生警告我的，因为我离那具尸体太近，而且——” “你几点结束轮班？”她打断他的话。 “十一点。” 露西、乔和我憋得脸颊通红，努力压抑着大笑的冲动。 “这么晚了，恐怕很难找人替你值巡逻指挥官的班。”布雷冷冷地说。 “我已经和第三辖区的曼恩队长商量好了。他人很好，愿意代我的班。”马里诺试图让她了解他的病真的是突如其来。 “你应该早点向我报告！”布雷忽然说。 “我本以为能撑过去，布雷副局长。” “你回家吧。明天来办公室见我。” “如果好了我一定会过去的。我保证，布雷副局长。你自己多保重。希望你没感染上。” 她挂断了电话。 “真是个好女人。”一阵狂笑声中，马里诺说。 “老天，难怪，”乔忍着笑费力地挤出一句，“我听说她相当惹人讨厌。” “你怎么会听说？”马里诺眉头一皱，“迈阿密也有人在谈她吗？” “我是本地人，住在老磨坊一带，挨着斯里乔普特，离里士满大学不远。” “你父亲在那里教书？”马里诺问。 “他是浸信会牧师。” “哦。那一定很有趣。” “是啊，”露西接口道，“她也是在本地长大的，而我竟然到了迈阿密才认识她，这真令人难以相信。那么，你打算拿布雷怎么办呢？” “管他呢。”他说着喝光了啤酒，又从冰箱里拿了一瓶。 “好吧，那我可是管定了。”露西信心十足地说。 “年轻时都会有些想法，”马里诺说，“什么真理、正义、美国精神。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就知道了。” “我永远不会到你那把年纪。” “露西说你是警探，”乔对马里诺说，“那你怎么还穿制服？” “一言难尽，”马里诺说，“想坐在我膝盖上听故事吗？” “让我猜猜。一定是你得罪了谁，也许就是她。” “是药品管制局教给你这么高明的逻辑推理的，还是你本来就是个特别聪明的小大人？” 我把蘑菇、青椒和洋葱切片，又将几片意大利白干酪捏碎。露西在一旁静静看着。我终于忍不住回头和她四目相接。 “今天早上你挂了电话后，罗德参议员就打来了，”她轻声说，“我得说，这消息几乎震惊了整个分局。” “显而易见。” “他叫我立刻坐飞机赶过来……” “难得你这么关心我。”我内心又一阵翻江倒海。 “他说你现在需要我。” “我真的很高兴你能来……”我忽然哽咽起来，再度坠入那冰冷、暗寂的深渊。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需要我陪伴？” “我不想打扰你。你工作很忙，甚至没空打个电话。” “你只要说‘过来陪我’就可以了。” “可是你用的是手机。” “我要看那封信。”她说。 第八章 我把刀搁在砧板上，拿毛巾擦干双手，定睛凝视着露西。她看得出我的痛楚和恐惧。 “我要和你一起看那封信。”她说。 我点头，带她走向卧室，从保险箱里拿出那封信，一起坐在了床沿。我瞥见一把装在麦克叔叔牌踝部枪套里的西格索尔P232手枪从她的右裤腿下露出，不禁莞尔，一边暗想若本顿见到会作何感想。他一定会不断摇头，还搬出一套他编造的心理学谬论，逗得我们笑瘫在地。 但他的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此刻所见让我意识到了一个阴暗的先兆。露西一直都是个自我防卫的狂热信徒，本顿的不测更让她走向了极端。 “我们正待在家里，”我对她说，“何不让你的脚踩休息一下？” “必须经常佩着这些东西才能习惯，”她答道，“尤其是不锈钢制品，很重的。” “那为什么还选不锈钢的？” “我更喜欢啊。南方的湿气和盐分很重。” “露西，这种潜伏工作你还得做多久？”我脱口而出。 “姨妈，”她注视着我，伸手挽住我的手臂，“我们别再老调重弹了，好吗？” “可是……” “我知道。你不希望有一天我也给你写这种信。” 她稳稳握着那张浅黄色的信笺。 “别这么说。”我心中一阵惊惧。 “我也不想收到你写的。”她又说。 露西开始读信。本顿的一字一句同早上罗德参议员把信交给我时一样鲜活有力。我再次听见本顿的声音，看见他的脸庞和眼中的爱意。露西终于读完，久久无法言语。 然后她说：“你绝不许写这种东西给我。我再也不看这种信了。”她颤抖的声音里充满痛苦和愤怒，“这样做到底是什么用意？让所有人一再伤心难过？”她说着在床边站了起来。 “露西，你很清楚他的用意。”我抹掉眼泪，抱住她，“你心里明白。” 我们回到厨房，把信拿给马里诺和乔。他读完后凝视窗外的黑夜，—双大手无力地搁在腿上。乔则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不知该去往哪里。 “我真觉得我应该离开，”乔不顾我们反对，固执地说道，“他希望你们三个团聚，而我不应该待在这里。” “如果他认识你，也会希望你来。”我说。 “谁都不准走，”马里诺像是喝令一屋子嫌犯那样说道，“该死的，我们是一个整体。”他离开餐桌，把脸埋进掌心用力揉着，“我真希望他没这么做，”他望着我说，“你会对我做这种事吗，医生？如果你有类似的想法，现在听着，打消这个念头吧，我可不想在你走后收到这种遗言。” “开始烤比萨吧。”我说。 我们移到院子里，我从烤板上剥下面皮放上烤架，在上面涂上酱汁，撒上肉末、蔬菜和奶酪。马里诺、露西和乔坐在铁摇椅上，因为我不让他们帮忙。他们试着聊天，但没人还有这份心情。我在比萨上滴了些橄榄油，留意着不让炭火太旺。 “我觉得，他绝不是要你们聚在一起难过。”乔说。 “我没有难过。”马里诺说。 “不，你在撒谎。”露西反驳道。 “为什么事难过呢，自作聪明的小鬼头？” “太多事情。” “至少我不怕说出我想念他。” 露西惊愕地瞪着他。两人剑拔弩张。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说。”她说。 “相信吧。他是唯一够格给你当父亲的人，可我从没听你说过想念他之类的话。这是为什么？因为你到现在还认为那是你的错，对吧？” “你吃错药啦？” “知道吗，露西·费里奈利探员？”马里诺紧追不舍，“那根本不是你的错。要怪就得怪那个该死的嘉莉·格雷滕，而无论你在脑中用枪轰那婊子多少次，她都永远不会彻底消失。没办法，当你恨某个人时就是这样。” “你难道不恨她？”露西靠着椅背说。 “才怪，”马里诺灌下最后一口啤酒，“我比你恨得更深。” “我想本顿要我们团聚在这里，不是要我们讨论多么恨她或其他任何人。”我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斯卡佩塔医生？”乔问我。 “你可以叫我凯。”这话我对她说过好多次了，“继续过日子吧，这就是我能做的。” 这话连我自己听来都觉得是陈腔滥调。乔微微侧向火光的方向，注视我的眼神仿佛我握有生命中一切疑惑的答案。 “可你要怎么继续？”她问，“当事人要怎么继续？我们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犯罪案件，可每一件都不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它们从来不曾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只要关上门，就可以不去看某人的妻子被奸杀或某人的丈夫脑袋被轰掉时留在地板上的污渍。我们说服自己，我们只是办案，绝不会成为当事人。可你不一样。”她停顿片刻，仍然侧向炉火的方向，火焰的光影在那张年轻纯真的脸上跳动，全然看不出竟有如此多疑问充斥在她的脑海中。“你又该如何继续呢？”她又问。 “人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却很害怕，”乔说，“我经常在想，万一露西遭到不测我该怎么办。” “我不会出事的。”露西说。她起身亲吻乔的额头，然后伸手抱住她。不知道这是否让马里诺意识到了她们的亲密关系。他不动声色，似乎也毫不在意。毕竟露西十岁时就认识了他，她后来从事执法工作和他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是他教她射击，陪她开车到处横冲直撞，甚至让她驾驶自己的宝贝小货车。 发现她的爱恋对象不是异性时，他表现得像个十足的老顽固，或许是因为他害怕自己没对她产生正面影响——就他的标准而言，甚至觉得那是自己的过错。而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在此期间，我从未听过他对她的性取向有任何褊狭的批评。 “可你每天都要面对那些尸体，”乔委婉地追问，“当你看见别人的不幸，难道不会……想起自己的遭遇？我不是有意……哦，我只是讨厌自己这么害怕死亡。” “我也没什么神奇的办法，”我说着起身，“只能尽量别想太多。” 比萨已开始起泡，我拿一把大铲刀把它铲起。 “真香，”马里诺闷闷不乐地说，“你觉得够吃吗？” 我又烤了一个，接着是第三个，然后生起炉火，关掉屋里的灯。大家围炉而坐，马里诺喝着啤酒，我和露西，乔则小酌着清爽冰凉的勃艮第白葡萄酒。 “也许你该找个伴儿。”露西说，火光在她的脸上跃动。 “该死！”马里诺插嘴道，“干吗忽然说起这个？玩约会游戏吗？要是她愿意谈自己的私事那自然会说。你不该问这些。这样不太好。” “生活本来就一团糟，”露西说，“再说你凭什么管她是不是在玩约会游戏？” 乔静静望着火焰，我开始有些烦躁，或许今晚更适合独处。即使本顿也有失算的时候。 “还记得你前妻离开你的时候吗？”露西继续说，“要是那时没人理你呢？要是没人关心，你该何去何从，能不能熬过去？你一定动都懒得动。后来你也和那些白痴约会，每次你感情触礁，那堆朋友就得跳出来拼命安慰你。” 马里诺将啤酒瓶朝壁炉用力一掷，我以为炭盆会被他打破。 “也许你该想办法快点长大，”他说，“一定得等到三十岁你才能改掉这讨人厌的德行吗？我要再去拿瓶啤酒。”他大步朝屋里走去，“还有，”他忽然回头吼道，“别因为你会驾驶直升机、编程序、去健身房等等就自以为高人一等！” “我从来没说过高谁一等！”露西在他背后大喊。 “没有才怪！”厨房里传出他的声音。 “你和我的差异就在于我一向敢想敢干，”她大喊，“我从不给自己设什么条条框框。” “你满脑子狗屎，蠢货探员。” “哦，原来这才是症结，”露西说，这时他痛饮着啤酒走了出来，“我是个联邦探员，在全球各地的犯罪窝点打击重大犯罪行为，而你只是个穿制服的警察，只能每天上街巡逻，指挥那些保姆似的小警察。” “你喜欢枪支是因为你希望自己能长一根老二！” “那有什么好处？变成三脚架吗？” “够了！”我大声制止道，“到此为止！你们两个真该感到羞耻。在这种时候……竟然这样……” 我声音顫抖着，泪水刺痛了眼睛。我曾经下定决心不再让情绪失控，但似乎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我别开目光不看他们。四周一片死寂，唯有火花哔剥飞溅。马里诺起身掀开网罩，用火钳拨弄着灰烬，然后加了根木柴。 “我恨圣诞节。”露西说。 第九章 第二天一早露西和乔就得坐飞机回迈阿密。我难以忍受大门关上时必将汹涌而来的空虚，于是决定提着行李和她们一起出门。我知道，这必定又是难熬的一天。 “真希望你们留下，”我说，“但如果你们真的留下来，迈阿密大概会马上垮掉。” “迈阿密迟早会垮，”露西说，“但这正是我们的工作——就算输了也得奋力一搏。仔细想想，和里士满的情况还真像。老天，真让人难过。” 她们都穿着旧牛仔裤和起皱的衬衫，除在头发上抹了点发胶外没对打扮投入半点心思。我们站在车道上，疲倦至极且宿醉未醒。街灯已熄灭，天空呈显灰蒙蒙的蓝。我们看不清彼此的面孔，只依稀看得到脸庞的轮廓、发亮的眼眸和呼出的雾气。天气酷寒，车子蒙上一层仿佛蕾丝般的薄霜。 “但是一六五集团别想活下来，”露西自信地说，“我敢保证。” “谁？”我问。 “我们正在缉捕的那群该死的枪械走私犯。记得我告诉过你，他们被称作一六五集团，是因为他们走私的弹药是斯皮尔金点一六五格令子弹。这可是炙手可热的高级货。还有其他各式枪械——二点二三口径AR-15式步枪，俄国产全自动步枪——从南美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走私进来。问题是，有些枪械是分拆为零部件夹藏在货轮里走私进来的，拿洛杉矶港来说，那里每一分半钟就会卸下一个集装箱，根本不可能全面搜查。” “哦，说的也是。”我的头抽痛着。 “我们接到这项任务真是运气奇佳，”乔冷冷地说，“几个月前发现了一具巴拿马人的尸体，我们怀疑他是一个在南佛罗里达运河一带活动的帮派的成员。验尸时在那家伙的胃里找到了他的舌头，因为他的弟兄们割下他的舌头并逼他吃掉。” “我不太想听这些。”我说，忧伤的毒素又开始一点点侵蚀我。 “我的化名是特丽，”露西对我说，“她是布兰达。”她微笑着望向乔，“扮演两个还没毕业的女孩，这种身份相当必要。在忙着吸大麻和寻欢作乐的读书生涯，我们得学会如何漂亮地不请自来再全身而退，然后我们跟几个一六五集团成员攀上了关系，他们可是入室偷窃枪支、钞票和毒品的高手呢。目前我们锁定了费希尔岛的一个家伙，他持有的枪械多得足够开店，可卡因也多得好像他妈的在下雪。” 她这种语气让我无法忍受。 “当然了，那家伙也是暗中进行的。”露西继续说。街对面逐渐亮起了灯光，几只大乌鸦发出嘎嘎的刺耳叫声。 许多窗口立着蜡烛，门上挂着圣诞花环。不到三周就是圣诞节了，而我对这个节日没有任何特殊感受。露西从长裤后口袋掏出钱包给我看她的驾照。除了照片，其他资料均属伪造。 “特丽·珍妮弗·戴维斯，”她念道，“白人女性，二十四岁，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一百二十一磅。扮成另一个人真的很奇怪，你真该看看我在那里的变身计划，姨妈。我在迈阿密南滩有一栋特别酷的小房子，开着辆十二汽缸奔驰跑车，那是在圣保罗的一次缉毒行动中查抄的，银色的，接近烟灰色。还有，你该看看我的格洛克手枪，那可是行家的收藏呢，点四〇口径，不锈钢滑套，非常轻便。真是没得说。” 毒素逐渐令我窒息，在我眼前蒙上一层紫色，让我的四肢麻木而僵硬。 “露西，别再说了，”乔察觉到了我的情绪，“就像你跑去看她验尸一样，你也可能无法承受，不是吗？” “她让我观摩过，”露西继续吹嘘，“我看过不下六次。” 乔也开始恼火了。 “是学院里的演示实验样本，”我的外甥女耸耸肩说，“不是谋杀案的尸体。” 她随便得像在谈论一家餐厅，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让我震惊。 “通常是那些自然死亡或自杀的人。有些家属会把尸体捐赠给解剖部门。” 她的话像毒气般弥漫在我周围。 “他们不在意提姆叔叔或贝茨表哥在一堆警察面前接受解剖。反正这些家庭里大多数都负担不起丧葬费用，说不定将遗体捐赠出去还能得到一点报酬，不是吗，姨妈？” “不，他们得不到任何报酬，而且家属捐赠的遗体不会被用作解剖实验的样本。”她让我感到惊骇，“你究竟怎么了？”我大声斥责道。 光秃秃的树枝衬着黎明的阴郁天空，有如大片蛛网。两辆凯迪拉克疾驶而过，司机似乎在好奇地盯着我们。 “希望你别把这种艰难的任务当成司空见惯的寻常小事，”我毫不留情地将这冷冰冰的话摔到她的脸上，“这些任务会因执行者的无知和愚钝变得相当愚蠢而荒谬。至于我让你观看我验尸，露西，一共只有三次。此外，虽说学院里的实验样本不是谋杀案的尸体，但也都是人。你见过的那三具尸体也是有亲人的，也都是和你我一样的血肉之躯，他们也爱过、恨过、有悲有喜。他们生前也吃饭、开车、工作或者度假。” “我不是说——”露西急切地辩解。 “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可怜的人生前一定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躺在停尸间里，让一群像你这样的小朋友唧唧喳喳地围观自己的赤裸身体被剖开。你希望他们听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又加上一句。 露西咽着口水，眼里闪着泪光，看向别处。 “对不起，姨妈。”她轻声说。 “我始终认为你应该想象得到死者在听你说话，也许他们听得见你那些轻率的说笑。这些话字字句句会钻进我们的耳朵，一旦习惯了这么说或听别人这么说会怎么样呢？” “姨妈——” “让我告诉你，”我努力压抑着一触即发的怒火，“结果就会变成像你这样！” 我摊平双手，似乎在将世界呈现给她。她茫然望着前方。 “结果你会像我现在这样，在黎明时刻站在车道上，想象自己心爱的人躺在停尸间里，人们拿他开着玩笑，对他的阳具尺寸或闻起来多臭恣意评论。也许他们会砰地用力把他扔到验尸台上；也许他们工作到一半就顺手把毛巾往他被掏空的胸膛上一扔，然后径自去吃午饭；也许会有侦办其他案件的警察闲逛进来，一边大声评论着某样谷物早餐，或者表达对告密者和调查局的愤怒等等之类。” 露西和乔愕然地望着我。 “我听得还不够多吗？”我说着打开车锁，猛地拉开车门，“一条生命要历经多少冰冷的双手、冰冷的空气和水。一切都是冰冷的。就算他在床上过世，终点还是一样冰冷。永远别跟我谈验尸的事！”我滑进驾驶座，“以后别在我面前摆出那种态度，露西。”我意犹未尽。 我的声音像是来自另一个空间。我知道，自己失去理智了。这不就是疯狂时的表现吗？远远地看着自己说着奇怪的话，做着奇怪的事，例如杀人或从窗口跳下。 “那些事情就像永远回荡在你心中的钟声，”我说，“在你脑子里敲击出可憎的音符。谁说言语不会伤人？你刚才说的话就严重伤害了我，”我对外甥女说，“回迈阿密去吧。” 露西怔怔望着我把车开下车道疾驶而去，后轮碾上隆起的碎石猛一颠簸。我从后视镜里瞥见她和乔交谈了几句，然后进了她们租来的车。我双手剧烈地颤抖着，直到在路口停车才吃力地点着香烟。 没等露西和乔的车赶上来，我就在第九街出口转弯了。她们应该沿第六十四号州际公路驶向机场，返回她们潜伏在罪犯身边的工作岗位。 “可恶。”我暗暗骂着露西，心脏猛烈地撞击着胸口，仿佛快要爆裂开来。 “可恶，露西。”我开始啜泣。 <hr /> 注释： 第十章 我工作的办公楼位于一个兴盛开发区的中心地带。七十年代迁入之初，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它如今的景象。我仍记得刚从迈阿密搬来此地时遭到背叛的感觉。因为里士满的商业活动正一窝蜂迁到相邻城镇或郊区大卖场，居民们不再到市中心购物用餐，尤其在晚上。 由于当局忽视和犯罪猖獗，这个城市的历史风貌在日益恶化，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主张修复遭到恶意损毁的古迹才有了改观和起色。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冒出许多漂亮的建筑物，清一色的红砖和玻璃结构。我的办公室和停尸间就与许多实验室共享这样一栋大楼，位于同一区域的还有不久前刚成立的弗吉尼亚法医病理学院，这所学院是全国第一所法医学专业训练学校，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 大楼入口附近有我的专属停车位，此刻我正停在这里的收拾车里杂物和纷乱的思绪。刚才离开露西后，我任性地切断了车载电话，不让她找到我，现在我又把它接通，目不转睛地盯着，希望听见铃声响起。我上回拔掉电话线是在与本顿的一次激烈争吵之后，我命令他离开我的住处，再也不要回来，而仅仅一小时后就把它插上，焦急地等待着本顿的来电。 我瞥了一眼手表。还有不到一小时露西就要登机了。我本想打电话给美国航空公司，请他们呼叫她，又对这种行为感到诧异和羞耻，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奈，因为我无法向一个名叫特丽·戴维斯的人道歉，这个住在迈阿密南滩的女孩没有凯姨妈，也没把电话号码外泄。 我绷着脸走进有着巨大玻璃墙面和大理石地板的大厅。警卫杰克立刻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早上好，斯卡佩塔医生，”他招呼道，一如往常地眼神紧张，手足无措，“你好像不太开心。” “早上好，杰克，”我回应道，“你好吗？” “老样子啊。只是看样子很快就要变天了，真讨厌啊。”他咔嗒咔嗒地按着一支笔，“我老是背痛，医生。就在两块肩胛骨中间。”他转动着肩膀和脖子，“一阵阵刺痛，好像被用力捏紧的感觉，几天前我练完举重就开始痛了。我该怎么做呢？或者向你书面讨教？”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可他的表情十分严肃。 “热敷，暂时停止举重锻炼。”我说。 “嘿，谢了。我该怎么付费呢？” “你付不起的，杰克。” 他笑得咧开了嘴。我拿门卡刷过门禁系统，打开通向办公室的电动门，职员克莉塔和波丽的谈话声及打字声传入耳朵。还不到七点半，电话已响个不停。 “……真的，真的很臭。” “你觉得外国人腐烂后气味会不一样吗？” “别傻了，波丽。” 她们蜷在灰色小隔间里整理验尸档案照片，将资料输入电脑，光标在屏幕上快速跳动。 “你最好趁着现在还不那么忙时喝点咖啡。”克莉塔打量着我招呼道。 “如果她真的有空的话。”波丽说着按下回车键。 “我听见了。”我说。 “唉，看来我最好还是闭嘴。”波丽说。要她闭嘴真的很难。 克莉塔在嘴巴前做了个拉上拉链的动作，一边飞快地敲着键盘。 “人都去哪儿了？” “在停尸间里，”克莉塔对我说，“我们今天有八个案子。” “你瘦了不少哦，克莉塔。”我说着从办公室内部文件夹里拿起一叠死亡证明。 “轻了十二磅半。”她说，一边像玩扑克牌那样整理着验尸照片，依照案件编号排列。 “谢谢你的关注。终于有人发现了，真是高兴。” “真该死！”我瞥了一眼最上面那张死亡证明，“你认为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服卡迈克尔医生，‘心跳停止’不能算作死亡原因？一个人死了，心脏难道还会继续跳动？问题是为何会心跳停止。这部分有待修正。” 我一边翻阅死亡证明，一边穿过铺着蓝绿色和深紫色相间的地毯的走廊，走向自己位于拐角处的办公室。罗丝在有着许多扇窗户的开放式办公室里工作，任何人要进入我的办公室都得先经过她的位子。此刻她正站在打开的档案柜抽屉前面，急躁地在大叠文件中翻找着什么。 “你还好吧？”她啃着笔杆，“马里诺在找你。” “罗丝，我们得给卡迈克尔医生打个电话。” “又是老问题？” “是啊。” “他该退休了。” 我这位秘书已经这么说了好多年。她关上抽屉，又拉开另一层。 “马里诺找我做什么？他是从家里打的电话吗？” 她抽出嘴里的笔。 “他来办公室了，不知道走了没有。斯卡佩塔医生，还记得上个月那个讨厌的女人寄给你的信吗？” “哪个讨厌的女人？”我抬头看看走廊，没发现马里诺的身影。“正在坐牢的那个，给丈夫上了一百万美元人寿保险，然后把他杀了。” “哦，那个。”我说着走进办公室，一边脱下外套，将公文包放在地板上。 “马里诺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又问。 罗丝没有作答。我发现她听力已大不如前，事实上，她逐渐衰弱的每个迹象无不令我心惊。我把那张有待更正的死亡证明搁在一叠约有一百多张未经我审核的证明上，又将外套搭在椅背上。 “问题在于，”罗丝大声说，“她又寄来了一封信，这次是指控你勒索。” 我取下挂在门后的实验袍。 “她说你和保险公司勾结，蓄意把她丈夫的意外死亡判为谋杀，这样他们不必支付保险金，而你则可以从中捞到一大笔报酬——这是她的说法——也因此你才买得起那辆奔驰和那些昂贵的套装。” 我披上实验袍，狠狠地将手臂套进衣袖。 “你知道吗，斯卡佩塔医生，我再也受不了这些疯狂行径了。这些人有时真的很令我害怕，而且我觉得网络在推波助澜。”罗丝看着我办公室的门口，“我的话你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的套装都是在大甩卖时买的，”我答道，“还有，你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网络，对吧？” 若非罗丝每逢服装店换季大甩卖时就逼我出门，我甚至完全懒得去买衣服。我讨厌逛街，讨厌拥挤的人群，讨厌大卖场，除非为了美酒或者美食。罗丝则讨厌网络，认为总有一天世界会因此毁灭，她在我的再三逼迫下才勉为其难地使用了电子邮箱。 “要是露西打电话来，无论我在哪里都一定叫我接听，好吗？”我说话时马里诺走进了罗丝的办公室，“试着打她办公室的电话，找到她的话就转给我。” 想到露西，我内心一阵抽痛。我对她大发脾气，还抛出那么多狠话，虽然本意并非如此。罗丝望着我，猜到发生了什么。 “队长，”她对马里诺说，“你今天气色真好。” 马里诺咕哝着应了一声，从她桌上一瓶柠檬片里取出一片放进嘴里，玻璃瓶哗啦作响。 “你希望我怎么处理这位疯狂女士的信件？”罗丝透过敞开的办公室门斜睨着我，随即又打开另一个抽屉翻找，眼镜耷拉在鼻梁上。 “我想确实该把这位女士的资料交给检察长了，”我说，“以防她真的提起诉讼。那或许就是她的下一步计划。早上好，马里诺。” “还在讨论那个被我关起来的疯女人？”他吸吮着柠檬片说。 “没错，”我想起来了，“那案子是你负责的。” “这么说我也可能成为被告了。” “也许吧。”我应道，一边站在办公桌前翻着昨天的电话留言，“为什么大家总是趁我不在时来电话？” “其实我挺想被人控告的，”马里诺说，“会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你穿制服还真让人不习惯，马里诺队长，”罗丝说，“我该向你敬礼吗？” “别调戏我，罗丝。” “我以为你三点钟才开始值班。”我说。 “万一我被告了，出钱的可是纳税人呢。哈哈，去他的。” “哪天你因这件事耗光家产，连那辆小货车和游泳池都保不住的时候，看你还能不能笑出来，还有，那些圣诞装饰品和备用保险丝盒就更别提了。等着瞧吧。”罗丝说。 我拉开办公桌抽屉又砰地关上，“有人看见我的笔了吗？”我问，“怎么连支笔都找不到，罗丝？百乐圆珠笔，上周五还有一整盒，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在乌克拉超市买的。太奇怪了，我的沃特曼钢笔也不见了！” “不要把贵重物品留在办公室，别说我没警告过你。”罗丝对我说。 “我得抽根烟，”马里诺说，“我真受够了那些该死的禁烟大楼。到处都在死人，政府却只看得到吸烟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怎么不说那些福尔马林气体呢？闻上几下就足以熏死一匹马。” “可恶！”我砰地关上抽屉又拉开另一个，“你们猜得到吗，连我的布洛芬、BC头痛药粉和苏达菲都不见了。我可真的生气了。” “先是点心费、克莉塔的手机、午餐，现在是你的笔和阿司匹林。我早就习惯将记事本随身携带了，甚至办公室里都开始有人戏称这家伙是‘盗尸人’，”罗丝气愤地说，“我却一点都不觉得有趣。” 马里诺走过去搂住她。 “亲爱的，你怎么能怪别人想盗取你的身体呢？”他在她耳边甜蜜地说，“我看见你第一眼时就想这么做了，那会儿医生刚开始跟我混。” 罗丝羞淫地亲了一下他的脸颊，然后将头靠在他肩上，看起来十分沮丧，似乎忽然间老了许多。 “我累了，队长。”罗丝喃喃道。 “我也是，亲爱的。我也是。” 我看了眼手表。 “罗丝，请通知大家，几分钟后召开内部会议。马里诺，我们得谈谈。” 大厅角落的吸烟室里摆着两把椅子和一台可乐销售机。一个坑坑洼洼、又脏又旧的烟灰缸放在我和马里诺之间。我们点起烟，羞耻感又一次在我心间蹿起。 “你来做什么？”我问他，“昨天你给自己惹的麻烦还不够吗？” “我在想昨晚露西说的那些话，”马里诺说，“你知道的，关于我最近的状况。好像我真的过气、没用、该滚蛋了，医生。老实说，我听了真难过。我是个警探，干了一辈子了。我不能穿着这身该死的制服，在黛安·布雷这该死的女人手下工作。” “我知道，所以你去年才参加了犯罪现场调查考试，”我提醒他，“这样你就不必待在警察局了。马里诺，你不必待在任何部门，你离退休年龄还有很多年，还大有可为。” “无意冒犯，医生，但我也不想为你工作，”他说，“无论是兼职、参与个别案件还是以任何其他形式。” 州政府给予我两个现场调查员的名额，至今我都没有确定人选。 “重点在于你有选择的余地。”我努力掩饰自己受到的伤害。 他没有回应。恍惚间我看到本顿，看到他眼里的深情，但这影像稍纵即逝。我又感到罗丝的身影在逐渐黯淡，露西在渐渐离我而去，不禁感到恐惧。我想着人的老化以及陆续远离我生命的那些人。 “别舍弃我，马里诺。”我对他说。 他依然沉默，终于开口时眼里闪着怒火。 “去他的，医生，”他说，“没人能命令我该怎么做。只要我想办案，自然就会做好。”他弹掉烟灰，似乎对自己问心无愧。 “我不希望你被革职或者降级。”我说。 “我现在的职位已经低得不能再降了，”他说着又气愤起来，“他们不会把队长都给我撤掉的，他们扔给我的任务都是最棘手的，有本事炒我鱿鱼好了。可你知道吗，他们不会的。原因嘛，因为我还是可以去亨利哥、切斯特菲尔德、汉诺威或别的地方。你知道，其他警察局不知说过多少次要我接手他们的案子了。” 我想起夹在指间的香烟还未点燃。 “甚至有人找我当局长呢。”他又盲目乐观起来。 “别自欺欺人了，”薄荷的刺激让我口无遮拦，“老天，我老毛病又犯了。” “我不想欺骗任何人。”他说。我感到他的挫败感正如低气压锋面般悄悄成形。“只是我待错了地方。实在无法理解布雷、安德森之类的女人，她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追名逐利之徒。” “你也拥有权力。你比她们，比我认识的任何人，包括男人在内，都更具权威，可你不像她们。” “最近我不太觉得自己有什么权威。今天早上我连脾气都控制不了，就在家门口当着外甥女、她的朋友甚至一些邻居的面大发脾气。”我吐着烟雾，“我很难过。” 马里诺向前倾了倾身。“集装箱里那具尸体只有你我两个人关心了。”他用拇指朝停尸间一指，“我敢打赌，今天早上安德森根本不会来，”他继续说，“至少我可以肯定一件事，她绝不会来这里看你验尸。” 马里诺的表情令我心痛。他那么绝望无助。前妻离开了他，儿子罗奇与他形同陌路，工作的确是他生命中仅有的一切了。他困在受自己肆意糟践、总有一天会要他付出惨重代价的躯体里，没有钱，感情屡屡受挫，不懂政治，不修边幅又言谈粗鲁。 “你倒是说对了一件事，”我说，“你真的不该穿制服，老实说简直有损警察局的形象。你衬衫上沾着什么东西？又是芥末吧？你的领带太短了。让我看看你的袜子。”我弯下腰，掀起他制服长裤的裤脚，“根本不成双，一只白色，一只深蓝色。” “别让我给你添麻烦，医生。” “我早就麻烦缠身了。”我说。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我的工作有个很残酷的地方，许多不知名的受害者最后往往被冠以“那具残骸”、“卡车女”或“壮男”等称号，而他们真实的身份、他们具备或拥有过的一切都仿佛被这类称号抹杀，随着死亡一并消失了。 当我经手的受害者无从查证身份时，我往往会有种痛楚而深切的挫败感。我只能将他们的尸骨装箱、封存在冰柜里，期待有一天能为他们验明正身。这些尸体或残骸会原封不动地被放置在冰柜里数月或数年之久，直到案件完全失去侦破希望或空间实在不足时被转交给贫民墓园。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将个别遗体永远保存。 今天早上的受害者被称作“集装箱男”，状况十分凄惨，因此我很希望能尽快将他转交出去。当尸体腐烂到这种程度，冷冻保存已是多此一举。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马里诺咕哝道。 我们待在停尸间隔壁的更衣室里，而腐臭的气味是任何房门和水泥墙都隔绝不了的。 “其实你不必待在这里。”我提醒他。 “别以为我喜欢来。” 我们穿上双层的手术袍，戴好手套、护袖、鞋套、手术帽和防护口罩，但没有配备除臭鼻塞。我不信任那种东西，也不允许下属在工作时吸舒鼻清胶囊。我知道许多警察都这么做，但倘若一个法医连难闻的气味都无法忍受，那他应该换个工作。 更重要的是，气味是尸检中重要的一环，每一种气味都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甜味可能是乙氯维诺，水合氣酵则有股梨子的气味，两者都会让我考虑到安眠药服用过量的问题；大蒜味可能意味着砒霜；酚类和硝基苯的气味类似乙醚和鞋油；乙二醇闻起来和解冻剂非常相似，因为二者成分确实相同。将脏污尸骸和腐烂人体的各种恶臭一一分辨同考古颇有些相似，你必须专注于工作本身，而非周围的悲惨状况。 被称作“分解室”的房间就像一个缩小的验尸间。这里也配备了冰柜和通风系统，一张大工作台紧挨着水槽，以便将脏污布罩卷起扔进去洗涤。一切都是不锈钢制品，包括柜子和房门。墙壁和地板涂有不吸水亚克力涂层，经得起消毒剂和漂白剂的严酷侵蚀。自动门上装有面积极大的金属按钮，便于用肘部代替手按压开启。 我和马里诺走进分解室，一眼看见安德森正靠在工作台边。一张轮床停在房间中央，上面就放着装有那具在集装箱里发现的尸体的尸袋。这具尸体是证物，而我从不允许任何调查人员与未经检验的尸体单独待在一起，尤其自声名狼藉的辛普森案审判开始，除被告外的所有人都得上法庭接受质询的审判方式流行以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查克呢？”我问安德森。 查克·拉芬是解剖技师，他早该来检查手术器材、贴好标签的试管等用具，并检查我所需的一切文件是否齐全。 “是他让我进来的，然后他就去别的地方了。” “他让你进来然后把你独自留在这里？多久了？” “大约二十分钟吧。”安德森边说边警惕地望着马里诺。 “我好像闻到舒鼻清胶囊的味道了。”马里诺假惺惺地对她亲切地说。 安德森的上唇泛着凡士林的亮光。 “看见那边的大型空气清洁机了吗？”马里诺朝天花板上的特殊通风装置扬了扬头，“知道吗，安德森，把尸袋的拉链拉开后，那玩意儿半点用处都没有。” “我又不打算待在这里。”她说。 这倒是句实话，因为她甚至没戴手术手套。 “你不该没穿防护用具就跑进来。”我对她说。 “我只是来通知你，我正要去找证人问话，如果你在验尸时有什么发现，可以随时呼叫我。”她说。 “什么证人？布雷派你去比利时吗？”马里诺问道，他的呼吸在面罩内起了雾气。 我绝不相信安德森到这令人不快的地方来只是为了告诉我什么事情，她显然不是奔着这起案子来的。我望着那个暗红色尸袋，暗忖是否有人动过，愈想这种偏执念头愈在脑中根深蒂固。我抬头望望墙上的时钟，将近九点了。 “打电话给我。”安德森用命令的语气说。 房门应声关闭。我拿起内部电话打给罗丝。“查克去哪里了？” “天知道。”罗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年轻人的嫌恶。 “请尽快找到他，让他马上过来，”我说，“我快被他逼疯了。像往常一样，把这个电话记录下来。” “我一向都这么做。” “总有一天我要炒他鱿鱼，”挂断电话后我对马里诺说，“等我实在无法忍受时。他懒惰又不负责任，可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比以前更懒，更不负责任，”马里诺说，“那小子根本没想待在这里，医生。他有别的兴趣，你该知道的，他一直想进入警察局。” “很好，”我说，“那就交给你们吧。” “准又是个穿着制服、佩着枪，亮着警灯成天装腔作势的家伙。”我拉开尸袋时，马里诺说，他声音克制，正努力压抑着怒火。 “你还好吧？”我问。 “哦，是啊。” 一阵恶臭如狂风般向我们袭来。 “该死！”我掀开裹尸布罩时他抱怨道，“该死的混账东西！” 当尸体腐烂到这般可怕的地步，其颜色、腐肉和恶臭便如难以想象的毒沼，足以让人眩晕倒地。马里诺逃到工作台边，尽可能远地避开尸体。我几乎忍不住要大笑出声。 他穿着手术服的模样着实可笑，鞋套让他像溜冰似的滑过地板，手术帽则无法固定在他光秃的头顶，像杯形松糕一样皱成一团。不到十五分钟他便像以往一样把手术帽摘下了。 “他也不想这样啊。”我提醒马里诺说。 他正忙着把舒鼻清胶囊往鼻孔里塞。 “我们的大好人来了。”见房门打开，查克·拉芬拿着X光片进来，我大声说道，“把外人带到这里后自己走得无影无踪，这似乎不太妥当。”我含蓄地向拉芬表达不满，“尤其是个新警探。” “我不知道她是新手。”拉芬说。 “那你以为她是什么？”马里诺说，“她从没来过这里，看起来像个十三岁的小鬼。” “胸部倒是够平的。反正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拉芬神气起来，“有女同性恋出没，请注意！呜——呜——”他模仿着警笛声，两手像警灯那样转动着。 “我们不能让任何未获许可的人单独和未经检验的尸体待在一起，包括警察在内，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我真想立刻让他滚蛋。 “我懂，”他卖弄聪明，“我知道，因为有辛普森案的前车之鉴，想想那双被栽赃的皮手套。” 拉芬是个身材高瘦的年轻人，有一双永远惺忪的褐色眼睛和一头永远如刚起床般蓬乱的金发，在某些女人看来或许有种难以抗拒的慵懒的魅力。他自知无法博得我的好感，也早已不再尝试。 “安德森是早上几点钟来的？”我问他。 他没有回应，只是打开了灯箱开关，墙壁上方的一排灯箱亮起白光。 “抱歉我来晚了。我有个要紧的电话，我太太生病了。”他说。 他已经不止一次拿妻子作借口，说她老毛病又犯了，患了忧郁症，得了孟乔森综合征，甚至病危。 “我觉得雷内并不想待在这里——”他指的是安德森。 “雷内？”马里诺打断他，“原来你和她这么熟啊。” 拉芬从大纸袋里取出X光片。 “查克，安德森是什么时候进来的？”我再度试探。 “确切时间吗？”他想了想，“大概是十五分的时候。” “八点十五分？”我说。 “是的。” “你明知我们马上就要召开内部会议了，还让她进入停尸间？”我看着他把X光片贴在灯箱上，“你明知停尸间没人看守，里面摆满文件、个人物品和尸体之类的证物。” “她从没来过这里，因此我带她四处逛逛，”他解释道，“再说我刚好在这里，想把那些药片统计完。” 他是指随案件附送进来的大量处方药。计算药剂数量并把它们倒入水槽进行处理，是拉芬繁重的工作内容之一。 “哇，瞧这个。”他说。从不同角度拍摄的X光片显现出颅骨的下巴左侧有金属碎片的痕迹，鲜明如棒球上的缝合线。“集装箱男的下颚受过伤，”拉芬说，“这应该足以验证他的身份了，不是吗，斯卡佩塔医生？” “只要我们能找到他的旧X光片。”我答道。 “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拉芬说。他在极力转移我的注意力，因为他知道自己麻烦大了。 我仔细查看着X光无法穿透的鼻窦和骨头形成的阴影，没有发现其他挫伤、变形或异常。在检查齿列时，我发现上颚的第一颗臼齿多了一个卡拉贝利结节。所有臼齿都有四个突起，或者叫做齿尖，而这颗臼齿有五个。 “卡拉贝利结节是什么？”马里诺好奇地问。 “以某个人名命名的吧，我也不清楚是谁。”我指着那颗牙齿说，“上颚，就是中央靠前、关系到发音并向舌头倾斜的那颗。” “原来如此，”马里诺说，“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是个很罕见的特征，”我说，“加上他的鼻窦形状和下巴的挫伤，这些证据已足以证明他的身份，只要我们能找到他生前的档案作比对。” “说是这么说，医生，”马里诺提醒我，“很多送到你这里来的人都装有玻璃眼珠或假肢、头部有子弹碎片、戴着纪念戒指、装着牙套，可直到现在他们的身份还无法确定，因为他们不是警方协助寻找的失踪者——或者原本是，但案子已石沉大海。又或者因为找不到他们的X光片档案和就医记录。” “他的牙齿补过好几处，”我指着X光片上两颗臼齿阴影里的几个金属补牙亮点，“看来他相当注意保护牙齿，指甲也修剪得十分整齐。我们把他移到验尸台上吧。他的情况越来越糟了，我们得快点。”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他的眼球像蛙眼般突出，头皮和胡子随着发黑的表皮松脱；膝盖和两腋分别被我和拉芬抓着搬移时，体内仅存的少许体液渗了出来。马里诺稳住轮床，以便我们把他抬到一张活动验尸台上。 “这些新验尸台，”我喘息着说：“原本正是让我们省得再做这种事！” 并非所有搬运公司和丧葬业从业者都能跟上时代的脚步。他们仍然习惯抬着担架一路晃进来，然后把尸体随意往旧轮床上一放，而不是搬到这些可以灵活移向水槽的新验尸台上。截至目前，我为减轻大家背痛所付出的努力似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喂，查克小子，”马里诺说，“听说你想加入我们。” “谁说的？”拉芬大吃一惊，立刻摆出一副防卫的姿态。 尸体砰地砸在不锈钢台面上。 “大家都这么说。”马里诺回答。 拉芬没吭声，开始清洗轮床并用毛巾擦干，然后拿干净布罩将其同工作台一起盖好。我则开始拍照。 “我来告诉你，”马里诺说，“警察工作可不像你想的那样。” “查克，”我说，“我们还需要几卷宝丽莱底片。” “我去拿。” “现实和梦想总是有差距的，”马里诺继续教训道，“这份工作意味着你得整晚开车巡逻，却屁事都没有发生，无聊得要死。还会被人吐口水、咒骂、埋怨，守着辆烂车看那些只会逢迎谄媚的小马屁精坐在漂亮的办公室里吹空调、陪高层警官打高尔夫。” 通风机呼呼吹着，水声淅沥。我简略记录着死者下巴的金属碎片和多余齿尖的状况，试图摆脱内心的沉重。我清楚身体是如何运作的，却无法了然悲伤如何在脑部产生，然后像毒素般蔓延至全身，腐蚀、燃烧着每一寸肌体，由悸动到麻木，终至摧毁一个人的事业、家庭，甚至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这样悲惨的先例比比皆是。 “衣服很高级，”拉芬说，“阿玛尼的，我还从没这么近看过呢。” “单是他的鳄鱼皮皮鞋和腰带大概就值上千美元。”我说。 “真的吗？”马里诺推测道，“也许这就是他的死因。他老婆送给他当生日礼物，他发现价格后心脏病发作。这里可以抽烟吗，医生？” “不行。货轮从安特卫普港出发时温度多高？你问过肖吗？” “九到二十度，”马里诺回答，“哪里的天气都一样诡异。再这么下去，还不如到迈阿密和露西一起过圣诞节呢，不然就在客厅里摆棵椰子树。” 听见露西的名字，我的心有如被一只冷酷的手攫紧。露西个性复杂，几乎没人可以了解她走近她，就算他们自以为做到了。她聪慧过人、成就不凡、勇于冒险，但这些表象后面藏着一个不断追逐令人望而生畏的艰巨挑战，又不断愤怒、受伤的孩子。她害怕被人抛弃，尽管有时这种恐惧只是出于想象。因此她总是弃人于先。 “你们注意过吗，很多人都是一身寒酸地死去，”查克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会戴上干净手套乖乖地待在角落里。”马里诺说，“我真的很想抽根烟。” “去年春天的那个案子例外，一群孩子在舞会结束后的回家途中遭到袭击，”查克接着说，“被害的那家伙一身晚礼服，被送来时领口还别着朵花。” 死者系着腰带，牛仔裤裤腰缝了几个褶。 “他的长裤腰围尺寸太大了，”我说着在表格上记录，“大概大了一两号。看来他生前较胖。” “难说他到底穿多大尺码的，”马里诺说，“他的块头倒是比我还大。” “那是因为他体内胀气。”我说。 “可惜你不能拿这当借口。”拉芬大胆地说。 “身高六十八英寸，体重一百磅，考虑到体液流失，他生前或许有一百四五十磅，”我估算着说，“身材中等，再加上我刚才所说的衣服尺寸，他生前可能比现在胖许多。奇怪的是他衣服上黏着几根头发，大约六七英寸长，非常淡的黄色。” 我翻开牛仔裤的左侧口袋，发现了更多头发，还有一把纯银雪茄剪和一个打火机。我小心翼翼把这些物品放在干净的白纸上，以免破坏可能残留其上的指纹。右侧口袋里有两枚五法郎的硬币、一英镑和多张折叠整齐的外币。 “没有钱包或护照，也没戴首饰。”我说。 “很像抢劫，”马里诺说，“但他口袋里还有不少东西，这有点奇怪。要是他遭到抢劫，那些东西应该也会被抢走才对。” “查克，你给博特莱特医生打电话了吗？”我问。这位医生是我们经常咨询的弗吉尼亚医学院牙医教授之一。 “正要打。”查克摘掉手套走向电话，我听见他打开抽屉和柜子的声音，“你看见通讯簿了吗？”他问。 “这难道不是你的分内事吗？”我不耐烦地说。 “我马上回来。”拉芬说着匆匆离开了。 马里诺紧盯着他一路小跑地离去。“笨得没救了。”他说。 “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我说，“因为他并非真的很笨，马里诺。这才是症结所在。” “那你问过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吗？例如他是否有健忘症、注意力不集中之类的神经障碍？也许他的头被磕过或者自慰过度？” “我没特地问过。” “别忘了上个月他不小心把一颗子弹冲进了水槽，医生，然后胡说一气，好像全都怪你，真该死，我就站在那里看着呢。” 我和死者身上又湿又滑的牛仔裤缠斗着，想把它剥离他的臀部和大腿。 “搭把手好吗？”我说。 我们小心翼翼地沿膝盖和双脚拉下牛仔裤，又脱掉他的黑色内裤、短袜和t恤。我把这些衣物摊在铺着床单的轮床上，仔细检查是否有破洞、裂痕或污渍。我发现长裤后面，尤其是臀部，比前面脏得多，鞋后跟严重磨损。 “牛仔裤、黑色内裤和t恤都是阿玛尼或范思哲的。内裤穿反了。”我继续清点，“鞋子、腰带和袜子是阿玛尼的。看见污点和磨损痕迹了吗？”我指着说，“也许被人从背后架着胳膊拖着走时留下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马里诺说。 十五分钟后，房门打开，拉芬拿着一张通讯簿走了进来。他把通讯簿貼在柜门上，然后轻快地问道：“我错过好戏了吗？” “我们必须用卢玛探照仪检查这些衣物，等它们风干再做残留物检测，”我冷冷地指示道，“至于其他私人物品，风干后装袋。” 拉芬戴上手套。 “10-4。”他亢奋地说。 “看来你已经融入警察这行了，”马里诺挖苦道，“很好，小子。” 第十三章 我完全沉浸在手头的工作中，全神贯注地处理着这具彻底腐烂、几乎不成人形的尸体。 死亡瓦解了这名男子的机体防御，细菌从他的消化道里逃脱，恣意入侵其他部位，使其膨胀、发酵，直到体内每个间隙都充满气体。细胞壁也被细菌瓦解，动脉和静脉里的血液由此变成墨绿色。透过惨白的皮肤，整个循环系统清晰可见，有如地图上的大小河流。被衣服遮盖的身体部位比头部和双手保存得好一些。 “老天，要是晚上裸泳时撞见这家伙会怎样呢？”拉芬看着死去的男子说。 “他也不喜欢这样。”我说。 “知道吗，查克小子？”马里诺说，“哪天你死了，样子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我们知道那个集装箱位于船舱的什么位置吗？”我问马里诺。 “在后面几排。” “航行时的天气状况呢？” “大致适中，平均气温十六度，最高二十一度。厄尔尼诺现象。现在大家都穿着短裤去采购圣诞礼物。” “你是说，这家伙可能死在船上，又被人塞进集装箱里？”拉芬说。 “不，我没这么说，查克小子。” “我叫查克。” “那得看你在跟谁说话。下面是每日一问：当集装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堆满货舱，告诉我，你怎么把一具尸体偷偷塞进其中一个？”马里诺说，“你连集装箱门都开不了，况且那个集装箱的封条还是完好的。” 我拉近手术灯，拿镊子和放大镜收集纤维和细屑，也不时用到棉棒。 “查克，我们得确认还剩多少福尔马林，”我说，“前几天我发现存量已经不多了。或者你已经补足了？” “还没有。” “别吸太多福尔马林气体，”马里诺说，“你见过被送到弗吉尼亚医学院的那些人脑是什么模样。” 福尔马林就是甲醛的水溶液，这种高活性的化学药剂常用来保存或“定形”手术切片、器官和供解剖实验用的捐赠尸体。它能杀死诸多微生物，对呼吸道、皮肤和眼睛都具有腐蚀性。 “我去看看福尔马林。”拉芬说。 “先别去，”我说，“等这里结束以后再说。” 他拔掉一支记号笔的笔帽。 “打电话给克莉塔，问她安德森是不是已经走了，”我说，“我不希望她在这里逗留太久。” “我来问。”马里诺说。 “必须承认，我对这些小妞追捕凶手还不太习惯，”拉芬对马里诺说，“你刚当警察时，她们顶多只能检查停车计时表吧。” 马里诺走向电话机。 “摘掉手套！”我在他背后大喊。无论我贴了多少“清洁双手”的标志，他都不会记得。 我缓缓移动着放大镜。死者膝盖脏污且有擦伤痕迹，似乎曾经没穿长裤跪在粗糙的泥地上。肘部看起来同样污秽并受损，但这点很难确定，因为他的皮肤已经溃烂不成形。拿棉棒蘸取消毒水时，我听见马里诺挂断电话，然后撕开一双新手套的包装。 “安德森不在这里，”他说，“克莉塔说她大约半小时前走的。” “你对女人练举重有什么看法？”拉芬问马里诺，“你看见安德森胳膊上的肌肉了吧？” 我拿一把六英寸长的尺子作参照物，开始用三十五毫米相机和微距镜头拍摄照片。在他手臂下方我发现更大面积的污损，于是用棉棒加以清理。 “我在想，那艘货轮从安特卫普港起航时可能正好是个月圆之夜。”马里诺对我说。 “一个女人想在男性世界里求生存，大概得像她一样强悍才行。”拉芬继续说。 流水声淅淅沥沥，金属的碰撞铿铿锵锵，头顶的灯光让一切无所遁形。 “今晚是新月，”我说，“比利时在东半球，可月相周期是一样的。” “这么说来那时候的确可能是满月。”马里诺说。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便用沉默表达着我的观点：最好远离那些狼人传说。 “到底怎么回事，马里诺？你在跟安德森斗法吗？”拉芬说着剪断绑着一捆毛巾的麻线。 马里诺狠狠地瞪着他。 “很容易猜得到谁赢了，她当上了警探，你却不得不重新穿上旧制服。”拉芬不无得意地笑道。 “你在对我说话吗？” “你不是听到了吗？”拉芬打开玻璃柜门。 “你知道吗，我可能真的老了。”马里诺扯掉手术帽，扔进垃圾桶，“我的听力大不如前了。但要是我没听错，你刚才好像在奚落我。” “你觉得电视上那些健美女郎怎么样？还有那些摔跤女郎？”拉芬喋喋不休。 “给我闭嘴。”马里诺说。 “作为一个单身汉，马里诺，你愿意跟那样的女人约会吗？” 拉芬向来厌恶马里诺，如今终于找到了借题发挥的机会，至少他这么认为，因为他自私自利的世界是绕着极度脆弱的轴心打转的。以他的阴暗想法，此刻马里诺必定心情低落且备感受挫，正是落井下石的最佳时机。 “问题在于，那些女人会不会跟你约会？”拉芬继续迟钝而愚蠢地待在房间里说个不停，“或者说，有女人愿意跟你约会吗？” 马里诺向他走去，直到两人的面罩几乎碰到了一起。 “给我好好听着，蠢货，”马里诺说着掀开防护面罩，“趁我还没给你一拳，闭上你那张该死的娘娘腔的鸟嘴。还有，把你的小弟弟放回枪套里，免得你拿它伤了自己。” 查克涨红了脸。这时房门打开，尼尔斯·范德拿着墨水、滚筒和十张指纹卡走了进来。 “都给我安静下来，我是认真的，”我命令马里诺和拉芬，“否则都给我出去。” “早。”范德说，虽然早已过了问早安的时间。 “他的皮肤剥落得很厉害。”我对他说。 “这样更好。” 范德是指纹鉴定和影像实验室的主管，没有什么难得住他。对他而言，边驱赶蛆虫边在腐烂的尸体上采集指纹并不新鲜，必要时切下被焚毁的尸体的手指装罐带到楼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刚开始到这里工作我就认识他了，可这么多年他似乎完全不显老态或有任何改变，依然谢顶、高瘦，在走廊里匆匆来去，宽大的实验袍翕动翻飞。 范德戴上一双橡胶手套，轻轻握起死者的双手来回翻看着仔细研究。 “最简便的方式是割下皮肤。”最后他说。 当尸体腐烂到这种程度，手部的表皮往往可以像手套一样剥离，事实上，也正是被称为手套。范德利落而完好地割下死者双手的皮肤，套在自己戴着橡胶手套的手上，然后逐一将手指浸了浸墨水，在指纹卡上按压。最后他脱下那层人皮手套，整齐地摆在手术托盘上，摘掉橡胶手套回到楼上。 “查克，把它们用福尔马林浸泡起来，”我说，“这东西得好好保存。” 查克闷闷不乐地拧开一夸脱容量的塑料罐盖子。 “我们来把他翻个身。”我说。 马里诺协助我将尸体翻身使其脸部朝下。我发现更多污损的部位，大多是在臀部。我依常规一一清理干净。我没有发现任何伤痕，只有背部右上方一处的颜色似乎比周围的皮肤略深。我透过放大镜凝视着，脑中没有一丝杂念，就像每次寻找伤痕、咬痕或其他不明证据时那样。那感觉就像戴着水肺潜入暗无天日的深水，只能隐约辨识出模糊的形状和阴影，摸索着静静等待能有所发现。 “你看见了吗，马里诺？或者只是我的幻觉？”我问道。 他靠在验尸台边又吸了些舒鼻清，然后仔细看了又看。 “也许吧，”他说，“我不确定。” 我拿湿毛巾擦拭尸体，外层皮肤亦即表皮立即剥落下来，露出的真皮层看起来就像是浸染了深色墨水的褐色湿皱纸张。 “纹身，”我十分肯定地说，“墨水渗入了真皮层，可看不出是什么图案，只剰一大片斑点。” “很像有些人身上的紫色胎记。”马里诺说。 我用放大镜凑近细看，并将手术灯调到最亮。拉芬赌气似的一个劲儿地擦拭着不锈钢台面。 “我们来试试紫外线灯。”我说。 多波段紫外线灯看上去就像机场的手动扫描仪，用法非常简单。我们调暗灯光，先用长波紫外线探照，把灯移近引起我兴趣的部位。没有荧光显现，只有淡淡的紫色图案浮现出来，这意味着可能用了白色墨水。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所有白色物体，例如旁边轮床上的白床单，都会像月光下的雪地那般耀眼，有时则受灯光影响而泛紫。我又切换到短波探照，结果似乎没有任何差异。 “开灯。”我说。 拉芬调亮灯光。 “我还以为纹身的墨水会像霓虹灯那样发亮。”马里诺说。 “你说的是荧光墨水，”我说，“不过高浓度的碘和汞对人体有害，现在已经没人使用了。” 中午过后我才终于开始验尸，切出Y形切口，取下胸骨。如我所料，各个脏器都极为柔软脆弱，几乎一碰就碎，称重和切片时必须极度小心。冠状动脉没有阻塞，也没有任何异状。血管里已经没有血液，胸腔里只残存着些许滑腻的腐液。我采集了一些，发现脑部也已经液化了。 “将脑部样本和胸腔液体放进试管准备做StAt酒精测试。”我对拉芬说，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 尿液和胆汁都已渗入器官的细胞壁，完全干涸，胃里也空无一物。而在检查头部时，我猛然意识到了答案。他的两侧颞骨和中耳乳突气房都有明显的深色硬块。 尽管必须等所有毒物测试结果出来才能确定，但我相当肯定这名男子是溺水而死的。 “怎么了？”马里诺望着我问。 “看见这里的深色硬块了吗？”我指着向他说，“大量出血，也许是溺水时奋力挣扎造成的。” 此时电话响起，拉芬连忙跑过去接听。 “你上次接触国际刑警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马里诺。 “大约五六年前，一名希腊逃犯到了我们这里，在赫尔街的酒吧和人打架斗殴。” “这起案子的调查必定也需要国际合作。如果此人是在法国、英国、比利时或其他某个国家失踪的国际逃犯，除非国际刑警的电脑数据库中有他的资料，否则我们无从得到线索。” “你和他们谈过了吗？”他问我。 “没有。这是你们的工作。” “你知道，所有警察都希望能接手与国际刑警有关的案件，可是如果要问他们究竟对此了解多少，没人说得出来。”马里诺说，“想听真话吗？我对国际刑警没什么兴趣。他们和中央情报局一样令我害怕。我宁愿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 “太荒谬了。你了解国际刑警，对吧，马里诺？” “知道啊。‘秘密松鼠’行动之类的。” “其实就是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主要是为了组织成员国的警力共同合作、相互联系，类似同一栋公寓里的住户相互往来。” “他们肯定不会欢迎布雷这种警察。” 拉芬在打电话。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他遮遮掩掩，态度十分鬼祟。 “远程通讯，高度机密的全球性执法网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久，他不只在违抗我的命令，甚至在赤裸裸地挑衅了。”我看着拉芬挂断电话喃喃道。 马里诺瞪着他。 “国际刑警组织时常针对通缉犯或失踪者发布标有不同颜色警徽的通告，”我边说边看着拉芬将毛巾塞进工作服的后口袋，又从柜子里拿出药片计算器。 他背对我坐在不锈钢水槽前的凳子上，打开一个标有案件编号的褐色纸袋，拿出三瓶阿德维尔止痛片和两瓶处方药。 “对于身份不明的尸体用的是黑色通告，”我说，“通常是国际通缉犯。查克，你为什么现在做那个？” “我说过，我的进度落后了。从没见过这么多药剂跟着尸体一起进来，斯卡佩塔医生。我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数到六十或七十几的时候电话响了，害我忘了数到哪里，又得重新开始。” “是啊，查克小子，”马里诺说，“看得出，你真的很健忘。” 拉芬吹起了口哨，用镊子夹着药片摆满蓝色的小塑料托盘。 “什么事那么快活？”马里诺暴躁地问。 “我们还得采集指纹、做齿列图表等等，”我取下预备用来做DNA检验的大腿深层肌肉切片，然后对马里诺说，“我们必须把能够获得的所有证物交给他们。” “他们？”马里诺问。 我不禁恼火起来。“国际刑警。”我简单答道。 电话又一次响起。 “喂，马里诺，你能替我接听吗？我腾不开手。”拉芬说。 “该死。”马里诺愤愤地骂道。 “你听见我说的了吗？”我抬头看向马里诺。 “听着呢，”他说，“本州的国际刑警联系人在州警察局犯罪调查组，以前是由一个上士担任，我还问过他要不要哪天到警察兄弟之家去喝杯啤酒，或者和弟兄们到切蒂餐厅去吃顿饭，你知道的，只是表示友善，可他理都不理我，我敢说一定还偷偷录音了。” 我切下一段脊椎骨，准备用硫酸清洗后做微生物残留测试，看能否发现在水域中普遍存在的硅藻。 “但愿我还记得他的名字，”马里诺说，“总之他负责搜集资料，向华盛顿特区的上级报告，再由华盛顿特区通报给国际刑警里昂总部。我知道他们那栋阴森的办公大楼位于一条隐秘的街道上，就像蝙蝠侠的洞穴一样，围着电篱笆、铁丝刺网和铁栅栏，警卫都配备机枪，戒备森严。” “詹姆斯·邦德看多了吧。”我说。 “肖恩康纳利退出后我就不再看了。近年来的电影没一部好看的，电视上也没什么好节目，简直没得消遣。” “也许你可以考虑偶尔看看书。” “斯卡佩塔医生，”查克挂断电话说，“是库珀医生打来的。通报StAt酒精测试结果，胸腔液体里为百分之八，大脑切片是零。” 百分之八不算高，而大脑中的酒精浓度为零，这意味着或许此人生前喝了酒，或许我们检测到的是细菌在他死后释放出的酒精。更糟糕的是，没有其他体液可供比对，没有尿液、血液或眼球玻璃体的液体。如果百分之八这个数字准确无误，则至少显示这名男子曾经受了某些外伤并因而更加脆弱。 “你怎么判定他的死因？”马里诺问。 “严重晕船。”拉芬拿毛巾挥赶着苍蝇。 “你知道吗，你真的惹恼我了。”马里诺警告道。 “死因未明，”我说，“类型是凶杀。这绝不是某个可怜的码头工人不小心被锁进集装箱里。查克，我需要手术托盘，把它放在这里的工作台上。还有，工作结束后，你得和我谈谈。” 他的目光像一尾滑溜溜的小鱼般迅速游移。我扯下手套，打电话给罗丝。 “替我到档案室里找一块旧的软木砧板好吗？”我对她说。 《职业安全与卫生条例》规定，所有砧板都必须有特氟龙涂层，因为软木的孔隙很容易滋生细菌。对于照料病人或烘烤烹饪之类的工作，这项规定的确很有必要。我遵守了法规，但这并不表示我把旧的砧板全都丢弃了。 “我还需要一些别针，”我说，“我办公桌抽屉里应该有一盒塑料的。除非连这个也被偷了。” “没问题。”罗丝说。 “我记得砧板放在档案室最里面那排架子的底层，就在那几箱法医手册旁边。” “还要别的吗？” “露西没来电话吧？” “没有。要是她打来，我会马上转给你。” 我略一思索。现在刚过一点钟，她应该下了飞机，可以打电话了。 失望和忧虑再度袭上心头。 “送花到她办公室，”我说，“附带一张卡片，写上‘谢谢你来探望，爱你的姨妈’。” —阵沉默。 “你还在吗？”我问道。 “你确定要这么写吗？”她说。 我犹豫起来。 “就写我爱她，还有我很抱歉。”我说。 <hr /> 注释： 第十四章 通常我会用记号笔在死者皮肤上标出预定切割的部位，但这具尸体的皮肤状况实在太糟，任何记号笔都留不下痕迹。 我只能尽力而为，用一把六英寸塑料尺测定颈部右下方到肩膀再到肩胛骨底部的尺寸，然后折回测量另一侧。 “八点五，七，二，四。”我念着，由拉芬记录。 皮肤是有弹性的，一经切割便会收缩，因此我必须将它扯回原始的尺寸再用针固定在砧板上，以免纹身等图案变形。 马里诺已经离开了，同事们都在办公室或验尸间里忙碌。闭路电视里偶尔显示一辆车，把尸体运进运出大楼。有着不锈钢门的分解室里只剩我和拉芬，正是找他谈话的好时机。 “如果你想调到警察局工作，”我说，“完全可以。” 他将血液试管放上架子，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 “但如果你打算留在这里，查克，就必须准时上班、负责并且自重。”我从手术台上拿起解剖刀和镊子，然后看着他。他似乎对此早有准备。 “也许我确实不算完美，但至少相当负责。”他说。 “恐怕最近不是这样。我还需要些钳子。” “最近事情太多了，”他说着从一个托盘里取了些钳子放在我可以够到的地方，“我是说我的私人生活。我妻子，还有我们刚买的房子。你绝对想不到会有这么多麻烦。” “很遗憾你遇到那么多困难，可我必须负责整个办公室的运转。老实说，我没时间处理这些借口。倘若你无法担负职责，会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我不希望走进停尸间时却发现你还没做好准备工作，也不希望再花时间到处找你。” “我们早就麻烦一大堆了。”他说，仿佛这是他期待已久的一击。 我开始进行切割。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他补充道。 “你何不告诉我是些什么麻烦呢，查克？”我说着翻开死者的皮下组织。拉芬看着我清洁切口边缘，好让皮肤保持干爽。我停下手中的工作，望着台子那端的他。 “继续说。”我说。 “我觉得不该由我告诉你这些。”拉芬说，他的眼神令我有些不安，“是这样的，斯卡佩塔医生。我知道我现在不像以前那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也知道我曾经旷工去参加求职面试的确有些不太尽责，和马里诺相处得又很糟糕，这些我都承认。但我想告诉你一些其他人绝不会吐露的事，只要你答应别为此惩罚我。” “我不会惩罚一个说实话的人。”我说，为他竟以这种小人之心揣度自己感到气愤。 他耸了耸肩，流露出一丝得意，因为他知道令我烦乱的招数奏效了。 “通常我不会惩罚人，”我说，“我认为每个人都会做自认为正确的事，如若不然，他们会以良心不安作为自我惩罚。要是你无法胜任这项工作，那是你自身的问题。” “也许我不该这么说，”他边说边后退，靠在工作台边，交抱着双臂，“我的表达能力不如你，这点可以肯定。我只是不希望因为说了实话而惹你生气，好吗？” 我没搭腔。 “大家对去年发生的事都很难过，”他开始陈述看法，“没人知道你是怎么挺过来的。真的，我是说，要是这种事发生在我太太身上，我简直难以想象自己会怎么样，尤其像韦斯利特别探员遭遇的那种悲剧。”拉芬向来称呼本顿为“特别探员”，我一直认为这相当可笑。如果有人不贪慕虚荣，或者会为这个头衔感到尴尬，那一定会是本顿了。可想到马里诺对拉芬一心想要加入执法机构的嘲讽，我忽然领悟过来。原来这位纤瘦的解剖技师对调查局资深探员——特别是犯罪心理分析专家本顿——始终怀着崇拜之心，接着我又意识到，拉芬早年间的认真态度很可能是受本顿的影响，这影响比我给他的更大。 “大家也都受到了影响。”拉芬继续说，“以前他常来这里，你知道，叫外卖、比萨，和我们开玩笑、聊天。那样一个大人物却没有一点架子，真的很让我意外。” 拉芬以往的生活片段随之在我脑海中涌现。年幼时父亲便死于车祸，他是由母亲——一个强悍聪慧的女教师独力抚养成人的。成年后，他找了一位相当强悍的妻子。如今又在我手下工作。在对多起犯罪案件的处理中，我发现许多人在一次次重回童年时的犯罪现场，反复寻找着同一个罪魁祸首，而在拉芬的案例中，充当祸源的便是我这样的权威女性。 “这里的每个人对你都有踩着蛋壳走路似的惶恐，”拉芬继续陈情，“所以当你忽略某些事情时没人会告诉你，事实上很多事情在不断发生，而你一直被蒙在鼓里。” “例如？”我小心翼翼划了道弧形切口，一边问道。 “举个例子吧，我们的办公室出现了小偷，”他答道，“我敢说是内贼。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而你一直没采取对策。” “我不久前刚听说。” “正好印证了我的说法。” “太荒谬了！罗丝从不对我隐瞒任何事情。”我说。 “大家在她面前也都有所保留。面对现实吧，斯卡佩塔医生。在办公室里，她就是你的耳目，没人会向她吐露心事。” 我努力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感到自尊深深被他的话刺伤了。我继续翻检器官组织，动作尽量轻巧，以免造成刺穿或割裂。拉芬等着我回答。我转头迎上他的目光。 “我没什么耳目，”我说，“也不需要耳目。我的下属全都知道，他们随时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讨论任何事情。” 他的沉默仿佛得意的控诉。他沉迷于这种充满挑衅又自以为是的态度之中。我紧握双拳，抵在不锈钢工作台上。 “我想我不必辩解，查克，”我说，“但我认为你应该是我的团队中唯一对我抱有成见的人。当然，我可以理解，上司是女性令你相当不自在，因为你生命中的权威人物似乎都是女性。” 他眼里的光芒瞬间消失，表情由于愤怒而僵硬凝固。我继续翻检那些滑溜、易碎的器官组织。 “但我很感谢你如实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冷静地说。 “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他粗鲁地顶撞道，“事实上所有人都觉得你不明状况。” “很高兴你能清楚每个人的想法。”我不动声色地说。 “这不是什么难事。察觉你处理事情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的不光我一个。你自己也清楚，这点你必须承认。” “告诉我，我该承认什么。” 他似乎早已拟好清单。“一些不符合你个性的事，例如让自己为工作疲于奔命，毫无必要地亲自跑去现场，这样一来你累得根本无心去关注办公室的事务。还有，一些悲伤的人给你打电话时，你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花时间和他们谈心了。” “哪些悲伤的人？”我自制力的底线在不断受到挑战，“我经常和我的家人、每个找我的人通话，只要找得到我。” “也许你该去找找费尔丁医生，问问他替你接过多少电话，为你应付过多少受害者的家属，为你挡过多少麻烦。还有你上网的事，这才是最过分的，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困惑极了。“什么上网的事？” “你上网聊天，还进聊天室之类的吧。老实说，我家没有电脑，我也没上过美国在线或其他网站，所以倒没有亲眼见过。” 迷茫和愤慨如千百只椋鸟闯进我的脑海，遮蔽我一贯以来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无数丑恶、黑暗的利爪紧紧擭住了我的理性，几乎让我无法思考。 “我不是故意让你难过，”查克说，“而且希望你明白，我理解这种事多么令人难过。我是说你最近经历的不幸。” 我不想再听人提起我的不幸。 “谢谢你的体谅，查克。”我定睛注视着他，直到他扭过头回避我的目光。 “波瓦坦那具尸体应该运来了，也许我该去查看一下。”他急于离开。 “去吧，别忘了把这具尸体放回冰柜。” 房门在他身后关闭，屋里恢复了寂静。我翻检完最后一块皮肤，将其拉伸，用别针固定在砧板上，又拉扯着进行测量。此间，偏执的凉意和自我怀疑一点点渗入我原本坚不可摧的自信的堡垒。最后，我把软木砧板放进手术托盘，用一块绿布覆盖后储存在冰柜里。 随后我到更衣室淋浴，换上干净的衣服，趁机清理脑中的疑虑和怒气。我休息片刻，从容地啜饮着咖啡。咖啡壶的底部已旧得发黑。我去找办公室总务，给了她二十美元作为一笔新的咖啡基金。 “珍，你见过我的上网聊天记录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但略显不安。接着我去找克莉塔和波丽，问了她们同样的问题。 克莉塔红了脸，垂下视线说：“见过几次。” “波丽呢？”我问。 她停止打字，同样满脸通红。“有时会看。”她答道。 我点了点头。“那不是我，”我对她们说，“有人在冒充我。真希望我早点知道。” 两位同事显得十分困惑。我不敢确定她们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理解你们发现那些所谓的聊天内容时为何没对我提起，”我继续说，“设身处地地想想，我或许也会这样做。但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如果你们知道可能做这件事的人，请告诉我，好吗？” 她们好像松了口气。 “太卑鄙了，”克莉塔激动地说，“无论是谁干的，都该被抓起来投进监狱。” “很抱歉我没把这事及时告诉你，”波丽懊悔地补充道，“我实在想不到谁会做这种事。” “但那些话看起来真的很像你说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克莉塔说。 “像我？”我皱着眉头说。 “你知道，那人经常提供一些有关灾害预防和安全措施的建议，以及如何处理各种伤痛等医学知识。” “你是说很像医生，或者受过专业护理训练的人说的话？”我愈发难以置信。 “无论那人是谁，听起来的确很内行，”克莉塔回答，“但比较口语化，不像在读验尸报告之类的东西。” “现在仔细一想，”波丽说，“我又觉得不太像了。” 我发现她桌上翻开的案件文件夹里有一张电脑绘制的彩色照片，一名遭到枪击的男子，被击中的头部有如血淋淋的蛋杯。就是这位受害者的妻子从监狱里写信给我，对我提出各种荒谬的指控以图敲诈勒索。 “这是什么？”我问。 “显然是《里士满时报快讯》和检察长办公室听说了这个疯女人的消息，埃拉·赫伯特不久前才打电话询问这件事。”她说。 埃拉·赫伯特是本地报纸的社会新闻记者，他打来电话很可能意味着我被起诉了。 “接着哈里特·卡明斯打电话给罗丝，要一份他的档案复印件，”克莉塔解释道，“看来这个女人对她丈夫的死因陈述又有了最新版本，说他把枪塞进嘴里然后用脚趾扣了扳机。” “那个可怜人死去时穿着军靴，”我说，“不可能用脚趾扣动扳机。况且他是后脑近距离中弹的。” “真不知道这些人都怎么了，”波丽叹了口气，“不是说谎就是诬陷，一旦坐牢就开始兴风作浪到处起诉。真是太恶心了。” “同感。”克莉塔说。 “你们知道费尔丁医生在哪里吗？”我又问。 “刚才还看见他在附近。”波丽说。 我在图书室找到了费尔丁。他正在翻一本《运动营养学》，看到我时疲惫地笑了笑，显然心情欠佳。 “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他用食指弹着书页，“我经常提醒自己，要是日常饮食里的碳水化合物达不到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之七十，就会糖原不足。最近我体力衰退得十分厉害——” “杰克，”我打断他，“我要你对我说真话，就像你一直以来的那样。”我关上门，把拉芬说的一席话告诉了他，我这位副手脸上浮现出一丝预感不幸成真的痛苦。他拉出一把椅子坐在桌旁，合上书。我在他身边坐下，和他四目相对。 “风传瓦格纳部长想把你换掉，”他说，“我认为这是胡扯，很遗憾连你都听到了风声。查克这个白痴。” 辛克莱·瓦格纳是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只有他和州长有权任免首席法医。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到这些传闻的？”我问他。 “最近吧。几周以前。” “撤换我的理由是什么？” “也许是你们合不来？” “太荒谬了！” “或者因为他对你或某些事不满，结果连州长也受了影响。” “杰克，拜托说得具体些。” 他犹豫起来，不安地扭了扭身体，显得十分愧疚，仿佛我的困境是他造成的。 “好吧，我就直说了，斯卡佩塔医生。”他说，“问题就在于，你在网上聊天室的发言让他非常尴尬。” 我倾身靠近他，一手按着他的手臂。 “那不是我，”我坚定地说，“有人在冒充我。” 费尔丁困惑地望着我。“你在开玩笑。” “不，我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老天，”他憎恶地说，“有时我真觉得网络实在是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杰克，你为什么不来问我？既然你认为我的行为不妥……老天，难道我真的和同事们那么疏远，再也没人愿意对我说真话了？” “没这回事，”他说，“恰恰相反，我认为大家这么做不是因为漠视你或疏远你，而是因为对你太过关心而保护过度了。” “为什么要保护我？”我想知道原因。 “每个人都需要偶尔能发泄一下悲痛，甚至离开岗位休息一段时间，”他轻声答道，“没人要求你全心投入。至少我做不到。老天，我连离婚都差点没熬过去。” “我不会离开岗位，杰克，而且我的确是全心投入。我个人的哀伤和工作无关。” 他凝视我的眼睛很久，对我说的不甚信服。 “希望能这么容易。”他说。 “我没说那很容易。事实上每天早上起床都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但我不能让自己的私事影响工作，而且我做到了。” “老实说，直到现在我都不知该如何应对，感觉糟透了，”费尔丁坦言，“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的死亡。我知道你有多爱他，也多次想约你出来吃饭，或者问你是否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你知道，我自己也有麻烦，于是我想，除了尽可能减轻你的工作重担，我也没什么能为你做的了。” “你一直在为我挡电话吗？在受害者家属有事找我的时候？”我脱口而出。 “这没什么，”他说，“至少这件事我完全可以效劳。” “老天，”我垂着头，用手指乱抓着头发，“简直难以置信。” “我只是——” “杰克，”我打断他，“除了出庭作证，我几乎每天都待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会把我的电话转给你呢？这件事从没听说过。” 费尔丁又是一脸的困惑。 “难道你不知道，拒绝和那些悲伤惊惶的人通电话是多么卑鄙？”我说，“对我来说，拒绝聆听他们的疑问跟对他们漠不关心，都一样不可原谅！” “我只是想——” “太疯狂了！”我的肚子仿佛挨了一记重拳，“如果我是这种人，根本不配做这份工作。万一我变成这样，就应该马上辞职！我怎么可能对他人的不幸冷眼旁观？怎么可能不去同情、体会，尽我所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分担他们的痛苦并尽力将那些作案的浑蛋送上电椅？”我声音嘶哑，几欲落泪，“或者注射毒剂。该死，应该像以前那样在广场里把那些浑蛋吊死！” 费尔丁望着紧闭的房门，好像担心有人听见。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试图冷静下来。 “这样的事发生过多少次？”我问他，“你替我挡过多少电话？” “最近很多。”他含混地答道。 “很多是多少？” “你这几个月经手的案子几乎每两件就有一件。” “不可能。”我下意识地反驳道。 他沉默不语。我仔细回想，疑惑渐渐浮现出来。最近，受害者家属的确不像从前那样频繁打电话找我了，但我并未留意，因为这种事没有模式可循。有些家属要求知道所有细节，有些打来电话只是为了宣泄不满，也有的干脆否定一切，什么都不想知道。 “这么说，抱怨我的一定不少，”我说，“那些悲伤愤怒的家属必定认为我是个傲慢冷血的人。这也不能怪他们。” “的确有一些怨言。” 他的表情说明，所谓的怨言不止“一些”。无疑还有人为此向州长检举。 “是谁把那些电话转给你的？”我尽量平静地问，因为我最怕自己会在失控时大吼大叫，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迁怒于人。 “斯卡佩塔医生，如果目前你不想与那些受创的人谈话，也不足为怪，”费尔丁试图解释，“有些痛苦的事可能会让你想起……这我可以理解。他们中的多数只是想找人谈谈，比如医生——如果我不在，吉尔或班尼特也可以接听。”他是指我手下的两名实习医生，“我想比较严重的问题是，万一我们都不在时，电话可能会转给丹或者艾米。” 丹·钟和艾米·福布斯是到这里来学习的医学院学生，无论如何都不该由他们接听受害者家属的电话。 “哦，天哪！”想到这里，我不禁沮丧地闭上了眼睛。 “大多数是在下班时间。该死的电话自动转接。”他说。 “到底是谁把那些电话转给你的？”我又追问，态度更加坚定。 费尔丁叹了口气，显得忧虑而凝重。 “告诉我。”我坚持道。 “罗丝。”他说。 第十五章 六点差几分时，我走进罗丝的办公室，看见她正在系大衣纽扣，围上一条丝质长围巾。像往常一样，她一直加班到现在，有时甚至是在我的强制下才下班回家。过去我常常为此感动，此刻却颇感不安。 “我陪你到停车场。”我对她说。 “哦，你不必这么做。”她说，表情随之凝重起来，一边用手指拨弄着羔羊皮手套。她知道我有事要谈，而内容未必是她乐于听到的，甚至完全清楚我会说些什么。我们穿过长廊走向大厅，几乎没有交谈，脚步在地毯上寂静无声，一股诡异的气氛弥漫开来。 我心情沉重，或许是愤怒，或许是挫败，百般纷乱的猜测涌上心头。罗丝究竟对我隐瞒了多少？这情形持续多久了？她毫无保留的忠诚是否出自我未曾察觉的占有欲？她是否认为我专属她所有？ “露西大概没有打来电话吧？”来到空荡荡的大理石前厅时，我说。 “没有，”罗丝回答，“我试着联系了好几次她的办公室。” “她收到花了吗？” “收到了。” 值夜班的警卫朝我们挥手。 “外面冷得很！你的外套呢？”他对我说。 “没关系。”我微笑着答道，然后回头继续询问关于露西的事，“她会亲眼看到吧？” 罗丝显得有些困惑。 “花，”我说，“能确定她会亲眼看到吗？” “哦，当然，”她答道，“她的同事说她一进办公室就看到了，大家都在揶揄她，问她到底是谁送的。” “你大概不知道她是否把花带回家了吧？” 罗丝望了我一眼。我们出了办公楼，走向黑暗空旷的停车场。她看起来苍老而哀伤，眼里泛着泪光，不知是因为受了我的话还是寒风的刺激。 “这我就不知道了。”她回答。 “一盘散沙。”我喃喃道。 她竖起衣领遮住耳朵，紧缩着下巴。 “嘉莉·格雷滕杀害本顿时，”我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她把我们每个人都牵扯进去各个击破。不是吗，罗丝？” “那件事造成的影响太可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你，但我尽力了。”她回头瞥我一眼。我们并肩而行，在风中瑟缩着身体。“尽我所能地帮你，现在也是一样。”她继续说。 “所有人都在彼此疏离，”我喃喃道，“露西在生我的气，一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对我不理不睬；马里诺不再是警探了；你又没征询我的意见就把我的电话转给杰克，罗丝，而我直到现在才发现。那些饱受磨难的家属联系不上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走近她那辆蓝色本田雅阁。她伸手到大口袋里翻找着，钥匙一阵铿锵作响。 “这就怪了，”她说，“我还担心你会问我日程的事。你在学院的课排得满满的，我在排下个月的日程时才发现这点。我本该早点发现并加以避免的。” “这不是我目前关心的，”我尽量温和地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是在说课程，“为什么要挡我的电话？这对我本人和工作都造成了伤害。” 罗丝打开车门，发动引擎，开了空调取暖。 “我这么做完全是依照你的指示，斯卡佩塔医生。”她终于答道，嘴里呵出白气。 “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指示你这么做，”我难以置信地说，“你很清楚这一点。你知道我多么在乎那些找我的受害者家属。” 对此她当然十分清楚。过去五年中，我开除了两名法医病理医生，原因就是他们对那些哀痛的家属漠不关心且经常不予理会。 “又不是我自作主张。”罗丝说，态度很贴近她的本性。 “我什么时候对你这么说过？” “你没说，但是发了电子邮件，在八月底。” “我从来没给你发过这种电子邮件，”我对她说，“你存档了吗？” “没有，”她懊恼地说，“我通常不会保存电子邮件，没理由这么做，事实上我对使用电子邮箱深恶痛绝。” “那封电子邮件是怎么说的？” “我要你替我尽量挡掉受害者家属打来的电话，目前这实在让我难以承受。我相信你理解我的心情。诸如此类的话。” “你不觉得奇怪吗？”我诧异地说。 “当然觉得，”她回答，“我马上回复了，问你到底怎么回事，并且表达关切，而你回信说，照做就是了，别再多问。” “可我从没收到你这封邮件。”我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边说边系上安全带，“会不会是你忘了？有时我也忘记邮件内容，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不，不可能。” “那么就是一直有人在冒充你。” “一直？包括最近？” “不多，”她答道，“偶尔会有一两封，感谢我的支持之类的，很贴心。还有……”她苦苦回想着。在停车场的灯光下，她蓝色的汽车仿佛变成了深绿色。浓重的阴影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她用手套轻敲着方向盘。我凝视着她，动也不动。 “想起来了，”她忽然说，“瓦格纳部长约你见面，你要我告诉他你没空。” “什么？”我惊叫。 “上周一或周二的事。”她补充说。 “也是用电子邮件？” “有时这可能是唯一找得到你的方式吧。他的助理把电子邮件发给我，我又转发给你，当时你好像在法院。不久你就给了回复，就在当天晚上，我想大概是从家里发的邮件吧。” “太荒谬了！”我迅速在脑中搜寻着各种可能，但毫无头绪。 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有我的邮箱地址，但除了我不可能有人知道密码，当然也只有我能够登录。罗丝也在思索同样的问题。 “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她说，然后惊叫道，“我想到了！办公室所有电脑的美国在线网都是露丝帮忙设定的。” 露丝·威尔逊是我的电脑分析师。 “的确。她必须知道我的密码才能完成设定，”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可是罗丝，她不可能这么做啊。” “是的，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罗丝赞同道，“但她一定把密码写在某个地方了。她不可能记得所有人的密码。”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上车吧，免得冻僵了。”她说。 “你回家休息吧，”我说，“我也该下班了。” “你不会下班回家的，”她回了句，“你会回到办公室绞尽脑汁地想个不停。” 她说得没错。她开车离去后我又返回办公楼，一边懊悔自己为何会蠢得不穿外套就跑出去。我冻得全身麻木，夜班警卫见状摇头。 “斯卡佩塔医生，你应该穿暖和点！” “你说得没错。”我说。 我用门卡刷过门禁，第一道玻璃门咔啦开启，我又打开另一道门走向办公室。楼里一片死寂。我转入露丝的办公室，停了片刻，望着那一台台微机、打印机，以及一台显示器上显示办公室之间联机是否正常的线路图。 她办公桌后方的地板上放着一大卷电缆线，一叠叠我完全看不懂的软件程序图表凌乱地四处堆着。我浏览着拥挤的书架，然后走向档案柜试图打开抽屉，但都上了锁。 干得好，露丝，我暗自赞叹道。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我拨了她家的电话。 “喂？”接听的正是她，似乎正忙作一团。电话里传来婴儿的哭叫，她的丈夫似乎在说炒锅什么的。 “很抱歉打扰你。”我说。 “斯卡佩塔医生！”她非常惊讶，“你没有打扰我。法兰克，带她去别的房间好吗？”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把我们登录美国在线网站的密码放在什么地方了？” “发生什么事了？”她轻声问道。 “似乎有人知道我的密码，并冒充我登录美国在线。”我坦白地说，“我想知道为何会有人知道我的密码。你有什么看法吗？” “哦，糟糕，”她忐忑地说，“你确定吗？” “是的。” “你没有把密码告诉任何人吧？” 我想了想。连露西都不知道我的密码，当然她也没兴趣知道。 “除了你，我想不到还有谁会知道。” “你知道我不可能告诉别人！” “我相信你。”我说。我非常确定，露丝绝不会玩忽职守。 “我把所有人的邮箱地址和密码都加密存盘了，没有人能够开启。”她说。 “磁盘备份呢？” “存在档案柜里，锁着。” “从没打开过？” 她犹豫片刻，然后说：“没那么绝对。当然下班后一定是上锁的，白天大部分时间也都锁着，除非我要找什么档案。可除了去泡咖啡或者去休息室吃午餐，其余时间我一直待在办公室里。” “文件名称是什么？”我问，一时间各种臆测如乌云般层层堆积。 “电子邮件。”她知道我听了会有什么感受，“斯卡佩塔医生，我有数千个文件，密码、升级软件、补丁、程序缺陷和各种不断涌入的新文件。如果不用简单明了的文件名，我很可能什么都找不到。” “理解，”我说，“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明天一早我就更改你的密码。” “好主意。还有，露丝，别把它存在任何人可能找到的地方。别放在那个文件里了，好吗？” “希望我没惹出什么麻烦。”她不安地说。婴儿在继续尖叫。 “别担心，惹出麻烦的另有他人，”我对她说，“也许你能帮我找出此人是谁。” 我立刻想到了拉芬，甚至不需太多直觉。他很聪明，而且明显不喜欢我。露丝专注于工作时通常会关上办公室的门，但拉芬若想趁她去休息室时潜入，我相信也并非难事。 “我们这次谈话得绝对保密，”我对露丝说，“不能向任何人提起，包括自己的亲人朋友。” “我保证，绝对不会。” “查克的密码是什么？” “R-0-0-S-t-R。我有印象，因为他要求使用这个密码时我觉得很怪，好像他是母鸡窝里的公鸡似的，”她说，“至于他的邮箱，也许你已经知道了，C-h-U-K-O-C-M-E，似乎是‘首席法医办公室查克’的缩写。” “如果我登录后又有人用我的账号登录呢？” “那个人会被踢出去，系统会提示他已经有人登录，屏幕上会出现错误信息和警示窗口。反过来也一样。如果那个浑蛋比你先登录，那么尽管你登录时会接到错误信息和警示窗口，他那边则没有任何提示。” “这么说，即使我已经登录，别人还是可以用我的账号登录，而我根本不会察觉。” “正是。” “查克家里有电脑吗？” “有一次他问我去哪里买电脑比较便宜，我建议他试试寄售店，并给了他一家店的名字。” “店名是什么？” “茂碟商店，是我一个朋友开的。” “你能设法打电话问问这位朋友吗？看查克是否在他店里购物了。” “我可以试试。” “我还会在办公室里待一会儿。”我说。 我打开电脑，看着菜单里的美国在线网图标。登录十分顺利，这表示没有人先于我登录。我很想用拉芬的账号登录，看看他通信的对象有谁，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可入侵他人电子邮箱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 我呼叫马里诺。取得联系后，我向他解释了情况，想听听他的意见。 “管他呢，”他毫不犹豫地说，“反正我会这么做。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一点都不信任那个浑蛋。而且你知道吗，医生，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进入你的邮箱删除邮件，甚至给罗丝或者其他人发信？” “你说得对，”他的话让我又是一阵懊恼，“一有发现我就立刻告诉你。” 几分钟后露丝打来了电话，语气很兴奋。 “上个月他买了一台电脑和打印机，”她说，“一共花了大约六百美元。电脑附有调制解调器。” “办公室里有美国在线的软件。” “一大堆。他自己不必买就可以轻易得到。” “情况可能相当麻烦，你绝不能向任何人提起。”我再次提醒她。 “我向来不喜欢查克。” “这点也不能对任何人说。”我说。 我挂掉电话，穿上外套，心中萌生对罗丝的愧疚。毫无疑问，她一定难过极了，就算她一路哭着回家我也不会奇怪。她一向处事冷静，喜怒不形于色。但我清楚，若是她认为自己伤害了我，一定会百般自责。我走出大楼去开车，决定先好好安慰罗丝一番，况且我也需要她的帮助。至于查克的邮箱，可以稍后再作打算。 前段时间，罗丝厌烦了对郊区大房子的维护，搬到了格洛福大道西区，距我偶尔会在周日吃早午餐的“今日餐厅”只有几个街区。罗丝住在一栋暗红色的三层砖造旧建筑里，周围环绕着高大的橡树。相较而言，这一带称得上治安良好，但我还是习惯在下车前仔细观察周围。把车停在罗丝的雅阁旁边后，我注意到不远处有一辆深色的福特金牛座。 车里坐着一个人，引擎熄火，没开车灯。我知道最近里士满多数无标志的警车都是这款车型，不禁暗忖警方为何会在大冷天里守在这个地方。难道只是在等人下楼一起前往别处？但若是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关掉引擎和车灯。 我忽然察觉到自己受到了监视，于是从皮包里取出史密斯-韦森七发左轮手枪，藏进外套口袋。我一边沿人行道走着，一边将那辆车前保险杠上的牌照号码暗暗记在脑中，脊背似能感到一双目光的寒意。 罗丝住在三楼，到达她的公寓必得爬过一段阴暗的楼梯，每层楼都只有头顶一小盖灯泡发出惨白的光亮。我十分紧张，不时停步张望是否有人跟踪。没人。罗丝门上挂着崭新的圣诞花环，散发出的香气让我生出许多感触。亨德尔的音乐从屋里流淌出来。我从皮包里摸出笔和便笺，迅速记下楼下那辆车的车牌号码，然后按了门铃。 “老天！”罗丝叫道，“你怎么来了？快进来。真是稀客。” “你开门前不先看看门镜吗？”我质问她，“至少也该问问是谁。” 她大笑起来。她经常取笑我对安全的过度忧虑，或许大多数人也有同感，只因他们过的不是像我这样的生活。 “你是特地跑来测试我的吗？”她又揶揄道。 “也许我确实该这么做。” 罗丝的家具温馨而整洁，但品位并不保守。地板是如今已非常稀有的美丽的硬木材质，上面铺着色彩斑斓的小块东方地毯。煤气炉暖烘烘的，窗口的灯泡蜡烛莹莹照亮屋外的绿地——若在和煦的晴日，人们经常聚在那里烤肉。 罗丝坐在摇椅里，我坐了沙发。至今我只到过她家两次。没有了她心爱的动物，这屋里显得空寂哀伤。她将最后两只收养的灵缇给了女儿，猫则不幸死去了，如今只有寥寥几尾孔雀鱼、金鱼和帆鳍鲈在鱼缸里游弋着——这栋公寓不允许养宠物。 “你一定很想念那些狗，”我说，没有提她的猫，因为我一向和猫相处不来，“总有一天我也要收养一只灵缇。可问题是那些灵堤我哪一只都舍不得。” 我记得她那些灵缇。可怜的动物不肯让人抚摸耳朵，因为它们曾被训练师狠心拉扯过，这只是赛狗场上各种残酷的对待之一。罗丝泪光盈盈，转过头去，揉着膝盖。 “在这种大冷天，我的关节可受苦了，”她清了清嗓子，“它们老了，让罗拉照顾也好。我无法再忍受哪天又有一只死掉。真希望你也收养一只，要是每个好心人都能收养一只该多好。” 每年都有好几百只灵缇因无法再跑出好成绩而被杀死。我在沙发里不安地动了动。生命中总是有太多的不公和无奈。 “来杯热参茶吗？西蒙送我的。”她是指她很喜欢的一位美发师，“还是来点刺激的？我在回来的路上顺便买了些酥饼。” “我不能待太久，”我说，“只是想过来确认一下你没事。” “怎么了？当然没事。”她答道，仿佛这世上没什么能令她烦忧。 我迟疑片刻。罗丝望着我，等我解释前来探望她的真正原因。 “我和露丝谈过了，”我说，“我们掌握了一些线索，目前怀疑是……” “这些线索必定指向查克了，”她点头说道，“我一直觉得他是个人渣。他也像躲瘟疫似的躲着我，因为他知道早就被我看透了。要是像他这样的人也能吸引我，那我宁可下地狱。” “没人能够吸引你。”我说。亨德尔的《弥赛亚》响起，沉重的忧伤漫过我的心。 她打量着我，深知去年的圣诞对我来说多么难熬。当时我回到了迈阿密，想要尽量逃避这个节日。可那些节日音乐和灯光又岂是逃得开的，哪伯逃到古巴也一样。 “今年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也许会去西部吧，”我答道，“要是下雪可能会好过得多，不过我真的很讨厌灰蒙蒙的天空。不是下雨就是暴风雪，里士满的天气就是这个样。你知道，我刚搬到这里时，每年冬天都会下一两场大雪。” 我想象白雪覆盖树枝、扑打着我的挡风玻璃，世界一片雪白。在整个州的办公室全都关闭时我依然开车上班，对我来说，皑皑白雪和明媚阳光同样具有抗忧郁的功效。 “真感谢你来探望我，”我的秘书说着从深蓝色的摇椅中起身，“但你经常对我过分关切了。” 她走进厨房，我听见一阵在冰箱里翻找的细碎声响。回到客厅时她拿着一个冰冻过的保鲜盒。 “我做的蔬菜汤，”她说，“今晚喝正适合。” “正是我需要的，”我发自内心地感激道，“我回家就把它加热。” “你打算拿查克怎么办？”她严肃地问。 我犹豫片刻，不知该如何提出自己的要求。 “罗丝，他说你是我安插在办公室里的眼线。” “我的确是啊。” “现在我的确需要你扮演这种角色，”我继续说，“我希望你尽一切可能查出他的真正目的。” “这小杂种只想怠工、搞破坏。”罗丝说。我还从未听她说过粗话。 “我们得找到证据，”我说，“你也知道州政府的做法，开除一个人简直比登天还难。但他不会得逞的。” 她思索片刻才说：“首先我们绝不能低估他。也许他没有自以为的那么聪明，但还算机灵，况且可以暗中捣鬼的机会太多了。尤其是，他比任何人，包括我在内，更熟悉你的行为模式，因为在停尸间里协助你的不是我——这一点我倒十分庆幸。那里是你的舞台，也是可以将你彻底毁灭的地方。” 尽管我不愿承认，但她说得没错。他可以偷换标签、挂牌或者蓄意污染器官样本。他可以向记者提供各种不实的信息，而永远不必担心身份被揭穿。我很难想象他究竟神通广大到何种程度。 “对了，”我说着起身，“我肯定他有一台家用电脑，显然他撒了谎。” 罗丝陪我走到门口，我忽然想起停在楼下的那辆车。 “你知道这楼里有谁开深色的金牛座汽车吗？”我问。 她皱着眉头，困惑地说：“这种车随处可见。但我想不出这附近有谁开这一款车。” “有可能是某个住在这栋楼里的警察偶尔把警车开回家吗？” “我也不知道。别总为那些琐碎的事紧张兮兮了，你越是担忧它们就越是无孔不入。你知道，我坚决认为人不能被俗务绊住，有句关于自我实现的老话就是这么说的。” “也许的确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当时我看见有个人坐在车里，没开车灯也没开引擎，就觉得有些奇怪，”我说，“所以记下了车牌。” “好极了，”罗丝拍拍我的背，“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呢？” 第十六章 <er top">一 我离开罗丝的住处，步履沉重地走下楼梯。走出公寓进入寒夜时，我意识到自己还带着枪。那辆车已经不见了。我走近自己的车，一边四下张望，寻找它的踪影。 停车场灯光昏暗。光秃秃的树枝发出的声响仿佛不祥的预兆，阴影中似乎隐藏着可怖的怪物。我迅速锁上车门，环视四周，开车离去时拨叫了马里诺的传呼。他立刻回了电话，因为他正百无聊赖地穿着制服在街上巡逻。 “能帮我查一个车牌吗？”我劈头就说。 “交给我吧。” 我把车牌号码告诉他。“我刚离开罗丝的公寓，”我说，“我看见这辆车停在那里，觉得相当怪异。” 马里诺向来对我的种种奇怪感受都认真看待。我需要事事都合乎逻辑。作为曾经的律师、如今的法医，我宁可保持客观、讲求实证的律师的头脑，而不愿流于反应过激或情绪化。 “不仅如此。”我说。 “需要我过去吗？” “好。” 到家时，我看见他已在车道上等着。他下车时有些笨拙，箍在身上的执勤腰带和从未佩戴过的肩带似乎都让他浑身不自在。 “该死！”他扯开腰带，“真不知道我还能忍耐多久，”他说着把车门踢上，“烂车。” “这辆车没那么烂吧，否则你怎么会比我先到呢？”我问。 “我离这里更近啊。我的背疼得要命。” 他随我走上台阶，一路抱怨个不停。我打开前门，顿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防盗警示灯是绿色的。 “不太妙。”马里诺说。 “早上我明明设定好的。”我说。 “也许是清洁工来过？”他说着四下张望。 “她每次都会重新设定的，”我说，“她替我工作两年了，从没忘记过。” “你待在这里。”他说。 “不。”我应道。除了独自在这里枯等，我愿意做任何事。况且两个携带枪械、高度警惕又紧张不安的人待在一起要比独自行动更加安全。 我重新设定了防盗器，然后跟他逐一检查所有房间，看着他打开所有衣橱，探视浴帘、窗帘和房门后面。我们查遍了两层楼，没有发现丝毫异状。可回到楼下时，我发现走廊只被吸尘器清理过一半，而在一旁的客卫里，清洁工玛丽似乎忘了把脏毛巾换成干净的了。 “她不是这么粗心的人，”我说，“她和她丈夫得靠微薄的薪水养育小孩，她工作比任何人都更卖力。” “希望不会有人呼我，”马里诺说，“你能弄点咖啡吗？” 我煮了一壶露西从迈阿密寄来的皮隆浓缩咖啡，看着红黄色的包装袋，不禁又伤感起来。我们端着咖啡走进书房，我用拉芬的邮箱账号和密码登录美国在线。没被踢出来，我松了口气。 “他没上线。”我说。 马里诺拉了把椅子在我身边坐下。拉芬邮箱里共有八封新邮件，发信人我都不认识。 “如果你打开这些邮件会怎样？”马里诺问。 “只要不把它们删掉，就会一直留在邮箱里。”我说。 “我是说，他知道有人打开过吗？” “他不会知道，但寄信人可能知道。寄信人可以查看自己发出的信件的状态，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打开的。” “哦，”马里诺提高嗓门说，“那又怎么样？有多少人会无聊得去查看自己寄出的信是什么时候被打开的？” 我没有作答，直接打开查克的邮件。也许实在太过气愤，我竟没有丝毫顾虑。其中四封是他妻子写来的，对他做了许多家务方面的指示，马里诺看得大笑不已。 “果然是个‘妻管严’。”他揶揄道。 第五封的寄信人是MAYFLR，内容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得跟你谈谈” “有意思，”我对马里诺说，“来看看他曾经给这位‘五月花’写过什么样的信。” 我打开已发邮件文件夹，发现两周以来查克几乎每天都给这个人写信。我们迅速浏览这些邮件，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显现出来，我的解剖技师正在和此人交往，也许是外遇。 “会是谁呢？”马里诺说，“想把这婊子握在手心，非用点小手段不可。” “不太好查。”我说，然后迅速注销登录，感觉像是闯入别人家后仓皇逃出的窃贼。“看看在寰宇聊天室里能不能发现什么。”我又说。 我偶尔会与世界各地的同行利用聊天室聚会，针对复杂案件寻求协助或分享资讯，因此对聊天室相当熟悉。我注册成为会员然后下载程序，隐身进入了聊天室。 我浏览聊天室列表，选取了“亲爱的凯首席法医”聊天室。这位凯医生主持着一个拥有六十三名会员的聊天室。 “该死，快给我一根烟，马里诺。”我紧张地说。 他从烟盒里抖出一根递给我，把椅子拉近，紧挨着我坐下，和我一起瞪着屏幕。 <er h3">二 水管工：亲爱的凯首席法医，猫王真的是死在马桶上吗？真的有很多人死在马桶上吗？我是个水管工人，你可以想象我为何会关心这个问题。谢了，伊利诺斯的好奇宝宝。 亲爱的凯首席法医：亲爱的伊利诺斯好奇宝宝，很遗憾，猫王的确是死在马桶上的，而且这相当常见。因为人们的压力太大了，心脏难以负荷。 猫王长年饮食不规律，加上服药，终于让自己付出了代价，在位于优雅园的奢华浴室里死于心脏衰竭。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 梅兹：亲爱的凯首席法医，你为何宁可面对死人而不去医治活人呢？蒙大拿的病态狂。 亲爱的凯首席法医：亲爱的蒙大拿病态狂，因为我不太讲究临床礼节，不想为病人的感受太过操心。我在医学院念书时就发现，活着的病人实在很麻烦。 <er h3">三 “他妈的一派胡言！”马里诺说。我气愤极了，却同样无能为力。 “你知道吗，”马里诺厌恶地说，“真希望他们能放过他。我不想再听猫王死在马桶上之类的事了。” “冷静，马里诺，”我说，“拜托，我需要想一想。” 聊天继续着，内容同样不堪。我有股冲动想加入他们的对话，向所有人昭告这个“凯首席法医”不是我。 “我们可以查出这个亲爱的凯首席法医究竟是谁吗？”马里诺问。 “如果这个人是聊天室主持人，那么不太可能。他或者她能够知道别人的身份，反过来就没办法了。” .茱莉：亲爱的凯首席法医，既然你对解剖学了如指掌，是否也比别人更了解敏感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的男友似乎觉得性生活很乏味，有时候甚至中途就睡着了。想变得性感的人。 亲爱的凯首席法医：亲爱的想变得性感的人，他是否正在服用某些会使人嗜睡的药物？倘若没有，你不妨试试性感内衣。现在的女人已经不太用心去满足男人的自尊了。 “够了！”我叫道，“不管这个人是谁，我非杀了他……或她不可！”我愤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激动而又受挫，不知如何是好，“别想败坏我的名声！” 我紧握双拳冲到客厅，忽又停步环顾四周，仿佛到了陌生的地方。 “我们可以一起玩这个游戏。”我回到书房说。 “可是你连这个凯首席法医二号是谁都不知道，怎么玩啊？”马里诺说。 “也许对聊天室没什么办法，可还有电子邮件啊。” “什么电子邮件？”马里诺警觉地问。 “反正可以陪他们玩，等着瞧吧。现在我们查一查这个可疑的车牌吧。” 马里诺解下腰间的无线电对讲机，联系调度中心。 “再说一遍号码。” “RGG-7112。”我回忆道。 “是弗吉尼亚的车牌吗？”他问。 “抱歉，”我说，“我没看那么仔细。” “好吧，先从州内的查起。” 他把号码发送到弗吉尼亚犯罪信息网（VCIN）并要求十点半以前回复。现在已过十点。 “我走之前能先吃个三明治吗？”马里诺说，“我快饿昏了。今天晚上VCIN够慢的。烦死了。” 他要求三明治里必须夹培根、莴苣、番茄、厚片洋葱和俄式淋酱。我把培根用微波炉加热而没有煎炒。 “嗨，医生，你这是做什么？”他抓起一条香脆不油腻的培根说，“培根就是要油汪汪的有嚼劲才好吃啊。” “这样已经很香了，”我说，“其他的就随便你了。我可不想承担加重你血管阻塞的罪责。” 马里诺烤了黑麦吐司，抹上厚厚一层奶油和被他想象成俄式淋酱的奇妙酱，又抹上番茄酱、腌碎黄瓜，然后铺上莴苣、撒了盐的番茄片和切成厚片的新鲜甜洋葱。 他用这些健康食材做了两个三明治，用铝箔纸包好，这时无线电对讲机里有了回应。这个车牌不属于福特金牛座，而是一辆一九九八年的福特康拓，深蓝色，登记在艾维斯租车公司名下。 “这倒有趣，”马里诺说，“在里士满，出租车的车牌通常都是R开头的，如果要用其他字母开头的车牌必须特别申请。最近他们开始这么做了，以使从外地来的偷车贼不那么容易下手。” 这辆车没有重大违规记录，也未被列入失窃汽车档案。 第十七章 第二天，周三早上八点，我把车开进一个计费停车位。晨雾中，街对面那排铸铁栅栏和喷泉后方十八世纪的州政府大楼保留着最初的风貌。 瓦格纳部长等政府官员和检察长就在这栋位于第九街的行政大楼里办公。这里戒备森严，我到达不久后便开始感觉自己有如罪犯。进门就是一张桌子，一名警卫在此检查我的手提包。 “如果发现什么请告诉我，”我说，“因为我什么都找不到。” 这位面带微笑的警卫看起来似曾相识。他个子不高，微胖，三十五六岁，有一头细软的棕发，中年发福之前那张可爱的娃娃脸还依稀可见。 我出示证件，他看都不看。 “不必了，”他雀跃地说，“还记得我吗？你还在这一带工作时我每天都向你的大楼通报好几次。” 他指向与这里相距五个街区、我的旧办公大楼所在的第十四街。 “我是雷克·霍奇。”他说，“那时有一阵在闹铀恐慌，还记得吗？” “怎么忘得了？”我说，“不时就会想起。” “还记得我和温格偶尔会待在一起，通常在午餐时间，要是没什么异常状况的话。” 他的神色忽然黯淡。温格是我雇用过的最优秀、最敏锐的解剖技师，七年前死于天花感染。我捏了捏霍奇的肩膀。“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想念他，”我说，“非常想念。” 他四下张望，然后靠近我。 “你和他的家人联系过吗？”他压低声音问。 “偶尔。” 从我的语气可以听出，温格的家人不希望多谈他们这位同性恋儿子，也不喜欢我或者他人打电话问候，当然也包括温格的其他朋友，比如霍奇。霍奇点点头，试图以微笑掩饰眼底的痛苦。 “那小子真的很崇拜你，医生，”他对我说，“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这话真让人高兴。”我伤感地说，“谢谢你，雷克。” 我顺利通过安检系统，他把手提包交还给我。 “要常来啊。”他说。 “好，”我迎向他年轻的蓝眼睛，“你让我觉得安心多了。” “你知道怎么走吗？” “应该知道。”我说。 “只要别坐错了电梯。” 我沿磨损的大理石台阶爬上六楼。辛克莱·瓦格纳的办公室俯瞰着州政府大楼广场。在这淫雨霏霏的清晨，我几乎看不见跨骑在马上的乔治·华盛顿雕像。昨夜气温骤降十一度，细小而强劲的雨滴有如枪弹般坠下。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办公室的接待室陈设着优雅的殖民时代家具和旗帜，与瓦格纳医生的风格大相径庭。办公室里杂乱地堆置着公文，显示此人工作极其努力且对自己拥有的权力了如指掌。 瓦格纳医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出生成长，在那里，他的姓氏被读作辛克勒。他是个拥有法律学位的心理医生，曾经负责监督包括心理健康、滥用药物、社会服务和医疗护理等方面的私人服务机构，也曾任教于弗吉尼亚医学院，后来被招入公职系统。我一向对他敬重有加，而他也同样敬重我。 “凯，”他拉开椅子，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你好吗？”他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下，然后关上房门，回到办公桌后。不是好兆头。 “我对医学院的现状相当满意，你呢？” “我也是，”我答道，“问题不少，但比我预期的要好。” 他从托盘里拿起烟斗和一包烟草。“我一直在想你究竟怎么了，”他说，“似乎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不明白你为何会这么想，”我回答，“我经手的案子和以前一样多。” “哦，是啊。当然了，我常在新闻里看到你的消息。” 他开始填塞烟草。屋里没有烟雾，他只是在心烦时抽冷烟斗。他知道，我这次前来绝不是为了和他谈论学院的事或抱怨工作有多忙。 “我知道你很忙，”他继续说，“忙得没空见我。” “我今天才知道你上周曾约我见面，辛克莱。”我说。 他注视着我，一边吮吸着烟斗。他六十多岁，但看起来苍老得多，仿佛多年来为病人们承受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苦痛终于开始侵蚀他的身心。他眼神温和，时常让人忘了他兼具律师的犀利和机敏。 “要是你没收到我约你见面的留言，凯，那么我得说，你的人事管理很可能出了问题。”他一字一句地缓缓说道，一如以往谨慎。 “的确，但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在听。” “有人闯入我的电子邮箱，”我平静地回答，“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擅自翻过保存密码的文件夹。” “安全措施——” 我举手制止他。 “辛克莱，问题不在于安全措施。我是被内部人员所伤。很显然，办公室里某个人——也许不止一个——正蓄意找我麻烦，甚至想让我丢掉工作。你的秘书发电子邮件给我的秘书，告诉她你要见我。我的秘书把邮件转发给我，而我竟然回复说自己太忙了没空见你。” 不难看出，在瓦格纳医生眼中，此事若说不算荒诞，至少称得上怪异。 “还有，”我继续说，自己的声音在耳边织成一张如此奇诡的大网，令我愈发不安，“我的秘书还接到一些电子邮件，指示她把找我的电话转给我的副手。更糟的是，一个聊天室主持人冒用我的名字。” “我知道这件事，”他严肃地说，“你是说，这个自称‘亲爱的凯首席法医’的家伙就是盗用你密码的人？” “绝对是某个盗用我的密码并冒充我的人。” 他抽着烟斗，没做声。 “我怀疑我的解剖技师和这件事有关。”我补充道。 “何以见得？” “乖戾、充满敌意、不时旷工。心怀不满，似乎正在谋划着什么，而且不止这些。” 一阵沉默。 “等我找到证据，”我说，“这问题自然会解决。” 瓦格纳将烟斗放回烟灰缸，起身走向我，在我身边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上坐下，身体前倾，目光灼灼地望着我。 “我认识你不是一两天了，凯，”他的语气亲切但坚决得不容辩驳，“我知道你享有很好的声誉，堪称州政府的财富，而你不久前刚遭到一粧极大的不幸。” “你是在扮演我的心理治疗师吗，辛克莱？”我并非开玩笑。 “你毕竟不是机器。” “我从不胡思乱想，刚才所说也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的确有人在暗中作祟，我也不否认最近可能有些恍惚，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既然你承认最近有些恍惚，凯，又怎能咬定这一切都是真的呢？大多数人若遭遇你那样的悲痛，恐怕得休息很久才能继续工作吧。你是什么时候回去工作的？” “辛克莱，每个人有自己的处事方法。” “我来替你回答吧，”他继续说，“十天。容我补充，况且面对的又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工作环境——悲剧，死亡。” 我力图镇静，默不作声，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洞穴，依稀记得将本顿的骨灰撒在了他最爱的希尔顿海德岛的海面。我还依稀记得自己先清空了他公寓里的所有私人物品，接着疯狂地翻找自己住处的抽屉和柜子，将他的所有痕迹都清除得干干净净，反正终究要舍弃的。 若没有安娜·泽纳医生，我很可能熬不过来。她是位比我年长的心理医生，也是我多年的好友。我不知该如何处置本顿的高级套装、领带、锃亮的皮鞋和古龙水，不想知道他那辆宝马车的下落，尤其不忍知道我们卧室里床褥的最终下落。 安娜明智地保留了他的重要物品，没碰他的书和饰物，让他书房墙上的证书、奖状留在原处，那里没人看得见，因为他不喜欢炫耀。她不许我收起屋里到处摆放的照片，说我必须习惯在这些事物当中生活。 “你必须学会与这些记忆共存，”她一遍遍告诉我，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它们目前还活生生地存在，凯，你无法立刻把它们甩掉。别挣扎了。” “从一到十，你的沮丧在哪一级，凯？”瓦格纳医生的声音在远处响起。 而在此过程中，露西始终都没有现身，这点依然让我伤心且无法释怀。本顿在遗嘱中说把他的公寓留给我，而我把它卖掉了，露西为此十分气愤，尽管她和我一样清楚，我们再也无法进入那些房间。我执意要把那件他最心爱的，在大学时代穿得起毛的旧运动夹克留给她时，她拒绝了，说会把它送给别人。我知道她口是心非。她把它藏在了某个地方。 “承认自己难过并不丢脸。我想你大概很难承认自己也是个普通人吧。”瓦格纳医生的声音清楚地飘飞于耳际。“你有没有想过服用抗抑郁药？”他问，“比如盐酸安非他酮这样温和的？” 我沉思片刻。“首先，辛克莱，”我说，“情境造成的忧郁是正常现象。我不需要什么神奇药物来解除自己的哀痛。也许我太过理性，不习惯在他人面前表露情感。对我而言，奋斗、发怒和超越远比沉浸在痛苦中要容易得多，可我并没有否定一切。我头脑十分清醒，知道哀伤需要自己的发泄渠道。而在你发现自己信任的人正试图销毁你生命中所剩无几的东西时，要合理地宣泄哀伤也许并不容易。” “你陈述时从第一人称变成了旁观者，”瓦格纳指出，“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 “别急着剖析我，辛克莱。” “凯，我想提醒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悲剧和暴力有其自己的生命。它们一路横冲直撞，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偷偷地潜藏下来，而伤口也不再那么明显。” “我每天都在直面悲剧和死亡。”我说。 “你照镜子时又看见什么了呢？”他问。 “辛克莱，遭遇苦难已经非常不幸了，再加上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你、怀疑你是否还能正常工作，真的会有种被人落井下石的感觉。”他迎视我的目光。我又用第二人称——更加安全的角色——说话了，他的眼神流露出这样的想法。 “残酷会在软弱的滋养下愈发苗壮。”我说。 我深知邪恶为何物，当它潜伏在我的身边，我嗅得到它的气味，认得出它的形貌。 “有人想趁我遭遇不幸时毁掉我，这是他等待已久的大好时机。”我继续说。 “你不觉得这种想法多少有些偏执吗？”他终于开口。 “不觉得。” “除了忌妒和心胸狭窄，那人还有什么理由这么做？”他问。 “为了权力。想偷我的火。” “有趣的说法，”瓦格纳说，“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我用权力行善，”我解释道，“而这个企图中伤我的人却想将我的权力窃为己有以满足私欲。你不会希望权力落在这种人的手中。” “我同意。”他若有所思地说。 电话响起，他起身接听。“现在不行，”他对着话筒说，“我知道。请他稍等。” 他回到座位上，长吁一口气，摘下眼镜搁在咖啡桌上。 “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布新闻稿，声明有人在网络上冒充你，尽可能把伤害降到最低。”他说，“哪怕请求法院命令，我们也要把这件事做个了结。” “好极了。”我说。 他站了起来，我也随之起身。 “谢谢你，辛克莱。感谢老天还有你帮助我。” “但愿新任部长也能一样。”他说，似乎认为我理应知道。 “什么新任部长？”我问，焦虑再次袭来，而且更加剧烈。 他的表情由困惑转为愤怒。“我发了好几份标有私人和机密标记的备忘录给你。该死！真是太过分了！” “我什么都没收到。”我说。 他紧抿双唇，脸颊发红。伪造电子邮件已相当恶劣，拦阻部长的加密备忘录性质则完全不同。这类信件连罗丝都不会打开。 “州长的犯罪调查委员会始终坚持你的办公室应由卫生部转交给公共安全部管理。”他说。 “老天，辛克莱！”我叫道。 “我知道，我知道。”他抬手制止我。 我任职不久后就有人提出过这个愚昧的建议。目前警察局和法医实验室同属于公共安全部，倘若我的办公室也被纳入公共安全部，那么未来将不再存在监督与制衡，警方基本上将对我的工作方式握有决定权。 “我曾呈递公文表达自己的立场，”我对瓦格纳医生说，“若干年前就向检察官和警方高层据理力争，让他们打消了这个多头，甚至为此站上了辩护律师席。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瓦格纳医生缄默不语。 “为什么现在又忽然提起？”我追问，“为什么？这个议题已经被搁置了至少十年。” “我想康纳斯议员此时提出这个议案是因为执法部门的高层在施压，”他说，“谁知道呢。” 我知道。开车回办公室的途中，我感到浑身热血沸腾。我思索着诸多疑点，努力抓住不易察觉的细节，试图接近真相。查克·拉芬和黛安·布雷等人尚未将他们的计划加以实施，是想敲山震虎，让我知难而退。 一个剧本在我脑中逐渐成形，真相十分简单。有人试图摧毁我，使我的办公室失去防御，以便于公共安全部接管。早有传闻指出，我非常景仰的现任部长瓦格纳即将退休，到时若布雷取代他也不足为怪。 我到达办公室，愉快地向罗丝微笑问好。 “今天心情不错哦。”她开心地说。 “因为你的蔬菜汤啊，”我说，“我简直又想要尝尝了。查克呢？” 一听见他的名字，罗丝表情骤变。 “去弗吉尼亚医学院送几个脑样本了。”她答道。 当案情复杂且疑似与脑神经系统相关时，我会将脑样本浸在福尔马林溶液里让人送往神经病理学实验室做专项研究。 “他回来后告诉我一声，”我对她说，“我们必须在分解室里装设卢玛探照仪。” 罗丝托着下巴，肘部支着桌面，望着我摇摇头。“真不想告诉你这件事。”她说。 “哦，老天，又怎么了？我刚才还在想今天会一切顺利的。” “学院正在进行犯罪现场模拟，而他们的卢玛探照仪刚好送修了。” “我不想听了。” “我只知道有人打来了电话，接着查克就抱着探照仪给他们送去了，然后才去弗吉尼亚医学院。” “我只好去把它拿回来了。” “那是个户外模拟犯罪现场，离这里起码有十英里。” “谁授权查克擅自出借的？”我问。 “至少它不像办公室里的其他东西那样是被偷走的，这就很值得庆幸了。”她说。 “那么我只好上楼借用范德的实验室了。”我说。 我进了办公室，在桌前坐下，摘下眼镜揉着鼻梁。也许该替布雷和查克安排一次约会了。我登录查克的电子邮箱，给布雷发了封邮件。 有些重要信息必须告诉你，请于五点半在贝佛利山庄购物中心和我碰面。把车停在靠近鹿头餐厅的后排停车位。我们可以在你的车里谈话，以免被人看见。倘若你不能前来，请呼叫我。否则不见不散。 接着我又以布雷的名义向他的呼叫器发了一则文字信息，约他见面。 “好啦。”我满意地说，这时电话铃声响了。 “喂，”马里诺说，“你的私人警探随时待命。下班后你有什么安排？” “加班。记得我说过那游戏我们也可以玩吗？你得开车送我去鹿头餐厅。我们可不能错过了两位挚友的小小约会，所以最好你带我去餐厅吃饭，和他们来个不期而遇。”我说。 <hr /> 注释： 第十八章 马里诺和我在停车场见面，一起坐进他的道奇皮卡，以防布雷万一认得出我那辆奔驰。天色昏黑，天气酷寒，但雨已经停了。我的座位高得令我几乎可以和那些长途货运司机四目相望。 我们沿帕特森大道向帕勒帕路行驶。帕勒帕路是这城市的主要道路，人们聚集在这里用餐、购物，在丽晶购物广场往来穿梭。 “我得警告你，彩虹那端不见得都有黄金，”他说着把烟蒂抛出车窗，“也许他们中的一个决定不来了。天知道，说不定他们魔高一丈。不过还是得试试，对吧？” 贝佛利山庄购物中心是一个包括本·富兰克林纪念品商店和许多小型沙龙的狭长地带，人们不会期待找到高级餐厅。 “没见到人影，”我们四下张望，马里诺说：“不过我们早到了几分钟。” 他将车停在距餐厅稍远的本·富兰克林纪念品商店门前，夹在两辆车之间。他熄掉引擎，我打开车门。 “你要去哪里？”他吆喝道。 “进餐厅。” “要是他们刚好这时候到了并发现了你呢？” “我有权来这里。” “要是布雷已经在里面了，你打算怎么对她说？” “我会请她喝杯酒，然后出来找你。” “老天，医生，”马里诺抗议，“我以为我们是来给她点颜色瞧瞧的。” “轻松点，交给我就是——” “轻松点？我恨不得扭断那臭婆娘的脖子。”他说。 “我们得智取，莽撞地从堡垒里冲出去开火只会让自己先中弹。” “你是说，你不打算当面戳穿她，告诉她你已经知道她干的勾当？还有她和查克的邮件往来等等？”他难以置信，愤愤不平地发着牢骚，“那我们来这里干吗？” “马里诺，”我试图安抚他，“你清楚得很。你是个经验丰富的警探，面对她时也要拿捏好分寸。这个女人不好对付，我可以告诉你，用蛮力绝对斗不过她。” 他没做声。 “待在你的小卡车里仔细监视，我要进餐厅了。要是你比我先发现她，立刻给我的传呼机发‘10-4’的信息，同时打电话让餐厅通知我，以防我没收到你的呼叫。”我说。 他气呼呼地点燃一根香烟，看着我打开车门。 “该死，太不公平了！”他说，“我们明明知道她在玩什么把戏。我还是主张当面跟她对质，让她知道她其实没那么精明。” “你比谁都清楚该如何办案。”我反复说道，担心他会脾气失控。 “我们看过她寄给查克的邮件。” “小声点，”我说，“我们不能证明邮件就是她发的，就像我无法证明那些冒用我名字的邮件并不是我发出的，写那些鬼东西的也不是我。” “也许我真的该去当一名雇佣兵。”马里诺向后视镜吐出烟圈，一边观察四周。 “一定记得呼叫我或打电话给我。”我说着下了车。 “万一你没能及时收到呢？” “那就开车碾她。”我关上车门，不耐烦地答道。 我走向餐厅，一边环顾四周，没发现布雷的身影。我不知道她开什么车，觉得她未必开着私家车现身。我推开鹿头餐厅沉重的木门，迎面袭来嘈杂的人声，还有吧台旁酒保优雅地调酒时传出的清脆的玻璃碰撞声。墙上的鹿头标本解释了这家餐厅名称的由来。灯光昏暗，门窗一片漆黑，装酒的板条箱和木架几乎高达天花板。 “晚上好，”站在订位台后的服务员惊讶地微笑着说，“久违了，我看报纸知道你最近有点忙。能为你效劳吗？” “有个叫布雷的客人订位吗？”我问，“时间不确定。” 她浏览着订位表，用铅笔一一指着时间和姓名，然后又查看了一遍。她显得有点尴尬，毕竟没有预约就在周末闯进一家不错的餐厅是不可能有座位的。 “恐怕没有。”她轻声对我说。 “哦，也许是用我的名字？”我又问。 她再度检查订位表。 “哦，真抱歉，斯卡佩塔医生。今晚座位全满了，因为有团体订位，占去了一大半座位。” 此刻是五点四十分。所有餐桌都覆盖着红色方格桌巾，小灯在上面散发出柔和的光芒。餐厅里空荡荡的，因为文明人很少在七点钟以前用餐。 “我和一个朋友约了见面，”我继续执行计划，“如果你能安排位置，我想我们可以提早用餐。” “没问题。”她开心地说。 “那就给我登记吧。”说话间我担忧起来，万一布雷在停车场没看见查克的车子而起了疑心呢？ “那就订在六点……” 我时刻关注着腰带上的传呼机，一边竖着耳朵等待电话铃响。 “太好了。”我对服务员说。 这出剧目令我如履薄冰。我的天性、受到的教育和专业素养要求我正直诚实，而非堕入以往律师生涯可能有的狡狯巧诈——假设放任自己利用法律漏洞牟取私利的话。 服务员在订位表上写下我的名字，此时传呼机像只振翅的昆虫般顔动起来，屏幕上显示着“通话结束”的代号10-4。我匆匆走向吧台。窗外一片黝黑，看不清屋外的动静。我只能打开大门，一辆深色维多利亚皇冠汽车出现在夜色中。 马里诺没有妄动。我看见布雷停车、熄掉车灯，愈发感到焦虑。可以肯定，她不会等查克太久，而她此刻的懊恼也不难想象——一个小人物竟敢让黛安·布雷副局长久等。 “能为你做点什么吗？”酒保擦着酒杯问我。 我继续探头望着门外，猜想马里诺下一步的行动。 “我在等人，可他不太清楚你们餐厅的位置。”我说。 “告诉他就在米歇尔面部美容工坊的隔壁。”他说。这时马里诺下了车。 我和他在停车场会合，一起径直朝布雷的车走去。她正忙着打手机，不时低头记下什么，没有注意到我们。马里诺敲敲她的车窗，她转过头来，一脸惊愕，随即沉下脸，不再多说便挂了电话，嗡嗡摇下车窗。 “布雷副局长？我猜就是你。”马里诺仿佛遇见老友般招呼着。 他弯腰瞄向车内。布雷显得有些张皇失措。她故作轻松地装出一副和我们巧遇的表情，我几乎可以看到她精于算计的头脑正在飞速运转。“晚上好，”我礼貌地问好，“遇见你很高兴。” “凯，好巧，”她干巴巴地说，“你还好吗？想必你发现了里士满的小秘密？” “大部分里士满的小秘密我都见识过，”我嘲讽道，“只要知道去哪里找，你会发现多得很。” “我不怎么吃牛羊肉，”布雷迅速转移话题，“不过他们的鱼也非常可口。” “这岂不像到了妓院却一个人玩？”马里诺说。 布雷不理会他，而试图以目光凌驾于我，但没能成功。在多年来与糟糕的雇员、诡诈的辩护律师以及冷酷的政客们交手的经验中，我学会了一件事，就是在注视对方的眉心时，他丝毫不会察觉我并未直视他的眼睛。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始终保持气势上的优势。 “我是来这里用餐的。”她说，仿佛在赶时间。 “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直到你的约会对象现身，”马里诺说，“我们当然不能让你孤孤单单地坐在这黑暗里无聊地等候。事实上，布雷副局长，你实在不该在没人保护时就这么到处游荡，你搬来这里后名气越来越响了，已经成了这里的名人，你知道的。” “我没有约谁见面。”她的语气里隐含着愤怒。 “我们局里从没有过这么高级的女警官，尤其还这么迷人这么受媒体宠爱。”马里诺不肯住口。 布雷拿起钱包起身，怒气一触而发。 “请恕我失陪了，好吗？”她不容置疑地说。 “今晚不太容易找位子，”她打开车门时，我说，“除非你有预约。”我委婉地指出我知道她没有预约。 她瞬间失去了镇定和自信，露出盘踞内心的邪念。她狠狠瞪着我，不动声色地下了车，但马里诺挡住了去路。她必须从他身边绕过，而且不免会有身体碰撞。她的狂妄自大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 她被牢牢地钉在那辆闪亮新车的车门上动弹不得。我注意到她穿着灯芯绒长裤、慢跑鞋和里士满警察局夹克，而像她这样虚荣的女人绝不可能打扮得如此随意就出现在高级餐厅。 “借过。”她高声对马里诺说。 “哦，不好意思。”他语气夸张地往旁边一闪。 我谨慎斟酌着下一步行动。我不能直接质问她，但必须让她明白，她逃不掉，如果她继续躲在暗处作怪，必定会一败涂地且为此付出代价。 “你是个警探，”我意味深长地对她说，“也许你可以告诉我，谁可能获得我电子邮箱的密码，侵入并假冒我的名义发信，以及谁——应该是同一个人——可能用‘亲爱的凯首席法医’这个名称在网络上主持一个愚蠢至极的聊天室。” “这可太糟了，很遗憾我无能为力。电脑不是我的专长。”她微笑着说，一双眼睛宛如黑洞，牙齿在钠光灯的映照下闪着不锈钢刀刃般的寒光。“我只能建议你，当心身边的人，也许是某个因被你忽略而心怀不满的朋友。”她继续演戏，“我真的一无所知，但我想应该是某个你认识的人。听说你的外甥女是电脑专家，也许她帮得上忙。” 她竟然提到露西，这不禁使我一阵恼火。 “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和她谈谈，”布雷像是不经意地随口一提，“你知道，我们正在建立COMPStAt系统，需要电脑专家协助。” COMPStAt是电脑驱动统计系统的简称，由纽约警察局设计的一套新颖、先进的警察局政务处理系统。这套系统的建立自然需要许多电脑人才，但以露西的才能与经验，参与这样的计划不啻大材小用。 “等你遇见她时不妨转告一声。”布雷说。 马里诺的愤怒已如壶中的沸水。 “我们真该找时间好好坐下来聊聊，凯，我可以与你交流一下我在华盛顿工作时的经验，”她仿佛意在强调我从未在这个小城市以外的地方工作过，“你绝对无法想象人们为了相互倾轧会做出什么事来，尤其是在女人之间。我见过一些出类拔萃的人就这么倒下了。” “我相信你一定见过。”我说。 她关上车门，继续说：“你也应该知道，在吧台用餐并不需要预约，所以通常我都坐在那里。他们的牛排奶酪很有名，但我建议你尝尝龙虾，凯。至于你，马里诺，应该会喜欢他们的洋葱圈吧，听说好吃得要命。” 她在我们的注视中走开了。 “该死的臭婊子。”马里诺说。 “我们走吧。”我说。 “好啊，我可不想待在这种人渣旁边吃饭。倒尽胃口。” “不会持续太久的。” 我们登上他的皮卡，我颓然陷进坐椅，被一股深深的挫败感击倒。我试图从刚才的交锋中寻求一丝胜利的快感和乐观的希望，结果一无所获。我只觉得沮丧，甚或更糟，是愚蠢可笑。 “想抽根烟吗？”马里诺在黑暗的车厢里点着打火机。 “为什么不呢？”我含糊应道，“反正随时都可以再戒。” 他递给我一根，点燃自己的，又把打火机给我。他明白我的感受，不时瞥我一眼。 “我还是觉得我们干得不错，”他说，“我敢打赌，现在她一定坐在餐厅里喝闷酒，因为她被我们抓个正着。” “我可不这么认为，”我眯眼望着窗外流动的车灯，“对付她，防患于未然恐怕是唯一的办法。想要避免受到更多伤害，不只要抢占先机，还得步步为营。” 我稍稍摇下车窗，向外吐着烟雾。冷风吹乱我的头发。 “查克没到。”我说。 “哦，他到了。只是你没发现，他看到我们就偷偷溜走了。” “你确定吗？” “我看见他那辆破破烂烂的米亚达在街角转弯，驶向购物中心，还没到停车场时就忽然掉头匆匆离开了。当时我们正向布雷走去，而她正在打手机。” “查克是我和她之间的直接联系渠道，”我说，“说不定她有我办公室的钥匙。” “是啊，也许吧，”他说，“可是医生，查克这小子交给我就行了。” “别让我担心，”我说，“拜托，别莽撞，马里诺，毕竟他还在我手下工作。我的麻烦已经不少了。” “这正是我的意思。你的麻烦够多了。” 他在办公楼前停下，我钻进自己的车，尾随他出了停车场，然后驶向不同的方向。 第十九章 死者皮肤上眼睛般的小圆点忽然闯入脑海。它们从某个深不可测的地方冷冷注视着我，那里深藏着我的恐惧，我不为人知的巨大恐惧。凛冽的寒风摇撼着光秃秃的枝丫，将云朵撕扯成旗帜般的碎片散布在空中。 新闻中说，夜间气温可能会骤降到零下七度左右，宛如秋日的几周过后，这般猛烈的降温让人难以想象。我生命里的一切似乎都荒腔走板。露西不再是原来的露西，我再也无法随意打电话给她，她也不再与我谈天。马里诺不再是警探，但仍在凶杀案现场奔忙。本顿走了，我四处寻觅他的踪迹，却只找到空空的相框。我依然在等他开车来找我，等他的电话，等他的声音响起，因为我的情感还无法接受理智已经承认的事实。 我从市中心快速道路转进卡瑞街，行经购物中心和威尼斯餐厅时，发现后面跟着一辆车。那辆车开得很慢，而且距离太远，我无法看清司机，便听从直觉，降低车速。果然，那辆车也跟着减速，我右转驶离卡瑞街，它也随之驶离，我左转进入温莎农庄，它依旧保持一定距离不紧不慢地跟着…… 温莎农庄道路狭窄、昏暗又多拐弯，还有许多危险的死角。我不敢深入，便右转驶进多佛街。看见那辆车也右转时，我恐惧遽增，立刻拨了马里诺的电话。 “马里诺！”等待接通时我对着电话大声说，“拜托在家，马里诺。” 我挂断电话，又拨了一次。 “马里诺，该死，快接啊！”我对着仪表板上的免提电话喊道，听到马里诺家里那部笨重的无绳电话响了又响。 他可能像平常那样把它放在了电视机旁。多数时候他都找不到电话，因为总是忘了把它放回底座。也许他还没有到家。 “什么事？”他的大嗓门吓了我一跳。 “是我。” “该死的浑蛋！要是再让我的膝盖撞到那张烂桌子——” “马里诺，听我说！” “只要再撞一次我就把它扔到院子里，用榔头敲个粉碎！正磕到我的膝盖！我根本看不见那玻璃做的鬼东西！是谁说过这张桌子放在这里很好看的？” “冷静。”我从后视镜看着后面那辆车。 “我刚喝了三罐啤酒，饿得要命又累得要死。怎么了？” “有人在跟踪我。” 我右转驶上温莎路，返回卡瑞街，以正常速度前进，除了没驶向我的住处不曾表现出任何异常。 “你在说什么，有人跟踪你？”马里诺问。 “你觉得还有别的意思吗？”我心中的焦虑不断蹿升。 “那你马上开向我家，离开你那个黑咕隆咚的小区，尽快。” “我正这么做。” “看得见车牌号码之类的吗？” “看不见。他离我太远了，应该是故意的，以免让我看清车牌和相貌。” 我回到快速道路，朝波怀特公园大道前进。此时跟踪者决定放弃，朝别处开走了。往来车辆的灯光和闪烁的霓虹招牌令我目眩，心狂跳不止。一弯纽扣般的弦月在云层里躲躲闪闪，狂风如橄榄球线卫般冲撞着车身。 我打回住处查看答录机留言。三个拨进的电话无人做声，第四个则如一记巴掌迎面而来。 “我是布雷局长，”留言说，“真高兴在鹿头餐厅遇见你。我有一些行政和事务程序方面的问题想找你讨论，关于犯罪现场和证物处理方式等。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和你谈谈，凯。” 听见自己的名字从她口中吐出，我怒火中烧。 “也许过几天我们可以一起吃午餐，”留言继续着，“就在州政府俱乐部好好享用一顿隐秘的午餐如何？” 我并未公开登记家里的电话，也一向不轻易告诉他人。但她会知道也不足为奇，我的所有职员，包括拉芬，都有我家中的电话号码，以便随时联系。 “顺便一提，”布雷的声音还在继续，“艾尔·卡森今天退休了。相信你还记得他吧，负责刑事的副局长，真可惜。他的职位由梅杰·英曼接任。” 我在一处收费亭前减速，投入一枚代币，然后继续前行。一辆挤满年轻人的旧丰田从身边驶过，年轻的乘客粗鲁地盯着我，其中一个不知为何做出说粗话的口型。 我专注地盯着路面，一边想着瓦格纳说的话。有人正在对康纳斯议员施压，试图通过立法，将我的办公室从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转移到公共安全部名下，如此一来，警方将对我的部门拥有更多控制权。 女人无法加入素有声望的州政府俱乐部，这一团体影响着大半弗吉尼亚州重要事务的决策和政策拟定，完全由州内上流社会家族的男性政客组成。据传，这些男人——其中许多是我认识的——经常在室内游泳池畔裸呈相聚，在作为女人禁地的更衣室里进行利益交换。 除非有男性会员邀请，否则布雷无法进入这栋垂悬着常春藤的十八世纪建筑的大门，而这更印证了我对她终极野心的推测。布雷正积极游说这些巨商政要支持她当公共安全部部长，直接管辖我的办公室，然后亲自将我革职。 一接近密德西恩高速公路，马里诺的房子便远远地闯入视野。他那栋俗丽又夸张的圣诞屋至少用了三十万盏灯泡，像座游乐场般耸立在地平线上。只要沿繁忙的车流驶往那个方向就不会错过，因为他的房子俨然已名列里士满年度圣诞奇景的榜首，人们如潮水般纷纷涌来参观这一惊人的景象。 树上的彩灯如霓虹糖果般缤纷炫目。院子里摆放着闪烁的圣诞老人、雪人、小火车、玩具兵和握手姜饼人。亮丽的拐杖糖哨兵矗立在人行道旁，屋顶上亮着“圣诞快乐”、“想念雪季”等灯饰。在长年寸草不生、满目枯黄的庭院一角，马里诺开辟出一块热闹的电子花圃。一派北极风光中，圣诞老人夫妇似乎在商讨着什么计划，唱诗班男孩在一旁吟诵着圣歌，烟囱上栖息着火烈鸟，溜冰者绕着云杉一圈圈回旋。 我匆匆冲上他家门前的台阶，一辆白色轿车和一辆教堂礼车正相继驶过，耀眼的车灯使我仿如置身于聚光灯下，周身一片通亮。 “每次见到这幅景象，我就觉得你一定疯了，”马里诺出门迎接时我对他说，一边迅速回避着那些好奇的目光，“比去年更夸张了。” “一共烧坏了三个保险丝盒。”他骄傲地说，身上是牛仔裤、短袜，一截红色的法兰绒衬衫露在外面，“至少回家看到会很开心。比萨马上就到，想喝酒的话我有波本威士忌。” “什么比萨？” “我订的。各种配料都有，我请客。棒约翰的外卖员根本不需要我的地址，只要跟着灯光走就对了。” “我想喝杯无咖啡因的热茶。”我不抱希望地说。他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开玩笑。”他应道。 随他穿过客厅走向小厨房时，我打量着屋子。当然，他不会忘记装饰室内。高大的圣诞树在壁炉旁闪烁着，礼物——几乎全是包装——在树下堆得高高的，每一扇窗户上都缠绕着红辣椒灯泡。 “布雷打电话给我，”我边说边接满一壶水，“有人把我家里的号码告诉了她。” “猜猜会是谁。”他打开冰箱，快活的情绪瞬间消退。 “我想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把水壶放在炉子上，点燃炉火，火焰跳动着。“卡森副局长今天退休了，或者该说辞职。” 马里诺扑地拉开一罐啤酒。看来他还没有听说。 “你知道这件事吗？”我问。 “我不再消息灵通了。” “目前接任刑事副局长职位的似乎是梅杰·英曼……” “哦，难怪，难怪，”马里诺大声说，“你知道吗，警察局里正有两个人得势，一个在勤务组，一个在调查组，布雷当然要把她的爱将从勤务组调过来接管调查工作。” 他三口两口喝光啤酒，暴躁地捏扁铝罐朝垃圾桶里一扔，没有扔中，罐子滚过地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来告诉你，这意味着勤务和调查部门如今都归布雷掌管了，说不定她还掌控了所有预算。至于局长，他爱死布雷了，因为她让他很有面子。告诉我，这个女人怎么能在短短三个月之内做到这程度？” “显然她人脉很广，早在接任这个职位之前在拉拢人心上应该就很有一套，当然不仅限于局长。” “哦，还有谁？” “马里诺，任何人都有可能，而这并不重要，至少现在讨论已经太晚了。我们必须面对的是她，而不是局长；是她，而不是哪个和她关系密切的人。” 马里诺又开了罐啤酒，气愤地在厨房里走来走去。“我知道卡森为什么辞职了，”他说，“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他知道这档子事臭不可闻，也许他在用自己的方式警告我们，也许只是不得不决定放弃。他的职业生涯完蛋了。结束了。最后一个犯罪现场。最后一战。” “他是个好人，”我说，“该死，马里诺，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挽回。” 电话忽然响起，我吓了一跳。街道上车声隆隆，《铃儿响叮当》欢快地在屋里回荡。 “布雷说要找我讨论她正主导的那些所谓的改革。”我对他说。 “当然了，”他说，只穿着袜子啪嗒踩过亚麻油地板，“而且我猜，就在你打算置身事外时她忽然邀请你吃午餐，要你被全麦吐司和一大坨芥末酱夹死，这就是她的盘算。” “什么事？”他对电话那头可怜的家伙吼道。 “哦，哦。是啊。”一会儿后马里诺应道。 我翻找橱柜，发现了一盒压扁的立顿红茶包。 “我就在这里，为什么不直接和我谈？”马里诺不客气地说，然后耐心听着，一边踱步。“这倒挺有趣的，”他说，“稍等，我来问她。” 他用手掌盖住话筒压低声音问我：“你真的是斯卡佩塔医生吗？”随即回头对那人说，“她说上次核查时还是。”说完暴躁地将话筒递给我。 “哪位？”我问。 “斯卡佩塔医生？”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 “我是。” “我是烟酒枪械管制局迈阿密分局的泰德·弗朗西斯科。” 我像被人用枪口指着一般动弹不得。 “露西告诉我，要是打电话到你家找不到你，马里诺队长可能知道你在哪里。你方便和她说话吗？” “当然。”我立刻警觉起来。 “姨妈？”她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 “露西！怎么了？你没事吧？” “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了这里的状况……” “我什么都没听说。”我迅速答道，马里诺停下手中的事情，转头望着我。 “我们的缉毒行动，不太顺利，情况太复杂了，变得非常棘手。我不得已杀了对方两个人。乔也挨了子弹。” “啊，老天！”我惊呼，“拜托告诉我她没事。” “我也不知道，”她的态度平静得异乎寻常，“他们把她送到杰克逊纪念医院了，用的是假名，我没法打电话给她。他们将我隔离了，因为担心那些人会找上我们，以牙还牙，交换人质之类的。我只记得她的头和腿都在流血，被送进救护车时还昏迷着。” 她的语气不带一丝感情，单调刻板，就像机器人或者她多年前设计的人工智能计算机。 “我会……”刚开口，我就发现电话又回到了弗朗西斯科探员手中。 “你很快就会在新闻里看到这个消息，斯卡佩塔医生，但我觉得应该事先通知你，尤其是露西并没有受伤。” “也许身体没有受伤。”我说。 “我要据实告诉你接下来的状况——” “接下来的状况，”我打断他，“就是我会立刻飞到那里，必要时我会弄一架私人飞机。” “我恳求你别这么做，”他说，“请让我稍加解释。这个贩毒集团非常、非常凶狠，而露西和乔知道太多他们的内幕，比如其中某些成员的身份和他们谈生意的方式等等。枪战发生后几小时之内，我们便派了迈阿密戴德县的一个拆弹小组去露西和乔的秘密住处，搜爆犬查到她们的车子底盘下都被人安装了炸药管线。” 我从马里诺厨房的餐桌下拉出一把椅子坐下，只觉浑身乏力，视线模糊。 “你在听吗？”他问。 “在，在听。” “现在的情况是，迈阿密和戴德县正联手侦办这起案子，也许你早已料到了。通常我们会在行动小组外派遣一组枪伤评估人员加以配合，他们都是遭遇过重大意外的探员，受训协助其他有相同遭遇的同事复元。但这次由于风险极大，我们必须将露西送往北部更为安全的地方，华盛顿特区。” “谢谢你对露西的悉心照顾。上天保佑你。”我说，声音像出自陌生人。 “我理解你的感受，”弗朗西斯科探员说，“我向你保证，一定照顾好她。我曾经经历过韦科惨案。” “谢谢，”我说，“药品管制局会怎么安置乔呢？” “他们会把她转送到另一家医院，尽可能远离这里。” “弗吉尼亚医学院呢？” “我不熟悉……” “你知道，她的家人都住在里士满，更重要的是，弗吉尼亚医学院水平极高，况且我也在那里任教，”我说，“要是能把她送来这里，我会亲自负责妥善地照顾她。” 他犹豫片刻，说道：“谢谢你，我会仔细考虑这个建议，并且和她的上司讨论。” 通话结束，我仍站在那里呆望着电话。 “怎么了？”马里诺问。 “他们的缉毒行动受挫，露西枪杀了两个人——” “打得漂亮吗？”他打断我。 “只要开枪就谈不上漂亮！” “拜托，医生，你知道我的意思，我是说打得准不准，可别告诉我她误杀了两名探员！” “没有，当然没有。乔中弹了，详细状况我不清楚。” “该死！”他吼道，拳头重重砸在厨房操作台上，水槽里的碗碟被震得哗啦作响，“露西就是非找个人发泄一下不可，不是吗？他们根本不该让她参加这类缉毒行动！我真该早点告诉他们这点！她一直在等待这种机会，像个牛仔那样举枪疯狂扫射，要她痛恨的每个人都付出代价——” “马里诺，别说了。” “你也看到她在你家那晚是什么德行。”他滔滔不绝地继续说，“自从本顿死后她就像个该死的疯子一样。这笔债无论如何都还不清，就算把那架该死的直升机打下来，或者拿嘉莉·格雷滕和纽顿·乔伊斯的肉做饵喂鱼都不够。” “够了，”我疲惫地说，“拜托，马里诺。再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你知道，露西是专业人员，要是她无法胜任，烟酒枪械管制局也不会将这任务派给她了。他们很清楚她的背景，在本顿死亡等一系列事情发生后对她做了彻底的评估和咨询。事实上，她对这种种不幸的处理只为自己赢得了更多敬意，无论作为一个探员还是普通人。” 他沉默着打开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然后说：“反正你我都清楚，她处理得并不好。” “露西一向懂得区分感情与事业。” “是啊，好个健康宝宝，不是吗？” “我觉得我们也该这样要求彼此。” “可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医生，这次她肯定搞砸了，”他说着把波本威士忌倒入玻璃杯，又扔进几块冰，“一年前她才在执勤时误杀了两个人，现在又犯老毛病了。多数探员一辈子都没有对人开过一枪。所以我拼命想让你明白，这次该换个角度看待这件事。华盛顿的老大们会开始怀疑，他们的团队里是不是出了个杀手，一个麻烦不断的人物。”他把酒递给我，接着说，“我认识一些像她这样的警察，他们可以为执法中的谋杀找到千百个正义凜然的借口，可是仔细想想，你不禁会开始怀疑，他们潜意识里其实怀着强烈的恨意。他们是蓄意的。” “露西不是这样的。” “是啊，她只是一生下来就看这个世界不顺眼。对了，今晚你哪里都不准去。你得陪着我和圣诞老人一起待在这里。” 他也为自己倒了杯酒，与我一起回到那间灯罩倾斜、百叶窗蒙尘的简朴小客厅。他对我不断抱怨的那张尖角玻璃咖啡桌摆在厅里。他往破旧的躺椅上一瘫，椅子上皮革破损的几处都用胶带粘住了。我还记得第一次走进这栋屋子时的诧异，那时我才知道他多么自豪能把物品用得寿终正寝，当然，卡车、游泳池和眼前的圣诞装饰除外。 我常坐的那张绿色灯芯绒沙发同样破旧，和人体经常接触的布面凸纹几乎已被磨平，但相当舒适。我蜷缩在沙发一角，阴郁地盯着他的椅子，他发现了。 “总有一天我要再买一把一模一样的椅子。”他说着扳动椅侧的拉杆，底部的搁脚板滑了出来。 他活动套着袜子的双脚，好像脚趾正在抽筋，然后打开电视，转到第二十一频道，艺术和娱乐电视网，这让我颇觉惊讶。 “我从不知道你喜欢看名人传记。”我说。 “我一直在看啊。还有他们经常播放的一些警察的真实故事。也许这话听起来可能够丧气的，可难道你不觉得，自从布雷进了警局，一切全他妈的不一样了吗？” “想想她对你做的，你有这种感觉一点都不奇怪。” “哈。她不也正用同样的方式对付你吗？”他啜着酒，挑衅道，“在这屋里，她想毁掉的可不止我一个。” “我认为她没那么大能耐。”我答道。 “我来帮你复习，医生，而且千万别忘了，我们谈的都是三个月之内发生的事，好吗？她到里士满上任了，我被调回勤务部门，你的办公室里忽然有了内贼，电子邮箱遭人侵入，自己被变成了艾比夫人。接着集装箱里发现了尸体，国际刑警也被牵扯进来，现在露西又杀了两个人，这对布雷来说可是再好不过的消息啊，别忘了她一直巴望着露西能来里士满。如果露西被烟酒枪械管制局甩掉，就得另找工作了。哦，看来你真的被盯上了。” 我盯着电视屏幕，年轻时的李柏瑞斯正弹奏着钢琴吟唱，旁白中，他的朋友正在娓娓叙述这位音乐家是个多么慈悲慷慨的人。 “你没专心听我说话。”马里诺提高了嗓门。 “我在听。” 他猛地起身，进了厨房。 “你有国际刑警的消息吗？”我大声问道，耳边传来他撕扯纸张，在抽屉里翻来找去的声响。 “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微波炉的嗡嗡声响起。 “那也可以透露一下吧？”我气恼地说。 舞台灯光下的李柏瑞斯正向观众献着飞吻，衣服闪烁的亮片有如金色、红色的焰火般璀璨。马里诺回到客厅，捧着一碗波浪形的薯片和一碟种类不明的蘸酱。 “州警察局的人不到一小时就在电脑上收到他们的回复了。他们只是要求提供更多资料，就是这样。” “这就透露不少信息了，”我失望地说，“或许表示他们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无论是下颚骨的旧伤痕，还是多出一个不寻常齿尖的臼齿，都没能和任何通缉犯或失踪人口的特征相符合，更别提指纹了。” “是啊。麻烦透顶。”他嘴里塞得鼓鼓囊囊，伸手把碗递给我。 “谢了，我不要。” “很好吃的。只要先把奶油乳酪用微波炉融化，再加一点辣椒。比洋葱蘸酱好吃多了。” “我信。” “你知道吗，我挺喜欢他的。”他用圆滚滚的手指朝电视一指，“我才不在乎他是不是同性恋。你得承认他很有品位。既然昂贵的唱片和音乐会门票都得花钱去买，那么表演的人就不能像街头卖艺的那样又丑又呆。还要告诉你一件事，”马里诺嘴里塞满东西，含混说道，“开枪这件事相当棘手。你必须接受调查，好像你的目标是总统似的，还有一大堆该死的咨询什么的，每个人都在担心你的心理健康，那简直会让人发疯。”他仰头喝光杯中的波本威士忌，又继续大嚼薯片，“恐怕她得数上好一阵子砖头了，”他继续说，使用行话指代强制休假，“至于迈阿密警方，会把它当成普通凶杀案件侦办，就是这样。到时候一切都将摊在阳光下检验。” 他转头望着我，在裤腿上擦着双手。 “我知道这让你很不好过，但目前她最不想见的恐怕就是你。”他说。 <hr /> 注释： 第二十章 我所在的办公楼里有个规定——任何证物，小到一张指纹卡，都必须用走廊尽头的货运电梯运送。我沿这条走廊走向尼尔斯·范德的实验室，两位清洁人员推着手推车从一旁经过。 “早上好，梅尔，碧翠丝，你们好。”我微笑着向她们打招呼。 她们的目光落在我面前轮床上的床单和毛巾覆盖的手术盘上，不用问也知道里面放着她们不想知道的东西。她们待在这里的时间不短了，每当看见我拿着纸袋或推着什么，便能猜出八九分。 “又来了。”梅尔说。 “果然又来了。”碧翠丝附和道。 我按了电梯钮。 “圣诞节打算去哪儿玩呢，斯卡佩塔医生？” 我的表情透露出，我不太热衷谈论这个话题。 “你可能会忙得没空过圣诞节。”梅尔连忙说。 两人显得十分尴尬，与其他人想到本顿时的反应相同。 “我知道每年这时候总是特别忙，”梅尔生硬地转换了个话题，“街上一堆酒鬼，凶杀案增加，大小麻烦不断。” 大约再过两周就是圣诞节了，节日当天由费尔丁值班。我已数不清有多少个圣诞节是佩戴着传呼机度过的。 “还有被火烧死的。” “发生在这个季节的不幸，总是让人感触很深，”电梯门打开时，我对她们说，“这就很有意义了。” “也许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这我不清楚，记得那场电线短路引起的火灾……” 电梯门关闭，我升往专为感兴趣的民众和政界人士参观我们工作而设的二楼。这里的所有实验室都有着玻璃墙壁，起初，那些习惯在隐秘的厚墙里工作的科研人员也觉得十分怪异、不自在，但如今已习以为常。鉴定人员顾自测试扳机拉力、血渍、指纹和纤维，对玻璃墙外的人视若无睹，包括正推着轮床经过的我。 尼尔斯·范德的领地相当宽敞，摆得满满的工作台上堆着稀有的仪器，各式奇特的应急装置四处散置着。许多有着玻璃门的木柜靠墙排列，范德把它们用作胶熏室：物证被衣柜里的晾衣绳和衣夹固定，接受盘中散发出的超级胶水烟雾熏染。 以前，科研人员和警方几乎无法成功检验出塑料袋、绝缘胶带和皮革等平滑材质上的指纹，后来才偶然发现超级胶水的热雾会附着在凹凸纹路上，能实现与传统粉剂一样的效果，使指纹的白色纹路浮现出来。房间一角立着另一个被称作“赛维二代”的胶熏室，用以采集较大物体上的指纹，例如霰弹枪、步枪、汽车保险杠甚或整具尸体。 蒸气房则用来采集经茚三酮处理的纸张、木板等非平滑物体表面的指纹。但范德偶尔也会使用见效更快的家庭电烫斗，听说还有一两次把证物烤焦了。具有真空吸管、可以吸取药品包装袋上的烟尘和残留物的尼德曼灯随意堆放着。 范德的实验室还包括专为简称为AFIS的指纹自动辨识系统所设的房间，以及进行数字影音强化作业的暗房。他也负责管理照相实验室，每天都有一百五十多卷底片由那里的冲印机处理。我花了点时间才终于在影像实验室找到了他，一些天才警察用来翻印轮胎、鞋印等石膏模的比萨盒子整齐地叠放在房间一角，墙边则倚着一扇被人踢坏的门板。 范德正坐在电脑前，比对着屏幕画面上的鞋印。我把轮床留在了门外。 “你真了不起，亲力亲为啊。”我说。 他淡蓝色的眼睛似乎永远不知聚焦在何处，实验袍也一如往常，沾染了茚三酮的紫斑，上衣口袋被放在里面的签字笔墨水染得血红。 “这鞋印很有意思。”他拍拍屏幕站了起来，“你知道皮革鞋底会很滑吗？于是有些人买了新鞋，就用刀把鞋底刮一刮，刮得粗糙点，因为他就要结婚了，不想在走红毯时滑一跤。” 我跟着他出了实验室，对这些趣闻不太提得起兴致。 “但他遭窃了，丢了鞋子、衣服等等之类的。两天后他的一个女邻居遭到强暴，警方在现场发现了这些怪异的鞋印。那个小区原本就经常发生盗窃案。” 我们走进多波域电源系统实验室。 “结果是这个孩子干的，十三岁。”范德摇着头开了灯，“真搞不懂现在的孩子是怎么了。想想我十三岁的时候，最大的罪状是用BB枪打小鸟。” 他把卢玛探照仪装在三脚架上。 “在我看来这罪状已经不轻了。”我对他说。 我把衣服平摊在化学通风橱内灯罩下方的白纸上，他将卢玛探照仪插上电源，风扇开始运转。一分钟后，他开启光源灯泡并把亮度调到最高，接着把一副护目镜搁在我手边，在输出镜头上装上四百五十纳米的蓝色光学滤镜。我们戴上护目镜，打开开关，卢玛探照仪射出的蓝色光线照亮地板。范德的影子晃动着，许多染色剂的瓶罐上浮现出“亮黄”、“荧绿”和“红蜂”等字样。光束里的尘埃有如璀璨的星尘般弥漫整个房间。 “你知道，最近有些警察局里的笨蛋也去弄了卢玛探照仪，开始分析起犯罪现场了，”范德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他们用红蜂染色，又把指纹放在黑色背景上，因此我拍照时必须开着卢玛探照仪，好让那该死的指纹恢复成白色。” 他开始照射集装箱里找到的塑料垃圾桶，很快便发现有淡淡的指纹浮现出来。他用红蜂染剂染色，带电的红色粉尘飘散在黑暗中。 “好的开始，”我说，“加油，尼尔斯。” 范德把三脚架移近死者的黑色牛仔裤，外翻的右侧口袋呈现出暗红色。我戴着手套戳了一下，又发现几抹闪着珍珠光泽的橙色。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红色。”范德说。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照射所有衣物，包括鞋子和腰带，均无荧光显现。 “这两种红色的性质不同，”我打开灯，范德说道，“虽然都发出荧光，但我只把垃圾桶染色了。” 我抓起电话打往停尸间。接听的是费尔丁。 “我需要死者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应该正放在托盘上风干。” “就是那几枚外国硬币、一把雪茄剪和一个打火机？” “没错。” 我们再度熄灭灯光，完成所有衣物表面的照射，发现了更多奇怪的浅色毛发。 “是他的头发吗？”范德看我将镊子伸入那冰蓝色的光线，轻轻夹起那些发丝放进信封。 “他的头发是深色的，而且很粗，”我答道，“不，这不可能是他的。” “很像猫毛。那种被我列入黑名单的长毛猫，安哥拉猫？喜马拉雅猫？” “挺罕见的。养这种猫的人不多。”我说。 “我太太特别爱猫，”范德说，“她养过一只叫做小栗的猫。那只该死的猫总喜欢咬我的衣服，我的衣服往往就与这差不多。” “我想这很可能就是猫毛。”我猜测道。 “太细了，不像狗毛，你觉得呢？” “不过和斯开岛梗又长又直的光亮长毛也有点像。” “淡黄色？” “也可能是黄褐色，也许是下层绒毛？我不知道。” “说不定这家伙在养殖或研究什么动物，”范德推测着，“不是也有长毛兔吗？” “有人吗？”费尔丁开门打招呼，端着托盘进来。我们打开灯。 “有一种安哥拉兔，”我说，“毛可以拿来织毛衣。” “看来你最近在努力健身啊！”范德对费尔丁说。 “你是说我以前像是不运动？”费尔丁答道。 范德一脸困惑，似乎从未发现费尔丁是个健身狂人。 “我们在一个口袋里发现了某种残留物，”我告诉费尔丁，“就是装有钱币的那个口袋。” 费尔丁掀开托盘上的毛巾。“我认得英镑和德国马克，”他说，“另外这两枚铜币就不认识了。” “我想应该是比利时法郎。”我说，“至于这些纸钞，我也不清楚。” 托盘上整齐排列着几张等待风干的纸钞。 “上面好像印有寺庙还是什么？是阿联酋迪拉姆还是阿拉伯币？” “我会请罗丝查一下。” “怎么会有人随身携带着四种货币？”费尔丁说。 “也许曾经在短期内进出许多国家吧，”我猜测着说，“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我们还是尽快分析这些残留物吧。” 我们戴上护目镜，范德再次关灯。好几张纸钞上呈现出同样的亮橙色痕迹。我们照射了每张纸钞的正反两面，发现满是斑点污渍，一枚隐藏的指纹在一张面值一百的迪拉姆纸钞的左上角依稀浮现。 “真是好心有好报啊。”费尔丁说。 “运气真好，”范德满意地微笑道，“太好了！我马上处理。我会把它交给特情局的朋友，让他用摩非、指痕、尼可非、纹恩……随便什么数据库进行比对，那里有多达四五千万个指纹记录。” 再没有比发现有助于捕获凶手的蛛丝马迹更能让范德兴奋的了。 “联邦调查局的全国数据库还向其他相关机构开放吗？”费尔丁问。 “调查局的所有指纹档案特情局基本都有，但像往常一样，调查局会重起炉灶，花一大笔钱建立自己的专属数据库，并选择不同的供货商，以独立于其他单位之外。今天晚上我有个饭局。” 范德把卢玛探照仪对准钉在砧板上那腐烂发黑的皮肉，立刻有两个黄色的亮点呈现出来，钉头大小，水平、对称，无法擦掉。 “我相当确定这就是纹身。”我说。 “是啊，”范德赞同道，“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可能，用其他方法检测也一样。” 在森冷的蓝光照射下，死者背部的皮肤显得黯淡脏污。 “这一块的颜色怎么这么深？”范德用戴着手套的指头圈出一块和我手掌大小相仿的区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费尔丁说。 “真想不通颜色为什么会这么深。”范德思索着说。 “也许这个纹身用的是黑色或棕色颜料。”我推测。 “把这交给菲尔处理吧，”范德说，“几点了？真希望伊迪丝没有答应今晚的聚餐。我得走了，斯卡佩塔医生，这里交给你了。该死，真要命。每次伊迪丝说要庆祝什么时我就头疼。” “哎，少来了，大人物，”费尔丁说，“你自己才是个派对狂呢。” “我真的感觉我酒量变小了。” “这样也好，尼尔斯。”我说。 我走进影像强化室，发现菲尔·拉普安特正心情不佳。这间屋子是科研人员对各种明暗不等的嫌犯面部照片进行处理、调整和对比的地方，但看起来更像制片室而非实验室。拉普安特是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专业而坚定，只是尚未学会如何在案件陷入胶着时寻求突破。 “该死。”他说着用手指抓了抓浓密的红发，对着二十四英寸的屏幕眯起眼睛。 “我也实在不喜欢给你找这种麻烦。”我说。 他不耐烦地敲着键盘，在便利店的录像带画面上又加了一层灰阶。画面中那个戴着墨镜、套着发网的家伙依旧模糊，但头部喷出血雾的店员倒是愈显清晰。 “加强影像的瞬间很清楚，但立刻就消失，”拉普安特叹了口气，抱怨道，“我做梦都能梦到这家伙。” “实在难以相信，”我盯着屏幕说，“这家伙看起来竟这么轻松，好像把人杀就杀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管他呢，活该你倒霉。” “是啊，我也这么觉得，”拉普安特伸展着腰部，“无缘无故就把人干掉了。这点我一直想不通。” “也许几年后你就会明白了。”我说。 “我不想变得愤世嫉俗，如果这是你的意思。” “不是说变得愤世嫉俗，而是终于能够理解，并非一切事情都要有个理由。”我对他说。 他出神地望着电脑屏幕上派尔·甘特生前被捕捉到的最后一幕。此人最终躺在了我的验尸台上。 “让我瞧瞧你带了什么来。”拉普安特说着掀开手术托盘上覆盖的毛巾。 甘特年仅二十三岁，有个两个月大的孩子，遇害时正在加班，想多赚点钱买串项链送给妻子作为生日礼物。 “这一定是集装箱里那位死者的。你认为是纹身吗？” 甘特被枪击之前大小便失禁。 “斯卡佩塔医生？” 他的牛仔裤和柜台后面的椅垫都被尿液浸湿了。我望向窗外，看到两名警察正在停车场里极力阻止他那情绪失控的妻子冲进来。 “斯卡佩塔医生？” 她拼命地尖叫、挣扎，露出了嘴里装的矫正牙套。 “三十一美元二十美分。”我喃喃道。 拉普安特将画面保存后关闭。 “什么？”他问。 “收款机里的钱。”我回答。 拉普安特拉动椅子，打开抽屉拿出几个彩色滤镜，然后到处翻找手套。此时电话响起，他连忙跑去接听。 “稍等，”他把话筒递给我，“找你的。” 是罗丝。 “我咨询了克莱斯塔银行外汇部门的一位办事员，”她说，“你问的迪拉姆，目前与美元的兑换汇率是九点三比一。因此两千迪拉姆大约是二百一十五美元。” “谢了，罗丝。” “还有一件事或许你会感兴趣，”她继续说，“我国是禁止携带阿联酋迪拉姆出入境的。” “我感觉这家伙一定不会遵纪守法，”我说，“你能再试着联系一下弗朗西斯科探员吗？” “没问题。” 我忽然意识到，露西不肯见我恐怕不仅因为烟酒枪械管制局的规章，还因为她自己也拒绝，不由得心生恐惧。我想见她，不顾一切地想见她。我挂断电话，举起托盘里的软木砧板。拉普安特在强光下打量着我。 “我对此不太乐观。”他对我说。 “不在梦里见到就好，”我说，“我也不抱什么希望，只能尽力了。” 表皮呈现出矿石或沼泽般的墨绿色，皮下组织则比腌肉更加干瘪暗沉。我们把砧板固定在与影像屏幕连接的高分辨率照相机镜头下。 “不行，”拉普安特说，“反光太强烈了。” 他改用斜光，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在镜头上替换各种颜色的滤镜。蓝色的不够理想，黄色的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换成红色滤镜时，带有珍珠光泽的斑点再度浮出。经拉普安特放大后发现，这些斑点几乎呈正圆形，不禁让我想起满月，以及有着邪恶黄眼珠的狼人。 “大概不可能更清楚了，就用这个吧。”拉普安特失望地说。 他把影像存进硬盘，开始进行解析，用软件呈现出肉眼无法分辨的两百多个灰阶。 拉普安特操作着键盘和鼠标，不断打开又关闭多个窗口，调整对比度、亮度，缩放影像，消除被他称作垃圾的背景噪点。毛细孔逐步在眼前显现出来，接着是纹身的针孔，许多黑色的波浪纹在黑暗中浮现出来，像是动物皮毛或者羽毛。宛如雏菊花辦的黑色线条逐渐呈现出爪子的形状。 “你认为是什么呢？”我问拉普安特。 “我想这已经是最好的效果了。”他焦躁地说道。 “哪里可以找到纹身专家？” “为何不先问问你认识的历史专家？”他说。 第二十一章 我在实验室找到乔治·加拉时，他正从标着“禁放食物”的冰箱里拿出自己的午餐。冰箱里储存着硝酸银、胭脂红染色剂和品红醛试剂，这些东西实在和食物相去甚远。 “这主意可不算好。”我说。 “抱歉。”他结结巴巴地说，将袋子放在操作台上，关上了冰箱。 “休息室里有冰箱啊，乔治，你随时都可以使用的。”我说。 他没回应。我忽然意识到他是因为害羞，或许根本没去过休息室，不由得一阵心痛。我无法想象，他在成长过程中因口吃而感到的自卑。或许这也正是那些纹身像葛藤般占据了他身体的原因，也许纹身能让他感到独特和男子气概吧。我拉出一把椅子坐下。 “乔治，能谈谈你的纹身吗？”我问。 他顿时满脸通红。 “我对纹身很有兴趣，非常需要你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协助。” “好啊。”他犹犹豫豫地说。 “你纹身时是找的特定的人吗？真正的专家？对纹身非常精通？” “是的，医生，”他答道，“纹身师我不会随便找的。” “你是在本地文的吗？我想找人咨询一些问题，某个愿意配合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 “比特，”他不假思索地说，“就是比特犬的比特。他的真名就是比特。全名叫约翰·比特，是个大好人。要我帮你给他打电话吗？”他问，口吃得厉害。 “那就再好不过了。”我说。 加拉从后裤袋掏出一小本通讯录，翻开查找。他拨通比特的电话，向他解释我的身份，显然比特很乐意帮忙。 “说吧，”加拉将话筒交给我，“剩下的你来解释。” 向比特说明这件事花了点功夫，因为人在家里，刚起床。 “这么说你很可能见过？”我问。 “几乎所有闪纹我都见过。”他答道。 “抱歉，我不懂你的意思。” “闪纹就是纹身的图案，可以这么说。你知道，就是供顾客挑选的图案。我这里的每一寸墙壁上都画满了闪纹，所以我才觉得你到我这里要比我去你办公室合适得多，也许我们会从中发现什么线索。不过我得告诉你，我周三，周四不营业，周末简直忙得要命，直到现在还没休息够呢。但既然情况紧急，我会开门让你进来的。你会把那个有纹身的家伙带过来吧？” 看来他仍然没有完全明白。 “不，我会把纹身带去，”我说，“但那个人不会去。” “等等，”他说，“哦，哦，我懂了。纹身是从死人身上割下来的。” “你应付得了吗？” “哦，应该可以吧。没有什么我应付不了的。” “什么时候？” “看你能在什么时候赶到了。” 我挂断电话，惊讶地发现拉芬正站在门口望着我。他应该来了有一阵了，一直偷听我们谈话，因为我做笔记的时候背对着他。他一脸疲惫，眼睛泛红，好像刚经历一场宿醉。 “你脸色不太好，查克。”我对他没有丝毫同情。 “我在想今天可不可以在家休息，”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生病了。” “很遗憾。听说网络上又爆发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病毒，叫‘六点半病毒’，”我说，“所有人，只要有家用电脑，都急忙从办公室冲回家去开机检查系统。” 拉芬瞬间脸色刷白。 “奇怪，”加拉说，“我怎么没听说过什么‘六点半病毒’。” “就在全世界一半人口登陆美国在线网时爆发。”我答道，“你当然可以回家，查克，回去休息吧，我和你一起出去。不过我们得先去趟分解室拿纹身。” 不久前我已取下砧板上的纹身切片，泡在一罐福尔马林溶液里。 “有人说今年冬天会特别冷，”拉芬开始东拉西扯，“我早上开车上班时听电台新闻报道的，说是圣诞节前后会气温骤降，直到二月才会回暖入春。” 我打开分解室的电动门，看见微物证据鉴定专家拉里·波斯纳和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正在检验死者的衣物。 “每次见到你们总是很开心。”我招呼道。 “老实说，这回你又给我们出了个大难题。”波斯纳用解剖刀刮下鞋面的泥尘，抹在一张白纸上，“这是查理。” “上他的课收获不小吧？”我问那个年轻学生。 “还好。”他回答。 “你好啊，查克。”波斯纳说，“你脸色不太好。” “勉强撑得住。”查克将生病的托辞重复一遍。 “里士满警察局的事我很遗憾。”波斯纳露出同情的微笑。 拉芬忽然一阵哆嗦。“什么？” 波斯纳略显尴尬地回答：“听说你没能如愿进入警察学院。你知道，我只想告诉你，千万别灰心。” 拉芬的视线落在电话机上。 “没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波斯纳一边说着，一边处理另一只鞋子，“我在弗吉尼亚医学院读书时，头两次化学考试还不及格呢。” “不会吧。”拉芬含糊应道。 “你竟然现在才告诉我，”查理故作震惊地说，“他们不是说进入这所学校可以得到最好的教育吗？退我的学费来。” “有东西得让你瞧瞧，斯卡佩塔医生。”波斯纳掀开面罩说。 他放下解剖刀，将手中的纸张折叠整齐，走向查理正在处理的黑色牛仔裤。长裤被小心地平摊在铺着床单的轮床上，腰部到臀部的部位外翻，查理正小心翼翼地用针尖镊子采集上面的毛发。 “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波斯纳用戴着手套的手一指，没有碰触证物。他的学生则将腰部又轻轻往下折叠了一英寸左右，更多毛发显露出来。 “我们已经采集了好几十根。”波斯纳对我说，“你知道吗，一开始我们在这条牛仔裤裆部翻找到了预料中的阴毛，可是接着又发现了这些金色毛发，而且越往下发现得越多，太诡异了。” “的确奇怪。”我赞同道。 “也许是波斯猫之类的动物？”查理推测。 拉芬打开纸箱，取出装着纹身切片的福尔马林塑料罐。 “会不会有猫咪刚好睡在外翻的牛仔裤上？”查理又说，“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牛仔裤不好脱，结果往往就是内面外翻着扔在椅子上，我的狗又特别喜欢躺在我的衣服上睡觉。” “我猜你一定没有把衣服挂起来或者收进抽屉的习惯。”波斯纳说。 “这是你留给我的家庭作业吗？” “我去找个袋子，”拉芬举着罐子说，“以防发生渗漏之类的。” “好主意。”说完我又回头问波斯纳，“你什么时候可以处理完毕？” “这得看你，”他说，“你什么时候要？” 我叹了口气。 “好啦，放松点。” “国际刑警也在追查这家伙的身份。我承受的压力不比任何人小，拉里。”我说。 “你不必解释。当你要求急迫的时候，绝对有自己的理由。我想我只能乖乖接受了。”他又说，“那孩子是怎么回事？他好像还不知道警察学院没有接受他。该死，消息都已经在整栋大楼传得沸沸扬扬了。” “首先，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我说，“其次，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消息会在办公室传开。” 话音未落我忽然想起了马里诺。他说过要给拉芬一点颜色瞧瞧，也许正是他获知了这个消息并乐得把它散布开来。 “把他踹掉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布雷。”波斯纳补充道。 不久拉芬带着塑料袋回来了。我们离开分解室，分别到更衣室冲洗消毒。我不慌不忙地洗着，让他在走廊里等候，知道随时间的流逝，他正变得越来越焦虑。我终于洗罢，两人静静走着。他两次停下，不安地喝着水。 “希望我没发烧。”他说。 我停步望着他，他窘迫地转过头去，避开我想要贴上他脸颊的手背。 “我觉得你没大碍。”我说。 我陪他穿过大厅，走向停车场，他显然已不安至极。 “发生什么事了吗？”他终于忍不住问道，一边轻咳着戴上墨镜。 “为什么这么问？”我佯作不知。 “因为你特地陪我走到这里。” “我也要去开车。” “抱歉我对你说了那些事，关于办公室里的问题和上网聊天之类，”他说，“我知道我不该和盘托出的，你果然生我的气了。” “你为什么认为我在生你的气？”我边说边打开车门。 他一时词穷。我打开行李厢，将塑料袋放进去。 “你的车身上有道刮痕，也许是谁把石头踢在了上面，已经开始生锈了……” “查克，我要你好好听着，”我不动声色地对他说，“我知道了。” “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磕磕绊绊地说道。 “你清楚得很。”我进了驾驶室，启动引擎。“进来吧，查克，”我说，“你可别站在冷风里，况且你原本就不舒服。” 他迟疑着绕到副驾驶座，恐惧难以遏制地显现出来。 “很遗憾你没去成鹿头餐厅，我们和布雷副局长聊得很开心。”他关上车门时我说。 他愣住了。 “许多疑问终于有了答案，这让我松了口气，”我继续说，“就是关于我的电子邮件、我上网聊天的事，以及工作上的一些传闻和纰漏。” 我等待着他的反应，而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这就是我没被警察学院录取的原因，对吧？昨晚你刚跟她见面，今天一早我就接到了这个坏消息。你在背后说我的不是，要她别雇用我，然后闹得沸沸扬扬让我难堪。” “我们根本没提你的名字，而我也没有散布关于你的任何消息。” “胡说！”他气得声音颤抖，带着哭腔说道，“当警察是我一辈子的梦想，如今却被你给毁了！” “不，查克，是被你自己毁了。” “给局长打电话帮我说情，我知道你办得到，”他像个慌乱的孩子般哀求，“求你了。” “昨晚你为什么和布雷见面？” “是她约我的。我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她呼我，叫我五点半去鹿头餐厅的停车场。” “结果你爽约了，我想这大概与你早上接到的坏消息有关。你认为呢？” “大概吧。”他喃喃道。 “你还好吗？还觉得不舒服吗？如果没大碍，你必须和我一起去一趟彼得斯堡，好让我们把这场谈话做个了结。” “这……” “怎么了，查克？” “我也很想把话说清楚。”他说。 “就从你和布雷副局长的相识说起吧。我觉得相当好奇，你似乎和警察局里最有权势的大人物私交不错。” “想想当初我有多么受宠若惊吧。”他摆出一副无辜的姿态，“是这样的，几个月前安德森警探打电话给我，说她初来乍到，想向我了解一些关于法医办公室和我们工作流程的事，问我是否可以到河畔城餐厅和她一起吃午饭。这就是我坠入地狱的开始。我知道我本该告诉你一声，让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可是那时你正忙着讲课，我不太想打扰你，费尔丁先生又得出庭作证，所以我就回复安德森说我很乐意帮忙。” “显然她并没学到多少东西。” “她在耍我，”拉芬说，“当我到达河畔城餐厅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安德森和布雷副局长两人坐在雅座里，她说她也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办公室是如何运作的。” “谁？” “布雷。” “原来如此。不小的惊喜啊。”我说。 “我那时候真的又惊讶又不安，完全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她又要我和她们一起回警察局。” “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车子转入第九十五号州际公路南段朝第五街驶去。 “我也不知道——”他尾音拉得很长。 “我认为你知道。” “我当时很害怕。” “与你雄心勃勃想当警察有关吧？” “说真的，”他说，“还有比这更好的人脉吗？不知她是怎么知道我的志趣所在的。到了她的办公室后，她关上房门，要我坐在她对面。” “安德森在场吗？” “只有布雷和我两个人。她说以我的经历，我或许考虑过担任犯罪现场鉴定人员。我当时感觉自己像中了大奖。” 我努力避开那些水泥路障和横冲直撞的司机，拉芬则继续着他天真的谈话。 “必须承认，在那之后我就做起了白日梦，对工作也没什么兴趣了。这点我很抱歉。”他说，“至于布雷发电子邮件给我则是两周后的事——” “她怎么知道你的邮箱地址？” “哦，她问我要的。她发邮件给我，要我五点半到她家，说有要事和我私下商量。老实说，斯卡佩塔医生，我并不怎么情愿。我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例如？” “路上我还在猜，说不定她会挑逗我之类的。” “实际上呢？你到她家后发生了什么？” “老天，真的很难启齿。” “说吧。” “她给我开了罐啤酒，又把椅子挪近我坐着的沙发，问了我好多私人问题，好像真的对我很感兴趣似的，然后……” 一辆满载木材的卡车挡在前面，我加速超车。 “最讨厌这种车。”我说。 “我也是。”查克说，谄媚的语气令我作呕。 “你刚才要说什么？”我问。 他深吸一口气，颇感兴趣地盯着那些朝我们迎面驶来的卡车和正在路边翻铲沥青的工人。通往彼得斯堡的这段第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似乎从南北战争时代起一直整建至今。 “她没穿制服，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的话，”他继续说道，语气恳切得很不真实，“她……她穿着套装，可是我觉得她没戴胸罩，至少是没穿短衫……可以看透里面。” “除了穿着，她还试图引诱你，或者采取主动了吗？”我问。 “没有，医生。可是她好像希望我能主动一些。现在我知道原因了。她绝不主动，也不会拒绝，这只是她操纵我的一种手段罢了。替我拿来第二罐啤酒后，她就露出原形了。她说必须知道关于你的一些真相。” “她说你不太稳定。每个人都知道你已经无法自控了，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说你几乎已经破产了，因为你是个强迫性购物狂——” “强迫性购物狂？” “她对你的房子和车有些看法。” “她怎么会知道这些？关于我的房子？”我问，同时意识到拉芬知道的一定不止这些。 “我也不清楚，但我觉得最糟的是她对你工作的说法。她说你搞砸了几个案子，有些警探已经开始抱怨了，只有马里诺除外。他一直在袒护你，所以她才不得不设法处置他。” “她的确做到了。”我冷冷地说。 “天啊，我该说下去吗？有些事我实在不想让你知道。” “查克，你想获得重新开始的机会并弥补你造成的伤害吗？”我设下圈套。 “老天，果真这样该有多好。”他信以为真。 “那就实话实说，告诉我一切真相。我们想办法让你重回正轨，这样你才能活得开心。”我鼓励他。我了解这个小浑蛋，只要关系到自己的利益，他乐于配合任何人。 “她说她之所以到这里任职，原因之一是警察局局长、市长和市议会都想除掉你，却不知道该如何着手，”拉芬继续说，仿佛一字一句对他都是种煎熬，“他们对你无能为力，因为你并非替市政府工作，只有州长有权任免。她还向我解释，这就像市民雇用一个新经理来为他们除掉某个糟糕的警察局长。神奇的是，她的话非常有说服力，我完全被吸引了。最后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坐到我身边，凝视着我的眼睛，说：‘查克，你的老板会毁掉你的一生，你明白吗？她会毁掉身边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你。’我问她为什么是我，她说：‘因为对她来说你根本无足轻重。她这样的人或许会表现得和蔼可亲，但内心深处总是自诩为上帝，对宠臣不屑一顾。’她还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宠臣，我说不知道。她说就是仆人。这下我可火了。” “想象得到。”我说，“我从来没有把你或任何人当作仆人，查克。” “我知道，我知道！” 我相信他的陈述中不乏真实的成分，但大部分只是自我辩护的偏颇说辞。 “就这样，我开始帮她忙。起初只是一些小事，”他继续说，“但做过一件坏事，往后就容易多了。好像我的心肠越来越硬，不断说服自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正确的，也许只有这样晚上才能睡得安稳吧。后来布雷开始得寸进尺，比如电子邮件的事，但都是通过安德森给我指示的。她太狡猾了，不会留下把柄。” “都做了什么？”我问。 “比如把子弹冲进水槽。真的太糟糕了。” “没错，的确糟糕。”我实在对他感到不齿。 “就因为这些事情，所以当她昨晚呼我，要我到鹿头餐厅和她见面时，我就知道她必定心怀鬼胎。她说过，除非出了麻烦，否则千万别对任何人提起，也不要回复她，只管准时赴约。就是这样。我怕她怕得要命。”他说。这我相信。“你知道，她握有我的把柄。我很担心，不知她接下来还会要求我做些什么。” “你觉得会是什么？” 他犹豫起来。一辆大货车忽然窜到我的车前，我连忙猛踩刹车。一台台推土机正将泥土堆到路基上，尘埃四处飞扬。 “把集装箱男尸的案子搞砸。我知道这就是她的计划。她会要求我变造证物陷害你，毁掉你。还有比这个和国际刑警扯上关系的案子更重大、更受瞩目的吗？” “你做过什么危害这案子的事吗，查克？”我问。 “没有，医生。” “你变造过什么证物吗？” “除了子弹就没别的了，医生。” “你应该知道变造或毁坏证物是项重罪吧？你知道布雷正把你往监狱里推，或许盘算着解决我之后也把你一脚踢开吗？” “老实说，我认为她不会这样对我。”他说。 对她而言他根本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个极度自我又被野心蒙蔽而看不到脚下陷阱的糊涂虫。 “你确定吗？”我说，“你确定布雷不会背弃你？” 他有些动摇。 “办公室失窃的那些东西是你偷的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都在我这里。是她要我做的……尽可能让你显得好像没有管理办公室的能力。那些东西全放在我家的一个纸箱里。事情结束后我会把它放在大楼的某个角落里，好让人发现后物归原主。” “为什么你甘愿任她使唤呢？甚至宁愿说谎、偷窃、变造证物？” “请别把我逮捕、送进监狱，”他惊惶地说，但演技相当糟糕，“我有妻子，孩子也快出生了。我很可能自杀，我不是说着玩的。我知道很多自杀的方法。” “千万别想不开，”我说，“别再说这种话了。” “太难了。我这辈子就这么毁了，一切都是我的错。不能怪任何人。” “除非你自甘堕落，否则没人能毁掉你。” “这已经不重要了。”他喃喃道，我开始担心他也许是认真的。 他不断舔着嘴唇，口干舌燥，声音干涩。 “我妻子不会在乎的。至于孩子，他需要的不是一个被送进监狱的父亲。” “别以为我会处理你的遗体，”我气愤地说，“别想让我走进停尸间在工作台上看见你的遗体。” 他转过头吃惊地望着我。 “成熟点吧，”我说，“别一惹了麻烦就想着举枪自尽，听见了吗？你知道自杀是什么吗？” 他睁大眼睛瞪着我。 “自杀是人生的最后一句气话，仅此而已！”我说。 第二十二章 比特纹身馆与凯蒂美发沙龙及一栋挂着灵媒广告招牌的小房子毗邻。我把车停在一辆破旧的黑色小货车旁，这辆车贴满各式贴纸，让我想到比特先生。 店铺门随即打开，一名男子前来迎接。他裸露出的每一寸皮肤，包括颈部和头部，都布满了纹身，凌厉的气势令人却步。 他比我想象中年长，五十多岁，体格瘦长结实，扎着灰色的马尾，留着胡子，脸庞看来没少被痛殴过。他穿着t恤，外罩黑色皮背心，钱包用链子系在牛仔裤上。 “你应该就是比特了。”我打开行李厢，拿出塑料袋。 “进来吧。”他轻快地回答，好像这世界万事美好，没有什么值得忧虑。 他领着我和拉芬走进店铺，一边叫道：“泰克西，坐下，孩子。”又转身对我们说，“别怕，它温和得像婴儿洗发露一样。” 我想我未必会喜欢这家店铺。 “没想到你会带人来，”比特说，这时我注意到他的舌头穿着一个银环，“你叫什么名字？” “查克。” “他是我的助手，”我解释说，“如果有地方让他坐下，他可以在一旁等候。” 泰克西是一只比特犬，健壮的四肢撑起了棕黑色的壮硕身躯。 “哦，有啊，”比特指着一个放着电视机和椅子的角落，“那是顾客等候区。查克，请自便。需要零钱投币买可乐时告诉我一声。” “谢了。”查克轻声说。 我不喜欢被泰克西瞪着。我向来不信任比特犬，无论它们在主人口中是多么温驯。在我看来，这种斗牛犬和斯塔福犬的混种相当于动物界的科学怪人。我见过许多被这种狗咬伤的案例，尤其以儿童为多。 “来，泰克西，挠肚子。”比特柔声说。 泰克西立刻翻过身，四腿朝天，让主人蹲着揉挠自己的腹部。 “你们知道吗，”比特抬头对我和查克说，“这种狗其实不坏，除非主人怂恿。它们只不过是些孩子。对吗，泰克西？一年前有个出租车司机跑来找我，请我替他文死神加上他前妻名字的图案，作为报酬送我一只小比特犬。我接受了，对吗，孩子？好笑的是它是比特犬而我叫比特。不过我们可没有血缘关系。” 在不短的职业生涯中，我造访过的怪异之地绝不算少，而比特的店铺却是我全然不知且无法想象的世界。店里的墙上贴满闪纹，所有图案紧紧相连。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天马、龙、鱼、青蛙和陌生的宗教图腾闯入眼帘，“别相信任何人”、“活在当下”和“操”等宣言随处可见。架子和桌上的塑料骷髅张嘴狞笑，许多纹身杂志摆在那里供等待扎针的勇士们翻阅。 奇怪的是，我竟忽然对一小时前还相当反感的事物生出了一份信徒般的虔诚和信任。比特和他的顾客们是敢于冲撞所有不公的反叛者，我装在罐子里带来的死者遗物则在这气氛中显得格格不入。毕竟，身穿阿玛尼和鳄鱼皮皮鞋的人绝不属于反主流文化或具有任何叛逆性。 “你怎么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的？”我问比特。 查克像参观美术馆那般浏览那些纹身图案。我把塑料袋搁在收款机旁的柜台上。 “街头涂鸦，”比特回答，“我的风格受涂鸦艺术的影响很大，类似旧金山Grime的原始派。不是说我有他那样杰出，但如果把鲜明的街头涂鸦意象和旧校舍的大胆线条融合，就是我的风格了。” 他弹着一个装有女人照片的相框。照片中的女人媚笑着，手臂挑逗地交叉在胸前，腹部文着黄昏天空映衬下的灯塔。 “这位女士，”他说，“是和男朋友一起来的，说他要送她纹身当作生日礼物。一开始她选择在臀部文一只漂亮的小蝴蝶时害怕得要死，后来每周都回来文新的纹身。” “为什么？”我问。 “会上瘾。” “大多数人都不止文一个吗？” “只文一个的大都文在隐秘部位，不让他人看见，例如在臀部或胸部文一颗心。换句话说，这类纹身具有独特意义。也有人是在醉酒时文的，这种事不稀罕，但没在我的店里发生过。我绝不碰浑身酒气的人。” “如果某人只在背部有纹身，其他部位都没有呢？这意味着这个纹身很重要吗？应该不是醉酒时文的或临时起意吧？” “的确。背部是很容易被人看到的，除非你从来不脱衬衫。所以说，没错，这或许表示这个纹身具有某种特殊含义。”他瞟了一眼柜台上的塑料袋，“这么说那边的纹身是那家伙背上的。” “两个黄色圆点，每个约有钉头大小。” 比特站在原地皱着眉头苦苦思索着。 “有瞳孔，像眼睛？”他问。 “没有。”我说着回头看看查克是否在注意我们的谈话，他正坐在沙发上翻杂志。 “老天，”比特说，“这可难倒我了。没有瞳孔。要是动物或者鸟类的话，很难想象没有瞳孔。看来你说的不是闪纹，更像是特别设计的。” 他双手一挥，指着自己惊世骇俗的收藏品。 “这些都是现成的闪纹，”他说，“有别于Grime的原创艺术作品。我是说，你一看到某些纹身，就可以立刻辨认出它的特殊风格，就像凡高或毕加索的作品。举个例子，我可以一眼认出杰克·鲁迪，或称丁丁——那种独一无二的美丽灰调作品。” 比特带我穿过店铺，进入一个类似诊室的房间，那里有高压锅、超音波清洁设备、手术肥皂、纱布、维生素AD软膏、刮刀和装在大玻璃罐里的一次性注射针头。纹身机看起来像电解疗法专家用的仪器：一辆推车里装有色彩鲜艳的喷漆瓶和调色用的瓶盖。房间中央放着把妇产科检验椅，我想它的脚蹬大概有助于在腿部和其他意想不到的部位纹身。 我们戴上手术手套。比特在工作台铺上毛巾，打开手术灯并拉近。我扭开塑料罐瓶盖，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冲鼻而来。我伸手从粉红色的化学药剂中取出那块已如橡胶般强韧、永远不会变形的皮肤切片。比特毫不迟疑地接了过去，拿在灯下，透过放大镜翻来覆去检查。 “哦，原来如此，”他说，“我看清楚了。是两只爪子，抓着树枝。如果把复杂的背景去掉，还可以看见尾巴上的羽毛。” “这么说是鸟？” “没错，是鸟。”他说，“也许是猫头鹰。你看，最明显的是这对眼睛，我想原该更大的，只是有些部分变淡了，这里。” 我凑近细看，目光随他戴着手套的指头游走于那块皮肤的图案上。 “看见了吗？” “没有。” “太淡了。这双眼睛的眼圈勾得很深，就像强盗那样，有点不均匀，技巧不太高明，显然有人试图把它改得小一点。还有，鸟身四周有些辐射状线条，如果没接触过这类东西是很难看出来的，因为你知道，腐烂得这么严重，颜色已经非常暗沉了。但如果仔细看，可以发现眼睛四周颜色更深更浓暂且叫它眼睛好了。错不了，我越看越觉得是猫头鹰。这对作为猫头鹰眼睛之类的黄点应该是有人想遮掩原有的图案而修改的，技巧有点笨拙。” 我逐渐看清了那些线条。他描述的暗沉色块里的羽毛和带有深色眼圈的亮黄色眼睛，仿佛有人刻意要把它们缩小似的。 “有人文了带黄点的纹身，后来不想要了，就在上面文别的图案试图掩盖。”比特说，“由于表皮已经脱落，新纹身，也就是猫头鹰的绝大部分也跟着剥离。我猜，新纹身文得并不深。但黄点扎得很深，深得有些过分。这说明这些纹身是由两个不同的人文上的。”他又细看了一会儿那块皮肤。“旧纹身无法完全除掉，”他继续说，“但只要方法得当，你可以下些功夫把它盖住。这就得靠技巧了，类似视觉幻象。” “有可能知道这双黄眼睛的原始图案吗？”我问。 比特沮丧地叹了口气。“很遗憾，损坏得太严重了，”他说着把皮肤放在毛巾上，眨了眨眼，“老天，这气味真难闻。你怎么受得了整天做这工作？” “得非常、非常小心才行。”我说，“介意我用一下电话吗？” “请便。” 我走到柜台后，不安地望着坐在旁边垫子上的泰克西。它死死盯着我，好像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放松。”我轻声说，“比特，我可以打某人的传呼并把这里的电话告诉他吗？” “我的电话不是秘密。请便。” “好姑娘。”我一边安抚着泰克西，一边绕过柜台去打电话。 它那双细小呆滞的眼睛让我想起鲨鱼眼，浑厚的三角形头颅有如蛇头，看起就像某种从未进化过的原始生物。我想起集装箱里那个纸箱上的字。 “会不会是狼？”我问比特，“或者狼人？” 他又叹了口气。周末加班的疲惫在他眼里蒙上阴影。 “狼的确很受欢迎。你知道，群体本能，特立独行，”他说，“但是这种纹身很难用鸟、猫头鹰或其他图案掩盖住。” “喂。”马里诺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任何动物都有可能，”比特继续大声说，“郊狼、狗、猫，凡是有毛皮的动物都可能有一双没瞳仁的黄眼睛。但图案一定很小，才能用猫头鹰盖住。很小很小。” “谁在那里胡扯毛皮什么的？”马里诺粗鲁地问。 我对他说明我所在的位置以及原因，比特继续指着墙上各种长毛动物的闪纹发表着见解。 “好极了，”马里诺当即恼火起来，“你怎么不顺便让人给自己文个身呢？” “以后再说吧。” “真不敢相信你竟然独自去纹身店。你知道去那种地方的都是些什么人吗？毒贩、假释犯和飞车党。” “没事的。” “怎么没事！”马里诺愤然说道，他如此生气绝非仅仅因为我独自来到纹身店。 “怎么了，马里诺？” “没事，只要不去想我可能会被停职停薪的屁事。” “怎么会这样！”我气愤地说，尽管内心认为这恐怕在所难免。 “布雷可不这么想。大概因为我误了她昨晚的晚餐约会吧。她说下不为例，否则一定炒我鱿鱼。我倒很乐于看看是怎么个‘下不为例’。” “嘿，瞧瞧这个。”比特在房间那头叫道。 “我们稍后再想办法。”我向马里诺承诺。 “好吧。” 泰克西盯着我挂断电话从它身边绕过。我扫视着墙上的闪纹，却更觉失望。我希望那个纹身是小型的狼或狼人，实际上却可能是完全不相干的另一种动物。问题悬而未决，想尽一切办法却仍然徒劳无功，这简直让我无法忍受。 我从不曾感到如此颓丧、心神不宁。四壁仿佛朝我挤压而来，闪纹图案有如魔鬼纷纷凸显跃出。穿心匕首、骷髅头、墓碑、邪恶的生物和可怖的食尸鬼在我耳边低低吟唱着《玫瑰花环》的黑暗童谣。 “为什么有人想把死亡文在身上？”我大声说道，泰克西抬头注视着我，“生活中的死亡还不够多吗？为什么有人愿意每天面对手臂上的死亡纹身？” 比特耸了耸肩，似乎毫不在意我对他工作的质疑。 “要知道，”他说，“你可以这么想，医生，除了恐惧本身没什么值得恐惧的。有些人文上死亡纹身是为了可以不再害怕死亡，就像有人怕蛇，就去动物园摸蛇是一样的道理。换个角度想，你也是每天都会接触到死亡，你不觉得要不是这么熟悉死亡，你对死亡的恐惧或许会更深？”我不知该如何作答。 “你看，你拿着一个装着死人皮肤的罐子，却丝毫不觉害怕，”他继续说，“可这时走进来看见这东西的其他人也许会吓得尖叫或呕吐。别误会，我不是心理学家，”他嚼着口香糖继续说，“但一个人决定永久刻在身上的那样东西一定具有重要含义。拿这死者来说吧，猫头鹰透露了他的心迹，他的内心世界。重要的一点是，他害怕的事物很可能和猫头鹰底下原来的纹身有着某种关联。” “这么看来，似乎你的不少顾客害怕性感裸女。”我说。 比特急切地嚼着口香糖，好像怕它飞走似的。他思索了一会儿。 “这我倒是没想过，”他说，“但也不算错。其实大部分全身文满裸女的人都很惧怕女人，在情感层面。” 查克刚才开了电视，正在看罗西·欧唐纳主持的脱口秀，音量调得很低。我在尸体上见过数以千计的纹身，但从没想过这象征着某种恐惧。比特轻敲着福尔马林罐的盖子。 “这家伙在害怕什么，”他说，“而且理由绝不简单。” 第二十三章 我回家刚挂好外套，将公文包搁在门边，电话便响了。此时是八点二十分。我的第一反应是露西。得知乔将会在本周末转来弗吉尼亚医学院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我非常担忧且怨气满腹。无论各种政策、规定或裁决如何束缚，露西并非完全无法联系我。她至少该让我知道她和乔都平安，以及她现在在哪里。 我迅速抓起电话，话筒里传来前任刑事副局长艾尔·卡森的声音，这让我既惊讶又不安。我知道除非事关重大，否则他不会打电话找我，尤其不会打到我家里。 “我不该这么做，但总得有人打这个电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凯利快客便利店发生了凶杀案，就是凯利购物城里靠近利比大道那家。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家吧，类似社区超市的。” “我知道，”我说，“就在我家附近。” 我拿起记事板，在便条上记下他的话。 “典型的抢劫案。有人闯进商店，将收款机里的钱洗劫一空后枪杀了店员，一个女人。” 我想起昨天看过的录像带。 “什么时候发生的？” “我们判断她是不到一个小时前遭到枪击的。我直接通知你，是因为你的办公室还不知道这件事。” 我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他的说法不太合乎情理。 “我也打给了马里诺。”他又说，“我想如今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了。” “你说我的办公室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问。 “新规定是警方必须处理完现场才能通知法医办公室，必须等现场鉴定人员工作完毕才能让你们知情。他们刚到那里，所以还得等几小时……” “这是哪里来的规定？”我脱口问道，其实心里早已有数。 “斯卡佩塔医生，我是迫不得已才退休的，当然，这也是迟早的事，”卡森说，“警察局里的许多改变让我无法接受。你知道，我的下属和你的办公室向来非常融洽，可布雷带来了一堆新人——单是她对待马里诺的方式就足够让我当场辞职了。可眼前最重要的是，加上这桩案子，这个月已经发生了两起便利店命案。我不希望事态扩大。如果是同一个家伙干的，他必定不会就此罢手。” 我拨打费尔丁家里的电话向他说明情况。 “你要我去——” “不，”我打断他，“我立刻赶过去。可恶，我们被耍了，杰克。” 我疾速行驶。收音机里传来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圣诞老人进城来》的歌声，而我一心只想着布雷。我这辈子从未恨过谁。恨是毒素，我一向抗拒。恨就意味着认输，此刻我只有极力压抑着恨意的烈焰。 新闻开始报道此事，这起案件成了头条，现场调查全程直播。 “……这是三周内发生的第二起便利店谋杀案。布雷副局长，请问目前有何进展？” “详细案情还不清楚，”她的声音在我车里响起，“我们只知道几小时前一名罪犯闯入这家凯利快客便利店抢劫并枪杀了店员。” 我的车载电话响起。 “你在哪儿？”马里诺问。 “接近利比大道了。” “我正要进入凯利购物城的停车场。我得提醒你，你到了那里后恐怕没人有空向你报告。” “走一步看一步吧。” 几分钟后我驶入这个小型购物中心，把车停在史瓦西珠宝店门前，已在此等候的马里诺钻进我的车里。他身穿牛仔裤、长筒靴和多处磨损的皮夹克，夹克拉链坏了，露出的羊毛衬里和他的头顶一样光秃秃的。他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古龙水气味，应该一直在狂饮啤酒。他把一截烟蒂扔向车窗外，红色光点划过黑夜。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他嘲讽道，“安德森也去现场了。” “还有布雷。” “她在便利店门外，”举行记者招待会马里诺憎恶地说，“走吧。” 我驶向卡瑞街。 “事情是这样的，医生，”马里诺说，“那人渣在柜台向她的头部开枪，然后好像在门口挂上了‘停止营业’的牌子，锁了门把她拖到店里的储藏室狠狠揍了一顿。” “他先向她开枪然后又殴打？” “是啊。” “警方是什么时候接获报案的？”我问。 “防盗铃响起时是七点十六分，”他答道，“那家商店在营业时间都开着后门的防盗系统。警察赶到那里，发现前门上了锁，还挂着‘停止营业’牌子。于是他们绕到后门，发现到处是血。目前查明死者是三十岁亚裔女子金兰。” 布雷仍在向媒体大放厥词。 “刚才你提到有一位证人。”记者问她。 “有位市民说他看见一个穿着深色衣服的男子出现在这一带，大约就在命案发生时，”布雷回答，“匆匆进了那边大楼旁的巷子。这位市民并未看清他的容貌。我们希望其他看见的人能与我们联系。所有线索都十分宝贵，维护社区安宁是每个人的义务。” “她在干吗？竞选吗？”马里诺说。 “店里有保险柜吗？”我问。 “就在后面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没被打开过，他们是这么说的。” “有录像吗？”我间。 “没有。也许甘特案让他学乖了，这回再被拍下来也不会让他上《真人真事》耍手腕了。” “也许吧。” 我们都明白这只是他的假设，他仍在为案件的侦破努力，不愿放弃自己的职责。 “这些都是卡森告诉你的？”我问。 “把我停职的可不是警察弟兄们。”他答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两起案子的作案手法不尽相同，但这种事不是绝对的，医生，你很清楚。” 本顿时常苦笑着如此告诫我们。他是做犯罪心理分析的，是研究犯罪手法、模式并提出预警的专家。可每桩凶案都有其独特的模式，因为受害者不同，环境和情绪不同，甚至天气也有异，而罪犯也不时会改变步调。本顿经常抱怨好莱坞的电影夸大了行为科学研究员的能耐，他不是超人，暴力罪犯也不是由电脑软件驱动的。 “也许是那个女店员惹恼了他，”马里诺说，“也许他刚和母亲吵过架，谁知道呢？” “要是有一天艾尔·卡森他们不再打电话给你，那该怎么办？” “这是我的案子，”他充耳不闻地说，“甘特案是我负责的，无论如何这起案子也应该归我。就算凶手不是同一人，还有谁会比我更先查出来？有谁会比我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 “你总不能老是这么硬闯进去，”我说，“布雷是不会接受的。你必须想办法让她接受你的介入，而且最好在进去五分钟之内找出答案。” 我驶入利比大道。马里诺沉默下来。 “你是个聪明人，马里诺，”我补充道，“动动脑筋。这可不是政治上的钩心斗角，而关系到一个女人的死亡啊。” “可恶！”他说，“该死的这些人是怎么了？” 凯利快客是一家小型超市，并非坐落在客流量可观的地段，没有厚厚的玻璃前门或气泵。店面光线惨淡，非节假日只营业到六点。 停车场的红蓝灯光闪烁不停，布雷正被多辆警车、警察、待命的救援小组团团围住，笼罩在耀眼的光晕之中，周围是如恒星群般的无数镁光灯。她披着一条长长的红色羊毛披肩，穿着高跟鞋，钻石耳环随那美丽脸庞的转动而闪耀夺目。从这身打扮看来，也许她刚离开某个名流举办的晚宴。 我从行李厢里拎出工作箱时，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我还未进入记者们的视野，布雷便率先发现了我，随即瞥见了马里诺，立刻脸色大变。 “……会先通知她的家人再发布新闻。”她对记者们说。 “看我的。”马里诺压低声音说。 他快步走向那家商店，表现出我从未见过的一面。他采取了准备迎接媒体袭击的开放姿态，甚至拿出无线电对讲机说个不停，尽可能让人明白他才是这里的负责人，而且掌握了不少内幕。 “你在吗，二〇二？”关上车门时我听见他的声音传来。 “在。”一个声音回答。 “到达门口，准备进入。”马里诺说。 “待会儿见。” 转眼间，数十名记者和摄像师围拢上去，行动快得惊人。 “马里诺队长？” “马里诺队长？” “有多少钱被抢了？” 马里诺没有驱赶他们。布雷的目光像利爪般扫过他的脸，对他瞬间吸引了所有注意力必有不甘——这个被她踩在脚下的男人。 “他们是否像其他便利店那样，最多只在收款机里放六十美元？” “你认为每年这个时候，便利店是否都该有警卫看守？” —脸胡渣、满腹啤酒的马里诺望着摄像机说：“如果是我开的店，我一定会这么做。” 我锁上车门。布雷朝我走来。 “你认为这两起抢劫谋杀案应该归因于圣诞节将至吗？”另一名记者问马里诺。 “我认为应该归因于某个冷血的、没有良知的人渣。他肯定还会再次作案，”马里诺答道，“我们必须制止他，这正是我们目前努力的方向。” 我绕过大批警车时布雷来到我面前。她拉紧披肩裹着身体，表情像天气一样冷竣。 “为什么放任他这么做？” 我停下脚步，直视着她，呼出的缕缕白雾如一列运煤火车从她身上碾过。 “‘放任’这个词不适用于马里诺，”我说，“相信你对此早有体会。” —个本地花边新闻杂志的记者扯着嗓子压过所有同行的声音说：“马里诺队长！有传言说你已经不再是警探了，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布雷副局长指派我执行特殊任务，”马里诺对着麦克风严肃地回答，“我负责本案的调查工作。” “他完蛋了。”布雷说。 “他不会乖乖离职的。你这辈子别想安宁度日了。”我坚定地答道，然后快步离去。 <hr /> 注释： 第二十四章 在商店门口会合后，我和马里诺进入内部。第一个见到的是安德森，她站在柜台前，正用褐色纸张包裹没有一分钱的收款机。现场鉴定人员艾尔·埃格尔斯顿则在一旁刷粉采集上面的指纹。安德森瞥见我们，立刻表现出震惊和不悦。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她冲着马里诺说。 “来买半打啤酒。你好吗，埃格尔斯顿？” “老样子，彼得。” “我们还没打算请你来。”安德森对我说。 我没理会她，只是担心现场不知已被她破坏到何种程度。幸好重要工作都是由埃格尔斯顿执行的。我当即注意到柜台后面一把翻倒的椅子。 “警方到达时那把椅子就是这样吗？”我问埃格尔斯顿。 “据我所知是这样。” 安德森忽然走出商店，也许去找布雷了。 “哈，”马里诺说，“去打小报告了。” “可想而知。” 柜台后方的墙上有许多道动脉喷溅出的血迹。 “很高兴你在这里，彼得，但你是在玩火。” 地上的血迹绕过柜台，一路延伸向距店门最远的那条购物通道。 “马里诺，来一下。”我说。 “喂，埃格尔斯顿，看看能不能找到那家伙的DNA。把它装在小瓶子里带回实验室，说不定我们能培植出他的克隆人，”马里诺说着向我走来，“这样我们就能查出凶手了。” “有你的，彼得。” 我指着在金兰垂死时因心脏收缩而从颈动脉喷射出的带状血迹。这些血迹几乎贴着地面一路喷在长二十英尺，堆放着纸巾、卫生纸等日常用品的货架上。 “老天！”马里诺震惊地说，“那女人还在淌血时就被他拖着走？” “是的。” “像她这样严重失血，能维持多久呢？” “几分钟，”我说，“最多十分钟。” 除此之外的血迹就是她的头发和手指拖过鲜血时划出的又淡又细的流苏状线条。我想象他拖着她的双脚，她的双臂有如在风中张开的翅膀，头发如羽毛般散开。 “他抓着她的脚踝把她拖走，”我说，“她留着长发。” 安德森已回到商店，此时正冷眼瞅着我们。我真讨厌有警察在旁边而不得不小心说话的时刻，但这在所难免。多年来与我共事过的许多警察都是泄密者，我不得不像防范敌人一样对待他们。 “她不是立即断气的，这一点可以肯定。”马里诺补充道。 “颈动脉被割破并不会立刻失去行动能力，”我对他说，“喉咙被割一刀时有人仍然可以打电话报警。按理说她应该不会马上失去行动能力，但看来她显然如此。” 我们沿购物通道继续深入，喷出的血迹越来越低且越来越淡。我注意到面积较小的血点已经干涸，大片的血迹正逐渐凝固。我们循斑斑血迹穿过装满啤酒的冷藏库，来到储藏室门口，看见现场鉴定人员加里·哈姆正跪在里面的地上，另一名警察正在拍照。他们背对着我，遮挡了我的视线。 我走到他们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只见金兰的蓝色牛仔裤和内裤被褪到膝盖处，肛门插着一支化学体温计。与我共事多年的哈姆抬头看见我，立刻像偷东西时被现场抓获般愣在了原地。 “你这是在倣什么？”我用前所未有的严厉口吻问他。 “给她量体温，医生。”哈姆说。 “你使用体温计之前有没有先采集样本？万一她曾被性侵犯呢？”我气愤地质问他。这时马里诺绕到我身边查看尸体。 哈姆犹豫片刻。“没有，医生，我没那么做。” “败事有余。”马里诺对他说。 哈姆年近四十，一头深色头发，一双棕色的大眼睛，睫毛浓密，称得上高大英俊。诱导像他这样经验有限的人相信自己能胜任验尸官和法医的工作并非难事，但他向来谨守分寸，非常自重。 “你在她身上的孔穴里插入硬物，我该如何精确判断她的外伤状况？”我问，他猛吞口水。 “要是在她的直肠内发现一处挫伤，我能在法庭上保证那不是体温计造成的吗？况且，除非你能保证这支体温计进行了完善的消毒，否则连DNA采样都会被人质疑。”我继续说。 哈姆涨红了脸。 “你清楚你在这个犯罪现场制造了多少人为破坏吗，哈姆警官？”我问。 “我一直很小心。” “请你让开，马上。” 我打开工作箱，气愤地戴上手套。我把手电筒递给马里诺，在进行下一步行动前仔细观察周围。这间储藏室光线昏暗，二十英尺以外的几百包半打装汽水和啤酒全被鲜血浸染。距离尸体几英寸的地方堆着卫生棉、纸巾和卫生纸，纸箱底部都被血浸湿了。目前看来，凶手对这里的兴趣似乎仅止于这位受害者。 我蹲下检查尸体，不放过每一处肌肉组织、血迹，每一个凶手邪恶艺术的印痕。我没有触碰任何部位。 “老天，他真的把她打得很惨，对吧？”正在拍照的警察说。 从现场看来，似乎有一头凶猛的野兽将垂死的她拖到巢穴里痛加凌虐。她的毛衣和胸罩被撕裂，鞋子和袜子被脱去扔在附近。她是个体态丰盈、有着饱满臀部和乳房的女人。我对她外貌的全部印象来源于我见过的那张驾驶执照。金兰生前是个漂亮的女子，一头闪亮的黑发，笑容腼腆。 “她被发现时穿着裤子吗？”我问哈姆。 “是的，医生。” “鞋袜呢？” “脱掉了。就是现在的样子。我们没碰。” 不必拿起鞋袜查看我也知道上面一定沾满血迹。 “为什么脱了她的鞋子和袜子却没脱裤子？”一名警察问。 “就是啊。谁会做这种事呢？” 我粗略地检查一遍，发现她脚底也沾着已经凝固的血迹。 “将她送到停尸间后，我得在更亮的灯光下检查。”我说。 在我看来，她喉咙部位的枪伤相当普通，子弹从那里射入。我轻轻翻过她的头部，看见颈后的射出口，角度偏左。就是这颗子弹贯穿了她的颈动脉。 “找到子弹了吗？”我问哈姆。 “在柜台后面的墙壁里挖出一颗，”他说，视线回避着我，“还没找到弹壳，如果有的话。” 倘若作案工具是左轮手枪就不会留下弹壳。普通手枪会把弹壳也射出来，这恐怕是它唯一有助于办案的方面了。 “墙壁的什么位置？”我问。 “面对柜台，椅子原来所在位置的左边，也就是她生前所在的收款机左后方。” “射出孔也偏左。”我说，“如果凶手是从她的正面开枪的，那么我们该找的凶嫌或许是个惯用左手开枪的人。” 金兰的脸撕扯变形得很厉害，皮肤裂痕多呈圆形和直线切痕，看来像是某种或多种工具所致。她似乎也遭到了凶手赤手空拳的殴击。我探触裂开的伤口，感觉骨头碎片在手指下嘎嘎作响。她的牙齿被打断，凹陷进去。 “照这里。”我对马里诺说…… 他用手电筒照向我指示的方向。我轻轻将她的头部左右翻转，触摸头发下的头骨，检查颈部两侧和背面。我发现更多拳殴的淤痕及圆形和狭长的伤口，到处散布着擦伤。 “除了褪去她的长裤测量体温，”我问哈姆，这一点我必须确认，“你没有动别的地方？” “哦，医生，”他答道，“我只是拉下牛仔裤拉链、解开扣子。她的毛衣和胸罩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他指着说，“从中间被扯开了。” “徒手扯开，”马里诺在我身旁蹲下，“该死，这人非常强壮，医生。她被拖到这里时很可能已经死了，对吧？” “不尽然，她的伤口还有组织反应，有一些淤青。” “可他是把一个垂死的人痛打了一顿，”马里诺说，“我是说，她肯定已经站不起来和他争论了。她没有挣扎，看看四周就知道了。没有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或乱扔，也没有踩得到处都是的血脚印。” “他认识这个女人。”安德森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一定是某个她认识的人，否则他应该只会把她打死，然后拿钱离开。” 马里诺拎着手电筒蹲在我旁边，用粗壮的膝盖抵着地板。他抬头看看安德森，好像认为她的智商和香蕉不相上下。 “我不知道你也是犯罪心理分析专家，”他说，“原来你去上过课？” “马里诺，请照照这里，”我说，“我看不清楚。” 尸体上的血迹分布在明亮的光线下呈现出来，这是我之前没注意到的，因为我太专注于伤口本身了。每一寸裸露的皮肤都血肉模糊，好像被人用鲜血描画的人体彩绘。血已经干了，开始皲裂，一些毛发黏在血迹中，颜色很浅，长度相同。 我指给马里诺，他弯腰凑近仔细查看。 “别出声。”我意识到他明白了我的用意并会作出某种反应，赶紧提醒道。 “老板来了。”埃格尔斯顿小心地走了进来，宣布道。 房间拥挤而窒闷，仿佛一场暴风过境，带来了一场血雨。 “我们拉线吧。”哈姆对我说。 “找到一个弹壳。”埃格尔斯顿快活地告诉马里诺。 “要是你想休息一下，马里诺，让我来拿手电筒吧。”他试图弥补自己犯下的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认为情况非常明显，受害人被殴打时就躺在这里。”我说，因为我认为这起案件没有拉线的必要。 “拉线会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说。 拉线是一项源自法国的传统技术，将绳索一端贴在一处血迹上，另一端拉到经过几何计算的血迹喷出点上。如此反复进行，就会得到一个三维的线型模式，据此推断出受害者遭到殴击的次数和位置。 “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我大声说。 汗水滚落马里诺的脸颊，他凑近时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和身体的热度。 “尽快通知国际刑警组织。”我对他耳语道。 “没问题。” “斯皮尔三八〇，听说过吗？”埃格尔斯顿问马里诺。 “当然，高性能的酷玩意儿，金点子弹，”马里诺说，“但这完全不符。” 我拿出我的体温计，放在一盒纸板上测量环境温度。 “我来告诉你吧，医生，”哈姆说，“室温是二十四点四摄氏度，很暖和。” 我手眼并用检验着尸体，马里诺一边移动着手电筒一边说：“一般人不会选择斯皮尔弹药，你说的可是二十颗一盒就要价十到十一美元的玩意儿呢。你用的枪也必须是高级货，否则那东西会在你手里爆炸。” “也许他的枪是从黑道上弄来的，”安德森忽然出现在我身边，“贩毒得来的。” “破案喽，”马里诺应道，“太感谢了，安德森。嘿，弟兄们，咱们可以回家休息了。” 金兰身上散发出血液凝结时血清和血红素分离、细胞分解的甜腻气味。我抽掉哈姆插在她身体里的体温计。她的核心体温为三十一点四摄氏度。我抬头看看四周，房间里除了我和马里诺还有三人，不由感到一阵愤怒和无奈。 “我们找到她的钱包和外套了，”安德森继续说，“钱包里有十六美元，应该没被凶手碰过。哦，对了，附近还有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保鲜盒和叉子。看样子她买了晚餐回来并放在微波炉里加热。” “你怎么知道使用微波炉的是她？”马里诺问。 安德森语塞。 “两个二放在一起不见得就是二十二。”马里诺又说。 尸斑现象尚在初期阶段。她的下巴僵硬，颈部小肌肉和双手也同样如此。 “她的身体非常僵硬，不像刚死了几个钟头。”我说。 “为什么会僵硬呢？”埃格尔斯顿问。 “我也很想知道。” “我曾经在波内尔汽车旅馆——” “你跑到波内尔汽车旅馆做什么？”负责拍照的警察问。 “说来话长。有个家伙做爱时心脏病突发，他女友还以为他睡着了。等她第二天早上醒来，他早就没救了。那女人害怕别人知道他是死在床上的，就把他放到椅子里。结果他就这样靠在那里，硬得像熨衣板。” “我是认真的，医生，尸体到底为什么会僵硬呢？”哈姆问。 “我也一直对此相当好奇。”黛安·布雷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她站在那里，视线如钢钉般死死望着我。 “人死去后，身体会停止制造三磷酸腺苷，所以会变得僵硬。”我没正眼看她，“马里诺，你可以这样扶着她吗？我想给她拍张照片。” 他靠近我，用戴着手套的大手伸进她的左腋，我拿出相机，拍下一张她左腋下方，即接近左侧乳房柔软部位的伤口的照片，一边估算体温和室温的差距，以及尸斑和尸僵的阶段。脚步声、低语声和咳嗽声在我耳边响起，汗水从口罩下的脸颊上冒出。 “我需要一点空间。”我说。 没人动弹。 我抬头看着布雷，停下手中的工作。 “我需要空间，”我毫不客气地对她说，“叫这些人离开。” 她向除我之外的所有人点头示意。警察们摘掉手套，扔进红色生物废弃物处理袋，走出了房间。 “还有你。”布雷对安德森下令。 马里诺对布雷视若无睹。布雷则始终紧盯着我。 “我不希望以后再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我边工作边对她说，“在我或我的法医人员到达之前，不准你的手下、你的技术人员，不准任何人，乱动现场或破坏尸体。”我抬头看着她，“就这么说定了？” 她似乎在思索我的话。我给自己的三十五毫米相机换上底片。由于光线极差，我的眼睛有些酸涩。我接过马里诺的手电筒，从一侧照射着左侧乳房一带，接着又照向右肩的另一处伤口。布雷凑过身来紧挨着我，想知道我在看什么。她身上的香水味混杂着正在腐烂的尸体的气味，让人感觉十分诡异。 “处理犯罪现场是警方的职责，凯，”她说，“我知道你过去不必采取这种工作方式，无论在本地还是其他地方。关于这点我也曾提过——” “屁话！”马里诺毫不客气地说。 “队长，没你什么事。”布雷立刻反击。 “你才应该少管闲事。”他提高嗓门。 “布雷副局长，”我说，“弗吉尼亚州法律规定，犯罪案件的尸体由法医负责处理。尸体是我的管辖范围。” 我拍完照片，和她冰冷的眼神相接。 “不准碰触、破坏或以任何方式干扰尸体，清楚了吗？”我再次强调，一边扯掉手套，恼怒地把它扔进红袋子。 “你严重伤害了这位女士，布雷副局长。” 我关上工作箱，锁上弹簧锁。 “在这起案子上，你和检察官一定会合作得非常愉快，”马里诺也扯掉手套，愤愤地补充道，“这个案子就是所谓的免费午餐。”他用粗大的手指戳了一下受害者，仿佛布雷才是杀害她的凶手，“你刚白白放走了凶手！”他冲她吼道，“你和你那些不值一提的权力小把戏！为了往上爬你都不惜跟谁上床？” 布雷脸色惨白。 “马里诺！”我抓住他的手臂。 “我还没说完呢。” 马里诺的情绪已然失控，他甩开我的手，像只受伤的熊一般喘着粗气。 “这个遭到毒打的女士和什么政治游戏、私人恩怨完全无关，你这该死的臭婊子！如果她是你的姐妹你会怎么想？哦，天啊！我在妄想什么？”马里诺朝空中扬起沾满滑石粉的双手，“你根本不懂还有关心别人这种事！” “马里诺，马上通知救援小组过来。”我说。 “马里诺不会通知任何人。”布雷的声音有如一个金属盒铿然合上。 “你想怎样？炒我鱿鱼？”马里诺继续挑衅，“请便啊。我会把他妈的实情告诉全世界的记者。” “炒你鱿鱼太便宜你了，”布雷说，“让你继续做牛做马但领不到一分钱薪水也许更好。这情形恐怕会持续很久呢。” 她满脸通红地离去，有如一个决心集结军队来镇压顽敌的复仇女王。 “哦，不！”马里诺冲她的背影大喊，“你弄错了，宝贝。忘了告诉你，我他妈的辞职了！” 他拿出无线电对讲机联系哈姆，要他通知小组人员立即赶来。与此同时，我飞速搜索着某些被忽略的细节。 “我给她颜色看了，对吧，医生？”马里诺说，但我的心思不在于此。 防盗报警铃在七点十六分响起，而现在不过九点半。死亡时间很难界定且疑点重重，必须谨慎考虑所有可能的变量。金兰的体温、尸斑、僵直以及血液状态和她只死了两个小时这一点并不吻合。 “这房间里真闷啊，医生，你不觉得吗？” “她至少死了四五个小时了。”我说。 马里诺用袖子擦着汗湿的脸颊，眼神涣散。他心神不宁，焦躁地敲打着牛仔裤口袋里的香烟盒。 “他下午一两点钟就在这里了？不会吧？这么长时间里他都在做什么？” 他不停瞟着门口，等着看谁会下一个出现。 “我想他有很多事情可做。”我说。 “我刚才好像有点风度欠佳。”马里诺说。 从店里隐约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和担架碰撞声。 “我想她应该没听见你最后那句外交辞令，”我对他说，“还是顺其自然吧。” “你认为他会不会为了避免在大白天里满身是血地走出去，才在这里磨蹭那么久？” “我觉得这不是唯一的理由。”我边说边看着两个身穿工作袍的医护人员将担架侧转以穿过门口。 “这里有很多血，”我对他们说，“绕过来。” “老天！”一人叹道。 我拿起担架上折叠好的一次性布罩，马里诺帮我将其中一块铺在地上。 “请把她稍稍抬高几英寸，好把布垫移到她的身体下方，”我指示道，“很好，就这样。” 她仰面躺着，眼珠在碎裂的眼眶中呆滞地瞪着。我拿另一块布罩将她覆盖，塑料纸窸窣作响。我们将她抬高，放进一个深红色尸袋，拉上拉链。 “外面越来越冷了。”一名医护人员说。 马里诺环顾店内，然后看向门外停车场上仍在闪烁的红蓝灯光。场面已明显冷清许多，大多数记者都已冲回自己的新闻编辑室和电台，只有一些鉴定人员和一名穿制服的警察留在现场。 “是啊，没错，”马里诺自语道，“我的确被停职了，可你看到有别的警探来这个现场吗？我也应该少管闲事。” 我们走去开车时，一辆蓝色的大众甲壳虫驶进了停车场，随即猛地刹住，离合器发出尖锐的吱嘎声。驾驶座车门砰地敞开，一个皮肤白晳、留着深色短发的少女几乎是跌了出来，她匆匆忙忙地跑向正被医护人员抬上救护车的尸袋，似乎要将他们阻截下来。 “喂！”马里诺在她后面大喊。 救护车后门关上的瞬间她正好到达，马里诺随后将她抓住。 “我要见她！”她尖叫道，“哦，请放开我！我要见她！” “不行，小姐。”马里诺喝道。 医护人员打开侧车门跳了进去。 “让我看看她！” “不会有事的。” “不！不！老天，求求你！”悲伤如瀑布般涌出。 马里诺从背后牢牢抱住她。隆隆引擎声中，我听不见他对她说了些什么，只见救护车驶离后他才放手。她颓然跪倒在地，双手抱头，仰头望着冰冷浓黑的夜空，凄厉地嘶喊出那个遭到虐杀女人的名字。 “金！金！金！” 第二十五章 马里诺决定留下来，陪被人称作“早餐男孩”的埃格尔斯顿和哈姆在现场进行我认为没必要进行的拉线工作。我独自开车回家。树木和草坪全罩上了一层白霜，我暗暗祈祷着千万别停电，但最害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我把车驶入小区，发现四周黑暗寂静，在岗哨亭值班的警卫丽塔似乎正在举行降灵大会。 “别告诉我。”我对她说。 她走出岗哨亭，拉了拉制服夹克，裹紧身体。烛光在玻璃窗里跳动着。 “大约九点半就停电了，”她摇了摇头说，“这座城市只剩冰霜了。” 左邻右舍都是一片漆黑，好像正值战争期间。天空云层密布，月亮不见踪影。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车道，走上门前结冰的石阶时又差点滑倒。我攀住栏杆，费力地翻出钥匙开了门。由于有备用电池，我的防盗系统仍然开着，但只能维持十二小时。冰霜造成的停电通常会持续好几天。 我输入密码，重新设定警铃。我得洗个澡。这种时候我绝不可能跑去车库，脱下衣服放进洗衣机，而一想到得赤裸着穿过漆黑的屋子跳进漆黑的浴缸，我不禁头皮发麻。除了薄冰偶尔发出的脆裂声，四周一片死寂。 我找出家里所有的蜡烛，在屋内各个角落都点上几根，接着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燃起炉火。屋子成了黑暗的容器，唯有细小木柴燃起的火焰闪烁跳动，投射出斑驳光影。至少电话是正常的，当然答录机暂时无法工作了。 我无法安静坐着，到卧室脱去衣服，用毛巾擦拭身体，然后换上睡袍和拖鞋，一边琢磨着还能做点什么，因为我一刻都不容许自己处在无所事事的状态。我想也许露西给我留言了，只是自己目前无法接听。我尝试写信，又全部揉掉扔进炉火，望着那些纸张逐渐焦黄直至化作灰烬。碎冰咔咔作响，屋里越来越冷。 温度持续地缓缓下降，时间悠悠溜走，不觉已是寂静的凌晨。我努力入睡，可实在太冷，而我又始终心绪不宁。我想到露西，想到本顿，思绪又跳到不久前经历的可怖现场。我看见一个全身是血的女人被拖过地板，猫头鹰的眼睛从腐烂尸体上瞪着这个世界。我辗转反侧，露西始终没来电话。 我望着窗外黝黑的后院，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和紧张。呼吸在窗玻璃上蒙上一层水雾，半睡半醒中，雨夹雪的沙沙声变成了织针穿梭的声响。我看到远在迈阿密的垂死父亲，看到母亲在他身边织着毛衣，在贫寒交迫中没完没了地织着。街上没有一辆车。我给岗哨亭里的丽塔拨了电话，无人接听。 直到凌晨三点，我的眼皮才渐渐沉重。树枝裂开的声音有如枪响，远处的火车沿河岸缓缓行驶，苍凉而凄厉的汽笛声不时响起，轰隆的金属撞击声加深了我的不安。我裹紧羽绒被，静静地躺在黑暗中。当第一抹天光蹿出地平线，终于来电了。几分钟后，马里诺打来电话。 “你希望我几点钟去接你？”他问，由于刚睡醒而声音沙哑。 “接我做什么？”我睡眼惺忪地走进厨房去煮咖啡。 “工作啊。” 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往窗外看了吗，医生？”他问，“你困在那个集中营里，哪里都去不成。” “我告诉过你别开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我走到窗边打开百叶窗。街头所有行道树和灌木丛仿佛都覆盖着一层冰糖和白霜，草地宛如厚厚的地毯，利齿般的细长冰柱垂在屋檐下。我的车的确寸步难行。 “哦，”我说，“我的确需要搭个便车。” 马里诺那装系着粗防滑链的大卡车疾驶过里士满的街道，一个小时后便带我到了办公室。停车场里没有一辆车。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向大楼，曾几次差点滑倒，因为人行道成了冰面，我们是头一个向它挑战的。我把外套扔在办公室椅子上，然后与马里诺一起走向更衣室。 救援小组使用了便携式验尸台，因此我们不必将尸体从轮床搬到验尸台上。在这空寂的死亡殿堂中，我们拉开尸袋拉链，掀开被鲜血浸透的布罩。在顶灯的照射下，她的伤口愈发凄惨。我挪近一盏带荧光灯的放大镜，调整角度通过透镜观察。 放大后的皮肤是一片满布干涸龟裂的血块以及狭谷般深长伤口的沙漠。我采集了几十根毛发，淡黄色，细软如婴儿的头发。大部分毛发长约六至八英寸，黏在她的腹部、肩部和胸部，脸上则没有发现。我把它们装进信封以保持干燥。 时间如小偷般偷偷溜走，盗走了整个早晨。我百般推想，始终无法给她的毛衣和胸罩被撕开的情形找到合理的解释。唯一的可能性是，凶手是徒手把它扯开的。 “我从没见过这种事，”我说，“凶手的力气一定大得惊人。” “也许他吸了可卡因或天使尘什么的，”马里诺说，“所以才会那样对她。甚至这也可以解释他怎么会有昂贵的金点子弹，你知道，如果他是街头毒贩，这就没什么奇怪的。” “露西好像提过这种弹药。”我回想着。 “道上的热门玩意儿，”马里诺说，“毒虫的最爱。” “如果他吸了迷幻药，”我说着把采集到的纤维放入另一个信封，“那么他思维的清晰和有条理就相当令我惊讶。他把停止营业的招牌挂上，锁了门，直到天黑以后才走出商店。说不定还梳洗了一番。” “没有证据显示他梳洗了，”马里诺提醒我，“排水孔、水槽和马桶里都干干净净。甚至离开商店时他都没有在门上留下痕迹。因此我想，他开门时可能垫着什么东西——衣角或纸巾，谁知道呢，来避免血迹或指纹沾上门把。” “这可一点都不糊涂，不像是刚吸过毒的人的行为。” “我宁可相信他吸了，”马里诺忧心忡忡地说，“否则就太糟了，我是说，万一他真是绿巨人之类的。真希望——”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我知道他想说，他希望本顿能在这里提供专业意见。事事依靠专家纵然容易，但专家并非能解决所有问题。每个犯罪现场和每道伤痕都反映着犯罪情绪，而这桩凶杀案显然是狂乱的性犯罪。我随后找到的几块更大的不规则挫伤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通过镜片，我发现了许多锯齿状的细小伤痕。 “咬痕。”我说。 马里诺凑近来看。 “已经浅多了。用力撕咬的结果。”我补充道，一边移动灯光寻找其他咬痕，结果在右手掌边缘和右脚掌分别发现两个，左脚掌发现一个。 “老天。”马里诺不安地轻声喃喃道，目瞪口呆地从受害者的双手打量到双脚，“我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怪物，医生？” 咬痕十分严重，只能分辨出是齿痕。可供制作印模的槽痕已被灭迹，对采证工作没有丝毫帮助。遗留痕迹非常有限，无法进行比对。 我用棉棒蘸取唾液，然后逐一拍照存证，一边思索着啃咬受害人的手脚对凶手来说有何特殊意义。难道他真的认识她？她的手脚在他眼中或许是某种事物的象征，就像面孔，代表着她的身份？ “看来他并非完全不在乎是否会留下证据。”马里诺说。 “他似乎知道自己的齿痕不可能被比对出来。”我边回答边用喷水管清洗尸体。 “嗬，”马里诺打着哆嗦，“每次看到这个我都觉得很冷。” “她感觉不到的。” “该死。我真希望她在遭到凄惨攻击时也没有任何感觉。” “感谢老天，我认为凶手开始丧心病狂时，她应该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了。”我说。 金兰的验尸结果加剧了我们的惊骇。贯穿她的颈部、命中颈动脉的子弹同时也损伤了她第五节和第六节颈椎的脊髓神经，致使她瞬间瘫痪。她可以呼吸、说话，但无法动弹，只能任由自己被他拖过走道，让鲜血溅上货架。她两手无力地摊开，因麻痹而无法压住颈部的伤口。我几乎看得见她眼里的惊恐，听得见她低声的呜咽，她猜测着他将要实施的各种暴行，眼睁睁地目睹自己死去。 “该死的畜生！”我说。 “可惜他们把死刑改成了他妈的注射毒剂，”马里诺气愤地厉声说道，“这样的混账难道不该下油锅吗？他们本该吸氰化物毒气直到眼球爆裂，可我们却只让他们舒服地睡着。” 我迅速用解剖刀沿锁骨向胸骨再往下直到骨盆划出Y形切口。马里诺安静下来。 “你觉得你可以在他手臂上注射毒剂吗，医生？你可以打开毒气或者把他绑在电椅上，然后扳下开关吗？” 我没回答。 “我常常会想这个问题。”他继续<u>ｈｔｔp://wｗw?9９ｌｉｂ?nｅｔ</u>说。 “多想无益。”我说。 “我知道你办得到。”马里诺执意继续这个话题，“还有一件事，我想你一定也很向往可又不愿承认，甚至不愿对自己承认，那就是——有时候我真的很想杀人。” 我抬头看着他。血沾污了我的面罩，浸湿了手术袍的袖子。 “这下我真的很为你担心。”我发自内心地说。 “看吧，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但就是不肯承认。” 她的心肺都很正常。 “我觉得大多数人并没有这种感觉。” 马里诺愈发怒火冲天，也许金兰的悲惨遭遇让他无比愤怒而又无能为力，正如金兰眼睁睁看着自己死去时的无助。 “我认为露西就有这种感觉。”他说。 我抬起头，错愕地望着他。 “我想她只是在等待机会。如果终究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她宁愿去餐厅当服务员。” “闭嘴，马里诺。” “真相总是很伤人，不是吗？至少我敢承认。就拿这个人渣来说，我呢，想把他铐在椅子上，绑住他的脚踝，把枪管塞进他的嘴里，问他有没有牙齿矫正医生，因为他相当需要。” 她的脾、肾和肝脏也都正常。 “然后我要用枪抵住他的眼睛，让他看我的枪管需不需要清洗。” 她的胃里还有看似鸡肉、米饭和蔬菜的残留物。我想起在她钱包和外套附近的纸袋里发现的保鲜盒与餐叉。 “说不定我会退后几步，在射程内把他当靶子，看他会有多享受——” “别说了！”我说。 他安静下来。 “真该死，马里诺。你到底着了什么魔？”我一手拿着解剖刀，一手拿着镊子冲他说道。 他沉默片刻，我也闷不作声，顾自工作，给他找各种事情不让他闲下来。 一会儿他说：“昨晚追着救护车狂奔的那个女人是金兰的朋友，在夏尼餐厅当服务员，晚上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上课。她们是室友。她下课回家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忽然电话响了，一个该死的记者问她：‘你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感觉？’” 他停了下来。我望向他，见他正盯着解剖中的尸体。红色的胸腔空荡荡的，苍白的肋骨在笔直的脊椎旁优雅地弯曲着。我插上斯特莱克电锯的电源。 “根据这位朋友的说法，她想不到谁会这样无缘无故地攻击金兰。从来没人到店里找她麻烦。前几天有人误触警铃，就在周二，也是后门的警铃，这是常有的事，因为大家常常忘了后门也装有防盗铃。”他继续说，目光茫然，“这该死的家伙一定是从地狱里冒出来的。” 我开始锯割颅骨，颅骨上布满被一种或多种不明工具猛烈殴击所致的裂痕。带着热度的骨粉在空中弥漫开来。 <hr /> 注释： 第二十六章 正午刚过，道路上的积雪开始消融，其他勤奋、焦急的法医人员也陆续赶到了办公室。我心乱如麻，决定先到楼里四处看看。 我先来到法医生物学部门。该部门占地一万平方英尺，只有少数人员持有电动门卡，被特许自由出入。若非因为公务，人们不会在此逗留，只会在穿过走廊时透过玻璃瞥一眼身着白袍、埋首工作的研究人员。 我按下对讲机键，询问杰米·库恩是否在岗位上。 “我去找他。”对方回复道。 门开了，库恩捧着干净的白色实验袍、手套和口罩出现在我面前。污染是DNA相关工作的大敌，尤其是在当今，吸管、切片机、冰箱，甚至一支笔都可能在法庭上受到质疑，实验室的管理几乎像医院手术室的消毒程序一样严谨。 “我真不想来麻烦你，杰米。”我说。 “你总是这么客气，”他说，“进来吧。” 要进入实验室必须经过三道门，每个密闭的空间里都挂着供访客更换的干净实验袍，地板上的胶纸则是为了清理鞋底。同样的程序重复三次，以确保没有污染物被带往另一个区域。 检验人员的工作区是开放式的，很明亮，有黑色工作台和电脑、水槽、气密系统以及无菌层流操作台。个别工作台整齐排列着矿物油、自动吸管、离心管和试管架。试剂，即用以促成反应的各种物质，以分子生物学方法被大量制造出来，再被均分成少量贮存并以独特的辨识号码标记，以和那些普通的化学药剂区分开来。 污染检测程序基本包括序列化、热变性作用、酶分解、隔离、重复分析、紫外线照射、碘照射、从健康的志愿者身上获得样本和对照组。而万一这些手段都没能成功，检验人员会剔除某些样本。也许几个月后他们会再次尝试，也许会就此放弃。 PCR，即聚合酶链式反应，使得DNA化验能在几天内得到结果，而不必花数周时间。如今采用StR，即短串联重复序列分析，理论上在一天内就能得到结果，只要能提供作测试之用的细胞组织。然而在这起案子中，从集装箱里那位身份不明的男子身上找到的浅色毛发不含细胞组织。 “真不好意思，”我说，“又发现毛发了。这次是在昨晚凯利快客便利店遇害的那位女士身上发现的。” “等等，我没听错吧？集装箱男子衣服上的毛发和她身上的毛发一致？” “看起来非常相似。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急。” “接下来你恐怕会更着急，”他说，“因为这些毛发不是猫毛、狗毛，不是动物的毛发，而是人类的。” “不可能。”我说。 “绝对不会错。” 库恩是个瘦高的年轻人，喜怒向来不形于色。我不记得何时见他这样神采奕奕过。 “柔软、尚未着色、刚开始发育，”他继续说，“是婴儿的头发。我想那家伙的家里也许有个婴儿。可接连出现在两个案子里？那位遇害的女士身上也有？” “婴儿头发不可能有六七英寸长，”我对他说，“从她身上发现的就有这么长。” “说不定是在比利时的时候变长的。”他淡然说道。 “先来谈谈集装箱的尸体吧。他为什么会全身都是婴儿头发？就算他家有个婴儿，就算婴儿的头发可以长那么长？” “那些毛发的长度并不一致。有些很短，短得就像胡渣。” “有从发根被硬扯下来的吗？”我问。 “我没发现附有毛囊组织的，绝大部分的球茎状发根都自然剥离了，换句话说，都脱落了。所以我才无法做DNA测试。” “有些是剪断或割断的？”我脱口而出，脑中的疑问越来越深。 “没错。不完全是。就像某些怪异发型，你见过的——头顶超短，两边却留着几绺长发。” “我没见过婴儿留这种发型。”我应道。 “万一他的妻子因服用排卵药而生了三胞胎、五胞胎或六胞胎呢？”库恩说，“他们的发质会很相似，但长度也许不同。DNA化验结果也会相同，如果你有样品可供测试的话。” 同卵双胞胎或多胞胎的DNA是相同的，只有指纹不同。 “斯卡佩塔医生，”库恩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毛发的外观非常相似，换句话说，它们的组织结构十分相似。” “这位女士身上的毛发在外观上也很相似。” “有短的吗，就像被剪断的？” “没有。”我答道。 “抱歉我无法向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他说。 “相信我，杰米，你告诉我的已经不少了，”我说，“只是我还不知道这些信息有何特殊含义。” “你会找到答案的，”他振作一下精神，“我们会整理出一份报告。” 接着我来到微物证据实验室，还未开口便一眼看见拉里·波斯纳坐在显微镜前。他抬头看向我，眼神如显微镜一般犀利。 “拉里，情况糟透了。”我说。 “向来如此啊。” “对我们这位身份不明的男子的检验进行得怎么样了？有什么发现吗？”我问，“老实说，我真的迷惘极了。”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是为楼下那位女士来找我的，”他答道，“我正想澄清，我可没有三头六臂。” “这两起案子或许有一定关联，都在尸体上发现了奇怪的毛发，是人类的毛发，拉里。” 他久久沉思着。 “我想不通，”他终于开口，“真不想这么说，可我只能告诉你，情况似乎不怎么乐观。” “目前有什么发现？”我问。 “就从集装箱里发现的尘土样本开始说吧。用PLM只发现了一些普通成分，”他是指偏振光显微镜，“石英、砂、硅藻土、燧石和铁、铝之类的元素。含有大量垃圾，玻璃、油漆屑、蔬菜渣和啮齿动物的毛发。那种集装箱里几乎什么都有。到处都是硅藻，但从集装箱地板上搜集而来的采样，以及尸体表层和衣服外层的采样的化验结果让我相当惊讶，这些部位的采样同时混合了咸水硅藻和淡水硅藻。” “如果那艘越洋渡轮是从安特卫普的斯凯尔特河出发的，这也没什么奇怪。”我说。 “可是在衣服里衬发现的都是淡水硅藻，这我就不明白了，除非他在河里或湖里洗衣服、鞋袜甚至内衣。而我认为没人会用河水或湖水洗自己的阿玛尼和鳄鱼皮皮鞋，或者穿着这身名牌下去游泳。他的皮肤表面有大量淡水硅藻，这才是奇怪之处。至于衣服上混合有咸水硅藻和淡水硅藻，考虑到环境因素倒并非不可理解？你知道，在码头上走动时，空气中的咸水硅藻会沾在他的衣服外，但不会钻进衣服里面。” “脊椎骨呢？”我接着问。 “淡水硅藻，显然浸泡过淡水，也许是安特卫普的河水。至于那家伙的头发，全部沾着淡水硅藻，没有混杂一丝咸水硅藻。” 波斯纳瞪大眼睛，用力揉了揉，似乎十分疲倦。 “真的很令人费解。充满疑点的淡水硅藻，怪异的婴儿头发，加上脊椎骨。就像奥立奥饼干，一面是巧克力，一面是香草奶油，中间是巧克力香草霜糖夹心，再加一匙香草奶油。” “别用比喻了，拉里，我脑袋已经够乱了。” “你会怎么解释呢？” “我只能编个剧本。” “请讲。” “如果他的头部曾浸在淡水里，那么头发就可能只沾上淡水硅藻，”我说，“例如被人头朝下地塞进装有淡水的桶里。你可以用谁做个实验，他不会挣脱的，就像蹒跚学步的小孩那样头朝下栽进装满水的桶里——那种盛清洁剂的五加仑塑料大桶，高达成年人腰部，非常稳，不可能被打翻，否则就是他的头被人按在普通大小的水桶里以致溺水的。” “今晚我一定会做噩梦。”波斯纳说。 “别等道路又结冰了才下班回家。”我说。 马里诺开车送我回家。我带上了福尔马林罐，因为总觉得那些皮肤样本一定会告诉我一些事情。我想把它放在书桌上，不时戴上手套借助台灯仔细研究，就像考古学者试着解读风化岩石上的原始图腾。 “要进来吗？”我问马里诺。 “奇怪，我的传呼机一直响，却不知道是谁。”他说着停下车，高举起传呼机眯眼细看。 “打开车顶灯或许会好一点。”我说。 “也许是哪个喝醉的家伙总也拨不对电话号码，”他说，“方便的话，我想吃点东西再走。” 我们走进屋时他的传呼机又振动起来。他气呼呼地从腰带上扯下来，翻转着直到能看清显示屏。 “又没打通！五三一是什么玩意儿？你知道谁的电话号码里有这组数字吗？”他恼火地问。 “罗丝家的电话。”我说。 第二十七章 罗丝在丈夫去世时伤心欲绝，后来她的一只灵缇进行了安乐死，我本以为她会崩溃。但她谨慎而得体地维持着自尊，正如她一贯的着装风然而这天早上，当听说金兰遭到了不测，她彻底陷入了歇斯底里。 “要是，要是……”她喃喃地重复着，坐在小公寓炉火边的摇椅上不停哭泣。 “罗丝，别再这样说了。”马里诺说。 罗丝认识金兰，因为她常到凯利快客便利店购物。昨晚她也去了，也许就在凶手还在店里殴打啃咬、四处鲜血淋漓的时候。所幸当时店门已关且上了锁。 我端着两杯热参茶来到客厅，马里诺则要了咖啡。罗丝浑身颤抖，由于哭泣而面颊红肿，灰发垂在浴袍领口，看起来就像养老院里无人照顾的老妇人。 “昨晚我没开电视，一直在看书，所以直到早上看新闻时才知道。”她不断向我们复述着同样的情节，只是说法略有不同，“我一点都不知道，还一边坐在床上看书，一边担心办公室里的事，尤其是查克。他们来上班时我还在想这孩子真不对劲，正打算说出想法。” 我将她的茶搁在桌上。 “罗丝，”马里诺说，“查克的事我们以后再谈。现在我们想知道昨晚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可你们得先听我说！”她叫道，“马里诺队长，你必须叫斯卡佩塔医生也好好听我说！那家伙恨死她了！他恨死我们三个了。我是说，你们必须趁早摆脱他，不然一定会后悔的。” “我会处理这件事的，但首先得……”我说。 罗丝用力摇着头。 “他简直是个魔鬼。他跟踪我，或者派人跟踪我，”她说，“也许你那天在我楼下看见的那辆车里的人和跟踪你的那个人就是他。你怎么知道不是他用假名租了辆车，免得自己的车被认出来？你怎么知道那不是某个和他有牵扯的人——” “哦，哦，哦，”马里诺挥手打断她，“他干吗要跟踪别人？” “为了那些药。”罗丝笃定地说，“这周一我们接受了一个服药过量的案子，刚好那天我决定提早一个半小时进办公室，因为我打算中午多休息一会儿去做头发。” 我相信罗丝不是刚巧提早进办公室的。我曾要求她协助我调查拉芬，她自然会记得这项任务。 “那天你在外面忙公务。”她对我说，“前不久你的日程表找不到，我们找遍了每个角落，还是一无所获，因此周一我继续拼命寻找。我知道那对你有多重要，于是就想去停尸间找找。我没脱外套就赶到了那里，当时是早上六点四十五分，查克坐在桌前，桌上摆着药片计数器和好几十个药瓶。看到我时，他好像没穿裤子被人撞见一样。我问他怎么这么早就来上班，他说这一天会非常忙碌，想早点开工。” “当时他的车在停车场里吗？” “他习惯把车停在大楼入口处，”我解释道，“从楼上看不见他的车。” “那些药物是跟着费尔丁医生的案子进来的，”罗丝接着说，“我好奇地瞥了眼报告。那个女人几乎什么药都有，镇静剂、抗忧郁剂、麻醉药，总共有一千三百多片，你能相信吗？” “很不幸，我相信。”我说。 服药过量和自杀案件往往附带着经年累月积累的大量处方药，可待因、帕可西止痛片、吗啡、美沙酮、PDC胃药、安定片和吩坦尼贴片只是其中几种。计算这些药剂的数量，弄清瓶里本该有多少、目前剩下多少确实非常烦琐枯燥。 “这么说他在偷药片，并没有把它们放进水槽冲走。”马里诺说。 “我没有证据，”罗丝答道，“可那个周一并不像平时的周一那么忙，只有这么一起服药过量的案子需要处理。我在想那些药片到底进了他的口袋还是被冲进了水槽。” “我们可以在隐秘的地方装摄像头。你们楼下已经装了好几台了。如果他真的那么做，我们就逮他。”马里诺承诺道。 “先别考虑别的，”我说，“单媒体报道就够我们头疼的了。而一旦某个穷追不舍的记者发现我断然拒绝接听受害者家属的电话，在网上开聊天室，甚至设局在停车场和布雷巧遇，一定会把这些事通通曝光。” 种种偏执的想法压迫着我的胸口，我深吸一口气。马里诺打量着我。 “你该不会认为这件事也和布雷有关吧？”他将信将疑地问。 “我认为她只是推了查克一把。他自己告诉我的，坏事做得越多就越顺手。” “我呢，觉得在偷窃药物这件事上，那小子是独自行动的。他这样的软骨头很难抗拒诱惑，就像有些警察无法抗拒缉毒时搜到的大叠钞票一样。要知道，不少麻醉类止痛药都相当值钱，帕可西止痛片就更别说了，在黑市每颗都能卖二到五美元。我只是好奇他去哪里销赃。” “也许你可以问问他的妻子，他是否经常半夜出门。”罗丝说。 “亲爱的，”马里诺说，“敢干这种勾当的坏蛋都是在光天化日下行动的。” 罗丝看来有些沮丧和窘迫，仿佛害怕自己的情绪化会将真相的纺线织成臆测的挂毯。马里诺起身去倒咖啡。 “你怀疑他倒卖药品，因此认为他在跟踪你？”他问罗丝。 “唉，现在听起来似乎太牵强了。” “如果我们想继续追究，也许可以锁定某个和查克有关的人。至少我认为目前还无法排除任何可能性。”马里诺补充说道，“既然罗丝知道了，你必然也会知道，”他对我说，“查克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 “如果真的牵涉到倒卖药品，而我们被跟踪的确和查克有关，那么他的动机何在？威胁？伤害？”我问。 “这我可以肯定地回答，”马里诺在厨房大喊，“他跟黑道人物必有牵连。这可不止牵扯到一点小钱。想想看，随那些遗体被送来的药物有多少，警察可得把搜到的所有药瓶全部上缴。再想想，这些家伙药柜里的止痛药或其他杂七杂八的药品又会有多少。” 他回到客厅坐下，朝杯子里吹气，好像这样真能快点把咖啡吹凉。 “再加上药物以外的一大堆值钱的玩意儿，这意味着什么？”他继续说，“查克需要这份停尸间的工作，唯一理由就是窃取药品。是的，他根本不需要这份薪水，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最近几个月来他的工作表现大不如前。” “他每周的进账可能高达数千美元。”我说。 “医生，你认为办公室里会不会还有人和他勾结？他们向他提供药品，他则给他们一点好处。” “这我就不清楚了。” “你们还有四个地方办公室，他同时从这些地方窃取药品，胃口渐渐越来越大。”马里诺说，“该死，这小杂种说不定跟组织犯罪都有牵连，而他只不过是一只替蜂王卖命的工蜂。问题在于，这可不像在超市购物那样简单。他以为跟那些打领带的家伙或妖艳而狡猾的女人打交道很容易，事实上不过负责把商品转交给另一个人罢了。说不定追查到源头发现是在纽约进行的枪械交易。” 或者迈阿密，我暗想。 “谢谢你的警告，罗丝，”我说，“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办公室里有任何东西外流，落入那些为非作歹的浑蛋手中。” “这点不必多说，查克的日子恐怕不多了，”马里诺说，“他这种人通常不会活得太久。”他起身，挨着沙发那端的罗丝坐下，“现在可以说了吧，罗丝？”他轻声说，“你为什么认为这件事和金兰被杀有关呢？” 罗丝深吸一口气，关掉身边的台灯，仿佛光线十分刺眼。她捧起杯子，双手抖个不停，茶水洒了出来。她拿纸巾轻拭着大腿上的水渍。 “昨晚我下班回家的途中，想顺便去店里买些麻饼等东西。”她的声音再度颤抖起来。 “你记得那时的准确时间吗？”马里诺问。 “具体到分钟记不清了。只能说大概差十分六点。” “让我确认一下，”马里诺开始记录，“你在晚上六点左右把车停在凯利快客便利店门前。店门关上了吗？” “关了。我还挺懊恼的，因为通常都是六点才关门的。我这种想法实在太可恶了，现在想想真是难过。她已经在里面遇害了，而我还生她的气，只因为没买到饼干……”她啜泣起来。 “停车场里有其他车辆，或者其他人吗？”马里诺问。 “没有。”她答道。 “好好回忆一下，罗丝。忽然想到了什么吗？” “哦，是的，”她说，“我一直想弄清楚这个。我从利比大道就远远地看见便利店关门了，因为没有亮灯，于是把车开进停车场准备掉头。这时我看见店门上挂着停止营业的牌子。我绕回利比大道，刚要经过ABC商店就看见一辆车忽然出现在我后面不远处，亮着远光灯。” “你直接回家了？”我问。 “是啊，本来我还不以为意，但转入格洛福大道后那辆车也跟着转弯，紧跟在后面，远光灯十分刺眼。迎面开来的车不断闪着车灯，提醒他远光灯亮着，以为他自己不知道这点。可他显然是有意这么做的。现在想想真是后怕。” “知道车型吗？看清楚了吗？”马里诺问。 “灯光太刺眼了，看不清楚。后来我开始起疑，忽然想起了周二晚上你到我公寓时在楼下见到的那辆车，”她对我说，“还有你曾经说过被人跟踪的事。我开始想起查克、药品和那些可怕的人。” “所以你就沿着格洛福大道一直开？”马里诺引导她继续。 “当然，我经过自己的公寓楼，一边想着该如何摆脱跟踪。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总之我忽然左转，绕了个U形弯，然后一直开到格洛福大道尽头的斯里乔普特商店再次左转，他仍然跟在我后面。下一个路口右侧就是弗吉尼亚乡村俱乐部，我转了进去，直接开向站着服务员的入口。不用说，那个人终于消失了。” “你真聪明，”马里诺说，“真聪明。可你为什么没报警呢？” “报警没用。他们不会相信我的，而我也没什么具体证据。” “你至少应该给我打个电话。”马里诺说。 “我知道。” “之后你又去了哪里？”我问。 “回到这里。” “罗丝，你吓坏我了，”我说，“万一他埋伏在这里等你呢？” “我总不能整晚在外面晃悠，况且我是绕不同路线回来的。” “你记得他消失时是几点吗？”马里诺问。 “应该不超过六点十五分。哦，天哪，真不敢相信我把车开过去时她就在店里。那人当时在做什么呢？真希望我早点觉察。我一直在想我本可以早些注意到的，甚至早在周二去那里时就该留意。” “罗丝，除非你有水晶球或者超能力，否则根本不可能料到发生了不幸。”马里诺对她说。 她颤抖着深深地吸了口气，拉了拉浴袍，裹紧身体。 “我好像怎么也感觉不到暖和。”她说，“像金兰这样的好女孩……” 她再次停下，脸上满布哀伤，泪水盈眶。 “她对人那么好，工作又那么勤奋，怎么会有人那样对她！她一直想当护士，这辈子一心只想着帮助别人！我还担心过她独自在那里待那么晚会不会有危险。啊，老天！甚至周二我去那里时还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什么都没说！” 她的声音陡然消失，有如从陡峭的台阶上摔落。我走向她，在她身边蹲下，搂住她。 “就像那时候莎莎不舒服……一直昏睡，可我还以为它只是吃坏了肚子……” “没事的，罗丝，没事的。”我说。 “结果它不知怎么的被一小片玻璃刺伤了……我的小宝贝的肚子里正在流血……我却什么都没做。”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同样一阵心痛。 “要是能早点带它去看兽医……我绝对……绝对不会原谅自己。可怜的小东西被关在小笼子里，戴着嘴套，被某个浑蛋拿东西打伤了鼻子……就在该死的赛狗场！结果又因为我的疏忽受苦死去！” 她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仿佛在为这世界诞生以来的每一桩罪恶而愤慨流泪。我用双手握住她攥紧的拳头。 “罗丝，听我说，”我说，“你把莎莎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就像你对其他小狗所做的一样。但你救不了莎莎，就像你去店里买饼干时救不了金兰一样。那时候她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 “凶手呢？”她哭着说，“要是我把车开进停车场时他刚好从里面跑出来呢？那我就死定了，不是吗？被枪杀然后像垃圾一样被扔掉。说不定他也会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对待我。” 她合上眼睛，疲倦至极，眼泪沿面颊滚落。历经一场暴风雨后，她浑身瘫软。马里诺朝沙发弯下腰，碰触她的膝盖。 “你得协助我们，”他说，“我们必须弄清你为什么认为自己被人跟踪了，这跟这桩命案又有什么关联。” “和我一起回家好吗？”我说。 罗丝逐渐恢复了冷静，眼神也变得清朗起来。 “那辆车是在她遇害的地点忽然开始跟踪我的，为什么不早不晚，刚好就在警铃响起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以前？你不觉得太凑巧了吗？” “的确凑巧，”马里诺说，“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不知见过多少次巧合。” “我太傻了。”罗丝低头凝视着双手。 “我们都累了，”我说，“我的屋子足够大……” “我们会查获查克倒卖药品的罪证的，”马里诺对她说，“这可一点都不傻。” “我要待在这里睡在自己的床上。”罗丝说。 下楼走向停车场时，我不断思索着她告诉我们的那些事情。 “我觉得，你和查克相处的时间比我和他长得多，对他的了解也更深，当然对你而言这不是什么好事。” “你要问我开着那辆租来的车跟踪我们的是不是他？”我问。他倒车，放起兰迪·特拉维斯的曲子。“答案是否定的。他鬼鬼祟祟，喜欢撒谎，可十分胆小懦弱，马里诺。敢目中无人地开着远光灯紧跟别人车尾的人必定十分狂妄。无论是谁，他必定非常自负，不怕被逮到，因为自以为十分聪明。” “很像在描述神经病，”马里诺说，“这下我更担心了。该死，我可不希望杀害金兰的家伙就是跟踪你和罗丝的那个人。” 路面再度结了冰，到处可见毫无戒心的里士满司机在街上打滑。马里诺开着无线电，随时关注是否有事故发生。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东西交还给警察局？”我问。 “等他们向我要时，”他说，“会还才怪。” “有种。” “在侦办过的案件中，”他说，“最难的一点就是每件案子都千头万绪，永远不会那么单纯。警方拼命搜集所有相关线索，在结案时都可以为受害者写篇传记了。很多时候，我们似乎发现了什么，可那根本无关紧要。就像那对夫妻吵架的案子，老婆气呼呼地冲出了家门，结果在购物中心的停车场被诱拐、强暴并杀害。但导致她遇害的并不是与丈夫的争吵，也许她怎么都会去购物。” 他把车开进我的车道后停下。我久久望着他。 “马里诺，经济上你有问题吗？” “没问题。” 我知道这并非实话。 “这段时间你可以担任我的现场调查员，”我说，“直到你被停职的荒谬事件结束为止。” 他没做声。只要布雷在职一天，这件事就不可能结束。停职停薪是她逼迫马里诺退休的手段，而如果他真这么做，就与艾尔·卡森一样出局了。 “我可以用两种方式雇用你，”我继续说，“一种是按件计酬，每件酬劳五十美元——” 他不屑地哼了一声。“五十个屁！” “或者兼职。我必须公开招聘，而你必须和所有人一起来应聘。” “我简直要吐了。” “你现在的薪水是多少？” “加上奖金大约六万二。”他答道。 “我最多可以让你获得十四级的资深职位，每周工作三十小时，没有奖金。年薪三万五。” “不错。很久没听这么有趣的笑话了。” “另外我还可以雇你担任讲师，在学院讲授刑事案件调查，也是三万五一年。加起来就七万了。没有奖金，但或许会比现在还宽裕些。” 他久久沉思，大口抽着烟。 “目前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他粗鲁地说，“况且绕着法医和尸体打转也不在我的职业规划当中。” 我爬出他的车。“再见。”我说。 他开车愤怒地呼啸离去。我知道他不是生我的气。他那么颓丧而懊恼，自尊和脆弱在我面前暴露无余，而这并非他希望让我看见的。尽管如此，他的话依然十分伤人。 我把外套扔在门口的椅子上，扯掉皮手套，开始播放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CD，纷乱的思绪随弦乐渐渐找回了节奏。我吃了一盘煎蛋后爬上床，拿起一本书却疲惫得无法阅读。 我开着灯坠入了梦乡，不久后便被震耳欲聋的防盗铃声惊醒。我从抽屉里拿出格洛克手枪，努力抗拒想关掉警铃的冲动。刺耳的铃声令人难以忍受，我不明白它为何会被触动。几分钟后电话响起。 “ADt保安……” “对，对，”我大声说，“我不知道警铃为什么会响。” “问题出在第五区，”那人说，“厨房后门。” “我不明白。” “那我们最好通知警方。” “是的。”我说。屋内的噪音空袭继续着。 第二十八章 也许警铃是被一阵强风触动的，几分钟后我将其关闭，好听见警车到达的声音。我坐在床边等候，并未像平时那样搜遍屋内每个角落，进入各个房间到各个骇人的黑暗空间巡视。 四下一片寂静，任何轻微的声音都变得清晰无比。风声、钟表的滴答声、热气的吹拂声和自己的呼吸声一一传入耳朵。一辆车驶入车道，我匆匆跑到前门。一名警察没按门铃，直接用警棍或短棒之类的东西急促地敲着大门。 “警察。”一个女人干脆地说。 我请这两名警察进门，一位年轻的女警和一位较为年长的男警。女警的名牌上写着J.F.巴特勒，她身上的某种气息感染了我。 “出问题的是厨房后门，向外那侧。”我告诉他们，“真的很感谢你们这么快就赶来。” “你叫什么名字？”她的同伴R.I.麦克莱温问我。 他似乎不清楚我的身份，只当我是某个穿着睡袍、住在几乎不需要警方保护的高级住宅区的中年妇人。 “凯·斯卡佩塔。” 他紧张的态度顿时放松了不少，说：“我一直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其人。听过太多关于你的故事，可十八年来我从未踏进过停尸间一步，对此我很庆幸。” “那是因为在你那个年代不必参观科学办案的演示。”巴特勒揶揄道。 麦克莱温忍着笑，一边好奇地打量我的屋子。 “欢迎你随时来参观。”我对他说。 巴特勒留意着每个角落，处在高度警戒的状态。她还没有被工作的重担磨掉棱角，不像她的搭档一心关注着我的屋子以及我是谁。他或许已经执行过数千次拖车，处理过等量的误触警铃事件，待遇微薄且得不到尊重。 “我们想四处看看，”巴特勒对我说，一边锁上前门，“就从这里开始。” “拜托你们了，请随便看。” “你最好待在这里。”她说着朝厨房走过去。忽然间我仿如遭到重击，莫名的情绪毫无预兆地涌上心头。 她让我想起露西——她的眼睛、挺直的鼻梁和说话的手势。露西说话时习惯挥舞双手，好像在指挥谈话而非仅仅是个参与者。我站在客厅走廊里，听得到他们踏在硬木地板上的脚步声、模糊的交谈和关门声。他们缓缓行进，我猜仔细搜索每个可能藏人的空间的一定是巴特勒。 他们下了后门台阶，走进寒冷的黑夜，手电筒的强光扫过每一扇窗户，映出百叶窗的条纹。十五分钟后，他们再度敲门回屋，与我进入厨房。麦克莱温呵着自己冰冷通红的双手，巴特勒则满脸忧虑。 “你知道你厨房后门的门框凹下去一块吗？” “不知道。”我惊愕地答道。 她打开窗户旁的后门，一阵刺骨的冷风钻了进来。窗下就是餐桌，我经常独自或者和朋友一起在这里用餐。我凑近她所指之处一探究竟，一小道凹痕在她用手电筒照亮的门锁侧板和门框之间显现出来，似乎有人曾试图从那里把门撬开。 “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你没有注意。”她说，“周二你的警铃响起时我们没有检查这里，因为当时触动警铃的区域在车库门。” “我的警铃周二响了？”我吃惊地问，“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我要出去一下，”麦克莱温对搭档说道，一边搓着双手走出厨房，“马上回来。” “那天我值白班，”巴特勒向我解释，“似乎是你的清洁工误触了警铃。” 我想不通玛丽为何会误触车库警铃，除非她从那里出去而任由警铃响个不停。 “她吓了一大跳，”巴特勒又说，“显然是忘了密码，直到我们赶来才把它关闭。” “是几点钟的事？”我问。 “大约是上午十一点。” 马里诺应该听不到无线电的呼叫声，因为当时他正和我一起待在停尸间里。我想起那晚回家后发现防盗系统没有设定，想起脏污的毛巾和地毯。我不明白玛丽为何没留个便条给我，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时我没想到要查看一下这道门，”巴特勒说，“所以无法确定这凹痕是不是周二就有了。” “就算那时没有，”我说，“也改变不了有人试图闯入的事实。” “三二〇呼叫，”巴特勒说，“请联系辖区BE警探。” “七九二收到。”对方回复。 “你能过来吗，BE？”她说着把我的地址告诉了对方。 “收到，十五分钟后见。” 巴特勒将对讲机竖在餐桌上，又回头研究了一阵门锁。冷冽的骤风吹乱了地板上的一叠纸巾，又裹挟着几张报纸狂飞乱舞。 “他正从梅铎街和卡瑞街一带赶来，”她说，好像这是我理应知道的，“那是他的辖区。那里现在已经没有调查部门了，”她继续说，一边观察我的反应，“他们被裁撤了，现在属于勤务单位。我想这大概是一个月前的事了。”我开始疑惑她谈话的用意。 “我猜BE警探应该是在布雷副局长手下办事。”我说。 她迟疑片刻，然后带着嘲讽的笑容答道：“谁不是呢？” “要不要喝杯咖啡？”我说。 “好啊。不过别太麻烦。” 我从冰箱里拿出一包咖啡粉。巴特勒坐在桌旁开始填写盗窃未遂案件调查报告。我拿出杯子、奶精和糖。对讲机里的警察对话声起起落落。门铃响起，我请那位BE警探进屋。我不认识他。自从布雷把一些忠于职守的警察裁掉后，警方就几乎没有我认识的人了。 “是这道门吗？”警探问巴特勒。 “是啊。喂，约翰尼，你有没有好用一点的笔？” 我的头开始抽痛。 “你有能用的笔吗？” 我简直难以相信会发生这种事。 “你的出生日期？”麦克莱温在一旁问我。 “车库装防盗系统的人不多，”巴特勒说，“在我看来，车库门上的警报比普通门上的更容易触动。因为那是轻巧的金属门，而且面积很大，风势又这么猛——” “我的车库从没发生过强风触动警铃的情况。”我说。 “如果你是小偷，知道这屋子可能装有防盗系统，”巴特勒继续推理，“但未必知道车库也装了警铃。说不定那里真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 “在大白天？”我问。 那位警探给门框刷粉准备采集指纹，冷风不断灌入屋内。 “好，医生，我看看，”麦克莱温忙着填写报告，“你的住址有了。我们还需要你的办公室地址，以及你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 “我真的不希望把我没有公开登记的电话号码放进你们的新闻发布栏。”我开始对这样的冒犯心生反感，不管这是否出于善意。 “斯卡佩塔医生，你的指纹存档了吗？”警探停下手中的刷子问道，黑色的磁粉弄脏了门板。 “存了。基于特殊理由。” “如我所料。我想所有法医都应该将指纹存档，以防他们误触了什么东西。”他终究冒犯了我，尽管本意并非如此。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努力让麦克莱温抬头来看着我的眼睛，听我说话，“我不希望这件事情见报，不希望记者或什么人打电话到我家里，知道我的社保号码、出生日期、种族、性别、出生地点、身高体重、眼睛的颜色和亲属的姓名。” “最近发生过什么应该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吗？”麦克莱温继续发问。巴特勒将指纹胶纸递给警探。 “周三晚上我被一辆车跟踪了。”我不情愿地说。 所有目光立刻向我投来。 “我的秘书似乎也被跟踪了，就在昨晚。” 麦克莱温将此一一记下。这时门铃又一次响起，我从冰箱旁的可视对讲机屏幕上看见了马里诺。 “我不希望在报上看到这则新闻。”我走出厨房，一边警告道。 “不会的，女士，我们只会把这些填在补充报告里，不会放进新闻发布栏。”背后传来巴特勒的声音。 “可恶！快想想办法，”我一开门就冲马里诺嚷道，“有人企图闯进我的屋子，现在我连个人隐私都快保不住了。” 马里诺一个劲儿地嚼着口香糖，看上去似乎认为我才是罪犯。 “要是你在有人闯进来时告诉我就好了。我实在不该通过该死的扫描器才知道这个消息。”他愤愤地说着朝嘈杂声音的来源大步走去。 我忍无可忍，走进书房拨通了玛丽家的电话。接听的是一个孩子，随即换成了玛丽。 “我刚知道周二你来清扫时警铃响了的事。”我对她说。 “真的很抱歉，斯卡佩塔女士，”她的语气近乎哀求，“我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又没有碰它。我正在用吸尘器清理地板，它就忽然响了起来。我记不起密码了，因为当时怕得要命。” “我理解，玛丽，”我说，“我也非常害怕。今天晚上它也莫名其妙地响了，所以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希望你在事情发生时能及时告诉我。” “警察不相信我。我非常肯定。我告诉他们我没进车库，而且我敢说……” “没关系的。”我说。 “我怕你会因为警察的话而生我的气……说不定会辞退我……我应该告诉你的。以后我一定会，我发誓。” “你不必担心。这个国家的警察伤害不了你，玛丽，这跟你老家的情形不一样。只要在我屋里时小心点就可以了。让警报系统开着，离开时确认一下。那天你注意到有什么人或车出现在附近吗？” “我记得雨很大，很冷，可是没看见什么人。” “如果想起什么请马上告诉我。”我说。 第二十九章 盗窃未遂案件调查报告的补充资料终究还是进了新闻发布栏，并赶上了周六晚间六点的新闻。记者不断打电话到罗丝和我的家，追问我们被跟踪的事情。 我毫不怀疑，布雷是走漏消息的幕后黑手。对她来说，这不过是寒冷、阴郁的周末里一点有趣的消遣。她才不会在乎，我那六十四岁的秘书孤零零地住在没有警卫的公寓楼里。 周日暮色将至，我坐在房间里撰写一篇拖欠已久却无心投入的期刊论文，炉火熊熊燃着。恶劣的天气始终不见好转，我的注意力也四散飘飞。乔现在应该已经得到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入院许可，露西也早该到了华盛顿特区。也许吧，我不太确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露西在生我的气。她每次一生气就和我断绝联系，有时长达几个月，甚至一整年。 长久以来，我始终避免与我的母亲和妹妹多萝茜电话联系。这听来也许有些冷酷，可我不想再承受更多的压力。这个周日晚上，我终于拿起了电话。多萝茜不在家。接着我打给母亲。 “不，多萝茜不在这里，”母亲说，“她在里士满。如果你给你妹妹或你妈多打几个电话，也不会不知道了。露西忙着参加枪战，你又不准人家打扰” “多萝茜在里士满？”我惊讶地问。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她是露西的妈妈啊。” “这么说露西也在里士满？”这个念头如解剖刀的利刃插入我的脑海。 “所以她妈才去那里啊。她当然在里士满。” 其实我不该感到惊讶。多萝茜一向极度自恋又爱出风头。每当有好戏上场，她就非担任主角不可，即使那意味着她必须扮演一个对孩子毫无关爱之心的母亲角色，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演。 “她昨天才出发的，可不想问你是不是方便借住几天，因为你似乎对她的家庭毫不关心。”母亲说。 “多萝茜向来就不喜欢住在我这里。” 相比之下，我妹妹更喜欢酒店的酒吧。住在我这儿没机会邂逅男人，至少我不会情愿介绍给她。 “那么她住在哪里？”我问，“和露西住一起吗？” “没人告诉我，每个人都神神秘秘的，亏我还是她外婆——” 我实在无法忍受了。“妈，我得挂电话了。” 我挂掉电话，然后打到整形外科系主任格雷汉姆·华玆医生家里。 “格雷汉姆，你得帮帮我。”我对他说。 “别告诉我我的部门有病人死了。”他自嘲地说。 “格雷汉姆，你该知道，要不是有重大事情我是不会找你帮忙的。” 轻率的态度立即被一阵沉默取代。 “你那里有一名匿名病人，是药品管制局的成员，在迈阿密受了枪伤。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他没回应。 “我的外甥女露西也参与了那场枪战。”我继续说。 “我知道那场枪战，”他答道，“新闻报道了。” “是我要求乔·桑德斯在药品管制局的上司把她转到弗吉尼亚医学院的。我答应要私下关照她，格雷汉姆。” “听我说，凯，”他说，“上级下了命令，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允许直系亲属以外的人探望她。” “谁都不行？”我难以置信，“连我的外甥女都不行？” 他停顿片刻，然后说：“这样说让我很痛苦，可我还是得说，尤其不允许她来探望。”“为什么？太荒谬了！” “这不是我的主张。” 我无法想象露西得知她不被允许和乔见面时会有如何反应。 “她的左股骨有粉碎性骨折，”格雷汉姆解释道，“我替她上了骨板。现在她必须接受牵引治疗，还不时得注射吗啡。她的状况时好时坏，只有她的父母能照料她。我甚至不确定她是否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 “她头部的伤呢？”我问。 “只是一点皮肉擦伤。” “露西在那里吗？也许正等在病房外面？她母亲可能去陪她了。” “早些时候还在，一个人，”华兹医生答道，“上午的时候。现在就不清楚了。” “至少让我和乔的父母谈一谈。” 他没做声。 “格雷汉姆？” 沉默。 “拜托了，她们是工作搭档，是最要好的朋友啊。” 回答我的依然是沉默。 “你还在吗？” “在。” “噢，该死，格雷汉姆，她们深爱彼此，也许乔根本不知道露西还活着。” “乔的状况很好，也知道你的外甥女安然无恙。”他说。 我挂了电话，呆呆地望着它。我妹妹就住在这座城市里的某家酒店，知道露西身在何处。我翻找着电话簿，从欧姆尼、杰斐逊等大酒店一家一家找起，很快便查出多萝茜就住在人称“肖克侯”的历史区里的柏克利酒店。 她房间里的电话没人接听，毕竟里士满有太多地方可供周日游览。我匆匆开车出门，在柏克利酒店门前停车时，天空彤云密布。一进酒店，我就知道多萝茜不可能待在这里。这家雅致小巧的酒店的酒吧隐秘昏暗，高背皮椅上坐着安静的客人。侍者身着白色上衣，在我上前问话时显得非常恭敬。 “我在找我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否在这里。”我描述了她的外貌，他摇了摇头。 我穿过圆石街道到达烟草公司。这是一家由旧烟草仓库改建而成的餐厅，中庭里满是茂密盆栽和热带花卉，一部玻璃和黄铜材质的电梯不停地上上下下。进门就是设有舞池的钢琴酒吧。我瞥见多萝茜与五个男人挤在一张桌边，神情严肃地朝她走去。 邻近的客人停止了谈话，纷纷将视线投向我，仿佛我是一名持枪撞开酒吧活动门的歹徒。 “抱歉，”我对多萝茜身边的男子说，“你介意我占用一小会儿你的位子吗？” 他显然有些介意，但还是让出椅子朝吧台晃了过去。多萝茜的其他同伴一阵躁动。 “我来找你回家。”我对多萝茜说。她显然喝了不少酒。 “哇，瞧瞧谁来了！”她大声叫道，高举起酒杯，“我的姐姐。我来替你们介绍……”她对她的同伴们说。 “安静，听我说。”我低声说。 “这是我大名鼎鼎的姐姐。” 多萝茜一喝多就会变得无比刻薄。她不会胡言乱语或者惹是生非，但她的挑逗足以将男人们推入悲惨的境地，舌头像荨麻一样锋利。有时她似乎在故意模仿我使我难堪。她成功了，我的确为她的举止和穿着感到羞耻。 今晚她身着得体的深蓝色工作套装，但外套下的粉红色紧身薄衫令她的乳头轮廓一览无遗。多萝茜向来对自己并不丰满的乳房十分在意，若能吸引男人们的目光则可以自信许多。 “多萝茜，”我凑近她耳畔说道，一阵呛鼻的香奈儿香水味几乎让我眩晕，“跟我走。我们得谈谈。” “你们知道她是谁吗，”她不理会我的低姿态，“她是本州的首席法医呢。你们相信吗，我有个担任验尸官的姐姐。” “哇，一定很有意思。”一名男子说。 “想喝点什么吗？我请客。”另一人说。 “你认为拉姆西案的真相是什么？凶手是他的双亲吗？” “我倒是更想知道他们挖出的是不是真的是阿米莉亚·埃尔哈特的骸骨。” “服务员呢？” 我拉着多萝茜的手臂起身。 自尊极强是我妹妹的特性，她无法忍受在众人面前破坏自己聪慧迷人的形象。我和她一起走进苍凉的夜色，四周只看得见黝黑窗户和茫茫浓雾。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她大声说道，“现在身边没有别人别拉着我。” 她朝酒店走去，我拼命把她拉往我的车。 “你必须跟我走，我们得商量一下该如何处理露西的事。” “我今天去医院看过她了。”她说。 我把她押进副驾驶室。 “她提都没有提你。”我这位极度敏感的妹妹说。 我上车，锁上车门。 “乔的父母非常和善，”车启动时她又说，“我很惊讶他们竟不知道露西和乔的关系。” “你怎么做的，多萝茜？告诉他们了吗？” “说得不多，只是稍微作了点暗示，因为我以为他们知道呢。你知道吗，在迈阿密住久了，忽然看见这里的天空，总觉得不太习惯。” 我真想给她一巴掌。 “总之，我跟桑德斯夫妇谈了一阵，结果发现他们是杰里·费尔维尔那种类型的人，绝不可能容忍女同性恋关系。” “希望你别用那个字眼。” “可她们本来就是啊。这些男人婆起源于爱琴海中挨着土耳其的莱斯伯斯岛。土耳其女人的体毛很长，你注意过吗？” “你知道萨福吗？” “当然，我听说过这个人。”多萝茜说。 “这个女人住在莱斯伯斯岛，是同性恋，而她是古希腊的一位大诗人。” “哈！我见过的那些全身满是纹身的粗壮同性恋可和诗歌一点关系都扯不上。当然，桑德斯夫妇并没有表明他们认为露西和乔是同性恋，而只是说乔刚遭受极大创伤，和露西见面恐怕会勾起那些可怕的回忆。现在见面太早了。他们相当友善但态度十分坚决，见到露西时也用非常委婉的方式向她解释了。” 车子经过公路收费站。 “遗憾的是，你也知道露西的个性。她向他们挑衅，说不相信他们，态度非常蛮横无理。我向桑德斯夫妇解释说，她经历的事故让她情绪波动较大。他们非常有耐心，还说会为她祷告。接着我只知道有个护士过来说露西该走了，她冲了出去。”多萝茜回头望着我，“当然，不管是否生你的气，她终究会来找你。她一向如此。”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她？”我说，“你怎么可以插手她和乔的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多萝茜一脸错愕。我感觉得到她的怒火。 “你一直在忌妒我，因为你不是她妈。”她回了句。 我在梅铎街出口处停车而没有一路开回家。 “我们何不把所有事情摊开一次说个清楚。”多萝茜挖苦道，“你只是机器，只是一台电脑，就像你喜欢的那些冷冰冰的高科技器材。正常人不免会问，一个人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竟愿意把所有时间都耗在死人身上，耗在那些被冷冻的、发臭腐烂的尸体上，而且他们大多数出身卑贱。” 我开车驶上市中心快速公路，准备绕回市区。 “我则不然，我相信爱情。我花时间不断地追求、自省、恋爱，相信身体是神圣的殿堂，应该对它悉心照顾并以它为傲。瞧瞧你，”她停顿片刻以加强效果，“你抽烟、喝酒，我敢说你甚至没去过健身房。别用你为什么没有发胖松弛来反问我，切割死人肋骨、在犯罪现场跑来跑去或整天站在停尸间里自然会耗去不少热量。可最糟的一点我们还没提呢。” 她靠近我，散发出来的酒气令人窒息。 “把安全带系好，多萝茜。”我冷静地说。 “就是你对我女儿所做的一切，我的独生女。你没有小孩，你总是那么忙，所以就抢走我的孩子。”她把酒气喷在我身上，“我真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她去探访你。我那时究竟是怎么想的，竟然让她每年暑假都和你住在一起。” 她夸张地用双手抱着头。“你给她灌输了满脑子枪械子弹之类的东西！你让她十岁时就变成一个电脑怪物，而不是像普通小女孩那样去参加生日聚会、骑小马、交朋友！” 我任由她发泄自己的不满，一边注意路面情况。 “你带她亲近一个肥胖丑陋又粗俗的警察。面对事实吧，其实他才是唯一和你有过亲密关系的男人。但愿你没跟那头猪睡过！我还要告诉你，虽说我对本顿的遭遇感到遗憾，但他实在是个软蛋。精力不足，哦，是的，就像没有蛋黄的鸡蛋。哈！在你们的交往中充当男性角色的其实是你，律师兼首席法医小姐。以前我就说过，现在再说一遍，你只不过是个有着大咪咪的男人。你骗过了所有人，因为你那么优雅，穿着拉夫劳伦套装，开着奔驰名车。你以为你的大咪咪很性感，会让我自惭形秽，在我订购伊甸内衣和其他漂亮内衣时取笑我。记得妈妈是怎么说的吗？她递给我一张有着毛茸茸的男人手掌的照片说：‘就是这个让女人的胸部越变越大。’” “你喝醉了。”我说。 “我们才十几岁的时候你就取笑我！” “我从没取笑过你。” “你让我觉得自己又笨又丑。你呢，一头金发，胸又大，所有男孩都在谈论你。尤其你还不笨。哦，你一向以为自己聪明绝顶，因为我除了会说英语什么都不会。” “别说了，多萝茜。” “我恨死你了。” “不，你不恨我，多萝茜。” “你骗不了我，想都别想。”她摇晃着脑袋，在我眼前挥舞着双手，“哼，你瞒不过我。我一直在怀疑你的真面目。” 我把车停在柏克利酒店门前，她没有察觉，不断尖叫哭喊，泪水淌下脸颊。 “你是个没有公开承认的同性恋，”她愤恨地说，“你把我女儿也变成了同类！差点让她丧命，把我看得还不如一条臭水沟！” “回酒店休息一下吧。”我说。 她揉揉眼睛，一脸惊愕地望着车窗外的酒店，好像看到了一艘悄悄降落的宇宙飞船。 “我不会把你扔在街头的，多萝茜。但此时此刻我认为还是暂时分开更好。” 她呜咽着，愤怒有如夜空的焰火缓缓散去。 “我陪你回房间。” 她猛摇头，两手静静搁在腿上，悲凄的泪水不断涌出。 “她根本不想见我。”她的声音微弱得有如叹息，“一看见我走出医院电梯，她的表情就像有人在自己食物里吐了口水。” 一伙人正走出烟草公司，其中一个正是多萝茜在酒吧的同伴。他们踉踉跄跑地离开，一路纵声狂笑。 “她一直希望能像你一样，凯。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她叫道，“我才是她的母亲，为什么她不愿意像我呢？” 她忽然抱住我，伏在我肩上痛哭起来，哭得浑身颤抖，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很想爱她，可我做不到。从来都做不到。 “我也希望她能崇拜我啊！”在情绪、酒精和戏剧化的狂热的驱使下，她大声呼喊，“我也希望她能钦佩我！我要她也在别人面前炫耀我，就像炫耀你那样！我要她觉得我聪明又坚强，觉得我每走进一个房间时都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我希望她像爱你一样爱我。我要她向我征求意见，希望自己长大后变成我这样的人。” 我换挡驶向酒店入口。 “多萝茜，”我说，“我这一生从未见过比你更自私的人。” <hr /> 注释： 第三十章 到家时已近九点。我有点担心，也许我该带多萝茜一起回来，而不该让她独自留在酒店。倘若她立刻穿过街道回到酒吧，我也丝毫不会诧异。也许那里还有几个寂寞的男人可供她寻欢作乐。 我检查电话留言，发现七个无声的留言，每个来电显示都是“无法追踪”。这让我很苦恼。记者都不喜欢留言，对我办公室的电话也同样如此，因为一旦留言我就可以选择不回电话。这时车道上传来车门的关闭声，我第一反应是多萝茜。我望向窗外，只见一辆黄色出租车正在离去，按门铃的是露西。 她在门口放下手中的小手提箱和拉杆箱，关上门，没有上前拥抱我。她的左脸上有一块深紫色的淤伤，边缘处的小块淤青已快变成黄色。我见过太多伤痕，知道那是击打造成的结果。 “我讨厌她，”她瞪着我说，好像这是我的错，“谁要她来的？你吗？” “你知道我不可能这么做，”我说，“我们谈谈吧，太多事情都得好好谈谈。老天，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我让她在火炉前坐下，又添了块木柴。露西气色很差，黑眼圈十分明显，牛仔裤和毛衣松松垮垮的，红褐色的头发垂在颊边。她将一只脚跷在咖啡桌上，解下踝部的枪套和枪，尼龙搭扣哔剥作响。 “有酒吗？”她问，“波本之类的？那辆出租车后座没有暖气，车窗又关不上。冻死我了。你看我的手。” 她摊开双手，指甲冻得泛青。我紧紧握住她的手，倾身将她搂进怀里。她真瘦。 “那些肌肉跑哪里去了？”我想开个玩笑。 “我吃得不多……”她凝视着炉火。 “迈阿密没东西吃吗？” 她没有丝毫笑意。 “我妈为什么要来？她为什么不肯放过我？从小到大她唯一为我做过的事就是要我听她的那些男人的话，男人，男人。”她说，“她带着那些家伙到处炫耀，而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管他呢，他们同样一无所有，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你有我啊。” 她甩开遮挡眼睛的乱发，置若罔闻。“你知道她在医院做了什么吗？” “她怎么知道你在那里？”我必须先弄清楚这点，露西也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她是我的亲生母亲，”她语带嘲讽地说，“不管我喜不喜欢，填在各种表格上的都是她的名字，再说她知道乔是谁。她查出乔的父亲在里士满的住处和其他一切信息，她又那么圆滑世故，每个人都觉得她好得不得了。桑德斯夫妇把乔的病房号告诉了她，今天早上她就出现在医院了。我一点都不知道，直到坐在等候区，看她像个首席女高音登台演出那样走进来。” 她不断攥紧又松开拳头，可能想舒缓一下僵硬的手指。 “能猜到接下来的事吗？”她继续说，“她对桑德斯夫妇装出一脸同情，替他们拿咖啡、三明治，将一些人生的智慧箴言娓娓道来。他们说个不停，我倒显得十分多余。然后她走过来拍拍我的手说，乔今天不见访客。 “我对她说，她以为自己是谁，对我说这种话。她说是桑德斯夫妇请她转告我的，因为他们不忍伤我的心。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了。据我所知她可能还在那里。” “她不在那里了。”我说。 露西起身拿火钳戳着木柴。火星顽抗似的飞溅开来。 “太过分了！这次她真的太过分了！”露西说。 “不说她了，谈谈你自己吧。告诉我在迈阿密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背靠沙发坐在地毯上，双眼凝视着炉火。我起身走到吧台为她倒了杯原品博士波本威士忌。 “姨妈，我必须见她一面。” 我把酒递给露西，然后坐下为她按摩肩膀。她放松下来，声音也逐渐柔缓。 “她就在医院里，却不知道我一直在等待见她一面。说不定她以为我也拒见访客。” “她为什么会这么想呢，露西？” 她轻啜着波本，没有搭腔，看起来似乎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我们开着那辆十二汽缸奔驰到了那里，”她声音疏离，“乔对我说她有种不祥的预感。我说展开缉毒行动前感觉不好非常正常，甚至还为这个揶揄她。” 她停下来，茫然地望着炉火。 “我们到了那栋公寓门口，就是一六五集团那群浑蛋聚会的地方，”她继续说，“乔带头进去。里面有六个人而不是三个人，我们立刻察觉苗头不对，而且我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一个家伙抓住乔，用枪抵着她的脑袋，逼她说出我们在费希尔岛部署的出击地点。”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沉默下来，似乎不打算说下去，只啜饮着波本酒。 “老天，这是什么鬼东西？光它的气味就可以把我呛晕了。” “酒精含量百分之六十。通常我不会劝人喝酒的，但这种时候要是你能醉倒或许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在这里多待一阵吧。”我说。 “烟酒枪械管制局和药品管制局总是对的。”她说。 “这种事在所难免，露西。” “我必须在瞬间作出抉择，而我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装作不在乎他们是否会轰掉她的脑袋。他们用枪指着她的脑袋，我却开始找她的碴儿，这一招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她又吞了口波本。酒的后劲很强。 “我朝那个拿枪的摩洛哥浑蛋走过去，凑近他的脸说，请尽管动手干掉她，因为她蠢得要命，老是碍手碍脚，我早就厌烦透了。可他如果真的动手，他也就完蛋了，一切都完了。” 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火焰，似乎十分着迷。 “我说，你以为我没预料到你会来这招吗？你当我白痴啊？好吧，忘了告诉你，托多拉先生正在等我们过去交易呢——这时我看了看手表在七十六分钟之内必须赶过去。你们尽管动手吧，把他轰得稀烂，拿走他的全部枪械、钞票和该死的可卡因。可要是我们没出现呢？你想他会不会恼火？” 我望着露西，脑海中涌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我看见她演着这出危险的戏剧，看见她身穿制服奔走在火灾现场、从直升机跳下、操纵着电脑……我看见从前那个被我一手带大、总是惹人操心的倔犟小孩。马里诺说得没错，露西一心只想证明自己，她的第一反应永远都是战斗。 “我觉得他们并不信任我，”她说，“所以我转向乔。我永远忘不了她当时的那种眼神，被枪指着太阳穴时的眼神。”她又停顿一下，“她异常冷静地看着我，因为……”她的声音顫抖起来，“因为她希望我明白她爱我……”露西抽噎着说，“她爱我！她要我知道，因为她认为……”她的声音戛然而止，“她认为我们就要死了。这时我开始向她大吼大叫。我叫她该死的蠢货并狠狠给了她一巴掌，打得我的手掌都发麻了。她那样望着我，就像天地间只剩我一个人，血从她的鼻子和嘴角淌下，从面颊流向下巴。她没有哭。她出局了，身份被识破了，以往接受的一切训练和掌握的所有知识全都派不上用场。我抓住她，用力把她摔到地上扑了上去，疯狂地叫骂，抽她耳光。” 露西抹去泪水，茫然直视着前方。 “最糟的是，姨妈，这不完全是装出来的。我恨她，恨她这么轻易就舍弃了我，她当时真的已作好了牺牲的准备，真该死！” “就像本顿。”我轻声说。 露西抓起衬衫抹了把脸，似乎没听见我的话。 “我受够了我身边的人总是那么轻易地离我而去，”她声音嘶哑，“在我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掉头走开！” “本顿没有舍弃你，露西。” “我不停地对乔又打又骂，说要杀了她，还骑在她身上抓住头发拼命摇晃。她忽然清醒了，或许也恼火起来，于是开始反抗。她骂我婊子，把血吐在我脸上，对我拳打脚踢，惹得那些家伙大笑起来并且吹起了口哨，抓着胯下……” 她长吁一口气，闭上眼睛，几乎无力坐起。她倚在我腿上，火光在她美丽坚毅的脸跳跃。 “她真的挣扎起来，我用两腿死死夹住她的身体，她的肋骨没被我夹断实在是个奇迹。扭打中我扯开了她的衬衫，那些家伙完全没料到，几乎看傻了。他们没看见我趁机拔出了踝部枪套里的枪，我扣动了扳机，一枪接着一枪……”她的声音渐渐微弱下来。 我弯腰搂住她。 “你知道吗，当时我穿着那种可以盖住我那把西格索尔枪的工装裤。他们说我总共开了十一枪。我根本不记得我还换过一次弹匣，只记得到处都是调查局的人，还有我把乔拖出门外。她的头不断地冒血。” 露西的嘴唇颤抖着，声音细若游丝。她不在这里，而在迈阿密，再度经历着那个时刻。 “我不断开枪，开枪，开枪，双手沾满她的鲜血。” 她的声音飘向渺远的天际。 “我给了她一拳又一拳，直到现在还感觉得到掌心贴着她脸时的灼热。” 她望着自己的双手，好像它们罪该万死。 “我感觉得到。她的肌肤那么柔软。还有她的血，是我害她流血的。我触摸过、爱抚过的肌肤，却因为我流血了。接着是枪声，枪声，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弥漫着硝烟。事情发生得突然也结束得很快，有如一阵烈焰卷过，不留一丝痕迹，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我觉得她死定了。” 她垂下头，静静地啜泣着。我抚摸着她的头发。 “你救了她一命，也救了自己。”我说，“乔理解你的做法和那么做的理由，露西。她只会更加爱你。” “这次我真的闯祸了，姨妈。”她说。 “你是个英雄，真的。” “不。你不明白。重点不在于那场枪击是否漂亮，或者烟酒枪械管制局会不会给我颁发奖章。” 她坐直然后起身，低头望着我，眼中充满挫败和我无法了解的某种情绪，也许是哀伤。在本顿遇害时她都不曾显露过一丝哀凄，除了无穷无尽的愤怒。 “他们从她腿上取出来的子弹是霍纳蒂特制九十格令空尖弹，是我枪里的子弹。” 我不知该说什么。 “她是被我打中的，姨妈。” “就算是你——” “万一她这辈子再也不能走路了呢……万一因为我她被调到别的部门呢？” “也许她有一段时间无法从直升初上跳下，”我说，“可她会好起来的。” “万一她的脸被我打得毁容而无法恢复呢？” “露西，听我说，”我说，“你救了她一命。即使你因此杀了两个人，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当时你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是故意的。” “怎么不是故意的，”她说，“我巴不得他们全部死光。”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我干脆去当雇佣兵好了。”她苦涩地说，“你需要解决谋杀犯、强奸犯、劫车犯、恋童犯或毒贩吗？请呼叫一八〇〇露西。” “杀人并不能让本顿起死回生。” 她依然置若罔闻。 “他绝不会想到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说。 电话响起。 “他没有舍弃你，露西。别因为他死了而怨恨他。” 电话第三次响起。她一把抓起电话，眼里同时流露出期盼和恐惧。我无法告诉她华兹医生对我说的那些话，现在还不是时候。 “她在，稍等。”她说着把话筒递给我，脸上浮现出失望和沮丧。 “是我。”我不情愿地应道。 “是斯卡佩塔医生吗？”响起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你是谁？” “我必须确认你的身份。”标准的美国口音。 “如果你是记者……” “我要给你一个电话号码。” “我要给你一个忠告，”我说，“请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不然我要挂电话了。” “先让我告诉你这个号码。”他不等我回应就径自说道。 我知道这个国家代码是法国的。 “法国现在是凌晨三点。”我提醒他。 “几点钟不要紧。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信息，正在用计算机系统处理。” “我没有发东西给你们。” “不，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用电脑键盘输入，斯卡佩塔医生。” 他悦耳的男中音如润泽的上好木料一般。 “我在里昂的秘书处工作，”他说，“请你至少拨打一下刚才那个号码，听听我们的语音信箱。” “这到底——” “拜托了。” 我挂掉电话拨打了那个号码，一个带着浓重法国口音的女声响起：“你好。”她用英语、法语分别问好，接着又分别说明了他们的上班时间。我按了那名男子给的分机号，他的声音再度传了过来。 “你好？这就听得出你们是什么部门吗？”我说，“听起来倒很像餐厅。” “请将一张你的个人信纸传真给我，我一收到就给你回复。” 他给了我传真号码。我搁下电话，到书房里发了一张我的信笺传真。露西依旧待在火炉前，手肘支着膝盖，一手托着下巴，显得无精打采。 “我叫杰伊·塔利，烟酒枪械管制局对国际刑警的联系人。”我重新拿起电话时，他说，“我们得请你立刻赶过来，你和马里诺队长。” “我不明白，”我说，“你们应该收到了我的报告，目前我并没有新的发现需要补充。” “若非事态紧急我们也不会找你了。” “马里诺没有护照。”我说。 “三年前他去过巴哈马。” 我几乎忘了马里诺曾经在一次三日游中邂逅过一个女人，而他们的关系也没能维持三天。 “我不在乎这件事多么重要，”我说，“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坐飞机飞去法国——” “等等，”他忽然说，彬彬有礼但不容拒绝，“罗德参议员？你在吗？” “我在。” “法兰克？”我惊讶地说，“你在哪里？法国吗？” 也许他已在一旁聆听多时了。 “听好，凯。这件事非常重要，”罗德参议员的语气让我不得不记起他的身份，“快来，马上赶来。我们需要你的协助。” “我们？” 塔利接着说：“你和马里诺务必在四点三十分以前赶到米林奈私人机场。就是你那里的凌晨，距离现在不到六小时了。” “可我现在不能离开……”我刚开口，便看见露西出现在门口。 “别迟到了，纽约的换乘飞机在八点三十分起飞。”他说。 我本以为罗德参议员已经挂断了电话，但他的声音又在此时响起。 “谢谢你，塔利探员，”他说，“接下来的由我说明。” 我听见塔利挂断电话的声音。 “我想知道你的近况，凯。”我这位参议员好友说。 “我一头雾水。” “我知道，”他说，“我不会让你冒险的。请相信我。你最近还好吗？” “很好，除了忽然被派到法国、即将被革职，还有……”我想告诉他露西的事，可她就站在那里。 “事情总会有转机的。”罗德参议员说。 “一切事情吗？”我应道。 “相信我。” 我一向信任他。 “我们要求你做的事情恐怕会令你反感，或者害怕。” “我不太容易害怕，法兰克。”我说。 第三十一章 四点一刻马里诺过来接我。凌晨这种恍惚而又无力的时刻，不禁让我想起早年间在医院不眠不休值班时的情景，想起刚担任法医时总是被召唤去处理无人愿意接手的案件的那些日子。 “现在你知道值夜班的滋味了。”马里诺在结冰的路面上驾驶着，一边说道。 “我清楚得很。”我说。 “是啊，可差别在于，你大可以选择不去，派别人前往现场，自己待在家里，因为你是首席。” “每次露西需要我时，我总是转身走开，马里诺。” “听着，医生，她会理解的。也许她已经准备动身去华盛顿接受那些大人物的拷问了。” 我没告诉他多萝茜来访的事，那只会让他再次暴跳如雷。 “你在弗吉尼亚医学院教书。我是说，你是货真价实的医生。” “多谢。” “难道你不能找学校的行政主任之类的人谈谈？”他轻敲着打火机说，“难道你不能想办法把露西也送进那里？” “只要乔一天没有恢复行动能力，谁能谁不能去探访她都由她父母决定。” “可恶的宗教狂，拿《圣经》当幌子的希特勒。” “你也有过心胸狭隘的时候，马里诺，”我提醒道，“还记得你以前对男同性恋者的抨击吧，某些措辞我简直不好意思复述。” “好吧，我承认，可我不是有意的。” 米林奈私人机场的气温低至零下七摄氏度，我从卡车后车厢取出行李时，强劲的冷风横扫而来。两名飞行员前来迎接我们。他们话没多说，只打开一道大门，带领我们走向停机坪，一架李尔喷气式飞机正停在燃油车旁补充油料。飞机的一个坐椅上放着一个写有我名字的厚实的牛皮纸信封。升至冷冽清朗的夜空后，我关掉坐椅灯沉沉入睡，直到飞机在新泽西州的泰特波罗机场降落。 我们走下舷梯，一辆深蓝色的福特探路者汽车立刻开了过来。天空细雪纷飞，刺痛我的脸颊。 “警察。”那辆探路者在飞机附近停下时，马里诺点了点头，说道。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司机身穿牛仔裤、皮外套，显得十分老到，似乎很乐意承担接送我们的任务。他把我们的行李放进车厢。马里诺钻进副驾驶座，话题一个接一个地和他聊得十分投机。原来这位司机隶属纽约警察局，而马里诺也在那里工作过。我困倦不堪，他们的谈话声在我耳边飘忽不定。 “……亚当在调查部门，大约十一点钟他就接到了电话。我猜是国际刑警通知他的。没想到他跟他们那么熟。” “哦？是吗？”马里诺的声音有如波本威士忌溶入冰块时那般悄无声息、让人昏昏欲睡，“又是个娘娘腔的家伙……” “呵，他还算好了……” 我昏昏沉沉，半睡半醒。当一股被掏空般的痛楚再度向我袭来时，城市的璀燦灯光已映入眼底。 “……有一次我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早上起床竟找不到车和警徽了，这下可真的吓醒了……” 我另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搭乘超音速喷气式客机是和本顿一起。我记得我们坐在窄小的灰色皮椅里，啜着法国红酒，望着罐装鱼子酱却完全没兴趣品尝。他紧挨着我，我温热的胸脯偎依着他。 我记得彼此都抛出些互相伤害的言语，最后却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附近的一个房间里疯狂做爱。也许多萝茜的话并非毫无道理，也许有时候我的确顾虑太多而且不如自己期望中的洒脱，可关于本顿她完全错了。他从来都不软弱，而我们炽热的关系也从未降温过。 “斯卡佩塔医生？”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们到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 我揉着脸，伸了伸懒腰。这里气温更低，风也更加强烈。我去法国航空公司的售票处办理我们两人的登机手续，因为实在不放心把机票和护照交给马里诺，也不指望他能正确地找到登机门。班机大约一个半小时后起飞，左侧二号登机门。我在协和客机的候机厅坐下，又一次感到精疲力竭，眼睛刺痛起来。这时马里诺在旁边惊叫道：“你看见了吗？”他的耳语未免太过响亮，“这里竟然有酒吧！那个家伙在喝啤酒，现在才早上七点啊。” 马里诺把酒当成了起床铃。 “需要什么吗？”他问，“报纸？” “现在我一点都不在乎这该死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希望他能让我安静待会儿。 不久他端回两个堆满丹麦面包、乳酪和饼干的托盘，胳膊下还夹着一罐喜力啤酒。 “你知道吗，”他说着把自己的早餐搁在身旁的咖啡桌上，“现在已经下午三点了，法国时间。” 他打开啤酒。 “有人把香槟和橘子汁混在一起喝，你听说过这种事吗？还有，我肯定那边坐着一个女明星。她戴着墨镜，所有人都盯着她看。” 我没兴趣。 “和她一起的那个男人也很有名，长得有点像梅尔·布鲁克斯。” “那个戴墨镜的女人是不是很像安妮·班克罗夫特？”我含糊应道。 “很像。” “那应该就是梅尔·布鲁克斯吧。” 许多衣着考究的候机乘客用异样的目光瞟向我们。一个男人边品尝浓缩咖啡边翻阅《世界报》。 “她演过《毕业生》，记得吧？”马里诺说。 我完全清醒了，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那也是我的幻想。下课后给学生补课的女老师，让人心痒痒的那种。” “从那边的窗户可以看见协和客机呢。”我指着窗户说。 “真该带照相机来。” 他又灌了一大口啤酒。 “你可以现在去买。”我提议道。 “你认为他们这里会有那种小型的拍立得相机吗？” “只有法国产的。” 他犹豫片刻，朝我翻了个白眼。“马上回来。”他说。 马里诺的机票和护照放在外套口袋里，外套则留在椅子上。机场广播我们的班机即将起飞时，我收到了一个紧急呼叫，说他被拦在了候机楼外。在服务台见到他时，他正气得满脸通红，由一名警卫陪着。 “抱歉。”我把马里诺的护照和机票向一名职员出示。 “别一开始就不让人消停好吗？”我压抑着心头的火气对他说。我们走回候机厅，和其他乘客一起登机。 “我跟他们说我有机票，这些该死的法国佬。要是他们会说英语就好了，难道不该会吗？否则这种事也不会发生了。” 我们的座位是相连的，但很幸运，这个班次没有满员，我移到和他隔着过道的位子。他始终耿耿于怀，直到我将自己的酸橙酱汁鸡、草莓慕斯海绵蛋糕和巧克力分给他一半才算作罢。我不知他究竟喝了多少啤酒，只看见他不停地在狭窄的过道里来来去去。飞机以两倍于音速的速度飞行，在当地时间下午六点二十分抵达戴高乐机场。 机场大楼外一辆深蓝色奔驰已等候多时。马里诺试图与司机攀谈，可那人既不肯让他坐在副驾驶座上也没兴趣理他。马里诺自觉无趣地开了窗户抽烟，冷风呼呼灌入。我们行经许多画满涂鸦的破旧公寓和长达几英里的调车场，终于进入了一个灯火通明的现代都市。赫兹租车、本田、松下音响、东芝等著名企业的招牌高悬在夜空中闪耀生辉。 “这里简直是芝加哥，”马里诺抱怨道，“感觉太古怪了。” “时差的关系。” “以前我去西岸时就不会这样。” “这次飞得更远。”我说。 “大概是飞得太快了，”他又说，“想想看，你只能从机舱的小窗孔往外看，就像坐在宇宙飞船里一样，不是吗？你看不见地平线，那种高度又没有云，空气稀薄得不能呼吸，气温说不定有零下一百度。没有鸟，没有其他飞机，什么都没有。” 一名开着带红条纹的蓝白色雪铁龙警车的警察正在法兰西银行附近拦下一个超速驾驶的人。沿繁华的卡普西奈大街一路前行，昂贵的设计师专卖店多了起来，这让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来得及兑换货币。 “所以我这么快就感到饿了，”马里诺继续他的分析，“飞那么快的时候你的新陈代谢一定也加快了。想一下那需要多少卡路里。过了海关后我就觉得轻飘飘的，你没这种感觉吗？一点醉意都没有，肚子里也空荡荡的。” 这里没有太多圣诞装饰，包括市中心一带。巴黎人只在他们的小酒吧和商店门口挂了些简单的灯泡和常春藤饰物。到目前为止，除了机场那个伸展着双臂、像在做健美操的充气圣诞老人，我再没看见任何圣诞老人的影子。欢庆的氛围倒是更浓。巴黎大酒店的大厅里装饰着圣诞红和高大的圣诞树，我们便被安排在这里住宿。 “我的天，”马里诺环顾着那些梁柱和大型吊灯，“你认为在这里住一晚得花多少钱？” 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服务台前的队伍长得令人惊讶。大厅里堆满行李箱。了解到有个旅行团正在办理住宿登记时，我逐渐失去了耐心。 “你知道吗，”医生马里诺说，“在这里我连啤酒都喝不起。” “等你可以去吧台时再考虑吧，”我答道，“看样子我们得在这里待上一整晚了。” 话音刚落，便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一个身穿深色套装的男子出现在我背后，面露微笑。 “斯卡佩塔女士，马里诺先生，”他带我们走出队伍，“很抱歉，我现在才看到你们。我叫伊凡。你们的手续已经办妥了，我这就带你们去房间。” 我分辨不出他的口音，但可以确定他不是法国人。他带领我们穿过大厅走向光亮可鉴的黄铜电梯，按下三楼的按钮。 “你是哪里人？”我问。 “四海为家，但在法国待了很多年。” 我们跟着他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两间相邻的客房。发现行李已被安置在这里时，我们无比惊讶，同时又有些不安。 “两位如有任何需要，请给我本人打电话。”伊凡说，“希望你们能下楼到餐厅用餐，那里为你们订了位子，当然，我们也提供客房服务。” 他没拿小费就离开了，只剩马里诺和我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地望着房间。 “真诡异，”他说，“我最烦这种神神秘秘的小把戏。他是什么人？我敢打赌他根本不是这家酒店的员工。” “马里诺，我们还是别站在走廊里说话了。”我轻声说。我必须和他分开一会儿，否则我会发疯。 “你想吃点什么？” “回头我再打电话给你。”我说。 “我真的很饿。” “那你何不下楼去吃呢，马里诺？”我建议道，暗自祈祷他快点离开，“我想晚点再吃。” “不太好吧，我想我们最好一起行动，医生。”他答道。 我进了房间，关上房门，吃惊地发现我的行李箱被打开过了，里面的衣服被齐整地放进了抽屉。衣橱里挂着我的长裤、衬衫和套装。盥洗用品则整齐摆放在浴室洗手台上。这时电话响起，不用多想也知道是谁。 “什么事？”我说。 “他们打开我的箱子，把东西全部拿了出来！”马里诺像一台音量巨大的收音机那样吼道，“我受够了。我讨厌别人乱翻我的东西。这些法国人以为自己是谁？这是他们的习俗吗？客人一住进高级酒店就来翻行李？” “不，法国没这种习俗。”我说。 “那就是国际刑警干的。” “稍后我再打给你。” 桌子中央摆着果篮和一瓶葡萄酒。我切了一颗血橙，斟了杯美乐红酒，拉开厚重的窗帘望向窗外，身着晚礼服的人们正坐上高级轿车，街道对面古老歌剧院上的镀金雕像向神祇炫耀着辉煌的人体之美，一根根烟囱竖立在连绵数英里的屋顶上，仿如田野里黝黑的麦茬。我感觉焦躁、孤独，感觉受到了侵扰。 我从容地洗了个澡，很想今晚就这么甩掉马里诺，可礼节占了上风。马里诺从没来过欧洲，当然也没到过巴黎，更重要的是，我不放心留下他一个人。我拨了他房间里的电话，问他是否要简单吃点晚餐。我提醒他巴黎不是以比萨闻名的城市，可他毫不理会，硬是点了比萨，而且到我的小冰箱里翻找啤酒。我点了带壳牡蛎，然后把灯光调暗，经过这一整天我的眼睛已不堪重负。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晚餐送来后他说，“我不想提，医生，但我实在无法摆脱那种古怪的感觉，怪得要命。我是说，”他咬了口比萨，“我在想你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不会也在你脑中飘来飘去，就像飞碟一样。” 我放下餐叉。窗外灯火通明，即使屋内光线昏暗，我仍然可以清楚看到他害怕的神情。我礼貌地回应。 “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说着拿起酒杯。 “没关系，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仔细想想。” 我不想听。 “你瞧，先是一位美国参议员带了封信给你，而这位参议员正好是司法委员会主席，对联邦执法机关有着绝对的影响力，这也意味着他对特情局、烟酒枪械管制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种种内幕了如指掌。” 我心中鸣起了警笛。 “你得承认，罗德参议员刚把本顿的信带给你，不久后我们就忽然被国际刑警找来，时机未免太凑巧了……” “我们谈点别的吧。”我打断他，胃部一阵阵抽紧，心脏剧烈跳动着。 “你必须听我说，医生，”他接着说，“本顿在信里要你别再难过，说一切都会好转，而且知道你会来这里——” “别说了！”我尖叫着把餐巾甩在桌上，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 “你必须面对现实，”马里诺也激动起来，“你怎么知道……我是说，要是那封信并不是几年前写好的呢？也许是最近才写的……” “你竟然会这么说！”我叫道，泪水涌上眼睛。 我推开椅子猛地站了起来。 “出去，”我对他说，“我不会接受你那该死的飞碟理论。你想怎样？逼我再一次经历那些痛苦吗？让我在努力接受残酷现实的同时还残存一丝希望？给我滚出去！” 马里诺将椅子向后一推，在椅子倒下时及时跳到了一边。他抓起桌上那包香烟。 “要是他还活着呢？”他也提高了音量，“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暂时消失一段时间，好去执行与烟酒枪械管制局、调查局、国际刑警甚至太空总署相关的某项秘密任务？” 我抓紧酒杯，双手不停颤抖，杯中的酒洒了出来。我整个人仿佛又一次被撕得四分五裂。马里诺在房里踱步，一个劲地弹着手中的香烟。 “你根本无法确定，”他又说，“你只看见发臭的火堆里烧焦的骨头和一块很像他戴的那种百年灵手表。可这能证明什么？” “你这浑蛋！”我吼道，“你这该死的浑蛋！唯恐我受的折磨还不够，还在那里——” “受折磨的又不只有你一个。要知道，你跟他睡过并不表示他就是你的人啊。” 我朝他冲过去，拼命控制自己才没有给他一巴掌。 “哦，老天！”我望着他震惊的眼神，喃喃念道，“哦，天啊！”我想起露西对乔的攻击，立刻走开去。马里诺转身到窗前抽烟。哀伤愧疚在房里弥漫开来。我用头抵着墙壁，紧闭着眼睛。我这辈子不曾对任何人有过暴力念头，尤其是像他这样我熟识而且关爱的人。 “尼采说得对，”我挫败地自语道，“慎选你的敌人，因为你很可能变得和他一样。” “我很遗憾。”马里诺只这么说道。 “就像我的前夫、我的妹妹一样，就像我认识的所有残虐自私的人一样。我已经变成他们那样了。” “不，你没有。” 我额头抵着墙壁，像在祈祷，内心则庆幸房里昏暗。我背对着他，他看不见我的痛楚。 “我那么说并没有恶意，医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这些。” “没关系。” “我只是想弄清楚真相，因为有些地方实在很不对劲。” 他走向烟灰缸，把香烟捻熄。 “我甚至不明白我们来这里干吗。”他说。 “绝对不是来吵架的。”我说。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像往常一样用电脑和我们联系，或直接给我们电话。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觉得。”我深吸一口气说。 “所以我才怀疑本顿会不会……也许他参加了什么计划，不得不在一段时间里担任秘密证人，接受保护、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等等。以前我们就不怎么了解他的工作。就连你都不见得清楚，因为他不一定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更不会说一些我们不该知道的事，以免我们受到伤害，尤其不想伤害你或者让你整天为他担心。” 我没做声。 “我不是故意没事找事，只是觉得这件事值得仔细考虑。”他轻声补充道。 “不，没什么值得考虑的，”我清了清喉咙，感到浑身疼痛，“我们不该再怀疑了。他的身份已经被确认了，马里诺，彻底确认过了。嘉莉·格雷腾绝对不会随便到只让他适时地消失一会儿，你不觉得这完全不可能吗？他死了，马里诺。他死了。” “你参与过他的验尸吗？你看过他的验尸报告吗？”他不肯罢休。 本顿的遗体被移往费城法医办公室。我始终没有过问。 “没有，你没有参与他的验尸。要是你参与了，我会认为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冷酷可怕的人，”马里诺说，“你什么都没看见。你只知道别人告诉你的。我不想一再让你难过，但这是事实。要是有人试图掩饰那具遗体不是他这一事实，你又怎么会知道，既然你见都没见过？” “给我倒点威士忌。”我说。 第三十二章 我转向马里诺，背靠墙壁，似乎双腿不足以支撑身体的重量。 “哇，你知道这里的威士忌有多贵吗？”马里诺关上小冰箱时说道。 “我不在乎。” “反正是国际刑警付钱。” “我要抽烟。”我又说。他替我点了根万宝路，第一口烟猛烈地冲击着我的肺部。 他端给我一杯加冰块的纯麦芽威士忌，另一只手握着罐贝克啤酒。 “我想说的是，”他继续刚才的话题，“既然国际刑警能够用电子机票、高级酒店和协和客机完成所有秘密任务，你又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编造其他情节呢？” “他们不可能编造出他被一个精神病人谋杀这种情节。”我说。 “当然可以。也许那正是最佳时机。”他喷出烟雾，咕咚吞了口啤酒，“重点在于，我认为没什么事伪造不了，如果你考虑得足够周密。” “DNA也确认了……” 我几乎无法言语，被压抑许久的种种影像一股脑儿涌现出来。 “你不能确定那些报告是真实的。” “够了！” 但啤酒击碎了他的自制力，漫无边际的臆测、推论和期盼不断冒出。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说着，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我打了个寒战，阴暗荒芜的内心一角忽然闪现一丝光亮。我迫切地想要相信，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凌晨五点，我衣着整齐地睡在沙发里，头痛欲裂，嘴里尽是烟臭，呼吸充满酒气。我冲了个澡，然后久久盯着床边的电话。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震惊、惶恐，同时无比困惑。 此刻费城已近午夜，我给当地的首席法医范斯·哈斯顿留了信息，给了他我房间的传真号码，然后在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在大厅里见到马里诺后，我没有多说，只淡淡道了声早上好。 楼下正进行开餐准备的自助餐吧传来一阵清脆的餐具碰撞声，清洁人员用刷子抹布清洗着玻璃门。时间尚早，还未供应咖啡。一位女士将貂皮大衣搭在椅子上，此外就再无如此早起的客人了。酒店门前，一辆奔驰出租车正在静静等候。 司机面色阴沉且有些急躁。我揉着太阳穴，望着车窗外面的摩托车一路狂飙而过，在拥挤的车流夹缝中左冲右突，从狭窄的隧道中呼啸蛇行。这不禁令我想起那场让黛安娜王妃丧生的车祸，又一阵沮丧袭上心头。 还记得那天醒来刚得知这则新闻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愿相信这类世俗、偶发的意外会降临到我们的偶像身上。被一个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点都称不上光荣或者高尚。死亡是公平的，它才不会在乎你是谁。 天空灰蓝，刚清洗过的人行道湿漉漉的，绿色的垃圾箱沿街排开。车子颠簸着驶过协和广场的石子路后沿塞纳河前行。视线被围墙阻隔，我们几乎看不见河流沿岸的景致。里昂站外的数字钟显示着七点二十分，站内熙熙攘攘，不少人挤进阿歇特书店买报纸。 我在一位抱着贵妇狗的妇人后面排队等候买票。一名五官犀利、穿着讲究、满头银发的男士让我心头一震，远远望去他实在像极了本顿。我忍不住在人群中搜寻起来，好像真的可以找到他。我的心怦怦直跳，似乎再也无法承受更多的打击。 “咖啡。”我对马里诺说。 我们坐在旅人餐厅的吧台前，侍者送来装在褐色小杯子里的浓缩咖啡。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马里诺发着牢骚，“我只需要普通咖啡。能给我一点糖吗？”他对吧台后面的女人说。 她把几包糖丢到吧台上。 “我想他还需要一些鲜奶。”我对她说。 她点点头。二十分钟内，马里诺喝下了四杯咖啡，吃了两份火腿面包，抽了三根烟。 “你知道吗，”登上tGV高速列车时，我对他说，“我真的不希望你要了自己的命。” “嘿，别担心，”他说着在我对面坐下，“如果我想洗心革面，自然会给自己一些压力。” 车厢里只坐满了三分之一，乘客们似乎只对自己手中的报纸感兴趣。宁静的气氛使得我和马里诺说话时不得不压低声音。高速列车忽然无声无息地向前冲出，滑出月台，蓝天和树木飞速地在眼前一掠而过。我脸颊发烫又非常口渴。我想打个盹，可是阳光在我眼皮上跳动。 醒来时我听见后面的座位上有个英国人在打电话。过道对面的一个老人在玩填字游戏，自动铅笔咔啦作响。另一列火车相向而来，两车交错驶过时，一阵强烈的气流灌进车厢。接近里昂时，天空变成了乳白色，零星的雪花开始飘落。 马里诺望着窗外，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在里昂火车站下车时，他又变得鲁莽起来。在出租车上他始终闷不作声。想起昨晚他那些粗率无礼的话，我更加生气了。 我们来到罗讷河和索恩河交会的旧市区，大片朝山丘迤逦的民宅和古老石墙让我想起罗马。我的感觉糟透了，灵魂伤痕累累。我这一生还从未感觉如此孤单过，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似乎只是生活在别人的噩梦里。 “我不抱一点希望，”马里诺忽然没头没脑地说，“我说了万一，但事实上不抱一点希望。前妻离开我的时间已经不短了，这么长的日子里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对象。现在我又被停职了，甚至得考虑要不要替你工作。果真这么做吗？你也不会再尊重我了。” “我当然会尊重你。” “胡扯。雇佣关系会让两人之间的一切都发生改变，这点你清楚得很。” 他看来疲惫而又颓丧，糟糕的脸色和松弛的体态显露出他历经的辛苦和沧桑。皱巴巴的棉布衬衫上沾着咖啡渍，卡其裤又肥又大——我发现他每次变胖就买尺寸更大的长裤遮掩，似乎这样就可以自欺欺人。 “你知道吗，马里诺，你是在说替我工作是你这辈子最悲惨的事，这样讲不太公道吧。” “也许不算最悲惨，但也差不多了。”他说。 第三十三章 国际刑警总部坐落于题德多公园里，俨然是一座由水池和玻璃构成的晶莹剔透的堡垒，与想象中的这类机构大相径庭。建筑外部没有任何“国际刑警”的字样，事实上这里没有任何标志。我可以肯定，行经此处的驾车人几乎无法辨识自己究竟到了哪里。夹道种植着树木，没有路牌，因此倘若不知道具体的方位，你可能永远到达不了。 卫星接收器、天线、水泥路障和摄像机一概难觅踪迹，顶端锋利的绿色金属栅栏也巧妙地被树木掩盖起来。国际刑警总部所在的这栋建筑静静地散发出睿智平和的气息，里面的人可以向外远眺，外人却无法往里窥探。在这个阴冷的早晨，屋顶那株小小的圣诞树极具反讽意味地在佳节将至时倾斜了头冠。 我按下入口处的对讲机，说明来意。四下无人，一个声音要求确认身份。我们报上姓名，门锁咔啦开启。马里诺和我沿着一条步道进入附属建筑，另一道门打开，一位身着套装系着领带的警卫前来迎接。此人健壮得似乎可以一把抓起马里诺扔回巴黎。另一名坐在防弹玻璃后方的警卫打开抽屉，拿出访客身份牌交换我们的护照。 私人物品需要放在传送带上接受x光扫描。接待我们的那位警卫用手势指示我们依次踏进一个从地板直达天花板、有如透明导管的装置。我照做了，一边心想也许会忽然被吸走。一道树脂玻璃门关闭，另一道同时开启，走出装置时全身的每个细胞都被扫描过了。 “这是什么鬼地方？星舰迷航？”马里诺接受扫描时嘟囔道，“谁知道这东西会不会致癌？对男人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安静。”我说。 不知等了多久，终于有个男人出现在连接主楼和警戒区的走廊里。他以年轻运动员般轻盈的步伐向我们走来，模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昂贵的炭灰色法兰绒套装优雅地裹着他那雕像般的躯体，套装里衬以纯白色衬衫和红褐、绿、蓝相间的奢华的爱马仕领带。和他握手时，我留意到他手腕上的金表。 “我是杰伊·塔利。很抱歉让二位久等了。”他说。 他那双犀利的淡褐色眼睛仿佛洞悉一切，让我产生一种遭到侵犯的感觉。他肤色黝黑，相貌异常俊美，我立刻可以判断出他的类型，这种美男子总是十分类似。看得出，马里诺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们通过电话。”他对我说，似乎认为我会忘记。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没睡安稳过。”我说，无论如何都无法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请跟我来。” 马里诺对我使了个眼色，在塔利背后绞扭着手指，每当他觉得某人是同性恋时便会如此。塔利宽肩窄腰，嘴唇饱满，下巴坚挺，侧脸的线条完美得酷似罗马神祇。 尤其令我诧异的是他的年龄。这类海外职位通常是众人垂涎的目标，往往用来奖励资深探员和高级探员，而塔利看起来最多三十岁。他带领我们到达一处有四层楼高的大理石中庭，这里似乎汇聚了全世界所有的马赛克，在阳光下晶莹夺目，连电梯都是透明的。 通过一系列繁复的电子门锁、警报系统、密码锁、监控我们一举一动的电子摄像机等重重关卡，我们终于到了三楼。我仿如置身于被切断的水晶之中。塔利全身仿佛笼罩着一层光晕。我头晕目眩且感到懊恼，因为我不是自愿到这里来的。一切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 “上面是什么？”绅士的典范马里诺指着说。 “四楼。”塔利淡淡地答道。 “按钮上面没有号码，而你似乎有点激动，”马里诺仰头望着电梯的天花板说，“我在想那里会不会就是你们的控制中心。” “秘书长就住在那里。”塔利若无其事地回答，好像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不会吧？” “基于安全考虑，他和家人都住在这栋大楼里。”塔利说。我们经过看似普通的办公区和在里面忙碌的看似平常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是要去见他。” “很好。也许他不介意说明一下要我们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马里诺说。 塔利打开一扇气派的深色木门，一个带有英国口音的男子彬彬有礼地前来迎接，介绍自己是公关总管。他为我们叫了咖啡，然后通知乔治·米罗秘书长我们已经到达。几分钟后他带我们进入米罗的私人办公室，一位仪容威严的灰发男子坐在一张黑色皮革办公桌前，四周墙壁上挂满奖章、古董枪械和许多来自异国的赠礼。米罗起身和我们握手。 “请随意。”他说。 他领我们到窗前的会客区坐下，窗外便是罗讷河的风光。塔利从另一张桌上拿来一个厚厚的多层文件夹。 “我知道二位一定备感煎熬困惑，并且累坏了，”他措辞谨慎有礼，“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感激之情。尤其这次通告十分紧急。” 他莫测的神情和军人的威仪没有泄露一丝内心，其存在似乎让周围的一切黯淡失色。他坐在摇椅里，交叉双腿。马里诺和我坐沙发，塔利坐在我对面，文件夹搁在地毯上。 “塔利探员，”米罗说，“你来开头吧。”又转头对我们说，“二位不介意直接切人重点吧？时间有限。” “首先，我想解释为什么烟酒枪械管制局会和你们的案子扯上关系，” 塔利对我和马里诺说，“你知道贩毒高发地区计划吧？或许你的外甥女露西告诉过你？” “她和这件事无关。”我不安地说。 “也许你已经知道，贩毒高发地区计划有许多暴力逃犯的缉捕工作正在进行，”他继续说道，“调查局、药品管制局、地方执法部门，当然还有烟酒枪械管制局，这些机构经常针对高度紧急或复杂的案件，整合彼此的资源联合办案。” 他拉了把椅子坐到我面前。 “大约一年前，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调查发生在巴黎的几桩凶杀案，我们原本以为作案的凶手就是你们发现的那名死者。” “我不知道巴黎有什么连环凶杀案。”我说。 “法国对媒体的管制比贵国略严，”这时秘书长说，“媒体当然对此进行了报道，斯卡佩塔医生，但很少会透露细节，或者危言耸听、追求轰动。巴黎公众知道有个杀人犯在逃，我们也警告所有妇女别轻易开门让陌生人进入家里，但仅此而已。我们认为披露死者的伤痕、残破的骸骨、被撕裂的衣服、咬痕和性凌虐等细节没有丝毫意义。” “狼人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我问。 “由他得名。”塔利说。他的目光几乎触及我的身体，但随即如小鸟般飞走。 “凶手？”我问，“你是说，这是凶手对自己的称呼？” “是的。” “你们又是怎么知道的？”马里诺不客气地插嘴。从他的动作和表情看来，我知道他又要找碴了，塔利犹豫片刻，瞥了一眼米罗。 “这浑蛋干了些什么？”马里诺追问，“在现场的小纸条上留下自己的昵称？还是像电影中那样把名字刺在受害者的尸体上？这就是我讨厌重要机关介入这类该死的白痴案件的原因。侦办刑事案件最理想的人选就是像我这种成天在外面到处闲逛、不怕弄脏鞋的粗人。一旦让那些了不得的机构和电脑系统介入，整个案子就变得刺激，变得复杂了，但其实一开始就根本没有你们认定的那种高智商——” “你错了，”米罗打断他，“狼人非常聪明。他在一封信里告诉我们他叫狼人不是没有原因的。” “给谁的信？”马里诺好奇地问。 “我。”塔利说。 “什么时候？”我问。 “大约一年前。在他犯下第四件案子之后。” 塔利打开文件夹，取出一个用塑料袋包裹着的信封交给我，手指与我的轻触。信用法文写成，我认出那些古怪的方方正正的手写字体和在集装箱纸箱上发现的非常相似。信纸上印着一个女人的名字，沾染着斑斑血迹。 “这上面写着，”塔利翻译道，“‘因为一人犯的罪，他们全都得死。狼人。’信纸属于受害者，上面的血也是她的。可当时最让我困惑的是，他怎么知道我参与了这起案子的调查工作。我们据此得出一个推论，这同时也是你们来到这里的缘由。这个凶手很可能来自某个有权有势的豪门，他的家人对他的行为非常清楚，并保护他免于落网。当然，这并非因为他们多么关心他，而是必须竭尽所能保护自己的名声。” “所以就把他放进远洋集装箱？”我说，“把他扮成身份不明的死尸放到距离巴黎数千英里的地方？他们受够了？” 米罗打量着我，抚摸着一支银笔，调整了一下坐姿，椅子嘎嘎作响。 “也许并非如此。”塔利对我说，“一开始我们也以为是这样，因为所有迹象都显示，在里士满发现的那具死尸就是这名凶手：纸箱上写着狼人，勉强可以辨识的外貌特征，名牌衣着，等等。可你在报告里进一步描述，他身上的纹身是曾经试图改小的黄色眼睛……” “哦，哦，”马里诺接口道，“你是说这个狼人身上有黄色眼睛的纹身？” “不，”塔利答道，“他的弟弟生前有过。” “生前？”我问。 “这点我们稍后会再提，或许也可以让你明白为何你的外甥女会与这件事情有关。”塔利的话让我又是一阵心惊，“你知道一个叫一六五的国际犯罪集团吗？” “哦，老天！”我叹道。 “他们得名的原因似乎是非常偏爱斯皮尔金点一六五格令子弹，”塔利解释道，“他们不但走私这种型号的枪弹，自己也大量使用。只要发现这种子弹，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这些案子是他们所为。” 我想起在凯利快克便利店一案中发现的金点子弹。 “当你把金兰谋杀案的报告发给我们时，感谢老天你这么做了，许多片段开始聚焦起来。”塔利说。 这时米罗接口说：“这个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有一对亮黄色圆点纹身。” 他在便笺纸上随手画出两个硬币大小的圆点。 “这是成为这个大型暴力集团成员的标记，表明一旦加入，终生不得退出，因为纹身无法抹掉。退出一六五集团的唯一途径就是死亡。” “除非你能把黄点变小，把它们修改成眼睛。猫头鹰的小眼睛——简单又便捷。然后逃到某个没人想得到的地方。” “比如弗吉尼亚州里士满这种内陆港。”塔利补充道。 米罗点了点头。“没错。” “为什么？”马里诺问，“这家伙为什么忽然想逃跑？他犯了什么错？” “他耍滑头，”塔利回答说，“换句话说，他背叛了他的家族。我们认为在你停尸间的那个死者就是托马斯·尚多内。”他对我说，“他父亲是一六五集团的教父，暂且这么称呼吧。托马斯犯了个小错误，他决定另起炉灶，瞒着他的家族自己走私枪械。” “补充一点，”米罗说，“尚多内家族从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定居在圣路易岛。这是巴黎最古老富裕的地区之一，那里的居民自称路易人，非常引以为荣，自认为高人一等。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个岛不属于巴黎，觉得它才是位于塞纳河中央的城市中心。巴尔扎克、伏尔泰、波德莱尔、塞尚，”他说，“这些人只是这个岛几位知名的代表人物。尚多内家族就在这里，利用贵族身份、慈善事业和政治势力作掩护，世代从事着血腥的全球性犯罪活动。” “我们始终无法掌握足够的罪证，”塔利说，“有了你的协助，我们或许还有机会。” “怎么协助？”我问，尽管不想和那种暴力家族产生任何牵连。“首先得确认身份。我们必须证明那具尸体就是托马斯。我毫不怀疑。可是身为执法者，我们还有若干法律上的小障碍有待突破。”他微笑着说。 “DNA、指纹、X光片？有诸如此类的东西可以作比对吗？”我问，明知答案是否定的。 “一个老练的罪犯非常懂得如何避免留下这些东西。”米罗说。 “我们没找到任何可供比对的东西，”塔利答道，“这时狼人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可以用他的DNA鉴别他弟弟的。” “看来我们得在报上刊登广告，请狼人过来验血？”马里诺显得愈发焦躁。 “根据我们的推测，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塔利没理会他，继续说道，“十一月二十四日，前往里士满的‘天狼星号’起航，而在两天前，这名自称狼人的男子在巴黎试图犯下最后一桩谋杀案。我得强调‘试图’一词，因为那个女人逃脱了。时间大约在晚上八点半，”塔利开始叙述案情，“那个女人听到有人敲门。开门时她看见门廊上站着一个陌生男子，彬彬有礼且口齿清晰，看起来很有教养。事后她说他当时穿着件优雅的深色长外套，也许是皮大衣，围着条深色围巾。他说他出了一点小车祸，想借用电话报警。她毫不怀疑，正要让他进门时，她丈夫在房间里叫她，那个人就忽然溜走了。” “她看清那个人的外貌了吗？”马里诺问。 “只记得他的外套、围巾，也许还戴了帽子。她很肯定他的手插在口袋里，冷得瑟缩着身子，”塔利说，“她没看清他的脸，因为天色已暗。总体来说她觉得他是个温文尔雅、讨人喜欢的绅士。” 塔利停顿下来。 “还需要咖啡或者水吗？”他向每个人问道，眼睛却望着我。我注意到他的右耳穿了耳洞，在他弯腰替我倒水时才发现上面闪烁着一颗小巧的钻石。 “这桩谋杀未遂案发生两天后，也就是十一月二十四日，‘天狼星号’从安特卫普港起程，另一艘定期往欧洲运送磷酸盐的摩洛哥货轮‘出埃及号’同时起航。”塔利回到座位上继续陈述，“可托马斯·尚多内另有计划，结果在迈阿密海关，‘出埃及号’的磷酸盐布袋里被查出大批枪械、炸药等走私品。我们早就获知了他这次行动。现在你该明白贩毒高发地区计划的行动了吧？还有你外甥女的缉毒行动和这整起案子的关联？那只不过是我们和托马斯·尚多内的众多周旋游戏之一罢了。” “很显然他的家族也察觉了。”马里诺说。 “我们认为，长久以来他一直在用各种手段掩人耳目，例如走某些特殊线路、变更登记数据等等，”塔利说道，“这在黑道中被称为‘偷吃’，在合法领域中被称作‘侵占’，对尚多内家族来说就叫‘自杀’。我们无法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的确出事了，因为我们预期他会在‘出埃及号’上，结果却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塔利用演讲的口吻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行迹已经败露，藏不了多长时间了。他试图掩盖自己的纹身，并选了个没人会在意偷渡者的小港口。美国的内陆港本就不多，而且里士满和安特卫普之间又有定期的货轮往来。” “于是托马斯就用了假名……”我说。 “用了诸多假名中的一个。”米罗接口道。“他已作为‘天狼星号’的船员进行了登记，计划在里士满港溜下船，而‘出埃及号’则继续驶往迈阿密。”塔利说。 “狼人又是什么时候介入的？”马里诺问。 “关于这点我们只能推测，”米罗答道，“狼人越来越焦躁，因为他的最后一桩案子没能成功，而他很可能因此被指认出来。也许他的家族受够了他，计划把他除掉，而这点他也知悉。也许他知道弟弟托马斯计划搭乘‘天狼星号’偷渡出国，并一直在留意他的行踪，清楚他修改纹身之类的事情。于是他溺死了托马斯，把尸体藏在集装箱里并试图让人误以为那就是他——狼人——的尸体。” “于是和他换了衣服？”塔利对我说。 “如果他打算在船上顶替托马斯的身份，当然不会身穿阿玛尼现身。” “衣服口袋里有什么发现？”塔利笔直地坐着，感觉却像不时凑近我说话。 “掉换过了，”我说，“打火机、现金等等。托马斯的尸体在里士满港被发现时，正穿着他哥哥的名牌牛仔裤，口袋里则装着自己原来的衣服口袋里的所有物品。” “口袋里的东西的确被掉换了，但没发现任何证件。” “是的，”我说，“而且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是在托马斯死后才换的衣服。这么做相当麻烦，最好是强迫受害者脱下衣服。” “没错，”米罗点头说，“这正是我准备提的。应该是杀人之前换的衣服，两个人同时脱去衣服。” 我想起尸体身上穿反的内衣，膝盖和臀部的摩擦痕迹。托马斯很可能在换过衣服后才被溺水，而鞋子后跟的磨损痕迹很可能是在尸体被拖向集装箱内部时造成的。 “‘天狼星号’原本有多少名船员？”我问。 回答的是马里诺。“登记的有七名，全都接受了警方讯问，但不是由我负责的，因为我不懂法文。是海关的一个家伙进行的讯问。” “那些船员彼此认识吗？”我问。 “不认识，”塔利说，“这并不奇怪，因为那些人只是上船去赚钱的。出航两周，回航两周，当中没有休息，所以一定是轮班制。更别提这些人都不那么安稳，很少会在一个地方待太长时间。七个船员里很可能只有两个曾经一起出过海。” “那艘货轮返回安特卫普时也同样是这七个人吗？”我问。 “根据港口主管乔伊·肖的说法，”马里诺说，“没有人在里士满港下船。他们在船上吃饱睡足，卸完货就回航了。” “啊，”塔利说，“恐怕事实并非如此。其中一名船员家里发生变故，运货经纪人送他去了里士满机场，但并没有亲眼看见他搭上飞机。他在船员名册上登记的名字是帕斯卡·雷杰，但事实上似乎并没有雷杰先生其人，那很可能只是托马斯的假名，是他被杀时用的名字。狼人将他溺死后或许也用了这个假名。” “很难想象这个疯狂的连环杀人犯就是托马斯·尚多内的兄弟，”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么确定呢？” “凭我们刚提到的，那个修改过的纹身，”塔利答道，“还有你最近提供的金兰谋杀案的细节描述。殴击、咬痕和凶手脱去她衣服的方式，以及其他种种迹象。非常、非常独特而可怕的作案模式。托马斯小时候曾告诉过他的同学，说他有个哥哥是espece de sale gorille——躲在家里又蠢又脏的猿猴。” “这名凶手并不愚蠢。”我说。 “的确。”米罗赞同道。 “我们找不到关于托马斯这个哥哥的任何记录。没有名字，什么都没有，”塔利说，“可是我们相信这个人的确存在。” “等我们讨论完这几桩连环凶杀案后，你就会清楚多了。”米罗说。 “我想现在就开始。”我说。 第三十四章 塔利拿起多层文件夹，从中抽出好几份厚厚的文件放在我面前的咖啡桌上。 “我们已经全部翻译成英语了，”他说，“所有解剖工作都是在巴黎法医学院进行的。” 我开始翻阅。每个受害者都遭到难以想象的毒打，验尸照片和报告显示皮肤上有多处淤伤，裂伤部位的皮肤边缘呈撕扯状。我认为造成这种伤口的工具和施加于金兰的并不属于同一类型。 “受害者头骨遭到的重击，是类似斧头的工具造成的。”我翻着文件说，“我猜还没找到凶器吧？” “没有。”塔利说。 面部肌肉组织全毁，硬脑膜下出血，血液渗透脑部甚至渗入胸腔。受害者的年龄从二十一到五十二不等，每个人身上都有多处咬痕。 “左顶骨有多处粉碎性骨折，这种凹陷性骨折使骨头内壁压迫到下层的脑部，”我翻阅着一份份验尸报告出声念道，“两侧硬脑膜下血肿。伴随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脑组织坏死……蛋壳状骨折……右额骨骨折沿中线直达右顶骨……血凝状态显示伤口形成后至少还存活了六分钟……”我抬头说道，“狂暴，过度杀戮，狂乱的过度杀戮。” “性犯罪？”塔利注视着我说。 “每件案子不都是这样？”马里诺问。 每个受害者都半裸着，衣服被剥下或撕开到腰部，全都赤裸着双脚。 “奇怪的是，凶手似乎对她们的臀部和性器官不感兴趣。”我说。 “这人似乎有恋乳癖。”米罗淡然说道。 “乳房是母亲的象征，”我说，“如果他整个幼年时期都不曾离开家庭，患有这种症状也就不足为奇。” “抢劫的部分怎么解释？”马里诺问。 “不确定所有案子都是这样，但至少部分如此。只有钱财遭窃。没有线索可供追踪，例如可以典当的首饰之类。”塔利答道。 马里诺弹着烟盒，这是每当他迫切想抽烟时的习惯动作。 “请便。”米罗对他说。 “也许他曾在别处犯案？在里士满以外的地方犯下与金兰谋杀案类似的案子。”我说。 “金兰谋杀案是他干的，这点可以确定，”马里诺说，“从犯案手法来看不可能是别人。” “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杀害了多少人，”塔利说，“或者是否曾在其他地方杀人。” 米罗接着说：“倘若真有关联，我们的软件可以在两分钟内完成比对。但或许还有其他我们尚未发现的案子。我们有一百七十七个会员国，斯卡佩塔医生，而有些国家并不经常找我们协助。” “这只是一种可能，”塔利说，“但我认为这家伙并不会经常在各国间游历，尤其是他基于某种生理障碍而必须长期待在家里。我猜他在犯案期间很可能还住在家中。” “这些案件的发生时间很接近吗？还是他蜇伏一段不短的时间后才再次犯案？”马里诺问。 “我们所知道的最后两起案子都发生在十月，接着是最后一次谋杀未遂，也就是说，他在五周内犯下三起案子。”塔利说，“这更加印证了我们的怀疑，他失控了，发狂了，于是决定逃离。” “也许他希望能改过自新，不再杀人。”米罗说。 “不太可能。”马里诺说。 “报告中没有提到有任何证物被送到实验室，”我感到一股寒意从某个阴暗的源头渗出，“我不明白，难道这些案子都没有证物需要送交化验？体液采样、头发、纤维或者折断的指甲之类？” 米罗看了眼手表。 “甚至指纹？”我难以置信地问。米罗从坐椅中起身。 “塔利探员，是否可以请你带我们的客人去餐厅用午餐？”他说，“我恐怕无法奉陪了。”他说着送我们离开那间壮观的办公室。 “再次感谢你们赶来，”他对我和马里诺说，“我明白你们的工作刚开始，但愿能尽快让这可怕的事件尘埃落定。至少让凶手就此罢手。” 他的秘书按了通话键。 “阿尔文副秘书长，你在吗？”她对电话那头的人说，“你现在方便过来开会吗？” 米罗朝她点点头回到办公室，轻轻关上了门。 “你让我们大老远赶来，绝不只是要我们看这些文件。”在塔利的带领下通过迷宫似的走廊时，我对他说。 “让我带你们看样东西。”他说。 他带领我们绕过一处拐角，来到一条挂满死者肖像的走廊。 “尚待验明身份的尸体，”塔利说，“黑色通告。” 这些照片全都是粗颗粒的黑白照，包括指纹和其他生理特征。所有资料都同时以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呈现。这些无名受害者大多数死状凄惨。 “认出你的案主了吗？”塔利指着近期新增的照片说。 所幸，我负责的那位身份不明的死者的面孔不在其中，但取而代之的是不太乐观的齿列记录、指纹和文字资料。 “除了这些照片，国际刑警基本上是没有公文往来的机构。”塔利边解释边带我们走向电梯，“书面文件全部扫描归档，保存一段时间后便全部销毁。” 他按了电梯按钮。 “希望千年虫不会找上你们。”马里诺说。 塔利笑了笑。 自助餐厅外，几副盔甲和一只凶猛的黄铜老鹰眈眈注视着所有来客。餐桌间挤满数百个身穿套装的男女警察，他们从世界各地聚集于此打击各种组织性犯罪，从美国的信用卡偷窃伪造案到涉及可卡因走私的银行账号调查。塔利和我选了烤鸡和色拉，马里诺则拿了烤肋排。 我们在角落的餐桌旁坐下。 “秘书长通常不会直接过问这类案件，”塔利对我们说，“由此可见，这起案子多么事关重大。” “我们真该觉得受宠若惊了。”马里诺说。 塔利切了块鸡肉，没有把餐叉换手。欧洲人的习惯。 “我不希望我们因过度期待这具无名尸体是托马斯·尚多内而模糊了焦点。”塔利继续说。 “是啊，你从你们的超级电脑里调出黑色通告一看，结果怎么着？那浑蛋根本没死，而那个狼人只不过是本地的某个变态杀人狂。这两人根本没有半点关系，”马里诺说，“也许国际刑警组织会因此损失不少会费，是吗？” “马里诺队长，这与会费无关。”塔利神色凝重地说，“我知道你在职业生涯中处理过很多棘手的案件，你非常清楚侦破案件是件多么耗时费力的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我们必须把这家伙的靠山挖出来，把这帮人彻底摧毁。” 他没吃完便把餐盘推开，从外套的内袋掏出一包烟。 “这是生活在欧洲的好处之一，”他微笑着说，“对个人健康有害但并不违背社会公德。” “我想问你，”马里诺说，“如果这与会费无关，那所有这些花费都是谁支付的？李尔喷气式飞机、协和客机、豪华酒店，以及奔驰出租车？” “这里的许多出租车都是奔驰。” “我们在国内都只坐旧雪佛兰或福特，”马里诺挖苦道，“你知道，支持国货。” “国际刑警并没有提供李尔喷气式飞机和豪华酒店的习惯。”塔利说。 “那是谁出的钱？” “这些你可以去问罗德参议员，”塔利答道，“但我要提醒你，组织性犯罪的根本动机和目的就是金钱，这些钱大都来自守法的商人和企业，他们同样希望能把这些犯罪集团彻底扫荡干净。” 马里诺绷着脸。 “我只能说，一家世界五百强大企业遭窃的电子设备甚或枪械炸药动辄价值数百万，要他们买几张协和客机的机票并不算什么过分的要求。” “这么说是微软公司之类的企业在付钱了？”马里诺追问。 塔利的耐性在受到极大考验。他没做声。 “我在问你问题。我要知道我的机票到底是谁付的钱，我要知道是谁他妈的乱翻我的行李。是国际刑警的探员吧？”马里诺穷追不舍。 “国际刑警没有探员，只有联系人，负责与烟酒枪械管制局、联邦调查局、邮政部门和警察局等执法机关进行联系沟通。” “哦，这就像是说中央情报局不会窃听一样。” “拜托，马里诺。”我说。 “我要知道是谁翻了我的行李，”马里诺涨红了脸，“这件事真他妈的惹火我了，我忍耐得够久了。” “看得出来，”塔利说，“也许你应该向巴黎警察局报案。不过我想，就算这的确是他们所为，也是出于对你的好意，比如，以防万一你带了枪支之类的过来。” 马里诺没有回应，只是把剩余的肋排一扫而光。 “不会吧？”我难以置信地问他。 “如果不是经常出国旅游，很可能会犯这类错误。”塔利补充道，“尤其是习惯佩着枪到处跑的美国警察，往往不明白在这里这么做会导致严重后果。” 马里诺依然不语。 “我想他们只是为了避免给两位造成不便。”塔利弹着烟灰补充。 “好吧，好吧。”马里诺咕哝着。 “斯卡佩塔医生，”塔利接着说，“你熟悉我们这里的司法制度吗？” “相当熟悉，而且很高兴弗吉尼亚没有这样的制度。” “法官是终身制的。法庭病理医生由法官指派，证物是否该被送交实验室，甚至死亡方式也都是由法官认定的。”塔利解释说。 “就像我们的验尸官制度，”我说，“一旦牵扯到政治和选举——” “权力，”塔利打断我，“导致腐化。政治与犯罪调查永远都不该产生关系。” “但事实就是如此，一向如此，塔利探员，即使是在这里，在你的组织里，或许也没有什么分别。”我说。 “你是说国际刑警？”他似乎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也许听起来有些虚伪，但国际刑警实在缺乏这么做的动机。我们不居功自傲，不需要宣传、车辆、枪械或制服，也不需要维护自己的管辖权。我们的预算少得惊人。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 “你一直在说‘我们’，好像你是他们中的一员，”马里诺说，“这就让我糊涂了。前一分钟你还是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人，现在就忽然变成秘密松鼠了。” 塔利扬起眉毛，吐出一口烟雾。“秘密松鼠？” “你究竟是怎么加入这个机构的？”马里诺不肯罢休。 “我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美国人。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巴黎度过的，后来全家移居到了洛杉矶。” “然后呢？” “读法律学校，不喜欢，结果加入烟酒枪械管制局。” “多久了？”马里诺继续盘问。 “担任探员大约五年了。” “是吗？这期间有多少时间待在这里？”马里诺的问题越来越不客气。 “大约两年。” “这倒有趣。在外面跑了三年，然后就被调到这里喝红酒，在这座大玻璃城堡里和大人物们周旋。” “我运气一向很好，”塔利话中带刺，“你说得没错。我想精通四国语言和频繁的旅行经验的确让我占了点便宜。我还在哈佛攻读过计算机和国际关系研究。” “我要去洗手间。”马里诺忽然起身。 “是哈佛的部分让他不怎么愉快的。”他离开后我对塔利说。 “我并意激怒他。”塔利说。 “当然。” “唉，这下我在你眼中的形象一定全毁了。” “通常他不会这么失态，”我继续说，“只因新来的副局长强迫他重新穿上制服，还把他停职，千方百计想毁了他。” “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塔利问。 “是位女士，”我答道，“有时候女人比男人更加冷酷可怕，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因为她们更容易感觉受到威胁，更加缺乏安全感。女人本应互相扶持的，而不是互相倾轧。” “你不像这种人。”他打量着我说。 “钩心斗角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他一时没回应。 “你会发现我为人处事非常直接，塔利探员，因为我没什么需要隐瞒。我尽职尽责。必要时我会回击，甚至不惜正面冲突。我会从战略上还击对手，但一定会仁至义尽，因为我没兴趣看到任何人痛苦。我和布雷副局长不一样，她喜欢中伤别人，然后坐在一旁欣赏，看着对方在痛苦中挣扎，缓缓倒下。” “黛安·布雷。原来是她，”塔利说，“裹着紧身衣的蛇蝎。” “你认识她？”我诧异地问。 “她终于离开华盛顿去祸害别的警察局了。我被派往这里之前曾在调查局总部短暂待过一段时间。她总是越俎代庖，干涉我们的工作，甚至让自己的手下代行。你知道，我们，调查局和特情局的人。不是说大家合作有什么不对，但这不是她的真正用意。她只是想搭上那些政治掮客，而且似乎相当成功。”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谈论她了，”我说，“她已经耗去我太多精力。” “你要甜点吗？” “为什么巴黎这几起案子都没有证物送检？”我绕回原来的话题。 “咖啡？” “我需要答案，塔利探员。” “叫我杰伊。” “为什么要把我找来？” 他犹豫起来，瞟了一眼门口，似乎担心某人的突然出现。我猜他担心的是马里诺。 “倘若正如我们推测，这名凶手确实是狼人，那么他的家族肯定不会乐意见到他残杀、殴打、啃咬女人的恶行被媒体披露。事实上，”他略作停顿，定睛注视着我，“这一家人恨不得世人不知道他们有这么个儿子，这是他们讳莫如深的肮脏的秘密。” “既然这样你怎么知道有这个人？” “他的母亲生了两个儿子。没有记录显示其中一人已经死亡。” “没有任何记录？”我问。 “没有文字记录。当然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查证。警方花了数百小时查访做笔录，特别是对圣路易岛的居民。有一件事，除了托马斯幼年时的同学指证之外，几乎成了当地的一则传说——有个男子偶尔会在天色昏暗的晚上或清晨沿着岛上的沙滩漫步。” “这个神秘人物只是散步，还是也下水游泳？”我想起集装箱里男尸所穿衣服里层的淡水硅藻。 塔利诧异地瞥了我一眼。 “你会提起这点实在很有趣。没错，有些报告指出，有人曾经在圣路易岛的塞纳河沿岸看到一名白人男子裸泳。天气非常寒冷，天色昏暗。” “你相信这些传说？”我问。 “相信与否都不是我分内的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工作是负责沟通协调，集结人员，让他们并肩合作，不论他们是谁或来自哪里。我们是世界上唯一承担这种职责的机构。我不是来当警探的。” 他停顿许久，灼灼目光似可探入我心中某个不愿让人察觉的角落。 “我不会假装自己是犯罪心理分析专家，凯。”他说。 他知道本顿的事。他当然知道。 “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当然也缺乏相关经验，”他补充说，“因此我不会试图描绘凶手的种种特征。我对他的长相、走路的姿态或说话的方式没有感应。只知道他说法语，或许也说别国语言。他的受害人中有个意大利人，”他继续说，“她不会说英语。这让人不得不怀疑他进入她家后很可能是用意大利语和她交谈的。” 塔利往后靠向椅背，伸手去拿水杯。 “托马斯有大量时间自学，”塔利说，“很讲究穿着，因为许多人说这家伙对跑车、名牌服装和珠宝首饰相当酷爱。也许他那躲在地窖里的可怜哥哥一直在接收他的二手衣物。” “那个身份不明的男子的牛仔裤腰部相当肥大。”我忽然想起。 “托马斯的腰围应当变化相当大，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一直努力健身。谁知道呢？”塔利耸了耸肩说，“至少有件事可以肯定，如果他的哥哥真是个怪胎，应该不怎么会上街买衣服吧。” “你真的相信这个人每次杀了人就跑回家，他的家人还替他把衣服洗干净，甚至一再袒护他？” “一直有人在保护他，”塔利强调，“这也是巴黎这几起案子一到停尸间门口就再没下文的原因。除了你见过的那些文件，我们便没有其他任何信息了。” “你是说法官？” “总之是某个大权在握的人，有太多可能性。” “你是怎么获得验尸报告的？” “通过正常渠道，”他答道，“我们要求巴黎警方提供。你看过的那些就是他们给的。没有证物被送去实验室检验，凯。没有嫌疑人，没有审判，什么都没有。我们只知道这个家族已不堪忍受这个精神异常的儿子。他不只令他们难堪，也是一颗定时炸弹。” “为什么证明狼人就是尚多内家族精神异常的儿子能够帮你捕获—六五集团？” “首先，我们希望狼人能多少透露点什么。毕竟他犯下连环杀人案，尤其是在弗吉尼亚那桩……当然，我们也会运用一些手段。更何况——”他微笑着说，“一旦握有尚多内先生的两个儿子涉案的明证，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搜索他们位于圣路易岛那栋有着三百年历史的美丽豪宅，还有办公室、运货提单等物品。” “假设我们能抓到狼人的话。”我说。 “非抓到不可。” 他与我目光相接，久久没有移开视线。 “凯，我们需要你来证明这名凶手就是托马斯的哥哥。” 他把烟盒递给我，我没有碰触。 “可以说，你是我们仅存的希望，”他补充道，“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 “一旦涉入其中，马里诺和我很可能面临极大的危险。”我说。 “警方不能跑进停尸间进行盘问，”他说，“连便衣警察都办不到，更别提国际刑警了。” “为什么？为什么巴黎的警察不能进停尸间？” “因为负责这些案子的法医不肯与他们谈，她不信任任何人。其实这也不能怪她，但她似乎对你相当信任。” 我没做声。 “露西和乔的遭遇应该给了你充分的动机。” “这样说很不公平。” “非常公平，凯。这些家伙就是这么心狠手辣。他们差点轰掉你外甥女的脑袋，差点毁了她。这对你来说可一点都不抽象，不是吗？” “对我来说暴力从来都不抽象。”冷汗从我身体的两侧滑落。 “可如果遭遇不幸的是你心爱的人，事情就大不相同了，不是吗？” “别自作聪明。” “不管是否抽象，当暴力降临在你的亲人身上，你才会真切感受到它那冷酷尖利的爪牙。”塔利步步紧逼，“别让那群人渣再去伤害别人。你有一笔债得偿还。幸好露西逃过了一劫。” “我本应该在家陪她。”我说。 “你来这里对她的帮助更大，也对乔帮助更大。” “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怎么做对我外甥女或她的朋友最好，或者对我自己。” “对我们这些探员来说，露西是非常优秀的同事。对我们而言，她不是你的外甥女。” “我应该为此感到欣慰。” “的确。” 他的目光落到我颈部以下的部位，如微风一般轻轻拂动，随即又紧盯住我的双手。 “老天，好结实的一双手。”他说着握住我的一只手，“集装箱里的尸体，还有金兰，都是你的案子，凯，”他观察着我的手指和掌心，“你清楚每个细节，知晓每个疑点，知道该从哪些线索入手。如果你能顺便拜访这位女法医就再好不过了。” “女法医？”我抽出手，心想不知谁把这一幕看在了眼底。 “史雯女士，露丝·史雯。法国法医学院院长兼首席法医。你们曾经见过面。” “我当然听说过她，但我们没见过。” “一九八八年在日内瓦。她是瑞士人。你见过她时她还未婚，本姓杜曼。” 他观察着我的表情，看我是否记了起来。我依然没有印象。 “你们属于同一个小组，讨论婴儿猝死综合征。”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就写在你的简历里。”他笑着说。 “我的简历里绝不可能提到她。”我充满戒备地否认。 他死死盯着我，令我无从回避，又无法思考。 “去拜访她好吗？”他问，“既然你到了巴黎，就顺便去探访一下老友，也是情理之里的事。况且她愿意跟你谈，这才是我们请你来此的目的。” “谢谢你现在才告诉我。”我说，没来由地产生一股憎恶。 “也许你无能为力，也许她的确什么都不知道，无法提供新的线索协助我们解决难题。但我们相信不致如此。她非常聪慧、严谨，在努力对抗一个并非永远站在正义一方的体制。也许你对此感同身受？” “你以为自己是谁？”我说，“你以为可以用一个电话就把我千里迢迢召唤到这里，又要我冒着被犯罪集团盯上的风险顺便去趟巴黎的停尸间？” 他没说话，眼睛眨也不眨。阳光从他身边的窗户泻入，把他的眼瞳映成虎眼般的琥珀色。 “我才不管你是国际刑警还是伦敦警方还是英国女王，”我说，“你这是让我、史雯医生和马里诺都身陷险境！” “马里诺不必去停尸间。” “这请你亲自告诉他。” “他陪你去只会让她产生疑虑，尤其他是这么个谦谦君子。”塔利语带嘲讽地说，“我认为史雯医生不会喜欢他。” “如果发现了证物呢？” 他没回答，而我清楚答案。 “你这是要求我变造证物。你想要我偷窃证物，不是吗？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怎么称呼，但在美国这可是重罪。” “根据新修订的刑法，这叫毁损或伪造证物。这是我们这里的罪名，要处以三十万法郎罚金和三年有期徒刑。另外或许还得加上亵渎死者的罪名，如果有人穷追猛打，还得另处十万罚金外加一年有期徒刑。” 我推开椅子。 “听着，”我冷冷地说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来没有哪个联邦探员敢跑来要求我触犯法律。” “我没要求你触犯法律。这是你和史雯医生两人之间的事。” 我站起来，不想再听。 “也许你没读过法学院，但我读过，”我说，“你懂得引述刑法条文，但我懂得它们的含义。” 他一动不动。热血涌上头顶，除了满眼刺目的阳光，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一向服膺于法律、科学和医学守则，半辈子了。”我继续说，“至于你，塔利探员，你这半生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享受你在常春藤联盟的青春期。” “你所做的将无损于你的安全或声誉。”塔利冷静地说，对我刻薄的言语充耳不闻。 “明天一早我和马里诺就动身飞回美国。” “请你坐下。” “原来你认识黛安·布雷？原来这就是她的压轴好戏？把我扔进法国监狱？”我说。 “请你坐下。”他又说。 我不情愿地再次坐下。 “如果你因答应了史雯医生的要求而惹上了麻烦，我们一定会进行调停，”他说，“就像替马里诺行李箱里携带的东西向警方进行解释那样。” “我应该相信吗？”我难以置信地说，“当法国警方带着机枪在机场将我捕获时，我只要说，别紧张，我是在替国际刑警执行秘密任务？” “我们只是想安排你和史雯医生见个面。” “胡扯！你们的做法我清楚得很。一旦我惹上麻烦，你们就会像全世界所有秘密机构一样，推说不认识我。” “我绝不会说这种话。” 他凝视着我。我忽觉屋里闷热难耐，只想透透气。 “凯，我们永远不会这么说。罗德参议员也不会这么说。请相信我。” “很遗憾，我不相信。” “你想什么时候回巴黎？” 我必须清理一下思绪。他让我气恼又焦躁。 “傍晚有一班火车，”他提醒我说，“但如果你愿意多留一晚，我知道杜巴夫街上有一家很棒的小旅馆，叫玫瑰塔，你一定会喜欢的。” “不必了，谢谢。”我说。 他叹了口气，在餐桌边起身收拾我们的餐盘。 “马里诺呢？”我忽然意识到他已离开了很久。 “我也在想这个，”穿过餐厅时塔利说，“我觉得他不怎么喜欢我。” “这是你今天最高明的一项推论。”我说。 “我觉得他不太喜欢其他男人关注你。”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 他把餐盘放在架子上。 “你给她打个电话好吗？”塔利仍不放弃，“拜托了，好吗？” 他笔直地站在自助餐厅中央，轻触着我的肩膀，几近孩子气地央求道。 “但愿史雯医生懂英语。”我说。 第三十五章 史雯医生接听了我的电话，毫不迟疑地认出了我。这印证了塔利所说，她的确在等我的电话，而且期待和我见面。 “明天下午我得上课，”她用生硬的英语说道，听起来似乎很长时间不曾练习了，“不过你可以上午过来，我八点到办公室。” “我八点十五分过去，你来得及准备吗？” “当然。你在巴黎这段时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她的音量不禁让我担心会被其他人听到。 “我对法国法医制度的运作很感兴趣。”我顺水推舟。 “有时候运作得并不理想，”她答道，“我们的办公室就在里昂站附近，靠近哈贝码头站。如果你自己开车，可以把车停在后门，就是供尸体进入的门。当然也可以从前门进来。” 正在查看电话留言的塔利抬起头来。 “谢了。”我挂断电话时他说。 “你觉得马里诺会去哪里？”我越来越感到不安。马里诺单独行动时一定又会惹上麻烦。 “他可去的地方太多了。”塔利答道。 到达楼下大厅时，我们发现马里诺正闷头坐在一棵棕榈盆栽旁。看来他似乎在穿过太多道门后迷了路，于是就坐电梯下到了一楼，也没要求警卫协助。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这般任性的模样了。回巴黎的途中他更是乖戾暴躁，我忍无可忍地换了座位背对着他，先闭上眼睛打了个盹，又去餐车买了罐百事可乐，没有问他是否需要。我还买了香烟，也没与他分享。 走进酒店大厅时，我终于投降了。 “你想喝一杯吗？”我说。 “我想回房间。” “你到底怎么了？” “我倒想问问你是怎么了。”他立刻反驳。 “马里诺，我实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们去吧台休息一下，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莫名卷入的这笔糊涂账。” “接着我要做的就是回房间。还有，这笔糊涂账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我让他单独进了电梯，望着他顽固的面孔消失在关闭的铜门后。接着我沿铺着地毯的蜿蜒楼梯拾级而上，同时发现抽烟已对我的健康造成了多么坏的影响。我锁上房门，不期然映入眼帘的某样东西让冰冷的恐惧紧紧擭住了我的心。我走向传真机，望着费城首席法医范斯·哈斯顿发来的传真，无力地跌坐在床沿上，全身僵麻。 整个城市灯火通明，金万利酒厂的巨大招牌高悬在空中，底下的和平咖啡馆人潮熙攘。我撕下传真，两手颤抖，像得了重病似的脉搏狂跳。我从小冰箱里拿出三瓶苏格兰威士忌，一口气全倒在杯中，没有加冰。我不在乎第二天是否会头痛欲裂，反正这已无法避免。哈斯顿医生的传真附了简短的前言。 凯，我一直在想你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提出这个要求。我知道那会在你真正准备好的时候。如果还有问题请告诉我。随时为你效劳。 我读着最原始的法医调查报告，读着对本顿的尸体——在焚毁的商店一角发现的那具残骸——的描述，像是患了紧张性精神症般任由时间在毫无知觉中流逝。那些字句有如风中的尘埃从眼前飘过。焦尸的手腕和双手只剩碎骨，头骨层层剥落，胸腹的肌肉也完全被烧焦。 头部的枪伤在头骨留下一处直径半英寸的弹孔，头骨裂缝呈斜角。子弹从右耳后方射入，伤口呈放射状，撞击并且阻塞在右颞骨岩部。 上颚骨中央有一条细微的裂缝，我一向喜欢他门牙之间的这条小细缝。这让他的笑容更加亲切可爱，因为他的其他方面都无可挑剔。此外他的牙齿堪称完美，因为他那追求完美的新英格兰家庭让他戴了牙套。 ……身上日晒留下的泳裤印痕。他独自去了希尔顿海德岛，因为我被召唤到了犯罪现场。真希望我当时作出相反的决定，陪他一起去。真希望我当时拒绝跑去那一连串可怖凶杀案的现场，而结果证明他是那一连串凶案的最后一名受害者。 所有这些内容都不像是伪造的，不可能是伪造的。只有我和他知道他的左膝有一道两英寸的疤痕，那是他在北卡罗来纳的黑山——我们第一次做爱的地方——被玻璃割伤的。那道疤痕仿佛是这段婚外情的烙印，奇怪的是，屋顶的隔热材料正好落在上面，将其保存下来。 这道疮痕一直是罪孽的象征，如今更让他的死成为对我最严酷的惩罚。报告中所述种种我都见过。一幕幕影像的冲击让我瘫软在地，失声痛哭，不断喃喃念着他的名字。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意识到有人敲门。 “谁？”我嘶哑着嗓子问。 “你怎么了？”马里诺在门外大嚷。 我虚弱地爬起，给他开门，险些失去平衡。 “我敲了起码有五分钟……”他说，“他妈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转身走到窗口。 “医生，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声音透着恐惧，“出了什么事？” 他向我走来，双手按住我的肩膀。相识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做。 “告诉我，床上那一大堆解剖图表是什么东西。露西没事吧？” “别管我。”我说。 “你得先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走开。” 他抽开双手，我肩头顿觉一阵凉意。隔阂在我们之间渐渐产生。我听见他走到房间那头，拿起传真纸。一阵沉默。 “你在干什么？想把自己逼疯吗？你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他的声音传来，随着痛楚和惊恐的加剧越来越响，“为什么？你疯了吗？” 我转身向他冲去，抓起传真纸摔到他的脸上。解剖图表、毒物检测报告、残留物报告、死亡证明、脚趾挂牌、齿列记录、胃部残留物报告的复印件像枯死的落叶飘散在地板上。 “因为你硬是要说那些，”我向他吼道，“你硬是要用那张该死的大嘴巴说他没死！现在终于确定了，对吧？你自己看个够吧，马里诺。” 我坐在床上，两手揉着眼睛和鼻子。 “看清楚，以后再也别提这件事，”我说，“再也别跟我说那些该死的话，再也别说什么他还活着。你敢这么做就试试看。” 电话响起。他冲过去接听。 “什么？”他脱口而出，“哦，是吗？”他停顿片刻，“他们说得没错。我们这里正他妈的乱成一团，你们敢派警卫上来，我就叫他们立刻滚回去，因为我是个警察，而且正他妈的一肚子火！” 他砰地放下电话，坐在我身旁的床沿上，红了眼眶。 “现在该怎么办，医生？我们该怎么办呢，嗯？” “他要我们聚在一起共进晚餐，就是要我们像这样争吵、哭泣、彼此憎恨，”我喃喃道，眼泪滚落脸颊，“他知道我们会互相指责，朝对方发脾气，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发泄情绪的方式。” “是啊，他分析了我们的心理，”马里诺说，“我想他分析得没错，好像早就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知道我们会有什么反应。” “他了解我，”我说，“啊，老天，他真的了解我。他知道我比任何人都不善于处理这种事。我不哭，我不能哭！父亲去世时我就没哭，因为一哭就有感觉，而感觉这种东西实在沉重得难以承受。我在努力让自己的心变得枯竭，就像咔啦作响的干豆荚，将所有情感挤压成坚硬的小小一团……我撑不住了，马里诺。我熬不下去了，也许被革职了反而更好，或者干脆辞职。” “不会的。”他说。 见我没有回应，他点了根烟，在房里来回踱步。 “要吃点晚餐什么的吗？” “我只想睡一觉。”我说。 “暂时离开这个房间也许会让你好受一点。” “不，马里诺。” 我吃了安眠药让自己陷入昏睡，第二天清晨头昏脑涨地强迫自己起床。在浴室镜子里我看见一双浮肿疲倦的眼睛，赶紧用冷水泼脸并换了衣服，在七点半时叫了辆出租车，这次没有国际刑警的帮忙。 法医学院这栋三层红砖和斑驳石灰石建筑位于巴黎东区，和塞纳河之间仅仅隔着高速公路。这个早晨，河水呈美丽的蜂蜜色。出租车司机让我在前门下车。我走过一个长满櫻草花、三色堇、雏菊、野花和老树的美丽小花园。一对年轻的恋人坐在石凳上拥吻，一个遛狗散步的老人似乎对不远处的学院铁栅窗户和黑色铁门渗出的死亡气息浑然不觉。 露丝·史雯一向以管理这个不寻常的机构闻名。不少女接待员负责招呼访客，来客一进大门便立刻有人上前亲切地问候、带路。此时，一位女接待员向我走来，带领我通过一条瓷砖走廊。许多调查员正坐在两旁的蓝色椅子上等候，我从他们的交谈中约略得知，似乎有个人在前天晚上跳楼丧生。 我跟随这位安静的接待员经过一座玻璃污旧的小教堂。教堂里摆着一具打开的白色棺木，一对夫妇正趴在棺木里的男孩身上哭泣。这里处理尸体的方式和我们不太相同。在美国不会有时间和经费去安排接待员、教堂和告别仪式，每天都不断有枪击案的死者被送来，没有人会替这些死者奔走呼号。 史雯医生正在验尸间里工作。这个房间的门牌就悬挂在电动门上方。一进入房间，我立刻感到焦虑不安。我不该来这里的。我根本不知道该谈什么。露丝·史雯正把一片肺脏样本放在秤上，绿色长袍上溅满了血迹，连眼镜也未能幸免。我知道这位死者应该就是跳楼的那位，他的面孔一团脏污，两脚张开，胫骨向上刺入大腿。 “请等我一分钟。”史雯医生对我说。 同时进行检验的还有另外两起案件，医生们身着白袍，黑板上写着名字和案件编号。斯特莱克电锯正在切割头骨，水槽里的水哗啦奔流。史雯医生动作敏捷且精力充沛，面容姣好，身材健壮，年龄比我略长。我记得在日内瓦那场研讨会上她并不多话。 史雯医生用尸布盖住尚未完成解剖的死者，摘下手套，大步向我走来，一边从背后把袍子解开。 “你好吗？”她说。 “不好说。”我说。 也许我的回答让她感到奇怪，但她没有表现出来。 “请跟我来，在我清洗时我们说说话，然后喝杯咖啡。” 她带我进入一间小更衣室，把手套扔进洗衣篮。我们都用消毒肥皂洗了手，她把脸也用力擦洗一番，然后用蓝色粗布毛巾擦干。 “史雯医生，”我说，“我这次前来不是为了联络感情，也不是为了参观你们的法医体制如何运作。这点我们都很清楚。” “当然，”她注视着我答道，“我不太擅长应付访客。”她微微一笑：“没错，我们在日内瓦见过面，但并没有深入交往。真的很可惜。那里的女性本来就不多。” 我们一边谈话一边穿过一条长廊。 “你打来电话时我就明白了，因为是我把你找来的。”她补充道。 “你这么说让我相当惶恐，”我说，“好像怕我不够紧张似的。” “我们有着一致的追求。如果掉换一下角色，我也会来拜访你的，你知道吗？我会说，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我们不能让更多女人这样惨死。现在他甚至跑到美国，跑到里士满行凶。他是头野兽，这个狼人。” 我们走进她的办公室。那里没有窗户，所有角落都堆满文件、期刊、报纸和备忘录。她拿起电话拨了分机，要人送咖啡进来。 “请尽量放松一点。我把东西挪开些，可实在没地方摆了。” 我拉了把椅子坐到她的办公桌前。 “我在日内瓦时感觉格格不入，”她说着关上房门，思绪显然回到了那段记忆，“部分因为法国的制度。这里的法医病理医生是完全孤立的，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很可能在我有生之年都不会发生丝毫改变。我们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工作上的事，有时这也并非坏事，因为我喜欢独立工作。” 她点了根香烟。 “我负责检查伤口，案情则由警方书写，只要他们愿意。如果案件重大，我就直接找法官讨论，结果也许能如我所愿，也许不能。有时我会提出疑问，但没有实验室会进行证物检验，你明白吗？” “这么看来，”我说，“你的工作就是找出死因。” 她点点头。“每个案子都一样，我只是依法官授权确认死因，仅此而已。” “你并不参与调查。” “不是你采用的方式，也不是我喜欢的方式。”她说着吐出一阵烟雾，“要知道，法国式正义的问题在于，法官是不受约束的。我只能向那位指派我的法官直接呈报，而只有司法部长有权把某个法官的案子移交给其他法官。所以一旦出了问题，我根本无能为力。法官可以任意处置我的报告。如果我说某件案子是谋杀，而他不同意，我也毫无办法。这不是我的职责。法律规定如此。” “他可以随意修改你的报告？”我诧异地问。 “当然。我完全是孤军奋战。我猜你也一样吧。” 我不愿去想自己有多么孤单。 “我非常清楚，要是有人知道我们现在所谈的话题，后果一定不妙，尤其对你——”我刚开口她便抬手制止了我。房门开了，那位为我带路的年轻女子端来了咖啡、奶精和糖。史雯医生向她道谢并且说了些我听不懂的法语。女子点了点头，然后静静离开，顺手关上了房门。 “我请她替我挡掉所有电话。”史雯医生解释道，“我必须事先让你明白，指派我的那位法官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先生，可他遭受了一些压力，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来自比司法部长更有权势的人。我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几起案子全都没有实验室参与，所以才派你前来。” “派我前来？我以为是你把我找来的。” “你的咖啡要加什么？”史雯医生问。 “谁告诉你我是被派来的？” “当然，你是被派来分享我的秘密的，而我也非常乐意与你分享。要加糖和奶精吗？” “黑咖啡。” “里士满那名女子遇害时，有人告诉我，只要我愿意和你谈，他们就派你过来。” “这么说，并不是你主动要求我来的？” “我不可能提出这种请求，因为我从不认为这种请求会获得许可。” 我想起私人飞机、协和客机和其他一切。 “能给我一根烟吗？”我说。 “抱歉没有问你。我不知道你也抽烟。” “我不抽，这只是过渡时期。大概持续一年了。一般情况下我不抽烟。你知道是谁派我来的吗？” “某个影响力足够大、能将你立刻派往此地的人。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我想到了罗德参议员。 “狼人犯下的案子把我累坏了，已经有八名女子遇害了。”她说着垂下眼睑，眼神茫然而充满痛楚。 “我能做些什么呢，史雯医生？” “没有证据显示她们遭到强暴，”她说，“也没有鸡奸现象。我采集了咬痕部位的唾液。这些齿痕非常奇怪，没有臼齿的痕迹，咬合面与细小牙齿之间都有很大空隙。我还采集了一些毛发之类的物证。我们从第—个案子说起吧，怪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依照正常程序，法官指示我把所有证物交给实验室。可几星期、几个月过去，依然没有任何结果反馈给我。从此我学乖了，凡是凶嫌为狼人的案子，我再也不作任何要求。” 她沉默半晌，思绪飞到了别处。 “请千万当心，斯卡佩塔医生。他会找上你的，就像当初找上我一样。我称得上是幸存者。” 我惊愕得无法言语。 “我丈夫是圆顶餐厅的主厨，通常晚上都不在家，幸好老天眷顾，几周前这怪物找上我家时我丈夫正好生病在家休息。那天下着大雨，他说他的车出了点问题，想借用一下电话报警。我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提供帮助，还想看看他有没有受伤，非常替他担心。这是我的弱点，”她继续说，“我想每个医生都多少有点救世主情结吧，你有这种感觉吗？我们相信自己能够解决一切困难，无论对方是什么人。现在回想起来，他正是看准了这点。他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也知道我会让他进门。我确实准备请他进门了，可保罗听见了声音，说他想知道谁在外面。那个人立刻跑掉了，我没能看清他的长相。当时屋里的灯坏了，因为他把灯泡拿了下来，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你报警了吗？” “只告诉了一个我信任的警探。” “为什么？” “小心点总是没错。”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那个凶手？” 她啜着咖啡。咖啡早已凉了，她又替我们分别添了些热的。 “我感觉得到。我记得当时闻到了某种潮湿的动物的气味，现在想来，也许是我的想象。我感觉得到那种邪恶，感觉得到他眼中的色欲，而且他始终不肯露出脸孔。我一直没看清他的脸，只在开门时借着一点光线瞥见了他的眼睛。” “什么样的动物气味？”我问。 “跟人体的气味不一样。是一种臭味，就像一条很久没洗澡的狗的气味。我记得是这样的。可一切发生得太快，我现在也不敢确定了。第二天我就收到他的字条。在这里，我拿给你看。” 她起身打开一个金属档案柜的抽屉。文件夹紧紧地塞在里面，她费了好大劲儿才抽了出来。文件夹没贴标签，里面是一张沾血的褐色小纸片，装在透明的塑料证物袋里。 “Pas la police。Va va，va va。Pas de probleme，tout va bien。Le Loup-Garou，”她念道，“意思是说，别报警。没事。没问题，一切都好。狼人。” 熟悉的手写字体非常工整，带着些稚气。 “这张纸很像是从购物袋上撕下来的，”她说，“我无法证明这是他写的，可是除了他还会有谁？我也不知道这上面的血是谁的，你知道，我无法进行任何测试。只有我丈夫知道我收到这东西。” “为什么是你？”我问，“他为什么会找上你？” “我只能猜测，或许因为他在犯罪现场见过我。他喜欢旁观。作案后就躲在暗处，看着我们这些人在现场忙碌。他非常聪明非常机灵。我甚至认为他非常清楚他杀害的那些人被送到这里来后我们会如何处理。”我将纸片映着灯光细看，试图找出是否有书写时垫在下面的物体留下的印痕，但一无所获。 “我看到这张纸条时，忽然觉得司法败坏好像只是家常便饭，完全不值一提。”史雯医生说，“狼人知道，把这张字条交给警方或实验室完全是做无用功。他在提醒我，甚至警告我，别自寻烦恼，奇怪的是，我感觉他也在告诉我，他就此罢手了。” “这我可不敢肯定。”我说。 “他似乎很需要朋友。这只孤单的野兽需要朋友。我想他在想象中也许把我当成了朋友，因为我见过他却侥幸活了下来。但谁能猜得透像他那种人的心呢？” 她离开办公桌，打开另一个档案柜的抽屉，取出一个普通鞋盒，撕下胶带，打开盒盖。里头是八个有孔小纸盒和一大叠小型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都贴着案件编号和日期标签。 “很可惜那些咬痕都没有制造印模，”她说，“可如果这么做，我必须去找牙医，而这不可能获得准许。但我用棉棒蘸取了体液采样，也许会有点帮助，也许不会。” “在金兰谋杀案中，他试图除去咬痕，”我对她说，“因此我们无法制造印模，就算拍照存证也没什么用处。” “这我并不惊讶。他知道现在没人可以保护他了。他已经——该怎么说，侵入你的地盘？我得告诉你，利用他的齿模逮到他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他长着奇怪的尖牙，十分稀疏，类似动物的牙齿。” 我专注聆听着。 “我在所有尸体上都采集到了毛发，”她接着说，“类似猫毛。我在想他会不会养了安哥拉猫之类的宠物。” 我俯身向前。“类似猫毛？”我说，“你保存了吗？” 她撕开一个信封，从办公室抽屉里拿出一把镊子伸进信封，拉出几根毛发放在吸墨台上。毛发细软，几乎要飘起来。 “看见了吧？长度相同，九到十厘米，淡金色。非常纤细，就像婴儿的头发。” “史雯医生，这不是猫毛，是人类的毛发。在集装箱里那具无名男尸的衣服上发现了这种毛发，在金兰的尸体上同样发现了。” 她瞪大了眼睛。 “你送检的第一个案子的证物里，也包括这些毛发吗？”我问。 “是啊。” “没有任何回音？” “据我所知，实验室一直没有检测我送去的东西。” “哦，我敢说他们一定做了测试，”我说，“我敢说他们一定知道这些毛发属于人类，因为据长度判断不可能是婴儿头发。他们也知道那些咬痕意味着什么，说不定都有了DNA测试结果。”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也可以得到DNA测试结果，用我给你看的这些棉棒采样去做。”她显得兴奋而又不安。 我不在乎。这已经不重要了。 “当然了，那些毛发可能派不上多大用处，”她喃喃道，“毛茸茸的，没有色素沉着。每一根都非常相似，不是吗……” 我不知她在说些什么，一心只想着卡斯帕尔·豪泽尔的故事。他在地牢里度过生命中的最初十六年，只因为巴登的查尔斯王子要确保他不会和自己争夺王位继承权。 “……我想没有发根很难取得DNA……”史雯医生说。 十六岁时他被人发现倒在路边，身上插着一封信，苍白得像条洞穴鱼，野兽似的不懂言语。人们把他当成怪物。没有别人的引导，他甚至写不出自己的名字。 “初学写字的人的笔迹，呆板、方正。”我大声说道，“一个受到严密监护的人，从没接触过外人，没进过学校，全靠家庭教育，甚至自学。” 史雯医生不再出声。 “只有家庭能从一个人出生时就把他隐藏起来。只有一个拥有权势的大家族能够绕过法律系统，让他们的畸形儿连续杀戮而不受制裁，以免令家族难堪，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史雯医生静静聆听着。我的每句话都极大颠覆了她历来相信的一切，同时在她心中引发了更大的恐惧。 “尚多内家族非常明白这些毛发、奇特的齿痕代表的意义，”我说，“他也清楚。他当然清楚，而且怀疑你也知道，尽管实验室什么都没向你透露，史雯医生。我认为他去找你是因为你在那些受害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他的真面目。你看见了他最为耻辱的一面，或者说他以为你看见了。” “耻辱……” “我觉得他留下那张字条，不是为了向你保证不会再次作案，”我继续说，“而是在嘲讽你，告诉你他可以为所欲为且享有绝对的豁免权。他一定会一犯再犯，绝对不会失手。” “可他似乎已经离开这里了。”史雯医生说。 “很显然，他的计划因某种原因被迫中断了。” “还有，他以为我看见了他耻辱的一面？我一直没有仔细看过他啊。” “我们可以从他对那些受害者施加的暴行中看出。那些毛发不是他的头发，”我说，“而是从他身上掉落的。” 第三十六章 在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只见过一个多毛症的案例。那时我在迈阿密担任实习医生轮值小儿科病房，一个墨西哥妇女产下一名女婴，两天后，这名婴儿全身长满长达两英寸的淡灰色细毛，浓厚的毛发从她的鼻孔和耳朵里窜出。她畏光，眼睛对光线极度敏感。 多数多毛症患者的毛发会不断增生，除黏膜组织、掌心、脚底之外其他部位全都长满。在某些症状严重的案例中，头发、面部汗毛和眉毛更是长得必须卷起来，否则会遮挡视线。伴随而生的其他症状还包括牙齿畸形、性器官萎缩、手指脚趾和乳头数目异常、五官不对称等等。 几个世纪前，这些不幸的人中有的被送去杂技团或皇宫进行表演供众人消遣，有的就被当作狼人。 “污秽的毛发，类似动物的潮湿脏乱的毛发，”露丝·史雯医生若有所思地说，“我在想，他站在我门前时，我之所以只看到了他的眼睛，也许是因为他整张脸都覆盖着毛发？说不定他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也是因为手上长满了毛？” “他当然不可能就这副模样出现在公共场合，”我答道，“他只能趁天黑时活动。自卑、畏光，如今又加上谋杀罪，种种因素使他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黑暗中。” “我想他应该剃毛，”史雯思索着说，“尤其是别人看得到的部位，脸部、额头、脖子和手背。” “我们发现的部分毛发似乎是剃下来的，”我说，“如果他要搭船，就必须整理一下仪容。” “他作案时一定脱掉了衣服，至少脱掉了部分，”她说，“所以才留下那么多毛发。” 我不禁猜测他的性器官或许也有萎缩现象，而这可能就是他只脱掉受害人上半身衣服的原因。也许正常成年女人的性器官会让他想起自己的性缺憾。我想象着他的耻辱，他的愤怒。试图逃避现实是多毛症患儿的父母作出的典型反应，而尚多内这种世代居住在富裕、排外的圣路易岛上的尊贵家族尤为如此。 我想象着这个让人蒙羞的儿子，这只又脏又蠢的猿猴躲藏在那栋古老宅邸的某个阴暗角落，只能在夜色的笼罩下出门。且不论他们是否涉嫌犯罪，这样一个世代豪门必定会担心世人发现自己的家族中有一个怪胎。 “总有办法可以查到这类婴儿的出生记录，”我说，“应该不难追踪，因为多毛症实在太罕见了，大约只有十亿分之一的概率。” “不会有任何记录。”史雯淡淡地说。 我相信她。这个家族绝对办得到。接近正午时我告别史雯，忐忑不安地用公文包带走了并非正当得来的证物。我从大楼后门离开，窗帘紧闭的公务车正在此等候下一趟令人心碎的旅程。一对身穿墨绿色服装的男女坐在旧砖墙旁的黑色长椅上等待。男人抓着帽子，垂头望着地面。女人抬头看着他，神情哀痛。 我快步走在塞纳河畔的石子路上，各种可怖的意象不断涌来。我似乎看见一个女人打开大门时，他那丑陋的面孔在黑暗中一闪而过。我看见他如夜行动物般四处漫游、寻觅、追踪猎物，冷酷地展开一次又一次袭击。他报复生命的方式就是要受害者正视他，在她们的恐惧中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我停下脚步望着四周。车辆飞速地呼啸而过，扬起的沙尘扑面而来。我只觉头昏脑涨，不知道去哪里叫出租车，这里似乎根本没有停车处。许多条岔路上车辆稀少，沿途也不见出租车的影子。 我开始感到茫然无措，匆匆退回石阶，凭记忆回到公园，找了一条石凳坐下休息。死亡的气息穿过花丛树木不断飘散而来。我闭上眼睛，仰头对着冬日的阳光，等待心跳减速。冷汗在衣服下不断渗出，我感到手脚僵麻，用膝盖紧紧夹着铝质公文包。 “看来你需要朋友的帮忙。”杰伊·塔利的声音忽然在头顶响起。 我惊跳起来，倒抽一口凉气。 “抱歉，”他在我身旁坐下，柔声说道，“我不是故意吓你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问，庞杂的思绪有如正在进行一场厮杀的战场，血肉模糊，泥泞一片。 “我没说过我们会时刻关照你吗？” 他解开烟草色的羊毛大衣纽扣，从内袋掏出一包烟，为我们分别点燃一根。 “你也说过你们组织的人不能出现在这里，太危险了，”我语气中带着谴责，“我只好自己闯进去承担这种没人愿意接手的工作。现在你又跑来坐在这该死的公园里，正对着学院大门。”我气愤地吐了口烟，起身抓起公文包，“你到底在跟我耍什么花招？”我质问道。 他从另一个口袋掏出手机。 “我想你可能需要搭个便车，”他说，“我没有耍花招。走吧。” 他拨了一个号码，用法语和对方交谈几句。 “又怎么了？《秘密特工》的主角要来接我们？”我嘲讽道。 “我叫了出租车。我想秘密特工几年前就退休了。” 我们走向一条安静的岔路，几分钟后一辆出租车驶来。我们上了车，塔利盯着我腿上的公文包。 “没错。”我回答了他无声的疑问。 回到饭店后，我带他来到自己的房间，因为只有这里可以安心谈话而不必担心被人窃听。我给马里诺打了电话，无人接听。 “我必须回弗吉尼亚。”我说。 “这很容易安排，”他说，“什么时候？” 他把“请勿打扰”的标志挂在门外，挂上门链。 “明天一早。” 我们隔着一张小桌坐在窗边的沙发上。 “我想史雯女士把一切都告诉你了，”他说，“不得不说这真的很不容易。直到现在那可怜的女人都一定疑神疑鬼，这是好事，表示她不会对任何人透露真相。我很高兴自己的直觉相当准确。” “你的直觉？” “没错。”他注视着我说，“我料到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让她敞开心胸，这个人非你莫属。你名誉卓著，她对你怀有极大的敬意。不过我对你的私人了解也多少起了点作用。”他稍作停顿，“通过露西。” “你认识我外甥女？”我难以置信地问道。 “我们曾同期在格林科受训。”他是指位于佐治亚州格林科的国家学院，烟酒枪械管制局、海关缉查机构、特情局、边境巡逻队等六十多个执法机构的成员都在这里接受基本训练，“我时常为她感到遗憾，因为她谈话的中心永远只有你，好像她自己一无是处似的。” “我实际能做到的还不到她说的十分之一。”我说。 “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这和她有什么关系？”我很想知道。 “我想她就像伊卡洛斯，飞得离太阳太近了，而这是因为你。我只希望她别像神话中那样，从空中摔落下来。” 这番话让我心生恐惧。我不知道露西最近在做些什么，而塔利说得没错。我的外甥女一直追求把事情做得比我更快、更好、更惊险，似乎这样就可以让她获得她认为的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爱。 “在巴黎这几起案子里，凶手掉落在受害人身上的毛发绝不是集装箱里那具无名男尸的头发。”我向他解释了原委。 “可在他衣服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毛发？”塔利疑惑地问。 “衣服内侧。想想多毛症的状况。假设他的衣服原本穿在凶手身上，而这个凶手浑身长满纤细有如婴儿头发的浓密长毛。他让受害者穿上自己的衣服后把他溺毙，这些毛发仍然黏附在衣服内侧。” “这名受害者就是集装箱里的死者，托马斯。”塔利停顿片刻，说，“狼人身上长满这种长毛？那他一定很少刮毛。” “定期刮毛让全身保持干净并不容易。更可能的是他只刮别人看得见的部位。” “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吗？药物之类的。” “激光照射有一定疗效，但他未必知道。他的家人很可能根本不允许他去医院，尤其在他开始犯案后。” “你为什么认为他跟集装箱里的男子——就是托马斯——换了衣服？” “如果你计划乘船逃亡，”我推测道，“绝不会想穿着一身名牌服装招摇过市，当然这得假设你的二手衣理论是正确的。也可能是基于恶意或者不屑，理由太多了，我们可以猜上一整天。但这种事没有公式可循，造成的伤害却是无可逆转的。” “你还需要知道什么？”他问。 “需要一个答案，”我说，“你为什么没告诉我史雯医生就是那个死里逃生的女人？你和那位秘书长坐在那里讲了半天故事，彼此对故事主角是谁都心知肚明。” 塔利没做声。 “你们担心那会让我却步，对吧？”我说，“狼人见过她之后便想杀了她，或许他也会这样对我？” “某些相关人士认为，你一旦知道全部事实后也许就不愿去见她了。” “那只能说这些相关人士太不了解我了，”我说，“事实上这只会更加激发我去看望她的意愿。别以为见过露西几次就多么了解我。” “凯，是史雯医生坚持对你隐瞒的。她想亲自告诉你，理由很简单，因为她不曾把所有细节告诉过任何人，甚至包括她那位警探朋友。对我们她也只肯粗略地透露一点。” “为什么？” “还是那个理由，有人在保护这名凶手。她担心被他们发现自己可能见过他的真面目后，也许会惹火上身，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也可能遭到不测。她相信你不会把事情透露给可能对她不利的那些人。但至于究竟会坦白多少，她说等见了你之后才能决定。” “以防万一见到我之后觉得不够可靠。” “我知道这种状况不可能发生。” “原来如此。那么任务完成了。” “你为什么生我的气？”他问。 “因为你实在太冒昧无礼了。” “我不是故意的，”他说，“我只是希望能尽快逮捕这个怪胎狼人，避免更多人受害。我想知道他的真正动机。” “恐惧，逃避，”我说，“磨难和愤怒，因为他一直在为某个不该由自己负责的错误受到惩罚。他独自承受着所有苦难，幻想有足够智慧理解这一切·” “他最恨的应该是他的母亲，”塔利说，“也许将一切痛苦都归咎于她。” 阳光下，他的头发如黑檀木般又滑又亮，眼瞳闪烁着金色的光芒。我瞥见了他不及隐藏的情感，然后起身望着窗外。我不想直视他。 “他也恨他见过的那些女人，”塔利说，“他永远得不到的女人，一看见他便会尖叫的女人。” “最重要的，他恨他自己。”我说。 “设身处地，我也会和他一样。” “我们的旅费是你支付的，对吧，杰伊？” 他起身倚着窗框。 “而不是哪个想要逮住一六五集团的大企业资助的。”我望着他，“你设法让史雯医生和我见面。一切都是你安排的。你策划了每个细节并支付一切费用。”我说，越来越肯定，同时又觉得不可思议，“你有能力这么做，因为你很富有，你的家族非常富有。所以你才进了执法机构，想摆脱富家子的身份，但无论如何你有丰厚的财力作支持，至少表现得如此。” 他愣住了。 “你不喜欢自己变成被审问的一方，对吧？”我说。 “我不想成为父亲的翻版，这是真的。上普林斯顿名校，进入上流社会，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孩子乖巧，看似一切完美。” 我们并肩站着，望着窗外的街道，仿佛那里正在发生有趣的事情。 “我认为你并非真的想反抗你父亲，”我说，“你只是借着叛逆的外衣自欺欺人。当然，对于一个家财万贯的哈佛毕业生来说，戴警徽、佩枪支、穿耳洞也确实称得上叛逆了。”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他转身面对着我，与我如此接近，我可以闻得到他古龙水的味道，感觉得到他的鼻息。 “因为我不希望明天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你脑子里那个叛逆剧本中的一个角色。我不愿相信自己竟然违背了曾经宣誓恪守的法规和纪律，只因你这个被宠坏的男孩只想找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违法乱纪、满足自己的叛逆欲。这足以毁掉我的事业，原本就摇摇欲坠的事业，甚至会将我投进法国监狱。” “我一定会去探望你的。” “一点都不好笑。” “我不是被宠坏的男孩，凯。” 我想起门外“请勿打扰”的挂牌和上锁的房门。我轻触他的脖颈，指尖划过他轮廓鲜明的下巴，然后在他的嘴角逗留。我已有一年多不曾触摸男人的。我伸出双手，让手指穿过他的头发，穿过他被太阳晒得温热的头发。他凝视着我，等着看我接下来会怎么做。 我一把拉过他，极具侵略性地吻他、触摸他，双手在他结实美丽的躯体上游走，他则急切地脱去我的衣服。 “老天，你太美了，”他在我嘴边说，“你实在让我无法招架……”他扯开一粒纽扣和搭钩，“坐在那个该死的秘书长旁边，我不得不努力避免一个劲盯着你的胸部。” 他双手笼住我的胸部。我要他尽可能的粗暴。我不顾一切地凭原始本能和他做爱，因为我不想在这时想起本顿，他知道该如何温柔地爱抚我，像流水滑过石块，然后将我推向快感的巅峰。 我把塔利拖向卧室。他不是我的对手，因为我拥有他不知晓的经验和技巧。我掌控着他，掌控着一切。我们狂热地做爱，直到浑身瘫软，大汗淋漓。本顿不在这里。倘若他地下有知，相信他可以理解。 午后的时光一分一秒地流逝，我们喝着红酒，望着天花板上的影子随阳光的轨迹而推移。电话响起，我没有接听。马里诺重重地敲着房门并且大喊我的名字，我假装屋里没人在。电话又一次响起，我无奈地摇着头。 “马里诺啊，马里诺。”我说。 “你的保镖。” “这次他不太称职，”我说，塔利忘情地拥吻着我，“我可能得开除他了。” “这样最好。” “告诉我今天我没有再添一桩重罪，而你的名字，塔利探员，和这桩罪行无关。” “是的。我的名字跟记录保持无关。但重罪之类的我不太明白。” 马里诺似乎不再试图找我了。天黑之后我和塔利一起洗了澡。他为我洗头，还拿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异开了个玩笑。他说这是他的又一次叛逆。我说我们该下楼吃晚餐了。 “去蓝兹咖啡馆好吗？”他问。 “有什么特别？” “法国人会说那里非常热闹、怀旧而且有家的味道。隔壁就是歌剧院，因此咖啡馆墙上也挂满歌剧演员的照片。” 我想到了马里诺。我必须让他知道自己没有失踪。 “散步过去会相当惬意，”塔利说，“只需大约十五分钟。最多二十分钟。” “我必须先找到马里诺，”我说，“也许他正在酒吧里。” “要我下楼把他找来吗？” “我想他一定会非常感激的。”我开着玩笑。 马里诺在塔利找到他之前就找到了我。他出现在门口时我正在吹干头发，他的表情说明，他已知道一直没能联系上我的原因。 “你去哪里了？”他说着走进房间。 “法医学会。” “去了一整天？” “不是一整天。”我说。 马里诺望着床铺。我和塔利整理了床单，但与早上服务员整理过的还是有些差别。 “我正要出去——”我刚开口就被他打断了。 “和他一起，”马里诺提高声音，“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真不敢相信你会陷进去。老天，我还以为你很懂——” “马里诺，这不关你的事。”我疲倦地说。 他堵在门口，两手叉腰，像个凶保姆，模样滑稽得竟让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嚷道，“前一分钟还在看本顿的验尸报告，下一分钟就跟个乳臭未干又自恋的纨绔子弟鬼混！你连二十四小时都等不及，医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本顿？” “马里诺，请小声点。这个房间已经够吵了。” “你怎么做得出来？”他嫌恶地看着我，似乎我是个肮脏的妓女，“不久前你才收到他的信，邀我和露西过去吃饭，昨天晚上你还坐在这里大哭。现在呢？完全没事了？你已经重新出发，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和一个娘娘腔的白痴？” “请你离开。”我受够了。 “哦，不。”他开始踱步，伸手指着我，“不。我哪儿都不去。你想跟小白脸乱搞，当着我的面来吧。你知道吗，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再次发生。我们中总得有人保持清醒，看样子只有我了。” 他在房里来回走着，越说越愤慨。 “问题不在于你要不要让事情发生，”我也恼火起来，“你以为你是谁，马里诺？别管我的事。” “啊，可怜的本顿。他死了也好，对吧？这下你证明自己多么爱他了。”他忽然停步，手指朝我眼前用力一戳。 “我还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瞧瞧本顿看不见时你都做了些什么！这才是我想知道的！我真的替你感到遗憾！” “滚出我的房间！”我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你这争风吃醋的浑蛋！你竟敢提起我和本顿的感情。你知道些什么？你根本一无所知，马里诺。他已经死了一年了，马里诺。而我还活着，你也活着。” “对，现在我真巴不得你也死了。” “你的语气和露西十岁时一样幼稚。” 他大步走出去，砰地摔上房门，墙上的画框和吊灯被震得一阵晃动。我拿起电话打给前台。 “大厅里有一位杰伊·塔利先生吗？”我问，“高大，黑发，很年轻，穿着淡棕色皮夹克和牛仔裤。” “有，我看见他了，女士。” 几秒钟后塔利拿起话筒。 “马里诺刚冲出我的房间，”我说，“别让他看到你，杰伊。他疯了。” “哦，他正好走出电梯。你说得没错，他看起来有些疯狂。我要挂了。” 我立刻离开房间，飞快地跑过走廊，跑下铺着地毯的曲折阶梯，不理会那些衣着考究、步伐优雅、绝不可能在巴黎大酒店惹事的文明人的怪异目光。到达大厅前我放慢脚步，缓和一下呼吸，休息一下灼热的肺部。这时我惊愕地瞥见马里诺正朝塔利挥动拳头，两名传达员和一名侍者正在一旁试图劝解。前台的男服务员正慌慌张张地打电话，或许想报警。 “马里诺，住手！”我匆匆赶了过去，大声制止他，“马里诺，住手！”我抓住他。 他两眼无神，浑身直冒冷汗。幸亏他没有带枪，否则恐怕早已掏了出来。我紧紧抓住他的臂膀，塔利用法语和手势向众人保证没事，不必报警。我拽着马里诺的手把他拖过大厅，就像一个母亲正打算好好训诫她那坏透了的小儿子。我陪他从许多侍者和豪华汽车中间穿过，一直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质问他。 他用手背抹了把脸，呼哧喘着粗气，我忽然意识到他刚才或许有可能心脏病突发。 “马里诺，”我摇着他的手臂，“听我说。你刚才太不理性了。塔利没有冒犯你，我也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也许我只想替本顿出口气，因为他不能在这里给自己主持公道。”马里诺毫无感情地说，声音里透着疲惫。 “不，你是在对嘉莉·格雷滕，对乔伊斯挥拳。你真正想痛殴的人是他们，把他们打残，把他们打死。” 他沮丧地深深吸着气。 “我说对了，是吗？”我继续说道，冷静而不容置疑。 一个个身影在我们身边来来往往。灯光从餐厅和咖啡馆流出，正值晚餐时间，小巧的户外餐桌全都坐满了客人。 “你必须找个人发泄，”我说，“这很自然。但是该找谁呢？嘉莉和乔伊斯都已经死了。” “至少你和露西杀了那两个该死的浑蛋，把他们该死的肉身轰到了天边。”马里诺说着啜泣起来。 “别这样。”我说。 我挽着他的手臂，带他返回酒店。 “他们的死与我无关。”我说，“并非我不想那么做，马里诺，但扣下扳机的是露西。可你知道吗，她并没有因此觉得好过。她依然怀着强烈的仇恨，这股恨意在她心里闷烧，她因此不断地跟人斗殴、枪战。她终究会醒悟的，而那一刻也是你想通的时候。走吧。” “你为什么要与他做那件事？”他问，声音低沉痛楚，一边用袖子擦着眼睛，“为什么会这样，医生？凭什么？” “没人配得上我，对吗？”我说。 他思索着。 “也没人配得上你。没人比得上桃丽丝。她和你离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熬，对吗？此后你交往的每个女人都比不上她。可我们总得试试看啊，马里诺。我们总得活下去。” “是啊。那些配不上我的女人，都把我给甩了。” “那是因为她们都是愚蠢的荡妇。”他在黑暗中露出一丝微笑。 <hr /> 注释： 第三十七章 我和塔利漫步至蓝兹咖啡馆，一路上，巴黎的街道在悠悠醒转。爽冽的空气拂过脸颊，泌人心脾，但焦虑和疑惑再度占据了我的心。我希望这次法国之行不曾发生。经过歌剧院广场他拉起我的手时，我真希望从没遇见过他。 他的手指温暖、有力而又修长，我没料到这样一个简单的温柔动作竟会令我心头一颤，而这是几小时前在酒店房间里翻云覆雨时都不曾有过的感觉。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我希望你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他说，“我不是处处留情的人，凯。这不是一夜情。我必须让你知道这一点。” “别爱上我，杰伊。”我抬头望着他。 他的沉默明白表达了这话给了他什么感受。 “杰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不在乎。” “你会喜欢这家咖啡馆的，”他说，“这里有个小秘密，稍后你会知道。店里每个人都只说法语。如果你不会说法语，就只好拿着菜单指指点点，这时就免不了遭人戏弄。奥德特向来不苟言笑，可是人很好。” 我根本没意识到他在说什么。 “我和她很有默契。她心情好时，我就时常光顾她的店。我心情好时，她就让我时常光顾。” “先听我说，”我说着挽住他的手臂倾身靠向他，“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伤害他人。我不想伤你的心，可已经太迟了。” “我为什么会伤心？今天下午太美妙了。” “是的，的确，”我说，“可是……” 他在人行道上停步，凝神注视着我。周围人潮涌动，商店里明暗不一的灯光让夜色退却。他的碰触让我感觉到原始的存在，感觉到生命的真实。 “我不要求你爱我。”他说。 “这你根本不必要求。” 我们继续漫步。 “我知道你无法没有负担地去爱一个人，凯，”他说，“对你而言，爱是狼人，是你恐惧的怪物。我知道原因何在。这件事会一辈子跟着你让你伤心。” “别给我做心理分析，别试图改变我，杰伊。” 我们被匆忙来去的人群推挤着前进。 几个身戴金属套环、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少年狂笑着向我们冲撞过来，几个人正仰头对金万利大楼旁百年灵表广告模型中那架如真飞机大小的双翼飞机指指点点。烤栗子的焦香扑鼻而来。 “本顿死后我没有碰过任何人，”我说，“这就是你在我食物链中的位置，杰伊。” “我不是有意提起这个话题……” “明天一早我就回国。” “希望你能多留几天。” “我有任务在身，还记得吧？”我说。 潜藏许久的愤怒终于爆发。塔利再次握住我的手时，我把手指抽了回来。 “或者我该说明天一早我会潜逃回国，”我说，“带着一大箱具有生物危害之虞的非法证物。我会遵守约定的——因为我是共犯——试着从那些棉棒采样中获得DNA，并拿来和集装箱里那具无名尸体的DNA进行比对，看能否验证出他是凶手的兄弟。与此同时警方也许会刚好逮捕这个在街头游荡的狼人，并从他身上获知关于尚多内家族的一切。幸运的话，在这之前或许不会有太多妇女惨遭他的毒手。” “拜托别这么尖刻。”杰伊说。 “尖刻？我怎么能不尖刻？” 我们从意大利大道转向法瓦尔街。 “忽然被派来这里执行什么该死的任务，被强迫着参与毫不知情的计划，我还能够不那么尖刻？” “很遗憾你会这么想。”他说。 “我们对彼此有害无益。”我说。 蓝兹咖啡馆相当小巧安静，装饰着绿格子的桌布和绿色的玻璃器皿。红色台灯投下柔和的光晕，吊灯同样是红色的。我们走进去时奥德特正在吧台调酒。她迎接塔利的方式是一甩双手狠狠将他斥责一顿。 “她在指责我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两个月，来之前又没打电话。”他替我翻译道。 他到吧台弯腰在她左右脸颊上各亲一下以示补偿。店内已挤满客人，奥德特还是为我们安排了角落里相当不错的桌子。这是塔利的能耐，总能够获得想要的。他点了桑特奈的勃艮第红酒，他说记得我说过喜欢这种酒，但我记不起何时说过抑或真的说过。我不确定他到底对我了解多少。 “让我们看看，”他看着菜单说，“我极力推荐阿尔萨斯特餐。前菜呢？格鲁耶尔色拉吧——莴苣和番茄上加类似通心粉的格鲁耶尔奶酪薄片。分量很足。” “我吃这个就够了。”我说。我没什么胃口。 他从外套口袋摸出一根小雪茄和雪茄剪。 “可以让我少抽一点烟，”他解释道，“来一根吗？” “这里每个人都在抽烟。我想我该戒了。”我说。 “雪茄是好东西。”他剪去雪茄头，“浸了糖的。这根是香草口味，我还有肉桂和茴香口味的。”他划了根火柴，“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香草。”他吸了一口，“你真该试试。” 他把雪茄递给我。 “不了，谢谢你。”我说。 “这是我向迈阿密一个批发商订购的，”他挥舞着雪茄继续说，边仰头吐出烟雾，“柯吉马雪茄。别把它跟科希巴雪茄弄混了。科希巴很棒，但如果产自古巴而非多米尼加共和国，那就是非法的了。总之在美国是非法的。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在烟酒枪械管制局工作。是的，女士，关于烟酒和枪械我懂得不少。” 他迅速地喝完了一杯葡萄酒。 “所谓的三R，奔跑，奔跑，奔跑。听过吗？学院的训练中教的。”他给自己的杯子添满酒，也为我斟满。 “如果我去美国，你愿意见我吗？假设我调回……调回华盛顿呢？” “我不是有意那样做的。”我说。 泪在他眼中闪烁，他迅速移开目光。 “我不是故意的，都是我的错。”我轻声说。 “错？”他说，“错？我不知道错在哪里。好像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理应遭到谴责似的。” 他促狭地笑着倚向餐桌，仿佛是个刚用狡猾的问题难倒对手的警探。 “错误，哦……”他若有所思地吐着烟雾。 “杰伊，你还年轻，”我说，“有一天你会明白——” “年龄不是我能决定的。”他高声打断我，引得众人侧目。 “而且你偏偏住在法国。” “比这里更糟的地方多的是了。” “尽管玩你的文字游戏，杰伊，”我说，“但我们总得面对现实。” “你后悔了，对吗？”他靠回椅背，“我对你了解得不少，却还做出那样的蠢事。” “我没说那是蠢事。” “问题在于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感到心烦意乱。 “你不可能知道我是否做好了准备，”等服务员点完菜，我继续说，“你花太多时间探究我的心理了，也许也该探究一下自己。” “好吧。别担心。我再也不会乱猜测你的感觉或想法了。” “嗬，生气了，”我说，“终于恢复年轻人的本色了。” 我嗓饮着红酒。他迅速瞥我一眼，又喝完一杯。 “我也需要别人的尊重，”他说，“我不是孩子了。那今天下午的事算什么呢，凯？社交？慈善事业？性教育？代管小孩？” “我们别在这里讨论这种事。”我说。 “或者你只是在利用我？”他继续说。 “我当你的女友未免太老了。小声一点。” “我母亲、姨妈那样才叫老，住在隔壁的聋寡妇才叫老。”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对塔利的住处一无所知，甚至没有他家的电话号码。 “衰老的是你急着看破世事、故作沧桑的态度和畏缩不前的怯懦。”他举起杯子打量着我。 “怯懦？人们用很多词语形容过我，但还从来没人说我怯懦。” “你在感情上是个胆小鬼，”他急于浇灭心中火焰似的大口喝酒，“所以你才选择他，因为他很安全。我不在乎你自称多么爱他，事实上只是因为他很保险。” “别对你不了解的事物指手画脚。”我警告他，内心开始颤抖。 “因为你害怕。自从你父亲过世你就开始害怕，从你发现自己与众不同的那时起，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是我们这种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很特别。而特别的人往往是孤独的，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点，反而以为是自己出了问题。” 我把餐巾往桌上一扔，推开椅子。 “这是你们这些该死的情报工作者的通病，”我压低声音冷静地说，“你们总是把他人的秘密、悲喜、珍视的情感据为己有。至少我拥有自己的生活，至少我不必偷窥他人的隐私，至少我不是间谍。” “我不是间谍，”他说，“尽可能搜集关于你的资料是我分内的工作。” “在这方面你表现得相当出色，”我嘲讽地说，“尤其是今天下午。” “别离开我。”他轻声说，试图越过餐桌握我的手。 我急忙抽离，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餐馆。有人大笑着用法语说了些什么，不必翻译也可想而知，必定是说那个英俊的年轻人和他的中年女友吵架了，也许会说他是她的小白脸之类的。 将近九点半，人们陆续涌向街头，我坚决地返回酒店。夹杂在一大群人中等待穿过卡普西奈大街时，一名戴着白手套、吹着哨子指挥交通的女警吸引了我的目光。空气中充斥着嘈杂声。月光冷冽。小烤炉上的小卷饼、薄饼和栗子散发出令人恶心眩晕的甜腻气息。 我像一个夺路而逃的逃犯，却又在街角久久徘徊，我其实不想逃脱。塔利没来追我。到达酒店时，我气喘吁吁又心绪烦乱，不想见马里诺，也不想回房间。 我叫了辆出租车，我得去做一件事，必须在今晚独自完成，趁着我不顾一切孤注一掷之时。 “去哪里？”司机转头问我，“女士？” 我的思绪渐渐清晰，但仍有一些模糊的片段无法归到适当的位置。 “你会说英语吗？”我问。 “是的。” “你熟悉这座城市吗？是否可以向我介绍我们沿途看到的？” “看到？你是说现在？” “我们开车经过的。”我说。 “你觉得我像导游？”他似乎觉得我很滑稽，“不不，我就住在这里。你要去哪里？” “你知道停尸间在哪里吗？就在塞纳河边，里昂站附近？” “你要去那里？”出发前，他再次回头看我一眼。 “稍后再去那里。我想先去趟圣路易岛。”我望向窗外，寻找塔利的影子，心头的期待有如远去的街道般逐渐黯淡。 “什么？”司机大笑起来，好像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你要去停尸间和圣路易岛？这两个地方怎么会联系在一起？哪个有钱人死了吗？” 他让我有些恼怒起来。 “拜托，”我说，“带我去就是了。” “当然，没问题。你想去就去吧。” 轮胎碾过石子路的声响有如定音鼓般刺耳。塞纳河在灯光映照下的粼粼波光仿如大群跃动的银鱼。车子行经路易菲利浦桥进入圣路易岛，我擦去玻璃上的雾气稍稍摇下车窗，以看清窗外的景致。我很快认出那些始建于十七世纪、原本作为贵族行宫的古老宅邸。我和本顿来过这里。 我们曾漫步走过那些狭窄的碎石街道，浏览着墙上写有宅邸旧主名字的石牌。我们曾经在户外咖啡座小坐，穿过街道去买贝蒂咏冰激凌。我要司机环岛一圈。 岛上遍布年代久远而斑驳的壮观石灰石宅邸，阳台上围着黑色铸铁栏杆，窗户透着灯火，里面的屋梁、书柜和美丽壁画隐约可见。可不见半个人影，仿佛居住在这里的精英全都隐身了。 “你听说过尚多内家族吗？”我问司机。 “当然，”他说，“你想看看他们的宅邸吗？” “拜托了。”我备感疑虑不安。 他驶向奥尔良河堤，经过蓬皮杜生前的住宅。他临终时所在的二楼俯瞰着贝杜纳码头和小岛东端，百叶窗依然紧闭。我从皮包里摸出一瓶布洛芬。 出租车停了下来。司机似乎不愿再靠近尚多内的住宅。 “从那里转弯，”他指着说，“一直走到安茹码头。你会看到一些雕刻着岩羚的大门，那是尚多内的族徽，应该是这么称呼的吧。就连排水管都是岩羚造型，非常醒目，绝不可能错过。还有，离右岸那座桥远一点，”他说，“桥下都是流浪汉和同性恋，非常危险。” 尚多内家族几百年来居住的宫殿是一栋四层楼房，有多扇天窗、烟囱和开在屋顶上的圆形牛眼窗。深色木质大门上雕刻着精致的岩羚图案，跳跃的羚羊以牙齿和尾巴固定在考究的排水管道上。 我打了个寒战，藏在阴影里窥视着那个自称狼人的怪物栖居的巢穴。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屋里闪亮的吊灯和陈列着无数书籍的书柜。一个妇人忽然出现在窗口，吓了我一跳。她体态浑圆，穿着绸缎之类的高级面料制成的深红色宽袖长袍。我不禁呆住了。 她的神色相当烦躁，嘴唇飞快地翕动像在对某人说话，随即一个女仆端着盛有玻璃酒器的银盘走来。尚多内夫人——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小口抿着酒，用银制打火机点燃一根香烟，然后消失了踪影。 我快步走向小岛尽头，那里距此不到一个街区，从小公园只依稀看见停尸间大楼的轮廓，我想应该就在苏利桥彼端河流上游几英里的地方。我扫视着塞纳河，想象凶手就是刚才瞥见的那个丰满女人的儿子，多年来他一直瞒着母亲在这河水里裸泳，月光为他全身淡金色的长毛涂上一层银色。 我想象他在天黑之后溜出那栋豪宅，浸泡在河水里，渴望能有痊愈的一天。他在这冰冷污秽的河水里跋涉了多少年？他是否曾漫步到右岸，暗中观察那些和他一样的边缘人？甚至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台阶由街道伸向河堤，河面很高，微微散发着臭味的河水漫过河堤碎石，激起阵阵黝黑的波浪。丰沛的雨水使得塞纳河水位高涨，水势湍急，不知何处而来的一只鸭子在水面上漂过，虽然传说中鸭子不在夜晚游水。铁制灯柱的煤气街灯在水面投下金色的粼粼波光。 我拔掉布洛芬药瓶的瓶盖，把药片通通倒在地上，然后踏过湿滑的石阶缓缓走向河堤。水花拍击着脚踝。我把塑料药瓶冲洗干净，装满冰冷的河水，又把瓶盖旋紧走向出租车，一路频频回望尚多内的宅邸，一边暗忖是否会忽然冲出几个犯罪集团的成员前来追赶。 “请带我去停尸间。”我对司机说。 夜色中，白天不甚引人注目的铁丝刺网反射着路过车辆的灯光。 “请停在后面的停车场。”我说。 他驶离哈贝码头，开进大楼后方、在白天停着许多公务车的空地，当时一对哀伤的夫妇坐在那里的石凳上等候。我下了车。 “请在这里稍等片刻，”我对司机说，“我转一圈就回来。” 他脸色苍白。我仔细看他，发现他脸上布满皱纹，还缺了好几颗牙齿。他显得十分不安，眼神游移不定，好像随时都准备逃走。 “别紧张。”我说着从皮包里掏出笔记本。 “哦，原来你是记者，”他松了口气，“你是来寻找素材的。” “没错，寻找素材。” 他咧嘴笑着，朝半开的车窗外探了探头。“我被你吓坏了，女士！我还以为你是怪胎呢。” “等我一会儿。”我说，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把自己想象成他，在浓黑的阴影里捕捉着一切蛛丝马迹。从河面吹来夹带着古老岩石潮味的冷风。这地方一定让他无比迷恋。这里是展示他杀戮战利品的罪恶殿堂，同时彰显着他可以逍遥法外的巨大特权。他可以为所欲为，随时作案并不怕留下任何证据，无人可以将他绳之以法。 也许只要二三十分钟他就可以从宅邸来到停尸间。我似乎看到他坐在公园里，凝视着那栋陈旧的砖造建筑，想象着里面进行的活动以及他给史雯医生带来的巨大工作量。死亡的气味会令他兴奋吗？ 我回想着史雯医生讲述过的事情，那名上门找她的陌生男子。一阵微风拂动刺槐树林，轻触我的脸颊。他上门谋杀未遂，于是在第二天回到这里，给她留了张字条。 别报警…… 也许我们把他的作案手法想象得太复杂了。 没问题……狼人。 也许他的作案动机再简单不过，只是出于无法控制的杀人欲望。他内心的兽性一旦被激起，便再也无法平息。我非常确定，如果他此刻还在法国，史雯医生必定难逃一死。也许当初逃往里士满时，他以为自己能够就此罢手一段时间。也许他的确做到了，仅仅三天。也可能他只是在这段时间里观察金兰，脑中塞满各种幻想，直到再也无法抵挡内心的邪恶冲动。 我匆匆返回出租车。车窗蒙着一层厚厚的雾气，我看不到车内的情景。我拉开后车门时，里面的暖气开着，司机正打着瞌睡。一惊之下他猛然坐起，开始喃喃咒骂。 <hr /> 注释： 第三十八章 第二班协和客机于十一点从戴高乐机场起飞，早上八点四十五分抵达纽约——当然这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比我们出发的时候还早。下午我回到自己凌乱不堪的住处，因时差而身体不适，情绪紧张不安。天气越来越糟，预报说又有雨雪降临。我不得不出门购物。而马里诺已经回家了，毕竟他还有辆大卡车。 Ukrops超市里熙熙攘攘，每次一有雨雪预报，里士满居民就会失去理智疯狂抢购一番，生怕自己会饿死或渴死。面包已被一抢而空，我到达时连条吐司都没剩下。熟食区也没有火鸡肉或者火腿。我只能将就着尽可能多采购些别的，因为露西应该会在我这儿小住一段日子。 到家时已过六点，我已没有精力和车库折腾，于是把车停在外面。笼罩着月光的几缕纤云仿如一颗头骨，它们飘散、变形，终于被逐渐猛烈的风卷席而去。树木在轻顫、低语。我感觉昏昏沉沉的，仿佛生了一场大病，同时又开始担心露西为何没有回家，甚至没打电话。 也许她去弗吉尼亚医学院了，但我联系整形外科病房后得知，他们从昨天早上起就再没见过她。我惊慌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不停地胡思乱想。将近十点，我再度出门，开车驶往市中心，神经高度紧张，几近崩溃。 我知道露西很可能去了华盛顿特区，但无法相信她连张字条都没给我留下就离开了。每当她不辞而别，准是又遇上了什么麻烦。我在第九街出口转弯，经过市区空旷的街道，在医院立体停车场上下穿梭许久，终于找到了停车位。我从后座抓起一件实验室长袍钻出车子。 到达整形外科病房所在的新楼二层，我穿上实验袍后推开病房门。一对夫妇正坐在床边，我猜是乔的双亲；我向他们走过去。乔的头部裹着绷带，腿部上了石膏，但意识是清醒的，她一眼便瞥见了我。 “桑德斯先生、桑德斯太太？”我招呼道，“我是斯卡佩塔医生。” 不知道他们是否听说过我，从他们的表情我看不出。桑德斯先生客气地起身和我握手。 “幸会。”他说。 他完全不同于我的想象。通过乔的描述，我以为他们是不苟言笑、习惯对一切进行冷酷批判的人。但我见到的桑德斯夫妇体态浑圆，显得保守，一点都不可怕。当我问起乔的事情时他们非常客气，甚至有点羞涩。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眼神似在发出求助的信号。 “我可以和病人单独谈谈吗？”我征询他们的意见。 “好的。”桑德斯太太说。 “乔，你好好听医生的话。”桑德斯太太疲倦又消沉地对女儿说。 他们一走出病房，我立刻关上房门。乔的眼里盈满泪水。我俯身亲吻她的脸颊。 “你让大家担心死了。”我说。 “露西还好吗？”她轻声问道，声音因啜泣而颤抖，泪水夺眶而出。 我把纸巾塞进她打着点滴的手中。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在哪里，乔。你的父母对她说你不想见她，而且……” 乔开始摇头。 “我就知道他们会这么做。”她沮丧地说，“我就知道。他们对我说她不想见我，说她为那件事烦躁得不得了。我不相信他们。我知道她绝不会不想见我，可他们把她赶走了，现在她果然不见了。也许她真的相信了他们的话。” “她觉得你这次受伤都是她的错，”我说，“你很可能是被她击中腿部的。” “请带她来看我，求你了。” “你知道她可能在哪里吗？”我问，“她难过的时候会去哪里？会不会回迈阿密？” “她肯定不会回那里。” 我找把椅子坐下，疲惫地缓缓吐了口气。 “酒店？”我说，“朋友那里？” “也许去了纽约。”乔说，“格林威治村，一家叫红果子的酒吧。” “你认为她去了纽约？”我诧异地问。 “酒吧老板叫安，当过警察，”她声音颤抖，“啊，我也不知道。我不确定。她每次失踪都让我害怕得要命。她每次想不通时都会这样。” “我知道。发生过这么多事情后，有些想不通的地方也在所难免。乔，顺利的话你近期应该就可以出院了，”我微笑着说，“你想去那里？” “我不想回家。你会去找她的，对吗？” “你愿意和我住在一起吗？”我问。 “我父母不是坏人，”她喃喃道，镇痛剂不断滴下，“他们只是不明白。他们认为……到底有什么错呢？” “没错，”我说，“爱永远不会错。” 她的意识有些模糊了。我离开了病房。 她父母就在门外，看起来哀伤而又疲惫不堪。 “她怎么样了？”桑德斯先生问。 “不太好。”我说。 桑德斯太太哭了起来。 “你们有权利选择相信什么，”我说，“但目前看来，阻止露西和乔见面并非明智之举。这样做只会让她更加恐惧、更加沮丧，甚至让她失去生存的意志，桑德斯先生、桑德斯太太。” 他们没有回应。 “我是露西的姨妈。”我说。 “我想她迟早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桑德斯先生说，“我们不可能永远拦着她。其实我们只是在尽力替她着想。” “这些乔都知道，”我说，“她爱你们。” 他们没有道别，只目送我走向电梯。我一回到家就给红果子酒吧的安打了电话。电话那端一片嘈杂，隐约听得到乐团的演奏。 “她不太舒服。”安对我说。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会照顾她吗？”我问。 “我已经在这么做了，”她说，“稍等，我去叫她。” “我见过乔了。”露西接听时我说。 “哦。”她简短应道。显然已喝醉了。 “露西？” “我现在不想谈这些。”她说。 “乔爱你，”我说，“回来吧。” “回去做什么？” “我们可以把她从医院接回家，由你来照顾，”我说，“你至少可以这么做。” 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凌晨两点我下了床，到厨房泡了杯药茶屋外雨骤风急，雨点重重地敲在屋顶和阳台上，我感觉不到一丝暖意。想到锁在公文包里的棉棒采样、毛发样本和咬痕照片，我忽然觉得凶手似乎就在身边。 我感觉得到他的存在，似乎属于他的每样东西都散发着挥之不去的邪恶。仔细想想真是讽刺，国际刑警召唤我远赴法国，结果我取得的唯一合法证物竟然是装在布洛芬药瓶里的塞纳河河水。 凌晨三点，我坐在床沿给塔利写信。我揉掉一张又一张信纸，久久无法落笔。对他的思念让我害怕，与他做过的事让我恐惧。现在我遭到了报应，罪有应得。 我又撕掉一张信纸，久久望着电话，一边计算着里昂此刻几点，想象他正穿着优雅的套装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开会或陪同某人，丝毫不曾想起我。我想着他那健壮光滑的躯体，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学会了扮演如此迷人的情人角色。 我来到办公室。将近法国时间下午两点时，我决定打电话到国际刑警总部。 “……你好……” “请接杰伊·塔利。”我说。 电话被转接了。 “贩毒高发区计划小组。”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迟疑片刻。“是杰伊·塔利的分机吗？” “你是哪位？” 我报上姓名。 “他不在办公室。” 恐惧向我袭来。我难以相信他的回答。 “请问你是谁？”我问。 “威尔森探员。我是调查局联系人，那天我们没能见面。杰伊出去了。”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我不确定。” “明白，”我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联系到他？或者请你转告他，让他回我电话？” 我知道自己的语气透着掩饰不住的焦虑。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说，“不过如果他来办公室，我一定如实转告。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谢了。”我说。 我挂掉电话，感到一阵恐慌。我非常确定，塔利不想和我再有任何接触，并且要同事挡掉我的电话。 “噢，老天，噢，老天！”经过罗丝的办公室时，我喃喃自语着，“我都做了些什么？” “你在对我说话吗？”罗丝从键盘上抬头，透过眼镜打量着我，“你又丢东西了吗？” “是的。”我说。 八点半时我去参加内部会议，在平时的主席位坐下。 “又有什么新案子吗？”我问。 “黑人女性，三十二岁，来自阿尔伯马尔县。”钟开始发言，“汽车冲出道路后翻覆，显然是急转弯失控。右腿骨折，颅骨底骨折。阿尔伯马尔县法医理查德医生要我们把她登记在案。”他抬头看向我，“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她的死亡原因和方式似乎足够清楚。” “因为按照规定，我们必须支持地方法医办公室，”我说，“他们提出了要求，我们就得尽力满足。我们可以花一个小时把她登录，或者花十个小时讨论是否有这个必要。” “下一个案子是八十岁的白人女性，昨天上午九点钟左右还有人看见她，但晚上六点半左右她的男友发现她……” 我努力集中心神。 “……没有滥服药物或其他的恶习……”钟继续说，“有服用硝酸甘油药片的习惯。” 塔利极度饥渴似的做爱。难以相信我竟然在开会时想起性事。 “她需要做伤口检查和毒物检测，”费尔丁说，“需要仔细检查。” “有人知道我下周要去学院上课吗？”毒物检测专家提姆·库珀说。 “应该是教毒物学吧。” “说真的，”库珀说，“我需要一名秘书。” “我今天得跑三趟法院，”副主管赖利说，“可事情太多了，我根本脱不开身。” 房门打开，罗丝探头进来，示意我出去一下。 “拉里·波斯纳待会要出去了，”她说，“他希望你现在就去趟他的实验室。” “马上就去。”我说。 我走进实验室，看见他正在制作永久玻片，用吸管将一滴Cargille封片剂滴在盖玻片边缘，同时其他玻片放在加热板上加热。 “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有帮助，”一见到我他便这样说，“你来看看显微镜，这是那具无名男尸身上的硅藻。不过请记住，硅藻只能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这水是咸水、半咸水或者淡水。” 我望着显微镜里如玻璃般清澈透明的微小有机体，它们形态各异，让我联想起船、锁链、锯齿、新月、虎斑、十字架以及一叠叠扑克牌。有些碎片和局部很像五彩碎纸、沙砾和某些矿物的彩色结晶。 波斯纳移开镜台上的玻片，换上另一块。 “这是你带回来的塞纳河河水采样，”他说，“桥弯藻、直链藻、舟形藻、脆杆藻，等等。多得像灰尘。全是淡水硅藻，是好现象，但没什么意义。” 我靠向椅背，望着他。 “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我失望地说。 “毕竟我不是罗伯特·麦克劳克林。”他不动声色地说。罗伯特是他的老师，世界知名硅藻学者。 他凑近显微镜，将放大倍数调至一千，然后开始挪动玻片。 “当然，我不会让你白来一趟的。”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单一植物品种在植物群中的出现频率。” 植物群是指某特定植物的种类分布，在本案中就是各种类型的硅藻。 “直链藻的出现率是百分之五十一，脆杆藻是百分之十五。其余的我就不一一说明了。但两个采样的百分比非常相似，几乎称得上一致。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你用布洛芬药瓶带回来的样本远在法国。” 我想起圣路易岛的河岸，想起那个在天黑后离开尚多内宅邸，跑到河里裸泳的男人，不禁一阵颤抖。也许他没有擦干身体或淋浴就穿上衣服，以致身体上的硅藻黏附在衣服内侧。 “如果他在塞纳河里游泳，而衣服里沾满硅藻，”我说，“就表示他穿上衣服前没有洗澡。金兰身上的呢？” “与塞纳河的硅藻完全不同。”波斯纳说，“但我采了詹姆斯河的河水样本，事实上距离你的住所不远，两者的植物群出现率非常相似。” “金兰尸体上的植物群和詹姆斯河的植物群相当一致？”我必须确定这一点。 “我有个疑问，詹姆斯河的硅藻在这一带是否到处可见？”波斯纳问。 “咱们来瞧瞧吧。”我说。 我拿棉棒擦拭自己的手臂、头发和鞋底，让波斯纳做成玻片。检查结果中不见硅藻的踪影。 “自来水里会有吗？”我问。 波斯纳摇头。“因此除非被浸泡在河水、湖水或海水里，否则一个人不会全身都是硅藻……” 我一愣，脑中忽然浮现出一个奇怪的念头。 “死海，约旦河。”我说。 “什么？”波斯纳困惑地问。 “发源于卢尔德，”我说，慢慢兴奋起来，“就像那条圣河，恒河，那里被认为是如奇迹般的圣地，许多失明、跛足和瘫痪的人浸泡在河水里祈求痊愈。” “他在这种大冷天泡在詹姆斯河里？”波斯纳说，“这家伙一定疯了。” “多毛症没有医治的方法。”我说。 “多毛症？” “一种非常罕见而可怕的病症，一出生就全身长满长毛，像婴儿头发那么纤细，可以长达六七英寸甚至九英寸，伴有其他许多畸形症状。” “哦！” “也许他在塞纳河里裸泳是希望能够奇迹般地治愈，而现在又把希望寄托在了詹姆斯河上。”我说。 “老天！”波斯纳说，“这念头可真诡异。” 回到办公室时，我看见马里诺正坐在我的办公桌旁。 “露西去了纽约，我和乔以及她的父母谈过了。” “露西怎么了？” “别担心，她快回来了。” “她最好当心点，这种时候再有什么疯狂举动对她没好处。” “马里诺，”我说，“凶手泡在河里很可能是想把自己的病治好。我怀疑他目前就在詹姆斯河一带活动。” 他思索片刻，脸上浮现出怪异的神情。这时走廊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但愿不是附近的哪个大富翁失踪了，”马里诺说，“我有种不太妙的感觉。” 费尔丁跑进办公室，冲马里诺大吼：“你在搞什么鬼？” 费尔丁脖子上的青筋浮凸，满脸通红。我从没见过他发过这么大的脾气。“我们还没来得及赶到现场你就把消息泄露给媒体了！”他斥责道。 “喂，”马里诺说，“冷静点。把什么消息泄露给媒体？” “黛安·布雷被杀啊，”费尔丁说，“所有新闻都在报道。警方已经拘捕了嫌疑人，安德森警探。” 第三十九章 天色渐晚，我们到达温莎农庄时开始下雨。开着黑色巨无霸公务车在这片优雅土地上乔治王风格的砖造建筑及都铎时期的宅邸间穿行，感觉有些唐突。 我的邻居们似乎从不担心犯罪事件会发生在自己身边。如今看来，这些豪门的巨额家产以及他们用英国名称命名的安全堡垒给人的也不过是种错觉，情况无疑已有了转变。 黛安·布雷的住宅位于小区边缘，与车辆往来穿梭的市中心快速道路仅有一墙之隔。驶入这栋房子所在的狭窄街道时我不禁愣住了，到处都是记者。那栋有着新英格兰风格复斜屋顶的科德角式白房子前挤满了采访车和转播车，数量足有警车的三倍之多，严重阻塞了交通。 “只能停在这里了。”我对马里诺说。 “我们得做点什么。”他说着打开车门冲进雨中，大步走到一辆停在布雷前院车道上的厢型广播车前。司机摇下车窗，愚蠢地把麦克风凑到马里诺面前。 “开走！”马里诺大喝道。 “马里诺队长，你是否能够证实……” “马上把你的破车开走！” 厢型车立即启动，打着滑碾过草坪和松软的泥地后停在了道路中央。 马里诺猛踢它的后轮胎。“快滚！” 厢型车再次启动，匆匆驶开，雨刷狂扫着，最终停在了两栋房子之外的草坪上。我从公务车后车厢取出工作箱，雨水像鞭子般甩在脸上，强风像只有力的手粗暴地推搡着我。 “希望你刚才的优雅表现不会出现在媒体上。”我走到马里诺身边说。 “这案子该由谁负责？” “但愿是你。”我说着低头加快脚步。 马里诺忽然抓住我的手臂。布雷的车道上停着辆深蓝色的福特康拓，后面停着辆巡逻车，车前站着一位警官，安德森和另一名警官站在车尾。她非常气愤、激动，不断摇着头，飞快地说着什么…… “斯卡佩塔医生？”一名电视新闻记者向我走来，背后跟着摄影师。 “还记得跟踪我们的那辆车吧？”马里诺低声说，一边瞟向那辆深蓝色福特的车牌，雨水滑下他的面颊。RGG-7112，似曾相识。 “斯卡佩塔医生？” “不予置评。” 我们经过安德森身边时她视若无睹。 “你能不能说明一下……”记者紧追不舍。 “不能。”我快步走上门前台阶。 “马里诺队长，听说警方是接获秘密情报后才赶来的。” 雨势猛烈，引擎隆隆。我们钻过门外的警戒线时，门打开了，一名叫巴特菲尔德的警察招呼我们进入。 “真高兴看到你们，”他说。“还以为你去休假了。”他又对马里诺说。 “是啊，没错，我被停职了。” 我们戴上手套，巴特菲尔德关上大门，神情严肃，高度警觉地环顾着四周。 “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马里诺说，视线从门口缓缓移向客厅。 “有人在附近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我们接到电话就赶来了，现场就是这样。有人把她狠狠地往死里揍了一顿。”巴特菲尔德说。 “还有吗？”马里诺说。 “性侵犯，也有抢劫迹象。钱包掉在地板上，东西全被倒了出来，里面没有现金。小心脚下。”他提醒道。 “该死，看来她相当有钱。”马里诺惊愕地环顾着布雷富丽堂皇的家中那些昂贵的家具。 “这还不算什么呢。”巴特菲尔德说。 首先吸引我的是客厅里收藏的各式时钟，有黄檀木、胡桃木、桃花心木材质的壁钟和挂钟，还有造型罕见的日历钟、尖塔钟等，形式各异，全都是价值不菲的古董，而且走得非常精准。所有的时钟都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单调速率，一致地发出响亮的滴答声，我想我住在这里头肯定会发疯。 布雷偏爱豪华昂贵的英国古董。电视机对面是一张涡卷纹扶手沙发和一个陈列着皮革装饰书的旋转书架。花色繁复的硬式扶手椅和椴木屏风的摆设相当随意，似乎完全不曾考虑过搭配问题。一个巨大的黑檀木餐具柜格外显眼，厚重的金色锦缎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打着菱形權的布幔上罩着藻纱。没有艺术品，没有雕塑或绘画。我仔细查看，愈发感到布雷那冷酷、强硬的性格从屋内的每个细节中暴露无遗。我对她的厌恶又增加了一分，尽管对一个刚被殴打致死的人来说，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刻薄。 “她怎么会这么有钱？”我问。 “不知道。”马里诺说。 “自从她来局里后我们就一直在猜测，”巴特菲尔德说，“你见过她的车吗？” “没有。”我说。 “哦，”马里诺补充道，“她每天晚上都开一辆全新的维多利亚皇冠回家。” “捷豹，像消防车的红色，停在车库里。可能是九八或九九年的车型。至于价格就别猜了。”巴特菲尔德摇了摇头。 “大概是你两年的薪水。”马里诺说。 “那还用说。” 他们四处参观着布雷的家产和财富，仿佛她的尸体并不存在。我没有在客厅发现接待访客的迹象。看来似乎鲜少使用，自然也未花精力进行清理。 厨房在客厅右侧，我探头一望，检查是否有血迹或暴力迹象，仍然没有任何发现。这间厨房像样板间一样毫无烟火气息，操作台和火炉上没有一丁点油渍。除了一包星巴克咖啡和小酒架上的三瓶美乐红酒，再无任何食物。 马里诺从后方走来，经过我身边进了厨房，戴着手套打开冰箱。 “看来她很少下厨。”他边说边检查摆着零星杂物的层架。 冰箱里只有一夸脱百分之二脂肪含量的低脂牛奶、几个蜜柑、人造黄油、一盒纯麦片和一些调味品。冷冻室里空空如也。 “看样子她很少在家，不然就是在外用餐。”他说着踩下垃圾桶踏板，让盖子弹开。 他探手掏出一只撕破的达美乐比萨盒、一个空葡萄酒瓶和三个St.Pauli GM牌啤酒瓶，然后拼凑着一张收据碎片。 “中型意大利香肠，多加奶酪，”他念道，“昨天晚上五点五十三分订的。” 他又翻找了一阵，发现了几张揉皱的餐巾纸、三片比萨和至少六个烟蒂。 “有趣，”他说，“布雷不抽烟。看来她昨晚有客人。” “那个报警电话是什么时候打来的？” “九点零四分，大约一个半小时前。我认为今天早上她应该没有起床煮咖啡、看报或者做别的事。” “我敢肯定她在今天早上以前就遇害了。”巴特菲尔德说。 我们继续往前，沿着铺有地毯的走廊走向位于屋子后部的卧室，然后在门口同时止步。光线和空气中充斥着暴力的气息，全然的静寂，污渍和摧残痕迹闯入眼帘。 “该死！”马里诺低低骂道。 地板、天花板、软垫椅和躺椅上溅满血迹，几乎与室内设计融为一体，只是那些一滴滴、一片片和一条条的痕迹并非颜料或者油漆，而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体炸弹骤然爆发时形成的可怖残片。干涸的斑斑污痕弄脏了古董镜面，地板上喷溅的血渍和血块已经凝结。特大号的双人床被血渍浸透，奇怪的是床单已被揭掉了。 黛安·布雷被毒打得看不出肤色。她仰躺着，绿色丝绸上衣和黑色钢圈胸罩丢在地上。我捡了起来，发现它们是被用蛮力从身上撕扯下来的。她的每一寸皮肤都涂满干涸的血污，再度让我想起人体彩绘，面部则血肉模糊、骨头碎裂，左手腕上的金表血迹斑斑，右手无名指上的金戒指被撞得嵌在了骨头里。 这个场景让大家目瞪口呆。她的腰部以上赤裸着，黑色灯芯绒长裤和腰带则似乎完好无损。她的脚心和手掌遍布咬痕，显然，这一次狼人已不再费力掩饰。这些半圆形咬痕齿距疏松，细小的牙齿不像人类所有。他又咬又吮又打，布雷体无完肤，她遍布全身的伤口，她支离破碎的脸庞，在愤怒地尖叫着。她很可能认识这名凶手，就像狼人的每个受害者一样。 但他并不认识她们。出现在她们家门口以前，他和自己的猎物只在最可怖的梦魇中见过。 “安德森又是怎么回事？”马里诺问巴特菲尔德。 “她听说这件事时简直吓疯了。” “这倒有趣。那就是说现场没有负责的警探？” “马里诺，请把手电筒借我一下。”我说。 我用手电筒扫过每个角落。床头板和床头灯也溅上了血，是用工具重击或挥砍时喷洒出的细小血滴。地毯上也滴落着一些血迹。我蹲下身，摸索着床铺边染血的硬木地板，发现了同样的浅色长毛，布雷身上也沾有一些。 “上级指示我们封锁现场，等候一位长官过来。”一名警察说。 “哪位长官？”马里诺问。 手电筒的光线斜斜地扫向床铺附近的血脚印。相当特殊的鞋印。我抬头看向房内的警察们。 “啊，大概是局长吧。他想尽快掌握情况。”巴特菲尔德对马里诺说。 “真麻烦，”马里诺说，“如果他真的来了，就请他在外面淋一下雨吧。” “有多少人进过这个房间？”我问。 “不清楚。”一名警察回答。 “如果你不清楚，就意味着很多人来过，”我说，“你们中有谁碰触过尸体？你们接近尸体到什么程度？” “我没碰她。” “没有，女士。” “这些脚印是谁的？”我指着地板，“我必须弄清楚。如果这些脚印不是你们的，就说明凶手在这里逗留了相当久，直到血迹干了才离开。” 马里诺望着两名警察脚上的多功能运动鞋，然后蹲下身子仔细观察硬木地板上淡淡的鞋印。 “是Vibram登山鞋吗？”他嘲讽地说。 “我要开始工作了，我说着从工作箱里拿出棉棒和化学体温计。” “房间里人太多了！”马里诺大声说道，“库拍，詹金斯，去找点别的事情做。” 他用拇指往门口一指。 他们看看他，其中一个似乎欲言又止。 “别开口，库珀，”马里诺说，“把相机给我。上级命令你们封锁现场，可没叫你们负责现场工作。怎么？想多看一眼你们的布雷副局长吗？是这样吗？到底还有多少浑蛋跑进来参观了？” “可是……”詹金斯想要辩解。 马里诺一把抢过他手中的尼康相机。“对讲机也给我。”他喝令道。 詹金斯不情愿地解下执勤腰带上的对讲机，交给了他。 “出去。”马里诺说。 “队长，没有对讲机我哪里都不能去。” “我批准了。” 没人敢提醒马里诺他已被停职了。詹金斯和库珀匆匆离去。 “两个浑蛋。”马里诺骂道。 我把布雷的尸体侧翻。死后僵直现象已完成，表示她已死亡六个小时以上。我褪下她的长裤，在插入体温计前先蘸取她的直肠分泌物以做精液测试。 “我需要一名警探和几个现场鉴定人员。”马里诺冲对讲机说。 “九号，请讲地址？” “就是目前处理中的现场。”马里诺含糊其辞。 “10-4，九号。”女调度员说。 “米妮。”马里诺对我说。 我等他解释。 “我们认识很久了。她是我在无线电室的眼线。”他说。 我抽出体温计，高高举起查看。 “三十一摄氏度。”我说，“最初八个小时内，尸体温度每小时降低半度左右，但她的体温可能会降得更快，因为她是半裸的。室温呢？大约二十一度？” “不知道，我快热死了，”他说，“她应该是在昨晚被杀的，至少这点可以肯定。” “检查她的胃部残留物或许会有更进一步的发现，”我说，“我们知道凶手是如何进屋的吗？” “等这里的工作结束我就去检查所有门窗。” “条状裂痕，”我能摸到她的伤口，确认是否有必须立刻采样的体液，“就像轮胎的擦痕，还有拳击的痕迹，到处都是。” “有可能是轮圈的痕迹。”马里诺端详着说。 “可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我问。 床垫上有好几处条纹状血迹，看上去是某种物体的印痕，如耕耘过的田地那般。这些条纹长约一英寸半，间距约八分之一英寸。每一枚血迹印痕约有我的手掌般大小。 “记得检查排水管的血迹反应。”我说。这时从走廊传来一阵脚步声。 “但愿是早餐男孩。”马里诺指的是哈姆和埃格尔斯顿。 果然，他们拎着鹈鹕牌手提箱进了房间。 “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马里诺问他们。 两名现场鉴定人员愣住了。 “老天！”哈姆终于惊叹道。 “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埃格尔斯顿死死盯着床上布雷的尸体。 “你和我们一样一无所知，”马里诺答道，“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 “我倒很惊讶你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哈姆说，“我们刚接到通知。” “我有自己的消息来源。”马里诺说。 “是谁泄露给媒体的？”我问。 “我想他们也自有消息来源吧。”埃格尔斯顿说。 他和哈姆打开箱子，架好灯光。马里诺抢来的对讲机忽然开始呼叫他的代号，我和他同时吓了一跳。 “可恶！”他嘟囔道。“九号，”他冲无线电说。 哈姆和埃格尔斯顿戴上灰色的双目放大镜，警察们经常将其称作“卢克天行者”。 “九号，10-5，3-4。”调度员说。 “3-4，在吗？”马里诺说。 “请到外面来一下。”一个声音传来。 “不行。”马里诺拒绝了。 两名鉴定人员开始用看似用以鉴定珠宝的辅助放大镜一厘米一厘米地进行测量。双目放大镜只能放大三点五倍，无法用来观察更为微小的血迹。 “有人要马上见你。马上。”对讲机里继续传出声音。 “老天，到处都是。”埃格尔斯顿看看周围物体上相似的血痕叹道，这是凶器挥舞时甩出的血迹造成的。 “恕难照办。”马里诺说。 没有回应。我暗忖这是怎么回事，结果不出所料。几分钟后，走廊里响起声音，罗德尼·哈里斯局长出现在门口，面色凝重。 “马里诺队长。”哈里斯说。 “局长。”马里诺正在观察浴室附近的地板。 哈姆和埃格尔斯顿身着黑色工作服，戴着橡胶手套和双目放大镜，正以各种角度和坐标为基准测量着每一次重击的发生点，这使现场气氛又平添几分诡异恐怖。 “局长。”两人招呼着。 哈里斯望着床上，蹙起了眉头。他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红发已日渐稀疏，身材也日趋发福。也许这些缺憾造就了他的性格，我不确定，但哈里斯向来独断专行，极具侵略性，不喜欢太过强势的女人。正因如此，我很不理解他为何会雇用布雷，唯一的理由也许是她能让他很有面子。 “出于敬重的考虑，局长，”马里诺说，“请别再往前走了。” “我想知道是不是你把媒体招来的，队长。”哈里斯的语气足以让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感到害怕，“这是你的杰作，对吗？还是你只是在单纯违抗我的命令？” “我想是后者吧，局长。媒体的事与我毫无关系。我和医生赶到时他们已经在这里了。” 哈里斯望着我，好像刚意识到我在现场。哈姆和埃格尔斯顿爬到工作梯上，径自专注于工作。 “发生什么事了？”他问我，语气缓和了些，“老天。” 他闭上眼，摇了摇头。 “被人用某种器具殴打致死，也许是一种工具，目前无法确定。”我说。 “有没有什么……”他说，钢铁般冰冷、强硬的表情土崩瓦解，“我是说……”他干咳几声，视线始终没有离开布雷，“怎么会有人做出这种事？会是谁呢？” “我们正在调查，局长，”马里诺说，“目前毫无头绪。但也许你可以回答我几个问题。” 现场鉴定人员开始吃力地在白色天花板的血滴上粘贴亮粉色的测量线。哈里斯面色苍白。 “你了解她的私生活吗？”马里诺问。 “不了解，”哈里斯说，“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她还有什么私生活。” “昨天晚上她有访客6他们一起吃了比萨，也许还喝了点酒。这位客人有抽烟的习惯。”马里诺说。 “我从未听说过她在和谁约会，”始终盯着床上的哈里斯终于移开了视线，“我们的关系实在谈不上友好。” 哈姆停下手中的工作，握着从天花板上垂下的吊线。埃格尔斯顿透过双目放大镜观察着天花板上的血滴分布。他把测量放大镜移到血滴上，匆匆记下一些数据。 “她的邻居呢？”哈里斯接着问，“有人听见或看见什么吗？” “抱歉，我们还没时间去找邻居们问话，因为一直没人通知警探和鉴定人员，直到我刚打了电话他们才赶来。”马里诺说。 哈里斯猛地转身离去。我看看马里诺，他回避着我的目光。我可以肯定，这次他彻底丢掉了自己的差事。 “进行得怎么样了？”他问哈姆。 “总算把这玩意儿固定住了，”哈姆把线的一端用胶带粘在一滴形如逗号的血滴上，“好了，另一头要粘在哪里？你能把那座落地灯移过来—点吗？谢了。就放在那里。太好了。”哈姆说着把线粘在落地灯顶端。 “你应该辞掉工作，队长，来陪我们一起做苦工。” “你会恨死这份工作。”埃格尔斯顿笃定地说。 “你说得没错。我最恨浪费时间了。”马里诺说。 拉线绝不是浪费时间，但除非一个人极其热爱量角器、三角函数并拥有一丝不苟的个性，否则这项工作着实枯燥烦琐。其原理为，每一滴血液从撞击点或伤口喷射到墙壁等平面时都有特定的轨迹，由于速度、喷射距离和角度的不同，血滴也形状各异，而故事就隐于其中。 尽管近年来此类工作也可用电脑完成，但现场工作依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些不得不经常上法庭作证的人都学到一件事，就是陪审员往往宁愿看到展示在三维空间模型中的颜色亮丽的线条，而不喜欢看繁复的计算机曲线图表。 但除非测量差异对案件本身至关重要，否则推算受害者每次遭受殴打时的确切姿势其实并无必要。至少这起案子无此必要。我不需要从测量结果中得知受害者究竟是他杀还是自杀，或者凶手是否曾经狂暴地肆虐过整个现场。 “我们必须把她送到办公室，”我对马里诺说，“还得请救援小组过来。” “我想不通凶手是怎么进来的，”哈姆说，“她是警察啊，应该不会随便开门让陌生人进来。” “前提是凶手是陌生人。” “凶手一定就是杀害凯利快客便利店女店员的那个家伙。一定没错。” “斯卡佩塔医生？”哈里斯的声音从走廊传来。 一惊之下我转过头去。我本以为他已经走了。 “她的枪呢？有人看见吗？”马里诺问。 “目前还没发现。” “可以请你来一下吗？”哈里斯对我说。 马里诺瞪了哈里斯一眼，走进浴室，故意大声嚷道：“你们不会忘记检查排水孔和水管吧，小子们？” “马上照办，老大。” 我跟着哈里斯走出房间，随他来到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士满警察局长已在这出惨剧面前惊慌失措。愤怒变成了恐惧，我想这正是他不愿让自己下属发现的。他的套装上衣搭在手臂上，衬衫领子敞开着，领带被扯松了，似乎呼吸十分困难。 “你还好吗？”我问。 “哮喘。” “你带吸入器了吗？” “刚用过。” “放松，哈里斯局长。”我冷静地说，因为哮喘随时都可能致命，而压力只会让情况恶化。 “是这样的，”他说，“一直有传言，说她被牵扯进了华盛顿的某些活动。我雇用她时并不知道这件事，包括她的钱是怎么来的，”他补充道，仿佛黛安·布雷还在人世，“另外我也知道安德森像只哈巴狗似的黏着她。” “甚至在布雷不知情时跟踪她。”我说。 “我们派给她一辆巡逻车。”他说，以为我对此毫不知情。 “按规定，我本不该针对谁是凶嫌发表意见，”我说，“但我认为安德森不是凶手。” 他又拿出吸入器猛吸了两口。 “哈里斯局长，我们知道金兰案的凶手极度凶残，而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几乎一样。太独特了，不可能另有他人。媒体发布的细节不足以让人进行模仿。很多细节只有马里诺和我知道。” 他奋力呼吸。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问，“你希望更多人遇害吗？因为类似的惨剧还会发生。这家伙已经完全失控了，也许因为他的避难所远在巴黎，而现在他就像一头走投无路的野兽。他愤慨、绝望，或许也伴有挑战和刺激，正在戏耍我们。”我补充道，一边暗忖若是换成本顿将会怎么说，“谁知道这家伙是怎么想的呢。” 哈里斯清了清喉咙。 “你要我怎么做？”他问。 “发布新闻稿，立刻发布。我们知道他说法语，可能患有某种罕见的疾病，多毛症。他很可能全身长满浅色长毛，面部、颈部和双手的毛也许刮除了。牙齿畸形，细小的尖牙，间距很宽。五官或许也相当怪异。” “老天！” “这案子必须由马里诺负责。”我继续说，似乎这是我的职权。 “你说什么？告诉公众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全身毛茸茸、长着尖牙的男人？你想让这个城市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请你冷静。” 我用手指按在他的颈部检查脉搏，发现非常虚弱。我陪他进了客厅，让他坐下，然后给他倒了杯水并为他按摩肩膀，柔声安抚他，让他逐渐冷静下来，直到他情绪舒缓并恢复正常呼吸。 “你不必承受这些压力的，”我说，“马里诺会妥善处理这些案子，只要他不用每天晚上穿着制服到处巡逻。如果他不伸手，你就麻烦大了，我们就麻烦大了。” 哈里斯点点头站了起来，步伐缓慢地朝凶案现场的门口走去。此时马里诺正在查看巨大的壁橱。 “马里诺队长。”哈里斯说。 马里诺停下手中的工作，瞥了局长一眼。 “这起案子由你负责，”哈里斯对他说，“有什么要求随时告诉我。” 马里诺戴着手套的双手拂过一排裙子。 “我要和安德森谈谈。”他说。 第四十章 医护人员把装着黛安·布雷遗体的尸袋从担架上移到车上时，雷内·安德森的脸色有如她正盯着的玻璃般冰冷僵硬。雨还在下。 小报记者和摄影师像在起点蓄势待发的游泳运动员一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和马里诺走向安德森的巡逻车。马里诺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探头进去。 “我们得谈谈。”他对她说。 安德森惊恐的视线在我和他之间游移不定。 “马上。”马里诺说。 “关于她我没什么可说的。”她说着瞟我一眼。 “我想医生可不这么认为，”马里诺说，“快点，下车。别逼我把你硬拽出来。” “我不想让记者拍照！”她叫道，但已经太迟了。 摄像机宛如一阵箭雨向她扫来。 “就像电视里那样，用衣服把头包住。”马里诺语带嘲讽地说。 我走向运尸车，向那两位正关上后车厢门的医护助理吩咐道：“你们到达那里后，向保安请求帮助，”冷冷的雨水沿我的头发滴落，“直接把尸体放进冰柜，然后联系费尔丁医生，让他来监督。” “好的，医生。” “不许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绝对不会。” “绝对不能提。一个字都不许。”我说。 “一定不会。” 他们进了运尸车驶离现场。我回到屋子，对记者的问题和闪个不停的镁光灯置之不理。马里诺和安德森坐在客厅里，黛安·布雷的时钟指着十一点半。安德森的牛仔裤湿了，鞋子沾满泥巴和草屑，像是在某个地方摔倒了。她冷得瑟瑟发抖。 “你知道我们可以从啤酒罐上取得DNA吧？”马里诺对她说，“也可以从烟蒂上获得，对吧？甚至从比萨面饼上。” 安德森瘫倒在沙发上，似乎已完全被击垮了。 “这完全没有关系……”她终于开口。 “厨房垃圾桶里有绿沙龙薄荷香烟的烟蒂，”马里诺继续质问，“你抽的就是这种烟吧？这当然不会毫无关系，安德森。因为我认为昨晚布雷遇害前不久你就待在这里。我还认为她没有挣扎，也许她认识那个在卧室里把她殴打致死的家伙。” 马里诺同样认为安德森并非谋杀布雷的凶手。 “发生了什么事？”他问，“她挑逗你嘲弄你，直到你再也无法忍受？” 我想起布雷身上的性感丝绸短衫和蕾丝内衣。 “还是陪你吃了一点比萨后就要你回家，好像你在她眼里根本无足轻重？昨晚是你们最后一次约会？” 安德森低头望着自己一动不动的双手，不断舔着嘴唇，拼命忍着眼泪。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情况可以理解。每个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对吧，医生？比如在有人千方百计想摧垮你的事业时。这一点我们待会儿再谈。” 马里诺坐在古董椅上，前倾着身体，一双大手搁在粗大的膝盖上，直到安德森抬起红肿的眼睛和他对望。 “你知道自己惹上什么麻烦了吗？”他说。 安德森哆哆嗦嗦地往后拢了拢头发。 “昨晚稍早时我的确在这里。”她用干涩、颓丧的声音说，“我顺道过来看她，我们订了比萨。” “你经常这样？”马里诺说，“顺道过来？还是她邀请你的？” “我常来这里。有时候会顺路过来。”她说。 “有时你会不请自来，是这个意思吗？” 她点点头，又开始舔嘴唇。 “昨晚你就是不请自来的？” 安德森思索片刻。我看见又一个谎言云层般地在她眼里集结起来。马里诺往椅背上一靠。 “可恶，这椅子真让人难受，”他转动着肩膀，“简直像坐在墓碑上一样。我觉得还是说实话更好，你认为呢？你应该知道，我迟早会查出真相。你敢对我撒谎，我就把你剁碎了扔进监狱喂蟑螂，别以为我们不认识外面那辆你租来的车。” “警探使用租车很正常。”她狡辩道。 “是啊，用来到处跟踪别人也很正常。”他不由分说地驳斥。我说话的时机到了。 “你开着这辆车停在我秘书的公寓楼下，”我说，“或许是别人开的。总之我被跟踪了，我的秘书也被跟踪了。” 安德森没做声。 “我想你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刚好是MAYFLR吧？”我一字一字地拼道。 她不停呵着掌心。 “对啊，我差点忘了，”马里诺说，“你出生在五月。五月十日，田纳西州的布里斯托尔。我还知道你的社保号码、住址等，也许你愿意听听。” “查克的事我们也都知道。”我说。 她立刻显得焦躁不安。 “事实上，我们的监视器录到了查克在停尸间盗取药片的画面。这事你知道吧？” 她深吸一口气。其实我们还没有所谓的监控录像。 “一大笔钱呢，足够你、查克和布雷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了。” “是他偷的，不是我，”安德森急忙分辩，“出主意的也不是我。” “你以前混过色情行业，非常清楚到哪里销赃。我敢说你是这整件勾当的主谋，虽说我不喜欢查克，但在你出现之前他至少还算清白。” “你跟踪罗丝，跟踪我，试图恐吓我们。”我说。 “整个城市都是我的辖区，”她说，“我经常到处巡逻，这并不表示我在蓄意跟踪你们。” 马里诺站了起来，鲁莽地发出噪音来表达不屑。 “好啊，”他说，“咱们何不直接回布雷的卧室呢？既然你是这么优秀的警探，也许可以检查一下四处飞溅的血迹和脑浆，看能否瞧出什么名堂来。既然你没有跟踪别人，贩毒的事也跟你没有关系，那就回去好好工作，协助我们破案吧，安德森警探。” 她脸色惨白，恐惧有如受惊的鹿群从她眼中跃过。 “怎么了？”马里诺挨着她坐在沙发上，“害怕了？这表示你也不想去停尸间观摩解剖了？不再急着履行职责了？” 他耸耸肩，再度起身来回踱步，一边摇着脑袋。 “听好了，那可真让人恶心。她的脸就像汉堡——” “别说了！” “她的胸部被咬得真惨……” 安德森泪水盈眶，将脸埋进了手掌。 “似乎有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就气急败坏地拿她发泄了一番。真是充满欲望和愤怒的性犯罪。至于连脸部也被咬，那就出于个人恩怨了。” “住口！”安德森尖叫。 马里诺静静打量着她，像在研究一道写在黑板上的数学难题。 “安德森警探，”我说，“昨晚你来这里时布雷副局长穿着什么衣服？” “淡绿色上衣，类似丝绸的质地，”她哽噎着说，“黑色灯芯绒长裤。” “鞋袜呢？” “短靴，黑色的。黑袜子。” “首饰呢？” “一枚戒指和手表。” “内衣呢，戴胸罩了吗？” 她望着我，鼻涕直流，声音沉闷好似得了感冒。 “我必须知道这些重要细节。”我说。 “查克的事情是真的，”她忽然说，“但那不是我的主意，是她的。” “布雷的？”我顺势问道。 “她把我从街头拉了出来，将我安置在凶案组。她担心你妨碍她的事业前途，”她对马里诺说，“许多年前她就靠销赃药片和其他不法勾当赚钱了，自己也经常吃药。她要除掉你。” 她又将注意力转回到我身上，一边用手背抹着鼻子。我从皮包掏出纸巾递给她。 “她也要除掉你。”她说。 “显而易见。”我说。很难相信我们竟是在谈论片刻前还在这屋子后部的卧室里接受我检查的那具惨遭凌虐的尸体。 “她应该戴着胸罩，”安德森说，“事实上她几乎不脱内衣。因为她经常把领口敞开或解开第一个扣子，然后弯腰和别人说话，让人看到衬衫里面。她总是这样做，工作时也一样，她很享受别人的反应。” “什么反应？”马里诺问。 “一般人总会有所反应的。还有开衩的裙子，乍一看很平常，但如果在她办公室里，你可以看到她以特定的方式交叉双腿……我劝过她最好别穿那种衣服。” “什么反应？”马里诺又问。 “我经常劝她别那么穿。” “一个小警察竟敢警告副局长如何穿衣，这胆子可不小。” “我觉得不该让警官们看到她那个样子，用那种眼光看她。” “也许你有点吃醋？” 她没做声。 “我敢说她一定知道你在嫉妒，难过懊恼得快要发疯，对吧？布雷是故意的。她就是这种人，挑起你的兴致后又抠掉你的电池，把你牢牢握在手心。” “她戴着黑色胸罩，”安德森对我说，“有蕾丝花边。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她把你利用得相当彻底，对吧？”马里诺说，“让你给她销赃毒品，给她鞍前马后，做牛做马。她还要你做什么？” 怒火在安德森眼里愈燃愈烈。 “她要你去帮她洗车？听说是这样的。她让你变成个人见人厌的马屁精。更可悲的是，要是她肯放过你，说不定你还不会落得这种下场。你根本没机会证明自己，就那样被她控制得死死的，什么都做不了。还有，我要告诉你，布雷无论如何都不会跟你上床的。她这种人不会跟任何人上床。他们是冷血的毒蛇，不需要靠别人取暖。” “我恨她，”安德森说，“她把我看得一文不值。” “那你为什么还一直跟着她？”马里诺问。 安德森紧紧盯着我，仿佛没听到他的话。“她常常坐在你现在坐的那把椅子上，要我给她拿杯酒，给她揉揉肩、放松手和脚，有时候会要我给她按摩全身。” “你怎么做？”马里诺问。 “她躺在床上，只披着一件睡袍。” “就是她遇害时穿的那件？你给她按摩时，她脱掉睡袍了吗？” 安德森回头看向他，眼里燃着怒火。 “她总是穿得刚好足够遮蔽身体！我替她把衣服送去干洗，替她把那辆该死的捷豹加满汽油……可她对我差得要命！” 安德森听起来仿佛一个在抱怨妈妈的孩子。 “当然了，”马里诺说，“她对很多人都相当刻薄。” “可是我没有杀她，老天！我说过，除非她允许否则我绝不会碰她的！”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马里诺说，“你顺道过来是因为很想见她？” “她在等我，要我给她送药片和钱。她喜欢安定、氯羟安定和布斯帕，这些药可以让她放松下来。” “多少钱？” “两千五百美元，现金。” “这笔钱已经不见了。”马里诺说。 “本来放在桌上，厨房的餐桌上。我也不确定。我们订了比萨，喝了点酒，然后聊天。她心情不太好。” “为什么？” “她听说你们去了法国，”她对我们俩说，“去了国际刑警总部。” “她怎么知道？” “也许是向你的办公室打听了，也许是查克发现的，谁知道呢？她—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她认为去法国的应该是她。我是说去国际刑警总部。她一心只谈这件事，然后开始怪我把事情搞砸了：在餐厅停车场的事、电子邮件的事，还有在凯利快客便利店现场的事……一股脑儿怪到我头上。” 这时时钟齐鸣。已是正午。 “你几点离开的？”钟声交响乐停歇后我问她。 “大约九点钟。” “她到凯利快客买过东西吗？” “以前或许去过，”她答道，“不过你们也看到她的厨房了，她几乎从不下厨，也很少在家用餐。” “你大概也经常给她送吃的吧。”马里诺说。 “她从来没想过回报我什么。我又赚不了多少钱。” “你处理那些处方药所得的外快呢？我不明白，”马里诺说，“难道没有你的份？” “查克和我各得一成，其余的由我每周给她送来。多少不一定，取决于有些什么药，从停尸间或者我从犯罪现场拿到的。我每次来这里都待不了多久。她总是表现得匆匆忙忙，有突发事件需要处理之类的。而我还得付汽车贷款，那一成分红就这么砸进去了。不像她，从来不必担心什么汽车贷款。” “你和她起过争执吗？”马里诺问。 “有时候会有一些争论。” “昨晚呢？” “算是吧。” “争论什么？” “老问题。我不喜欢她的脾气。” “然后呢？” “我就离开了。我说过，她总是日理万机的样子，每次讨论或争论都由她叫停。” “昨晚你开的是租来的那辆车吗？”马里诺接着问。 “是啊。” 我想象着凶手目送她离开，他早已在阴暗的角落埋伏多时。“天狼星号”进港时她们二人都出现在港口，那时凶手正以名叫“帕斯卡”的船员身份抵达里士满。也许他看见了安德森，也看见了布雷。他对每个调查他犯罪案件的参与者都抱着高度兴趣，包括马里诺和我。 “安德森警探，”我说，“有时你离开后是否又返回来，想和布雷进一步谈谈？” “是的，”她坦白地说，“她就那样把我赶出去，太不公平了。”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吗？” “只有在我非常生气的时候。” “回来后你都怎么做？按门铃？你怎么让她知道你来了？” “什么意思？” “警察一般习惯敲门，至少每次到我家时都是这样，”我说，“他们不按门铃。” “因为我们造访的老鼠洞没几个门铃会响。”马里诺指出。 “我敲门。”她说。 “怎么敲？”我说。马里诺点了根香烟让我继续。 “这个……” “敲两次还是三次？用力敲还是轻轻敲？”我追问道。 “三次，用力敲。” “这样她就会让你进门？” “有时不会，有时则会开门赶我回家。” “她会询问外面是谁之类的吗？还是直接开门？” “如果知道是我就会直接开门。” “你是说，如果她以为是你的话。”马里诺说。 安德森随我们的逻辑思考摸索着，然后凛然停了下来。她无法继续思考，真相是她无法承受的。 “可是昨晚你没回来，对吗？”我问。 沉默代替了回答。她没有回来。用力敲三次门的不是她，而是凶手。布雷毫不犹豫地开了门，或许在那个怪物出人意料地闯进她的屋子时，已经打好了腹稿来延续她们的争执。 “我没对她怎么样，我发誓，”安德森说，“不是我的错。”她一次又—次地强调。主动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有违她的天性。 “你昨晚没回去找她是正确的，”马里诺说，“如果你说的全部属实。” “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对天发誓！” “如果你又回来，或许也会遇害。” “我和这件事毫无关系！” “从某种角度来看你回来了，否则她不会开门……” “这样说太不公平了！”安德森叫道。她说得没错。无论她和布雷的行为有何不妥，凶手躲在暗处窥伺也不是她们的错。 “于是你回家了，”马里诺说，“后来你又给她打电话了吗？试图作些弥补？” “打了。但她没接。” “在你离开多久以后？” “二十分钟吧。我打了好几次，还以为是她不想理我。午夜后我又打了几次，都是转到答录机留言，我开始有些担心了。” “你留言了吗？” “许多次都没有。”她停顿片刻，艰难地咽着口水，“今天早上我来看她究竟怎么了，在大约六点半的时候。我敲了敲门，没人应答。门没有锁，我就开门进来了。” 她又颤抖起来，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我到了后面的房间……”她声音高亢起来，随即顿了顿，“然后跑了出来。我吓坏了。” “为什么？” “房间里有人……我几乎可以感觉到他，屋里留着他的气息，我当时甚至以为他还没有离开……于是我握紧枪冲了出去，开车逃得远远的，然后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 “这我倒是相信，”马里诺略显疲倦地说，“至少你报上了姓名，没玩那种匿名电话的把戏。” “万一他来找我，该怎么办呢？”她说，看起来弱小而又无助，“我去过凯利快客，有时我会去那里购物，而且跟金兰说过话。” “多谢你现在才告诉我们。”马里诺说。我终于明白了金兰会被牵扯进来的原因。 倘若安德森才是凶手一直在跟踪的对象，那么她可能在无意间将他引向凯利快客，引向他在里士满的第一名受害者。引导凶手的也可能是罗丝。也许这个怪物在罗丝和我一起走向办公室后面的停车场时就一路窥视，甚至跟踪我到了罗丝的公寓。 “我们可以把你关起来，如果这样会让你安心一点。”马里诺说。他是认真的。 “我该怎么办？”安德森哭了起来，“我一个人住……我真的好害怕。我怕死了。” “共谋倒卖二级毒品，”马里诺大声说，“还有擅自持有处方药，这些都是重罪。让我想想，由于你和查克的工作待遇优厚，又如此洁身自好，保释金应该不会太高，两千五上下。用你那笔贩毒的分红就可以付清了，不错。” 我翻找着皮包，摸出手机打给费尔丁。 “她的尸体刚到，”他说，“需要我立刻开始解剖吗？” “不必，”我说，“你知道查克在哪里吗？” “他还没来。” “我想也是，”我说，“等他来了，要他待在你的办公室里，哪儿都别让他去。” 第四十一章 将近下午两点，我开车驶入大楼人口躲避风雨，两名殡仪馆工作人员正把一具装在尸袋里的尸体搬到一辆后车窗装有百叶窗的黑色老款型灵车里。 “下午好。”我说。 “下午好，女士。你好吗？” “这位是谁？”我问。 “从彼得斯堡来的那位建筑工人。” 他们关上后车厢门，然后摘掉橡胶手套。 “被火车撞死的那个，”两人都相当健谈，“真不敢想象。我可不想要这种死法。过得愉快。” 我用磁卡刷开侧门，进入通亮的走廊。这里的地板饰有防菌环氧基树脂涂层，墙上装有闭路电视监控摄像头。我走进休息室想泡杯咖啡，一眼看见罗丝正气急败坏地猛按自动售货机上健怡可口可乐的按钮。 “该死，”她叫道，“我以为这台机器已经修好了。” 她按下退币键，售货机没有动静。 “还是老样子。难道大家都不工作了吗？”她抱怨道，“就像那些州政府公务员一样，成天装模作样不干实事。” 她颓丧地长吁一口气。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心平气和地说，“会没事的，罗丝。” “我希望你能好好休息。”罗丝叹了口气。 “希望我们都能好好休息。” 员工的杯子就挂在咖啡机旁边的挂钩板上。我找不到自己的。 “到洗手间或水槽找找，你经常把杯子忘在那里。”罗丝说。这些平凡不过的日常琐事竟成了一种令人熨帖的安慰，尽管短暂。 “查克不会回来了，”我说，“他将会被捕，也许已经被捕了。” “警方已经来过了。我不会为他感到可惜。” “我要去停尸间了。你知道我接下来会做什么，所以除非极其重要，否则电话一律替我挡掉。”我对她说。 “露西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她会接乔出院。” “希望你也跟我一起住，罗丝。” “谢了，我不喜欢改变现状。” “要是你能和我一起回家，我会更加安心。” “斯卡佩塔医生，就算没有他，也会有别人的，不是吗？恶魔是永远不会绝迹的。可我还得过日子啊，总不能因为恐惧或年纪大了就变成一具木偶。” 我在更衣室穿上塑料围裙，戴上手术手套。我的手指在系带子时十分笨拙，还老是拿不住东西。我感到全身冰冷酸痛，好像得了流感。幸好有面罩、口罩、帽子、鞋套和手套的层层掩盖，它们不仅使我免受生物危害，也深藏起我的感情。此时此刻我不希望被任何人看见，被罗丝洞见自己的感受已经够糟的了。 我走进解剖室时费尔丁正准备为布雷的尸体拍照，两名副主管和三名实习医生忙着处理其他新案子。这一天不断有死者被送进来。水流声和不锈钢器具的碰撞声不绝于耳，显得细碎。电话响个不停。 除了死者的颜色，这个不锈钢空间再无其他色彩。挫伤和肿胀是青紫色，尸斑是粉红色，黄色脂肪上的血迹则格外鲜红。胸腔如郁金香般绽开，器官被取出后置于秤盘和砧板上。腐尸的气味格外浓烈。 其中两起案件的死者都还是青少年，一个拉美裔，一个白人，两人都文了粗糙的纹身，都被刺多刀。他们脸上的仇恨和愤怒已经消退，恢复为一个男孩应有的表情，无论他们原本出生于什么家庭或者遗传了何种基因。帮派弟兄是他们的家人，危险街头是他们的家园。怎么生活，就会怎么死去。 “……刺得很深。左侧背一道四英寸的伤口，穿透第十二根肋骨和大动脉，左右胸腔有超过一升的积血，”丹·钟对着夹在工作服上的麦克风进行口录，艾米·福布斯在验尸台另一端忙碌着。 “给他抽过血了吗？” “量非常少。” “左手臂有擦伤，也许是蹦极时弄伤的。我和你说过我在学潜水吗？” “哈，祝你好运。等着能去浅水湾真正地潜水吧，相当有趣。尤其在冬天。” “老天，”费尔丁惊呼道，“我的老天！” 他正在打开尸袋，揭开里面被血浸透的布罩。我走到他身边，掀开层层裹布，再度感到万分惊骇。 “老天！”费尔丁不断憋着气惊呼。 我们把她抬到工作台上，她固执地保持着倒在床上时的姿势。我们令她的手臂和双腿摆脱僵直状态，让这些部位僵硬的肌肉松弛下来。 “这个人疯了吗？”费尔丁给照相机装上底片。 “见得多了。”我说。 我们将她横卧的移动验尸台固定在置于墙壁表面的解剖水槽旁。房里顿时安静下来，其他医生全都围拢过来。 “噢，我的天哪。”钟喃喃道。 福布斯瞪大眼睛，惊骇得无法言语。 “拜托，”我说着在昏暗中搜寻他们的面孔，“这不是解剖示范，我和费尔丁还得工作。” 我开始用放大镜检查尸体，采集到了更多细长柔软的毛发。 “他不在乎，”我说，“他不在乎被我们了解得一清二楚。” “你认为他知道你们去了巴黎吗？” “我想他可能和他的家人还保持着联系，”我说，“至于如何进行的我就不清楚了。也许他们什么都知道。” 我回想起他们壮观的宅邸、华丽的吊灯以及我从塞纳河里舀起河水的情景。或许那里就是凶手为驱除忧伤而夜夜浸浴的地方。我想起史雯医生，不禁暗暗祈祷她平安无事。 “他的大脑也发黑了。”钟回去继续自己的工作。 “是啊，另一个也是。也许又是海洛因，六周以来的第四例了，全部集中在里士满。” “一定有什么好玩意儿在城里流传吧，斯卡佩塔医生？”钟大声喊道，仿佛这个下午和平日并无不同，而我也只是在解剖一个普通的死者，“同样的纹身，简单的长方形，在左手掌心，纹身时一定很疼。会是同一个帮派的吗？” “拍照存证。”我说。 布雷的伤口形态相当独特，尤其是额头和左脸颊上，连续重击使得皮肤绽裂，留下似曾相识的条纹状挫伤痕迹。 “水管的印痕？”费尔丁推测道。 “不太像。”我说。 对布雷尸体的外部检查持续了两小时。我和费尔丁对每个伤口都进行了仔细的测量、描绘并拍照存证。她的脸骨被击碎了，突起的碎骨上黏附着撕裂的肌肉；牙齿完全被打断了，有几颗甚至在猛烈的撞击下卡在了喉咙里。她的嘴唇、耳朵和下巴上的肌肉从骨头上剥离，在X光的照射下，骨头呈现出数百处骨折和创伤，尤其是头骨外层。 晚上七点我洗了个澡，身体上沾染的太多血迹将水流染成了淡红色。我感觉浑身虚脱，昏昏沉沉，因为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办公室里再无他人，我用毛巾擦着头发走出更衣室时，马里诺忽然从我办公室门口冒了出来。我大吃一惊，肾上腺素瞬间升高，一手按着胸口，几乎尖叫出声。 “你吓死我了！”我叫道。 “我不是故意的。”他神色凝重地说。 “你怎么进来的？” “夜间警卫是我的哥们儿。我不想让你一个人走到停车场。就知道你还在加班。” 我抓了抓湿漉漉的头发，和马里诺一起进了办公室，然后把毛巾往椅子上一搭，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这时我看到罗丝留在桌上的实验室报告。集装箱里垃圾桶上的指纹和那个无名死者的指纹完全一致。 “好消息。”马里诺说。 另有一份DNA报告，附带一张杰米·库恩的留言。他采用短串联重复序列进行了分析，现已有了结果。 “……发现分析表……非常相似，只有细微差异，”我随口念出声来，“……和原有采样的所有者一致……近亲……” 我抬头看向马里诺。 “简单来说，就是那个无名死者和凶手的DNA—致，两人有血缘关系。完毕。” “一致，”马里诺厌恶地说，“这些莫名其妙的科学术语真够麻烦！总之，那两个浑蛋是兄弟。” 这点我毫不怀疑。 “还需要他们父母的血液样本才能证明这一点。”我说。 “直接给他们打个电话，看我们能不能顺道拜访。”马里诺嘲讽地说道，“可爱的尚多内兄弟。万岁！” 我把报告扔到桌上。 “真的该欢呼。”我说。 “谁理他啊。” “真想知道他到底用的是什么工具。”我说。 “整个下午我都在打电话联系住在詹姆斯河沿岸那些宅邸里的大人物，”马里诺换了个话题，“好消息是他们都接听了电话而且相当配合，坏消息是我们还是不知道凶手在哪一带游荡。外面只有零下四度，他绝不可能成天待在河边或者睡在树下。” “旅馆呢？” “没人见过操一口法国腔的长毛尖牙怪物。没有一点线索。汽车旅馆就更别提了，他们本来就不爱跟警方打交道。” 我们一起穿过走廊，他似乎心事重重，并不急于离开。 “怎么了？”我问，“还有其他事情？” “露西本来昨天就该到华盛顿了，医生，去接受咨询委员会的询问。四个人专程从韦科飞过去见她，倾巢出动啊。可她坚持要留在这里，等乔痊愈后再去。” 我们走向停车场。 “她的情况大家都能体谅，”马里诺又说，我则逐渐焦虑起来，“可烟酒枪械管制局不这么认为，尤其在高层主管决定亲自插手，而露西又不露面的情况下。” “马里诺，相信她一定可以让他们明白——”我开始为露西辩护。 “是啊。她打了电话，说她过几天就去。” “他们就不能等几天吗？”我边说边打开车门锁。 “问题是整个该死的过程都被录了下来，”他说，我滑进冰冷的皮坐椅，“他们反复看了无数遍那卷录像带。” 我发动引擎。夜色更黑，更冷，更为寂寥。 “发现了不少问题。”马里诺双手插在外套口袋里。 “关于那次枪战是否合理，是吗？为了救乔一命。救她自己一命，这还不够合理吗？” “我想主要是她的态度，医生。她太……哦，你也知道，好像随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这是她一向的做事态度，因此她才总是表现得那么出色，可一旦失控就麻烦了。” “上车吗，外面那么冷？” “我要开车跟你回家，然后去办别的事。露西会陪着你，对吧？” “对。” “不然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待在家里的。那个浑蛋还在外面逍遥呢。” “我该拿她怎么办呢？”我脱口问道。 我感到迷惘。我的外甥女似乎已离我很远，有时甚至怀疑她已不再爱我。 “你也明白，这一切都和本顿难脱干系，”马里诺说，“当然，她原本就愤世嫉俗，并且不时会表现出来。也许你应该把本顿的验尸报告拿给她看，逼她面对现实，好尽早解开她的心结。” “我绝不会这么做。”我说。内心隐隐作痛，只是已不再那么强烈。 “老天，真冷。快满月了，现在真不想看到这个。” “满月就意味着他将再度出手，也是逮捕他的最佳时机。”我说。 “要我陪着你吗？” “我没事。” “好吧，万一露西不在，马上打电话给我。千万别独自待在家里。” 开车回家的途中我终于体会到了罗丝的感觉，因为恐惧、年老、悲伤，因为某些人或某些事而仿佛变成了无法掌握自我的傀儡。快到家时，我决定掉头驶往西布罗德街。我偶尔会到此处二二〇〇街区的园艺工具商店购物。这是一家社区老店，过去几年来不断扩建，商品并不限于常见的五金和园艺工具。 我很少在晚上七点前来这里，因为这个时段会有大量刚下班的顾客涌入，像逛玩具店的小男孩般挤满购物通道。停车场里停满轿车、卡车和厢型车。我快步经过休闲家具和断货电动工具的清仓甩卖区进入商店，春季花卉特价区和堆成塔状清仓特卖的蓝白色油漆罐赫然映入眼帘。 我不确定究竟要找什么，尽管我猜杀害布雷的器具是十字斧或铁锤之类的工具。我摒弃先入之见，穿行在购物通道中，浏览着那些摆满铁钉、螺帽、紧固件、螺丝钩、铰链、锁搭和门闩的货架。还有长达数百英尺的绳索和线卷、防潮漆、防火漆和应有尽有的水电工具。但没有任何让人欣喜的发现，在铁条、钳子、铁锤等大型工具区也是如此。 水管与伤口痕迹不符，因为其条纹又细又浅，不可能留下我们在布雷床垫上发现的那种奇特的条纹图案。轮胎则差得更远。我沮丧地走到水泥工具区，一眼望见远处挂钩板上的那件工具时，顿时脸颊发热，心脏狂跳。 那把形似鹤嘴锄的工具由黑铁制成，线圈形把手让人想起粗大的弹簧。我走过去拿起一把仔细查看。工具相当沉重，一端尖细，另一端很像凿子。标签上的品名写着“尖头锤”，售价是六美元九十五美分。 收银台的年轻人根本没听说过尖头锤，也不知店里还有这种商品。 “这里有人可能知道吗？”我问。 他拿起对讲机找一个名叫茱莉的副经理协助。茱莉立刻赶来了，以她精心装饰的外表和考究的衣着看似乎不像懂五金的。 “焊接的时候它可以用来敲掉渣屑，”她告诉我，“但多数情况下用于石匠砖匠那一行，砖头、石块等等的。或许你看出来了，这是一把多用途工具。上面的橙色标签表示它打了九折。” “这么说只有在有石匠活计的施工现场才能见到？这种工具似乎相当罕见。”我说。 “除非是泥瓦匠或者懂焊接的人，普通人一般没机会接触。” 我买了一把打九折的尖头锤，然后开车回家。把车开进车道时不见露西出来迎接，希望她是去弗吉尼亚医学院接乔了。乌云压顶，似乎又要下雪了。我把车停进车库，径直走到厨房，把一包鸡胸肉放进微波炉解冻。 我把烤肉酱倒在带回的尖头锤上，把手部位特地多倒了些，然后在一个白色枕套上滚动。没错，就是这种条纹的印痕。我又拿这不祥的黑铁工具的两端猛敲鸡胸肉，捶击的痕迹立刻呈现出来，正是先前见过的。我马上给马里诺打了电话。没有人接。我又拨了他的传呼机。十五分钟后他才回电给我，此时我几乎已等得失去了耐心。 “抱歉，”他说，“电话没电了，我在公用电话亭打的。” “你在哪里？” “开车到处转。我们已经找来了州警察局的固定翼飞机沿河面搜索，用探照灯到处查看。也许那个浑蛋的眼珠会像狗一样在黑暗里发光。看到天色了吗？真该死，气象预报说可能会下六英寸厚的雪。已经开始下了。” “马里诺，杀害布雷的凶器是尖头锤。”我说。 “那是什么玩意儿？” “石砖工程中用的工具。你知道河畔是否有与石头砖块有关的施工地点吗？也许他正在那里逗留，并从那里拿了工具。” “你哪里来的尖头锤？你不是回家了吗？我真的很受不了你每次都这么做。” “我就在家里，”我不耐烦地说，“也许此刻他也在家。或许是个铺着砖块或砌有砖墙的地方。” 马里诺沉默片刻。 “不知你说的这种工具能不能用在石板屋顶上。”他说，“有一栋古老的大房子，有铁门的那种，就在离温莎农庄不远的河边。那里正在新砌石板屋顶。” “那栋房子有人住吗？” “不可能，因为建筑工人整天在那里爬上爬下。没有人住。是待售的房子。”他说。 “也许他白天躲在屋里某个地方，等晚上工人们都离开后才出来活动，”我说，“说不定屋里的警报器没开，因为担心建筑的噪音触动警铃。” “我马上赶过去。” “马里诺，别一个人过去。” “河边到处都是烟酒枪械管制局的人。”他说。 我生了炉火，不久后去屋外拿木柴，发现雪下得正紧，月亮黯淡的脸躲在低垂的云层后面。我一手抱着劈好的木柴，一手紧握着格洛克手枪，目光扫向每一处阴暗的角落，耳朵捕捉着任何细微的声响。连黑夜似乎都恐惧得寒毛直竖。我匆匆回到屋里，重新设定好警报器。 我坐在客厅里，火焰舔舐着烟囱被熏黑的咽喉。我在脑中细细梳理着事情的来龙去脉，想弄明白凶手为何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布雷带到卧室。除了有多年管理经验，她毕竟也是个训练有素的警察。他为何能够如此轻易地让她解除防卫而没有丝毫反抗或挣扎？电视机开着，地方新闻台以半小时更新一次的频率滚动播出实时报道。 倘若这个所谓的狼人能看到电视或听到广播，他肯定不会喜欢媒体对他的描述。 “……据称身材强壮，身高大约六英尺，可能是光头。根据首席法医斯卡佩塔医生的说法，他可能患有罕见的疾病，导致毛发过多、面部和牙齿畸形……” 谢了，哈里斯，我暗想。竟然将所有责任让我独揽。 “……请公众务必提高警觉，千万别随便开门让陌生人进屋。” 哈里斯说得没错，市民们必然会陷入极大恐慌a将近十点钟时，电话响起。 “嗨。”露西的声音。好久没听过她这般愉快的语气了。 “你还在医学院吗？”我问。 “正在办出院手续。看到外面的雪了吗？大得要命。应该一个小时就会到家。” “开车小心。到了打个电话，我好帮忙把乔扶进来。” 我又添了两块木柴。在自己看似安全的堡垒里，我还是禁不住害怕起来。我试着转移注意力，于是一边看着hBO频道一部詹姆斯·斯图尔特的老片，一边整理账单。我想起塔利，心情又沮丧起来，并开始感到恼火。纵使我举棋不定，他总该给我个机会。我已经试着和他联系了，而他连电话都懒得回。 电话铃响起时，我惊跳起来，腿上的账单散落一地。 “喂？” “这该死的杂种果然躲在那里，”马里诺大叫，“可现在出去了。屋里到处是食物、包装纸、垃圾。床上粘满毛发，床单臭得像狗窝一样。” 我的神经像有电流窜过。 “贩毒高发地区小组派了一组人守在那里，我也部署了警力。只要他踏进河里一步，我们就马上把他捉拿归案。” “露西正要接乔回家，马里诺，”我说，“她正在外面。” “你一个人在家？”他大喊。 “在屋里，门窗紧锁，警报器开着，手枪放在桌上。” “你给我好好待着，别乱跑，听见了吗？” “别担心。” “好在现在雪下得很大，大概已经有三英寸厚了。你知道，一下雪到处都亮晃晃的，这对他来说实在不是到处游荡的好时机。” 我挂了电话，不断切换电视频道。没有什么感兴趣的节目，于是我起身到书房查看电子邮箱，可没有心情回复。我拿起那只装有福尔马林的罐子，在灯下细瞧里面由金黄色圆点涂改缩小而成的黄色小眼睛，想着一直以来我都完全没有抓到重点，想着我进展得如此缓慢又经常误入歧途，如今又导致两名妇女遇害。 我把福尔马林罐搁在客厅的咖啡桌上。十一点时，我转到NBC频道。不难想象，所有新闻都是关于这个恶魔——狼人的报道。我又一次换台，忽然警铃大作。我惊跳起来，遥控器掉到了地上。我迅速跑到卧室，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我锁上房门，抓着格洛克手枪，等待电话铃响。几分钟后，电话铃响了。 “第六区，车库门，”对方说，“需要警方前往处理吗？” “要！请他们马上过来！”我说。 我坐在床边，警铃不断撞击着我的耳鼓膜。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可视对讲机的监控器，猛然意识到，如果警察不按门铃，我就无法从屏幕上看见他们。而据我所知，他们从来不按门铃。我别无选择，只好关掉警铃，重新设定警报系统后坐下安静等候。我神经紧绷，敏感得似可听见雪花落下的声响。 十分钟后一阵急切的叩门声传来。我匆匆穿过走廊，一个声音在门廊前大叫：“警察。” 我松了口气，把枪放在餐桌上问道：“是谁？” 我必须确认这一点。 “警察，女士。我们来处理你的警报问题。” 我打开门，发现正是几天前来过的那两名警官。他们甩甩靴子上的雪，然后进屋。 “这段时间你家里不太平静，对吗？”巴特勒警官摘掉手套，眼睛四下张望，“我们对你已格外关照了。” “这次是车库门。”她的搭档麦克莱温说，“好，咱们去看看。” 我跟着他们来到车库，立刻意识到这次绝不是误触警铃，因为车库门被撬开了大约六英寸高。门外的雪地上有一串通向大门又转而离开的脚印。除了底部的橡胶条有些擦痕外再无其他工具痕迹。脚印上又铺上了一层浅浅的雪花，显然是不久前才留下的，和警铃鸣响的时间一致。 麦克莱温用对讲机请求负责人室盗窃案的警探前来支援。二十分钟后他赶了过来，拍了些车库门和脚印的照片，采了指纹。事实上，脚印是警方可以追踪的唯一线索，它们沿着院子边缘伸向街道，然后消失在杂乱的车辙中。 “我们只能派巡逻车多在这一带巡逻了，”他们离开时巴特勒说，“我们会尽可能多注意你的房子。万一有事情发生，哪怕只是听到奇怪的声响，立刻打九一一报警，好吗？” 我呼叫马里诺。已是午夜。 “出什么事了？”他问。 我如实告知。 “我马上过去。” “听我说，我没事，”我说，“有些慌乱，可是没事。我宁愿你继续搜寻凶手而不是来保护我。” 他犹豫起来。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硬闯不是他惯用的手法。”我补充道。 马里诺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说道：“有件事你应该知道，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塔利也在这里。” 我愣住了。 “他是毒品高发地区小组派来的那拨人的负责人。” “他来这里多久了？”我假装只是好奇。 “好几天了。” “代我向他问好。”我说，好像塔利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马里诺识破了我的伪装。 “很遗憾他竟是这么一个浑蛋。”他说。 我挂掉电话，打到弗吉尼亚医学院整形外科病房。值班护士不认识我，不肯向我透露任何信息。我想和罗德参议员说话，和泽纳医生说话，和露西、和任何一个朋友、和任何关心我的人说说话。此时此刻，对本顿的刻骨思念几乎让我崩溃。我想到就此埋葬我残余的生命。我想到死亡。 我试图再次生起炉火，但木柴太过潮湿，始终没有成功。我望着咖啡桌上那盒烟，却无力点燃。我蜷在沙发里，把脸埋进掌心，直到汹涌来袭的哀痛逐渐退去。急促的敲门声再度传来，我的神经瞬间紧绷，同时感到精疲力竭。 “警察。”门外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接着是类似警棍或双节棍的敲门声。 “我没有报警。”我在屋里说。 “女士，我们接到电话，说你住宅附近有可疑人物出没，你还好吗？” “我很好。”我说着关掉警报系统，开门让他进来。 门廊灯熄了。我从没想到他说话竟然不带一丝法国口音。他进屋后用脚把门踢上，我立刻闻到一股潮湿污秽如野狗般的气味。他露出丑陋的微笑，伸出毛茸茸的手试图碰触我的脸颊，像是对我怀着百般温柔。我想尖叫，但声音哽在了喉头。 他脸上长满金色细毛，一侧脸颊比另一侧要低，不对称又狂躁的眼睛里燃烧着愤怒和肉欲。他扯下身上的黑色长外套罩在我头上，我挣扎着逃跑。这一切只发生在一瞬间。 我惊恐地在客厅里逃窜，他紧追不舍，一边发出野兽般的浊重喉音。我脑中一片空白，在孩童时期般本能冲动的支配下，只想将能拿到的任何东西砸他。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咖啡桌上的福尔马林罐，里面装的正是被他杀掉的亲兄弟的残骸切片。 我一把抓起罐子，跳到沙发上翻过椅背，拼命旋动盖子。狼人已掏出工具——带线圈把手的尖头锤。他把它高高举起，同时伸手抓我，情急之中我将旋开的福尔马林罐用力朝他脸上砸去。 他尖叫一声，捂住眼睛抓着喉咙，化学液体的灼烧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紧闭双眼，狂吼着扯掉污秽的衬衫。我浑身着火般奔跑，上气不接下气。我从餐桌上抓起手枪，朝警报器开枪，然后跑到屋外的雪地里。然而没跑几步便深陷进雪里，我用左臂猛地一撑防止摔倒。我试着站起来，才发现肘部骨折了。这时我惊骇地发现他正朝我蹒跚走来。 他扶着栏杆，摸索着走下台阶。而我就跌坐在台阶底，惊慌地撑着身体后退，就像划船那样。他的上半身覆满浓密的浅色长毛，毛发沿双臂垂下，在脊背结成旋涡。他跪在地上，用两手捧起雪，反复搓揉着面颊和颈部，一边吃力地喘着气。 他距我仅有一臂之遥，我担心他会随时如野兽般跳起来。我举起枪，可无法拉开滑套。我再次尝试，但手臂由于肘部骨折和肌腱拉伤而无法弯曲。 我试图站起来，却一次次滑倒。他循声向我爬来，我慌忙后退，脚下依然不断打滑，只好翻滚着逃离。他深吸一口气，脸朝下扎进雪地，像小孩捉迷藏那般，试图减轻化学液体带来的灼痛。他像狗一样刨挖雪花，往头上堆，双手掬起雪敷在脖子上。他向我伸出毛茸茸的双手，嘴里嘟嘟哝哝。我听不懂他的法语，但相信他在向我求救。 他开始哭泣，赤裸的上身瑟瑟发抖。他的指甲污秽残缺，穿着工装靴和工作裤，也许那本属于某个船员。他痛苦地痉挛、嘶吼，我几乎要替他感到难过。但我绝不会靠近他。 肌肉出血，渗进我骨折的关节里。我的手臂开始胀痛，甚至没听见车辆驶近的声音。我只看见露西跌跌撞撞地跑过雪地，高举着心爱的点四〇口径格洛克手枪，然后拉开了滑套。她在他身边双膝触地，摆出战斗姿势，将不锈钢手枪的枪管对准他的头。 “露西，别开枪！”我拼命想支撑起身体。 她急促地喘着气，手指扣住扳机。 “你这杂种，”她说，“该死的杂种！”她怒骂着，而他依旧在痛苦呻吟，一边用雪揉着眼睛。 “露西，住手！”看她两手越发用力地握紧枪，我焦急地大喊。 “我来结束你的悲哀吧，畜生！” 我向她爬去，此时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谈话声以及车门关闭的声响。 “露西！”我说，“住手！千万别开枪！” 她充耳不闻，封闭在自己充满仇恨和愤怒的世界里。她艰难地咽着口水，看着他痛苦挣扎着捂住眼睛。 “不许动！”她朝他吼叫。 “露西，”我一寸寸向她爬去，“把枪放下。” 他依然在痛苦地挣扎，而她一动不动，宛如一尊雕塑，随后才微微摇晃起来。 “露西，你会后悔的，”我说，“请把枪放下。” 她没有照做，没有回应，也没有看我。这时我发觉人群围拢过来。他们身穿深色作战服，举着步枪和手枪，谨慎保持着安全距离。 “露西，把枪放下。”我听见马里诺说。 露西一动不动，手中的枪颤抖着。这个被称作狼人的悲惨男子正不住地哀号、喘息。她距他只有几英寸，而我与她的距离也是如此。 “露西，看着我，”我说，“看着我！” 她转头瞟我一眼，泪水滑下脸颊。 “死的人够多了，”我说，“拜托，请住手。这种做法不高明，露西，谈不上正当防卫。乔正在车上等你。别做傻事。千万别再做傻事，我们都爱你。” 她猛咽着口水。我缓缓伸出手。 “把枪给我，”我说，“拜托。我爱你。把枪给我。” 她放下枪，将它扔向雪地，不锈钢枪身闪着银光。她静静站在那里，低垂着头。马里诺走到她身边，对她说着什么。肘部已痛得令我无法思考。一双有力的手将我扶了起来。 “走吧。”塔利轻声对我说。 他紧紧搂住我，我仰头看向他。他穿着烟酒枪械管制局的制服，让我感觉怪异而不真实。我不敢确定他真的来了。一定是在做梦，一场噩梦。所有一切都是幻觉。根本不存在什么狼人，露西不会对人开枪。本顿也没有死。我眼前一片模糊，塔利紧扶着我。 “我们必须送你去医院，凯。我敢说你对这附近的医院一定很熟。”杰伊·塔利说。 “必须先把乔扶到屋子里，她一定很冷。她行动不便。”我喃喃道。我的嘴唇已经麻木，几乎无法出声。 “她没事，他们会妥善照顾她的。” 我双腿如木头般僵硬。他扶我走向人行道，步伐坚定有力，似乎连冰雪都奈何不了他。 “我不该那样对你。”他说。 “都怪我。”我艰难吐出这几个字：“我可以叫救护车来，但更想自己送你过去。”他说。 “好，好，”我说，“我希望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