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08·致命暴露》 第一章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 <er h3">一 入夜后的都柏林空气清朗而冷冽，屋外风咆哮着，像是百万支笛子在一齐尖啸。几阵骤风将老旧的窗框撞得砰砰作响，有如成群的幽灵急速飘过。我毫无睡意，又一次整理枕头，把背靠向毛茸茸的爱尔兰亚麻床单。白天的种种景象再度浮现，我看见许多四肢残缺的尸体，不禁坐起身，汗水涔涔。 我扭亮电灯，舒尔本旅馆房间的古老木质家具和暗红方格饰布顿时罩上一层温暧的黄晕。我穿上睡袍，视线在舒适床铺旁的电话上逡巡。已近凌晨两点，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比这里早五个小时，市警察局刑案部门的彼得·马里诺队长也该起床了。除非他已出门，否则便是在看电视、抽烟，大嚼垃圾食品。 我拨了他的电话，他立刻接听了，好像正守在电话旁。 “不给糖就捣蛋。”他用醉酒般的大嗓门说。 “太早了吧。”我说，开始后悔打这个电话，“早了好几个星期。” “医生？”他困惑地顿了一下，“是你？你回里士满了？” “还在都柏林。有情况吗？” “没事，只是有些家伙实在丑得不需要戴面具，所以每天都是万圣节。嘿！布巴又在揭人家底牌了。”他叫嚷起来。 “你总以为谁都在揭别人的底牌，”有个声音反驳他，“你当警探当得太久了。” “你在胡说什么？马里诺连他自己的体味都侦查不出来。” 他背后响起一阵狂笑，醉酒、嘲弄的喧闹声中夹杂着各种评论。 “我们在玩牌。”马里诺XI我说，“你那里几点啊？” “你不知道更好，”我回答，“我有不太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但现在好像不是时候。” “不，不会的。等一等，我挪一下电话。该死。我最讨厌电话线缠在一起，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可恶。”我听见他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是椅脚摩擦地板的声音，“好了，医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花了一整天和州法医讨论垃圾掩埋场案，马里诺。我越来越觉得爱尔兰这些连环肢解案就是弗吉尼亚的那个家伙所为。” 他提高嗓门：“你们逮到他了？” 我又一次整理绒毛床褥，听见他离开同伴。我伸手去拿早先搁在床边只剩几口的黑林爱尔兰威士忌。 “弗利医生检验了都柏林这几起案件的尸体，”我继续说，“我全看过了，都只有躯干。脊椎从第五节颈椎末端横着切断，手臂和腿从关节处截断，就如我说过的，这一点很不寻常。受害者包括各种肤色的人，年龄在十八到三十五岁之间，全都身份不明。案件全被归类为手法不明的谋杀案。所有受害者的四肢都不见了，残骸被丢弃在私人掩埋场。” “该死，听起来真耳熟。”他说。 “不止这些。没错，两地的案子的确十分雷同。” “看来这人渣很可能就在美国，”他说，“我想你去那里终归是件好事。” 当然，他原本并不这么认为。我是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当皇家外科医学院邀请我到圣三一医学院去作一系列演讲时，我实在无法拒绝到都柏林调查这些案件的机会。而马里诺认为这只是浪费时间，联邦调查局也觉得这种调査未必会比数字统计更有效。 我可以理解他们的疑惑。爱尔兰这些案件已悬宕十多年，且与弗吉尼亚州的案件一样，可以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我们没有指纹、齿印、鼻窦病状或其他任何能用来验明身份的凭据，也没有失踪人口的生物样本可以和受害者的DNA作比对，更不清楚凶器类型，因此对凶手也所知甚少。只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他曾经使用肉锯，这很可能是职业需求，或至少在某个时期内如此。 “据我们了解，爱尔兰的最后一起案件发生在十年前。”我对电话那头的马里诺说，“过去两年，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发现了四起案件。” “你认为他歇手了八年？”他说，“为什么？会不会是因为别的案子入狱了？” “不知道。也许他在其他地方作案，只是各地警方没有将那些案件联系起来。”我说。窗外的风声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南非也有连环杀人案，”他含糊自语，“还有佛罗伦萨、德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真是的，一想起这种事，你就会发现他妈的到处都有。嘿！”他用手掩住话筒，“还是办你自己的案子吧。你以为这是什么？社会福利吗？” 他背后响起一阵男性的嘈杂对话，有人播放兰迪·特拉维斯的歌曲。 “看来你们玩得很开心，”我淡淡地说，“拜托明年也别邀请我。” “真是群野兽，”他咕哝着，“每次都把我家喝得精光，玩牌还作弊。不要问我为什么找他们来。” “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特殊。”我试图冲醒他的醉意。 “好吧，”他说，“如果这家伙是在都柏林起的头，也许我们该锁定爱尔兰人。我觉得你最好尽快回来。”他脱口而出，“看起来我们必须去趟匡提科了。你告诉本顿了吗？” 本顿·韦斯利是联邦调查局儿童绑架与连环杀人犯调查小组的组长，我和马里诺是该小组的顾问。 “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回答得有些迟疑，“也许你可以向他提一下。我会尽快赶回去。” “最好明天就回来。” “我在这里的演讲还没结束。”我说。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你去演讲。你光演讲就可以了，什么都不必做。”他说。我知道，他又要开始探究我的心事了。 “我们把暴力输出到别的国家，至少也该将我们多年来研究犯罪案件所得的经验传授给人家……”我说。 “演讲不是你留在那个妖精国度的真正理由，医生，”他像拉开易拉罐一样砰地打断我的话，“你清楚得很。” “马里诺，”我警告他，“住嘴。” 但是他毫不理会。“自从韦斯利离婚，你就尽可能找各种借口溜到城外沿着黄砖路晃荡。现在你不想回家，只因你不愿面对现实，看看自己手上的机会并加以把握。让我告诉你，你不如立刻打个电话，或者干脆放手……” “我知道。”我温和地打断他出于醉酒的好意，“马里诺，别熬夜。” <er h3">二 法医办公室位于斯铎街三号，正对海关大楼和中央巴士站，靠近码头和利菲河。这是一栋小巧的老旧建筑，一条窄巷通向它沉重的黑色后门，门上漆有白色的大写“停尸间”字样。我登上台阶，在乔治王朝风格的入口处按了门铃，茫然等候。 在这个冷冽的星期二清晨，树木已显秋意。我睡眠不足，眼睛灼热，脑袋沉重，对马里诺在电话里说的话感到不安。 “嗨，”管理员爽朗地迎接我进门，“今天心情还好吗，斯卡佩塔医生？” 他叫吉米·肖，年轻的爱尔兰人，火红的头发像红铜常春藤，眼睛像碧蓝的晴空。 “已经好多了。”我坦承。 “呃，我正在煮茶。”他说着把门关上，我们沿狭窄昏暗的长廊走向他的办公室，“看来你需要喝杯热的。” “太好了，吉米。”我说。 “至于我们的医生，她的验尸工作应该快结束了。”走进局促的办公室时他瞟了一眼手表，“她一会儿就来。” 办公桌上搁着一本大大的有关法医验尸的书，用厚重的黑色皮质封面装订。我来之前他正边吃吐司边看好莱坞演员史蒂夫·麦奎因的传记。他将一杯茶放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没问我要加什么，因为他己十分了解我。 “吐司抹果酱？”他一如往常地问道。 “谢谢，我在旅馆吃过了。”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时我照例回答。 “我可会照吃不误。”他微笑着戴上眼镜，“那么，我再重复一遍你今天的行程。早上十一点有一场演讲，下午一点还有一场。两场都在学院举行，旧病理学大楼。每场大约会有七十五名学生参加，也可能更多，我不确定。你太受欢迎了，凯·斯卡佩塔医生，”他欢快地说，“或者因为美式暴力太有异国风味了。” “这好比说瘟疫也有异国风味一样。”我说。 “这个嘛，我们实在很难不被你的见闻吸引。” “这正是我担心的，”我友善却颇觉担忧地说，“别太入迷了。” 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拿起听筒，因电话接得太多而有些不耐烦。 他倾听了一阵，唐突地说；“是的，是的，目前我们没有这类采购计划，我得过段时间才能回复你。” “我盼望有一台电脑盼了很多年，”他挂断电话，抱怨道，“预算状况这么糟糕，有钱才怪。” “永远不可能有钱。死人又不会投票。” “这倒是事实。那么，今天的演讲主题是什么？”他很想知道。 “性侵害凶杀案，”我回答，“尤其是DAN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你感兴趣的那些肢解案，”他啜着茶，“你认为是性侵害凶杀案吗？这会不会是凶手的动机之一？”他眼神中闪着好奇。 “当然是部分因素。”我回答。 “可那些受害者的身份还没得到确认，你又怎么知道呢？凶手会不会只是以杀人为乐？例如你提过的山姆之子 “山姆之子的行为也带有性侵害成分，”我说着四顾寻找我的法医朋友，“你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吗？我恐怕没太多时间。” 肖又瞥了眼手表。“你可以去找她。我猜她可能直接去停尸间了，刚接到一个案子。死者是年轻男性，疑似自杀。” “我去找找她。”我站了起来。 走廊入口附近是死因调查法庭，正式开庭之前非自然死亡案件的死因调査都在这里进行，包括工业和交通意外、凶杀和自杀案件，还有照相手续，因为按照规定爱尔兰媒体不许刊登太多案情细节。我钻进一个空荡冰冷的房间，里面摆着几条上过油漆的长凳，墙面光秃秃的，几个男人正将一些资料塞进公文包。 “我找法医。”我说。 “大概二十分钟前她就离开了，可能有约会吧。”一个人说。 我从后门出了大楼，经过一个小停车场向停尸间走去，一位老人正从那里出来。他似乎迷了路，困惑地四下张望，差点绊倒。他望了我好一阵，好像我会给他答案。我为他感到心痛，他来这里不会有什么快乐的理由。我目送他匆匆走向出口，此时玛格丽特·弗利医生忽然从他身后冒了出来，顶着一头灰白的乱发。 “上帝！”她几乎向我直冲过来，“我刚转身他就不见了。” 那位老人打开铁栅门，离开了。弗利缓步穿过停车场，关上门并且重新上闩。她向我走来时几乎喘不过气，差点被石径上的一处隆起绊倒。 “凯，你来早了，还跑来这里。”她说。 “是亲人吗？”我问。 “死者的父亲。还没确认身份就跑掉了，甚至没等我掀起盖布。把我一整天都给毁了。” 她领我走进狭小的砖造停尸间，里面摆着几个可能属于医学博物馆的白瓷验尸台和弃置已久的旧暖炉。空气冰冷，除验尸用的电锯外没有任何现代化设备。从不透明的天窗透入的暗淡的灰色微光，只够照亮那令一位父亲不忍目睹的覆盖着尸体的白纸罩。 “这个环节一向最为艰难，”她说，“谁都不该到这里来认人的。” 我跟着她进入一间小储物室，帮忙拿出几盒注射针筒、口罩和手套。 “是在谷仓的横梁上吊死的。”我们忙活时她说，“他一直在接受针对酗酒和忧郁症的治疗。很多人和他一样，失业、女人、毒品。不是上吊就是跳桥。”将配备品放进一辆手术推车时她瞥了我一眼，“感谢上帝，我们没有枪械，尤其我这里又没配备X光机。” 弗利身材纤细，戴着老式厚框眼镜，偏爱斜纹软呢服装。我们是多年前在维也纳的一场国际法医科学会议上认识的，那时女性法医病理学者非常少，尤其在国外。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玛格丽特，我必须提早回美国，”我深吸一口气，环顾四周，有些恍惚，“昨晚我没睡好。” 她点了根烟，盯着我。“我可以把你要的资料拷贝一份。你什么时候走？照片可能得等几天，不过我可以寄给你。” “只要一想到这类凶手还逍遥法外，就不免觉得刻不容缓。”我说。 “很遗憾他成为你的负担。我本来还指望经过这些年他会洗手不干呢。”她抽着浓烈的英国烟，愤愤地弹了下烟灰，“我们休息一会儿吧。我的鞋子开始变紧了，脚肿的缘故。站在这种该死的硬地板上，脚很容易酸痛。” 休息区是角落里的两张矮木椅。弗利把烟灰缸搁在这里的一张轮床上，两脚搭在箱子上，继续吞云吐雾。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可怜的人，”她开始谈论连环凶杀案，“第一个被送到这里时，我还以为是爱尔兰共和军。除了爆炸案，我还从没见过那么破碎的尸体。” 我不由自主地忆起了马克，思绪飘回我们热恋的时光。他的身影瞬间浮现，微笑着，眼里闪现的狡黠格外迷人，每当大笑或捉弄人时尤为如此。在乔治城的法学院，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欢乐、争论、熬夜的经历，我们对彼此的渴求无休无止。多年后我们各自结婚、离婚，重新来过。他始终是我生活的主旋律，来了，去了，又忽然打电话或出现在我的门前，拧碎我的心，弄乱我的床。 我忘不了他，始终无法相信伦敦火车站的一次爆炸就终结了我们暴风雨般狂热的关系。我无法相信他死了，无法想象那副景象，因为他没有留下最后的画面供我凭吊。我从未见过他的遗体，也逃避一切可能见到的机会，就像那个都柏林老人不忍亲睹儿子的遗体一样。我忽然意识到弗利在对我说话。 “抱歉。”她重复道，眼神哀伤，因为她熟知我的过去，“我无意挑起令你痛苦的话题。今天早上你似乎心情不佳。” “你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我试着振作精神，“我怀疑凶手极可能是个爆炸制造者。他不在乎炸死的是谁。受害者对他而言没名没姓，只不过是他邪恶而不可告人的信仰的祭品。” “如果问你一个关于马克的问题，会不会惹你难过？”弗利说。 “尽管问，”我微笑着说，“反正你也不会客气。” “你去过事发现场吗？重回他遇难的地点？” “我不知道事发现场在哪里。”我迅速回答。 她抽着烟，一边打量我。 “我是说，我不清楚究竟在火车站的哪个角落。”我结结巴巴地含混说道。 她仍然一言不发，只将烟蒂丢在脚下踩熄。 “老实说，”我继续说，“自从他死后我根本没去过维多利亚车站。我没有理由去那里坐火车，或坐火车到那里。滑铁卢车站大概是我到过的最后一个火车站吧。” “了不起的凯·斯卡佩塔医生唯一不肯亲自查访的犯罪现场。”弗利又从烟盒里轻弹出一根Consulate牌香烟，“你也来一根？” “天知道我多想抽烟，可我不能。” 她叹了口气。“我还记得在维也纳的时候。全是男人，可我们两个抽的烟比他们都多。” “也许那些男人正是我们那么凶地抽烟的原因。”我说。 “也许吧，但我似乎没救了。事实一再表明，我们所做无关我们所知，而我们的情感没有思考能力。”她划燃一根火柴，“我知道瘾君子的肺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我有脂肪肝。” “我戒烟后肺部的情况就好多了。至于肝脏，我无法保证，”我说，“我还没戒掉威士忌。” “上帝，千万别戒，否则你的生活会毫无乐趣。”她稍作停顿，率直地补充道，“当然，情感可以加以引导、教育，它们不会背叛我们。” “我可能明天就走。”我拉回话题。 “你必须先到伦敦转机，”她注视着我，“在那里逗留一天。” “什么？” “事情还没了结，凯。一直以来我都有这种感觉。你必须去埋葬马克·詹姆斯。” “玛格丽特，你怎么忽然想到这个？”我又开始结巴了。 “我看得出一个人何时是在逃避。你就是，正像那个凶手。” “你可真会安慰人啊。”我回应道，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可这次她不打算放过我。“理由截然不同，却又非常相似。他邪恶，你相反，但你和他都不希望被人逮到。” 她简直把我看透了。 “那依你看，到底是谁或什么想要逮住我呢？”我尽量轻描淡写，但眼泪就快夺眶而出。 “就目前来说，我认为是本顿·韦斯利。” 我挪开视线，目光越过轮床和它那系着辨识牌的惨白而凸出的脚架。从天窗透进的光线随云朵的遮掩渐次变幻，四周的瓷砖和石块散发的死亡气息似乎有百年之久。 “凯，你打算怎么做？”我抹去眼泪时她和善地问。 “他想和我结婚。”我说。 <er h3">三 我飞奔回里士满的家。渐冷的天气使几天的日子长如几周。清晨四处蒙霜，夜晚我则在火炉前度过，思考、懊恼。太多事情悬而未决，我以一贯的方式应对，深陷在工作的迷宫里直到找不到出口。这种做法让我的秘书几近疯狂。 “斯卡佩塔医生。”她高声叫我的名字，清脆的脚步声沿着验尸房的瓷砖地板一路响来。 “在这里。”我压过水流声回答。 今天是十月三十日。我正在停尸间的更衣室里用消毒肥皂洗手。 “你去哪里了？”罗丝走进来问。 “解剖脑部。几天前猝死的那位。” 她抓着我的日程表翻看着，一头灰发整洁地别在脑后，身穿和心情似乎十分相称的深红色套装。我没说再见就飞往都柏林让她很是生气，回来后又忘了她的生日。我关掉水龙头，擦干双手。 “肿胀，脑回扩张，皮质沟窄化，这是长期全身性低血压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变症状。”我述说着。 “我一直在找你。”她耐着性子说。 “我又怎么了？”我两手一摊。 “你中午和乔恩有个饭局，在骷髅与尸骸餐厅。” “哦，糟了。”想起他和另外那些我一直没时间约见的医学院选修学生，我不禁懊恼地失声叫道。 “我早上提醒过你了。上星期你就忘了他的约会，他真的急于和你谈谈他在克利夫兰诊所实习的问题。” “我知道，我知道。”我沮丧地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一点半，也许他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喝杯咖啡？” “你两点钟得去法院作证，三点要参加关于南诺福克案件的会议。四点在司法科学院作关于枪伤的演讲，五点要和州警察局的林恩调查员会面。”罗丝逐项往下念。 我不喜欢林恩调查员和他谈论案件的方式。发现第二具躯骸后，他就开始插手调查工作，而且自以为比联邦调査局懂得都多。 “林恩的约会可以取消。”我简短地说。 秘书打量了我好一阵，只有隔壁验尸房的水流声和海绵的啪答声不断传来。 “那我取消与他的约会，这样你就可以和乔恩见面了。”她像个严厉的女校长般从眼镜上方的空隙瞅着我，“然后你得好好休息，这是命令。至于明天，斯卡佩塔医生，你就别来了。别让我看见你跑来破坏办公室的气氛。” 我还没来得及抗议，就被她抢过了话头。 “别想狡辩，”她坚决地继续说，“你需要花一整天重建心理健康，好好过个周末。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她说得没错。想到将有一整天完全属于自己，我的情绪顿时高昂起来。 “没什么行程是无法重新安排的。”她面露微笑补充道，“况且，今天天气稍稍回暧，气温在二十七度左右，应该很舒服。天空蔚蓝，树木是一年中最美的，白杨树黄澄澄的，枫树红得好像要燃烧起来。更别说明天就是万圣节了，你可以雕个南瓜。” 我从储物柜里取出套装上衣和鞋子。“你真该去当律师。”我说。 <hr /> 注释： 。顺着黄砖路走就可到达翡翠城，请奥兹国的巫师帮忙，后引申为“希望之路”、“成功之路”。</a> 第二章 <er top">一 次日天气正如罗丝预言的那样，我醒来时非常兴奋。等到商店开门，我出去采购了晚餐的食材和一些糖果招待不给糖就捣蛋的小朋友，然后开车远赴那个位于贺尔街的我最喜欢的园艺中心。屋子四周的夏季盆栽早就凋萎了，我实在不忍看见花盆里满是枯死的梗茎。午餐过后我提着几袋黑土、几盒植株和一个喷壶来到前廊。 我让前门敞开，好听见屋内播放的莫扎特的乐曲，开始将三色堇轻轻埋进新鲜而肥沃的土壤里。做面包的面团正在发酵，一锅炖肉正煨在火炉上，我种花时能闻到大蒜、酒和泥土的气息。马里诺会过来吃晚餐，我们打算一起把巧克力棒分发给那些怯怯的小邻居。三点三十五分，挂在腰际的传呼机颤动起来，而此前这世界还无比美好。 “该死。”看到传呼机上显示的来电号码，我不禁愤然骂了句。 我冲进屋里洗手，走向电话。传呼服务转来的是苏塞克斯郡警察局格里格警探的电话，我立刻拨了他的号码。 “喂，格里格。”接听的是一个低沉的男声。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说，悲凄地望着前廊地板上那几个红褐色的陶盆和里面枯萎的芙蓉花。 “太好了。谢谢你这么快就回电话。我在这里用移动电话与你通话，不想说太多。”他说话带着老南方人的腔调，语气十分从容。 “‘这里’是哪里？”我问。 “在里维斯路上的大西洋垃圾掩埋场，从东四六〇号公路下来就到了。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东西，我猜你应该想瞧瞧。” “是以前在类似地点发现的那种东西吗？”我也未点破。天色似乎暗淡下来。 “恐怕是的。”他说。 “告诉我怎么走，我马上赶过去。” 我穿着脏兮兮的卡其裤和外甥女露西送我的联邦调查局t恤，但没时间换衣服了。倘若我无法赶在天黑前把尸体运回来，就得让它在那里留到明天早上，而这是极不妥当的。我抓起医务包匆匆出了门，任泥土、卷心菜籽和天竺葵散置在前廊上。黑色奔驰当然也快没油了，我只得先到阿莫科加油站自己动手加油，然后上路。 这段路大约一小时车程，我加速行驶。树叶背面闪着微弱的白光，农场和园圃里成排的谷物已变成黄褐色。田野上涌动着大豆苗的绿浪，没被拴住的山羊在旧农舍的院子里吃草。许多屋顶和转角处耸立着绚丽的彩球灯柱，我常常想，推销员究竟要如何谎话连篇，才能利用居民的恐惧像暴风过境般大批推销这种玩意儿。 格里格要我寻找的大谷仓很快出现在眼前。我转到里维斯路，行经几栋小砖房和停着几辆敞篷小卡车的拖车场，在拖车场看到几条没戴颈圈的狗。路旁竖着Virginia Diner餐厅和激浪汽水的广告牌。汽车一路颠簸，穿越铁轨，红色尘土烟雾般从车轮下扬起。前方道路上，一只秃鹫正在啄食动作迟缓的生物，这似乎是个凶险的预兆。 我在大西洋垃圾掩埋场入口停车，眼前是大片仿如月球表面的荒凉空地，太阳正如着了火似的下落。白色抛光镀铬的平台垃圾卡车在不断增高的垃圾山顶爬行，黄色的履带车则如张牙舞爪的蝎子。我坐在车里，静静看着尘埃被暴风裹挟般卷离垃圾掩埋场，卷过布满辙痕的小径飞快朝我扑来。原来是一辆脏兮兮的红色福特探险家休旅车，司机是个显得轻松自若的年轻人。 “要我效劳吗，女士？”他说话时带着悠缓的南方口音，神情兴奋而殷切。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说着出示黑色钱包里的警徽，这是我到达陌生现场时的习惯做法。 他仔细查看着我的证件，神情严肃起来。他在冒汗，牛仔布衬衫已经湿透，头发紧贴着脖子和两鬂。 “他们说有位法医会来，要我来找他。”他对我说。 “我就是。”我淡淡地回答。 “哦，是的，女士。我没那个意思……”他拖长了尾音，瞅了一眼我那辆被粉尘罩得严严实实的奔驰车，“我建议你把车留在这里，让我送你过去。” 我望向那片垃圾掩埋场，看着停在垃圾山顶端那些带着斜片铲刀和铲斗的履带车。两辆没有标记的警车和一辆救护车正停在发现异常状况的位置等我，几名警察聚在一辆较小的卡车车尾，看上去只是几个小小的身影，那附近有个人正用棍子戳着地面。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查验那具尸体。 “好吧，”我说，“就这么办。” 我停好车，从行李箱取出医务包和现场工作服。年轻人没做声，好奇地看着我敞开车门，坐在驾驶座上，套上那双多年来陪着我跋山涉水寻找谋杀案死者和溺水者而刮痕累累的旧橡胶靴。接着我穿上一件宽大的牛仔布衬衫，那是前夫东尼留给我的，如今那段婚姻已恍如隔世。我钻进那辆福特探险家休旅车，戴上双层防护手套，将消毒面罩往头上一套，让它松垂在颈间。 “难怪你会这么做，”年轻人说，“那里的味道可真难闻。” “不是因为气味，”我说，“我担心的是那些微生物。” “哎呀，”他焦虑起来，“也许我也该穿上这种衣服。” “你应该不会靠得太近，没问题的。” 他没吭声，我知道他肯定已经靠近过了。对大多数人来说，窥探是种难以抗拒的诱惑。案子越可怖，诱惑越强烈。 “很抱歉灰尘这么多。”他说。车子从挤满鸭子的消防水池边杂乱的秋麒麟草丛中穿过。“我们到处撒了废轮胎碎片，并用一辆街道清洁车洒水，以防止灰尘扬起，可好像没什么用。”他焦躁地顿了顿，继续说，“我们这里每天要处理三千吨垃圾。” “什么地方的垃圾？” “利特尔顿、北卡罗莱纳和芝加哥。” “波士顿呢？”我问。因为据判断，前四起案件的尸骸应该来自较远的地区。 “没有，女士。”他摇头，“也许以后会有吧。我们这里每吨垃圾的处理费很低，只需二十五美元，新泽西是六十九美元，纽约得八十美元，而且我们也作资源回收，还进行危险废弃物测试，从分解的垃圾中收集甲烷。” “开放时间呢？” “一天二十四小时，一星期七天。”他骄傲地说。 “你可以追踪垃圾来源吗？” “这里有一套卫星定位系统。我们至少可以告诉你，在某段时间内有哪些卡车把垃圾运到发现尸体的地点。” 我们驱车从活动厕所附近的深泥坑涉水而过，又在高压水流的冲洗下摇晃了一阵。所有卡车在驶回公路和普通路面前都要在这里冲洗干净。 “我敢说这种事从没发生过，”他说，“现在他们又在休史密斯垃圾场发现人的四肢，至少听说是这样。” 他望着我，似乎认为若有其事我应该知道，但我没有证实他所说传言的真假。探险家休旅车泥浆四溅地驶过洒满橡胶碎片的泥地，一阵垃圾分解的酸腐味飘进车里。我的注意力转向一辆我到达后就一直默默观察的小卡车，思绪纷飞。 “顺便一提，我叫凯斯·普雷森。”他把手在长裤上一抹，然后伸到我面前，“很高兴认识你。” 我戴着手套和他握了手，角度有些别扭。几个用手帕和布块掩着鼻子的男人看着我们抵达现场。现在弄清楚了，共有四个人聚集在一辆厢型压缩运载卡车后面。这种车用来清空市区垃圾收集箱里的垃圾，并将其压缩，车门上漆着“柯尔卡车运输公司”几个大字。 “那边正用棍子戳垃圾的人是苏塞克斯来的警探。”普雷森说。 那是个中年人，袖管卷起，臀部别着把枪。我感觉和他似曾相识。 “格里格？”我想到那位和我通过电话的警探。 “没错。”汗水沿普雷森的脸庞滚落，他异常紧张，“你知道，我从没跟警察局的人打过交道，连超速罚单都没收到过。” 我们逐渐减速停车。尘土飞扬，四周影影绰绰。普雷森抓着车门把手。 “坐着等一会儿。”我对他说。 我透过车窗仔细观察着，一边等待尘埃落下，接近犯罪现场时我总会这么做。挖土机的铲斗停在半空，铲斗下方的压缩运载卡车几乎是满的。放眼四周，整个掩埋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引擎声轰鸣着，唯独这个地区停工了。我望着威武的白色卡车呼啸着爬上垃圾山，推土机来回刨抓，配有齿状刀轮的压土机碾压过地面。 救护车在等着运送尸体，几名医护人员坐在空调车内，透过沾满灰尘的车窗望着我，等待我一下步的行动。一看见我将消毒面罩掩住口鼻并打开车门，他们便跟着下了车，车门砰砰关上。那名警探立刻向我走来。 “苏塞克斯郡砮察局的格里格警探，”他说，“是我打的电话。” “你一直在这里吗？”我问他。 “大约下午一点接到的消息，从那时起就待在这里了。是的，女士，我一直都在这里，以免现场遭到破坏。” “打扰了，”一名医护人员对我说，“你现在就需要我们协助吗？” “大约十五分钟后，会有人通知你们的。”我话音刚落，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回到救护车里。“我需要一点空间。”我对其他人说。 伴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众人纷纷让路，他们一直护卫但不知如何处置的东西出现在眼前。在秋日傍晚暗淡的阳光下，那具尸体苍白得极不自然。残株似的躯骸从一处垃圾堆上滚下来，仰面着地。看起来像白种人，但不能确定。生殖器部位爬满蛆，很难一眼判断出死者的性别，甚至无法确定大致的年龄段。尸体的脂肪异常少，肋骨突出，平坦的胸部也让人很难判断其性别。 我靠近并蹲下，打开医务包，用镊子把一些蛆夹进瓶子里以作昆虫分析之用。近距离观察后，我判断受害者是位女性。她的躯体被人从颈椎下方截断，四肢都遭切除，截口部位因年龄关系显得干枯暗沉。我立刻察觉这起案件和前面几件有所差异。 这个女人肢体被切断之处是坚硬的肱骨和股骨，而非关节。我取出解剖刀，在尸体右侧划出一道半英寸长的切口，插入一支化学体温计，又将另一支搁在医务包上。在此过程中，我始终能感觉到那些男人死死盯着我的目光。 “你在做什么？”一个身穿方格衬衫、头戴棒球帽的男人问。他看起来就快吐了。 “我必须测量尸体的温度，以判断死亡时间。最精确的方式是测量肝脏的温度，”我耐心解释，“同时我也必须测量周围环境的温度。” “热死了，这里向来这样。”另一个男人说。“我猜，是个女人吧。” “现在这么说未免过早，”我回答，“这辆压缩运载卡车是你的？” “是啊。” 他十分年轻，深色的眼睛，洁白的牙齿，手指上有刺青，这常常让我想起坐过牢的人。他裹着的头巾被汗水浸湿了，目光始终躲躲闪闪，似乎无法在那具残骸上停留太久。 “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他补充说，充满敌意地摇着头。 “什么意思？”格里格转头注视着他。 “跟我没关系，真的。”那司机说，仿佛这是他这辈子最重大的宣言，“是挖土机替我铲平垃圾的时候扒出来的。” “这么说我们无法确定运来的准确时间？”我环顾四周的面孔。 普雷森回答了我的问题：“上午十点后有二十三辆卡车在这个工作点卸垃圾，不包括这一辆。”他望着压缩运载卡车。 “为什么是十点？”我问，因为从十点开始计算卡车数量似乎太随意。 “我们在十点撒了最后一层轮胎碎片，它不可能是那之前被运来的。”普雷森解释道，一边望了尸体一眼，“而且在我看来，它被丢在这里不可能太久，因为它看起来不像被五十吨重并带有齿状刀轮的压土机、压缩运载卡车或这辆挖土机碾压过。” 他看向其他倾卸点，卡车将压缩过的垃圾倾倒出来，巨大的牵引机再把垃圾捣散摊平。此时压缩运载卡车的司机显得越发激动、愤怒了。 “我们这里到处都是重型机械，”普雷森补充说，“它们永远工作个不停。” 我望着压缩运载卡车和那辆驾驶室里空无一人的鲜黄色挖土机。一块黑色垃圾袋碎片在升起的铲斗上飘动。 “挖土机的司机呢？” 普雷森迟疑了片刻才回答：“这个……就是我了。有个伙计请假了，我被派来代班。” 格里格靠近挖土机，仰头望着在干燥、燠热的空气中飘动的垃圾袋残片。 “告诉我当时的情况。”我对普雷森说。 “没什么特别的。我在帮他卸垃圾，”他朝那个司机点点头，“结果铲斗钩住了那包垃圾，就是那边那包。袋子破了，尸体就掉到那里了。”他顿了顿，用袖子蹭蹭脸，挥走几只苍蝇。 “可你无法确定这包垃圾究竟是从哪里运来的？”我再次追问。格里格仔细听着，尽管他可能早已为他们做了笔录。 “不可能是我挖出来的，”普雷森率直地说。“我不是说这不可能，只是认为这并非事实。” “这是因为你不想承认。”司机瞪着他。 “我清楚得很，”普雷森毫不退缩，“明明是我替你卸垃圾时用铲斗从你的车上抓下来的。” “老兄，你根本不能确定那东西出自我这里。”司机反驳道。 “的确，我没说这是事实。但这合情合理。” “对你来说很合理。”司机面露恐吓。 “够了，伙计们。”格里格发出警告并走近了些，这举动提醒他们他不仅身材高大，而且有枪。 “没错，”司机说，“我受够了。什么时候可以走啊？我得赶回去。” “这种事难免会带来不便。”格里格坚定地看着他。 司机翻了个白眼，嘟囔着抱怨了几句，然后大步走开，点燃一根香烟。 我高举起从尸体上取下的温度计。刻度显示二十九摄氏度，和环境温度相同。我把尸体翻过来查看，发现臀部下方有一小片肿胀的丘疹。我再度仔细检查，在肩膀和大腿切口边缘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用双层袋子包裹起来。”我指示道，“我需要那个包着她的垃圾袋，包括钩在铲斗上的碎片，还有与她身体直接接触的所有垃圾，全都需要。” 格里格拿出一个二十加仑容量的垃圾袋，甩开，然后从衣袋里掏出手套，蹲下身开始一把一把收集垃圾。同时，医护人员打开了救护车后门。压缩运载卡车的司机靠在驾驶座上，我感到他的怒火正炽烈燃烧。 “你的压缩运载卡车从哪里来的？”我问他。 “自己看车牌。”他语气粗暴。 “弗吉尼亚的哪里？”我不想在他面前退缩。 普雷森开口了：“潮水镇，女士。这辆卡车是我们的，我们租了很多这种卡车。” <er h3">二 垃圾掩埋场的行政办公室可以俯瞰消防水池，在充满噪音的嘈杂环境中有种奇特的脱序感。建筑外墙上涂着桃红色的灰泥，窗台上种着花草，步道两边是精心修剪过的灌木丛。百叶窗漆成奶油色，前门有个菠萝形状的铜质门环。进屋后，扑面而来的清爽冰凉的空气让人舒适而放松，此时我明白了为何帕西·林恩调查员选择在这里作简报。我敢肯定他从没去过现场。 他坐在休息室里，身边一个挽起袖子的中年人一边喝着健怡可乐，一边看着电脑打印图表。 “这位是斯卡佩塔医生。”普雷森向林恩介绍，“抱歉，我不知道你的全名。” 林恩对我咧嘴一笑，眨了眨眼。“医生跟我是旧识。” 他身穿亮蓝色套装，一头金发，散发出一种令人毫无防备的单纯无辜的气质，但这骗不了我。他也许是个万人迷，实则懒散、浮夸，而我无法忽略的事实是，自从他参与这些案件的调査，我们一直备受消息泄漏的困扰。 “这位是基钦先生，”普雷森对我说，“这座垃圾掩埋场的负责人。” 基钦身穿简单的牛仔裤和天伯伦牌长靴，他伸出粗糙的大手，灰眼睛透着忧郁。 “请坐。”他说着拉出一把椅子，“今天实在不是个好日子，对外面那个人来说更糟。” “那人的坏日子早就过去了，”林恩说，“现在她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了。” “你到过那里了？”我问他。 “我刚来一个小时左右。这里不是犯罪现场，只不过是发现尸体的地点。”他说，“第五件了。”他打开一包黄箭口香糖，“他没等太久，这次只隔了两个月。” 我不由得又恼火起来。林恩总喜欢妄下定论，带着一知半解又好卖弄的自信，他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希望能够不劳而获。 “我还没检查那具尸体，无法确定其性别。”我说，期盼着他能警觉这屋里还有其他人，“现在下结论太早了。” “那么，我该走了。”普雷森不安地说，边朝门口走去。 “记得一个小时后回来，我给你作笔录。”林恩大声提醒他。 基钦没做声，只专注地看着图表，此时格里格走了进来，向我们点点头，落座。 “这是桩凶杀案，我想这绝不仅仅是个假设。”林恩对我说。 “这点倒可以确定。”我盯着他。 “那么就与另外几件完全一样。” “这就无法确定了，我还没仔细检査过尸体。”我回答。 基钦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有人想喝汽水吗？或者咖啡？”他问，“这里也有休息室。” “案情相同。”林恩说，好像他已经了然于胸，“也是在垃圾掩埋场发现的尸体。” 格里格面无表情地旁观着，不停地用手指弹着笔记本。他咔嚓按了两次笔上的按钮，然后对林恩说：“我同意斯卡佩塔医生的说法。我们似乎还不应该把这个案子和任何其他案子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公开场合。” “上帝保佑，我可不需要这种宣传。”基钦说着长长吐一口气，“你们知道，干我这行，早该料到可能发生这种事，尤其是垃圾的来源地包括纽约、新泽西、芝加哥等地，可你绝不会想到这种事真会落在你的地盘上。”他看着格里格，“我愿意提供一笔赏金来协助逮捕那个犯下这种恐怖罪行的人。谁能提供破案线索，我送他一万美元。” “真是太慷慨了。”格里格诧异地说。 “包括办案人员吗？”林恩笑道。 “不管是谁，只要能破案。”基钦转向我，脸上不带一丝笑容，“好了，请告诉我该如何协助你，女士。” “听说你有一套卫星定位系统，”我说，“就是那些图表吗？” “我正在研究。”基钦说。 他抽出几张递给我。图上的波浪形曲线看起来就像晶洞的剖面图，还标有坐标。 “这是掩埋场地表的照片。”基钦解释道，“我们可以按需要设定每小时、每天或每周拍摄一次，以追踪垃圾来源和丢置地点。想要精确获取地面的每处位置，只要利用这些坐标就可以，”他拍一下纸张，“与制作一张几何或代数图表的道理相同。”他看看我，又补充道：“我敢说上学时这些科目一定让你很痛苦。” “痛苦这词用得好。”我微笑着说，“现在的重点是，你可以拿这些图表作比对，看看掩埋场在一车车垃圾进场时有什么变化。” 他点点头。“是的，女士，简单来说是这样。” “你有什么发现呢？” 他把八张图表依次排开。每张的波浪形曲线都不同，就像一个人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 “基本上每一条曲线都代表一个纵深点，”他说，“我们可以分析出哪个纵深点是哪辆垃圾车造成的。” 林恩喝光可乐，把空罐子投进垃圾桶。他翻着笔记，似乎在寻找什么。 “这具尸体不可能埋得很深，”我说，“以周边环境来看。尸体算是相当干净。没发现任何死后造成的伤痕。据我在现场的观察，挖土机把垃圾从卡车上一袋袋刨下来，挤破，摊在地面上，然后压土机用刀轮碾碎、压平。” “没错，”基钦颇感兴趣地望着我，“想换工作吗？” 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幅画面：噪音震耳欲聋，重型机械如恐龙般伸出利爪，刨抓着卡车上的垃圾包。我熟知前几起案件中死者的伤口形态，那些尸体全都饱受摧残。至于这起案件，除了凶手所为，受害者的躯体几乎完好无损。 “好女人真难找。”基钦说。 “你不是开玩笑吧，老兄。”林恩说。格里格则带着剧增的厌恶望着他。 “听起来很有道理，”格里格说，“如果那具尸体曾在地面上滞留过，应该会伤痕累累。” “前面四个就是这样，”林恩说，“碎得像牛肉块。”他注视着我，“这个被压过吗？” “看起来没有挤压的痕迹。”我回答。 “这倒有趣，”他思索着，“为什么呢？” “因为它并非来自压缩、捆扎垃圾的转运站，”基钦说，“而是由压缩运载卡车从垃圾回收箱收集来的。” “压缩运载卡车不进行挤压？”林恩语气夸张地问，“我还以为这正是那些卡车得名的原因呢。”他耸耸肩，朝我咧嘴一笑。 “这得看压缩运载卡车进行压缩时尸体是否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我说，“还得视许多其他状况而定。” “也许垃圾根本没经过压缩，这得看垃圾装得有多满。”基钦说。“从尸体发现地点的坐标来看，我认为与案件有关的就是那辆压缩运载卡车，至多包括它前面的一两辆卡车。” “我想我有必要知道这几辆卡车的型号和来处，”林恩说，“我们得找这些司机谈谈。” “这么说，你认为这几名司机是嫌疑人？”格里格问道，态度十分冷淡，“我理应相信你，可这想法太没道理了。依我看，垃圾并不是来自那些司机，而是丟垃圾的人。我希望他们当中有我们要找的人。” 林恩盯着他，没有一丝动摇。“我只想知道那些司机会怎么说。谁知道呢，这应该是个不错的着眼点。把尸体丢在自己的路线上，以确保亲自运送，甚至干脆把尸体装上自己的卡车。没人会起疑，对吧？” 格里格把椅子往后一推，扯松领口，动了动下巴，好像那里十分疼痛。他把脖颈扭得咔咔作响，接着转动手腕，最后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摔，愤怒地瞪着林恩，所有人都看向他。 “这事可以交给我办吗？”他对年轻的调查员说，“我痛恨无法履行政府赋予我的职责。而且，负责这案子的是我，不是你。” “我是来帮忙的。”林恩又耸了耸肩，不以为然地说。 “我倒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帮助。”格里格针锋相对。 “当第二具尸体在其他郡被发现时，州警察局便成立了一个跨辖区工作小组。”林恩说，“你参与得有点晚，老兄。看来得有个熟悉状况的人为你作个简介。” 格里格拒绝了他，转而对基钦说：“我也需要那几辆卡车的相关资料。” “保险起见，要不我把到过现场的最后五辆卡车的资料都给你们？”基钦对我们说。 “那会很有帮助的，”我说着站了起来，“越快越好。” “你们明天什么时候开始工作？”林恩问我。他仍然坐着，仿佛生命中只剩极有限的几件事要做，但还有大把时间需要消耗。 “你是指验尸吗？”我问他。 “当然。” “再过几天我才会检验这具尸体。” “为什么？” “最重要的是外部检验，这得花很长时间。”看得出他的兴致大减。“我必须仔细过滤那些垃圾，寻找蛛丝马迹，对尸体去油渍和去皮，找昆虫学家确认蛆的生长阶段以判断尸体遭弃置的时间，等等。” “你最好让我知道你的发现。”他作了结语。 格里格跟着我出了办公室，边摇头边用沉稳的声音说：“当初我离开军队时最想当的就是州警。真不敢相信他们会雇用这家伙。”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我说。 我们走出大楼时，救护车正在团团尘烟中缓缓驶离掩埋场。成列的卡车哐当前行等待接受清洗，垃圾山上又撒上一层新的轮胎碎片。到达停车处时天色已暗，格里格站在我的车前，上下打量着。 “刚才我还在想这辆车是谁的，”他一脸崇拜地说，“总有一天我也要开这玩意儿，哪怕一次也好。” 我微笑着打开门锁。“这辆车连警报器和车灯这类关键配备都没有。” 他大笑。“马里诺和我都是保龄球联盟的成员。他属于火球队，我是幸运球队的。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糟的球品，大吃大喝，老是认为别人在作弊。上次他还带了个女孩去。”他摇摇头，“她的球技和该死的摩登原始人—样，连服装都像，就是那种豹纹衣服，只差没在头发上插根骨头。告诉他，我会找他谈谈。” 他说着离开了，身上的钥匙叮当作响。 “格里格警探，谢谢你的协助。”我说。他朝我点点头，钻进自己的雪佛兰凯普瑞斯。 <er h3">三 当初我买这栋房子时就决定采用车库直通洗衣间的设计，因为我不希望从陈尸现场回到家后将死亡气息带人私人空间。下车不到几分钟，我的衣服已经进了洗衣机，鞋子和靴子也在大水槽里等待被清洁剂和硬刷子清洗。 我披上一件挂在门后的浴袍，走进主卧室，好好洗了个热水澡。此刻我又累又沮丧，无力想象她的模样、名字或者身份，只拼命将各种画面和气味赶出脑海。我调制了沙拉和一杯酒，木然望着料理台上那一大盘万圣节糖果，想起了前廊那几株等着被移进花盆的植物。然后我给马里诺打电话。 “听好，”接通后我对他说，“我认为明天一早本顿就该赶来参与办案。” 一阵沉默。“好啊。”他说，“你是要我通知他马上赶来里士满，你不想亲自告诉他。” “如果你没意见的话。我实在累坏了。” “没问题。几点？” “看他什么时候方便，我整天都在。” 上床前我先到书房查看电子邮件。露西总是宁可用电脑而非电话告诉我她的近况，她身在何处。我这位外甥女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人质救援小组的技术专员，随时可能被派往世界任何地方。 我觉得自己像个牵肠挂肚的母亲，频繁查看她的来信，她的传呼机哪天不通便担心得要命，还送她去安德鲁空军基地，看着她和那些男孩一起登上C-141运输机。我跨过几叠尚未读过的期刊和最近买来还来不及放上书架的医学书，走到餐桌前吃东西。书房是我最常使用的一个房间，我为其设计了壁炉和能够远眺詹姆斯河沿岸的大窗户。 我登入美国在线网站，一个男声告知我有新邮件。我收到一些关于几粧案件、审判、几个专业会议和期刊论文的邮件，另有一封是陌生人寄来的，我一注意到就立刻深觉不安。对方的账号是deadoc，而他发来的这封信没有内容提要，正文里只写着“十”。 附件是一个图像文件，我把它下载后解压缩。一副影像在电脑屏幕上逐渐变得完整，色彩由上自下显现，一次只能显示一条像素带。这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有一面浅灰色的墙壁和覆盖着浅蓝色布料的桌子一角，布料浸染着某种暗红色的东西。接着出现的是粗糙不平的红色伤口和人体的颜色，结果那是带血的躯体和乳头。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这可怖的影像成形，然后一把抓起电话。 “马里诺，你最好立刻过来。”我惊恐地说。 “怎么了？”他警觉地问。 “我有些东西必须让你看看。” “你还好吧？” “不好说。” “乖乖坐着，医生。”他以命令的口吻说，“我这就过去。” 我把这份文件打印出来，然后存进磁盘，唯恐它忽然在眼前消失。等待马里诺时，我调暗书房灯光，好让屏幕上的影像和色彩更加鲜明。我看着那残虐的画面，思绪乱作一团。血迹形成的可怕图像对我来说并非多不寻常，许多医生、科学家、律师和执法人员经常用网络给我发送这类照片。通常，我也得通过电子邮件来检验犯罪现场、器官、伤口或图表，甚至一些即将开庭的案件的动画重建。 发送者可能是某个探员或同事，也可能是州政府检察官或儿童绑架与连环杀人犯调査小组。可有一点极不寻常，截至目前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这起案件的犯罪现场资料，只知道受害者被弃置在垃圾掩埋场，周围全是垃圾和破碎的塑料袋。显然，只有凶手本人或涉案人员才可能发送这份文件。 十五分钟后门铃响起，此时已接近午夜，我惊跳起来，连忙跑去过道给马里诺开门。 “到底出什么事了？”他劈头就问。 他肥硕的肚腩上紧绷着一件汗湿的里士满警察局灰色t恤，下身是松垮的短裤，脚蹬运动鞋，袜子提到小腿肚。一股汗酸味和烟味从他庞大的身体上散发出来。 “跟我来。”我说。 他随我经由过道进入书房。看到电脑屏幕上的画面，他缓缓坐下，皱起眉头细看。 “这就是我想着的那玩意儿吗？”他说。 “这张照片看来是在肢解尸体的地方拍摄的。”我不太习惯我的私人工作空间里闯入其他人，焦虑感骤然而升。 “这就是你今天见过的那具尸体？” “你现在看到的照片是在受害者死亡不久后拍下的。”我说，“没错，正是掩埋场里的那具残骸。” “你怎么知道？” 他紧盯着屏幕，调整椅子，用大脚把地板上的书推走，好让自己舒适些。当他把另一些文件移至书桌一角，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的东西都有特定的位置。”我尖锐地说，立刻将文件移回杂乱的原处。 “喂，别紧张嘛，医生。”他说，好像这无关紧要，“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恶作剧？” 他又把那堆文件搬走，这下我真的恼怒起来。 “马里诺，你给我站起来，”我说，“我从来不让别人动我的书桌。你快把我逼疯了。” 他愤愤地瞥了我一眼，然后起身。“喂，拜托，下次遇到麻烦时请找别人吧。” “请你理智点……” 他打断我，发起了脾气。“不，该理智点的是你，别再这么大惊小怪了。难怪你和韦斯利会出问题。” “马里诺，”我警告他，“你太过分了，适可而止吧。” 他沉默了，冒着汗，四下张望。 “继续吧。”我重新坐下，调整椅子，“我不认为这是恶作剧，我相信这就是掩埋场那具残骸的照片。” “为什么？”他不肯迎视我的目光，双手插在口袋里。 “因为手臂和腿都是从骨头中段而不是关节处切断的。”我指着屏幕说，“还有其他相符的地方。死者是女性，除非有另一个遭到杀害、肢解，具有相同特征的受害者没被发现。况且，我不认为哪个不熟悉受害者被肢解过程的人有本事炮制出这样的恶作剧，更别提这案子根本还没见报。” “该死。”马里诺脸色潮红，“那么，这照片附有回复地址之类的东西吗？” “有。是美国在线网的用户，账号是D-E-A-D-O-C。” “是死亡医生的意思吗？”好奇心让他忘记了愤怒。 “只能这么猜测。信里只写了一个字一一十。” “就这样？” “小写字母。” 他若有所思地瞅着我。“连爱尔兰那些案件一并计算的话，这是第十件。你把信件打印了吗？” “打印了。都柏林那几起案件以及它们与这里前四起案件的关联早就见报了，”我把那份打印资料递给他，“任何人都可能看过报道。” “这不重要。假设寄信的是凶手，而他刚刚犯了案，那么他自然清楚自己总共杀了多少人。”他说，“我不懂的是，他怎么知道如何把这份文件发给你？” “我在美国在线网的账号很容易猜到，就是我的名字。” “上帝，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做。”他又开始发火，“这就像把自己的生日当作防盗铃密码一样。” “我的邮箱大都用来与一些法医领域、卫生单位和警察局的人联系，简单易记的代号对他们更方便。况且从没出过问题。”我补充说。他则继续以批判的目光盯着我。 “嗯，可现在有问题了。”他看着打印文件，“幸好，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里发现些线索，说不定他在电脑里留下了踪迹。” “在网络上。”我说。 “是啊，随便怎么说。”他说，“也许你该给露西打个电话。” “应该由本顿打。”我提醒他，“我不敢仗着是她姨妈就要求她协助办案。” “这么说我得顺便把这事告诉他了。”他闪避着地上四处堆放的物品走向门口，“希望在这关头你能表示一点善意，”他停步，转过头来，“要知道，医生，这不关我的事，但你终究得找他谈谈。” “没错，”我说，“这不关你的事。” <hr /> 注释： 第三章 第二天清晨我被雨滴重砸在屋顶上的沉闷声音和响个不停的闹铃声吵醒。在不必工作的假日现在尚早，我忽然意识到昨晚过后便已进入十一月。冬天不远了，又一年悄然消逝。我打开百叶窗，望着外面的天色。玫瑰瓣瓣凋落，河水高涨，在黑黝黝的岩石四周涌动。 我对马里诺感到抱歉。昨晚我很没耐性，甚至没招待他喝杯啤酒就让他回去了，但我又不想和他谈论他无法理解的事情。对他来说问题很简单。我离了婚，本顿·韦斯利的妻子则弃他而去，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我们原本就有一段恋情，所以干脆结婚算了。我也曾朝这方向努力。去年冬天，我和韦斯利一起滑雪、潜水，一起购物、下厨、同进同出，甚至在我院子里种花，但我们实在无法融洽相处。 事实上，我不喜欢他待在我的屋子里，与我不喜欢马里诺坐我的椅子是同样的道理。每当韦斯利移动某样家具或把餐盘和银器放错碗橱或抽屉，我总是暗自生气，而这点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困惑。他尚未离婚时我就从不认为我们的交往是正确的，可那时我们有许多乐趣，尤其是床第之欢。我无法体会到某些爱侣间应有的感觉，并害怕这种挫败暴露出自己都不忍面对的某项特质。 我开车到办公室，一路上暴雨如注，毫不留情地敲打着车顶，挡风玻璃上的雨刷使劲摆动。刚到七点，车辆稀少。迷蒙水雾中，里士满市中心的天际线渐渐浮现。我想起那张照片，脑海中浮现出电脑屏幕由上往下展开的画面，不禁浑身哆嗦，手臂顿时汗毛倒竖。我感到莫名的不安，因为忽然意识到发送照片的也许是我认识的某个人。 我在第七街出口转弯，绕过休柯坡商店街。碎石路面湿漉漉的，路边时髦的餐厅此时仍一片昏暗。我行经空荡荡的停车场，转进位于四层灰泥建筑后方的停车位。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醒目地立着“首席法医”标志牌的车位上竟停着一辆电视新闻转播车。那些记者知道，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总会找到我。 我就近停下，挥手示意他们把车移开。这时转播车的车门开了，一个穿雨衣的摄影师跳了出来，挡在我前面，另一名记者拿着麦克风跟在后面。我把车窗摇下几英寸。 “让开，”我没好气地说，“你们占了我的车位。” 他们毫不在意，此时又有一人举着镁光灯下了车。我呆坐在车里，气得浑身僵硬。记者挡住我的车门，将麦克风从车窗缝隙塞了进来。 “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否认为连环凶杀案的凶手再度出手了呢？”她高声问，摄像机亮起，灯光灼灼。 “把车子挪走。”我直直瞪着她和摄像机，语气冰冷强硬。 “你们又发现了一具残骸，是吗？”她又把麦克风凑近些，雨水顺着她的兜帽流下。 “我最后一次要求你们把转播车开走。”我的口气像个即将宣判蔑视法庭罪行的法官，“你们侵犯了我的权益。” 摄影师把镜头拉近，从各种角度取景，刺眼的灯光闪个不停。 “它是否也被肢解，就像其他……” 她在我摇上车窗的瞬间抽走了麦克风。我摇着变速杆开始倒车，一群人仓皇退让，闪避我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轮胎一阵打滑，我在转播车后面停车，将它夹在我的奔驰和大楼之间。 “等一下！” “喂！你不能这样！” 下车时我看见他们脸色发青。我没有打伞，直接跑进大门，然后上锁。 “喂！”抗议声在持续，“我们的车出不来了！” 大楼入口处停着那辆栗棕色的特大型公务车，车身上凝结的水珠滴落在水泥地上。我打开另一道门踏进走廊，一边环顾四周，看有谁在。白色瓷砖墙壁洁净无瑕，空气中充满工业用强力杀菌剂的浓重气味。我走向停尸间办公室时，巨大的不锈钢冷冻室门忽然打开了。 “早上好！”温格说，带着惊讶的微笑，“你来得真早。” “谢谢你把公务车开进来，没让它淋雨。”我说。 “据我所知没有新案子的受害人进来，所以认为把它停在大楼内应该无妨。” “你移动车子时看见外面有人吗？”我问。 他一脸困惑。“没有啊，不过那是大约一个小时以前的事了。” 温格是唯一一个通常比我先到办公室的助手。他举止轻快，极富魅力，拥有漂亮的五官和蓬松的深色头发。他略有洁癖，总是熨烫自己的工作服，每周清洗好几次公务车和验尸车，并把不锈钢擦得像镜子那般发亮才肯罢休。他负责维持停尸间的运作，工作时总带着军人般的精确和自豪，绝不容许这里的任何人有丝毫疏忽或怠慢，因此没人敢随意丢置危险废弃物，或说些对死者不敬的玩笑话。 “掩埋场的受害人还在冷冻室里，”温格对我说，“要我把它拖出来吗？” “等讨论后再说吧，”我说，“冷冻得越久越好。此外，我不希望任何人随便进来窥探。” “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他说，好像我在暗示他玩忽职守。 “我也不希望这里的任何一名职员好奇地逛来逛去。” “哦，”他眼里闪过一丝愤怒，“人心难测。” 他永远琢磨不透，因为他不同于常人。 “麻烦你提醒保安人员，”我说，“媒体已经闯进停车场了。” “不会吧？这么快？” “刚才我停车时，第八频道的记者就在那里堵我。”我把我的车钥匙交给他，“让他们待几分钟，再放他们走。” “什么意思，放他们走？”他眉头一皱，看着手上的遥控车钥匙。 “他们就待在我的停车位。”我朝电梯走去。 “他们怎么了？” “去看看就知道了。”我进了电梯，“如果他们敢动我的车，我就告他们非法入侵和恶意毁损财物，然后请司法部长办公室打电话给电视台总经理。我可能真的会起诉。”我隔着正在关闭的电梯门笑着对他说。 我的办公室在综合实验大楼的二楼。这栋大楼建造于七十年代，很快就会被我们和楼上的科学家舍弃。我们最终在布罗德街新成立的生物科技园区找到了宽敞的办公用地，那里距离万豪酒店和大剧院不远。 大楼建造时，我曾花费不少时间讨论内部细节、蓝图和预算等问题。多年来我视为家园的地方如今一片凌乱，走廊里堆叠着一排排纸箱，职员们都懒得把文件归档，因为所有物品迟早都得打包。我避开越堆越多的纸箱，穿过走廊走进办公室，办公桌一如往常像经历了一场雪崩。 我又查看电子邮箱，暗暗期待收到另一份匿名邮件，但没发现任何异状。我过滤着邮件，间或发送简短的回复。那封“死医客”的邮件静静等在收件箱里，我忍不住又一次打开信件内容和附件照片。我太过专注，根本没听见罗丝进来。 “我觉得诺亚最好再造一艘方舟。”她说。 我吓了一跳，抬头看见她正一脸担忧地站在我们两个的办公室之间的通道上脱雨衣。 “我不是故意吓你的。”她说。 她有些犹豫地走进来，仔细端详着我。 “我就知道不管怎么劝，你还是会来。”她说，“你好像见鬼了一样。” “你这么早来做什么？”我问。 “我估计你一定忙不过来。”她脱下外套，“你看早上的报纸了吗？” “还没有。” 她打开手提袋，取出眼镜。“都是关于这个‘屠夫’的新闻，你可以想象这引起了多大的骚动。我开车时听广播说，这些案子发生后市面上的手枪空前畅销。有时候我甚至会想，那些枪械商店是不是案件的幕后黑手。大家吓昏了头，然后一窝蜂地跑去买最新型的点三八口径或半自动手枪。” 罗丝铅灰色的发丝总是挽在脑后，面孔高贵聪颖。世上再无她没见识过的事物，而她也一向无惧于任何人。我经常担心她会退休，因为我知道她的年纪。她其实不必替我工作，她留下只因为关心我，而且自己也孤身一人。 “过来看看。”我说着推开椅子。 她绕到我的办公桌边，距离近得我可以闻到她身上的白麝香香味。她使用的所有香水都是美体小铺调配的，因为他们从不以动物做实验。最近她收养了第五只退休猎狗，还养了许多只暹逻猫和松鼠，几乎要变成皮草爱好者的克星。她盯着我的电脑屏幕，一时间似乎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但随即僵住。 “上帝，”她透过双光眼镜望着我，喃喃道，“这就是楼下那个吗？” “拍摄时间可能早一些，”我说，“是用美国在线的邮箱发给我的。” 她没出声。 “不必我多说，”我继续说，“我在楼下时你一定会仔细留意这里。倘若有不熟或没有预约的人上来，就让保安把他拦住，你甚至不必出去问他有什么事。”我目光锐利地看着她，因为我太了解她的为人。 “你认为他会来这里？”她若无其事地说。 “我只知道他似乎想和我接触，”我关掉邮件，站了起来，“而他办到了。” <er h3">二 不到八点半，温格便将尸体推上地磅，开始了必将极度漫长而痛苦的化验工作。这具残骸重四十六磅，长二十一英寸，背后的尸斑颜色暗淡，表明血液循环停止时，血液因地心引力沉降，也意味着她死后曾仰躺了数小时或者数天。我看着她，不由自主地想起电脑屏幕上的残酷影像，也愈发相信那就是我眼前的尸骸。 “你认为她有多高？”温格把轮床推到第一个验尸台旁并排放置，看了我一眼。 “我们得依据脊椎的长度来推测身高，因为没有胫骨和股骨。”我说着在手术袍外系上一条塑料围裙，“但她看起来很娇小，称得上相当弱小。” 片刻之后X光照射完毕，温格把X光片贴在灯箱上，它们诉说的故事似乎不太合乎常理。耻骨联合的表面，或者说两根耻骨接合处的表面，并非年轻人特有的凹凸不平的锯齿状，相反，骨头边缘呈现严重磨损的不规则唇形。其他X光片则显示胸骨末端有不规则的骨质增生，骨头边缘粗糙，外壁很薄，另外腰骶椎也有同样的退化现象。 温格并非人类学家，但他也看出了这几个显而易见的特点。 “要不是我略知一二，我会以为我们把她的X片和别人的弄混了。”他说。 “这位女士年纪很大了。” “你推测大概多少岁？” “我不喜欢猜测。”我研究着她的X光片，“但我想至少有七十岁，或者更谨慎一点，在六十五到八十岁之间。来，咱们整理一下那些垃圾。” 我们花两个小时过滤那一大袋来自掩埋场的垃圾，它们曾位于尸体下方和四周并与之直接接触。包裹她的垃圾袋应该是黑色的，三十加仑容量，用一条黄色塑料锯齿密封条扎紧。温格和我戴上口罩和手套，在大堆用作掩埋场覆盖物的轮胎碎片和椅垫碎片里翻检。我们筛检了难以计数的黏滑塑料片和纸片，挑出其中的蛆和死苍蝇放进纸盒。 我们的收获不多，只有一粒也许和案情毫不相干的蓝色纽扣，还奇怪地找到一颗小孩的牙齿，这大概是为了换取枕头下的钱币而丢掷的。我们还发现一把变形的梳子、一个瘪了的电池、一些瓷器碎片、一个扭曲的铁丝衣架和一支Bic笔笔帽。大部分垃圾都是些橡胶屑、绒毛团、破的塑料袋和湿软的纸片，我们把这些统统扔进垃圾桶，然后打开验尸台周围的照明灯，将她安置在一条干净的白床单中央。 我拿着透镜，开始一寸寸检查她的全身，在显微镜下观察，她的躯体俨然是一片残破的大地。我用镊子在她枯槁如暗红色树桩的颈部采集浅色纤维，找到了三根头发，灰白色，长约十四英寸，粘在她后背干了的血块上。 “再给我拿一个信封。”我对温格说。我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在肱骨上，即上臂骨的截断面和骨头周围肌肉的边缘，我发现了更多的纤维和似乎来自淡蓝色布料的棉屑，这意味着锯子切断过这些衣物。 “她是穿着衣服或包裹着东西时被肢解的。”我惊愕地说。 温格停手望着我。“前面几个不是。” 之前的受害者似乎是赤裸着身体遭肢解的。我继续用透镜观察，温格则在一旁作记录。 “两处股骨断面也都沾有纤维和布料碎屑。”我凑近些细看。 “这么说她腰部以下也覆盖着东西？” “没错，看来是这样。” “就是说有人将她肢解后才把她的衣服全部脱掉？”温格看着我，情感随脑中冒出的画面而浮现眼底。 “他不希望我们找到衣服，也许上面有太多线索。”我说。 “那他为什么不先脱掉她的衣服或包裹物再动手？” “也许他不想在肢解时看见她的身体。” “哦，原来这个人还挺多愁善感。”温格痛恨地说。 “把测量数字记下来。”我对他说，“颈椎从第五节切断，小转子以下的右侧残余股骨长两英寸，左侧残余股骨长两英寸半，有明显锯痕；左右肱骨均残余一英寸，同样有明显锯痕；右臀上方有一处四分之三英寸长、已经愈合的旧疫苗疤痕。” “那个呢？”他指的是臀部、肩膀和大腿上那些突起的肿胀丘疹。 “我也不知道，”我说着拿起一支注射针筒，“可能是带状疱疹病毒感染。” “哇！”温格跳离验尸台，“你真该早点告诉我。”他忧心忡忡地说。 “只是带状疱疹，”我给一支试管贴上标签，“也许吧。我必须承认，这确实有点怪异。” “什么意思？”他越发不安。 “如果是带状疱疹，病毒便会侵入感觉神经。水疱一旦冒出，就表示病毒正沿着神经系统扩散，例如在肋骨下方。所有水疱的生长进程应该都不相同，但这些表面上看是一整丛，好像是同时长出来的。”我回答说。 “还有什么可能性？”他问，“水痘吗？” “同一种病毒。小孩得了叫水痘，成人得了叫带状疱疹。” “万一我被传染怎么办？”温格说。 “你小时候得过水痘吗？” “不记得了。”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疫苗呢？”我问，“接种过吗？” “没有。” “嗯，如果你体内缺乏水痘带状疱疹的抗体，就应该去接种。”我抬头看着他，“你是否有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 他没吭声，只是走向一辆推车，摘下乳胶手套丢进用来收集生化废弃物的红色垃圾箱，然后烦躁不安地换上一双较厚的蓝色丁腈手套。我停下手中的工作看着他，直到他回到验尸台前。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早点警告我的。”他说，声音听起来有些哽咽，“我是说，在这个地方工作很难事事防范周全，例如接种疫苗，除非预防乙型肝炎。因此我必须依赖你来告诉我是否发生了情况。” “冷静。”我温和地对他说。 温格对自己的健康太过敏感，这是他唯一令我头疼的地方。 “除非有体液接触，否则你不可能感染水痘或者带状疱疹。”我说，“所以，只要你戴着手套并依照正常程序作业，没有被割伤或被注射针筒刺伤，就不会感染病毒。” 有那么一瞬，他眼神晶亮，迅速转过头去。 “我要开始拍照了。”他说。 <hr /> 注释： 第四章 <er top">一 下午，正当验尸工作快速进行时，马里诺和本顿·韦斯利一起现身了。此时外部检验已告一段落，温格去吃早已过时的午餐，停尸间只剩我一个人。韦斯利进了门，定睛注视着我，从他的外套看来外面还在下雨。 “你可能还不知道，已经发布特大暴雨预警了。”马里诺劈头就说。 停尸间没有窗户，我无从得知天气状况。 “很严重吗？”我问。韦斯利走近那具残骸察看。 “严重得要是雨再不停，就得开始堆放沙袋了。”马里诺回答，一边将雨伞靠在墙边。 我目前所在的这栋建筑和詹姆斯河只有几条街之隔，几年前较低的楼层曾经淹水，许多装有实验用尸体的桶浮了起来，福尔马林溶液渗出造成污染，并流进了停尸间和屋后的停车场。 “我应该提前防范吗？”我关切地问。 “雨会停的。”韦斯利说，好像他有本事侧写天气。 他低头看看自己的雨衣，雨衣下的深蓝色套装几乎成了黑色。他穿着挺括的白衬衫，系着传统的丝质领带，一头银发比以往稍长，但十分整洁。他利落的外表使他比平时更为精干威严，但神色却有些阴郁，原因并非只在于我。他和马里诺走向一辆推车，戴上手套和口罩。 “抱歉我们来迟了。”韦斯利说，我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每次一走出屋子电话就开始响。实在很麻烦。” “不用说就知道是因为她。”我说。 “该死，”马里诺看着这具残缺的人体，“怎么会有人做出这种事？” “我来告诉你怎么做的。”我边割取脾脏切片边说，“首先找个老妇人，让她吃不饱喝不足；她生病时，千万别找医生，然后朝她的头部开枪或者重击。”我抬头看着他们，“我敢打赌她一定有颅底骨折或其他脑部外伤。” 马里诺一脸困惑。“她又没有头，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的气管里有血。” 他们凑近去看我描述的现象。 “有一种状况可能导致这种结果，”我继续说，“她颅底骨折，血液从喉咙后方流下，被她吸进了气管。” 韦斯利仔细看着尸体，神态似已见识过百万起残虐和死亡。他盯着本应是头部所在的位置，好像在凭想象补充。 “她的肌肉组织有出血现象。”我稍作停顿才轻声说，“这表示她遭到肢解时还活着。” “上帝。”马里诺点了根香烟，憎恶地说，“别告诉我这些。” “我没说她还有知觉，”我补充道，“肢解很可能在濒死状态下进行。不过当时她还有血压，当然应该已经非常微弱。总之，颈部是这种情形，但手臂和双腿则不尽然。” “这么说他是从头部开始动手的。”韦斯利对我说。 “没错。” 他逐一查看墙上的X光片。 “这与被害者研究得出的特征不吻合，”他说，“一点都不吻合。” “这起案件没有一处是吻合的，”我说，“只有一点除外，就是同样用了锯子。另外，我也发现骨头上有几处符合刀痕特征的切口。” “还有别的吗？”韦斯利说。我将另一份器官切片放进福尔马林溶液储存罐，感觉得到他驻留在我身上的目光。 “她身上感染了某种病毒，可能是带状疱疹，右侧肾脏部位有两个疤痕，或许她得过肾盂肾炎，通俗点说是肾脏感染；子宫颈呈拉长状和星状，显示她可能生过小孩；心肌，也就是心脏肌肉，十分柔软。” “意思是……” “毒素引起的，微生物产生的毒素。”我抬头看他，“我提过，她患有疾病。” 马里诺四处踱步，从各个角度观察那具尸骸。“你知道是什么毒素吗？” “从肺部分泌物来看，她患有支气管炎。目前我只知道这些，她的肝脏情况也很糟糕。” “因为酗酒。”韦斯利说。 “没错。颜色发黄，有肿块。”我说，“我认为她也抽烟。” “她瘦得简直皮包骨。”马里诺说。 “她没吃东西，胃像根管子，又空又干净。”我向他们展示。 韦斯利从附近的桌旁拉了把椅子坐下，别过头去沉思。我从头顶架子上的滚动条拉下一条电线，给斯特莱克电锯插上插头，一向最讨厌这一步骤的马里诺赶紧退离验尸台。他们静静地看着我锯开尸骸的手臂和大腿末端，电锯发出比牙钻更刺耳的声响，一阵骨屑飘扬在空气中。我把切片分别放进贴有标签的纸盒，然后说出我一直以来的想法。 “我不认为这起案件和前几起是同一个凶手犯下的。” “我也糊涂了，”马里诺说，“可是它们有两个相似点。尸体都被肢解，而且都在弗吉尼亚中部被发现。” “关于他的被害者研究并不一致。”韦斯利说，口罩垂在颈间，“被害者包括两个黑人和两个白人，除一名黑人男性外全是女性。都柏林的五名被害者也都属于不同种族，但都很年轻。” “所以你不认为他会选择一个老妇人？”我问他。 “老实说，我确实不这么认为。但犯罪心理不是机械的科学，凯，不知什么时候他起了兴致，就会把想法变成行动。” “这起肢解案不太一样，四肢不是从关节切断的。”我提醒他们，“而且，我认为她是穿着衣服或裹着东西时被肢解的。” “也许这个女人给他制造的麻烦不小，”韦斯利说着扯下口罩丢在桌子上，“也许他杀人的欲望强烈难忍，而她刚好近在眼前，”他望着尸骸，“于是他展开攻击。但犯案的手法改变了，因为被害者研究忽然有了改变，而这不是他乐于见到的。他让她至少保留部分衣物或遮盖物，因为强暴并杀害一个老妇人并非他的本意。而且他首先割掉她的头部，以免看见她的脸。” “有强暴迹象吗？”马里诺问我。 “很难判断。”我说，“这里的工作就快结束了，我得把她送进冰柜，就像对待之前的其他受害人一样，然后期待有一天能查出她的身份。我采集了肌肉组织和骨髓作DNA化验，希望能查出某个符合检验结果的失踪者。” 我其实不抱太大希望，这一点显而易见。韦斯利拿起椅背上的外套，地板上有一小摊从衣服上滴落的水渍。 “我想看看你从美国在线收到的照片。”他对我说。 “对了，这也不太符合凶手一贯的犯案手法，”我说着开始缝合丫形切口，“处理前面几起案件时我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马里诺表情急切，像是急于赶往某处。“我得去一趟苏塞克斯，”他走向门口，“要跟我们的独行侠林恩先生见面，请他好好指导我如何调査凶杀案。” 我知道他仓促离开的真正原因。尽管他总是拿婚姻的话题对我说教，却不免因我和韦斯利的关系而尴尬，甚至暗暗妒忌。 “可以请罗丝给你看照片，”我用水管和海绵冲洗着尸体，一边对韦斯利说，“她知道我的邮箱密码。” 他难掩眼中的失望。我把装着骨头切片的纸盒拿到较远的料理台上，有人会在这里用稀释的漂白剂把切片煮沸，彻底去除肉和脂肪。他站在原地观看、等候，直到我回来。我不希望他走，却又不知该如何面对他。 “我们谈谈好吗，凯？”他终于开口了，“我难得见到你，已经好几个月了。我知道我们都很忙，而现在时机也不恰当，可是……” “本顿，”我打断他，“别在这里说。” “当然，我没想在这里谈。” “反正谈再多结果也都一样。” “我保证不会。”他瞟了一眼墙上的时钟，“不早了，不如我就留在城里，我们一起吃晚餐？” 我犹豫起来，心里无比矛盾。我害怕见他，更害怕见不到他。 “好吧，”我说，“七点到我家。我会准备些吃的，但别期待会有大餐。” “我可以带你去餐厅，我不想麻烦你。” “我现在最想避免的就是在公共场所露面。”我说。 韦斯利继续注视着我给挂牌、试管和各种容器贴上标签，离去时鞋跟重击着瓷砖地面，我还听见他在走廊电梯间对某人说话。几秒钟后，温格走了进来。 “我本该早点到的。”他走向推车，套上新鞋套、口罩和手套，“可楼上简直像动物园一样。” “什么意思？”我从背后解开手术袍，他则穿上一件干净的。 “记者啊。”他戴上防护面罩，透过面罩看着我说，“在大厅里。他们的转播车把整栋大楼都占领了。”他紧张地看着我，“真不想告诉你，可你已经被第八频道包围了。他们用车子堵住你的车尾，里面没人，存心让你出不去。” 我满腔怒火。“快报警，让他们把车拖走。”我在储物室里说，“你来收拾这里，我上楼想办法对付。” 我把起了毛球的手术袍丢进洗衣袋，扯掉手套、鞋套和帽子，用消毒肥皂拼命刷洗双手后猛地拉开储物柜。忽然，我的手笨拙起来。这起案件、媒体、韦斯利……所有事情一拥而至，我难过极了。 “斯卡佩塔医生？” 我正忙乱地扣着上衣纽扣时，温格忽然出现在门口。他在我更衣时闯入并非新鲜事，我们都不曾介意过，我面对他像面对女人一样自在。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他犹豫着，“我知道你今天挺忙。” 我把沾了血的锐步运动鞋塞进储物柜，套上上班穿的鞋子，穿上实验服。 “老实说，温格，”我审视自己的怒气，并未发泄在他身上，“我也正想找你谈谈。等你忙完这里的事情，记得来我办公室一趟。” 不必他说，我早有感觉。我乘电梯上楼，情绪阴郁如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韦斯利还在我的办公室里研究电脑屏幕上的照片。我大步穿过走廊，没有逗留片刻，我要找的是罗丝。前面办公室的职员们全都忙着回复响个不停的电话，我的秘书和行政主管正在窗前俯瞰楼前的停车场。 雨势丝毫不见减弱，但这阻挡不了城里任何一位记者或摄影师。他们的行为近乎狂热，仿佛这则报道重大得值得每个人冒着瓢泼大雨前来采访。 “费尔丁和格兰特在哪里？”我是指我的副手和今年新来的同事。 行政主管是位酷爱古龙水和时髦套装的退休警官，他离开窗口，罗丝则继续望着窗外。 “费尔丁先生在法院，”他说，“格兰特医生已经走了，因为他的地下室被水淹了。” 罗丝转过头来，一副准备随时应战的神色，好像巢穴被人侵占了。“我让杰斯守着档案室。”她是指总机小姐。 “这么说前面没人了。”我望着大厅说。 “哦，那里人可多着呢。”秘书气愤地说，一旁的电话响了又响，“我不想让任何同事坐在那里面对那群秃鹰，我才不在乎是否有防弹玻璃保护。” “大厅里有多少记者？” “十五个，也许二十个，在我出去看时。”行政主管回答，“我出去一次，要求他们离开。他们说除非你发表讲话，否则绝不离开。所以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写一篇声明之类的……” “我会向他们发表声明的。”我断然道。 罗丝搭着我的肩膀。“斯卡佩塔医生，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当……” 我打断她：“交给我吧。” 大厅很小，一道厚厚的玻璃门将所有未获准许的人阻隔在外。我绕过屋角，只见地板上布满脚印和水洼，简直无法想象大厅里究竟挤进了多少人。记者们见到我时，摄像机立刻亮起。他们开始叫喊，纷纷将麦克风和录音机凑过来，镁光灯扫着我的脸。 我提高嗓门，压过所有人的声音。“请安静！” “斯卡佩塔医生……” “安静！”我大声叫嚷，眯眼看着强光中无法辨识又极具侵略性的人群，“现在我想礼貌地请各位离开。” “这次又是‘屠夫’犯的案吗？”一个女记者的高音冒了出来。 “一切有待深入调查。”我说。 “斯卡佩塔医生。” 我差点没认出著名的电视新闻记者帕蒂·丹佛，展示着她那漂亮面孔的电子广告牌在城里到处可见。 “有消息称你正在处理的是连环杀人案件的最新受害者，”她说，“你愿意证实这种说法吗？” 我没有回答。 “听说受害者是亚洲人，很可能尚未成年，是从一辆本地垃圾车上掉落的？”她滔滔不绝，令我十分错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测，目前凶手就在弗吉尼亚？” “‘屠夫’正在弗吉尼亚犯案吗？” “也许他蓄意把其他尸体也丢弃在这里？” 我举手示意他们安静。“现在说这些为时过早，”我说，“我只能告诉各位，我们是将这起案件当凶杀案处理的。受害人是身份未明的白人女性，她并非未成年，而是个老年人。我们期待公众能打电话到法医办公室或苏塞克斯郡警察局提供线索。” “联邦调查局呢？” “联邦调查局也参与了办案。”我说。 “这么说你们把这案子看成‘屠夫’的……” 我转身，在按键面板上输入一组密码，玻璃门锁咔啦开启。我不再理会身后的质问，关上门，神经紧绷地迅速穿过走廊，进入办公室，韦斯利已经离开了。我坐在办公桌前，拨了马里诺的传呼机号码，他立刻回电了。 “上帝，我们得尽快阻止消息继续泄漏！”我对着话筒大喊。 “我们非常清楚是谁在泄漏消息。”马里诺愤怒地说。 “是林恩。”我很肯定，只是无从证实。 “那人渣和我约好在掩埋场见面，但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他还没露面。”马里诺又说。 “媒体要找他倒是容易得很。” 我把电视新闻记者获得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告诉他。 “该死的白痴！”他说。 “你见到他时记得要他闭嘴，”我说，“我们今天对那些记者完全束手无策，这下所有公众都会以为城里有个连环杀人犯在四处逃窜。” “是啊，可不幸的是这很可能是事实。”马里诺说。 “真不敢相信。”我愈发气愤，“我必须发表声明澄清这件事。我不应该处于这种被动的境地，马里诺。” “别担心，我会妥善处理这事的，包括其他所有问题。”他笃定地说。“我想你应该知道。” “知道什么？” “听说林恩一直在跟帕蒂·丹佛约会。” “我以为她已经结婚了。”我说，一边回忆她几分钟前的模样。 “她确实结婚了。”他说。 <er h3">二 我开始给编号为1930-97的案件作口述录音，努力集中心思，一边看着笔记。 “尸体送来时用袋子密封着。”我对着录音机说，同时整理被温格沾血的手套弄脏的文件，“肤色苍白。乳房小，萎缩，有皱纹。腹部皮肤有皱褶，显示出体重减轻的迹象……” “斯卡佩塔医生？”温格在门口探头说，“哦，抱歉。”察觉到我在作口述录音，他赶紧致歉，“大概现在不是时候。” “进来吧，”我疲倦地笑道，“把门关上好吗？” 他进门后把我和罗丝办公室之间的门关上，然后不安地拉了把椅子坐在我的桌边，久久无法直视我的眼睛。 “在你开口前，先听我说。”我坚定但温和地说。“我认识你很多年了，在我眼里你的一切都不是秘密。我不打算作任何评断，我不想给人贴标签。对我来说，这世界上只有两类人——好人和坏人。但我有些担心，你的行为倾向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说，眼里充满泪水。 “如果你有免疫功能不全的问题，”我接着说，“你就得坦白告诉我。也许你不该留在停尸间工作，至少不该接触某些受害者的尸体。” “我的艾滋病毒检验呈阳性。”他声音颤抖，开始哭泣。 我让他哭了一阵，他用双臂遮着脸，好像无法忍受任何人看见他。他肩膀颤抖，涕泪横流，沾湿了绿色的工作服。我拿起一盒面巾纸，向他走去。 “给，”我把面巾纸推到他面前，“没事的。”我环抱着他的肩膀，任他哭泣，“温格，我希望你能克制下情绪，我们才好继续讨论，好吗？” 他点点头，擤了下鼻子，擦干眼泪，把头依偎在我身上好一会儿。我像抱着孩子般耐心等待着，然后直视着他，两手扣着他的肩膀。 “现在得勇敢面对，温格。”我说，“我们该考虑的是如何应对。” “我不能告诉家人，”他抽噎着，“我父亲本来就讨厌我，每次母亲提起我的事他就恼火，还对她撒气，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把椅子挪近些。“那你的朋友呢？” “我们分手了。” “可他知道吧？” “我也是几星期前才知道的。” “你必须告诉他或其他关系亲密的朋友，”我说，“你应该这么做。要是别人也这样待你，也许现在你就不会坐在这里哭了。” 他沉默了，低头盯着双手，然后深吸一口气，说：“我就要死了，对吗？” “我们都会死的。”我委婉地说。 “但死法不一样。” “很可能是一样的，”我说，“我每次作健康检查都要进行艾滋病毒测试。你知道我在工作中冒的风险，你的遭遇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他抬头望着我，眼睛晶亮，脸颊滚烫。“要是我真的发病了，不如自杀算了。” “不，不要。”我说。 他又哭了起来。“斯卡佩塔医生，我熬不过去的！我不想死在那种地方——晚期病房，密不透风的救济诊所，旁边的病床上都是些我不认识的垂死病人！”他的泪水再度涌出，表情悲戚又带挑衅意味，“我会孤单一个人，就像现在一样。” “听好，”我等他恢复平静，“你不需要独自面对这些，还有我啊。” 他又是泪眼汪汪，掩面而泣，巨大的哀号声肯定在走廊都能听见。 “我会照顾你的。”我起身，向他承诺，“现在我要你回家，做你该做的事，把这一切告诉你的朋友。明天我们再讨论该如何应对。我需要知道你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想和他或她谈谈。” “弗吉尼亚医学院的艾伦·赖利医生。” 我点点头。“我认识他。明天一早你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会和他联系，并请他放心地和我谈这件事。” “好的，”他躲闪着我的目光，“可是你会……你不会告诉别人吧？” “当然不会。”我温柔地说。 “我不想让这里的人知道，还有马里诺。我不想让他知道。” “没有人会知道的，”我说，“至少我不会告诉他们。” 他缓缓起身走向门口，步伐如酒醉或晕眩般踉跄。“你不会开除我吧？”他一手搁在门把上，通红的眼睛望着我。 “温格，拜托，”我冷静但绝非冷漠地说，“真希望你对我的评价不只是这样。” 他打开办公室的门。“我对你的评价高过任何人。”泪水再度夺眶而出，他撩起工作服擦拭，露出瘦削的腹部，“一直都是如此。” 走廊里的脚步声十分急促，几乎像是跑步，随即电梯铃声响起。我听着他走出办公大楼，进入那个冷漠的世界。我用拳头支着额头，闭上双眼。 “上帝，”我喃喃道，“帮帮我。” 第五章 <er top">一 开车回家时雨势未减，路况极为糟糕，部分双向车道因六十四号州际公路上的交通意外而封锁了。事故现场停满消防车和救护车，医护人员撬开出事车辆的门，提着担架和木板奔走忙碌。玻璃碎片在湿漉漉的路面上闪烁，许多人减缓车速观望受伤的人。一辆车转了好几个圈后着火，另一辆车碎裂的挡风玻璃上染着血迹，方向盘撞得扭曲变形。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禁暗暗为车里的人祈祷——无论是谁，我都不希望在停尸间看见他们。 到达卡里镇后，我在哈斯丁海鲜店前停车。这家装饰着渔网和鱼漂的店铺出售城里最新鲜的海鲜。我踏进店铺，一阵辛辣刺鼻的鱼腥味和旧海港的气味扑面而来，陈列在冰块上的鱼片厚实而鲜嫩。被捆绑着的大螯虾在水箱里乱爬，而我不会对它们造成任何危险，因为我无法动手烹饪任何活物。我无法牢牢抓住一条鱼，要是直接将牛或猪牵到我面前，我甚至会拒绝吃肉。 我正考虑着该买什么，贝芙从店铺后面走了出来。 “今天什么最新鲜？”我问。 “哇，真是稀客。”她热情地招呼，一边在围裙上擦拭双手，“你大概是唯一冒雨上门的客人了，这么多鱼任你挑选。” “我没有太多时间，最好是容易处理并且清淡的。”我说。 她打开一罐辣根，脸上浮现一抹阴影。“我想象得出你的近况，我看了电视新闻。”她摇着头说，“你一定累坏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睡得着。我来告诉你如何准备晚餐吧。” 她走向一箱冷冻蓝蟹，问也没问便自顾拿纸盒替我挑了一磅蟹肉。 “丹吉尔岛的活蟹，我亲自处理的，要是你在里面发现一丁点儿软骨或碎壳，尽管来找我。你不是一个人吃饭吧？”她说。 “不是。” “太好了。” 她朝我眨眨眼。我曾带韦斯利来过。 她挑了六只大虾，剥壳去肠后包装好，又从收银台上拿起一罐自制海鲜酱。 “我的辣根调得太辣了，”她说，“你可能会呛得流眼泪，不过很好吃。”她开始结账，“大虾要快炒，几乎一碰到锅底就起锅，懂吗？冰一下当开胃菜。对了，大虾和海鲜酱算我送的。” “你不必这样……” 她挥手制止我。“至于蓝蟹，亲爱的，听好了。把一个鸡蛋轻轻打散，加半匙干芥末、少量伍斯特郡辣酱油、四片无盐苏打饼，压碎。一个洋葱切成细末，如果你夏天买的维达利亚甜洋葱还有，那就再好不过了。一个青椒，切碎。再加一两匙香菜，用少许盐和胡椒调味。” “听起来很美味。”我感激地说，“贝芙，要是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 “把这些全部混合，捏成圆饼。”她用双手比画着，“用中火煎到微黄。搭配生菜沙拉或我做的凉拌生菜，”她说：“照顾男人的胃这样也应该足够了。” 对我来说这些确实足够了。我一到家就开始动手，等我打开音乐、爬进浴缸时，大虾已冰得凉透。我在浴缸里撒了些据称可以减轻压力的香疗浴盐，闭上眼睛，让散发着怡人芳香的蒸气渗进所有穴道和毛孔。我想起温格，内心一阵绞痛，有如一只乱了节奏的悲伤鸟儿。我开始哭泣。他在这个城市的第一份工作就和我一起，后来离职返校深造。现在他回到工作岗位，却快死了，这令我难以承受。 七点钟，我又进了厨房，一向准时的韦斯利正把他的银色宝马停在车道上。他穿着先前那件套装，一手拿着卡布瑞霞多丽白葡萄酒，另一只手里是一瓶只剩五分之一的黑林爱尔兰威士忌。雨终于停了，云朵已移往其他方向。 “嗨！”我打开门，他说。 “你的气象侧写真准。”我亲他一下。 “总不能白拿人家的高薪不做事。” “钱都是你家里的。”我笑着说，他跟着我进屋，“我非常清楚调查局付你多少薪水。” “如果我在金钱方面像你这么有概念，就不需要家里接济了。” 我直接走到客厅的吧台后去调酒，我知道他爱喝什么。 “黑林？”我向他确认。 “只要是你调的。你是个厉害的推销员，已经成功让我上钩了。” “只要你能抽空从华盛顿过来，我随时伺候。”我说。 我准备了两杯加冰和苏打水的酒。然后我们进了厨房，惬意地坐在靠窗的桌边，开阔的窗户正对林木茂盛的庭院和河流。我真想告诉他温格的事和我的感受，但我不能背信。 “我们可以先谈点公事吗？”韦斯利脱下套装上衣，搭在椅背上。 “我也有公事要说。” “你先说。”他轻啜一口酒，直视着我。 我告诉了他有人向媒体泄漏消息的事。“林恩是个麻烦人物，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 “如果是他走漏的消息——我没说一定就是他，困难之处在于取得证据。” “我确信是他。” “凯，这远远不够。我们总不能光凭直觉就对谁展开调查吧。” “马里诺说坊间传言林恩和本地某位著名电视记者有私情，”我接着说，“她所属的公司正是得到错误消息的那一家，他们以为这起案件的受害者是亚洲人。” 韦斯利没做声。我知道他又在考虑证据，他是正确的。我话虽这么说，但一切毕竟只是猜测。 接着他说：“这家伙聪明得很。你了解他的背景吗？” “一无所知。”我回答。 “他是威廉玛丽大学的髙材生，获得心理和公共行政管理双学位。他的舅舅是公共安全部的部长。”他提供这消息简直是雪上加霜，“顺便一提，这位舅舅名叫哈洛·迪辛，是个品行端正的家伙。你不能不考虑这情况，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否则不该对他提出指控。” 弗吉尼亚的公共安全部部长是州警察局局长的直属上司，除了州长，没人比林恩的舅舅权力更大。 “你是说林恩碰不得？”我说。 “我是说，从教育背景可以看出他野心极大。他这种人都是立志当领导、政府首脑或政客的，不会甘心当个警察。” “他这种人只对自己有兴趣，”我不耐烦地说，“根本不在乎那些受害人或尚不知自己亲人生死的家属。他才不在乎谁被杀害。” “证据。”韦斯利再次提醒我，“请公道点，透漏消息给媒体的人可能很多，包括那些在垃圾掩埋场工作的人。” 我无言以对，但他无论说什么都动摇不了我的怀疑。 “重要的是尽快侦破这些案件，”他继续说。“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善尽职责，彻底忽略他，就像马里诺和格里格那样。紧抓每条线索，绕过一切障碍。”在头顶灯光的映照下，他的眼睛几乎是琥珀色，注视着我的眼神无比温柔。 我推开椅子。“我们摆餐具吧。” 他取出餐盘，开了酒。我把凉虾盛盘，又在碗里盛了些贝芙的海鲜酱。我将几颗柠檬切片，用纱布包起，把柠檬汁挤在蟹肉饼上。夜幕低垂，东方天色渐暗，韦斯利和我开始享用大虾冷盘。 “真怀念这种时候，”他说，“也许你不爱听，但这是事实。” 我没说什么，因为我不想再度引发一场持续数小时的争辩，耗尽两人心神。 “总之，”他放下叉子，搁在餐盘上，正如每个注重礼仪的人用餐完毕时所为，“谢谢你。我很想你，斯卡佩塔医生。”他微笑着说。 “很高兴你能来，韦斯利探员。” 我站起来，回以微笑，然后打开炉子，趁他的餐盘尚未见底时在平底锅里热油。 “我想说说你收到的那张照片，”他说，“首先，我们必须证实它拍摄的就是你今天处理过的那个受害者。” “我周一就会举证。” “假设确实如此，”他继续说，“那么凶手的犯案手法可说有了戏剧性的转变。” “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都有转变。”蟹肉饼在平底锅里滋滋作响。 “没错。”他说，一边吃着凉拌生菜，“这一次，凶手简直无耻至极，简直就像在昭告我们他犯下的条条罪行。当然，被害者研究也变得不一致了，这倒是件好事。”他说着过来探看我在烹饪什么美味。 再度坐下用餐时，我自信地说：“本顿，这回犯案的是另一个家伙。” 他犹豫片刻才开口：“老实说，我也认为不是同一个人，但我不打算将他排除在外，毕竟我们还不清楚他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我的挫折感再度升起。我无法证明，但本能和直觉告诉我事实确是如此。 “反正我认为，这次遇害的老妇人与之前当地或爱尔兰发生的那些案子没有关联，但有人误导我们相信彼此间有联系。我认为这次面对的是个模仿犯罪者。” “我们会积极展开调查。我想周四就能部署完毕。”他尝了口蟹肉饼，“真是太美味了。哇！”他眼睛发亮，“还有海鲜酱。” “是精心策划的。基于某种理由模仿他人作案。”我说，“别急着赞美我，这是贝芙教我做的。” “那张照片让我很不舒服。”他说。 “我也是。” “我找露西谈过这件事了。”他说。 他终于激起了我的兴趣。 “你希望她什么时候来？”他伸手拿酒。 “越快越好。”我顿了顿，补充道，“她还好吗？她告诉过我，但我想听你说。” 我想要喝水，于是起身去拿。回来时，我发现他正静静打量着我。有时我很难直视他的面孔，我的情感会如变调的乐器般荒腔走板。我喜欢他宛如雕凿出来的挺直鼻梁、诱我进入未知的深邃双眼，还有他那丰润的嘴唇。我望着窗外，再也看不清河流的样貌。 “关于露西——”我提醒他，“向她的姨妈评估一下她的表现好吗？” “没有人会后悔雇用她。”他谈论着这个被公认为天才的女孩，语气平静，“这么说或许太过含蓄，应该说她实在非常优秀。大部分探员都很敬重她、喜欢她。我并不是说一切完美无瑕，毕竟并非每个人都乐意见到人质救援小组里有个女性成员。” “我一直很担心她会过度投入。”我说。 “呃，她非常称职。这我可以肯定，她几乎不需要我的引导。” “这正是我担心的。她太急于赶上其他人，但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她的个性。”我直视着他，“她总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男人能扛着六十磅的沙袋轻松跑过高山，她会认为自己必须赶上他们，但其实无论看专业技术、计算机才能或其他能力，她都该引以为傲。” “你忽略了她最重要的动机，她最大的梦魇。”韦斯利说。 “什么？” “你。她觉得必须向你证明她的能力，凯。” “她没有理由这么想。”他的话听起来十分刺耳，“我不希望我竟然是她必须过着危险生活的根源。” “我不是要责怪谁，”他说着站起身，“这是人的天性。露西崇拜你，你是她生命中唯一积极正面的母亲形象，她想变成你那样，而这个目标并不容易达成。她总觉得别人都在拿她和你作比较，她希望你也同样崇拜她，凯。” “上帝，我确实崇拜她啊！”我也站起来，和他一起开始收拾餐具，“听你这么说，我真的有些担心了。” 他开始冲洗碗盘，我将餐具放进洗碗机。 “你确实应该担心。”他瞥了我一眼，“告诉你吧，她是那种从来不听别人建议的完美主义者。除了你，她是我见过的最顽固的人。” “谢谢。” 他微笑着伸出手臂环抱住我，不顾双手还湿答答的。“我们坐下来谈谈好吗？”他的脸和身体贴近我，“然后我就得走了。” “去哪里？” “明天一早我得找马里诺谈话，下午会接一起新案件，亚利桑那州的。我知道明天是星期天，可这案子十分紧急。”我们端着酒回到客厅，他继续说，“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在放学途中遭人绑架，尸体被弃置在索诺拉沙漠。我们认为这个凶手之前已杀害了三名孩童。” “要保持乐观真的很难，对吧？”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我苦涩地说，“这种事永远不会结束。” “没错，”他说，“恐怕就是这样。只要有人类存在，这种事就不会终结。周末剩下的时间你打算做什么？” “整理公文。” 我客厅的一侧是玻璃落地窗，窗外的漆黑中缀着一轮金澄澄的满月，浮游着薄纱似的云朵。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生气？”他声音温柔，但我知道他受了伤害。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看他。 “你知道。”他牵起我的手，用大拇指摩挲着，“我真喜欢你这双手，像钢琴家的，但有力得多，仿佛你的工作是一种艺术。” “的确是艺术。”我简短地说，因为他经常提起我的手，“我觉得你有恋物癖。身为一名犯罪心理侧写专家，你应该当心这一点。” 他大笑起来，像以往那样亲吻我的指关节。“相信我，我对你的迷恋绝不限于这双手。” “本顿，”我看着他，“我生气的是你破坏了我的生活。” 他忽然僵住，一脸错愕。 我起身离开沙发，开始踱步。“本来我的生活依照我喜欢的方式在进行，”我情绪逐渐高涨，“我正在建造新的办公室。是的，我对钱很有概念，作了许多聪明的投资。”我朝屋内挥挥手，“这是我自己的房子，也是我亲自设计的，对我来说一切都那么完美顺利，直到你……” “是吗？”他紧盯着我，声音里透着受了伤害的愤怒，“你宁愿停在我还没离婚、我们怀着罪恶感交往的时候？停在我们守着一段婚外情、不得不对所有人撒谎的时候？” “当然不是，”我大叫，“我只是更喜欢自己原来的生活。” “你的问题在于你害怕承诺，这才是重点。我必须提醒你多少次才够？我认为你需要去看医生，说真的，你的好友泽纳医生就行。我知道你信任她。” “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人不是我。”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 他气愤地站起来，像要准备离去。时间还不到九点。 “上帝，我老了、累了，没力气再和你争吵。”我喃喃说着，“本顿，我很抱歉，我的话太伤人了。拜托，请坐下来。” 起初他不肯，只是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我。 “我不想伤害你，凯，”他说，“你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不是为了毁掉你的生活。天知道我多么崇拜你的一切，我只希望你能进一步接纳我。” “我知道。我道歉，请别走。” 我噙着泪水，坐下来仰头望着天花板上裸露的屋梁和灰泥上的刮痕。无论我看向哪里，总有很多往事一股脑地涌现。我合上双眼，泪水滚落到脸颊，但没有擦拭，而韦斯利知道这时不能碰我。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保持沉默，只静静地坐在我身边。 “我是个生活习性根深蒂固的中年女人，”我声音颤抖，“我真的改变不了，这一切便是我的全部。我没有小孩，无法忍受唯一的亲妹妹，她对我也同样如此。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就死了，我整个童年是看着父亲在病床上度过的。我母亲是个难缠的女人，如今得了肺气肿，生命垂危。我不是你想要的人，我做不了好妻子，甚至不明白好妻子是什么意思。我只懂得如何做好凯，就算去看心理医生也无济于事。” “我深爱着你，想和你结婚。这点同样改变不了。”他说。 我没有回答。 他又说：“我以为你也爱我。” 我依然沉默。 “至少以前你是爱我的。”他继续说着，声音被痛楚淹没，“我走了。” 他正要起身，我伸手挽住他的胳膊。 “不是这样的。”我望着他，“别这样待我。” “怎样待你？”他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调暗灯光，屋里几近漆黑，月亮变成一枚光滑的硬币，黝黑夜空里散落着小星星。我又倒了些酒，点燃火炉，他则在一旁看着我。 “坐在我身边。”我说。 他照做了，我握住他的手。 “本顿，请耐心些。别催促我，”我说，“拜托你。我和康妮不一样，也不同于其他人。” “我没要求你和别人一样，”他说，“我也不希望你成为任何人，因为我也不同于其他人。我们清楚自己经历的一切，别人却不可能了解。我绝对无法和康妮谈论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可以向你坦言。” 他温柔地亲吻我，我们逐渐沉醉，脸颊和唇舌互相碰触，灵巧地脱去衣服，做着我们无比熟稔的事情。他用双手将我抱起，亲吻着我的身体，我们在沙发上缱绻，直至月光转为清澄稀薄之时。他开车离去后，我握着酒杯在屋里乱逛，随每个房间里的音响泻出的音乐漫步。最后我来到书房——我闲睱时统领的国度。 我开始翻阅期刊，裁下需要归档的专论，接着动手写一篇应约的文章。但我实在无法集中心思，于是决定查看一下电子邮箱，看露西是否来信告知她何时会到达里士满。美国在线网站跳出新邮件的提示消息，当我打幵邮箱，感觉冷不防挨了一拳，署名死医客的邮件像个邪恶的不速之客静静地等着我。 邮件内容全部小写，没有标点，只有间隔。里面写着：你自以为聪明。我打开附件，屏幕上再度显现出彩色影像，截断的脚和手掌陈列在铺着同样淡蓝色布料的桌上。我怔怔看了好一阵，忖度着此人为何要如此对我。我抓起电话，希望这将是凶手的一次失策。 “马里诺！”他一接听，我立刻吼道。 “嗯哼？什么事？”他含糊不清地回应。 我告诉了他情况。 “该死，现在才凌晨三点，你难道不睡觉吗？” 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开心，我猜他可能认为，要是韦斯利在这里，我应该不会打电话给他。 “你没事吧？”他问。 “听我说。照片里的手掌向上，”我说，“镜头拉得很近，细节看得相当清楚。” “什么细节？是刺青之类的吗？” “皱纹的纹路。”我说。 <er h3">二 尼尔斯·范德是指纹鉴定组组长，一个头发稀疏的中年男人，身上宽松的实验服永远被茚三酮试剂和隔离粉染得黑一块紫一块。永远专注、匆忙的他出身于弗吉尼亚的上流社会家族。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他从来不曾直呼我的名字或问起我的任何私事，但我依然可以感觉到他的关心。有时我会在办公桌上发现一个甜甜圈，夏天时则是他从自家院子里摘的汉诺威番茄。 他以能够一眼辨识出两枚箕形纹或螺形纹指纹是否相符的鹰眼闻名，同时也是经过太空总署训练的影像强化派驻专家。过去几年里，他和我共同处理过许多影像模糊的面部照片。我们神奇地加入画面上不存在的部分，识别微弱影像，然后修复残影——理论非常简单，执行起来则不然。 一套高分辨率的影像处理系统能够辨识二百五十六个灰阶，而人类的肉眼最多只能区分三十二个。因此可以将影像扫描入电脑，由它来读取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这天上午的首要工作是将停尸间那具尸骸的照片和我的电子邮箱收到的照片进行比对。 “我把这部分多加一点灰色，”范德敲着键盘说，“然后让它倾向于这种颜色。” “这样好多了。”我赞同道。 我们并肩坐着，伸长脖子盯着那台十九寸电脑显示器。一旁的扫描仪上放着那两张照片，一台摄像机直接输出照片影像。 “再来，”另一道灰影扫过屏幕，“把它再加深一点。” 他走到扫描仪旁，调整一张照片的位置，又在摄像机镜头上加了一片滤镜。 “我不确定，”我盯着屏幕，“我觉得刚才的更清楚，也许可以往右移一点。”我补充道，好像我们正在悬挂照片。 “这样好多了，但背景还是有很多噪点必须剔除。” “真希望我们有原始照片。这东西的辐射分辨率是多少？”我是指系统辨识灰阶的功能。 “比以前的好太多了。比起以前，我想可数字化的像素大概增加了一倍。” 像素就像点阵里的点，是构成数字化影像的最小单位，就像分子或一幅印象派画作里的无数色点。 “你知道，我们还有些补助金。不久后我要把它升级成紫外线影像处理系统。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准备拿氰基丙烯酸酯作什么用途。”他继续谈着超级快干胶，这种胶会与人体汗液里的某种成分起反应，非常适合用来采集难以用肉眼分辨的指纹。 “那么，祝你好运了。”我说。因为无论谁是负责人，我们的经费总是很紧张。 他又调整了一下那张照片的位置，在摄像机镜头上装上蓝色滤镜，然后将浅色像素放大，调高影像的亮度。他增强水平部分的影像，减弱垂直部分的，结果出现两具并排的躯骸。阴影显现了，残酷的影像变得鲜明而清晰。 “你可以看见骨头的末端，”我指着屏幕，“左腿从接近小转子的地方被截断。至于右腿一一”我的手指在屏幕上移动，“大约在更往下一英寸处被截断。” “要是能调整摄像机的角度就好了，透视效果有点扭曲。”范德喃喃自语，他经常如此，“可我不知道这些物体的尺寸。可惜拍照的人没有拍下什么可以当作参照物的东西。” “这么说来，我真开始担心我们究竟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了。”我评述道。 “和我们一样精明的凶手，太好了。”他继续修整影像，把照片的位置又调整了一次，“看看把它们重叠显像是什么情形吧。” 他这么做了，而重叠之后效果惊人，骨头末端甚至骨头截断面的锯齿状碎肉，全都吻合。 “答案揭晓了。”我赞叹道。 “毫无疑问。”他表示同意，“把它打印出来吧。” 他点击鼠标，激光打印机嗡嗡启动。 他在扫描仪上换上尸体残肢的照片，然后调整至位置居中。他把影像放大，眼前的景象更加触目惊心，布料上的血迹呈鲜红色，好像刚沾染上。凶手将两只脚整齐摆着，有如陈列一双鞋子，手掌也并列在一起有如一双手套。 “他应该把掌心朝下，”范德说，“想不通他为什么没这么做。” 他开始用空间滤波保留重要的细部影像，并去除一些噪点，例如血迹和桌上那块蓝色布料的纹理。 “可以看清指纹吗？”我靠近仔细观察，闻到他身上浓烈的剃须水气味。 “我想应该可以。”他说。 他忽然兴奋起来，再没什么比研读指纹和脚纹更能激发他的兴趣。他外表斯文，可曾将好几千人送进监狱，将数十人送上电椅。他将照片放大，在深浅不等的灰度色块中填上色彩，让影像更为清楚。我看见了苍白有如旧羊皮纸的小巧拇指和上面的纹路。 “其他手指就没办法了。”他出神地凝视着，“弯曲得太厉害，无法辨识，但拇指看起来相当清楚。咱们就抓取拇指指纹吧。”他说着打开菜单，将图像存入电脑硬盘，“这得花不少时间。” 他这是在暗示我该走了，于是我推开椅子。 “一有发现，我会立刻送进AFIS去处理。”他指的是自动指纹辨识系统，我们可以拿不明指纹和系统数据库中数百万个指纹数据作比对。 “太好了，”我说，“那我就从着手吧。” 他不解地望着我，因为凶杀评估与追踪系统归弗吉尼亚州所有，由州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管理。一旦认定案件属于地方性案件，就从这套系统开始调查。 “虽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之前几起案件并非发生在本地，”我解释道，“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尽量利用手上一切资源，包括弗吉尼亚的数据库。” 范德继续盯着屏幕进行微调。 “只要别让我填一大堆表格就好。”他回答。 办公室走廊两侧堆起更多纸盒和印有“证物”字样的白色纸箱，一直叠放至天花板。科学家们来去匆忙，手中握有将以谋杀罪起诉某人的文件或证物，彼此招呼时脚步不见稍缓。我来到纤维和足迹鉴定实验室，这是间大而安静的房间，身穿白袍的专家们在显微镜或办公桌前弯腰工作，几张黑色工作台上散置着许多用褐色纸张包裹着的神秘物件。 艾伦·科斯正站在一台闪耀着紫红色光芒的紫外线灯前，用放大镜观看载玻片，想在长波反射中有所发现。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科斯微笑着说。 深色发肤的他颇具魅力，作为一名研究微观纤维、残余物、油漆和爆裂物的专家似乎太过年轻。这天早上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慢跑鞋。 “今天你不必出庭作证。”我说。这从他的穿着看得出来。 “是的，我运气不错。”他说，“你急于知道那些纤维的化验结果吧？” “我就在附近，所以顺便过来看看。”我说。 我喜欢巡视证物检验进度这一点众人皆知，大体上这些科学专员总是耐心容忍我的紧张兮兮，检验最终结束时甚至谢天谢地。我知道自己常在他们工作量已不胜负荷的情况下施加压力，可有人被杀害并遭到肢解时，证物当然得立刻送检。 “你让我逃过一场必须和钢管炸弹制造者交手的劫难。”他又笑了笑。 “那可不怎么有趣。”我说。 “昨天晚上又发现一颗。在I-195号州际公路以北接近拉伯奈姆的路段，就在特种部队的眼皮底下。你知道，就是以前的第三辖区那里。你能相信这种事吗？” “但愿那人只是想炸掉那些交通标志。”我说。 “但愿如此。”科斯离开紫外线灯，神情忽然变得严肃，“你交给我的东西里面，目前为止只发现这些：骨头上沾着的布料细屑、头发，以及附着在血迹上的残留物。” “她的头发？”我困惑地问，因为我并没有将那些灰色的长发丝交给科斯检验，那并非他的专长。 “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毛发不太像是人类的，”他回答，“也许分属两种动物。我已经转给罗诺克了。” 弗吉尼亚州只有一名毛发专家，而他在西区的法医化验室工作。 “那些残留物呢？”我问。 “可能是垃圾掩埋场的残屑之类，但我想用电子显微镜进一步检查。目前我用紫外线灯观察的结果是布料纤维，”他继续说，“其实说是碎布片更为准确。我把它放在蒸馏水里作了超声波处理以去掉血迹，想看看吗？” 他腾开些许空间让我用显微镜观看，我闻到了“迷恋”古龙水的味道，不禁一笑，因为这让我想起正值他的年龄、还有精力装扮自己的岁月。我看见载玻片上有三块碎布，像霓虹灯般闪着荧光。布料颜色接近白色或米黄色，其中一块布满金屑般闪闪发亮的光斑。 “这是什么东西？”我抬头看着他。 “在立体显微镜下看起来像是人造纤维，”他回答说，“直径基本一致，似乎是从同样型号的纺嘴挤出来的，不像纯棉之类的天然纤维那么不规则。” “这些发光的碎片呢？”我继续观看。 “这部分十分耐人寻味，”他说，“我还得作进一步检验，但乍看之下很像油漆。” 我停下来想了想。“哪种油漆？” “这油漆不像汽车钣漆那么平滑细致，而呈粗糙的颗粒状，颜色接近浅蛋壳色。我推测是建筑用油漆。” “你发现的碎布片只有这些吗？” “我才刚开始。”他走到另一个工作台前拉出一张高凳，“我用紫外线灯全部看过，半数的布块都浸染了这种油漆。虽然我还无法断定这是哪种布料，但可以确定你送来的所有样本都是同一种质料，或许来源相同。” 他把一块载玻片放在偏光显微镜台上。这种显微镜就像雷朋太阳镜，可以减少眩光，在能够清楚辨识物体的前提下用多种折射率值筛滤光线。 “看看这个。”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显微镜，一边调整焦距，“这是最大的一块碎布片，大约是一角镍币的大小，有正反两面。” 他让开位置，我看着让人联想起金色发丝的面料纤维，上面沾着粉红和绿色的细屑。 “和聚酯纤维的构造很一致。”科斯解释道，“那些细屑是制造过程中添加的去光剂，好让织品不发亮。另外，我认为这里面还掺杂着人造纤维。综合来看，这是一种极为普通的布料，用途非常广泛。从衣服到床单，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但有个很大的问题。” 他打开一瓶用于临时黏合的液体溶剂，拿镊子夹开盖玻片，小心翼翼地翻过碎布片，滴下二甲苯，再覆上盖玻片，示意我凑近看。 “你看见了什么？”他自豪地问道。 “灰色固体，材质和另一面不同。”我惊讶地看着他，“这布料有衬垫？” “是某种热塑性材质，或许是聚乙烯苯二甲酸酯。” “一般会用于哪些物品？”我追问。 “常见的有饮料瓶、胶卷和泡沬包装纸。” 我盯着他，困惑极了，因为我看不出这些产品和案件有何关联。 “还有什么？”我问。 他想了想。“胶带。有些物品，例如饮料瓶可以回收后制成地毯纤维、填充纤维和塑料建材等，几乎能用在任何地方。” “但不能做成衣服。” 他摇摇头，笃定地说：“不可能。这布料是一种相当常见且粗硬的聚乙烯混合制品，还有塑料涂层，绝对不是衣料，况且似乎还浸了油漆。” “谢谢你，艾伦，”我说，“这么一来案情可要急转直下了。” 我回到办公室，既惊又恼地发现帕西·林恩正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翻着一本笔记。 “我来里士满接受第十二频道记者的采访，”他一脸无辜地说，“我想也许该顺道来看看你，他们也希望我找你谈谈。”他微微一笑。 我没回应，但沉默就是响亮的回答。我坐了下来。 “我想你一定不肯接受采访。我是这么告诉他们的。”他以一贯轻松随和的态度说。 “那你倒是告诉我，这回你又说了些什么呢？” 我的口气不算友善。 “什么？”他的笑容消失了，神色严肃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调査员，自己想想吧。”我的眼神和他的一样冷酷。 他耸耸肩。“我说的事都稀松平常。案子的基本资料，它和前面几个案子的相似之处。” “林恩调査员，让我再一次把话说明白。”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这起案件不见得与其他案件有关，关于这点我们不该向媒体谈论。” “好吧，看来你和我的观点很不一样，斯卡佩塔医生。” 他身穿深色套装，搭配佩斯利螺旋纹吊带和领带，凭英俊的外貌似乎能轻易地取信于人。我不禁想起韦斯利所说的林恩的野心和背景，想到这个极度自我的白痴有一天可能领导州警察局或当选国会议员，我简直无法忍受。 “我认为公众有权知道他们的小区里有个疯子。”他说。 “你在电视上确实是这么说的，”我怒不可遏，“说我们身边有个疯子。” “我不记得我究竟是怎么说的。我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验尸报告的复印件。” “还没完成。” “我必须尽快拿到。”他目光灼灼地望着我，“州检察官想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除非已经发现嫌疑人，否则他不该向州检察官提起这起案件。 “你说什么？”我问。 “我正紧盯着凯斯·普雷森。” 我无比错愕。 “有太多吻合之处。”他继续说，“最显而易见的是，那具残骸被发现时刚好是他在操作挖土机。你也知道，他平时是不操作那些运土机械的，但为何在那个关键时刻当起了司机？” “我认为他更像是受害者而非嫌疑人。如果他是凶手，”我继续说，“那他应该在尸体被发现时躲得远远的。” “精神病患者喜欢跑到现场去。”他说，仿佛真的很懂，“他们经常想象受害者被发现时自己也在场的情景。于是他们自导自演，就像那个救护车司机，他杀害了许多女人，把她们丢在自己的巡逻区域里，一到自己的工作时间就打九一一，亲自处理这些尸体。” 除获得心理学学位外，他显然接受过心理侧写训练，对这一套非常了解。 “凯斯和他母亲住在一起，我猜他其实很讨厌她。”他继续说，边捋了下领带，“她年纪很大才生下他，也许在六十多岁的时候。一直是他在照料她的生活。” “他母亲仍然健在，并且是他的生活重心。”我说。 “没错，但这并不表示他不会侵犯其他可怜的老妇人。再者——你绝不会相信——中学时期他曾在杂货店的肉柜工作，担任过屠夫助手。” 我没告诉他我认为这件案子里并未使用肉锯，任由他说下去。 “他的社交生活并不丰富，这点也符合侧写条件。”他的想象之网继续扩张，“掩埋场的其他职员中有传言说他是同性恋者。” “有什么根据？” “他从来不和女人约会，甚至其他人打趣暗示时他都毫无兴趣。你知道一大群光棍在一起厮混是什么情景。” “谈谈他住的地方。”我想起用电子邮件发给我的那张照片。 “两层的小楼，有三间卧室，有厨房、客厅。家道中落的小康之家。早年他父亲还在时也许家境不错。” “他父亲出了什么事？” “没等凯斯出生就离家出走了。” “有兄弟姐妹吗？”我问。 “都成人了，年龄和他相差很大。我想他的出生可能是个意外。我甚至怀疑普雷森老先生不是他的生父，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等凯斯出生就不见人影了。” “这个怀疑又有什么凭据呢？”我尖锐地问。 “凭我的第六感。” “原来如此。” “他们居住的地方十分偏僻，距离掩埋场大概有十英里，四周都是农地。”林恩继续说，“有个相当大的院子，车库和屋子相连。”他跷起腿，略作停顿，好像他接下来的话极为重要，“车库里有大量工具，还有一张大工作台。凯斯说他有双巧手，家里的东西坏了都是他维修的。我在那里的木架上看到一把弓形锯，还有一把长刀，他说是用来割葛藤和杂草的。” 他脱下外套，轻轻搁在大腿上；然后继续他的凯斯·普雷森生命之旅。 “你没有法院许可，却跑了不少地方。”我打断他。 “他十分配合。”他有点困窘，“咱们来谈谈这家伙脑袋里的东西吧。”他指指自己的头，“首先，他很聪明，非常聪明，家里到处摆着书、杂志和报纸。要知道，他一直在关注有关这个案子的新闻，还做剪报。” “所有在掩埋场工作的人都可能这么做。”我提醒他。 但林恩对我的话不感兴趣。 “他阅读各种类型的犯罪读物。各种惊悚小说，如、、汤姆·克兰西的作品、安·鲁尔的作品……” 我再度打断他，因为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你刚才提到的是一份典型的美国人阅读书单。我无法告诉你该如何进行调查，但必须提醒你一切都得跟随证据……” “是啊，”他立刻反驳，“我就是这么做的。” “根本不是，你甚至不懂什么叫作证据。你还没有收到我办公室或实验室的任何一份报告，也没收到联邦调查局的侧写资料。你和马里诺或格里格谈过吗？” “我们一直没见上面。”他站起来，穿上外衣，“我需要那些文件。”这话听起来像是命令，“州检察官会打电话找你的。对了，露西还好吧？” 我不希望他知道我外甥女的名字，我眼中的惊讶和愤怒明确透露了这点。 “我不知道你们认识。”我冷冷地回答。 “我听过她的课，大概在几个月前吧。她讲授了CAIN这套系统。” 我从文件篮里抓起一叠死亡证明表格开始填写。 “后来她带我到人质救援小组，让我参观了机器人示范演练。”他站在门口说，“她有约会对象吗？” 我没搭腔。 “我是说，我知道她和另一个探员住在一起，是位女性。不过她们只是室友，对吧？” 他的用意非常清楚，我愣住了，抬头看着他吹着口哨离开。我气愤地抱起一堆公文站了起来，这时罗丝正好进门。 “他可以随时把鞋子脱在我床边。”她望着林恩的背影说。 “拜托！”我难以忍受了，“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女人呢，罗丝。” “我觉得你需要喝杯热茶。”她说。 “也许吧。”我叹了口气。 “但我们得先处理一件要紧事。”她恢复谈公事的态度，“你认识一个叫凯斯·普雷森的人吗？” “他怎么了？”我的思绪顿时停滞。 “他正在大厅里，”她说，“非常生气，说不见到你就绝不离开。我本来想通知保安，但觉得应该先来确认一下……”我的表情让她呆住了。 “哦，上帝，”我慌张地大叫，“他遇见林恩了吗？” “我不知道。”她说，也惊慌起来，“哪里出了错？” “全部。”我叹着气，把公文丢回桌上。 “需要我通知保安吗？” “不必了。”我匆匆从她面前走过。 我穿过走廊走向前厅，鞋跟清脆地敲击着地板。我绕过转角，来到这个我如何努力都感受不到丝毫温馨的大厅，无论多么优美的家具或挂饰都无法掩饰人们踏进这里的可怖理由。他们中的大半就像此时的凯斯·普雷森一样，僵直地坐在那张理应具有抚慰作用的蓝布沙发上。 我推开门，他立刻起身，红着双眼向我冲来，难以分辨究竟是出于愤怒还是慌乱。一时间，我以为他会抓住我或狠命摇晃，但奇怪的是，他只是垂着双臂站在那里看着我，脸色由于愤怒而发紫。 “你没有权利那样说我！”他握紧拳头大喊，“你不了解我！你对我根本一无所知！” “冷静，凯斯。”我温和而坚定地说。 我示意他坐下，自己也拉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他呼吸急促，浑身发抖，表情委屈，眼里饱含激愤的泪水。 “你只见过我一次，”他朝我伸出一根手指，“就一次，说了几句话。”他嗓音嘶哑，“我的工作快丢了。”他努力克制情绪，用一只拳头堵着嘴巴并移开目光。 “首先，”我说，“我从没说过任何一句关于你的事，从不曾对任何人提起过。” 他注视着我。 “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口气自信而镇静，相信这足以令他态度缓和，“我希望你能解释给我听。” 他疑惑地打量着我，眼里那被人误导而产生的敌意开始动摇。 “你没有向林恩调査员提过我的事？”他说。 我克制着内心的愤怒。“没有。” “今天早上他跑到我家，那时我母亲还没起床。”他声音颤抖，“他问了我很多事情，当我是凶手似的。他说你的检验报告指出我有嫌疑，因此我最好尽快招供。” “什么检验报告？”我忍不住内心的憎恶。 “他说你检验了纤维，发现那来自我们见面那天我穿的衣服。你的报告里说我的身高与那个肢解尸体的凶手完全符合，你根据使用锯子的力量判断那人的体格大概像我。他说你需要关于我的所有数据以进行各种测试，比如DNA鉴定。你还认为我开车送你到现场时表现十分怪异……” 我打断他：“上帝，我这辈子从没听过这么荒谬的事情。如果我说过其中任何一句话，马上会因渎职被开除。” “不止这样，”普雷森又激动起来，眼里闪着怒火，“他还去找我的所有同事问话！他们都开始怀疑我是个会砍人的凶手，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来。” 他说着开始落泪，这时几名州警走了进来。他们视若无睹地经过，走向楼下的停尸间，因为费尔丁医生正在那里处理一起行人死亡案件。普雷森的情绪太过激动，我几乎无法和他进一步交谈，而林恩的行为也让我十分愤怒。 “你有律师吗？”我问他。 他摇摇头。 “我想你最好尽快找一个。” “我不认识什么律师。” “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说话间，温格开门进来，一眼瞧见了正坐在沙发里哭泣的普雷森。 “哦，斯卡佩塔医生？”温格说，“费尔丁医生想知道他是否可以签收死者的私人物品，把收据给墓园。” 我靠近温格说话，因为不希望普雷森听到这里的作业性质而更加难过。 “州警已经下楼了，”我压低声音说，“如果他们不需要那些物品，那就可以。把收据交给墓园吧。” 温格又仔细看看普雷森，仿佛在哪里见过他。 “听我说，”我对温格说，“把詹姆士和希金斯的名字和电话抄给他。” 他们两人是城里非常优秀的律师，也是我的朋友。 “然后请你送普雷森先生离开。” 温格还在死死盯着普雷森，好像惊愕得无法动弹。 “温格？”我疑惑地看着他，因为他乎没听见我的话。 “好的，医生。”他瞥了我一眼。 我经过他身旁往楼下走。我必须和韦斯利谈谈，但在此之前得先安抚马里诺。我乘电梯下楼，一边犹豫着是否该打电话给在苏塞克斯的州检察官，警告她关于林恩的事。这一切在我脑海里徘徊，同时我对普雷森感到无比愧疚。我替他害怕，那些指控看似牵强荒唐，但最后他很可能会以谋杀罪名遭到起诉。 停尸间里，费尔丁和几名州警望着一号验尸台上的交通意外罹难者。没有平常的嬉笑嘲弄，因为死者是一位市议员年仅九岁的女儿。今天早晨她步行去搭校车，途中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忽然转了个大弯。路面并没发现有刹车胎痕，那辆汽车的驾驶者并未减速，而是直接从背后撞上了女孩。 “进展如何？”我走向他们。 “这案子可真棘手。”一名州警严肃地说。 “她父亲气疯了。”费尔丁说，边拿放大镜俯身检査这具穿着衣服的尸体，收集着微物证据。 “有油漆吗？”我问，因为凭小片漆屑便可以找出肇亊车辆的厂牌和车型。 “还没发现。”我这位副手此时心情很糟糕，他一向讨厌替孩童验尸。 我扫视着那撕破的带血牛仔裤和印在臀部布料上的模糊栅痕。车子的前保险杠撞击膝盖后方，孩子的头部撞上了挡风玻璃。她背着一个红色小背包，里面的午餐袋、书本、纸张和铅笔已经取出，我心头一紧，感觉十分沉重。 “栅痕的位置似乎相当高。”我指出这一点。 “我也这么想。”另一名州警说，“很像小卡车或旅行车之类。案发当时有人看见一辆黑色切诺基汽车高速驶经那个地区。” “她父亲每隔半小时打一次电话，”费尔丁抬头看着我说，“他认为这不是意外。” “他认为是什么呢？”我问。 “政治手段。”他继续采集纤维和细屑，“一桩谋杀案。” “上帝，希望不是。”我说着走开了，“情况已经够糟了。” 停尸间较远的角落里那座不锈钢料理台上放着一台携带式电炉，我们常在那里进行骨头的去肉和脱脂作业。这过程当然令人极不舒服，我们必须以百分之十浓度的漂白剂烧煮骸骨。滚沸的大钢锅、腥臭味都十足骇人，因此我总是将这一步留到没有访客的晚上或周末进行。 昨天，我把尸骸的骨头切片放在这里煮了一整夜，这一步不需太长时间便可完成了。我关掉炉火，将发臭的滚烫热水倒进水槽，等待骨头稍凉后将其取出。这些骨头洁白干净，长约两英寸，切口和锯痕非常明显。而仔细观察每一段骨头时，我心中竟涌起莫名的疑惧，因为我难以分辨哪些锯痕出于凶手之手、哪些是我造成的。 “杰克，”我呼唤费尔丁，“你能来一下吗？” 他停下手中的工作，来到我所在的角落。 “怎么了？”他问。 我把一段骨头拿给他看。“你看得出哪些切口是斯特莱克电锯造成的吗？” 他把骨头左翻右瞧，从一端检查到另一端，然后皱起眉头，“你做记号了吗？” “只标记了左右，”我说，“没做其他记号，真该做的。可是，通常骨头两端都很清楚，根本不需要做记号。”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在我看来，这些切口应该出于同一把锯子。”他把骨头还给我，我用一个证物袋将它密封起来，“你必须把这个转交给坎特尔，对吧？” “他肯定不会高兴。”我说。 <hr /> 注释： 第六章 <er top">一 我的住宅是一栋石造房屋，坐落在温莎农庄边缘。农庄是里士满历史悠久的小区，拥有极具英国风情的街道名称及乔治王朝和都铎王朝时期的庄严房舍，也有人将这种房屋称作豪宅。穿过小区时我看见许多窗户透出灯光，透过玻璃窗可以瞧见屋里的家具和吊灯，还有正在走动或看电视的人。这个城市的人似乎从来不拉窗帘，我是个例外。树叶纷纷落下，天气阴冷晦暗。我把车驶进车道，发现烟囱里冒着炊烟，我外甥女露西那辆古老的绿色雪佛兰巨无霸停在屋前。 “露西？”我关上车门和警报器，唤道。 “我在这里。”她在屋后回应，那是她最常待的地方。 我绕到书房，放下公文包和带回家准备熬夜阅读的公文，这时她忽然从卧室冒出来，一边套上一件弗吉尼亚大学的亮橘色运动衫。 “嗨！”她微笑着拥抱我。她如此柔情的时刻实在不多。 我搂着她的双肩仔细端详，一如以往。 “哦，”她顽皮地说，“接受检查。”她张开双臂，摆出让我搜身的模样。 “调皮。”我说。 事实上，我希望她能增加一点体重，但她那么漂亮、健康，赤褐色的短发柔和淸爽。直到现在，每当我望着她，脑海里依旧会浮现那个早熟、讨人嫌、除了我几乎没人能够依靠的十岁小女孩。 “过关了。”我说。 “抱歉我来迟了。” “再说一次你在忙什么？”我问。因为她上午给我打过电话，说晚餐时才能到。 “有个司法部长助理要带着随从来局里参观。依照惯例，他们想看人质救援小组表演。” 我们走向厨房。 “我让托托和锡人出场。”她说。 他们都是机器人。 “运用了光纤、虚拟实境。很平常的表演，但很酷。我们让两个机器人从休伊直升机上跳伞，然后我遥控它们用激光烧破金属门。” “你不在直升机上吧？”我说。 “那由男同事负责，我只是在地面凑数。”对于这点她很不高兴。 问题在于，露西很想上直升机表演。人质救援小组有五十五名探员，她是唯一的女性，每当他们不让她做危险工作时，她就会反应过度。而在我看来，她确实不适合做那些事。当然，我这个裁判很可能不够客观。 “我觉得你专注于指挥机器人更好。”说话间，两人进了厨房，“好香啊。你为我这个又老又疲倦的姨妈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用少许大蒜和橄榄油炒过的新鲜菠菜，还有里脊牛排，我准备丢在烤肉架上去烤。今天是我每周的牛排日，如果你不吃只能怪你没口福。我还带了瓶很棒的酒，是珍妮特和我发现的宝贝。” “调查局探员竟也喝得起好酒了？” “嘿，”她说，“我的薪水还不错，况且我忙得根本没时间花钱。” 可以肯定的是，她的钱并未花在衣着上。每次见到她，她不是一身卡其工作服就是运动衫，有时是牛仔裤搭配古怪的夹克或鲜艳的休闲外套。她百般嘲笑我送给她的衣服，不肯穿我那些律师风格的套装和高领衫。老实说，我的身材比起她那健美的运动员体格确实略嫌丰满，也许我的衣橱里没有一件衣服她穿了合身。 多云的暗沉天空中低悬着一轮明月，露西开始准备晚餐。她从烤马铃薯开始，由于这需要一些时间，我们便披上外套，坐在前廊地板上喝酒，一边闲聊。我们变成同事与伙伴的这几年来，关系不再像一对母女。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因为在许多案件中她承担重要任务并教会我许多东西。我有种奇怪的失落感，对于自己在她生命中的角色和影响力不再确定。 “韦斯利要我追踪美国在线那件事。”她说，“苏塞克斯郡警察局一定会需要儿童绑架与连环杀人犯调查小组的协助。” “你认识帕西·林恩吗？”我想起了林恩在我办公室所说的话，又开始动怒。 “他听过我的课，非常讨厌，总是喋喋不休。”她伸手拿酒，“真是爱炫耀。” 她斟满酒杯，然后掀开烤架盖，用叉子戳了戳马铃薯。 “可以吃了。”她幵心地说。 片刻后她端着里脊牛排从屋后走出，把肉排放在烤架上，一阵滋滋声响起。“他不知怎么发现你是我的姨妈。”她继续刚才的话题，“倒不是说这是什么秘密。有一次下课后他来问了我一些问题，说什么我是不是可以指导他、帮他解决一些案件，因为他无法独立完成任务，诸如此类，你知道的。我觉得他在找麻烦，因为我是个新探员，又是女性。” “这或许是他这辈子最严重的一次判断失误。”我说。 “他还问我结婚了没有。”前廊的灯光映着她的侧脸，她的眼神忽然黯淡下来。 “我担心的是他究竟抱着什么目的。”我说。 她翻烤着肉排，同时抬头看着我。“没什么特别的。”她无所谓地耸耸肩，因为她向来处在男人的包围圈中，根本不会在意他们的看法或目光。 “露西，今天他在我办公室里提到你，”我说，“带着暗示。” “关于哪方面？” “你的现状，你的室友。” 不管什么时候谈起这个话题或谈论方式多么委婉，她总是显得沮丧和不耐烦。 “不管真相如何，”她说，烤架上的滋滋声仿佛呼应着她的情绪，“流言不可能消失，因为我是个探员。真可笑。我知道有些女性即使已经结婚并生了小孩，那些家伙还是认为她们全是同性恋者，只因为她们是警察、探员、军人或特工。有些人甚至也这么看你，理由完全一样一一因为你的地位、你的影响力。” “这不是对错的问题，”我温和地提醒她，“重点在于你是否会因此受伤害。林恩非常狡猾，会让人毫无防范之心。但愿他只是不满你的身份，你是调查局探员和人质救援小组的成员，而他不是。” “我觉得他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露西冷冷地说。 “我只希望这浑蛋不会老想着和你约会。” “哦，他早就约过我了，至少六次。”她坐了下来，“他甚至约了珍妮特，你相信吗？”她大笑道，“他在做梦。” “问题是，他似乎已经达到目的了。”我不安地说，“他像是在搜集各种情报，好用来对付你。” “那就随他去吧。”她迅速结束了这场讨论，“告诉我今天还发生了什么事。” 我讲了实验室的发现。我们端着牛排和酒回屋，一边谈论骨头上附着的纤维和科斯的化验结果。我们围坐在餐桌旁，点了根蜡烛，讨论着鲜有人用来佐餐的话题。 <er h3">二 “廉价汽车旅馆的窗帘或许有这种衬垫。”露西说。 “或者家具罩单之类，因为上面有疑似油漆的物质。”我说，“这菠菜真好吃，你、在哪里买的？” “Ukrop超市。要是我家附近也有这样的商店，我愿意放弃一切。这么说凶手用帘布把受害者包裹起来，然后隔着布把她肢解？”她切着肉排。 “看起来是这样。” “韦斯利有什么看法？”她注视着我。 “我还没机会找他谈。”这样说并不准确。我连个电话都没打。 露西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起身，带回一瓶依云水。“你打算躲他多久？” 我装作没听见，暗暗希望她别再追问。 “你知道自己在逃避。你在害怕。” “我们不该讨论这个，”我说，“尤其我们难得共度这样一个愉快的夜晚。” 她伸手去拿酒。 “对了，这酒真好喝。”我说，“我喜欢黑比诺葡萄酒，味道很清淡，不像墨尔乐那么浓郁。以现在的心情，我不适合喝任何重口味的东西。你选得棒极了。” 她明白我的用意，只是叉起一块肉嚼着。 “告诉我，珍妮特近况如何？”我另辟话题，“主要在华盛顿特区处理白领阶层的犯罪案件？还是最近花了不少时间在工程研究部？” 露西望着窗外的月亮，缓缓摇晃着杯中的酒。“来看看你的电脑有什么问题吧。” 我清理餐具时，她钻进了书房。我让她在那里独自待了很长时间，因为我非常清楚她在生我的气。她要的是全然的坦白，而我从来做不到，无论对谁都是如此。我感到难过，好像每个我爱的人都被我排拒在外了。我坐在厨房桌上，打电话和马里诺聊了一阵，然后打给母亲闲话家常。我煮了壶低咖啡因咖啡，盛满两马克杯带往过道。 露西正投入地敲击着键盘，她戴着眼镜，年轻光洁的额头由于专注而微微蹙起。我放下咖啡，越过她头顶看着屏幕上的内容。我看不懂，向来如此。 “进行得怎么样了？”我问。 显示器上映出我的脸。她又敲了下回车键，开始执行另一项UNIX指令。 “不好不坏。”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美国在线这类网站的问题在于，你只能进入它的原始程序语言去追踪文件记录。我正这么做，而这就像大海捞针。” 我拉了把椅子在她身边坐下。“露西，”我说，“那个人是怎么把这些照片传给我的？你能逐步解释给我听吗？” 她停下双手，摘去眼镜靠向椅背，用双手揉着脸颊，又头痛似的按摩着太阳穴。 “你有泰诺吗？”她问。 “刚喝了酒不能吃含有乙酰胺基酚的止痛药。”我打开抽屉，拿出一瓶布洛芬。 “首先，”她服下两颗胶囊，接着说道，“要不是你用了自己的本名作为邮箱账号，他就不可能这么轻易做到。” “我故意这么做的，好方便我的同事们。”我再次解释。 “这也方便了所有人。”她带着责备的神色看着我，“你以前收到过骚扰邮件吗？” “我认为这比骚扰邮件恶劣多了。” “拜托，先回答我。” “有过几次，但没什么好担心的。”我顿了顿，继续说，“通常是在某起重大案件或某场关注度甚高的审判被媒体大肆报道后。” “你应该换个新账号。” “不行，”我说，“死医客也许还会给我发别的东西。我不能现在更换账号。” “哦，好极了。”她戴上眼镜，“现在你把他当笔友了。” “露西，拜托。”我轻声说，也有些头痛起来，“我们都有自己的职责。” 她沉默片刻，道歉说：“我想我对你呵护过度了，就像你以前对我那样。” “现在也一样。”我拍拍她的膝盖，“好吧，他是从美国在线网站的用户名单上获得了我的账号，对吗？” 她点点头。“我们来谈谈你在美国在线网站的个人资料吧。” “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我的职业和头衔、办公室电话和地址。”我说，“没有任何私人信息，例如婚姻状况、出生日期、个人爱好之类。这点警惕我还是有的。” “你查过他的资料吗？”她问，“那个死医客的资料？” “老实说，我不认为他会在网站上公开个人信息。”我说。 我沮丧地想起那些让我无从分辨的电锯痕迹，感觉自己今天又犯了个大错。 “哦，他有资料的。”露西又敲起键盘来，“他希望你知道他是谁，所以一定会公开自己的信息。” 她点击用户目录，调出“死医客”的信息，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见。我扫视着用以方便搜索用户资料的所有关键词。 法学，验尸，首席，首席法医，康奈尔，尸体，死亡，肢解，联邦调查局，法医，乔治城，意大利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司法，凶手，律师，医学，病理学者，医生，水肺潜水，弗吉尼亚，女性。 诸如此类。关键词描述的职业、个人资料和种种爱好，正符合我的情况。 “看来死医客把自己当成你了。”露西说。 我无比惊愕，顿时浑身发冷。“太荒谬了。” 露西推开椅子，看着我。“他掌握了你所有资料。在虚拟空间里，在因特网上，你和他拥有不同账号，却是同一个人。” “我们不是同一个人，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说。”我看着她，吃惊地说。 “那些照片是你的，你把它们寄给了自己。这容易得很。只需要用扫描仪把照片传入自己的电脑，没有任何困难。你可以花四五百美元买一台便携式彩色扫描仪，然后把照片作为那封只有一个‘十’字的邮件附件发给KSCARPEttA，也就是你自己，换句话说……” “露西，”我打断她，“上帝，够了！” 她沉默下来，面无表情。 “实在令人恼火。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说。”我厌恶地离开椅子。 “如果凶器上发现了你的指纹，”她反驳道，“难道你不希望我告诉你这些？” “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我的指纹。” “姨妈，我只是想强调一点，网络上有个人正在窥探你、扮演你的角色。你当然没做什么，但我想提醒你，每当有人利用关键词搜索你这样的专家来寻求协助时，必然也会找到死医客的名字。” “他怎么会对我知道那么多？”我说，“我的个人资料里又没列出这些，包括我在哪所法学院、医学院上的学，我是意大利裔。” “也许是从这几年媒体对你的报道中得来的。” “大概是吧。”我忽然觉得不太舒服，“你想来点睡前酒吗？我累坏了。” 很快，她又沉浸在充满“cat”、“：q！”、“vi”这类怪异符号和指令的UNIX诡秘空间里。 “姨妈，你在美国在线的密码是什么？”她问。 “和在其他网站上用的一样。”我坦白承认，料到她又要责怪我了。 “该死，别告诉是Sinbad。”她抬头看着我。 “所有关于我的新闻报道里从没提过我母亲养的这只坏猫的名字。”我为自己辩解。 我看着她在密码栏里键入Sinbad然后按回车键。 “你经常更新密码吗？”她问，好像这理应是一项常识。 “什么？” “每个月至少更新一次密码。” “没有。”我说。 “还有谁知道你的密码？” “罗丝。当然，还有你。”我说，“死医客绝不可能知道。” “总是有办法的。他可以用UNIX的密码加密程序译出词典里的每个词，再把每个译码与你的密码对照……” “没这么复杂。”我笃定地说，“我敢打赌，无论这家伙是谁，他根本不懂UNIX。” 露西结束屏幕上的任务，好奇地看着我，一边把椅子转来转去。“为什么这么说？” “他应该先好好清洗尸体，以免血迹里沾有微物证据。他不该把受害者的手掌照片寄给我们，让我们掌握她的指纹。”我倚在门框上，按着疼痛的脑袋，“他一点都不聪明。” “也许他并不认为她的指纹那么重要，”她说着起身，经过我面前时说，“顺便一提，几乎任何一本和计算机有关的书都会告诉你，拿自己亲人或猫的名字当密码是多么愚蠢。” “辛巴达不是我的猫。我才不会养一只总是瞪着死鱼眼，我一踏进我妈家就追着我到处跑的暹罗猫。” “是吗，那你应该多喜欢它一点，反正你每次登录网站时都得想起它。”她说着走进过道。 “我一点都不喜欢它。”我说。 <er h3">三 第二天清晨，空气清爽如秋天的苹果，星星逐渐隐没，路上的车辆大都是跑长途运输的卡车。我沿六四号公路向东行驶，经过州展览馆后转弯，于几分钟后到达里士满国际机场，在临时停车场的车列中穿梭。我选了S开头的停车位，这很好记，同时让我再度想起密码的事，以及多次由于负荷过重而造成的意外。 我取出车厢里的行李，忽听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便立即转身。 “别开枪。”马里诺举起双手。天气很冷，看得清他呼吸时呵出的白气。 “拜托，在黑暗中走向我时至少吹声口哨。”我说着砰地关上车门。 “哦，可坏人是不吹口哨的，只有我这种好人才会这么做。”他抓过我的行李箱，“那个也要我代劳吗？” 他伸手去提那个我准备带往孟菲斯的黑色派力肯保险箱，我以前曾带着它去过许多次。箱子里是脊椎和人骨之类的证物，绝不能离身。 “这我得随身带着，”我说着一把抓过来，连同公文包一起提着，“我真的不想阻拦你，马里诺，但你真的有必要和我一起去吗？” 我们不知讨论过多少次这件事，我确实认为他不需要陪我，我看不出丝毫必要。 “我说过，有个人渣正在找你麻烦，”他说，“韦斯利、露西、我，以及局里那帮人都认为我应该陪你一起去，因为这是你处理每起案件的固定行程，很容易预测，况且你这趟行程的消息已经见报了。” 停车场光线充足且挤满车辆，我无意识地观望着那些开车缓缓经过、想寻找一个离机场大厦不太远的停车位的人。我琢磨着死医客还知道哪些我的事，又后悔没多穿一件风衣。天气很冷，我忘了戴上手套。 “况且，”马里诺补充道，“我从没去过优雅园。”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这地方列在我的清单上。”他继续说。 “什么清单？” “我小时候就列好的一份梦幻清单。阿拉斯加、拉斯维加斯和乡村老大剧院”他说，语气忽然欢快起来“难道你没什么想去的地方？如果有一天你能随心所欲的话？” 我们到了机场大厦，他为我推开门。 “有，”我说，“我的家，自己的床上。” 我走向前台，领了机票上楼，此时除安检人员外四周寥落无人。我将保险箱放在X光输送带上，立刻预料到接下来的事。 “女士，你得把箱子打开。”一位女保安说。 我打开箱锁，扭开扣环。箱子里垫着泡沫橡胶，橡胶上是几个贴了标签、装着骨头的塑料袋。保安瞪大了眼睛。 “我以前也带过这种东西，都没问题。”我耐心解释。 她伸手去拿其中一个塑料袋。 “请不要动任何东西，”我警告她，“这是一桩凶杀案的证物。” 我背后有几名乘客，他们听见了我所说的每个字。 “我还是得检查一下。” “不行。”我向她出示了我的铜质法医徽章，“如果你动了这些东西，我就得把你列为开庭证人之一。你将会接到法庭传唤。” 这个解释她似乎听懂了，于是让我通过。 “笨得像个榔头。”走出一段距离后，马里诺说。 “她只不过在尽自己的职责。”我回答。 “对了，”他说，“我们明天上午回来，这就是说，除非你打算花一整天检查那些骨头，否则我们应该有不少空闲时间。” “你可以自己去优雅园，我有一大堆工作要做。另外，这里是非吸烟区，”我在登机门处的候机区选了个座位，“如果你想吸烟，请去那边。” 他环顾周围候机的乘客，然后回头望向我。 “你知道吗，医生，”他说，“你的毛病在于痛恨享乐。”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早报，摊开。 他在我身边坐下。“我敢说你一定从没听过埃尔维斯的歌。” “这怎么可能？电台、电视……连电梯里都在放他的音乐。” “他是音乐之王。” 我从报纸上方瞟了马里诺一眼。 “他的嗓音，他的一切，没人比得上。”马里诺着迷地说，“我是说，他就像你喜欢的那些古典音乐和画家一样。这种人几百年才会出一个。” “你把他和莫扎特、莫奈相提并论了。”看腻了本地政治和经济新闻，我换了个版面。 “有时候你实在是目中无人。”他气呼呼地站了起来，“也许你该考虑去我说的这些地方看看。你见过我打保龄球吗？”他低头看着我，一边掏出香烟，“你什么时候称赞过我的车子？你和我一起去钓过鱼吗？你到我家吃过饭吗？没有，每次都是我去你那里，因为你住的小区更高级。” “你若下厨，我就会去你家。”我盯着报纸说。 他气愤地大步走开，我感到陌生人的目光朝我们投来。他们大概以为马里诺和我是一对相处不睦的老夫老妻。我忍住笑，又翻过一页。我不但会陪他去优雅园，还打算今晚为他买些烤肉。 由于里士满没有直达除夏洛特以外的任何地方的航班，我们必须先绕到辛辛那提转机。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孟菲斯，入住皮博迪旅馆。我申请了政府补贴的每晚七十三美元的出差住宿费。马里诺四下打量，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个饰有彩绘玻璃和一座浮着野鸭的喷水池的大厅。 “上帝，”他说，“我从没见过旅馆里养野鸭，可这里到处都是。” 我们走向餐厅。“野鸭餐厅”的确名副其实，玻璃橱里展示着野鸭艺术品，墙上挂着野鸭绘画，服务员的绿色背心和领带上也有鸭子图案。 “楼上有个鸭子广场，”我说，“每天他们都要铺两次红地毯，并播放苏萨的音乐迎接它们。” “不会吧。” 我让服务员为我们安排一张两人座餐桌。“非吸烟区的。”我补充道。 餐厅里坐满了来这里参加一个不动产会议的男女宾客，个个佩着大型身份牌。我们离他们很近，甚至可以看到他们阅读的报告，听见他们的商谈。我点了新鲜水果切盘和咖啡，马里诺则照例点了烤汉堡拼盘。 “五分熟。”他对侍者说。 “五分熟？”我望向他。 “是啊，是啊，没问题。”他耸耸肩。 “会感染出血性大肠杆菌，”侍者离去后我对他说，“相信我，这不值得。” “你从不虐待一下自己吗？”他说。 这个漂亮场所挤满衣着光鲜、收入远高于里士满警察局队长的男男女女，马里诺坐在我对面，愈发显得颓丧。他似乎忽然老了不少，头发稀疏，只剩垂在耳朵上的不规则发绺，像是一轮位置偏低的暗淡的银色光晕。自我认识他以来，他的体重不曾减过一盎司，肚子从腰带上凸出，抵着餐桌边缘。事实上，我没有一天不为他担忧，无法想象少了他这个搭档我该怎么办。 一点半，我们坐着租来的车离开旅馆。他开车，对他而言这件事毫无商量的余地。车子上了麦迪逊大道，一路往东行驶，逐渐远离密西西比河。地方法医中心位于一家轮胎店和献血中心对面，红砖大学区就在附近，步行便可到达。马里诺将车停在法医大楼后面，靠近公共入口。 这栋建筑由郡政府建造，和我所在的里士满市中心的办公大楼规模大致相同，但里面的工作人员包括三名法医病理学家和两名人类学专家，这相当罕见且令人艳羡，因为我希望我的同事中也有大卫·坎特尔医生这样的人才。可孟菲斯法医中心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则令人不甚愉快——这里的首席法医参与了两件全国性重大悲剧事件，他曾经为马丁·路德·金验尸，也曾见证猫王的验尸过程。 “如果我的陪同没多大意义，”下车时马里诺说，“那么你忙你的，我想打几个电话。” “好啊，我想他们可以找一间办公室让你使用。” 一路上，他久久仰望秋日的碧空。“真不敢相信我到了这里。”他说，“这就是他临终时待的地方。” “你错了。”我说，心里很淸楚他在说谁，“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是在浸信会纪念医院去世的。他从没到过这里，虽说他本应被送来这里。” “为什么？” “医院把他的死当自然死亡处理。”我回答。 “本来就是啊，他是心脏病发作致死的。” “他的心脏功能欠佳是事实，”我说，“可这并不是他的死因，真正的死因是滥用药物。” “他的死是汤姆·帕克上校—手造成的。”马里诺喃喃说着，似乎想杀了那人。 走进办公室时我瞟了他一眼。“埃尔维斯带了十种药物上飞机，法医本应判定他的死是意外死亡，真是可悲。” “躺在棺材里的真是他吗？”他说。 “够了，马里诺！” “有什么不对？你见过照片吗？你确定那是事实吗？”他说。 “我见过照片，而且，没错，我知道那是事实。”我说着在前台停步了。 “什么样的照片？”他追问。 曾经照应过我的名叫雪莉的年轻女子正在一旁等着马里诺和我停止拌嘴。 “那不关你的事。”我柔声对他说，又对雪莉说：“你好吗？” “欢迎回来。”她微笑着招呼。 “很遗憾，没带来好消息。”我回答。 马里诺拿出一把折叠小刀开始挫指甲，一边回头探看，好像埃尔维斯随时可能进来。 “坎特尔医生正在等你。”她说，“请跟我来。” <er h3">四 马里诺走进走廊打电话，我则被带往一间简朴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主人早在田纳西大学实习期间就与我熟识。我初次见到坎特尔时他还只是露西那么大。 坎特尔是法医人类学家贝兹博士的追随者，在田纳西州的诺斯维尔创设了“人体农场”，从事人体腐化研究。此后坎特尔又受到多位名师的指点，目前已是世界公认的顶尖锯痕鉴定专家。我不知道这对以乡村音乐和丹尼尔·布恩闻名的田纳西州意味着什么，但这里确乎垄断了有关死亡与人骨研究的专家市场。 “凯。”坎特尔站起身，伸出手。 “你真是太好了，每次都这么快就抽出时间见我。”我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坐下。 “因为我不忍心看你被那些事情折磨。” 他的深色头发从眉毛上方直往后梳，一往下看头发便垂下挡住眼睛，于是他不停地把头发向后甩，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习惯。他有张棱角分明的年轻面孔，两眼距离很近，下巴和鼻梁坚挺。 “吉尔和孩子们好吗？”我问。 “非常好，她又怀孕了。” “恭喜，第三个了？” “四个啰。”他笑容灿烂。 “你真行。”我诚恳地说。 “这倒是很容易。你带了什么好东西给我？” 我把保险箱搁在办公桌边打开，取出那些用塑料袋密封着的骨头切片交给他。他首先拆开的是股骨，将其拿到灯下用放大镜研究，一边缓缓翻转。 “唔，”他说，“你没有在切割那端做记号，是吧？”他看了我一眼。 他无意指责我，只是提醒，我忍不住又自责起来。通常我都十分谨慎，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我经常谨慎得过分。 “我太自以为是了，”我说，“我没料到凶手使用的锯子和我的竟会这么相似。” “凶手一般不会使用解剖电锯。”他推开椅子站了起来，“我没实际接触过这种案例，只在实验室做过这种锯痕的理论性研究。” “那就试试看吧。”我也是这么猜想的。 “必须用显微镜观察才能确定。但现在看来，这骨头的两端似乎是用同一种斯特莱克电锯切割的。” 他拿起那几袋骨头切片，我跟着他出了办公室，愈发感到不安，我还从没想过万一他也无法分辨那些锯痕，可该如何是好，这样的疏失足以毁掉一粧诉讼。 “我想或许你不打算多谈脊椎骨的部分。”我说。因为那是小梁骨，密度比其他骨头低，不易观察骨头横切面的切割痕迹。 “看看无妨，也许我们运气不错。”走进实验室时他说。 实验室里几乎没有多余空间，三十六加仑的桶装去油清洁剂和聚氨酯清漆摆了一地，高达天花板的架子上塞满袋装的骨头，许多箱子和推车里堆放着种类齐全的锯子。肢解案并不常见，据我所知肢解受害者尸体的动机主要有三种：方便搬运尸体；增加身份辨识的难度；单纯出于凶手的残酷本性。 坎特尔拉了把椅子，在一台装了摄像机的手术显微镜前坐下。他推开一盘断裂的肋骨和甲状软骨，那必定是我到达前他正埋头研究的对象。 “这家伙被人踹伤了，喉咙部位的伤要了他的命。”他戴上手术手套，淡淡地说。 “好个友善的世界。”我应了句。 坎特尔打开装着一段股骨的密封袋。由于骨头无法被切割成可以放在显微镜台上观察的薄片，他要我将那段两英寸长的骨头抵着桌子边缘握紧，自己拿二十五伏特的光纤灯凑近骨头的一处切割面。 “没错，绝对是斯特莱克电锯造成的。”他仔细瞧着透镜说，“只有快速的来回运动才能造成这样的光滑度，看起来几乎像打磨过的石块。你来看看？” 他移到一边让我观看透镜。只见骨头表面微斜，好像水面结冰的微波，闪着亮光。斯特莱克电锯的振荡式刀口移动幅度不大，无法切割皮革，只适合切割能够紧压的坚硬表面，例如骨头，或者整形外科用的石膏模具。 “很明显，”我说，“骨干中央的横面切口是我造成的，为了取骨髓做DNA化验。” “可那些刀痕不是。” “绝对不是。” “哦，也许我们运气不太好。” 骨头或软骨上的刀痕通常会彼此覆盖，除非是戳刺或劈砍。 “但乐观地看，骨头上有好几处误切点、一道相当宽的锯口，还有tPI。”他说着调整焦距，我则继续握着那段骨头。 我和坎特尔相处一段时间后才对锅子有了少许了解。骨头是显现刀痕的绝佳表面，锯齿切割骨头时会形成一道凹槽或锯口。在显微镜下，可以从切割末端出口判断锯子是从骨头哪一侧切出，从齿痕的特征判断锯齿的数目和每英寸的齿数，从齿间距和槽宽判断锯子的种类。 坎特尔调整光纤灯的角度，使凹槽和粗植面更加鲜明。 “你可以看见刀的弧度。”他指着骨干上几个误切点，这说明某人把锯子压进骨头又立刻拔出换了另一个切入点。 “不是我，”我说，“至少我觉得自己没这么笨拙。” “由于大部分刀痕都在这一端，我同意这不是你造成的。不管是谁，他必定先用了别的工具切割，因为振荡式刀锯无法切割皮肉。” “那他用的锯子呢？”我问，我很清楚自己停尸间里的工具。 “锯齿很大，每英寸十七齿，看来应该是解剖用的圆形锯刀。我们把它翻过来瞧瞧。” 我照做了，他用光束照着骨头另一端，发现没有误切点。切口非常光滑，和另一端一样稍微倾斜，但在坎特尔敏锐的目光下并不一致。 “强力解剖电锯，大型切割刀锋，”他说，“切口呈多向面，因为刀径太短，无法一次切断骨头。切割者变换不同角度切入，技巧娴熟。锯口微微倾斜，切割出口很不明显。这一点同样显示切割者使用锯子的技巧极为高明。现在我要把光线调亮，看能不能看清楚它的谐频。” 他是指锯子的齿间距。 “齿间距为零点零六英寸，每英寸十六齿。”他计算道，“推挽式切割方向，锯齿类型是钢刃。我认为这一端是你切的。” “被你逮到了。”我松了口气，“我认罪。” “没错，我认为是这样。”他仍在观察，“我不认为你会使用圆形锯刀来切割任何东西。” 大型圆形锯刀十分沉重且持续滚动，会耗损较多骨头，实验室或诊所经常用这种锯子切割石膏模具。 “我偶尔会用圆形锯刀解剖动物。”我说。 “两条腿的还是四条腿的？” “我曾替许多狗、鸟、猫动手术取出子弹，还很难得地处理过一次在毒品缉查行动中遭殃的蟒蛇。”我回答。 坎特尔检査着另一段骨头。“我以为只有自己乐在其中呢。” “某人在连续四起案件中使用肉锯，接着忽然换成了解剖电锯，你认为这寻常吗？”我问。 “如果你关于爱尔兰那些案件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么便有九起案件使用肉锯。”他说，“请把它握牢些，我想拍张照片。” 我用指尖捏着那段左股骨，他按下了相机快门。 “你提出的问题，”他说，“我的确觉得很不寻常，这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肉锯是徒手操作的，很费体力。通常是每英寸十齿，可以切割肌肉组织，每一刀都会削去大量骨头，锯痕比较粗糙，使用者必须强壮灵巧。另有很重要的一点，以前那些案件的受害者的肢体都是从关节处被切断的，这一起则是骨干，非常罕见。” “凶手是不同的人。”我说。这个想法益发坚定。 坎特尔接过我手中的骨头，看着我说：“我同意。” 回到大厅时，马里诺还在走廊里打电话。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走出大门去呼吸新鲜空气，我需要接触一下阳光和不那么残酷的景致。大约二十分钟后他终于出现了，和我一起走向车子。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他说，“要是有人告诉我，我早就挂电话了。” “没关系，天气很棒。” 他打开车门。 “进展如何？”他说着滑进驾驶座。 我们待在停车场里，没有发动车子。我简短地向他叙述经过。 “你想回皮博迪旅馆吗？”他问，一边用拇指敲打着方向盘。 我很清楚他想去哪里。 “不，”我说，“医生建议该去优雅园散散心。” 他发动引擎，笑意难掩。 “我们走福勒高速公路。”我说。我事先看了地图。 “希望你能把他的验尸报告给我，”他重拾话题，“我要亲眼看看他到底出了什么事，然后才不会那么耿耿于怀。” “你想知道什么？”我看着他。 “是不是真像他们说的，他是在马桶上死的？这一直让我非常困扰。你知道我见过多少这样的案例吧？”他瞥了我一眼，“不管是人渣还是总统，都没什么区别，死的时候屁股上箍着马桶盖。妈的！但愿这种事别发生在我身上。” “埃尔维斯是在卧室地板上被人发现的，全身赤裸。而且，没错，他们认为他确实是从黑瓷马桶上滑下来的。” “是谁发现的？”马里诺不安地追问，有些失神。 “待在隔壁房间的一个女朋友。至少传言如此。”我说。 “你是说他走进浴室，像往常一样坐下来，然后就栽倒了？没有任何预警之类的？” “我只知道他那天上午还打了壁球，身体状况似乎很好。”我说。 “你在开玩笑。”马里诺的好奇心又被勾起了，“这我倒从没听说过，我不知道他还打壁球。” 我们穿过一片穿梭着火车和卡车的工业区，接着行经许多待售的露营车。优雅园坐落在一大片廉价汽车旅馆和商店中，是一栋有着石柱的浅灰色石造宅邸，既称不上宏伟，又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如同一则笑话或为某部烂片搭建的布景。 “该死！”马里诺将车子驶进停车场，“你看见了吗？上帝。” 他靠着另一辆车停下，不停念叨着，好像那是白金汉宫。 “你知道吗，我真希望能认识他。”他神往地说。 “如果他知道好好照顾自己，这也许还有可能。”见他点起香烟，我打开了车门。 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漫步经过金碧辉煌的镜面装潢、绒毛地毯和彩绘玻璃孔雀，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歌声一路相随。数百名歌迷乘巴士抵达，他们四处参观，听着录像机上的导游解说，脸上流露出对这位歌手的热爱。许多人将花、卡片和信放在他的墓前，有些人与他相熟般地啜泣着。 我们绕过他那些紫色和粉红色的凯迪拉克和斯图茨黑鹰轿车，绕过他的私人飞机、射击场和金厅，这间大厅至少有八十英尺长，里面陈列着他所有获得格莱美奖的黄金和白金唱片、纪念品和各种连我都惊异不已的奖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缀满金灿灿亮片的华丽服装，以及这位俊美得令人赞叹的人物的照片。我们缓缓在大厅里踱步，马里诺茫然若失，脸上近乎伤痛的表情令人想起年少时的青涩爱恋。 “你知道吗，当初他买下这地方时很多人并不赞成。”他说。我们已走出大厅，秋天的午后晴朗爽冽。“这城里有些势利眼一直不肯接纳他，我想这多少伤了他的心，甚至造成他的悲惨结局。你知道他为什么吃止痛药吧？” “他不只服用止痛药。”一边走着，我再度强调这点。 “如果你是当时的那位法医，你能动手替他验尸吗？”他掏出香烟。 “当然可以。” “你不会盖住他的脸？”他打着打火机，愤慨地说。 “当然不会。” “我可不行。”他摇摇头，猛吸一口烟，“我甚至不会让他进停尸间。” “真希望是我负责他的案子，”我说，“我绝不会判定他是自然死亡。这个世界应该知道真相，这样人们打开普可酮的时候或许会多几分谨慎。” 我们走到一家礼品店门口，里面的电视机前挤满了人，他们正在欣赏埃尔维斯的录像。门外的扩音器流泻出他的《肯塔基的雨》，我从未听过如此雄浑魅人的声音。继续前行时我将此告诉了马里诺。 “老实说，我是他的歌迷，收集了大量他的CD。”我说。 他难以置信，称得上震惊。 “希望你别四处散播。感激不尽。”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竟然提都不提？”他大嚷，“你不是在取笑我吧？我真的做梦都没想到，一百万年都不会想到。嘿，那你现在该觉得，我很有品味了。” 等候乘巴士回停车场时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开车之后依然如此。 “我记得小时候在新泽西的家中看他在电视上表演，”马里诺说，“我老爸回来了，像平常那样喝得烂醉，大吼着要我换频道。我永远忘不了那情景。” 他减缓车速驶进皮博迪旅馆。 “一九五六年七月，埃尔维斯唱了《猎狗》。那天正是我生日。我老爸进了屋子，骂骂咧咧地关掉电视，我又跑过去打开。他掴了我一耳光，再次关上电视，我又打开了，然后向他走去。那是我第一次对他动手。我把他推到墙上，正式警告那浑蛋要是再敢动我或我妈一根汗毛，我就杀了他。” “后来他又动过手吗？”泊车员替我打开车门时，我问。 “没有。” “那真应该感谢埃尔维斯了。”我说。 <hr /> 注释： 第七章 <er top">一 两天后，即十一月六日星期四，我一早从里士满出发，准备驱车九十分钟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査局国家学院。马里诺和我分驾两辆车，因为我们随时可能奉命前往其他地点处理突发事件。于我，这些事也许是坠机或火车出轨，至于他，则必须应付市政府和上级官员。因此在接近弗雷德里克斯堡时听到车里的电话铃声大作，我丝毫不觉意外。太阳在云朵里躲躲藏藏，天气很冷，似乎快下雪了。 “我是斯卡佩塔。”我对着话筒说。 车里响起马里诺的声音。“市议会闹翻天了。他们知道市议员麦克科恩的小孩出事后被送到你那里，正对我们的案子发表各种高论，电视新闻、报纸和本地电台都炒得沸沸扬扬。” 过去两天有更多关于案情的流言传出，说是警方已锁定包括都柏林五起案件在内的连环凶杀案的嫌疑人，逮捕行动即将展开。 “你相信这些鬼话吗？”马里诺大吼，“竟然说得像真的一样。说这个人二十五六岁，过去几年都待在都柏林。关键是，市议会忽然决定召开关于案情的听证会，也许他们认为破案时机到了。总得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对吧，让公众觉得他们偶尔还是有贡献的。”他措辞含蓄，但语气激昂，“所以，我必须在十点前赶到市议会，局长也在找我。” 接近公路出口时，我看见前方他车子的尾灯亮起。这天早上，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上挤满卡车和每天到华盛顿特区上班的人。无论我多早出发，无论何时朝北行驶，这里的交通总是壅塞得可怕。 “事实上你去一趟也未尝不好，也顺便替我挡一下媒体。”我说，“我稍晚会与你联系，告诉你最新情况。” “是啊，见到林恩时别忘了好好照应他。”他说。 我到达学院，警卫挥手让我通过，他早已熟悉我的车和车牌号码。停车场挤满了，我几乎得把车停在树林里。道路对面的射击场正在进行一场实战演练，缉毒小组成员配备着冲锋枪，神色严肃地进行伪装演习。我从一条小径走向红褐色的杰斐逊大楼，草坪上凝结的露水沾湿了我的鞋子。 大厅内，沙发和墙边堆着许多行李箱，因为调査局国家学院的探员总是得随时待命出差。前台上方播映着短片，祝每个人今日愉快，并提醒别忘了出示徽章。我从钱包里掏出带有挂链的证件，挂在脖子上，然后在门禁处刷卡，打开蚀刻着司法部徽章的玻璃门，进入一条以玻璃密封的长走廊。 我一路沉思，几乎没注意到那些身穿深蓝色和卡其色制服的新进探员，以及穿着绿制服的学院学生。错身而过时他们对我微笑点头，我也友善地回应，但颇有些心不在焉。我在想那具尸体，想她的年龄和生前的病痛，想她被包裹着存放在冰柜里的可怜遗骸，或许她必须在那里待上好几年，直到我们查清她的身份。我还想着凯斯·普雷森和死医客，想着电锯和锋利的钢刃。 枪械清理室里散发着一股霍普溶剂的气味，陈列着数排黑色工作台和用来将空气打入枪管的压缩机，这里的气味和声响总让我想起韦斯利和马克。转入此地，我的心被难以负荷的强烈情感紧紧挟持，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 “看来我们的目的地相同。”林恩调查员说。 他身着无可挑剔的海军蓝套装，正在等电梯。这部电梯将把我们带往地下六十英尺深，当初胡佛为自己建造的核弹避难所的所在地。我将沉甸甸的公文包换只手拎，把幻灯片盒紧紧夹在腋下。 “早上好。”我木然地说。 “来，我帮你提。” 电梯门打开时他伸出一只手，我注意到他的指甲磨得光亮。 “不必了。”我说，我不需要他的帮助。 我们进了电梯，直视前方，逐渐降至位于室内射击场下方的密闭楼层。林恩曾来参加过几次咨询会议，做了周详的笔记，但截至目前尚未有任何相关细节见报。他不至于蠢到做这种事。当然，部分原因在于调查局咨询会议内容一旦泄漏，追查元凶将非常容易，因为消息来源不外乎我们几个人。 “最近媒体不知从哪里得到些风声，那些报道令我相当困扰。”走出电梯时我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林恩一脸恳切地说。 他推开门，眼前出现一座走廊迷宫。这里的办公机构最初称为行为科学小组，后来改为调查支持小组，如今则是儿童绑架与连环杀人犯调查小组。名称变了，但负责的案件并无不同。男女探员天不亮就来这里工作，天黑后才离开，经年累月地研究着那些怪物的档案、齿痕、足迹，以及他们的思维、想法和恨意。 “消息走漏得越多，对我们越不利。”林恩说。我们走向另一道门，前往一间会议厅。我每个月总要来这里报到几次。“但我们提供一些案情好得到公众的帮助，则是另一回事……” 他继续说着，我没注意听。进了会议厅，只见韦斯利已端坐在那张光滑会议桌旁的主席席位上，戴着老花镜，正在看背面印有苏塞克斯郡警察局徽章的大幅照片。和他隔着几把椅子的格里格警探面前堆着一大叠文件，正凝视着一张类似肖像画的东西。他对面是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成员弗兰克尔。桌子另一端坐着我的外甥女露西，她正敲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抬头看了我一眼，但没打招呼。 我在韦斯利右侧我惯常的位子上坐下，打开公文包开始整理文件。林恩坐在我对面，继续我们刚才的谈话。 “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家伙在追踪新闻报道，”他说，“这是他的乐趣之一。” 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有目光凝聚在他身上，会议厅里只剩他的声音。他的态度平和理性，仿佛自己只是在传达真理，无意成为焦点。林恩是个一流的骗徒，而他接下来的话更加令我错愕。 “例如——关于这点我必须老实说，”他对着我说，“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该公布受害者的肤色、年龄和其他所有数据。也许我这想法不正确，”他环顾众人，“但目前看来似乎少说为妙。” “我没有选择。”我说，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因为有人预先向媒体透露了不实消息。” “可这种事总是会发生的，我认为我们不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被迫透露消息。”他用同样恳切的语调说。 “但是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位失踪的亚洲未成年女性身上，对我们恐怕也没什么帮助。”我当着其他人的面毫不客气地瞪着他。 “我同意。”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成员弗兰克尔开口了，“全国各地所有失踪人口的档案都会涌向我们，这样的疏失必须及时纠正。” “这样的疏失根本不该发生。”韦斯利说着从眼镜上方环视众人，这是他心情沉重时的惯有动作，“今天出席会议的还有苏塞克斯的格里格警探和费里奈利探员。”他望着露西说，“她是人质救援小组的技术分析师，掌管我们称为CAIN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协助我们解决电脑方面的问题。” 我的外甥女头也不抬，只是专注地继续敲击键盘。林恩注视她的眼神像是要把她囫囵吞下。 “哪方面的电脑问题？”他问，目光仍停在露西身上。 “稍后我们会加以说明。”韦斯利果决地往下说，“先听我大概介绍，接着我们会讨论细部问题。最近这起发生在垃圾掩埋场的案件的受害者研究和前面四起一一包括爱尔兰的案件则共有九起——有明显差异，我的结论是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凶手。斯卡佩塔医生会就这点提供她的医学观察，我认为应该足以证明这起案件的犯案手法脱离常轨。” 他继续作说明，之后针对我的报告、图表和照片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中午。大家提出许多问题，主要是格里格，他急于了解这几件连环肢解案的每个层面和异同，好据此判断发生在他辖区的这起案件是否不同于之前几件。 “从关节或骨干切割对凶手来说有什么差别？”他问我。 “从关节切割比较困难，”我说，“需要对解剖学有所了解，甚至得有过操作经验。” “例如屠夫或肉品加工厂的工人？” “没错。”我回答。 “这么说，的确和肉锯这项凶器相吻合。”他加了句。 “是的，肉锯和解剖电锯非常不同。” “到底怎么不同呢？”说话的是林恩。 “肉锯是用来切割肉类、软骨和骨头的手动工具。”我环视着众人，继续作说明，“通常大约长十四英寸，钢刃很薄，每英寸十个凿形锯齿，使用时得运用推力。使用者必须相当强壮。而解剖电锯无法切割肌肉组织，除非先用刀子之类的工具切开。” “正是这起案件的手法。”韦斯利对我说。 “骨头上有一些符合典型刀子特性的切痕。”我解释道，“解剖电锯只能用在坚硬的表面，主要是运用来回的推拉，每次只能切割一点点。我知道在场的各位对这起案件都已相当熟悉，但还是带来了照片。” 我打开一个信封，取出几张我带去孟菲斯的那些骨头的十英寸照片，上面显示着凶手留下的锯痕。我把照片发给每个人。 “各位可以看见，”我接着说，“这锯痕的角度多变且非常光滑。” “我想问问，”格里格说，“这就是你在停尸间使用的那种电锯？” “不，并非完全相同，”我说，“我通常使用较大型的钢刃。” “但一样是医疗用的锯子。”他握着照片说。 “没错。” “从哪些地方可以获得这种锯子？” “医生办公室、医院、停尸间、医疗用品公司，”我回答，“很多地方。这种东西的买卖不受管制。” “这么说，即使不是医疗人员也可以订购。” “非常容易。”我说。 “或者是偷来的。也许这次他想出奇招来干扰我们。”林恩说。 露西望着他。我见过这种表情，她认为林恩是个傻瓜。 “如果凶手是同一个人，”她说，“那他为什么会忽然在网上发送文件？这也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举动。” “说得好。”弗兰克尔点点头。 “什么文件？”林恩问她。 “这稍后再讨论。”韦斯利重整会议秩序，“这起案件的手法不同，使用的工具也不同。” “我们怀疑她脑部有伤，”我说着将图表和用电子邮件发来的照片在桌上排开，“因为她的气管里有空气。我不确定这是否与前面几起案件有异，因为尚无法断定他们的死因。但X光片和解剖结果都显示，这位受害者比前面几位年长。而纤维化验也表明，她遭到截肢时包裹着厚布帘之类的布料，这点也与其他案件不一致。” 我对布块纤维和油漆的细节作进一步说明，同时明显觉察到林恩边做笔记边紧盯着我的外甥女。 “这么说，她可能是在某人的工作间或车库里遭到肢解的。”格里格说。 “我不知道，”我回答，“你也看见了，根据我电子邮箱里的这些照片判断，我们只能确定她当时所在房间的墙壁是淡灰色，里面还有一张桌子。” “容我再次指出，凯斯·普雷森的屋后有个房间被用为工作间，”林恩提醒我们，“那里面摆着一张大工作桌，四周是没上漆的木头墙壁。”他看着我，“说是淡灰色也没什么错。” “但要清洗那么多血迹可不容易。”格里格若有所思地说。 “有背胶的布帘可以解释为什么没留下血迹，”林恩说，“这正是重点所在，血完全不会渗漏出来。” 所有人都看着我，想知道我的意见。 “这样的案子里，现场不沾上血迹是相当罕见的，”我回答，“尤其她在遭到肢解时仍有血压。如若不然，至少在木头纹理或工作桌缝隙里应该会有血迹。” “我们可以做化学测试检测。”这下林恩又变成法医科学专家了，“例如鲁米诺试剂，一点点血迹就能和它起化学作用，在黑暗中发光。” “鲁米诺有个缺点，它具有破坏性。”我说，“我们还得拿血迹去做DNA化验，看是否和受害者符合。我们当然不能毁损好不容易找到的微量血迹。” “总之我们根本没理由进入普雷森的工作间去做测试。”格里格瞪着桌子对面的林恩。 “我想我们有理由。”林恩回瞪着边说。 “除非改变规则。”格里格缓缓地说。 韦斯利一直在冷眼旁观，一如往常地评估着每个人和每句话。他自有主见，而且经常是真知灼见。但他保持沉默，让争执继续。 “我认为……”露西开口了。 “很有可能这只是模仿犯罪。”林恩说。 “哦，我也这么想，”格里格说，“我只是不赞同你关于普雷森的说法。” “让我把话说完。”露西锐利的目光扫过男人们的脸，“我想解释一下这两份文件是如何通过美国在线发送到斯卡佩塔医生的邮箱里的。” 每次她用职衔称呼我时，我总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我对这个倒是很好奇。”林恩用手掌托着下巴，打量着她。 “首先，你需要一台扫描仪，”她开始作说明，“这并不难。只要是彩色、分辨率达到七十二DPI的就可以。但这些照片的分辨率应该更高，也许有三百DPI，既可能是用三百九十九美元的手动式扫描仪扫描的，也可能是用分辨率高达好几千DPI的三十五毫米幻灯片扫描仪……” “那你认为他用的是哪种电脑呢？”林恩问。 “我正要说。”露西对自己不停被他打断显得很不耐烦，“系统需求是：八兆以上内存、彩色显示器、Fototouch或ScanMan之类的扫描软件，加上一台调制解调器。那可以是麦金托什或者更老的机型。重点是，任何人都可能把照片扫描进电脑，然后用网络发送，这也是近年来电子犯罪如此猖獗的原因。” “就像最近你们都参与侦破的大规模猥亵儿童的案件？”格里格说。 “没错，大量照片通过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陌生人又有机会和孩子们说话了。”露西说，“我们手上这起案件的有趣之处在于，若照片被扫描成黑白的，也许就没什么大不了，但一旦是彩色的，情形就微妙复杂得多。而且传给斯卡佩塔医生的照片相当清晰，几乎没什么噪点。” “看来这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格里格说。 “是的，”露西赞同道，“但他不见得就是个电脑分析师或绘图师，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年头，只要有硬件和几本参考书，任何人都可以轻易上手。”弗兰克尔说。他在工作中也使用电脑。 “好，假设那些照片都被扫描到电脑里了，”我对露西说，“然后呢？它是经由什么途径被发给我的？” “你必须把文件上传，上传的是图形文件或GIF格式的文件。”她回答说，“一般来说，如果要上传成功，你必须作数据位数、停止位和奇偶校验等相关设定，这操作起来不太便利，但美国在线网站替我们省掉了这些麻烦。因此在这起案件中，发送文件的步骤非常简单，只要把图片上传就可以了。”她望着我。 “而这基本通过电话线就可以进行。”韦斯利说。 “没错。” “可以追踪吗？” “第十九小组已经在追查了。”她是指联邦调査局负责调查非法使用网络的部门。 “我不太确定这起案件是否涉及犯罪。”韦斯利说，“如果那些照片只是伪造的猥亵照片，那么很不幸，这并不犯法。” “那些照片不是伪造的。”我说。 “很难证明。”他注视着我。 “如果不是伪造的会如何？”林恩问。 “照片就会成为证物。”韦斯利稍作停顿，继续说，“触犯刑法第十八章第八七六条，信件恐吓。” “恐吓对象是谁？”林恩问。 韦斯利的目光仍停在我身上。“再清楚不过，是指向收信人。” “可信里并没有恐吓字眼。”我提醒他，“我们只是需要足够的证据申请法院令。” “我们得先找到那个家伙。”林恩说着伸了个懒腰，猫一般地在椅子里打起哈欠来。 “我们正在等他再度登录网站，”露西说，“已经在实施监控了。”她继续敵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査看着不断跳出的信息，“但这个全球性电话系统有四千万用户，当中没有电话指南，没有总机，没有辅助目录，而这就是网络。当然也没有会员名单，连美国在线网站都没有，除非用户自愿填写个人资料。在这起案件里，我们也只知道死医客的账号。” “他怎么知道斯卡佩塔医生的邮箱地址呢？”格里格看了我一眼。 我向他解释了一番，然后问露西：“整个过程都是用信用卡付的账？” 她点点头。“对此我们已作了追踪，査出一张美国运通卡，持有人叫肯恩·L·珀利。此人为退休高中教师，住在诺福克，七十岁，独居。” “能査出是谁在用这张卡吗？”韦斯利问。 “珀利不常使用这张信用卡。最近一次用是在诺福克的红龙虾餐厅，时间是十月一日。他和他儿子在那里共进晚餐，消费二十七美元三十美分，包含小费，用运通卡支付的。父子二人都不觉得当晚有什么异常，只记得付账时餐厅里非常忙碌，那张信用卡在餐桌上搁了很长一段时间。服务员把卡拿走后，珀利去了洗手间，他儿子则到餐厅外抽烟。” “上帝，真够粗心的。服务员是否注意到有谁曾靠近那张餐桌？”韦斯利问。 “我刚说过，当时餐厅十分忙碌。我们正在清查每一笔账目，好列出当晚所有顾客的名单。问题应该就出在那些用现金付账的人身上。” “现在就查出了珀利在美国在线网站使用运通卡的账目，这非常及时。”韦斯利说。 “没错。根据美国在线的说法，死医客的账号是不久前才申请的，确切说来是在红龙虾餐厅事件一周后。珀利非常配合我们，”露西补充说，“而美国在线也将继续免费开放这个账号，以备死医客又要发送别的文件。” 韦斯利点点头。“虽然无法确定，但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凶手——至少是大西洋垃圾掩埋场这起案件的凶手——很可能一个月前在诺福克现身过。” “这起案件一定是本地人所为。”我再度提出这个观点。 “那些尸体可能经过冷冻处理吗？”林恩问。 “最近这件没有。”韦斯利迅速作答，“绝对没有。凶手甚至不敢看受害者的脸。他把她遮盖起来，隔着包裹物肢解，我猜他不会跑太远去丢弃尸体。” “很像《泄密的心》啊。”林恩说。 露西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信息，神情严肃地静静敲着键盘。“第十九小组刚刚发来消息，”她说着拉下窗口滚动条，“死医客在五十六分钟前登录，”她仰头看着我，“他给总统发了封邮件。” <er h3">二 电子邮件直接寄到了白宫，这并不稀奇，因为白宫的邮箱地址向公众公开，任何网络用户都可以向其发送邮件。这封邮件的内容同样全部小写，标点符号也用间隔代替。里面写道：“道歉，则我会在法国动手。” “目前出现了好几个迹象，”韦斯利对我说，此时楼上的射击场传来枪响，仿佛远处正有一场战争在闷声进行。“而所有迹象都让我不能不替你担忧。” 他在饮水机那里停了下来。 “我不认为这与我有什么相关，”我说，“这和美国总统关系更大。” “老实说，那只具有象征意义。不能看表象。”我们慢慢走着。“我认为这个凶手内心充满愤怒，他认为某个或某些大权在握的人应该为他的生活困境负责。” “就像大学炸弹手。”走进电梯时我说。 “非常类似，甚至可能就是模仿他。”韦斯利说，“你走之前我能请你喝杯啤酒吗？” “除非有人替我开车。”我微笑着说，“咖啡倒是没问题。” 我们经过枪械清理室，数十名调查局和缉毒小组的探员正在那里忙着拆开枪支，将零件擦亮，并用压缩空气除尘。他们好奇地抬头看着我们，我不知他们是否对流言有所耳闻。我和韦斯利的关系一直是学院盛传的流言之一，这令我相当困扰。多数人似乎深信他的妻子离开他是因为我，但实际上她是为了另一个男人。 楼上的福利中心排了很长的队伍，一个人偶模特儿展示着局里最新的运动衫和打靶长裤，橱窗里陈列着感恩节南瓜和火鸡。紧挨着的是会客区，电视机声音很响，有些人已经开始享用爆米花和啤酒了。我们坐在远离人群的位置上，轻啜着咖啡。 “你对法国也被牵扯进来有什么看法？”我问他。 “这家伙显然相当聪明，懂得追踪新闻。自从法国进行核武器测试以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你应该还记得那些暴力和破坏事件、对酒类等各种法国产品的抵制行动。法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美国也难脱干系。” “可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问题是，伤口还没痊愈。”韦斯利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而更重要的是，法国绝不会感谢我们向他们输出一个连环杀人犯。我只能这样猜测死医客的动机。长久以来，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警察就一直在担心迟早也会面临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似乎暴力是传染病。” “确实是。” 他点了点头，端起咖啡。 “如果我们把爱尔兰和这里的十起案件都算到一个凶手头上，或许能让他更加称心。”我说。 “凯，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他再次说，声音里透着疲惫。 我摇摇头。“他先是把别人的案子揽在自己身上，现在又威胁起我们来了。也许他不清楚这次犯案手法和以前那些案件并不一致。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本顿，但我很清楚验尸结果，而且我认为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查出这最后一名受害者的身份。” “这是你一贯的想法。”他笑道，一边把玩着咖啡匙。 “我知道我在替谁工作。此时此刻，我是为那个尸骸被丢在冷冻柜里的可怜女人工作。” 天已经完全黑了，会客区里涌进一大群生机勃勃、生活规律、穿着彩色条纹工作服的男男女女。一片嘈杂声中谈话很难继续，况且我也想在离开前和露西见面。 “你不喜欢林恩。”韦斯利转身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他十分聪明，而且似乎用心良善。” “你对他的最后一项侧写大错特错。”我说着站了起来，“但前面那句说对了，我确实不喜欢他。” “你的态度将此表露无遗。” 我们绕过许多拿着啤酒杯找位置的年轻人。 “我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 “他只是有点虚荣并急于出名罢了。”韦斯利说。 “你不觉得这很危险吗？”我看着他说。 “我合作过的每个搭档几乎都是如此。” “我是个例外，希望如此。” “至于你，斯卡佩塔医生，无论在哪方面你都是个例外。” 我们走过一条通向大厅的长廊。我现在不想离开他，不知为何我感觉有些孤单。 “希望能与你共进晚餐，”我说，“可露西要给我看些东西。” “你怎么知道我到时没有别的安排呢？”他替我开门。 这话令我有些难堪，尽管我知道他在开玩笑。 “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吧。”我们走向停车场时他说，“也许这个周末，那时才好真正放松。这次我下厨。你的车停在哪里？” “这里。”我用遥控车钥匙指着。 车锁自动打开，车厢内亮起灯。为了避人耳目，我们照例没有碰触对方。 “有时我真的很讨厌这样，”我说着钻进车子，“谈论了一整天尸骸、强暴和凶杀案后，却不能互相拥抱握手告别。得规矩点，因为这种事是见不得人的。”我发动引擎，“告诉我，这正常吗？这与我们还守着婚外情并怀着罪恶感交往时有什么区别？”我把安全带甩到胸前，“还有什么我不知道且不准问不准说的调查局规定吗？” “有。” 他吻我一下，一群探员正好经过。“别告诉任何人。”他说。 <er h3">三 不久之后，我在工程研究部前停车。这栋颇具未来感的巨大建筑是联邦调查局机密的技术研发部门所在地。露西就算知道这里的实验室在进行什么工作，也绝不会透露，而我即使有她的带领，可以进入的楼层仍然十分有限。她已在门口等候，我将遥控车钥匙对准车门，但车子没有反应。 “在这里行不通。”她说。 我抬头望着建筑顶端那些古怪的天线和卫星接收器，叹着气用钥匙锁上车门。 “你大概以为我早就习惯了吧。”我喃喃说道。 “会议结束后你那位调查员朋友林恩想陪我走回这里。”她说着将拇指划过大楼的生物辨识系统门锁。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说。 大厅的天花板很高，几个玻璃柜里展示着工程研究部设立前，执法部门所用的效率低下的老无线电和电子设备。 “他又约我了。”她说。 这里的走廊无比单调，仿佛没有尽头，总是让我产生四下无人的错觉。工程研究部雇用了数百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都在足可容纳多辆汽车、直升机和小型飞机的封闭空间里工作。我们绝不会在街头认出他们，连他们的名字都无从得知。 “我相信想和你约会的人必定多如牛毛。”进入电梯时我说，露西又划了一下拇指。 “通常在与我相处不久的情况下。”她说。 “我不知道，可直到现在我还没能摆脱你。” 她十分认真。“每次我一打开话匣子，那些男人就会把话题岔开，可是他偏偏喜欢挑战，你知道这种类型的人。” “再清楚不过了。” “他一定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姨妈。” “想猜猜是什么吗？对了，你要把我带往哪里呢？” “我也不确定，但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她打开一扇通往虚拟实境实验室的门，补充道，“我有个相当有趣的想法。” 露西的想法向来不止有趣，通常会令人大吃一惊。我随她进入一个房间，里面陈列着虚拟系统处理器、上下叠放的绘图专用电脑、散置的工具、电脑主板、芯片，以及感应手套和头盔显示器等外围设备。大卷的电线线轴滚落在空荡荡的油布地板四周，露西经常在这里沉浸于虚拟之境。 她拿起一个遥控器，两台视频装置随即开启，我认出那正是死医客寄给我的照片。屏幕上的彩色影像显得无比巨大，我有些不安。 “你这是做什么？”我问。 “一个贯之始终的基本问题是，身临其境是否确实能增强操作者的感知从而提高其工作效率。”她敲着计算机指令，“你始终没有机会融入现场情境——犯罪现场的情境。” 我们一起看着终端机显示的躯骸和残肢，一股寒意流过全身。 “假设你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呢？”露西继续说，“假设你现在可以进入死医客的房间？” 我想打断她，但她对我毫不理会。 “你会看见什么？你会做些什么？”她说。每当这种时候，她总是几近痴狂。“你会发现多少关于受害者和凶手的线索？” “我不确定我是否会用这种东西。”我抗议着。 “你当然会。我还没来得及进行声音合成，只有一些罐头音效。‘嘎吱’是东西打开的声音，‘咔嗒’是开关声，‘叮咚’一声通常表示你撞上了什么东西。” “露西，”她抓住我的胳膊时我说，“你在胡扯什么？” 她小心翼翼地为我的左手套上一只感应手套，确认松紧。 “人们沟通时一般会使用手势。同样，我们也可以用手势，或者姿势和电脑沟通。”她解释道。 手套是黑色莱卡布质地，背面固定着光纤感应器，由一条电线与露西正在操作的髙性能电脑主机相连。她拿起一个连着另一条电线的头盔显示器向我走来，我心里一阵慌乱。 “VPL公司的hRX立体眼镜，”她开心地说，“与太空总署艾姆斯研究中心使用的相同，我就是在那里发现这东西的。”她调整着电线和胶带，“三十五万彩色元素，超高分辨率和广角视野。” 她为我戴上头盔，头盔很沉，而且遮住了视线。 “你看见的是液晶屏，你的基本视频配备。玻璃板、电极和分子的交互作用会产生很酷的效果。你感觉如何？” “好像要窒息昏倒了。” 我惊慌起来，仿佛是第一次学习水肺潜水。 “不会的。”露西一手将我稳住，极富耐心地说，“放松。一开始觉得恐惧非常正常，我会指引你的。起身，深呼吸，准备进入。” 她进行调整，缩紧我头上的显示器，然后回到电脑前。我一片茫然，失去平衡感，双眼前方各有一个小屏幕。 “好，开始了。”她说，“不确定作用有多大，但试试看总没坏处。” 键盘声清脆地响起，我被丢进了那个房间。她开始指示我如何用手势向前飞或加速，或者相反，以及如何放松和抓紧。我移动食指、弯曲指头、将拇指贴近手掌，然后把手臂横在胸前，冒出一身冷汗。我在天花板上停留了五分钟，然后踏上墙壁，转眼间又出现在覆着蓝布、陈列尸骸的桌子上，踏着证物和死者。 ’“我快吐了。”我说。 “保持平衡，”露西说，“深呼吸。” 我打着手势正想说话，却发现自己踩在虚拟地板上，好像从空中掉落了。 “所以我才要你保持平衡。”她看着终端机上我做出的动作，“现在伸出手，用两根指头指向我声音的方向。好点了吗？” “好多了。”我说。 我站在房间地板上，仿佛置身于那张照片变成的偌大三维空间中。我四下张望，目光所及都是范德作影像强化时我亲眼见过的东西。这就是我此时的感受，而这种感受也决定了我的所见。 墙壁是泥灰色的，有些浅浅的斑驳污点，之前我一直认为这是湿气所致，类似地下室或车库常有的情形。但现在看起来大不相同，污点分布得相当均匀，有些浅得几乎看不见。这几面墙壁曾经贴着壁纸，撕掉后留下了粘贴的油灰，但没有像天花板饰板和窗帘横杆那样换新的。一扇活动百叶窗关闭着，上方有几个小孔，那是旧托架所在之处。 “这里不是案发现场。”我说，心脏一阵狂跳。 露西没做声。 “她是事后被带来这里拍照的，这里不是她遇害并被肢解的地方。” “你看见了什么？”她问。 我移动手臂，朝那张虚拟桌子靠近，然后指着虚拟墙壁，让露西知道我的所见。“哪里有插座让他插验尸电锯呢？”我说。 我只发现一个插座，在一面墙壁的底端。 “那块布帘也是这里的吗？”我继续说，“一切都不吻合。没有油漆，没有工具。”我环顾四周而地板边缘的木头颜色较浅，似乎铺过小地毯。“谁会在工作间铺地毯呢？并且贴壁纸、挂窗帘？电锯的插头又该插在哪里？” “你有什么感觉？”她问。 “我觉得这是某人家里的一个房间，家具都移开了，除了那张用什么东西盖着的桌子。也许是浴帘，我不确定。这房间给人很居家的感觉。” 我想伸手触摸那张桌子的边缘，似乎可以把它髙举起来，看底下藏着什么。我四处观察，一切细节都变得无比清晰，我不禁纳闷为何先前竟会将此遗漏。桌子正上方的天花板上裸露着电线，似乎曾经安装着吊灯之类的灯具。 “现在我的色彩接收情况如何？”我问。 “没改变。” “我发现别的了。这些墙壁——”我碰触着墙面，“这一处颜色较亮，应该有一道出口。也许是房门，灯光从那里投射进来。” “照片里没有房门，”露西提醒我，“你不能无中生有。” 奇怪的是，一瞬间我似乎可以闻到血腥味和受害者死亡多天后尸体腐烂散发出的刺鼻气味。我记起她苍白浮肿的皮肤，还有那些令我怀疑她是否感染带状疱疹的奇怪斑点。 “她不是偶然被找上的。”我说。 “其他几个却是。” “那些案子和这一起完全不同。我看见重叠影像，你可以作些调整吗？” “视网膜垂直像差造成的。” 她按住我的肩膀。 “通常在十五到二十分钟后会出现这种情形，”她说，“该休息一下了。” “我觉得不太舒服。” “这是因为影像回转对位不准。视觉疲劳，仿真不适，虚拟不适，随你怎么称呼，”她说，“总之会导致视觉模糊、流泪甚至恶心。” 我迫不及待地摘掉了头盔，却在将液晶屏幕移开前再度回到桌边，俯瞰着那片血迹。 我双手颤抖着让露西为我脱掉手套，然后坐到地板上。 “你没事吧？”她温柔地问。 “太可怕了。”我说。 “可见效果很棒。”她把头盔和手套放回工作台，“你进入那个情境，有这种反应很自然。” 她递给我几张面纸，我擦着脸。 “其他照片呢？不想再试试吗？”她问，“那张手掌和脚的照片？” “我在那房间里待得够久了。”我说。 <hr /> 注释： 第八章 <er top">一 我开车回家，一路备受煎熬。我在职业生涯里到过犯罪现场很多次，但从未有犯罪现场主动找上我的。进入那照片呈现的画面，想象我能够闻到、碰触到残骸，这种刺激带给我极大震撼。将近午夜，我把车开进车库，竟无法利落地打开车门。进屋后，我关掉警报系统，将门关妥、上锁，立刻转身检查屋内是否有何异状。 我点燃炉火，倒了杯酒，又怀念起香烟来。我让音乐与自己作伴，然后去书房查看是否收到新信息。有一些传真和电话留言，还有一封新的电子邮件。死医客这次寄给我的信只是重复上一封的内容：你自以为聪明。我把它打印出来，正揣测着第十九小组是否看过，电话忽然响起，把我吓了一跳。 “嗨，”韦斯利的声音传来，“看看你是否平安到家了。” “又收到一封邮件。”我告诉他信的内容。 “把信存盘，然后睡觉。” “很难不去想它。” “他就是要你整夜失眠胡思乱想，这体现了他的权力，也是他的游戏方式。” “为什么选中我？”我感觉很不舒服，恶心感依然存在。 “因为你很有挑战性，凯，即使在我这样友善的人看来也同样如此。去睡吧，我们明天再谈。我爱你。” 但我无法睡得安稳。四点过几分，电话铃再次响起，这次是霍伊特医生，一位在诺福克执业的家庭医生，在当地担任了二十年州派法医。他年近七十，仍精神矍铄、头脑清晰。我从未见过他为任何事情大惊小怪，因此他这个电话令人格外紧张。 “斯卡佩塔医生，打扰了。”他说，语气相当急促，“我正在丹吉尔岛。” 奇怪的很，这时我竟只想到蟹肉饼。“你在那里做什么？” 我整理着背后的枕头，伸手去拿纸和笔。 “昨晚我接到电话，半夜来到这里，海岸警卫用巡逻艇送我来的。我最讨厌乘船，颠来覆去比鸡蛋还惨，而且冷得要命。” 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我上次见到类似的事是在一九四九年，在得克萨斯。”他继续飞快地说，“那时我还是实习医生，正打算结婚……” 我不得不打断他。“慢点，弗雷德，”我说，“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丹吉尔岛一位五十二岁的女士死在卧室里，很可能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她皮肤上长了严重的丘疹，全身都是，包括手掌和脚底。听起来很荒唐，但看上去很像天花。” “你说得对，这很荒唐。”我忽然觉得口舌干燥，“那水痘呢？这个女人是否有免疫功能不全的问题？” “我对她一无所知，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水痘。她的丘疹分布很像天花，如我所说，一丛丛的。生长时间相同，离身体中心部位越远便越密集，大都集中在脸部和四肢。” 我想起那具残骸上被我判断为带状疱疹的丘疹，不由得一阵恐惧。我并不知道那位受害者的死亡地点，但认为应该在弗吉尼亚境内。丹吉尔岛也属于弗吉尼亚，是切萨皮克湾的一个堡礁岛，以螃蟹为主要产业。 “那里最近发生了不少奇怪的病毒感染。”他说。 “没错，的确是。”我赞同地说，“但无论汉坦、伊波拉、艾滋、登革热或者其他病毒，都不会导致你说的这种症状。也许是某种我们还不了解的病毒。” “我很了解天花，我年纪够大也见得够多，但毕竟不是传染病专家，凯，对这些东西我当然不如你了解得多。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这个女人死了，是被某种痘病毒害死的。” “她大概独居？” “没错。” “她生前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什么时候？” “局长正在调查。” “哪个局长？”我说。 “丹吉尔警察局只有一名警察，同时兼任局长。我此刻正在他的拖车里打电话。” “他没听见我们的谈话吧。” “没有，他找邻居们问话去了。我不擅长搜集信息，除非运气好。你来过这里吗？” “没有，我没去过。” “这么说吧，这里不太盛行小道消息。岛上大约只有三个姓，多数人土生土长，从没离开过家乡。要听懂他们的话非常困难，你这辈子大概从没听过这里的方言。” “别让任何人碰她，我想想该如何处理。”我说着解开睡衣纽扣。 “你要我怎么做？”他问。 “请那位局长看好那栋房子，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靠近。你先回家吧，明天我会给你打电话。” 实验室还没完成那具残骸的微生物检验报告，但我等不及了。我匆匆穿上衣服，两手慌张摸索着所需的一切，仿佛运动神经忽然失灵了。我开车飞速赶往空寂无人的市区，将近五点时把车停入办公室后方的专属停车位。在入口处，我和夜间保安同时被对方吓了一跳。 “上帝保佑，斯卡佩塔医生。”埃文斯说。我初到这里工作时，他就是这栋楼的保安。 “抱歉。”我说，心脏狂跳，“我不是故意吓你的。” “我正在巡逻。一切还好吧？” “希望如此。”我从他面前走过。 “又有新案子了吗？”他跟着我上了坡道。 “据我所知没有。”我打开通往内部办公室的门，看着他说。 他有些困惑，不明白既然没有案子，我为何要在这时跑来。他摇摇头，回头走向通往外部停车场的门。他会从那里绕进隔壁的联合实验室大厅，坐下来看会儿电视一一那是台屏幕闪烁不定的小电视——直到下一次巡逻时间到来。埃文斯一步都不肯踏进停尸间，也不理解为何有人有胆量这么做。我知道他害怕我。 “我不会在这里待太久，”我对他说，“随后我会上楼。” “好的，女士。”他说，还在摇着头，“有事请随时找我。” 验尸区的走廊中段有个房间，很少有人进入，我在这里停步，打开门锁。房间里有三个冰柜，和平常所见的不太相同，都是不锈钢材质，体积巨大，门上有数字温控装置，还贴着注明案件编号的表格，用以辨识冰柜里身份未明的死者。 我打开一扇冰柜门，一股浓雾带着刺骨的凉意迎面扑来。她被尸袋包裹着躺在托架上。我已经穿戴好手术服、手套、面罩等防护装备，深知自己可能惹上麻烦。我拉出尸袋，把它提到房间中央的不锈钢台上。想到温格脆弱的免疫力，心中不禁一阵战栗。我拉开黑色防水塑料袋的拉链，让尸骸暴露在空气中，随即将验尸室的门锁打开。 我拿了解剖刀和干净的载玻片，拉下手术口罩盖住口鼻，回到冷冻室，关上门。尸骸的皮肤表层由于解冻而变得湿润，我用温热的湿毛巾使该程序加速，以防那些分布在臀部和四肢截口周围残破皮肤上的水疱或疹子脱落。 我拿解剖刀在水疱底层刮了刮，涂抹在载玻片上，然后拉上尸袋拉链，给它系上几块亮橘色的生物危害警示标签牌。我紧张得双手颤抖，几乎无法把尸骸提回冷冻架。此时只有埃文斯可以求助，因此我必须自己动手。我在冰柜门上挂上更多的警示牌。 我来到三楼，打开一间小实验室的门。若非放置有专门研究肌肉组织，即组织学的显微器材，这个房间其实相当普通。料理台上放着一台组织处理器，用来将肝、肾、脾之类的样本固定、脱水，然后用石蜡浸泡，接着这些样本被包埋机凝固成蜡块，再用切片机削成薄片，便形成可供我拿到楼下用显微镜观看的成品。 在等待载玻片干燥的间隙，我在架子上翻找，移开亮橘色、蓝色和粉红色的玻片染缸，抽出用于细菌染色的碘酒溶液、肝脏脂肪染料“油溶红”，以及硝酸银、猩红质和吖啶橙染剂，心里一直想着丹吉尔岛。我从未处理过那里的案子。据我所知，那里也没什么犯罪案件，只有酗酒问题，这是独居海边的人常有的毛病。我再度想起蓝蟹，真希望贝芙卖给我的是岩鱼或鲔鱼。 我找到一瓶Nicolaou染色剂，用眼药水瓶装了些，谨慎地在每片载玻片上滴了一小滴这种红色液体，然后覆上盖玻片。我把它们稳稳地放在硬纸档案夹上，下楼回办公室。同事们已经陆续到来，他们见我穿戴着手术袍、口罩和手套绕过走廊来乘电梯，都很惊讶。办公室里，罗丝正在清理我桌上的脏马克杯，看见我时她愣住了。 “斯卡佩塔医生？”她说，“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确定，希望没事。”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掀开显微镜的罩子。 罗丝站在门口，看着我把一片载玻片放上显微镜台。单从我的反应她就知道有麻烦了。 “我能帮什么忙吗？”她严肃地轻声问。 载玻片上的涂抹物在放大四百五十倍后显出了影像，我在上面滴了一滴油，看见受感染的上皮细胞里有一波波鲜红色的嗜伊红样核内包含物，也就是细胞质内能表明受到痘类型病毒感染的天花包涵体。我把一台宝丽来数字自动相机安装在显微镜头上，拍下几张立即显像的高分辨率彩色照片，我认为照片中的东西可能是杀害这个可怜老妇人的罪魁祸首。她无法选择死亡的方式，如若是我，我宁可选择枪或刀子。 “联系弗吉尼亚医学院，看菲莉丝在不在办公室。”我对罗丝说，“告诉她我星期六送去的样本不能再等了。” 不到一小时，罗丝便开车将我送达位于第十一街和马歇尔街交叉处的弗吉尼亚医学院。我曾在这里完成法医病理学实习研究，那时的我正值现在听我的课和演讲的学生的年龄。桑格大楼是六十年代的建筑，表面镶嵌的艳丽的浅蓝色瓷砖从几英里外就能看见。我进入电梯，里面挤满我熟悉的医生和对他们满怀敬畏的学生。 “早上好。” “早上好。有课吗？” 裹着实验长袍的我摇了摇头。“想借用一下你们的透射电子显微镜。” “听说那天我们在楼下做的解剖了吗？”电梯门打开时一位肺病研究员问我，“矿石粉尘造成的尘肺症，准确说是慢性铍中毒。你在这里见过多少这样的案例？” 到了五楼，我快速走向病理电子显微实验室，这里放着城里唯一一台透射电子显微镜。一如往常，室内被推车和工作台挤得寸步难行，到处堆放着照片、光学显微镜和各种用来分析细胞大小的奇特装置，以及作X射线微分析用的镀碳膜标本。 透射电子显微镜一般用于观察活体，最常见的是肾脏活体组织和特殊腺体的检查，极少用来观察病毒，用于验尸釆样就更为罕见。我在病患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提出特殊要求，那些科学家和医生实在很难热心协助，因为医院的病床上正躺着无数病人，他们都在等医生免除他们死亡的宣告。正因如此，过去找微生物专家菲莉丝·克罗德医生帮忙时我从不催促她，但她知道这次情况大不相同。 我在走廊里便听见她正用一口英国腔打电话。 “我知道，我了解。”我轻敲敞开的门，她如此说道，“反正你们非重新安排不可，不然就别管我了。我有别的工作插进来。”她微笑着，挥手招呼我进门。 我们是在实习期间认识的。我一直深信，自己在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职位空缺时萌生的就任想法，与她这样的优秀人才给予的亲切鼓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和我年龄相近，始终未婚，总是戴着一条像是古董的十字架金项链，一头短发颜色深灰一如她的眼睛。她的双亲是美国人，但她在英国出生，并在那里接受训练，开始第一份实验室的工作。 “开不完的会。”她挂了电话，抱怨道，“一堆人坐在那里光说不做，再没有比这更讨厌的了。” 她从盒子里拉出手套，递给我一双。我们戴上口罩。 “门后有一件多余的实验袍。”她又说。 我跟着她走进昏暗的小屋，接电话前她就在这里工作。我穿上实验袍，找了把椅子坐下，她则探头看着那个巨大观测窗上的绿色荧光屏。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外观不像普通显微镜，更像海底或天文摄影器材。它的观测窗常常让我想起潜水时干式潜水衣的头盔，你可以透过它窥见海底灿烂诡奇的景象。 透过被称为观测仪的厚重金属圆筒，十万伏特的电子束从观像窗投往顶部，撞击着我的样本——被切割成零点零六或零点零七微米厚的肝脏切片。我用自己的光学显微镜观测时所用的切片采样太厚，电子束无法穿透。因此在验尸阶段我就将肝、脾的切片用戊二醛处理，它可以非常迅速地渗透组织。我把这些切片交给克罗德，知道她会将它们用树脂包埋后在超薄切片机上切片，并用金刚钻刀修整，最后固定在小铜栅上，用铀和铅离子染色。 我们期待的结果就在眼前——观测窗里是泛着绿光、放大将近十万倍的组织采样。她咔塔按着开关调整影像的明暗、反差和放大率。我盯着那些只有两百到两百五十纳米大小、双股DNA、呈砖头形的病毒粒子，眼睛眨也不眨。 “你认为呢？”我说，暗暗希望她的回答证明我判断错误。 “是一种痘病毒，这点不用怀疑。”她措辞谨慎，避免武断下结论，“问题是究竟是哪一种。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水疱并没有潜入神经系统，而且这么年老的人得水痘实在太罕见了。最重要的是，你可能要面对另一件同样类型的案件，我很为你担忧。我必须作进一步测试，但我会把这当作医疗危机来处理。”她看着我，“国际性危机。我会打电话给疾病控制中心。” “我也打算这么做。”我回答，艰难地咽着口水。 “你认为这东西是怎么与一具被肢解的尸体发生关联的？”她问，一边凝视着观测窗，继续作调整。 “毫无头绪。”我说着起身，感觉快虚脱了。 “有个连环杀手正在这里和爱尔兰到处残害、乱剁人。” 我看着她。 她叹了口气。“你可曾想过，当初还不如从事医院病理工作？” “你对付的那些杀手更不容易逮到。”我回答。 <er h3">二 到丹吉尔岛只能乘船或坐飞机。由于当地旅游业并不发达，渡船十分稀少，而且十月中旬后就不再营业，若去那里，得先开车到马里兰的克里斯菲尔德。我的做法则是先前往八十五英里以外的里德维尔，再请海岸防卫队到那里接我。我在大多数人开始考虑午餐时离开办公室。下午天气酷寒，天空彤云密布，强风凜冽。 我留言要罗丝打电话给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因为我每次打去总要等半天。我还让她联系马里诺和韦斯利，告知他们我的去处，并且我会尽快打电话给他们。我沿六四号公路向东前往三六〇号公路，很快便置身大片田野之中。 农地里只剩黄褐色的休耕作物。这里地处偏远，坐落着取名为信心、胜利或天国的浸信会教堂，鹰隼在空中俯冲、翱翔，树木上攀爬着锁子甲般的葛藤，拉帕汉诺克河对岸的北奈克则分布着占地广袤、现有继承人无力担负的老宅邸。我驶过更多田野和大片绉纱般的桃金娘，行经内战前建造的诺森柏兰法院。 希斯维尔的墓地里摆着塑料花，墓园受到悉心维护。住户院子里不时出现漆成彩色的铁锚。我转入浓密松林里的窄路，接着从大片玉米田中穿过，那褐色的茎軒触手可及。在巴扎德的马里纳岬湾，帆船全都泊在码头，那艘红白蓝三色的“切萨皮克之风”游轮也得等到明年春天才会再度起航。我轻松地找到停车位，没有泊车管理员向我要一分钱。 靠在码头边等我的是一艘白色海岸巡逻艇，海警们穿着全套亮橘色或蓝色的防水救生衣，也就是所谓的防冻衣。一名海警上了码头，他比其他人显得资深，深色发肤，腰间别着一把九毫米口径贝雷塔手枪。 “斯卡佩塔医生吗？”他的权威感自然流露。 “是的。”我说。我带着几件行李，包括一个保险箱，里面装着显微镜和微型摄像机。 “让我来。”他伸出手，“我是罗恩·马丁内斯，克里斯菲尔德警察局局长。” “谢谢，非常感激你的协助。”我说。 “别客气，彼此彼此。” 海浪拍打着那艘四十英尺长的巡逻艇，使它和码头间的缝隙忽宽忽窄。我抓着栅栏上了艇。马丁内斯踏上一段陡峭的阶梯，我跟着他下到堆满救生装置、消防水管和粗大绳卷，弥漫着浓重柴油引擎气味的舱室。他把我的行李堆在安稳的位置，绑紧，然后交给我一套防冻衣、救生衣和手套。 “你必须把这穿上，以防落水。这话不好听，但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海流速度或许有五十海里。”他打量着我，“你应该更喜欢待在这里。”巡逻艇碰撞码头时他补充道。 “我不怕晕船，但有幽闭恐惧症。”我说着坐在一个窄棚架上脱掉靴子。 “你想待在哪里都行，不过会很难熬。” 他爬出船舱，我则开始挣扎着穿上防冻衣。这衣服到处是拉链和尼龙搭扣，它所装填的聚氯乙烯材质能够让我在万一翻船时活得久一点。我穿好靴子，然后套上配备小刀、口哨、信号镜和信号弹的救生衣。我爬回甲板，宁死也不想待在舱底。甲板那端的引擎已经关闭，马丁内斯正在驾驶座上亲自掌舵。 “西北风速二十二节，”一名海警说，“浪高四英尺。” 马丁内斯开始将巡逻艇驶离码头。“这海湾就是这样，”他对我说，“海浪太密集了，船没法像在外海那样保持一定速度。我想你肯定知道，我们随时可能转向。这里没别的巡逻艇，一旦出事只有靠我们自己。” 我们缓缓航经有着狭窄步道和保龄球草坪的古老住宅。 “有人需要救援时，我们非去不可。”他说。另一名组员在一旁检查着仪器。 我看见一条渔船经过，一个穿着及臀高靴的老人站着操作舷外马达，他望着我们的眼神好像我们是毒药。 “所以，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马丁内斯似乎相当乐于发表这个声明。 “反正这不会是第一次。”说话间我闻到一股臭味。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送到，就像上次送那位医生一样。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你替他工作多久了？” “霍伊特医生与我相识很久了。”我坦率地说。 前方是忙碌的渔产公司，白烟袅袅。巡逻艇靠近时我看见许多向上倾斜、一直延伸到天际的输送带将数百万条排鱼送进工厂，加工成肥料或鱼油。海鸥在空中盘旋，有些站在木桩上贪婪地等待着，死死盯着那些从眼前经过的发臭的小鱼。我们航经岸边另一些已经颓圮坍塌的工厂，腥臭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而相比大多数人我的忍耐力已算很强。 “做成猫粮。”一名海警说，做了个鬼脸。 “难怪猫有口臭。” “我死也不会住在这里。” “鱼油价值很高。加拿大阿耳冈昆部的印第安人都拿步鱼做玉米的肥料。” “步鱼是什么玩意儿？”马丁内斯问。 “就是那些熏死人的小东西的别名。你在哪里上的学啊？” “无所谓。至少我不必靠闻那个过活，只偶尔跟你们这些笨蛋一起来。” “笨蛋是什么玩意儿？” 他们继续开着玩笑，马丁内斯推高油门杆，引擎隆隆咆哮起来，艇尖浸入水中。我们经过鸭洲和标示着螃蟹瓮的浮标，艇尾激起的水雾中出现一道彩虹。他把航速提髙到二十三节，小艇切割开蓝色的海湾。这天不见任何休闲船只出航，唯有地平线上黑山般耸立的远洋轮船。 “有多远？”我靠着马丁内斯的椅背问他，庆幸自己穿了这身服装。 “十八英里。”他提高音量，像冲浪者般驾驭着海浪，时而倾身滑过时而纵向跃起，目光始终向前，“通常用不了太久，但今天情况很糟。老实说，糟透了。” 组员们继续检测水深，靠卫星定位系统的指引检査方向侦测器。此刻眼前只有大片海水，巨浪汹涌起伏，像手掌似的拍击着艇身，仿佛全部海水正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 “关于那个地方，你能谈谈吗？”我几乎是在叫喊。 “人口约为七百。大概二十年前他们才开始用电，这才有了一条用挖出的淤泥铺成的飞机小跑道。该死！”一个巨浪猛地撞来，“差点没躲过。一转眼就会翻船。” 他把海湾当成野马驾驭，神色凝重，组员们则轻松但警觉地各司其职。 “经济收入主要靠蓝蟹、软壳蟹，运销到全国各地。”马丁内斯继续说，“事实上，一些有钱人整年都乘私人飞机来买螃蟹呢。” “表面上是买螃蟹。”一名组员忽然说。 “这里的确存在酗酒、偷运私酒和贩毒等问题。”马丁内斯说，“我们一般趁登船检査救生设备时顺便査禁毒品，他们经常抗议我们越权。”他笑着看我一眼。 “是啊，我们可是警卫呢。”一名海警嘲讽地说，“小心，警卫来了。” “他们自有一套说法。”马丁内斯再次避过一波海浪，“你可能觉得他们不可理解。” “螃蟹季节什么时候结束？”我问。我在意的并非这些丹吉尔男人的谈话，而是这里究竟输出些什么。 “每年这个时节他们都在挖泥，打捞海底的螃蟹，整个冬天都这么做，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有时一口气干一周。” 在巡逻艇右舷方向的远处，一艘鲸鱼般黝黑的巨轮冒出海面。一名海警指着它说：“二次大战时的自由号运输舰在那里搁浅了，现在海军把它当靶子练习开炮。” 终于靠近西岸时我们减缓航速，一道由岩石、船只残骸、生锈冰柜、汽车和各种垃圾堆积而成的巨大防波堤保护着岛屿不受进一步侵蚀。岛上的地面几乎和海面齐平，最高点仅为海拔几英尺。民居、教堂尖塔和蓝色水塔傲然挺立在这荒凉小岛的地平线上，这里的居民脚踏着最贫瘠的土地，承受着最恶劣的气候。 巡逻艇缓缓航经许多湿地和浅滩。饱受侵蚀的老旧防波堤上堆满围着铁丝网、系着彩色浮标的捕蟹瓮。船尾浑圆、伤痕累累的木头渔船停泊在原地，但依然呈现出忙碌景象。我们经过时马丁内斯鸣起警笛，声音划过天际。穿着工作服的丹吉尔人面色凝重，怔怔望着我们，表情中暗含敌意。他们在简陋的螃蟹小屋里忙来忙去，打理渔网，任由我们在燃油发电机附近靠岸。 “这里的警察局长和岛上其他人一样姓克罗基特，”马丁内斯在组员忙着泊船时说，“大卫·克罗基特。不要笑。”他扫视着码头和旁边一间似乎正因淡季停业的快餐店，“来吧。” 我跟他上了岸，海风袭来冷得好像正值一月。没走多远我们便看见一辆小货车急速转了个弯，轮胎摩擦碎石路面发出嘎嘎的声响。车子停下了，一个神情紧张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身穿蓝色牛仔裤、深色冬季夹克的制服，戴着一顶标示着丹吉尔警察局的帽子。他的目光在马丁内斯和我之间游移，然后落在我的行李上。 “好了，”马丁内斯对我说，“把你交给大卫了。”他转向克罗基特：“这位是斯卡佩塔医生。” 克罗基特点点头。“你们都去吗？” “只有这位女士去。” “我送你。” 我听过这种口音，那是在某个不受文明污染、住着不属于这个世纪的居民的山谷。 我随克罗基特上了小货车。看得出来他每周至少彻底洗车一次，对牛魔王的热爱丝毫不逊于马里诺。 “我想你应该进过那栋屋子。”他发动引擎时我问。 “没有。一个邻居进去了。我一得到消息就向诺福克报告了。” 他开始倒车，钥匙圈上垂挂的白锡十字架摇晃起来。我望向车窗外，看到一排悬着手绘招牌、窗前装饰着塑料海鸥的白色木造小餐馆。一辆拖着捕蟹瓮的卡车迎面驶来，不得不退到路边让我们通过。路上的人们骑着没有手刹和齿轮的自行车，最受欢迎的交通工具则似乎是小型摩托车。 “死者叫什么名字？”我开始做笔录。 “莱拉·普鲁伊特。”他说，对我这边的车门差点撞上某户人家的铁网围篱毫不在意，“是个寡妇，不清楚多大年纪。卖谱子给游客，蟹肉饼之类的。” 我把这些记录下来，却不确定行经丹吉尔综合学校和一座墓园时他说了什么。墓碑左倾右倒，像是曾遭狂风袭击。 “她生前最后一次露面是什么时候？”我问。 “在黛比那里，”他点着头说，“哦，也许是七月。” 我有些迷惑。“抱歉，她最后一次露面是七月时在黛比那里吗？” “是啊，女士。”他点点头，仿佛这已解决世上所有问题。 “黛比那里是哪里？有谁看见吗？” “那家店啊，黛比和桑的店。我可以带你去。”他瞥了我一眼，我摇摇头，“我去店里买东西，看见她在那里。七月吧，我想。” 他那奇特的腔调和音节跳跃着，有如他所属的这片大海，翻滚交叠——把“那里”说成“那”，“不能”说成“不宁”，“东西”说成“东斯”，“工作”说成“共作”。 “那她的邻居呢？有人看见她吗？”我问。 “很久没有看见了。” “那么是谁发现她的尸体的？” “没人。” 我无奈地望着他。 “布雷德肖太太去要谱子，进屋时闻到了味道。” “这位布雷德肖太太上楼了吗？” “她说没有。”他摇着头，“她直接跑来找我。” “死者的住址是……” “就在这儿。”他放慢车速，“学校街。” 那栋白色隔板房位于斯温卫理公会纪念教堂旁的隐秘转角，有两层，晾衣绳上还挂着衣服，屋后一根生锈的铁杆上安置着一栋紫色鸟屋。庭院里有一艘旧木船和一堆捕蟹瓮，地面散落着许多牡蛎壳，褐色绣球花围成的篱笆中摆着几个漆成白色、颇具风味的小格架，面向未经铺设的街道。 “那是什么？”我问克罗基特。 “她摆谱子的地方。每份二十五美分，把钱丢在钱箱里就行了。”他指着说，“普鲁伊特太太不太跟人接触。” 我这才明白他说的是食谱，于是拉开车门。 “我在这儿等。”他说。 他的表情无疑在哀求我千万别让他进那栋房子。 “别让任何人接近。”我下了车。 “这你就别担心了。” 我看着周围其他泥泞院子里的小屋和拖车。有些人家有家族墓园，死者埋葬的地方地势较高，墓碑磨蚀得如石灰石般光滑，不是倒塌便已倾斜。我登上莱拉，普鲁伊特家门前的台阶，注意到庭院一角的杜松树影下有更多的墓碑。 纱门锈迹斑斑，我开门进入斜向街道的封闭门廊，弹簧吱嘎作响。 这里有一张罩着花朵图案塑料椅套的吊椅，旁边是一张小塑料桌，我想象她坐在吊椅上，边喝冰茶边看游客花二十五美分买她的食谱。我想，不知她会不会监视他们是否付钱。 大门没锁，霍伊特医生在上面贴了“传染病，勿进！”的警告语。我想他这么做可能是怕丹吉尔人不懂什么叫生物危险。他是对的。我进入阴暗的前厅，墙上挂着一幅基督向天父祷告的画像。我闻到了尸体的腐臭气味。 客厅的状况显示病人身体不适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脏污的枕头、毯子散置在沙发上，咖啡桌上摆着面纸、体温计、几瓶阿司匹林、药膏和脏杯盘。她不时发烧，身体疼痛，经常窝在这里边看电视边寻求缓解。 最后她终于下不了床，这也是她最后的陈尸之处。她在楼上一间贴着玫瑰图案壁纸、可俯瞰街道、窗边摆着摇椅的卧室里停止了呼吸。穿衣镜上蒙着床单，好像她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面容。霍伊特这位谨慎的医生只细心地用被子盖住了尸体，其他一切保持原状。他非常清楚必须维持现场完整，尤其是我会紧随他而来。我站在房间中央，并未急于行动，尸体的恶臭似乎让整个房间更加拥挤窄小。 我的目光移向化妆台上的廉价刷子和梳子，椅子上堆着粉红色绒毛睡衣和其他一些她无力收拾或洗涤的衣服。床头柜上搁着一本黑色封皮已干裂起皱的《圣经》，还有一小瓶维他香疗面部喷雾水，我猜她试图以此来减缓痛苦的灼热感。地板上堆着数十本邮购目录，许多页角折起标示着她想买的商品。 浴室里，脸盆上方的镜子也用毛巾遮住，散落在油布地板上的其他毛巾都污秽不堪或沾染了血迹。她的纸巾用光了，浴盆旁那盒小苏打粉则表明，她曾试图用偏方来缓解痛楚。药柜里没有处方药，只有一些旧牙线、杰根斯牌乳液、痔疮用药和急救软膏。她的假牙放在脸盆上的一个塑料盒子里。 年老的普鲁伊特独居，没什么钱，一生中也许只离开过这个岛几次。我相信她不曾向邻居寻求帮忙，因为她没有电话，也害怕自己万一被人看见会吓得他们落荒而逃。虽说我还没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但还是掀开了被子。 她全身长满脓疱，像珍珠一样坚硬灰白，没了牙齿的嘴巴凹陷着，染过的红发凌乱不堪。我把被子略往下拉，解开她的纽扣，发现她四肢和脸部的丘疹比躯干上的更浓密，与霍伊特的说法相符。瘙痒使她忍不住去抓手臂和腿，因此造成二次感染，四肢的疮口变得粗硬、红肿。 “上帝保佑。”我难受地喃喃自语。 我想象她全身瘙痒、疼痛，发热，害怕看见自己镜中模样的情景。 “糟透了。”我说，忽然想起了母亲。 我刺破一个脓疱，涂抹在载玻片上，然后到楼下厨房去安置显微镜。我已心里有数，这不是水痘也不是带状疱疹，而是极具毁灭性、令人形貌走样的重型天花病毒，也就是俗称的天花。我拿出显微镜，将载玻片放在镜台上，把放大倍数调到四百，慢慢调整焦距以便看清楚中央的浓密物质——细胞质内的天花病毒包涵体。我用宝丽来相机拍下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画面。 我推开椅子，开始踱步，墙上的钟滴答作响。 “你怎么会感染这种东西？怎么会？”我大声对她说。 我走到屋外克罗基特停车处附近，没靠近他的车。 “我们麻烦大了，”我对他说，“我也不敢确定该怎么办。” <er h3">三 目前的难题是去哪里找一部安全的电话，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根本不可能。我不能从当地公司、居民家中或警察局长的拖车里打这个电话。 只剩移动电话可用了。通常遇到类似情况我绝不会使用移动电话，但眼下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三点十五分，我打电话到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郡迪特里克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接听的是个女人。 “请帮我接弗奇士波上校。”我说。 “抱歉，他去开会了。” “我有急事。” “女士，请你明天再打来。” “至少请帮我找他的助理或秘书……” “你可能不知道，所有助理联邦雇员都在休假……” “上帝！”我沮丧地大吼，“我正在荒岛上守着一具感染了病毒的尸体，这里说不定会暴发传染病。别告诉我得等到你们该死的休假结束！” “什么？” 我听见那端的电话响个不停。 “我用的是移动电话，电池随时可能没电。拜托，叫他别开会了！让他立刻接听，快点！” 我的电话被转接到国会山庄的参议院罗素大楼，弗奇士波上校开会的地点。我知道他正在某个参议员的办公室，但不予理会，迅速向他解释了情况，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恐慌。 “这不可能，”他说，“你确定那不是水痘、麻疹或者……” “确定，而且不管这是什么，都必须加以控制，约翰。我不能把这具尸体运回我的验尸间，必须由你来处理。”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是美国生物武器研究项目的主要医学研究实验室，目标是保护所有美国公民不受生化战争的威胁。不仅如此，该机构还拥有全国最大的第四级生物控制实验室。 “除非是恐怖袭击我才能够行动。”弗奇士波上校说，“传染病是由疾病控制中心负责的，你好像应该去找他们。” “我当然会找他们，”我说，“但我相信那里的大多数员工一定也在休假，这便是我没能早点联系上你的原因。而且他们在亚特兰大，你则在马里兰，距离这里不远，我必须尽快将这具尸体运走。” 他没做声。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判断失误。”我继续说，直冒冷汗，“万一我是对的，却迟迟没有釆取适当的防范……” “我明白，我明白。”他急切地说，“该死，我们现在正缺人手。好吧，给我几个小时，我会联系疾病控制中心。我们会调来一组人。你上次接种天花疫苗是什么时候？” “那时年龄太小，不记得。” “你会送那具尸体过来？” “这是我负责的案子。”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必须被隔离。 “先把她运离这个岛，其他亊情以后再说。”我加了句。 “你在哪里？” “她的房子在镇中心，靠近一所学校。” “上帝，真糟糕。现在清楚多少人可能已被感染吗？” “不知道。听我说，这附近有个岬湾，你们从那里过来，找一座卫理公会教堂，有尖塔的。地图上有另一座教堂，但是没有尖塔。这里有飞机跑道，但你们靠这屋子越近越好，这样运送尸体时才可以避开人群。” “有道理，我们不希望引起恐慌。”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柔和，“你还好吗？” “但愿。”我感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两手颤抖。 “我要你冷静下来，尽量放松。别担心，我们会照应你的。”他话未说完，我的电话却断了线。 在多年职业生涯中，我接触过太多疯狂的犯罪事件，最后因某种疾病而死在理论上极有可能。每当剖开一具尸体处理血液时甚至呼吸时，我不知自己正暴露于什么细菌当中。我切割尸体或注射药剂时非常小心，但必须防范的不止肝炎和艾滋病。各种新病毒不断出现，我常常在想，也许有一天病毒会统治这个世界，并最终在这场亘古以来的战争中战胜人类。 有好一阵我就这么坐在厨房里，听着滴滴答答的钟声，任由窗外的天光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幻。我正在极度焦虑中备受煎熬时，忽然听见克罗基特的声音从屋外传来。 “女士？女士？” 我走到门廊上望着外面，看见最顶端的台阶上放着褐色小纸袋、玻璃瓶装饮料和吸管。我把东西拿进屋内，与此同时克罗基特已经跳回车上。他刚才失踪半天原来是为我去买晚餐，此举不太聪明却很贴心。我感觉舒服了一些，向他招手，仿佛他是守护天使。我坐在吊椅上前后摇晃，啜着加了糖的“渔人角”冰茶，吃着白吐司夹炸比目鱼、搭配炸扇贝肉的三明治。我似乎从来没吃过这么鲜美的食物。 我摇着吊椅，喝着冰茶，透过生锈的纱门望向街道。太阳变成一颗通红的火球滑下教堂尖塔，野雁排成黑色的V字飞过天际。许多人家亮起灯火时克罗基特也打开了车头灯，两个骑自行车的女孩迅速蹬着踏板经过，远离时回头偷瞄着我。我确信她们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岛上所有居民都清楚状况，有关医生和海岸警卫为普鲁伊特的尸体而来的消息早已传开。 我进屋，戴上干净的手套，用口罩盖住口鼻，回到厨房检查垃圾。水槽下的纸袋里叠着空塑料罐，我坐在地板上一个个筛检，看能否从中得知普鲁普伊特究竟病了多久。显然，她很久没清理垃圾了，空罐子和食品包装纸都已干硬，芜菁和红萝卜皮皱缩得像瑙加海德革。 我在她屋里的每个房间游荡，翻找着所有废纸篓，最悲惨的还是客厅里的那个，里面有几份写在纸片上的食谱，如比目鱼、蟹肉饼和莱拉私房炖蛤肉的简易烹饪方法。她有些笔误，直接划掉错字重写，也许这正是她扔掉这些食谱的原因。废纸篓底部有个她向邮购厂商索要来的样品的小纸筒包装。 我从袋子里拿出手电筒，走到屋外站在台阶上，等克罗基特下车。 “不久这里可能会忙乱一阵。”我说。 克罗基特望着我，好像我发疯了。附近居民则从明亮的窗口向外窥探。我走下台阶，一直走到庭院的篱笆旁，绕到前面用手电筒照射普鲁伊特用来贩卖食谱的小格架。克罗基特连忙退让。 “我想知道她病了多久。”我对他说。 格子里有很多食谱，但木头钱箱里只有三枚二十五美分硬币。 “上次客轮载游客上岛是什么时候？”我把手电筒扫向另一个小格架，又发现五六份莱拉私房软壳蟹简易食谱。 “一周前。这里已经好几周没动静了。”他说。 “邻居会来买她的食谱吗？”我问。 他皱起眉头，似乎觉得这问题甚为怪异。“他们已经有自己的食谱了。” 居民们纷纷走出门廊，悄悄站在庭院的阴影里，观望着我这个身穿手术袍、戴着发套和手套的怪女人用手电筒照着他们邻居的食谱架，一边与他们的警长谈话。 “这里很快会陷入一片忙乱，”我再次强调，“军方的医疗小组随时都会抵达，而你得确保居民保持冷静并待在家里。现在我要你去找海岸警卫来协助，好吗？” 大卫·克罗基特迅速开车离去，车轮不停打滑。 <hr /> 注释： 第九章 这是个月明之夜，他们在将近九点时抵达。军方的黑鹰直升机在卫理公会教堂上方呼啸盘旋，螺旋桨制造的强大气流扫过树丛，刺眼的探照灯搜寻着降落地点。我看着它像只大鸟般落在隔壁庭院，与此同时，数百个受到惊吓的丹吉尔人涌向了街道。 我从门廊纱门往外看去，医疗救援小组跳下直升机，孩童们躲在双亲背后静静看着这一切。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疾病控制中心的五名医学专家穿戴橘色充气塑料衣帽和充电救生气囊装备，看起来有如外星人。他们沿街道走来，抬着一副罩着塑料气囊的担架。 “感谢上帝，你们终于来了。”他们走近时我说。 坚硬的塑料鞋在门廊的木质地板上踏出声响，而他们连自我介绍都免去了，当中唯一的女性成员递给我一套折叠好的橘色服装。 “可能太晚了。”我说。 “穿上总没坏处。”她与我视线相接，看起来不比露西年长，“快穿上吧。” 这衣服像浴帘一样坚硬，我坐在秋千上，把它套在衣服和鞋子外面。我把帽兜连着的护襟在胸前系牢，然后打开腰后的救生气囊。 “她在楼上。”我在嘶嘶的充气噪声中大喊。 他们抬着担架在我的带领下上楼，看见床上的情景时静默下来。 一位专家说：“上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情景。” 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 “把她用床单包起来。” “装袋，密封。” “床上所有东西，包括床罩，全部得放进高温反应器里消毒。” “该死，我们怎么办？把这房子烧了吗？” 他们把她包裹好抬起来时，我进浴室收拾起所有毛巾。他们费力地把她滑溜僵硬的躯体从床上移到为救人而设计的携带式隔离袋里，密封起塑料封盖。看起来像氧气帐篷的东西里塞着一袋尸体，这景象在我看来都极具冲击力。他们将担架两端抬起，下楼，来到街道上。 “我们离开后呢？”我问。 “我们会留下三个人，”一人回答说，“明天会有另一架直升机过来。” 我们被一位身穿套装、拿着看似杀虫剂金属罐之类东西的专家拦住。他替我们和担架进行消毒，朝我们喷洒化学药剂，这时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海岸警卫已经聚集在克罗基特的车旁，马丁内斯正在对所有人讲话。我朝他们走过去，他们显然被我身上的防护服装吓坏了，不留情面地纷纷退避。 “这栋房子必须封锁。”我对克罗基特说，“在我们确定适当的处理方式前，千万别让任何人靠近。” 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眼睛眨个不停。 “如果这里有人忽然生病，务必立刻通知我。”我对他说。 “每到这个季节总会有人生病的，”他说，“感染这个感染那个，或者感冒。” “如果有人发烧、背痛或出疹子，马上联系我或我的办公室。这几位是来协助你的。”我指着小组人员说。 他的表情表明，他不想让任何人留在岛上。 “请你谅解，”我说，“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他点点头。一个小男孩忽然从他背后的阴暗处冒出，牵着他的手。男孩看起来顶多七岁，一头蓬乱的金色鬈发，淡色的大眼睛紧紧盯着我，仿佛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怪物。 “爸爸，外星人。”男孩指着我说。 “达利尔，去，”克罗基特对儿子说，“回家去。” 我朝直升机螺旋桨轰响的方向走去。翻卷的气流使我的脸感觉凉爽，但身体的其他部分却极不舒服，因为这种服装不透气。我从教堂旁边的庭院穿过，螺旋桨强劲地旋转，矮小的松树和草丛迎风折断。 黑鹰的舱门打开，内部灯光亮起，组员们将担架系牢，一如对待活着的伤员。我登上飞机坐在组员机位上，系上安全带，一位专家随即拉上舱门。我们在震耳巨响中升上天空，只能靠耳机交谈，而隔着防护帽兜也根本听不清楚。 我们的服装已经消过毒，组员们却仍然不愿脱掉，起初我对此十分不解，后来忽然意识到，我接触过莱拉·普鲁伊特和之前那具尸骸。除非戴着高效空气粒子滤网防护面罩，没人会愿意和我进行空气接触。我们只好沉默地望着四周，互换眼神或看着我们的病患。我闭上眼睛，静待飞机抵达马里兰。 我想起韦斯利、露西和马里诺，他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倘若知道一定会非常焦躁。我担心起来，不知下次看到他们会是什么时候，不知我将面临何种状况。我双腿瘫软，脚掌发烫，感觉很不对劲。我不得不担心最显著的症状：发冷、疼痛、发烧引起的目眩和干渴。我小时候曾接种过牛痘疫苗，莱拉·普鲁伊特也接种过，那具躺在冰柜里的女性尸体同样如此。我见过她们的牛痘疤痕，大约二十五美分硬币大小、扩张褪色的疤痕正位于因患病而抓伤的部位。 将近十一点，飞机降落在某个我无法辨识的地方。我一路沉睡昏昏沉沉，睁开眼就回到嘈杂的现实，这种感觉十分突兀。舱门再度滑开，蓝白灯光照亮一栋棱角分明的巨大建筑对面的直升机停机坪。许多窗口依然亮着灯，似乎有人在这样的深夜专门等候我们到来。专家们解开担架，匆匆把它送进一辆货车的后车厢，那位女组员则在一旁陪着我，戴着手套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 我没看见那副担架被载往哪里，只是被引领着穿过街道，上了建筑北侧的斜坡。沿一条走廊走了不远，我们被带往淋浴间，并进行化学药剂消毒。接着我脱掉衣服，再次用热肥皂水冲洗。层架上放着许多刷子和鞋套，我用毛巾擦干头发，依指示将脱下的衣服连同所有私人物品留在地板中央。 过道里有名护士正在等候，她领着我匆匆走过手术室，经过一整排让我想起不锈钢潜水钟的高压锅，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实验室煮沸动物尸骸的恶臭。我将住进二〇〇号病房，病房里有一条红线，警告隔离中的病患不可越过。我望着房间里那张铺着消过毒的毛毯的小病床、风扇、冰箱和悬挂在墙角的小电视，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卷连接供气管线的黄色线轴，门上有个不锈钢开口，餐盘会从那里送进来，并且经过紫外线照射后才会被收走。 我坐在床上，孤单而沮丧，不愿去想自己已身陷何种麻烦之中。几分钟后，外面一扇门砰地关闭，我的房门打开了。 “欢迎来到斯兰姆中心。”弗奇士波上校走了进来，大声说道。 他头戴雷卡防护头罩，身穿笨重的蓝色乙烯材质防护装，从墙上拽了条供气管线接到衣服上。 “约翰，”我说，“我还没做好接受隔离的准备。” “凯，理性点。” 他刚毅的脸孔十分严肃，在塑料面罩后甚至显得骇人，我软弱无助的感觉更加强烈了。 “我必须让一些人知道我的行踪。”我说。 弗奇士波上校走到床边，撕开一个纸袋，用戴着手套的手取出一小瓶药和一根滴管。 “让我看看你的肩膀，你必须再接种一次牛痘疫苗。另外，我们还得接种一点牛痘免疫球蛋白来预防。” “真是我的幸运日。”我说。 他拿酒精棉擦了擦我的右肩。我挺直站着，让他在我的皮肤上划了两道切口，然后滴上血清疫苗。 “希望没这个必要。”他补充说。 “没人比我更希望这样。” “好消息是，你应该有不错的免疫记忆性反应，抗体浓度会比以前更高。在接触病毒后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之内接种都是有效的。” 我没吭声，而他和我一样清楚很可能已经太迟了。 “我们计划在明天上午九点钟为她验尸。保险起见，在那之后你必须继续被隔离几天。”他说着把包装纸扔进垃圾筒，“你出现什么症状了吗？” “头痛，而且脾气很大。”我说。 弗奇士波微笑着打量我。他是个聪明的军医，从陆军病理研究院一路高升，现在掌管着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他离婚了，比我年长几岁。他从床尾拿来一条折叠好的毯子，甩开围住我的肩膀，然后跨坐在一把椅子上，两手扶着椅背。 “约翰，我早在两星期前就接触病毒了。”我说。 “那桩凶杀案。” “应该早就感染了。” “无论这是什么，凯，最后一起天花病例发生在一九七七年十月的索马里，此后天花就在地球上绝迹了。” “我肯定我在电子显微镜里看见的不会有错，病毒很可能通过非自然渠道传播。” “你是说，人为蓄意传播。” “我不知道。”我难受得几乎睁不开眼睛，“可你难道不觉得奇怪，第一个疑似受到感染的人同时被谋杀了？” “我觉得整件事都很怪。”他站了起来，“但除了将你和那具尸体进行生物性安全隔离外，我们能做的实在不多。” “不，你们可做的太多了。”我不想听他说他的职权范围。 “目前，这是公共卫生问题，不是军事议题，你知道我们不能就这样把疾病控制中心撂在一边。最坏的状况是暴发一场传染病，而这正是他们最拿手的。” “应该将丹吉尔岛隔离。” “验尸过后再考虑这个吧。” “这应该由我来做。”我补充道。 “视你的情况而定。”他说。这时一个护士到了门口。 他离开前向护士简短交代了几句。护士走进来，穿着同样的蓝色防护衣。这位无忧无虑得令人嫉妒的年轻女孩解释说她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工作，这里偶尔有特殊病患时她才会过来帮忙，可惜这种机会并不多。 “上一次是两名实验室研究人员因为接触了半解冻的田鼠血液而感染汉坦病毒，”她说，“这种出血性疾病非常可怕，他们在这里住了大约十五天。弗奇士波医生说你需要一部电话，”她说着把一件薄袍子放在床上，“稍后我就替你拿来。这里有止痛药和水。”她把东西摆在床头桌上，“你饿吗？” “奶酪和饼干之类的就行。”我的肚子很不舒服，有点想吐。 “除了头痛还有别的感觉吗？” “谢谢，我很好。” “但愿能一直保持。你何不去浴室让膀胱轻松一下，洗个澡，然后上床休息。那里有电视机。”她随手一指，当我是小学生般简单说道。 “我的东西呢？” “别担心，他们会消毒的。”她朝我微笑。 我总觉得被子不够暖和，于是又冲了个澡。但什么都无法冲走这讨厌的一天，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这样的情景：一张干瘪凹陷的嘴巴对我咧着，一双茫然的眼睛半闭着，一条手臂僵硬地垂在散发出死亡恶臭的床褥边缘。我走出浴室，看见护士为我留了一盘奶酪和饼干，电视机也开着，但没有电话。 “该死。”我抱怨着，再度钻进被窝。 第二天早晨，早餐从门孔送了进来，我把托盘放在腿上，一边看早间新闻，这是我平时绝不可能做的事情。我看着玛莎·斯图尔特搅拌着烤饼馅，舀起有点凉了的半熟水煮蛋。我无法下咽，不确定是否真的背痛，也许只是太累了，也许是因为某种我不愿多想的原因。 “今天情况如何？”护士又来了，戴着高效空气粒子滤网防护面罩。 “你戴着那个不热吗？”我用叉子指着。 “如果戴太久就会很热吧。”她拿着一支数字体温计，“来，几分钟就好。” 她把体温计放进我嘴里，我继续盯着电视。一个医生正在接受访问，对今年的流行感冒发表意见。我闭上眼睛，直到哔的一声响起告诉我时间已到。 “三十六度六，你的体温有点偏低，三十七度才正常。” 她把血压带绑在我的上臂。 “接着量血压。”她使劲按着橡皮球，把空气压缩进去，“收缩压一百零八，舒张压七十，我想你快死了。” “谢了。”我应道，“我真的需要电话，没人知道我在这里。” “你需要的是好好休息。”她说着拿出听诊器，沿着我的前襟往下探，“深呼吸。”冰凉的触感随听诊器的移动而转移，她一脸严肃地听着，“再来一次。”她又继续听诊我的背部。 “麻烦你请弗奇士波上校来一趟。” “我一定会转告他的。请你躺好。”她把毯子拉至我的下巴，“我去替你拿水。头痛好点了吗？” “好多了。”我撒谎，“请务必让他过来。” “我相信他只要有空就会来的。他是个大忙人。” 她的敷衍开始让我恼怒。“抱歉，”我用命令口气说，“我三番五次要求打电话，我感觉像在坐牢。” “你知道他们怎么称呼这里的，”她轻快地说，“再说，病患们通常不会……” “我不在乎他们通常会怎样。”见她态度不变，我狠狠瞪着她说。 “请你冷静下来。”透明塑料罩后面的眼睛闪闪发亮，音量提髙。 “这位病人很难对付吧？医生通常都是这样。”弗奇士波上校快步走进房间。 护士望着他，一脸错愕，然后憎恶地瞪着我，似乎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 “马上会送来电话。”上校说。他将带来的干净橘色防护衣搁在床尾，“贝丝，难道还没人向你介绍过弗吉尼亚首席法医、联邦调查局法医病理咨询顾问斯卡佩塔医生？”他转向我，“把这穿上，两分钟后我再回来。” 护士皱着眉收走我的餐盘。她轻咳两声，似乎在掩饰自己的尴尬。 “你没有把蛋吃完。”她说。 她把餐盘放进传递箱。我在一旁穿防护衣。 “一般情况下，你一旦进来这里，他们就不会让你出去了。”她关上箱子抽屉。 “这不是一般情况。”我系好帽兜，打开气阀，“我必须参与上午的解剖工作。” 看得出来她是讨厌女医生的那种护士，她宁可听从男性的命令。也许她原本想当医生，但人家告诉她女孩长大是要当护士嫁给医生的。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我记得，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上学时，有一次护士长在医院里抓住我的手臂，咆哮着说她儿子没能进学院是因为我占了他的位置，那种怨憎我终生难忘。 弗奇士波走进房间，微笑着递给我一部电话，并插上插头。 “时间只够你打一个，”他竖起食指，“然后就得走了。” 我打给了马里诺。 第四级生物控制实验室位于普通实验室的后部，但是二者差异极大。第四级生物控制意味着研究人员正式向伊波拉、汉坦等病毒，以及各种无法治愈的不明疾病宣战。实验室处于空气单向流通和负压环境中，以防止高传染性微生物扩散到建筑的其他区域。这里的空气全都经过高效空气粒子过滤网的处理，所有物品也全经过高压灭菌系统的消毒。 验尸在这里并不常见，但一旦有此需求便在一个被称为“潜水室”的密闭空间里进行。它以两道坚固的潜水艇式密封不锈钢门与外界隔离，我们进入时则走其他入口，先经过迷宫般的更衣室和冲洗室。此处只有彩色灯光可供辨识性别，男性开绿色灯。因此我打开红色灯，脱掉所有衣物，穿上干净的运动鞋和工作服。 我又通过一道自动开关的不锈钢密封门，进入闷热的内部更衣室。这里的墙上挂着许多大号的连有脚套和尖帽兜的蓝色塑料防护衣。我坐在矮凳上将这衣服穿上，拉上拉链，粘紧看似特百惠胶带的菱形密封条。我套上橡胶靴，戴上层层厚重的手套，将最外层的袖口用胶带封上，这时开始觉得闷热。背后的门关闭了，我又通过多道更厚的不锈钢门，进入一间我见过的最能令人产生幽闭恐惧的验尸房。 我抓过一根黄色管子插在臀部的快速松脱连接器，气体嘶嘶泄出，让我想起放气时迅速收缩的充气游泳池。弗奇士波和另一位医生的服装上连着同样的管线，他们正在尸体旁为试管贴标签。尸体赤裸着，死者的病状更加触目惊心。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是默默工作，因为我们没有沟通设备，唯一的交谈方式是尽量把管线拉长仔细去听对方在说什么。 解剖和测量工作就这样进行着，我坐着口录验尸资料。死者有主动脉脂肪纹和脂肪斑这种典型退化现象；心脏扩张，肺部肿大，符合早期肺炎的症状，口腔溃疡，消化系统功能存在障碍，但真正透露她的死亡悲剧的是脑部。她的脑皮质萎缩，脑回变宽且脑实质损伤，这表明她可能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我可以想象她生病时有多么困惑。她很可能记不起身在何处甚或自己是谁，在痴呆状态下或许会以为梦魇中的怪物从镜子里跑了出来。她的淋巴结肥厚，脾脏和肝脏肿大且局部坏死，符合天花的症状。 她看起来像自然死亡，原因尚无法断定。两小时后工作结束，我依来时的方式离开，在内部更衣室穿着防护衣洗了五分钟化学澡，站在橡皮垫上就着不锈钢喷嘴的水流用粗硬的刷子刷遍身上每个部位。我回到外部房间，把防护衣脱下并悬挂起来晾干，再度冲洗头发和全身，然后穿上一件橘色无菌工作服，回到斯兰姆中心。 走进病房时我看见护士在里面。 “珍妮特正在给你写留言。”她说。 “珍妮特？”我吃了一惊，“露西也来了吗？” “她会把留言放在传递箱里。我只知道是个名叫珍妮特的年轻女孩，她独自来的。” “她在哪里？我必须见她。” “你知道目前这是不可能的。”她又开始替我量血压。 “就算监狱也有会客时间。”我几乎怒喝道，“难道没什么地方可以让我隔着玻璃和她说话？或者让她像你一样穿上防护衣到这里来？” 当然，这同样需要经过上校的准许，他的解决方式是让我戴着防护面罩去会客室，会客室位于以研究新牛痘疫苗为主要任务的临床研究室里。护士领着我经过一个第三级生物控制室的休息区，这里有许多志愿者正在打乒乓球和保龄球，或看杂志、电视。 护士打开B会客室的木门，珍妮特坐在玻璃后未受污染的区域。我们同时拿起了话筒。 “真不敢相信。”她开口就说，“你还好吗？” 护士站在我背后，站在这个只有电话亭大小的空间里。我转身要她离开，她没动。 “抱歉，”我压抑着情绪，“这是私人会面。” 她眼里闪着怒火，掉头离去并关上了门。 “我不确定自己好不好，”我对着话筒说，“但感觉还不算太糟。” “需要待多久？”恐惧在她眼里浮现。 “通常是十天，最多十四天。” “哦，还算好，对吧？” “不知道。”我觉得十分沮丧，“这得看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病菌。只要我这几天不出现异状，他们应该就会放人的。” 珍妮特身着深蓝色套装，看上去成熟漂亮，她的枪藏在外套下。我知道，若非事态紧急，她不会来这里。 “露西呢？”我问。 “事实上，她也已经来到马里兰了。在巴尔的摩附近，和第十九小组一起。” “她还好吗？” “很好，”珍妮特说，“我们正在研究你的电子邮件，试图通过美国在线和UNIX系统追踪邮件来源。” “结果呢？” 她有些犹豫。“我认为捕获他的最快方式就是上网。” 我皱皱眉，感到困惑。“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戴着那个很不舒服吧？”她看着我的面罩。 “没错。” 更让我遗憾的是它的外观——遮盖了我半张脸，像个可怕的面具，我打电话时它不停撞击着话筒。 “你们如何在他没上网发邮件给我时逮到他？” 她在塑料面板上打开一个文件夹。“你想听听吗？” 我点点头，心头一紧。 “微小蠕虫，产生酵素和瘴气。”她念道。 “什么？” “电子邮件，早上收到的。下午寄来第二封：‘它们还活着，但别的生物都得死光。’大约一小时后又发来一封：‘人类盗取剥削其他生物，是大型寄生虫。他们杀死自己的宿主。’信件内容还是小写，只有间隔，没有标点。”她透过玻璃看着我说。 “传统的医学观点，”我说，“希波克拉底和其他古代西方医生的疾病观：空气理论。他们认为腐烂的生物体会散播有毒粒子，也就是微小蠕虫之类的东西。后来，历史学者麦克尼尔在其作品中以细菌和寄生菌的关系来解释社会演化。” “这么说死医客是有医学背景的，”珍妮特说，“而且他和这次事件似乎也有关联。” “他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我说，忽然萌生新的恐慌，“我看不出他可以从什么渠道得知。” “媒体提到了。”她说。 我恼火起来。“这次是谁泄露的消息？别告诉我林恩连这件事都知道了。” “报纸只说你的办公室在调查丹吉尔岛一起不寻常死亡事件、某种怪异的疾病，结果尸体被军方的飞机运走。” “可恶。” “重点是，死医客如果一直在留意弗吉尼亚的新闻，那么他在发送电子邮件前就知道这件事了。” “希望如此。”我说。 “为什么还有怀疑？”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觉得很累，肚子难受极了。 “斯卡佩塔医生，”她贴近玻璃，“他想和你谈谈，所以才会不断给你发电子邮件。” 我又不寒而栗。 “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珍妮特把打印纸塞回文件夹，“我可以安排你和他一起进入聊天室。如果你们上线的时间足够长，也许我们就能通过一个个交换机追踪他，直到锁定一个城市、一个地点。” “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人会加入聊天，”我说，“他太聪明了。” “本顿·韦斯利认为他会加入。” 我沉默了。 “他觉得死医客对你的关注非同一般，可能会进聊天室。不只是想了解你的想法，更想让你了解他，至少这是韦斯利的推测。我这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这就是你需要的。” “不，”我使劲摇着头，“我不想这样做，珍妮特。” “反正你接下来的几天也无事可做。” 每当有人说我没事做时，我就甚为恼火。“我不想与这个怪物谈话，太冒险了。也许我会说错话，并因此导致更多人死亡。” 珍妮特目光灼灼地看着我。“反正已经在不断地死人了，也许在我们说话这一刻就有人死去，只是还没被发现。” 我想起莱拉·普鲁伊特独自在屋里晃荡，受着病痛的折磨。我看见她对着镜子尖叫。 “你只要尽量诱导他说话就行，一次说一点。”珍妮特继续说，“你知道的，表现出勉强的样子，好像是被他无意中逮到的，不然他会起疑心。拖延几天，好让我们追踪他。登入美国在线网站，进入‘法医’聊天室，好吗？在那里待得久一些。” “然后呢？”我必须知道这一点。 “他可能会找你，以为你在那里和其他医生或研究人员商讨问题，他一定无法抗拒这种事。这是韦斯利的推测，我也赞同。” “他知道我在这里吗？” 这问题有些含糊，但她明白我在指谁。 “知道。”她说，“马里诺要我打电话通知他。” “他怎么说的？”我问。 “他想知道你是否无恙。”她言辞闪烁，“他手上还有佐治亚州那起案件。大概有两个人在酒店被刺死，组织性犯罪牵涉其中。在圣西蒙斯岛附近。” “哦，这么说他正赶往那里。” “大概吧。” “你会待在哪里？” “和小组人员一起，会待在巴尔的摩港。” “露西呢？”我再次追问，这次她无法回避了，“你想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吗，珍妮特？” 我呼吸着过滤后的空气，透过玻璃凝视着这个绝不会对我说谎的人。 “没出什么事吧？”我继续施压。 “斯卡佩塔医生，我一个人来这里出于两个原因。”她终于开口了，“首先，我和露西为你是否该和那家伙一起上线起了很大争执，因此大家一致认为最好不要由她来告诉你这件事。” “这我可以理解，”我说，“也同样赞成。” “第二个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她接着说，“和嘉莉·格雷滕有关。” 单是这个名字就足以令我既惊且怒。多年前露西研发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时曾和嘉莉做过同事，那时工程研究部遭到入侵，而嘉莉设计了圈套诬陷露西。此外，在一连串可怖的残虐凶杀事件中，嘉莉便是凶手的同谋。 “她还在牢里。”我说。 “我知道，可她的案子排在明年春天受审。”珍妮特说。 “这点我非常清楚。”我不明白她的意思。 “你是关键证人，没有你州检察官根本无法立案，至少无法开庭审理。” “珍妮特，我听得很糊涂。”我说，头开始剧痛。 她深吸一口气。“我想你一定知道，有段时间露西和嘉莉相当亲近，”她有些犹豫，“非常亲近。” “当然知道，”我不耐烦地说，“那时候露西还很青涩，是嘉莉引诱她。没错，这些我都知道。” “帕西·林恩也知道。” 我看着她，愣住了。 “昨天林恩去见负责起诉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哦，那人名叫罗伯·苏莫。林恩很讲义气地告诉他说他麻烦大了，因为你这位明星证人的外甥女和被告有过恋情。” “上帝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该死的浑蛋。” 我担任过律师，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露西很可能必须站在证人席上接受质询，谈她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感情。避免这种情形发生的唯一办法就是我拒当证人，而嘉莉可因此摆脱谋杀罪名。 “她的事和嘉莉的案子毫无关系。”我说，愤恨得几乎想对林恩动粗。 珍妮特把话筒移到另一侧，试图缓和气氛。但我看得出她的恐惧。 “不必由我来告诉你外面是个什么世界。”她说，“别问，别说。不管怎样，这种事就是不对。露西和我一直很谨慎，大家很可能怀疑，但并不真正清楚真相，我们又没有穿着皮衣戴着铁链四处招摇。” “的确。” “我认为这会毁了她。”她轻描淡写地说，“想想媒体，想想人质救援小组的同事会如何看待她。那些大块头。林恩这么做完全是想伤害她，或许也包括你，还有我。这对我的事业也不会有任何好处。” 她不必往下说，我全都了解。 “有人知道林恩说出此事时，苏莫如何反应吗？” “他大惊小怪，立刻打电话给马里诺，说不知道该怎么办，还说要是被辩方发现他就完了。后来马里诺打电话告诉了我。” “他没向我提这件事。” “他不想在这时候让你难过，”珍妮特说，“而且他认为这不是他分内的事。” “原来如此。露西知道吗？” “我告诉她了。” “然后呢？” “她把房间墙壁踢出一个洞，”珍妮特回答，“然后她说，如果有必要她会坐上证人席的。” 珍妮特把手掌贴在玻璃上，指头张开，等我伸出手去。这与身体接触同样亲近，我的眼眶湿润了。 “我感觉自己像犯了罪一样。”我清清嗓子说。 <hr /> 注释： 第十章 <er top">一 护士提着电脑走进房间，默默地交给我，然后离开了。我盯着这台笔记本电脑好一阵，好像它会伤人。我坐在床上不停地冒汗，身体却感觉很冷。 我不清楚有这感觉是因为病菌，还是因为珍妮特告诉我的事让我的情绪受到了冲击。露西从小就想当联邦调查局探员，如今她已是当中极优秀的一员。世界太不公平，她什么都没做，唯一的失误只是在十九岁时识人不明。我急切地想离开这里去找她，想回家。正要打电话给护士时，她走了进来，是新来的。 “能给我一件干净的工作服吗？”我问。 “我可以给你手术袍。” “请给我工作服。” “呃，这有点违反常规。”她皱着眉头说。 “我知道。” 我把电脑的电源插好，按下开关。 “他们再不快点解决预算难题的话，可能就找不到人来给工作服之类的东西消毒了。”穿着蓝衣服的护士不停地说着话，整理我腿上的毯子，“早上报纸才报道，总统说免费送餐服务就要中断了，环保署没有妥善处理有毒废弃物，联邦法院可能会取消参观白宫的活动。你想吃午餐了吗？” “好的，谢谢。”我说。她则继续报告着一连串坏消息。 “更别提还有医疗保险、空气污染、追踪冬季流行性感冒、筛检水源是否有隐孢子虫这些事情。你能待在这里够幸运了，说不定下周我们就关门了。” 我根本不去想预算问题，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这上面，包括和各部门主管讨价还价，在议员大会上炮轰议员。我很担心一旦联邦危机上升为全国性议题，我的新办公大楼的完工将遥遥无期，而目前已很拮据的经费将再度遭到无情削减。死者没有国会游说代表，病患们没有党派，手中没有选票。 “你有两个选择。”我忽然听见她说。 “抱歉，你说什么？” “鸡肉或火腿。” “鸡肉。”我一点都不饿，“还有热茶。” 她拔掉自己的供气管线，留我独自待在静寂之中。我把电脑放在托盘上，登入美国在线，直接进入邮箱。邮箱有许多邮件，而来自死医客的都已被第十九小组点开了。我依步骤进入聊天室，点击菜单，看“法医”聊天室里有多少人。 无人在线。我进入聊天室，往后靠着枕头，盯着顶端静默着一整列图标的空白窗口。没人可以聊天，我想到死医客若见此情形必定会觉得荒谬。我单独待在聊天室里，意图岂不再明显不过？这不正表明我在等人？刚冒出这个念头，对话窗上便出现一句话，我也开始回答。 昆西：嗨！今天聊些什么？ 斯卡佩塔：政府预算问题。这对你有影响吗？ 昆西：我在华盛顿工作。真是噩梦一场。 斯卡佩塔：你是法医吗？ 昆西：对啊。我们在一些会议里见过面，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今天没什么人聊天，但耐心等总会等到人的。 这时我明白了昆西是第十九小组的秘密探员。我们一直聊到午餐时间，用完餐又继续聊了一个小时。昆西和我谈论着各自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探讨解决之道，聊天涉及了法医领域可能想到的所有话题。但死医客并未出现。 我小憩片刻，四点多醒来，僵直地躺了好一阵，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后来才沮丧地恢复清醒。我坐起来，托盘压着的部位麻木难耐，电脑仍开着放在上面。我再次登入美国在线，回到那间聊天室，这次有个自称麦迪克斯的人在，我们谈论着我在弗吉尼亚用来找寻案件资料和进行统计检索的电脑数据库。 整整五分钟后，电脑里叮地响起一声音效，悄悄话窗口在屏幕上跳出。我难以置信地盯着死医客发送的信息，深知聊天室里除了我没人看见。 死医客：你知道我是谁？我是你一手打造的 死医客：死亡！死亡医生！你就是我！ 他忽然安静下来，当我点击在线名单时，他已经注销登录了。我心脏狂跳，立刻发消息给麦迪克斯，告诉他我刚才被一个人绊住了，可没得到回应。聊天室里又只剩我一个人了。 “该死。”我闷声骂了句。 晚上十点，我又试了一次，但只有昆西在，他说我们应该明早再聊，其他医生都回家了。来看我的还是那位护士，她很和善。她工作时间如此之长且必须穿蓝色防护衣来我的房间，这种种不便让我为她感到委屈。 “新的轮班护士呢？”她替我量体温时，我问。 “我就是，我们都只能尽力而为了。” 我点点头。她又开始暗示想休假。 “这里很难得有实验室人员住进来。”她继续说，“也许明天你醒过来，发现这楼里只剩你一个人了。” “听你这么说，我肯定要做噩梦了。”我看着她给我的上臂绑上血压带。 “你状况不错，这才是要紧事。自从我来到这里，就不停想象自己感染这种那种病毒。哪里疼痛或忽然鼻塞——上帝，真要命。你到底是什么医生？” 我告诉了她。 “我本来想当小儿科医生的，后来结了婚。” “要是没有像你这样的好护士，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我微笑着说。 “大部分医生都不会想到这些，他们喜欢摆架子。” “有些的确是。”我同意道。 我试着入睡，但整晚都不得安宁。窗外停车场的灯光从百叶窗射进来，我翻来覆去，总是无法放松一呼吸困难，心跳始终平缓不下来。凌晨五点时，我坐起来打开灯。几分钟不到，护士便来到我的房间。 “你还好吗？”她疲惫地说。 “睡不着。” “需要什么吗？” 我摇摇头，打开电脑，登入美国在线，进入聊天室。没人，我点击在线名单，想知道死医客是否还在，在的话又会在哪里活动。他似乎不在线，于是我开始逛公共聊天室，并加入这些群体。 各种类型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他们的聊天室，比如调情者、单身者、同性恋者、土著美国人、非裔美国人，还有爱好各种邪门歪道的人。偏好性奴役、性虐待、群交、兽奸或乱伦的人也能在网络上找到同好，交换经验，而联邦调査局对这种种现象完全无能为力，这些行为并不违法。 我颓丧地坐了起来，背靠着枕头，不知不觉昏睡过去。一小时后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待在一个叫作“艺术之爱”的聊天室里，屏幕上有条信息正静静等着我。死医客找到了我。 死医客：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我赶紧看他是否依然在线，发现他正悄悄蜷缩在虚拟空间里等待我的出现。我发消息回应他。 他没有立刻作答。我盯着屏幕等了三四分钟，他才回应。 死医客：我不跟那些接受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却无情背叛我的人谈交易，你认为那些人该有什么下场？ 斯卡佩塔：你何不向我说清楚？ 一阵沉默。我看着他离开聊天室，一分钟后再次出现。他想中断我们的追踪，对我们的意图了如指掌。 斯卡佩塔：我看到你寄来的照片了，看不太清楚。你是什么用意？ 可他没有回答。我脑子昏昏沉沉，我逮到了他，却无法拖住他，无法让他在网上多待一会儿。我正感到沮丧时，屏幕上出现一条消息，是小组人员发来的。 昆西：A.K.A.，斯卡佩塔。得和你讨论那件案子，那件自焚案。 此时我才知道昆西就是露西。A.K.A指“永远的凯姨妈”，她称呼我的暗码。她一直在守护我，就像多年来我始终守护着她那样。她在暗示我别轻易动怒，我敲出一行回应信息。 斯卡佩塔：我同意。这案子非常麻烦，你处理得如何了？ 昆西：在法庭上看我的表现吧，再聊。 我微笑着注销登录，往后倚着枕头，不再感觉那么孤单或快要发疯了。 “早上好！”第一位护士回来了。 “早上好。”我情绪又有些低落。 “再来替你检查一下。今天感觉还好吗？” “很好。” “你早餐可以选鸡蛋或麦片。” “水果。”我说。 “没有水果，不过或许可以给你一根香蕉。” 体温计在我嘴里，血压带箍住我的上臂，她则喋喋不休地说着话。 “外面冷得快下雪了，”她说，“一度。你相信吗，我的挡风玻璃都结霜了。今年的橡果结得很大，这意味着会有个寒冬。你体温还是没达到三十七度，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把电话留在这里？”我问。 “我会问问的。”她解开血压带，“血压也很低。” “拜托，请弗奇士波上校早上来一趟。” 她退后一步，打量着我。“你要打我的小报告？” “上帝，不是，”我说，“我必须离开这里。” “好吧，我不想这么说，但这真的不是我能决定的。有些人一待就是两星期呢。” 我感觉快发疯了。 整个上午上校都没出现。午餐是烤鸡胸肉、胡萝卜和米饭，我情绪低落，食不下咽。角落里的电视屏幕无声闪动着，因为我把它调成静音。下午将近两点，护士返回房间，说我又有访客。于是我再度戴上高效能空气粒子过滤网面罩，跟着她下楼到临床研究室去。 这次我坐在A会客室，韦斯利在另一边等着我。看见他我万分惊讶，同时宽心了许多。目光交会时他笑了笑，之后两人同时拿起话筒，开口时我有些结巴。 “希望你是来解救我的。”我说。 “我从来不招惹医生，从你那里学到的。” “我以为你在佐治亚。” “是啊。去看了看那两人遇刺的酒店，把附近大致搜索了一遍。现在来这里啦。” “然后呢？” “然后？”他眉毛一挑，“组织性犯罪。” “我不是指佐治亚的事。” “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似乎失去了看透别人心思的能力。还有，我得说，你今天看起来美极了。”他对着我的面罩说。 “再不离开这里，我真的会疯。”我说，“我必须去趟疾病控制中心。” “露西说你正在和死医客沟通。”他眼里玩笑的成分消失了。 “没什么进展，运气不佳。”我懊恼地说。 和凶手沟通让人沮丧而懊恼，而那正是凶手要的。绝不让他这样的人满意，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原则。 “别放弃。”韦斯利说。 “他给出一些医学方面的暗示，比如疾病和细菌之类。”我说，“这会让你想起什么吗？” “他无疑是在追踪新闻。”他的观点和珍妮特相同。 “但万一不止如此呢？”我说，“那个被他肢解的女人和丹吉尔岛的死者似乎患了相同的恶疾。” “这点你还无法证实。” “你知道，我从来不会只凭猜测就妄下结论。”我开始激动，“我会尽快了解这疾病究竟是什么，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该遵循常识作出判断。”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他凝视着我。 “我是说，也许我们面对的是某种生物武器，是一个用疾病作为武器的‘大学炸弹手’。” “上帝，不会吧。” “但你也这么想过。别说你认为一件肢解案和致命疾病产生关联只是纯粹的巧合。” 我端详着他的表情，知道他正在苦苦思索，这种情况下他额头上一根血管总是像淡蓝色的绳子般凸起。 “你真的没事吗？”他说。 “没事，我倒是更担心你。” “这疾病呢？你被传染的几率又有多大？”他开始生我的气，每当他认为我身处危险之中时就会如此。 “我又接种了一次疫苗。” “你接种的是牛痘疫苗。”他说，“万一不是天花呢？” “那就麻烦了。珍妮特来过了。” “我知道。”他对着话筒说，“我很抱歉，在这种时候告诉你这些……” “别这样，本顿，”我打断他，“我应该知道。这种消息什么时候说都一样。你认为会有什么后果？” 但他不想对此发表意见。 “看来你也认为这会毁了她。”我绝望地说。 “我想她不会被革职。但可能无法再度升迁，而是被派去偏远的地方负责些无聊的工作。她和珍妮特会被分隔两地，其中一人或两人都会离职。” “这比解雇好吗？”我痛心又愤怒地说。 “到那时我们自然会熬过去的，凯。”他看着我，“我要把林恩踢出儿童绑架与连环杀人犯调査小组。” “为了我，小心点。” “放心。”他说。 <er h3">二 弗奇士波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来到我房间，他笑着打开百叶窗，阳光刺眼。 “早上好。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好，”他说，“真高兴看到你没有丝毫生病的迹象，凯。” “那我可以走了。”我说着准备跳下床。 “没那么快。”他翻看着我的病历，“我知道你很难受，但你这么快离开并不妥当。再待一两天，如果不发生什么状况，后天你就可以走了。” 他离开时我几乎要哭了，我甚至连一个小时都待不下去。我坐起来，望着窗外。晴空湛蓝，清晨苍白的月影下飘着几丝云彩。窗前光秃秃的树木在微风中轻晃。我想起里士满的家，想起那些还没植入花盆的花草和办公桌上的大叠公文。我想在冷风中散步，煮花椰菜和家常香菜汤。我想吃羊奶奶酪或小方饺意大利面，配以音乐和红酒。 大半天时间里，我自顾哀伤，除了盯着电视和打盹外无所事事。后来第二位轮班护士带着电话进来，说有我的电话。线路一接通我立刻抓起话筒，仿佛这辈子从未经历过这么激动人心的事。 “是我。”露西说。 “感谢上帝。”听见她的声音，我激动不已。 “外婆向你问好。有流言说你刚荣获最难缠病患奖。” “流言是真的。要是能把我桌上的公文拿来这里就好了。” “你需要好好休息，”她说，“增强抵抗力。” 这话让我又担心起温格的身体来。 “你怎么没上线？”她切入正题。 我没做声。 “姨妈，他不会和我们谈，他只肯和你说话。” “那就找个人用我的账号登录吧。”我说。 “不行。万一被他察觉，我们就再也逮不到他了。这家伙很机警，十分聪明。” 我以沉默作答，露西则急着填补这段空白。 “怎么？”她情绪有些激动，“难道要我假装成一个拥有法律学位的法医病理专家，并至少已经涉入一件那家伙的案子？我不认为这行得通。” “我不想再与他沟通了，露西，”我说，“他这样的人最会得寸进尺，而这正是他想要的。他想引人注意。我越是顺着他，他越可能受到鼓励。你想过这点吗？” “是的。但请想想，他无论肢解了一个人还是二十个人，都会继续作恶。他这种人绝不会忽然罢手，而我们却毫无头绪，无法知道他到底在哪里。” “我并不是担心自己。”我说。 “就算是也不要紧。” “我只是不想让情况恶化。”我重复道。 当然，这永远是一个有创意又激进的人在调查中会遇到的风险。也许只是某种感应，也许只是内心突发的某种直觉，我总觉得这个凶手非常特殊，他的动机远非我们所能想象。我害怕他已知晓我们的做法，正暗自得意。 “谈谈你自己，”我说，“珍妮特来过了。” “我不想被牵扯进去。”她冰冷的语气中透着愤慨，“我没这闲工夫。” “无论你怎样决定我都支持你，露西。” “这点我毫不怀疑。我同样确定的是，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让嘉莉老死在监狱里。” 护士回到房间，准备拿走电话。 “我真不明白，”挂断电话时我抱怨道，“如果你们担心电话费，我有电话卡。” 她微笑着说：“这是上校的命令。他希望你多休息，他知道你一开始打电话就会没完没了。” “我要休息了。”我说。但她已经走了。 我不知上校为何允许我留着电脑，也许是露西或其他人找他谈过了。我登入美国在线，与凶手共谋的感觉再度萌生。我刚进入“法医”聊天室，死医客就出现了，他这次没有发送悄悄话，而是发送公开信息。 死医客：他赐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比如艾滋之类的病毒。我们的进化论与它们为敌，邪恶的不是它们就是我们 他无意解释什么，至少此刻不想。系统显示他已经离开了聊天室。也许他会回来，我于是等候片刻，一边思索他说的“十二个”是什么意思。我按了床头的按钮召唤护士，同时开始对她感到愧疚。不知道她在哪里等候我的随时召唤，而她每次进出都得把那件蓝色防护衣穿了又脱。无论如何这都不可能愉快，包括应付我的坏脾气。 “听着，”我对她说，“这里可以找到《圣经》吧。” 她犹豫起来，好像从没听说过这种东西似的。“哦，我不清楚。” “你能帮我找找吗？” “你还好吧？”她困惑地看着我。 “好得不得了。” “这里有一间图书室，也许那里会有。抱歉，我不是笃信宗教的人。”离开时她不停解释。 大约半小时后她回来了，带着一本黑皮封面的《圣经》，剑桥红字版，她说是从某人的办公室借来的。我打开书，发现扉页上有个手写的名字和日期，由此可看出这本《圣经》大概是在十年前作为礼物被送给书籍持有人的。我开始翻阅，忽然意识到已有好几个月没去望弥撒了。我真羡慕那些信仰坚定、在工作场所都放着《圣经》的人。 “你真的没事吗？”护士走向门口时又问了句。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说。 “莎莉。” “你人很好，我真的很感激你的帮忙，我知道在感恩节工作实在很讨厌。” 她似乎相当高兴，终于有勇气说出这句话：“我不想打听什么，但一直听人谈起这件事。你刚去过那个弗吉尼亚小岛，听说那里的人只靠捕螃蟹为生，对吗？” “没错。”我说。 “蓝蟹？” “还有软壳蟹。” “有人担心这个吗？” 我明白她指的是什么。没错，我确实担心，出于私人的理由为韦斯利和自己担心。 “他们的螃蟹销到全国各地，对吗？”她继续说。 我点点头。 “万一那位女士身上的病毒随水流或海鲜四处传播怎么办？”她的眼睛在面罩后闪烁，“我没看见她的尸体，但听人说非常可怕。” “我知道，”我说，“希望很快就能找到答案。” “对了，午餐是火鸡肉，别抱太大希望。” 她拔掉供气管线，不再多说什么，然后打开房门，朝我微微挥手离去了。我翻回到《圣经》索引，花了点时间寻找死医客发给我的那些字句出自哪些篇章。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全文如下：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下一节列出十二门徒的名字，耶稣吩咐他们去寻找迷失的羊，传播天国已近的福音。他训示他们要医治病人，让患麻风的人洁净，让死人复活，驱逐魔鬼。我读着这些文字，暗忖这个自称死医客的凶手发送的消息是否昭示了他的信仰，所谓的“十二”是否代表十二门徒，抑或只是在故弄玄虚。 我下了床，开始踱步，望着窗外渐弱的天光。天黑得越来越早，看着外面走向停车场的人们已成了我的习惯，他们的呼吸凝成雾气。由于放假，停车场空空荡荡。两个女人在聊天，其中一个把手搁在本田敞开的车门上，两人认真地耸肩、打着手势，像在努力解决生活中的大难题。我站在那里透过百叶窗看着，直到她们开车离去。 我想早点睡觉以暂获逃避，但仍旧辗转难眠，每隔几个小时就得换个姿势或整理被子。我眼皮下不断浮现出许多影像，有如播放老电影那般，毫无章法和逻辑可言。我看见两个女人在邮箱边谈话，其中一个举起手来遮挡太阳时，她脸颊上的一颗痣忽然变成布满整张脸的丘疹。一团飓风从海上卷来，棕榈树在狂风的袭击下颓倒，草木被折断并在空中狂舞。一具尸体被砍掉四肢，一张染血的桌子上排列着被截断的手掌和脚。 我坐起来，等待肌肉停止痉挛，浑身直冒冷汗，感觉整个神经系统似乎受到了电子干扰，几乎心脏病发作或者休克。我慢慢深呼吸，让头脑空白，保持静止直等到那影像消失，然后按铃呼唤护士。 护士见到我的表情，二话不说立刻拿来电话。她离开后我打电话给马里诺。 “你还在坐牢啊？”他说。 “我认为他杀了他的小白鼠。”我说。 “哦？可以从头说起吗？” “死医客。那个被他枪杀并遭肢解的女人可能是他的实验鼠，是他认识而且能轻易得手的人。” “我必须坦承，医生，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从他的语气听得出，他很担心我的心理状态。 “他无法直视她是有理由的，他的犯案模式非常合理。”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如果你准备用某种病毒杀人，”我解释道，“首先必须制订计划。例如传播病毒的渠道，是通过食物、饮料还是尘埃？以天花为例，它的传播媒介是空气，经由飞沬或受感染的体液散播。病患本身和他的衣服都可能传染疾病。” “就从这里说好了。”马里诺说，“这个人一开始是如何感染病毒的？这种东西又不是可以随便邮购的。” “不知道。以我的了解，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存有研究用的天花病毒，那就是疾病控制中心和莫斯科的一个实验室。” “这么说，也许是俄罗斯人在耍阴谋。”他嘲讽地说。 “我给你一个说法，”我说，“这个凶手怀着某种怨恨，甚至幻想自己负有宗教使命，要把地球上最可怕的某种疾病带回人间。他必须想个办法来传播病菌，而且得确保成功。” “因此他需要小白鼠。”马里诺说。 “没错。让我们假设他有个邻居或亲戚，年老多病，说不定他甚至得负责照顾这个人。还有什么测试病毒的方法比这更加理想？如果实验成功，只要把她杀掉，然后伪装成别的死因就行。如果彼此是熟识，他当然不能让她死于天花，这样一来我们也会很容易查出他的身份。于是他朝她的头部开枪，把她肢解，让人误以为这是又一起连环杀人案。” “可你如何把这与丹吉尔岛那位女士联系起来？” “她被传染了。” “怎么被传染的？有人寄东西给她？信件被感染了？是空气里有病毒？还是睡觉时被注射了病毒？” “我还不知道感染方式。” “你认为死医客住在丹吉尔岛吗？”马里诺接着问。 “不，我认为不是。”我说，“他选择那里，是因为那个小岛是散播传染病的理想传染源——面积小，自给自足，很容易被隔离，这表示凶手并不打算一次就把整个世界摧毁。他想一次散播一点，把我们慢慢分割成小块。” “是啊，就像他切割那个老妇人那样，如果你的说法正确。” “他另有所图，”我说，“丹吉尔岛是他试图引人注目的起点。” “无意冒犯，医生，但我真希望你说的这些不是事实。” “明天一早我要赶去亚特兰大。你能问问范德指纹鉴定进行得怎么样了吗？” “截至目前还没有进展，看来受害者的指纹并不在数据库里。如果有消息，我会打你的传呼机。” “该死。”我喃喃抱怨，因为传呼机也被护士拿走了。 剩下的半天过得出奇缓慢，直到晚餐后弗奇士波才来向我道别。尽管让我离开意味着我并未被传染病毒或具有传染性，他依然一身蓝色防护衣，身上依然连着供气管线。 “我本应让你多待几天。”他开口就这么说，吓得我心脏狂跳，“潜伏期通常是十二到十三天，但也可能长达二十一天。我想说的是，你还是有发病的可能。” “这我了解。”我说着伸手去拿水。 “补种疫苗是否有效，取决于接种时你正处于哪个阶段。” 我点点头。“要是你肯接管这件事，而不是把它交给疾病控制中心，我也不会急着离开。” “凯，我不能这么做。”隔着塑料面罩，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含糊，“你知道这与我的个人偏好无关。我不能就这么把疾病控制中心的事务抢过来，就像你不能任意处理一个不属于你职权范围的案子。我和他们谈过了，他们非常关注暴发流行病的可能性。等你带着样本抵达那里，他们就会开始进行测试。” “我担心有恐怖分子介入。”我不肯放弃。 “除非有证据——我希望没有——否则我们只能为你服务到这里了。”他真切地表达着遗憾，“去亚特兰大听听他们怎么说吧，现在那里同样没什么人。事情发生得真不是时候。” “也让凶手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我说，“如果你计划用病毒连续杀人，还有比主要联邦卫生机构正在休假更好的时机吗？况且这次假期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不可能马上结束。” 弗士奇波沉默了。 “约翰，”我继续说，“你也协助过不少验尸工作，你见过这样的疾病吗？” “只在教科书上见过。”他神色凝重地说。 “天花怎么会这么突然地出现呢？” “如果那真是天花。” “不管那是什么，总归是致命的病毒。”我努力说服他。 但他无能为力。整个晚上我都在美国在线的各个聊天室游荡，每小时检查一次邮箱。死医客始终无声无息，直到清晨六点，他才进入“法医”聊天室。看见他的名字出现在屏幕上，我心跳加速，肾上腺素猛地升高，一如之前他和我说话时那样。他上线了，决定权在我手上。我有机会捕获他，只要能将他拖住。 死医客：星期日我去了教堂，我敢说你一定没去 斯卡佩塔：《马太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你是什么用意。 斯卡佩塔：他是谁？他做了什么？ 死医客：你真该和我用同一个杯子喝水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就注销了。我开始翻《圣经》。这次他引用的是《马可福音》，一样是耶稣的训诫。他对教堂的态度似乎暗示着他并非犹太人，也不是天主教徒。我不是神学研究者，但知道“用同一个杯子喝水”似乎意味着基督受难。如此说来，死医客自认背负着十字架，而我也同样将被钉上十字架？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离开了，因此护士莎莉对我使用电话特别通融。我打了露西的传呼机，她立刻回复了。 “我在与他谈话，”我说，“你们也在吧？” “我们在。你必须让他待久一点，”外甥女说，“电话干线太多了，我们必须列出所有电话公司的线路来逐一追踪。你接到的最后一次消息来自达拉斯。” “不会吧？”我惊讶地说。 “不是起点，而是一个交换机的位置。我们没能追踪下去，因为他断线了。继续努力吧。看来这家伙对宗教十分狂热。” 第十一章 <er top">一 接近中午，我乘出租车离开，太阳髙悬在云层里。我的私人物品只有身上的衣服，而且在高压灭菌设备里经过了消毒。我走得仓促，带着一个硕大的白色纸箱，上面印着“易腐速运！”、“直立放置！”和其他醒目的蓝色警示语。 我的行李就像中国的七巧盒一样，大包套小包，小包里装着生物包，生物包里是装有莱拉的肝脏、脾脏切片和髓液的生物试管，用纤维板护罩、气泡棉和瓦楞纸层层保护着。所有这些连干冰一同包装起来，最外层贴着“传染性物质”和“危险”标签，警告试图拆除最外层包装的人。当然，我绝不能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除已经考虑到的确定的传染性危险，倘若普鲁伊特案最后被证实为谋杀，它也将成为法庭证物。我在巴尔的摩一华盛顿国际机场找付费电话打给罗丝。 “我的医务包和显微镜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我省掉寒暄直奔主题，“想办法今晚就把它们给我寄来。我在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正赶往疾病控制中心。” “我打了你的传呼机。”她说。 “也许他们该把传呼机一并还给我，”我想着还缺什么，“还有移动电话。” “有一份报告送来了，你可能会觉得很有趣。那具尸骸沾着的动物毛发是兔子和猴子的。” “诡异。”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有件事我真不想告诉你。媒体不断打电话询问嘉莉·格雷滕的案子，显然有人走漏了消息。” “可恶！”我想起林恩，大吼道。 “你要我怎么处理？”她问。 “打电话告诉本顿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点害怕。” “听声音的确像。” 我看了看手表。“罗丝，我必须上飞机了。他们不让我带着这东西通过X光检查，我知道我要强行通过时会发生什么状况。” 事情一如所料。我一踏入机舱，就有个乘务员瞅了我一眼，然后露出微笑。 “来，”她伸出手，“我帮你把这拿到行李舱去。” “我必须随身携带。”我说。 “女士，这太大了，无法放进置物箱或你的坐椅底下。”她的笑容僵住，我后面的队伍变长了。 “先让他们通过再商议好吗？”我说着闪进机舱里的厨房。 她站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女士，这个班次满员了，我们实在没有多余的空间。” “请看。”我向她出示文件。 她扫视着那张红色边框的危险品声明表，看到“有害人体的传染性物质”一栏时忽然愣住。她不安地环顾厨房，带我往休息室挪近了些。 “依照规定，只有专家才能处置这类危险品，”我理智而冷静地解释，“因此它只能跟着我。” “这是什么东西？”她睁大眼睛，轻声问。 “器官的解剖切片。” “上帝。” 她立刻抓过座位表。不久，我被送往机舱后部头等舱的一排空置机位。 “把它放在你旁边的座位上。不会渗漏或发生什么意外吧？”她问。 “我会紧盯着。”我向她保证。 “除非很多乘客要改机位，否则这里应该很空。你不用担心，我会让所有人避开的。”她两手比画着，像在驾驶。 没人靠近我和我的行李。在飞往亚特兰大的班机上，我安静地喝着咖啡。没了传呼机和电话感觉空落落的，但独自一人倒相当自在快活。到了亚特兰大机场，我通过一条又一条电动步道和电梯，仿佛走了好几英里才终于出了大楼，叫了辆出租车。 车子沿着八五号公路往北朝德鲁伊希尔斯路行驶，一路经过许多典当铺和租车店，接着是毒漆树和野葛树林、大型购物中心。疾病控制中心位于埃默里大学多层停车台和停车场中央，美国防癌协会对面，是一栋六层的灰框红褐砖墙建筑。我来到设有闭路电视监视并由保安值守的前台。 “这东西要送到第四级生物控制实验室，我和布雷特·马丁博士约好在中庭会面。” “女士，得有人陪同你去。”一名保安说。 “好啊，”见他伸手准备打电话，我说，“我很容易迷路。” 我跟着他走向大楼后部。这里设施先进，有着严密的监控系统，到处装着监视摄像头和防弹玻璃，狹小的走廊铺着方格地板。我们经过细菌和流行性感冒实验室，以及红砖与水泥筑就的狂犬病和艾滋病研究区。 “真不错。”我说。我好多年没来这里了。 “是啊，的确，你能想到的安全措施这里都有。每个进出口都装了摄像头和感应器，所有垃圾都经过煮沸和燃烧，空气过滤装置会将渗进来的东西全都杀死，研究人员除外。”他大笑着拿出一张磁卡开门，“你带来了什么坏消息？” “我来就是想找出答案。”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中庭。 第四级生物控制实验室其实只是一个围着厚实金属水泥墙的巨大无菌操作台，它是建筑内的建筑，窗户全被百叶窗遮掩着，实验室在厚玻璃墙后方。这些蓝衣研究人员假日里仍来工作，应当只是因为热忱吧。 “政府的预算出了问题，”保安摇着头说，“他们是怎么想的？伊波拉这样的病毒会等预算问题解决才作祟吗？”他又摇了摇头。 他陪我走过几间昏暗的密封室和空无一人的实验室，接着是放置空兔笼的长廊和关有大型灵长类动物的房间。一只猴子透过栅栏和玻璃望着我，它酷似人类的眼睛令我深感不安，同时想起罗丝。死医客在受害者身上留下了猴子和兔子的毛发，或许他就在这类场所工作。 “它们会向你丢大便，”走进实验室时保安说，“和那些替动物争取权利的人做的一样。物以类聚，你不觉得吗？” 我越来越焦虑了。 “我们去哪里？”我问。 “医生要我带你去的地方，女士。”他说。这时我们进入另一条通向大楼其他区域的甬道。 我们经过一道门，这里配备的雷科瓦超低温冰柜看起来就像复印机大小的电脑。实验室全都锁着，一个穿着实验服的壮硕男子在走廊里等我。他一头金发如婴儿的毛发般柔细，全身汗津津的。 “我是布雷特·马丁。”他说着伸出手来，“谢谢你。”他朝保安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走了。 我把硬纸盒交给马丁。 “我们的天花病毒样本就储藏在这里，”他朝那些冰柜点点头，并将纸盒放在一个冰柜上，“紧锁在零下七十摄氏度的冰柜里。还能说什么呢？”他耸耸肩，“这些柜子不得不摆在走廊里，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密闭空间。你把这交给我实在凑巧，倒不是说我希望你带过来的是天花病毒。” “这些全是天花病毒？”我惊愕地环顾四周。 “不全是，而且也不会储存太久了，因为我们作出了有史以来的一项创举，决定让一个菌种在地球上绝迹。” “讽刺的是，”我说，“这个菌种已经夺去好几百万人的生命。” “这么说，你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些病毒全部用高压锅杀死？” 他露出某种我很熟悉的表情。生命比我所能理解的复杂得多，而只有像他这样的人能够洞见其细微之处。 “我并没有说应该销毁什么，”我答道，“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也许正好相反，原因在这里。”我看着刚才给他的纸盒，“就算我们销毁了天花病毒，也不表示它就会从此绝迹。我想这与其他武器一样吧。” “同意。我很想知道俄罗斯这段时间把他们的天花病毒储存在哪里。” “你会尽快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吧？”我问。 “是的。” “马上？” “以最快速度。” “拜托了，”我说，“这真的非常紧急。” “所以我才在这里啊，”他说，“政府认定我属于非核心雇员。我本应在家休假的。” “我带来几张照片，我在斯兰姆中心时他们好心替我冲洗的。”我嘲讽地说。 “我要看看。” 我们乘电梯回到四楼，他领我来到一间研究人员针对不明病源研究对策的会议室。这里通常聚集着细菌学专家、流行病专家，以及负责检疫隔离、通讯、特殊病原体和聚合酶链式反应测试的专才，然而此刻一片寂静，只有我们两人。 “目前也只有我能帮你了。”马丁说。 我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厚信封，为他出示那些照片。他呆瞪了好一阵，愕然看着那具尸骸和莱拉·普鲁伊特的彩色照片。 “上帝，”他说，“我认为我们得立刻找出所有可能接触过的人。我是说，马上。” “我们可以在丹吉尔岛上进行，”我说，“也许可以。” “绝对不是水痘或麻疹，绝对不是，”他说，“但肯定是痘病毒。” 他看着照片上截断的手脚，瞪圆了眼睛。 “哇，”他眼睛眨也不眨，眼镜镜片闪烁着。“这是什么？” “他自称死医客，”我说，“通过美国在线网站寄图像文件给我，当然是用的匿名方式。联邦调查局正在追踪他。” “照片里的受害者是被他肢解的？” 我点点头。 “她的症状和丹吉尔岛那位病患相似。”他观察着尸骸上的丘疹。 “目前看起来确实如此。” “你知道吗，多年来我一直很担心猴痘。”他说，“我们在西非展开调查，从扎伊尔到塞拉利昂这些暴发猴痘和白痘疫情的国家着手，但截至目前并未发现天花病毒。我害怕的是，动物界的某种痘病毒总有一天会通过某种渠道传染给人类。” 我又想起我和罗丝通电话时关于谋杀和动物毛发的对话。 “可以这么说，只要微生物散播到空气中并找到个合适的寄主，疫情就可能暴发。” 他回头去看莱拉·普鲁伊特的照片，看那具躺在脏污床上、饱受折磨、不成人形的尸体。 “她感染的病毒多得足以致命。”他失神地说，像在自言自语。 “马丁医生，”我说，“猴子也会感染猴痘吗？还是它们只是媒介？” “猴子也会感染，而且会通过某些渠道散播病菌，例如非洲热带雨林里的动物接触。目前地球上已知的恶性痘病毒有九种，但只有两种会传染给人类，一种是天花病毒——感谢上帝，如今已经见不到了一一另一种是传染性软疣。” “那具尸骸沾着的毛发，经化验被证明属于猴子。” 马丁转头看着我，眉头一皱。“什么？” “还有兔子的毛发，我在想也许有人也在做这方面的实验。” 他站了起来。 “不得不马上动手了，怎么联系你？” “我会回里士满。”我把名片递给他，然后和他一起走出会议室，“可以请人替我叫辆租车吗？” “当然，前台那里的保安就可以。其他职员恐怕都没上班。” 他抱着纸盒，只得用手肘去按电梯钮。“真是噩梦一场。我们接到奥兰多一起未经消毒的橘子汁含有沙门氏杆菌的案例，一起邮轮上疑似会暴发O157：h7感染的案例——大肠杆菌，可能又是半生不熟的牛肉引起的——还有罗德岛的肉毒杆菌案例，以及在一个老人家里发现的呼吸道疾病。但国会还是不肯拨经费给我们。” “说说看。”我说。 电梯在每一层楼停下，不断有人进入。 “听听这个，”马丁继续说，“爱荷华有个休闲度假区发生杆菌性痢感染，原因似乎是许多私人水井因下雨溢满。我们还想请环保署介入。” “这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梯门再度打开时，有人讥讽道。 “真希望他们还在。”马丁说，“我们每年会接到一万四千个申诉电话，却只有两名接线员，现在则是连半个人都找不到了。每个进来的人都得接听电话，包括我。” “拜托，别让这件事拖太久。”到达大厅时我说。 “别担心，”他认真地说，“我现在就把三个家伙从家里叫出来。” 我在大厅里等了半小时，打了个电话，出租车终于来了。我静静坐在车里，望着外面由光滑的花岗岩和大理石铺就的广场、令人想起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综合运动场和银色玻璃外壁的建筑。亚特兰大是座永远带着憧憬的城市，丰沛的喷泉仿佛象征着宽容与无畏。我感觉头晕目眩，又冷又倦，可能是在床上休息了很多天的缘故。我走向达美航空公司的登机口时，开始感觉背痛、浑身发冷，无法清楚思考，我知道自己发烧了。 <er h3">二 一抵达里士满我就病倒了。马里诺到机场接我，毫不掩饰他的惊恐。 “哎呀，医生，”他说，“你的脸色真难看。” “我很不舒服。” “你没有行李吗？” “没带。有什么新消息吗？” “有。”他说，“有个小消息可能会把你气得直跳，昨天晚上林恩逮捕了凯斯·普雷森。” “什么罪名？”我边咳边大声说道。 “意图脱逃。林恩在普雷森下班后跟踪他离开掩埋场，想以超速的罪名逮捕他。普雷森不肯停车，于是进了监狱，保释金是五千美元，你相信吗？不久他就哪里都不能去了。” “骚扰。”我吸着鼻子说，“林恩在找碴。向他，向露西，向我。” “明摆着的。也许你该留在马里兰，躺在病床上休息。”到达升降梯时他说，“无意冒犯，但我不会被传染吧？” 马里诺害怕所有他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无论是辐射还是病毒。 “我还不清楚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我说，“也许只是普通的流感。” “上次我得了流感，结果躺了两个星期。”他放慢脚步，以便和我保持距离，“况且你还到过别的地方。” “那就别靠近我、碰我或亲我。”我说。 “嘿，这你不必操心。” 这样的对话一直持续到我们走入午后的冷风中。 “我要坐出租车回家。”我说。我对他很生气，气得都快掉泪了。 “我不希望你这么做。”马里诺看起来又害怕又急躁。 我在风中招手，艰难吞咽着。一辆蓝鸟出租车驶近时我把脸别开了。 “你不该被传染感冒，罗丝不该被传染，没人该被传染。”我激动地说。“你知道吗，我现金几乎用光了。真是悲惨。看看我这身衣服。你以为高压锅煮过的衣服会自动熨平，并留下什么好闻的气味吗？糟糕透顶。我没有外套，没有手套。我回到这里了，结果呢？”我猛地打开那辆卡罗莱纳蓝的出租车门，“只有零下一度的低温。” 马里诺看着我上车，递给我一张二十美元的纸钞，小心地避免踫到我的手指。 “你需要购物吗？”车开走时他大喊。 我的喉咙干涩，眼里盈满泪水。我从皮包里掏出纸巾擦鼻子，静静哭泣着。 “无意打扰你，女士，”司机说，他是个圆滚滚的老男人，“我们要去哪里？” “温莎农庄。到了那里我会给你指路。”我哽咽着说。 “吵架，很讨厌对吧？”他摇着头说，“记得有一次我跟我老婆在‘吃到饱’钓鱼营里吵架，结果她开着车回家了，我只好搭便车。熬过五英里的破路才回到家。” 他点着头，从后视镜里打量着我，以为我和马里诺之间的争执是情人斗嘴。 “你嫁给警察了？”他接着说，“我看见他停车。路上没有一辆没有标志的车子瞒得过我的眼睛。”他拍着胸脯说。 我头痛欲裂，脸颊滚烫。我靠着坐椅，闭上眼睛听他继续讲着年轻时在费城的生活，听他说希望今年冬天别下太多雪，慢慢在烧热中睡着了，醒来时不知到了哪里。 “女士，女士，到啰。”司机大声叫醒我，“接着该往哪里开？” 车子刚转入坎特伯雷街，在等红灯。 “右转到多佛街。”我说。 我指引着他进入我住的小区。在这座城市最富有的住宅区里，车子从许多乔治王和都铎时期的宅邸围墙外驶过，司机的表情愈发困惑。他在我家门口停车，望着我的石屋和四周的木质地面，转头瞪着我下车。 “别担心，”我递给他十美元并让他别找零时，他说，“我都看见了，女士，但一句话都不会说。”他做了个给嘴巴拉上拉链的手势，向我眨眨眼。 我是个有钱人的老婆，和一名警探发生了婚外情。 “很有原则。”我咳嗽着说。 防盗铃发出警告声迎接我的归来。我以前从未意识到回家是这么开心的事。我迫不及待地脱掉身上经过消毒的衣服，直接泡进热水里，深吸着蒸气，试图清除肺里的杂质。我正用厚浴袍裹住身体，电话响了。此时是四点整。 “斯卡佩塔医生吗？”是费尔丁。 “我刚到家。”我说。 “你听起来不太好。” “我确实不好。” “哦，那我的消息恐怕要雪上加霜了，”他说，“丹吉尔岛可能又多了两个病例。” “哦，糟了。”我说。 “是一对母女，出疹子，发烧到四十一度。疾病控制中心在那里部署了一组人，带着病床隔离装备，占据了足足九户人家的庭院。” “温格还好吗？”我问。 他停顿片刻，似乎十分疑惑。“很好啊，怎么了？” “他协助我处理了那具尸骸。”我提醒他。 “哦，是这样。他和平常一样，好得很。” 我松了口气，坐下来闭上眼睛。 “你带去亚特兰大的那些样本怎么样了？”费尔丁问。 “希望已经在进行测试了，他们现在正缺人手。” “这么说我们还不清楚那是什么？” “杰克，很可能是天花，”我说，“目前看起来很像。” “我还没见过天花病例。你呢？” “在这之前没见过。麻风也许更糟。死于疾病已经够悲惨了，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更是残酷。”我又咳嗽起来，而且口干舌燥，“明天早上见，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我觉得你似乎哪里都不该去。” “没错，但我没别的选择。” 我挂了电话，试着联系疾病控制中心的布雷特·马丁，但只得到语音回复，之后他也没有回我电话。我同样给弗奇士波留言，同样没得到回电。我猜他大概在家，和其他同事一样。预算的战火还在蔓延。 “可恶！”我咒骂着，将一壶水放在炉子上，舀起纸盒里的茶叶，“可恶，可恶，可恶！” 快五点时我打电话给韦斯利。至少匡提科的人仍在工作吧。 “感谢上帝，总算有人接听电话。”我对他的秘书脱口而出。 “他们还没决定我到底算不算核心雇员。”她说。 “他在吗？”我问。 韦斯利来接电话了，他的声音高亢得令人恼火。 “你没权利这么高兴。”我说。 “你感冒了。” “不知道是不是。” “是感冒，没错吧？”他担心起来，情绪突然间低落。 “我也不知道，只能猜测大概是。” “我并不想大惊小怪……” “那就什么也别说。”我打断他。 “凯，”他语气坚定，“你得面对现实。万一不是感冒呢？” 我没做声，这种假设让我无法承受。 “拜托！”他说，“别把事情搞砸了。别像对待大部分事情那样，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 “你真的惹恼我了。”我断然说道，“我飞抵该死的机场后，马里诺不让我坐他的车，我只好搭出租车，结果司机以为我瞒着有钱的丈夫偷情。事实上我烧得痛苦死了，只想赶快回家。” “那个司机以为你在搞婚外情？” “别提了。” “你为什么以为你得的是感冒，不是别的病？” “因为我没长疹子。这样说你满意了吗？” 一阵长长的沉默。接着他说：“万一你开始长呢？” “那我就可能会死，本顿。”我又咳嗽起来，“也许你再也不会碰我。果真如此的话，我也绝不让你看见我的样子。相对而言，对付变态跟踪者、连环杀人犯这些可以一枪解决的家伙更轻松。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它们会在某个大晴天找上你，混在柠檬汁里滑入你的身体。我注射过乙肝疫苗，可那只是庞大病毒族群里的一种。肺结核和艾滋呢？汉坦和伊波拉病毒呢？还有现在这个，上帝。”我深吸一口气，“谁能想到一具尸骸会带着病毒？” “我听说那两个新案例了。”他说，声音变得无比温柔，“我只要花两个小时就能到你那里。你想见我吗？” “我现在谁都不想见。” “没关系，我已经在路上了。” “本顿，别这样。”我说。 但他决意要来，而他的宝马低鸣着驶进我的车道时已近午夜。我在门口迎接他，我们没有碰触对方。 “去火炉前坐坐吧。”他说。 于是我们坐在火炉边，他体贴地替我沏了杯低咖啡因茶。我坐沙发，他坐靠背椅，人造木柴周围跃动着用瓦斯点燃的火焰。我把灯光调暗了些。 “我并不怀疑你的说法。”他轻啜着科涅克白兰地。 “也许明天会有进一步的消息吧。”我凝视着火焰，浑身发抖，直冒虚汗。 “目前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他焦虑地望着我。 “你非考虑不可。”我用袖子擦拭额头。 “不。” 他望着我。我没说话。 “现在我只担心你。”他说。 我仍然没有回应。 “凯。”他抓住我的胳膊。 “别碰我，本顿。”我闭上眼睛，“别这样，我不希望连你也病了。” “好，这倒方便。故意生病，这么一来我就不能碰你了。你这位医生可真高尚啊，关心我的健康胜过自己的。” 我忍着眼泪，只是沉默。 “方便得很。你现在只想生病，好让所有人都无法接近你。马里诺无法开车送你回家，我无法碰你，露西无法去看你，连珍妮特都必须隔着玻璃见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望着他。 “装病。” “哦。我猜你这是在学校里学来的，也许在心理学之类的课程中。” “别取笑我。” “不敢。” 我转头望向火炉，感觉到他受伤了。我紧闭着双眼。 “凯，你不能比我先死。” 我没搭腔。 “你敢，”他声音颤抖，“你敢！” “你不会那么容易地脱身。”我说着从沙发上起身，“去睡吧。” 他睡在露西常待的那间卧室，我则大半夜都在咳嗽，努力想让自己舒服些，但根本做不到。第二天清晨六点半他就起床了，我走进厨房时咖啡正在煮着。阳光从窗外的枝丫间透进屋内，杜鹃的叶子蜷缩着，应该又是酷寒的一天。 “我下厨，”韦斯利说，“想吃什么？” “我大概什么也吃不下。”我咳嗽着，感觉很虚弱，肺部仿佛要撕裂开来。 “很明显，你的病情恶化了。”他眼里满是关切，“你应该去看医生。” “我就是医生，况且医院现在还没开门。” 我吃了阿司匹林、减充血剂和一大堆维生素C，然后吃了一块百吉饼。就在我精神稍稍恢复了一些时，罗丝的一个电话又将我推入难挨的境地。 “斯卡佩塔医生吗？丹吉尔岛那位母亲今天早上死了。” “哦，上帝。”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急得直抓头发，“女儿呢？” “情况危险。几个小时前是这样的。” “尸体呢？” 韦斯利在我背后，揉着我酸痛的肩膀和脖子。 “还没动过。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巴尔的摩法医办公室正在找你，疾病控制中心也在找。” “疾病控制中心的哪一位？”我问。 “马丁医生。” “我必须先和他谈，罗丝。你请巴尔的摩那边的人等一等，无论如何别让他们把尸体送进验尸间，得等我的消息。马丁医生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她告诉了我号码，我立刻打过去。第一声铃响他便接听了，语调十分高亢。 “我们已经用你送来的样本做了聚合酶链式反应。三个引物组合中有两个和天花相符，但有一个不符合。” “那究竟是不是天花呢？” “我们把它的基因序列和全球所有实验室里的每一种病毒作了比对，全都不符合。斯卡佩塔医生，我想你送过来的是一种变种病毒。” “就是说天花疫苗没有效用？”我说，一颗心仿佛飞离了身体。 “我们只能尽量在动物实验室作测试，但至少得花一星期才能知道结果并开始研发新的疫苗。方便起见，可以暂且称它为天花，但我们实在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我还想提醒你，我们从一九八六年就开始研发艾滋疫苗，但直到现在几乎还在原地踏步。” “丹吉尔岛必须立刻隔离。我们一定得把这病毒控制住。”我心生警觉，惊恐地提高了音量。 “相信我，这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派了一组人去，并且动员了海岸防卫队。” 我挂了电话，惶恐地对韦斯利说：“我们得马上出发。这次暴发的是不明传染病，已经有两个人死亡，也许是三个，或者四个。” 我说话时他跟随我走向过道。 “这种病毒是天花，但又不完全是。我们必须査出它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莱拉·普鲁伊特是否认识那位刚死去的母亲？她们是否有过任何接触？或者跟那个女儿接触过？她们是否住得很近？饮水有没有问题？我记得有个水塔，蓝色的。” 我匆匆换衣服。韦斯利站在门口，脸色如石头般灰白。 “这么说你必须回岛上？”他说。 “我得先进城一趟。”我看了他一眼。 “我开车。”他说。 第十二章 <er top">一 韦斯利送我到办公室，说他得先去趟里士满调查分局，晚些时候再找我。我穿过走廊，一边和下属互致问候，鞋跟叩击出清脆的声响。我进屋时罗丝正在打电话，从她办公室旁边的门望去，我的办公桌一片凌乱。成堆的报告书和死亡证明书在等我签字，收件篮里是满满的信件和电话留言。 “怎么回事？”她挂断电话后我说，“好像我一年没来上班了似的。” “确实有这种感觉。” 她正用护手霜擦手。我发现我桌边有一小瓶维他香疗面部保湿喷雾，旁边放着打开的包装卷筒。罗丝桌上也有一瓶，放在她的凡士林护理霜旁边。我来回看着这两瓶维他保湿喷雾，潜意识先于理性活跃起来。一个事实凸显出来。我紧紧抓住门框。罗丝跳了起来，旋转椅滑得老远，她绕过办公桌向我跑来。 “斯卡佩塔医生！” “这东西哪里来的？”我盯着保湿喷雾问。 “试用品啊。”她一脸迷惑，“寄来好多瓶。” “你用了吗？” 她看着我，显露出忧虑。“刚送来的，我还没用。” “别碰它。”我严肃地说，“还有谁收到？” “哎呀，我也不太清楚。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她提高了声音。 我从办公室拿来手套戴上，抓起她桌上的喷雾剂，把它层层包裹起来。 “叫所有人到会议室集合，快！” 我跑进走廊到前台下达同样的指令。几分钟内，我的所有下属，包括穿着工作服的医生们，全部聚集在一起。有些人气喘吁吁，大家都疲倦又不安地望着我。 我举起装着保湿喷雾小瓶试用品的透明证物袋。 “有谁收到这个？”我扫视着众人问道。 四个人举手。 “有谁用了？”我接着问，“我必须确切知道有谁用过。” 前台的一位职员克莉塔害怕地问：“怎么了？有问题吗？” “你拿这喷脸了吗？”我对她说。 “喷了我的盆栽。”她说。 “马上把盆栽包起来烧掉。”我说，“温格呢？” “在弗吉尼亚医学院。” “现在还无法确定，”我对所有人说，“但愿我判断失误。我们可能遇到产品变造事件了。请不要惊慌，但千万别碰这瓶喷雾剂。谁清楚这东西究竟是怎么送来的？” 说话的是克莉塔。“今天早上我最早到办公室。邮件孔像平常一样丢进大批警方报告书，还有这些东西。全部是小纸筒邮寄包装，共有十一个。因为我特地数了一下，看是否够分。” “不是邮差送来的，而是直接从大门邮件孔丢进来的。” “我不知道是谁丢的，但看起来像邮寄的。” “如果你手上还有其他邮寄纸筒，请全部给我。”我说。 询问结果是没人用过，所有试用品全部送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戴上棉质手套和眼镜，仔细察看这些针对我而来的邮寄纸筒。邮戳表明这是大宗邮件，“厂商样品”的说明印得很清楚。奇怪的是，这类东西竟会寄给特定收件者。我看看纸筒里面，发现一张保湿喷雾剂打折券。我举起它对着光线，注意到边缘有着不易察觉的糙口，像用剪刀裁剪而非机器切割的那般。 “罗丝？”我大叫。 她走进我的办公室。 “你那份试用品上的收件人是谁？”我问。 “住户吧，我想。”她紧绷着脸。 “这么说只有我这份注明了收件人。” “我想是的，这太糟糕了。” “没错，的确很糟糕。”我拿起那个邮寄纸筒，“瞧瞧这东西。字母大小全部一样，邮戳和地址列在同一张卷标上。这我从没见过。” “就像是电脑打印的。”罗丝好奇地说。 “我要到街对面的DNA实验室去。”我站起来说，“马上联系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告诉弗奇士波上校我们必须立刻安排一次有他、疾病控制中心和匡提科参加的会议。” “你想在哪里开会？”我匆匆出门时她问。 “别在这里。看本顿怎么说。” 我出了大楼，绕过我的停车位，穿过第十四街，走进海岸大楼，几年前DNA实验室和其他法医实验室才迁入这里。我在前台保安处打电话给部门主管道格拉斯·怀特医生。她的名字相当男性化。 “我需要一套密闭式供气系统和头罩。”我向她解释。 “到里面来。” 一条光洁明亮的倾斜走廊通向一排玻璃密封的实验室，研究人员正在里面专注于用滴管、凝胶和放射性探针排列出遗传密码的序列，借以确认身份。怀特坐在办公桌前，对着和我桌上不相上下的大堆公文奋战，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她是个迷人又坚强的女性，年约四十，非常亲切。 “这次你又惹什么麻烦了？”她微笑着对我说，瞟了眼我手中的袋子，“真不想这么问。” “这产品疑似经过变造，”我说，“我想在载玻片上喷一些，但又不能让它散播到空气中，或沾染到我和其他人身上。” “这是什么？”她站起来，严肃地问。 “可能是病毒。” “类似丹吉尔岛上的那些？” “这正是我担心的。” “你不觉得更聪明的做法是送去疾病控制中心，让他们……” “是的，道格拉斯，那样做的确聪明，”我耐着性子解释，又开始咳嗽，“可没时间了，我必须立刻知道答案。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东西可能落入了消费者手中。” 道格拉斯的DNA实验室有几个密闭式供气系统，四周围着生物防护玻璃罩，因为这里测试的证物是血液。她领我来到一个房间的后侧，我们戴上面罩和手套。她又递给我一件实验袍，然后打开风扇，将空气经由高效空气粒子过滤网吸入面罩。 “准备好了？”我从袋子里取出面部保湿喷雾，“我们得动作快一点。”我拿那个小瓶对着罩子下的一片干净载玻片一喷。 “把这浸在浓度为百分之十的漂白剂里，”喷完后我说，“然后得把它层层包裹起来，连同另外十个一起送到亚特兰大。” “来吧。”怀特说着走开了。 载玻片几乎立刻干了，我在上面滴了Nicolaou染色剂，覆上盖玻片。怀特拿着漂白剂回来时我已经在用显微镜观察了。她将那瓶维他保湿喷雾浸泡了多次，与此同时，我的颈动脉剧烈跳动着，恐惧聚拢成一片阴暗可怖的积雨云，出现在显微镜下的正是我一直害怕的天花包涵体。 我抬头看着怀特，她从我的表情已猜出端愧。 “不妙。”她说。 “不妙。”我关掉显微镜，拉掉面罩和手套丢进生物废弃物收纳桶里。 <er h3">二 我办公室里的面部保湿喷雾全被空运到了亚特兰大，同时一则预警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发布，警告所有可能收到试用品的人。厂商立刻回收产品，国际航空公司也将派发给商务舱和头等舱的海外旅行套装中的喷雾取出。倘若死医客改造的产品成千上万，那么疾病可能传播开来。这件事极度令人惊骇，一场全球性的传染病很可能即将暴发。 会议于下午一点在斯泰普尔米斯路上的调查分局举行。凌厉的风吹落枯黄的树叶，使得这个午后更添寒意。州旗与国旗在建筑正面那高高的旗杆上奋力飘扬。这是栋相当新的砖造建筑，楼里的会议室备有视听装置，可以让与会人员看见远方的谈话对象。一位年轻女性坐在会议桌前的控制台上。韦斯利和我拉出椅子，把麦克风挪近些，我们前方的墙上便是影像终端机。 “还有谁会参加？”韦斯利问。这时一位特别探员抱着大叠文件走了进来。 “还有迈尔斯。”特别探员说。迈尔斯是卫生署长，我的直属上司。“还有海岸防卫队的人，”他瞥了眼怀里的资料，“马里兰州克里斯菲尔德的分队长。他会坐直升机来，搭那种大鸟应该会在半小时内到达。” 他话音刚落，我们便隐约听见远处一阵螺旋桨的声响。几分钟后，一架坚鹰直升机在我们头顶轰鸣着盘旋，降落在建筑后方的直升机坪。我不记得海岸防卫队的搜索直升机在这座城市降落过，甚或低空飞行，在路上的行人看来，那景象势必十分震撼。马丁内斯队长脱下外套，我注意到他穿着突击队的深蓝色毛衣和制服长裤。地图在桌上展开，气氛越发凝重。 控制台上的探员操作着幵关。迈尔斯署长大步走了进来，在我身边拉了把椅子坐下。他虽上了年纪，但一头灰发比任何下属的头发都更为浓密，今天那丛乱发更是向四面八方张牙舞爪。他戴上厚重的黑框眼镜，眉毛浓黑，更显严厉。 “你似乎不太舒服。”他摊开笔记，一边对我说。 “被病菌感染了。”我说。 “早知道就不坐在你旁边了。”他是认真的。 “已经过了传染阶段。”我说，可他没听见。 会议室四周的终端机陆续开启，一块屏幕上出现弗奇士波上校的面孔，接着布雷特·马丁的画面跳出，他直视着我们。 控制台上的探员说：“摄像机开启。麦克风开启。谁替我试一下。” “五、四、三、二、一。”那位特别探员对着麦克风说。 “清楚吗？” “可以。”弗奇士波在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说。 “很好。”亚特兰大的马丁回应。 “我们随时可以开始。”控制台的探员对众人说。 “我先为各位作简要说明，”我首先发言，“这场可能由疑似天花病毒引发的传染病目前似乎还控制在距弗吉尼亚海岸十八英里的丹吉尔岛。已知两人死亡，一人病中。此外，最近一起凶杀案中的受害者似乎也感染了这种病毒。传播途径可能是通过寄送被污染的维他面部保湿喷雾试用品。” “这点还未得到证实。”说话的是迈尔斯。 “那些样品就快送来了，”马丁在亚特兰大说，“我们会立刻开始化验，希望最迟明天能有结果。与此同时，所有此类产品停止销售，一切得等确定了究竟是什么病毒再作讨论。” “你可以进行聚合酶链式反应，看是不是同一种病毒。”迈尔斯对着终端机的屏幕说。 马丁点点头。“我们正要这么做。” 迈尔斯看着众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外面正有个疯子，一个泰诺杀手意图使用病毒兴风作浪？我们如何确定那些喷雾剂还没有被四处发送呢？” “我猜凶手大概想慢慢来。”韦斯利开始他最拿手的心理分析，“他从一个受害者入手，获得关注后再到一个小岛上继续。在那里也得到瞩目后，便对市中心卫生单位的办公室下手。”他看着我说，“倘若我们无法制止他或及时研发出新疫苗，他肯定会有进一步行动。我推测危机还没扩大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面部保湿喷雾是人工寄送的。邮寄纸筒上盖着大宗邮件戳印，试图让人以为是邮寄的。” “这么说，你很肯定这是起产品变造事件了。”弗奇士波上校对他说。 “我认为这是恐怖行动。” “基于什么动机？” “还不清楚。”韦斯利回答。 “不过这比泰诺杀手或大学炸弹手严重得多，”我说，“受害者不再局限于服用胶囊或收到炸弹包裹的人，被病毒感染的人势必不只是限于最初的死者。” “马丁医生，你对这种特别的病毒了解多少？”迈尔斯问。 “我们有四种方法测试天花病毒，”他在屏幕上木然地注视着我们，“这次用的是电子显微镜。” “天花？”迈尔斯叫道，“确定吗？” “别急，”马丁打断他，“让我说完。另外我们用琼脂胶试验证实了它的抗原性和天花一致。要知道，鸡胚绒毛尿囊膜培养和其他组织的培养需要两三天时间，因此目前还不知道结果，但我们做了聚合酶链式反应证实该病毒确实是痘病毒，只是不确定是哪一种。这种病毒很奇怪，不是已知的任何一种，不是猴痘或白痘，也不是传统的重型或轻型天花，尽管非常类似。” “斯卡佩塔医生，”弗奇士波说，“据你所知，那瓶面部保湿喷雾的成分是什么？” “蒸馏水和香精。上面没有成分说明，但这类产品通常都是这样。”我说。 他做着笔记。“消过毒吗？”他从屏幕里抬头看向我们。 “希望经过了消毒处理，因为使用说明中鼓励消费者直接喷在面部，而且可以接触眼睛。”我回答。 “那么我有个问题，”弗奇士波的声音通过卫星信号继续传来，“这些被污染的喷雾剂的保质期多长？天花病毒在潮湿环境下并不稳定。” “问得好。”马丁说着调整了一下耳机，“干燥时病毒可以活得很好，在室温下可以存活一年。对阳光很敏感，但在喷雾瓶子里这不是问题。它害怕高温，不幸的是现在天气正冷。” “人们收到这种东西时的处理方式不一，”我说，“因此外面或许还有不少未爆弹。” “有可能。”马丁说。 韦斯利说：“我们在找的这个嫌疑人对传染病相当了解。” “这是一定的，”弗奇士波说，“病毒得经过培养、繁殖，而倘若这是恐怖行动，那么这个嫌疑人很可能对基础实验室技术非常熟练。他懂得如何处理这类事情，同时保护好自己。我们现在假设他是单独行动？” “我认为是，但实际上并不清楚。”韦斯利说。 “他自称死医客。”我说。 “死亡医生？”弗奇士波皱着眉头说，“他想告诉我们他是医生吗？” 接下来的问题很难开口，但最麻烦的问题总是最难启齿的。 “马丁医生。”我说。他靠向椅背，静静聆听。“据说，你所在的单位和俄罗斯的一个实验室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保存天花病毒的地方。那么是否有人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取得呢？” “的确如此。”韦斯利说，“也许这种想法令人不太舒服，但我们得调查一下你们的雇员名册。最近是否有被解雇的？或者在近几个月、几年内离职的？” “我们的天花病毒来源受到和钚元素同等级的严密监控和清查，”马丁自信地说，“我已经私下调査过，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没有任何病毒样本发生异状，也没有遗失任何东西。而且要碰那些冰柜得先获得授权，还得知道警报密码。” 没人立即作出回应。 接着韦斯利又说：“我们最好能列出一份过去五年中曾经获得授权的人员名单。根据经验，我对这个人的侧写是：白人男子，四十出头，应该是独居一一倘若不是，他或许也跟人约会，但住处至少有一部分是隐秘的，他的实验室……” “这么说此人可能是实验室的离职人员。”特别探员说。 “类似这样的人，”韦斯利说，“受过相当好的教育和训练。个性内向。我这么说基于几个原因，而不仅仅因为他习惯用小写。他拒绝使用标点符号，这表明他自认为与众不同，不必遵守一般规则。他话不多，也许朋友们会认为他相当冷漠或羞涩。他有很多空闲时间，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体制亏待了他，认为政府或者说最高当权者应该向他道歉，我相信这是他关键的行为动机。” “那么这是报复，”我说，“直截了当。” “一点都不直截了当，我倒希望如此，”韦斯利说，“但我认为报复是关键，所以才希望所有和传染疾病相关的政府机构能够提供最近几个月、几年内被惩处、解聘、停职的员工的名单。” 弗奇士波清清嗓子：“哦，那么来讨论具体对策吧。” 轮到海岸防卫队提出对策了。马丁内斯站起来，把大幅地图固定在展示板上，这时摄像机调整好角度，让远方的与会者能够看见。 “你能把地图拍进去吗？”马丁内斯问控制台上的探员。 “可以。”她说，“你们看得清楚吗？”她问终端机屏幕上的人。 “很清楚。” “不确定，也许你可以把镜头再拉近一点。” 她将摄像机镜头调近了些，与此同时马丁内斯拿出一支激光指示笔。他用醒目的粉红色光斑指着位于切萨皮克湾的马里兰与弗吉尼亚交界处。这条交界线穿过史密斯岛，就位于丹吉尔岛北方。 “从这里往马里兰的钓鱼湾和南蒂科克河有好几个岛屿，包括史密斯岛、南马什岛和布拉特沃思岛，”粉红色亮斑逐一指点，“然后就到了内陆。克里斯菲尔德就在这里，距离丹吉尔岛只有十五海里。”他望着我们，“很多渔夫会把螃蟹送到克里斯菲尔德来，很多丹吉尔岛的居民也都有亲戚住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这点。” “我也担心丹吉尔岛居民恐怕不会合作，”迈尔斯说，“隔离会切断他们唯一的生计。” “是的，长官。”马丁内斯说着瞅了眼手表，“就在此时，已经切断了。我们从伊丽莎白市调来了船只和直升机协助搜寻整个岛。” “这么说没有任何居民离开那里。”弗奇士波说，继续从终端机屏幕上俯视我们。 “没错。” “很好。” “万一有人抗拒呢？”我问了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你会怎么处理？总不能把人监禁起来，冒着传染范围扩大的风险。” 马丁内斯犹豫起来，看着屏幕里的弗奇士波。“长官，这个问题是不是该由你答复呢？”他说。 “事实上，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很久，”弗奇士波对我们说，“我和交通部长、佩里中将，当然还有国防部长都谈过了。基本上，我们已就此事直接向白宫请求授权。” “授权做什么？”问话的是迈尔斯。 “在其他方法都失效时，使用致命性武力。”马丁内斯对所有人说。 “上帝！”韦斯利喃喃道。 我难以置信地听着，抬头望着这些末日之神。 “我们别无选择。”弗奇士波轻声说，“万一居民惊慌起来并开始逃离小岛，不肯听从海岸防卫队的警告，那他们肯定会——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将天花病毒带往内陆。内陆的大量人口不是三十年来不曾接种过牛痘疫苗，就是接种过了但早已失效。也可能这种病毒经过了突变，现有的疫苗已无法发挥作用。换言之，没有一种情况是理想的。” 我不知道自己胃部难受是因为原有的病情，还是因为刚刚听到了这席话。我想着那个饱受风雨侵袭、散布着倾斜墓碑的渔村和那群朴拙木讷、只想安静生活的居民，他们恐怕不习惯听从别人的命令，因为他们服膺于另一种更强的力量——上帝和暴风雨。 “一定有别的办法。”我说。 然而没有。 “天花是高传染性疾病，这次的疫情非控制住不可。”弗奇士波强调，“我们必须留意病患周遭的家蝇和运往内陆的螃蟹。可我们又如何知道是否得提防蚊子传播病菌，像特纳河痘那样？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该防范些什么，因为我们连这是什么疾病都没弄清。” 马丁看着我。“我们已经派了医疗小组去那里，有护士、医生和隔离床铺，这样那些人就可以留在家里而不必被送往医院。” “那么尸体的污染问题呢？”我问。 “根据联邦法律，这属于第一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这我了解。”我不耐烦地说，因为他在打官腔，“请说重点。” “焚烧所有物品，尸体全部火化。普鲁伊特的房子必须烧毁。” 弗奇士波试图安抚我们。“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支持小组已经出发。我们会向公众解释，努力让他们了解状况。” 我想起大卫·克罗基特和他的小儿子，想起一旦穿着太空服的研究人员接管岛屿、开始焚烧房屋，他们会有多么惊慌。 “现有的天花疫苗确定无效吗？”韦斯利问。 “这还无法确定。”马丁回答，“实验室的动物测试需要好几天甚至几周，况且就算疫苗对动物有效，也不见得对人类有用。” “这是因为病毒的DNA经过突变，”弗奇士波解释说，“那些疫苗能否起作用，我没把握。” “我不是医生，”马丁内斯说，“但我想你们是否可以给所有人接种一下天花疫苗，万一有效呢？” “太冒险了。”马丁说，“万一不是天花，何必让人们暴露在天花病毒中，冒着感染天花的风险？而且我们正在研发新疫苗，我们可不希望几周后又得替他们接种一次针对新病毒的疫苗。” “换句话说，”弗奇士波说，“我们不能把丹吉尔岛的居民当成小白鼠。只要我们设法让他们留在岛上，并尽快送去疫苗，就应该可以控制住疫情。乐观点想，天花病毒是一种很笨的病毒，杀死宿主的速度很快，因此只要能限制它的活动范围，它便会跟着死亡。” “没错，所以我们就跷起腿来看着整个岛被烧毁。”迈尔斯气愤地对我说，“真不敢相信，太可恶了。”他用拳头敲着桌面，“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在弗吉尼亚！” 他说着起身。“各位，如果丹吉尔岛以外的地区也开始出现病患，我想知道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毕竟维护弗吉尼亚的公共卫生是我的职责。”他涨红了脸，汗水淋漓。“难道我们要像以前的北方佬那样把城市和乡镇一把火烧了？” “一旦疫情扩大，”弗奇士波说，“我们肯定得使用所有医院、病房，就像以前那样。疾病控制中心和我的下属已经告知地方医疗人员此事，也会和他们密切合作。” “我们知道医疗人员冒的风险最大，”马丁补充说，“真希望政府赶快结束这该死的长假，否则我真是束手束脚的。” “相信我，总统和国会都了解这一点。” “纳格尔参议员向我保证，明天上午休假就会结束。” “他们每次都老调重弹，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手臂上重新接种疫苗的部位开始肿胀、发痒，提醒我注射的很可能是完全无效的病毒疫苗，在走向停车场的途中我不断向韦斯利抱怨。 “我接种过疫苗之后觉得很不舒服，先不说别的，这意味着我的身体很可能起了免疫抑制反应。” “你怎么知道你没被感染？”他轻声问。 “我不知道。” “那么你有可能被感染。” “不会的。天花的最初症状是长疹子，我每天都自我检查，没有发现一点迹象。但我会回隔离病房的，会跟你和所有人保持一百英尺以上的距离。”听他口气，似乎我会将感冒这种小病都传染给别人，我心里冒出一股怒气。 他打开车门锁，回头望着我，我知道他可能比我更难过。“你希望我怎么做呢，凯？” “送我回家去取我的车。”我说。 <er h3">三 天黑得很快。我驾车行经数英里长的繁茂松林。休耕的田地里只剩仍然挂着棉花的残株，天空像化冻的蛋糕般潮湿冰冷。我开完会回到家，发现罗丝在电话中留言说，下午两点凯斯·普雷森从狱中来电，要求我去看他，她还提到温格因患感冒回家休息了。 过去几年我曾经数次出入苏塞克斯郡法院，并逐渐喜欢上了它战前建筑的风味和简朴。这栋镶着白边、立着圆柱的红色建筑于一八二五年由托马斯·杰斐逊的砖造宅邸改建而成，历经南北战争存留下来，尽管它最初的所有记录被摧毁殆尽。我一边等候传唤，一边回想往年冬季和警探们在外面草坪上共度的时光。我依然记得自己担任律师时上呈这座法庭的案件。 如今审案程序已改在隔壁宽敞的新大楼里进行，当我开车经过，驶向建筑后部，忽然感伤起来——这些建筑象征着不断攀升的犯罪率。我多么怀念当初刚搬来弗吉尼亚的单纯日子，我惊慑于此地满街的古旧砖造建筑和仿佛永不停歇的战争，那时候我还没有戒烟。也许我只是把回忆美化了，就像大多数人那样，但我真的怀念在一座连暖气都没有的法院外吹着寒风抽烟等待的日子。世事变迁，我感觉自己老了。 郡警察局大楼同样是红砖白框建筑，停车场和监狱围着顶端尖利的铁丝刺网，两名身穿橘色连身制服的囚犯正在里面擦拭一辆已清洗打蜡完毕、没有标记的车子。他们静静看着我停车，一人用麂皮布拍着另一个。 “喂，干吗？”我经过时，其中一人朝我含糊嘟囔着。 “下午好。”我看着那两人说。 他们转过身去，显然对恫吓不了的对象失去了兴趣。我打开前门，建筑内部的陈设简朴得几近寒酸，就像世界上所有公共设施一样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里面立着可乐和零食贩卖机，墙上贴着悬赏海报和一位处理电话报案时遇刺殉职的警官的画像。我来到执勤岗位，一名年轻的女职员正在看报纸，一边咬着铅笔。 “打扰了，”我说，“我是来探望凯斯·普雷森的。” “他的访客名单上有你吗？”她戴着粉红色牙套，隐形眼镜让她略显斜视。 “他要我来的，应该有吧。” 她翻阅着一份活页文件，不久停在某页。 “你的名字是……” 我报上姓名。她用手指在纸页上搜寻着。 “有了。”她站了起来，“跟我来。” 她绕过办公桌，打开一扇装有铁栅窗口的门。门口是记录指纹、拍摄大头照的狭窄空间，一张旧金属桌后坐着肥胖壮硕的狱警。接着又是一道装着铁栅的厚重金属门，穿过后便可听见监狱的嘈杂声。 “你必须把皮包留在这里。”狱警对我说，接着又对着无线电说：“能来一下吗？” “是。马上过去。”一个女声回复。 我把笔记本放在桌上，两手掏着外套口袋。搜身的程序我实在不喜欢。 “这里有个小房间，供他们和律师会面用。”狱警像要搭便车似的转着拇指说，“但有些家伙会偷听，你要是担心这个，就到楼上去。楼上还有一个房间。” “我想上楼更好。”我说话时一位女狱警从转角走了出来。她一头粗短鬈发，手拿金属探测器。 “手臂张开。”她对我说，“口袋里有金属物吗？” “没有。”我说，可探测器却像机器猫那样哔哔叫着。 她拿探测器在我周身上下滑动。叫声依然响个不停。 “把外套脱掉。” 我把外套撂在桌上，让女狱警再试一次。探测器依旧发出尖锐的声响。她皱着眉头，继续探测。 “戴首饰了吗？” 我摇摇头，忽然想起我戴着钢圈胸罩，但又不想声张。她放下探测器，开始往下摸索我的身体。另一位狱警则坐在办公桌前张嘴看着，像在观赏一部低俗的电影。 “好了，”她很满意我不会带来什么危害，“跟我来。” 要上楼必须经过女牢区。钥匙锵锵响着，又一扇坚固的金属门被打幵，然后在我们背后砰的一声重重关上。囚犯们大都年轻壮实，穿着薄棉制服，待在兽笼般大小，只配备着床铺、白色马桶和脸盆的牢房里。有人在玩单人纸牌，有人倚着栅栏。她们把衣服挂在栏杆上，近在身边的垃圾桶里堆满不想吃的晚餐，食物的酸腐味让我的胃部一阵绞痛。 “嘿，美女。” “瞧瞧这是谁啊。” “一位贵妇。嗯一一嗯……” “好呀！好呀！好呀！” 我走过时许多只手伸出栅栏碰触我，有人发出接吻的啧啧声，其他人哄笑着，爆发出一阵尖锐的嘘声。 “把她留下，十五分钟就好。唔，到我这里来！” “我要香烟。” “闭嘴，旺达，你总是要个没完。” “都给我安静点。”女狱警打开另一扇门，语调刻板地说。 我跟着她上了楼，发现自己在发抖。她带我进入的房间凌乱不堪，好像闲置已久。薄薄的软木板堆在墙边，角落里有一辆手推车，到处散落着手册或公告之类的东西。我找了把折叠椅坐下，面前的木桌上用圆珠笔涂满了人名和粗话。 “请自便，他马上就来。”女狱警说着走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忽然想起我的润喉糖和面纸都放在外套口袋里，忘了带过来。我吸着鼻子，闭上眼睛，直到听见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当凯斯·普雷森在男狱警的陪同下进来时，我差点认不出他。他脸色苍白，畏畏缩缩，一身宽松的薄棉制服让他显得格外瘦削，戴着手铐的双手怪异地往前伸。他看着我时眼中充满泪水，想笑，嘴唇却颤抖着。 “坐好，别乱动。”狱警命令他，“别让我发现你惹麻烦，懂吗？否则我马上回来，结束会客。” 普雷森抓过椅子，几乎是跌坐在上面。 “他需要戴手铐吗？”我对狱警说，“他只是违反交通规则啊。” “女士，他已经离开警卫区域，所以必须戴手铐。我二十分钟后回来。”他说着离开了房间。 “我从没遇到过这种事。你介意我抽烟吗？”普雷森大笑着坐下，带着近乎歇斯底里的不安。 “请便。” 他双手抖得厉害，于是我替他点了火。 “他们好像没有烟灰缸，也许这里是禁烟的。”他担忧地回头探看，“他们把我跟一个毒贩关在一起。他全身都是刺青，怎么也不肯放过我，拼命找我麻烦，还叫我‘娘娘腔’。”他深吸一大口烟，闭了闭眼。“我并没有逃开任何人。”他看着我说。 我瞥见地板上有个咖啡纸杯，便拿来让他当烟灰缸。 “谢谢。”他说。 “凯斯，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像平常那样从掩埋场开车回家，忽然一辆没有标记的车子尾随我，鸣着警笛、闪着警灯。我就把车停在了路边，结果发现是那个曾经逼问得我快发疯的混账警探。” “林恩。”我的怒火开始蹿升。 普雷森点点头。“他说他跟踪了我一英里多，我却一直不理会他的警灯。我跟你说，这全是谎言。”他眼神晶亮，“那一阵我被他搞得神经兮兮的，如果他跟在我后面，我绝不可能不知道。” “他拦下你时还说了别的话吗？”我问。 “是的，女士，他还说了点别的。他说我的麻烦刚开始。我一字未改。” “你为什么要见我？”其实我心里有数，但想听他亲口说出来。 “我麻烦大了，斯卡佩塔医生。”他的泪水再度涌出，“我妈妈年纪很大了，除了我没人照顾她，可现在有些人当我是凶手！我这辈子从没杀过人！连只鸟都没杀过！如今再也没人肯和我一起工作了。” “你母亲卧病在床吗？”我问。 “没有，女士。可她快七十了，而且患有肺气肿，什么活儿都干不了，”他又吸了口烟，“她也不能开车了。” “现在谁在照顾她？” 他摇摇头，抹着眼泪，两腿交叉，一只脚不停地踢着，好像急于离开。 “没人给她送吃的吗？”我说。 “只有我。”他哽咽了。 我四下张望，想寻找纸笔，结果只找到一支紫色蜡笔和一张褐色的纸巾。 “把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说，“我保证请人去看望她并照料她的生活起居。” 他告诉我那些信息后显得放心多了，我仔细抄录。 “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接着说，“谁能想办法救我离开这里呢？” “我听说你的保释金是五千美元。” “就是这样！是一般同类情况的十倍，和我同牢房的家伙说的。我根本没钱，也没什么渠道去筹这笔钱。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这里等待开庭，也就是还得再待上几周甚至几个月。”他又一次掉眼泪，看起来惊恐极了。 “凯斯，你用互联网吗？”我问。 “什么？” “电脑。” “用，在掩埋场。记得吗？我向你介绍过我们的卫星系统。” “那么你也上网？” 他似乎不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电子邮件。”我继续追问。 “我们用的是卫星定位系统。”他一脸迷惑，“你知道扔下尸体的是哪一辆垃圾车吗？我敢肯定是柯尔运输公司的车，至于那个垃圾处理箱，可能是某个建筑工地的。他们在里士满南边的好几处建筑工地都有垃圾收集点。想丢东西的话，工地是相当理想的地点。只要趁晚上开车去丢，谁会知道呢？” “你把这些告诉林恩调查员了吗？”我问。 他脸上浮现出恨意。“我什么都没告诉他，我什么都不会说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陷害我。” “你为什么会认为他想陷害你？” “他总得逮捕一个人来顶罪，他想当英雄。”他忽然吞吞吐吐，“他说有些人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包括你在内。” “他还说了什么？”我感觉自己如岩石般冰冷坚硬，每当怒气转化为无可遏止的激愤时，我总会这样。 “我带他四处参观我的房子时，他说了不少话。他真的很能说。” 他笨拙地把烟蒂倒竖在桌上，以免火花引燃纸杯。我又替他点了根香烟。 “他说你有个外甥女，”普雷森继续说，“真的很精明干练，可在调查局不会有什么前途，就像你一样顶多做个首席法医。原因你知道的。” “继续说。”我压抑着愤怒。 “因为她对男人没兴趣。我猜他觉得你也一样。” “有意思。” “他讥笑不断，说根据私下了解，你们都不跟男人约会，因为他和你们两个都很亲近。他还说我最好在一旁乖乖看着性取向错乱的人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等等，”我打断他，“林恩真的因为你是同性恋或认为你是同性恋而威胁你吗？” “我妈妈并不知道，”他垂着头，“可有些人知道。我坐过牢，事实上我也认识温格。” 我暗暗希望他们之间不是亲密关系。 “我很担心我妈妈。”他又湿了眼眶，“我最近遇上的这些事让她非常难过，这对她的健康很不好。” “别担心，我稍后开车回家时顺便绕过去看看她。”我又咳嗽起来。 泪水滑下他的脸颊，他用铐着手铐的手背胡乱擦去。 “我还要做一件事。”我说，这时脚步声在楼梯间响起，“让我想想能够为你做些什么。我不相信你杀了人，凯斯。我要想办法把你保释出去，然后设法替你请个律师。” 他难以置信地张着嘴，狱警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房间。 “真的吗？”普雷森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瞪圆了眼睛望着我。 “只要你发誓说的都是真话。” “哦，当然了，女士！” “是啊，是啊，”狱警说，“你们这些家伙全都一个德性。” “得等到明天，”我对普雷森说，“现在办事人员可能已经回家了。” “走吧，下楼去。”狱警抓住他的胳膊。 普雷森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喜欢喝巧克力奶加好时糖浆，她的存粮大概也不多了。” 他说着便离开了。我被带下楼，再次经过女牢区。这次囚犯们冷淡了许多，好像我不再那么有趣了。她们转过头去，有人还呸了一声。我这才意识到，大概有人告诉了她们我是谁。 <hr /> 注释： 第十三章 <er top">一 罗布·罗伊治安官是苏塞克斯郡的传奇人物，选举中的常胜将军。他到过我的办公室好几次，我认为他是我认识最优秀的执法官员之一。六点半，我在弗吉尼亚餐厅和他会面，他坐在本地宾客的桌位上，正如字面意思，那是本地人聚集的区域。 在这个铺着红格餐布、安置着白色餐椅的狭长房间里，他正吃着煎火腿三明治、喝着黑咖啡，放在桌上的无线电对讲机不断传出杂音。 “不能这么做，不行，先生。然后呢？他们就继续贩卖可卡因，就这样。”他对一个戴着约翰迪尔机械公司的帽子的憔悴男子说。 “那就随他们去吧。” “随他们去？”罗伊伸手去拿咖啡。他头顶光秃秃的，精瘦的体格一如以往。“你不是认真的吧？” “当然是。” “介意我插句话吗？”我说着拉了把椅子坐下。 罗伊大张着嘴，好一阵不相信我就在他眼前。“哇，真是意想不到。”他站起来与我握手，“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找你啊。” “恕我失陪了。”另外那名男子向我轻轻挥了挥帽子，离开了。 “别告诉我你是为公事来的。”治安官说。 “还有别的可能吗？” 受我的情绪感染，他忽然沉静下来。“是我不知道的事？” “你应该知道。”我说。 “是吗，什么事？你想吃点什么？这里的炸鸡三明治很不错。”一个服务员走近时，他说。 “热茶就好。”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吃不下任何东西了。 “你好像不太舒服。” “我难受得要命。” “是因为病毒的事吧。” “你不了解情况。”我说。 “我能效劳吗？”他靠近我，神情专注地说。 “我要替凯斯·普雷森付保释金，”。我说，“很遗憾，这件事必须到明天才能办。但我觉得你有必要了解这个人是无辜的，罗布，他被陷害了。他遭到起诉是因为林恩调查员急于逞能，想随便找个替死鬼。” 罗伊困惑地说：“你也开始替犯人说话了？” “因为他是无辜的，”我说，“这个家伙绝不比你我更像连环杀人犯。他没有躲避警察，甚至很可能根本没有超速。林恩故意找他的麻烦，还满口谎言。看他把交通违规的保释金定得那么高就知道了。” 罗伊静静听着。 “普雷森有个年老体衰的母亲，没人照顾她，他的工作恐怕也保不住了。我知道林恩的舅舅是公共安全部部长，还当过治安官，”我说，“我也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罗布。我需要你帮忙。不能让林恩这么胡闹下去。” 这时无线电呼叫罗伊，他推开餐盘。“你真的相信他？” “是的，我相信。” “五十一号。”他对无线电说，边调整着腰带和枪支。 “有那桩抢劫案的线索了吗？”一个声音传出。 “还在等消息。” 他结束对话，转向我。“你觉得这男孩是无辜的。” 我再次点头。“毫不怀疑。犯下肢解案的凶手曾和我在网上交谈，而普雷森连什么是网络都不知道。这起案件还有许多地方令我不解，但请相信我，那些事与这孩子没有一点关联。” “林恩的事你确定吗？我是说，你必须确定，否则我无法这么做。”他定睛看着我。 “我必须说多少次你才相信？” 他把餐巾丢在桌上。“这真的让我很愤怒。”他踢开椅子，“我不喜欢我的牢房里关着个无辜的人，还有个警察在外面到处诬陷平民百姓。” “你认识基钦吗？掩埋场的负责人？”我说。 “当然，我们住过同一间学生宿舍。”他掏出钱包。 “必须有人去找他谈谈，让凯斯不至于失业。我们必须把伤害降到最低。”我说。 “相信我，我会的。” 他将钱留在桌上，气愤地大步走出餐厅。我独自坐着，继续喝茶，一边环顾四周的条纹糖果、烤肉酱和不同品种的花生等陈列品。我头疼欲裂、皮肤发烫。不久我在四六〇号公路上找到一间杂货店，于是停车买牛奶、好时糖浆、新鲜的蔬菜和汤料。 我在货架间穿梭，推车里很快堆满卫生纸、肉片等物品。我拿出一张地图和普雷森给我的地址。他母亲就住在距公路不远的地方，我到达时她正在睡觉。 “哦，打扰了，”我在门廊上说，“我不想吵醒你的。” “哪一位？”她拉开门闩，茫然地凝视着黑夜。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你不必……” “哪种医生？” 普雷森太太干瘪佝偻，脸上布满皱纹，灰白的长发像蛛丝般飘着，令我想起掩埋场和死医客杀害的那位老妇人。 “请进。”她敞开大门，带着些恐惧，“凯斯没事吧？他没出什么事吧？” “我刚见过他，他很好。”我安慰她说，“我给你带了些日用品。”我抱着购物袋。 “这孩子。”她摇摇头，示意我进入那间狭小但整洁的屋子，“我能怎么办呢？你知道，他是我的一切。他一出生我就说，‘凯斯，就靠你了。’” 她似乎不愿让我察觉她的害怕和难过。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我温和地问。 我们进入厨房，里面摆着敦实老旧的冰箱和火炉。她没有回答，开始整理那些杂货，忙乱地叠放着罐头，不小心让芹菜和胡萝卜掉在了地上。 “我来帮你。”我试探着说。 “他又没有犯错。”她哭了起来，“我知道他没有。可那个警察不肯放过他，一直来找他的麻烦，敲我们家的门。” 她站在厨房中央，用双手抹着脸。 “凯斯说你爱喝巧克力奶，我马上替你冲一杯，就当是我这个医生的处方吧。” 我从碗盘沥水篮里拿了玻璃杯和汤匙。 “他明天就会回来，”我说，“而且林恩调查员大概再也不会来烦你们了。” 她呆呆地瞪着我，好像我是奇迹的化身。 “我只是来看看你在你儿子回家之前还缺什么。”我说着把一杯浓度适中的巧克力奶递给她。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谁。”她终于开口了，“太好喝了，生命中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东西了。”她缓缓地小口啜着，笑了笑。 我简单说明了我和凯斯的认识经过及我的职业，但她似乎无法理解，而以为我喜欢上了他的儿子，我的工作则是配发医药执照。回家的路上，我把音量调大，好让自己在暗夜的长途车程中保持清醒。长长的夜路中，除了星星不见一丝灯光。我拿起移动电话。 接听的是温格的母亲，说他病倒了，但还是让他来接了电话。 “温格，我很替你担心。”我关切地说。 “我很不舒服，”他的声音将他的状况表露无遗，“我想你也没法对付流行性感冒吧。” “你有免疫功能不全的问题。我和赖利医生谈过，他说你的CD4细胞数量不太理想。”我希望他能正视现实，“把你的症状告诉我。” “我头痛得要命，脖子和背部也很痛。我上次量的体温是四十度，而且我一直觉得口渴。” 他的每一项描述都令我心惊，因为这些和天花的早期症状完全符合。但更令我惊讶的是，倘若他是因接触那具尸骸而感染的病毒，为何直到现在才发病，尤其在他身体状况欠佳的情况下？ “你没动过办公室里的那些喷雾吧？”我说。 “什么喷雾？” “维他面部保湿喷雾剂。” 他完全没有头绪，这时我才想起他当时不在办公室，于是向他叙述了经过。 “哦，上帝！”他忽然说。我们同时警觉起来。“家里收到一个，妈妈把它放在厨房料理台上。” “什么时候的事？”我惊恐地问。 “我不知道，几天前吧。到底是哪一天，我不敢确定了。我们从来没见过那种时髦的东西。想想看，不仅有香味，还能让你的脸清凉。” 如此说来，死医客共寄出十二瓶喷雾，而“十二”正是他电子邮件里的信息。如果将我也算在内，“十二”也是我办公室里全部职员的人数。他若是身在远方的无名氏，为何连我雇员的人数，甚至连部分人的姓名地址这么琐碎的细节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我不敢问下一个问题，因为心中已有答案。“温格，你碰了那个瓶子吗？” “碰了一下，只是瞧瞧。”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像是激烈咳嗽时被呛着了，“它就放在那里。我只拿起过一次，只是看看。它闻起来像玫瑰的气味。” “你的家人中还有谁碰过？” “我不知道。” “绝对别让任何人再碰那个瓶子，明白吗？” “好。”他啜泣起来。 “我会派人到你家里去把那东西收走，并照顾你和你的家人，好吗？” 他哭得太厉害了，无法回答。 到家时已经过午夜，我身体难受心情抑郁，一时不知该从哪里着手。我打电话给马里诺、韦斯利和弗奇士波，告诉他们今天发生的亊，以及温格和他的家人需要一组人立刻前往协助。他们则回复我一个坏消息，丹吉尔岛那个患病的女儿死了，目前一名渔夫也受到了感染。沮丧之余，我查看了电子邮箱，发现死医客一封全是小写、令人极不舒服的新邮件静静等在那里。我很高兴这封邮件是普雷森尚在监狱时发来的。 墙上的镜子你在哪里。 “混账！”我对着电脑屏幕大吼。 这一天实在糟透了，糟糕得要命，我头痛、晕眩，而且无比疲倦。我本不该进那间聊天室去等他，好像那里是OK镇我应该改天再去。可我还是登录了，期待那个怪物现身的想法在脑中徘徊不去。他果真出现了。 死医客：你为何要在乎无知的渔夫和他们无知的家人，还有那些替你工作的蠢货！ 斯卡佩塔：住手。告诉我，你到底要怎样才愿意住手。 死医客：太迟了！伤害已经造成，很早以前就已造成！ 但他没有回答。奇怪的是，他并未离开聊天室，只是不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我想起第十九小组，祈祷他们最好看见了刚才的对话，并逐一追踪电话网络，直到发现他的巢穴。过了半小时我才注销下线，这时电话响起。 “你真是个天才！”露西兴奋的声音震得我耳朵发痛，“你是怎么让他在线待那么久的？” “什么意思？”我不解地问。 “已经十一分钟了。你赢了。” “我只跟他谈了大概两分钟。”我用手背贴在额头上降温，“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可她不理会我。“我们找到那浑蛋的检置了！”她欣喜若狂，“在马里兰的一个露营基地。索尔玆伯里的探员已经出发，珍妮特和我也要乘飞机赶去。” <er h3">二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前，世界卫生组织又发布了一则关于维他香疗面部保湿喷雾的警告，向人们保证一定会消灭病毒，研究人员正夜以继日地研发新疫苗，很快就会有结果。然而公众仍不免惊慌。 媒体为这病毒取的名字——突变痘，上了《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的封面。在白宫研究紧急措施的同时，参议院也组成了委员会。维他保温喷雾是在纽约销售的，但生产者实际上是法国厂商，死医客的威胁手法显然正中要害。尽管法国方面还未传出病例报告，但任何一家大型厂商被迫关闭都可能导致两国间经济、外交关系的紧张，而在关于产品究竟是在哪里遭到变造的争议中，两国更是将责任相互推诿。 有些渔夫试图驾驶渔船逃离丹吉尔岛，因此海岸防卫队不得不从遥远的佛罗里达州等地区调来更多人手。我并不清楚具体细节，但据我所知，执法单位和岛上居民在丹吉尔海湾形成了对峙僵局，在这海风刺骨的酷寒冬季，所有船只都停在岸边，哪里也去不了。 此外，疾病控制中心派遣一个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隔离小组前往温格家中，这消息很快传开了。报纸刊出了耸人听闻的标题，人们吓得纷纷搬家——隔离一个城市若非完全不可能，也是极度困难的事。周五清晨我穿着浴袍，喝着热茶，感到前所未有的难受和颓丧。 我发烧到三十九度，而止咳糖浆除了令我想吐外毫无作用。我脖子和背部的肌肉无比酸痛，仿佛刚和职业选手踢完一场足球赛。但我无法上床休息，要做的事太多了。我打电话给保释员，结果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他说保释凯斯·普雷森出狱的唯一方法是我亲自进城去付保释金。于是我出门去开车，却不得不在十分钟后返回屋子，因为支票簿被忘在书桌上了。 “上帝，帮帮我。”我加快脚步，喃喃自语着。 我开车疾驶过邻居家，轮胎吱吱作响，片刻之后便飞驰过了温莎农庄的街角。我想着昨晚在马里兰发生的事，不由得开始为露西担心。对她来说，所有事件都是有趣的探险，一心想摆弄枪支、徒步追踪凶手、搭直升机和飞机。我害怕这样的冒险精神会带来不幸，因为我对生命太了解，见过太多的无常。我不知道死医客是否已经被捕，但相信若真如此，我必定会在第一时间接获消息。 我这一生从不曾与保释员打过交道。这位名叫文斯·佩勒的保释员在布罗德街的一间修鞋店工作。他身材瘦小，黑发油亮，腰间系着条皮革围裙，正坐在一台大型辛格缝纫机前给一只皮鞋缝上新鞋底。整条街上老旧店铺的橱窗除了灰尘和涂鸦之外空无一物。我走进店里时，保释员朝我一瞥，目光凌厉，那是看惯种种麻烦的眼神。 “你是斯卡佩塔医生？”他问，继续踩着缝纫机。 “是的。” 我拿出支票簿和笔，感觉不到一丝友善，我不知此人曾帮助过多少暴力罪犯出狱。 “五百三十美元，”他说，“使用信用卡的话再加百分之三。” 他站起来，走向刮痕斑驳、堆着皮鞋和奇伟鞋油的工作台。我感觉他的目光在我身上逡巡。 “有意思，我还以为你很老了。”他思索着说，“你知道，从新闻报道得来的刻板印象。” “今天就让他出来。”我撕下支票递给他，以命令的语气说道。 “好的，没问题。”他迅速瞥了眼手表。 “几点？” “几点？”他夸张地重复道。 “是的，”我说，“他几点会获释？” 他把手指辦得咔咔作响。“尽快。” “很好。”我擤着鼻子说，“我会留意他是否尽快获释了。”我像他那样掰着手指，“如果没有呢？你猜会怎么样？我也是个律师，而且脾气坏得要命。我会来找你算账，明白吗？” 他微笑地看着我，咽了下口水。 “哪种律师？”他问。 “你不会乐意听到的那种。”我说着走出店门。 大约十五分钟后我到达办公室，刚在桌前坐下传呼机就震动起来，电话铃接着响起。我未及作出反应，罗丝忽然跑来，神色异常沮丧。 “所有人都在找你。”她说。 “总是这样。”我皱眉看着传呼机上显示的号码，“这回又是谁呢？” “马里诺正在路上，”她继续说，“他们派了直升机来接你，会在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停机坪等待。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人也正在赶来。他们已经通知巴尔的摩法医办公室将有一个小组专职负责这件事，尸体将在弗雷德里克进行解剖。” 我看着她，全身血液似乎瞬间凝固。“尸体？” “调查局追踪一个电话，找到了某个露营基地。” “这我知道，”我不耐烦地说，“在马里兰。” “他们声称找到了凶手的露营车。细节我不清楚，但那辆车看起来很像实验室，里面有一具尸体。” 我简直不敢相信。“谁的尸体？” “他们认为是他的。可能是自杀，用的是枪。”罗丝从眼镜上方瞄着我，摇了摇头，“你应该回家卧床休息，喝碗我给你煲的热鸡汤。” 马里诺到办公楼前接我。市区刮起强风，建筑顶端的国旗随风狂舞。我知道他在生气，因为我刚关好车门他就踩了油门，并且一言不发。 “谢谢。”我打开一包润喉糖。 “你的病还没好。”他开车转入富兰克林街。 “是的，多谢关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不可。”他说，他没穿制服。“莫名其妙地跑到一个制造病毒的实验室去。” “会有特殊防护措施的。”我说。 “靠你这么近，也许我现在就需要。” “我只是感冒，早就没有传染性了。相信我，这种事我很了解。还有，别生我的气，我自己也不想生病。” “你最好祈祷自己真的只是感冒了。” “如果我得的是别的病，症状会严重得多，发烧度数会更高，而且会长疹子。” “是啊，但既然你已经病了，得其他病的机会不是也会增加？我实在不明白你干吗一定要跑这一趟，因为我他妈的根本不想去。我真的不想蹚混水。” “那就放我下车，然后离开。”我说，“在整个世界都快毁灭的时候，别在我面前发牢骚。” “温格怎么样了？”他问，语气柔和了许多。 “老实说，我替他担心得要命。”我回答。 车子行经弗吉尼亚医学院，转入围墙后方的直升机停机坪，这里是飞机运送各地病患和器官样本到医院时的降落地点。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人员还未到达，但不久便传来黑鹰直升机的巨大轰响，车里和路上的人全停下来观望。几名司机停在路边看着那遮天蔽日的庞然大物缓缓降落，气流搅动着草丛和树枝。 机门打开，马里诺和我登上直升机，发现舱里已坐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人员。我们四周堆满救援品，一张便携式隔离病床像手风琴似的软塌塌地放在地上。有人递给我一顶带麦克风的头盔，我把它戴上，系上五点安全带，又协助马里诺系好。他端坐其上的折叠椅显然不是为他这种体形的人设计的。 “但愿那些记者没听到什么风声。”沉重的舱门关闭时，有人说。 我把麦克风的插头在舱顶的插座上插好。“肯定会，或许已经知道了。” 死医客喜欢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我不太相信他尚未获得政府高层的道歉就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世界。不会的，一定还有好戏上演，而我一点都不想知道究竟会是哪出戏码。飞抵哈内斯岛州立公园原本用不了一小时，但那个露营基地的浓密松树林造成了一些麻烦一一直升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降落。 驾驶员将我们送达位于梅索尔科夫码头的克里斯菲尔德海岸防卫分队所在地。冬季歇业中的帆船和游艇漂浮在小阿内梅塞克斯河那不断泛起涟漪的蓝黑色河面上。我们进入分队办公室，听取马丁内斯队长的简报。小巧整洁的砖造房屋，空间狭长，我们可以在里面换上防冻衣和救生背心。 “我们遇到不少困难。”马丁内斯在铺着地毯的通讯室里来回踱步，对众人说道，“例如，丹吉尔岛居民在本地有许多亲人，我们必须在各个路口布置警卫，因为疾病控制中心希望克里斯菲尔德的居民留在当地。” “可这里没有病患。”马里诺费力地在靴子外面系上环扣。 “目前没有，可我担心在疫情暴发之初，有些丹吉尔岛居民可能会趁机跑来这里。别期待他们会友善合作。” “露营基地里有些什么人？”有人问。 “目前只有发现尸体的调査局探员。” “其他露营车呢？”马里诺问。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马丁内斯说，“探员们进入露营区时，在那里发现大约六辆露营车，但只有一辆有外接电话线，在十六号营区。他们敲了门但没得到回应，于是从窗户探看，结果发现地板上躺着一具尸体。” “那些探员没有进去？”我问。 “没有。他们知道那或许是凶手的尸体，怕被传染病毒。可我担心也许有个森林巡警进去了。” “为什么？”我问。 “你知道，好奇害死猫。大概在一个探员到直升机起降场去接另两个探员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反正当时没人看守，那个巡警就跑进去了，又立刻像火球似的冲了出来，说里面有个怪物，就像斯蒂芬·金小说里写的那样。别问我怎么回事。”马丁内斯说着翻了个白眼。 我望着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成员们。 “我们会将那名森林巡警一起带走。”一个挂着队长臂章的年轻人说，“对了，我叫克拉克，他们是我的队员。”他对我说，“他们会妥善照料他，将他隔离并好好看着。” “十六号营区是谁租下的？”马里诺说。 “这些细节还不清楚。”马丁内斯说。“都穿戴好了？”他扫视着众人。该动身了。 海岸防卫队将我们分配到两艘波士顿韦勒斯游艇上，因为即将前往的地方水很浅，巡逻艇无法进入。我所在的游艇由马丁内斯驾驶，他稳稳站着，仿佛以四十海里时速在翻腾的海浪中航行只是小事一桩。我坐在艇侧，紧抓着栏杆，非常担心自己可能随时落水。我感觉仿佛骑着头电动野牛，冷风灌入鼻子和嘴巴，几乎无法呼吸。 马里诺坐在我对面，看起来快要呕吐了。我试着用唇语安慰他，但他只是茫然地望着我，使尽全力苦苦支撑。游艇终于减速抵达一处叫作扁猫的海湾。这里长满猫尾香蒲和大米草，放眼望去只见一片松林郁郁葱葱，接近公园的地带出现许多“慢行”标志。我们慢慢靠岸，看见了许多小径、公共浴室和一座小巡警站，但只瞥见一辆露营车。马丁内斯将游艇驶进码头，引擎安静下来，一名警卫将游艇牢牢地拴在木粧上。 “我要吐了。”我们笨手笨脚地爬出游艇时，马里诺在我耳边说。 “不会的。”我抓住他的胳膊。 “别让我进那辆拖车。” 我转身，注视着他惨白的脸。 “好的，好的，”我说，“该进去的是我。但我们必须先找到那个巡警。” 第二艘游艇靠岸时马里诺大步走开了。我透过林木间的缝隙窥见死医客的露营车。它相当老旧，没有拖拽设备，停放在巡警站的最远处，隐匿在潮湿阴暗的松树林中。待所有人上岸，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小组开始分发我十分熟悉的橘色防护服、气囊背袋和足够支撑四小时的备用电池。 “准备干活。”那位名叫克拉克的队长宣布，“装备齐全后我们就进去把尸体移出来。” “我想先进去，”我说，“单独进去。” “也对，”他点头说，“得先检查那里是否有危害物。但愿没有。然后我们再把尸体搬出来，并将这辆露营车拖走。” “车子是物证，”我对他说，“我们不能随便移动。” 他的表情泄露了他的想法。既然凶手已经死亡，便可以结案了，而那辆露营车有生物危害之虞，理当焚毁。 “不行，”我对他说，“我们不会就这么轻易结案。不能这么做。” 他犹豫起来，回头望着露营车，颓丧地叹了口气。 “我要进去了，”我说，“然后告诉你们下一步如何行动。” “非常合理。”他再度提高嗓门，“伙计们，咱们走吧。除了法医，其他人先别进去，等候进一步指示。” 我们进了树林，他们紧随其后，带着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生物隔离袋。我脚下的松针松脆如碾碎的小麦。露营车渐近，空气冷冽洁净。那是一辆旅行拖车，长约十八英寸，外面搭着橘色遮阳篷。 “相当旧了，我敢打赌至少有八年了。”马里诺说。他对这类事情非常在行。 “怎么拖到这里来的？”我问，一边穿上防护服。 “用小货车，”他说，“或者厢型车。并不需要大马力的车子。这鬼东西该怎么穿？套在我自己的衣服外面吗？” “没错。”我拉上拉链，“我想知道把这东西拖来的那辆车去哪里了。” “问得好。”马里诺说，一边气呼呼地和那衣服缠斗，“还有车牌呢？” 我刚打开气阀，一位身穿绿色制服、头戴暗灰色帽子的年轻人从树林里冒了出来。他困惑地望着我们的橘色面罩和防护服，我能感觉到他的恐惧。他没有靠近，只是介绍自己是公园夜间轮班巡警。 马里诺首先开口：“你见过那辆露营车里的人吗？” “没有。”巡警说。 “别的轮班巡警呢？” “没人记得曾见过那里面有人，只偶尔在晚上看见灯光。所以很难说。你也看见了，那辆车离巡警站相当远。你只要往树林里或随便哪里一躲，就很难被人发现。” “这里有其他露营车吗？”我压过面罩里的嘶嘶气流声说。 “目前没有。我发现尸体的时候这里大概还有三个人，但是我催促他们离开，以免受到感染。” “你给他们做了笔录吧？”马里诺问。看得出来，他对这个年轻巡警自作主张放走所有证人非常生气。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有一个说曾经撞见他。”他朝露营车点了点头，“前天晚上的事。在公共浴室里。高大粗壮的家伙，深色头发，留着胡须。” “他去那里洗澡吗？”我问。 “不是的，女士，”他犹豫着说，“去小便。” “露营车里没有厕所吗？” “我真的不清楚。”他又迟疑了，“老实告诉你吧，我根本没在那车里停留。我一发现那鬼东西——唔，不管那是什么——就马上走开了。” “你大概也不清楚是什么车把它拖来的吧？”马里诺接着问。 巡警变得极度不安。“每年的这个季节这里总是安静得不得了，而且很阴暗。我没有理由注意它是被什么交通工具拖来的，事实上我也根本不记得这回事。” “可你记下了一个牌照号码。”戴着面罩的马里诺很不友善地说。 “没错。”巡警松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好的纸片，“这是他的登记资料。”他摊开纸张，“弗吉尼亚州诺福克，肯恩·L·珀利。” 他将纸片交给马里诺。“哦，好极了，那混账偷来的信用卡的持有人名字。这么说你记下的牌照号码也是真的了。他用什么方式付的账？”马里诺嘲讽地说。 “银行支票。” “他亲自来办理的吗？” “不是，他是用信件预约的。除了你手上的资料，别的什么都没有。我说过，我们都没见过他。” “这封信的信封呢？”马里诺说，“你保留了吗？我们想看看邮戳。” 巡警摇着头，不安地望着身穿防护服的研究人员，他们全都凝神听着他的每句话。他回头看看拖车，润了润嘴唇。 “你们能告诉我那里究竟有什么问题吗？还有，我进去过会怎么样呢？”他声音嘶哑，就要哭了。 “那里面可能有病菌，”我对他说，“但我们还不确定。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尽力照顾你的。” “有人会把我关起来，像隔离囚禁那样。”他的恐惧溃了堤，眼神狂乱，声音高亢起来，“我要知道那里面究竟有什么病菌，我到底会怎么样！” “你会像我上个星期那样。”我安慰他说，“有很棒的房间，很棒的护士。在那里观察几天，仅此而已。” “就当是休假吧，这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别看这些人穿成这样就吓到了。”马里诺一副不屑的样子。 他继续说着，俨然是个传染病专家。我留下他们两人，独自走向露营车。我在离车子一英尺的地方观望了好一阵。露营车停在一块铺满松针的柔软林地上，左侧是大片树林和停泊着我们的游艇的河流，右侧是更广阔的树林，公路上的车辆声远远传来。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它刷着白漆的车架上有一处磨损。 本应是车辆识别代号的位置露出铝板，我靠近些，蹲下身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触摸铝板上深深的刮痕。我注意到车顶附近一小片烧焦的聚乙烯塑料，显然有人用丙烷烧掉了第二组车辆识别代号。我又绕到车子的另一端。 车门已被打开，虚掩着，显然是被某种工具撬开的。我的神经开始发出信号，思绪变得无比专注而清晰，每当我发现证据透露的信息和证人的陈述全然相反时总会这样。我登上金属台阶，走进车厢，一动不动地看着在多数人看来或许毫无意义，对我而言却是可怖梦魇的景象——死医客的作业场所。 这里的暖气开到了最大，我把它关闭。一个小东西忽然从我脚下窜过，把我吓了一跳。我倒抽一口凉气，看着它笨拙地跑到墙角卧下，喘着气瑟瑟发抖。这只可怜的实验兔的毛被剃了好几道，由于感染病毒而遍体斑痕，长满可怕的暗色丘疹。我瞥见了它的铁丝笼，笼门打开着，似乎是从桌上掉下来的。 “过来。”我蹲下，伸出双手。它那双长有粉红色眼睑的眼睛望着我，长耳朵抽搐着。 我小心地慢慢向它靠近。我必须抓住它，因为它是病菌培植的活体证据。 “快过来，小可怜，”我对这个巡警眼中的怪物说，“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我把它轻轻抱起。它激烈地挣扎着，心跳很不规律。我把它放回笼子里，然后走向后部车厢。我通过狭窄的房门，卧室的空间几乎被那具尸体填满。此人俯趴在被血渍染黑的金色绒毛地毯上，一头深色鬈发。我把他翻过来，发现尸僵的阶段已经结束。他手掌巨大，指甲污秽，蓄着蓬乱的胡须。令我想起穿着脏污的海军领外套和长裤的伐木工人。 我掀开他的上衣检查尸斑，也就是死后血液受地心引力影响而产生的沉淀现象。脸部和胸部的尸斑呈紫红色，和地板接触的部位则泛白。我没发现尸体被移动的迹象。他的胸部中了一枪，子弹应是近距离射出的，或许就是由他左侧的雷明顿双管霰弹枪发射的。 小弹丸的爆裂范围狭小，在他胸膛中央形成一个边缘粗糙的大洞。衣服和皮肤上沾着弹药的白色填充粉末，再次表明这并非接触性射击。我量了枪支和他手臂的长度，不知他如何够着扳机，也看不出他曾使用任何辅助工具。我检查他的口袋，里面没有钱包或证件，只有一把巴克刀，刀刃已经磨损弯曲。 我没在他身上多花时间，立刻出了拖车。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人早已沉不住气，就像一群期待着前往某地，唯恐赶不上班机的旅客。他们看着我走下台阶，马里诺退后几步，几乎隐进树林里，他把橘色手臂交叉在胸前，身边站着那个巡警。 “里面是全面受到污染的犯罪现场。”我宣布，“死者是白人男性，身份不明。我需要人帮我把尸体移出来，然后加以密封。”我望着那位队长。 “我们会把它一起带走。”他说。 我点了点头。“验尸可以由你们的人来负责，或许可以请巴尔的摩法医办公室派人作证。这辆露营车问题很大，必须送往某个可以安全进行检验的地方采集物证，并且消毒。老实说，这超出我的能力范围。除非你们有足够大的隔离设施容纳这种大型车辆，否则最好把它送去犹他州。” “杜格烕？”他疑惑地问。 “没错，”我说，“也许弗奇士波上校帮得上忙。” 杜格威试验基地是陆军的主要生物研究机构。它不像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那样位于都市核心地带，而是处在大盐湖沙漠上，在那里的广袤土地上进行激光弹、智能炸弹、烟雾弹、照明弹等军备武器的测试。此外，它还拥有全国唯一一个可以容纳巨型装备，如坦克车之类车辆的试验室。 队长思索片刻，目光在我和露营车之间来回扫视，终于作了决定并拟出计划。 “法兰克，马上联系，我们得尽快把这辆车拖走。”他对一名队员说，“上校应该会尽快协调，让空军派运输机来，我不希望这东西在这里滞留一整夜。另外，我们还需要一辆平板卡车和一辆敞篷小货车。” “这附近应该可以找到，他们用来运送海产的，”马里诺说，“这由我来负责。” “很好。”队长继续说，“谁替我去拿三个尸袋和隔离袋。”接着又对我说：“我打赌你需要帮助。” “非常需要。”我说着和他走向露营车。 我打开那扇扭曲的铝门，他随我进入车里，我们直接到车子后部。从克拉克的眼神中，我看出他从未见过这种场面。但有了面罩和气囊背袋，他至少不必忍受那股尸体的腐臭。他在尸体一端蹲下，我则蹲在另一端。尸体十分沉重，空间又极度狭窄。 “这里真的很热，或者只是我有这种感觉？”我们忙乱地移动着橡胶般僵硬的尸体时，他说。 “有人把暖气调到了最大，”我已经气喘吁吁，“试图加快病毒繁殖和尸体腐烂的速度，这是一种常见的破坏犯罪现场的手法。好了，把拉链拉上。可能会很紧，但应该办得到。” 我们动手把尸体放进第二个尸袋，手掌和衣服由于沾了血而黏滑不堪。把尸体装进隔离袋花了将近半小时。把它抬出去时，我的肌肉颤抖不止，心脏狂跳，浑身冒汗。到了外面，我们连同隔离袋全都接受了化学洗涤剂的彻底冲洗。之后，隔离袋被货车运回克里斯菲尔德，研究所人员则开始着手处置那辆露营车。 除了轮子，整辆车都用添加了一层高效空气粒子过滤网的蓝色厚重树脂塑料包裹起来。我大大松了口气，脱去防护服，退到温暖明亮的巡警站里去洗洗脸。我心神不宁，甘愿舍弃一切，只求能爬上床，吃几颗奈奎尔感冒药并好好睡一觉。 “真是一团混乱。”马里诺进了屋，带来一股冷风。 “拜托，把门关上。”我颤抖着说。 “什么东西让你这么难受？”他在房间另一头坐下。 “生命。” “真不敢相信，你生着病还跑来，我觉得你大概疯了。” “多谢你的安慰。”我说。 “对我来说也不轻松呢。困在这里给一堆人做笔录，连辆车都没有。” “你打算怎么办？” “总会有办法的。听说露西和珍妮特也在这里，而且是开车来的。” “在哪里？”我站了起来。 “别太兴奋。她们是来找人访谈的，和我一样。上帝，我好想抽烟，几乎一整天没抽了。” “这里禁烟。”我指着一张警告标语。 “有人得天花死了，你还在这里计较抽烟的事。” 我拿出三颗布洛芬胶囊吞下，没有就水。 “那些太空宝宝接下来要干吗？”他问。 “有几个会留下来，查看是否有其他人曾在丹吉尔岛或这个露营区逗留。他们会与其他队员轮流值班。我想你也应该和他们保持联系，万一你发现有人疑似感染时。” “什么？难道整整一周我都得穿着这种橘色衣服到处晃？”马里诺伸着懒腰，咔咔扭动脖子，“这该死的衣服。热得要命，面罩还算凑合。”其实他正为能够穿上这身服装暗暗自豪。 “不，你不必始终穿着这种塑料衣。”我说。 “万一我发现访谈对象可能被感染呢？” “别亲他就是了。” “一点都不好笑。”他瞪着我说。 “确实不好笑。” “死掉的那个家伙呢？还不知道是谁呢，他们就要把他火化了吗？” “明天早上他们会进行验尸，”我说，“我想他们会尽力保存这具尸体的。” “这整件事情都很怪异。”马里诺两手揉着脸说，“你看见里面有电脑吗？” “有，笔记本电脑，可没有打印机或扫描仪。我怀疑这只是某人撇清罪状的伎俩。打印机和扫描仪在家里。” “有电话吗？” 我想了一下。“没印象。” “可是电话线从露营车通到接线盒了。我们得查查看能找到什么，例如电话用户的名字。我们也得让韦斯利知道这里的情况。” “如果那条电话线只是用来连上美国在线网站，”露西走了进来，关上门，“那就不会有通话清单了，因为唯一的付费项目只有美国在线的网络服务。最后我们还是会追回到珀利，也就是这个信用卡被盗的人身上。” 露西穿着牛仔裤和皮夹克，稍显邋遢但精神奕奕。她在我身边坐下，检查我的眼白，触摸我颈部的淋巴腺。 “舌头伸出来。”她认真地说。 “别闹了！”我把她推开，边咳边笑。 “你感觉还好吗？” “好多了。珍妮特呢？”我问。 “在外面，跟人谈话。里面是哪种电脑？” “我没细看，”我回答，“没注意到有什么特别之处。” “电脑开着吗？” “不知道，我没有看。” “我必须检査一下那台电脑。” “你打算怎么做？”我注视着她。 “我想我必须跟着你。” “他们允许你这么做吗？”马里诺问。 “他们是谁？” “你上面那些只会吃闲饭的头头。”他回答说。 “是他们要我参与这起案件的，他们期待我能协助破案。” 露西不停地望向窗户和门口。她已经暴露在病毒环境里，势必得顺从执法单位的安排。她外套下藏着一把包着皮套、配有备用弹匣的西格索尔九毫米口径手枪，口袋里也许还放着警徽。房门打开时她陡然一凜，同时另一名巡警匆匆走了进来，他的头发被雨水淋湿了，眼神焦虑而亢奋。 “我能帮什么忙吗？”他脱下外套，向我们问道。 “当然，”马里诺说着从椅子上起身，“你开的是哪种车？” <hr /> 注释： 第十四章 我们到达时，那辆平板卡车已经在静静等候，罩着树脂塑料布的露营车被小货车钩挂着，在星月的照耀下闪着诡异的蓝光。我们停在草地边缘一条泥泞道路的附近，一架巨大的飞机低低掠过，发出比商务喷气式飞机更加刺耳的隆隆声。 “什么鬼东西？”马里诺吼道，打开巡警的吉普车车门。 “大概是送我们到犹他州的。”露西说。她和我一起坐在后座。 巡警透过挡风玻璃着迷似的仰望着。“哦，上帝，外星人入侵了！” 首先出现的是一辆包裹着瓦棱纸板、垫着结实木板底座的高机动性多功能轮式卡车，它被降落伞迎风拉拽着，缓缓降落在草皮干枯的坚硬草地上，发出爆炸般的声响，缩皱的绿色尼龙伞布飘落其上。接着更多运输品从天而降。伞兵随后跃下，在空中摇摆几下后敏捷着地，然后飞奔着摆脱套索，收起鼓胀的伞布。与此同时，C-17运输机的轰响逐渐隐入夜空。 零点十三分，来自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的空军战斗指挥小组抵达。我们坐在吉普车里呆望着那些空军士兵再三检查草地，看地面是否坚硬得能够承受重量足以摧毁普通沥青碎石跑道或停机坪的飞机降落。测量检查完毕，小组人员打开十六盏ACR遥控降落照明灯，一位身穿迷彩服的女子解开那辆多功能轮式卡车的纸板包装，启动柴油引擎，将它驶离木板底座和路面。 “我得抽点大麻才能继续待在这种地方。”马里诺望着眼前的景象说，“他们怎么能让这么巨大的军用飞机降落在这种小草坪上？” “我可以告诉你部分答案。”露西说。技术问题从来难不倒她。“很显然，C-17原本就是为了能够降落在这种崎岖狭小的地面，或者干涸的湖面上而设计的，有人甚至让它降落在公路上。” “又来了。”马里诺以他惯有的讥讽语气说。 “另一种能够降落在这样狭小地面的军用机是C-130。”她继续说，“C-17运输机还可以逆向回转呢，酷吧？” “没有一种运输机可以这样做。”马里诺说。 “嗯，这种宝贝就能。”她的语气好像恨不得把它收入囊中。 马里诺开始左顾右盼。“我饿坏了，愿意用我的薪水换一杯啤酒。我要把车窗摇下来抽烟了。” 我感觉那位巡警并不希望有人在他悉心养护的吉普车里抽烟，但他太羞涩了，没有表示什么。 “马里诺，我们下车吧，”我说，“新鲜空气对大家都好。” 于是我们跳下车，他点了根万宝路，当作母乳般贪婪吸着。负责运送那辆平板卡车和车上骇人装载物的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人员仍然穿着防护服，并和所有人保持距离。他们聚集在布满辙痕的泥路上，看那些空军士兵在那片平坦的草地上忙碌。若是温暖的季节，那里或许是宜人的游乐场。 将近凌晨两点，一辆没有标记的深色普利茅斯汽车驶来，露西立刻快步迎向前去。我看见她和车窗里的珍妮特说话，不久车子驶离。 “我回来了。”露西碰了碰我的胳膊，轻声说。 “还好吧？”我问。我知道她们的同居生活必定十分艰辛。 “目前没什么问题。”她说。 “〇〇七小姐，你们今天能来帮忙真好。”马里诺对露西说，一边吞云吐雾，就像生命中只剩最后一小时可以享受。 “你知道的，对联邦探员不敬算是违反联邦法律，”露西说，“尤其是对诸如意大利裔这种少数派。” “但愿你真是少数派，我可不希望太多人跟你一样。”马里诺弹掉烟灰。远方传来飞机引擎声。 “珍妮特也来了，”露西对他说，“这意味着你们两个将一起合作办案。不准在车内吸烟。敢惹她，你就完了。” “嘘，嘘。”我对他们说。 那架喷气式飞机轰鸣着从北方返回。我们静静站着，仰望天空。一道刺目的灯光划破黑夜。降落指示灯的灯光连成一排，飞机接近时闪着绿光，到达跑道尽头时闪着红光，白光则表示安全地带。我想，飞机降落时刚好开车经过的人一定会感觉相当怪异。C-17运输机缓缓降落，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机身的阴影笼罩了地面，机翼上的灯光闪闪烁烁。它笔直地朝我们驶来，起落架放下，翡翠绿的灯光从轮舱射出。 我有种奇特的错觉，好像自己正目睹一次坠机，而这个翼尖垂直、外形浑圆的灰黑色庞大机体就要一头栽到地面。它飓风般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我们不得不用手指塞住耳朵，看着它的巨大机轮负着重达一百三十吨的铝钢机体触向地面，碾出深深的辙印，杂草尘埃乱飞。终于，运输机在这片小得无法踢足球的草地尽头戛然停下，副翼竖起，推力引擎逆转。 运输机反向行驶，沿草坪朝着我们的方向轰然后退，腾出足够空间以备再度起飞。它在尾翼抵达土路尽头时停下，排气口离我们尚有距离。随后，位于机身后部的舱门像鲨鱼的大嘴般张开，金属装卸甲板放下，货舱人口完全开启，灯火通明，拋光金属闪耀着光泽。 我们在一旁看着装卸长和机务人员忙活。他们一身生化战争装备，戴着深色头罩、护目镜和黑色手套，在夜里尤具威慑力。他们迅速卸下平板卡车上的露营车和小货车，解开挂钩，然后用那辆多功能轮式卡车将露营车拖进C-17的货舱。 “走吧，”露西推拉着我的胳膊，“可别错过了。” 我们走向草坪，登上自动装卸甲板，踏着装有滚轮和铁环的光滑金属地板，头顶是数英里长的电线和绝缘材质的天花板，强劲的气流和巨大的噪音让人难以置信。这架飞机大得似乎足以同时容纳好几架直升机、多辆红十字会救援巴士和坦克，里面至少有五十个待命座位。但今晚机务人员很少，只有装卸长和伞兵，以及一位名叫罗蕾的中尉，她是奉命来协助我们的。 她留着深色短发，年轻、迷人，宛如女主人般和我们逐一握手。 “一个好消息是你们不必坐在这里，”她说，“可以上去坐在驾驶舱。另一个好消息是，我准备了咖啡。” “棒极了。”我说。机务人员正用铁链和网具固定露营车和多功能轮式卡车，铿锵的金属声不断传来。 从货舱通往上层机舱的阶梯上漆着这架飞机的代号“重金属”，相当贴切。驾驶舱非常宽敞，有电子飞行操控系统和战斗机驾驶员所用的平视显示器。C-17使用飞行操控杆，而非传统的牛角形驾驶盘，操控仪表令人眼花缭乱。 我坐在驾驶座后方的预备机员旋转座椅上，两名身穿绿色连体制服的驾驶员忙于操纵仪表，无暇理会我。 “各位可以使用耳机，但驾驶员说话时请别开口。”罗蕾对我们说，“可以不戴，但这里的噪音相当大。” 我系上五点安全带，注意到每个座位上都挂着氧气面罩。 “我会不时来看看你们的，”中尉继续说，“到犹他州的航程约三小时，降落时震动应该不会太剧烈。他们的跑道长得甚至可供航天飞机降落，这是他们的说法。但你们也知道陆军多爱吹嘘。” 她回到底舱。正副驾驶员用飞行术语和暗码交谈着，我听得一头雾水。飞机降落三十分钟后，终于要重新起飞了。 “要进入跑道了，”一名驾驶员说，“运载物？”我猜他在与底舱的装卸长通话。“没问题吧？” “是的，长官。”我的耳机里传出声音。 “运载物是否已清点完毕？” “是的。” “好，准备起飞。” 飞机越过草地直冲向前，起飞时的爆发力是我之前搭乘任何飞机都没体验过的。它以超过一百英里的时速向天空爬升，角度几乎直立，使我整个背部陷入椅子里。忽然间，星空近在眼前，脚下是马里兰的璀璨灯火。 “时速两百节，”驾驶员说，“三〇六〇一号空中指挥站。襟翼收起。执行。” 我转头看看露西，她坐在副驾驶员后面，仔细听着每一个指令，试图了解甚至牢记。罗蕾带着几杯咖啡回来了，但此时没什么让我清醒。我就在这时速六百英里、高度三万五千英尺的飞行当中昏睡过去，醒来时听见地面塔台的通话声。 我们飞越盐湖城后降落，露西则一直痴迷于驾驶员之间的谈话。她发现我在看她，但丝毫没有分心。我从未见过她这样的人，千真万确，从未见过。她对凡是可以归纳、分析或计算的事物一总之，对可以激发她兴趣的一切都怀着贪婪的好奇，人类可能是她唯一无法彻底了解的对象。 克罗弗控制站将我们转给杜格威试验场控制站，运输机开始接收降落指示。尽管事先已知道跑道足够长，但当飞机在长达数英里闪着灯光的跑道上呼啸而过，强风横扫过竖起的板翼，我仍然感觉快要被扯离坐椅。飞机忽然静止，我不懂这种现象的物理学原理，甚至怀疑驾驶员只是把这当作演练。 “安全抵达。”一名驾驶员兴奋地说。 第十五章 <er top">一 杜格威试验场足有罗德岛那么大，基地驻扎着两千人。我们于清晨五点半抵达时，这里仍一片沉寂。罗蕾中尉把我们交给一名士兵，他用卡车将我们送到可以梳洗休息的地方。我们没有时间睡觉，因为必须赶搭稍后就要再度起飞的飞机。 露西和我住进社区俱乐部对面的安特洛旅馆。我们所住的双人间位于一楼，装潢着浅色橡木饰板，整个房间都铺着地毯，蓝色是主色调，从窗口可望见草坪另一端的兵营。天色渐亮，营地里灯光陆续亮起。 “你知道吗，既然我们还是得穿那些脏衣服，那实在没必要洗澡了。”露西往她的床上一躺，伸着懒腰说。 “你说得有理。”我脱掉鞋子，“介意我关灯吗？” “正希望你关呢。” 房间暗了下来，我忽然觉得这很可笑。“这样好像孩子们的睡衣派对。” “是啊，挺恐怖的那种。” “还记得你小时候常跑来跟我一起睡吗？”我说，“有时候我们几乎整夜都醒着。你总是不肯睡，总是要我再多讲一个故事。你可把我累坏了。” “我记得的刚好相反，我很想睡，可你不肯放过我。” “不可能。” “因为你宠我宠得要命。” “没有的事。我根本无法忍受跟你待在同一个房间，”我说，“我只是同情你，想表示一点善意。” 一个枕头在黑暗中飞过来，砸中我的头，我把它扔回去。然后露西跳上我的床，接着却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她已不再是十岁小女孩，而我也不是珍妮特。她站起来回到自己床上，动作夸张地拍打着背后的枕头。 “你的病似乎好多了。”她说。 “的确，好了一点点，不过死不了人。” “姨妈，你打算拿本顿怎么办？你最近好像很少想起他了。” “不，我常常想他，”我回答，“只是最近情况有点失控——保守来说。” “人们总喜欢拿这当借口。这我很清楚，我就是听着我妈的借口长大的。” “可我不会这样。”我说。 “我正是这个意思。你究竟打算怎么处理你们的事呢？你们可以结婚啊。” 这个提议又令我烦躁起来。“我想我办不到，露西。” “为什么？” “也许我的生活方式已经固定，再也无法脱离这个轨道。我背负的责任太沉重了。” “但你也需要好好生活。” “我确实需要，”我说，“但其他人不见得有同样的想法。” “以前你经常给我建议，”她说，“也许现在轮到我了。我也觉得你不该结婚。” “为什么？”我的好奇多于惊讶。 “我觉得你一直没有真正将马克埋葬，你必须把这件事了结才能考虑结婚，否则你永远会觉得若有所失，懂吗？” 悲伤袭来，我庆幸她在黑暗中看不清我的脸。这是我们第一次以朋友的态度聊天。 “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也许永远忘不了，”我说，“大概因为他是我的初恋吧。” “这我知道，”我的外甥女说，“我也担心哪天会出事，我这一生就再也找不到知己了。我不想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遇事有人商量，有人关心自己在乎自己。”她略作犹豫，接下来的话让人心中一凛。“而且没人乱吃醋，没人利用自己。” “露西，”我说，“林恩这辈子再也不可能佩戴警徽了。至于嘉莉，你要摆脱掉她的阴影，恐怕只能靠自己了。” “她对我没有形成任何阴影。”露西有点动怒。 “当然有。这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对她非常愤怒。” 露西沉默片刻，然后轻声说：“姨妈，我会怎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露西，”我说，“我给不了你答案。但我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追根溯源，是露西的母亲，当然，也就是我的妹妹将她带往通向嘉莉的那条歧路。我谈到自己成长过程中的起起伏伏，对露西坦率地讲到我和前夫东尼的婚姻。我告诉她在我这个年龄得知自己可能再也无法生育是什么感觉。天色渐亮，又得开始新一天的忙碌了。九点钟，基地指挥官的司机——一个年轻得甚至不必刮胡子的士兵，已在大厅等着我们。 “昨晚还有另一位宾客在你们之后住进来，”士兵戴上雷朋墨镜说，“从华盛顿来的，是一位调查局探员。” 对此他似乎印象极为深刻，显然不知道露西的身份。我问他：“这位客人在调查局是做什么的？”露西则完全不动声色。 “科学研究之类，反正很热门。”他边说边打量露西。即使一夜没睡，她依然漂亮得惊人。 这位科学研究者是尼克·高威，调查局灾难小组的组长，声誉卓著的法医专家。我和他相识多年。他走进大厅，我们相互拥抱，露西也和他握手了。 “很高兴认识你，费里奈利特别探员。相信我，你的事迹我早有耳闻。”他对露西说，“凯和我忙着处理烫手山芋时，电脑方面的事就全靠你了。” “是的，长官。”她声音悦耳。 “这里有吃早餐的地方吗？”高威问那名士兵。他正迷惑不已，忽然羞赧起来。，他用指挥官的巨无霸休旅车将我们送到试验场。蓝天一望无边，西方的群峰向远处连绵延展，鼠尾草、刺松和枞树之类的沙漠植物由于缺乏雨水而长得矮小。最近的一条公路也离这个拥有弹药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武器和各种航空武器的小野马之家一一这是他们对基地的昵称——足有四十英里远。这里有许多远古时代的海盐遗迹，我们还瞥见一头羚羊和一只鹰。 车子沿斯塔克路开往距基地住宿区大约十英里远的试验所，路途恰如路名，确实一片荒凉。我们在途中的迪托餐厅停车，从容地享用了咖啡和鸡蛋三明治，之后抵达试验所。这个试验所坐落在成群的现代大楼中，四周围绕着铁丝刺网，到处可见警告标语，指出入侵者不受欢迎，必要时基地会动用致命武器。建筑上的代码标明了里面的研究对象，我认出了芥子气、神经毒气，以及伊波拉、炭疽热、汉坦病毒的代码。士兵告诉我们，墙壁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厚达两英尺，里面的冰柜有防爆装置。这里的例行程序和我以前经历过的并无多大差异。在保安的带领下经过毒性隔离室后，我们一行三人分别进入男女更衣室。 我们换上陆军绿汗衫，将迷彩装、带护目镜的头罩、厚重的橡胶手套和靴子穿戴整齐。与疾病控制中心和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一样，这里的防护服也都连着供气管，许多不锈钢管子从地板连至天花板。整个试验所是个装有双层碳过滤网的密封空间，可供坦克等受污染的车辆进行化学药剂和蒸气消毒。可以确定的是，在这里工作再久都不会有安全之虞。 或许有些物证也可以在这里经过消毒并加以保存，但这很难说，毕竟我们当中没人处理过类似的案例。我们先将那辆露营车的车门打开，让灯光直射它的内部。在车子四周走动时，脚下的不锈钢地板像锯刀似的铿铿作响，让人感觉十分诡异。一个军方研究人员待在高高的玻璃控制室里，监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仍然第一个进入，因为我必须彻底检查犯罪现场。高威开始拍摄车门上的工具痕迹并釆集指纹，我则爬进车里四处探看，仿佛从未进来过。本应摆着沙发和桌子的小客厅改成了实验室，器材半新不旧。 那只兔子仍然活着。我喂了它食物，然后把笼子放在涂着黑漆的三合板料理台上。台下有个冰柜，里面储存着细胞毒素和胚胎肺纤维组织母细胞。这类组织培养菌正是用来培育痘病毒的，就像某些植物需要施特定的肥料。为了养活这些培养菌，这间流动实验室的疯狂主人储存了大量含浓度为百分之十的胎牛血清的低限量伊格尔培养基。从这一切和那只兔子均可看出，死医客不只持有病毒，还在传染病发生的同时让病毒继续繁殖。 他把这些病毒储藏在液态氮冷冻器里，冷冻器不需插电，只要每几个月补充一次供给就行。它们看起来很像十加仑容量的不锈钢热水瓶。我旋开盖子，拉出七支低温保存管。低温保存管很旧了，材质并非塑料而是玻璃，上面标示的疾病代号我从未见过，但日期写明是一九七八年，地点是英国伯明翰，都用黑墨水标注的缩写非常工整，而且全部小写。我把那些冷冻的可怕活细胞放回原位，继续东翻西找，终于发现二十瓶维他面部保湿喷雾试用品和许多无疑是凶手将病毒注射到瓶内时所用的注射筒。 当然还有许多滴管、注射器橡皮球、培养皿，以及作为病毒生长环境的带旋盖的培养瓶，里面装着粉红色培养基。培养基一旦转成淡黄色，就表示它的酸碱值已由于代谢物的增加而偏酸，也意味着这些带病毒的细胞并未浸在养分充足的组织培养基里。 在医学院时及在病理学训练中，我早已熟知繁殖病毒时必须给细胞供应养分。粉红色培养基的用途正是如此，每隔几天，当养分被排泄物取代时，必须用滴管吸掉。这些培养基仍呈粉红色，表明这一操作在最近一至少在过去四天内还持续着。死医客生性讲究细节，全心全意灌溉着死亡。地板上有两个破碎的培养皿，也许是那只不知怎么跑出笼子的患病兔子四处乱跳打翻的。总之我在这里感觉不到自杀的气息，看到的更像意外，而死医客迫于此不得不逃离。 我缓缓绕到厨房，水槽边的洗碗布上整齐地摆着一只碗和一把叉子，都洗得干干净净。碗橱里也井然有序，简单陈列着香料瓶、早餐麦片、米和蔬菜汤罐头。冰箱里存着脱脂牛奶、苹果汁、洋葱和胡萝卜，没有肉类。我关上冰箱，心中充满迷惑。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日复一日待在这露营车里，除了制造“病毒炸弹”还做些什么？看电视？阅读？我开始找寻衣服，把抽屉逐一拉出，却一无所获。倘若死医客的生活重心在这里，为何除了他身上的衣服没有其他衣物？为何没有照片或私人纪念品之类的东西？用来订购细胞系、组织培养菌的目录，以及传染病的参考书和资料在什么地方呢？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将这露营车拖到营地的车到哪里去了？被谁开走的？什么时候开走的？ 我在卧室里停留片刻。屋里的地毯被我们搬动尸体时从其他房间带来的血渍染成了黑色。我停下来更换备用电池时，没有闻到任何异样的气味，除了防护衣里的气流声也没有听到其他声音。这间卧室和露营车的其他房间一样，非常平常。我掀开印花床罩，发现床铺一侧的枕头和床单有睡过的褶痕。我找到一根灰色短发，用镊子将它釆集，同时记起那名死者的头发较长，而且是黑色的。 墙上挂着一个廉价的海滨风光画框。我把它取下，看看能否发现它装裱的地点。然后走向窗户下的双人坐椅。这张椅子位于床铺另一侧，覆盖着浅绿色塑料垫，上面放着一株仙人掌。这大概是露营车里除了装在笼子、培养皿、冰柜里的东西外唯一有生命的物体。我用手指搓捏泥土，不算太干。我把仙人掌放在地毯上，掀开双人坐椅。 单从蛛网和灰尘就可得知，它多年没被打开过。我翻着里面的橡胶玩具猫、褪色的蓝帽子和一只磨损的玉米穗轴烟斗。我认为这些东西并非属于目前住在这里的人，甚或未曾引起过他的注意。我一边思索这辆露营车是否曾被某个家庭使用或者拥有，一边在地上到处搜索，直到找到弹壳和填弹塞，我把这些也用证物袋密封起来。 我回到实验区时，露西正在电脑前落座。 “屏幕保护程序密码。”她对着声控麦克风说。 “我就知道你不会闲下来。”我说。 我话音刚落，她已重新开机进人DOS系统。据我对她的了解，几分钟之内她就能破解密码，向来如此。 “凯，”高威的声音在头罩里响起，“发现好东西了。” 我下了台阶，小心不让供气管乱成一团。高威正蹲在露营车那早已磨损的车辆识别代号所在的车架附近。他用砂纸将钣金磨得发亮，然后将氯化铜和盐酸溶剂涂在上面，溶解金属被刮的部位，让深印在其下、凶手希望磨掉的号码再度浮现。 “多数人都不了解，要磨掉这些号码有多么困难。”他的声音冲击着我的耳膜。 “除非是专业的汽车大盗。”我说。 “不管是谁干的，实在不算专业。”他开始拍照存证，“这下他逃不掉了。” “但愿这是辆合法登记的露营车。”我说。 “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的运气来了。” “指纹呢？” 车门及其四周的铝板全都涂着黑色指纹粉末。 “发现了一些，天知道是谁的。”他说着起身，挺直腰杆，“再过一会儿车里面没准会被我拆了。” 与此同时，露西几乎把电脑拆散了，和我一样没有找到任何透露死医客身份的线索。但她发现了保存我们聊天室谈话内容的文件，这让人忍不住猜测他重读这些文件的频率究竟有多高。还有一些详细的实验笔记，记录着病毒细胞的繁殖过程。这很有趣，看来他是从秋天才开始进行这项实验的，之后不到两个月，那具残骸便被发现了。 将近傍晚，可做的工作已大致完成，没什么惊人发现。我们接受了化学冲洗，露营车则用福尔马林气体消毒。我仍然穿着军绿色汗衫，因为经过那番检验工作，我实在不愿再穿原来的衣服了。 “你这身打扮酷极了。”走出更衣室时露西说，“也许可以配款珍珠首饰，盛装打扮一下。” “有时候你的口气还真像马里诺。”我说。 <er h3">二 不觉到了周末，当意识到时间已经流逝，我除了沮丧与恼怒，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忘了母亲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 “什么？你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她在电话里毫不留情地说，“你不来看望我也就罢了，现在连电话也省了，我的日子不多了啊。” 她哭了起来，这让我也难过得想哭。 “圣诞节我会想办法腾出时间”，每年我都这么说，“我会带露西一起回去，我保证。快了。” 我开车进城，心中毫无头绪且疲惫至极。露西是正确的，凶手在露营区使用电话只是为了登录美国在线网站，线索最后还是回到了信用卡遭窃的珀利身上。死医客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我频繁査看聊天室，甚至探员下线了我也常在那里等候死医客。 我在露营车里发现的冷冻病毒来源依然不明。它的DNA分析一直在进行，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只知道这种病毒特殊，但并不确定究竟是何种病毒。因此，截至目前可能的预防措施仍是注射疫苗。幸运的是，另外四个病例——包括克里斯菲尔德的两名渔夫在内——病情都不算严重。对渔村的隔离仍在持续，虽然岛上经济因此受了影响，但总算没再出现新的疫情。至于里士满，只有温格一个病例，他那柔弱的身体和斯文的脸庞饱受脓疱摧残。无论我如何恳求，他就是不肯让我去探视。 我感觉万分沮丧，很难转移注意力投入别的案件的调査，只因这起案件尚未了结。我们知道露营车里的死者并非死医客，指纹比对结果证明他是个前科累累的惯犯，主要涉嫌罪名为盗窃、贩毒、两次实施暴力和强奸未遂。这一次，他在假释期间又用小刀撬开了露营车的门，所有人都相信他是死于举枪自杀。 八点十五分我到达办公室，罗丝听见动静马上跑了过来。 “我希望你能好好休息。”她说。看得出，她的担忧已到了极点。“我已经休息够了，谢谢你。”我笑着说。她的关心让我有愧疚感和负罪感。“有消息吗？” “没有丹吉尔岛的消息。”她掩饰不住眼中的焦虑，“尽量别想这件事了，斯卡佩塔医生。早上又进来五个案子，你看看桌上那堆文件，也许找得到。由于你太久没做口述记录，我的文书工作也足足落后了两周。” “罗丝，我知道，”我的语气很不友好。“事情有轻重缓急。再试着联系一下菲莉丝，如果他们仍然说她请病假，就向他们要她的联系电话。这几天我不知给她家打过多少次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如果找到她，就把电话转到你这里？” “当然。”我说。 十五分钟后，我正准备开工作会议，罗丝替我联系上了菲莉丝·克罗德。 “你到底跑哪里去了？你还好吗？”我问。 “讨厌的流行性感冒，”她说，“老是好不了。” “我也被传染了，还在战斗中。”我说，“我打了电话到你里士满的家里。” “哦，我在我妈妈家，在纽波特纽斯。你知道，我每周工作四天，其余时间都待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 我并不清楚这些，但我们之间向来私交不多。 “菲莉丝，”我说，“我很不想在你不舒服的时候打扰你，可我急需你的协助。一九七八年英国伯明翰有间实验室出了意外，你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我查遍资料，只知道有个医学摄影师直接暴露在天花实验室里工作……” “是的，没错，”她打断我，“这事我很清楚。那个摄影师应该是经由通风管线感染的，结果死了，那位病毒专家也自杀身亡。时常有人以这起案件为例，主张把所有冷冻病毒源全部销毁。” “这件事发生时，你在那里工作吗？” “感谢上帝，不在。那是在我离开好几年以后的事了，事发当时我已经到了美国。” 我有些失望。她剧烈咳嗽起来，几乎无法说话。 “抱歉。”她咳着说，“这种时候尤其觉得独居真惨。” “没人照顾你吗？” “没有。” “有吃的吗？” “自己料理。” “需要我给你带点什么？”我说。 “不敢奢望。” “你肯帮我，我就帮你，”我补充说，“你有伯明翰的资料吗？你在那里工作时接触过的一些研究内容？可以找得到吗？” “这屋子里藏了一些，我肯定。”她说。 “把它找出来，我带炖肉给你。” 五分钟后我出了办公室，冲向自己的车。我回到住处，从冰箱里拿了几盒自制炖肉，然后给油箱加满油，往东驶上六四号公路。我在车里打电话告知马里诺这件事。 “这次你可亏大了，”他大声说，“大老远的开车给人家送食物？干吗不叫达美乐外卖呢？” “这不是重点。相信我，我自有道理。”我戴上太阳镜，“说不定会有新发现。她或许知道一些对案子有帮助的信息。” “随时通知我，”他说，“你的传呼机开着吧？” “嗯。” 这个时间段交通十分顺畅，我把车速控制在每小时六十九英里，以免接到罚单。不到一小时我已驶经威廉斯堡，大约二十分钟后便照着克罗德给出的路线在纽波特纽斯的街道逡巡了。这个地区叫布兰登高地，各种生活水平的居民都有，靠近詹姆斯河的建筑愈发高大。她的房子则是一栋朴实的二层木造小楼，新漆成粉白色，庭院和周边环境维护得极好。 我把车停在一辆厢型车后面，拿了炖肉和笔记，将公文包挂在肩上。菲莉丝·克罗德出现在门口，模样令我吃惊。她脸色惨白，眼睛由于烧热而发红，身上的绒布睡袍和皮革拖鞋看来像是属于某个男人的。 “真不敢相信。你真好，”她打开大门说，“不然就是疯了。” “这得看你问的是谁。” 我进入屋子，一眼瞥见了昏暗的嵌板门厅里陈列着的相框，都是多年前拍的健行或钓鱼的照片。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一张，上面是个中年男子，戴着一顶淡蓝色帽子，大笑的嘴里叼着个玉米穗轴烟斗。 “我父亲。”克罗德说，“这是我双亲以前居住的房子，更早时属于我母亲的双亲。那就是他们。”她指着照片介绍，“我父亲在英国的生意走下坡路，于是和我母亲移居到了这里，和她家人一起住。” “你呢？”我说。 “我留在英国，因为当时我还在读书。” 我打量着她，觉得她似乎较自己所说的年轻许多。 “你总是把自己形容得像恐龙似的，”我说，“我实在很难相信。” “也许我不容易显老吧。”她发红、灼热的眼睛注视着我。 “你家人中有谁还在世吗？”我继续浏览着照片。 “祖父母已经过世十年，父亲去世五年了。那之后我每个周末都来照顾母亲，她也是撑多久算多久。” “你必定很难兼顾工作吧。”我望着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在船上钓起一条虹鳟鱼，开怀大笑着。 “到客厅坐坐吗？”她说，“我把炖肉拿到厨房热一下。” “不，不了，告诉我东西在哪里就行，你别太累了。”我坚持说。 她领着我通过餐室，这里看起来似乎很多年不曾使用，吊灯不见了，凌乱的电线垂挂在布满尘埃的餐桌上，窗帘布换成了百叶窗。走进那间宽敞的旧式厨房时，我头皮和脖子上寒毛直竖。我将炖肉放在料理台上，努力保持冷静。 “喝茶？”她问。 她几乎不咳了。或许她确实身体不适，但这并非她离开工作岗位的主因。 “真的不用了。”我说。 她冲着我微笑，但眼神犀利。我们在早餐桌前坐下，我十分慌乱，一边思索如何是好。我的怀疑也许并非事实，或者，我该早一点察觉？我和她友善共事了十五年之久，合作处理过无数个案件。我们分享信息，像知己那样相互慰藉。早年间我们还经常一起喝咖啡、抽烟，我眼中的她十分聪颖迷人，也从未感觉到一丝邪恶。而我同样明白，这是人们对住在隔壁的连环杀人犯、虐童犯和强暴犯的共同形容。 “谈谈伯明翰吧。”我对她说。 “好啊。”她的笑容消失了。 “引发传染病的冷冻病毒已经找到了，”我说，“那些培养瓶上的标签写着一九七八年，地点是伯明翰。我在想，那里的实验室也许做过天花突变菌株的研究。如果你知道……” “一九七八年我不在那里工作。”她打断了我。 “我想你应该在，菲莉丝。” “无所谓。”她站起来泡了一壶茶。 我没说什么，静静等她回来。 “我生病了，至于你，到现在也该感觉不舒服了吧。”她说。我明白她指的不是流感。 “我很惊讶，你在着手这件事前竟没有培养疫苗。”我说，“对一个凡事讲求精确的人来说，这似乎稍嫌大意。” “要不是那混账闯进去破坏了一切，我根本不可能感染。”她断然说道，“恶心又肮脏的猪。”她激愤地颤抖起来。 “你登录美国在线网站和我聊天，”我说，“一直在线，没有注销，因为他在那时撬开了你的车门。你拿枪射杀了他，然后开着厢型车逃走。我猜你大概到哈内斯岛度假去了，以便将那些可爱的病菌移植到新的培养瓶里，滋养你那些小甜心。” 我忍不住开始动怒。而她似乎并不在意，反倒兴致盎然地听着。 “做了这么多年医学研究，对你来说人只是载玻片和培养皿吗？他们的面孔呢，菲莉丝？我见过那些因你而受苦的人。”我逼近她，“有个老妇人孤零零地死在污秽的床上，没人听见她要水喝的呼叫。还有温格，他不肯让我去看他。那个单纯正直的年轻人正在等死，你认识他！他到过你的实验室！他犯了什么错？” 她不做声，同样满腔怒火。 “你把维他喷雾放在莱拉·普鲁伊特太太用来贩卖二十五美分一份的食谱的格架里。如果我说得不对请你纠正。”我激动得结巴起来，“她以为邮差把自己的邮件送错了地址，邻居替她投递回来。多么可爱的小东西，还是免费的，于是她拿来喷在脸上。她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在病痛时依然一喷再喷。” 我这位同行沉默不语，眼里泛着亮光。 “也许你先把一批小邮包炸弹递送到了丹吉尔岛，”我说，“接着递送了一批给我和我的同事。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派送给全世界吗？” “也许吧。”她说。 “为什么？” “别人先这么对我的。我只是以牙还牙。” “别人对你做了什么残忍的事？”我极力压抑着声音里的愤怒。 “事情发生时我正在伯明翰。那起意外。那意味着我也该负部分责任，因此我被迫离职。真是太不公平了，我那么年轻，竟得独自承受这种挫败。我非常恐惧，父母又已经离开我回到了美国，在这所房子定居下来。他们喜欢户外活动——露营、钓鱼，两人都喜欢。” 她茫然望着远处，仿佛回到了从前。 “我的职位不髙，但工作很努力。我在伦敦找到另一份工作，那比我原来的职位低了三级。”她凝视着我，“太不公平了。引起那粧意外的是那个病毒专家。后来他自杀了事，他们就因我那天也在办公室就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说真的，当时我只是个孩子啊。” “所以你离职时就顺手偷了那些研究用的病毒？” 她冷冷笑着。 “这些年来你一直保存着？” “这并不难，尤其当你工作的地方有液态氮冷冻储存设备，存货清单又唾手可得。”她得意地说，“我把它保存了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她提高嗓门，“意外发生时我正在研究那些东西，它们属于我。因此，我离职时带走了部分病毒和其他实验品。为什么要留给那些人呢？他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像我一样进行那项研究。” “可这次的病毒并不是天花，不全然是。”我说。 “更难应付了，不是吗？”旧时的记忆使得她情绪激动，嘴唇抽搐，“我把猴痘的DNA并接在天花病毒的基因组里。” 她越加亢奋，拿纸巾擦拭鼻子的双手不停颤抖。 “这个新学年一开始，我又没获得系主任的职位。”她继续说，愤慨得眼眶含泪。 “菲莉丝，这样说不公平……” “闭嘴！”她尖叫，“我为那所该死的学校奉献了多少？我资历最深，所有人都接受过我的基础训练，包括你在内。可他们却把这职位给了一个男人，只因我不是医生。我只有博士学位。”她呸了一声。 “他是哈佛的病理学者，由他担任系主任十分合理，”我淡然说，“可这些都不重要，你不该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这些年来你一直保存着病毒？就为了这件事？” 水壶发出尖锐的警报声，我走过去熄灭炉火。 “我的研究档案里并不只有一种外来病毒，我一直在搜集。”她说，“我始终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着手某项重大计划，例如研究全世界最可怕的病毒，发掘人体免疫系统的奥秘，让我们能够对抗艾滋病之类的灾难。说不定我会获得诺贝尔奖。”她变得出奇安静，显得十足自满，“我的目标绝不只是制造一场传染病。” “无论如何，你并没有制造成功。”我应道。 她注视着我，眼睛邪恶地眯成细缝。 “被感染的只有那些可能用过面部保湿喷雾的人，”我说，“我和病患接触过好几次，一直安然无恙。你创造的病毒没多大意义，只能感染最初的宿主，但无法繁殖。没有二次传染它难以流行。你制造的是一场恐慌，带给少数无辜的人病痛和死亡，摧毁了一个或许从没听说过诺贝尔奖的小岛的渔业生计。” 我往后靠着椅背，端详着她，而她一脸的不在乎。 “你为什么要寄照片和电子邮件给我？”我问，“在你餐室的桌上拍的照片。你的小白鼠又是谁呢？你那身体虛弱的老母亲？你是否拿病毒喷在她脸上，看效果如何？当你发现起了效用，就用枪射击她的头部，将她的尸体用解剖电锯肢解，让人无法把她的死和你的产品变造手段联系在一起？” “你自以为很聪明。”她——死医客——说。 “你谋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把她用一块布帘包起来肢解，因为你无法直视她的脸。” 她移开目光，同时我的传呼机响起，我掏出来看。是马里诺。我拿出移动电话，视线始终没离开过她。 “是我。”等他接听后，我说。 “关于露营车，我们有了新发现，”他说，“我们追踪到了制造厂商那里，并且得到了纽波特纽斯的一个地址。我想你应该有兴趣知道。一组探员正赶过去那里。” “要是调查局早点追踪到这条线索该有多好。”我说，“我会在门口迎接那些探员的。” “你说什么？” 我挂了电话。 “我发邮件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会留意。”克罗德的声音愈发高亢，“也为了看你奔波努力，最后白忙一场。我们的著名医生、著名首席法医。” “可你是我的同事、朋友。”我说。 “我厌恶你！”她脸颊潮红，胸脯剧烈起伏，“我讨厌你很久了！你一直得到比我优厚的待遇，受到众人的瞩目。了不得的斯卡佩塔医生，好个传奇人物。哈！可你瞧瞧，最后谁赢了？我终究比你高明，不是吗？” 我没回应。 “我让你忙得团团转，不是吗？”她瞪着我，伸手拿起一瓶阿司匹林倒出两颗，“我让你到地狱门前逛了一圈，还让你在虚拟空间里痴痴地等——就为了等我！”她摆出胜利者的姿态。 前门传来金属爆裂般的巨响。我将椅子往后一推。 “他们打算怎么做？给我一枪？或者让你亲自来？我打赌你那些袋子里一定藏着枪。”她变得歇斯底里，“我家里也有一把枪，我现在就去拿来。” 她站起来。前门的撞击声仍在继续，一个声音大喊：“开门，调查局。” 我抓住她的手臂。“没人会射杀你的，菲莉丝。” “放开我！” 我推着她向门口移动。 “放开我！” “你会像他们那样病死，这就是你要受的惩罚。”我拖着她往前走。 “不要！”她尖叫着。这时大门被撞开了，砰地摔向墙壁，将那些相框震落在地上。 两名联邦探员举着枪进入屋内，其中一名是珍妮特。他们给颓然倒地的菲莉丝·克罗德戴上手铐。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往桑塔瓦诺福克综合医院。二十一天后她死在病床上，被手铐禁锢着，全身布满脓疱。她死时四十四岁。 <hr /> 注释： 尾声 <er top">一 我无法立刻作出决定，只好把问题延宕到新年前夕，人们总试图在这个时候改变自己，作出抉择或许下明知不会实现的承诺。雪片落在我的石板屋顶上，我和韦斯利坐在火炉前的地板上，啜着香槟。 “本顿，”我说，“我必须去一个地方。” 他有些困惑，以为我是说此时此刻。他说：“现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关着门呢，凯。” “我是说旅行。也许二月吧，我想去伦敦。” 他一愣，立刻明白了我的想法。他把酒杯放在地板上，拉起我的手。 “我一直希望你这么做。”他说，“无论有多困难，你真的应该去一趟，这样你才能了结这件事，才能得到平静。” “我不太确定我是否真的能得到平静。” 我抽回手，拢了拢头发。他和我同样难过，一定是。 “你应该很想念他。”我说，“你从没提起过，可是他和你情同手足。我还记得我们共度的那些日子，我们三个。下厨做菜、看电影、围坐着讨论案子和政府新发布的垃圾措施，讨论强制停职、税制和预算删减这些事。” 他微微一笑，凝视着火焰。“我时常觉得他真是个走运的浑蛋，竟能拥有你，我时常想象那会是什么感觉。现在我总算明白了。我想的果然没错，他真是幸运。他大概是我唯一曾经交心的人，除了你以外。说来也真怪，在我认识的人中马克算是极度自我的人，俊美得无话可说，又相当自恋，可他真是优秀，十足聪明。我想你不可能不想念这样一个人。” 韦斯利穿着白色羊毛衫和奶油色卡其裤，在火光中神采焕发。 “今晚你如果跑出去，一定会消失不见。”我说。 他望着我，疑惑地皱起眉头。 “在这种雪天穿得一身白，你会跌进水沟，直到春天都不会被人发现。在这样的夜里，你应该穿暗色的衣服。你知道的，对比色。” “凯，我去煮咖啡好了。” “就像有些人在冬天想买一辆四驱车，所以就买了白色的。在白色的天空下，把车子开上白色的路面，到处都是一片白色。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 “你在胡说些什么？”他定睛注视着我。 “我也不知道。” 我从冰桶里拿出香槟酒瓶，给两只杯子倒满酒，瓶身上的水珠滴了下来。我喝得比他多，大约要多一倍。CD唱盘上叠放着七十年代的热门专辑，墙上的扩音器流泻出“三犬之夜”合唱团的歌声，今晚，我可能喝醉，这很罕见。我不断想起那件事，看见那些影像，不知不觉中又进入了那个天花板上垂着电线的房间，看见了那些被截断的血红手脚整齐地排列在那里。真相灼烧着我的心，我无法原谅自己。 “本顿，”我轻声说，“我早该知道是她的。在我还没到她家，还没进入那屋子看见那些照片和那个房间之前，就该知道是她。我是说，我内心的某个部分一定已经知道了，可是没有仔细聆听。” 他没说话，我当这是默认。 “我早该知道是她的。”我喃喃说道，“也许他们就不会死了。” “事后说早该如何很容易，”他的声音轻柔但坚定，“要知道，凯西、邦迪或达莫这些人的邻居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啊，凯。” “我的邻居也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本顿。”我啜着香槟，“她害死了温格。” “你已经尽力了。”他安慰道。 “我好想念他。”我哀伤地叹了口气，“我还没到温格的墓前去看过他。” “我们别喝酒了，喝咖啡吧？”韦斯利说。 “我不能偶尔放纵一下吗？”我不想保持清醒。 他幵始揉捏我的颈背，我闭上眼睛。 “为什么我必须做个理性的人呢？”我喃喃道，“这个要精准，那个要确切，什么和什么一致，何物具有何种特性，都是些冰冷锐利得就像不锈钢解剖刀的字眼。如果我出庭为之作证的受害者是露西，这些语言在法庭上对我又有什么帮助？用她的事业、她的一生做赌注？全都是因为林恩那个混账。我，专家证人。我这个亲爱的姨妈。”泪水滑落我的脸颊，“本顿，我好累。” 他贴近我，揽住我的肩膀，让我靠着他的膝部。 “我会陪你一起去。”他在我耳边轻声说。 <er h3">二 二月十八日，我们搭乘一辆黑色出租车前往伦敦维多利亚车站。这天是车站发生垃圾桶爆裂，导致一处地下入口、一个酒馆和一家咖啡馆被炸事件的纪念日。当时石砾飞溅，屋顶的玻璃屑裹挟着炸弹碎片带着可怖的威力如雨点般纷纷落下。这次爆炸并非针对马克，他的死也和自己联邦探员的身份毫无关联。同许多受害者一样，他只是不巧在那时来到了这里。 我们走向车站中央地带，几乎被拥挤的人潮淹没。铁路售票员正在窗口忙碌，墙上的告示板列着火车班次和时间。贩卖甜食和鲜花的摊位分布于此处，旅客可以在这里拍摄证件照或兑换零钱。垃圾桶大都放置在麦当劳之类的店铺里，公共区域一个都没有。 “现在可没地方藏炸弹了。”韦斯利也留意到了这一点。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说着开始打哆嗦。 我静静环顾着四周，鸽群振翅从我们头顶飞越，追逐着面包屑。格罗维纳饭店的入口就在维多利亚酒店隔壁，这便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没人确切知道马克当时在做什么，只能推测爆炸发生时，他可能正坐在酒店前那些小而高的桌位中。 我们知道他正在等从布莱顿出发的火车进站，因为他和某人有约。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那人是谁，他的身份基于安全理由不能被公布。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但还有许多疑点，例如时间上的巧合，以及马克等候的这位秘密人士是否同样罹难了。我扫视着不锈钢大梁和玻璃结构的屋顶、花岗岩墙壁上的老式时钟，以及拱门走道。那次爆炸不曾在这里留下任何伤痕，除了在人们心底。 “二月去布莱顿似乎有点奇怪。”我对韦斯利说，声音颤抖，“怎么会有人在这个季节从那种海岸观光地区来伦敦？” “我不知道。”他环顾四周，“事关恐怖活动。你知道，这也是马克当时正在进行的工作，所以没人多说什么。” “没错，这正是他当时手上的工作，也是他遇难的原因，”我说，“但似乎没人想过其中的关联，没人想过也许那并不是巧合。” 他没回应。我望着他，一颗心沉沉坠入暗寂的无底深渊。人声、鸽群的扑腾声和月台上没完没了的广播声混杂成令人晕眩的喧哗声浪。忽然，我眼前一黑，韦斯利及时将我抓住。 “你还好吧？” “我要知道他到底和谁约了见面。”我说。 “别这样，凯。”他柔声说，“我们找个地方，好让你坐下休息。” “我要知道那次爆炸是不是刻意选在那列火车到站的时间引发，”我固执地说，“我要知道那是不是虚构的。” “虚构？”他说。 我的眼泪涌出。“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某种掩护或者骗局？而实际上他还活着，并藏身于某个地方？类似受保护的秘密证人，换了个全新的身份？” “不是这样的，”韦斯利神色凝重地拉起我的手，“我们走吧。” 我动也不动。“我必须知道真相。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我要知道那个和他会面的人究竟是谁，现在在哪里。” “别这样。” 行人在周围穿梭来去，步履匆匆如怒涛碎浪，都对我们视若无睹。建筑工人在装设新铁轨，发出铿然声响。 “我不相信他是来跟某人会面的。”我抹着眼泪，声音颤抖不止，“我认为这完全是调査局的幌子。” 他叹了口气，别过头去。“这是真的，凯。” “那究竟是谁？我必须知道！”我喊道。 有人朝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韦斯利赶紧将我拉离人群，走向十一点四十六分驶往丹麦丘和贝克罕莱的火车所在的八号站台。他带我走上一条蓝白瓷砖坡道，进入一个摆着长凳和寄物柜，供旅客储存物品和寻找失物的房间。我们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他温柔地扶我在长凳上坐下。我抽泣不已，充满惶惑和愤怒。 “告诉我，”我说，“本顿，拜托，我非知道不可。别让我一辈子都蒙在鼓里。”我抽噎着说。 他握着我的双手。“把这件事搁在一边吧。我发誓，马克已经死了。你真的以为我可以在马克还活着的情况下和你交往吗？”他激动地说，“上帝，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 “与他会面的那个人呢？”我追问。 他犹豫片刻。“恐怕也死了，炸弹爆炸时他们在一起。” “那为什么不能透露这位男士的身份呢？”我大嚷。“太不合常理了！” 他又迟疑起来，这次时间更长。他的眼神中似乎带着怜悯，几乎掉下泪来，“凯，不是男人，和马克会面的是个女人。” “女性探员吗？”我不解。 “不是。” “你是什么意思？” 过了许久我才会意，因为我不愿面对事实。当他一直沉默，我终于明白了。 “我不希望你知道真相，”他说，“我认为你不需要知道马克死的时候跟女人在一起。爆炸发生时他们刚好从格罗维纳饭店走出来。那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碰巧在那里罢了。” “她是谁？”我有些释然，又觉得反胃。 “她名叫茱莉·麦卡菲，是名三十一岁的伦敦女子，马克可能是在执行某项任务时认识她的，也或许是通过另一位探员的介绍。我真的不确定。” 我凝视着他的眼睛。“你知道他们的事多久了？” “有一阵了。马克原本打算告诉你的。我没有理由这么做。”他触摸我的脸颊，替我擦去泪水，“对不起。你不知道这件事让我多么难过，而对你来说这简直是雪上加霜。” “换个角度来看，也让我轻松了不少。”我说。 一个佩戴穿刺饰品、留着印第安莫霍克族发式的年轻人猛地甩开一扇寄物柜门，我们等着他带着一身黑色皮衣的女友漫步离去。 “老实说，我和他的关系一直如此。”我起身时感觉浑身虚脱，几乎无法思考，“他无法作出承诺，不愿冒任何风险。他永远做不到，无论对象是谁。他错失了太多美好的事物，而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 车站外湿冷的风吹得人身体麻木，一长列出租车静候着。我们买了两瓶hooch气泡酒，因为在英国的街上可以喝含酒精的果汁饮料。骑着斑纹马匹的警察从白金汉宫前昂首经过，圣詹姆斯公园里的游客朝戴着黑皮高帽踢正步的护卫队猛按快门。我们漫步走回位于皮卡迪利大道的阿西纳姆饭店，行道树迎风摇曳，鼓声渐远。 “谢谢你，”我拥着他，“我爱你，本顿。” <hr />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