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06·波特墓园》 圣诞节前夕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他脚步笃定地走过中央公园厚厚的雪地。已经很晚了，不过他不确定究竟有多晚。朝兰博园的方向看过去，星空下的山岩一片黝黑。他能够清楚听见并看见自己的喘息，因为他不是泛泛之辈。邓波尔·高特一向是个神奇人物，一个拥有人类躯体的神。例如，他走路时没有滑倒，他想，若是换成别人一定会。而且他不懂得恐惧。他的眼睛从棒球帽的帽檐下扫视四周。 在那个地点——他精确地知道它在哪里，他蹲了下来，把黑色外套的长下摆掀在一边，又将一个军用背包搁在雪地上，伸出沾着血迹的双手。他的手是冷的，但并非冷到极点。他不喜欢手套，除非是乳胶制品，而那也并不保暖。他用柔软的新雪洗净双手和脸，然后把脏污的雪拍成血红的一团，放在背包旁边，因为这东西不能留在这里。 他浅笑起来，就像一只在海滩挖沙的快活狗儿，在公园里收拾雪堆，消除脚印，然后找寻着紧急出口。没错，正如他所料，门就在那里。他扒开雪泥，发现了事先放在门和门框之间的铝箔折纸。他抓起拉环把手，打开地面上的盖子。那下面藏着地铁的暗寂轨道和列车的嘶吼。他先将背包和雪球抛下，然后爬进去，靴子踏在金属扶梯上叮当作响。 第一章 圣诞平安夜，空气冷冽，黑色冰层看似坚硬其实易碎，犯罪案件的信息在监视扫描仪上嘎嘎响个不停。我很少在天黑以后搭车经过里士满政府建造的贫民住宅区。通常我都是单独驾驶着我那辆蓝色公务车，前往充满暴力和死亡谜团的犯罪现场。但今晚我坐在一辆皇冠维多利亚的乘客座上，警局无线电调度室的圣诞音乐时响时停，警察们相互用密码交谈着。 “圣诞治安官刚从那里右转，”我指着前面，“我想他大概迷路了。” “是啊，我想他被炒鱿鱼了。”彼得·马里诺队长说。他是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辖区的指挥警官。“等一下停车了，记得瞧瞧他的表情。” 我一点都不惊讶。拉蒙特·布朗这位县治安官驾驶的是他专属的凯迪拉克轿车，全身戴满了黄金首饰，扮演着深受整个街区爱戴的角色。我们这些知道真相的人都噤若寒蝉。毕竟，说圣诞老人不存在是亵渎神灵的，不过单就这件事来看，圣诞老人确实不存在。布朗治安官吸食可卡因，或许还侵占了半数每年给贫民的捐款。这个人渣最近还指派我出庭担任陪审员，因为我们对彼此实在没什么好感。 雨刷滑过前挡风玻璃。雪花在马里诺的车子四周轻轻回旋，有如身穿白衫轻舞的羞涩少女。它们簇拥在水雾迷蒙的车灯前，转变成和街道上的冰一样暗沉的颜色。冷极了。大多数市民都窝在家里，圣诞树上的灯光和炉火填满了每个窗口。收音机里的卡伦·卡朋特吟唱着白色圣诞，直到马里诺粗鲁地换了电台频道。 “我对打鼓的女人缺乏敬意。”他点燃打火机。 “卡伦·卡朋特已经去世，”我说，仿佛这样可以让她免于继续遭到轻蔑，“她现在不打鼓了。” “是啊。”他掏出一根烟，“没错，她得了那种吃东西的毛病。我忘了叫什么。” 摩门教堂的唱诗班正进入“哈利路亚”合唱部分。我本该在今天上午飞到迈阿密，和母亲、妹妹以及外甥女露西团聚的。母亲已经住院几星期了，她以前就跟马里诺一样是杆老烟枪。我把车窗降下了一点。 他还在那里念着：“然后她的心脏也停止跳动了——事实上，那才是她丧命的真正原因。” “那是每个人丧命的真正原因。”我说。 “这里可不一样，在这该死的小区里，铅中毒才是致命元凶。” 在一列满是警员、记者和摄像人员的车队里，我们的车夹在两辆闪着红蓝色警灯的里士满警局巡逻车中间。每次车队停下，那些记者便展现出圣诞精神，带着笔记本、麦克风和摄像机蜂拥而上，争相捕捉圣诞治安官满脸笑容地将礼物和食物递给贫民住宅区那群平时被遗忘的孩子，以及他们受宠若惊的母亲的镜头，好用做感人的封面故事。马里诺和我负责分送毛毯，这是我今年的捐赠物。 在前方转角处木兰街上的威特科姆宅院前，车门开了，我瞥见圣诞治安官穿过车前灯灯光时脸上的红光。里士满警局局长和其他高级警官紧跟在他身后。电视台的摄像机纷纷开启，像盘旋在夜空的飞碟，闪光灯闪个不停。 抱着大叠毛毯的马里诺在抱怨：“这些东西闻起来很廉价。你从哪里弄来的，宠物店吗？” “这些毯子很保暖，可以清洗，而且不像人造纤维制品一碰到火就会产生有毒气体。”我说。 “上帝，节庆味可真浓厚呢。” 我不知到了哪里，就往车窗外看去。 “我在狗舍里绝不会用这种毛毯。”他继续说。 “你根本没有狗或狗舍，而我呢，连一条都不会送给你。” “我们到这栋公寓来做什么？行程表上并没有安排啊。” “问得好。” 大批记者、执法人员和社工聚集在一栋公寓的大门前——就是那种所有贫民住宅区里常见的简陋水泥房舍。周围是大片闪烁的摄影灯光、车灯灯光，伴随着圣诞治安官“嗬！嗬！嗬！”的低吼声，我和马里诺硬挤了过去。 我们一路挤进屋子，看见圣诞治安官正把一个黑人小男孩抱在膝上，递给他几个包装好的玩具礼物。听说男孩叫特里维，他戴了顶蓝色运动帽，帽檐上有一片大麻叶图案。他长着一双大眼睛，对旁边那棵挂满灯泡的银色圣诞树，以及坐在那人套着红色天鹅绒长裤的膝盖上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小房间里异常闷热，有股陈年油烟的气味。 “让一让，女士。”一个电视台摄像师把我挤离原处。 “你可以把礼物放在这里。” “其他玩具都送给谁了？” “我说，女士，你得向后退一步才行。”那个摄像师推了我一把，我感觉血液顿时涌上了头顶。 “我们还需要一盒……” “不，我们不需要。到那里去。” “……食物？哦，好吧，没问题。” “如果你是社工，”摄像师对我说，“就到一边站着好吗？” “如果你有脑子，就该知道她不是社工。”马里诺瞪了他一眼。 沙发上，一个衣衫松垮的老妇人开始哭了起来，一名身穿白衬衫的高官坐在一旁安慰她。马里诺靠近一些对我耳语。 “她女儿上个月被杀了——姓金的。还记得那个案子吗？” 我摇头。我不记得了，案子那么多。 “我们认为杀她的是一个叫琼斯的毒贩。”他继续说，试图刺激我的记忆。 我再度摇头。毒贩混混太多了，况且琼斯又不是多么独特的姓氏。 摄像师拍摄的同时，圣诞治安官向我投来轻蔑又无精打采的目光，我迅速避开了。那个摄像师又用力撞了我一下。 “你再撞我试试！”我警告他的语气让他意识到我是当真的。 媒体将注意力转向那位祖母，因为这是今晚采访的焦点。有人被谋杀了，受害者的母亲正在哭泣，而特里维是遗孤。离开了聚光灯的圣诞治安官将小男孩放下。 “马里诺队长，我要拿一条毯子。”一个社工说。 “我不懂我们窝在这里做什么，”他说着递过那叠毛毯，“谁能告诉我们？” “这里只有一个小孩，”社工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毯子。”她拿了一条，把剩下的还给马里诺，好像他没有遵照指示行事一样。 “应该有四个小孩的。告诉你，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排在行程里面。”马里诺咕哝道。 一个记者走了过来。“打扰了，斯卡佩塔医生，你今晚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在等着谁死掉吗？” 他的态度和本市的报纸一样，对我从来不曾友善过，我假装没听见他的话。圣诞治安官消失在厨房里，我心想这真奇怪，他并不住在这里，也没有征得人家的同意。但坐在沙发上的祖母实在无暇理会他去了哪里。 我在特里维身边蹲下。他独自坐在地板上，迷失在大堆新奇的玩具里面。“你那辆列车很火暴哦。”我说。 “会亮呢！”他扭开开关，让我看玩具车车顶的那盏红灯。 马里诺也蹲了下来。“他们给你备用电池了吗？”他试图装出严肃的语气，却掩不住笑意，“你必须用这种电池才可以。看见这个小盒子没有？电池就装在里面，懂吗？你必须用C号电池……” 第一声枪响从厨房传出，像是汽车汽缸内爆的声音。马里诺的眼神瞬间凝住，他当即从腰间的枪套里掏出手枪，特里维则在地板上像蜈蚣那样蜷缩起来。我用身体挡住小男孩。一连串枪声响起，直到后门一带的半自动手枪停止射击。 “趴下！趴下！” “哦，我的上帝！” “哦，上帝！” 尖叫着奔向门口的人纷纷倒卧，摄像机和麦克风摔到地上。 “统统给我趴下！” 马里诺迈开战斗步伐冲向厨房，九毫米口径手枪朝向地面。枪声停止了，整栋屋子归于沉寂。 我一把抱起特里维，心怦怦直跳。我开始发抖。老妇人还在沙发上，双臂围住头部，好像她乘坐的飞机就要坠毁一样。我挨着她坐下，紧紧搂住小男孩。 “哦，上帝，求你不要！”她喃喃念着，同时摇晃着身体。 “没事的。”我牢牢抱着她。 “别再出事了！我再也无法承受了呀。耶稣基督！” 我握住她的手。“不会有事的。听我说，已经安静下来了。停止了。” 她还在摇晃，啜泣不止。特里维抱着她的脖子。 马里诺再度出现在客厅与厨房之间的走道上，神情凝重，目光逼人。“医生。”他朝我做个手势。 我随他走到后院的草坪上，那里垂挂着许多根晾衣绳，结了霜的草地上，那团黑暗的隆起物四周雪花飞旋而下。受害者是个年轻的黑人，眼睛微睁，空洞地凝视着夜空。他的蓝色背心下方有许多小撕痕。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脸颊。我挤压他的胸腔，将空气吹进他的嘴里，血流满了我的双手并立刻在我的脸上冷却。我救不了他。救护车在夜里呼啸着，仿佛一群狂乱的精灵在抗议着又一桩死亡事件的发生。 我坐下来，大口喘气。马里诺扶着我站起身，这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有人影晃动。我转过身，看见三名警察正将圣诞治安官铐上押走。他的圆锥形编织长帽已经脱落，我发现就掉在后院离我不远的地方，在被马里诺的手电筒光线所照亮的弹匣附近。 “怎么回事？”我错愕地问道。 “看来圣诞老人尼克对圣诞老人克雷不满，两人在这院子里打了一架。”马里诺说。他相当激动，上气不接下气。“难怪车队特别绕到这栋小公寓来。知道这一行程的只有治安官。” 我惊骇莫名。我口中进了死者的血，不会感染艾滋病吧？ 警察局局长来了，开始提问。 马里诺解释道：“治安官似乎不只是想往这个社区送圣诞礼物。” “毒品？” “这只是我们的推测。” “我正奇怪到这里来做什么呢，”局长说，“这个地址又没列在行程表上。” “是啊，事情就是这样。”马里诺茫然地望着那具尸体。 “有身份资料吗？” “恶名昭彰的琼斯兄弟里的安东尼·琼斯，十七岁，进监狱比医生看歌剧的次数还要多。他哥哥去年被人用九毫米口径手枪打死，那发生在弗柏街的菲尔夫庭院。我们认为上个月杀害了特里维母亲的凶手就是安东尼，但你也知道这里的情况：没有任何证人，案子根本不成立。也许现在我们可以结案了。” “特里维？你是说那边的那个小男孩？”局长的表情没变。 “是啊。安东尼说不定是那孩子的父亲，或者曾经是。” “凶器呢？” “哪个案子里的？” “这个。” “点三八口径史密斯威森手枪。五颗子弹全部用完了。琼斯没有丢掉弹壳，但我们在草坪上发现了一个弹匣。” “他开了五枪，都没有命中。”局长说。警服让他显得神采奕奕，雪花落在他的警帽上。 “很难说，布朗治安官穿了背心。” “他在圣诞老人的服装下加了一件防弹背心。”局长接腔复述这件事，像在做笔记一般。 “是啊。”马里诺弯腰察看一根倾斜的晾衣杆，光线舔舐着它锈蚀的金属表面。他隔着手套用拇指抹拭上面一处子弹造成的凹陷。“哎呀，”他说，“看来今晚遭到枪击的包括一名黑人和一根杆子。” 局长沉默半晌，说：“我太太是波兰人，队长。” 马里诺一脸迷惑，我则心里一紧。“你的姓不是波兰姓啊。”他说。 “她冠我的姓，我又不是波兰人。”黑人局长说，“我建议你少拿人种、族群开玩笑，队长。”他警告道，下巴紧绷起来。 这时救护车抵达了。我开始颤抖。 “听我说，我不是有意要——” 马里诺话未说完，局长制止了他。“我想你该去上上尊重多元文化的课程了。” “我已经上过了。” “你是上过，先生，但会再去的，队长。” “我已经上过三次了，你没必要再让我去。”马里诺宁愿去看直肠科医生也不想再去上尊重多元文化课程。 房门打开了，金属担架当当作响。 “马里诺，这里没我的事了。”我想在他祸从口出之前阻止他，“我得回办公室了。” “什么？你打算今晚就处理他？”马里诺沮丧地说。 “看情形最好这样。”我严肃地说，“再说，明天早上我就要离开了。” “和家人团聚？”塔克局长说。他年纪轻轻就已身居要职。 “没错。” “真好。”他面无笑容地说，“跟我来，斯卡佩塔医生，我送你到停尸间。” 马里诺点燃一根烟，瞥了我一眼。“这里处理完毕我就赶过去。”他说。 <hr /> 注释： 第二章 保罗·塔克几个月前才就任里士满警察局局长，之前我们只在某个社交场合打过照面。今晚是我们首次在犯罪现场相遇，我对他的了解用一张小卡片就足以交代清楚。 他曾是马里兰大学的篮球明星、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候选人，毕业于联邦调査局国家学院，体格强健，聪颖过人。我想我喜欢他，但尚不确定。 “马里诺的话没有恶意。”车子经过东布洛街一处黄灯时，我说。 我能感觉到塔克的深色眼睛好奇地盯着我。“世界上到处都是没有恶意却制造出一堆麻烦的人。”他的嗓音低沉浑厚，让我想起青铜和光滑的原木。 “这点我无法辩驳，塔克局长。” “你可以叫我保罗。” 我没对他说他可以叫我凯。在这个圈子混迹多年，身为女人的我早就学乖了。 “要他再去上尊重多元文化课程是没有用的。”我继续说。 “马里诺需要学习纪律和尊重。”他转头盯着前方。 “在这两方面他自有作风。” “他需要培养正确的态度。” “你无法改变他，局长。”我说，“他惹人厌又难缠、态度恶劣，却是与我合作过的最棒的刑事警探。” 塔克陷入沉默，直到我们到达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外围墙然后右转进入第十四街。“告诉我，斯卡佩塔医生，”他说，“你认为你的朋友马里诺是个称职的辖区指挥官吗？” 这问题吓了我一跳。当马里诺升为副队长的时候我很诧异，当他变成队长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他一向厌恶高官，最后却成为了自己厌恶的那类人。直到现在他仍然厌恶那些人，就好像他不是他们之中的一员那样。 “我认为马里诺是位非常优秀的警官，正直得无可挑剔，而且有颗善良的心。”我说。 “你到底想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塔克的语气透着笑意。 “他不耍政治手腕。” “显然是这样。” 中央街车站的钟塔报时了，它高高地俯瞰着有着古老赤褐色圆顶的火车站和轨道网络。我们的车来到综合实验大楼后面，停在立着“首席法医”标志的车位上。这一小块不起眼的柏油地面是我的车度过大半生的地方。 “他把太多的时间给了联邦调查局。”这时塔克说。 “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说。 “是啊，是啊，我知道。你也一样。不过就他的情况而言，这么做可带来了大麻烦。他应该担任第一辖区的总指挥，而不是替其他城市的案子效劳，毕竟我得管理好警察局啊。” “只要有暴力事件发生，每个人都有责任，”我说，“不论你的辖区或警察局位于什么地方。” 塔克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方那道关闭的金属门，说：“我肯定不敢做你这种工作。半夜三更的，除了冰柜里的那些，身边没有半个人影。” “我害怕的不是他们。”我淡淡地回答。 “说起来很不理性，但我的确很怕他们。” 车灯射向昏暗的灰泥和钢铁墙壁，墙上涂着单调的灰褐色油漆。一旁的红色招牌警告着访客，说里面的物品具有生物性风险，还给出了处理尸体的各种说明。 “我得问你一些事。”塔克局长说。 他改变坐姿，倾身靠近我，他的棉质制服轻擦着椅垫。我闻到了爱马仕古龙水的气味。他十分英俊，颧骨很高，牙齿雪白坚固，黝黑的躯体强壮有力，仿佛里面藏着一头豹或老虎。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 “你指什么，上校？” 他靠回椅背。“这个嘛，”他说，光线在雨刷上舞蹈，“你是执法者、医生、主管，我也是主管，所以我才问你。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 看得出来他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坦承。 他沉默良久才再度开口。“我父亲是个打杂的，我母亲为巴尔的摩的有钱人家做清洁妇。”他停顿了一下，“现在我每次去巴尔的摩，总是住高级饭店、到港区的餐厅用餐。人家对我点头哈腰。有些人寄给我邮件时还尊称我为‘阁下’。我在温莎农庄拥有一栋房子。我在你们这个充满暴力的城市里指挥着六百多名武装警察。我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斯卡佩塔医生。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一点权力。我周围的人也都没有权力，我还得知我在教堂里听到的所有恶行都源于那个我缺乏的东西。” 雪花飘落的节奏和舞姿没有改变，我望着它们渐渐覆盖住引擎盖。“塔克局长，”我说，“现在是平安夜，而圣诞治安官刚在威特科姆宅院涉嫌枪杀了一个人，媒体一定会发疯的。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会彻夜守在警局，并且会派人员来你的大楼巡逻。你需要人陪你回家吗？” “我想马里诺应该会送我回家，不过当然，如果我觉得有必要，会打电话给你。你应该知道，我的处境现在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布朗讨厌我，而我还得在他的案子里担任专家证人。” “要是我们都这么幸运该多好。” “我不觉得自己幸运。” “你说得对，”他叹了口气，“你不该觉得幸运，因为运气和这件事扯不上关系。” “我的活儿来了。”我说。救护车这时驶进了停车场，车灯和警笛都关着，因为运送亡者没有必要赶路。 “圣诞快乐，斯卡佩塔医生。”塔克在我下车时说。 我从偏门进入，摁了一下墙上的按钮。金属门吱嘎一声缓缓打开了，救护车隆隆驶入。几个医护助理将车尾门掀开。他们抬起担架，把尸体推上一段斜坡，我则打开一道通往停尸间的门。 荧光照明、淡色的煤渣砖和地板使这条走廊呈现出一种无菌的假象。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东西是无菌的，甚至以一般医疗标准来看都谈不上干净。 “你希望将他放进冰柜吗？”一个医护助理问我。 “不。你可以把他推进X光室。”我将门逐一打开，担架咔啦咔啦跟在我后面，在地砖上留下斑斑血迹。 “你今晚一个人？”一个长得像拉丁人的助理问我。 “恐怕是。” 我打开一件塑料围裙套上，同时希望马里诺能快点赶来。我来到储物室，从架子上取下一件绿色手术袍，然后穿上鞋套，戴上两双手套。 “要我们把他抬上去吗？”一个医护助理问我。 “那再好不过了。” “喂，伙计们，咱们帮医生把他抬到桌上吧。” “应该的。” “糟糕，这袋子也会漏。我们得买些新的才行。” “你要他的头部朝向哪一边？” “这边。” “躺着？” “好的，”我说，“谢谢你。” “好。一、二、三，用力。” 我们将安东尼·琼斯从担架抬到桌台上，一个医护助理开始拉开敛尸袋的拉链。 “不，不，让他待在里面，”我说，“我要用X光照他。” “得花多长时间？” “不需要多久。” “待会儿你要移动他的时候，还会需要我们帮忙的。” “我会设法找人帮我。”我说。 “我们可以多待几分钟。你真的要一个人进行吗？” “我在等人来。” 不久，我们把尸体移到验尸室的第一张金属台上，解开了他的衣服。医护助理离开后，停尸间恢复了原状，耳边只有水槽里的流水声和金属工具清脆的碰撞声。我把死者的X光片贴在灯箱上，上面他的器官和骨头的光影、形状鲜明地向我展现它们的涵义。数颗子弹及碎片在肝、肺、心脏和脑部造成的爆裂是致死因素。他的左臀部有一颗旧子弹，右肱骨有一道已痊愈的裂伤。正如我的许多病人一样，琼斯先生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死因。 我正在做Y形切口的时候，金属门的警报器响了，但我没有停手。无论来的是谁，警卫都会应付。几分钟后，走廊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马里诺走了进来。 “我本来可以早点来，但那些邻居全部跑出来看热闹了。” “什么邻居？”我困惑地看着他，小手术刀停在半空中。 “就是这人渣在威特科姆宅院的邻居啊。我们很担心会发生该死的暴动。流言称他遭到警察枪击，又说被圣诞治安官打死了。没多久人们就从人行道旁纷纷蹿了出来。” 仍穿着制服的马里诺脱下外套，披在椅子上。“那些人拎着两升装的百事可乐聚集在那里，冲着电视台的摄像机傻笑，真是他妈的怪胎。”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盒万宝路香烟。 “我还以为你的烟瘾有改善了。”我说。 “有啊，每次抽烟我就有好心情。” “马里诺，这种事不能开玩笑。”我想起母亲和她的气管手术——连肺气肿都没能让她戒烟，直到她的呼吸系统快要停止工作。 “好吧，”他走近桌台，“我告诉你一个严肃的事实。我已经减成每天半包了，医生。” 我切开肋骨，把它们取出来。 “莫丽不准我在她的车里和屋子里抽烟。” “这对莫丽有好处。”莫丽是从感恩节开始和马里诺交往的，“你们两个进展如何？” “非常不错。” “一起过圣诞节吗？” “是啊，我们打算回她的老家厄巴纳过节。他们烤了一只大火鸡，九户人家一起动手的。”他把烟灰弹落在地板上，然后沉默下来。 “还得等一阵。”我说，“你可以从X光片上看到，有很多子弹碎片。” 马里诺扫了一眼那些灯箱上展示的病态的黑白对比图案。 “他用的什么子弹？hydra-Shok？”我问道。 “最近这个地区的警察都在用hydra-Shok子弹，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它能一枪致命。” “他的肾脏表面呈现出粗糙的细小颗粒状，就他的年龄来说这太早了。” “什么意思？”马里诺好奇地注视着我手上的工作。 “可能是一种高血压的症状。” 他安静下来，也许在想自己的肾脏是否也像那样。我怀疑很可能是的。 “要是你能帮忙做记录就好了。”我说。 “没问题，只要你每个字都拼清楚。” 他走到柜台处去拿夹纸板和笔，然后戴上手套。我正在陈述体重和各种测量数据时，他的寻呼机突然响起。 他从腰间解下寻呼机，拿起查看，脸色蓦地一沉。 马里诺走到验尸室的另一头去打电话。他背对着我，我只能偶尔捕捉到片言只语。声音透过桌台上的杂音飘来，我知道无论那是什么消息，肯定不是好事。 他挂断电话时，我正在取出脑部的子弹碎片，并且用铅笔在一张沾了血的手套包装纸上做记录。我停下手边的工作望向他。 “什么事？”我认定了那个电话与这件案子有关，因为今晚发生的事情实在够糟了。 马里诺呼吸急促，脸色变得暗红。“本顿传了‘911’的代码给我。” “他传了什么给你？” “我们约好了，如果高特再次犯案就用这个暗号。” “上帝！”我惊呼。 “我告诉本顿不必打电话通知你，因为我就在这里。” 我的双手瘫软在桌台边缘。“在哪里？”我感到全身紧绷。 “他们在中央公园发现了一具尸体。女性，白人，三十多岁。看样子高特是打算在纽约欢度圣诞节了。” 我一直害怕这一天会到来。我一直希望并祈祷着，高特就这么永远沉寂下去，也许他已经在某个没人认识他的偏远村庄生了病或者死了。 “调查局已经派直升机来接我们了，”马里诺继续说，“等你处理完这件案子我们就赶过去。这混账东西！”他开始焦躁地踱步，“竟然选在圣诞节前夕犯案！”他怒瞪双眼，“这是蓄意的，他故意挑这个时间。” “去打电话给莫丽吧。”我说，努力保持镇静并加快速度工作。 “难道你不知道我不能穿着这身衣服去？”他指的是身上的制服。 “这里有你可以换的衣服吗？” “得顺路绕到我住的地方停一下，把枪卸下。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继续这里的工作。你出去后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在迈阿密的妹妹？露西昨天应该已经到达那里了。告诉她事情原委，说我没办法赶过去，至少暂时没办法。”我给出电话号码，他随即离开。 将近午夜时分，雪已停，马里诺回来了。我已把安东尼·琼斯锁进冰柜，对他的每一处伤痕，无论新旧都详细地做了记录，准备作为我的出庭资料。 我们开车赶到国际航空服务站，站在玻璃墙后看着本顿·韦斯利搭乘的贝尔喷气式直升机匆匆降落，利落地停在一个木制小平台上，同时一辆加油车从暗处滑出。满月罩着一层面纱似的薄云。 我看着韦斯利爬出直升机，敏捷地闪避着旋转的螺旋叶片。我看出他的表情中带着愤怒，步伐里充满不耐。他身形高大挺拔，举止中有种沉稳的权威感，令周遭的人心生畏惧。 “加油大概需要十分钟。”他走向我们，说，“有咖啡吗？” “这主意不错。”我说，“马里诺，要我们替你拿一杯吗？” “不用了。” 我们留下他一个人，走向夹在休息室中的一间小接待室。 “很遗憾发生这种事。”韦斯利柔声对我说。 “我们别无选择。” “他也明白这一点。选择这时机绝不是偶然。”他将咖啡倒满两个纸杯，“这咖啡很浓。” “越浓越好。你的样子很惨。” “我一向都是这副德行。” “孩子们都回来过圣诞节吗？” “是啊，所有人都到齐了——当然，只缺我一个。”他沉默良久，“他的戏法规模扩大了。” “如果这次又是高特干的，那么我同意这说法。” “我知道一定是他。”韦斯利钢铁般的冷静掩饰了愠怒。他恨透了邓波尔·布鲁克斯·高特。高特的犯罪天才让他既惊叹又激愤。 咖啡不太烫，我们喝得很快。除了眼神，韦斯利没有透露出一丝我们之间的熟稔，而我早已学会解读它。他没有过多地依赖语言，我则变得精于聆听他的沉默。 “走吧。”他说着碰了一下我的手肘。我们赶上了马里诺，他正提着我们的行李向出口走去。 直升机飞行员是调查局人质救援小组的成员。这人一身黑色飞行装束，对周遭的动静保持着警觉，并且注视着我们，表示他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但他打开舱门时没有向我们挥手、微笑，而是一语不发。我们从螺旋叶片下面钻进去，我知道我将永远把它制造的噪音、风声与谋杀案联想到一起。似乎每次高特犯案，调査局的人就会在一阵狂风、闪耀的金属形成的混乱中到来，将我带走。 我们已经追缉他很多年，在此期间他造成的伤害不可估量。我们不清楚他究竟残害了多少人，但知道至少已有五名受害人，包括一名曾经为我工作的孕妇和一个名叫艾迪·希斯的十三岁男孩。我们不确定他的狡计侵害了多少人的生活，但可以肯定我是其中之一。 韦斯利坐在我背后，戴着耳机，我的椅背又太高，我怎么转头都看不到他。舱内的灯光暗了下来，直升机开始缓缓升起，横斜着航行，朝东北方前进。云朵飞跃而过，冬夜的海水如明镜般闪烁。 “她被发现时是什么状况？”马里诺的声音突然在耳机里响起。 韦斯利回答：“冻僵了。” “这表示她可能几天前就遇害了，只是尸体还没腐烂。对吗，医生？” “倘若她已经在室外好几天，”我说，“应该早有人发现才对。” 韦斯利说：“我们判断她是昨晚遇害的。尸体就展示在那里，倚靠着……” “没错，那浑蛋就喜欢这么做，这是他的风格。” “他习惯让受害者坐着，或者在他们坐着的时候痛下杀手。”韦斯利继续说，“到目前为止每个都如此。” “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我提醒他们。 “就我们所知的受害者而言。” “没错。他让他们坐在车子里、椅子上，或者靠在垃圾箱旁。” “伦敦的那个孩子。” “是啊，他是个例外。” “他似乎是直接被丢弃在铁道附近。” “我们还不知道那案子是谁干的。”韦斯利似乎十分肯定，“我认为不是高特。” “你为何认为他非坚持让受害者坐着不可？”我问道。 “这就是他提供给我们的‘指纹’。”马里诺说。 “轻蔑、嘲弄，”韦斯利说，“这就是他的签名。我猜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我也这么猜测。高特杀害的每个人都是坐着的，头部低垂，双手不是放在大腿上就是垂在两侧，如同玩偶一样。唯一的例外是一个名叫海伦的女狱警，她的遗体穿着制服，笔直地坐在椅子上，脑袋不见了。 “当然这姿势……”我开口说，但耳机里的声音和我们的谈话节奏不太能保持一致，说起话来相当费劲。 “那杂种存心要看我们的笑话。” “我不认为这是他唯一的……” “目前他希望我们知道他在纽约……” “马里诺，让我把话说完。本顿，他的犯罪符号呢？” “他有许多方式可以展示尸体，但截至目前他只选择了一种固定的方式——让受害人坐着。这是他狂想的一部分。” “什么狂想？” “要是我知道，凯，或许这趟行程就可以免了。” 不久，飞行员的声音传来：“航管局发布了一则SIGMEt。” “什么意思？”马里诺问。 “涡流警告。纽约风势很大，时速二十五节。阵风三十七节。” “那我们无法降落了？”痛恨飞行的马里诺显得有点慌张。 “我们得低飞，因为强风在比较高的地方。” “你说低飞是什么意思？没见过纽约的建筑物有多高吗？” 我退到我的椅子和舱门之间，拍拍马里诺的膝盖。 我们距离曼哈顿四十海里，依稀可见帝国大厦顶部的一丝微光。月亮盈满。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降的飞机像飘浮的星球般飞进飞出，巨大的白色蒸气柱从船只的烟囱升起。透过脚下似乎淹及颈部的云朵，我看见了十二车道的新泽西高速公路上的车流，灯光熠熠有如珠宝，仿佛俄国设计大师法贝热巧手打造了这整个城市和其中的桥梁。 我们飞到自由女神像身后，然后经过艾利斯岛，当年我祖父母在一个酷寒的冬日初抵美国时，就挤在这个岛上的移民检疫所内。他们离开了意大利的维罗纳，因为我祖父身为一名铁路工人的第四个儿子，在那里毫无前途可言。 我的祖先是十九世纪初从奥地利和瑞士迁到意大利的勤奋、热情的移民，这是我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由来。尽管我母亲坚称拿破仑一世将维罗纳让予奥地利时，我们的祖先保持了纯正的血统，我却另有看法。我怀疑我身上某些条顿族的特征是源自基因这一点。 当梅西百货、广告招牌和麦当劳的金色拱门出现时，纽约市逐渐变得鲜明起来，停车场、街道旁高高积着雪堆，从空中望去都显得脏乱。我们在西十三街绕着VIP直升机机场飞行，舱内灯光开启，直升机轻拂过哈德逊湾的森黑水面。一道强风迎面而来，我们摇晃着降落在空地上，附近是一架耀眼得足以令所有飞机失色的西科斯基S-76直升机。 “小心机尾的旋翼。”飞行员说。 我们进入一栋勉强算暖和的小建筑物，一个长相聪慧、眼神疲惫的五十多岁黑发女人上前来打招呼。她穿着厚羊毛外套、宽松长裤、系带长靴，戴着皮手套，自称是纽约市交通警察局的指挥官弗朗西斯·佩恩。 “非常感谢你们赶过来。”她边说边和每个人握手，“方便的话，车子就在外面等着。” “我们准备好了。”韦斯利说。 她领我们走入冷涩的空气中。外面有两辆警用巡逻车在等候，里面各有两名警察，引擎早已启动。一瞬间，气氛略显尴尬，我们敞着车门，决定如何分配车辆。结果依照老规矩，按照性别，我和佩恩指挥官同乘一辆。我开始问她关于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因为像这种牵涉层面极广的案子，必然有许多人自认为有权插一脚。 “交通警察局对这件事有兴趣，是因为我们认为受害者是在地铁里遇上凶手的。”这位身为全美第六大警政部门三位主管之一的指挥官解释说，“时间是昨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说来真的很巧。我们有个便衣人员当时正在第八十一街地铁站和中央公园西侧一带巡逻，大约下午五点半时——我指的是昨天——他注意到有一对样子可疑的男女从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口出来，直接走下地铁。” 车子颠簸着驶过冰面和凹洞，震得我双腿发麻。 “那个男人点了根烟，女的则握着烟斗。” “有意思。”我说。 “在地铁站抽烟是违规的，这是他们令那名警察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 “他们被开罚单了吗？” “男的被开了，女的没有，因为烟斗没有点燃。那个男人把驾照出示给了警察，我们认为那是伪造的。” “你说那对男女样子很可疑，”我说，“为什么？” “那个女人穿着男式短外套，头戴一顶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棒球帽，头发剃光了。事实上，那名警察并不确定她是女子，起先还以为他们是一对同性恋人。” “描述一下那个男人。”我说。 “中等身材，瘦削，五官出奇的鲜明，一双怪异的蓝眼睛，胡萝卜色的头发。” “我第一次见到高特时，他的头发是浅银灰色。去年十月我再见到他时，变成了亮油油的黑色。” “昨天的确是胡萝卜色。” “今天说不定又换了一种颜色。他的眼睛真的很怪异，目光灼灼。” “他非常聪明。” “很难形容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恶由心生，斯卡佩塔医生。”她说。 “请叫我凯。” “只要你叫我弗朗西斯。” “这么说他们昨天下午去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我说，“展览了什么？” “鲨鱼。” 我转头看着她，她的神情相当严肃。开车的年轻警察则默默应付着纽约繁忙的交通。 “目前是鲨鱼展。大概你能想象到，所有有史以来存在过的鲨鱼都在展出。”她说。 我沉默不语。 “幸好我们对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的事能够掌握一二。”佩恩指挥官继续说，“高特——既然我们相信这是他犯下的案子，就暂且这么称呼他——和那女人离开地铁后，将她带往中央公园一个叫樱桃丘的区域，将她枪杀后让她赤裸的身体靠在喷泉边。” “为什么她会在天黑以后跟他去中央公园呢？尤其天气又这么冷。” “我们推测，可能是他诱骗她陪他去兰博园。” “那个同性恋经常光顾的地方？” “没错。那是他们的聚集场所，草木丛生，岩石遍布，弯弯曲曲的小路不知通向哪里，就连纽约警局中央公园辖区的警察都不爱到那里去。无论你去过几次，在那里照样迷路。犯罪率很高，发生的案件大概占公园内所有案件的百分之二十五，尤其是抢劫案。” “如果说高特在天黑之后才带她去兰博园，那么他对中央公园必定相当熟悉。” “正是。” 想到高特很可能已在纽约藏匿了相当长一段日子，我不禁感到挫败。他就近在眼前，我们却一片茫然。 佩恩指挥官对我说：“案发现场整晚都封锁着。我想在我们送你到饭店之前，你可能会想过去看看。” “当然。”我说，“物证呢？” “我们在喷泉里面找到了一颗手枪子弹的弹壳，上面的撞针痕迹与九毫米口径格洛克手枪吻合。我们还发现了头发。” “在哪里发现的？” “就在尸体附近，喷泉里面一个铸铁塑像的涡卷形图案里面。可能他在放置尸体的时候，一缕头发被钩到了。” “什么颜色？” “亮红色。” “高特非常谨慎，不太可能留下弹壳或头发。” “也许他看不见弹壳落在哪里。”佩恩指挥官说，“天色已黑，弹壳撞击雪地的时候一定还非常烫。你应该可以想象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没错，”我说，“我能够想象。” 第三章 前后相隔几分钟，马里诺、韦斯利和我分别到达樱桃丘。这里已经架起许多盏灯，以弥补圆形广场周边那些旧路灯的昏暗。曾经供马车转弯和马匹饮水的地方此刻积满厚厚的雪，被一圈黄色警戒线围了起来。 这片诡异景象的中央是一座覆盖了冰雪的镀金铁制喷泉，据说一年到头都不喷水。那个年轻女人的赤裸尸身就靠在这里。她身上的部分皮肤已遭割除，我认为这次高特的目的并非要去除那些咬痕，而是要留下属于他的印记，好让我们很快就辨认出那是他的杰作。 就我们所知，高特强迫这名最新受害人脱光衣服，赤脚走近喷泉——今早她冰冻的尸体被人发现的地方。他在近距离射击她的右太阳穴，然后切除她大腿内侧和左肩膀的部分皮肤。有两组脚印进入喷泉一带，却只有一组离开。这个身份不明的女人的鲜血染红了白雪，而她惨死的现场以外的中央公园似乎隐在大片不祥的浓厚阴影中。 我站在韦斯利身边，我们的手臂相贴，仿佛渴求着彼此的体温。他不发一语，专注于研究喷泉、脚印，以及远处暗淡的兰博园。我感觉他猛吸了一口气，肩膀上提，然后更紧地靠向我。 “上帝！”马里诺说。 “有没有发现她的衣服？”我问佩恩指挥官，虽然我已知道答案。 “毫无踪迹。”她环顾周遭，“从脚印看，她在接近这片广场之前都穿着鞋子，就在这一带。”她指着距离喷泉西侧五码处，“你可以清楚地看见她光着脚的脚印是从哪里开始的，我猜在那之前她应该穿着靴子——没有鞋底纹，有鞋跟，也许是鬣犬皮靴或牛仔靴之类。” “男的呢？” “我们或许可以在西侧或兰博园发现他的脚印，但很难说，那一带脚印太多太杂，而且雪都被踩乱了。” “这么说，他们两人离开自然历史博物馆，进入地铁，然后从西侧进了公园——或许步行到兰博园，最后来到这里。”我试着拼接当时的情景，“他显然是在广场里面逼迫她脱去衣服和鞋子，让她光着脚走向喷泉，然后枪击她的头部。” “目前看来是这样。”纽约警局一个矮壮的警探说。他自称t.L.奥唐奈。 “气温呢？”韦斯利问，“说得更具体点，昨天深夜的温度如何？” “昨晚只有零下十二度。”奥唐奈说。他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年轻，表情愤愤不平。“寒风指数大约在零下十度。” “而她竟然脱掉了衣服和鞋子，”韦斯利似乎在自言自语，“真怪。” “若有人用枪指着你的头，那就不怪了。”奥唐奈轻轻跺着脚。他的双手插在深蓝色警服外套的口袋里，这种外衣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根本不保暖，即使穿了防弹背心也一样。 “倘若被人逼着在这种冷天里脱掉衣服，”韦斯利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你便明白自己死定了。” 没有人接腔。 “否则你怎么会被逼着脱去衣服呢？这件事违背了生存本能，因为很显然，赤裸着身体在这里根本存活不了多久。” 所有人依然沉默，凝视着喷泉的可怖景象：到处都是被染红的雪。我看见一处凹陷，那是受害者被摆弄姿势时赤裸的臀部留下的。她的血仍像她刚死亡时那么鲜艳，因为结冰了。 马里诺说：“为什么她不逃跑呢？” 韦斯利突然走开，蹲下细看据判断属于高特的脚印。“这正是我们的每日一问，”他说，“为什么她不逃跑？” 我也在他身边蹲下观察脚印，清楚地印在雪地上的鞋底花纹很有意思。高特习惯穿鞋底有复杂的菱形和波浪纹路的鞋子，鞋面有生产厂家的商标，鞋跟有花冠状的标志图案。我判断他穿七号半或八号鞋子。 “这个怎么保存？”我问佩恩指挥官。 奥唐奈警探答道：“我们已经将这些鞋印拍照存证，还有那里——”他指着喷泉对面的那群警察，“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想做模子。” 在雪里制作脚印模子风险很大。倘若模型液体石膏没有充分冷却，而雪又冻结得不够坚硬，很可能脚印就融化了。韦斯利和我站了起来，默默走向警探所指的地方。我四处张望，看见了高特的脚印。 他毫不在乎是否留了脚印，也不在意我们会循着他在公园里留下的踪迹追查，直到实现目标。我们决心找出他到过的每个地方，然而他根本不在乎。他不相信我们能抓到他。 喷泉另一边的警察正在把模蜡喷入两个脚印里面，一个在安全距离握着喷枪，并且选好了角度，免得高压红蜡喷柱毁坏脚印的纹路，另一个则在一旁搅拌着塑料桶里的模型液体石膏。 等脚印里上了几层蜡之后，模型石膏就够冷了，可以注入里面做模子了。就这类工作的风险而言，他们干得相当不错。此刻没有太阳也没有风，而且纽约警局的犯罪现场专家显然将这些蜡用室温保存得很好，因为它没有失去张力，喷枪口并没有以前我常见到的乱喷或阻塞现象。 “也许这次我们的运气不错。”我对韦斯利说，这时马里诺走在我们前面。 “再多的好运气都不嫌多。”他凝视着黑暗的树林说道。 在我们东侧是兰博园的外围地带，占地三十七英亩，是中央公园内偏僻且著名的野鸟观赏区，弯曲的小路隐藏在大片岩地和草木之中，我读过的所有旅游指南都不建议游客单独在任何时刻或季节去那里。高特究竟如何将受害者诱骗到公园？又是在哪里遇见她的？他为何痛下杀手？也许只是因为她让他有可乘之机，而他刚好又有兴致。 “有什么方式可以从兰博园来到这里？”我询问众人。 正在搅拌模型液体石膏的警察和我目光相遇。他大约和马里诺同龄，丰满的脸颊由于寒冷而泛红。 “沿着湖边有一条小路。”他说话间喷着雾气。 “什么湖？” “现在看不太清楚了。已经结冰而且盖满了雪。” “你想他们会不会是从那条小路过来的？” “这个公园很大，女士。大部分地方都被雪淹没了，像兰博园就是。那边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人们在吸毒或邂逅之后闯进去——十英尺厚的雪除外。至于樱桃丘这里可就不同了。不只汽车上不来，在这种天气里，连马都爬不上来。说到这一点，我们很幸运，犯罪现场保持得很完整。” “为什么你认为凶手和受害者是从兰博园过来的？”韦斯利问。他说话一向非常简洁明快，尤其是当他那精于分析的大脑正探入到自身底层并搜索着它庞大数据库的时候。 “有个家伙说他好像在那边看见了她的鞋印。”这名警察说。他相当爱说话。“问题是，你也知道，她的鞋印并不清楚。” 我们查看周围渐渐被执法人员踩乱的雪地，并没有发现受害者的鞋子底纹。 “因此，”他继续说，“既然这案子有同性恋的成分，我们认为兰博园可能就是案发的最初地点。” “什么同性恋成分？”韦斯利简短地问。 “根据先前的描述，他们看起来像一对同性恋人。” “他们可不是两个男人。”韦斯利说。 “乍看起来，受害者并不像女人。” “谁乍看起来？” “交通警察局的人。你真应该跟他们谈谈。” “喂，莫斯伯格，可以注入石膏了吗？” “我再喷一层。” “我们已经喷了四层。外壳已经准备好了——我是说，如果石膏够凉的话。” 那名姓莫斯伯格的警察蹲下来，开始将黏稠的液体石膏慢慢倒进涂了红蜡的脚印。受害者的脚印就在那些我们试图印模子的脚印附近，大小和高特的相仿。我一边想着不知何时才能找到她的靴子，一边循着那列脚印看过去，视线最后落到距离喷泉大约十五英尺的地方——印迹开始变成赤脚印的所在。她光着脚走了十五步，直直走向喷泉，也就是高特枪击她头部的地方。 我环顾着明亮广场四周的阴暗角落，寒意咬噬着我，此时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女人的心态，无法明白昨晚她为何那么顺从。 “她为什么不反抗？”我说。 “因为高特让她害怕得失去了理智。”马里诺走到我身边。 “你会在这地方脱光衣服吗？不论为了什么理由。”我问他。 “我不是她。”他的语气里隐藏着愤怒。 “我们对她根本一无所知。”韦斯利平静地补充道。 “只知道她出于某种古怪的理由剃掉了头发。”马里诺说。 “我们还无法理解她的行为，”韦斯利说，“我们连她是谁都不清楚。” “你想他会怎样处理她的衣服？”马里诺边问边四处张望，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跟莫丽约会了几次后就开始穿那件骆驼毛长大衣了。 “或许和他处理艾迪·希斯衣服的方式相同。”韦斯利说着忍不住走向不远处的树丛。 马里诺望着我。“我们都知道高特是如何处理艾迪·希斯的衣服的，可这里的情形大不相同。” “我想这正是重点所在。”我看着韦斯利，心情沉重，“高特一向我行我素。” “我个人认为那混账才不会留着那些东西当作纪念品，他四处逃亡时不会带着那些累赘。” “有时候他会把它们丢掉。”我说。 马里诺的比克牌打火机闪了几次，才勉强给了他一朵小火苗。 “她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我继续推测，“他把她带到这里，要她脱去衣服，她就照着做了。你可以看见她的鞋印在那里终止，然后变成了赤脚印。没有挣扎的迹象，没有要逃跑的意思，没有反抗的痕迹。” 他点燃一根烟。这时韦斯利小心翼翼地探看完树丛，走了回来。 “他们之间有男女关系。”我说。 “高特的生活里没有任何男女关系。”马里诺说。 “他有一套独特的情感关系，虽说可能是扭曲而变态的。有一个关系对象是里士满监狱的典狱长，另一个是警卫海伦。” “是啊，结果两个都被他杀了。他还割下了海伦的头，装在该死的保龄球袋里，丢弃在田里，那个捡到袋子的农夫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我听说他开始酗酒，而且再也不肯在那片田里种任何东西，甚至不准他的牛群靠近那里。” “我没说他没有杀害那些和他有男女关系的人，”我回答，“我只是说他和他人有男女关系。” 我细看她的脚印，她穿的是九号或十号的鞋子。 “希望他们也把她的脚印翻印成模子。”我说。 莫斯伯格正用油漆搅拌棒将液体石膏均勻地摊在那个脚印内的每个角落。又开始下雪了。雪片细小坚硬，令人感觉刺痛。 “他们不会翻印她的脚印，”马里诺说，“只会拍照，就这样。因为她再也不可能坐上证人席了。” 我太习惯于面对那些只能对我倾诉的证人了。“我要她的鞋印模型。”我说，“我们必须查出她的身份，也许她的鞋子帮得上忙。” 马里诺走向莫斯伯格等人，然后他们开始交谈，不时朝我这边瞥一两眼。韦斯利抬头望着天空，雪愈下愈猛。 “上帝，”他说，“快停止吧。” 当弗朗西斯·佩恩开车送我们到南中央公园的纽约运动员俱乐部的时候，雪下得更猛了。天亮以前我们无事可做，但我担心等到那时候高特的犯罪痕迹恐怕会被完全掩盖。 将车子开进城里寂寥的街道时，佩恩指挥官显得若有所思。时间接近凌晨两点半，她的部属无一跟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马里诺和韦斯利在后排。 “我得老实告诉你，我不喜欢多头并进式的调查任务。”我对她说。 “你一定有过不少这类经历，斯卡佩塔医生，任何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不会喜欢。” “简直像是肉中刺。”马里诺说。韦斯利则一如往常，只是聆听。 “我们能期待什么呢？”我尽可能问得委婉，但她非常明白我想知道什么。 “表面上是由纽约警局负责这案子，但实际上花时间到处挖掘、像狗一样辛苦的是我的部属。每次遇到媒体关注的大案子，情况都是这样。” “我的第一份差事就是在纽约警局。”马里诺说。 佩恩指挥官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我自愿离开了那个臭水沟。”他以一贯的笨拙社交技巧说。 “你还认识那里的人吗？”她问。 “大部分我认识的人不是已经退休或处于闲置状态，就是升了官，变得肥胖，被拴在办公桌前。” 我在想，马里诺是否想过他的同事或许也会用后面那种说法来形容他？ 韦斯利说话了：“或许不知道谁还在会更好一点，彼得。我是指好朋友。” “是啊，不过，也别太惊讶。” “我们可不想找麻烦。” “这种事无法完全避免。”马里诺说，“身为警察终究得面对这一关，并且绝不泄漏自己掌握的情报。每个人都想当英雄。” “走漏风声的话我们承担不起。”韦斯利的语调平静如水。 “的确，我们承担不起。”我附和道。 “你们可以随时来找我，”佩恩指挥官说，“我会尽力而为。” “要是他们准许的话。”马里诺说。 交通警察局内有三个指挥部门，她掌管的是支持和发展部门，负责教育、训练和犯罪分析。这个部门的几个警探归属实战指挥部门管辖，因此并不向她汇报工作。 “这里的计算机归我管，而你们也知道，我们部门的计算机系统是全国最精密的。这是因为我们和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联网了，能够很快地向匡提科报告情况。这件案子的调查我也有份，你们不必担心。”佩恩指挥官平静地说。 “多告诉我们一些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在这件案子里的作用。”韦斯利再度开口。 “看到这桩凶杀案的细节描述时，我感觉有些熟悉。我把手上的资料输入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终端机，并且有了发现。因此当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通知我的时候，我就马上联络了你们。” “你听说过高特这个人？”韦斯利问她。 “我不敢说对他的犯罪模式很熟悉。” “现在熟悉了。”韦斯利说。 佩恩指挥官在运动员俱乐部前停下车，打开车门的锁。 “没错，”她严肃地说，“现在熟悉了。” 我们走进摆满古董和有着旧原木装饰的大厅，在冷冷清清的接待台前办了入住登记。马里诺直接走向电梯，没等我们。我知道原因，他想打电话给莫丽。他对她仍有着非理性的迷恋，至于我和韦斯利做些什么，他根本没兴趣知道。 “我怀疑这么晚酒吧已打烊了。”当电梯门关闭，马里诺开始前往他的楼层时，韦斯利对我说。 “我敢肯定关门了。” 我们四处张望，仿佛这样就会有人拿着杯子和酒奇迹般地冒出来。 “走吧。”他轻触我的手肘，我们去乘电梯上楼。 到了十二楼，他陪我走向我的房间。我紧张兮兮地插入门卡，起初拿反了，接着又无法对准磁条，黄铜门把上方的小灯始终亮着红色。 “应该这样。”韦斯利说。 “可以了。” “我们喝杯睡前酒好吗？”我打开房门亮灯时，他问。 “这种时候，我们还是吃颗安眠药，然后休息吧。” “这正是睡前酒的功用啊。” 我的房间布置简单但设备齐全。我将旅行袋往大床上一抛。 “你到这里工作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吗？”我问。 韦斯利从来不曾和我一起来纽约，有一件关于他的事一直困扰着我。 “他曾经在纽约工作。没错，的确如此，我未成年时经常来这个城市。” “小酒吧在电视机下面。”我说。 “我得有钥匙。” “当然。” 他眼里闪动着笑意，从我伸出的手中接过钥匙。他的手指温柔地碰触到了我的手掌，让我想起从前。韦斯利很有一套，而且风格独特。 “我是否该弄些冰块？”他旋开一瓶两量杯装的帝王威士忌的瓶盖。 “纯的就可以。” “你喝酒简直像个男人。”他将酒杯递给我。 我看着他脱去深色羊毛大衣和剪裁精细的上衣。他的纯白衬衫经过一整天的折腾变得皱巴巴的。他卸下枪肩袋和手枪，搁在化妆台上。 “没有配枪觉得很奇怪。”我说，因为我经常携带着一把点三八口径手枪，在某些紧急状况下则带着勃朗宁大威力手枪。但纽约的枪械法律对于外地警察或像我这样的人并无特别优待。 韦斯利在我对面的那张床上坐下，我们啜着酒，四目对望。 “过去几个月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在一起。”我说。 他点点头。 “我觉得我们应该谈谈。”我继续说。 “好，”他没有回避我的注视，“说吧。” “我懂了，必须由我先开始。” “我也可以，但你大概不会喜欢听。”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 “我在想，现在是圣诞节的凌晨，我待在你的饭店房间里，康妮则单独在家，睡在我们的床上，因为我不在而闷闷不乐，孩子们也为此而不开心。” “我应该在迈阿密，我母亲病得很重。”我说。 他沉默着垂下眼睛。我真爱他脸上犀利的棱角和光影。 “露西都回去了，而我还是一如往常地缺席。你知道我有多少个假期没有跟家人共度了？” “是啊，我清楚得不得了。”他说。 “老实说，我不记得有哪个假期不是被这些恐怖案件弄得心情低落。所以，无论我是跟家人在一起还是单独一个人，其实都没有区别。” “你必须学着放开这些，凯。” “我已经尽力在学习了。” “你必须把它们留在门外，就像处理穿到犯罪现场的污秽衣服一样。” 我办不到。没有一天回忆不被勾起，影像不停地闪现。我会看见一张由于受伤或死亡而肿胀的脸、一具被捆绑的躯体，我会看见不堪忍受的苦难和毁灭过程，因为没有什么逃得过我的眼睛，我太了解受害者了。我闭上双眼就能看见雪地里的脚印，看见宛如圣诞节一般殷红的鲜血。 “本顿，我不想在这里过圣诞节。”我极度沮丧地说。 我感觉他坐到我身旁来了，将我拉向他。两人就这么拥抱着，我们不通过接触就无法感受到亲近。 “我们不该这样。”我说，却仍拥抱着他。 “我知道。” “而且这样也很难谈话。” “我知道。”他伸手去关台灯。 “我觉得很讽刺，”我说，“想想我们共同经历的，共同见识过的，谈话应该不是难事才对。” “那些黑暗的景象和亲密关系不相干。”他说。 “相干的。” “那你为什么没和马里诺亲近？或者和你的那位副手费尔丁？” “一起处理恐怖案件并不意味着下一步就是上床。我觉得无法和一个不理解我感受的人产生亲密关系。” “很难说。”他的双手停了下来。 “你告诉康妮了吗？”我指的是他的妻子，她不知道韦斯利和我在去年秋天变成了情人。 “我什么都没告诉她。” “她知道多少？” “她什么都不知道。”他停顿了一下，“她对我的工作知道得实在不多。我不想让她知道。” 我没接腔。 “我不想让她知道，是因为这工作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我们会变色，就像城市陷入黑暗时飞蛾跟着变色那样。” “我不想沾染上我们栖息地的肮脏颜色，我拒绝沾染。” “尽管拒绝吧。” “你认为这样隐瞒对你的妻子公平吗？”我平静地说。这不容易，因为我的身体被他轻触过的地方正在发烫。 “对她不公平，对我也一样。” “但你又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余地。” “我知道我没有，她也理解我的某些部分是她无法触及的。” “这是她想要的方式吗？” “是的。”——我感觉到他伸手去拿苏格兰威士忌了——“准备好再喝一回合吗？” “好。”我说。 他站起来。当他打开螺旋瓶盖的时候，金属光泽在黑暗中一闪。 他在酒杯里倒入纯威士忌，然后坐了回来。 “就这些了，除非你还想谈其他话题。”他说。 “我甚至不太需要这个了。” “如果你要我说我们的行为是正确的，那我办不到，”他说，“我无法这么说。” “我知道我们的行为不对。” 我喝光酒，倾身将杯子放在床头桌上时，他的手开始挪动。我们深深地亲吻，而他毫不浪费时间在纽扣上面，只是游动着双手。我们置身于狂乱之中，好像衣服着火了那般急于摆脱它们。 不久，窗帘内渐渐透进晨曦，我们漂浮在激情和睡意之间，嘴里是走了味的威士忌的味道。我坐起来，用被子裹着身体。 “本顿，六点半了。” 他咕哝着用一只手臂遮住眼睛，仿佛阳光鲁莽地把他吵醒了。他仰躺着，身体缠着床单，我去淋浴，然后开始穿衣服。热水让我清醒了，想到这是多年来第一个清晨醒来时看见床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的圣诞节，我感觉好像偷了什么。 “你哪里都去不了。”韦斯利说。他处于半醒状态。 我扣上外套纽扣。“我非走不可。”我伤感地俯视着他。 “今天是圣诞节。” “他们正在停尸间等我。” “真遗憾，”他将脸埋入枕头，喃喃道，“没想到你的感觉这么糟。” 第四章 纽约的首席法医办公室位于第一大道，就在那家叫作贝维尔的哥特式红砖医院对面，早期该市的验尸工作都在那里进行。眼前是冬天枯黄的藤蔓、布满涂鸦的外墙和铁栏杆，许多肥大的黑色垃圾袋堆积在脏污的雪地里等着运走。连续播放着圣诞音乐的旧出租车吱的一声停在这条几乎从未如此静寂的街道上。 “请给我收据。”我对那名俄裔司机说，刚才他足足花了十分钟告诉我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要算多少钱？” “八美元。”我很慷慨，毕竟现在是圣诞节的早晨。 他点点头，潦草地写着，这时我看见人行道上有个人在看我，就在贝维尔医院的围栏附近。他没刮胡子，头发又长又乱，穿着带毛边的蓝色牛仔夹克，污秽的军裤裤脚塞在旧牛仔靴里。我踏出出租车时，他开始做弹吉他状并唱起歌来。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一路响。坐着雪橇去加尔维斯敦，今天多快活……” “你有个仰慕者了。”我从打开的车窗接过收据时，司机打趣地说。 他懒懒地开着车拐个弯离去了。放眼望去，街上没有其他人或车辆，那骇人的歌声更显嘹亮。接着，我那位在精神上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仰慕者从背后冲过来，开始尖声叫喊“加尔维斯敦”，好像那是我的名字或一项控告似的。我吓坏了，逃进首席法医办公室的大厅。 “有人跟踪我。”我对坐在办公桌前显然缺乏圣诞心情的女警卫说。 那位精神错乱的“音乐家”将脸贴在前门上，看着里面，鼻子被压扁了，脸颊变成白色。他大张着嘴巴，猥亵地在玻璃上滚动舌头，并且前后摆动腰臀，宛若在与这栋大楼做爱一般。结实又威严的警卫大步走向门口，握拳敲击玻璃。 “班尼，别闹了！”她大声呵斥，“马上给我停下，班尼，”她敲得更猛了，“再闹我就出去抓你！” 班尼从玻璃前退开，突然他变成了芭蕾大师纽瑞耶夫，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踮着脚尖旋转。 “我是凯·斯卡佩塔医生，”我对警卫说，“霍洛维茨医生正在等我。” “首席法医不可能在等你，今天是圣诞节。”她用那双阅人无数的深色眼睛打量着我，“平托医生在值班。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试着与他联系。”她回到座位上。 “我知道今天是圣诞节，”我跟着她，“可霍洛维茨医生说好了会在这里等我的。”我掏出皮夹，出示了我的首席法医金徽章。 她不为所动。“你以前来过？” “很多次了。” “嗯，好吧，我今天真的没看见首席法医。但他说不定从边门进来了却没告诉我，有时他们来了半天我却不知道。嗯，真是的，总是没人想到要告诉我一声。” 她拿起电话。“嗯。不，长官。我不需要知道。”她拨了电话号码，“我什么都不必知道，不必。霍洛维茨医生吗？我是警卫邦妮塔，这里有个斯佳丽医生。”她停了一下，“我不知道啊。” 她望向我。“你的名字怎么拼？” “S-c-a-r-p-e-t-t-a。”我耐着性子回答。 她还是没能正确地发音，但很接近了。“好的，长官，我会的。”她挂上电话，然后宣布，“你可以到那边去找把椅子坐。” 等候室经过装潢，铺着灰色的地毯，几张黑色的桌子上整齐地摆着杂志，一棵简单的人造圣诞树立在房间中央。一面大理石墙上刻着“taceant Colloquia Effugiat Risus Ubi Mors Gaudet Succurrere Vitae”，意为“在这个死神乐于助人的地方，少有谈话或欢笑”。一对亚裔夫妇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紧紧握着彼此的手，没有交谈或抬头看。圣诞节对他们来说永远隐藏在苦痛里。 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失去了谁，并且想着所有我知道的人名。我真希望多少能给他们一点安慰，尽管这礼物对我而言似乎不够有诚意。多年来，我能够给受害者家属的最好慰藉，是告诉他们死亡过程很快，他们挚爱的人没有受苦。多数时候这并不全然是事实，毕竟，我们如何能够衡量一个女人在寒夜的荒凉公园里被迫脱光衣服时所经历的心理磨难？我们有谁能够想象，当高特要她走向结了冰的喷泉，然后对她开枪时，她有什么感觉？ 强迫受害者脱去衣服这件事，提醒了我们他的残酷和永不餍足的取乐心态。她的赤裸完全是不必要的，她不需要借由它去了解自己即将在圣诞节孤独地死去，高特其实可以直接枪杀她了事，也可以掏出他的格洛克手枪，趁她不备时攻击。这个杂种！ “李先生和李太太？”一个白发女人出现在那对亚裔夫妇面前。 “是的。” “方便的话，我现在就带你们进去。” “好，好。”男子说，他的妻子开始哭泣。 他们被带往探视室的方向，他们亲人的遗体应该已从停尸间经由专用电梯被送抵那里。有些人无法接受死亡，除非亲眼看见或亲手触摸。多年来我安排过许多次这类探视和指认，但仍无法想象自己是否能承受这样的仪式。我想我一定无法忍受那透过玻璃的最后一瞥。我开始头疼了，于是闭上眼睛，按摩着太阳穴。就这样坐了不知多久，我感觉有人走了过来。 “斯卡佩塔医生？”霍洛维茨医生的秘书站在我面前，俯视着我，神情关注，“你还好吗？” “艾米莉，”我吃惊地说，“是啊，我没事，只是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看到你。”我站了起来。 “要不要吃颗泰诺？” “你真好，但我真的没事。”我说。 “我也没料到今天会在这里遇见你，因为目前情况有点混乱。我还是觉得惊讶，你身边竟然没有跟着记者。” “我没看见什么记者。” “昨晚这里挤满了记者，我想你应该看了早上的《纽约时报》吧？” “恐怕我没时间看。”我有些不自在，不知韦斯利是否还在赖床。“情况真的糟透了。”艾米莉说。她是个留着深色长发的年轻女人，永远那么端庄、朴实，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连市长都打电话来询问。这个城市可不需要靠这种事来做宣传。我还是很难相信，尸体竟然是一个记者发现的。” 我们往前走去，我给了她敏锐的一瞥。“记者？” “其实他是《纽约时报》的编辑之类的人，那种不论晴雨每天慢跑的怪胎。昨天早上他刚好跑进了公园，并且绕到了樱桃丘那里。天气很冷，还下着雪，地点又偏僻。他来到喷泉附近，发现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可以想见，今天早上的报纸描述得非常详细，公众都吓坏了。” 我们经过几道门，然后她把头探进首席法医办公室，轻声通报我们来了，以免惊吓到他。霍洛维茨医生年纪大了，而且有点重听。他的办公室里花香四溢，因为他喜欢兰花、非洲紫罗兰和栀子花，在他的照顾下这些花争奇斗艳。 “早上好，凯。”他在办公桌前站起来，“你带人来了吗？” “马里诺队长会过来。” “待会儿艾米莉会带他进来，除非你想等他。” 我知道霍洛维茨不想等。没有时间了。他坐镇于全国最大的法医办公室，每年有八千具尸体——相当于一个小镇的人口——在他的金属台上接受解剖。其中四分之一是凶杀案受害者，有些则身份不明。纽约在辨认死者身份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为此市警局的侦查部门特别在霍洛维茨的大楼里设置了失踪人口部门。 首席法医拿起话筒，开始说话：“斯卡佩塔医生来了，我们现在就过去。” “我会负责等马里诺队长的，”艾米莉说，“这名字我好像听过。” “我们一起工作很多年了，”我告诉她，“从联邦调查局在匡提科的调査支持部门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协助他们办案。” “我猜那个部门叫行为科学组，电影里演过。” “调查局把它改了个名字，但功能一样。”我指的是那一小群以心理侧写以及对残虐的性暴力罪犯和杀手的追踪而闻名的探员。在最近开始担任这个小组的法医病理学顾问之前，我自以为见多识广，但我错了。 阳光填满霍洛维茨办公室的窗户，照在那个放着花盆和小型树木盆栽的玻璃架上。我知道浴室里潮湿、阴暗的角落里也养着兰花，它们吊挂在水槽、澡盆四周。他甚至在家里还有个小温室。初见霍洛维茨时，他让我想起林肯，有着同样瘦削、慈爱、因为一场将人类社会撕裂的战争而憔悴的脸孔。有如被选中的那样，他们同样承受着悲剧，也都有着大而坚韧的双手。 我们来到楼下那个被纽约警察称为太平间的地方。对全国最暴戾的城市之一所设置的停尸间而言，这称呼实在很温和。从停车场透进来的空气非常冷，带着烟臭味和死亡的气息。淡蓝绿色墙上的警示牌要求人们不得把沾了血的床单、尸衣、破抹布或容器扔进垃圾箱。 这里还规定必须穿鞋套，禁止进食，许多道门上都有关于生物性传染的红色警示牌。霍洛维茨解释说，他三十个副手里的某一个会负责给那名可能是高特最新加害的女子验尸。 我们进入储物室，看见刘易斯·雷德医生已穿好手术袍，正将电池袋系在腰上。 “斯卡佩塔医生，”霍洛维茨说，“你和雷德医生见过面吗？” “我们认识很久了。”雷德微笑着说。 “的确很久了。”我愉快地说，“不过我想上次我们见面好像还是在圣安东尼奥。” “上帝！有那么久了吗？” 那是全美法庭科学幻灯片交流学会的聚会，一个像我们这种人可以展示和演说的年度晚会。雷德介绍了一个年轻女人被闪电击中而死亡的怪异案例。死者跌倒在水泥地上时衣服被轰掉，头部受伤，因此被当作性侵害案件的受害者送往法医那里处理。警方一直以为是这样，直到雷德向他们证明那女人的腰带磁化了，一只脚还有轻微的烧伤。 我还记得雷德做完报告后，替我用纸杯倒了又纯又烈的杰克·丹尼威士忌，然后两人聊起法庭病理学者还很少，而我又是其中的唯一女性的往日时光。雷德年近六十，备受同侪推崇，但他可能不是个好主管，因为他不热衷那些公文往来和政治斗争。 我们穿戴好空气袋、面罩和头盔，看起来像是要到外太空旅行。面对一具受感染的尸体时，若不小心被针扎到，或被割伤，就不得不担心可能会染上艾滋病。更具威胁性的是经由空气传染的疾病，例如肺结核。最近我们习惯戴两双手套，呼吸经过净化的空气，并且穿上层层可丢弃的衣服。有些法医，比如雷德，甚至戴上不锈钢金属网手套，令人想起金属甲胄。 我取下头盔，因为昨晚我见过的那位奥唐奈警探陪着马里诺走了进来。马里诺看起来气呼呼的，而且宿醉未消。他们戴上手术面罩和手套。没有人对视或交谈。那名无名受害者的尸体被放在一二一号金属抽屉里面，当我们走出储物室时，停尸间的助理们正将尸体抬出，安置在格架上。赤裸的女死者可怜地躺在冰冷的金属托板上。 她肩膀和大腿内侧被切下皮肉的部位凝结着可怖的暗红色血块，皮肤上呈现出淡粉红色的尸斑，这是受冻的尸体或死于野曝的人身上常有的典型现象。她右边太阳穴的枪击伤口是大口径的，我一眼就可以看出高特把枪口抵住她脑门，扣下扳机时在她的皮肤上烙下的鲜明痕迹。 几个穿戴着手术服和面罩的男人将她推进X光室。在这里，我们每人又戴上了一副橙色的塑料眼镜。雷德架设好一个叫卢玛射线的扫描装置，那是一个简单的黑色盒子，连接着一根蓝色的高容量光纤电缆。它就像是人的眼睛，并且能见人所不能见。它的白色柔和光线可以让指纹呈现出荧光色，让头发、纤维、麻醉剂和残留精液呈现出火红色。 “谁把灯关掉吧。”雷德说。 黑暗中，他开始用卢玛射线扫描尸体，光纤束就像通了电的铁丝那样亮了起来。雷德用镊子从阴毛、脚部、双手和头皮上的残发这些部位采集样本。当他把光扫过她右手的指头内侧时，几个黄色的小局部变得像阳光般耀眼。 “这里有药物反应。”雷德说。 “有时精液也会呈现出这种亮光。” “我想应该不是。” “可能是毒品。”我提出意见。 “咱们用棉花棒来采集。”雷德说，“盐酸溶剂呢？” “在这里。” 样本采集完毕后，雷德继续扫描。细小的白光扫过扁平的腹部和微微隆起的胸部，来到被割去皮肉的隐秘部位，却没有在这些伤口发现任何证物。这证实了我们的推论，即她被发现的地点就是高特将她杀害并对尸体加以残虐的现场。倘若她死后才被搬运到那里，凝结的血块里面多少会沾有一些杂质，但她的伤口是全身最干净的部位。 我们在黑暗中忙碌了一个多小时，渐渐地，她一英寸一英寸地告诉了我一切。她的皮肤十分细腻，像从未晒过太阳似的。身高五英尺八英寸，瘦削，几乎没什么肌肉。左耳穿了三个洞，右耳穿了两个，戴着耳钉和小耳环，全是金的。深色金发，蓝眼睛，五官匀称，她若是没有剃掉头发并且还活着，应该会相当漂亮。她的指甲没有涂指甲油，而且都被咬秃了。 她仅有的几个旧伤在额头上和头顶左顶骨部位，呈线状，一英寸半到两英寸长。她手上唯一一处明显的枪击痕迹，是右手掌食指和拇指之间的枪管滑套烙痕，这可能是对方开枪时，她用那只手去抵挡的结果。倘若其他证据都符合条件，我们几乎可以说这弹药残留是自杀的痕迹，当然，这其实不是。 “我想我们无法判断她惯用哪只手。”霍洛维茨的声音在我背后的黑暗中响起。 “她的右臂比左臂稍微发达一点。”我说。 “那么是惯用右手了。我想，她的卫生习惯和营养状况都很糟。”霍洛维茨说。 “很像站街女郎——妓女，我推测是这样。”奥唐奈说。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妓女会剃光头发。”马里诺沙哑的嗓音从桌台对面的暗处传来。 “这得看她想吸引哪些人，”奥唐奈说，“那个在地铁里见过她的便衣警察起先还以为她是男的。” “那时她和高特在一起。”马里诺说。 “应该说是和一个你以为是高特的家伙在一起。” “才不是，”马里诺说，“她就是和高特在一起。我几乎可以闻到那混账的气味，好像他走到哪里都会留下臭味。” “我想你闻到的是这女人的味道。”奥唐奈说。 “移到下面，就这里。很好，谢谢。”雷德采集了更多纤维，与此同时，纤维脱离躯体的声音在厚重如天鹅绒的黑暗中接连交会。 我忍不住说：“我觉得十分不寻常。通常若有这么多纤维痕迹，我会认为她被人用脏毛毯裹起来过，或者用汽车的后备厢运过。” “显然她有一阵没洗澡了，而且现在又是冬天，”雷德说着挪动光纤电缆，照亮一处死者童年时接种天花疫苗留下的细小疤痕，“她很可能好几天都穿着同一套衣服。如果她常乘地铁或公交车到处跑，自然会沾上许多杂质。” 综合来看，这是个穷困的女人，失踪了不知多久却没人报警，因为她没有家，没有人知道或关心她去了哪里。她是典型的悲剧性妓女，我们先这么假设。现在我们要将她移到验尸室的第六号台，由法庭牙医格雷厄姆检查她的牙齿。 格雷厄姆是个阔肩的年轻人，他心不在焉的神情使我联想起那些医学院教授。他曾在斯泰登岛靠担任口腔外科医生谋生。如今他必须面对无声抗议的口舌，而所得的报酬说不定还不够支付出租车费和午餐费。死后的僵直现象已经消失，但就像讨厌牙医的固执小孩一样，这个已经死亡的女人就是不肯合作，最后他终于用一把薄锉刀撬开了她的嘴巴。 “圣诞快乐！”他说着将光线移近，“她满嘴都是金牙。” “有意思。”霍洛维茨说，像在思索一道数学难题。 “这是金箔修复法，”格雷厄姆指出门牙牙龈线附近的扁豆状金色填充物，“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他指了指，“一共六颗，真是少见。事实上我从来没见过——没有在这里见过。” “金箔修复法是什么玩意儿？”马里诺问。 “讨人厌的玩意儿，”格雷厄姆说，“一种非常困难、没人喜欢的补牙方式。” “我猜以前你一定常拿它来考学生。”我说。 “没错，”格雷厄姆继续动手，“牙医系的学生恨透了这个。” 他继续解释：采用金箔修复法时，牙医必须将金粒敲进牙齿，这个过程中些微水分都会导致填充物无法密合。尽管填补效果非常好，但这种方式费工夫、疼痛且昂贵。 “再说，也不是每个病人都喜欢露出金牙，”他补充说，“尤其是前面的牙齿。” 他继续记录这个女人在补牙、拔牙、牙模和牙齿变形等方面独有的特征。她有轻微的咬合不整，门牙有半圆形的磨损痕迹，这或许与她咬烟斗的习惯有关。根据报告，她被发现行踪时正含着烟斗。 “如果她有抽烟斗的习惯，你不觉得她的牙齿上应该沾有尼古丁的黄垢吗？”我说，因为我实在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也许。不过你可以看看她牙齿表面的磨损状况——牙龈线附近用金粒填补的突出部位。”他指给我们看，“她牙齿的磨损主要是刷牙过度造成的。” “这么说，如果她每天拼命刷牙十来次，牙齿上就不会有烟垢了。”马里诺说。 “拼命刷牙与她的卫生状况不符，”我说，“事实上，她的口腔与她身体所有其他部位的状况似乎并不一致。” “能看出她什么时候补的牙吗？”雷德问。 “很难。”格雷厄姆边说边继续探测，“真的做得很好。很可能是同一位牙医做的，这人大概就在全国唯一还能找到金箔修复法的地区——西海岸。” “你怎么知道？”奥唐奈警探问他。 “要补这种牙的人只能去找仍在采用这种技术的牙医。我就不用了，也不认识有谁还在用。但有个组织叫全国金箔修复法执业医师学会，有好几百个会员，都是自豪于还在采用这种特殊技术的牙医，他们最大的集结地在华盛顿州。” “为什么会有人想用这种方法补牙？”奥唐奈问。 “黄金非常耐久。”格雷厄姆抬头瞄了他一眼，“有些人很在意装在嘴里的东西。白色合成填充物的化学成分有可能损害神经，而且也容易磨损、染上污垢。有些人认为银会导致纤维囊肿、头发脱落等。” 马里诺说：“嗬，我说，有些痞子就是喜欢黄金。” “有些人的确喜欢，”格雷厄姆表示赞同，“也许她就是其中之一。” 但我想不是。我认为这个女人不是那种很在意自己外貌的人。我猜她剃光头发既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为了追逐流行。我们开始发掘她的内在。我了解得越来越多，然而属于她的谜团依然深不可测。 她曾经动过子宫切除手术，将子宫整个儿摘除，只剩下卵巢。此外她还是扁平足。她的脑部前叶有一处脑内血肿旧伤，是重击引起的头盖骨破裂，就在我们发现的疤痕下方。 “她曾遭到攻击，也许在几年前，”我说，“是那种可能导致人格变化的脑部伤害。”我想到了她一直四处流浪，没人在乎她，“她可能与家人疏远了，然后突然发病，陷入狂乱。” 霍洛维茨转向雷德。“试试毒物检验，看看她体内是否含有苯妥英。” <hr /> 注释： 第五章 这天剩余的工作不多。整个城市都在过圣诞节，实验室和大多数办公室都关闭了。马里诺和我往中央公园的方向走了好几条街，然后停在一家希腊咖啡馆前。我吃不下东西，只喝了咖啡。接着我们坐上了出租车。 韦斯利不在他的房间里，于是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久久伫立在窗前，凝视外面暗寂公园那片雪地上缠集的树木和黑色的岩石。天空灰涩阴沉，我看不见溜冰场和发生凶杀案的喷泉现场。尽管尸体被发现时我不在那里，但我研究过照片。高特的行为可怖至极，我在想此刻他会在哪里。 职业生涯开始至今，我处理过的暴力死亡事件不计其数，对其中许多案子的了解之深远甚于我在证人席上的陈述。我并不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愤怒、染上毒瘾、恐惧或疯狂到杀人的地步，即使是精神病人都自有一套扭曲的逻辑。然而邓波尔·布鲁克斯·高特似乎超越了一切分析和解读。 高特初次违法是不到五年前的事，当时他在弗吉尼亚州阿宾顿的一家酒吧喝白俄罗斯酒。有个喝醉了的卡车司机看不惯娘娘腔的男人，向他挑衅。空手道黑带高手高特二话不说，露出怪异的微笑，站起来翻身踢中那人的头部。邻桌刚好坐着六名退休州警，或许因为这样高特才被逮捕，并以过失杀人罪被起诉。 他在弗吉尼亚州监狱的日子相当短暂而怪诞。他成为一个腐化典狱长的宠物，这人替他伪造身份，协助他逃离。高特出狱不久就遇上了一个名叫艾迪·希斯的男孩，并将他杀害，手法和他残害中央公园里的女人如出一辙。 接着他谋杀了我手下的停尸间管理员、那个典狱长和一名叫海伦的监狱守卫。那时高特三十一岁。 雪片开始飘过窗口，远处的雪则在树林间凝成迷雾。一辆载有两名裹着方格毛毯的乘客的马车经过，蹄声响彻人行道。一匹白色的母马已经年老，不慎滑了一下，惹来车夫一阵粗野的鞭打。其他马匹看了，似乎黯然松了口气，毕竟天气寒冷。它们低垂着头，毛皮蓬乱不整。我感觉一股愤怒涌上喉咙，像胆汁一般苦，心则狂乱地跳动着。这时突然响起的敲门声让我猛然回头。 “谁？”我问。 一阵沉默后，传来韦斯利的声音：“凯？” 我开门让他进来。他的棒球帽和外套的肩膀部分已被雪打湿。他摘去皮手套，塞进口袋，脱下外衣，同时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怎么了？”他问。 “我来告诉你怎么了。”我的声音在颤抖，“来这边看看。”我抓着他的手走到窗前。“看！那些可怜的马有没有休过一天假？它们有没有受到妥善的照顾？有没有人替它们好好地梳过毛或钉铁蹄？你知道它们趔趄的时候会怎样吗——就在它们走在结冰的路上，因衰老而几乎摔倒的时候？” “凯……” “它们挨了一顿狠狠的鞭打。” “凯……” “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我穷追不舍。 “你要我怎么做？” “去做就是了。这世上到处都是不做事的人，我实在厌烦透了！” “你要我寄投诉信给动物保护协会吗？” “没错，”我说，“我自己也要寄。” “明天再写可以吗？今天所有的办公室都关门了。” 我继续望向窗外，看见那个车夫又在鞭打他的马。“够了！”我喊了一声。 “你要去哪里？”他跟着我出了房间。 他快步追着我走向电梯。我没穿外套，大步走过大厅，出了饭店前门。雪势很大，冰冻的街道极滑。令我愤怒的是个老人，他戴着帽子，驼着背坐在驾驶座上。看见我这个中年女人在一个高大男子的护卫下走过去，他立刻挺直身子。 “想乘舒适的马车吗？”他用凝重的腔调问。 母马将脖子弯向我，同时竖起耳朵，好像知道有事要发生。它的毛过度生长，皮肤结痂，瘦骨嶙峋，眼睛呆滞并泛着红光。 “你的马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白雪。”他开始说明计费方式，那模样就跟他的马一样可怜。 “我对车费怎么算没兴趣。”我说。 他疲惫地俯望着我，耸耸肩。“那你打算乘多久？” “我不知道。”我坚决地说，“我得乘多久才能看见你再度鞭打白雪？你是不是每逢圣诞节都要把它鞭打一顿才高兴？” “我对我的马好得很。”他茫然地说。 “你对这匹马残忍得很，说不定对所有会呼吸的生命都是这样。” “我还得干活儿呢。”他眯起了眼睛。 “我是医生，我要检举你。”我扯着嗓门说。 “什么？”他嘿嘿笑起来，“你是治马的医生？” 我走近车厢，近到距离他盖着毯子的双腿只有几英寸。“你敢再鞭打这匹母马一次，我看得见的，”我的语气像钢铁般冰冷，这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我讨厌的人的，“站在我背后的这位先生也会看见——从上面那扇窗户。”我指了指，“有一天你醒来，会发现我已经买下你所在的公司，并且解雇了你。” “你才买不起公司呢。”他仰起头，好奇地打量着纽约运动员俱乐部。 “你根本不明白！”我说。 他把下巴缩进衣领，不再理会我。 我回到房间时沉默不语，韦斯利也没有说话。我深深吸了口气，双手抖个不停。他到小酒吧去倒了两杯威士忌，扶着我坐在床上，替我垫了几个枕头在背后，然后脱下他的外衣，摊在我的腿上。 他关掉灯，坐在我身旁。好一阵，他揉着我的脖子，我则望着窗外。下雪的天空显得阴沉湿润，却不像下雨时那么可憎。我在想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为什么雪似乎很柔软，而雨却感觉冷硬得多。 警方发现艾迪·希斯赤裸的柔弱尸体的那个圣诞节，里士满正冷冷地下着苦雨。他靠在一栋废弃大楼后面的垃圾箱旁，大楼所有的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了。当时他虽说再也无法恢复意识，但还没死亡。艾迪的母亲要他到一家便利店去买汤罐头，高特就在那里把他拐走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男孩被发现的那个污秽而寂寥的地方，以及高特那没来由的残酷。他在受害人旁边放置了小购物袋，里面装了汤罐头和棒棒糖。这些细节让他变得无比真实，连亨利哥郡的警察都落泪了。我的头脑里浮现出艾迪的伤势，并且记起他接受儿科的加护照顾期间，在他脱离生命维持系统之前，我为他做检查时他手掌的温热触感。 “哦，上帝！”我在昏暗的房间里喃喃念着，“哦，上帝！我对这些事厌烦透了！” 韦斯利没有回应。他站在窗前，喝着酒。 “我烦透了残酷事件，烦透了那些鞭打马匹、杀害小男孩和柔弱女人的人。” 韦斯利没有回头，说：“今天是圣诞节，你应该打个电话给家人。” “你说得对，只有这能让我开心一点。”我擤擤鼻子，走开去打电话。 我妹妹在迈阿密的家里没人接听电话。我从皮夹里拿出通讯簿，打到我母亲已经住了几星期的那家医院，加护病房里的护士说多萝茜正陪着我母亲，会立刻去找她来。 “喂？” “圣诞快乐！”我对我唯一的手足说。 “想想我此刻所在的地方，真是讽刺。这里肯定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当然你是不会懂的，你又不在这里。” “我非常明白加护病房是怎么回事。”我说，“露西在哪里，她好吗？” “她和朋友出去逛了。她们送我到这里后出去的，大概一小时后回来，然后我们要去望弥撒。不过，我不知道她的朋友去不去，因为她不是天主教徒。” “露西的朋友有名字的，她叫珍妮特，人很好。” “我不想扯远了。” “妈妈怎么样？” “老样子。” “老样子是什么意思，多萝茜？”我说。她开始惹恼我了。 “今天他们替她吸了很多次痰。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你绝对无法想象那种情景。她拼了命想咳嗽，却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因为她的喉咙里插着一根可怕的管子。她今天只离开呼吸机五分钟。” “她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当然知道，”多萝茜沮丧地说，“哦，是的，她知道。我在她的桌上放了棵小圣诞树，她哭个不停。” 一股莫名的痛楚涌上胸口。 “你什么时候过来？”她追问道。 “不知道，我们还不能离开纽约。” “你有没有想过，凯，你这辈子都在为死人的事烦恼？”她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我觉得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和死人——” “多萝茜，告诉妈妈我爱她，还有我打过电话。请告诉露西和珍妮特，今天晚上或明天我会再和你们联络。” 我挂断了电话。 韦斯利依然站在窗前，背对着我。他对我的家庭纷扰相当了解。 “很遗憾。”他温和地说。 “就算我在那里，她也是一样的。” “我知道。可重点是，你应该在那里，而我应该在家里。” 每次他提到家我就不舒服，因为他的家和我的不是同一个。我开始重新思考这桩案子。当我闭上眼睛，就看见了那个宛如光溜溜人偶的女人。我回忆着她所有可怖的伤痕。 “本顿，他杀害那些人的时候，真正杀害的到底是谁？” “他自己，高特在杀害他自己。” “不可能全部都是。” “对，但有一部分是。” “那对他来说是一种运动。”我说。 “的确，这是事实。” “他的家人呢？我们还知道多少？” “不多。”他没有转身，“双亲都健在，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波佛。” “他们是从奥尔巴尼搬过去的吗？” “记得那次水灾吧？” “哦，是啊，那场暴风雨。” “南佐治亚州几乎被冲走。高特一家一定是那时迁到波佛的，我想一方面也是为了避人耳目。” “这我能想象。” “没错，他们在佐治亚州的屋子前面经常挤满了旅游车，记者一天到晚敲他们的门。他们不肯和警方合作。你知道，我一直要求做访谈，可始终遭到拒绝。” “但愿我们对他的童年多一点了解。”我说。 “他是在一大片家族农场上长大的，那基本上是一栋坐落在几百英亩胡桃树林中的白色木造大房子。附近有工厂，生产一些在南方的卡车休息站和餐厅贩卖的坚果、糖果。至于高特在那栋房子里的生活状况，我们就不清楚了。” “他妹妹呢？” “我想还住在西岸吧，我们找不到她，反正她可能也不愿意和我们谈。” “高特会同她联系吗？” “很难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显示他们曾经亲近过。高特这一生似乎从未与任何人亲密过——就一般标准而言。” “你今天到哪里去了？”我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情绪也放松了许多。 “我同几个探员谈了话，然后走了很久的路。” “为了运动还是工作？” “都是，但主要是后者。对了，白雪不见了。那个车夫拉着空马车离开了，他没有鞭打它。” 我睁大了眼睛。“多告诉我一些你散步的经过吧。” “我经过了中央公园西侧和八十一街交叉口的地铁入口，就是高特和受害者被人发现行踪的地方。那个地铁入口和兰博园之间大约只有五到十分钟的步行距离，依天气状况和你选择的路线而定。” “可我们并不确定他们去了那里。” “我们什么都不确定，”他疲倦地长舒了口气，“当然，我们发现了许多鞋印，但另外还有别的脚印：马的，牛的，狗的，以及天知道是什么的印子。至少曾经有过。”他停顿下来，雪片飘过窗玻璃。 “你认为他一直住在那里。” “那个地铁站不是换乘站，而是终点站。在那里下车的人不是住在上西区，就是要去附近的餐厅、博物馆，或到公园里参加活动。” “正因为这样，我不认为高特会住在那附近。”我说，“在八十一街或者附近那些地铁入口很可能都是同一批人来来去去。如果高特住在那里而且经常乘地铁，那么地铁站的售票员应该会认出他来。” “有道理，高特对于选择的犯案地区似乎很熟悉，然而我们却找不到他在当地生活过的证据。他是如何办到的？”他转身面对着我。 房间内没有开灯，韦斯利站在阴影之中，背后是一片天空飘着雪，仿如灰色大理石纹的背景。他显得十分瘦削，深色长裤从臀部垂下，腰带往前扣了一个新扣洞。 “你瘦了。”我说。 “我真是受宠若惊，你竟然注意到了。”他嘲讽道。 “我只有在你没穿衣服的时候才熟悉你的身体，”我淡淡地说，“那时候你很美。” “那么，我想只有那时候才要紧了。” “不对。你轻了多少？又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我从来不量体重，有时我会忘了吃东西。” “今天吃了吗？”我的口气活像小学保健室的阿姨。 “没有。” “穿上外套吧。”我说。 我们手牵手沿着公园的围墙散步，我不记得我们是否曾经在公共场合表露过情意。不过稀落的行人反正也看不清我们的脸孔——倒不是说他们会在乎。我的心突然轻快起来，雪花碰撞的声音听上去就像雪敲击着玻璃。 我们静静地走了几条街，然后我想起了迈阿密的家人。也许晚一点我会再打电话过去，而我得到的回应可能是更多的埋怨。她们对我不满，因为我没有做到她们要求我做的，每当这时，我真想把她们辞掉，就当她们是一份讨厌的工作或某种恶习。老实说，我最关心的是露西，我一向把她当成女儿般疼爱。至于母亲，我很难取悦她，多萝茜我又不喜欢。 我挨近韦斯利去挽他的手臂，并将身体靠着他，他伸出另一只手来握我的手。我们都戴着棒球帽，这样很难接吻。于是我们停在黑暗的人行道上，像无赖那样把帽檐转到后面，解决了问题，然后因对方的模样大笑起来。 “哦，要是我手上有照相机该多好。”韦斯利笑个不停。 “不，那样不好。” 我一边将帽檐转回原位，一边想着让谁来替我们拍张照片。这时我记起了我们是婚外情侣，欢乐的气氛顿时一扫而空。我们继续前行。 “本顿，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说。 他沉默着。 我继续说：“在现实世界里，你是个有罪的丈夫和父亲，于是我们只好一起出城。” “你对此有何感觉？”他的声音再度紧绷起来。 “我想我的感觉同其他有婚外情的人一样：罪恶感、愧疚、恐惧、悲伤。我开始头疼，你开始消瘦。”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我们会开始找彼此的麻烦。” “那么忌妒呢？”他问。 我犹豫起来。“我克制自己不去感觉它。” “你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感觉。” “当然可以，每当我们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 “你会忌妒康妮吗？”我们继续走，他追问道。 “我一向喜欢你的妻子，而且认为她是个好人。” “可你有没有忌妒她和我的关系呢？我可以理解——” 我打断了他的话：“你为什么非得逼我说，本顿？” “因为我希望我们都能面对现实，并且找出解决办法。” “好吧，那你倒是告诉我，”我说，“当我和你以前的工作伙伴、最好的朋友马克交往的时候，你忌妒过吗？” “忌妒谁？”他故意开玩笑地说。 “你忌妒过我与马克的关系吗？”我说。 他没有立刻回答。“如果我不承认我一直被你吸引——强烈地吸引着，那么我就是在撒谎。”最后他说。 我回想起和马克、韦斯利共处的日子，努力搜索能证明他刚才那句话的蛛丝马迹。我记不起任何一点。与马克交往的时候，我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他身上了。 “我一直很坦诚。”韦斯利继续说，“我们再来谈你和康妮，我必须知道。” “为什么？” “我必须知道我们所有人是不是能够好好相处，”他说，“就像从前你到家里来和我们共进晚餐那样。我妻子已经开始问你为什么不来了。” “你是说你害怕她起疑心？”我有点偏执起来。 “我是说问题已经浮现了。她喜欢你。既然现在我和你一起工作，她很奇怪为什么反而不常见到你了。” “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会觉得奇怪。” “我们该怎么办？” 我曾经去过韦斯利家，见过他和妻儿团聚的情景。我还记得他们和友人短暂分享他们的世界时的那些抚触、微笑和我难以理解的隐喻。但当时情况不同，我正和马克热恋，而如今他已经离世。 我松开韦斯利的手。黄色出租车横冲而过，扬起团团雪雾。公寓的窗口透出温暖的灯光，公园在高大的金属路灯的照耀下呈现出鬼魅般的森白。 “我办不到。”我对他说。 我们转入中央公园西侧。 “抱歉，可我实在不认为我能够陪在你和康妮身边。”我补充道。“我以为你可以克制自己的感觉。” “你说得容易。我的生命中可没有别人能依靠。” “你恐怕得试试看。就算以后不再提起这件事，无论如何你总得和我的家人好好相处才行——如果我们还要一起工作，如果我们还要做朋友的话。” “你这是在对我下最后通牒。” “你明知道不是。” 我加快脚步。从我们第一次做爱开始，我就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复杂了一百倍。当然，这一点我本来就相当清楚。我在验尸台上见过不止一个和已婚者牵扯不清的傻瓜，结果他们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他们变得神志不清然后受到控告。 我经过绿野餐厅，仰望着左边的达柯塔公寓楼——约翰·列侬多年前被暗杀的地点。这里的地铁站距樱桃丘相当近，我在想高特离开公园之后是否到了这里。我站在那里发呆。那个十二月八日的晚上，我出席了一个案子的审理后从法院开车回家，听到广播说列侬遭一个无名小卒枪击身亡，那人身上带着一本。 “本顿，列侬以前就住在那里。” “是啊，他被暗杀的地方就在入口处。” “高特会不会对这件事感兴趣？” 他停顿了一下。“这我倒没想过。” “我们是否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他沉默不语，仰望着由喷砂砖砌成、有着锻钢和铜条饰边的达柯塔。 “也许我们什么都不该放过。”他说。 “列侬被谋杀的时候，高特应该还是个青少年。我曾到过高特在里士满的公寓，他似乎偏爱古典音乐和爵士乐。我不记得他那里有列侬和披头士的专辑。” “如果说他对列侬着迷，”韦斯利说，“不会是为了音乐，他感兴趣的应该是犯罪。” 我们继续漫步而行。“我们能够访谈的对象实在不多。”我说。“我们需要警局的所有人员帮忙，甚至整个调查局。” “有没有办法查出是否有符合他特征的人在达柯塔附近逗留过呢？” “的确，他很可能在那附近待过。”韦斯利苦着脸说，“到目前为止，钱对他来说似乎一点都不成问题。” 走过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转角，可以看见一家名叫斯卡勒塔的餐厅覆着白雪的帆布篷，我有点吃惊，那里闹哄哄的而且灯火通明。一对身穿皮草大衣的男女走了进去，下了楼梯。我在想我们是否也该进去用餐，因为我真的很饿，而韦斯利也不能再降体重。 “想进去吗？”我问。 “当然。斯卡勒塔老板是你的亲戚吗？”他揶揄道。 “我想不是。” 我们走到门口，领班告诉我们餐厅已经打烊了。 “可是看起来不像打烊了。”我说，突然觉得很累，不想继续往前走了。 “但真的是啊，女士。”那人身材矮小，秃头，穿着系有鲜红色宽腰带的晚礼服，“里面正在举行私人聚会。” “斯卡勒塔是谁？”韦斯利问他。 “问这干什么？” “这个姓氏很有意思，就像我的。”我说。 “你姓什么？” “斯卡佩塔。” 他仔细打量着韦斯利，显得有些困惑。“是的，当然。可今晚他没陪你来吗？” 我茫然地望着他。“谁没陪我来？” “斯卡佩塔先生啊，他是贵宾之一。真是抱歉，我不知道你也在受邀之列……” “受什么邀啊？”我实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的姓很稀有，我从来不曾遇到其他姓斯卡佩塔的人，即使在意大利也没碰到过。 领班犹豫起来。“你和那个时常来这里的斯卡佩塔没有关系？” “哪个斯卡佩塔？”我有些不安。 “一位先生。最近他常来，是一位非常好的顾客。他受邀参加我们的圣诞聚会。这么说你不是贵宾了？” “多告诉我一些这个人的事。”我说。 “他是个年轻人，花钱非常慷慨。”领班微笑着说。 我能感觉到韦斯利的兴致被激起了。他说：“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他的样子？” “里面有很多客人。明天还得重新开张……” 韦斯利谨慎地出示了徽章，领班冷静地看了看。 “当然。”他彬彬有礼但面无惧色，“我给你们找张桌子。” “不，不必，”韦斯利说，“不需要这样。我们只是想多知道些这个自称斯卡佩塔的男人的事。” “进来吧。”他招呼道，“要谈话，也应该坐下来谈。你们也可以吃点东西。我叫欧金尼奥。” 他领着我们走向角落里一张铺着粉红色桌布的桌子，远离了挤满大厅、身穿礼服的众多宾客，所有人都在用意大利人的手势和腔调吃喝谈笑。 “今晚这里没有完整的菜单，”欧金尼奥道歉说，“我们可以给两位来点烤小牛排或柠檬鸡，搭配大蒜炒野菜酱细面或绿花椰菜通心粉当前菜。” 我们照单全收，并且加了瓶我最爱但很难找到的阿拉巴多尔切托红葡萄酒。 欧金尼奥去为我们拿酒的时候，我的思绪缓缓地运转着，恐惧拉扯着我的心。 “连提都不要提。”我对韦斯利说。 “我什么都没想要提起呢。” 他根本不必提起。这家餐厅距离高特被发现行踪的地铁站太近了。他一定会注意到斯卡勒塔这个名字，也一定会想到我，而我大概是他经常想到的人吧。 欧金尼奥很快就带着酒回来了。他撕开铝箔纸，边转开瓶器边说：“看，一九七九年的，非常清爽，比较像薄若莱葡萄酒。”他拉出瓶塞，倒了点给我品尝。 我点点头，于是他倒了两杯。 “坐下吧，欧金尼奥。”韦斯利说，“喝点酒，说说斯卡佩塔先生的事。” 他耸耸肩。“我只能说他第一次来是在几周以前。我知道他在那之前没来过。老实说，他很不寻常。” “怎么说？”韦斯利问。 “长相很不寻常。非常鲜艳的红发，很瘦，穿着很奇特，就是那种黑色长皮衣、意大利名牌长裤搭配t恤。”他望向天花板，再度耸肩，“想象一下穿着阿玛尼那种高级裤子和鞋子，然后搭配t恤，t恤还没有熨过。” “他是意大利人吗？”我问。 “哦，不是。他骗得过别人，可骗不了我。”欧金尼奥摇了摇头，给自己倒了杯酒，“他是美国人，但会说意大利语，他看菜单的时候都说意大利语。他都是这样点菜的，知道吗？事实上他说得相当好。” “他都怎么付账？”韦斯利问。 “都是用信用卡。” “信用卡上的姓是斯卡佩塔？”我问。 “是的，这个我能肯定。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缩写X。他说他的名字是柯克，那不太像意大利名字。”他微笑着耸了耸肩。 “那么他算是友善的了。”韦斯利说话的同时，我的心思不断地绕着这个线索打转。 “他有时很友善，有时不是。他经常在读东西，像报纸之类。” “一个人？”韦斯利问。 “都是一个人。” “他用的是哪种信用卡？”我问。 他想了想。“美国运通，好像是金卡。” 我看着韦斯利。 “你的卡带了吗？”他问我。 “我想应该带了。” 我掏出皮夹，卡不在里面。 “我不明白。”我感觉血液冲上发根。 “你最后一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韦斯利问。 “我不知道。”我呆住了，“我不常用这张卡，很多地方都不接受。”我们安静不语。韦斯利啜着酒，环顾四周，我则吓呆了，而且无比困惑。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高特要跑到这里来假装成我？如果我的卡果真在他手里，他又是怎么拿到的？当我思考这些问题时，不禁产生了怀疑——匡提科。 欧金尼奥起身去看我们点的餐。 “本顿，”我血液沸腾，“今年秋天我把那张卡给露西用了。” “她开始跟着我们实习的时候？”他皱着眉头。 “是啊，她离开弗吉尼亚大学准备进入调查局国家学院的时候我给她的。她那时经常往返两地来看我，加上假日得飞去迈阿密，我就把美国运通卡给了她，主要是让她买机票和火车票用的。” “之后你就没见过那张卡了？” “老实说，我连想都没想过。我通常都用万事达卡或维萨卡，那张运通卡好像明年二月就要到期，我原先大概是想让露西用到那时候。” “你最好打个电话给她。” “我会的。” “如果卡不在她手上，凯，我认为高特是在今年十月工程研究处遭人侵入期间偷走的。” 这正是我担忧的。 “你的账单呢？”他问，“有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支出项目？” “没有，十月和十一月根本没有任何支出。”我停顿了一下，“我们是否应该取消那张卡，或者利用它来追踪他？” “利用它来追踪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钱的关系。” 韦斯利迟疑着。“我来想想有没有办法。” 欧金尼奥端着我们的面点回来了，他说正在努力回想是否还有其他的事。 “他最后一次来应该是在上周四晚上，”他扳着手指算，“四天前。他喜欢法国烤牛排。呃，我想想。他点了一次朝鲜蓟奶酪塔搭配淡味细面，没有淋酱汁，只加了点奶油。我们邀请他来参加聚会。每年我们都举行类似的宴会以表达对老朋友和贵宾的感激。” “他抽烟吗？”韦斯利问。 “抽。” “记得抽什么烟吗？” “记得，褐色香烟，纳特·舍曼。” “酒呢？” “他偏爱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和高级葡萄酒。只是他有点——”他仰起鼻子，“势利眼。他认为只有法国人懂得酿酒，”欧金尼奥大笑，“因此老是点卡宝聂酒庄或奥利维尔酒庄出产的葡萄酒，年份往往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 “他只喝白葡萄酒？”我说。 “没喝过红酒，从来没有。他不碰红酒。有一次我端了一杯珍藏的红酒给他，被他退了回来。” 欧金尼奥和韦斯利交换了名片和其他信息，然后我们的领班就忙着招呼宾客去了，宴会正开得热闹。 “凯，”韦斯利说，“你认为这些信息会不会有别的解释？” “不会，那个人的特征和高特很相符，从头到脚都像。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我的恐惧转变成了愤怒。 韦斯利定睛注视着我。“仔细想想，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奇怪的电话、邮件或不出声的电话？” “没有奇怪或不出声的电话。有几封怪异的邮件，但就我的工作来说这是家常便饭。” “就这样？你的防盗铃呢？有没有失灵的异常现象？” 我缓缓地摇头。“这个月出了几次故障，可并没有坏。再说，我也不认为高特在里士满。” “你得多加小心。”他近乎恼怒地说，好像我真的不够谨慎。 “我一向非常小心。”我说。 第六章 次日，城市再度活跃起来，我带马里诺到塔杜餐厅吃午餐，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在前往布鲁克林高地会见佩恩指挥官之前需要先打打气。 一个年轻人在弹竖琴，大部分的餐桌旁坐满了衣着讲究的漂亮男女，他们除了为精美的出版物和处于巅峰状态的事业忙碌之外，大概对生活认识不多。 我被自己的疏离感吓了一跳。我望着餐桌对面马里诺的廉价领带、绿色灯芯绒外套和沾着尼古丁污渍的宽扁指甲，只觉得孤独。我很高兴有他做伴，却无法和他分享某些较深沉的想法。他不会理解的。 “我看你这顿午餐应该可以喝杯红酒，医生。”马里诺边说边仔细打量我，“喝吧，我来开车。” “不行，你不能开车，我们乘出租车。” “重点是，既然你不必开车，就不妨放轻松。” “你真正的意思，是你想喝杯红酒。” “希望你别介意。”他说，这时服务员来了，“你们有些什么红酒值得品尝？” 她很称职地没露出被冒犯的神色，并且列出了一长串出色的酒单，让马里诺迷惑不已。我建议他选择贝灵哲庄园典藏酒，据我所知那是好酒，然后我们点了扁豆汤和博洛尼亚面。 “那个死去的女人的事快把我逼疯了。”马里诺在服务员走后说。我挨近餐桌边缘，请求他低声说话。 他也靠近我，补充说：“他会选中她，应该有个理由。” “他选中她或许只是因为她就在那里，”我有点恼火了，“受害者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是啊。不过我认为应该不止这样。我还想知道这个浑蛋怎么会在纽约。你想他会不会是在博物馆遇上她的？” “也许。”我说，“等我们到了那里或许就会明白。” “进博物馆不必买票吗？” “要买，看入口处的情形就知道。” “她嘴里是有很多金子，但我看她死的时候不像很有钱。” “要是她有钱，我才觉得奇怪呢。总之她同高特进了博物馆，离开时被人瞧见了。” “所以他很可能是在那之前遇见她的，然后带她到了那里并替她买了门票。” “希望我们到那里看看他参观过的东西会有助于了解案情。”我说。“我知道那个人渣参观了什么。鲨鱼。” 食物十分美味，坐上几个小时都不成问题。一如往常，我没来由地感到疲倦。我的心性是由一层层苦痛和悲哀加上我自己经年累积的伤痛构成的——再加上过去这几年的。我经常陷入黯淡的情绪，现在就是。 我付了账，因为每次我和马里诺共同用餐，倘若是我选的餐厅，就一定是我付账。马里诺实在吃不起塔杜餐厅的美食，也住不起纽约的饭店。看着眼前的万事达卡，我想起了那张美国运通卡，心情更糟了。 为了参观博物馆的鲨鱼展，我们每人付了五美元，然后上了三楼。 马里诺爬楼梯比我慢，而且试图掩饰吃力的喘气声。 “可恶！他们早该在这里弄个电梯。”他抱怨道。 “有电梯啊，”我说，“但爬楼梯对你有好处，说不定这是我们今天唯一的运动。” 我们进了爬虫类和两栖类展览室，经过了一只一百年前在比斯凯恩海湾被杀的十四英尺长的美国鳄鱼。马里诺忍不住在每个展览物前面驻足流连，我则瞥了一眼各种蜥蜴、蛇、鬣蜥和希拉毒蜥。 “走吧。”我轻声说。 “瞧瞧这东西的尺寸，”马里诺站在二十三英尺长的网纹蟒标本前惊叹着，“你能想象在森林里踩中这玩意儿吗？” 无论我多么喜欢博物馆，在里面总是觉得冷冰冰的，我把这归咎于坚硬的大理石地板和高耸的天花板。但我实在讨厌蛇类和它们的内脏器官。我讨厌吐舌头的眼镜蛇、澳洲伞蜥和露出牙齿的短吻鳄。有个导游正在为一群年轻人解说，他们着迷地站在一个展示笼前，那里面挤满了印度尼西亚的科摩多巨蜥和再也无法跋涉过沙滩的大海龟。 “拜托你们，如果在海滩上使用塑料袋，记得扔进垃圾箱，因为这些家伙没念过书，”导游用传道士一样的热情说，“它们会以为那是水母….” “马里诺，咱们往前走吧。”我拽着他的袖子。 “你知道吗，我长大后就没来过博物馆。等一下，”他露出惊讶的神情，“不对。哎呀，我真该死，桃丽斯曾经带我来过，怪不得这地方看起来很眼熟。” 桃丽斯是他的前妻。 “那时候我刚被分派到纽约警局，她正怀着洛奇。记得当时看的是猴子和狒狒的标本，我还告诉她那是坏预兆。我说这孩子将来会喜欢在树上荡来荡去，而且爱吃香蕉。” “我请求你们。它们的数目越来越少了！”那个导游还在不断地陈述海龟的苦境。 “或许这里就是灾难的源头，”马里诺继续说，“厄运就是在这地方找上他的。” 我很少听他提起他的独子。事实上，我认识马里诺这么久了，对他的儿子却一无所知。 “我不知道你儿子叫洛奇。”我轻声说，我们开始往前走。 “本名叫理查德。他小时候我们习惯叫他里奇，后来就变成了洛奇。有些人叫他洛可，他有一大堆绰号。” “你跟他常联系吗？” “这里有家礼品店，也许我该为莫丽买一个鲨鱼钥匙圈什么的。” “我们等会儿就去。” 他改变了主意。“也许带几个面包圈给她就可以了。” 我不想逼他说他儿子的事，可机会就在眼前，而我认为他们父子之间的疏远是马里诺身上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洛奇在哪里？”我小心翼翼地问他。 “一个叫达里恩的无名小镇。” “康涅狄格州的那个达里恩？那可不是无名小镇。” “在佐治亚州。” “我很惊讶以前从没听你说过。” “他没做过什么值得让你知道的好事。”马里诺弯下腰，把脸贴在玻璃上，盯着在展览场外一个水池底部游动的两头铰口鲨。 “它们长得好像大号的鲶鱼。”他说。那两头鲨鱼瞪着死气沉沉的眼珠，尾巴轻轻扫着海水。 我们晃进展览场，没有排队等候，因为此时是工作日中午，参观者极少。我们逛过身穿椰子壳衣服的基里巴斯战士，以及温斯洛·荷马的《海湾溪流》。鲨鱼的图像画在飞机上，解说员说鲨鱼可以侦测到一个足球场以外的气味和百万分之一伏特的微弱电压。它们有多达十五排备用牙齿，独有的身体线条让它们能够非常迅速地穿梭于水中。 在一部短片中，我们看见一只大白鲨冲撞一个笼子，攻击绑在绳子上的鲔鱼。解说员说鲨鱼是深海里的传奇猎者，是完美的杀戮机器，是死亡之颚、海洋之王。它们能嗅出溶解于二十五加仑水里的一滴血，能感应其他生物经过时的水压。它们的速度超越了猎物。没人能够确切解释为什么有些鲨鱼会攻击人类。 “咱们离开这里吧。”影片结束时我对马里诺说。 我扣上外套的纽扣，戴上手套，想象着高特观赏这些怪物撕裂肉块、暗沉的鲜血弥漫于海水中的景象。我看见了他冷酷的目光和淡漠微笑背后的扭曲灵魂。我脑海里最可怖的画面，是他带着微笑杀人。怪异的微笑暴露了他的残酷，那是我几次接近他时亲眼见过的。 我相信他之前就坐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和那个我们还不知道姓名的女人在一起，而她就这么不知情地看着自己的死亡在屏幕上预演。她看见自己的鲜血在流溢，身体被撕扯。高特向她预演了他准备对她做的事，这场展览就是他的前戏。 我们回到圆顶大厅，那里展示了一只巴洛龙的化石，四周围满了小学生。它修长的颈骨延伸向阁楼的天花板，永远维持着试图保护它的孩子免于受到异特龙攻击的姿势。一片寂静。我环顾周遭，脚步声在大理石地板上回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守在各个展览场入口的收费台后面，察看哪些人没有付费。我从玻璃大门望出去，寒冷、拥挤的街道上堆满了脏污的雪。 “她是进来取暖的。”我对马里诺说。 “什么？”他正专注地看着恐龙化石。 “也许她来这里是为了躲避寒冷。你可以在这里待一整天欣赏这些化石。只要不进展览场，你根本不必花一毛钱。” “这么说你认为这里是高特第一次遇见她的地方？”他显得有点怀疑。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我说。 红砖烟囱安安静静，皇后区高速公路的栅栏外是一片寂凉的水泥钢筋建筑物。 出租车经过了许多灰沉的公寓以及贩卖烟熏或冷藏鱼、大理石、瓷砖的商店。我们正赶往布鲁克林高地，准备到杰伊街的交通管理部门，一路上只见铁丝网围篱上堆着铁线圈，道路旁和树上堆挂着垃圾。 一个身穿宝蓝色制服长裤和突击队毛衣的警察陪我们上了二楼，进入弗朗西斯·佩恩那间三星指挥官的专属办公室。她体贴地在一张小桌子上摆好了咖啡和圣诞饼干等着我们，等会儿我们就要在那里讨论中央公园有史以来最令人发指的谋杀案之一。 “下午好，”她说，坚定地和我们握了手，“请坐。我们很需要饼干的热量，一向如此。队长，你的咖啡要加奶精和糖吗？” “好啊。” 她微微一笑。“我想这表示两者都要。斯卡佩塔医生，我有种感觉，你习惯喝黑咖啡。” “没错。”我望着她，对她好奇起来。 “你大概不吃饼干。” “也许吧。”我脱掉外衣，找了把椅子。 佩恩指挥官身穿缀着锡扣的深蓝色套裙，搭配白色高领丝质衬衫。她不必穿制服就霸气十足，然而她既不严肃也不冷峻。我不会用军人气息浓厚来形容她，应该说是威严，但我察觉出她淡褐色的眼睛里透着焦虑。 “看来高特先生很可能是在博物馆邂逅了受害者，而不是两人之前就认识。”她说。 “你这么说真有意思，”我说，“我们刚去过博物馆。” “根据一个警卫的说法，有个符合受害者特征的女人曾经在圆顶大厅闲荡。有人还看见她和一个男人说话，那人买了两张展览场的门票。事实上，有好几个博物馆职员看见他们，因为他们的穿着很奇特。” “你认为她为什么会进博物馆？”我问。 “根据目击者对她的印象，她像个无家可归的人。我猜她大概是进去取暖的。” “他们不会把街头流浪汉赶出去吗？”马里诺说。 “必要的时候会，”她停顿了一下，“如果有人惹麻烦的话。” “那她一定没惹麻烦。”我说。 佩恩指挥官伸手去拿咖啡。“显然她很安静，而且不莽撞。她似乎对恐龙化石很有兴趣，绕着它们转了又转。” “她同任何人说话了吗？”我问。 “她问了女洗手间在哪里。” “这么说她从没去过那里。”我说，“她说话有口音吗？” “就算有也没人记得。” “那么她应该不是外国人。” “关于她的衣服呢？”马里诺问。 “短外套，棕色或黑色。戴着一顶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棒球帽，宝蓝色或黑色。可能穿着牛仔裤和靴子。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们安静下来，陷入沉思。 我轻咳一声。“然后呢？” “然后有人看见她和一个男人说话。关于他的衣着的描述相当有趣。有人记得他穿着一件十分夸张的外衣，黑色的，剪裁得像长雨衣——会让人联想起二战中盖世太保穿的那种大衣。博物馆职员还说他好像穿着靴子。” 我想起了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特殊鞋底纹印，还有斯卡勒塔餐厅的领班欧金尼奥提到的黑色皮大衣。 “博物馆的好几个地点都有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他们的确曾进入鲨鱼展览场。”佩恩指挥官继续说，“那个男人还在礼品店买了几本书。” “知道是什么书吗？”马里诺问。 “关于鲨鱼的书，其中一本里面有被鲨鱼攻击者的图片和照片。” “他买书是付的现金吗？”我问。 “恐怕是的。” “接着他离开了博物馆，然后在地铁站被开了罚单。”马里诺说。 她点点头。“我相信你们对他出示的证件一定很有兴趣。” “哦，快说。” “他驾照上的名字是弗兰克·伯奈利，意大利人，三十二岁，住在维罗纳。” “维罗纳？”我说，“这倒有趣，我的祖先就是从那里移民来的。” 马里诺和指挥官匆匆瞥了我一眼。 “你是说这人渣说话带有意大利口音？”马里诺问。 “那名警察记得他的英语很糟糕，意大利腔很浓厚，我想高特应该不会这样吧？”佩恩指挥官说。 “高特出生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我说，“所以他不会有意大利口音，但这并不表示他不会模仿。” 我向她讲述了昨晚我和韦斯利在斯卡勒塔餐厅的新发现。 “你的外甥女已经证实你的信用卡被偷了？” “我还没同露西联系上。” 她捏了一小块饼干含在嘴里，然后说：“开罚单的那名警察在纽约的意大利家庭里长大，斯卡佩塔医生，他认为那个人的口音应该是真的。高特必定很厉害。” “我相信他很厉害。” “他在意大利念过高中或大学吗？” “不知道。”我说，“他没有修完大学课程。” “哪所学校？” “北卡罗莱纳的一所私立学院，叫戴维森。” “学费很昂贵，而且很难进去。”她说。 “没错。高特家境很富有，他又绝顶聪明。据我了解，他只念了一年。” “被开除了？”我看得出她很感兴趣。 “据我所知是这样。” “为什么？” “触犯了校规吧。” “我知道这很难相信。”马里诺嘲讽地说。 “然后呢？进入了另一所大学？”佩恩指挥官问。 “应该没有。”我说。 “有没有人到戴维森调査过？”她显得狐疑，像在怪负责这案子的人没有尽责。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老实说，我想没有。” “他才三十出头。那只是不久以前的事啊，他们应该还记得他。”马里诺开始剥开他盛咖啡的纸杯，抬头看着指挥官。“你派人去调查了是否真的有这个叫伯奈利的家伙吗？” “正在进行，目前还不能确定，”她回答，“调査可能会很缓慢，尤其在这个季节。” “调查局在罗马的美国大使馆有一位正式专员，”我说，“或许这会有帮助。” 我们聊了一阵，然后佩恩指挥官送我们到门口。 “斯卡佩塔医生，”她说，“我在想你走之前我是否方便说句话。”马里诺看看我们，仿佛那问题是针对他似的说道：“当然，请便。我在外面等。” 佩恩指挥官把门关上。 “我在想晚一点我们是否可以见个面。”她对我说。 我犹豫起来。“我想应该可以。你的想法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和我一起吃晚餐？大约七点钟，我想我们可以多聊聊，轻松一下。”她微笑道。 我本希望和韦斯利共进晚餐。我告诉她：“你真周到。当然，我会到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我的地址，”她说，“到时候见。” 马里诺没问佩恩指挥官对我说了些什么，但他显然很疑惑，不理解自己为何被排除在外。 “还好吧？”我们走向电梯时他问我。 “不，不好。要是一切都好，我们现在就不会待在纽约了。” “可恶！”他苦着脸说，“自从我当警察以后就没休过假了。假期不是为我们这种人而定的。” “应该要休假的。”我说着向一辆已经坐了客人的出租车挥手。 “废话。你数得清有多少次在平安夜、圣诞节、感恩节或劳动节周末被叫出来吗？” 又一辆出租车飞快地驶过。 “假期正好是高特这种人渣没地方去、没人陪伴的时候，所以他们用那种方式来自娱自乐，而这种时候全世界有一半的人不是陷入沮丧就是和配偶分离，或者轰掉自己的脑袋，或者喝个烂醉然后开车撞死。” “该死！”我嘀咕着，沿着繁忙的街道往前走，“如果你愿意帮我叫车，我会很感激，除非你想走路越过布鲁克林大桥。” 他走上街道，挥舞着手臂，立刻就有一辆出租车靠了过来。我们上了车。司机是伊朗人，马里诺对他不太友善。我回到房间，好好地洗了个热水澡，然后再次试着打电话给露西。很不幸，接电话的是多萝茜。 “妈妈如何了？”我单刀直入。 “露西和我整个上午都在医院陪她。她很沮丧，气色非常糟。我想起这些年来我一直叫她不要抽烟，现在看吧，得靠机器才能呼吸，脖子上还开了个洞。昨天我还逮到露西在后院抽烟呢。” “她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我惊慌起来。 “不知道，你比我还更常见到她。” “她在吗？” “等一下。” 话筒不知被多萝茜搁在了什么地方，重重响了一声。 “圣诞快乐，姨妈。”露西的声音传来了，听起来不怎么开心。 “我的圣诞节过得也不太快乐。”我说，“你去看外婆，她怎样了？” “她突然哭了，我们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后来妈妈急着离开，因为她要参加一场网球比赛。” “网球？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是她最新的减肥计划。” “她说你学会抽烟了。” “我不常抽。”露西一语带过，好像那不值一提。 “露西，这件事我们得谈谈，你不能染上烟瘾。” “我不会上瘾的。” “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也这么想，但戒烟真是最艰难的一件事了，简直是地狱。” “我知道戒掉坏习惯有多么困难，我也无意让自己落入失控的境地。” “很好。” 她补充道：“我明天就飞回华盛顿。” “我以为你至少会在迈阿密待一周。” “我必须赶回匡提科，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出了问题。今天中午过后工程研究处呼叫过我。” 工程研究处是联邦调査局内研究、设计从监视器材到机器人等高度机密科技的部门。露西就是在那里研发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是一个集成性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和警方及其他调查部门联网，庞大的数据库由调查局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小组统筹管理，目的是提醒警方他们打交道的对象很可能在别处犯过强暴、杀人等罪行。接着，如果有必要，韦斯利的小组会参与办案，以前我们就曾接受过纽约市的征召。 “有问题吗？”我不安地问，因为最近刚发生过严重的事故。 “根据登录记录来看不严重。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不相干的人进入系统，可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似乎未经指示便传送了一些资料。这种怪现象已经有一阵了，但到现在我都无法破解，就像它自己会思考一样。” “我想人工智能系统就是这么回事吧。”我说。 “不尽然，”我这位拥有天才智商的外甥女说，“那些都不是一般的数据。” “你能举个例子吗？” “好吧。昨天，从英国交通警察局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终端机传送来一件案子，是发生在伦敦市中心某个地铁站的强暴案。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接受了这个信息并检査了所有的细节，然后回复给传来案子的终端机。伦敦的办案警察接到的信息是说要他们进一步提供关于嫌疑人的资料，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尤其想知道嫌疑人现身时的头发颜色，以及受害者是否有高潮。” “你在开玩笑。”我说。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程序从来不曾设计成会提出类似的问题。基本上，这不符合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社交礼仪。伦敦的警察非常生气，向一个副局长报告了情况，副局长又向匡提科的头头报告，头头就打电话给本顿·韦斯利。” “本顿打电话给你了？” “其实他是让工程研究处的人打给我的，他明天也要回匡提科。” “原来如此。”我的声音十分平静，没有流露出我很在意韦斯利明天或任何时候要离开却没事先告诉我，“我们是否能确定伦敦的那名警察说的是实话？这件事不是他捏造的一桩笑话？” “他们传真了一份复印件过来，根据工程研究处的说法，那些信息是真实的。不过也可能是某个熟悉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程序设计师进入系统，伪造了那份文件。但我说过，据我所知，登录记录并未显示有人侵入的迹象。” 露西继续解释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是在UNIX平台上处理地区性网络，并且和较大局域网络联网。她谈到网关器、连接端口和每六天就自动更新一次的密码，说只有包括她在内的三名高级工程师才能进入系统中枢，其他远程网站的使用者，比如伦敦的那名警察，能做的只是通过当地和匡提科两万兆的服务器联机的终端机或个人电脑读取数据罢了。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几乎是我所见过最安全的系统，”露西补充说，“严加保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可保密得还不够。今年秋天工程研究处曾遭人侵入，我们有理由相信高特牵涉其中。我不需要提醒露西这一点，因为当时她就在那里实习，现在则是负责弥补那件事造成的损害。 “听我说，姨妈，”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我把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从头到尾查了两遍。我过滤了每个程序，重写了大部分重要程序，以确保我们不受威胁。” “不受谁的威胁？”我问，“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还是高特？” “没人进得去，”她淡然说道，“没人会进去，绝无可能。” 这时我把美国运通卡的事告诉了她，她的沉默令人发冷。 “糟糕，”她说，“我根本没想过这件事。” “还记得今年秋天你开始在工程研究处实习的时候我把卡给了你吗？”我提醒她，“我说你可以用来乘火车或买机票。” “可我从没用过，因为你让我停止使用你的卡。后来侵入事件发生了，我有一阵哪里都没去。” “你把卡放在哪里了？皮夹里？” “不是。”她证实了我恐惧的事情，“放在工程研究处办公桌的抽屉里，同一封你写的信放在一起，我觉得那里和我住的地方一样安全。” “侵入事件发生时它就放在那里？” “是啊。已经不见了，姨妈。我越想越肯定，不然在那之后我应该见过才对，”她有些结巴，“我翻抽屉的时候应该会看到。等我回去找找，我想应该不在了。” “我想也是。” “真的很抱歉。有没有被人盗用很多钱？” “我想应该没有。”我没告诉她那个人是谁。 “你已经把卡挂失了，对吧？” “正在处理。告诉你妈妈，我会尽快去探望外婆。” “你的尽快永远都不快。”外甥女说。 “我知道，我是个坏女儿，是个很差劲的姨妈。” “你不尽然是差劲的姨妈啦。” “谢谢你。”我说。 第七章 弗朗西斯·佩恩指挥官的住宅位于曼哈顿的西边，从这里可以远眺哈德逊河对岸新泽西的灯火。她居住在这城市污秽地区一栋破旧大楼的十五层，只是当她打开白色大门的一刹那，那些全都被忘记了。 她的公寓充满灯光、艺术气息和美食的香气。墙壁刷成白色，挂着钢笔画、粉彩抽象画和水彩画。浏览了一阵书架和书桌后，我了解到她偏爱艾茵·兰德和安妮·莱波维茨，读了很多传记和历史书，包括谢尔白·富特关于那场惨烈的悲剧性战争的精彩巨著。 “我来替你拿外套。”她说。 我脱下大衣、手套和那条黑色的克什米尔羊毛围巾，我一直很喜欢这条围巾，因为它是露西送给我的礼物。 “我忘了问你是否有什么忌口，”她站在大门旁边的衣帽间说，“你吃贝类吗？如果不吃，我还有鸡肉。” “贝类很棒啊。”我说。 “很好。”她领着我进入客厅，这里有极佳的视野，可以欣赏横跨于河流之上的乔治·华盛顿大桥，它宛如太空中一条璀燦的珠链。“我知道你喝威士忌。” “淡一点的比较好。”我说着在一张蜂蜜色的柔软皮沙发上坐下。 “葡萄酒？” 我说可以，然后她走进厨房，端了两杯清爽的霞多丽葡萄酒出来。她穿了一条黑色的牛仔裤，搭配着灰色羊毛上衣，卷着袖子。我这才发现她的小臂上满是疤痕。 “少不更事的时候弄的，”她发现我在偷瞄她，“骑摩托车，结果摔得很惨。” “飙车，我们是这么说的。”我说。 “那是我男朋友的摩托车，当时我十七岁，他二十岁。” “他怎么了？” “他冲进车流，死了。”她的语气很平淡，就像有的人从容地说起一件丢失多年的物品那样，“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对警察这一行产生兴趣的。”她啜着酒，“别问我这中间是否有关联，因为我自己也不确定。” “有时一个人遭遇了悲剧，就会从此变成悲剧的服膺者。” “这是你的解释方式？”她紧盯着我。那双眼睛没看漏太多，透露的更少。 “我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就死了。”我简短地说。 “在哪里？” “迈阿密。他开了家小杂货铺，后来由我母亲经营，因为他去世前病了很多年。” “既然你母亲得看店，那你父亲病重期间由谁料理家务？” “只好由我来了。” “我想也是，你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了。我猜你是长女，没有兄弟，这辈子只准自己成功，不许失败。” 我聆听着。 “人际关系成为你的软肋，因为你无法靠超越别人来得到好的人际关系，也无法营造快乐的爱，或踏入快乐的婚姻。如果你关心的人有了麻烦，你总是认为早该避免，甚至觉得有责任摆平它。” “你为什么要剖析我？”我问得直接，但不带敌意，只是觉得神奇。 “你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有很多女人和我们一样，然而我们似乎总是没有机会凑在一起，你同意吗？” “非常同意。” “好吧，”她放下酒杯，“我邀请你来不是为了质问你，但如果我说我不想找机会让我们彼此熟悉，那我就太不诚实了。” “谢谢你，弗朗西斯，”我说，“很高兴你这样想。” “失陪一下。” 她起身进入厨房。我听见冰箱门关闭、流水和锅具轻轻碰撞的声响。不久她回来了，用冰桶装着那瓶霞多丽酒，将它搁在玻璃咖啡桌上。 “面包在烤箱里，芦笋在蒸笼里，只剩下虾得煎一煎。”她宣告道，再度坐下。 “弗朗西斯，”我说，“你们部门同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联网有多久了？” “只有几个月，我们是全国最先与它联网的几个部门之一。” “那纽约警局呢？” “他们正在尝试。交通警察局拥有相当精密的计算机系统和一群优秀的程序设计师及分析师，因此很快就能联网。” “多亏有你。” 她以微笑作答。 我继续说：“我知道里士满警局也联网了，还有芝加哥、达拉斯、夏洛特、弗吉尼亚州的警局和英国交通警察局，另有许多国内外的其他部门。” “你有什么想法？”她问。 “告诉我，圣诞节前夕当那个疑似是高特杀害的女人被发现时，系统是怎么运作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扮演了什么角色？” “尸体是清早被发现的，当然我立刻就得到了消息。我说过，犯罪模式听起来很熟悉，所以我把数据输入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看看有什么发现。这时应该已经到了傍晚。” “结果呢？”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很快就回应了，要求提供更多数据。” “你还记得是什么样的数据吗？” 她想了一下。“这个嘛，我想想。它对尸体遭破坏的方式很有兴趣，想知道是哪些部位的皮肤被切除，用的是哪一类切割工具。它也想知道是否有性侵犯的迹象——如果有，是经由口腔、阴部、肛门还是其他部位。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因为当时还没验尸。不过我们还是设法打了电话给停尸间，多少取得了一些数据。” “还有其他问题吗？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有没有问什么让你觉得诧异或不妥的问题？” “据我所知没有。”她困惑地看着我。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传到交通警察局的信息有没有让你觉得怪异？” 她又思考了一阵。“自从十一月联网之后，我们总共输入了二十个案件，包括强暴、伤害和谋杀案，都是些我认为和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有关的案子，因为案件的环境特殊或受害者身份不明。而据我了解，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传过来的信息只是例行要求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在这次中央公园案之前，没有出现过紧急状况。这回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用发亮的粗体字传来一条‘紧急信件等候中’的信息，因为系统这次受到了冲击。” “如果你收到不正常的信息，弗朗西斯，请立刻联系本顿·韦斯利。” “能不能告诉我，你在担心什么？” “工程研究处十月出现过安全漏洞，在凌晨三点被人侵入。可能是高特在幕后操纵。” “高特？”佩恩指挥官非常诧异，“怎么会有这种事？” “事后查出工程研究处的一个系统分析师和弗吉尼亚北部一家间谍商店有联系，而高特经常光顾那家店。我们知道这个女分析师和那次侵入事件有关，就担心是高特在利用她。” “为什么？” “还有什么比进入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任意处置全世界最残酷的犯罪案件的数据库更令他开心的？” “难道没有防堵他的方法？”她问，“加强安全措施，让他或其他人无法进入系统？” “我们以为已经做得够好了。”我回答道，“事实上，我的外甥女是这群程序设计师中最顶尖的，她对系统的安全性极有信心。” “哦，对了，我想我听说过你的外甥女，她是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创建者。” “她天生对计算机有一套，情愿陪着计算机而不喜欢人。” “不怪她。她叫什么名字？” “露西。” “多大了？” “二十一岁。” 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好吧，或许你提到的这些怪异信息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例如病毒。露西会解决的。” “总得抱着希望啊。” “把酒拿着，到厨房里陪我。”她说。 可我们还没走到厨房，电话就响了。佩恩指挥官接起电话，我则眼睁睁看着美好的夜晚从她的脸上流逝。 “在哪里？”她沉静地说。我熟悉的声调，熟悉的冰冷眼神。 当她说“我立刻就到”的时候，我已经打开走廊衣帽间的门拿我的外套了。 当我们抵达属于曼哈顿老城区的宝华利街的第二大道地铁站时，雪正像尘埃般徐徐飘落。 风咆哮着，蓝红色的灯光闪烁不已，好像夜晚受了伤似的，而通向地铁的阶梯已经封锁。流浪汉全被驱离了，上下班的人都绕道而行，新闻转播车和汽车陆续涌来，因为交通警察局游民管理小组的一名警察死了。 死者叫吉米·达维拉，二十七岁，任职警察才一年。 “你最好穿上这个。”一个脸孔苍白、像在生气的警察递给我反光背心、手术面罩和手套。 警方正从后车厢拉出许多手电筒和背心，好几名目光灼灼的警察举着冲锋枪从我身边冲过，下了阶梯。紧张的气氛像颗黑暗的心脏在空气中颤动，声音清晰可闻，而赶来支援中枪同伴的警察带来夹杂着脚步声和奇怪的无线电语言的嘈杂声响。远方传来救护车的嘶鸣。 我们由四名身穿防弹背心、外套和反光背心的魁梧警察陪伴着走下阶梯。佩恩指挥官给了我一个高亮度的手电筒。一列列车仿佛一条液体金属河流般飞驰而过。我们小步沿着一条狭窄的甬道进入那堆积着破玻璃瓶、注射针筒和垃圾的地下“墓穴”。灯光掠过铁轨近旁那些毛毡和壁板上的游民窝地，空气中飘散着人类排泄物的恶臭。 在曼哈顿的地底是面积达四十八英亩的隊道，八十年代后期曾有多达五千个无家可归的游民在里面生活。如今人数锐减，然而那些堆满鞋子、衣服和杂物的脏污毯子仍透露了他们的踪迹。 可怖的动物标本和带绒毛的假昆虫像圣物一般挂在墙上。游民管理小组叫得出名字的流浪汉全部像影子般消失在他们的地底世界，只有弗雷迪除外。他刚从吸毒后的沉睡中苏醒，在一条军用毯子下面坐起身，看看四周，呆住了。 “嘿，弗雷迪，起床。”手电筒照亮了他的脸。 他举起绑着绷带的手遮住脸，同时因为他所处的黑暗隧道被无数像小太阳般的光团探入而眯起眼睛。 “快，起床。你的手怎么了？” “冻伤了。”他喃喃地说，摇晃着站起来。 “你得好好照顾自己才行。你也知道你不能再待在这里，我们得带你出去。你想去庇护所吗？” “不了，老兄。” “弗雷迪，”那名警察高声说，“你知道这里出事了吧？听到警察达维拉的事了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弗雷迪一阵摇摆，又稳住了，在灯光下斜着眼睛。 “我知道你认识达维拉，你还叫他津伯。” “是啊，津伯，他人还好。” “不，他恐怕不太好，弗雷迪。他今天晚上挨了枪。有人枪杀了津伯，他死了。” 弗雷迪的黄眼睛瞪大了。“哦，真糟，老兄。”他左右探看，仿佛那个杀手正在窥视，仿佛有人会为了这事责怪他似的。 “弗雷迪，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看见不认识的人来这里？有没有看见可能干这种事的人？” “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弗雷迪几乎失去了平衡，赶紧靠在一根水泥柱上稳住，“没人，什么都没有，我发誓。” 又一列列车从黑暗中冲出，沿着南面的铁轨疾驶而去。弗雷迪被带走了，我们继续前行，避开铁轨以及在垃圾底下骚动的鼠群——感谢上帝我穿了靴子。我们又走了约十分钟，渐渐地我失去了方向感，面罩下的脸颊开始出汗，再也分辨不清铁轨远处圆形的明亮灯光究竟是警方的手电筒还是驶近的列车。 “好，现在我们得越过第三条轨道。”佩恩指挥官说，她一直走在我身边。 “还有多远？”我问。 “那里就是了，有灯光的那边。现在我们要越过去。侧着身子，慢慢过去。一次一步，别碰任何东西。” “除非你想体会休克的感觉。”一名警察说。 “是啊，六百伏的电压上身可不好玩。”另一名警察的语气同样冷硬。 我们沿着铁轨走入隧道深处，顶部也变低了许多。来到一道拱门时，有些人还得弯下腰才能通过。铁轨的另一端，犯罪现场鉴定人员正在四周搜索，一名戴着面罩和手套的法医已在查验尸体。灯已经架起，将针筒、玻璃瓶和血迹照得森亮。 达维拉仰躺着，冬季制服外套敞开着，宝蓝色突击队员毛衣清楚地显露出防弹背心的坚硬形状。他的眉心被点三八口径左轮手枪击中，枪就搁在他的胸膛上。 “他被发现时就这样吗？”我边问边走到近前。 “完全维持原状。”一个纽约警局的警探说。 “他的外套拉链拉开了，手枪就放在那里？” “是的。”警探脸颊泛红，冒着汗，不愿直视我的眼睛。 法医抬起头来，我无法辨认出面罩里面的那张脸。“我们无法推断这是谋杀。”她说。 我弯下腰，用手电筒探照死者的脸部。他眼睛睁开，头微微向右倾，身上的血迹颜色鲜红且变得黏稠。他个子矮小，肌肉结实的颈部和瘦长的脸表明这人身材维持得极好。我将手电筒光移向他的双手，手里是空的。我蹲下来仔细检查。 “没有弹药的残留痕迹。”我说。 “并非每次都会留下。”法医说。 “他前额的伤口并不是接触性的，而且在我看来似乎有点角度。” “倘若是他自己开的枪，那么我得说有点偏斜其实很正常。”法医答道。 “是朝下的角度，不太寻常。”我说，“再说他的枪怎么会端端正正地放在他的胸前？” “可能被这里的某个流浪汉移动过。” 我开始恼怒。“怎么说？” “或许有人把枪拿起来，但又想到留着凶器不好，就又放回了原位。” “我们真的应该把他的双手保护好。”我说。 “事情得一件一件来做。” “他没戴手套吗？”我抬头斜望着那一大圈强光，“这里很冷。” “我们还没有搜完他的口袋，女士。”那位女法医说。她属于那种年轻气盛、不知变通的类型，为了验尸会忍住大半天不上厕所。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我是乔纳斯医生。我得请你退开一点，女士。我们正努力保持犯罪现场的完整，你最好别碰触或弄乱什么。”她说着拿出体温计。 “乔纳斯医生，”这回开口的是佩恩指挥官，“这位是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首席法医、联邦调查局法庭病理顾问，她相当明白保持现场完整是怎么回事。” 乔纳斯医生抬起头，我捕捉到她戴着面罩的脸孔上闪过一丝惊讶。我从她花了很长时间看那支化学温度计这一点觉察出了她的尴尬。 我靠近尸体，注意到了死者头部左侧的状况。 “他的左耳有裂伤。”我说。 “那或许是他跌倒时造成的。”乔纳斯医生说。 我环视四周。我们在一处光滑的水泥平台上，没有铁轨会将他绊倒。我用手电筒照遍水泥地和墙面，寻找达维拉的血可能喷溅到的所有角落。 我蹲在尸体旁边，凑近细瞧他受伤的耳朵，还有耳朵下方的红块。我渐渐看出那是典型的踩踏痕迹，呈波浪状，有许多小凹洞——是鞋跟弧形边缘的印子。我站在那里，汗水滚下脸颊。每个人都盯着我，我则凝视着从黑暗通道的远处逐渐靠近的灯光。 “他的侧脸被踢了一脚。”我说。 “你又不知道他有没有撞到头部。”乔纳斯医生辩护似的说。 我瞪着她，坚定地说：“我当然确定。” “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绊倒的？”一名警察问。 “他的伤口不符合绊倒的特征。”我答道，“人绊倒时通常不止跌撞一次，多少会撞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这样，他的另一边脸也应该有伤痕，就是摔倒在水泥地上时留下的。” 一列列车带着热气和尖啸声轰然驶过。远远的暗处飘浮着灯光，灯光里面人影恍惚，声音隐约可闻。 “他被踢得失去了知觉，然后被人用他的枪射击。”我说。 “我们得将他带往停尸间。”法医说。 佩恩指挥官睁大眼睛，愤慨极了。 “是他，对吧？”我们往回走时，她问我。 “他曾经踢过一些受害人。”我说。 “为什么？他有枪，格洛克手枪。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枪？” “身为警察，最糟糕的莫过于被自己的枪击中。”我说。 “那么高特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他想让警方——让我们感到……” “他会觉得那很有趣。”我说。 我们往回穿过铁轨，经过老鼠很活跃的垃圾堆。我感觉佩恩指挥官在哭泣，而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 她说：“达维拉是个好警察，非常努力，从不抱怨。还有他的笑容，他总是带来欢乐。”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变得紧绷，“他还是个孩子啊。” 她的属下围绕在我们四周，没有靠得太近。我低头看着隧道和铁轨对面，想起了地铁线路的错综复杂。流浪汉们没有手电筒，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辨得清方位。我们又经过了一个流浪汉窝地，一个看起来有些眼熟的白人男子坐了起来，从一根汽车天线上吸着快克，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法律或秩序这类东西。这时我注意到了他的棒球帽，一时之间并没有反应过来，但转瞬就瞪大了眼睛。 “班尼，班尼，班尼，真替你害羞。”一名警察不耐烦地说，“别这样。你知道这样不对，伙计。我们得劝你多少次你才会听，伙计？” 班尼昨天早上曾经一路尾随我直到法医办公大楼。我认出了他污秽的军裤、牛仔靴和蓝色的牛仔外套。 “那就把我关起来啊。”他说着继续吸快克。 “没错，你就要进监狱了，我都准备好了。” 我悄悄对佩恩指挥官说：“他的帽子。” 那是一顶深蓝色或黑色的亚特兰大勇士队棒球帽。 “等等。”她先止住属下，然后问班尼，“你这顶帽子哪里来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着摘下帽子，露出一头脏乱的灰发。他的鼻子像被咬过。 “你一定知道。”指挥官说。 他慌乱地望着她。 “班尼，这帽子哪里来的？”她又问。 两名警察将他架起来，给他戴上手铐。他的毯子下面堆着平装书、杂志、打火机和小型环保塑料袋，还有几根巧克力棒、几包无糖口香糖、一个锡口哨和一盒萨克斯管簧片。我看了佩恩指挥官一眼，正好和她的目光相遇。 “全都带走。”她命令属下。 “你们不能拿走我的家当，”班尼奋力挣扎着，“你们他妈的不能拿走我的东西！”他用力蹬着脚，“你们这些混账……” “你这样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班尼。”他们从两侧抓紧他的手臂。 “戴上手套后再碰那些东西。”佩恩指挥官说。 “放心。” 他们将班尼的所有东西都塞进几个垃圾袋，连同它们的主人一起带走。我靠着手电筒照明前行，前方的无边暗寂仿佛是长了眼睛的沉默的虚空。有几次，我转身看见一团亮光，以为那是列车，但它突然往一旁偏移，接着变成一道手电筒光线，映照着一处水泥拱门，而邓波尔·高特正从那里穿过。他身形凌厉，穿着深色的长外套，脸色白得发亮。我抓住指挥官的袖子，尖叫起来。 <hr /> 注释： 第八章 三十多名警察彻夜搜索了宝华利街和这一带的地铁站。没人知道高特是如何进入隧道的，唯一的可能是他在杀害吉米·达维拉之后就不曾离开过。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被我发现行踪后是如何离开的，但他确实办到了。 第二天早晨韦斯利前往拉瓜迪亚机场，我和马里诺则回到停尸间。我没有遇到昨晚的那位乔纳斯医生，霍洛维茨医生也不在，但他们告诉我佩恩指挥官和她手下的一名警探在这里，我们可以去X光室找他们。 我和马里诺像是电影开场后才抵达一般悄悄溜进去，接着在黑暗中失去了对方的方位。我猜他大概正扶着墙壁，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平衡感有问题，很容易迷乱，然后就会左摇右晃。我靠近金属桌台，许多身影围在达维拉的尸体四周，一道手指粗的灯光正探测着他受损的头部。 “我需要鞋印模子来作比较。”有个人说。 “我们拍了些照片，我带来了。”我听出这是佩恩指挥官的声音。 “太好了。” “实验室制造的模子。” “你的人做的？” “不，不是我的人，”佩恩指挥官说，“是纽约警局。” “这里的擦伤和有纹路的挫伤是鞋跟造成的。”光线停留在达维拉的左耳下方，“这些波浪纹路相当清晰，擦伤下面并没有其他伤痕。这里也有一块印痕，但我看不出是什么，形状像是一块红斑拖着条小尾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们可以试试影像加强技术。” “是啊，是啊。” “耳朵本身呢？有印痕吗？” “很难说，但应该是裂伤而不是割伤，因为伤口的锯齿边缘没有磨损痕迹，肌肉纤维也是连贯的。而且我得说，根据这下面的撕裂弧度来看，”一根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指指着伤痕，“耳朵是被鞋跟踩的。” “所以才会有裂伤。” “是用极大的力量踩了一次。” “足以致命吗？” “或许吧，还得再看看。我猜他左边太阳穴的头盖骨应该有挫伤，并且有严重的脑内出血现象。” “我想也是。” 戴着手套的双手操控着镊子和光线。一根大约六英寸长的黑发黏在达维拉那件突击队员毛衣沾血的领子上，它被采集到了信封里面。这时我从一团漆黑中走向门口，把有色眼镜还给管理员，溜了出去。马里诺跟在我后面。 “如果那根头发是他的，”到了走廊，他说，“那他显然又染了头发。” “我早料到他会那么做。”我说着回想起昨晚看见的身影。高特的脸孔非常白，可我对他的头发毫无印象。 “这么说他已经不是红发了。” “根据以往的情况，说不定变成了紫色。” “他不断改变头发的颜色，也许头发掉光了。” “不一定。”我说，“不过那根头发有可能不是他的。乔纳斯医生的头发大概是那个长度，昨晚她在尸体旁边蹲了很久。” 我们身穿长袍，戴着手套和面罩，活像一支即将进行心脏移植之类重大手术的外科医生队伍。几个人抬着几口寒碜的松木棺材进来了，那是准备将死者埋在波特墓园用的。在玻璃后方，清晨的验尸工作已经开始。目前只有五起案件，死者之一是个男孩，显然死于暴力。马里诺移开了目光。 “见鬼！”他咕哝着，脸色暗红，“你就是这样开始新的一天。” 我没有回应他。 “达维拉刚结婚两个月。” 我不知该说什么。 “我和几个认识他的家伙谈过了。” 那个名叫班尼的吸毒者的私人物品杂乱地堆放在四号桌台，我决定把它们挪得离小男孩远一点。 “他一直想当警察，所有人都这么说。” 那些垃圾袋很重，一股臭味从绑紧的袋口飘出。我开始将它们搬往八号桌台。 “告诉我，为什么有人想做这种差事呢？”马里诺抓起一个袋子跟着我，越来越气愤。 “我们想改变现状，”我说，“我们想让事情多少有所改善。” “没错，”他讥讽地说，“达维拉的确改变了现状，他的确让事情改善了不少。” “别否定他的功劳，”我说，“他所做过和他还没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他的遗产。” 这是一出观众沉默、演员已死的戏剧，斯特莱克电锯开始启动，水声汩汩，X光显示出子弹和骨头的光影。不久，佩恩指挥官走进来，面罩里的眼睛透着倦意。她由一个年轻的黑人陪伴着，她介绍他是迈耶警探。迈耶把在中央公园雪地里拍摄的鞋底纹印照片拿给我们看。 “比例缩小了不少，”他解释说，“我承认如果有鞋印模子会更好。” 可是模子在纽约警局，而我敢说交通警察局永远都别想得到它们。弗朗西斯·佩恩看起来也不太像昨晚我拜访过的那个女人，我不禁怀疑她邀请我到她公寓的目的究竟何在。假如我们没有被临时召集到宝华利街，她会向我吐露些什么呢？ 我们解开袋子，将里面的物品摆放在桌上，除了班尼那些用来做窝的脏污羊毛毯。我们把那些毯子叠放在地板上。物品内容很怪异，这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班尼曾经和某个穿七号半男靴的人同住，或曾经向穿着七号半靴子的人索讨了这件物品。据我们所知，班尼穿七号鞋子。 “班尼今天早上说了什么没有？”马里诺问。 迈耶警探回答：“他说那些东西不知为什么就出现在他的毯子上。他上街逛了一趟，回来的时候东西已经在那里了，就在登山袋里面。”他指着一个沾了泥土、似乎历尽沧桑的绿色帆布登山背包。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这个嘛，班尼不太确定。事实上他对什么事都不确定，但他说大概是过去几天的事。” “他有没有看见背包是谁放的？”马里诺问。 “他说不知道。” 我拿起一张照片，凑近一只皮靴去比较两者的鞋底，尺寸和缝线是相同的。看来班尼不知怎么获取了我们推测被高特在中央公园杀害的那个女人的所有物。我们四人沉默了半晌，然后开始逐一检查可能属于她的那些物品。我们开始用一个锡哨子和一堆破布重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只觉得眩晕、疲惫。 “我们能不能给她取个名字？”马里诺说，“她没名没姓，这让我觉得不舒服。” “你想叫她什么？”佩恩指挥官问。 “珍妮。” 迈耶警探抬头看着马里诺。“很有创意。姓什么，多伊？” “这些萨克斯管簧片会不会是班尼的？”我问。 “我想不是，”迈耶说，“他说这些东西全在背包里面。再说，我从来不认为班尼对音乐有什么喜好。” “他有时候会做弹吉他状。”我说。 “你吸了快克也会那样。他只会那样而已。他乞讨，吸快克。” “在那之前他曾经有工作。”我说。 “他是个电工，老婆离开了他。” “这样也没必要搬到地铁隧道里去啊。”马里诺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了他，“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吸毒吧。结果他就被关到贝维尔街，清醒之后被放了出来。老故事，一再重演。” “说不定本来有一个萨克斯管，被班尼拿去当了？”我说。 “我无从得知，”迈耶回答，“班尼说这些东西是自己出现在那里的。” 我想起了那个我们暂时称为珍妮的女人的嘴巴，她的前排牙齿有磨损，法庭牙医认为这是因为她经常叼着烟斗。 “如果她经常吹奏竖笛或萨克斯管，”我说，“她的前排牙齿有磨损就好理解了。” “那么这个锡哨子呢？”佩恩指挥官问。 她弯腰细瞧一个带红色吹口的金色金属哨子，品牌名称是“世代”，英国制造，看起来不是新的。 “如果她经常吹哨子，这或许会加重她前面牙齿的耗损。”我说，“另外，很有趣的是这是低音哨子，而这些簧片是低音萨克斯管的。这样看来，她或许曾有一段时间经常吹奏低音萨克斯管。” “也许是在她的脑部受伤以前。”马里诺说。 “有可能。”我说。 我们继续筛查她的所有物，像研究茶叶似的加以解读。她喜欢无糖口香糖和舒适达牙膏，就她的牙齿状况来说这很合理。她有一条男式黑色牛仔裤，腰围三十二码，长度三十四码。裤子很旧，裤脚卷起，表明这可能是别人的旧衣服，或者是在二手店铺买的，但以她死时的身材来说实在大得离谱。 “我们能确定这些东西不是班尼的吗？”我问。 “他说不是他的，”迈耶回答，“他的东西在那个袋子里。”他指着地上一个圆鼓鼓的袋子。 我用戴着手套的手伸进那条牛仔裤的臀部口袋，发现了一张红白色的纸质标签，同我和马里诺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领到的牌子一样，是圆形的，约有一美元硬币大小，连着线圈。标签的一边印着赞助者名称，另一边是博物馆的标志。 “应该拿它去扫描指纹，”我说着将标签放进证物袋，“她应该碰过，或者高特碰过，如果是他付钱买展览入场券的话。” “她留着这种东西做什么？”马里诺说，“通常我们一出场就会把它丢进垃圾筒。” “也许她顺手放在口袋里，然后就忘了。”佩恩指挥官说。 “那可以当作纪念的。”迈耶说。 “她看起来不像收集纪念品的人，”我说，“事实上，她对什么该留或什么不该留似乎相当注意。” “你是说，她留下这标签好被人发现？” “我不知道。”我说。 马里诺点燃一根烟。 “这倒让我有些怀疑她是否早就认识高特。”迈耶说。 我回答道：“如果她认识他，而且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为什么还会在夜里跟着他到公园？” “看吧，就是这一点奇怪。”马里诺吐出一大口烟雾，面罩已被拉下了。 “如果她从来没见过他，那就不奇怪了。”我说。 “但她有可能认识他。”迈耶说。 “有这种可能。”我表示赞同。 我伸手去掏那条黑色牛仔裤的其他口袋，找到了八十二美分零钱、一片有咬痕的萨克斯管簧片和几张折叠整齐的舒洁面巾纸。她还有一件中等尺寸、衬里外翻的蓝色运动衫，不论它的前襟印的什么字，都已退色得无法辨识了。 她另有两条灰色运动长裤和三双彩色条纹运动袜。背包的一个口袋里有一张装框照片，拍的是一只带斑点的猎犬，它坐在浓密的树荫下。那只狗似乎在对拍照的人微笑，同时背景的远处有个人在看着这一切。 “这个也要扫描指纹。”我说，“事实上，你把它斜着拿，会看见玻璃上有痕迹。” “我敢说这只狗是她的。”迈耶说。 佩恩指挥官说：“能看出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吗？” 我凑近细看。“地势似乎相当平坦，阳光充足，没有任何热带植物。看起来不像沙漠。” “换句话说，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马里诺说。 “没错。”我说，“我看不清楚背景里的那个人影。” 佩恩指挥官细看照片。“可能是个男人？” “也可能是女人。”我说。 “是啊，我想应该是女的，”迈耶说，“非常瘦的女人。” “这么说有可能是珍妮，”马里诺说，“她喜欢戴棒球帽，而这个人似乎也戴着帽子。” 我看看佩恩指挥官。“如果能把照片翻拍给我就太好了，包括这张在内。” “我会尽快给你。” 我们继续对这个仿佛置身于房中的女人的情况进行探索。我从她少量的所有物中感受到了她的性格，并且相信她给我们留下了线索。很显然，她习惯穿男式内衣来代替胸罩。我们还发现了三条女用内裤和几块头巾。 她的所有物品都十分脏旧，但衣物的破洞全都细心地缝补好了，针线和备用纽扣也井然有序地存放在一个塑料盒里。只有那条黑色牛仔裤和那件退色的运动衫胡乱地揉成一团，我们怀疑这正是高特在暗夜里强迫她脱下的衣服。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已经筛査完所有物品，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证物足以证实这个我们称为珍妮的女子的身份。我们只能假设高特取走了她身上的所有证件，不然就是班尼拿走了她的一点钱，同时把放在一起的证件随手丢弃了。我无法理解高特什么时候会把背包放在班尼的毯子上，倘若他真的那么做了。 “我们得检査指纹的物品有哪些？”迈耶问。 “除了已经查过的物品，”我说，“那个锡哨子的光滑表面很容易留下指纹。你还可以试着用交流光束扫描背包，尤其是袋盖内层，那是皮革的。” “问题还是在她身上，”马里诺说，“我们仍然不知道她是谁。” “说到这个，我有好消息告诉你，”迈耶说，“我不认为证实了珍妮的身份，就能够逮到杀害她的凶手。” 我望着他，明白他对她已经失去兴趣。他眼里的光芒消失了，这种情形我在许多受害者身份不明的案子里见过。珍妮耗费大家的时间已经够多了。讽刺的是，倘若杀害她的凶手不是如此恶名昭彰，他们花在她身上的时间恐怕会更少。 “你是否认为高特在公园里将她枪杀，然后从那里跑进隧道，也就是她的背包被发现的地方？”我问他。 “也许吧，”迈耶说，“他只要离开樱桃丘，然后乘上地铁，例如到第八十六或七十七街的地铁站进站，就可以直接到达宝华利街了。” “或者他也可以乘出租车。”佩恩指挥官说，“他不可能步行，太远了。” “如果背包被遗留在现场，就搁在喷泉旁边呢？”这时马里诺说，“说不定班尼是在那里捡到背包的？” “他深夜跑去樱桃丘干什么？想想当时天气有多冷。”佩恩指挥官说。 房门打开了，几个助理推着达维拉的遗体走进来。 “我也不知道。”迈耶说，“她逛博物馆时带着背包吗？”他问佩恩指挥官。 “有人提到她单肩背着袋子之类的东西。” “也许就是这个背包。” “或许吧。” “班尼贩毒吗？”我问。 “如果你必须买毒品，那么你多少会卖的。”迈耶说。 “达维拉和这个女人之间也许有某种关联。”我说。 佩恩指挥官兴致盎然地望着我。 “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我继续说，“乍看起来，这似乎不太可能。但高特和达维拉同时到了隧道里，这是为什么？” “纯属偶然。”迈耶垂着眼睛说。 马里诺没有说话。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五号桌台，那里有两名法医正从各种角度拍摄受害警察。一个助理拿着湿毛巾擦去死者脸上的血渍，倘若达维拉还有知觉，可能会觉得他的动作相当粗鲁。马里诺不知道有人在看他，有那么一瞬，他暴露出了脆弱。我看见了多年来生活的暴风雨对他的摧残，重担紧压在他的肩头。 “而且班尼也在同一条隧道里，”我说，“如果他不是从现场或者某人那里得来的背包，就是像他所供称的，有人把它放在了他的毯子上。” “老实说，我不认为是别人干的。”迈耶说。 “为什么？”佩恩指挥官问他。 “高特干吗把背包从樱桃丘带到那里？为什么不把它丢在现场，然后一走了之？”他说。 “说不定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说。 “例如？”马里诺问。 “例如会让人认出她身份的东西。”我说，“也许他不希望她被认出来，而他需要时间来检査里面的东西。” “有可能。”佩恩指挥官说，“我们从里面的确找不到任何能够证实她身份的东西。” “可是高特一向不在乎我们是否会辨认出受害者的身份，”我说，“为什么这次他却在乎了？为什么他会在乎这个脑部受损、无家可归的女人？” 佩恩指挥官似乎没听见我说的话，其他人也都没有回应。两名法医开始脱达维拉的衣服，只是他毫不配合。他的两条手臂僵硬地交抱于前面，好像足球赛里的守门员。正当法医艰难地将那件突击队员毛衣剥离时，传呼机响了，我们不自觉地摸摸腰间。哔哔声还在继续，于是我们纷纷望向达维拉躺着的桌台。 “不是我的。”其中一名法医说。 “该死，”另一名法医说，“是他的。” 他从达维拉的腰带上拿起传呼机，我浑身打起了冷战。我们紧盯着五号桌台和佩恩指挥官，她走了过去，因为被害者是她的手下，而此刻有人在呼叫他。那名法医将传呼机递给她，她拿起来看上面的信息，随即脸色泛红。我看见她咽了一口口水。 “是密码。”她说。 她和法医都没想到不该碰传呼机，他们觉得那无关紧要。 “密码？”迈耶好奇地问。 “警方的密码，”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急促起来，“一〇-七。” “一〇-七”的意思是“结束参观”。 “妈的！”迈耶说。 马里诺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好像准备追赶什么，但他眼前并没有人可以让他追赶。“是高特。”他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随即提高嗓门说，“那杂种一定是在地铁里轰烂他的脑袋之后看了他的传呼机号码。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他瞪着我们，“代表他正在监视我们！他知道我们正在这里做什么！” 迈耶四下张望。 “我们还不知道是谁传的信息。”那名法医说，他完全没弄明白状况。 但我知道，并且毫不怀疑。 “就算是高特好了，他不必亲眼看见也知道我们早上做了些什么。”迈耶说，“他当然知道尸体在这里，我们当然也在这里。” 高特应该知道我在这里，我心想，但他不见得会知道其他人也在。“他一定正在某个他打电话的地方。”马里诺狂乱地环顾四周，几乎已站不稳。 佩恩指挥官命令迈耶：“快去发广播消息，所有部门都要发。还有，发送电报。” 迈耶扯下手套，愤愤地抛进垃圾筒，然后跑出了房间。 “把传呼机放进证物袋，得检查上面的指纹。”我说，“我知道我们碰过了，但还是得试试看。难怪他的外套拉链没拉上。” “嗯？”马里诺愣住了。 “达维拉的外套拉链是拉下的，我们一直找不到原因。” “有原因啊，高特需要达维拉的手枪。” “要拿枪不见得非拉下他的外套拉链不可，”我说，“他外套侧面放枪套的地方有一条裂缝。我想高特拉开达维拉的外套拉链是为了找寻呼机，然后记下号码。” 两名法医继续处理尸体。他们脱掉他的靴子和袜子，解下他脚踝上的枪套，里面是一把达维拉不该携带而且从没使用过的点三八口径瓦尔特手枪。他们脱去他的防弹背心、宝蓝色制服衬衫，取下一条十字架长项链。他的右肩有一小块刺青——缠绕着十字架的玫瑰。他的皮夹里有一美元。 <hr /> 注释： 第九章 当天下午三点，我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往返班机抵达华盛顿机场。露西没能来接机，因为她自从车祸之后就再也不开车了。至于韦斯利，我找不到正当理由要他来接我。 在机场外面，我独自和行李箱、旅行袋缠斗的时候，突然为自己难过起来。我累极了，衣服脏兮兮的，内心饱受惊吓，而我羞于承认这些。我甚至拦不到一辆出租车。 最后，我搭乘一辆装有紫色窗玻璃的破旧蓝绿色出租车到了匡提科。后车窗摇不下来，而那位越南司机又无法向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的大门警卫解释清楚我的身份。 “女医生，”司机又说了一次，我看出他对警卫和建筑物顶端的大堆天线感到惶惑，“她没问题。” “不是，”我对着他的后脑勺说，“我的名字是凯，凯·斯卡佩塔。”我试图下车，但车门全上了锁，按钮都拆掉了。警卫伸手去拿无线电对讲机。 “请让我下车，”我对司机说，他正盯着警卫腰间的那把九毫米口径手枪，“请让我下车。” 他转过身，害怕地说：“在这里？” “不是。”我说，这时警卫走出了哨亭。 司机瞪大了眼睛。 “我是说我要出去，但只去一会儿，我要向警卫解释。”我打着手势，放慢语速，“他知道我是谁，但我打不开窗子，他看不到我。” 司机不停地点头。 “我必须出去，”我坚决地强调一次，“你得把门打开。” 门锁开了。 我下了车，在太阳底下眯起眼睛，然后把证件出示给有着军人气质的年轻警卫。 “玻璃有颜色，我看不见你。”他说，“下次把车窗摇下来就可以了。” 司机开始将我的行李搬出后车厢，堆放在路上。他惊慌地望着四周，因为阵阵炮火和枪击声正从海军陆战队和调查局的靶场传来。 “不，不要，不要，”我打着手势要他把行李放回车内，“请送我到里面。”我指着杰斐逊大楼——停车场另一边那栋高耸的褐色砖造建筑。 他显然不想送我到任何地方，但我不等他开口就钻回了车里。后备厢关上了，警卫挥手让我们通过了大门。空气清冷，天空湛蓝。 在杰斐逊大楼的大厅，接待台上面的视频装置显示出欢迎我来到匡提科的信息，并且祝我有个愉快而安全的假期。一个长着雀斑的年轻女人为我办理了登记手续，然后给了我一张在学院内开门用的磁卡。 “圣诞老人对你好吗，斯卡佩塔医生？”她一边快活地问我，一边找着房间钥匙。 “我今年表现得一定很糟糕，”我说，“我只收到了藤条。” “无法想象。你一向那么亲切。”她说，“和以前一样，我们安排你住在安保楼层。” “谢谢你。”我记不起她的名字，而且我感觉她知道这一点。 “你打算陪伴我们几天呢？” “只有一天。”我想她可能叫莎拉。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非记起她的名字不可。 她交给我两把钥匙，一把塑料的，一把金属的。 “你是莎拉，对吗？”我冒险问她。 “不是，我叫萨利。”她有点伤心。 “我是说萨利，”我不安地说，“当然是了。我很抱歉。你一向这么照顾我，我很感谢你。” 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对了，大约三十分钟前你的外甥女才从这里经过呢。” “她往哪里走的？” 她指着从大厅通向大楼中心的玻璃门，在我还没来得及插入磁卡之前她就咔啦开了门锁。露西有可能到邮件中心、会议厅或工程研究处去了。她也可能回了宿舍房间，宿舍就在这栋大楼里，只是位于另一边的侧翼。 我努力想象着下午这个时候我的外甥女会在哪儿，最后却发现她待在我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我的套房里。 “露西！”我打开门，尖叫起来，她正站在房间的另一头，“你怎么进来的？” “跟你一样，”她的态度不怎么热情，“我也有钥匙。” 我将旅行袋拿进客厅撂下。“怎么会？”我打量着她的脸。 “我的房间在这边，你的在那边。” 安保楼层是供秘密证人、间谍或司法机关认为需要保护的人住宿的。要进入房间必须通过两道门，通过第一道时得在数字键盘上输入密码，每次进入都得输入；通过第二道时则是用的磁卡，磁卡也经常更新。我时常怀疑这里的电话是否也被监听了。 我在大约一年前住进这里，因为高特已对我的生活形成威胁。如今露西也住了进来，这让我感到不解。 “我以为你住在华盛顿宿舍。”我说。 她走进客厅，坐了下来。“原本是的，”她说，“可今天下午我转到这里来了。” 我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桌上摆着丝锻花，窗帘拉开着，可以看到大片天空。我的外甥女穿着运动长裤、慢跑鞋和联邦调查局的深色连帽运动衫。一头赤褐色的短发，鲜明的五官毫无瑕疵，除了额头上的那块淡色疤痕。她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四年级学生，美丽、聪慧，我们的关系一向非比寻常。 “他们安排你住进这里，是因为我在这里？”我仍然无法理解。 “不是。” “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拥抱我。”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于是站了起来，亲吻她的脸颊。她全身僵硬，挣脱了我的胳膊。“你还在抽烟。”我坐了回去。 “谁告诉你的？” “不需要谁来告诉我，我闻到你头发上的烟味了。” “你拥抱我是因为你想看看我身上有没有烟味。” “而你没拥抱我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有。” “你很烦人。” “我才不烦人。”我说。 “就是，你比外婆更难缠。”她说。 “她在医院里，因为她是老烟枪。”我迎着她绿眼睛的紧紧逼视。 “既然你知道我的秘密，我现在干脆就点一根吧。” “这房间是禁烟的，事实上在这房间里什么都不允许做。”我说。 “什么都不允许？”她的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 “绝对不允许。” “我知道你在这里喝咖啡，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听见你在用微波炉热咖啡。” “咖啡没问题。” “你还说什么都不允许。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喝咖啡是恶习。我敢说你一定也在这里喝酒。” “露西，请别抽烟。”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斯丽姆丝牌薄荷香烟。“我去外面抽。”她说。我打开窗户让她抽烟，心想我竭力要戒掉的恶习竟然成为她的习惯。露西十分爱好运动，体格健美，我告诉她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抽烟。 “我只是抽着玩玩，不常抽的。” “是谁把你转到我的套房里的？咱们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她喷着烟雾时我问她。 “他们要我来的。” “他们是谁？” “这还用说，当然是上面的人下的命令。” “伯杰斯？”我指的是学院副院长。 她点点头。“没错。” “他的用意是什么？”我皱起眉头。 她将烟灰弹入手心。“没人告诉我原因。我只能猜测这大概和工程研究处有关，还有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露西，”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她沉着地说，“但的确有事发生。” “高特？” “没有迹象表明系统曾遭人侵入，没有不该进入的人。” “但你认为有。” 她深吸一口气，像老烟枪那样。“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没有照着我们给的指示运行，它自作主张且从别的地方接受指令。” “一定有方法可以追踪。”我说。 她的眼神发亮。“相信我，我正在尽力。” “我没有质疑你的努力或能力。” “没有一点线索。”她继续说，“如果有人侵入，那他真的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而这不可能。你不可能进入系统，命令它传送信息或下达其他指令，却不被监督程序记录下来。再说我们的打印机每天早、中、晚都处于待机状态，任何人输入任何数据都会印出来的。” “你为什么生气？”我说。 “因为我受够了他们把这一切都怪到我头上。有人侵入又不是我的错，我从不知道在我身边工作的人会……”她又深吸了一口烟，“我的意思是说我会把它修好，那是我的职责。因为参议员给我压力，或者给你压力，实在是……” “露西，我不知道有人为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问题责怪你。”我委婉地说。 她的眼里燃起愤怒。“要是没人责怪我，我就不会住到这里来了。这个地方就是用来软禁人的。” “胡说。我每次来匡提科都住在这里，我非常确定我没有被软禁。” “他们安排你来是为了安全和隐私，”她说，“可我不一样。我又成了替罪羊，还受到监视，这从某些人对待我的方式就看得出来。”她朝工程研究处的方向点点头，它和学院隔街相对。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她走进厨房，将烟蒂用水淋熄后丢进垃圾筒，然后坐了回去，没说什么。我端详着她，越发不安起来。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生气，每当她的行为让人费解时，我总是惶惶难安。 那场车祸本可能让露西丧命的，她的脑部损伤有可能毁了她最珍贵的天赋。脑内血肿和宛如一个煮熟鸡蛋的受损大脑的影像突然浮现，这时我想起了被称为珍妮的那个剃光头发、浑身伤疤的女人，并且想象着露西身处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异地的情景。 “你感觉还好吗？”我问露西。 她耸耸肩。 “头还痛吗？” “还是那样。”她眼露疑惑，“有时候吃蜜德林有效，有时候吃了只会呕吐。唯一真正有用的是费欧立纳，可我没有那种药。” “你不需要吃那个。” “头痛的人又不是你。” “我的头痛得才厉害呢。你不必依赖巴比妥酸盐镇静剂。”我回答说，“你吃睡正常、经常运动吗？” “你这是干吗，医生问诊？” “既然我是医生，就随口问问。虽说你没有挂号，但我还是会亲切地接待你。” 她的嘴角扬起一丝微笑。“我很好。”她说话不那么带刺了。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又问。 “我猜你还没和佩恩指挥官谈过。” “上午过后还没有。我不知道你认识她。” “她的部门和我们的系统联网了——和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中午十二点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呼叫了交通警察局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终端机。我猜那时你应该已经赶往机场了。” 我点点头，想起了在停尸间时达维拉的寻呼机响起的情景，不禁腹部紧缩。“这次的信息是什么？”我问。 “我带来了，如果你想看的话。” “给我看看。”我说。 露西进了她的房间，出来时拎着一个公文包。她打开包，从一沓文件中找出一张递给我。那是弗朗西斯掌管的通讯小组内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终端机的打印纸，上面写着： ——编号PQ2196701001145的信息起始—— 发件人：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收件人：所有部门和指挥中心 主题：死亡警察 致所有相关部门： 为了安全起见，警察在地铁隧道执行任务或巡逻时应戴头盔。 ——编号PQ2196701001145的信息结束—— 我盯着这张打印纸好一阵，又忐忑又激动。然后我问：“登录系统写下这信息的人留下姓名记录了吗？” “没有。” “无法追踪？” “用一般方式不行。” “你认为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工程研究处遭人侵入时，那个进入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人植入了一个程序。” “就像病毒一样？” “是病毒，而且附属于某个我们还没找出来的档案，这样那人就能进入我们的系统而不留下踪迹。” 我想起了昨晚在隧道中高特闪现于手电筒光线中的身影，以及往黑暗和疾病深处延伸的漫长铁轨。他能够在一般人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来去自如，能够轻巧地跨过油腻的铁轨、针筒，以及人和老鼠的污秽巢窝。他就是病毒。他侵入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建筑物和我们的科技。 “结论是，”我说，“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感染了病毒。” “不寻常的病毒。这种病毒不是要摧毁硬盘或文件，所以还无法归类。它只针对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而来，目的是让某人能够进入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和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数据库。它就像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屋子里的每一道门。” “而它附着于某个既存的程序里。” “你可以说它有个宿主，”她说，“没错，它寄生在某个经常使用的程序里面。病毒本身无法导致损害，除非计算机运行一个程序或子程序，启动了某个宿主程序，例如DOS系统里的autoexec.bat。” “原来如此。这不是藏匿在文件里面，等开机的时候开始活动并让计算机死机的那种病毒。” 露西摇摇头。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里有多少程序文件？” “哦，上帝！”她说，“好几千个，有些长得可以围绕这栋大楼一圈呢。病毒可能隐藏在任何地方，更严重的是，并非所有程序都是我写的，而我对其他人写的程序又不是那么熟悉。” 其他人指的是嘉莉·格雷滕，她一直是露西的程序设计伙伴和密友。嘉莉也知道高特这个人，她也得对工程研究处遭侵入一事负责。露西不愿谈她的事或提她的名字。 “有没有可能病毒只附在嘉莉写的程序里面？”我问。 露西的表情并没有改变。“它可能在别人写的某个程序里，也可能附着于我写的程序里。我不知道。我正在搜寻，这也许得花很长时间。” 电话响了。 “大概是珍妮特。”她站起来，进了厨房。 我看了一眼手表，半小时内我得下楼去小组办公室。露西用手掩住话筒。“你介意珍妮特过来吗？我们要去慢跑。” “一点都不介意。”我说。 “她问你想不想和我们一起跑。” 我微笑着摇头。就算露西每天抽两包烟，我还是赶不上她跑步的速度；至于珍妮特，她简直够格当职业运动员了。这两个人令我有些感慨岁月不饶人和自己的力不从心。 “想喝点什么吗？”露西放下电话去开冰箱。 “有什么？”我望着她弯下纤细的身体，一手撑着冰箱门，另一只手在饮料罐架子上寻找。 “有健怡、吉马、佳得乐和沛绿雅。” “吉马？” “你没喝过？” “我不喝啤酒。” “这和啤酒不一样，你会喜欢的。” “我不知道这里还有客房服务。”我笑着说。 “我从邮件中心拿了些喝的。” “我要沛绿雅。” 她拿着饮料回来了。 “有什么防毒程序吗？”我说。 “防毒程序只能找到已知的病毒，例如黑色星期五、变形虫、石头病毒和米开朗琪罗等。我们面对的病毒却是专为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设计的，活跃于我们的系统内部，所以没有针对它的扫毒程序，除非我自己写。” “但你得先找到病毒才行。” 她灌下一大口佳得乐饮料。 “露西，我们是否该关闭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呢？” 她站起身。“我去看看珍妮特来了没有。她过不了外面的那几道门，我们也听不见她敲门。” 我也站了起来，把行李拿进我那摆着简单松木家具、装潢朴素的房间。安保套房和其他房间不同，拥有私人浴室。透过窗户，我可以看见那大片覆盖着白雪、延伸为无边森林的原野景观。阳光无比灿烂，感觉有如春天来了。真希望有时间洗个澡，我想把纽约的气息洗掉。 “姨妈？我们得走了。”我正在刷牙时露西叫我。 我迅速漱了口，回到房间。露西已经穿上一双奥克兰慢跑鞋，正在房门边做伸展活动，她的朋友则把一条腿抬在椅子上系鞋带。 “下午好，斯卡佩塔医生。”珍妮特立刻挺直身体对我说，“希望你不介意我过来，我不想打扰你。” 无论我如何努力安抚她，她总是表现得像巴顿将军进门时被震慑住的小兵。她是个新探员，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上个月我受邀到这里演说的时候。当时我正在放映关于暴力致死和犯罪现场维护的幻灯片，她从大厅的后方凝视着我。在黑暗中，我感觉得到她在研究我，而且我很好奇她在休息时间为什么没有与任何人交谈，就那么下楼消失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和露西是朋友，这一点加上羞涩可以解释珍妮特对我的态度。她蓄着及肩金发，眼睛蓝得接近紫罗兰色，拥有在健身房锻炼出来的健美体格。如果一切顺利，再过不到两个月她就可以从学院毕业了。 “我们很欢迎你和我们一起跑步，斯卡佩塔医生。”珍妮特礼貌地再次邀请我。 “你真好。”我微笑着说，“你认为我能赶得上你们，这让我很开心。” “你当然能。” “不，她才赶不上。”露西喝完佳得乐饮料，把空罐子搁在流理台上，“她最讨厌慢跑了，她只会边跑边想些不开心的事。” 她们出门之后我回到浴室，洗了脸，然后盯着镜子。我的金发似乎又比早上灰白了一点，发型又变难看了一些。我没化妆，一张脸活像刚从烘干机里出来的，需要好好熨一熨。露西和珍妮特的容颜却毫无瑕疵、整洁、生气勃勃，仿佛大自然只乐于雕琢、照拂年轻人。我又刷了牙，这让我想起了珍妮。 本顿·韦斯利的小组改了好几次名称，目前隶属于人质救援小组，但仍然处在学院地底六十英尺的地方，那里曾经作为胡佛局长的爆炸掩护所，没有窗户。我走进韦斯利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他翻阅着一份厚档案，同时瞥了我一眼。 摊在他面前的是近日发生的一桩与高特无关的案件的现场照片。受害者被砍了一百二十二刀，陈尸于佛罗里达一家汽车旅馆房间的床上。他脸朝下趴着，被人用绳子勒死。 “这是一件特征明显的案子。当然，凶手有滥杀倾向，捆绑的方式也不寻常。”韦斯利说，“没错，两个手腕上都打了绳结，像是手铐。” 我坐了下来。韦斯利戴着眼镜，而且我能确定他刚才一定是边看档案边搓头发。他看上去很疲倦。我的目光停留在墙上那些精致的油画和玻璃柜里有作者签名的书籍上。许多写小说和剧本的人经常找他，但他并不以和名人交往为傲，我想他大概觉得他们既可笑又没有品位。如果他能选择，我猜他不会和其中任何一个交谈。 “非常血腥的攻击方式，至少可以这么说。另外那些案子也是。共同点是支配欲。这是一种由愤怒激起的仪式。” 我注意到他的桌上放着几本调查局的浅蓝色手册，都是从工程研究处借来的。其中一本是露西协助撰写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指南，有许多夹了纸条的页面上做了不少记号。不知是露西还是他做的，而本能告诉我的答案令我的胸口一阵抽痛。每当露西有麻烦时，我的心都如此痛苦。 “凶手的支配欲受到了威胁，”韦斯利迎上我的视线，“没错，他的反应当然是激愤不已。这样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必然如此。” 他系着黑底淡金色条纹领带，一如往常穿着浆挺的白衬衫，戴着司法部的袖扣、婚戒，还有康妮送给他作为二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款式含蓄的黑色皮革表带金表。他和康妮都生于富裕之家，但他们相当节俭。 他挂了电话，取下眼镜。 “怎么回事？”我问。我真痛恨他让我紧张的本事。 他收起照片，放进牛皮纸信封。“佛罗里达又多了一个受害者。” “又是奥兰多地区吗？” “是的。等我们一整理好就把报告给你。” 我点点头，将话题转到高特身上。“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纽约发生的事了。” “传呼机。” 我又点头。 “我大致知道。”他苦着脸，“他在戏弄我们，以表达不屑。他在玩游戏，只是这会让情况更糟。” “糟透了。但我们不该把焦点全部放在他身上。”我说。 他仔细聆听，定定地望着我，双手交叉于他刚在电话中谈论过的那名受害男子的档案上。 “我们把精力过度地用在高特身上了，这并不真的有助于破案。例如确认那个女人的身份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认定在中央公园被他杀害的那个女人。” “我想所有人都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凯。” “所有人都会说他们认为那很重要，”一股怒气在我心头缓缓升起，“但实际上，警方和调査局都只想逮住高特，而不把确认这个无家可归的女人的身份当作第一要务，她只是即将和囚犯们一起被埋葬在波特墓园的另一个可怜的无名者。” “显然，对你来说她是第一要务。” “当然。” “为什么？” “我觉得她还有事情要告诉我们。” “关于高特的事？” “没错。”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直觉。”我说，“再说，无论在道德上还是专业上我们都有义务尽一切力量去帮她，她也有权利有名有姓地被安葬。” “她当然有。纽约警局、交通警察局和调査局都希望能查出她的身份。” 可我不相信他。“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一点，”我直率地说，“警察、法医不在乎，这个小组也不在乎。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至于她是谁根本不重要。这就是当受到暴力事件的威吓时，纽约这类司法体系所能提出的正义对策。” 韦斯利垂下眼睛，细长的手指抚弄着那支万宝龙钢笔。“你说的恐怕部分正确。”他抬头看着我，“我们不在乎是因为我们无法在乎，而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我希望能在高特再次杀人之前逮到他，这是我的底线。” “本来就该这样。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女人能不能帮我们抓到他，但也许她可以。” 我看得到他的沮丧，感觉得出他声音里的疲惫。“她和高特唯一的关联，似乎就是和他在博物馆相遇。”他说，“我们检査过她的私人物品，没找到任何与他有关的线索。所以我的问题是，你认为还能从她身上得到什么信息有助于我们逮到高特呢？” “我不知道。可每当我在弗吉尼亚碰到受害者身份不明的案子，总是尽一切力量追查，直到破案为止。这个案子在纽约，但我也有份，因为我和你的小组工作，你们受邀参与了办案。”我语气坚决，仿佛珍妮遭谋杀一案正在这房间里审理，“如果我无法坚持自己的原则，”我继续说，“那么我恐怕再也不能担任调查局的顾问了。” 韦斯利耐着性子听完了我的话。我知道他的挫折感和我一样深，但两者存在差异。他并非出身贫困，每次我们发生严重的争吵时，我总是拿这一点激他。 “假如她是个重要人物，”我说，“大家必定都会关心。” 他沉默不语。 “正义不属于穷人，”我说，“除非有人对案子施加压力。” 他打量着我。 “本顿，我在施加压力。” “解释一下你想做什么。”他说。 “我想尽一切可能查出她是谁，我要你支持我。” 他凝视了我一阵，他在分析我的想法。“为什么特别在乎这个受害者？” “我不是解释过了？” “注意，”他说，“注意你的动机是否不够客观。” “你是什么意思？” “露西。” 我恼怒起来。 “露西可能受到过与这个女人同样严重的脑部损伤，”他说，“露西算得上是另一种孤儿，而且不久前才失踪过，在新英格兰游荡，幸亏你找到了她。” “你在指责我有情感投射？” “我没有指责你什么，是在和你探究各种可能。” “我只不过想做好我的工作，”我说，“我可不想接受心理分析。” “我明白。”他停顿了一下，“尽管去做吧，我会尽力协助，我相信彼得也一样。” 接着我们的话题转移到露西和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上面，但韦斯利不想谈论这些。他起身去拿咖啡，这时外面办公室的电话响起，他的秘书替他留了口信。我到达这里之后他的电话就不曾停过，我也知道这里一向如此。他的办公室和我的没两样。世界上到处都是绝望的人，除了我们他们不知道还能向谁求救。 “告诉我，你认为她做了什么？”他回来时我问他。 他将咖啡往我面前一放。“你是在以她姨妈的身份说话。” “不对，现在我是她的母亲。” “我宁可我们能够以专业人士的角度谈论这件事。”他说。 “好，那就开始吧。” “十月间工程研究处遭人侵入的间谍事件还没结束，”他说，“有人进入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系统。” “这个我知道。” “我们还不知道对方是谁。”他说。 “我想我们已经认定高特有嫌疑。”我说。 韦斯利伸手去拿咖啡，我们两人目光相遇。“我当然不是计算机专家，但你得看看这个。” 他打开一个薄薄的档案夹，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我看出那是一张计算机打印纸。 “这是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登录记录，上面有最近传送信息给交通警察局通讯小组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终端机的确切时间，”他说，“你看出有什么不寻常了吗？” 我想起了露西拿给我看的那张打印纸，上面有关于“死亡警察”的邪恶信息。我细看了一阵打印纸上的登录注销记录、用户名、日期和时间，才了解问题所在，不禁感到害怕。 露西的用户名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取的，即以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起头再加上姓。她自称是LUCKtALK，而根据这份记录，当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传送信息到纽约的时候，她正好以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了系统。 “你问过她这件事吗？”我问韦斯利。 “太多人质问她了，她根本不在乎。你可以看看打印纸，她一天到晚都在登录、注销，有时只有几小时的间隔。” “她在乎。我不关心她对你说了什么，本顿。她认为他们让她搬到安保楼层去住，是想监视她。” “她的确受到了监视。” “她正好在信息传送到纽约时登录系统，那并不表示信息就是她传送的啊。”我坚持道。 “这我明白。登录记录里没有证据显示那是她传送的信息，事实上根本没办法看出是谁传送的。” “是谁拿这个给你看的？”我问，因为我知道韦斯利并不经常查看系统登录记录。 “伯杰斯。” “那么一定是工程研究处的人先拿给他看的。” “当然。” “因为秋天发生的那件事，那里有很多人不信任露西。” 他定定地注视着我。“对此我无能为力，凯。她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不能替她证明，你也不能。” “我没有企图为她做什么，”我愠怒地说，“我要求的只是公平。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有病毒，这不该怪罪露西啊。病毒又不是她制造的，而且她正在设法解决问题。老实说，如果连她都没办法，我想再也没人可以指望了，整个系统都会瘫痪。” 他拿起咖啡，但随即改变了心意，又放了回去。 “再说，我也不认为把她安置在安保楼层，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她破坏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你如果真的那么认为，早就要她卷铺盖离开了，绝不会还让她留在这里。” “不尽然。”他说，但他骗不了我。 “告诉我实话。” 他思索着，在寻求辩解之道。 “是你下令要露西住进安保楼层的，对吧？”我追问道，“不是伯杰斯，不是因为你给我看的这张登录时间记录表。这根本微不足道。” “对某些人来说可不是，”他说，“上面有人给了警告，要求我赶走她。我说暂时不行，先观察一阵再说。” “你是说你认为露西就是病毒？”我简直无法相信。 “不是。”他探身向前，“我认为高特才是，并且希望露西能帮我们追踪他。” 我望着他，好像他刚掏出枪朝空中射击那样。“不行。”我伤感地说。 “凯，听我说……” “绝对不行！别把她扯进来，她可不是联邦调査局的探员。” “你反应过度了……” 我没让他把话说完。“她还是个大学生，看在上帝的分上。她跟这件事毫无——”我随即住口，“我了解露西，她会努力和他联系上的。难道你不明白？”我紧盯着他，“你不了解她，本顿！” “我想我了解。” “我绝不让你利用她。” “听我解释。” “你应该关闭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我说。 “我不能这么做，那里面可能有高特留下的唯一行迹。”在我的瞪视下，他稍顿一下又说，“不能拿人命做赌注，高特不会停止杀人。”我脱口而出：“所以我才希望露西连想都不要想到他。” 韦斯利安静下来。他望着关闭的房门，又看看我。“他已经知道露西是谁了。”他说。 “他对她还不是很了解。” “我们不清楚他对她到底了解多少，但最低限度他应该知道她的长相。” 我简直无法思考。“怎么可能？” “早在你的美国运通卡被窃时他就知道了。”他说，“露西没告诉你？” “什么？” “她放在抽屉里的东西。”见我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突然停住。我感觉有些细节他略过了，不愿告诉我。 “什么东西？”我问。 “呃，”他继续说，“她在工程研究处的办公桌里放了一封信，你写的信，信用卡就放在信里面。” “这我知道。” “对。那封信里面还夹着一张你和露西在迈阿密的合照，你们坐在你母亲的后院拍的。” 我紧闭眼睛，深深吸了口气。 他表情凝重地继续说：“高特还知道露西是你的最大软肋。我也不希望他盯住她，但我想让你明白，他可能已经这么做了。他已经闯入一个以她为中心的世界，已经掌控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所以你才让她住进这里？”我说。 韦斯利看着我，努力想安抚我。我感觉到了他在冷静、自持背后所受的煎熬，感觉到了他极度的痛楚。毕竟他也有孩子。 “你让她搬到安保楼层和我一起住，”我说，“你怕高特会找上她？” 他以沉默回应我。 “我希望她回弗吉尼亚大学，回夏洛特市，我希望她明天就回去。”我不自觉地凶悍起来。我真正期盼的是露西从来不曾了解我的世界，但这永远都不可能了。 “不行，”他干脆地说，“她也不能和你一起待在里士满。老实说，除了这里她哪里都不能去，她在这里最安全。” “她总不能一辈子都待在这里。” “等他被逮到……” “我们或许永远都逮不到他啊，本顿。” 他疲惫地看着我。“那我们就按照证人保护计划来对待你们。” “我不会放弃我的身份、我的生活，与其那样不如死掉。” “那比死掉好一点。”他淡淡地说。我知道他的脑中正浮现出被踢踹、毁损过或带着弹痕的尸体。 我站了起来。“我该怎么处理那张失窃的信用卡？”我冷漠地说。“把它注销。我本来希望我们可以动用那些被没收的财产或缉毒得来的钱。”看我难以置信地摇头，他停顿了一会儿，“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你也知道我们有预算困难，你的部门也有。” “上帝！”我说，“我还以为你想追踪他呢。” “你的信用卡使用记录无法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只能显示他曾经去过哪里。” “我真不敢相信。” “怪罪那些政客好了。” “我不想听什么预算、政客之类的话。”我大喊。 “凯，调查局这一阵连练习射击用的弹药都负担不起了。你也知道我们的人事问题。目前我手上就有一百三十九个案子得处理，而上个月我的两个得力助手退休了。现在我的小组只剩九个人。九个。我们总共十个人，必须负责全国所有的案子，还得支援国外许多案件的调査。见鬼，我们找你当顾问的唯一理由是不必付给你薪水。” “我做这工作不是为了钱。” “你可以注销你的美国运通卡了，”他疲惫地说，“换成我一定马上就做。” 我久久地望着他，然后离去了。 第十章 我回到房间时，露西已经结束慢跑并洗了澡。此刻自助餐厅正供应晚餐，她却在工程研究处埋头工作。 “我今晚就回里士满。”我在电话里对她说。 “我以为你会在这里过夜。”她的语气中透着失望。 “马里诺会来接我。” “什么时候？” “他已经出发了。我走之前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餐。” “好啊。我想邀珍妮特过来。” “很好，”我说，“我们也该把马里诺算进去，他正在路上。” 露西没回应。 “我们为什么不先单独聚一聚？”我提议道。 “在我这里？” “是啊。只要你让我通过那些扫描仪、安全门、X光机器和热感应飞弹的检测，我是绝对安全无害的。” “好吧，我得先告知一下检察官，她最讨厌我往她家打电话了。” “我现在过去。” 工程研究处是三栋水泥和玻璃结构的高楼，四周围满树木，进入停车场前必须先通过距学院入口不到一百英尺的一处警卫岗哨。工程研究处是调查局最机密的一个部门，所有员工都得先接受指纹扫描，让生物门锁记录下指纹，才能通过树脂玻璃门。露西在门口等我，此时已近八点。 “嘿！”她说。 “停车场里至少还有十几辆车，”我说，“这里的人都工作到这么晚吗？” “他们常来来去去的，多数时候我根本没看见他们。” 我们走过一处地毯和墙面都是米黄色的宽敞大厅，通过几道上了锁的实验室的门，里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研究相互之间不能讨论的项目。除了露西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我对这里的一切只有模糊的概念。但我知道他们的任务是运用技术提高调查局探员各项工作的效率，无论是监视行动、射击、乘直升机追踪，还是运用机器人实施突袭。高特能够进入这里，就相当于能够自由地漫游于航空航天局或核电厂一样，真是匪夷所思。 “本顿告诉我放在你抽屉里的照片的事了。”进入电梯时我对露西说。 她按了二楼的按钮。“高特已经知道你的长相了，如果你在担心这个。他以前见过你——至少两次。” “我在意的是他可能知道了你的长相。”我直率地说。 “你是假设照片在他那里。” 我们进入一个由无数摆着工作站电脑、打印机和大堆公文的个人工作间组成的灰色兔巢式空间。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则独立于一个由玻璃隔开的空调房间内，四周堆满了终端机和调制解调器，抬高的地板下面埋藏着数英里长的电缆。 “我得检查一下。”她说着伸出手扫描指纹，开启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所在房间的门。 我跟着她进入那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输送着信息、空气清冷的空间。调制解调器闪烁着红绿色的灯，一个十八英寸的视频装置以大而亮的字体显现出“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字样，文字呈涡轮状，有如刚被扫描过的人的指纹。 “那张照片和美国运通卡放在同一个信封里，现在应该在他手上。”我说，“你想想也知道，两样东西都在他那里。” “也许在别人那里。”她专注地看着调制解调器，然后看看显示器，做着笔记，“这得看到底是谁翻了我的办公桌。” 我们一直认定是嘉莉独自闯了进来，拿走了她要的东西，但现在我不敢确定了。 “嘉莉或许不是单独行动。”我说。 露西没有回应。 “老实说，我不认为高特会舍得放弃进来这里的机会，我认为他一定与她一起行动了。” “当你是凶杀案通缉犯的时候，这么做很冒险。” “露西，想闯进这地方，这念头本身就够冒险了。”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显示器上的色彩旋转变幻，灯光忽明忽暗，她继续做着笔记。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是太空时代的大章鱼，它的触角联系着国内外的许多执法机关，它的头部是一个直立的灰棕色盒子，上面满是按钮和沟槽。当冷空气回旋于四周时，我不禁怀疑它是否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你的办公室还遗失了别的东西吗？”我又问，“还有什么不见了？” 她正在研究一个调制解调器上闪烁的灯光，一脸疑惑。她抬头看着我。“一定是从其中的一个调制解调器进来的。” “什么？”我不解地问。 她坐在键盘前面，按了空格键，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显示器上的屏保图案消失了。她登录系统，输入一些我看不懂的指令，接着点击了系统管理菜单査看登录记录。 “我经常来查看这些调制解调器的状况，”她边说边环顾周围，“除非这人亲自在这栋大楼里连上了系统，否则他必定是从调制解调器拨号进来的。” “没有别的方式？”我说。 “呃，”她深吸了一口气，“从理论上来说，可以通过Van Eck辐射线用电话接收器来拦截键盘输入的信息。不久前，有些俄罗斯特工就这么做过。” “但这样并不能进入系统。”我说。 “这可以让你获得密码或进入系统所需的信息，如果你想拨号进来。” “在侵入事件发生以后，这些信息经常变更吗？” “当然，凡是想得到的我都作了变更。事实上，在那之后联机拨号号码也更换了，而且我们有回拨系统调制解调器。如果你拨号到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它会回信息给你，确认你是否合法。”她显得有些丧气、愤慨。 “如果把病毒放进程序，”我试着帮忙，“会不会改变文件的大小？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査找病毒在哪里？” “没错，会改变文件的大小，”她说，“但问题是，用来扫描文件大小的UNIX程序叫checksum，而它本身的密码就不怎么安全。我想这人必定用了一套对等的checksum程序来消除掉病毒程序的字节数。” “这么说这种病毒是隐形的？” 她点点头，有点分心，我猜她在想嘉莉的事。接着她输入了hO指令，査看有哪些执法部门登录。纽约有，夏洛特和里士满也有。然后露西指给我看他们的调制解调器。当信息通过电话线传进来的时候，调制解调器表面的灯光闪烁不停。 “我们该去吃晚餐了。”我温和地对我的外甥女说。 她又输入了一些指令。“我还不饿。” “露西，你不能让这些东西占据你的生活啊。” “是你先提起的。” 她说得没错。 “他已经向我们宣战了，”她说，“这是一场战争。” “不是嘉莉干的。”我怀疑这个女人不只是露西的朋友。 “是谁都没关系。”她继续按键盘。 当然有关系。嘉莉·格雷滕不会谋杀无辜者，然后凌辱他们的尸体，邓波尔·高特才会。 “那次侵入事件中，你还有其他东西失窃吗？”我试探性地又问一次。 她停下手中的工作望着我，眼睛亮闪闪的。“有——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她说，“有一个大信封袋，我不想把它放在弗吉尼亚大学或这里的宿舍，因为有室友和其他人进进出出。那是私人物品，我以为把它放在这儿的办公桌里应该很安全。” “信封袋里是什么东西？” “一些信件、便条和别的东西。有些是你的信，包括夹着照片和信用卡的那封。大部分是她写的，”她脸色泛红，“还有几张外婆写的便条。” “嘉莉写的信？”我不理解，“她干吗写信给你？你们两个都在这里，再说你们是秋天以后才认识的。” “我们算是早就认识了。”她脸颊红彤彤的。 “怎么回事？”我困惑地问。 “我们是在精英网上认识的，我把和她之间的通信全部打印好存起来了。” “你蓄意安排自己和她一起进入工程研究处？”我惊骇莫名。 “当时她已经快要被调査局雇用了，”露西回答，“她鼓励我试着取得实习资格。” 我沉默不语。 “听我说，”她恳求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想也是，”我说，“可她确实利用了你，露西。她要你来这儿工作，这早在你们相识于精英网之前就计划好了。也许她在弗吉尼亚北部的那家间谍商店遇见了高特，然后他们一起设计让她与你认识。” 她气愤地垂下眼睛。 “上帝！”我长叹一声，“你被算计了。”我沮丧极了，“不单因为你精通计算机，还因为我。” “别把事情归咎到自己身上，我讨厌你每次都这样。” “你是我外甥女，高特或许早就知道了。” “我在计算机界也很有名气，”她不服气地看着我，“很多懂计算机的人都听说过我的名字。并非每件事都与你有关。” “本顿知道你同嘉莉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很久以前就告诉他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情已经够糟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她不肯正视我，“是韦斯利先生和我之间的事。更重要的，是我没做错什么。” “你是说那次侵入事件之后你那个大信封袋就不见了？” “是啊。” “谁会想要呢？” “她。”她苦着脸说，“那里面有她写给我的东西。” “在那之后她有没有和你联系？” “没有。”她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和嘉莉·格雷滕有仇似的。 “走吧，”我用母亲那样的坚定口吻说，“咱们去找马里诺。” 他在会议厅里面。我在那里尝试着喝了一罐吉马，他则又点了一瓶啤酒。露西找珍妮特去了，马里诺和我有几分钟可以谈话。 “我不明白你怎么受得了那玩意儿。”他憎恶地瞄着我的饮料。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受得了，因为我以前也没喝过。”我啜了一口，饮料相当好喝，我这样告诉了他。 “也许你应该先喝喝再作评断。”我补充说。 “我才不喝怪异的啤酒，而且我不必每样东西都尝试一遍，然后再判断是不是适合我。” “马里诺，我想我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之一，就是我不会一直担心别人可能认为我是同性恋。” “有些人认为你是。”他说。 我被逗乐了。“呃，放心，没人认为你是，”我说，“大多数人对你的唯一感觉是，你是个老顽固。” 马里诺打起哈欠来，没遮掩嘴巴。他边抽烟边喝着瓶装百威啤酒。他的下眼睑有黑晕，虽然他还没透露他与莫丽的关系如何，但我看得出某人是否沉溺于肉欲。有时他看起来像是持续熬夜做了好几周运动。 “你还好吧？”我问。 他放下酒瓶，回头张望。会议厅里挤满了新来的探员和警察，众人喝着啤酒，吃着爆米花，电视机正在聒噪。 “我累坏了。”他似乎有些烦乱。 “谢谢你来接我。” “万一我在路上打瞌睡，记得戳我一下。”他说，“或者你来开车，反正你喝的那种东西大概也不含什么酒精。” “有的。我不能开车。如果你那么累，也许我们应该留在这里。” 他又起身去拿啤酒，我紧盯着他。马里诺今晚可能很难缠，我比任何气象学家更懂得预测他的暴风雨锋面。 “纽约传来了一份实验室报告，你可能会有兴趣看看。”他坐回来时说，“和高特的头发有关。” “在喷泉那里找到的头发？”我关切地问。 “是啊。我不知道你想了解的那些技术分析，明白吗？因此你得自己打电话去问。但重点是，他们发现他的头发有毒品反应。他们说他一定是既喝酒又吸可卡因，头发才会有这种反应。” “他们检验出了古柯乙烯？”我说。 “我想大概是这个名称。他的头发里充满了这种东西，从发根到发梢都是，这表示他喝酒、吸毒好一阵了。” “事实上，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有多久。”我说。 “跟我谈话的那人说我们找到的头发大约有五个月的生理长度。”马里诺说。 “头发毒物检验很有争议性，”我解释说，“我们无法确定某些头发的可卡因阳性反应是不是外部污染造成的。例如在有人吸食快克的屋子里，烟雾会附着在头发上，就像香烟的烟雾一样。我们不太容易分辨毒素究竟是从内部摄取，还是从外部吸收的。” “你是说他可能受了外部污染？”马里诺思索起来。 “没错，有可能，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喝酒、吸毒。事实上他一定有这恶习，古柯乙烯是在肝脏制造的。” 马里诺若有所思地又点燃一根烟。“那么他经常染头发这一点呢？” “这也可能影响检验结果，”我说，“有些氧化物可能会破坏毒物含量。” “氧化物？” “例如过氧化氢。” “这么说古柯乙烯有可能遭到破坏？”马里诺推测着，“意思是他头发的实际含毒量有可能比检验结果还要高？” “是的。” “他总得到某个地方去买毒品吧。”马里诺瞪着眼睛说。 “在纽约这肯定不是难事。”我说。 “见鬼，无论在哪里都不是难事。”他的神情更加深沉了。 “你有什么想法？”我问他。 “我来告诉你我的想法。”他说，“吉米·达维拉和这种毒品的关联可不乐观。” “怎么，我们有了他的毒物检验结果吗？”我问。 “结果是阴性。”他停顿了一下，“但班尼开始嘀咕了，他说达维拉曾经贩毒。” “我早该料到有人会往这方面想。”我说，“我一直都不认为班尼说的话可靠。” “这我同意，”马里诺说，“但有些人正试图把达维拉抹黑成坏警察，还有流言说他们想将珍妮的案子嫁祸给他。” “疯了！”我惊讶极了，“一派胡言！” “还记得珍妮的手被卢玛射线照射出发亮的东西吗？” “记得。” “是可卡因。”他说。 “那她的毒物反应检验呢？” “阴性，很怪异。”马里诺显得有些颓丧，“但班尼还说了一件事，他说那个背包是达维拉给他的。” “哦，得了吧。”我气愤地说。 “我只是在告诉你最新情况。” “在喷泉那里发现的头发可不是达维拉的。” “我们无法证明头发在那里有多久。我们也不确定那是高特的。”他说。 “DNA检验会证明那是高特的，”我坚决地说，“况且，达维拉携带的是点三八口径手枪，珍妮却是被格洛克手枪所杀。” “听着，”马里诺身体前倾，双手摊在桌上，“我不是来和你争论的，医生，我只是想告诉你事情不乐观。纽约的那些政客想让这案子尽快了结，而结案的理想方式就是把罪过推给死人。你能怎么样？即使把达维拉变成坏坯子都没人会在乎。没人会在乎！” “那么达维拉被杀的事又该如何处理？” “那个到现场验尸的笨蛋法医到现在还认为他可能是自杀身亡的。” 我望着马里诺，好像他疯了似的。“他先踢了自己的脑袋，”我说，“然后举枪自尽？” “他用他的枪自杀时是站着的，然后跌倒了，撞到了水泥地之类的东西。” “他伤口的生理特征表明他的头部遭到撞击在先，”我越加愤怒起来，“而且请你解释一下，他的枪为什么好端端地搁在他的胸口？” “这不是你的案子，医生。”马里诺直视着我的眼睛，“这是底线。你我都是客人，我们只是受邀去的。” “达维拉不是自杀的，”我说，“霍洛维茨医生也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在他的办公室里。” “也许吧。也许他们会说达维拉是个人渣，被一个吸毒者干掉了，珍妮最后也只是波特墓园新增加的一口松木棺材罢了。这样一来，中央公园和地铁站又恢复平静了。” 我想起了佩恩指挥官，感觉有些不安，于是向马里诺问起了她的事。 “我不清楚她与这些事情有什么关系。”他说，“我和几个家伙谈过，她的处境很尴尬。一方面，她不愿让别人认为她手下有个坏警察，另一方面，她也不希望让民众担心有个疯狂的连环杀人犯在地铁里肆虐。” “我明白了。”我想她必定承受了不少压力，因为保证地铁的安全是她的部门的职责，毕竟纽约市每年列了数千万美元预算给交通警察局去做这项工作。 “况且，”他补充说，“在中央公园发现尸体的人是个记者。据我所知，这家伙是个冷酷无情的怪胎，一心想获得诺贝尔奖。” “不会吧。”我生气地说。 “你根本不了解情况。”马里诺说。他总是喜欢预言谁会获得诺贝尔奖，而根据他的预测，截至目前我已经得了好几次奖。 “真希望我们能知道高特是不是还在纽约。”我说。 马里诺喝光了第二瓶啤酒，看看手表。“露西呢？”他问。 “去找珍妮特了，应该是。” “她长什么样子？” 我知道他在怀疑什么。“一个可爱的年轻女人，”我说，“聪明，但非常文静。” 他没回应。 “马里诺，他们安排我的外甥女住在安保楼层。” 他转身向着柜台，好像还想再喝一瓶啤酒。“谁安排的，本顿？” “是的。” “你还想喝吉马吗？” “不了，谢谢。你不能再喝啤酒了，你还得开车呢。老实说，你如果开的是警车，那就连一滴都不能沾。” “今天我开的是自己的车。” 他这么说并不能让我放心，他自己也知道。 “听着，我的车的确没有该死的安全气囊。我很抱歉，行了吗？但出租车或者租赁轿车也没有安全气囊啊。” “马里诺……” “我会给你买个超大的安全气囊，你可以拖着它去任何地方，就像你自己的热气球一样。” “工程研究处秋天被侵入时，露西的办公桌里有一份文件失窃了。”我说。 “什么样的文件？” “一个牛皮纸信封袋，里面装着私人信件。”我告诉了他精英网的事以及露西认识嘉莉的经过。 “她们在来匡提科之前就认识了？”他说。 “没错，我想露西认为拿走她抽屉里东西的人就是嘉莉。” 马里诺四下张望，同时用空啤酒瓶在桌上画着小圈圈。 “她似乎对嘉莉十分着迷，什么都看不清楚，”我继续说，“我很担心。” “嘉莉最近到哪里去了？”他问。 “我不知道。” 由于无法证实嘉莉的确侵入了工程研究处或窃取了调查局的财物，她虽然被辞退，但没有受到起诉。她没有进过监狱，一天都没有。马里诺思索了一会儿。“反正露西该烦心的不是那个女人，而是他。” “当然，我更担心他。” “你认为信封袋是他拿走的？” “我就害怕是这样。”我感觉一只手搁在了我的肩上，于是转过头去。 “要继续坐在这儿还是出发？”露西问道，她已经换上了卡其布裤子和绣着调查局徽章的粗棉布衬衫，穿着登山鞋，系着结实的皮腰带，只缺帽子和枪了。 马里诺对珍妮特更感兴趣，而她就算穿着马球衫也很惹眼。“那么，咱们来谈谈那个信封袋里装了什么吧。”他对我说，视线却离不开珍妮特的胸部。 “别在这里谈。”我说。 马里诺开的是辆蓝色的大型福特货车，比他的警车干净多了。车上有民用波段电台和枪架，除了烟盒里满满的烟蒂之外倒是看不见其他垃圾。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后视镜上挂着的空气清新剂在黑暗中散发出浓郁的松香气息。 “告诉我那个信封袋里究竟装了些什么。”马里诺对露西说，她和她的朋友坐在后座上。 “我无法确切地告诉你到底装了什么。”露西说着倾身向前，一只手搁在我的坐椅顶部。 马里诺驶过警卫哨亭，然后换挡让车子呼啸前行。 “想想吧。”他提高音量。 珍妮特轻声对露西说着话，不久她们耳语起来。这条窄路黑糊糊的，靶场处于不寻常的沉寂中。我从来没搭过马里诺的货车，发现这似乎是他男性自尊的明显象征。 露西开口说话了：“有几封外婆和姨妈的信，还有精英网上的邮件。” “你的意思是嘉莉写的？”马里诺说。 她犹豫着。“是的。” “还有呢？” “还有生日卡。” “谁寄的？” “同样的人。” “你母亲的呢？” “没有。” “你父亲的？” “我没有他的东西。” “她父亲在她小时候就去世了。”我提醒马里诺。 “你写信给露西的时候，有没有留下地址？” “有地址，我的信笺上都有。” “是邮政信箱号码？” “不。我的私人信件都送到我家，其他信件则寄到办公室。” “你想知道什么？”露西带着些微憎恶说。 “好吧，”马里诺将车子驶过暗寂的乡间时说，“我来告诉你这个窃贼到目前为止知道哪些事情。他知道你从哪里出发到学校去、你姨妈在里士满的住处、你外婆在佛罗里达的家，还知道你的长相和生日。 “另外，他还知道你和嘉莉的友谊，因为有那些电子邮件。”他看着后视镜，“这还只是最基本的部分。我没看过你的那些信和便条，不知道他还会从中发掘出什么。” “反正她早就知道这些了。”露西愤愤地说。 “她？”马里诺脱口而出。 露西沉默不语。 这时珍妮特轻声说：“露西，你必须过这一关，你必须面对事实。” “还有什么？”马里诺问我的外甥女，“努力回想所有细节。信封里还装着什么？” “几张照片和几枚旧钱币。只是些我小时候的纪念物，除了我之外没人会认为有价值，比如有一次我和姨妈到海边玩时捡的贝壳。”她想了想，“还有我的护照，以及几篇我上高中时写的文章。” 她声音里的痛楚扯着我的心，我真想抱住她，但她每当悲伤时总是把别人推开，独自奋战。 “你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放在信封袋里？”马里诺问。 “我总得把它们放在某个地方吧，”她坚决地说，“那是我自己的东西，不行吗？要是我把它们放在迈阿密的家里，或许会被我母亲扔进垃圾筒。” “你上高中时写的文章，”我说，“写的什么呢，露西？” 货车里突然沉寂下来，只听得到它的声响。马里诺开进一个名叫三角的小镇，引擎声随着加速和变速忽高忽低。路旁的餐厅里亮着灯光，我猜外面停着的许多车子可能都是海军陆战队员开来的。 露西说：“说起来很讽刺。我那时写的文章中有一篇是关于安全性的报告。我的重点落在密码上，你知道，如果用户选择了安全性弱的密码会发生什么状况。因此我写的是关于计算机。语言里的加密子程序……” “其他文章呢？”马里诺打断了她的话，“脑部手术？” “你怎么会这么猜？”她的语气依然带刺。 “是关于什么的？”我问。 “华兹华斯。”她回答道。 我们在“世界与荣耀”餐厅用餐。我环顾着方格桌巾、晃动着的警察臂章和吊挂着的啤酒杯，想着我的人生。我和马克曾经来这里用过餐，后来在伦敦，一枚炸弹在他走过的地方爆炸。我和韦斯利也常来，后来我们太熟络了，就很少一起出现在公共场所。 大家都点了法式洋葱汤和牛腰肉。珍妮特一如往常的安静，马里诺则猛盯着她瞧，并且说些讨厌的话。露西对他越来越气愤，我对他的行为也相当诧异。他不是傻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姨妈，”露西说，“我想和你一起度周末。” “在里士满？” “你还住在那里，不是吗？”她的脸上没有笑容。 我犹豫着。“我觉得你应该待在现在住的地方。” “我不是在坐牢，我有行动自由。” “你当然不是在坐牢。”我轻声说，“我跟本顿说说，好吗？” 她沉默不语。 “你觉得九英寸长枪管的西格手枪怎么样？”马里诺盯着珍妮特的胸部说。 她坦然地看着他的眼睛回答：“我宁可选择六英寸长枪管的柯尔特‘蟒蛇’。你呢？” 晚餐的气氛一直在恶化，回去的路上车里更是安静得令人难受，只有马里诺不断地试图和珍妮特攀谈。她和露西一下车，我立刻转向他，无所顾忌地发作了。 “上帝！”我大喊，“你是怎么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真讨厌，讨厌极了，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他一边沿着黑暗的埃德加·胡佛路朝着州际公路前行，一边摸索着找香烟。 “珍妮特大概再也不想见你了，”我继续说，“若是露西也躲着你，我不会怪她的。真可惜，你们本来是朋友。” “我只是教过她几次射击，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成了朋友。”他说，“据我的了解，她是个被宠坏了的女孩，一向都这样，而且自以为是。不必说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她的个性。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让她做那些事。” “哪些事？”我对他更恼火了。 “她跟男人约会过吗？”他瞥了我一眼，“我是说，有过一次吗？” “她的私生活与你无关，这同你今天晚上的行为毫无关联。” “胡扯。如果嘉莉不是露西的女友，工程研究处或许永远都不会被人侵入，高特也就不会在系统里面嚣张了。” “这种指控太可笑了，毫无事实根据。”我说，“我认为嘉莉无论如何都会完成她的任务，不管露西有没有出现在她的剧本里面。” “告诉你吧，”他朝微微打开的车窗吐着烟雾，“怪胎们正在毁掉这个星球。” “上帝保佑，”我厌恶地说，“你的语气与我妹妹一模一样。” “我觉得你应该把露西送去治疗，找人帮帮她。” “马里诺，你不能老是这样。你的意见都是出自无知，很令人讨厌。如果我的外甥女喜欢女人甚于男人，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会让你觉得受到威胁？” “我一点都不觉得受到了威胁，只是觉得不自然。”他把烟蒂丢出窗外，一道微弱的亮光消失在黑夜中，“嘿，我不是不理解。众所周知，很多女人相互寻求慰藉，是因为她们别无选择。” “原来如此，众所周知，是吧？”我停顿了一下，“那么你告诉我，露西和珍妮特也是这样吗？” “所以我才建议让她们去寻求帮助啊，因为她们还有救。她们很容易找到男人，尤其是珍妮特，她的条件很优越。我如果不是这么忙，肯定会挖空心思约她出来。” “马里诺，”我觉得他实在很烦人，“别去惹她们，那只会让你自己更没人缘。你已经表现得像个傻瓜了。全世界的珍妮特都不会答应和你约会的。” “那是她的损失。如果她遇到了合适的对象，也许会矫正过来。我认为女人之间做的那些事太不真实了，她们不明白自己错失了什么。” 马里诺自认为是女性性事专家，我想到这荒谬的一点，一时忘了生气，大笑起来。 “我想保护露西，可以吗？”他继续说，“我感觉自己像是她叔叔，而问题在于，她从来不曾与男人一起生活。她的父亲早逝，你又离婚了。她没有兄弟，而她母亲又总是同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厮混。” “这倒是真的。”我说，“我希望露西得到的男性经验是正面的。” “我敢保证，如果是这样，她就不会变成怪胎了。” “这个词不太好。”我说，“老实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人为何会变成这样或那样。” “你来告诉我吧，”他瞄了我一眼，“你是专家。” “首先，我不会把它归咎于任何事。一个人的性取向也许受到了基因结构的影响，也许不是。但重要的是这根本无关紧要。” “这么说你不在乎？” 我想了想。“我在乎，因为这是一种比较艰难的生活方式。” “就这样？”他怀疑地说，“你是说你没期望着她喜欢男人？” 我再度犹豫起来。“我想，在这种时候，只要她和好人在一起就够了。” 他静静开着车，然后说：“对今晚的事我很抱歉，我知道自己是个浑蛋。” “谢谢你的道歉。”我说。 “呃，事实上我最近情况不太好。我和莫丽本来相处得还不错，但一周前桃丽斯打来了电话。” 我不是特别惊讶，旧情人和曾经的配偶本来就很容易再度冒出来。“好像洛奇说了什么，让她发现了莫丽的事。她突然想回家，想回到我身边。” 桃丽斯离开时，马里诺深受打击。但在我目前的生命阶段，我常嘲讽地认为，受过伤的情感不可能像骨头那样重新接合。他又点燃一根烟，一辆卡车追上我们并超了过去。一辆车紧跟在我们后面，它的前车灯刺眼极了。 “莫丽很不高兴。”他为难地说，“说真的，我们之间并不怎么热络，也没有一起过圣诞节。我想她已开始背着我同别人约会了，就是那个警官。你大概不认识，有一天晚上我在警察联谊舞会上介绍他们认识的。” “我很遗憾。”我转头看着他的脸，以为他就要哭了。“你还爱桃丽斯吗？”我轻声问。 “见鬼，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女人大概来自别的星球。你知道，就像今天晚上，我做什么都不对劲。” “不对。你和我做了好几年朋友，可见你还是做对了一些事情。” “你是我唯一的女性朋友，”他说，“可你更像哥们儿。” “哦，谢谢。” “我可以把你当成是男人那样谈话。而且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爬到这位置并非因为你是女人。该死！”他斜眼瞄了一下后视镜，又将它调整开去以掩饰他的眼神，“你是女人，却还是爬到了这个位置。” 他又往镜子里瞥了一眼。我转过头去。一辆车几乎要触及我们的保险杠了，车灯令人目眩。我们的时速是七十英里。 “奇怪，”我说，“那车有足够的空间超过我们啊。” 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上车辆稀少，任何车都没有理由紧贴着别人的车。我想起了秋天露西开着我的奔驰出车祸的事，那时也是有人开着车紧贴在她的保险杠后面。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慌。 “你看得清楚那是什么车吗？”我问。 “看起来像是日产的Z系列跑车，也许是辆旧款280Z，像是这种车。” 他把手伸进外套，从枪套中抽出手枪，放在大腿上，继续盯着后视镜。我再次回头，看见的似乎是一个男人模糊的头部轮廓，那个驾驶者正盯着我们。 “很好，”马里诺低声说，“他惹恼我了。”他稳稳地踩住刹车。那辆车绕了个又长又猛的弯，超过了我们——是一辆保时捷，驾驶者是个黑人。 我对马里诺说：“你这辆车的后保险杠上不会还贴着南方联邦旗帜的贴纸吧？车灯照到就会发亮的那张？” “是啊，还贴着。”他把枪收回枪套。 “也许你该考虑把它拿掉。” 那辆保时捷已经远远地超前了，只看得到小小的尾灯。我想起了塔克局长威胁说要送马里诺去上尊重多元文化课程的事，他就算上一辈子的课大概也改不了。“明天是星期四，”他说，“我得到第一辖区去看看是否还有人记得我在为那个城市工作。” “圣诞治安官的案子如何了？” “他被安排在下周上调查庭。” “我想他应该被关进牢房了吧。”我说。 “没有。交了保证金，在外面。你什么时候开始加入陪审？” “星期一。” “也许你可以想办法逃开。” “没办法。”我说，“有人会借机大做文章，就算没有，也会对你虚情假意。我应该关注司法的。” “你认为我应该见桃丽斯吗？”我们已经到达里士满，市中心的建筑物清晰可见。 我转头打量着他的侧脸、日渐稀疏的头发、大耳朵和大脸庞，而他以往用那双大手操控方向盘的姿势不见了。他不记得没有妻子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们的关系早已摆脱性的火热和迷狂，进入平稳但乏味的固定轨道。我认为他们分开是因为他们害怕变老。 “我觉得你应该见她。”我对他说。 “那么我应该去新泽西。” “不，离开的人是桃丽斯，她应该来找你。” 第十一章 我们从卡瑞街转入暗寂的温莎农庄。马里诺不想让我独自进屋，便一直驶入我的砖砌车道，盯着被车灯照亮的紧闭的车库。 “你有遥控器吗？”他问。 “在我的车里。” “你的车停在车库里面，这有什么用！” “如果你刚才愿意听我的话停在院子前面，我就可以打开大门的锁了。”我说。 “不行，你不能再走那条长长的人行道了，医生。”他非常独断，每当这种时候我知道最好别同他争论。 我把钥匙交给他。“那你就走到前门，从那里打开车库门吧，我在这里等你。” 他打开车门。“坐椅中间有一把霰弹枪。” 他弯腰找出一把枪管长十二英寸、配备八颗子弹弹匣的黑色伯奈利霰弹枪。我突然想到，伯奈利这个著名的意大利霰弹枪制造商的名称，恰好是高特伪造的驾驶执照上的姓。 “保险在这里。”马里诺指给我看，“你只要把它推进去，上下推动，就可以射击了。” “是否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混乱状况即将发生？” 他下了货车，锁住车门。 我摇下车窗。“如果你知道我的防盗装置密码会更好。”我说。 “我已经知道了，”他迈步跨过结满露水的草坪，“就是你的生日。” “你怎么知道？”我质问他。 “你太容易让人看透了。”他的声音传来，而人已经转过篱笆消失了。 几分钟后车库门升起，里面开了灯，灯光照亮了墙上排列整齐的园艺工具、一辆我很少骑的自行车和我的车。每次看到这辆新奔驰，我总会想起露西撞毁了的那辆。 我的前一辆500E非常漂亮、敏捷，引擎部分由保时捷设计。现在我只想要大车。我曾经有一辆S500，大得或许可以同一辆水泥卡车或牵引式挂车拔河。马里诺站在车旁望着我，似乎希望我快点出去。我按响喇叭，提醒他我被锁在了货车里面。 “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把我锁在车里呢？”他让我下车时我说，“先是早上的那个出租车司机，现在是你。” “因为你一旦落单就危险了。我得先检查一下你的屋子再离开。” “没这个必要。”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只是在告知。” “好吧，请便。” 他跟着我进入屋内。我直接走到客厅打开煤气暖炉，然后打开大门去拿邮件和报纸，我的一个邻居忘了替我收。任何人见了我这栋雅致的砖造房子，都会认为我出门过圣诞节了。 我环顾四周，又回到客厅，查探是否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我怀疑是否有人想侵入这栋房子，怀疑哪双眼睛曾经望向这里，怀疑什么样的阴暗思想曾经笼罩我住的这个地方。 我的邻居属于里士满的富人，自然曾经遇到过一些问题，多数时候是白天家人在时有吉卜赛人试图走进来。我倒不那么担心他们，因为我离家时必定锁门，而且防盗铃一向很灵。我害怕的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犯罪形式，对方感兴趣的不是我拥有什么，而是我是谁。我在屋内许多伸手可及的地方放了枪。 我坐在沙发上，火焰的影子在墙上的油画上舞动。我的家具是现代欧洲风格的，白天屋子里充满阳光。我整理邮件时，发现了一个粉红色信封，很像以前见过几次的类型。便签纸大小，纸质不太好，类似杂货店卖的那种。这次的邮戳来自夏洛特市，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用小刀划开。信笺上一如以往是手写的黑色墨迹。 愿你度过一个非常特别的圣诞节。 我小心翼翼地将信放在咖啡桌上。 “马里诺？”我大喊。 高特在谋杀珍妮之前写了这封信，但邮递延误了，我直到现在才收到。 “马里诺！”我站了起来，同时听见他的脚步在楼梯上沉重、迅速地移动。他握着枪冲进客厅。 “什么事？”他急促地喘着气，四下探看，“你没事吧？” 我指着信笺。他的目光落在那个粉红色信封和同色的信纸上。“谁寄的？” “你看。” 他在我身边坐下，马上又站了起来。“我先去设定防盗系统。” “好主意。” 不久他回来再度坐下。“给我两支笔。谢谢。” 他用那两支笔将信笺摊开，这样他读信的时候就不会破坏上面还没被我损毁的指纹。他读完信，研究着字迹和信封上的邮戳。 “这是你第一次收到这种信？”他问。 “不是。” 他责备地看着我。“你竟然没提过？” “不是第一封。但署名为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却是第一封。” “其他的都还留着吗？” “没有，我以为不重要。邮戳都是里士满的，信的内容怪异但并不吓人。我经常收到这种信。” “寄到家里？” “通常是寄到办公室，我这里的地址没有登记。” “该死，医生！”马里诺站起身开始踱步，“有人寄信到你家，而你家的地址并没有登记，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我的住址又不是秘密。你也知道，我们经常要媒体别摄像或拍照，但他们充耳不闻。” “告诉我其他几封都写些什么。” “就像这封一样，很简短。有一封问我好不好，是否仍然工作劳累。其他的似乎都在说有多么想念我。” “想念你？” 我努力回想。“类似‘已经过了太久，我们真的得见见面’这样的话。” “你确定是同一个人？”他低头看着桌上的粉红色信笺。 “应该没错。高特显然知道我的地址，就像你预测的那样。” “他说不定来过了。”他停止踱步，望着我，“你明白吗？” 我没回答。 “我这是在告诉你高特到过你住的地方。”马里诺用手指搓着头发，“你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明天一早得把这个送去实验室。”我说。 我想起了前两封信，它们都是从里士满寄出的。倘若这是高特写的，那么他曾经在这里待过。 “你不能待在这里，医生。” “叫他们检验一下邮戳。如果他舔过，应该会留下唾液。我们可以用聚合酶链式反应来提取他的DNA。” “你不能留在这里。”他又说。 “当然能。” “我告诉你，不行。” “我必须待在这里，马里诺，”我固执地说，“这是我的家。” 他摇摇头。“不行，想都别想，不然我只好搬进来住了。” 我很喜欢马里诺，但无法想象他住进我的屋子的情景。我会看见他在我的东方地毯上擦脚，在紫杉、桃花心木家具上留下杯子的水渍。他会一边在火炉前看摔跤节目，一边喝着百威罐装啤酒。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本顿他说，“他也会这样劝你。”他走向电话。 “马里诺，别把本顿扯进来。” 他走向暖炉，往砂岩炉床上一坐，把头埋进手掌，又抬头看着我，一脸疲惫。“要是你发生不测，你知道我会有什么感觉吗？” “不会太好。”我有些不安地说。 “会要了我的命。真的，我发誓。” “你又忸怩起来了。”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高特得先杀了我再说，你听见了吗？”他紧盯着我。 我扭过头去，感觉血液涌上了脸颊。 “你知道，你很可能像那些人一样遭到凌虐，像艾迪，以及苏珊、珍妮、吉米·达维拉那样。高特已经盯上你了，真该死。他或许是他妈的本世纪最残酷的杀手。”他停下来望着我，“你在听吗？” 我抬起眼睛看着他。“是的，”我说，“我在听，听得一清二楚。” “就算为了露西你也得离开。她不能来这里看你，万一你发生什么事，你想她该怎么办？” 我闭上眼睛。我爱我的家，为了它我努力工作，我拼死拼活想做个优秀的职业女性。韦斯利预言的事情果真发生了，为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必须付出安全的代价。 “这么说我必须搬到别的地方去花我的积蓄？”我问道，“我得放弃这一切？”我抚摸着家具，“我应该对那怪物作出这么大的让步？” “你也不能开那辆车，”他高声说，“你必须改开一辆他不认识的车子。你可以开我的货车，如果你愿意。” “绝不。”我说。 马里诺显得有点委屈。“让别人开我的车对我来说可是一件大事，我从来没允许过。” “这不是重点。我要继续过我的生活，我要确认露西安全无事，我要住在自己的屋子里、开自己的车。” 他站起来将他的手帕递给我。 “我没哭。”我说。 “快了。” “不会的。” “想喝一杯吗？”他问。 “威士忌。” “我想我也来点波本威士忌吧。” “你不能喝，你还得开车。” “不，我不必开车，”他说着走到吧台后面，“我要在你的沙发上露营。” 将近午夜，我拎着枕头和毛毯帮他铺好沙发。他可以睡客房，但他想守着逐渐熄灭的火炉。 我回到楼上，看书看到眼睛不听使唤为止。我很感激马里诺留在我的屋子里，我从来不曾这么恐惧过。到目前为止，高特几乎为所欲为，他设计的邪恶计划至今还没失败过。如果他想要我的命，我没有信心逃得过。如果他要露西死，我相信那也无法避免。 后面那种状况才是我最担忧的。我见过他的杰作，知道他的手法。我能够在脑海中勾勒出每一根骨头和每一片被撕裂的破碎皮肤。我望着床头桌上黑色的九毫米口径手枪，再度怀疑起来。我能及时够着它吗？我能救自己或别人吗？我环顾卧室和附带的书房，发现马里诺说得没错，我不能独自待在这里。 我挂念着这些事慢慢睡去，在梦中也不安稳。一个穿着黑色长袍、脸像白色气球的人影在古董镜子里朝我面无表情地微笑。每次经过那面镜子，里面的人影就带着冷冷的微笑看着我。我好像死了又好像活着，而且似乎没有性别。凌晨一点，我突然醒来，听着黑暗里的动静，然后下了楼，听见马里诺在打鼾。 我轻轻叫着他的名字。 鼾声的节奏没变。 “马里诺？”我凑近些，轻声呼唤。 他猛然坐起，摸索着他的枪，弄出很大的声响。 “上帝！别朝我开枪。” “嗯？”他四下张望，脸色在微弱的火光中显得苍白。他记起了自己身在何处，于是把枪放回桌上。“别那样偷偷摸摸靠近我。” “我没有偷偷摸摸。” 我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想起了自己此刻穿着睡衣，而他从没见过我这副模样，但我不在乎。 “有情况吗？”他问。 我苦涩地大笑。“什么时候又没有情况？” 他的目光开始游移，我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斗争。我知道马里诺一直对我有情意，但我无以回报。今晚的情况有点复杂，因为我不能躲在实验室外套、手术服、套装和职业头衔的屏障后面。我穿着一件柔软丝绒质料的棕色低领睡衣，而时间已过午夜，他又睡在我的屋子里。 “我睡不着。”我自顾自地说。 “我倒睡得很好。”他再度躺下，头枕着双手看着我。 “我下周就要开始陪审工作了。” 他没回应。 “我手上有好几个案子，还得掌管办公室，我不能就这样打包离开。” “陪审工作不是问题，”他说，“我们可以设法让你脱身。” “我不想这么做。” “反正你被攻击是免不了的，”他说，“没有哪个活着的辩护律师会请你加入他的陪审团。” 我沉默不语。 “你大可离开，法庭还是会照常审理案件。嘿，也许可以去度假滑雪玩个几周，到西部去。” 他越说我越恼火。 “你势必得用假名，”他不停地说，“也需要安全护卫。你不能一个人随便去滑雪场。” “这个嘛，”我干脆地说，“没人会指派调査局探员或特工给我，如果你在想这种事的话。人权只有在发生问题时才会获得保障。大多数人除非已经遭到强暴或死亡，否则不会得到探员或警察的保护。” “你可以雇用人手。他还可以替你开车，不过你不能再用那辆车了。” “我不打算雇谁，而且会继续开自己的车。” 他想了一下，抬头望着圆拱形天花板。“你的车买了多久？” “还不到两个月呢。” “你是从麦乔治买的，对吗？”他指的是城里的奔驰车经销商。 “是的。” “我去和他们谈谈，看他们能不能出借一辆不像你那辆黑色大纳粹车那么惹眼的车子。” 我气愤地离开沙发，走向火炉。 “我还必须放弃什么？”我难过地望着人造木柴上的火焰。 马里诺没有回答。 “我绝不让他把我变成珍妮。”我开始怒骂，“他似乎在对我展开训练，以便可以像对待珍妮那样对待我，他想夺走我拥有的一切。连我的名字都要拿走。我不应该使用真名，不应该那么招摇。我哪里都不能住，什么车都不能开，并且不能告诉人家我在什么地方。住旅馆、雇用私人护卫都非常昂贵。这样一来，我会花光积蓄。我是弗吉尼亚的首席法医，却不在办公室里，政府可能会解雇我。渐渐地，我会失去我的一切，我的所有。这全是因为他。” 马里诺依然没有回应，我知道他睡着了。我替他盖好毯子，然后回到楼上，一滴泪水滚下我的脸颊。 第十二章 七点一刻，我将车停在办公大楼后面，在车内坐了一阵，望着停车场四周龟裂的柏油路面、灰泥墙和松垮的铁丝网围篱。 我的后方是高架铁路和九十五号州际高速公路，再过去是罪案频发、昏暗幽闭的城市外围，没有树木，草地也少得可怜。政府授予我这个职务，显然并不附送美丽景观的福利，但现在我不在乎了，我想念我的办公室和同事，眼前所见都是美景。 进入停尸间前，我先到办公室查了一下今天的案主，有一个自杀者，一个罹患乳腺癌、死于家中的八十岁老太太，还有昨天下午开车与列车相撞死亡的一家人。看着名单，我的心为之一沉。我决定开始检验，于是在等待副手的同时，打开了冷藏室和通向验尸间的几扇门。 三张桌台都擦得光亮，地上的瓷砖非常干净。我扫视了一遍堆着表格的文件架、放置了工具和试管的推车，以及摆有摄影器材和底片的金属层架，又到储物室检查备用床单、浆挺的实验室外套。我穿上塑料围裙和手术袍，然后到走廊的推车上去取手术面罩、鞋套和口罩。 我戴上手套，在去冷藏室找第一个案主的尸体的途中继续探视四周。尸体用黑色敛尸袋装着平放在格架上，温度调在理想的零度，并且可以彻底地除臭。我査看着脚趾辨识牌，找到正确的一个，将格架拉了出来。 一小时内不会有别人进来，我珍爱这份宁静。我甚至没把验尸间的门锁上，因为时间还早，还没有任何法医人员搭乘走廊对面的电梯上楼。我找不到有关自杀案的资料，于是回办公室查看。突发死亡案件的报告摆错了文件架，上面潦草写下的日期差了两天，表格的很多地方都没填写。其他唯一可知的信息是死者的名字，以及尸体是今天凌晨三点由索斯殡仪馆送来的。这实在不合常理。 我的办公室雇用了三家殡仪馆移送尸体。这三家本地殡仪馆全天候待命，弗吉尼亚中部的所有验尸案件都由其中一家负责处理。我不明白这桩自杀案为什么会交到一家和我们没有合作关系的殡仪馆手中，而且驾驶人没有签名。我恼怒起来——我才离开几天，这里已经没了规矩。我走去打电话给晚班警卫，再过半小时他才会交班。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他接起电话时，我说。 “是的，女士。” “请问你是哪一位？” “伊文斯。” “伊文斯先生，今天凌晨有人送来了一个疑似自杀的死者？” “是的，女士，我让他进来的。” “谁送来的？” 他顿了顿。“呃，好像是索斯殡仪馆的人。” “我们没有同他们合作。” 他安静下来。 “我想你最好过来一下。”我对他说。 他迟疑着。“去停尸间？” “我正在这里。” 他再度犹豫。我能感觉到他的抵触，很多在这栋大楼工作的人都无法面对停尸间。他们不想靠近这里，然而我雇用的警卫必须敢探头巡视冷藏室才行，因此许多警卫和清洁人员待不久就都离职了。 我在等着这个姓伊文斯的大胆警卫的同时，拉开了黑色敛尸袋的拉链，袋子看起来很新。死者的头部罩着黑色的塑料垃圾袋，在脖子处用鞋带扎紧。他身上的睡衣沾满血迹，手腕上戴着黄金粗手链和劳力士手表。一个像是粉红色信封的东西从睡衣前胸口袋露出来。我退后一步，膝盖发软。 我跑向门口，将几扇门全部关上，并且上了门闩，然后在皮包里翻找手枪，口红和梳子掉了一地。当我打电话时，突然想起储物室里可能藏着人，双手不禁颤抖起来。我想起了冷藏室里的那些格架和上面的黑色敛尸袋，狂乱地推测：假使他穿得够暖和，甚至可以躲在冷藏室里。我跑向大金属门，将把手上的挂锁扣上，然后等着马里诺回复我的呼叫。 五分钟后电话响起，同时验尸室门外传来伊文斯试探性的敲门声。 “等一等，”我向他大叫，“待在那里。”我拿起电话。 “喂。”传来了马里诺的声音。 “马上过来。”我紧握着枪，努力保持语气平稳。 “怎么了？”他警觉起来。 “快啊！”我说。 我挂断电话，又拨打九一一，然后隔着门和伊文斯说话。 “警察快来了。”我大声说。 “警察？”他提高声音。 “这里有情况。”我的心狂跳不已，“你到楼上去，在会议室等着，听见了吗？” “好，女士，我这就去。” 墙边有个占了半面墙壁的富美家牌耐热塑料板柜台，我爬到上面坐着，这位置能让我接近电话，同时又看得见每一道门。我握着点三八口径史密斯威森手枪，心里真希望手中拿的是我的那把勃朗宁或马里诺的伯奈利霰弹枪。我看着格架上的黑色敛尸袋，仿佛它会突然动起来似的。 电话响起，我跳起来抓起话筒。 “停尸间。”我声音颤抖。 一片沉寂。 “喂？”我大声问。 没人回应。 我挂断电话，离开柜台，一股油涌的怒意转变成激愤，盖过了恐惧，有如太阳侵吞了雾气。我打开通向走廊的双开门，又一次回到停尸间办公室。电话上方是四条透明胶带和残留的纸头，有人把内部电话号码表从墙上撕走了。那张列表上有停尸间的电话号码和我楼上办公室的专线号码。 “该死！”我憋着气骂出声，“该死，该死，该死！” 我正想着还有什么东西被动过或拿走了，外面突然响起一阵铃声。我冲出去并按下墙上的按钮时，担忧着我楼上的办公室。大门吱嘎打开了，身穿制服的马里诺带着两名巡逻警察和一名警探站在门外。他们从我身边跑向验尸间，枪套已经解开。我跟上他们，并将我的左轮手枪搁在柜台上，我想已经用不着它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马里诺茫然地看着躺在拉开的敛尸袋里的尸体。 其他人四处探看，没发现任何异状，然后就盯着我和我刚放下的左轮手枪。 “斯卡佩塔医生，有什么问题吗？”那名警探问，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我向他们解释了殡仪馆的事，他们听的时候面无表情。 “死者的口袋里放着一个类似纸条的东西，他就这样被送了进来。有哪个警察会允许这样？这到底是警局的哪个部门负责处理的？文件上完全没写。”我说，接着指出了死者头部用垃圾袋包着并用鞋带系牢。 “纸条上写些什么？”警探问。他穿着系了腰带的深色外套、牛仔靴，戴着显然是仿冒品的劳力士金表。 “我没有动它，”我说，“我觉得最好等你们来了再看。” “我们最好看看。”他说。 我用戴着手套的双手将信封抽出口袋，尽可能少碰触纸张。我惊愕地看见信封正面以黑色墨水端正地写着我的名字和住址，上面同样盖有邮戳。我把信封拿到柜台上，用小手术刀轻轻拆开，一张熟悉得令人发冷的信笺展现在眼前。上面写着： 呵！呵！呵！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一个警察问。这时我解开了鞋带，拿下套在死者头上的垃圾袋。 “该死！”警探说着后退一步。 “上帝！”马里诺惊叫。 圣诞治安官的眉心中了一枪，一个九毫米口径的子弹壳塞在他的左耳里面，撞针痕迹很明显是格洛克手枪留下的。我跌坐在椅子上，环顾周遭。似乎没人知道该怎么办。这种事从没发生过，没有人犯下凶杀案后，再将受害人的尸体送到停尸间。 “那个夜班警卫在楼上。”我努力平缓呼吸。 “这具尸体被送来的时候他在这里？”马里诺点燃一根烟，目光急切。 “显然是这样。” “我去找他谈谈。”马里诺说。按规定现场应由他指挥，这里是他的辖区。他望着属下说道：“你们好好搜査这里，还有电梯间，看能发现什么。用无线电同外面联络，但别把消息走漏给媒体。高特来过这里，也许还没离开。”他看了一眼手表，又看看我，“楼上那家伙叫什么名字？” “伊文斯。” “你和他熟吗？” “不熟。” “走吧。”他说。 “谁守着这房间？”我望着那个警探和两名警察。 “我。”其中一人说，“你最好别把枪放在那里。” 我把枪收回皮包，马里诺在烟灰缸里摁熄香烟，然后我们走进走廊对面的电梯。电梯门一关上，他的脸色立即转红，完全没了队长的仪态。 “真不敢相信有这种事！”他瞪着我，眼里充满愠怒，“怎么会发生？不可能会发生！” 门打开了，他恼怒地大步走过我的办公室所在楼层的走廊。 “他应该在会议室。”我说。 我们经过了我的办公室，我没有探头去看里面。现在没时间查看高特是否进去过，他只要乘电梯或爬楼梯就可以进入我的办公室。凌晨三点的时候，有谁会来查看？ 会议室里面，伊文斯直挺挺地坐在会议桌中间的位置。我坐在这名刚让我的办公场所变成犯罪现场的警卫对面，房间四周历届首席法医从照片里盯着我。伊文斯是个需要这份工作的年老黑人，穿着有褐色翻盖口袋的卡其布制服，配着枪，我很怀疑他是否知道如何使用。 “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马里诺拉出一把椅子，然后问他。“不知道，长官，我真的不知道。”他满眼惶恐。 “有人送了不该送的东西来，”马里诺又拿出了香烟，“那时正好是你值班。” 伊文斯皱起眉头，看起来很无辜。“你是说尸体？” “听着，”我插嘴说，“我知道标准的作业程序，我们都很清楚。你也知道那桩自杀案件，我们刚在电话里谈过——” 伊文斯打断了我。“我说过，是我让他进来的。” “什么时候？”马里诺问。 他抬头望着天花板。“我想应该是凌晨三点左右。我在门边的桌子旁坐着，就像平常一样，那辆灵车开了进来。” “进来哪里？”马里诺问。 “大楼后面。” “既然是在大楼后面，你怎么看得见？你所处的大厅是在大楼正面。”马里诺直率地说。 “我没看见车，”警卫说，“但那个男人走了过来，我透过玻璃看见的。我出去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是来送东西的。” “证件呢？”我问道，“他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吗？” “他说警方的报告还没完成，要他先过来。他说他们稍后会补上。” “原来如此。”我说。 “他说他把灵车停在大楼后面，”伊文斯继续说，“还说他的推车有个轮子坏了，问是否可以用我们的。” “你以前见过他吗？”我压抑着怒意问道。 他摇头。 “你能描述一下他的长相吗？”我接着问。 伊文斯想了一会儿。“老实说，我没仔细看，不过他的肤色似乎很白，白头发。” “他的头发是白色的？” “是的，女士，我能肯定。” “他年纪很大吗？” 伊文斯又皱起眉头。“不，女士。” “他穿着什么衣服？” “好像是深色套装和领带。你知道的，就像一般殡仪馆的人穿的那样。” “高矮胖瘦呢？” “瘦瘦的，中等身高。” “后来呢？”马里诺说。 “后来我叫他到泊车间来，带他进去。我像以往那样穿过大楼，打开泊车间的门。他走了进去。走廊上刚好有一辆推车，他就推走了，去运了尸体回来，然后办了登记手续，就这样。”伊文斯目光闪烁，“他把尸体放进冰柜，然后就走了。”他不肯正视我们。 我悄悄深吸一口气，马里诺则吐着烟雾。 “伊文斯先生，”我说，“我只想知道真相。” 他瞥了我一眼。 “你得告诉我们你让他进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说，“我只想知道这个，真的。” 伊文斯看着我，两眼发亮。“斯卡佩塔医生，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能看出不是好事。请别生我的气，我实在不喜欢晚上待在那里的感觉。如果我说喜欢，那就是在说谎。我在努力做好我的工作。” “说真话就是了，”我小心措辞，“我们只想听真话。” “我得照顾我妈妈。”他快要哭了，“她只有我一个儿子，又有严重的心脏病。自从我老婆去世之后，我每天都到她那里去，还得帮她买东西。我还有个女儿，她得独自抚养三个小孩。” “伊文斯先生，你不会丢掉工作的。”我说，尽管他理该如此。 他看我一眼，又赶紧移开目光。“谢谢你，女士。我相信你说的话，但其他人的话才真正让我担心。” “伊文斯先生，”我停下来，直到他又看向我，“我是你唯一需要担心的人。” 他擦去一滴泪水。“我很抱歉事情变成这样。倘若有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没有造成任何伤害，”马里诺说，“而是那个白头发的混账。” “把他的事告诉我们。”我说，“你让他进来的时候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说过，他把尸体推了进来，停在冷藏室外面的走廊上。我得把门打开，你知道，然后我叫他把尸体推进去，他照做了。我又带他到停尸间办公室，要他填一些表格。我对他说他必须填写，这样才好回去申请车费补助，但他好像没注意听。” “你陪着他走回去了？”我问。 伊文斯叹了口气。“没有，女士，我不想对你撒谎。” “你做了什么？”马里诺问。 “我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填表格。我已经把冷藏室的门锁好，而且等他出去了不必去关泊车间的门。他没把车开进泊车间，因为那时有一辆你们的厢型车停在里面。” 我想了想，问道：“什么厢型车？” “蓝色的那辆。” “那里没有什么厢型车啊。”马里诺说。 伊文斯哭丧着脸。“今天凌晨三点的时候真的有一辆，我打开门让他把尸体推进来时看见就停在那里。” “等一下，”我说，“那个白头发的人开的什么车？” “灵车。” 我看出了他的心虚。“你看见了？”我说。 他颓丧地吐了口气。“不，我没看见。他说他开了灵车来，我想应该就停在大楼后面的停车场，靠近泊车间那里。” “这么说，你按下按钮打开泊车间的门后，并没有等着看看开进来的是什么车？” 他低头凝视桌面。 “当你出去按墙上的电钮时，泊车间里是否确实停着一辆厢型车？我是说在尸体被推进来之前？”我问。 伊文斯思索着，表情更悲惨了。“该死！”他垂着眼睛说，“我不记得了，我没有留意。我只是打开走廊上的门，按了墙上的电钮，就回到里面了，我没有留意。”他顿了顿，“那里可能什么车都没有。” “所以那时泊车间很可能是空的。” “是的，女士，我想有可能。” “而且几分钟后，当你敞开门让他把尸体推进来的时候，也并没有看到泊车间里有一辆厢型车？” “那时我看到了，我以为那是你办公室的车子。看起来就像你们的车。你知道，深蓝色，只有前面有车窗。” “咱们回到那个男人将尸体推进冷藏室，然后你把门锁上的那段时间，”马里诺说，“接下来呢？” “我想他填完表格后就会离开，”伊文斯说，“所以我就回到了大楼的另一边。” “在他离开停尸间之前？” 伊文斯再度垂下头。 “你知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马里诺问。 “不知道，先生。”警卫轻声说，“我想我也无法发誓说他离开了。” 没人说话，仿佛高特随时会走进来一样。马里诺将头发往后一撩，望着空荡荡的门口。 这时开口的是伊文斯：“如果那辆厢型车是他的，那么我想泊车间的门是他关上的。我确定门关上了，因为五点钟时我绕着大楼巡视了一圈。” “嗯，又不是火箭专家才懂得怎么关门。”马里诺不客气地说，“你只要先把车开出去，再回到里面按电钮，然后从偏门走出去就可以了。” “现在那辆厢型车确实不在那里，”我说，“有人把它开走了。” “两辆厢型车都在外面吗？”马里诺问。 “我到的时候都在。”我说。 马里诺问伊文斯：“要是他夹在一排人当中，你能认出他吗？”他抬起头，吓坏了。“他做了什么坏事？” “你能认出他吗？”马里诺又问。 “我想应该可以。是的，长官，我愿意试试。” 我站起来，迅速走过走廊。我停在门口，像昨晚刚踏进我的屋子后检视屋内那样，将我的办公室细看了一圈。我努力想找出一丝变动：地毯哪里不对劲，物品是否变换了位置，台灯是否在原位。 办公桌上整齐地堆着待处理的公文。电脑屏幕上的信息表明我有待回复的邮件，收件箱满满的，发件箱则是空的。显微镜上罩着塑料袋，因为上次我检验完载玻片后就准备飞往迈阿密去度假一周。 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惶恐地回想起，自从圣诞治安官在圣诞前夕被逮捕之后，整个世界就变了。仅仅四天之内，高特残害了一个名叫珍妮的女人，谋害了一名年轻的警察，还杀死了圣诞治安官，并且闯入了我的停尸间。我走近办公桌，扫视桌面。当我靠近电脑时，立刻闻到——或者说感觉到了某种存在体，它就像磁场一样。 我不必触碰键盘就知道他碰过了。我敲了几个键，想进入信息菜单，菜单却没显现，出现的是屏保图案。黑色的背景上，亮红色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字样像在滴血。我回到走廊。 “马里诺，”我说，“请过来一下。” 他留下伊文斯，跟着我进入办公室。我指着电脑，马里诺定定地望着。他的白色制服衬衫的腋窝部位湿了一大片，我闻到了汗味。他一走动，僵硬的黑色皮革就响个不停，他不断地调整紧紧兜住他的圆肚子的腰带，好像他这一生的所有作为都在同他作对。 “这样做很难吗？”他一边问，一边用脏手帕擦着脸。 “只要你有程序可安装就不难。” “他又是怎么弄到程序的？” “我担忧的就是这个。”我想起了一个我们没问到的问题。 我们回到会议室。伊文斯站在那里，木然地望着墙上的那些照片。 “伊文斯先生，”我说，“那个殡仪馆的人有没有和你说话？” 他转过身，吃了一惊。“没有，女士。说得不多。” “不多？”我感到困惑。 “不多，女士。” “那么他如何表达意思呢？” “他只说该说的。”他停顿下来，“他是非常沉默的那种人，说话的声音很小。”伊文斯揉着脸，“我越想越觉得奇怪。他戴着有色眼镜。而且老实告诉你——”他欲言又止，“反正，我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我问。 伊文斯踌躇半天才说：“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同性恋。” “马里诺，”我说，“咱们得谈谈。” 我们陪着伊文斯走出大楼，一直等到他转过街角，因为我不想让他看见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两辆公务车都停在平常的位置，距我的奔驰不远。我透过驾驶座的车窗査探较接近泊车间的那辆车子的内部，同时留心不碰触车门或玻璃。我清楚地看见驾驶杆上的塑料不见了，电线暴露在外面。 “看来有人用点火器电线短路的方法发动过车子。”我说。 马里诺掏出对讲机贴近耳朵。 “呼叫八〇〇。” “八〇〇回话。”调度员说。 “一〇-五。七一一。” 无线电呼唤着正在大楼里的那名警探，他的代号是七一一。接着马里诺用密码说：“一〇-二〇-五。” “一〇-四。” 接着马里诺请求派一辆拖车来。我们得对那辆厢型车的车门把手进行指纹采集，之后彻底检査。十五分钟后，我们还没看见七一一走出大楼后门。 “这家伙蠢得像斧头一样，”马里诺抱怨着，手握着无线电通话器绕着厢型车转，“懒惰的混账。所以他们叫他七一一神探。他的动作可真快，该死！”他气愤地看了一下手表，“他干什么去了？在厕所迷路了？” 我站在沥青碎石路面上等待，感觉冷得难受，因为我仍穿着手术服，没有加外套。我也绕着厢型车走了好几圈，沮丧地望着车尾。又过了五分钟，马里诺要调度员呼叫大楼里的其他警察，他们马上给了回应。 “杰克斯在哪里？”他们一走出大楼，马里诺便大吼。 “他说他要四处看看。”一名警察回答。 “我二十分钟前呼叫他，让他一〇-二〇-五。我以为他和你们在一起。” “没有，队长。至少半小时没看见他了。” 马里诺再次用对讲机呼叫七一一，还是没有回音。恐惧在他的眼里闪动。 “也许他在大楼的某个地方，收不到信号。”一名警察说，然后抬头望着大楼窗户。他的伙伴把手贴近枪套，也开始四下张望。 马里诺发出要求支援的呼叫。这时已开始有车驶入停车场，人们陆续进入大楼。许多穿着短外套、拎着公文包的研究人员只顾着抵御寒冷，无睱理会我们。毕竟他们早就见惯了警车和警方人员。马里诺又一次试着呼叫杰克斯警探，依然没有回音。 “你们是在哪里和他分开的？”马里诺问两名警察。 “他进了电梯。” “在哪里？” “二楼。” 马里诺转向我。“他不会上楼去了吧？会吗？” “不会，”我说，“去二楼以上的地方，需要安全钥匙才能搭电梯。” “难道他又下楼到停尸间去了？”马里诺越来越气恼。 “在那之后几分钟我下去过，没看到他。”一名警察说。 “焚化炉，”我突然想起了这一点，“他也许下到那里了。” “好吧，你们去査看停尸间，”马里诺对两名警察说，“你们俩要一起行动。医生和我去焚化炉那儿。” 在泊车间里，装卸货月台左边有一个旧电梯可以通向较低的楼层，以前那里储藏着用于科学研究的捐赠尸体，而医学院学生检验完尸体后也在此进行焚化。杰克斯有可能到那里查看了。我按了下楼的按钮，电梯吱吱嘎嘎缓缓升起。我拉着把手，将油漆剥落的沉重电梯门扳开，和马里诺挤了进去。 “可恶！我觉得情况真的不妙。”马里诺说。我们开始下降，他将拇指按在枪套上。 当电梯砰地停下，门敞开在整栋大楼里我最不想去的楼层时，他抽出手枪。尽管我对这里的贡献心存感激，但还是不喜欢这个没有窗户的阴暗空间。我将解剖部门迁移到弗吉尼亚医学院之后，我们就开始使用这炉子处理有生物性危险的废弃物。这时我也掏出了枪。 “跟在我后面。”马里诺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 偌大的空间里寂静无声，只有墙壁中央一扇紧闭的门后面的火炉隆隆作响。我们静静站着，扫视着堆着空敛尸袋的废弃格架，以及曾经装着用来注入地板槽沟以保存尸体的福尔马林的蓝色鼓状空罐。我看见马里诺紧盯着天花板上的轨道、粗大的铁链和铁钩，那是以前用来吊起槽沟的笨重盖子和储存在里面的尸体的。 他走近香精房，摸了进去，气息急促，汗如雨下。我紧跟着他，看着他检查里面几间荒废的办公室。他看看我，用袖子擦着汗水。 “一定有三十多度。”他喃喃道，拿起腰带上的对讲机。 我惊愕地望着他。 “怎么？”他说。 “火炉不该开着。”我说着看向紧闭的焚化室门。 我开始朝那里走过去。 “据我所知，现在没有需要处理的废弃物，而且火炉燃烧着却没人照应，这是违反规定的。”我说。 我们在门外可以听见里面的火焰在熊熊燃烧。我摸摸门把，发觉非常烫。 马里诺跨到我前面，转动把手，将门踢开。他两手高举着枪准备发射，仿佛那座火炉是头怪兽。 “上帝！”他说。 火焰在老旧的大铁门周边跳跃，地板上散落着焚毁的骨头碎片。一个格架停在附近。我捡起一端带有钩子的长铁条，伸过去钩火炉门上的铁环。 “后退。”我说。 一股巨大的热浪向我们袭来，带着怨气般咆哮着。那方形的大嘴仿佛通向地狱，而托盘里的尸体显然燃烧了没多久。衣服已经烧焦，牛仔皮靴还在。杰克斯警探的双脚上冒着烟，火焰正舔去他骨头上的皮肉，吸吮着他的头发。我将门摔回去。 我跑到外面，到香精房找了一些毛巾，马里诺则在一堆铁制容器旁呕吐。我用毛巾把双手包紧，屏住呼吸从火炉前跑过去关闭煤气炉的电源。火焰立刻熄灭了。我又跑了出去，抓起正在呕吐的马里诺的对讲机。 “紧急呼救！”我对调度员大吼，“紧急呼救！” 第十三章 这天上午的其余时间我用来处理两件凶杀案，这期间特警队员涌进我的大楼。警方正在搜寻那辆被动过手脚的厢型车，因为当所有人忙着寻找杰克斯警探的时候，那辆车不见了。 X光显示他死亡前胸腔遭到撞击，肋骨、胸骨断裂，主动脉破裂，即时一氧化碳检验也显示他在被放进火炉前已停止呼吸。 看来高特又使出了他的空手道绝招，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展开攻击的。我们也无法想象，他如何能独自将尸体放上格架。杰克斯足足有一百八十五镑重，五英尺十一英寸高，而邓波尔·高特身材并不高大。 “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办到的。”马里诺说。 “我也一样。”我附和道。 “也许他用枪指着他，要他自己躺上去。” “如果他躺着，高特不可能把他踢成那个样子。” “也许他劈了他一掌。” “那是威力极大的一击。” 马里诺顿了顿。“这个……看来他不是独自行动了。” “恐怕是这样。”我说。 将近中午，我们驱车前往圣诞治安官拉蒙特·布朗位于汉普顿山庄宁静小区的住宅。那栋房子隔着卡瑞街和弗吉尼亚乡村俱乐部对望，只是这个俱乐部大概不会接受布朗先生为会员。 “我猜这些治安官的待遇一定比我好得多。”马里诺停下警车时嘲讽地说。 “你没见过这栋房子？”我问。 “我到这里巡逻时曾经路过，但没进去过。” 汉普顿山庄是既有豪华住宅又有普通民宅的混合小区，绿树掩映。布朗治安官的砖造房子有两层，石板瓦屋顶，带车库和游泳池。他的凯迪拉克和保时捷911仍停在车道上，那里还有几辆警车。我打量着那辆保时捷，一辆深绿色的旧车，但保养得很好。 “你想有可能吗？”我对马里诺说。 “很怪异。” “你记得车牌号？” “该死，不记得了。” “有可能是他。”我想着昨晚尾随我们车子的那个黑人。 “见鬼，我不知道。”马里诺下了车。 “他认得出你的车吗？” “只要他有心当然可以。” “如果他认出了你，可能会要你好看。”我们沿砖砌人行道前行时，我说，“这无法避免。” “看着办吧。” “说不定只是巧合，只因为你那张带有种族歧视的保险杠贴纸。我们对他了解多少？” “离异，孩子都已成年。” 一个穿深蓝色制服、干净利落的里士满警察开了大门，我们进入铺着硬木地板的前厅。 “尼尔斯·范德在吗？” “还没到。鉴定人员在楼上。”那名警察说，他指的是警局负责采集物证的鉴定人员。 “我需要加强光线。”我说。 “好的，女士。” 马里诺侦办凶杀案的年头太长了，因而对别人的标准作业程序缺乏耐性。他暴躁地说：“我们需要更多支持。等媒体听到风声，一切就失控了。我需要更多的警车守在前院，扩大警戒区范围。黄色警示带必须退到车道边缘那里才行。不准任何人或车辆接近车道，后院也要围上黄色警示带。这整栋房子得当成该死的犯罪现场处理才行！” “是，队长。” 他随即拿起对讲机。 警方已经在这里驻守了数小时。他们没花多少时间就分析出拉蒙特·布朗是在楼上主卧室的床上遭枪击死亡的。我跟着马里诺走上铺着机器制中国地毯的楼梯，走廊里传来一阵声响。两名警探正在一间装潢着深色松节纹路嵌板的卧室里，窗框和床铺仿似妓院里的风格。这位治安官偏爱棕栗色和金色、流苏和丝绒，以及天花板上的镜子。 马里诺四处查看，未置一语，他对这位治安官早有评价。我走近那张大床。 “这里整理过了吗？”我问一名警探，同时和马里诺一起戴上手套。 “没有。我们拍了照，检查了床单底下，但你看到的大概就是我们抵达时发现的状况。” “你们到达的时候门锁着吗？”马里诺问。 “对，我们打破后面的窗子进来的。” “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 “没有。我们在楼下客厅的镜子上发现了可卡因的痕迹，但可能残留有好一阵了。” “你们还有什么发现？” “一条丝质白手帕，上面染了血迹。”警探说，他穿着斜纹软呢衣服，嚼着口香糖，“就在地板上，距离床铺大约三英尺。用来捆绑布朗头上塑料袋的鞋带来自衣柜里的一双跑鞋。”他停了一下，“我听说杰克斯的事了。” “糟透了！”马里诺有些分心。 “他是先死了才……” “是的，他的胸部遭到了重击。” 警探停止了咀嚼。 “枪找到了吗？”我扫视着床铺问他。 “没有，这肯定不是自杀。” “是啊，”另一名警探说，“怎么可能先自杀，然后自己开车到停尸间去？” 枕头上染了红褐色的血渍，周边部分血液凝块和血浆分离开来。血顺着床垫边缘流动，地板上却看不见血迹。我想起了布朗额头上的枪伤，约有四分之一英寸长，边缘的皮肤有烧焦、撕裂和磨损的现象。我在伤口上检验出了烟灰残留物。皮下组织、骨头和硬膜上都有已燃烧和未燃烧的弹药痕迹。他的枪伤是接触性的，尸体没有其他伤痕显示出挣扎或反抗过的迹象。 “我认为他遭枪击时正仰躺在床上，”我对马里诺说，“甚至是睡着了。” 他走近床铺。“嗯，人醒着的时候被人用枪指着眉心而不反抗，是很少见。”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经反抗过。伤口正处于眉心，枪口紧贴皮肤，他似乎一动也不动。” “也许他昏过去了。”马里诺说。 “血液酒精浓度是零点一六，他也许昏迷了，也许没有。我们得用卢玛射线扫描这个房间，看是否有我们忽略了的血迹。”我说。 “看样子他是从床上直接被移进敛尸袋的，”我把床垫边缘的血迹指给马里诺看，“要是他被人搬运了很长一段距离，屋子里应该会有更多血迹。” “没错。” 我们绕着卧室四处检视。马里诺打开已经搜索过的抽屉。布朗治安官的品位偏向春宫艺术，尤其喜欢处于劣势、遭受捆绑或凌虐的女人。在走廊一边的一间书房里，我们发现有两层架子堆满了霰弹枪、猎枪和各种重型武器。 下方的一个柜子被撬开了，很难估测到底遗失了多少手枪或几盒弹药，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起初装了多少东西。剩下的有九毫米和十毫米口径手枪、几把点四四和点三五七口径的玛格南手枪。此外，布朗治安官还拥有不少枪套、备用弹匣、手铐和一件防弹背心。 “他正准备大干一场。”马里诺说，“他一定同华盛顿特区、纽约的黑道有密切关系，甚至还有迈阿密。” “说不定这些柜子里藏着毒品，”我说，“也许高特要的不是枪械。” “我在想，应该是他们，”马里诺才说完，楼梯间响起了脚步声，“除非你认为高特一个人扛得动敛尸袋。布朗有多重？” “将近两百磅。”我说，此时尼尔斯·范德绕过墙角，抱着卢玛射线机走了过来，一个助手带着照相机等器材跟在后面。 范德穿戴着宽大的实验室外套和白色的棉手套，这装扮看起来同他的羊毛长裤和雪地靴格格不入。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从没见过面似的。他是个疯狂的科学家，头秃得像灯泡，总是来去匆匆，而且总是他有理。我非常喜欢他。 “这东西要拿到哪里？”他随意地问。 “卧室，”我说，“然后是书房。” 我们回到治安官的卧室，看着范德打亮这个神奇玩意儿到处晃。屋内灯光全熄灭了，大家戴上有色眼镜。血迹微微发亮起来，但直到几分钟后才算有了重大发现。卢玛射线被设定为最大光束，在房间里晃动时看起来就像一道闪电划过深水。在五斗柜上方的墙上有个斑点，像一弯小巧、不规则的月亮般闪烁着。范德凑近细瞧。 “谁去帮我把灯打开。”他说。 灯光大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范德正踮起脚尖，盯着一个木头节孔。 “是什么鬼东西？”马里诺问。 “非常有意思，”范德说，他很少对任何事情感兴趣的，“另一边有东西。” “什么的另一边？”马里诺走到他旁边瞪着，皱起眉头，“我什么都没看见。” “有，那里有东西，”范德说，“而且碰过这块墙板的人手上沾着某种残留物。” “毒品？”我问。 “很有可能。” 所有人都站在墙板前面。当卢玛射线没照亮的时候，墙板看起来实在很平常。但当我拉了把椅子凑近去看，就知道范德在说什么了。那个木质纹节中央的小洞非常圆，显然是钻出来的。墙壁的另一边是治安官的书房，我们刚搜査过。 “怪异。”马里诺说着和我一起出了卧室。 无心冒险的范德继续他的工作，马里诺和我则走回书房，直接来到那面有节孔的墙壁前。这里摆着我们搜索过一次的视听设备。马里诺再度把门打开，拉出电视机，又把顶端书架上的书取下来，什么都没发现。 “嗯，”他研究着那个视听柜，“有意思，这东西距墙壁大约有六英寸。” “没错，”我说，“咱们把它移开看看。” 我们将柜子拉出来一些。对应着那个节洞位置的是一架广角镜头的小型摄像机。它就安置在一个浅浅的层架上，线路一直连到视听柜的底部，从那里由似乎是属于电视机的遥控装置操作。我们做了实地检测，发现从布朗的卧室完全看不见这架摄像机，除非有人把眼睛贴在节孔上，而摄像机又正好开着，亮着红光。 “也许他吸了一些可卡因之后想和某人上床，”马里诺说，“中途凑近节孔去确认摄像机确实开着。” “也许。”我说，“我们多快可以看到带子？” “我不想在这里看。” “我明白。那架摄像机太小了，我们看不出所以然。” “等这里的事情一结束，我就去找情报部门商量。” 我们在现场能做的不多。不出范德所料，他果然在那个枪械柜里发现了明显的残留物，不过屋子的其他部分倒是没有血迹。布朗治安官房子两侧的邻居都和这里隔着树林，他们都表示昨晚或今天凌晨没有听见任何动静。 “麻烦你送我去取我的车。”我们驾车离去时我说。 马里诺狐疑地看着我。“你要去哪里？” “彼得斯堡。” “干什么？”他说。 “我得去找个朋友谈靴子的事。” 九十五号州际公路南向有个路段满是卡车和建筑物，我一向都觉得相当单调乏味。就连菲利浦·莫瑞斯烟厂那栋有大楼那么高的美丽特烟盒造型厂房都那么恼人，因为新鲜尼古丁的香味令我心烦，我渴盼着香烟，尤其是独自开车的时候。我的心在狂奔，眼睛不时盯着后视镜寻找深蓝色厢型车。 风拂过树林和沼泽，雪花纷飞。车子接近李堡时，我渐渐能看见兵营和仓库了。在这个国家陷入残酷战争的时期，这里曾经将围墙建筑在无数死尸之上。我想起了弗吉尼亚的沼泽、森林和失踪的死者，战争仿佛近在眼前。多年来，我不曾停止过为那些遗骸验尸和检査米尼耶子弹。我的确碰触过古老暴力的脸孔和衣饰，但与我现在处理的大不相同。我相信，邪恶已经变异为一种新的异端。 美国陆军军需博物馆位于李堡，一过肯纳陆军医院就到了。我缓缓驶过成排的活动办公室和教室、成列身穿迷彩装和运动服的男女。我的目的地是一栋有着蓝色屋顶和梁柱，大门左侧有老鹰、双剑和钥匙标志的砖造建筑物。我停妥车子后进去找约翰·古柏。 博物馆位于军需部队的阁楼，军需团自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一直负责提供陆军各项装备，军队的服装、补给和房舍都靠军需团供给，他们甚至为蛮牛兵团供应踢马刺和马鞍，还为巴顿将军的吉普车提供扩音器。我对这个博物馆很熟，因为军需团也负责死亡士兵的遗体收领、身份验证和埋葬。李堡拥有全国唯一的坟墓登记部门，那里的军官经常轮流到我的办公室报到。 我走过展示出来的野战服、炊饮设备、堆着沙袋和手榴弹的模拟二战壕沟。我停在南北战争中的军服前面，据我所知那是真品，我猜测着上面的破洞究竟是炸弹碎片还是岁月所致，想着曾经穿过它们的人。 “斯卡佩塔医生？” 我转过身。 “古柏博士，”我亲切地招呼，“我正在找你呢。告诉我那些哨子的事吧。”我指着一个装满各种乐器的展示箱。 “那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古董哨子，”他说，“当时音乐是很重要的，他们用音乐来报时。” 古柏博士是博物馆馆长。这位老先生长着浓密的灰发，五官像是花岗岩雕成的。他喜爱穿宽松的长裤、系领结。每当展览牵涉战争死亡，他都会打电话给我，而我每逢检验尸体发现了军用相关物品也会来找他。他能够一眼辨认出任何皮带扣环、纽扣或刺刀的来历。 “我猜你又有东西要拿给我看了。”他说着朝我的公文包点了点头。 “是我在电话里向你提过的照片。” “我们到办公室去，除非你想先逛一逛。”他的微笑带着祖父谈起自己孙儿时的羞怯，“我们这次沙漠风暴的展览品相当丰富，还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用餐制服，我记得上次你来的时候并没有展出。” “古柏博士，我下次再看吧。”我没有矫情地客套，我的表情充分表达了心中的情绪。 他拍拍我的肩膀，领着我通过后门，离开博物馆来到一个卸货区，一辆漆成军绿色的拖车停在这里。 “艾森豪威尔的车，”我们经过时古柏博士说，“他有时住在里面。本来还算不错，但后来丘吉尔来拜访他，他抽雪茄，你可以想象。” 我们走过一条狭窄的街道，雪越来越大。我的脑中浮现出展览箱里的古董哨子，同时想起那个被我们称为珍妮的女人。我在琢磨高特是否来过这里。他似乎很喜欢博物馆，尤其是展出暴力物品的博物馆。我们沿着一条人行道来到一栋我造访过的灰褐色小建筑物前，二战期间这里曾是军方的加油站，如今已成为储藏军需档案的宝库。 古柏博士打开一扇门，我们进入一间挤满桌子和穿着老旧制服的人偶的房间，桌上堆着记录展览品所需的文件。后面是一个大储藏区，温度调低了，走道两边摆满了大型金属柜，里面装着衣物、降落伞、军用炊具、护目镜和眼镜等。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就在墙边的大木头柜子里。 “我可以看一下你的东西吗？”古柏博士将灯调亮一些，“抱歉这里很冷，但我们必须保持低温。” 我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抽出几张在中央公园所发现鞋印的八乘十黑白照片。我主要关注的是我们认为是高特留下的那些鞋印。我将照片拿给古柏博士，他凑近灯光细看。 “我知道很难辨认，因为是在雪地里留下的。”我说，“真希望阴影或明暗对比多一点。” “没关系，我看得很清楚。这绝对是军靴，我觉得上面的标志很有意思。” 我顺着他的手看着靴跟上的一个圆形区域，一端有个尾巴。 “而且下面这里有菱形的凹凸纹路和两个洞。”他指给我看，“这可能是爬树用的防滑鞋孔，”他将照片递给我，“看起来很眼熟。” 他走到一个柜子前，打开双扇门，里面的层层架子上摆着成列的军靴。他将靴子一只只取出，翻过来查看鞋底。然后他走到下一个柜子前，打开来检查。他拉出后面的一只靴子，绿色帆布靴筒，棕色皮革加固，两根棕色鞋带在顶端以环扣固定。他把靴子翻了过来。 “我可以再看看照片吗？” 我把照片贴近靴子。它的鞋底是纹路繁复的黑色橡胶，有几个钉孔，有缝线，有突起的波浪状底纹和颗粒。大脚趾根部有个大椭圆形，是菱形的凹凸纹路，带有防滑孔，就像照片里清楚显示的那样。鞋跟上有个花冠标志，上面的蝴蝶结似乎正是照片中在雪地上显得不清晰的尾巴形状，也符合达维拉头部那个我们认为是被高特鞋跟踹伤的痕迹。 “你对这靴子知道多少？”我说。 他翻来覆去地看着靴子。“这是二战的产物。就在李堡这里做的测试。当时他们在这里制作了很多种鞋底纹，并且进行测试。” “二战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说，“现在还有人有这种靴子吗？或者甚至还有人穿吗？” “哦，当然。这些东西可以永久保存，很可能就在某家二手商店会发现这么一双，或者某人的家里就有一双。” 他将靴子放回拥挤的柜子里，我怀疑它又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了。他锁上柜子，我们离开了那栋建筑物。我站在人行道松软的雪上，抬头望着铁灰色的天空和街上稀疏的车辆。人们纷纷亮起了车子大灯，时间似乎已凝住。我已经知道高特穿什么样的靴子，却不确定其重要性。 “我请你喝杯咖啡好吗，亲爱的？”古柏博士说着打了个趔趄，我抓住他的胳膊。“上帝啊，又要下个没完没了，”他说，“他们预测说会下到五英寸厚呢。” “我还得回停尸间。”我说着挽起他的手臂，“真是谢谢你了。” 他拍拍我的手。 “我想向你描述一个人，看你是否有印象见过他。” 他听着我叙述高特的模样，包括他五颜六色的头发、凌厉的五官，以及颜色淡得有如雪橇犬的蓝眼睛。我提到了他的奇特举止，以及他显然对军服和各种带有军人味道的物品很有兴趣，比如军靴，另外他曾经被人看见在纽约穿过黑色皮革长外套。 “嗯，我们的确有这类访客，你知道。”他说着走向博物馆后门，“不过，恐怕他来的时候不会按门铃。” 艾森豪威尔那间活动房屋的顶部罩着霜雪。我的头发和双手湿了，脚也开始发冷。“如果替我查一个名字，会不会很难？”我说，“我想知道是否有一个叫佩顿·高特的人在军需部队待过。” 古柏博士犹豫着。“你猜测他曾经是军人？” “我没有猜测什么。”我说，“我只是怀疑，以他的年纪，他是否在二战中服过役。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他曾经住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他家在一座胡桃林农场上。” “这里无法提供个人信息，除非你是亲属或者有律师授权。你得打电话到圣路易斯，而且我必须很抱歉地说，A到J的档案已经在八十年代初的一场火灾中焚毁了。” “这下可好了。”我懊恼地说。 他再度迟疑着。“但我们博物馆倒是在电脑里建立了自己的退役军人档案。” 我的内心燃起了一丝希望。 “退役军人想调阅自己的档案必须捐赠二十美元。”古柏博士说。 “要是想看其他退役军人的档案呢？” “没办法。” “古柏博士，”我把满头湿发向后一捋，“求求你，我要找的这个人可是至少杀了九个人的残暴凶手。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会有更多人受害。” 他仰望着雪花飘落。“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谈这种事呢，亲爱的？”他说，“我们会得肺炎的。我猜佩顿·高特就是这个可怕家伙的父亲了。” 我亲吻了他的脸颊。“你有我的传呼机号码。”我说完就走开去找我的车子。 我开车穿行于暴风雪中，电台不停报道着停尸间谋杀案的消息。当我抵达办公室时，发现电视台转播车和记者已将大楼团团围住。我思索着该怎么办，因为我非进去不可。 “管他呢。”我将车开进停车场，低声自语道。 我一走出黑色奔驰，大群记者立刻向我冲来。我直视着前方迈开大步，镁光灯闪个不停，麦克风从各个角度伸出。我匆匆打开后门，闪身进入并在身后关上门时，他们仍然吆喝着我的名字。我独自站在空荡、寂静的泊车间里，突然想起由于今天的恶劣天气，其他人或许都已经回家。 不出所料，验尸间的门锁上了，而当我乘电梯上楼时，发现我的副手的办公室空着，前台接待员和其他职员都已离开。我就这么一个人待在二楼，心里害怕起来。我进入办公室，看见电脑屏幕上滴淌着红色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字样，更加惊慌。 “没事，”我告诉自己，“现在没人在这里，根本不必害怕。” 我坐在办公桌前，把点三八口径手枪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发生的事已经过去了，”我继续说，“你必须镇定才行。你这是在自讨苦吃。”我又深吸了一口气。 我无法相信我会自言自语，这完全不符合我的个性。我开始口录今早的检验结果，心中仍忐忑不安。死亡警察的心脏、肝脏和肺部正常，动脉血管正常，骨头、脑部和肢体也都正常。 “在正常范围内，”我对着录音机说，“在正常范围内。”我一再重复。 不正常的是他们所承受的一切，因为高特是不正常的，他没有极限。 五点一刻我打电话到美国运通公司办公室，很幸运，布伦特这会儿还没有离开公司。 “你应该早点回家，”我说，“路况越来越糟了。” “我开的是路虎。” “里士满的人一遇到下雪就不知道怎么开车了。”我说。 “斯卡佩塔医生，我能为你效劳吗？”布伦特问。他是个能干的年轻人，曾帮我解决不少问题。 “我要你调出我的美国运通卡账单，”我说，“办得到吗？” 他在犹豫。 “我想知道每一笔账目。我是说，现在就想知道，不想等到收到账单的时候。” “有问题吗？” “是的，”我说，“但我不能告诉你。现在我只要求你帮我这个忙。” “等一下。” 我听见了敲键盘的声响。 “好吧。我有你的账号。你知道你的卡二月就要到期了。” “顺利的话，也许到时候我就不必再来烦你了。” “十月以后支出项目就不多了，”他说，“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支出。” “我想知道最近的支出情况。” “二十日到二十一日之间有五笔，在纽约一个叫斯卡勒塔的地方。你想知道金额吗？” “平均金额是多少？” “呃，平均是……我看看，我想大约是八十美元。那是哪里，餐厅吗？” “继续。” “最近的账目……”他停顿下来，“最近的支出大部分都在里士满。” “什么时候？”我的脉搏在加速跳动。 “二十二日周五有两笔。” 那正是我和马里诺送毯子到贫民家，圣诞治安官枪杀安东尼·琼斯的前两天。想到当时高特可能也在城里，我惊愕万分。 “请告诉我里士满的支出金额。”我对布伦特说。 “两百四十三美元，是在夏克霍商店街的一家画廊消费的。” “画廊？”我困惑地问，“你是说艺术画廊？” 夏克霍商店街就在我办公楼的拐角前面不远处。我很难相信高特竟会大胆到在那里使用我的信用卡，那里的大部分画商都认识我。 “是的，艺术画廊。”他给了我名字和地址。 “你知道买的是什么吗？” 一阵沉默。“斯卡佩塔医生，你真的确定没有问题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你已经在帮我了，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我看看。没有，这里没写购买的是什么东西，很抱歉。” “其他支出呢？” “美国航空公司——五百一十四美元的机票，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至里士满的往返机票。” “有日期吗？” “只有订票记录，确切的起飞和回程日期得问航空公司。这是机票编号。” 我告诉他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里一发现新的支出项目就立刻和我联系。我看了一眼时钟，飞快地翻着通讯簿。我按了画廊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最后我终于放弃了。 然后我打电话到美国航空公司，把布伦特告诉我的机票编号给了他们。高特用我的信用卡付账，搭乘十二月二十二日周五上午七点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起飞的班机，当晚六点五十分飞回。我愣住了，原来他几乎整天都在里士满。那么他除了去画廊还做了些什么呢？ “真该死。”我嘟囔着，同时想起了纽约的法律。 我怀疑高特有可能是到这里来买枪的，于是再度致电航空公司。 “打扰了，”我再度介绍了自己，“是丽塔吗？” “是的。” “我们刚才说过话，我是斯卡佩塔医生。” “是的，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关于我提过的那张机票，你能查出有没有行李经过检査吗？” “请等一下。”耳边响起利落的键盘声，“是的，女士，回程抵达机场时有一个行李袋经过检查。” “从拉瓜迪亚机场启程的时候呢？” “没有，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飞到里士满时没有任何行李经过检查。” 高特曾经在这个城市的监狱服刑过一段时间，不必猜也知道他在这里认识谁。我确信，倘若他想在里士满买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格洛克手枪，必然不成问题。纽约的罪犯经常来这里买枪支，高特或许把格洛克手枪放在了接受检查的那个行李袋里，接着在次日晚上用它枪杀珍妮。 但这只是预谋犯罪，并不等同于犯罪。我们全都认为高特是偶然遇见珍妮的，然后决定将她杀害，就像他对待其他受害者一样。 我给自己冲了杯热茶，试着冷静下来。现在应该是西雅图的午后，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全国法医学会名录，翻找西雅图首席法医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梅南德兹医生？我是里士满的斯卡佩塔医生。”电话接通后我说。 “哦，”他诧异地说，“你好吗？圣诞快乐。” “谢谢！很抱歉打扰你，可我需要你帮忙。” 他迟疑了一下。“一切都好吧？你好像压力很大。” “这里的情况非常棘手，有个连环凶手完全失控了。”我深吸了一口气，“其中一个无名女性受害者做过金箔修复法补牙手术。” “有意思，”他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这里还有几个牙医懂得这种技术。” “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啊。我必须找人谈谈，也许得找他们协会的负责人。” “你要我打电话联系吗？” “我想要你帮的忙是，问一下他们的协会有没有电脑档案，这个协会好像规模很小而且很不寻常，也许他们会通过电子邮件或电子布告板和外界联系，像精英网那样。谁知道呢？总之我必须尽快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现在就要人去查。”他说，“用什么方式和你联系呢？” 我把电话号码告诉他，然后放下了话筒。我想着高特和那辆失踪的深蓝色厢型车，琢磨着他用来装布朗治安官尸体的那个敛尸袋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们通常会在每一辆货车里放一个新的备用。这么说他可能先到这里偷走了厢型车，然后才去布朗家。我再度翻看通讯簿，看治安官的地址是否登记在上面。没有。 我抓起话筒打到查号台，查询拉蒙特·布朗的电话。接线员告诉了我号码，我拨了号，等着看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我现在无法接听电话，因为我乘着雪橇外出送礼物去了……”已经死去的治安官的声音通过答录机传来，显得强健有力，“呵！呵！呵！圣诞快乐！” 我不安地起身去洗手间，手里握着左轮手枪。我竟然持枪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都是因为高特把这个本来安全的地方给毁了。我在走廊上停下，前后张望。灰色的地板刚打了蜡，墙壁是蛋壳似的白色。我聆听着四周的动静，他曾经进入这里，当然可能会再来。 我被强烈的恐惧攫住，在洗手间的水槽里洗手时双手竟然发颤，并且浑身冒汗，呼吸急促。我匆匆来到走廊另一端，从窗口望出去，看见我的车被雪覆盖着，此外只有一辆厢型车，另一辆仍不见踪影。我回到办公室，继续录制验尸结果。 不知哪里的电话响起，我猛然一惊，椅子的吱嘎声吓得我跳了起来。当走廊上电梯门打开的声音传来时，我伸手拿起左轮枪，坐得直挺挺地望着门口，心狂跳不止。快速、坚定的脚步声响起，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举起枪，双手握着枪柄。 露西走了进来。 “上帝！”我惊叫道，手指仍扣着扳机，“露西，我的上帝！”我把枪放在桌上，“你来做什么？为什么不先打电话？你怎么进来的？”她不解地望着我和那把点三八口径手枪。“珍妮特开车送我来的。我有钥匙，你很久以前给我的。我打了电话，可你不在。” “你什么时候打的？”我有点眩晕。 “几小时以前。你差点向我开枪。” “不，”我猛吸了一口气，“我没有。” “你的手指没有放在扳机保险上，你本该放在那里。你扣着扳机。我只能庆幸你拿的不是那把勃朗宁，不是自动手枪。” “别再说了。”我轻声说，胸口一阵发痛。 “积雪已经超过两英寸了，姨妈。” 露西站在门口，好像在担心什么。她像往常一样穿着休闲裤、靴子和滑雪外套。 我的心被一只铁手揪住了，呼吸艰难。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望向我的外甥女，脸颊发冷。 “珍妮特在停车场等我。”她说。 “那里挤满了媒体。” “我没看见记者，不过我们把车停在了对街的付费停车场。” “那里发生过好几起抢劫案，”我说，“还有一次枪击案，大约四个月以前。” 露西盯着我，又看着我将左轮枪放回皮包里。 “你的手在抖，”她警觉地说，“姨妈，你的脸白得像纸一样。”她走向我的办公桌，“我要带你回家。” 痛楚戳刺着我的胸口，我不由自主地伸手压住。 “我不能走。”我几乎无法说话。 我痛得难以呼吸。 露西试图扶我站起来，但我太虚弱，手臂几乎麻痹了，手指痉挛着。我在椅子里向前弯下腰，闭上眼睛，出了一身冷汗，呼吸浅而急促。 她恐慌起来。 我隐隐听见她对着电话大吼。我想告诉她我没事，只需要一个纸袋，但我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却无法告诉她。接着她拿了条湿毛巾替我擦脸，按摩我的肩膀，安抚我。我则低头眼巴巴地看着我的手在腿侧像爪子一样蜷缩起来。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但我已疲倦得无力对抗。 “打电话给泽纳医生，”我忍着胸部的疼痛勉强说道，“告诉她到那里和我们会面。” “那里是哪里？”露西惊骇地擦拭我的脸。 “弗吉尼亚医学院。” “你不会有事的。”她说。 我没有接腔。 “别担心。” 我的双手无法伸直，冷得不停地打哆嗦。 “姨妈，”露西大叫，“我爱你。” <hr /> 注释： 第十四章 去年弗吉尼亚医学院救了我外甥女一命，因为这个地区再也没有其他医院更擅长在关键时刻成功地处理重伤病人。她在滑出我的车子之后便处于昏迷状态，当时我认为，如果创伤急救小组不够机灵，她的脑部损伤将会是永久性的。我到过弗吉尼亚医学院的急诊室好多次，但今晚以病人的身份还是第一次。 九点半，我在医院四楼一间私人小病房静静地休息。马里诺和珍妮特等在门外，露西在病床边握着我的手。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还有新的状况发生吗？”我问。 “现在别想那些，”她命令道，“你需要平静地休养。” “他们已经给我吃了药让我平静，我平静得不得了。” “你是病人。”她说。 “我才不是病人。” “你差点心脏病发作。” “我只是肌肉痉挛，呼吸有些急促，”我说，“我非常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看过心电图了。我只需要套个纸袋在头上，再洗个热水澡就没事了。” “反正，除非他们确定你不再痉挛，否则不会让你出院。你不能胸口疼痛还到处晃。” “我的心脏没问题，只要我开口，他们就会让我出院。” “你真顽固。” “大多数医生都这样。”我说。 露西木然地瞪着墙壁。她进来之后一直不太开心，我不确定她为什么生气。 “你在想什么？”我问。 “他们想成立一个指挥站，”她说，“我听见他们在走廊里商量。” “指挥站？” “隶属于警察总局。”她说，“马里诺在付费电话亭那里走来走去，在和韦斯利先生谈话。” “他在哪里？”我问。 “韦斯利先生还是马里诺？” “本顿。” “他待会儿就来。” “他知道我在这里？”我说。 露西望着我。她不是傻瓜。“他正在路上。”她说，这时一个蓄着灰色短发、眼神锐利的高个子女人走了进来。 “上帝，凯，”安娜·泽纳医生说着弯下腰来拥抱我，“看来我这是在出诊了。” “这算不上出诊，”我说，“这里是医院。你记得露西吗？” “当然。”泽纳医生对我的外甥女微笑着说。 “我到外面等。”露西说。 “你忘了除非不得已，我是不下楼的？”泽纳医生继续说，“尤其是雪天。” “谢谢你，安娜。我知道你从不出诊、在医院出诊，或用任何方式出诊。”门关上后我亲热地说，“我真高兴你来了。” 泽纳医生在我的床边坐下。我立刻感觉到了她的活力，因为她总能毫不费力地主导气氛。就七十多岁的年龄来说，她的体格棒极了，而且她是我认识的好人之一。 “看你是怎么照顾自己的！”她说。她的德国口音并没有因时间而淡化。 “恐怕我是终于被撂倒了，”我说，“被那些案子。” 她点点头。“我听说了。每次我打开报纸或电视都会看到。” “今天晚上我差点向露西开枪了。”我凝视着她的眼睛说。 “告诉我怎么回事。” 我对她说了经过。 “可你没有开枪。” “就差一点。” “没有发射子弹？” “没有。”我说。 “那么不能算是差一点。” “我这一生差点就毁了。”我闭上眼睛，泪水却渗了出来。 “凯，要是走进你办公室的是别人，你这一生同样会毁了。某个让你害怕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你的反应是正确的。” 我颤抖着吸了一大口气。 “结果并不算太糟啊。露西平安无事，我刚看到了她，她既健康又美丽。” 这是我很长一段日子以来的第一次哭泣，我双手掩面。泽纳医生揉着我的后背，从面纸盒里抽出一张递给我，但没有试图劝我别沮丧，只是静静地让我哭。 “我真惭愧。”我边啜泣边说。 “千万别觉得惭愧，”她说，“有时你必须让情绪发泄出来。你不常这么做，我太了解你了。” “我母亲正病重，而我一直没去迈阿密看她，一次都没有。”没人能够安慰我，“我在办公室里像个陌生人。我再也无法待在自己的屋子里，或任何没有警卫保护的地方。” “我注意到你的房间外面有许多警察。”她说。 我睁开眼睛望着她。“他这是得不偿失。”我说。 她定睛望着我。 “这样倒好。他越来越大胆，这表示他冒的风险越来越大，邦迪最后就是这样落网的。” 泽纳医生尽其所能地扮演着聆听者的角色，于是我继续说：“他越是不计代价，犯错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会抓到他的。” “而且我敢说现在是他处境最危险的时候，”她说，“他不知节制，连圣诞治安官都杀害了。” “他杀的是一个每年扮演一次圣诞老人的治安官，这个治安官还严重牵涉贩毒勾当。也许毒品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共通点。” “说说你自己。” 我扭过头，再次吸了一口气。我终于平静多了。安娜是少数几个能让我感觉自己不必承担一切的人之中的一个。她是心理医生，我从搬到里士满开始就认识她了，她帮助我渡过了和马克分手的难关，战胜了马克的死带来的哀伤。她拥有音乐家般的心灵和妙手。 “我和他一样，也得不偿失。”我沮丧地坦承。 “你得多告诉我一些。” “所以我才会在这里，”我望着她，“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所以我才会差点朝我的外甥女开枪，所以他们才会在门外替我担忧。他们开着车去査看我的房子，为我担心。所有人都在为我担心。” “有时候我们难免得呼朋引伴。” “我不需要同伴，”我不耐烦地说，“我只想静一静。” “哈，我个人认为你需要整支军团来陪你呢。没有人能够单独对抗这个家伙。” “你是心理医生，”我说，“你为什么不分析一下这个人？” “我不治疗精神病人，”她说，“他显然具有社会病态人格。” 她走向窗口，拉开窗帘往外眺望。“还在下雪。你相信吗，今晚我或许得留在这里陪你了。多年来我的确有一些病人，几乎像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我也都试着尽可能摆脱他们。 “这就是那些罪犯会成为传奇的原因。他们喜欢去找牙医、心理医生、美发师，我们必须像接待普通顾客那样接待他们。我曾在德国治疗过一名男子整整一年，后来才发现他在浴缸里溺死过三个女人。 “这就是他了：他习惯倒酒给她们并替她们洗澡；他会跪在她们脚下，突然抓住她们的脚踝用力猛拉。在那种大浴缸里，当有人抓住你的脚踝往上提的时候，你根本逃不出去。”她停顿了一下，“我不是法庭心理医生。” “这我知道。” “我原本会是的。”泽纳医生说，“我考虑了很多次。你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 “那么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回避了这项专长。我无法同怪物长久相处，像你这样照料被他们残害的人已经够糟了。我认为和这世界上的高特们共处一室会毒害我的灵魂。”她停顿下来，“我必须坦承一件可怕的事情。” 她转身面对着我。“我不在乎他们为什么犯罪，”她目光炽烈地说，“我认为他们都活该被吊死。” “我不能说我不赞成。”我说。 “但这并不表示我对他没有直觉感应，我想是因为女性的直觉吧。” “对高特？” “没错。你见过我的猫切斯特吧。”她说。 “哦，见过。我从没见过那么肥的猫。” 她没有笑。“它会跑出去抓一只老鼠，一直把它玩到死为止，真的是虐待狂。最后它总算杀了老鼠，结果呢？它把老鼠叼进楼上的房间里，丢在我的枕头上，这就是它送给我的礼物。” “你有什么建议呢，安娜？”我又开始发冷。 “我认为这个男人和你之间有种奇特的关系。就好像你是母亲，他则把他杀害的人送给你。” “真是无法想象。”我说。 “想到能够引起你的注意，他就兴奋。这是我的猜测。他想博取你的关注。他每杀害一个人，就是送给你一份礼物。他知道你会仔细研究，并且努力探索他的每个手法，就像母亲在欣赏儿子从学校带回来的绘画作品那样。你知道，他的邪恶行为就是他的艺术。” 我想起了他在夏克霍商店街艺廊里的那笔消费，纳闷高特究竟买了什么样的艺术品。 “他知道你会分析他，并且一直想着他，凯。” “安娜，你这是在暗示那些案子都是我造成的。” “胡扯。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么我得开始约你来办公室见我了，定期性的。” “我的处境有多危险？” “关于这点我得小心措辞。”她思索着，“我知道其他人会怎么说，所以这里才会驻满警察。” “你认为呢？” “我个人觉得他不至于给你带来太大的危害。目前是这样，但你周围的人处境必然较危险。你要知道，他正在把他的境遇转换给你。” “请解释一下。” “他孤立无援，他也希望你这样。” “他孤立无援是自找的。”我气愤地说。 “我只能说，他每杀一个人，就变得更孤立一些。而这些日子以来，你也一样。有迹可循的，你明白了吗？” 她靠近我，将手搁在我的额头上。 “我不确定。” “你没有发烧。”她说。 “布朗治安官恨死我了。” “看吧，又一份礼物。高特觉得你会很高兴，他替你杀了老鼠，并且帮你拖进了停尸间。” 这想法令我作呕。 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听诊器挂在脖子上，调整一下我的袍子，然后一脸严肃地听我的心脏和肺部。 “请深呼吸，”她把听诊器移到我的背部，“再来一次。” 接着她量了我的血压和脉搏。她是个罕见的老派医生。安娜·泽纳诊疗一个人的整体，而不单是心灵。 “你的血压偏低。”她说。 “不是新闻了。” “他们给你吃了什么药？” “安定文。” 她撩起我的袖子，把听诊器挪到我的手臂上。“安定文还可以，对呼吸系统或心脏没有太大的影响，对你有好处。我可以给你开药方。” “不要。”我说。 “我认为目前服一点抗焦虑药物对你有帮助。” “安娜，”我说，“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药啊。” 她拍拍我的手。“你不会得不偿失的。” 她站起来穿上外衣。 “安娜，”我说，“我想请你帮个忙。你在希尔顿海岬的房子如何了？” 她微笑着说：“那里依然是对抗焦虑的最佳药方，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 “也许这次我应该听你的，”我说，“我可能会到那附近旅行一趟，我想尽可能的隐秘。” 泽纳医生从皮包里取出一串钥匙，拿下一把，然后迅速写了张处方，把它连同钥匙放在床头桌上。 “你什么都不必做，”她简短地说，“我把钥匙和处方留给你。万一你半夜急着赶过去，也不需要通知我。” “你真好，”我说，“我想我不会待太久的。” “你应该待久一点。那房子就在帕米多沙丘的海边，小巧朴实，靠近凯悦酒店。我不急着用它，而且你在那里应该不会受到骚扰。事实上，你可以当自己是泽纳医生。”她咯咯笑起来，“反正那里没人认识我。” “泽纳医生，”我苦笑着说，“那么现在我是德国人了。” “哦，你一直都是德国人。”她打开房门，“我才不管你怎么想。” 她离开后，我坐了起来，感觉充满活力，身手敏捷。我下了床走进衣橱，这时听见房门打开了。我走出去，以为是露西，但进入病房的是保罗·塔克。我惊讶得忘了尴尬，因为我正赤着脚站着，身上只有袍子。 他移开目光，我则爬回床上盖好床单。 “抱歉，马里诺说我可以进来。”里士满警局局长说。他看上去不怎么歉疚，不管他嘴里怎么说。 “他应该先告诉我一声。”我瞪着他。 “我们都了解马里诺队长这个人。介意我坐下吗？”他看了一眼椅子。 “请坐，显然我得被迫听训了。” “你得被迫听训，是因为我局里有一半的人手都守在这里保护你。”他神情严肃。 我谨慎地打量着他。 “我很清楚今天早上你的停尸间发生了什么事。”他眼里闪着愤慨，“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斯卡佩塔医生。我是来恳求你合作的，希望你能认真看待此事。” “你又怎么知道我没认真看待？”我憎恶地说。 “就从这里谈起吧。下午你不能回办公室。两名执法人员刚被谋杀，其中一名被杀害的时候你就在大楼里。” “我非回办公室不可，塔克局长。你以为那两名死者由谁负责验尸？” 他沉默下来，然后问道：“你认为高特已经离开本市了吗？” “还没有。” “为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不认为他已经离开了。” “你感觉还好吗？” 我觉得他似乎在试探什么，但不清楚究竟是什么。 “我很好。老实说，等你一走我就要穿上衣服离开这里。”我回答。 他想开口，但没出声。 我打量他半晌。他身穿调査局国家学院的深蓝色运动衫和高筒健身皮靴。我猜他们打电话通知他关于我的事时，他可能正在健身房里。我突然想起他是我的邻居，他和他妻子也住在温莎农庄，与我的房子只隔几条街。 “马里诺要我搬出我的房子，”我以近乎指控的语气说，“你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 “这建议也有你的份吧？” “你凭什么认为马里诺对你的建议和我扯得上关系？”他平静地说。 “你和我是邻居，说不定你每天都开车经过我家。” “没有，但我知道你住在哪里，凯。” “请别叫我凯。” “如果我是白人，你会让我叫你凯吗？”他轻松地说。 “不，不会。” 他的模样不像有敌意。他知道我不信任他，知道我有点怕他——目前甚至什么人都怕——知道我有点偏执。 “斯卡佩塔医生，”他站了起来，“接下来几周我会派人看守你的房子。”他停顿下来，俯视着我。 “为什么？”我问。 “因为布朗治安官。” “你说什么？”我的嗓子干涩起来。 “他和某个从纽约扩张到迈阿密的贩毒网络有着密切关联。你有几个病人也涉嫌其中，据我们所知，目前至少有八个。” “注射毒品？” 他点点头，朝窗口望去。“布朗很讨厌你。” “这我清楚，至于原因则不清楚。” “这么说吧，你太尽责了。他有几个同伙因为你被关了好几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正计划解决你。” 我瞪着他，万分震惊。“什么？凭什么？” “有几个密报者。” “不止一个？” 塔克说：“布朗已经付钱给一个我们必须多加留意的人。” 我伸手去拿水杯。 “这是本月初的事，大约三周以前。”他巡视着房内。 “他收买了谁？”我问。 “安东尼·琼斯。”塔克看着我说。 我止不住诧异，而他接下来说的话更让我惊愕。 “原本该在圣诞节遭枪杀的人不是安东尼·琼斯，而是你。” 我无言以对。 “在威特科姆宅院走错公寓的剧本完全是为了把你引出来。但治安官穿过厨房到后院的时候，同琼斯起了冲突，接下来的事你非常清楚。” 他站了起来。“现在治安官也死了，老实说你真走运。” “塔克局长。”我说。 他站到床边。 “你事先知道这计划吗？” “你是在问我有没有超能力？”他板着脸。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我们一直在盯着你。不过，直到我们弄清圣诞节前夕被杀的人原本该是你，才知道真相。要是我们事先就知道，肯定不会让你开着车到处跑，还去分发毛毯。” 他低头凝视着地板，深思了一会儿才又开口：“你确定你准备好出院了？” “是的。” “今晚你打算去哪里？” “回家。” 他摇摇头。“想都别想，连本市的酒店我都不赞成你去。” “马里诺已经答应陪我了。” “哦，这倒是相当安全。”他开了门，讥讽地说，“穿上衣服吧，斯卡佩塔医生，我们还得开会呢。” 不久后我走出病房，迎接众人的注视和问候。露西、珍妮和马里诺一起，穿着高泰克斯防水外套的保罗·塔克独自一人。 “斯卡佩塔医生，你坐我的车。”他向马里诺点点头，“你和小姐们一起。” 我们走过光亮的白色走廊，乘电梯下楼。到处都是穿制服的警察。急诊室的玻璃大门滑开后，三名警察陪我们走到车前。马里诺和局长的车都停在警车专用停车场。看见塔克局长的私家车时，我的胸口又一阵痉挛。他开的是辆黑色的保时捷911，不是新车，但保养得非常好。 马里诺也看见了。他一语未发地打开他那辆皇冠维多利亚车的门锁。 “你昨晚是不是在九十五号南向公路上？”我们一上车，我就问塔克。 他系好安全带，然后发动引擎。“你怎么会这么问？”他没有做出防卫的样子，只是好奇。 “昨晚在从匡提科回家的途中，有一辆跟这很像的车子尾随着我们。” “‘我们’是指谁？” “我和马里诺。” “哦。”他右转开出停车场，朝警局驶去，“这么说你在那辆大货车里。” “果然是你。”我说。雨刷开始扫除积雪。 街道湿滑。当塔克在一处红绿灯前停车时，我感觉车子溜了一下。 “昨晚我的确看见了一张南方邦联旗帜的保险杠贴纸，”他说，“我也的确表达了我的不屑。” “那辆货车是马里诺的。” “我才不管那是谁的。” 我转头看着他。 “队长真是活该。”他大笑。 “你一向都这么嚣张吗？”我说，“如果想挨子弹，这倒是好办法。” “有胆就试试看。” “我不喜欢尾随别人的车子或揶揄南方佬。” “至少你承认他是南方佬。” “我是指一般的说法。” “你是有智慧有教养的女士，斯卡佩塔医生，我不懂你到底认为他哪里好。” “只要用点心就会发现他的好。” “他有种族意识，有同性恋恐慌症，还是个沙文主义者。他是我见过最无知的人之一，我真希望他归别人管。” “他不相信任何人或事物，”我说，“他愤世嫉俗，我相信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塔克沉默下来。 “你不了解他。”我补充道。 “我不想了解他，我只希望他消失。” “请别犯这种错误，”我动感情地说道，“你会后悔莫及的。” “他是官场上的噩梦，”局长说，“一开始就不该让他负责第一辖区。” “那就把他调回刑事案件部门——A小组，那才是真正适合他的地方。” 塔克静静地开车，他不想再讨论马里诺的事了。 “为什么从来没人告诉我有人要杀我？”我问，话一出口又觉得有些怪异。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件事。“我要弄清楚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警方在监控我？”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 “你应该告诉我的。” 他看着后视镜，确定马里诺的车子跟了上来，然后绕到里士满警察总局后方。 “我认为要是告诉你告密者泄漏了什么，你的处境只会更加危险，我担心你会变得……”他迟疑着，“变得焦躁不安。我不希望你的行为举止起变化，为了自我防卫而让事端扩大。” “我觉得你无权保密得这么严格。”我说着就带情绪了。 “斯卡佩塔医生，”他直视着前方，“老实说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想，现在也一样。我只关心能不能救你一命。” 在警局停车场入口有两名握着霰弹枪的警察站岗，他们的制服被雪映成黑色。塔克停下车并摇下车窗。 “情况还好吧？”他问。 一名面容冷峻、将霰弹枪指向天空的警察说：“很平静，局长。” “好吧，你们多加小心。” “是，局长，我们会的。” 塔克关上车窗，驶入停车场。他把车停在他所掌控的这栋大型水泥建筑通向大厅和拘留所的双扇玻璃门左侧的一块空地上。我注意到这里只停了几辆巡逻车和其他车辆。我想这个棘手的夜晚大概有不少麻烦等着他们，所有人都出去找高特了。对执法机关来说，他赢得了新名声，如今他成了警察杀手。 “你的车与布朗治安官的很像。”我边说边解开安全带。 “我们的相似之处也仅止于此。”塔克说着下了车。 他的办公室在一条阴暗的走廊上，与刑警们所在的A小组只隔几道门。局长的指挥总部出乎意料的简朴，家具结实耐用，没有漂亮的台灯或地毯。墙上也没有他和政治人物或名人的合照。没有任何证明文件或证书透露他过去上过什么学校或赢得过什么荣誉。 塔克看看手表，然后招呼我们进入一间与办公室相连的小会议室。这里没有窗户，铺着深蓝色地毯，有一张大圆桌、八把椅子、一台电视机和一部录像机。 “露西和珍妮特呢？”我问，盼着局长能让她们参加会议。 “我知道她们，”他说着在一把转椅上舒服地坐下，好像准备看超级杯足球赛似的，“她们是探员。” “我不是。”露西礼貌地纠正道。 他看着她。“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是你设计的。” “不全是。” “好吧，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是这案子的一部分，你们就留下吧。” “你的警局也联网了。”她迎着他的视线，“事实上，你们是最早联网的单位。” 大家都回过头去，看见门打开了，本顿·韦斯利走了进来。他穿着灯芯绒长裤和毛衣，带着那种疲惫得无法入睡的倦容。 “本顿，我相信这里的人你都认识。”塔克的语气听上去似乎他与韦斯利很熟。 “是啊。”韦斯利拉出一把椅子，开门见山地说，“我迟到全是因为你们太尽责了。” 塔克一脸困惑。 “我在两个检查哨被拦了下来。” “啊，”局长显得相当欣慰，“局里的人马全部出动了。我们很幸运碰上了这种天气。” 他不是在说笑。 马里诺向露西和珍妮特解释：“因为下雪，大部分人都待在家里。外出的人越少，我们的工作就越容易。” “除非高特也待在家里。”露西说。 “他一定在外面到处跑，”马里诺说，“那混账在这里根本没有家可以过节。” “我们还不太了解他，”韦斯利说，“也许他在这个地区有熟人。” “你认为他今天早上离开停尸间之后可能会去哪里？”塔克问韦斯利。 “我想他不会离开这个地区。” “为什么？”塔克问。 韦斯利看看我。“我认为他想和我们待在同一个地方。” “他的家人呢？”塔克接着问。 “他们住在南卡罗莱纳的波佛附近，最近他们在一座岛上买了片面积可观的胡桃园。我想高特不会在那里。” “我想我们不该作任何假设。”塔克说。 “他同家人很疏远。” “不尽然，他还有渠道可以拿到钱。” “没错，”韦斯利说，“他们或许会给他钱，好让他离得远远的。他们也很为难，如果不援助他，他或许会跑回家；要是援助他，他又会在外面到处杀人。” “这家人似乎是正直善良的好公民。”塔克嘲讽地说。 “他们不肯帮我们，”韦斯利说，“我们试过了。你们在里士满还做了什么没有？” 塔克回答：“我们已经尽了力，这杂碎竟然开始杀警察了。” “我不觉得警察是他的真正目标，”韦斯利淡淡地说，“我不觉得他在乎警察。” “这个嘛，”塔克气愤地说，“他开了第一枪，我们就该开炮了。” 韦斯利望着他。 “我们派出了好些两人组巡逻车，”塔克继续说，“我们在停车场部署了警卫，而且轮流值班。所有警车都带了高特的照片，还分发给本地各个办公大楼——那些开门上班的。” “监视工作呢？” “有的，所有他可能出现的地点都派了人监视。”他看着我说，“包括你和我的房子，还有法医办公室。”他回头面对着韦斯利，“如果还有其他地点，希望你能告诉我。” 韦斯利说：“不可能太多，因为他有谋害朋友的恶习。”他垂下眼睛，“州警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准备得如何？” “等雪一停就来，”塔克说，“没问题。” “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够来去自如，”珍妮特说，看来她在今后的工作生涯中将会不断提出类似的问题，“他的外貌并不是很平凡，为什么民众没注意到他？” “他极度机灵。”我对她说。 塔克转向马里诺：“你带了录像带吗？” “带了，局长，但我不确定……”他欲言又止。 “不确定什么，队长？”塔克微微扬起下巴。 “我不确定她们是否该看。”他看着珍妮特和露西。 “请开始吧，队长。”局长果断地说。 马里诺将带子放入录像机，关掉灯光。 “长度大约有半小时，”电视屏幕上跳出数字和字幕时，他的声音响起，“有人介意我抽烟吗？” “我非常介意。”塔克说，“这是我们在布朗治安官屋里的摄像机中发现的带子，我还没看过呢。” 录像带开始播放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拉蒙特·布朗治安官家楼上的卧室。”马里诺开始叙述。 那张今天稍早我看见的床铺整理得十分干净，能从背景中听见有人在活动。 “我想这时候他正在确认摄像机是否运作正常，”马里诺说，“或许就在此刻他手上的白粉沾到了墙壁上。看，现在倒带。” 他按了暂停键，画面上是空的卧室静止时的模糊影像。 “布朗的可卡因检验是不是阳性？”局长在黑暗中问。 “现在还无法知道他体内是否有可卡因或其代谢物——苯甲酰芽子碱，”我说，“我们目前只知道他的血液酒精浓度。” 马里诺解说道：“他好像是把摄像机打开，然后关上，又打开。这可以看出来，因为时间不一样了。之前是昨晚十点零六分，现在突然变成了十点二十分。” “他显然是在等某人。”塔克说。 “或者他们已经到了，可能正在楼下吸可卡因。继续，”马里诺按了播放键，“精彩的来了。” 黒暗的会议室一片静寂，只有床铺的嘎吱声，以及与其说是愉悦倒更像痛苦的呻吟声。布朗治安官赤裸着趴着。我们看见邓波尔·高特站在他后面，除了外科手套之外一丝不挂，一旁的床上放着深色衣服。马里诺安静了下来。我看着露西和珍妮特的侧影，她们的脸上毫无表情。塔克似乎十分平静。韦斯利在我身边冷静地在心中作着分析。 高特的脸色是不健康的惨白，脊椎骨和肋骨的轮廓清晰可见。显然他的体重减轻了不少。我想起了他头发里的可卡因，现在他的头发是白色的。当他移动时，我看见了他的整个胸膛。 我的视线越过桌子，发现露西浑身僵直。 当画面显示嘉莉·格雷滕努力为她的客户提供销魂的服务时，我感觉马里诺正盯着我瞧。她似乎使用了毒品，但无论如何就是无法让布朗治安官获得他付费所希望达到的欢愉。露西勇敢地盯着电视屏幕，震惊地看着她的旧情人在那个吸了毒的圆肚子男人身上做各种淫秽的动作。 结局似乎可以预料，嘉莉会拿出枪来杀掉他。但并非如此。十八分钟过去了，布朗的卧室里脚步声不断。接着她的同伙走了过来。邓波尔·高特穿着黑色套装，戴着手套，似乎并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全被录了下来。他在床尾停下来观看，布朗闭着眼睛。我不确定他是否清醒。 “时间到。”高特不耐烦地说。 他犀利的蓝眼睛仿佛穿透了屏幕，直探进我们的会议室。他此时还没有重新染发，还是胡萝卜色，滑顺的长发从额头向后梳，两侧塞在耳后。他解开外套纽扣，掏出一把九毫米口径格洛克手枪，满不在乎地走向床头。 嘉莉看着高特把枪口对准治安官的眉心，两手捂着耳朵。我觉得胃部在翻搅，紧握着拳头看着高特扣下了扳机，枪像被自己惊吓到了似的向后缩了一下。我们愕然坐着，看着治安官逐渐终止了濒死的痛苦挣扎和抽搐。这时嘉莉才爬下床。 “该死！”高特低头看着衣襟，“溅到衣服上了。” 她从他西装的胸前口袋抽出一条手帕，轻轻擦拭他的脖子和衣领。 “看不出来，还好是黑色的。” “去穿衣服。”他说，仿佛她裸露的身体让他作呕似的。他的嗓音像青少年的那样，而且不稳定，还很低。 他走到床尾拿起那堆深色衣物。 “他的手表呢？”她俯视着床铺，“是劳力士表。真货呢，宝贝，还是纯金的。手链也是真金的。” 高特呵斥道：“立刻穿上衣服！” “我不想弄脏衣服。”她说。 她把染了血的手帕扔在地板上，那正是警方后来找到的那条。 “那就去把塑料袋拿进来。”他命令道。 他把衣服放在化妆台上，看起来像在玩弄一样。摄像机的角度使得我们无法清楚看见他的举动。她拿着袋子回来了。 他们一起处置布朗的尸体，非常谨慎，而且像早有预谋。首先他们给他穿上了睡衣，原因何在我们不清楚。高特用塑料袋套住治安官的头部，用衣橱里一双跑鞋的鞋带绑紧的时候，血从睡袍上半部渗了出来。 他们把尸体从床上移到地板上的黑色敛尸袋里，高特扶着布朗的两腋，嘉莉抓住他的脚踝，把他塞进去，然后拉上拉链。我们看见他们将拉蒙特·布朗搬出房间，听见了他们下楼梯的声音。几分钟后，嘉莉回到房间内拿了衣服离开。卧室空了。 塔克绷着脸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了。手套是停尸间的吗？” “大概是从他们偷走的那辆厢型车里拿的，”我回答，“每一辆车里面通常都会有一盒手套备用。” “还没结束呢。”马里诺说。 他继续播放带子，快速略过空卧室的画面，直到出现一个身影。马里诺倒带，那个身影迅速倒退出门外。 马里诺说：“你们看看一小时十一分钟之后发生了什么。”他按下播放键。 嘉莉·格雷滕走进卧室，穿着类似高特的衣服。若不是她的那头白发，我可能会以为她就是高特。 “什么？她穿了他的套装？”塔克惊讶地问。 “不是他的，”我说，“只是很像。不是高特先前穿的那套。” “你怎么知道？”塔克说。 “她的口袋里有一条手帕。她拿了高特口袋里的手帕替他擦血。而且如果倒带，你会发现高特那件衣服的口袋没有翻盖，但她的有。” “是啊，”马里诺说，“没错。” 嘉莉环顾卧室，包括地板、床铺，好像落下了什么东西。她又激动又气愤，我确信这是因为可卡因亢奋的副作用。她又找了大约一分钟才离开。 “不知道她在找什么。”塔克说。 “等一下。”马里诺说。 他向前快进，嘉莉又出现了。她又搜寻了一阵，皱着眉头拉开床单，翻找沾了血的枕头的底下。她蹲在地板上查看床下，吐出一连串脏话，眼睛四处査看。 “快点。”高特不耐烦的声音从画面外传来。 她对着化妆台的镜子整理了一下头发。有那么一瞬间她近距离地凝视着镜头，她变了形的容貌令我吃惊。我曾经认为她很美，皮肤光洁，五官完美，一头棕色的长发。然而此刻站在我们面前的人却一脸憔悴，眼神呆滞，顶着一头粗短的白发。她扣上外套纽扣，然后走开。 “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塔克问马里诺。 “我不知道。我看了十几遍，还是弄不清楚。” “她弄丢了某样东西，”韦斯利说，“显然是这样。” “或许只是回来作最后的检查，”马里诺说，“好确定没有忽略什么。” “像是摄像机。”塔克狡狯地说。 “她不在乎是否忽略了什么，”韦斯利说，“她连替高特擦血的手帕都可以丢在地上。” “可两人都戴了手套，”马里诺说，“我敢说他们相当谨慎。” “屋里有钱财失窃吗？”韦斯利问。 马里诺说：“我们不确定金额，但布朗的皮夹空了。遗失的东西可能包括枪支、毒品和现金。” “等一等，”我说，“信封。” “什么信封？”塔克问。 “他们并没有在他的口袋里放信封。我们看到他们替他穿衣服，放进敛尸袋，然后拉上拉链，但没有看见信封。快倒带，”我说，“回到那里看我是否看错了。” 马里诺将带子倒回去，重新播放嘉莉和高特将布朗搬出房间的场景。布朗被放入敛尸袋时，身上的确没有我在他的睡衣口袋里发现的那个粉红色信封。我想起了我接获的那些信笺和露西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系统里遇见的种种问题。那信写明是寄给我的，而且贴了邮票，似乎写信人本想把它寄出去。 “也许那就是嘉莉在寻找的东西，”我说，“说不定寄那些信给我的人就是她。最后这封她本来也想寄给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信封上写了住址，贴了邮票。但高特瞒着她把信放进了布朗的睡衣口袋。”韦斯利问：“高特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样会有什么结果。”我回答，“我会在停尸间看见信封，而且会立刻明白布朗是被谋杀的，并且高特涉嫌其中。” “但你这说法表示高特没有牵涉进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问题，嘉莉·格雷滕才有所牵涉。”马里诺说。 这时露西说话了：“他们与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无关，他们是间谍。” 我们沉默良久。 “很显然，”我说，“嘉莉一直在协助高特进入调查局的计算机系统，他们是同谋。但我认为他拿走了嘉莉写给我的信而没有告诉她。我想那就是她在寻找的东西。” “她为什么会在布朗的卧室里找呢？”塔克感到不解，“难道她把信带到那里去了？” “当然，”我说，“她在那里脱下了衣服，也许信就放在口袋里。再放一次，马里诺。高特把床上的深色衣服拿走的那段。” 他倒带回到那个片段。尽管我们无法清楚看见高特把信从口袋里拿出来了，但他的确在翻弄嘉莉的衣服，他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拿走了她的信。他可以稍后再把信放进布朗的口袋，譬如在厢型车后面，甚至在停尸间的时候。 “你真的认为她就是寄那些信给你的人？”马里诺疑惑地问。 “很可能。” “可为什么呢？”塔克困惑地说，“为什么她要对你做这种事，斯卡佩塔医生？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我说，“只和她见过面，但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不太愉快。再说寄信不太像是高特会做的事，一点都不像。” “她想毁了你，”韦斯利冷静地说，“她想毁了露西和你。” “为什么？”珍妮特问。 “因为嘉莉·格雷滕的精神有问题，”韦斯利说，“她和高特就像双胞胎。有趣的是，现在他们连衣着都一样，他们看起来多么酷似。” “我不理解他处理那封信的方式，”塔克说，“他为什么不直接向嘉莉要，而要偷偷拿走？” “你这是在要求我向你解释高特的思维方式。”韦斯利说。 “的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一定有什么含义。” “不错。”韦斯利说。 “是什么？”塔克问。 “它的含义就是，她以为她和他之间有情感关系，她以为她可以信任他，但她错了。他终究会杀了她，如果能够的话。”韦斯利说。这时马里诺把灯打开了。 所有人都眯起了眼睛。我看着露西，她一言不发，但一个小动作透露了她的痛楚。她戴上了眼镜，平时她只有坐在电脑前才会戴眼镜。 “显然他们是协力合作的伙伴。”马里诺说。 珍妮特又开口了：“谁是老大？” “高特，”马里诺说，“所以他负责开枪，她负责杂务。” 塔克推开椅子。“总之他们和布朗见了面，他们不是闯进去的。” “他认得出高特吗？”露西问。 “也许认不出来。”韦斯利说。 “我在想，他们——或者是嘉莉——和他联系是为了毒品的事。” “他的电话号码是不对外公开的，但在名录上找得到。”我说。 “他的电话答录机里没什么重要的留言。”马里诺补充道。 “反正我想知道他们之间的关联。”塔克说，“这两个人是怎么认识他的？” “我猜是因为毒品，”韦斯利说，“也可能是因为斯卡佩塔医生，高特对治安官产生了兴趣。布朗在圣诞节前夕枪杀了某个人，媒体无限期地封锁了这消息。但当时斯卡佩塔医生也在场却不是秘密，而且还得出庭作证。事实上，讽刺的是，自从布朗任命她为陪审员，她势必得出庭加入陪审团不可。” 我想起了安娜·泽纳提过的高特将礼物送给我的说法。 “而这些事情高特全知道。”塔克说。 韦斯利说：“可能。如果我们能找到他住的地方，或许会发现他用邮购方式订阅了里士满的报纸。” 塔克思索片刻，然后看着我说：“那么纽约那名警察是谁杀的？这个白头发的女人？” “不是，”我说，“她没力气那样踢他，除非她是空手道黑带。” “他们那晚都在隧道里吗？”塔克问。 “我不知道嘉莉是否在那里。”我说。 “可当时你在场。” “没错。”我说，“我只看见一个人。” “那个人是白发还是红发？” 我回想起那个在拱门下被光线烘托着的身影。我记得那人的深色长外套和苍白脸孔，但我当时没看见头发。 “我猜那晚在隧道里的应该是高特，”我说，“我无法证明。但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他杀害珍妮的时候有个同伙。” “珍妮？”塔克问。 马里诺说：“这是我们给那名在中央公园遇害女子所取的名字。” “这么说来，他是从纽约回到弗吉尼亚后才与嘉莉·格雷滕结成犯罪合作关系。”塔克继续努力将残片拼凑在一起。 “我们实在无从得知，”韦斯利说，“这永远都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保罗，尤其我们面对的是脑子被毒品侵蚀了的暴力罪犯。他们越是不顾一切，行为就越怪异。” 局长身体前倾，表情严厉地望着他。“请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结论？” “他们以前就认识，我猜他们是在弗吉尼亚北部一家间谍用品商店认识的。”韦斯利说，“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会遭到侵入——现在仍然如此。看来这种关系已经到了另一个层次。” “是啊，”马里诺说，“雌雄大盗要发威了。” <hr /> 注释： 第十五章 我们开车回我的住处，街道上车辆稀疏。夜晚的一切全然静止，雪如棉花般覆盖着地表，吸去了所有声响。光秃秃的树是衬着雪白的黑，月亮是浓雾后面暧昧的脸。我想去散步，但韦斯利不允许。 “时间不早了，再说你今天病得厉害，”他说。我们坐在他的宝马车里，车子停在我的屋子前面、马里诺的车子后面。“你不能在外面到处晃。” “你可以陪我一起散步。”我感觉非常虚弱而疲倦，不希望他离开。 “我们都不应该在外面乱晃，”他说。这时马里诺、珍妮特和露西进了我的屋子。“你需要进屋好好睡一觉。” “那你呢？” “我有自己的房间。” “哪里？”我问，好像我有权利知道似的。 “林登街，市中心。去睡吧，凯，求求你。”他停顿下来，望着车窗外，“我希望能多做一点什么，但我不能。” “我知道你不能，我也没有要求你。当然，你无法多做什么，就像换成是你需要安慰、需要有人陪的时候，我也无法多做什么。就是这种时候我会恨自己为什么要爱你，我真恨。每当我需要你的时候我就好恨，就像现在。”我挣扎着，“该死。” 他将我揽进臂弯，擦去我的眼泪。他触摸我的头发，握着我的手，仿佛他全心爱着它那样。“我可以带你一起去市中心，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他知道我不想这么做，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不，”我长吁了一口气，“不了，本顿。” 我下了他的车，掬起一捧雪抹脸，向前门走去。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和本顿·韦斯利坐在黑暗中时哭泣过。 直到我进了屋子和马里诺、珍妮特、露西待在一起，他才开车离去。塔克下令全天候守卫我的房子，负责人是马里诺。他不愿意把我们的安全交给坐在附近某辆巡逻车或小公务车里穿制服的人，他把我们当成绿色贝雷帽部队或游击部队似的使唤。 “好了，”我们走进厨房时他说，“我知道露西会射击。珍妮特，如果你想从学院毕业，最好也能学会打枪。” “我进学院之前就会了。”她以一贯文静镇定的态度说。 “医生呢？” 我正在开冰箱。 “我来煮意大利面，加一点橄榄油、巴马干酪和洋葱。如果有谁想吃三明治，我也有奶酪片。或者，假如你们给我时间解冻，我还可以做奶酪通心粉或菠菜小方饺。如果热上两份，我想够我们四个人吃了。” 没人在乎。 我热切地想做些正常人做的事。 “抱歉，”我失望地说，“我最近没去采购。” “我得看看你的保险柜，医生。”马里诺说。 “我有面包圈。” “喂，有人肚子饿吗？”马里诺问。 没人回应，我关上冰箱。我的枪械保险柜在车库里。 “来吧。”我对他说。 他跟着我出了屋子，我替他开了柜子。 “你这是在做什么？”我问。 “我们得武装起来，”他说着拿起一把又一把手枪，然后检查弹药盒，“老天，你在绿顶一定有股份。” 绿顶是本地的一家枪械商店，顾客并非重案罪犯，而是爱好运动和注重居家安全的普通市民。我提醒马里诺这点，尽管我必须承认，以正常标准来看，我拥有的枪支和弹药的确多了些。 “我从不知道你有这些玩意儿，”马里诺将半个身子探进沉重的大保险柜，“你什么时候买的？我没陪你一起去。” “我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去购物的，”我尖刻地说，“信不信由你，我绝对有能力单独去购买日用品、衣服和枪械。还有，我累死了，咱们去休息吧。” “你的霰弹枪呢？” “你要哪一种？” “你有什么？” “雷明顿、海军用玛格南、八七〇捷安。” “这样够了。” “要不要我试着制造几个塑料炸弹？也许我能弄到一个枪榴弹发射器。” 他拿起一把九毫米口径格洛克手枪。“欢迎加入战斗。” “我曾在进行室内射击练习的时候试用过这把枪，”我说，“我这些枪大部分都是这个用途。我还有一些开会用的报告得准备。我快被你弄疯了，接着你是不是要检查我的化妆台抽屉？” 马里诺把那把格洛克塞进长裤口袋。“我看看……另外我还得拿走你这把九毫米口径不锈钢史密斯威森和你的柯尔特手枪，珍妮特喜欢柯尔特。” 我关上保险柜，气愤地转动密码盘。马里诺和我回到屋内，我直接上了楼，因为我不想看他分发枪支和弹药给她们。我无法想象露西手持霰弹枪，坦白说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得了高特。我甚至觉得他是个活死人，任何已知的枪械都不足以制伏他。 我来到卧室，关上灯，站在窗前。外面的夜被雪照亮了，我的鼻息在玻璃上凝成了雾。我回想起来到里士满没多久的那些日子，多少次在这样宁静洁白的景象中醒来。好几次城市瘫痪了，我没法去工作，便在邻近的小区散步，把雪踢到空中，朝树木扔雪球，看孩子们拉着小雪橇沿街奔跑。 我擦去玻璃上的雾气，悲伤得无法告诉任何人自己的感受。街对面的窗户里全闪耀着节庆烛光，我的除外。街道光亮却空荡，没有一辆车子经过。我知道马里诺和他的女子特警队大半夜都会醒着。他们肯定要失望了，高特不会来这里。我对他开始有种直觉，安娜所说关于他的事或许是正确的。 我在床上看书直到睡着，然后在五点钟醒来。我悄悄下楼，心想要是能在自己家里死于霰弹枪之下也是一种幸运。客房的门紧闭着，马里诺在沙发上打鼾。我溜到车库，把我那辆奔驰车倒着开出。它非常适应干爽柔软的雪地，我感觉自己像只鸟儿在展翅高飞。 我在卡瑞街上开快车，想着蛇行一定很有趣。街上又没人，于是我换成低速挡穿过萨弗维超市停车场的雪堆。超市已经开门，我进去买了新鲜的橘子汁、奶酪酱、培根和鸡蛋。我戴着帽子，没人注意我。 我回到车内，感觉到几周以来不曾有过的开心。我一路跟着收音机哼唱，在安全限度内让车子滑行。回到车库时，我看见马里诺举着黑色伯奈利霰弹枪站在那里。 “你以为你在干什么？”我关上车库门时他说。 “我去购物了。”我的幸福感飞走了。 “上帝，我真不敢相信你会做这种事！”他向我大吼。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开始发火，“帕蒂·赫斯特？我被绑架了吗？要不要干脆把我关进衣橱？” “进屋。”马里诺气呼呼地说。 我冷冷地望着他。“这里是我家，不是你家，不是塔克家，不是本顿家。这里是我家啊。可恶，等我高兴的时候我自己会进去。” “很好，你也可以死在里面，和别的地方没两样。” 我跟着他走进厨房，把购物袋里的东西倒出，摊在流理台上。我在一只碗里打了鸡蛋，把蛋壳扔进垃圾筒。我转开火炉，拼命搅动加了洋葱和意大利果仁奶酪的炒蛋。我一边煮咖啡，一边咒骂，因为我忘了买低脂奶精。我撕下几张纸巾，因为我也忘了买餐巾。 “你可以在客厅摆好餐具，把暖炉点上。”我说着磨了些胡椒粒加进膨胀的炒蛋。 “暖炉昨晚就点燃了。” “露西和珍妮特醒了吗？”我感觉好一点了。 “不知道。” 我在炒锅里倒进橄榄油。 “那就去敲门看看啊。” “她们住在同一间卧室里。”他说。 “哦，马里诺！”我转身气恼地看着他。 七点半，我们吃了早餐，然后开始看湿淋淋的报纸。 “你今天打算做什么？”露西问我，仿佛我们正在阿尔卑斯山某个美丽的观光胜地度假似的。 她坐在暖炉边的长凳上，仍然穿着一身工作服，一旁的地板上放着镍壳雷明顿手枪，里面装了七颗子弹。 “我得出去办点事，还要打电话。”我说。 马里诺穿着蓝色牛仔裤和运动衫，他一边呼噜噜地喝咖啡，一边怀疑地看着我。 我迎着他的注视。“我要去市中心。” 他没有搭腔。“本顿已经离开了。” 我感觉脸颊发热。 “我试着打电话和他联系，但他已经结账离开饭店了。”马里诺瞄了一下手表，“应该在两小时以前，大约六点时。” “我说市中心，”我平静地说，“指的是我的办公室。” “你目前该做的事，医生，就是开车往北回到匡提科，在他们的安保楼层住上一阵。说真的，至少过了这个周末再说。” “我同意，”我说，“可我得先在这里处理一些事情。” “那就带着露西和珍妮特一起去。” 露西正望着玻璃推门外，珍妮特还在看报纸。 “不，”我说，“她们可以留在这里，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匡提科。” “这样不太好。” “马里诺，除非我因故被逮捕，我决定半小时内离开这里到办公室去，一个人去。” 珍妮特放下报纸对马里诺说：“重点是，我们总得继续过日子。” “可这关系到生命安全！”马里诺没理会她。 珍妮特表情未变。“不，不是的，这关系到你的男性自尊。” 马里诺一脸迷惑。 “你保护过度了，”她理性地补充说，“你想主导并掌控一切。” 马里诺没有发怒，因为她语气十分温和。“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他问。 “斯卡佩塔医生有能力照顾自己，”珍妮特说，“只是她不该独自在这里过夜。” “他不会到这里来的。”我说。 珍妮特站起来伸伸懒腰。“也许吧，”她说，“但嘉莉可能会。” 露西的视线离开了玻璃推门。屋外，晨光亮得炫目，水珠从屋檐滴下。 “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到办公室去？”我的外甥女问。 “你在那里没事情做，”我说，“会觉得无聊。” “我可以玩玩电脑。” 不久，我开车带着露西和珍妮特一起到了办公室，然后把她们交给我的副手费尔丁照顾。上午十一点，商店街的道路由于积雪融化而变得湿滑，许多商店都延迟了开门。我穿上防水靴和长外套，在人行道上等着过富兰克林街。道路工作人员正在撒盐，这新年前夕的最后一个周五车辆稀少。 詹姆斯艺廊位于劳拉·艾希利精品店和一家音像店附近的一栋大楼，大楼一度是香烟仓库。我从侧门进入，通过一条昏暗的走廊，搭乘小得只能容纳三个人的电梯上楼。我按了三楼的按键，很快电梯停在了另一条灯光黯淡的走廊，尽头的玻璃门上喷着书法体的艺廊名称。 詹姆斯从纽约搬到里士满之后就开了这家艺廊。我曾经向他买过一幅单刷版画和一只木雕鸟，我餐厅里的艺术玻璃也是向他买的。大约一年前我不再到这里消费，因为有个本地艺术家以向我致敬为名义，设计了一些绢印实验室外套，上面印着血、骨头、卡通人物和犯罪现场，我要求詹姆斯别展售，他反而增加了订单。 我看见他站在一个展示箱后面，正在整理托盘里看起来像是手链的东西。我摇了摇门铃，他抬起头来，然后晃晃脑袋，用嘴形说他还没开始营业。我摘下帽子和太阳镜，敲着玻璃门。他一脸茫然，直到我掏出证件并出示徽章。 他相当惊讶，而当明白是我的时候则面露困惑。詹姆斯——他坚持让所有人称呼他詹姆斯，因为他的名字是艾玛——向门口走来。他又看了我一眼才转动钥匙开门，门铃撞击着玻璃。 “什么事？”他让我进去了。 “我们得谈谈。”我边说边拉开外套拉链。 “我的实验室外套卖完了。” “很高兴听到这消息。” “我也是。”他别别扭扭地说，“圣诞节全卖光了。那些愚蠢的实验室外套在我这艺廊里卖得比什么艺术品都好。我们接着想推出绢印手术围裙，与你们验尸的时候穿的那种款式相同。” “你不是对我不敬，”我说，“你是对死者不敬。你永远都不会明白，但你总有一天会死的，也许你该想想这点。” “你的问题在于一点都不懂得幽默。” “我不是来和你谈你认为我有什么问题的。”我冷静地说。 他身材高大，穿着讲究，蓄着灰色短发和胡髭，专卖极简主义绘画作品、铜器、家具、稀有珠宝和万花筒。当然，他对不羁和古怪的品位有着偏好，并且任何物品都不得议价。他对待顾客的态度，就像他们能在他的艺廊花钱是一种天大的荣幸，我不知道他曾经对谁好过。 “你来做什么？”他问我，“我知道街角那边出了事，就在你的办公室。” “我想也是，”我说，“我无法想象有谁会不知道。” “那个警察是不是真的被放在……”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他回到柜台后面，开始给一些蛇、汽水罐拉环、发辫，甚至手铐造型的金银手镯系上价格小卷标。 “很特别，对吧？”他微笑道。 “很不一样。” “这是我的最爱。”他拿起其中一样，那是一条装饰着玫瑰和金针的链子。 “几天前有个人在你的艺廊用过我的信用卡。”我说。 “是啊，你儿子。”他把那条手链放回托盘。 “我的什么？”我说。 他抬头看着我。“你的儿子。我想想，他的名字好像是柯克。” “我没有儿子，”我告诉他，“我没有儿女。几个月前我的美国运通金卡失窃了。” 詹姆斯斥责似的说：“嗯，你为什么不挂失呢？” “我最近才发现卡失窃了。我来就是为了和你谈这件事，”我说，“我要你告诉我事情经过。” 詹姆斯拉出一张凳子坐下。他没有招呼我坐下。“他是圣诞节前的那个周五来的，”他说，“我想大概在下午四点左右。” “男人？” 詹姆斯憎恶地看了我一眼。“我懂得怎么区分。没错，是个男人。” “请描述一下他的样子。” “五英尺十英寸高，很瘦，五官锐利，脸颊有点凹陷，我觉得他相当引人注目。” “他的头发呢？” “他戴着棒球帽，看不太出来。但我有印象，是很可怕的红色，像红发安迪玩偶的那种红。我不知道是谁替他染的头发，但他真的该控告那个人失职。” “他的眼睛呢？” “他戴着深色眼镜，可能是阿玛尼的。”他笑着说，“当时我很惊讶你会有那种儿子，我的想象中你儿子应该穿卡其布裤子、戴细领带、读麻省理工学院……” “詹姆斯，我不是来找你闲聊的。”我打断了他。 他脸色发亮，睁大了眼睛，瞬间明白了。“哦，上帝，他是报上登的那个人？他就是……我的上帝，他就在我的艺廊里？” 我没作评论。 詹姆斯自我陶醉了。“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他说，“一旦大家知道他来过这里？” 我依然沉默。 “这对我的生意太有帮助了。四面八方的人全部赶来，我的艺廊将被列入旅游手册。” “没错，别忘了把这写进广告词。”我说，“还有，各地的精神病人也都会赶来，他们会碰触你昂贵的绘画作品、铜器和织毯，向你没完没了地发问，最后什么都不买。” 他静默无语。 “他进来的时候，”我说，“做了些什么？” “四处看，说他急着找圣诞礼物。” “他的声音如何？” “很细，音调有点高。我问他礼物是送给谁的，他说要送给母亲。他说他母亲是个医生。于是我给他看了别针，他最后买下了这个医疗标志——两条白金蛇交缠着一根带有翅膀的黄金杖。那两条蛇的眼睛是红宝石，手工制的，美丽得不得了。” “就是那东西花了两百五十美元？” “是的。”他用手支着下巴，打量着我，“事实上，它就是你，那个别针就是你。要不要我叫那位艺术家再打造一个？” “他买了别针之后呢？” “我问他要不要礼品包装，他说不必。然后他拿出信用卡。我说：‘啊呀，世界真小，你母亲的办公室就在前面转角的地方。’他没说什么。于是我问他是不是回家来过圣诞节，他只是笑笑。” “他没有说太多话？”我说。 “没有，说话就像会要他的命一样。不能说他友善，但还算有礼貌。” “你还记得他穿什么衣服吗？” “一件黑色皮外套，有腰带的。看不出里面穿着什么，但看起来很时髦。” “鞋子呢？” “好像是靴子。” “你还注意到其他地方吗？” 他想了片刻，凝视着我身后的门口。他说：“既然你提到了，他的手指好像有烧伤，我觉得有点可怕。” “他的卫生状况呢？”我接着问，因为一个人毒瘾越大，就越顾不上衣着和个人卫生。 “我觉得挺干净的，但我没有太靠近他。” “他没有买其他东西？” “很可惜，没有。”艾玛·詹姆斯把手肘搁在展示箱上，用拳头顶着下巴，叹了口气，“我不明白他怎么找到我的。” 我步行返回办公室，小心避开道路上的雪堆和鲁莽穿梭其中的车子，不过还是被溅湿了一次。我回到办公室，珍妮特在图书室看一卷验尸教学录像带，露西在电脑室。我留下她们，独自下楼去停尸间查看。 费尔丁正在第一个桌台上检查一个死在其卧室窗外雪地里的年轻女人的尸体。我注意到尸体呈粉红色，同时闻到了血液里的酒精味。她的右臂上了石膏，上面潦草地写着几句话和签名。 “情况如何？” “血液酒精浓度是零点二三，”他开始检查动脉，“这并非致死原因。我想是冻死的。” “当时的状况呢？”我无法不想起珍妮。 “她和几个朋友出去喝酒，大约晚上十一点回到家。当时雪下得相当大，他们让她下了车，没等她进屋就离开了。警方判断她大概把钥匙掉在雪地里了，但又醉得没法找到。” 他把那段动脉放进一罐福尔马林。“她爬上窗户，试图用手臂上的石膏打破玻璃进屋。”他取出头骨里的脑组织，“但是行不通。窗户太高了，只用一只手臂无法攀上去。最后她昏了过去。” “多好的朋友！”我说着走开了。 新来的安德森医生正在为一个臀部骨折的九十一岁妇人的尸体拍照。我拿起一旁办公桌上的文件，迅速浏览案情。 “需要验尸吗？” “需要。”安德森医生说。 “为什么？” 她停下手边的工作，透过面罩看着我，我看出了她眼里的惊惶。“骨折发生在两周前。艾伯马利的法医认为她的死可能是那次意外导致的并发症造成的。” “死亡时的状况呢？” “当时她有胸腔出血和呼吸困难的症状。” “我看不出这与臀部骨折有什么直接关联。”我说。 安德森医生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扶着不锈钢桌台。 “上帝的旨意随时都会要人命的，”我说，“你可以放了她！她不属于法医的工作范围。” “斯卡佩塔医生，”费尔丁的声音夹杂着斯特莱克电锯的噪音传来，“你知道器官移植评议会定在周四举行吗？” “我得去担任陪审员。”我转向安德森医生说，“你周四得上法庭吗？” “一直都得去。他们不断传唤我，可又不用我的证词。” “叫秘书罗丝替你处理。如果你周四有空而这里又不太忙，你可以和费尔丁一起去参加评议会。” 我检查了推车和橱柜，想找出是否还有手套盒遗失。但高特似乎只拿走了厢型车里的那些。不知他在我的办公室里还找到了什么，我的心一沉。 我直接回到办公室，沿路没同任何人说话。我打开显微镜下方的柜子。我在里面藏着一组非常精致的解剖刀，是露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德国制，不锈钢材质，把手轻盈光滑，无与伦比的锋利，非常昂贵。我移开幻灯片档案箱、期刊、显微镜灯泡、电池和几令打印纸——那组刀不见了。 罗丝正在隔壁的办公室里打电话，我走进去，站在她的桌边。 “可你已经撤销她的证词了，”她说，“既然你撤销了她的证词，又何必传唤她去作证呢？” 她看着我，翻了翻白眼。罗丝已经担任秘书多年，依然敬业强悍。无论晴雪她都在这里，就像里的那个女校长。 “是啊，是啊，我们总算有交集了。”她在便笺纸上迅速写着，“我向你保证安德森医生一定会对你感激不尽……当然。再见。” 我的秘书挂了电话，望着我。“你真的太过分了。” “说来听听。”我说。 “你最好小心点，总有一天我会跟别人跑的。” 我累得无法开玩笑了。“那我也无法怪你。”我说。 她打量着我，就像心细的母亲发现我喝了酒、撒了谎或者偷抽了烟那样。“怎么了，斯卡佩塔医生？”她说。 “你有没有看见我的那组解剖刀？” 她一脸茫然。 “露西送我的，三把一组，放在硬塑料盒里。三把不同尺寸的刀。”她恍然大悟。“哦，对了，我记起来了。我以为你把它放在柜子里了。” “不在那里了。” “糟糕，希望不是清洁人员干的。你最后一次看到是什么时候？” “应该就在露西给我之后，在圣诞节之前，因为她不想把它带到迈阿密。我拿给你看了，记得吧？然后我就把它放进柜子，因为我不想放在楼下。” 罗丝沉下脸。“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颤抖起来，“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念头。”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一想到他做那些事情是用我的……” “你不能这么想，”她打断我的话，“你无法控制他的行为。” 我扭开头去。 “我有些担心詹妮弗。”我的秘书接着说。 詹妮弗是助理办公室的职员，主要职责是整理照片、接听电话，以及将案件资料归档。 “她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 “因为这里发生的事？”我推测道。 罗丝点点头。“今天她在盥洗室里哭了很久。不用说，发生那件事的确很糟，更别提那些流言了，但她比任何人都难过。我找她谈过话了，她可能会辞职。”她将鼠标移到word软件的图标上按了一下，“我会把验尸报告打印给你看。” “你已经把两份报告都打好了？” “我一早就来了。我开的是四轮驱动车。” “我去找詹妮弗谈谈。”我说。 我出了走廊，探头去看电脑室。露西正着迷地盯着显示器，我没打扰她。大办公室里，塔玛拉正在接听电话，另外两部电话响个不停，闪烁着的小灯似乎传达出了等待者的不悦。克莉塔正在复印资料，乔在工作站电脑上登记死亡证明。 我回到走廊上，推开女盥洗室的门。詹妮弗正在洗手台前用冷水泼脸。 “哦！”她在镜子里瞧见了我，大叫一声。“你好啊，斯卡佩塔医生。”她不安又尴尬地说。 她是个主妇型的年轻女人，是那种一辈子都在担忧卡路里和如何穿着打扮的女人。她两眼浮肿，长着龅牙和蓬乱的头发，而且总是涂着太多的化妆品，即使是在这种并不讲究外表的场合。 “请坐。”她亲切地说，同时走向柜子附近的一把塑料椅。 “抱歉，”她说，“我知道我今天表现得不好。” 我也拉了把椅子坐下，避免俯视她。 “你很难过。”我说。 她眼里含着泪水，紧咬下唇，试图止住颤抖。 “我该做什么来帮你呢？”我问。 她摇头，开始啜泣。 “我停不下来，”她说，“我就是忍不住想哭，甚至椅子拖过地板的声音都会把我吓得跳起来。”她拿纸巾擦眼泪，双手哆嗦着，“我觉得我好像疯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擤了下鼻子。“昨天，在治安官和那位警察被人发现之后。我听说楼下的事了。他们说连他的靴子都烧起来了。” “詹妮弗，你还记得我分发的那本关于创伤后压力征候群的手册吗？” “记得，女士。” “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都得担心这类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也得担心。” “你？”她张开嘴巴。 “当然，我比任何人更需要担心。” “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 “上帝不允许任何人习惯这种事。” “我是说……”她降低音量，好像我们谈的是床事似的，“你跟我的感觉一样？”她很快又补充道，“我是说，我以为你不会。” “绝对是的，”我说，“有时候我也会非常难过。” 她的眼中再度充满泪水，深吸了一口气。“我觉得好过多了。你知道，小时候我爸爸经常说我又笨又胖，我没想到像你这样的人的感觉也会和我一样。” “谁都不应该对你说这种话，”我感伤起来，“你是个可爱的女人，詹妮弗，能够和你一起工作我们感到非常幸运。” “谢谢你。”她垂下眼睛，轻声说。 我站起身。“我觉得你现在就该回家，然后好好度个周末。你认为如何？” 她仍然低头望着地板。“我好像看到他了。”她咬着嘴唇。 “你看见谁了？” “那个人。”她瞄了我一眼，“我看到了电视上的照片，简直无法相信。我一直想，要是我告诉了谁就好了。” “你在哪里看见的？” “卢默兹。” “酒吧？”我问。 她点点头。 “什么时候？” “周二。” 我凑近打量着她。“这周二？圣诞节过后那天？” 那天晚上高特在纽约。我在地铁隧道里看见了他，至少我认为自己看见了。 “是的，女士，”詹妮弗说，“我想大约是十点钟。我正在同汤米跳舞。” 我不知道汤米是谁。 “我看见他离所有人远远的。很难不注意他，因为他有一头白发，我不太习惯看那种年龄的人长着白头发。他穿着很酷的黑色套装，里面是黑色t恤。这个我记得。我猜他大概是外地来的，也许是像洛杉矶之类的大城市。” “他有没有跟谁跳舞？” “是的，女士，他跟一两个姑娘跳了舞。你知道，他请她们喝酒。后来他就离开了。” “他一个人走吗？” “依我看好像有个姑娘跟着他一起走了。” “你知道是谁吗？”我怀着恐惧问。我只希望那个女人——无论她是谁，还活着。 “不是我认识的人。”詹妮弗说，“我只记得他和那个姑娘跳了舞，起码跳了三次，然后他们一起离开了舞池，还牵着手。” “描述一下她的样子。”我说。 “是个黑人，那条红色紧身裙真的很美，低胸，裙子很短。我记得她涂着鲜红色的口红，满头的小辫子亮晶晶的。”她停了下来。 “你确定他们是一起离开酒吧的？”我问。 “我看应该是这样。那个晚上我没有再看见他们。我和汤米一直待到两点呢。” 我对她说：“我要你打电话给马里诺队长，把你刚告诉我的再向他说一遍。” 她立刻站起来，慎重地说：“我现在就去。” 我回到办公室，罗丝走了过来。 “你得打个电话给古柏博士。”她说。 我按了军需博物馆的号码，他外出了。两小时后他回复了。 “彼得斯堡的雪下得大吗？”我问他。 “哦，雪又湿又厚。” “情况如何？” “有件事要告诉你，”古柏博士说，“我觉得很糟糕。” 我等着。但他一直不开口，于是我说：“你到底为什么觉得糟糕呢？” “我用电脑査了你说的那个名字，我不该这么做的。”他又沉默下来。 “古柏博士，我面对的是个连环杀人凶手。” “他从来没在部队待过。” “你是说他的父亲？”我失望极了。 “两个都没有，”古柏博士说，“邓波尔·高特或佩顿·高特都没待过。” “哦，”我说，“这么说靴子可能是在二手商店买的。” “有可能，但他有一个叔叔。” “谁？” “邓波尔·高特。这是我的猜想。电脑档案里有个高特，只是名字是卢瑟。卢瑟·高特，二战期间曾在军需部队服役。”他停顿下来，“事实上他在李堡这里待了很多年。” 我从来没听说过卢瑟·高特这个人。 “他还活着吗？”我问。 “大约五年前在西雅图去世了。” “是什么让你怀疑这个人可能是邓波尔·高特的叔叔？”我问，“西雅图和佐治亚州分别位于国土的两端，从佐治亚州移居过去的姓高特的人多的是。” “唯一的关联，老实说只有他的姓和李堡这个地点而已。” 我接着问：“你想那双靴子有可能原本属于他吗？” “嗯，那原本就是二战中制造的，又是在李堡测试的，也就是卢瑟·高特服役多年的地点。通常，军队的做法是先让军人甚至军官试穿靴子或试用各种装备，然后才把它们送到前线去给士兵们使用。” “卢瑟·高特退役后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没有他退役以后的资料，只知道他去世时是七十八岁。”他停顿一下，“不过你或许会有兴趣知道，他的军旅生涯相当成功，他退休时的军衔是少将。” “在这之前你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我没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他又停顿一下，“我相信军中关于他的档案一定不少，只要你愿意去找。” “有没有可能找到他的照片？” “电脑里就有一张，只是张普通的档案照片。” “你能传真给我吗？” 他略有迟疑。“当然可以。” 我挂断电话，罗丝拿着昨天的验尸报告进来了。我一边审阅报告作些修正，一边等着传真机的动静。不久，传真机响了，卢瑟·高特的黑白图像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他傲然站立，身穿饰有金边、金纽扣和丝锻衣领的深色大外套和长裤。长相的神似显而易见，邓波尔·高特和他的眼睛像极了。 我打电话给韦斯利。 “邓波尔·高特可能曾经有个叔叔住在西雅图，”我说，“他是陆军少将。” “你怎么发现的？”他问。 我不喜欢他的冷漠。“这不重要，重点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去发掘真相。” 韦斯利保持着他的谨慎态度。“这与案子有什么关联吗？” 我失控了。“当你试图阻止高特这种人犯罪的时候，你如何判断某个线索是不是与此相关？当你毫无进展的时候，什么线索都不能放过！” “当然，当然，”他说，“没问题，但目前我们没时间处理这个，你也是。”他挂断了电话。 我呆坐着，痛楚感紧紧揪住我的心。一定有人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从来不曾贸然挂断过我的电话。我出去找露西的时候，这种偏执的想法更严重了。 “嗨！”我站在门口还没开口，她先打了招呼。 她可以在电脑屏幕上看见我的表情。 “我们得走了。”我说。 “为什么？又下雪了？” “没有，出太阳了。” “我手头的事就快结束了。”她边说边敲着键盘。 “我得带你和珍妮特回匡提科。” “你得打电话给外婆，”她说，“她觉得受到了冷落。” “她是受到了冷落，我很愧疚。”我说。 我的传呼机响了，露西转过身来，望着我。 “珍妮特呢？”我问。 “大概在楼下。” 我按下显示钮，认出了那是马里诺家里的电话号码。“你去找她，我在楼下和你们会合。” 我回到办公室，这回关上了门。我打电话给马里诺，他兴奋得好像服了安非他命。 “他们跑掉了。”他说。 “谁？” “我们找到他们住的地方了。在哈西达汽车旅馆，那个毒窟离你买枪和弹药的地方不远。那个贱女人就是在那里接走她女友的。” “什么女友？”我还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然后我想起了詹妮弗，“哦，你是说嘉莉从卢默兹酒吧带走的那个姑娘？” “是啊。”他激动得仿佛在发国际求救电报，“她的名字叫阿波洛尼亚，还有——” “她还活着？”我打断他的话。 “哦，是啊，嘉莉带她回到汽车旅馆狂欢。” “谁开的车？” “阿波洛尼亚。” “你有没有在汽车旅馆停车场发现我的厢型车？” “我们刚到达这里。房间已经清理完毕，好像她们从没住过似的。” “这么说嘉莉周二并不在纽约？”我说。 “正是。当高特在那里虐杀吉米·达维拉的时候，她正在这里作乐。我在想她一定为他准备了一个藏身地点，无论他在哪里随时都可以去接应他。” “我怀疑他不会从纽约飞到里士满，”我说，“这么做太冒险了。” “我个人认为他周三飞去了华盛顿特区……” “马里诺，”我说，“周三飞往华盛顿的是我。” “我知道，也许你们乘了同一班飞机。” “我没看见他。” “你无从得知。但重点是，如果你们乘了同一班飞机，我敢说他一定看见你了。” 我记得离开海关后上了那辆老旧破损、车窗和门锁都有故障的出租车，不知道高特是否在一旁看着。 “嘉莉有车吗？”我问。 “她有一辆登记在她名下的萨博敞篷车，但她最近肯定没开。”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带走这个名叫阿波洛尼亚的女人。”我说，“你又是怎么找到她的？” “很简单，她在卢默兹酒吧工作。我不确定她卖些什么，但一定不只卖烟。” “该死！”我喃喃念着。 “我猜可能是可卡因让她们凑在一起的。”马里诺说，“还有，你或许有兴趣知道，阿波洛尼亚认识治安官。事实上他们曾约会过，可以这么说。” “你想她和谋杀案会不会有关联？”我问。 “我想有，说不定是她把高特和嘉莉介绍给治安官的。我开始觉得治安官的案子并非第一要务了。我认为事情是这样的，嘉莉问阿波洛尼亚哪里有可卡因，于是布朗的名字便被提了出来。然后嘉莉告诉了高特这件事，他便又展开了一场梦魇般的演出。” “很可能。”我说，“阿波洛尼亚知道嘉莉是女人吗？” “知道。这无关紧要。” “该死，”我又说，“就差那么一点。” “我知道。真不敢相信她们就这么逃脱了。我们严密监视着她们，只差没出动国民警卫队了。我们还设置了路障，整整九码长，但我知道她们已经离开那一带了。” “我刚才打电话给本顿了，他挂了我的电话。”我说。 “怎么，你们吵架了？” “马里诺，事情不对劲。我有种感觉，有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而他不想让这个人知道他在和我通电话。” “也许是他老婆。” “我现在就要带露西和珍妮特过去。” “在那里过夜？” “看情况。” “不管怎样，我希望你不要开着车到处跑。万一有人想拦你的车，别理会，就算是亮着警灯或响着警笛也一样，除非是有警徽的巡逻车。”他絮絮叨叨地向我训话，“还有，把你那把雷明顿放在前座中间。” “高特不会停止杀人。”我说。马里诺在电话那端沉默无语。 “他进我办公室那次偷走了我的解剖刀。” “你确定不是清洁人员拿的？那些刀用来切鱼很不错。” “我知道是高特干的。”我说。 <hr /> 注释： 第十六章 三点过后不久我们回到了匡提科。我去找韦斯利，他不在办公室里。我留言要他到工程研究处找我，因为我打算和我的外甥女在那里待几小时。 正值周末假期，没有任何工程师或科学家在这个楼层，我们安静地工作着。 “我绝对可以调出全球邮件平台。”露西坐在桌前，她看了一下手表，“我丢出点什么，看有谁会上钩。” “我再试着打电话联系一下西雅图的首席法医。” 我带了写着他的电话号码的便条。我打了过去，接听的女人声称他下班了。 “我有重要的事必须联系上他，”我解释说，“也许我可以打到他家？” “我无权这么做。不过，如果你能留下电话号码，等他打进来询问留言的时候……” “不行，”我心中的挫折感逐渐加深，“我无法留这里的电话号码给他，”我亮明身份，又补充道，“我只能把我的传呼机号码给你。请他呼叫我，我再打给他。” 但没有效果，过了一小时我的传呼机仍然没有动静。 “也许她没学会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露西边进入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边说。 “有什么奇怪的信息吗？”我问。 “没有。现在是周五下午，很多人都去度假了。我想我们应该在精英网上发出一些信息，看会有什么回应。” 我在她身边坐下。 “那个协会叫什么名称？” “全美金箔修复法执业医师学会。” “他们的聚集中心在华盛顿州？” “是的，不过将西岸都包括进去也无妨。” “这样就等于包括全国了。”露西进入了精英网，然后输入她的账号和密码，“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发送邮件。”她拉出一个窗口，“你希望我怎么写？”她回头看着我。 “就这么写：‘致全美金箔修复法执业医师学会，法庭病理学者急需你们的协助，越快越好。’然后把联系方式留给他们。” “好吧。我把这里的邮箱地址留给他们，然后我把信件转寄到你里士满的邮箱，”她继续按键，“也许等一下就会有回音，你会多出一大帮牙医笔友。” 她敲了一个键，仿佛是乐章的尾声，然后向后一仰。“发出去了，”她说，“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所有精英网的会员应该都收到了‘新邮件’信息。希望有谁正在玩电脑而且能够帮助我们。” 她话音未落，电脑屏幕突然一片漆黑，耀眼的绿色字体出现了，打印机也有反应了。 “还真快！”我惊讶地说。 但露西站了起来，跑向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所在的房间并扫描了指纹。玻璃门立刻敞开了，我跟着她跑进去。系统显示器上出现了同样的字体，露西拿起办公桌上的灰褐色遥控器按了一下。她看着她的百年灵牌手表，设定好计时功能。 “快，快，快啊！”她说。 她坐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电脑前面，盯着屏幕上的信息跳出。是一小段文字，重复了多次，内容如下： ——编号PQ4376301001732的信息起始—— 收件人：全体警察 发件人：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如果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连兄弟都杀，想想它会怎么对你们？ 如果传呼机在停尸间响起，那是上帝在呼叫。 ——编号PQ4376301001732的信息结束—— 我望着墙边层架上摆得满满的闪个不停的调制解调器。尽管我并非计算机专家，也能看出它们的动静和屏幕上的信息毫无关联。我上下寻找，发现办公桌下面有个电话接线盒，一条与它相连的电话线隐入挑高的地板中，对此我感到有些怪异。 为什么要把连接电话接线盒的装置藏在地板下面呢？电话应该放在桌上，调制解调器则应放在层架上。我蹲下来，扳起一块占据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机房地板三分之一面积的木板。 “你在做什么？”露西大叫，眼睛依然盯着屏幕。 地板下面的调制解调器看起来像一小块立体拼图，灯光迅速闪动着。 “该死！”露西说。 我抬起头。她望着手表，匆匆写着什么。这时屏幕静止了，调制解调器的灯光也停止了闪烁。 “我做错了什么吗？”我惊慌地问。 “混账！”她猛敲一下桌子，键盘跳了起来，“我差点就逮到你了，就差那么一点我就抓住你了！” 我站起来。“我没弄砸什么吧？”我说。 “没有。可恶！他下线了，刚才我逮住他了。”她说，眼睛仍旧盯着屏幕，好像绿色的字体随时都会跳出来。 “高特？” “侵入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骗子。”她长吁了一口气，俯视着她一手创造并且以历史上第一个谋杀者名字命名的系统机器。 “你找到了，”她轻柔地说，“太好了。” “他就是这样进来的。”我说。 “是的，那么明显居然没人注意到。” “你注意到了。” “本来没有。” “嘉莉在秋天离职以前放的？”我说。 露西点点头。“我和其他人一样只顾着从技术繁复的层面査找原因。他们采用这么简单的方式真是聪明。她在这里藏着她专属的调制解调器，所用的拨号是一条几乎没人使用的诊断线路的号码。” “你知道多久了？” “奇怪的信息出现时就知道了。” “所以你一直在和他斗法，”我生气地说，“你可知道这游戏有多危险？” 她开始敲键盘。“他试了四次。上帝！就差那么一点。” “你原本以为是嘉莉？”我说。 “是她设定的，但我不认为侵入的人是她。”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日夜不停地追踪这个侵入者，这人不是专家。”接着，她总算在几个月之后首次提到了她朋友的名字，“我了解嘉莉的思维方式，再说高特非常自恋，他不会允许别人扮演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我接到一封信，发信人署名为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可能是嘉莉发的。” “那高特一定不知道嘉莉发了这封信。我敢说他如果发现了，肯定会加以禁止。” 我想起了高特在布朗家里疑似偷走嘉莉的粉红色信笺这件事。高特将它塞进染了血迹的睡衣口袋，这举止显然强调了他的主控权。高特在利用嘉莉。她总是在车里等待，而他只有在需要她帮忙搬运尸体或从事相关勾当的时候才会找她。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 露西回答时没有看我。“我找到了病毒，并且植入了我自己的程序。每次他试图向任何与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联机的终端机传送信息的时候，他的信息都会在屏幕上一缩一缩的，就好像要弹回他脸上而无法正常发送出去那样。然后他会接到‘请再试一次’的指示，于是他会又试一次。当他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系统会在他试了两次之后给他一个竖起拇指的图示，他就会以为信息已经发送出去了。但他第二次进入的时候，同样的情形还会发生。我让他多试一次，用意在于延长他上线的时间，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追查他。” “我们？” 露西拿起她之前一度匆匆抓住的那个灰褐色小型遥控器。“我的紧急，”按钮她说，“这东西通过无线电波和人质救援小组直接相连。” “我猜韦斯利早就知道你发现了这个隐藏着的调制解调器？” “没错。” “我想听你解释。”我说。 “当然。”她瞄了我一眼。 “就算高特或嘉莉安装了这个秘密调制解调器，进行了秘密拨号，你的密码呢？他们如何能够以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另外，难道没有某种UNIX指令可以让你察觉到是不是有人登录系统吗？” “嘉莉设计的病毒可以拦截我每次变更的用户代号和密码，她将密码形式的信息解码后传到高特的信箱。这样他就可以以我的名义登录，而且病毒不会让他登录，除非我也同时登录。” “这么说他藏在你背后。” “就像影子。他使用我的设备名称、用户代号和密码。我会发现是因为有一次输入了hO的指令，我的用户代号却出现了两次。” “既然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每次都会回信息给用户来确认他们的合法性，为什么高特的电话号码没有出现在工程研究处每个月的清单里？” “这也是病毒在作怪。它指示电话回复系统将所拨打电话的费用记到一个Att信用卡账户里，因此那些电话号码不会出现在局里的电话账单上，而是转到了高特父亲的账单上。” “神奇！”我说。 “显然，高特知道他父亲的电话卡号码和信用卡密码。” “他知道他的儿子在使用吗？” 电话铃响了，她上前接听。 “是的，长官，”她说，“我知道，我们差点就逮到他了。当然，我马上就打印资料送给你。”她挂断了电话。 “我想应该没人告诉他。”她说。 “这里的确没人告诉佩顿·高特。” “没错。刚才是韦斯利先生。” “我得找他谈谈。”我说，“你信得过让我把打印资料带给他吗？” 露西再度盯着显示器，屏幕保护装置又回来了，许多闪亮的三角形以几何方式缓缓交杂缠绕。 “你可以带去。”她说着输入了“精英网”几个字，“在你走之前……哇，你有邮件。” “几封？”我走近她。 “哎呀，目前只有一封。”她打开那封邮件。 上面写着：什么是金箔修复法？ 露西说：“你可能会接到一堆这种邮件。” 我走进学院大厅时萨利正在柜台轮班，她没有要我填写访客登记表或出示访客证明就让我进去了。我穿过那条褐色长廊，绕过邮件中心和枪械清理室。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霍普斯九号手枪射击后的气味。 一个身穿工作服的男人正把空气打入一把来复枪的枪管里。一排排黑色的长工作台空荡荡的，干净极了，让我想起了多年的训练课程、那些我曾经认识的男女学员，以及站在工作台前清理自己手枪的日子。我看着新探员来了又去，看着他们跑步、练拳、射击、流汗。我教过他们，我在乎他们。 我按下电梯钮来到地下。有几个犯罪心理侧写员在办公室里，我经过时他们向我点了点头。韦斯利的秘书度假去了，我从她的桌子前走过，直接敲门。我听见了韦斯利起身的声音和椅子移动的声音。他朝门口走来，然后开了门。 “嘿！”他似乎很惊讶。 “这是露西给你的资料。”我把东西递给他。 “谢谢，请进。”他戴上阅读用眼镜，看着高特传送的信息。 他没穿外套，肩带下的白衬衫皱得不成样子，一身汗臭味，还需要刮刮胡子。 “你的体重又减轻了？”我问。 “我从来不量体重。”他从眼镜上方瞥了我一眼，同时在办公桌前坐下。 “你看起来不太健康。” “他的赌注越来越大了，”他说，“从这则信息就看得出来。他越来越鲁莽、没有顾忌。我敢预测等这个周末结束我们就会找到他的栖身之所。” “然后呢？”我不怎么信服。 “然后我们得部署人质救援小组。” “原来如此，”我干涩地说，“他们会从直升机上降落，然后把大楼炸掉。” 韦斯利又看了我一眼，把资料搁在桌上。“你在生气。”他说。 “没有，本顿。与其说我因为这情况生气，不如说我在生你的气。” “为什么？” “我告诉过你别把露西扯进来。” “我们别无选择。”他说。 “总会有其他方法，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如果想找到高特，目前她真的是不二人选。”他停顿下来，直视着我，“她有自己的想法。” “没错，的确是，这正是我担心的。露西身上没有关闭按钮，她从来不懂什么时候该放手。” “我们不会让她做任何冒险的事。”他说。 “她已经身处危险中了。” “你得让她成长，凯。” 我瞪着他。 “今年春天她就要大学毕业，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不想让她回到这里。”我说。 他笑了笑，但眼神疲惫而哀伤。“我倒希望她回来，我们需要像她和珍妮特这样的探员，我们非常需要人手。” “她有很多秘密没告诉我。你们两个似乎合伙瞒着我，把我蒙在鼓里。原本事情已经够糟了……”我强忍住情绪。 韦斯利凝视着我的眼睛。“凯，这对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毫无影响。” “但愿如此。” “你想知道露西所做的每一件事。”他说。 “当然。” “当你负责某个案子的时候会不会什么都告诉她？” “绝对不会。” “原来如此。” “你为什么挂断我的电话？” “你打来的时机不对。”他回答。 “你从来没挂过我的电话，无论时机对不对。” 他摘下眼镜，小心折起，又拿起咖啡杯，发现里面是空的，于是改用双手握着。 “当时我的办公室里有人，我不想让他知道你在线。”他说。 “是谁？”我说。 “五角大楼的人，我不会告诉你他的名字。” “五角大楼？”我困惑了。 他沉默下来。 “你为什么要在意从五角大楼来的人知道我在和你通电话？”我接着问。 “看来你似乎惹了麻烦。”韦斯利放下咖啡杯，简单地说，“我希望你最近没有在李堡到处刺探信息。” 我惊愕不已。 “你的朋友古柏博士可能会被革职，我建议你最好别再去找他。” “是因为卢瑟·高特的事吗？”我问。 “没错，高特少将。” “他们不能这样对待古柏博士。”我抗议道。 “恐怕避免不了，”韦斯利说，“古柏博士未经授权，擅自调阅军方档案，而且把机密资料提供给你。” “机密？”我说，“太可笑了。那只不过是一页普通的人事档案，你只要在参观军需博物馆的时候捐个二十美元就可以调阅。我又不是要求看五角大楼的档案。” “除非你是档案案主或者有律师授权，才可以付二十美元调阅档案。” “本顿，我们正在对付一个连环杀人凶手。所有人都疯了吗？谁会在乎那些电脑档案呢？” “军方在乎。” “难道这会危害国家安全吗？” 韦斯利没吭声。 见他久久没回应，我说：“好吧，你们就守着你们的小秘密吧，我受够了。真是令人厌烦到了极点。我唯一的任务是阻止更多人遇害，但我再也不确定你们的任务是什么了。”我的眼神倔强而伤感。 “求求你！”韦斯利突然开口，“你也知道，有时候我真希望能像马里诺那样猛抽烟。”他激愤地说，“高特少将对这案子不具重要性，不需要把他牵扯进来。” “我认为和邓波尔·高特家人有关的任何线索都很重要，我不相信你不同意这点。背景资料对于侧写犯罪心理和预测犯罪行为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只是告诉你，别去惹高特少将。” “为什么？” “基于尊敬。” “上帝，本顿。”我倾身向前，“高特说不定又穿着他叔叔那双该死的丛林靴杀了两个人，军方要是从《时代》杂志或《新闻周刊》得知了这件事，又会作何感想呢？” “别想恐吓我。” “我很可能会。要是大家不做该做的事，我不只会恐吓而已。告诉我那个少将的事吧，我已经知道他的侄子遗传了他眼睛的特征，而且这个少将有些虚荣，因为他似乎喜欢穿着华丽又气派的军服像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样拍照。” “也许他有些自大，但总之是个了不起的人。”韦斯利说。 “那么他真的是高特的叔叔？你承认了？” 韦斯利犹豫起来。“卢瑟·高特是邓波尔·高特的叔叔。” “多告诉我一点。” “他出生在奥尔巴尼，一九四二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两年后担任上尉的他随部队被调派到法国，由于一场坦克大战而成名，获颁荣誉勋章并再度升了军衔。战后他奉派到李堡，负责指挥军需部队的军服研究部门。” “那么那双靴子是他的？”我说。 “当然有可能。” “他身材高大吗？” “听说高特少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他侄子那样的体形。” 我想起高特少将那张身穿隆重军装的照片。他的身材相当瘦长，并不特别高大，脸孔肃穆，眼神坚定，但看起来并不残酷。 “卢瑟·高特也曾经在韩国服役，”韦斯利继续说，“有一阵他被调到五角大楼担任副参谋长，然后又回到李堡担任副部长。他在MAC-A任职期间退役。”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 “越南研究和观察小组。” “之后他就退休住在西雅图？”我说。 “他和妻子搬到了那里。” “子女呢？” “两个儿子。” “少将和他哥哥的关系如何？” “我不清楚。少将已经去世，他哥哥又不愿意和我们谈。” “这么说我们无从知道高特是如何拿到他叔叔的靴子了？” “凯，关于荣誉勋章得主有一项法规：他们自成一个阶级，军方给予他们特殊待遇，而且严密保护他们。” “所以才必须那么神秘？”我说。 “军方绝不会乐意让全世界知道，获得荣誉勋章的二星少将竟然是全国少见的残虐杀手的叔叔。五角大楼尤其不愿意让民众发现这名杀手——就像你追查出来的那样——曾经穿着高特少将的靴子，将数名受害人踢踹致死。” 我站了起来。“我受够了这些男人和他们的荣誉法规，也厌烦了相关的男性道义和秘密约定。我们可不是小孩，在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或与邻居的孩子玩战争游戏。”我觉得很疲倦，“我还以为你的观念很开明。” 他也站起来了，这时我的寻呼机响起。“你这次真的错得离谱。”他说。 我看着显示屏，区号是西雅图的。我没征求韦斯利的同意便用了他的电话。 “嗨！”一个我不熟悉的声音说。 “你那里有人呼叫我。”我糊涂了。 “我没有呼叫谁啊。你从哪里打的？” “弗吉尼亚。” 我准备挂电话了。 “我正是拨的弗吉尼亚的号码。等一等，你是要问关于精英网的事吗？” “哦，你和露西谈过了？” “LUCKtALK？” “是的。” “我们刚通过邮件。我回邮件告诉了她关于金箔修复法的事。我在西雅图当牙医，也是金箔修复法执业医师学会的会员。你就是那位法庭病理学者吗？” “是的，”我说，“非常谢谢你回信。我正在确认一位年轻女性死者的身份，她做过昂贵的金箔修复法补牙手术。” “请描述一下状况。” 我告诉了他珍妮的补牙情形和牙齿的损坏程度。“她有可能是个乐手，”我补充说，“也许吹奏过萨克斯。” “这里曾经有个女士，听起来很像她。” “她到过西雅图？” “是的。我们学会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因为她的牙齿太特别了。我们在好几次会议上曾经拿她的金箔补牙病例作幻灯片介绍。” “你记得她的名字吗？” “抱歉，她不是我的病人。不过我记得听说过她好像是个职业乐手，后来发生了可怕的意外。她的牙齿就是从那时开始变坏的。” “我说的这位女士的牙齿珐琅质严重耗损，”我说，“也许是刷牙过度的结果。” “哦，当然，这边这位女士也一样。” “听起来那位女士不太像是流浪街头的人。”我说。 “不可能，有人付了镶牙的费用。” “这边的这位女士是个游民，死在纽约。”我说。 “上帝，真令人难过。我想无论她是谁，她都不太有能力照顾自己吧。” “你怎么称呼？”我问。 “我是杰伊·贝内特。” “贝内特先生？你还记得你们的幻灯片简报里有些什么内容吗？” 长长的沉默。“啊，是的，不过印象有点模糊。”他再度迟疑。“哦，记起来了，”他说，“我这里的这位女士和某个大人物有亲戚关系。事实上，她在失踪之前或许就同这个人住在一起。” 我给了他联系方式，然后挂了电话，抬头看着韦斯利。 “我认为珍妮是高特的妹妹。”我说。 “什么？”他一脸惊愕。 “我认为邓波尔·高特谋杀了他的亲妹妹。”我重复说，“别告诉我你已经知道了。” 他恼怒起来。 “我得确认她的身份。”我不带一丝感情地说。 “根据牙齿记录无法确认？” “前提是如果能找到记录，如果她留下过X光片，如果军方不来烦我。” “军方根本不知道她这个人。”他突然停顿，眼里泛着泪光，接着扭过头去，“今天他这封假借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名义发出的邮件是在告诉我们他又做了什么。” “是的，”我说，“他说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杀了他的兄弟。高特和她在纽约的活动情况听起来更像是两个男人的，而不像一男一女的。”我顿了顿，“他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只有一个妹妹。我们只知道她住在西海岸，但一直没能找到她，因为她显然不开车，汽车管理部门没有她的牌照记录。事实上，我们从来就不确定她是否还活着。” 我对他说：“她不在世上了。” 他畏缩了一下，移开目光。 “她没有在任何地方定居——至少最近几年如此。”我说，同时想着她少得可怜的财产和营养不良的身体，“她在街头流浪了好一阵。我敢说她原本过得还不错，直到她哥哥找上了她。” 他开口了，声音哽咽，面容极度憔悴：“一个人怎么做得出这样的事？” 我张开双臂拥抱他。我不在乎谁会突然走进来。我像个朋友那样拥抱着他。 “本顿，”我说，“回家吧。” <hr /> 注释： 第十七章 我在匡提科过的周末和新年。精英网的回信不少，但对确认珍妮的身份没什么帮助。 她的牙医已在去年退休，而她的上下颚骨X光片也已回收再制成银。当然，没能找到那些片子是最大的遗憾，因为它们能够显示骨折旧伤、牙床形状和骨骼构造等有助于辨认身份的特性。至于她的病历，当我触及这个话题，她那位目前已退休并住在洛杉矶的牙医变得言辞闪烁起来。 “你还留着她的病历吧？”周二下午，我直率地问他。 “我的车库里起码有一百万张病历。” “我对此表示怀疑。” “有很多。” “拜托，我们谈论的是个身份有待确认的女人，所有人都有权利有名有姓地下葬。” “我去找找，可以吗？” 几分钟后，我在电话里问马里诺：“我们得试试DNA检验或视觉身份证明。” “呀，”他懒懒地说，“你想怎么做？把照片拿给高特看，问他这个惨遭他毒手的女人是不是长得像他妹妹？” “我觉得那个牙医占了她的便宜，我见过这种事。” “你说什么？” “有些医生会占病人便宜。他们虚报病历，然后向医疗保险单位或保险公司报账。” “但是她得到了不少服务啊。” “他报的账或许超出更多。相信我，说不定报了金箔修复法补牙费用的两倍之多，那可有几千美元。他说他做了某些工作，其实没有。她处于精神不稳定的状态，又和一个年老的叔叔住在一起，他们哪里知道被骗了。” “我痛恨骗子。” “要是我能拿到病历，一定会告发他。但他不会拿给我们看的，事实上，说不定早就销毁了。” “你明天上午八点得去担任陪审员，”马里诺说，“罗丝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猜那意味着我一早就得离开这里。” “你直接回你的住处吧，我去接你。” “我可以直接去法院。” “不行，目前你还不能单独开车去市中心。” “高特不在里士满，”我说，“他已经回到老巢，在一间有电脑的公寓或房间里。” “塔克局长还没有撤回对你的保护令。” “他不能对我下任何命令，连替我点午餐都不行。” “哦，当然可以。他只要指派几个警察来保护你就行了。你要不就接受，要不就和他们捉迷藏。要是他想替你点午餐，你也只得接受。” 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到纽约的法医办公室，留了口信给霍洛维茨医生，建议他开始就珍妮的血液进行DNA化验。然后马里诺到我的住处接我，这时邻居们正往窗外探看或打开漂亮的大门拿报纸。 我的门前停着三辆巡逻车，马里诺的那辆福特自用车停在砖砌车道上。温莎农庄苏醒了，正常运转起来，邻居们看着我在警察们的护卫下离去。美丽的草坪上结了白霜，天空就要变蓝了。 我抵达了约翰·马歇尔法院，一切似乎和以往并无不同，但安全扫描处的职员却不了解我为何而来。 “早上好，斯卡佩塔医生，”他咧嘴笑着说，“那场雪很美吧？是不是让你觉得好像生活在圣诞卡里面？还有队长，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他对马里诺说。 我通过了X光扫描机的检查，然后一位女职员走出来对我进行搜身，那个很喜欢下雪天的职员则检査我的提包。马里诺和我下楼来到一个铺着橙色地毯、布置着很多排橙色椅子、落座者寥寥的房间。我们在后排坐下，听着人们打盹、翻纸张、咳嗽、擤鼻涕。一个身穿皮外套、衬衫下摆垂在外面的人翻着杂志，另一个穿羊毛外套的人则读着一本小说。隔壁传来吸尘器的怒吼，声音闯入橙色房间却又戛然而止。 包括马里诺在内，这单调死寂的房间里共有三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围绕着我。陪审官员姗姗来迟，八点五十分，她走到讲坛上开始作说明。 “有两个地方作了变更，”她直视着我说，“你们即将看到的录像带里的治安官不再是治安官了。” 马里诺在我耳边低语：“因为他已经不在了。” “还有，”陪审官员接着说，“录像带会告诉你们担任陪审员的酬金是三十美元，但其实仍然是二十美元。” “疯了，”马里诺又凑近我耳畔，“你需要贷款吗？” 我们看了录像带，了解了我的公民义务和权利有多么重大。我看着带子里的治安官谢谢我能够执行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他告诉我说我接获传唤来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然后指着他用来选择我的那台电脑。 “以下的名字是从陪审投票箱里抽出来的，”他微笑着叙述，“我们的司法系统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审慎处理证据，司法公正有赖大家共同维护。” 他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并且提醒所有人一杯咖啡二十五美分，不找零。 录像带播完了，陪审官员向我走来。她是个漂亮的黑人女子。“你是警方人员吗？”她轻声说。 “不是。”我向她解释我是谁，她则不时地望着马里诺和其他警察。 “我们得让你离开，”她悄声说，“你不该在这里的。你应该早点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其他陪审员全盯着我们。我们走进来之后他们就一直盯着我们，原因再明白不过。他们完全被司法部门忽略了，而我却被警察团团围住。现在陪审官员又跑过来，他们大概以为我是被告。他们不知道被告不会和陪审员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看杂志。 到了午餐时间我离开了，心想不知这辈子是否还有机会担任陪审员。马里诺让我在办公大楼前下车，我回到了办公室，再次打电话到纽约找霍洛维茨医生。 “她昨天下葬了。”他指的是珍妮。 我感到一股极大的哀伤。“我以为你通常会等久一点。”我说。 “十天。通常都是这样，凯，你也知道我们有储藏空间不足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化验她的DNA啊。”我说。 “为何不用牙齿记录？” 我向他解释了缘由。 “真是可耻。”霍洛维茨医生略为犹豫，才又接着说，“很抱歉，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这里出了严重的问题。”他又顿了顿，“老实说，我希望我们没有把她埋葬，可是已经埋葬了。” “怎么回事？” “没有人知道。我们用滤纸储存了一份血液样本，准备做DNA化验用的，平时我们都是这么做的，当然，我们也用一个储存罐装着主要器官的切片。但是那份血液样本似乎不见了，储存罐也不小心丢弃了。” “不可能有这种事。”我说。 霍洛维茨医生沉默不语。 “那么用石蜡块保存的组织样本呢？”我接着问，因为万一其他方法失败，固定的组织细胞也可以用来化验DNA。 “当死亡原因明确的时候，我们不采用组织样本做显微镜检验。”他说。 我哑口无言。若不是霍洛维茨医生的统驭能力有问题，就是这些疏失并非真的疏失。我一向以为他是个极度谨慎的人，也许我错了。我知道纽约的情况，那些政客连停尸间都不肯放过。 “我们必须开棺，”我对他说，“没有别的办法。你们替她涂香油了吗？” “我们很少往预备送到哈特岛的尸体上涂香油。”他指的岛在东河中，波特墓园就在岛上，“我们得先找到她的辨识号码，然后把她挖出来，用渡轮运回这里，这我们倒是办得到。我们也只能做到这里，真的。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霍洛维茨医生，”我小心地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回答时语气平静，但有些颓丧。“我实在摸不着头绪。” 我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思索着应该怎么做。我越想越觉得困惑，军方为什么会在意珍妮的身份是否得到确认呢？如果她是高特少将的侄女而军方又知道她已经死亡，应该会希望她被验明正身、隆重下葬才对。 “斯卡佩塔医生，”罗丝站在办公室门口，“布伦特从美国运通打来电话。” 她将电话转给我。 “我发现了一笔新的支出。”布伦特说。 “请说。”我的神经为之紧绷。 “昨天，在纽约一个名叫芬诺的地方。我查了一下，是在东三十六街。数额是一百零四美元十三美分。” 芬诺是一家意大利北部美食餐厅。我的祖先来自意大利北部，于是高特以北意大利人伯奈利的身份现身。我给韦斯利打电话，他不在办公室。接着我打给露西，她既不在工程研究处，也不在她的房间，最后我只告诉了马里诺高特又回到纽约了。 “他又在玩游戏了，”马里诺憎恶地说，“他明知道你会追踪他的支出状况，医生。他就是要让你清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这我知道。” “我们不需要通过美国运通公司来逮他，你应该立刻撤销你的信用卡。” 但我不会这么做。我的卡就像露西早已掌握的那个地板下的调制解调器，两者都是通向高特的隐形线路。他想玩游戏，但有一天他或许会栽跟头，他或许会由于过度冒险加上吸食可卡因产生的兴奋而犯下错误。 “医生，”马里诺继续说，“你对这案子太投入了，你得冷静一下。” 我在想，高特或许希望我能够逮到他。他每一次使用我的信用卡，其实都是在向我传递信息，让我更了解他。我知道他喜欢什么食物，知道他不喝红酒，知道他抽什么香烟、穿什么衣服。我想起了他的靴子。 “你在听吗？”马里诺问。 我们一直认为那双靴子是高特穿的。 “那双靴子是他妹妹的！”我大叫。 “你在胡说什么？”马里诺不耐烦地说。 “一定是她好几年前从她叔叔那里得来的，后来又变成高特的了。” “什么时候？总不会是在樱桃丘的雪地里吧。” “我不知道。也许是在她死前不久，也可能是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的鞋子尺寸差不多，有可能换鞋子穿。有很多种可能。但我认为她不会心甘情愿地送人，理由很简单，丛林靴非常适合在雪地里穿。在街头流浪时，这双靴子当然强过我们在班尼所在窝地看见的那些鞋子。” 马里诺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他为什么要拿走她的靴子？” “理由很简单，”我说，“因为他想要。” 下午，我带着一个鼓鼓的公文包和过夜用的旅行袋开车来到里士满机场。我没有打电话给旅行社，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去处。我在美国航空公司的柜台买了一张前往南卡罗莱纳希尔顿海岬的机票。 “听说那是个好地方，”女职员亲切地说，“很多人到那里打高尔夫和网球。”她检査着我的小旅行袋。 “请你给它挂个标签，”我降低音量说，“里面有一把手枪。” 她点点头，递给我一块闪亮的橙色辨识牌，以显示我携带了未上弹药的枪支。 “你可以把枪留在里面，”女职员对我说，“你的袋子上锁了吗？” 我将拉链锁上，然后看着她将我的旅行袋放上输送带。她把机票交给我，我上楼往登机口走去。这里挤满了人，或是正要回家，或是度假结束准备回去工作，个个都显得不太开心。 飞往夏洛特的航程似乎不止一小时。我的传呼机响了两次，但我无法使用移动电话。我读着《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心思却滑入了崎岖的窄径。我思索着该对邓波尔·高特和那位我们称为珍妮的受害女子的父母说些什么。 我甚至无法确定高特家的人会不会见我，因为我事先并没有打电话。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地址都没有登记在名录里，但我觉得想找到他们在波佛附近的家并不难。莱夫橡树园是南卡罗莱纳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应该会认识这对从奥尔巴尼迁移过来、家园刚被洪水淹没的夫妻。 我在夏洛特机场有充分的时间回电话。两个电话都是罗丝打的，要和我确认我的空当，因为有几张传票刚送来。 “还有，露西一直联系不上你。”她说。 “她有我的传呼机号码。”我困惑地说。 “我问她是否有，”我的秘书说，“她说她晚一点会再和你联系。” “她有没有说是从哪里打来的？” “没有，我猜她在匡提科。” 我没有时间多问，因为到D登机口的距离很长，而前往希尔顿海岬的班机十五分钟后就要起飞。我一路奔跑，还吃了一块清淡的无盐脆饼干。我抓起几包芥末和一些食品带上飞机，这有可能是我今天的唯一一顿餐食。坐在我身边的商人瞪着我的饼干，好像我是个不懂机上礼仪的鲁莽家庭主妇。 飞机起飞后，我撕开芥末包，向空服员要了加冰块的威士忌。 “请问你可不可以和我换二十美元的零钱？”我问身边的男子，因为我听到空服员在抱怨没有足够的零钱找给我。 我打开《纽约时报》时，他拿出皮夹，给了我一张十美元和两张五美元钞票。我替他付了酒钱。“聊表谢意。”我说。 “你真好，”他说话带着黏腻的南方口音，“我猜你一定来自纽约。” “是的。”我撒谎了。 “你是到希尔顿海岬参加卡罗莱纳便利超市大会吗？在凯悦酒店？” “不，我去参加殡仪馆大会，”我又撒谎了，“在假日酒店。” “哦。”他闭嘴了。 希尔顿海岬机场停满了私人飞机和在岛上拥有产业的富人的喷气式飞机。终点站大楼比一间小屋大不了多少，所有行李都堆放在外面一张木台子上。天气清凉，天空灰暗多变。乘客们纷纷赶往等候的汽车和班车，我听见了他们的抱怨。 “可恶！”坐在我旁边的男子叫道，他拖着高尔夫球袋。这时雷声骤起，闪电照亮了部分天空。 我在机场停车坪租了一辆银色林肯，并在里面静坐了片刻。雨点敲击着车顶，我看着“赫兹”租车公司给我的地图，却无法看清玻璃窗外。安娜·泽纳的房子所在的帕米多沙丘距凯悦酒店，也就是飞机上那个人的落脚处不远。我看不清楚他的车子是否还停在停车坪，但我判断他和他的高尔夫球袋应该已经不在那里了。 雨势减弱了，我从机场出口开上威廉·希尔顿林荫大道，再转往昆斯·弗利路，接着到处游荡了一阵，直到发现那栋房子。它比我预期的大些。安娜的度假小屋可不是一栋小平房，而是一栋用玻璃和木料建造的漂亮乡村宅邸，屋后的停车坪上长满了矮棕榈树和披着西班牙青苔的水栎。我登上前廊阶梯的时候，一只松鼠从树上跑了下来。它跑到我的面前，两腿站立，脸颊快速鼓动着，像是有很多话要对我说。 “我打赌她一定常常喂你，对吧？”我掏出钥匙，对它说，“可惜我除了刚才吃过的脆饼干之外，什么食物都没有，我真的非常抱歉。”见它又靠近了些，我停下脚步，“如果你有狂犬病，我恐怕得开枪打死你。” 我进了屋子，很失望地发现里面没有防盗警铃。 “真糟。”我说，但并不打算离开。 我把门锁上，转上门闩。没人知道我在这里，应该会没事。安娜来到希尔顿海岬多年，都不觉得需要保安装置。再说高特此刻在纽约，不可能跟踪我到这里。我走进有着乡村风格原木装潢和落地窗的客厅，硬木地板上铺着色彩明亮的印度地毯，桃花心木家具有些退色，罩着各种颜色鲜亮的饰布。 我在屋里四处闲逛，当海洋转成铅灰色、大片乌云从北边聚集而至的时候，我饿了起来。屋外有一条散步板道越过沙丘，于是我带着咖啡漫步到尽头，看着散步、骑车的人和偶尔经过的慢跑者。灰色的沙地很硬，大群褐色鹈鹕排成战斗队形飞来，仿佛正准备袭击不友善的鱼群或天气似的。 几个人将高尔夫球挥进海里时，一只海豚冒出水面。这时一个小男孩手中的塑料冲浪板被强风吹落，沿着海滩翻滚，他疯狂地追赶。我看着这场长达四分之一英里的追逐，接着他的猎物在海滩上一弹，跃上我所在的沙丘。我跑下沙丘抓住它，以免风再度将它吹走。那男孩见状，刹住了脚步。 他看上去八九岁的样子，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衫。他的母亲正从海滩那端赶过来。 “可以把冲浪板还给我吗？”他盯着沙地说。 “要不要我帮你把它交给你妈妈？”我和善地问，“风很大，你一个人很难把它带回去。” “不用了，谢谢你。”他羞涩地伸出双手，喃喃说着。 我站在安娜房子的散步板道上，看着他对抗强风，感觉自己遭到了拒绝。最后他将冲浪板像熨衣板似的紧紧夹住，蹒跚地走过湿滑的沙地。我就这么看着他和他母亲，直到他们的身影变成地平线上的两个点。我想着他们会去哪里，是酒店还是住宅？在这样的风雨之夜，那些小男孩和母亲都躲在哪里呢？ 我在成长阶段从来不曾去度假，因为父母没钱，而现在我又没有儿女。我聆听着巨浪冲向海滩的声响，想起了韦斯利，很想给他打个电话。星星破云而出，风中夹杂着难以辨识的声响，也许是蛙鸣或鸟啼。我拿起空咖啡杯进了屋子，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我突然想起屋子里或许没有食物，而我这一整天只吃了那些脆饼干。 “谢谢，安娜！”当我找到一堆林恩快餐包时，不禁叫出声。 我把火鸡肉和蔬菜什锦加热，打开了暖炉，然后在白沙发上昏昏欲睡起来，那把勃朗宁就放在手边。我累得无法做梦。太阳和我是同时苏醒的，而我这趟行程的目的直到我打开公文包检査里面的东西时才显得真实起来。现在出发还太早，因此我穿上运动衫和牛仔裤出去散步。 通向海松林的沙地平坦而坚实，水面闪耀着白金色的阳光。鸟鸣声伴随着嘈杂的冲浪声，白翅鹬四处寻觅螃蟹和海虫，海鸥随风滑翔，乌鸦有如戴着黑色头盔的高速公路骑手般漫无目的地游荡。 年纪较大的人多半趁着这个阳光尚不灼烈的时刻出门。我散步时专注于迎面吹拂而来的海风，感觉自己能够畅快地呼吸。手牵手漫步经过的陌生人的微笑令我感到温暖，当他们向我挥手时，我也挥手回应。情侣们相互揽着腰，有些人则独自在散步板道上喝咖啡，眺望着海洋。 回到安娜的屋子后，我把在冰箱里找到的面包圈烤热，畅快地洗了个澡，然后穿上原来的黑色外套和宽松长裤，整理好行李，关上大门，好像再也不会回来。我丝毫没有被监视的感觉，直到那只松鼠再度出现。 “哦，糟了，”我说着打开车门，“又是你。” 它两腿直立站着，对我念叨了一阵。 “听好，安娜说我可以住在这里，我是她非常要好的朋友。” 它朝我露出小小的白肚皮，胡须抽动着。 “如果你想向我诉苦，那就省省吧。”我把旅行袋扔进后车座，“安娜有慈悲心肠，我可没有。” 我打开驾驶座车门，它向前跳了几步。我拿它没办法，只好打开公文包，搜出一包从飞机上拿来的花生。我倒车退出车道时，松鼠坐在那里猛嚼花生，目送着我离去。 我开上了二七八号西侧公路，经过一片长满香蒲、沼泽草、大米草和灯芯草的平地。池塘里舒展着莲花和莲叶，几乎在每个转弯处都可以看见大群的老鹰在翱翔。远离了群岛，多数地区的居民似乎都相当贫穷，狭窄的道路两边坐落着白色小教堂和仍然垂挂着圣诞灯饰的活动房屋。快接近波佛的时候，我看见了汽车修理场、建在空地上的小型汽车旅馆和飘舞着南方邦联旗帜的理发店。我两次停下来翻找地图。 我在圣海伦娜岛上绕过路边一辆制造出满天尘土的牵引车，想找个地方停车，问问路。沿路有烧焦的废弃砖造商店，街道两侧密密分布着橡树和由稻草人守护着的花园，沿街散布着番茄包装店、农舍和殡仪馆。我一直开到特里普岛找到吃午餐的地方才停车。 餐厅的名字是嘎勒屋，招呼我的是个高大的黑人女子。她穿着一身热带色彩的蓬蓬裙，用发音奇特、富有音乐感的语言向柜台后的一名侍者说话。嘎勒方言混合了西部印第安语和伊丽莎白式英语，是奴隶的语言。 我坐在木桌前等着冰茶，担心店里没人能够和我沟通，告诉我高特家在哪里。 “你还需要些什么吗，亲爱的？”那名女侍者端着杯装满了冰块和柠檬片的冰茶回来了。 我指着菜单上的“Biddy een de Fiel”，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念，而译文说是烤鸡胸肉配长叶莴苣。 “要不要先点炸土豆片或螃蟹饼？”她说话时目光仍在餐厅里漫游。 “不了，谢谢你。” 发现她的顾客可能更适合吃减肥午餐，她便翻给我看菜单后面的乡村风味炒虾。“我们今天也有新鲜的炒虾，好吃得让你连舌头都会吞下去。” 我望着她。“好吧，来一小盘当配菜。” “那么你两种都要啰？” “是的。” 菜上得很慢，我结账时已经一点钟了。那位衣着艳丽的女士——我猜是这家店的老板——正在外面的停车场上和一个开着辆小游览车的黑人女子说话，车身上写着“嘎勒旅游团”。 “打扰了。”我对那位老板说。 她的眼睛有如松脂石，充满怀疑但并非不友善。“你想环岛一周吗？”她问。 “其实我是想问路，”我说，“你对莱夫橡树园熟吗？” “那不在我们的旅游路线上，已经不在了。” “这么说我无法去那里了？”我问。 她转过头，狐疑地看着我。“那里住了几个新搬来的人。他们对旅游团不太友善，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懂，”我说，“但我必须去那里。我不想参加旅游团，只是想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 我突然明白，我所说的不是这位无疑身为旅游团经营者的老板想听的。 “如果我付费呢？”我说，“请你的游览车司机带我到莱夫橡树园去？” 这主意似乎不错。我付了二十美元便上路了。距离并不远，不久游览车就开始减速，一只色彩鲜艳的手臂指着窗外一道漂亮白篱笆后面的大片胡桃林。车子经过一条长长的泥地车道，车道尽头的大门敞开着。行进了约半英里的时候，我瞥见了白色木料和暗铜色的屋顶，上面没有任何表明屋主姓名的门牌，也没有标志说明这里是莱夫橡树园。 我朝车道左侧走去，视线在已经收获过的老胡桃林间的空地上游移。我经过一处长满浮萍、岸边有只苍鹭在漫步的池塘，没看见人的踪迹。但当我走近那栋大战前建造的豪宅，就发现了一辆汽车和一辆小卡车。屋后有个锡皮屋顶的旧仓库，紧邻着一个谷仓。天色渐渐暗下来，我爬上陡峭的门廊阶梯去按门铃时，觉得身上的外套似乎太薄了。 应门的男人脸上的表情告诉我，车道尽头的大门原本不该敞开。 “这是私人土地。”他用平板的嗓音声明。 若说邓波尔·高特是他的儿子，我倒看不出有任何相似之处。此人体格结实，头发斑白，长脸，显得饱经风霜。他穿着平底橡胶便鞋、宽松的卡其布裤子和常见的灰色连帽运动衫。 “我找佩顿·高特。”我说着抓紧公文包，迎着他的目光。 “大门应该关上的。你没看见那些‘不得擅自进入’的牌子吗？我刚钉上，每两根篱笆柱钉一块。你找佩顿·高特做什么？” “我只能告诉佩顿·高特本人。”我说。 他仔细地打量着我，眼神有些犹豫不决。“你不是记者之类的人吧？” “不，先生，当然不是。我是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我递出名片。 他不舒服似的倚靠在门框上。“上帝，”他咕哝着，“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呢？” 我无法想象他的亲生儿子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折磨，因为这位父亲在内心显然还深爱着儿子。 “高特先生，”我说，“请允许我和你谈谈。” 他用拇指和食指按住两边的眼角，忍住哭泣。晒黑的额头上皱纹很深，一缕偶然穿透云层的阳光将他的头发映照成淡灰色。 “我来不是因为好奇，”我说，“也不是为了做研究，求求你。” “他打从出生那天起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佩顿·高特边说边抹眼睛。 “我知道你不好受。那种恐惧不足为外人道，但我明白。” “没人会明白。”他说。 “请让我试试。” “说了没好处。” “说了只有好处，”我说，“我来就是为了能够尽点力。” 他不确定地看着我。“谁派你来的？” “没人，我自己来的。”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向别人问了路。”我告诉了他经过。 “你那件外套好像不怎么暖和。” “我觉得足够了。” “好吧，”他说，“我们去码头。” 他的码头切入一片无垠的沼泽，巴瑞尔群岛在地平线上形成水塔般的罕见景象。我们倚在栏杆上，看着招潮蟹爬过黝黑的泥浆，偶尔有牡蛎吐着水沫。 “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有两百五十个奴隶。”他说，仿佛我们是来谈心的，“你离开以前应该到伊斯教堂去看看。如今只剩空壳了，生锈的铁栏杆围着小墓园。” 我静静聆听。 “当然，在人们的记忆里那些坟墓经常遭窃。教堂好像是一七四〇年前后建造的。” 我沉默不语。 他叹了口气，眺望着海洋。 “我有几张照片想让你看看。”我轻声说。 “你知道，”他的声音再度感伤起来，“那场洪水好像是在惩罚我似的。我是在奥尔巴尼的种植园里出生的，”他转头看着我，“那座园子熬过了两百年的战乱和恶劣气候。那场暴风雨一来，芬林特河涨了二十多英尺。州警、军人紧急围堵，洪水还是淹过了我家屋顶，那些树就更别提了。再也无法靠胡桃树过活，有好一阵我和我太太跟大约三百个无家可归的人挤在救济中心。” “洪水不是你儿子造成的，”我温和地说，“即使是他也没有能力呼风唤雨。” “嗯，还好我们搬家了。每天都有人跑来，想瞧瞧他是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长大的，这对蕾切尔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蕾切尔是你太太？” 他点头。 “你的女儿呢？” “那又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简妮十一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她送往西部。” “她叫简妮？”我惊讶极了。 “她的本名其实是蕾切尔，小名叫简妮。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邓波尔和简妮是双胞胎。” “我不知道。”我说。 “他老是忌妒她。情况实在很复杂，因为她非常崇拜邓波尔。他们小时候真是一对可爱极了的金发小双胞胎，但有一天邓波尔想把她当虫子一样压扁。他很残酷。”他停了下来。 一群海鸥尖啸着飞过。大队招潮蟹占据了一丛香蒲。 佩顿·高特将头发往后一撩，一只脚踏在较低的栏杆上。“简妮五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当时她有只小狗，小杂种狗，”他顿了顿，“后来……”他的声音哽住了，“那只小狗不见了。那晚简妮醒来，发现小狗死在她的床上，可能是被邓波尔掐死的。” “你说简妮后来住在西海岸？”我问。 “蕾切尔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知道他迟早会要了她的命，后来有一回他差点就成功了。你知道，我有个弟弟住在西雅图，名叫卢瑟。” “那位少将。”我说。 他依然直视着前方。“我想你们都调查得很清楚了，这都是邓波尔的功劳。事情接着大概会写成书或拍成电影。”他轻轻敲击着栏杆。 “简妮搬去和你弟弟和弟媳一起住？” “我们则在奥尔巴尼看管着邓波尔。相信我，要是我能够把他送走而留着简妮，我一定会这么做。她真是个贴心可爱的孩子，心地又善良。”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滚落，“她会弹钢琴、吹萨克斯，卢瑟把她当亲生女儿那样疼爱。他只有儿子。比起从前，这时的情况算是好多了。蕾切尔和我每年会去西雅图几次。告诉你，我已经够难受的了，可蕾切尔的心几乎碎了。后来我们犯了一个大错。” 他停顿半晌，直到能够再度开口，又连着清了几下喉咙。“某年夏天简妮坚持要回家一趟，我想大概是她快满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希望和大家一起过生日，于是她、卢瑟和他的妻子莎拉从西雅图飞到奥尔巴尼。邓波尔好像无所谓一样，我还记得……”他轻咳一声，“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以为大概没事了，也许他已经克服了心魔。生日聚会上简妮玩得非常开心，带了我们那只老猎犬龅牙去散步。她想拍照，于是我们替她拍了几张，就在那片胡桃林里。然后我们都回到屋子里，只有她和邓波尔留在外面。到了晚餐时间，他回到屋内，我问他：‘你妹妹呢？’他回答说：‘她说她想去骑马。’我们等了又等，她一直没有回来。于是卢瑟和我出去找她。我们发现她的马还拴在马厩里，而她躺在那里，全身是血。” 他用双手抹着脸。我无法形容内心的难过，为他和他的女儿简妮。我不敢告诉他这个故事有个悲惨的结局。 “医生认为她是被马踢伤的，”他费劲地继续说，“可我很怀疑。我以为卢瑟会杀了那孩子。你也知道，他的荣誉勋章可不是因胆怯得来的。等到简妮终于出院的时候，卢瑟就把她带回家了，但她始终没有好过来。” “高特先生，”我说，“你知道你女儿现在在哪里吗？” “四五年前卢瑟去世以后她就搬出去自己住了，只在生日、圣诞节或想到的时候会和我们联系。” “今年圣诞节你有她的消息吗？”我问。 “不是圣诞节当天，大约是之前一两天。”他努力回想，脸上浮现出怪异的表情。 “当时她在哪里？” “她在纽约打的电话。” “你知道她都在那里做些什么吗，高特先生？” “我一直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坦白告诉你，大概是到处晃荡，需要钱的时候才打电话回来。”他凝视着站在树桩上的一只白鹭。 “她从纽约打回来的那次，”我追问，“向你要钱了吗？” “你介意我抽烟吗？” “请便。”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美丽特牌香烟，在风中费劲地想点燃一根。他转来转去，最后我伸手兜住他的手并稳住火柴——他在颤抖。 “钱的事很重要，”我说，“她向你要了多少钱？你给了吗？” 他略为犹豫。“你知道，这些都是蕾切尔在处理。” “你妻子把钱汇给她了吗？还是寄了支票？” “我想你不太了解我女儿。她从来不让人家寄支票给她，蕾切尔都是用固定账号汇钱给她。你知道，简妮经常得看医生以免病情发作，因为她的脑部受过伤。” “钱汇到了哪里？”我问。 “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过去的，蕾切尔可以告诉你是哪一家分公司。” “你儿子呢？你还与他联系吗？” 他脸色大变。“没有。” “他没有想要回来？” “没有。” “这里呢？他知道你在这里吗？” “和邓波尔接触的唯一理由是想拿把双管霰弹枪射他，”他下巴肌肉紧绷，“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儿子。” “你知道他在使用你的Att信用卡吗？” 高特直直地站着，将烟灰弹向风中。“不可能。” “是你太太付的账单吗？” “是啊，那些事都是她在处理。” “原来如此。”我说。 他把烟蒂往泥地里一扔，一只螃蟹追着烟蒂跑去。 他说：“简妮死了，对吧？你是法医，你正是为这件事而来。” “是的，高特先生，我很遗憾。” “你告诉我你是谁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了。邓波尔涉嫌在中央公园杀害的那个女子就是我女儿。” “所以我才来找你，”我说，“我需要你帮忙才能证明她是你女儿。” 他正面凝视着我，我感受到了那种解脱了的疲惫。他挺直身子，我感到了他的傲气。“女士，我不希望她葬在某个不知名的贫民墓地，我要她回家来陪着我和蕾切尔，她总算能够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因为他再也无法伤害她了。” 我们沿着码头走去。 “我保证一定办得到，”我说，风抚平野草，吹乱了我们的头发，“只要你把你的血液样本给我。” 第十八章 在我们进屋之前，高特先生提醒我他的妻子不太善于交际。他极力委婉地解释说，蕾切尔·高特始终无法正视子女命运坎坷的事实。 “倒不是说她会发脾气，”我们登上门廊阶梯时他柔声解释，“她只是无法接受，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么你最好在外面看照片。”我说。 “简妮的？”他又是一脸倦容。 “她的，还有一些鞋印的。” “鞋印？”他粗糙的手指滑过头发。 “你记得她有一双军用丛林靴吗？”我接着问。 “不记得。”他缓缓摇头，“不过卢瑟有很多这类物品。” “你知道卢瑟穿几号鞋吗？” “他的脚比我的小一点，我想他大概穿七号半或八号的鞋。” “他有没有送过靴子给邓波尔？” “呃，”他脱口而出，“卢瑟会送靴子给邓波尔只有一种情形，就是穿着靴子踢他的屁股。” “那双靴子可能是简妮的。” “哦，当然，她和卢瑟的鞋子尺寸也许差不多。她个子很高，几乎和邓波尔一样高，我一直怀疑这是造成他乖戾行为的部分原因。” 高特先生可能会站在狂风中谈上整天，他不希望我打开公文包，因为他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们不是非这么做不可。你不需要看任何东西，”我说，“我们也可以采用DNA检验方式。” “如果对你来说都一样，”他眼神炯炯地走向大门，“我想还是告诉蕾切尔好了。” 高特家的门厅粉刷成白色，镶着浅灰色的线框。一盏旧黄铜吊灯从高高的天花板垂挂而下，雅致的螺旋梯通向二楼。客厅里装饰着英国古董、东方地毯和房主的祖先们气势摄人的油画肖像。蕾切尔·高特端坐在沙发上，腿上搁着针线。从宽敞的拱形门望过去，可以看见餐厅里的椅子上罩着针绣制品。 “蕾切尔，”高特先生像个摘下帽子的害羞大学生站在她面前，“我们有客人。” 她捻着针缝进缝出。“哦，真好。”她微笑着放下针线。 蕾切尔·高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皮肤白晳，眼睛是淡色的。我很惊讶邓波尔和简妮遗传了他们母亲和叔叔的外貌。但我决定不去猜测，而把问题留给门德尔的显性遗传理论或基因统计学。 高特先生在沙发上坐下，招呼我坐高背椅。 “外面的天气如何？”高特太太露出酷似儿子的浅浅微笑，用慵懒的南方口音说，“我不确定虾还有没有。”她直视着我，“你知道，我还不清楚你的名字。好了，佩顿，别无礼了，快把你这位新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啊。” “蕾切尔，”高特先生再度尝试，他将双手搁在膝盖上，垂着头说，“她是一名法医，从弗吉尼亚来。” “哦？”她那双纤巧的手拧着腿上的缝布。 “我想你可以称呼她为验尸官。”他凝视着妻子，“亲爱的，简妮死了。” 高特太太敏捷地重新拿起针线。“你知道吗，我们屋外有一株木兰花，活了将近一百年，直到春天才遭雷击而死掉。你能想象吗，”她继续缝着，“我们这里真的有暴风雨，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我住在里士满。”我回答。 “哦，对了，”她手中的针穿梭得飞快，“我们没有在战争中被烧死，真的很幸运。我打赌你一定也有个打过仗的曾祖父。” “我祖先是意大利人，”我说，“我家在迈阿密。” “这里突然热了起来。” 高特先生无奈地坐着，目光低垂。 “高特太太，”我说，“我在纽约看到简妮了。” “是吗？”她似乎真的很喜悦，“快把经过告诉我。”她的双手有如跳跃的小鸟。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非常瘦，还剪短了头发。” “她从来就不满意自己的头发，她蓄短发的样子看起来就像邓波尔。他们是双胞胎，以前大家经常把他们搞混，以为她是男孩，所以她一向留长发。听你说她剪短了头发，我好惊讶。” “最近你和你儿子联系过吗？”我问。 “他不常打电话回来，那个坏孩子，其实他可以打给我们。” “圣诞节的前几周简妮曾经打电话回来过。”我说。 她没回应，继续缝着。 “她有没有提到她见到了哥哥的事？” 她不发一语。 “我会这么想，是因为他当时也在纽约。” “当然，我告诉他应该照顾他妹妹，并且祝她圣诞快乐。”高特太太说话时她丈夫蹙起眉头。 “你寄钱给她了吗？”我追问。 她抬头看着我。“我觉得你有点干涉个人隐私了。” “是的，女士，恐怕我非这么做不可。” 她编织着亮蓝色的纱线。 “医生都是挖人隐私的，”我试图用别的方式切入，“我们的工作避免不了这些。” 她大笑几声。“说的也是，大概就因为这样我才讨厌看医生吧。他们以为喝镁乳可以治百病，就像喝白油漆一样。佩顿？你可以帮我拿杯水，顺便加点冰块吗？还有，看看我们的客人想喝什么。” “不用了。”我轻声告诉他。他不情愿地站起来离开房间。 “你给女儿寄钱真的太周到了，”我说，“请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方式寄的？毕竟纽约是个繁忙的大都市。” “和以往一样，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过去的。” “汇到哪里？” “纽约，简妮在那里。” “纽约哪里，高特太太？还有，你以前也汇过吗？” “纽约一家药房，因为她经常得去拿药。” “以防病情发作。去拿她的苯妥英药剂。” “简妮说那个地区不是太好，”她又缝了几针，“叫休斯敦区，不是得州那个休斯敦。” “休斯敦区哪里？”我问。 “怎么？我不懂你的意思。”她有些激动。 “街名。我需要地址。”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你女儿遇害之前可能到过那里。” 她缝得更快了，嘴唇抿成一条细线。 “请你告诉我，高特太太。” “她经常乘巴士，她说在车上可以看见美国像一部电影那样从眼前流过。” “我知道你一定不希望有其他人遇害。” 她紧闭着眼睛。 “求求你。” “现在我让自己躺下。” “什么？”我说。 “蕾切尔，”高特先生回到客厅，“家里没有冰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躺下沉睡。”她说。 我愕然望着她丈夫。 “‘现在我让自己躺下沉睡，祈求主看管我的灵魂。’”他看着她说，“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每晚都和他们一起念这段祷告词。你在想这个，对吗，亲爱的？” “这是简妮在西联国际汇款公司的身份验证语。”她说。 “她没有身份证明，是吗？”我说，“所以她领钱的时候必须先回答一个预设的问题。” “哦，没错。我们一向都用这个当密语，用了很多年。” “那么邓波尔呢？” “也是这个。” 高特先生揉着脸。“蕾切尔，你没给他钱吧？请别告诉我……” “那是我的钱。我和你一样，也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钱。”她继续缝缀，把那块帆布翻来翻去。 “高特太太，”我说，“邓波尔知不知道你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钱给简妮？” “他当然知道。他是哥哥，他说他会替她去领，因为她身体不舒服。自从她摔下马后，她的头脑就不像她哥哥那么灵光了。我也会寄一点钱给他。” “你多久寄一次钱过去？”我又问。 她把缝线打了个结，然后四下张望，好像丢了什么似的。 “高特太太，除非你回答我的问题或者把我赶出去，我会一直赖在你家。” “卢瑟死后就再也没人照顾简妮了，她又不想住在这里，”她说，“无论哪个家简妮都不想待。所以，她不管到哪里，都会让我知道，我也只能尽量帮她。” “你从来没告诉过我。”她的丈夫深受打击。 “她到纽约多久了？”我问。 “十二月一日去的。我定期寄钱给她，一次只寄一点，五十一百的。上周六我也寄了一次，所以我才知道她平安无事。她通过了密语问答，她一定站在那里排队领钱了。” 我在想不知邓波尔窃占他可怜妹妹的钱多久了，真是卑鄙至极。 “她不喜欢费城，”高特太太的语速加快了，“到纽约之前她就待在那里。一个充满兄弟之爱的城市，对吧。有人偷走了她的小提琴，就那么从她手里抢走的。” “她的锡哨子？”我问。 “她的萨克斯管。你知道，我父亲拉小提琴。” 高特先生和我同时望着她。 “也许被拿走的是她的萨克斯管。上帝啊，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以来她都在什么地方。亲爱的，你还记得她回来过生日，在外面的胡桃林里和我们的狗一起拍照吗？”她的手静止下来。 “那是在奥尔巴尼，不是在这里。” 她合上眼皮。“那时她才二十五岁，还没被人吻过。”她大笑，“我还记得她在钢琴前面边弹边唱，然后邓波尔带她去了谷仓。无论到哪里她都跟着他。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过邓波尔有时很迷人。” 一滴泪水从她的睫毛之间挤落。 “她出去骑那匹该死的马普里斯，一直没有回来。”泪水不断涌出，“哦，佩顿，从此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的小女儿了。” 他声音颤抖：“邓波尔杀害了她。蕾切尔，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了。” 我开车回到希尔顿海岬，搭晚间班机到夏洛特，然后从那里飞回里士满，又去取了车。我没有回家，一股紧迫感在驱使着我。我无法联系上在匡提科的韦斯利，而露西又一直没回我电话。 大约九点钟，我驾车经过漆黑的炮兵靶场和兵营，两旁的行道树挥洒着黑影。我既惶乱又疲惫，寻找着路标和交叉路口，突然蓝色车灯闪过我的后车窗玻璃。我试图看清楚是什么在我车后，但很难分辨，只知道那不是巡逻车，因为警车的车头有辅助灯光。 我继续开车，想起了我处理过的许多案子中，女人单独开着车，以为来者是警察而停下来。我不知多少次警告过露西看见没有警徽的车子时无论如何不能停车，尤其是在夜晚。那辆车一路紧跟不舍，但我一直开到学院的警卫亭才减速。 那辆没有警徽的车子停在我的车尾处，一个身穿制服、手持枪械的宪兵瞬间来到我的车窗外，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立刻下车，举起双手！”他命令道。 我僵直地坐着。 他退后一步，我看见警卫不知向他说了些什么。接着警卫走出哨亭，那个宪兵则敲了敲我的车窗。我摇下窗玻璃，宪兵放下枪，但依然紧盯着我。他看起来不超过十九岁。 “你必须下车，女士。”宪兵有点恼羞成怒。 “只要你把武器收起来我就下车，”我说，这时学院警卫往后退，“我在前座中间的置物盒里放了把手枪。我先告诉你，免得你吃惊。” “你是缉毒小组的吗？”他扫视着我的奔驰车说。 他的腮帮上有灰色的胡茬。血液冲上我的头顶，我知道他即将演出一场男性沙文秀，因为学院的警卫只会旁观。 我下了车，蓝色灯光扑上我的脸。 “我像是缉毒小组的人？”我瞪着他。 “是的。” “不是。” “你是调查局探员？” “不是。” 他显得更加困窘了。“那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女士？” “我是法庭病理医生。”我说。 “你的主管是谁？” “我没有主管。” “女士，你一定有主管。” “弗吉尼亚州州长就是我的主管。” “我必须看看你的驾照。”他说。 “除非你先告诉我我犯了什么法。” “你在限速三十五英里的地方开到了四十五英里，而且你企图逃脱。” “谁遇见宪兵时会把车开向警卫亭企图逃脱？” “我必须看你的驾照。” “我想问你，士兵，”我说，“你又凭什么认为我没有减速停车呢？这条路根本暗得看不清楚。” “我真的不知道，女士。” “没有警徽的车子很少造成交通阻塞，倒是躁郁症患者常找人麻烦。” 闪亮的蓝光在他可怜兮兮的年轻脸庞上跳动，也许他连什么是躁郁症都不知道。 “即使我得一辈子耗在这里为这个错误同你争执不休，我还是不会屈服，你懂吗？”我说。 这时一辆车由学院方向飞驰而来，停在警卫亭对面。 “你一路追赶我，”我激愤不已地说，同时听见了车门关闭的声响，“你掏出一把该死的九毫米口径手枪指着我，难道海军陆战队里没人教你什么叫非必要的武力吗？” “凯？”本顿·韦斯利出现在不平静的夜色中。 这时我明白过来警卫一定给他打了电话，但我不明白此刻他为何会在这里。他总不会从家里赶了过来。他住的地方几乎快到弗雷德里克斯堡了。 “晚上好。”他绷着脸对宪兵说。 他们走到一旁，我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只见那个宪兵回到了他那辆没有警徽标记的雪佛兰里。蓝灯熄灭，车开走了。 “谢谢。”韦斯利对警卫说，然后转向我，“走吧，跟我来。” 他没有把车开进我平时的停车位，却开到杰斐逊大楼后面的预留空地，那里只停着辆大货车，我认出是马里诺的。我下了车。 “怎么回事？”我呼出的气息凝结成雾。 “马里诺在小组里面。”韦斯利穿着深色运动衫和宽松的长裤，我感觉不对劲。 “露西呢？”我焦急地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安保门卡插入槽中，开启了一道后门。 “我们得谈谈。”他说。 “不，”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很担心。” “凯，我不是你的仇人。” “有时候你很像。” 我们没乘电梯，匆匆上楼。 “我很抱歉，”他说，“我爱你，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明白，”我颤抖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直在等谁来告诉我，可我不想让事情变成这样，本顿。我要回到从前，永远不变。” 他沉默良久。 “露西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里找到了线索，我们已经部署好人质救援小组。” “那么她还在这里。”我松了口气。 “她在纽约。我们也得赶过去。”他看着手表。 “我不明白。”我说。我们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 我们快步通过一条长廊，人质救援谈判专家们除了出国说服恐怖分子离开强占的大楼或者制伏劫机犯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的办公室里。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在纽约，”我不安地说，“为什么她必须去那里？” 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看见马里诺蹲在一个大手提袋旁边。拉链拉开了，地毯上放着一组剃须用具和三个他那把西格索尔枪用的弹匣。他不知正在找什么，抬头看了看我。 他对韦斯利说：“你相信吗，我竟然忘了带剃须刀。” “纽约有。”韦斯利撇着嘴说。 “我去了南卡罗莱纳，”我说，“和高特家的人谈过了。” 马里诺停止翻找东西，抬头望着我，韦斯利则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希望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住在什么地方。”他的话有些奇怪。 “我想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好奇地看着他。 “也许这不重要。”他揉揉眼睛，“我只是不希望有人向他泄密。” “露西设法把他拖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线路上，已经査出电话来源了，是吗？”我推测道。 马里诺站起身，找了把椅子坐下。他说：“那个杂种的窝就在中央公园里面。” “哪里？”我问。 “达柯塔园。” 我想起圣诞节前夕我们在樱桃丘喷泉前时的情景，当时高特也许就在一旁观看，也许他从他的房间就可以看见我们的探照灯。 “他住不起达柯塔园。”我说。 “你记得他的假造身份吗？”马里诺说，“那个名叫伯奈利的意大利人？” “那是他的公寓？” “没错，”韦斯利回答，“伯奈利先生显然是个可以继承可观家产的大亨。管理人员以为目前的房客——高特是他的意大利亲戚。通常他们不会问太多问题，而他说话又有口音，再加上付房租的不是伯奈利先生，而是他在维罗纳的父亲。” “为什么你不直接去达柯塔抓高特？”我问，“为什么要动用人质救援小组？” “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我宁可不要，太冒险了，”韦斯利说，“这可不是战争，凯。我们不能有任何疏失，而且我们得受法律约束。达柯塔园里的人可能会遭殃。我们不知道伯奈利在哪里，或许就在他的房间里。” “是啊，用塑料袋装着放在大皮箱里。”马里诺说。 “我们已经知道高特在哪里，整栋大楼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可曼哈顿实在不是逮捕这家伙的理想地点，人群太拥挤了。一旦双方交火，无论我们的人有多优秀，必定会有人受伤，甚至会有不相干的人死亡——也许是不巧经过那里的某个女人、男人或小孩。” “我明白，”我说，“我没有不同意的意思。现在高特在公寓里吗？嘉莉呢？” 韦斯利说：“两个人都行踪不明，我们也无法认定嘉莉是否正跟着他四处跑。” “他没用过我的信用卡替她买机票，”我思索着，“这多少可以说明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今晚八点钟高特还在公寓里，”韦斯利说，“他就是那时候上线并被露西套住的。” “被露西套住？”我望着两个男人，“她把高特困住，然后跑到纽约去了？她加入了人质救援小组？” 我的脑中浮现出奇怪的景象：露西身着黑色劲装、长筒靴，登上安德鲁空军基地的战机。我想象着她和一群矫健的直升机飞行员、狙击手和爆破专家并肩战斗，更加难以置信。 韦斯利迎着我的视线。“过去几天她都在纽约。她使用的是交通警察局的电脑，她是在纽约逮到高特上线的。” “为什么不在这里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主机？”我想弄清楚情况。我不想让露西待在纽约，不想让她待在高特所在的地方。 “交通警察局有非常精密的电脑。”他说。 马里诺说：“那儿拥有我们欠缺的东西，医生。” “例如——” “例如整个地铁系统的电子地图。”马里诺靠近我，两只胳膊撑在膝盖上。从他眼里可以看出，他明白我的感受。“我们认为高特就是利用这个才来去自如。” 韦斯利解释说：“我们认为嘉莉·格雷滕设法通过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让高特进入了交通警察局的计算机系统。因此他能够在隧道里自由穿梭，跑遍整个城市去弄毒品或犯案，所有车站、甬道、隧道和逃生出口的确切位置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什么逃生出口？”我问。 “地铁系统有许多紧急出口可以让你离开隧道。万一列车在地下意外停驶，乘客可以经由紧急出口疏散到地面。中央公园就有好几个。” 韦斯利站了起来，走向他的公文包，从中取出一大卷白纸，然后拉掉橡皮圈，展开那张纽约地铁系统全图，上面标出了所有轨道、建筑物、通风口、垃圾筒、停车标志和月台范围。这张地图摊开后几乎盖满了韦斯利的办公室地板，长度恐怕不止六英尺。我仔细端详着，惊诧不已。 “这是佩恩指挥官的？”我说。 “没错，”韦斯利回答，“她电脑里的地图比这还要详尽。举个例子吧，”他蹲下来，移开领带，用手指着，“一九七九年三月，商业中心区编号三〇〇的旋转栅门被拆除，位置就在这里。”他指给我看图上勒诺大道和第一百一十二街交叉口的第一百一十街地铁站。 “像这类变更，”他接着说，“会直接输入交通警察局的计算机系统。” “意思是，所有变更都会立刻反映在电子地图上。”我说。 “没错。”他指给我看另一个地点，那是位于八十一街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车站，“我们认为高特利用这些地图的原因就在这里。”他点了点图中标记着樱桃丘附近一个紧急出口的位置，“如果高特的确在参考这份地图，那么他犯下中央公园谋杀案的时候应该会选择这个紧急出口作为进出通道。这样，他和受害者就可以在离开博物馆之后避开人群，经由隧道到达公园，而走到地面时的位置也非常接近喷泉——他计划用来处置尸体的地方。但是，从这张三个月前打印的地图上看不出来的是，在凶案发生的前一天，道路修缮部门把那个紧急出口关闭了，因为要进行维修。高特和受害者改从靠近兰博园区的位置出来，我们判断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那个地区发现的一些鞋印，证实和他们的相符，同样的鞋印也出现在那里的一个紧急出口附近。” “这样我就要问了，他怎么知道樱桃丘的紧急出口会关闭？”马里诺说。 “我想他可能事先调查过了。”我说。 “从地面看不出来，因为出口的门要从隧道里面才能打开。”马里诺说。 “也许他跑到隧道里面往外看，发现门封住了。”我争辩着，因为我知道这话题会导向什么结论，而我非常不喜欢那样。 “当然有这种可能，”韦斯利淡然地说，“但交通警察局的人经常到隧道里查看，他们巡遍月台和车站，没人记得见过高特。我认为他先靠电脑把隧道摸熟了，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才现身。” “那么露西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问。 “操控者。”马里诺说。 “我不懂电脑，”韦斯利补充说，“但根据我的了解，她设法让他登录这份电子地图的时候，看见的是她修改过的东西。” “为了什么目的修改？” “我们希望能把他像老鼠一样困在迷宫里。” “我以为人质救援小组已经部署好了。”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得试试。” “既然如此，我建议你考虑采用另一个方案。”我说，“高特通常都到休斯敦区专业药房去提钱。” 他们瞪着我，好像我疯了一样。 “他母亲经常汇钱到那里给他妹妹，简妮——” “等一等。”马里诺打断我的话。 但我没停下来：“前不久我试着和你联系过。我知道邓波尔一直在窃用那些钱，因为简妮死后高特太太仍继续汇钱给她。有人领走了，这人知道身份测试题的答案。” “等等，”马里诺说，“请暂停一下，你是说这个杂种谋杀了自己的妹妹？” “是的，”我回答，“他们是双胞胎。” “上帝！没人告诉我。”他谴责似的看看韦斯利。 “凯在你到达后不久就遭到逮捕呢。”韦斯利对他说。 “我没有被逮捕。”我说，“她的真名是简妮，有个y。”我补充说，然后写下了她的名字。 “这个转变可大了。”韦斯利立刻打电话到纽约。 等他挂上电话时已近十一点。他起身拎起公文包、旅行袋和桌上的携带式对讲机，马里诺也跟着站起来。 “〇三呼叫一七。”韦斯利对着对讲机说。 “一七收到。” “我们现在出发。” “是，长官。” “我和你们一起去。”我对韦斯利说。 他看看我。我不在预定启程人员名单之列。 “好吧，”他说，“走。” 第十九章 在乘直升机飞往曼哈顿的途中，我们商讨着计策。调查局纽约办公室会派一名秘密探员前往休斯敦区和第二大道的药房，两个亚特兰大来的探员将赶往莱夫橡树园。我们在飞机上用无线麦克风通话的同时，他们已经出发。 依照高特太太的汇钱习惯，下一笔钱应该在明天汇到。高特无从获知他的父母已经知道女儿遇害，他应当会期待这笔钱一如往常地汇来。 “当然，他不会就这么乘出租车到药房领钱。”我望着机窗外的黑色原野，韦斯利的声音从耳机中传来。 “是啊，”马里诺说，“我想也是。他知道除了英国女王之外的人都在等着抓他。” “我们就是希望他跑进隧道。” “地下的风险好像更大，”我说着想起了达维拉，“没有灯光。里面还有输电轨和列车。” “我知道，”韦斯利说，“可他的心智是恐怖分子式的，他不在乎会伤害谁。我们不能在白天的曼哈顿燃起战火。” 我明白他的顾虑。 “可你如何确保他会从隧道走到药房？” “利用围堵策略。” “怎么说？” “明天会有一场反犯罪游行。” “非常切题。”我嘲讽地说，“会经过宝华利街？” “是的。我们可以轻易更改路线，让队伍经过休斯敦区和第二大道。” 马里诺接口说：“只要移动圆锥筒路障就行了。” “交通警察局可以通过电脑给宝华利警方发一份通知，告诉他们哪天几点会有一场游行。高特会在电脑上发现，游行队伍将在他该到药房拿钱的时候经过那个地区，而且第二大道的地铁站也将暂时关闭。” 特拉华州的一座核能发电厂闪烁有如火球，冷空气渗入机舱。 我说：“他会觉得那个时间不适合到地面上活动。” “正是。有游行，就有警察。” “我担心他会临时决定不去拿钱。”马里诺说。 “他一定会去。”韦斯利笃定地说。 “没错，”我说，“他有毒瘾。这个动机够强烈，足以战胜任何恐惧。” “你想他杀害他妹妹是为了钱吗？”马里诺问。 “不是，”韦斯利说，“他母亲寄给他妹妹的小钱只不过是被他据为己有的许多东西之一，到最后他把他妹妹拥有的一切完全窃占了。” “不，他没有。”我说，“她不像高特那么邪恶，这是她拥有的最大珍宝，从来没被高特窃占过。” “我们快到纽约了。带着枪。”马里诺的声音划破静寂。 “我的旅行袋！”我说，“我忘了。” “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主管官员商量。” “明天一早就去。”马里诺说。 我们降落在哈德逊区靠近无畏号航空母舰的一个直升机起降场。一辆交通警察局的巡逻车正在那里等候，我记得不久前我才到过这里，并初次见到佩恩指挥官。我记得看见简妮的血渗在雪地里，那时我还不清楚她的悲凉际遇。 我们再次来到纽约运动员俱乐部。 “露西住哪一间？”我问韦斯利。我们正在办理入住手续，旁边一位老先生看起来像没日没夜工作了一辈子那样。 “她不住在这里。”他边说边分发钥匙。 我们离开接待台。 “好了，”我说，“可以告诉我了。” 马里诺打起哈欠来。“我们把她卖给加曼区一家小工厂了。” “应该说她正受到严密的保护。”韦斯利淡淡一笑。电梯的黄铜门开了。“她和佩恩指挥官在一起。” 进了房间，我脱下套装，挂在淋浴间里。我像前两晚那样用热气蒸着衣服，并且想着一有机会换衣服就把它扔了。我睡觉时盖了好几层毯子，窗子敞开着。六点钟闹钟还没响我就醒了，我先洗了个澡，然后要了面包圈和咖啡。 七点钟，韦斯利打来电话，没多久他和马里诺已经到了我的门外。我们走下大厅，进了一辆等候着的警车。我的勃朗宁手枪放在公文包里，我希望韦斯利能够获得用枪特许，而且越快越好，因为我不想触犯纽约的枪械法。我想起了伯恩哈德·戈茨。 “接下来的安排是这样，”我们乘车前往曼哈顿南区时韦斯利说，“我整个上午都得忙着和多方面联系；马里诺，你去找交通警察局的警察，千万要仔细确认那些圆锥筒路障全部放在正确的地方。” “知道了。” “凯，你和佩恩指挥官及露西待在一起。她们会和守在南卡罗莱纳以及药房的探员直接联系。”韦斯利看看手表，“事实上，那两位去南卡罗莱纳的探员应该快到橡树园了。” “但愿高特夫妇别把事情搞砸了。”马里诺一边给霰弹枪上膛一边说道。 韦斯利回头看着我。 “我离开的时候高特夫妇似乎乐意帮忙，”我说，“可是我们用她的名字汇钱，难道不能避免把她扯进来？” 韦斯利说：“可以。但我们的动作越少，对高特太太的打扰就越小。如果探员插手汇钱，总会被人发现。” “难道消息会传到高特耳中？”我怀疑地说。 “万一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波佛分公司的职员无意间告诉了纽约的职员，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把高特吓跑？我们不能冒这种风险，参与的人越少越好。” “我明白。”我说。 “这也是我要你守着佩恩指挥官的原因之一，”韦斯利又说，“我需要你在那里随时提醒她这点。” “高特迟早会去药房，”马里诺说，“他可能到了柜台才发现钱没有汇到，如果他母亲改变了主意的话。” “我们还不确定他会怎么做，”韦斯利说，“我想他会立刻打电话回家去问。” “她非汇钱过来不可，”我说，“她非克服这难关不可，虽说很不好受。” “是啊，那是她的亲生儿子。”韦斯利说。 “接着呢？”我问。 “我们会安排游行从两点钟开始，大约就是以往钱汇到的时间。我们会先部署好人质救援小组，有些就混在游行队伍里面，加上一批探员，还有便衣警察。大部分人会守在地铁里以及有紧急出口的地点。” “药房呢？”我问。 韦斯利顿了顿。“当然，那里也有几个探员，但我们不想在那家店里面或附近拘捕高特，他很可能会开枪扫射。如果说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发生意外伤亡，这就是了。” “我只希望能成为抓住那家伙的幸运儿，”马里诺说，“然后我就可以退休了。” “我们绝对得在地下采取抓捕行动。”韦斯利果断地说，“我们不知道他手上有什么枪械，不清楚他能用空手道制伏多少人。我们没把握的事情太多了，但我相信他的毒瘾很大，不久就会陷入狂乱状态，而且他无所畏惧。就因为这样，他极端危险。” “车子开往哪里？”我望着大片沉闷的建筑物飞跃而过。这时一阵细雨飘落，这可不是游行的理想天气。 “佩恩在布里克街设置了指挥处，很接近休斯敦药房，同时保持了安全距离。”韦斯利说，“她的手下已经在那里待了一整夜，安置电脑设备之类。露西也在那里。” “这里就是地铁站吗？” 负责开车的警察回答：“是的，女士。这是本地车站，只在工作日使用，周末时列车不靠站，所以应该很安静。交通警察局在这里设了一个小型专区，包括宝华利街在内。” 他把车停在车站入口前。街道和人行道上的人们有的撑着伞，有的把报纸遮在头顶。 “走下去你会看到旋转栅栏入口左侧有一道木门，就在询问处窗口旁边。”警察说。 他拿起麦克风。“呼叫一一一。” “一一一收到。”联络中心回复说。 “一〇五请求转接〇三。” 调度员联系上了〇三，我听出了佩恩指挥官的声音，她知道我们已经到达。韦斯利、马里诺和我小心走下阶梯。雨势渐大，阶梯也变得湿滑。下面的瓷砖地板又湿又脏，四周空荡荡的。我开始不安起来。 我们经过询问处窗口，韦斯利伸手敲敲一扇木门，应门的是迈耶警探。达维拉死后，我在停尸间初次遇见他。他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改装成简陋指挥室的空间。长桌上摆着许多台闭路电视，我的外甥女坐在一个工作站前，面对着电话、无线电装置和电脑。 弗朗西斯·佩恩向我走来，亲切地握起我的手。她身穿她所指挥部门的突击队员制服——厚运动衫和长裤。 “凯，很高兴你能赶来。”她浑身充满爆发力。 露西专注地看着四台终端机，每一台都显示着地铁系统不同的细部分布图。 韦斯利对佩恩指挥官说：“我得去调查分局了。马里诺会出去和你的手下一起行动，按照我们讨论过的方式。” 她点了点头。 “那么我把斯卡佩塔医生留下。” “很好。” “这一带情况如何？”我问。 “我们准备关闭第二大道的车站，就在药房附近。”佩恩指挥官回答，“我们会用圆锥筒路障和拒马封闭入口。到时候人群聚集起来，我们绝对得避免发生冲突。我们估计他会沿着北向铁道那条隧道出来或离开，而且可能会进入第二大道地下，因为那里已经封闭。”她停顿一下，望着露西，“等露西为你解说屏幕上的地图，你就会更明白了。” “你打算在那个车站里面抓住他？” “我们是这么想的。”韦斯利说，“我们会派人在外面埋伏，人质救援小组会将出口整个包围。抓捕行动的基本原则是远离人群。” “当然。”我说。 迈耶在一旁凝神聆听。“你是怎么发现公园里遇害的那位女士是他妹妹的？”他直直地看着我说。 我向他简单解释了一下，然后补充道：“我们会做DNA化验。” “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他说，“停尸间似乎把她的血液样本弄丢了。” “你从哪里听来的？”我问。 “我认识几个在那里工作的家伙。你知道，纽约警察局失踪人口调查小组的警探。” “我们会证明她的身份。”我仔细打量着他说道。 “要是你问我，我会说果真能证实就太遗憾了。” 佩恩指挥官专注地听着他的话，我感觉她和我有了共同的结论。 “你为什么这么说？”她问他。 迈耶变得气愤起来。“根据这个烂城市的烂司法系统的运作方式，我们得逮到这个混账，对吧？好让他基于杀害那个女士的罪行而被起诉，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指控他杀了吉米·达维拉。而纽约又没有死刑，如果这位女士的名字没法确认，如果没人认识她，这案子就不会很受关注了。” “你的意思好像是不希望案情扩大。”韦斯利说。 “是啊，我就是这样想的。” 马里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然后说：“那人渣拿达维拉的配枪攻击他，如果有天理，他应该下油锅才对。” “你说得对极了，是该这样。”迈耶下巴紧绷，“他毁了一名警察，一名他妈的好警察，害得他背了一大堆狗屎罪名，因为警察在执勤时遇害就是这么回事。民众、政客、官员全在猜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全世界都这样。要是高特不在这里而是在弗吉尼亚受审，那就太好了。” 他又盯着我。我知道简妮的生物检测样本怎么回事了。迈耶警探请他在停尸间的朋友帮忙，好替他们殉职的同伴出口气。尽管他们的做法错得离谱，我实在很难责怪他们。 “你们弗吉尼亚州有电椅，高特在那里也犯下了好几桩案子，”他说，“大家会说你这位医生破纪录地让那些禽兽重罪犯被判了极刑。但如果高特在纽约受审，你就不会出庭作证了，对吧？” “我不知道。”我说。 “看吧，她不知道，意思是想都别想。”他环视众人，好像自己在为这案子辩护，绝不容许辩方反驳似的，“这混账非去弗吉尼亚受审不可，只要他没被我们当中的谁先轰烂。” “迈耶警探，”佩恩指挥官轻声说，“我得单独和你谈谈，我们回我的办公室。” 他们从一道后门离开了。她势必得撤销他的指派任务，因为他有可能不服从命令。到时她会遭告发，而他可能会被停职。 “我们该出发了。”韦斯利说。 “是啊，”马里诺说，“下次你见到我们应该是在电视上了。”他指的是指挥室里的闭路电视。 我脱掉外套和手套，正想和露西说话，后门打开来，迈耶走了出来。他大步向我走来，神情激愤。 “帮吉米一个忙，”他激动地说，“别让那个杂种逍遥法外。” 他抬头望着天花板，脖子上青筋毕现。“抱歉。”他试图忍住眼里的泪水，难以成声，然后摔开门走了出去。 “露西？”只剩我们两人时，我说。 她正在敲键盘，神情专注。“嗨！”她说。 我走向她，亲吻她的额头。 “坐吧。”她说，依然盯着屏幕。 我扫视了一眼终端机。有一些箭头分别指出开往曼哈顿、布鲁克林、布隆克斯和皇后区的列车，还有标出了街道、学校和医院的精细坐标图表，全部编了代号。我坐在她身边，从公文包里拿出眼镜。这时佩恩指挥官脸色凝重地走了出来。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她说着站到我们背后，枪套里的手枪几乎碰到了我的耳朵。 “这些闪亮的标记是什么——像旋转阶梯的？”我指着屏幕问。 “紧急出口。”佩恩指挥官说。 “能不能解释一下，你打算在这里做些什么？”我问。 “露西，这就交给你了。”指挥官说。 “其实非常简单，”露西说，而她每次说这句话我总是很难相信，“我推测高特应该也在看这些地图，因此我让他看见的东西都是我们希望他看见的。” 她敲了几个键，又一张地铁地图跳出，上面有铁轨标记和线条。她继续敲键盘，其中一条细线变成了红色。 “这是我们认为他会采取的路线。”她说，“依据逻辑推测，他应该会进入这里的地铁。” 露西指着她左前方的另一台终端机。“这里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站。你可以看到，海登天文馆附近有三个紧急出口，贝里斯福德公寓这里也有一个。他也可以往南到肯尼沃斯公寓附近进入隧道，然后随意选个月台，乘上经过的任何一趟列车。” “这些实地调查资料我都还没有变更过，”露西接着说，“重点是我们必须在高特到达宝华利街的时候让他产生混淆。” 她快速敲着键盘，几台终端机屏幕上出现一个又一个图形。她将它们移动、变形，像拿着积木玩弄一样。她正前方的终端机屏幕上有个紧急出口标记亮起，周围画了个方框。 “我们判断他的老巢就在这里，”露西说，“在从第四和第三大道进入宝华利街的一个紧急出口。”她指着屏幕说，“在这栋褐色砂岩建筑物，也就是库柏联合基金大楼后面。” 佩恩指挥官说：“我们认为他在使用这个紧急出口，是因为我们发现这里有被人动过手脚的迹象。门和门框之间塞了一个铝箔纸卷，好方便从地面把它打开。这也是最靠近药房的紧急出口，隐藏在大楼后面，位置够偏僻——实际上是条巷子，两旁摆着垃圾箱。高特可以随意进出，没什么人会看见，就算大白天也一样。” “还有，”露西说，“库柏广场上有一家大型音乐商店——卡尔·费歇尔音乐城。” “没错，”佩恩指挥官说，“有个店员记得见过简妮，说她时常晃进店里。大概是十二月的时候。” “有人和她说过话吗？”我问。那情景令人伤感。 “他们只记得她对爵士乐乐谱很感兴趣。我的看法是我们不清楚高特和这个地区的地缘关系，不过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密切得多。” “我们的做法，”露西说，“是封闭这个紧急出口。警方已经把它关闭了，同时广泛散布消息。” 她又敲了几个键。那个标记不再闪亮，旁边的信息写着“弃置”。 “那里似乎是逮捕他的好地点，”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在库柏联合基金大楼后面逮他？” “一样的理由，”指挥官说，“那里太接近人口密集的地区，而且万一高特逃回里面那条深长的隊道，就很难再找到他了。地面是宝华利街，在这里展开追捕行动非常危险，最后可能还会落空。我猜他或许比我们的人还熟悉那条隧道里的环境。” “好吧，”我说，“接着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既然他无法使用他偏爱的紧急出口，这时就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去北边轨道沿线另一个比较远的紧急出口，或者继续通过隆道，从第二大道月台走出地面。” “我们认为他不会选择另一个紧急出口，”佩恩指挥官说，“这样他在地面待的时间太久了。加上正在举行游行，他知道附近会有很多警察。因此我们认为，他会在隧道里尽可能地停留久一些。” “没错，”露西说，“完美！他知道车站已经暂时关闭，而他从地铁里出来时没人会发现，然后他会去药房，那几乎就在隔壁。他拿了钱再沿着原路回去。” “也许会，”我说，“也许不会。” “他知道游行的消息，”露西坚定地说，“他知道第二大道车站已经关闭。他知道他经常使用的紧急出口已经废弃不用。他知道我们要他知道的每一件事。” 我怀疑地望着她。“请告诉我，你怎么会这么有把握？” “我作了设定。每当有人打开这些档案，我便会立刻获得信息。我知道档案全部打开过，连时间都知道。”她眼里闪过愤怒。 “有没有可能是别人？” “根据我的设定，不会。” “凯，”佩恩指挥官说，“这计划还有一个优势。看看这边。”她让我看长形桌台上那列闭路电视。“露西，让她瞧瞧。” 露西敲着键盘，那些电视屏幕立刻亮起，分别显示不同地铁站的情景。我看见了来来去去的人群。雨伞收起，夹在胳膊下。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迪恩德鲁卡食品超市和第二大道熟食店的购物袋晃动着。 “雨停了。”我说。 “再看看这个。”露西说。 她又输入一些指令，将闭路电视的画面和电脑图表同步化。这边出现地图，那头便出现实景。 “我的角色，”她解释，“很像是空中交通警察。如果高特不按牌理出牌，我会马上通过无线电和各地警察、探员联系。” “例如，万一很不幸他中途逃脱，沿着这里的轨道进入地铁系统内部，”佩恩指挥官指着屏幕上的地图，“这时露西就可以用无线电警告警方，在右边这里放个木头障碍物，或者放在月台、快车轨道、紧急出口、甬道或信号塔，等等。” “这是假设他逃走而我们必须在隧道里追捕他，也就是在他杀害达维拉的地方。”我说，“这是最坏的打算。” 弗朗西斯·佩恩看着我。“你对付他的时候，遇到的最坏情况是什么？” “我只祈求最坏的情况已经成为过去。”我说。 “你知道，交通警察局有一套手触式屏幕电话系统。”露西展示给我看，“只要是已经输入电脑的号码，你都可以拨打。最棒的是报警电话，如果是在地面打，电话就会接到通纽约警察局；如果在地铁里，便会接到交通警察局。” “什么时候会关闭第二大道车站？”我站起来，对佩恩指挥官说。她看看手表。“不到一小时以后。” “列车仍然会经过吗？” “当然，”她说，“只是不会靠站。” <hr /> 注释： 第二十章 反犯罪游行准时举行，阵容包括十五个宗教团体和一支临时成立、掺杂了主张将罪犯赶出社区的成人及孩童的队伍。天气转坏，强风夹带着雪片，将越来越多的人逼进出租车和地铁，因为已经冷得无法步行。 两点十五分，露西、佩恩指挥官和我守在指挥室里，所有终端机、电视机和无线电都开启着。工程研究处把好几辆调査局的车漆成出租车的黄色，里面配备了无线电、扫描仪和其他监视器材，韦斯利此刻就待在其中一辆里面。马里诺正在街上和大批交通警察局警察以及便衣探员待在一起。人质救援小组则分散在达柯塔园、药房和布里克街。我们无法精确掌握每个人的位置，因为外面那些人一直处于移动状态，我们则在室内固定不动。 “为什么没人打电话来？”露西抱怨道。 “还没有人发现他的踪迹。”佩恩指挥官说。她神情从容，毫无紧张感。 “我想游行应该已经开始了。”我说。 佩恩指挥官说：“正从拉法耶街朝这里过来。” 她和露西都戴着耳机，耳机线连接到工作站底部的插座上。她们分别在收听不同的频道。 “好，好，”佩恩指挥官突然坐直了，说，“发现他了！在七号月台！”她对露西大喊，露西的手指立刻飞弹起来，“他刚出现在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已经从公园地底的一条隧道进入了地铁系统。” 七号月台的影像出现在电视机的黑白屏幕上。我们看见了一个身影，穿着深色长外套、靴子，戴着帽子和深色眼镜。他站在月台边缘，退在所有乘客的后方。露西调出另一个地铁场景，佩恩指挥官继续守着无线电，我则看着屏幕上或坐或站、或走动或看着地图的人群。一趟列车呼啸而来，减速停下。车门开启，他走了进去。 “列车开往哪个方向？”我问。 “往南。他朝这边来了！”佩恩指挥官兴奋地说。 “他乘的是A线。”露西注视着终端机说道。 “没错，”佩恩指挥官说，“最远只到华盛顿广场，然后他可以转乘F线到第二大道。” 露西说：“我们会一站一站地检査。我们不知道他会在哪一站下车，但他总得在某个地点下车，好返回隧道。” “如果他要去第二大道，也只能这么做了，”佩恩指挥官继续冲对讲机说话，“他无法乘列车去那里，因为列车不会在那里靠站。” 露西操控着几台闭路电视机，屏幕上间歇性地出现不同车站的场景，每当此时就有一趟看不见的列车正朝我们的方向驶来。 “他不在四十二号月台。”她说，“在佩恩站和二十三号月台也没看见他。” 屏幕闪烁不止，画面中陆续出现各个月台以及不知道自己正被监视的人群。 “如果他继续待在车上，应该会到达第十四街。”佩恩指挥官说。 但如果真是这样，他没有下车——至少我们没看见他下车——那么我们的运气就意外地转了个大弯。 “上帝！”露西说，“他在大中央车站。他怎么到那里去了？” “他一定是提前向东转了，然后穿过时代广场。”佩恩指挥官说。 “可是为什么呢？”露西说，“没道理啊。” 佩恩指挥官呼叫〇二——本顿·韦斯利的代号。她问他高特是否往药房打了电话。她拿下耳机，打开麦克风，让我们都能听见。 “没有，他还没打电话。”韦斯利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们刚在屏幕上发现他在大中央车站。”她说。 “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去那里。但他可以选择的路线太多了，他可能因为千百种理由而改变下车地点。” “恐怕是这样。”韦斯利说。 “南卡罗莱纳那边呢？”佩恩指挥官接着问。 “一切正常。鸟已经飞去而且顺利落地。”韦斯利说。 高特太太已经汇了钱，不然就是调查局汇的。我们看着她仅有的儿子挤在不知道他邪恶本质的人群中悠闲地乘车。 “等一等，”佩恩指挥官继续传达信息，“他在第十四街和联合广场，正往南朝着你过去。” 我们看得见他却无法抓住他，这简直令人疯狂。 “看样子他似乎换了很多次车。”韦斯利说。 佩恩指挥官说：“他又不见了。列车已经离开，现在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亚斯特街，这是终点站了，除非他能够逃过我们的监视到宝华利街去。” “列车靠站了。”露西宣布。 我们紧盯着屏幕上的人群，没有高特的影子。 “这下好了，他一定还在车上。”佩恩指挥官对着麦克风说。 “我们把他看丢了。”露西说。 她迅速变换屏幕影像，好像沮丧的人频频调换电视频道一样。还是没看见他。 “可恶！”她喃喃道。 “他还能跑到哪里？”指挥官一脸困惑，“他总得在某个站下车啊。如果他要去药房，就不能走库柏联合基金大楼的紧急出口。”她看看露西，“对了。也许他想试试，但他出不来。那个出口堵住了，但他或许不知道。” 露西说：“他应该知道，他收到我们发送的电子信息了。” 她又调出几张图。我们仍然没发现他的行踪，无线电里也突然一阵死寂。 “该死！”露西说，“他应该在六号线上。我们再看一次亚斯特站和拉法耶站。” 还是一无所获。 我们静静坐了一阵，望着那道通向我们所在的空荡车站的紧闭木门。在我们头顶，成百上千的人正游行经过湿漉漉的街道，表达他们厌恶犯罪的心情。我开始浏览一张地铁地图。 佩恩指挥官说：“他现在应该已经到了第二大道。他可能在前一站或后一站下了车，然后在隧道里走完剩下的路程。” 一个可怕的念头涌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在我们这一站也可以这么做。这里离药房不算近，但也在六号线上。” “是啊，”露西说着转头看着我，“从这里走到休斯敦区不算什么。” “这么说他就在附近了。”我说。 露西又埋头敲起键盘来。 我离开椅子，对佩恩指挥官说：“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孤立无援。周末列车又不在这里靠站，周围没有半个人。所有人都守在第二大道和药房。” “指挥室呼叫〇二。”露西冲着对讲机说。 “〇二收到。”韦斯利回复道。 “一切顺利吗？我们把他看丢了。” “待命。” 我打开公文包拿出手枪，扣上扳机，上了保险。 “你的一〇-二〇呢？”佩恩指挥官通过无线电问他们目前的位置。 “正在药房严守。” 露西试图追踪高特的踪迹时，屏幕忽然疯狂地闪烁起来。 “等等。”韦斯利的声音传了过来。 接着我们听见马里诺说：“我们好像看见他了。” “你们发现他了？”佩恩指挥官难以置信地冲对讲机说，“在什么位置？” “他正要走进药房。”韦斯利说，“等一下。等等。” 一阵寂静后，韦斯利说：“他正在柜台领钱。待命。” 我们在焦躁中等候。 三分钟过去了。韦斯利又回到线上。“他离开了。等他到达目的地我们就行动。待命。” “他穿着什么衣服？”我问，“我们能确定他就是在博物馆发现的那个人吗？” 没人理会我。 “哎呀！”露西突然喊出声，我们转头望着屏幕。 我们看见了第二大道车站的月台，人质救援小组分散在黑暗的铁轨四周。他们身穿黑色制服和战斗靴，跑过月台，登上通向街道的阶梯。 “情况不对，”佩恩指挥官说，“他们打算在地面逮捕他！” 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嘈杂声。 “我们逮住他了。” “他企图逃跑。” “好了，好了，我们没收了他的枪，他投降了。” “你们给他上手铐了吗？” 指挥室里突然响起警笛声。天花板上闪着一排红灯，一台终端机屏幕上闪出红色代码“429”。 “紧急呼叫！”佩恩指挥官大喊，“一名警察倒下了！他按了他对讲机上的紧急按钮。”她惊惶不安地盯着电脑屏幕。 “怎么回事？”露西冲对讲机问道。 “我不知道。”韦斯利哑着嗓子说，“有情况。待命。” “地点不对。紧急情况不是发生在第二大道那里，”佩恩指挥官愕然地说，“屏幕上的代码是达维拉的。” “达维拉？”我僵住了，“吉米·达维拉？” “他的无线电代码是四二九。这是他的代码，一直没有重新派发过，现在竟然会出现。” 我们呆呆地瞪着终端机。闪烁着的红色代码正沿着地图网格线改变位置，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 “达维拉的遗体被发现时，他的对讲机还在吗？”我问。 佩恩指挥官没有回应。 “被高特拿走了，”我说，“他拿了达维拉的对讲机。” 韦斯利回到线上，他对这一新变化毫不知情。他无从知道这个紧急状况。 “我们不能确定有没有抓到他，”韦斯利说，“我们不能确定抓到的是谁。” 露西神情紧张地看着我。“嘉莉。”她说，“他们不能确定抓到的是她还是高特，她和高特大概又打扮成一个模样了。” 我们坐在没有窗户、四下无人的小指挥室里，盯着闪亮的红色紧急代码在屏幕上缓缓移动，朝着我们所在的位置而来。 “他在朝南的隧道里直直向我们走过来。”佩恩指挥官不安起来。 “她没有收到我们发送的信息。”露西说。 “她？”佩恩指挥官不解地望着她。 “她不知道游行或第二大道紧急出口关闭的事。”露西继续说，“她可能试过从巷子那个紧急出口出来，但没成功，因为那里已经封死了。所以她一直待在里面到处走动，我们才会在大中央车站发现她。” “我们并没有在比较靠近我们的月台或车站发现高特或嘉莉的踪迹，”我说，“况且你还无法证实那是她。” “有那么多车站，”佩恩指挥官说，“谁都有可能下了车而没被我们发现。” “高特派她到药房去替他拿钱，”我心中的焦虑逐渐加剧，“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露西喃喃道。 “是的，他或许正在冷眼旁观。” 露西将我们的位置和布里克街地铁站显示在闭路电视机上。三个屏幕上分别跳出月台和旋转入口的不同角度实景，但有一个屏幕是黑色的。 “其中一个摄像头被遮住了。”她说。 “之前有没有被遮住？”我问。 “我们刚到的时候没有，”她说，“但我们一直都没监视我们所在的这个车站——似乎没有理由检查这里。” 我们看着那个红色代码在网格线上移动。 “我们不能再用对讲机了，”我对佩恩指挥官说，“他有对讲机。”我强调，因为我知道屏幕上那个红色代码就是高特，并且对此毫不怀疑。“他也在线，他听得见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紧急呼叫的灯为什么还亮着？”露西问，“难道嘉莉希望我们知道她在哪里吗？” 我瞪着她。露西好像进入了恍惚的状态。 “紧急按钮也许是无意间按下的，”佩恩指挥官说，“不了解情况的人就不会知道那是紧急按钮。加上它是无声警讯，有可能按下了而不知道。” 但我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无意间发生的。高特正向我们走来，因为他想来这里。他是条鲨鱼，正游过黝黑的隧道。这让我想起安娜所说的，他喜欢把可怖的礼物带来送给我。 “快到信号塔了，”露西指着屏幕说，“该死，越来越近了。”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和韦斯利通话，高特会听见全部内容，然后退出隧道消失。如果我们不联系他，又无法让组员们知道这里的情况。露西跑到门口，把门打开一点点。 “你在做什么？”我几乎尖叫起来。 她迅速关上门。“是女盥洗室。我想大概是管理员打扫之后忘了关门，那扇门把摄像头挡住了。” “你看到什么人了吗？”我问。 “没有。”她说，眼里带着怨恨，“他们以为困住了嘉莉。他们怎么知道那不是高特？也许是她拿走了达维拉的对讲机。我了解她，她说不定知道我在这里。” 佩恩指挥官严肃地看着我。“办公室里有一些枪械。” “好。”我说。 我们迅速退到一个放着毁损桌椅的狭窄房间里。她打开一个柜子，我们拿出几把霰弹枪、弹药和防弹背心。我们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回到指挥室时发现露西不在座位上。 我检查着那些闭路电视，看见第四个屏幕上重新闪现出画面，显然盥洗室的门已经关好了。这时终端机屏幕上闪亮的红色代号更深入车站内部了，位置在一条甬道上，随时都可能到达月台。我回头找我的勃朗宁手枪，但它已不在我刚才搁置的工作台上。 “她拿了我的枪，”我惊愕地说，“她跑出去找嘉莉了！”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给枪装上弹药，但没时间穿上防弹背心。我的双手发冷且不听使唤。 “你必须联系韦斯利，”我惊恐地说，“你必须想办法让他们赶过来。” “你不能一个人出去。”佩恩指挥官说。 “我不能让露西一个人在外面。” “我们一起去。拿着手电筒。” “不行，你留在这里设法求救。” 我没头没脑地冲了出去。车站一片寂凉。我定定站着，霰弹枪已准备就绪。我注意到了盥洗室旁边那面绿色瓷砖墙壁上装设的固定摄像头。月台上空荡荡的，我听见了远处的列车声。它高速通过月台没有停歇，因为周六它不需要在这里靠站。我瞥见了车窗里熟睡着或在看书的乘客，或许有些人留意到有个女人手持枪械而觉得怪异。 露西会不会在盥洗室里？不太可能。指挥室里就有洗手间，毕竟我们得在那个庇护所里待上一整天。我走近月台，心狂跳不已。天气寒冷，我又忘了穿外套，我握着枪柄的手指开始僵硬。 我突然想到，露西也许求救去了。这念头让我安心不少，或许她关上盥洗室的门后向第二大道跑过去了。但如果不是呢？我望着那扇紧闭的门犹豫着。 我走近些，一步步前行，心里希望拿的是手枪。在狭小、多转角的空间里霰弹枪不太顺手。我走到门边，心就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我紧握枪柄猛地冲进去，同时举起枪瞄准前方。洗手台一带是空的，四周没有一点动静。我弯腰检查每个隔间，很快倒抽了一口凉气。我看见了蓝色长裤和大得绝非女人尺寸的棕色皮革工作靴。金属咔啦作响。 我高举霰弹枪，颤抖着喝道：“马上出来，手举在头上！” 瓷砖地板上发出砰的一声。一名男性清洁人员走出隔间，穿着工作服和外套，那模样仿佛就快心脏病发作。他两眼大睁，瞪着我和我手中的枪。 “我只是在这里清理洗手间，我没有钱。”他惊骇地说，双手直直举着，好像有谁刚底线得分似的。 “警方抓捕行动。”我说着将枪口朝向地板，上了保险栓，“马上离开这里！” 他不需要听我说第二遍，立刻撇下清洁用具，门也没扣上，便冲了出去飞奔上阶梯。我再度到月台上巡视，在每一个摄像头前停留，心想佩恩指挥官是否在屏幕上看见了我。我正想回指挥室，突然听到黑暗的轨道那端似乎有声响。这时一阵脚步拖曳声传来，加上一声咕哝。然后是露西的尖叫。 “不！不！不要！” 砰的一声巨响传出，像是闷在金属鼓里的爆炸声。声音响起的暗处顿时迸出点点金光，与此同时布里克街车站内的灯光开始闪烁。 我看不清四周，因为轨道沿线没有灯光，而我又不敢打开带来的手电筒。我摸索着来到一条金属甬道，缓缓走下通向隧道的狭窄阶梯。 我缓缓向前，急促地喘息着，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依稀看见了拱门的形状、轨道和流民们在上面铺床的水泥台子。我的脚踩在垃圾上，有时踢中金属或玻璃物而发出巨响。 我高举着霰弹枪保护头部，阵阵垃圾、人类排泄物的恶臭和新鲜灰烬的气味冲入鼻腔。我走得越远，臭气就越浓烈，接着一趟列车出现在往北的轨道上，前灯有如明月般亮起。邓波尔·高特就站在我前方不到十五英尺的地方。 他正从露西背后勒住她，用刀对准她的脖子。距离他们不远处，迈耶警探蜷缩在南向铁轨的输电轨上。当电流通过他僵死的身体，他的牙齿和双手瞬间紧缩。列车呼啸而过，黑暗再度降临。 “放开她。”我亮起手电筒，颤抖着说。 高特扭开脸闪避强光，眼睛斜视。他脸色苍白得像是得了白化病，我可以看见他握着从我的办公室偷走的不锈钢解剖刀的手上浮凸着小块肌肉和青筋，只要一个动作他就可以割断露西的喉管直下脊柱。她僵直不动，惊恐地注视着我。 “你要的不是她。”我走近些。 “别把灯光照在我脸上，”他说，“放下来。” 我没有关掉手电筒，只是慢慢将它放在一个水泥高台上。它从那里投射出不规则的光线，直接照射着迈耶警探焦黑、染了血的遗体。我在想高特为何没有要我放下霰弹枪，也许他没看见。我把它高举着。现在我距离他们不到六英尺了。高特的嘴唇干裂，不断大声擤着鼻子。他憔悴极了，而且步履不稳，我不能确定他正处在毒瘾发作期还是平静期。他穿着牛仔裤、丛林靴和裂痕累累的黑色皮外套。他的衣领上别着一个医疗标志别针，我猜是圣诞节前几天在里士满买的。 “抓住她有什么好玩的？”我的声音止不住颤抖。 他眯起可怖的双眼。一丝鲜血从露西的脖子淌下。我握紧了枪。 “放她走，就你和我两个人。我才是你要的人。” 他的眼里映照着灯光，在明暗交错间我似乎看见了那骇人的蓝光。突然，他移动双手，粗暴地将露西往输电轨推去，我向前一跃去抓她。我拉住了她的运动衫，让她跌在我身上，接着我们一起滚落在地面上。霰弹枪发出一阵爆响，火光飞射，然后枪被贪婪的铁轨攫获。 高特微笑着抛开刀子，手中握着我的勃朗宁。他啪地把滑套一推，用双手紧抓着枪，对准露西的头部。他用惯了格洛克，似乎不知道我的勃朗宁有保险栓。他扣了扳机，但没有动静。他一脸困惑。 “跑啊！”我对露西大喊，将她猛力推开，“快跑！” 高特扳动枪栓退壳，但已经退过了，因此没有弹壳弹出，现在他是重复上弹。他愤愤压下扳机，可是手枪无法动弹。 “跑啊！”我尖叫。 我卧倒在地，没有试图跑走，因为我认为只要我留下，他就不可能去追露西。他猛地将滑管推开，摇晃着枪。露西开始哭泣，在黑暗中踉跄前进。地上的刀子就在输电轨附近，我伸手去抓。一只老鼠爬过我的腿，我被碎玻璃割伤了。我的头极度惊险地和高特的脚靠得很近。 他一直没弄妥那把枪。我看出了他的焦躁，他也正盯着我。我握着冰冷的不锈钢刀柄，心里非常清楚他在盘算什么。我知道他的脚下功夫，而我无法触及他的胸膛或颈动脉，因为没时间了。我蹲了下来，就在他抬腿踢来的时候，挥动解剖刀刺进他的大腿上部。我使尽全力戳刺，他哀叫起来。 我拔出刀子，连接着他那颗邪恶心脏的股动脉断裂并溢出血来，溅洒上我的脸。我迅速逃离那里，我知道人质救援小组很快会掌握他的位置，并且正在待命。 “你拿刀刺我？”高特像孩子似的露出不敢相信的表情。他弓着背蹲下，惊叹般地看着鲜血从他紧按着大腿的手指缝里流出。“血一直流！你是医生，快替我止血！” 我望着他。他戴着帽子，头发剃光了。我想起了他的双胞胎妹妹和露西受伤的脖子。这时，从车站方向传来两声狙击步枪的鸣响，子弹穿透了高特的身体，他朝着刚才露西差点坠落的铁轨倒下。一趟列车驶来，我没有把他从铁轨上移开。我转身离开，没有回头。 露西、韦斯利和我在周一离开了纽约，直升机首先飞往东边。我们飞越海岸和威彻斯特的豪宅，终于来到了旅游地图上找不到的荒凉小岛。一座砖造监狱的废墟中竖立着一根残损的烟囱。飞机绕着波特墓园盘旋，岛上的囚犯和守卫抬头呆呆瞪着清晨阴霾的天空。 贝尔喷气式直升机尽可能低速飞行，我只希望没有任何因素迫使我们非降落不可，我不想靠近那些从莱克斯岛来的男人。成列的墓碑像白牙般在杂乱的草坪上耸立，中间夹着一个石刻十字架。一辆平底卡车停在一座被掘开的坟墓旁边，几个人正把里面相当新的松木棺材抬出来。 他们抬头望向我们，直升机奋力抵御着远比地面更猛烈的强风。露西和我坐在后座，我们的手交握着。身穿厚重冬衣的囚犯们没有挥手。一艘锈蚀的渡轮漂浮在海上，等候着将棺木运回曼哈顿进行最后一次验尸。今天，高特的双胞胎妹妹简妮将渡过这条河流，她终于可以回家了。 <hr />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