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04·失落的指纹》 楔子 (一个死刑犯在春街监狱的沉思) 两星期后是圣诞节，四天后什么也不是。我躺在铁床上瞪着自己脏兮兮的赤脚和缺了坐垫的白色马桶，蟑螂从地板上爬过时我已经不会再惊跳起来。我注视着它们，就像它们注视我一样。 我闭上眼，缓缓呼吸。 我记得在大热天铲稻草却什么钱也没赚到——跟白人的生活相比的话。我梦想着烤锡罐里的花生，还有像吃苹果一样吃着当令的番茄。我想象自己开着小货车，脸上汗水淋漓——在那个我曾发誓一定要离开的、没有未来的地方。 我上个厕所、擤个鼻涕或抽个烟，守卫都要做笔记。没有时钟。我永远不知道天气如何。我睁开眼睛，只看见一堵无边无际的白墙。人快死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就像一首很悲伤、很悲伤的歌，我不知道歌词，我记不得了。他们说事情发生在九月，那时的天空就像知更鸟的蛋，落叶红似火。他们说城里多了头失控的野兽，少了个神智健全的人。 野兽始终潜伏着：黑暗是他的朋友，血肉是他的盛宴。杀了我也无法杀死他。当你以为够安全、不用再小心的时候，正是你应该开始小心的时候，老兄。 一项罪恶通向另一项罪恶。 第一章 把朗尼·乔·华德尔的沉思装在皮夹里带来带去的那个星期一，我一整天都没看到太阳。早上我开车上班时天还是黑的，回家时天也黑了。车前大灯的灯光里有小雨滴在旋舞，夜色苦寒，雾气阴沉。 我在客厅里生起炉火，眼前出现了弗吉尼亚州的农田和阳光下逐渐成熟的番茄。我想象着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子坐在小货车燠热的驾驶座上，不知那时他的脑中是否充满了杀意。华德尔的沉思登在《里士满时报·快讯》上，我把剪报带去上班，加入他那份日渐增长的档案。但当天的事务让我分了心，于是他的沉思还留在我的皮夹里。我已经读了好几遍，也许我十分好奇：诗意和残忍竟然可以在同一颗心灵里并存。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处理账单，写圣诞卡，电视开着但调成了静音。像弗吉尼亚州的其他公民一样，每当有死刑犯的处决日期被排定，我都是从媒体上得知所有的消息：是否要进行上诉，或者州长有没有给予特赦。新闻会决定我接下来是上床睡觉，还是开车到城里的停尸间去。 将近十点时电话响了。我接起来，猜想可能是副手或者其他部属，他们跟我一样，今晚的行程都在未定之列。 “喂？”一个我不熟悉的男声说，“我想找凯·斯卡佩塔。呃，首席法医，斯卡佩塔医生。” “我就是。”我说。 “哦，很好。我是亨利哥郡的乔·特伦特警探，从电话簿里查到你的电话。抱歉打电话到你家里打扰你。”他听起来很紧张，“但我们碰到些情况，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 “出了什么问题？”我边问边神经紧绷地盯着电视，正在播广告。希望不要有什么现场需要我去处理。 “今晚稍早的时候，一名十三岁的白人男孩走出北区的一间便利店后被绑架。他头部中弹，也可能受到了某些性侵犯。” 心直往下沉，我伸手去拿纸和笔。“尸体在哪里？” “他在本郡帕特森大道上一家杂货店后面被人发现。我是说，他还没死，目前昏迷不醒，但天知道他能不能活下去。我明白这不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因为他还没死。但他身上有些伤口真的很怪，我从来没见过那种类型。我知道你见过很多不同的伤口，也许你知道这些伤口是怎么造成的，又是为了什么。” “形容给我听。”我说。 “有两个地方。一处在他的右大腿内侧，你知道，很靠近胯下的地方；另一处在他右边的肩膀上，一大块皮肉没有了——被切掉了，而且这些伤口边缘还有奇怪的割痕和刮痕。他现在在亨利哥医院。” “你们有没有找到被切掉的组织？”我的思绪飞掠过其他案件，寻找着类似之处。 “还没有。我们的人还在搜索，但攻击可能是发生在车里。” “谁的车？” “嫌疑人的。那孩子在杂货店的停车场被人发现，离他最后出现的那间便利店足足有三四英里远。他可能上了某个人的车，或许是被强迫的。” “你们有没有在医生治疗之前拍下伤口的照片？” “拍了，但医生还没做什么处理。因为被割掉的皮肤组织面积太大了，他们得做皮肤移植——完整的移植，他们是这么说的，如果这能给你一些概念的话。” 这给我的概念是，医生已经清除了他伤口的腐肉，给他静脉注射抗生素，准备做臀部皮肤移植。然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已经破坏了伤口周围的组织并加以缝合的话，就不会剩下多少东西让我看了。 “他们还没有缝合他的伤口？”我说。 “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你要我去看一下吗？” “太好了。”他如释重负地说，“你应该能很清楚地看到那些伤口。” “你想要我什么时候去？” “明天就行。” “好。几点？愈早愈好。” “八点整？我在急诊室门口等你。” “我会准时到。”我说。新闻主播正严肃地盯着我。我挂上电话，伸手拿遥控器调高音量。 “……尤金妮亚？请你告诉我们州长那里是否有消息。” 镜头转到弗吉尼亚州立监狱，两百年来全州最凶恶的罪犯都关在这市区边缘，詹姆士河边一段满是岩石的地带。举着标语的示威者以及热烈拥护死刑制度的人聚集在夜色中，在强力照明下脸色显得很难看。有些人正在大笑，令我心寒之至。一个年轻貌美、身着红色外套的记者填满了画面。 “如你所知，比尔，”她说，“昨天在诺林州长的办公室和州立监狱之间设立了一条专线，但目前仍然没有消息，这告诉我们，按传统来说，州长不打算干预的时候就会保持沉默。” “现在那里情况如何？目前为止还算平静吗？” “是的，比尔。我估计站在这里守夜的人有好几百个。当然，州立监狱几乎是空的。除了几十个人，其他的受刑人都被移送到格林斯威尔的新监狱去了。” 我关上电视，不一会儿便开车出门。我锁上车门，开着收音机。疲惫之感像麻醉药一样渗进体内，我觉得阴郁而麻木。我怕执行死刑，怕等着别人死，然后用解剖刀划开像自己的身体一样温暖的血肉。我是个有法律学位的医生，受过专业训练，知道什么让人生，什么让人死；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经验变成了导师，打击着我原本的理想主义和理性分析。一个惯用大脑的人被迫承认很多陈腔滥调其实所言不虚，是很令人气馁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消朗尼·乔·华德尔做过的事。 他被判死刑已达九年。案子的被害人不是我经手的，因为她遇害时我尚未接任弗吉尼亚的首席法医，也没有搬到里士满来。但我读过此案的记录，非常清楚案件里每一个残忍的细节。十年前的九月四日早上，在第八频道当新闻主播的罗比尼·纳史密斯打电话到电视台请病假。她出门去买感冒药，然后回家。隔天，她被人发现赤身裸体、伤痕累累地陈尸于客厅。尸体靠在电视机上。药柜上采到一枚染血的大拇指指纹，稍后查出是朗尼·乔·华德尔的。 我将车子开进停尸间后面的停车场，那里停着几辆车。我的副手费尔丁已经到了，还有行政人员本·史蒂文斯和停尸间的管理人苏珊·斯多瑞。隔间的门开着，屋里透出的灯光微弱地照在柏油地上，一名州政府大厦的警员坐在他惹人注目的车里抽烟。我停车的时候，他走了出来。 “隔间的门开着安全吗？”我问。他又高又瘦，满头白发。虽然我以前跟他交谈过很多次，但还是记不起他的名字。 “目前看起来没问题，斯卡佩塔医生。”他说着拉起厚重尼龙夹克的拉链，“这附近没看到想找麻烦的人。但等监狱的人一到我就把门关上，不让别人打开。” “好，只要你守在这里就行。” “会的，女士，这点你可以放心。我们会再派两名警察过来，以防出什么问题。我猜你也在报上看到了，有人联名向州长请愿。今天稍早的时候，我还听说有些远在加州的慈善人士在绝食抗议。” 我向空荡的停车场四周和中央街看了看。一辆车快速驶过，车轮在潮湿的路面上刷啦作响。雨雾中街灯一片朦胧。 “我才不干这种事，叫我为华德尔少喝杯咖啡都不可能。”警员用手圈住打火机，开始吞云吐雾，“想想他对那个叫纳史密斯的女孩做的事。我在电视上见过她。嗯，我对女人的喜好像对咖啡一样——又白又甜。但我得承认，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黑人女孩。” 我刚戒烟两个月，现在看到别人抽烟还是很难受。 “老天，差不多有十年了吧。”他继续说下去，“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引起多大的骚动。那是这里发生过的最糟的案子之一，让人以为是只大灰熊抓住了——” 我打断他的话：“你会随时把情况通知我们吧？” “是的，女士。他们会用无线电告诉我，我再跟你们说。”他回到了车上。 停尸间里的日光灯把走廊漂得苍白，除臭剂的味道重得令人生厌。我走过丧葬人员签收尸体的小办公室，然后是X光室，再后来是冷冻室——那其实是一间冷冻的大房间，有双层带轮推床和两扇钢制巨门。解剖室里灯火通明，不锈钢桌擦得锃亮。苏珊在磨一把长刀，费尔丁给那些装血的试管贴上标签。他们两个看来都和我一样，又疲倦又无精打采。 “本在楼上的图书室里看电视。”费尔丁对我说，“如果有什么新进展，他会告诉我们。” “这家伙得艾滋病的几率有多大？”苏珊讲起华德尔时，好像他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我说，“我们戴两层手套，采取像平常一样的防护措施。” “如果他得了，我希望他们会说一声。”她仍抓着这个话题不放，“你知道，他们只管把这些犯人送进来，对这类事情都马虎。我不认为他们会在乎犯人是不是hIV携带者，这反正不是他们的问题。验尸的人又不是他们，他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被针戳到。” 近来，苏珊对诸如辐射、化学物质、疾病等职业危险愈来愈疑神疑鬼。我不怪她，她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尽管外表不太看得出来。 我套上塑料围裙，回到更衣室去穿上绿色制服，用靴套罩住鞋子，拿出两包手套，然后检查放在三号桌旁的手术车。每样东西都标上了华德尔的名字、日期，还有验尸编号。如果诺林州长在最后一分钟插手，那么这些贴了标签的试管和纸箱都会作废。朗尼·华德尔的名字会从停尸间的记录上删去，他的验尸号码则会轮到下一个被送进来的人。 晚上十一点本·史蒂文斯下楼，对我们摇摇头。我们都抬头看着钟没说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那个警员手中握着对讲机走了进来。我终于想起来他姓兰金。 “他在十一点零五分被宣告死亡。”他说，“差不多十五分钟后到。” 救护车倒车进入隔间时发出哔哔的警告声，后车门一开，跳出来的警卫多得足以控制一场小型监狱暴动。其中四人将放着朗尼·华德尔尸体的担架拉出来，抬着走上坡道，直接进入停尸间。金属咔嗒作响，脚步来回移动，我们全都让出一条路。他们懒得将担架腿拉开，直接将担架放到铺着瓷砖的地板上推着走，像是装了轮子的雪橇，上面的乘客被绑住，覆盖着一条沾了血迹的床单。 “流鼻血。”我还没来得及问，一名警卫便主动提供了答案。 “谁流鼻血？”我问道，注意到他的手套上有血。 “华德尔先生。” “在救护车上？”我感到困惑，因为华德尔被送上救护车时应该已经没有血压了。 但那名警卫忙着别的事，没有回答我，只得等一会儿才能知道了。 我们把尸体移到放在磅秤上的带轮推床上。好几只手忙着解开带子、掀起床单。解剖室的门悄然关上，监狱警卫来得急，去得也快。 华德尔死了二十二分钟。我可以闻到他的汗水、脏兮兮的脚的味道，还有淡淡的皮肉烧焦昧。他的右裤管卷到膝盖上方，小腿的灼伤处裹着死后才包上去的干净纱布。他是个强壮有力的大块头，报纸称他是温和的巨人，长着一双有灵性的眼睛的“诗意朗尼”。然而，他曾经用我现在看到的这双大手、这粗壮的双肩和臂膀，夺去另一个人的生命。 我拉开固定住他浅蓝斜纹布衬衫的尼龙搭扣，一面脱他的衣物一面检查各个口袋。搜寻个人物品只是个形式，通常不会有什么发现。囚犯上电椅的时候是不准携带任何东西的，所以，当我在他牛仔裤的后口袋里找到一封信一样的东西时非常惊讶。信封完好，没有打开过，正面用粗黑的大写字体写着： “把信封和里面的东西复印一份，然后把原件和他的个人物品一起交上去。”我说着把信封交给费尔丁。 他将信封塞到夹在写字板上的验尸表格下，咕哝着说：“老天，他的块头比我还大。” “真难相信还有人块头会比你大。”苏珊对我的这位热衷健身的副手说。 “还好，他刚死没多久。”他加上一句，“否则我们可就得使出吃奶的力气了。” 肌肉纠结的人死去数小时之后，会变得像大理石雕像一样难以处理。华德尔还没有开始变硬，身体仍像生前那么柔软，仿佛只是睡着了。 要合我们三人之力才能把他搬到解剖台上，脸朝下。他重达二百五十九磅，双脚突出于桌外。我正在测量他腿上的灼伤痕迹时，通到隔间的对讲机响了。苏珊过去看是谁，不一会儿彼得·马里诺副队长走了进来，防水短外套的扣子没扣，衣带的一端拖在地上。 “他小腿肚上的灼伤痕迹是四乘一、零点二五乘二点二七五。”我对费尔丁口述，“表面干燥，收缩，起泡。” 马里诺点起一根烟。“那些人正在为他流血的事大惊小怪。”他说，看起来心神不宁。 “他的直肠温度是四十度。”苏珊把化学温度计拿出来，“时间是十一点四十九分。” “你知道他的脸上为什么有血吗？”马里诺问。 “有一名警卫说他流鼻血。”我回答，又加了一句，“我们得把他翻过身来。” “你有没有看到他左手臂内面的这个地方？”苏珊让我注意一处擦伤。 我在强光下用放大镜检查了一下。“我不知道，也许是绑他的带子造成的。” “他的右手臂上也有。” 我看了一下，马里诺则边抽烟边注视着我。我们把尸体翻过来，用东西垫在肩膀下。一股血从他的右鼻孔流了出来。他的头发和下巴都被剃成长短不齐的毛楂儿。我做了一道Y形切口。 “这里可能会有些擦伤。”苏珊看着舌头说。 “把它切下来。”我把温度计插进肝脏。 “老天。”马里诺屏住气说。 “现在？”苏珊的解剖刀摆好了位置。 “不是，先给他头上的灼伤拍照。我们需要测量那些伤痕，然后把舌头切下来。” “该死！”她抱怨道，“上次是谁最后用相机的？” “抱歉。”费尔丁说，“抽屉里没有底片了，我忘了。顺带一提，保持抽屉里有底片是你的工作。” “如果你肯告诉我抽屉里没底片的话，就会有所帮助。” “女人的直觉不是应该很强烈吗，没想到需要我告诉你。” “我把他头上的这些灼伤都量好了。”苏珊不理他的话，向我报告。 “好。” 苏珊念完测量出的数字，然后开始切舌头。 马里诺从桌旁退开。“老天，”他又说一遍，“这种事每回都让我受不了。” “肝脏温度是四十点五度。”我向费尔丁报告。 我抬头瞥了一眼时钟。华德尔已经死了一个小时，但并没有凉掉多少。他个子很大，而且电刑会使人体温度升高。我解剖过个子较小的男人，其头部温度有高达四十三度的。华德尔的右小腿至少就有这个温度，摸起来烫烫的，肌肉完全处于强直性痉挛状态。 “边缘有一点擦伤，不过没什么严重的。”苏珊向我指出。 “他有没有用力咬舌头，咬到足以流出那么多血的地步？”马里诺问道。 “没有。”我说。 “唔，他们已经在外面小题大做了。”他提高了声音，“也许你想知道。” 我停下动作，将解剖刀靠在桌边，突然想起了什么。“你是他的死刑证人。” “对，我跟你说过。” 每个人都看着他。 “外面有麻烦。”他说，“我不希望任何人单独离开这栋建筑。” “什么样的麻烦？”苏珊问。 “一群宗教狂热分子从今天早上起就在春街监狱晃来晃去。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华德尔流血的事，在救护车载走他的尸体后，就开始朝这个方向前进，像一群僵尸。” “他开始流血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费尔丁问他。 “哦，有。他们电了他两次。第一次他发出很大的嘶嘶声，好像电热器冒出蒸汽一样，然后血从他的罩脸布下流出来。他们说电椅可能有点失灵。” 苏珊启动斯特莱克电锯切割头骨，没人跟那嗡嗡的嘈杂声竞争，我继续检查器官。心脏很健康，冠状动脉的情况好极了。电锯停下来，我继续向费尔丁口述。 “测出重量了吗？”他说。 “心脏重五百四十克，左上叶到主动脉弓之间有一处黏连。甚至找到了四个甲状旁腺，如果你还没记下来的话。” “记下来了。” 我把胃放到切割板上。“几乎呈管状。” “你确定吗？”费尔丁靠过来看，“真怪，个头这么大的人一天至少需要四千卡路里。” “他没吃进这么多热量，至少最近没有。”我说，“他的胃里完全没有东西，千千净净。” “他没吃他的最后一餐？”马里诺问我。 “看起来不像吃过。” “死刑犯通常会吃吗？” “会，”我说，“通常会。” 我们在凌晨一点完成解剖，跟在殡仪馆工作人员后面走到隔间，灵车等在那里。我们走出建筑物，黑夜里闪动着红色和蓝色的灯光。无线电对讲机的静电干扰声在湿冷的空气中飘荡，车子引擎发出咆哮声，围绕着停车场的钢丝网护栏外是一圈火光。男女老少静静地站着，摇曳的烛火映着脸庞。 殡仪馆的人很快将华德尔的尸体推进灵车，关上车门。 有人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然后蜡烛突然像流星雨一般纷纷飞越过丝网护栏，掉落在地上。 “这些该死的神经病！”马里诺叫道。 烛芯燃出橙色的亮光，柏油路面上满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小小火焰。灵车匆忙开动，倒车出去。闪光灯一阵乱闪。我看到第八频道的新闻采访车沿着中央街的人行道行驶着。身穿制服的警员忙着踩熄蜡烛，朝护栏移动，命令所有人离开这个区域。 “我们不想让这里发生任何状况。”一位警官说，“除非你们当中有人想在拘留所过夜——” “屠夫。”一个女人尖叫道。 其他人也叫喊起来，伸手抓住钢丝网护栏摇动。马里诺连忙送我到车旁。 有规律的叫喊声很响，像是来自原始部落的吟诵。“屠夫，屠夫，屠夫……” 我紧张地摸索钥匙，钥匙串掉在地上，我一把抓起来，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那一把。 “我陪你回去。”马里诺说。 我将暖气开大，但身体暖不起来。我检查了两次，以确定车门上了锁。黑夜染上了一层超现实的色彩，亮着和暗着的窗户组成了奇怪的不对称图形，我的视线边缘有阴影移动。 我们在我家厨房里喝苏格兰威士忌，因为波本威士忌喝完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这种玩意儿。”马里诺粗鲁地说。 “吧台里有什么你就尽管倒。”我告诉他。 “我会咬牙熬过去的。” 我不太确定要怎样转移话题，而马里诺明显不打算让我好过。他的神经绷得很紧，脸色发红，一绺绺散落的灰发贴在潮湿而微秃的头上。 他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烟。 “你以前有没有当过电刑的证人？”我问。 “从来没有要当的强烈冲动。” “但这次是你自愿的，所以那冲动一定相当强烈了。” “我敢说，如果你在这东西里加些柠檬和苏打水，应该不会太坏。” “如果你想让我把好好的苏格兰威士忌给毁掉，我很乐意尽一点力。” 他把玻璃杯朝我推过来，我走向冰箱。“我有瓶装柠檬汁，可是没有柠檬。”我搜寻着架子。 “没关系。” 我在他的杯子里加迸几滴柠檬汁，然后倒了些气泡饮料。他浑然不觉，边啜饮那杯奇怪的混合物边说：“也许你忘了，罗比尼·纳史密斯遇害案是我的案子，我和桑尼·琼斯的案子。” “那时候我不在这里。” “哦，对。怪了，感觉你好像一辈子都待在这里似的，但你知道事情的经过，对吧？” 罗比尼·纳史密斯遇害时，我是戴德郡的副首席法医，我记得在报上读到过这个案子，在电视新闻里得知了案情的发展，后来又在一个全国性会议里看到关于此案的幻灯片简报。罗比尼·纳史密斯曾当选弗吉尼亚小姐，美艳动人，她有一副低沉的好嗓子，在镜头前妙语连珠，魅力十足，遇害时年仅二十七岁。 辩方声称朗尼·华德尔原本只打算偷东西，罗比尼从药店回家的时候不幸撞个正着。据说华德尔不看电视，在洗劫她家又对她施暴时并没有认出她，当然也不知道她有光明的前途。辩方表示，他当时嗑药嗑得太猛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陪审团驳回了华德尔“暂时陛精神失常”的抗辩，建议将他判处死刑。 “我知道，非逮住凶手不可，压力非常大。”我对马里诺说。 “他妈的大得不可思议。我们有那个很完整的隐藏指纹和咬痕，我们派了三个人从早到晚翻查陈年档案。我在那个该死的案子上花了多少时间简直算不清。然后我们逮到了这个王八蛋，因为他开着一辆牌照过期的车在北卡罗来纳州晃来晃去。”他顿了顿，眼神变得冷峻，然后说，“当然，那时候琼斯已经不在了。他没赶上看到华德尔恶有恶报，真是他妈的可惜。” “你把桑尼·琼斯的事怪到华德尔头上？”我问。 “嘿，你认为呢？” “他是你的好朋友。” “我们是重案组的同事，一起钓鱼、打保龄球。” “我知道他的死给你很大的打击。” “是啊，呃，那案子把他拖垮了。全天工作，既不睡觉也从不回家，这当然对他的婚姻毫无益处。他一直跟我说他受不了了，再后来他就什么也不说了，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决定把枪塞进嘴里。” “我很遗憾。”我温和地说，“但我不确定你是否应该把这件事怪到华德尔头上。” “对我来说，是有一笔账要算。” “那么你目睹他被处死之后，这笔账算清了吗？” 一开始马里诺没有回答。他瞪着厨房另一端，下巴紧缩。我看着他抽烟，喝干杯里的酒。 “我可以再来一杯吗？” “哦，有何不可。” 我站起来，又帮他弄了一杯，想着马里诺遭遇过的种种不公、不义和失落，使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在新泽西州一个很糟的地方熬过了贫困又无人疼爱的童年，自此始终对比他命好的人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不久前，他结婚三十年的妻子离开了他，似乎也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独子的任何事情。尽管他是个忠心执法、记录辉煌的优秀警察，但他体内却没有和上级愉快相处的基因。他的生命历程似乎已经把他放到了一条冷酷的道路上，我怕他到头来得到的并不是智慧或和平，而是报复。马里诺无时无刻不对某些人或某些事感到愤怒。 “医生，我问你，”回到桌边时，他对我说，“要是那些害死马克的混账东西被抓到了，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完全没料到他会有此一问，我不愿去想那些人。 “你难道不曾希望见到那些王八蛋被吊死？”他继续说，“不想自愿参加行刑队，好亲自扣下扳机？” 马克的死是因为有颗炸弹被装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的垃圾桶里，爆炸那一刻他正好路过。我极度震惊和哀伤，根本无心去想复仇。 “对我而言，想象惩罚一群恐怖分子是无益的行为。”我说。 马里诺狠狠地盯着我。“这就是你有名的狗屎答案之一。如果可能的话，不给钱你都会把那些人解剖，活生生地解剖，而且你会切割得很慢很慢。我告诉过你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吗？” 我伸手去拿酒。 “她父亲是医生，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大好人一个。”他说，“审判过后大约六个月，他得了癌症，两个月后就死了。罗比尼是独生女。她母亲搬到得州，出了车祸，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除了回忆之外一无所有。华德尔害死了罗比尼·纳史密斯全家人，他残害了每一条他碰上的生命。” 我想象着在农庄里长大的华德尔，他沉思中的景象在我脑海中浮现。我仿佛看见他坐在门廊的台阶上，大口咬着一颗带有阳光滋味的番茄。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秒想些什么，不知道他有没有祈祷。 马里诺捻熄一根烟，准备离开了。 “你认不认识亨利哥一个叫特伦特的警探？” “乔·特伦特以前在K-9待过，两个月前升任警佐，调任探员。他像个紧张兮兮的女人，不过人还不坏。” “他打电话跟我说一个男孩的事——” 他打断我的话：“艾迪·希斯？”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一个白人男孩，十三岁上下，我们在办这个案子。‘好运道’属于本市的范围。” “好运道？” “就是他最后一次出现的那家便利店，在北区的钱伯连大道旁边。特伦特找你做什么？”马里诺皱起眉头，“人家告诉他希斯没救了，所以来跟你提前预约？” “他要我去看看那些不寻常的伤口—有可能是被人故意切除的。” “老天，我真恨这种事情发生在小孩身上。”马里诺把椅子往后推，揉着太阳穴，“该死的，每次解决掉一个烂货，就会冒出另一个来代替。” 马里诺离开后，我疲惫地坐在客厅的壁炉旁看着燃烧的煤炭忽明忽灭。我心中涌起一股遭到重创般难以平抚的悲伤，而无力将它挥去。马克的死在我的灵魂上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我完全没料到我的生活和我对他的爱会有这么紧密的联系。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飞往伦敦的那天，在去杜尔斯机场之前，我们抽出短短的时间一起吃午饭。关于那最后的一个小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两个都不时地看表，天空中逐渐乌云密布，然后雨点溅在座位旁的窗子上。他下巴有一道刮胡子时不小心割破的小伤口，后来每当我回忆起他，总会看见那道小伤口，并莫名地因之崩溃。 他死在二月，那时海湾战争已接近尾声。我下定决心要远离伤痛，于是卖掉房子搬到新的地方。结果，我只是把自己连根拔起，却没有真正向前迈进，而曾经抚慰我的那些熟悉的植物和邻居也都没有了。重新装潢新家或者设计院子都使我备感压力。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自己转移注意力，结果却适得其反。我可以想象马克对着我使劲摇头。 “一个这么讲逻辑的人，居然……”他会微笑着说。 “那你又会怎么做呢？”有些失眠的夜晚，我在脑海里对他说，“如果还活着的人是你而不是我，你又会怎么做？” 我回厨房把杯子冲洗干净，到书房去听答录机上有什么留言。有几个记者打过电话，还有我母亲和我外甥女露西，另外三个没有留言就挂断了。 我很想申请一个不用列入电话簿的号码，但不可能。警方、检察官，还有全州四百多名派任的法医都有正当理由需要在下班后找到我。为了弥补我失去的隐私权，我用答录机来过滤电话，如果有人留下威胁或猥亵的留言，可以借由来电显示的功能加以追踪。 我按着号码显示器上的回转钮，一一检查在那窄小屏幕上出现的号码。找到那三个没有留言的电话时，我感觉困惑又疑虑。这个号码已经莫名其妙地开始变得熟悉，近来每星期会在我的显示器上出现好几次，对方总是不说话就挂断。我曾试过回拨，想看看接电话的是什么人，但只听到像是传真机或电脑调制解调器发出的尖锐声音。不管什么原因，今晚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这个人或这台机器拨了三次我的号码，那时我正在停尸间等待华德尔的尸体。这没有道理。电脑语音推销电话不应该这么晚了还如此频繁，而如果某台调制解调器想连上另一台却一直在拨我的电话，到现在也该有人意识到是他的电脑拨错号码了吧。 离清晨只剩几个小时，我睡睡醒醒。屋里每一个细微的声响都让我心跳加速。防盗警报器安装在床对面，控制面板上的红灯闪烁着不祥的光芒，每当我翻身或拉扯被子时，解除了设定的侦测器便静静地用闪动的红眼睛注视着我。我做了许多怪梦。五点半我打开台灯，起身穿衣服。 我开车到办公室的时候，天还是黑的，路上几乎没有车。隔间后面的停车场空无一人，地上散落着几十根小蜡烛，让人想起摩拉维亚的爱筵或者其他的宗教庆典。但这些蜡烛是用来表达抗议的，几个小时前还被当作武器。我上楼弄咖啡，开始翻看费尔丁留下来的文件，我很好奇在华德尔裤子口袋里发现的信封到底装着什么—也许是一首诗、另一篇沉思，或者是一封牧师写给他的信。 然而，我发现华德尔认为是“极度机密”而且想要与其一起被埋葬的东西，原来是几张收银机的收据，这真令人费解。其中五张是收费站的，另外三张是餐厅的，包括一顿两星期前在修尼餐厅里点的炸鸡晚餐。 <hr /> 注释： 第二章 要不是留着胡子、发际线日退的金发又已发白，乔·特伦特警探看起来应该挺年轻的。他又瘦又高，崭新的防水外套腰带系得紧紧的，鞋子擦得光可鉴人。我们在亨利哥医院急诊室前的人行道上握手，自我介绍。他紧张地眨着眼，看得出来艾迪·希斯的案子令他很不好受。 “你不介意我们在这里谈一会儿吧？”他说，呼出的气像一阵白雾，“比较隐秘。” 我边发抖边把双肘紧靠身侧，这时，离我们所站位置不远处，一架医用直升机从草坡上的升降区起飞，噪音震耳欲聋。月亮像一弯冰屑融化在深蓝灰的天空中，停车场里的车被刺骨的冬雨和路上撒的盐弄得脏兮兮的。这是一个黯淡无色的早晨，寒风凛冽有如掌掴，而来此的原因使我对这一切格外敏感。就算气温突然上升四度，艳阳高照，我也不认为自己会觉得温暖。 “真的很糟糕，斯卡佩塔医生，”他眨着眼，“我想你会同意：我们最好不要让外界得知细节。” “关于这个孩子，你能告诉我什么？”我问。 “我和他父母以及其他几个认识他的人谈过了。就我掌握的东西来看，艾迪·希斯是个普通的正常孩子一喜欢运动，偶尔送报打工，从来没给警察找过麻烦。他父亲在电话公司做事，母亲是裁缝。昨天晚上，希斯太太做晚餐时需要一罐奶油蘑菇汤，叫艾迪到好运道便利店去买。” “那家店离他们家多远？”我问。 “两条街，而且艾迪去过不少次了，柜台的职员都知道他的名字。” “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几点？” “下午五点三十分左右。他在店里待了几分钟就离开了。” “那时天已经黑了。”我说。 “是的。”特伦特盯着飞走的直升机，那远看像是一只白色蜻蜓，发出模糊的声音穿越云层。“大约八点三十分，一名巡逻警员沿着帕特森大道的建筑物后方巡逻，看到这个孩子靠在垃圾车旁坐着。” “有照片吗？” “没有，医生。警员发现那男孩还活着，第一要务就是请求救援。我们没有照片，但是那名警员能相当详细地把观察到的景象描述出来。男孩光着身子，背靠垃圾车，腿向前伸直，双臂在身体两侧，头低垂着。他的衣服算挺整齐地堆在人行道上，旁边有个袋子，里面装着奶油蘑菇汤罐头和士力架巧克力棒，气温只有零下四度。我们推断他留在那里的时间可能从几分钟到半个小时。” 一辆救护车在附近停下。车门砰地关上，救护人员迅速放下担架，发出一阵金属刮擦声。他们将一名老人推进打开的玻璃门。我们跟在后面，沉默不语地走过一条明亮的、消过毒的走廊，走廊里满是医疗人员，病人们则被把他们送到这里来的不幸弄得呆若木鸡。我们搭电梯上三楼，我不知有哪些蛛丝马迹已经被刷洗掉，扔进垃圾桶。 “他的衣服呢？有没有找到子弹？”电梯门开的时候，我问特伦特。 “衣服在我车里，我今天下午把它们和他的个人物品送到化验室去。子弹还在他脑袋里，他们还没进行到那里。我非常希望他们好好擦过他了。” 小儿科的加护病房在一条洁净的走道尽头，两扇木门对开，门上的玻璃贴着友善的纸恐龙。病房天蓝色的墙上漆着彩虹，病床上方悬吊着动物玩具，八间病房以护理站为中心排成半圆形。三个年轻女子在监视器后工作着，其中一个在键盘上打字，另一个在打电话。特伦特解释了我们的来意之后，一个穿着红色灯芯绒工作服和套头毛衣的苗条棕发女子表示自己是护士长。 “主治医师还没有来。”她道歉。 “我们只需要看看艾迪的伤口，不会花多少时间的。”特伦特说，“他的家人还在里面？” “他们一整夜都陪着他。” 我们跟着她走过柔和的人工灯光，走过仪器推车和绿色的氧气筒，在正常世界中这些东西根本不会放在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房间外。我们走到艾迪的病房前，护士进去把门掩上。 “只要几分钟就好了。”我听到她对希斯夫妇说，“我们做一下检查。” “这次是什么专家？”父亲的声音在颤抖。 “是一位很了解各种伤口的医生，她就像警察部门的外科医生。”护士很委婉地说明我的法医身份，或更糟的讲法——验尸官。 停顿了一下，父亲静静地说：“哦，是为了搜集证据。” “是的。要不要喝点咖啡或吃点东西？” 艾迪·希斯的父母从病房内走出来，两个人都相当胖，因为一整夜和衣而眠，他们的衣服皱得很厉害，脸上呈现出的是无辜单纯的人得知世界就要毁灭时的迷茫。他们疲倦地瞥了我们一眼。我真希望自己能说些什么改变这一切，或至少让情况好转一点点。而安慰的话只哽在了我的喉头，这对夫妇慢慢地走开了。 艾迪·希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头上缠着绷带，呼吸器将空气送进他的肺里，药液流进他的静脉。他乳白色的皮肤光滑无毛，薄薄的眼皮在黯淡的灯光下看来有点发青。我从他浅赤金色的眉毛推测着他的发色。他尚未脱离青春期之前柔弱的阶段，这个年龄的男孩有着丰润的嘴唇，生得漂亮，唱起歌来比女孩还要甜美。他手臂纤细，盖在被单下的身体小小的，能显示出他那正在逐渐发育的性别特征的，只有那双静静放在床上的手，上面插着静脉注射管，而且大得不成比例。他看起来不像十三岁。 “她需要看一看他肩膀和腿上的那两个伤口。”特伦特低声对护士说。 她拿出两包手套，一包给自己、一包给我，我们把手套戴上。男孩在被单下是赤裸的，皮肤皱褶处和指甲都很脏。如果病人情况不稳定，不能替他们彻底清洗。 护士移除伤口上半干不湿的包扎，特伦特紧张起来。“老天。”他屏着气说，“看起来比昨天晚上还要糟糕。老天啊。”他摇摇头退后一步。 如果跟我说这孩子遭到了鲨鱼攻击，我可能也会相信一若不是伤口边缘这么整齐。这样的伤口很明显是由尖锐、直线型的用具造成的，例如刀子或剃刀。他的右肩和右大腿内侧分别被割掉了差不多有护肘那么大块的肉。我打开医务袋拿出一把尺子来测量伤口，但没有碰触到它们，然后拍照。 “看到边缘那些割痕和刮痕了吗？”特伦特说道，“我说的就是那个，好像那人在皮肤上割出了某种图案，然后把肉整个儿切下来。” “肛门是否有裂伤？”我问护士。 “我替他量肛温的时候没看到任何裂伤，替他插管时也没发现他的嘴巴或喉咙有什么异常。我也检查过旧的骨折和淤伤。” “文身呢？” “文身？”她好像从来没见过文身一样。 “文身、胎记、疤痕，任何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随皮肉一起被割除的东西。” “我不知道。”护士犹豫地说。 “我去问他的父母。”特伦特擦去额上的汗。 “他们可能到医院餐厅去了。” “我去找他们。”他边说边走出去。 “医生怎么说？”我问护士。 “他的情况很危急，没有反应。”她不带感情地陈述了这个明显的事实。 “我可不可以看看子弹是从哪里射进去的？”我问。 她松开包在他头上的绷带，把纱布往上推，让我看那个周围有焦痕的小黑洞。伤口穿透右太阳穴，略偏前侧。 “穿过额叶？”我问。 “是的。” “做过血管造影了吗？” “因为肿胀，脑部的血液循环受阻。没有脑波活动，我们从他耳朵灌冷水的时候也没有热量活动，没有引起任何脑电位。” 她站在床的另一侧，戴着手套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面无表情地继续叙述他们做过的其他检验，以及用哪些方式降低颅内压。我自己也在急诊室和加护病房待过很久，清楚地知道，面对一直不曾清醒过的病人时，比较容易不带感情。艾迪·希斯永远不会醒过来了，他的大脑皮质已经毁损，那些使他成为人，让他有思想、有感觉的东西已经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剩下的只是生命机能，是脑干。他只是一个有呼吸、有心跳的身体，目前由机器维持着生命。 我开始寻找抵抗时留下的伤痕。我专心地避免碰到他身上那堆管线，因此没有意识到我握着他的手，直到他捏了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这种反射动作在脑死亡的病人身上并不罕见，就像小婴儿抓住你的手指一样，是一种丝毫无关思想的反射动作。我轻轻地放开他的手，深吸一口气，等待心痛的感觉退去。 “找到什么了吗？”护士问。 “有这么多管线，很难看仔细。”我说。 她重新包扎好伤口，把被单拉到他的下巴。我脱下手套丢进垃圾桶。这时，特伦特警探回来了，眼中带着些许情绪失控的神色。 “没有文身，”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仿佛是狂奔到餐厅再冲回来的，“也没有胎记或疤痕。” 过了不久，我们朝停车场走去。阳光时隐时现，风中飞舞着细小的雪花。我迎风眯起眼睛，盯着森林大道上的繁忙车流。有些车上装饰着圣诞花束。 “我想你最好对他的死做好心理准备。”我说。 “要是我早知道这一点，就不会麻烦你多跑这一趟了。该死的，天气真冷。” “你叫我来是对的，否则再过几天他的伤口就会变样了。” “他们说整个十二月天气都会这样，冷得要命，下一大堆雪。”他低头瞪着路面，“你有小孩吗？” “我有个外甥女。”我说。 “我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十三岁。” 我拿出钥匙串。“我的车在这边。” 特伦特点点头，跟在我后面。他一言不发地注视着我打开灰色奔驰的门。在我坐进去扣上安全带时，车内的皮椅与配备被他尽收眼底。他把这辆车看了又看，仿佛在打量一个大美女。 “那些被切掉的皮肉呢？”他问，“你有没有见过类似的情况？” “这个罪犯可能有吃人肉的倾向。”我说。 我回到办公室，查看信箱，签了一叠检验报告，倒了一杯咖啡壶底剩下的沥青状液体，没有跟任何人交谈。我在办公桌后坐下的时候，罗丝静悄悄地出现了，要不是她在我桌上放下一张剪报，恐怕我要好一会儿才会发现她的到来。记事本上已经叠了好几张。 “你看起来很累，”她说，“今天早上几点来的？我到的时候发现咖啡已经煮好，你也出门了。” “亨利哥那里有个很惨的案子，”我说，“那男孩大概会被送到这里来。” “艾迪·希斯。” “是的。”我困惑地说，“你怎么知道？” “报纸上登的。”罗丝回答。我注意到她换了一副新眼镜，让她那张贵族般的脸看起来不那么高傲。 “我喜欢你的眼镜，”我说，“比原来架在你鼻头的那副老古董要好多了。报上怎么说？” “没说多少。只说他身受枪伤，在帕特森大道被人发现。如果我的孩子现在还小，我绝对不会让他去送报。” “艾迪·希斯不是在送报时遭到袭击的。” “那不重要，反正我不会答应，这年头治安太差了。”她一只手指搭在鼻侧，“费尔丁在楼上解剖，苏珊出门去了，送几个大脑到弗吉尼亚医学中心征询意见。除此之外，你不在的时候没发生什么事，除了电脑出了点故障。” “还没修好吗？” “玛格丽特正在努力，应该快修好了。”罗丝说。 “好，修好之后，我需要她帮我查份东西。检索的关键词包括切割、肢体残损；食人、咬痕，或许可以再做一个关于切除、皮肤、肌肉这些词的自由检索——这些字词的各种组合。也可以试试分尸，不过我们要找的应该不是这个。” “在州内的哪些区域，什么时间？”罗丝做着笔记。 “全州，过去五年之内。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关于儿童的案子，但不要只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叫她也查查创伤记录中心有些什么。我上个月开会时跟他们的主任谈过，他似乎很乐意与我们分享资料。” “你的意思是说，也要查活下来的受害者？” “如果可以的话，罗丝。我们什么都查，看看能否查出与艾迪·希斯相似的案子。” “我现在就去告诉玛格丽特，看看她弄好了没有。”我的秘书边说边走出去。 我开始翻看她从各种早报剪下来的报道。果然，人们对于朗尼·华德尔“眼睛、鼻子、嘴巴都流出血来”的传言大做文章。国际人权组织声称，这次行刑的不人道程度不亚于任何凶杀案。一个人权团体的发言人表示电椅“可能失灵，使华德尔遭受极大的痛苦”，并与佛罗里达首次采用合成海绵垫，导致受刑者头发燃烧的那次行刑相提并论。 我把这些剪报夹进华德尔的档案，猜想他的律师尼古拉斯·古鲁曼这次又会变出什么狠戏法。我们虽然很少碰上，但已经有了可以预测的模式。我简直相信，他真正的意图是要质疑我的专业能力，让我自觉愚笨。但最令我烦扰的是，古鲁曼一副完全不记得我曾在乔治城当过他学生的样子。拜他所赐，我鄙视自己在法学院第一年的成绩：拿到我生平唯一的一个B，而且错过了《法律评论》。我到死都不会忘记尼古拉斯·古鲁曼，而他似乎也不该忘了我。 我在星期四接到他的电话，距我得知艾迪·希斯死亡的消息没多久。 “凯·斯卡佩塔？”古鲁曼的声音从线路那头传来。 “我是。”我闭上隐隐闷痛的眼睛，知道一场剧烈头痛正在迅速发展中。 “我是尼古拉斯·古鲁曼。我看了华德尔先生的初步解剖报告，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你。” 我什么也没说。 “我说的是朗尼·乔·华德尔。” “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 “就从他这个所谓的‘几乎呈管状的胃’开始好了。形容得还真有意思，不知道这是你的黑话还是个真正的医学名词？如果我推论华德尔先生生前不肯吃东西，应该没错吧？” “我不能说他一点东西都没吃。但他的胃的确萎缩了，又空又干净。” “或许有人向你报告过，说他可能在绝食抗议？” “没人向我报告过这种事。”我抬眼瞥了一下时钟，眼前闪过一阵刺痛。我的阿司匹林吃完了，鼻充血缓和剂又放在家里。 我听见翻动书页的声音。 “这上面说，你在他的手臂上发现擦伤，左右两边的上臂内面都有。”古鲁曼说。 “没错。” “这个内面到底又是什么？” “手臂内侧，在肘前窝上方。” 一阵停顿。“肘前窝。”他惊奇地说，“嗯，让我看看。现在我把手掌朝上，正看着手肘内侧。事实上该说是手臂弯曲的地方。这样说准确吧？内面就是手臂弯曲的这一侧，所以，肘前窝就是手臂弯曲的地方？” “是的，没错。” “嗯，嗯，非常好。那么你认为华德尔先生手臂内面这些伤痕是怎么造成的？” “可能是带子。”我烦躁地说。 “带子？” “是的，就是电椅上用来捆绑犯人的皮带。” “你说可能——可能是带子？意思是你不能肯定吗，斯卡佩塔医生？” “人生中很少有什么事是可以肯定的，古鲁曼先生。” “意思是说那些擦伤是别的东西造成的，这也很合理啰？比方说人？比方说人手抓握留下来的痕迹？” “我看到的那些擦伤和人手所造成的伤痕并不一致。”我说。 “那它们和电椅上的皮带造成的伤痕一致吗？” “我的看法是一致。” “你的看法，斯卡佩塔医生？” “我又没有检查过电椅。”我尖锐地说。 他停了很久没说话，尼古拉斯·古鲁曼在课堂上的这招很有名，更加突显学生的无能之处。我仿佛看到他巍然站在我面前，面无表情，双手背在身后，墙上时钟的滴答声格外响亮。有一次我在他这沉默的注视之下熬了两分钟还要多，装作对他视而不见，拼命扫视着面前的资料簿。现在，二十多年后，坐在这张厚重核桃木书桌后的我已经是中年首席法医，得过的头衔和证书多到可以拿来糊墙，但我仍感到脸颊开始发烫，重新忆起昔日的那种羞辱和愤怒。 古鲁曼说了一声“再见”，突兀地结束这次通话，这时苏珊走进办公室。 “艾迪·希斯的尸体送来了。”她的手术外套是干净的，后面没系起来，脸上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他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吗？” “不，”我说，“他不能等。” 男孩在冰冷的钢桌上比在病床明亮的床单中显得更小。这个房间里没有彩虹，墙壁和窗户上也没装饰着恐龙或色彩来逗孩子开心。艾迪·希斯赤身裸体地被送进来，静脉注射的针头、导管、伤口上的包扎都还在。这些东西悲哀地提醒着旁观者，是什么维系着他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又是什么将其截断了，就像孤零零在空中飘荡的气球底下垂着的那条线。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来记录各处伤口和治疗留下的痕迹，苏珊则负责拍照及接电话。 我们锁住了解剖室的门，可以听见门外人们走出电梯、在迅速黑下来的天色里回家的声音。通往隔间的对讲机响了两次，是殡仪馆的人来送达或领走尸体。艾迪肩膀和大腿上的伤口干了，呈发亮的暗红色。 “天啊。”苏珊瞪着伤口说，“天啊，是谁会做出这种事？看旁边，还有那么多小的割痕。看起来像是有人纵横交叉地切了好几刀，把那一整块皮都割掉。”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你想，是不是有人在他身上刻出了某种图形？” “我想是有人想去除某种东西。结果没能成功，所以把整块皮都割掉了。” “去除什么？” “反正不是他身上原来就有的东西。”我说，“他那两个地方没有文身、胎记或疤痕。如果不是原来就有，那么也许是后来才加上去的某种东西。凶手必须除掉它以免成为证据。” “像咬痕之类的东西。” “对。”我说。 尸体尚未完全僵硬，犹有余温，我开始用棉花棒沾拭所有擦身布可能遗漏的部位。我检查腋窝、臀部的褶痕、耳后和耳内。我把指甲剪到干净的白色信封里，并在毛发问寻找纤维和其他碎屑。 苏珊一直瞥着我，我感觉到她十分紧张。最后她问：“你在找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干掉的精液，比如说。”我说。 “在腋窝找？” “腋窝，皮肤上的任何皱褶处，任何开口处，任何地方。” “通常不会在这些地方找的。” “通常我也不会想找斑马。” “找什么？” “这是我们在医学院里说的一句老话。如果听到马蹄声，就找马。但在这样的案子里，我们要找的是斑马。”我说。 我拿着放大镜开始一点点地检查艾迪的尸体。检查到手腕的时候，我将他的双手翻来覆去地慢慢翻看，研究了很久，久到连苏珊都停下了她手中的事情。我对照写字板上的图形，把每一处治疗痕迹与我画下来的那些比对。 “他的那些图表呢？”我环顾四周。 “在这里。”苏珊从柜顶上拿下那叠文件。 我翻查着各式图表，将焦点放在急诊室的记录和救援小组填写的报告上。没有任何内容指出艾迪·希斯的手被绑过。我试着回想特伦特警探描述的男孩被发现时的情景。特伦特不是说艾迪的手放在身体两侧吗？ “找到了什么吗？”苏珊终于问道。 “要透过放大镜才看得到。这里，他双手手腕的内侧，还有左手这4里，在腕骨左边。你看到那黏黏的残留物了吗？黏胶的痕迹？看起来像一抹抹灰灰的泥。” “勉强看得见，上面好像还粘了些纤维。”苏珊挤到我肩旁，边盯着放大镜边惊奇地说道。 “而且这里的皮肤很光滑，”我接着指出，“这一带的体毛比这里，还有这里都少。” “因为胶带撕下来的时候，毛也会跟着被拔掉。” “一点也不错。我们采集一些手腕上的体毛做样本。黏胶和纤维可以跟原来的胶带比对——如果能找到胶带的话。如果用来绑他的胶带找到了，就可以比对追踪回来的那卷胶带。” “我不懂。”她直起身来看着我，“他的静脉注射管线就是用胶带固定住的。这里不是这样留下的吗？” “他手腕上这些地方没有治疗后留下来的针孔。”我对她说，“而且你也看到了他被送进来时身上贴着什么，那并不能解释这个黏胶一样的东西。” “的确。” “我们拍些照片，然后把这个黏胶残留物收集起来送到痕迹组去，看看他们能找出什么。” “他被丢在户外的垃圾车旁，看样子痕迹组有得头疼了。” “不一定，要看他手腕上的这些残留物有没有碰到地面。”我用解剖刀轻轻刮下那些残留物。 “他们没有用吸尘器彻底搜过那里吧？” “嗯，我想一定没有。但如果我们有礼貌地拜托他们，应该可以让他们用扫把扫一扫，反正试试也无妨。” “他的脚踝看起来没问题。”苏珊在桌子的那一头说，“看不到任何黏胶或者体毛被撕掉的地方。没有伤痕。看起来他的脚踝没有被绑，只有手腕。” 受害者被绑紧而皮肤上却没留下痕迹的案子，我只碰到过寥寥数件。显然，用来捆绑的胶带是直接贴在艾迪皮肤上的。绑久了愈来愈不舒服，血液也不流通了，他应该会动来动去，并扭动他的手。但他没有反抗，没有拉扯挣扎，没有扭动，也没有试图脱身。 我想到他外套肩膀上的血滴以及衣领上的煤灰和血点。我再次检查他的嘴巴、他的舌头，翻阅着他的图表记录。即使他的嘴巴曾被塞住，现在也看不出任何迹象，没有擦伤或淤血，也没有胶带的痕迹。我想象他在酷寒中赤身裸体地被放在垃圾车边，一旁堆放着他的衣物，没有叠得一丝不苟，也没有丢得乱七八糟，而是——就我听到的描述——轻松随意地堆着。我试着感受这桩犯罪内含的情绪，却感觉不出有愤怒、恐慌或者惧怕的成分。 “他是先被射杀的，对不对？”苏珊的眼神变得警觉，像你在荒凉黑暗的街上经过的陌生人，“不管是谁干的，都是先射了他一枪，然后才把他的手腕绑起来。” “我也是这么想。” “可是这样太怪异了。”她说，“一个头上中了一枪的人根本不需要绑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有些什么样的幻想。”鼻窦性头痛发作了，我就像座被攻陷的围城。我双眼泪水汪汪，头胀痛得厉害。 苏珊把斯特莱克电锯卷起的电线拉开，插上插头。她给解剖刀装上新的刀刃，检查手术推车上的刀，又走进X光室，拿回艾迪的X光片放在灯箱上。她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然后做了一件她以前从没做过的事。她狠狠撞上刚整理过的手术推车，把两瓶一夸脱装的福尔马林撞翻，摔碎在地上。 “有没有溅到你脸上？”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向更衣室。 “我想没有，没有。哦，天啊，我的脚上和腿上都有，手臂上也是。” “你确定没有弄到眼睛或嘴巴里？”我帮她脱下手术衣。 “我确定。” 我冲进淋浴间把水打开，她则几乎是撕扯着把衣服脱光。 我让她站在那微温的水柱下冲了很久，自己则戴上面罩、护目镜以及橡胶厚手套。我用州政府提供的用来对付这类生化紧急状况的福尔马林中和衬垫，把那些有害的化学药品吸干净，扫起玻璃碎片，把所有受到污染的东西装在双层塑料袋里绑起来。然后我用水管冲洗地板，自己也去冲了澡，再换上新的手术衣。苏珊终于从淋浴间里走出来，浑身冲洗得发红，神情有些害怕。 “斯卡佩塔医生，我实在很抱歉。”她说。 “我只关心你有没有事，你还好吗？” “我觉得很虚弱，头有点晕，还是会闻到那股烟雾的味道。” “我会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我说，“你先回家吧。” “我想先休息一下，最好上楼去。” 我的实验袍垂挂在椅背上。“拿去。”我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递给她，“你可以躺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要是头一直晕或愈来愈不舒服，就马上用对讲机通知我。” 约一小时后她重新出现，身上大衣的扣子一路扣到下巴处。 “你感觉怎么样？”我边缝合Y形切口边问。 “有点发抖，但是还好。” 她沉默地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说：“我在楼上想到一件事。我想，在这个案子中我不应该被列为证人。” 我惊讶地抬起头瞥了她一眼。在正式报告上，验尸时在场的人都得列为证人，这是例行公事。苏珊的要求并无什么重大关系，但是很不寻常。 “我没有参与验尸。”她继续说，“我的意思是，我协助做外部检查，但你解剖的时候我并不在场。而且我知道这会是一个大案子——如果他们抓得到人、上得了法庭。所以我想，我还是不要列为证人比较好，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其实并不在场。” “好。”我说，“我无所谓。” 她把我的钥匙放在柜台上，然后离开了。 大约一小时之后，我开车驶近一个收费站时放慢速度，用车上的电话打给马里诺。他在家。 “你认识春街监狱的典狱长吗？” “弗兰克·唐纳修。你在哪里？” “在车上。” “我就知道。全州大概有一半卡车司机都在民用波段上听我们讲话。” “他们听不到什么。” “我听说那孩子的事了。”他说，“你弄完了？” “嗯，我到家再打给你。还请你帮个忙，我需要立刻到监狱去查看一些东西。” “查看监狱的问题就是，那会让人回头看。” “所以我要你跟我一起去。”我说。 即使以前我在受那位教授督导的两个悲惨的学期里一无所获，但至少学会了要事先做好准备。因此星期六下午我和马里诺到州立监狱去。天空灰蒙蒙的，狂风扫刮着街道树，整个宇宙都在一片冰冷的骚乱之中，正如我那时的心情。 “我个人认为，”在开车前往监狱的路上，马里诺对我说，“你是被古鲁曼弄得团团转。” “才没有。” “那为什么每当有人被处死而他又插手的时候，你就一副团团转的样子？” “要是你，又会怎样应付这个状况？” 他按下车里的点烟器。“就跟你一样。我会去看一眼那该死的死囚室和电椅，把每样东西都记录下来，然后告诉他，说他一派胡言。或者采取更好的做法：告诉媒体他一派胡言。” 在这天的早报上，古鲁曼说华德尔死前没有得到充足的营养，而且他身上有我无法解释清楚的淤血痕迹。 “话说回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里诺继续说，“你读法学院的时候，他就在替那些神经病辩护吗？” “没有。几年前他接掌乔治城的刑法咨询中心，从那时起他才开始接死刑案件，为大众服务。” “这家伙一定是哪根筋有问题。” “他非常反对死刑，而且有本事把他客户的案子统统变得家喻户晓，尤其是华德尔。” “哇，圣人尼可，人渣的守护神。可真美好啊。”马里诺说，“你何不寄几张艾迪·希斯的彩色照片给他，问他要不要跟那男孩的家人谈一谈，看他对犯下那种罪的猪猡又作何感想？” “没有什么改变得了古鲁曼的意见。” “他有小孩吗？老婆呢？任何他关心的人？” “那也不会有差别的，马里诺。艾迪的案子没有新进展吧？” “没有，亨利哥那边也没有。我们拿到了他的衣服和一颗点二二的子弹。也许化验室检查你交过去的东西时会走运。” “VICAP呢？”我问。VICAP指的是联邦调查局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这一地区的小组成员包括马里诺和联邦调查局的罪犯人格分析专家本顿·韦斯利。 “特伦特在填那些表格，这两天就会寄出去。”马里诺说，“昨晚我也跟本顿提了这件案子。” “艾迪是那种会上陌生人车的孩子吗？” “根据他父母的说法，不是。罪犯要不是突然发动闪电攻势，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博取那孩子的信任，才把他抓上车。” “他有兄弟姐妹吗？”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比他大十几岁。我想艾迪是意外冒出来的。”马里诺说，这时监狱已经出现在视野里。 多年来疏于整修，这栋建筑物的灰泥外墙变成了派普多·比斯莫牌胃乳似的粉红色。黑糊糊的窗户上覆盖着的厚厚塑料也被风吹得残破不堪。我们从贝美德瑞路出口驶下公路，左转开上春街，这条破破烂烂的马路连接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过了监狱之后，这条路继续延伸了几个街区，终止在甘伯斯丘前，在那里，乙烷基总公司的白色砖造建筑坐落在一片绿茵坡地上，像一只栖息在垃圾掩埋场旁的大白苍鹭。 我们将车停好，下车，先前的细雨绵绵已经变成雨雪纷纷。我跟在马里诺后面，经过一辆垃圾车，来到通往送货人口的斜坡。那里蹲着几只猫，它们轻松随意的神态中仍保持着野生动物的警觉。大门是单扇玻璃门，我们走进那应该算是大厅的地方，就置身于铁栏杆后面了。没有椅子，空气冰冷而不流通。右边是只开着一扇小窗的传达中心，一个穿着警卫制服的壮硕女人慢条斯理地打开窗子。 “有何贵干？” 马里诺出示警徽，简洁地说明我们和弗兰克·唐纳修典狱长有约。她叫我们等一下，窗户又关上了。 “那位是‘蛮子’海伦。”马里诺对我说，“我到这里来都不知道多少次了，她总是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不过话说回来，我不是她喜欢的那一型。待会儿你就会跟她更‘亲近’了。” 铁栏杆后面是一条铺着黄褐色地砖和空心砖的昏暗走廊，两边的小办公室看起来就像笼子。后面紧邻着的是牢房区，一排排漆成公共机构里常见的那种绿色，上面布满锈迹。牢房是空的。 “剩下的受刑人什么时候会移监？”我问道。 “这个星期之内。” “还有些什么人在这里？” “一些正牌的弗吉尼亚绅士，必须隔离的神经病。他们都用铁链和床锁在一起，在那个方向的C区牢房里。”他向西一指，“我们不会经过那里，不用紧张，我不会害你。那些浑蛋有的好多年没见过女人了——蛮子海伦不算数。” 一个身高体壮、穿着监狱人员蓝色制服的年轻男子出现在走廊尽头，朝我们走过来，隔着栏杆看着我们。他有张英俊但严峻的脸，下巴线条刚硬，灰色的眼睛很冷淡，红棕色的胡子遮住了可能会流露出残忍的上唇。 马里诺介绍了我们的身份，说：“我们是来看电椅的。” “嗯，我姓罗伯兹，是来带你们参观皇宫的。”他开启沉重的门，钥匙当啷地撞击着铁栏杆，“唐纳修今天请病假。”门在我们身后砰地关上，声音在四壁间回响。“恐怕我们得先给两位搜身。请你站到这边来，女士。” 他拿起扫描器探查马里诺全身上下，这时，旁边的一扇栅栏门开了，海伦从传达中心走了出来。她面无笑容，身材像座浸信会教堂，只有那条闪亮的皮带显示出她还有腰。她一头精短的头发剪成男人的发式，染得像鞋油一样黑，与我短暂对视的时候眼神锐利，雄壮的胸前别着的名牌显示她姓“格瑞姆斯”。 “你的袋子。”她命令道。 我把医务包交给她大肆翻检，然后她粗鲁地把我转来转去，用金属探测扫描器和手在我身上探查、拍打。整个过程不可能超过二十秒，但她很有办法地搜遍了我每一寸皮肤，像只又宽又大的蜘蛛把我挤压在她装甲坚固的胸前，一面用粗粗的手指摸来摸去，一面大声用嘴呼吸着。然后她慢慢地点点头，表示我通过了检查，接着就回到她那由铁条和空心砖筑成的巢穴里。 马里诺和我跟在罗伯兹后面走过一排又一排的铁栏杆，穿过一扇又一扇他打开又重新锁上的门，寒冷的空气里响着金属钝钝的、不友善的叮当声。他没有询问任何关于我们的事情，也没表示出丝毫的友善意味。他似乎只关心他今天下午扮演的角色，至于这角色是导游还是警卫犬，我就不确定了。 我们右转进入牢房区。这是一片冷飕飕的广大空间，有绿色的空心砖墙和破损的窗子，四排牢房一层层向上叠，顶部是装有一卷卷带刺铁丝网的假天花板。棕色地砖上乱七八糟地堆着包有塑料的狭窄床垫，扫把、拖把、破烂的红色理发椅四处散落。皮制网球鞋、蓝色牛仔裤以及各式各样的个人物品乱扔在高高的窗台上，很多牢房里还留有电视、书本、装东西的小箱子等。看来犯人移监时并没有获准带走所有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墙上有很多用奇异笔涂写的脏话的原因。 穿过更多扇门之后，我们来到了中庭，一方被丑陋牢房包围、没有树木的枯黄草地。墙壁四角矗立着嘹望塔，塔里的人身穿厚重外套，手持来复枪。我们一言不发，迅速行走，雨雪迎面扑来，刺痛脸颊。走下几层台阶，我们来到一扇比先前看过的都要厚重的铁门前。 “这是东地下室，”罗伯兹说着将钥匙插进锁孔，“没有人想来的地方。” 我们走进去，进入死囚室。 东面有五间牢房，每间都有一张铁床以及白瓷的洗手台和马桶。整个大空间中央有一张大书桌和几张椅子，死囚室里关有犯人的时候，二十四小时轮班的警卫就坐在这里。 “华德尔关在二号房里。”罗伯兹指了指，说，“死刑犯处决前十五天，依法必须转送到这里来。” “他关在这里的时候，有谁可以见他？”马里诺问道。 “就是可以见死刑犯的那一批人，律师、牧师，还有死亡小组的成员。” “死亡小组？”我问。 “由监狱系统的警官和管理人组成，身份保密。犯人一从梅克伦堡送到这里，他们就加入看守行列，从头到尾准备每件事。” “听起来不像是很令人愉快的任务。”马里诺评论道。 “这不是任务，是自己的选择。”罗伯兹一副很有男性气概又神秘莫测的样子，就像重要比赛结束后接受访问的球队教练一样。 “你难道不会觉得不舒服？”马里诺问，“我是说——拜托，我看着华德尔上电椅的，这种事一定会让你不舒服吧？” “一点也不会。我下班回家喝几罐啤酒，然后上床睡觉。”他从制服衬衫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唐纳修说，你们想知道整个经过，所以我带你们从头到尾走一遍。”他坐在桌子上抽烟，“行刑当天是十二月十三号，华德尔有两个小时可以跟关系最近的亲属相处，来看他的是他母亲。差不多下午一点钟，我们给他戴上脚镣手铐，腰上拴好铁链，然后带他到访客区。五点钟，他吃最后一餐。他要的是沙朗牛排、沙拉、烤马铃薯，还有胡桃派。食物是我们找‘鸿运牛排馆’准备的。餐馆不是他挑的，犯人没有这个权利。依照惯例，我们点了两份一模一样的食物，犯人吃一份，死亡小组的一个成员吃一份。这是为了防止有过分热心的厨师在菜里多加点砒霜之类的作料，让犯人早点上路。” “华德尔吃了吗？”我想着华德尔空洞的胃，问道。 “他不太饿——叫我们帮他留到第二天再吃。” “他一定以为诺林州长会赦免他。”马里诺说。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只是向你们报告食物端给华德尔的时候他说的话。之后，七点三十分，管理个人物品的警官到他的牢房里清点东西，问他要怎么处理。他的东西包括一块手表、一个戒指、几件衣物、几封信、一些书，还有诗。八点钟，他被带出牢房，剃头，刮胡子，右脚踝的毛也被刮掉。有人给他量体重，洗澡，换上他要穿着上电椅的衣服，然后他被带回牢房。十点四十五分，在死亡小组的见证下，向他宣读死刑执行令。”罗伯兹站起来，“然后他在没被绑铐的情况下，被带到隔壁房间。” “这时他的行为如何？”马里诺在罗伯兹打开另一扇门的锁时问。 “这么说吧，他的种族肤色不允许他面白如纸，否则他一定会那样。” 这房间比我想象的要小。在光亮棕色地板正中央的就是电椅，离后面的墙壁约六英尺，由打磨过的深色橡木制成，充满严酷冷峻的意味。用来固定犯人的宽皮带装在板条组成的高椅背、前面的两条椅腿以及扶手上。 “华德尔坐下，第一条绑上的是胸口的皮带。”罗伯兹继续用不带感情的语调说，“然后是手臂，接下来是腹部、腿。”他边说边用力扯扯他正讲到的那条皮带，“绑好他花了一分钟。他蒙上皮制的面罩——我等下就拿给你们看——戴上头盔，右腿也扣上腿扣。” 我拿出照相机、尺子，还有华德尔尸体的图形。 “十一点过两分，第一道电流送进他的身体——两千五百伏特，六点五安培。顺带一提，二安培就足以置人于死地。头盔是连在这里的。”罗伯兹指向电椅正上方从天花板上通下来的一根管子，最末端用铜制的翼形螺母锁住。 我从各个角度拍下电椅的照片。 “腿扣则连到这边的翼形螺母。” 闪光灯不亮了，这让人有种奇怪的感觉。我开始烦躁不安。 “这个家伙根本是一大块电阻。”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血的？”我问。 “一触电就开始了，女士，而且一直没停，直到完全结束。然后帘子拉下，挡住证人的视线。死亡小组的三个人解开他的衬衫，医生用听诊器听过他的胸口并摸过颈动脉之后，宣布他死亡。华德尔被放在带轮推床上送到冷却室，我们现在就要去那里。” “对那个电椅失灵的传言，你有什么看法呢？”我说。 “完全是狗屎。华德尔高六英尺四英寸，重二百五十九磅。他早在坐上电椅之前就紧张得要命，血压没准都高上天了。因为有流血的现象，副主任还特地在宣布死亡后过来看了他一下。他的眼睛没有突出，耳鼓也没有破。华德尔是他妈的流鼻血了，就像大便太用力的时候一样。” 我在内心同意他的话。华德尔流鼻血可用瓦式实验的原理来解释，也就是胸内压突然增加的缘故。尼古拉斯·古鲁曼看到我寄去的报告不会高兴的。 “你们做了哪些试验来确定电椅运作正常？”马里诺问。 “就是例行的标准测试。首先，弗吉尼亚电力公司来检查设备。”他指着椅子后面墙上一个有灰色钢制外盖的大电路箱，“这里面有二十个两千瓦的灯泡，连接在三夹板上做测试。我们在行刑前一星期做一次测试，行刑当天做三次，等证人到齐之后又在他们面前做一次。” “没错，我记得。”马里诺边说边瞪着不到五英尺外、隔着玻璃墙的证人席，那儿有十二张黑色的塑料椅，整齐排成三排。 “当天一切都正常得很。”罗伯兹说。 “一直都是这样吗？”我问。 “据我所知，是的，女士。” “那么开关呢，在哪里？” 他指向证人室右侧墙上的一个格子。“用钥匙启动电路，但按钮在控制室里，由典狱长或指定人选转动钥匙，然后按下按钮。你们要看吗？” “我想最好看一看。” 那只是电椅室正后方紧邻的一个小房间，没什么可看的。房间里装着一个通用电气公司制造的电路箱，上面有好几个调整电压高低的旋钮，最高到三千伏特。一排排小灯可显示设备的运作是否正常。 “到了格林斯威尔，一切都会电脑化。”罗伯兹补充道。 一个木柜子里装着头盔、腿扣，还有两条粗电缆，他拿起来解释说那是“用来连接椅子上方和一侧的翼形螺母，然后再连到头盔顶上的这个翼形螺母和腿扣”。他毫不费力地示范给我们看，“就像接上录像机一样”。 头盔和腿扣是铜质的，上面打了很多洞，棉线穿过这些洞把里层的海绵衬垫固定住。头盔出乎意料的轻，铜片连接处的边缘有一层绿锈。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东西戴到自己头上的感觉。黑色的皮面罩其实只是一条很宽的粗糙皮带，在犯人脑后扣起，前面鼻子处有一个三角形的小切口。如果这东西放在伦敦塔展示，我也不会怀疑它的真实性。 经过一卷卷电线连到天花板上的变压器，罗伯兹打开了另一扇门，带我们踏进另一个房间。 “这是冷却室。”他说，“我们把华德尔的尸体推进来，放到桌上。” 桌子是钢制的，接合处有锈迹。 “我们让他凉个十分钟，然后用沙包压在他的腿上，就在那里。” 沙包堆在桌脚边的地上。 “每个都是十磅。不管是不是膝盖的反射动作，他的腿弯曲得很严重，沙包把它们压直了。如果犯人灼伤得很厉害，像华德尔那样，就用纱布把伤口包起来。做完这些之后，我们把华德尔放回担架，从你们刚刚进来的路抬出去。只不过我们没有费事去爬那些台阶，没必要把谁弄出疝气。我们走运食物的电梯，把他抬到门口送进救护车里，然后像往常一样拖到你那里。我们这里的孩子们骑了电木马之后向来如此。” 沉重的门一扇扇砰地关起，钥匙尖声碰撞，锁咔嗒扣上。罗伯兹在带我们回大厅的路上仍吵吵嚷嚷地说个不停，我几乎没听，马里诺则一言不发。雨雪交加，在草地和墙壁上凝成一层冰珠。人行道湿滑，寒意直渗入骨。我觉得反胃想吐，迫切需要好好泡个热水澡，再换件衣服。 “罗伯兹这种低等生物只比那些犯人高一级。”马里诺发动车子时说，“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些人跟那些被他们关在里面的东西没什么差别。” 一段路之后他停在红灯前。挡风玻璃上的水滴血一般地闪着光，被雨刷刷去又出现更多。包裹着树木的冰看起来有如玻璃。 “有时间看样东西吗？”马里诺用外套的袖子擦去挡风玻璃上凝结的水汽。 “看情况。如果很重要，我可以抽得出时间。”我希望语调中明显的迟疑能让他改变主意载我回家。 “我要带你重走一遍艾迪·希斯最后的那段路。”他打了方向灯，“尤其是，我认为你得看看他被人发现的地方。” 希斯家住在钱伯连大道东边，照马里诺的说法是错误的那一边。离他们家小小的砖造房屋几个街区，就是一家“金锅”炸鸡店和艾迪帮他母亲买汤罐头的那家便利店。几辆美国产的大车停在希斯家的车道上，烟从屋顶的烟囱冒出来，消失在灰色的天空里。屋前的纱门敞开着，铝材闪着钝钝的光，一个包裹着黑色大衣的老妇人出现在门边，停下来和屋里的人说了些什么。她紧抓着扶手走下台阶，仿佛这个下午恶劣的天气会把她掀翻打倒。这辆白色福特汽车缓缓经过时，她茫然地瞥了一眼。 如果我们往东再多开两英里，就会进入联邦国宅计划的区域。 “这一带以前住的都是白人。”马里诺说，“记得我刚来里士满的时候，这是个很好的住宅区。很多认真工作的好人住在这里，把院子整理得漂漂亮亮的，星期天上教堂去做礼拜。时代真是变了。要是我，天黑之后决不会让小孩在这里走来走去，但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也就习惯了。艾迪也习惯在这里活动，送报纸，帮他母亲跑腿。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他从前门走出来，穿过杜鹃街后右转，就像我们现在走的路线一样。好运道就在我们左边，加油站的隔壁。”他指着一家灯箱招牌上有着绿色马蹄铁标志的便利店，“有很多毒虫喜欢在那边那个角落混，用现金和骗术交换快克。就算我们抓到这些毒虫，没两天他们又到另一个街角去重施故技了。” “艾迪有可能牵连在毒品交易里吗？”我刚开始当法医时，这是个很离谱的问题，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如今弗吉尼亚州因毒品交易被捕的人里约有百分之十是青少年。 “目前没有这样的迹象，直觉也告诉我他没有。”马里诺说。 他把车驶进便利店的停车场，我们坐在车里盯着厚玻璃板上贴着的广告和雨雾中闪耀的俗丽灯光。柜台边的顾客排起了长龙，焦头烂额的职员头也不抬地猛打收银机。一个穿着高领上衣和皮夹克的年轻黑人拿着一夸脱的啤酒慢步走出店外，在门旁的一个公用电话里投下钱币，同时毫不客气地瞪着我们的车子看。一个牛仔裤上满是油漆痕迹的红脸男人，边扯开香烟包装边快步走回卡车。 “我敢说他就是在这里碰上那个攻击他的人。”马里诺说。 “怎么说？”我说。 “我觉得事情的经过一定简单得要命。他从店里出来，那个禽兽就朝他直走过去，编了几句谎话得到他的信任。他说了些什么，然后艾迪就跟他上了车。” “他的生理证据的确能支持这种假设。”我说，“他身上没有防御性的伤痕，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曾经挣扎抵抗。便利店里没有人看见他跟什么人在一起？” “目前为止，我问过的人都没有。但你也看见这地方有多忙，而且那时又天黑了。如果有人看到了什么，也更可能是哪个正要进店或回到车上的顾客。我打算通过媒体发布消息，寻找当天晚上五点到六点之间可能在这里停留过的人。电视节目‘犯罪克星’也会播一段关于这个案子的东西。” “艾迪机灵吗？” “有些神经病，足够聪明，就连机灵的小孩也会被他们骗。以前我在纽约时办过一个案子，一个十岁小女孩走到家附近的店里去买一磅糖，她正要离开，有个恋童癖的家伙走过去说她父亲叫他来接她。他说她妈妈刚被送到医院去了，他要来接她一起去医院。于是她上了他的车，变成犯罪记录里的一个统计数字。”他瞥了我一眼，“好了，白人还是黑人？” “你指哪一个案子？” “艾迪·希斯的案子。” “根据你说的来判断，攻击他的应该是白人。” 马里诺倒车，等着车流较少时开回路上去。“作案手法无疑符合白人。艾迪的老爸不喜欢黑人，艾迪也不信任黑人，所以，这个骗得艾迪信任的人不太可能是黑人。而且如果别人看见一个白人男孩跟一个白人男人走在一起——就算那个男孩看起来很不开心——他们也会认为这两人是兄弟或父子。”他向右转，朝西开去，“继续吧，医生。还有呢？” 马里诺很喜欢玩这个游戏。不管我是否跟他意见一致，或者他相信我根本大错特错，他都能得到极大的乐趣。 “如果攻击者是白人，那么我的下一个结论会是，他不住在国宅那里，尽管离得很近。” “除了种族因素之外，何以见得嫌疑犯不是住在国宅那里？” “还是作案手法的问题。”我简单地说，“朝着某人——甚至是十三岁孩子——的脑袋开枪，这种事在街头残杀中并不是前所未有，但除此之外没有一点符合的。射杀艾迪的是一把点二二，不是九厘米、十厘米或者大VI径的左轮。他全身赤裸、肢体遭到残害，显示这种暴力行为和性的动机有关。据我们所知，他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也不像是过着铤而走险的生活。” 现在雨下得很大，街上的交通状况颇为险恶，一辆辆亮着大灯的车子都开得飞快。我想很多人是要到购物中心去，然后才想到我几乎没做任何圣诞节的准备。 帕特森大道上那家杂货店就在我们左前方。我记不得它以前叫什么名字，招牌也拆除了，剩下的只有一个砖造空壳子和几扇封着木板的窗户。这地方的照明很差，我想若不是左边还有一排店在营业，警察根本不会费神巡视这栋建筑物的后面。我数了数，一共五家：药房、修鞋铺、干洗店、五金行，还有家意大利餐馆。在某辆车把艾迪·希斯载到这里丢下来等死的那一夜，这些店都已经关门了。 “你记不记得这家杂货店是什么时候关门的？”我问道。 “差不多在很多店关门的那阵子，海湾战争开始的时候。”马里诺说。 转进小巷，车头远光灯的光柱扫过一堵堵砖墙，在车子开过凹凸不平、未铺柏油的路面时，光柱也随之跳动。店后面的菱形粗钢丝网围出一块龟裂的柏油空地，空地后则是一片树林，在黑暗中被风吹得簌簌作响。在光秃的树枝之间，我可以看见远处的街灯和一个“汉堡王”的招牌。 马里诺停下车，车灯直照着一辆棕色的垃圾车，垃圾车上满是锈迹和鼓起的油漆，水珠四面流淌。雨滴噼啪敲打着窗玻璃和车顶，无线电调度员则忙着通知警察到各出事现场去。 马里诺双手紧压住方向盘，弓起肩膀，揉捏着颈背。“天啊，我老了。”他抱怨道，“我的行李箱里有一件长雨衣。” “你更需要穿，我不会融化的。”我说着打开这一侧的车门。 马里诺拿出他那件深蓝色的警用雨衣，我把衣领竖起来遮到耳朵处。雨水刺痛我的脸，冰冷地打在头上，我的耳朵几乎马上就冻麻了。垃圾车在钢丝网墙附近，靠人行道的边缘，离杂货店后面大约十八米。我注意到垃圾车的开口是在上方而非侧面。 “警方到达这里时，垃圾车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我问马里诺。 “关着。”他的雨衣连有帽子，因此他看我的时候得转过上身来。“注意看，这里没有踏脚的地方。”他打亮手电筒照着垃圾车四周，“而且车里是空的，什么都没有，除了铁锈和一只死老鼠的骨架，大得简直可以当马骑了。” “能不能把门打开？” “只能抬起一两英寸。大部分这种类型的垃圾车两边都有门闩。如果你够高，可以把盖子掀起个一两英寸，再把手塞进去沿着边缘摸，一点一点把门闩移到相应位置上，慢慢把盖子打开，最后可以开到足够把垃圾袋塞进去的程度。问题是这辆垃圾车的门闩扣不紧。要打开盖子，得把它整个儿掀起来翻到另一边去。如果不站在什么东西上面，不可能办得到。” “你多高？六英尺一英寸？六英尺二英寸？” “嗯。如果我打不开这垃圾车，那他也不能。目前的普遍说法是，他从车上把男孩弄出来靠在垃圾车旁边，试着打开盖子一就像我们暂时把垃圾袋放下，好空出手来做事一样。结果他打不开门，就拍拍屁股走了，把那孩子这么留在人行道上。” “他大可把这孩子拖到树林里去。” “有钢丝网挡着。” “那网不是很高，大概五英尺吧。”我指出，“最起码，他可以把尸体移到垃圾车的后面。像他那样放，只要有人开车进来就会马上看见。” 马里诺沉默地四处察看，用手电筒照向钢丝网那一面。雨点穿透那道狭窄的光柱，像千百万根从天而降的小钉子。我的手指快要冻僵，头发湿透了，冰冷的雨水沿着脖子流下去。我们回到车上，他把暖气开大。 “特伦特和他手下那些人都抓着这辆垃圾车不放，又是车门的位置啦，又是什么的。”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是，这辆垃圾车只扮演了一个角色：那个神经病把它当作该死的画架，用来陈列他的艺术品。” 我看着车外的雨。 “重点是，”他硬邦邦地继续说，“他把男孩带回这里不是为了隐藏尸体，而是要确定尸体会被人发现。但亨利哥的那些人就是看不出这一点。我不但看出了，还感觉它就像在我脖子后面喘气一样近。” 我继续瞪着垃圾车看，艾迪·希斯小小的身体靠在那上面的影像是如此鲜活逼真，仿佛发现他时我也在场。电光石火之间，我猛然醒悟过来。 “你上一次看罗比尼·纳史密斯的档案是什么时候？”我问。 “不重要，那案子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马里诺直视着前方说，“我在等着看你会不会想到。我第一次到这里来，脑中就冒出了那个念头。” <hr /> 注释： 第三章 那晚我生起炉火，坐在壁炉前喝蔬菜汤。屋外雨雪交加，草地凝了一层白霜，山杜鹃的叶子卷得紧紧的，月光映着冬季光秃的树木枝干。我关了灯，拉上落地玻璃窗前的帘幕。 这一天耗尽了我的气力，就像有某股贪婪的黑暗力量把我灵魂中的光亮都吸得一千二净。我感觉到一个名叫海伦的狱警那双具有侵略性的手，闻到那些曾经关着满心仇恨、毫无悔意之人的小房间里的臭味。我记得我在新奥尔良一家酒吧里拿起幻灯片对着光看，那时美国法医学科学院年会正在该市召开。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凶杀案当时仍未侦破，那些在四旬斋前狂欢节作乐的人掀起一波波嘈杂，同时讨论着她的遭遇，这一切让人有种莫名的可怖之感。 一般认为她是在自家的客厅里遭到殴打与凌虐，然后被刺死。但最令人震惊的还是华德尔在她死后的行为——他那种不同寻常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她死后，他脱下她的衣服。就算他强暴过她，也找不出任何迹象。他似乎更喜欢去咬，并一再用刀戳刺她身上肉比较多的部位。当罗比尼的同事去她家看她的时候，发现她血肉模糊的尸体靠在电视机旁，头低垂着，双臂在身体两侧，腿向前伸直，衣服则堆在一旁。她看起来就像一个血淋淋的如真人大小的洋娃娃，在一场恶魔的游戏之后被放回原位。 一位精神科医生在法庭上作证说，华德尔谋杀她之后感到万分悔恨，可能坐在那里对着她的尸体讲了好几个小时的话。检方一位刑事鉴定心理学家的说法则正好相反，认为华德尔知道罗比尼是电视名人，把她的尸体靠在电视机上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他又一次在电视上看着她并产生幻想，重新把她放回那个让两人碰在一起的媒介里。这样的分析当然表明了他是早有预谋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种无休无止的分析只是让细节和转折变得更加复杂。 将那名二十七岁女主播的尸体那样丑恶地陈列着，就相当于华德尔的特殊签名。现在，十年之后，一个小男孩死了，而且某人——在华德尔被处决的前一天晚上——在自己的作品上写下了同样的签名。 我煮好咖啡，倒进保温瓶里拿进书房，坐在书桌旁打开电脑，接连上办公室里的那一台。我还没看到玛格丽特替我打印出来的检索结果，不过我想星期五快下班时，这份报告就已塞在我电子信箱那厚重得令人沮丧的文件资料里了，但文件本身一定还存在硬盘里。我进入UNIX系统，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接着看到闪动的“信件”提示。这表明有邮件，是我的电脑分析师玛格丽特寄来的。 邮件里写着：“去看‘血肉’文件。” “真是太糟糕了。”我嘀咕着，仿佛玛格丽特可以听见似的。 我进入主目录，玛格丽特一向都把资料以及我要的文件备份放在那里，我打开她命名为“血肉”的那个文件。 文件相当大，因为玛格丽特将她选取的各种死因的文件，与从创伤记录中心找到的信息合在一起。不出所料，大部分电脑挑出来的案件都是意外，死者在车祸中或操作机器时失去了手脚或身体组织。有四件是尸体上有咬痕的杀人案，其中两名受害者被刺死，另两名被勒毙。受害者中有一名成年男性，两名成年女性，还有一个才六岁的女孩。我抄下这些案子的编号和ICD一9的编码。 接下来，我扫视屏幕上一份又一份创伤记录中心的资料：关于那些存活时间够长而被送进医院的受害者。我预料到这些资料会是个问题，果然如此。只有把病人的资料弄得像跟手术室一样消过毒又没人味，医院才会将其公开。为了保密，人名、社会保险号码以及其他身份资料都被去掉了，没有联结点可以供你追踪某人在救援小组、急诊室、警局各部门以及其他单位的文件迷宫内的行踪。更糟的是，一个受害者的资料可能会同时存在于六个单位的数据库里，却没有横向联系，万一哪个环节输入有误的话，更会令人头疼万分。所以，我可能会找到一个感兴趣的案子，却几乎没希望能弄清楚受害人是谁，最后是否死亡。 创伤记录中心可能有些有用的记录，我做了笔记，然后退出文件。最后，我输入一系列指令，看我的目录下有没有什么旧的资料、备忘录或者笔记可以删除，以释放硬盘空间。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个我不太明白的文件。 文件名称是“tty07”，大小只有十六字节，日期是十二月十六Ft，也就是前天，星期四，时间是下午四点二十六分。内容只有一行令人警觉的字： 我伸手拿起话筒，拨了玛格丽特家电话的前几位又挂断了。主目录和其中的文件是保密的，尽管谁都可以进入主目录下，但若没有我的用户名和密码，不能列出或阅读主目录里的文件。除了我之外，应该只有玛格丽特知道密码；而如果她进入了我的目录且找不到什么，这句话又是对谁说的呢？ 不会是玛格丽特，我边想边紧盯着屏幕上那简短的一行字。 但我想不出来。我想到了外甥女，也许露西懂UNIX。我瞥了一眼手表，现在是星期六晚上八点多，从某个角度来说，如果发现露西在家，我会觉得难过，她此刻应该出门约会或者跟朋友们在一起。 结果她在家。 “嗨，姨妈。”她听起来很惊讶，这让我意识到我好一阵没打电话给她了。 “我最喜欢的外甥女过得如何？” “你只有我这一个外甥女，我很好。” “星期六晚上你待在家里干吗？”我问。 “写期末报告。星期六晚上你又待在家里干吗？” 一时间我不知如何回答。十七岁的外甥女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善于提醒我的处境。 “我在思考一个电脑问题。”最后我说。 “那你可就找对人了。”一点也不谦虚的露西说，“等一下，等我把这些书和东西移开，摸到我的键盘。” “不是个人电脑的问题。”我说，“不知道你懂不懂一个叫UNIX的操作系统？” “我不会把UNIX叫操作系统，姨妈。这就像把环境叫天气一样，事实上环境包括了天气和其他的一切元素与体系。你用的是Att吗？” “老天啊，露西，我不知道。” “呃，你是在什么东西上运行UNIX的？” “一台微型NCR。” “那就是At＆t了。” “我想可能有人闯进了安全系统。”我说。 “这种事可能发生，但你为什么这么想？” “我在我的目录下找到了一个奇怪的文件，露西。我的目录和里面的文件都是保密的，除非有我的密码，否则应该没办法读里面的东西。” “错。如果你有根权限，你就是超级用户，想做什么、想读什么都随你高兴。” “我的电脑分析师是唯一的超级用户。” “或许。但有根权限的用户可能有好几个，一些当初跟着软件来的用户，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要查也很容易，不过先告诉我那个怪文件的事。文件叫什么名字？里面有什么东西？” “叫做tty07，里面有一个句子写着：‘我找不到它。’” 我听见打字的声音。“你在做什么？” “一边讲话一边做笔记。好，我们从明显的部分开始。文件的名称是个很大的线索，tty07是机器的名称。换句话说，tty07可能是你办公室里某人的终端机，也有可能是一台打印机。但我猜进入你目录的人是想发一条信息到那台叫时07的机器上，结果搞砸了，信息没发成反而建立了一个新文件。” “写信息的时候，不就是在建立一份新文件吗？”我感到困惑。 “如果只是一边按键一边发送的话就不是。” “怎么做？” “简单。你现在在UNIX上吗？” “对。” “你打cat>ttyq-” “等一下。” “不用管那个／dev-” “露西，慢一点。” “我们是故意漏掉dev那个目录，我敢说那个人就是这么做的。” “cat后面打什么？” “好，cat>，然后是机器的名称——” “请你慢一点。” “你那台东西应该是486的芯片啊，姨妈。为什么这么慢呢？” “慢的不是那个该死的芯片！” “哦，对不起。”露西诚恳地说，“我忘了。” 忘了什么？ “再回来说这个问题。”她继续说，“对了，我是假设你们有一台叫ttyq的机器。你现在打到哪里了？” “还在cat。”我沮丧地说，“然后是>……该死，是那个尖头朝右的符号吧？” “对。现在按回车，光标会跳到空白的下一行去。然后你就打你想送到ttyq的屏幕上的东西。” “SeeSpotRun。”我键人。 “按回车，然后按control-C。”露西说，“现在用lsminusone，再导向到P—g，就会看见那个文件了。” 我才打下ls，就看到某个东西闪着光飞掠过去。 “我想事情是这样的。”露西又说，“有人进入你的目录——我们一会儿就会讲到这一点——也许他是在找你文件里的某个东西，不管是什么，他没找到。因此这个人发了一条信息，或者说试图发送一条信息，到叫tty07的那台机器上。但是他忙中出错，本来应该打cat>／dev／tty07的，却漏掉了／dev那个目录，打成cat>tty07。因此他打出的字根本没有发送到tty07的屏幕上。换句话说，这个人没有把信息发送到tty07上，反而不小心创建了一个叫ny07的新文件。” “如果那个人打对了指令，把信息发送出去，那么那条信息还会不会被存下来？”我问。 “不会。他打的字会出现在tt07的屏幕上，然后一直留在那里，直到用户把它清除为止。但这不会在你的目录里或任何地方留下痕迹，也不会有文件。” “也就是说，如果指令下达正确，别人可能从我的目录里发了很多次信息出去，而我们都不会知道。” “没错。” “怎么会有人能读我目录里的东西呢？”我回到那个基本的问题上。 “你确定没有别人知道你的密码？” “除了玛格丽特，没有别人。” “她是你的电脑分析师？” “对。” “她不会把密码告诉别人吗？” “我无法想象她会这样做。”我说。 “好吧。如果有根权限的话，不用密码就可以进去。”露西说，“我们接下来就检查这个。使用vi这个指令去开启编辑／etc目录下rootgrp这个文件，看看有哪些用户列在底下。” 我开始打字。 “你看到了什么？” “我还没打完。”我说，无法压抑声音中的不耐烦。 她慢慢地把指令重新说了一遍。 “我在根群组底下看到三个登入的名字。”我说。 “好。把那些名字抄下来，然后打分号、q、砰，就走出根群组目录了。” “砰？”我迷惑地问。 “就是惊叹号。现在你已经打开了密码文件——是拼成passwd的——看看是否有哪些根权限的登入可能没有密码。” “露西。”我说着把手从键盘上移开。 “要分辨很容易，因为在第二栏你会看到那个用户的密码以加密的形式出现，如果他有密码的话。如果第二栏除了两个分号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个人就没有密码。” “露西。” “对不起，姨妈。我是不是又说得太快了？” “我不是UNIX程序设计师，你说的简直像是外语。” “你可以学啊，UNIX真的很有趣呀。” “谢谢，但问题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学。有人闯进了我的目录，那里有非常机密的文件和资料报告。更不用说，如果有人在读取我的私人文件时，还看了什么。他是谁，为什么这么做？” “查是谁很简单，除非那人是用调制解调器从外面拨进去的。” “但那条信息是发给我办公室里的人——寄给我办公室里的机器。” “这也不表示你们内部没人找外面的人来闯入啊，姨妈。也许这个人对UNIX一无所知，需要有人帮助他闯入你的目录，就去找了个外面的程序设计师来。” “这事很严重。”我说。 “可能。别的不提，听起来你们的系统就不太安全。” “你的期末报告什么时候交？”我问。 “过完节后。” “你写完了吗？” “差不多了。” “圣诞节假期什么时候开始？” “星期一。” “你想不想来这里过几天，帮我这个忙？”我问。 “你在开玩笑吧？” “我认真得很，但别期望太高了。我通常懒得搞太多装饰，只会弄几盆圣诞红、在窗边点几根蜡烛什么的。不过，我负责做饭。” “没有圣诞树吗？” “这是个问题吗？” “我想不会。你们那里有没有下雪？” “正在下。” “我从来没见过雪，没有亲眼见过。” “最好让我跟你妈说说话。”我说。 我唯一的手足多萝茜几分钟后来接电话，一副过度关切的口吻。 “你还是那么卖命工作吗？凯，你比我见过的人工作都要卖命。我跟人家说我们是姐妹的时候，他们都一副印象深刻的样子。里士满天气如何？” “我们可能过白色圣诞。” “真好，露西这一辈子至少应该过一次白色圣诞节。我就一次都没过。唔，不对，有一年圣诞我和布莱德利去滑雪。” 我想不起来布莱德利是谁。我这个妹妹的男友和丈夫换了又换，多年前我就不再关注了。 “我很希望露西和我一起过圣诞节。”我说，“有没有这个可能？” “你不能来迈阿密吗？” “不能，多萝茜，今年不行。我正在办好几个很棘手的案子，而且出庭的日程简直排到圣诞夜了。” “我没办法想象过圣诞节的时候没有露西在。”她很犹豫地说。 “你以前就过过没有露西的圣诞节，比方说你和布莱德利到西部去滑雪。” “对，但那也很难过呀。”她尴尬地说，“每次我们分开过节，我就发誓再也不这么做了。” “我知道，下次吧。”我说。我对妹妹的这一套厌烦之至，她恨不得赶快送露西出门。 “事实上，我的新书快到截稿期限了，反正这个假期我大部分时间恐怕也会耗在电脑前面。”她很快又重新考虑了，“也许露西去跟你过比较好，她跟我在一起会无聊。我跟你说过我现在有个好莱坞的经纪人吗？他棒极了，所有的重要人物全认识。他正在跟迪斯尼谈一份合约。” “那很好啊，我相信你的书拍成电影会很棒。”多萝茜是非常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得过好几个重要奖项，只是在做人方面很失败。 “妈在这里。”我妹妹说，“她要跟你说话。听着，跟你聊天真的很开心，我们实在应该多聊聊。你要管着露西，别让她只吃沙拉。还有，我得警告你，她会一直运动个不停，直到把你弄疯。我真担心她以后会变成男人婆。” 我什么都还来不及说，母亲就接过了电话。 “你为什么不能到这里来呢，凯？这里阳光普照，你真该看看葡萄柚长得多好。” “妈，我没办法。真的很抱歉。” “这下连露西也不在家了，是不是？你们刚才是这么说的吗？那我该怎么办，一个人吃一只火鸡吗？” “多萝茜会在家。” “什么？你在开玩笑啊？她跟弗瑞德一起过。我受不了他。” 多萝茜去年夏天又离婚了。我没问弗瑞德是谁。 “我猜他是伊朗人还是哪里人。他抠门得不得了，耳朵里还长毛。我知道他不是天主教徒，多萝茜现在都不带露西上教堂了。我看那个孩子会下地狱。” “妈，她们会听见的。” “才不会。我现在一个人在厨房里瞪着满满一水槽的脏碗盘，多萝茜指望着我在她家帮她洗，就像她到我那里的时候一样，因为她晚餐都不管，等着我来做。她说过要带什么东西来吗？她关心过我是个老女人，而且腿脚根本就不管用了吗？也许你可以跟露西讲讲道理。” “露西在什么事情上不讲道理？”我问。 “她没有一个朋友，除了一个怪里怪气的女孩子。你真该看看她的房间，那简直像科幻电影一样，里面全是电脑啦、打印机啦、这个那个零件啦。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不应该成天活在自己的脑袋里，都不跟同龄的孩子出去玩，那样不正常。我担心她，就像以前我担心你一样。” “我长大了也没出什么差错啊。”我说。 “反正你花太多时间在那些科学书上了，凯。看看你的婚姻搞成什么样了。” “妈，我想让露西明天飞过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从这边帮她买好机票订好位子。叫她带最保暖的衣服来。她没有的东西，比如说冬天的大衣，我们可以在这里买。” “说不定她都可以借你的衣服穿了。你上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去年圣诞节？” “确实有那么久了。” “嗯，告诉你吧，现在她已经长出胸部来了。结果她怎么穿衣服的？还有，她把那头漂亮的头发剪掉之前，有没有问问她外婆的意见？没有。她何必浪费时间告诉我——” “我得打电话给航空公司了。” “我真希望你到这里来，那样就可以全家团聚了。”我母亲的声音变得很奇怪，快要哭了。 “我也很希望。”我说。 星期天快中午的时候，我开车去机场，沿着颜色暗淡、潮湿的路穿过炫目的玻璃世界。在阳光下松动的冰块从电话线、屋顶、树上滑落下来，就像从天而降的水晶飞弹。天气预报说会有另一场暴风雨，虽然会造成不便，但我深感高兴，因为我希望和外甥女在炉火前共度静谧时光。露西正在长大。 她的出生好像还是不久前的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双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我，我在她母亲的屋子里走到哪儿，她的视线就跟到IIIUD。我也不会忘记，当我在什么小事上辜负她的期望，她闹别扭时那种很悲伤的情绪令人迷惑。露西对我毫无保留地崇拜，既深深触动我的心，又使我深感恐惧，她让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感隋。 我说服机场安全人员通融一下，让我在登机门旁边等待。我热切地在从出闸口走出来的旅客中寻找露西。我要找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留着深红色长发、戴着牙套的青少年，结果迎着我的视线咧嘴微笑的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年轻女子。 “露西。”我惊呼着拥抱她，“我的天，我差点认不出你了。” 她的短发故意弄得乱乱的，衬托出她清澈的绿眼睛和好看的轮廓，这是我以前从未发现的。她嘴里的牙套不见了，脸上厚厚的眼镜换成了一副轻盈的玳瑁框，让她看起来像个严肃又美丽的哈佛学者。但最让我吃惊的还是她身材的改变，因为上次见她时，她还是个矮矮胖胖的小丫头，现在却成了一位苗条结实、长着一双长腿的运动健将。她穿着退色又短了好几英寸的修身牛仔裤、白色衬衫，腰系一条红色的编织皮带，脚上一双懒人鞋，没穿袜子。她背着一个书包，我还瞄见她脚踝上套了一根闪亮精致的金脚链。我敢肯定，她没有化妆，也没有戴胸罩。 “你的外套呢？”走向提行李的地方时，我问道。 “今天早上我出发的时候，迈阿密的气温是二十七度。” “出去后还到不了车上，你就会被冻死。” “在上你的车之前冻死，从物理上说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把车停在芝加哥。” “你行李箱里总有件毛衣吧？” “你注意到了吗？你对我说话的方式跟外婆对你一模一样。对了，她认为我看起来像个‘盘克摇滚乐手’。这是她的本月妙语。把盘子和朋克摇滚乐手混在一起，就成了。” “我有两件滑雪夹克、灯芯绒外套、帽子，还有手套。你想借什么都行。” 她挽住我的手臂，闻闻我的头发。“你还在戒烟。” “确实，而且我最讨厌人家提醒我，那会让我想抽烟。” “你气色好多了，身上也没有烟味，而且没发胖。天哪，这机场还真小。”露西那电脑般的大脑负责“圆滑委婉”的部分执行有误，“怎么会叫里士满国际机场？” “因为迈阿密跟外国差不多。” “外婆为什么从不来看你？” “她不喜欢出远门，而且不肯坐飞机。” “坐飞机可比开车安全。她的臀关节真的愈来愈糟了，姨妈。” “我知道。你自己去领行李好了，我可以先把车开到机场门口。”我们走到行李提领处，“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是哪个转盘。” “这边一共就三个转盘，我敢说我找得到。” 我放开她走到户外清冷的空气中，很高兴能独处片刻，好好想一想。外甥女的改变让我猝不及防，突然间，对于如何跟她相处，我从来没这么不确定过。露西一直不容易应付，从一开始她就表现出极高的智商和极不成熟的情绪反应。这股反复无常的力量，在她母亲嫁给阿曼多的时候意外地定了型。我的优势向来只体现在体型和年龄上，但现在露西跟我一样高了，她说话时低沉冷静的语调也显示出我们两人平等的地位。她不会再跑回房间摔上房门，也不会在发生争执、吵到无法收场时尖叫着说她恨我，或说她真高兴我不是她妈。我想象着那些自己无法预料的情绪和无法吵赢的争论，似乎看见她冷静地开着我的车离开我家。 一路上我们没说什么，因为露西似乎沉浸在冬天的景致里。四周的一切正在像冰雕一般融化，而又一道冷锋已经带着灰色的预兆出现在地平线的那一端。我搬到这里之后她还没来过。她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带昂贵的房屋和草坪，看着殖民时期风格的圣诞装饰和砖铺的人行道。一个穿得像爱斯基摩人的男子在遛一条过胖的老狗，一辆被路上撒的盐弄得灰扑扑的黑色捷豹缓缓驶过，溅起水花。 “今天是星期天，小孩都到哪里去了，还是这里没有小孩？”听露西的语气，仿佛这都是我干的好事。 “有一些。”我转弯开进我住的那条街。 “院子里没有自行车，也没有雪橇或树屋，都没有人出来玩吗？” “这里很安静。” “所以你才选择住这里？” “部分原因是。这里也相当安全，而且在这里买房子可能是一笔好投资。” “私人安全？” “是的。”我愈来愈不自在。 她继续瞪着车外一栋接一栋的大房子。“我敢说住在这种房子里，进屋关上门就谁也不理了——也从来不会看见外面有人，除非他们出来遛狗。万圣节有多少小孩来跟你要糖果？” “万圣节过得很安静。”我避重就轻地说。 事实上，我的门铃只响过一次，那时我正在书房里工作，从对讲机的屏幕上可以看见四个来讨糖果的小孩站在门廊上。我拿起话筒，正准备跟他们说我马上出去，却听到他们的对话通过对讲机传来。 “没有啦，里面没有死人。”那个迷你型的弗吉尼亚大学拉拉队队长说。 “有啦。”扮成蜘蛛人的孩子说，“她一天到晚上电视，因为她把死人切开一块块放在瓶子里。我爸告诉我的。” 我把车开进车库停好，对露西说：“你先去房间安顿下来，接下来我去生一炉火，冲一壶热巧克力。然后我们再想午饭吃什么。” “我不喝热巧克力，你有没有浓缩咖啡机？” “有。” “如果你家有无咖啡因的法式烘焙咖啡豆的话，那就太完美了。你认识邻居吗？” “我知道他们是谁。来，我提那个袋子，你提这个。我来开门，解除安全系统设定。天啊，这袋子好重。” “外婆坚持叫我带葡萄柚来。挺好吃的，就是籽太多了。”露西踏进屋内环顾四周，“哇，还有天窗。这种建筑风格该怎么称呼。除了‘有钱’之外？” 如果我假装没有注意，也许她的脾气会自己改好。 “客房在后面。”我说，“如果你想睡楼上也可以，但我想你或许更喜欢住在楼下，离我近一点。” “住楼下就可以了，只要离电脑近就行。” “电脑在书房里，就是你的隔壁。” “我带来了我的UNIX笔记、书，还有些其他东西。”她在客厅的落地玻璃窗前顿了顿。“这院子没有你以前的那个好。”她的口气仿佛是我让所有认识自己的人都失望了。 “以后多的是时间来打理院子，让我对未来有点期盼。” 露西缓缓扫视四周，又直直看向我。“你家里有装在门上的摄像头，有侦测器、篱笆、安全防护门，还有什么？炮塔？” “没有炮塔。” “这是你的堡垒，对不对，姨妈？你搬到这里来，因为马克死了，世界上只剩下坏人。” 这句天外飞来的评语以强大的力量击中我，我眼中立刻涌满了泪水。我走进客房把她的行李放下，然后到浴室检查毛巾、肥皂、牙膏有没有准备好。我回到卧房拉开窗帘，检查梳妆台抽屉，重新整理衣柜并调节暖气，外甥女则一直坐在床边，眼睛跟着我转。几分钟后，我能重新与她对视了。 “你把东西拿出来整理一下，我告诉你哪个衣柜里有能翻出来穿的冬天衣物。” “你始终不同意大家对他的看法。” “露西，我们谈点别的。”我打开一盏灯，确定电话线是插好的。 “没有他，你会过得更好。”她又坚定地加上一句。 “露西……” “他没有给你足够的支持。而且他永远不会，因为他就是那种人。每次有问题出现，改变的都是你。” 我站在窗前，看着屋外休眠的铁线莲和冻在格子架上的玫瑰。 “露西，你得学温和委婉一点，不能想什么就说什么。” “听到你说这种话真奇怪。你总是告诉我，你多恨人家不诚实、耍把戏。” “人都是有感情的。” “没错，包括我。”她说。 “我曾不知不觉地伤了你的感情吗？” “你以为那时我有什么感觉？”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那时你根本就没想到我，所以不明白。” “我一直都想着你。” “这样说，就像你很有钱可是从来没给过我一分一样。你在心里藏了什么，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该说什么。 “你再也不打电话给我了，他死后你一次都没来看过我。”她声音中有积压了很久的伤痛，“我写信给你，你不回。然后你昨天打电话给我，叫我来住几天，因为有事需要我帮忙。”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像妈的行为一样。” 我闭上眼睛，额头抵着冰冷的玻璃。“你对我的期望太高了，露西。我不是完美的。” “我并不期望你是完美的，我只是以为你有所不同。” “你这样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替自己辩解。” “你没办法替自己辩解！” 我看着一只灰松鼠沿着院子的围墙跳跃前进，草地上有鸟儿在啄食。 “姨妈？” 我转过身，看到她的眼神从未如此失望。 “为什么男人永远比我重要？” “他们不比你重要，露西。”我低声说，“我发誓。” 露西要的午餐是鲔鱼沙拉和拿铁咖啡。我坐在炉火前修改一篇要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她则在我的衣橱和梳妆台抽屉里东翻西找。我试着不去想有另一个人正在碰我的衣物，用跟我不一样的方法叠衣服，或者把外套挂错衣架。露西很有本事，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正在森林里锈蚀的锡人。我是不是已变成自己在她那个年纪时讨厌的那种刻板而严肃的成年人？ “你觉得怎么样？”一点半时她从我的卧室里冒出来，穿着一套我的网球暖身装，问道。 “你在里面耗了那么久，居然只翻出这一样东西。是的，你穿起来很合适。” “我找到另外几件可以穿的东西，但你的衣服大部分太正式了。那么多套律师穿的套装，深蓝色和黑色的，细条直纹的，灰色丝质的，卡其色的，克什米尔羊毛的。还有白衬衫，一定超过二十件，领带也差不多有这么多。对了，你不应该穿棕色。我没看到什么红色的衣服，但是你穿红色会很好看，很衬你的蓝眼睛和有点灰的金发。” “这叫灰烬金。” “灰烬就是灰色或白色的啊。你看壁炉里面就知道了。我们的脚大小不一样，反正我也不会去穿康哈牌或者费洛加蒙牌的鞋子。我倒是找到了一件够酷的黑色皮夹克。你上辈子是骑重型摩托车的吗？” “那是小羊皮，欢迎你穿。” “你那些芬迪的香水和珍珠项链呢？你有没有牛仔裤啊？” “尽管用。”我笑了，“有，我是有一条牛仔裤，但不知放在哪里，大概在车库吧。” “我想带你去采购一番，姨妈。” “我还没发神经昵。” “拜托！” “好吧。”我说。 “如果可以，我想去你的健身俱乐部运动一下。我坐飞机坐得身体都僵了。” “如果你想在那里打网球，我可以看看泰德有没有时间和你对打。我的球拍在左边柜子里。我最近才换了一个叫威尔森的新教练。你可以打出时速一百英里的球，一定会喜欢的。” “不，谢了。我比较喜欢跑步机、举重或者慢跑。你何不在我健身的时候叫泰德给你上堂网球课呢？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了。” 我乖乖拿起电话打给维斯伍运动中心。泰德的时间到十点都排得满满的。我告诉露西怎么走，把车钥匙给她。她出门后我在炉火前看书，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听见煤炭噼啪燃烧着，落地窗外的白锡风铃被风吹得轻轻作响。大片雪花缓缓飘落，天空的颜色像是没擦干净的黑板。院子里的灯已经亮了，屋里静得都能察觉到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刚过四点，露西还没从健身俱乐部回来。我拨了车上移动电话的号码，但没人接。她从来没在雪地里开过车，我焦虑地想着。而且我得到店里买鱼弄晚餐。我可以打电话到俱乐部去请他们帮我广播，但又告诉自己：这太夸张了，露西不过才去了两个小时。她不是小孩了。四点半，我又拨了一次车上的电话。五点钟我打给俱乐部，他们找不到她。我开始慌了。 “你确定她不在跑步机上，或者在更衣室里冲澡吗？也许她到你们的烧烤餐厅去了。”我再次问运动中心的年轻女职员。 “我们已经广播了四次，斯卡佩塔医生。我也到处去找了。我再看看，如果找到她，就让她马上打电话给你。” “你知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去你们那里？她应该两点就到了。” “天啊，我四点才来的，我不知道。” 我继续拨我车上的电话。 “您所拨的里士满移动电话用户没有回应……” 我试着打给马里诺，他不在家也不在警局。六点钟，我站在厨房里瞪着窗外看。苍白的街灯光芒下，雪花纷纷。我的心狂跳不止，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不断地拨我车上的电话。六点半，我决定报警说她失踪了，这时电话响起。我跑回书房，伸手去拿话筒，却注意到来电号码显示器的屏幕上出现了那个熟悉的怪异号码。华德尔被处决后，这个号码就不再打来电话了，我也没再想这件事。我愣住了，停下动作，等待对方一如往常地在听完我答录机的信息之后便挂断。结果一个我熟悉的声音开始说话，这令我大吃一惊。 “我真不愿意对你这么做，医生……” 我一把抓起话筒，清清喉咙，不敢相信地说：“马里诺？” “对。”他说，“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 第四章 “你在哪里？”我追问道，眼睛死死盯着屏幕上的号码。 “东区，雪下得他妈的一塌糊涂。”马里诺说，“我们有个DOA的案子，白人女性。乍看之下像是典型的一氧化碳中毒自杀，车停在车库里，排气管上接了根管子，但情况有点蹊跷，我想你最好来一趟。” “你现在是在哪里打的电话？”我穷追不合，这让他迟疑了一下。我可以感觉出他的惊讶。 “在死者家里，我刚到。这又是另一个问题。房子不是完全锁住的，后门没锁。” 我听见车库门的声音。“哦，谢天谢地。马里诺，等一下。”我说着，大大地松了口气。 传来厨房门关上的声音，还有纸袋的塞窄声。 我一手按住话筒，叫道：“露西，是你吗？” “不是我，是雪人来了。你应该看看外面的大雪！下得真过瘾！” 我伸手拿纸笔，对马里诺说：“死者的姓名和住址是——” “珍妮弗·戴顿，依文大道二一七号。” 我不认识这个名字。依文大道在威廉斯堡路旁，离机场不远，那一区我不熟悉。 我挂了电话，露西走进书房。她的脸冻得红扑扑的，眼睛闪亮。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我劈头就是一句。 她的微笑消失了。“去买杂货。” “哦，这点我们稍后再谈，我得赶一个现场。” 她耸耸肩，用同样不耐烦的语气回敬我。“这不是司空见惯的吗？” “很抱歉，人死的时间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抓起外套和手套，匆忙进入车库，发动引擎，扣上安全带，调节暖气，研究了一下该怎么走，然后才想起夹在汽车遮阳板上的车库门遥控器。废气填满密闭空间的速度快得惊人。 “老天。”我狠狠地教训心不在焉的自己，迅速打开车库的门。 汽车排出的废气很容易导致中毒死亡。有些年轻情侣开着引擎和暖气在后座亲热，最后就这么拥抱着昏迷过去，再也无法醒来。有些想自杀的人将车子变成小型的毒气室，把问题留给其他人去解决。我忘了问马里诺珍妮弗·戴顿是否独居。 积雪已有数英寸厚，映亮了夜色。我家附近不见任何车辆，市区公路上也只有寥寥几辆车。收音机不断地放着圣诞歌曲，我脑海中飞掠过的种种困惑的思绪，逐渐转变为恐惧。珍妮弗·戴顿打过好多次电话到我家，却不说一句话就挂断了，或者是另一个人用她的电话打的。现在，她死了。高架道路在市区东端转了个弯，铁路在地面上纵横交叉，有如缝合的伤口，钢筋水泥的立体停车场比大部分建筑物都高。中央街车站庞然矗立在乳色的天空下，屋顶结了一层白霜，塔上的钟像独眼巨人浑浊的眼睛。 我缓慢地开在威廉斯堡路上，经过一个废弃的购物中心，就在快到达市区与亨利哥郡交界处时，找到了依文大道。这里的房子很小，前面停着小货车和老款的美国车。二一七号的车道上和街道两边都停着警车，我把车停在马里诺的福特车后面，提着医务包下了车，踏在未铺柏油的车道上，朝那间仅能容纳一辆车的车库走去，那里灯火通明，有如一幅耶稣诞生马槽图。车库门高高卷起，几名警察围在一辆破旧的浅棕色雪佛兰旁边。我看到马里诺蹲在驾驶座一侧的后门旁，研究着一截绿色的浇花水管，这截水管从排气管接到开了一条缝的车窗里。车内被黑烟熏得脏兮兮的，废气的味道在湿冷的空气中仍未散去。 “车子引擎还发动着。”马里诺对我说，“汽油用完了。” 死去的女人看起来有五六十岁，坐在驾驶座上，向右歪倒，露在衣服外的颈部和手部皮肤呈鲜粉红色，头下黄褐色的椅套上沾有干掉的血迹。从我站的地方看不见她的脸。我打开医务包，取出化学温度计测量车库内的温度，然后戴上外科手套，请一名年轻的警员帮我打开车子的前门。 “我们正准备采集指纹。”他说。 “那么我等等。” “约翰逊，先采门把怎么样，这样医生就可以进车里了。”他深色的眼睛望着我，“我叫汤姆·路瑟罗，这里的情况有点讲不通。首先，前座上的血迹就让我觉得很不对劲。” “有好几种解释。”我说，“比方说死后排泄。” 他微微眯起眼睛。 “就是肺里面的压力迫使体液从口鼻流出。”我解释道。 “哦，一般来说，这种情况要在尸体开始腐烂之后才会出现，对不对？” “一般来说是这样。” “可据我们所知，这位女士死了大概二十四小时，而且这里冷得像停尸间的冰箱一样。” “没错。”我说，“但如果她开着暖气，再加上灌进去的那些热的废气，车里的温度就会上升，一直相当温暖，直到车子没油。” 马里诺透过被黑烟熏得模糊不清的窗玻璃朝里窥视。“看起来暖气开到了最大。” “另外一种可能——”我继续说，“她失去意识时身体倒下来，脸撞到方向盘、仪表板、椅子。她可能鼻子流血，咬到了舌头，或者扯破了嘴唇。我要检查才能知道。” “好吧，可是她穿的衣服又怎么解释呢？”路瑟罗说，“她走到寒冷的屋外，进到冷冰冰的车库里，接上水管后坐进寒冷的车里，身上却只穿着一件睡袍。你不觉得有点不寻常吗？” 那件浅蓝色的长袖睡袍长及脚踝，质地看起来是薄薄的人造纤维。要自杀是没有什么衣着规定的。这样一个冬夜里，珍妮弗·戴顿在走到天寒地冻的户外之前，先穿上外套和鞋子确实比较合乎逻辑，但如果她已计划要自杀，便知道自己不久后就不会再感觉到冷了。 鉴定组的警员完成了车门部分的工作。我收起化学温度计，车库里的温度是零下一点六度。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我问路瑟罗。 “大概一个半小时前。当然，我们开门前这里比较暖和，但也暖和不了多少。这车库没有暖气，而且车子的引擎盖是冷的。我猜在我们接到报警电话前的几小时，这车子的汽油就用光了，电瓶也没电了。” 车门打开，我先拍了一系列照片，再绕到驾驶座旁的前座去看她的头。我做好心理准备，或许会突然认出什么、看见什么，唤醒沉睡多年的记忆。但什么都没有，我不认识珍妮弗·戴顿，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她。 她的头发染成浅色，但发根是黑的，头上紧紧卷着粉红色小发卷，有几个掉了。她非常胖，但从精致的五官来看，要是她再年轻一点、瘦一点的话，可能相当漂亮。我触摸她的头部和颈部，没有发现骨折。我用手背抵住她的一边脸颊，然后奋力把她转过来。她又冷又硬，靠在椅子上的那一侧脸是苍白的，且因温度高而起了水泡。看起来她死后尸体并没有被移动过，皮肤压下去也没有变白。她至少死了十二个小时。 直到我准备用袋子把她的手包起来的时候，才注意到她右手食指的指甲里有东西。我用手电筒照着仔细检查，然后取出装证物的塑料封套和一副镊子。指甲下的皮肤里有一小片金绿色的东西，似乎是圣诞节的装饰品。我也找到了金色的纤维，而且每检查一只手指就会看到更多。我把棕色纸袋套在她手上，用橡皮筋在手腕处绑紧，然后绕到车子的另一边。我要看看她的脚。她的腿已经完全僵硬，非常难摆弄，但我仍努力把腿拉过方向盘放在椅子上。我检查她深色厚毛袜的底部，发现沾有与指甲里类似的纤维，然而没有灰尘、泥巴，或者草叶。我脑中响起了警报声。 “找到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了吗？”马里诺问。 “这附近没找到室内拖鞋或鞋子？”我说。 “没有。”路瑟罗回答，“我说了，在这么冷的晚上她就这么走出屋子很不寻常，她身上只穿着——” 我打断他的话：“我们有个问题，她的袜子太干净了。” “可恶！”马里诺说。 “需要把她送到市区去。”我从车旁退开。 “我去叫救援小组。”路瑟罗自告奋勇。 “我想看看她的屋子。”我对马里诺说。 “嗯。”他已经脱下手套，正在对着手呵气，“我也想请你去看一看。” 等待救援小组抵达的时候，我在车库里转了转，小心不踩到任何东西、不妨碍别人工作。车库里没多少可看的，就是一般院子里需要用到的工具，还有一些无处可放的零碎物件。我的视线扫过一堆堆旧报纸、藤篮、满是灰尘的油漆罐，还有一个看来多年没用过的生锈烤肉架。角落里杂乱地卷着一条浇花用的水管，看起来像没头的绿蛇，接到汽车排气管上的那截水管就是从这上面切下来的。我跪下来细看切割过的一头，但并没有摸。塑料的边缘不像是被锯割过，而是被重重一下砍断，形成一个角度。我看到旁边的水泥地上有一条痕迹。我站起身检查挂在木板上的各式工具：有一把斧头和一把劈原木用的V形斧，两把都满是锈迹和蜘蛛网。 救援小组的人带着担架和尸袋来了。 “你们有没有在她家里找到可能用来切断水管的东西？”我问路瑟罗。 “没有。” 珍妮弗·戴顿不想从车里出来，死亡的力量抗拒着生者伸出的手。我到乘客座位的那一侧去帮忙。三个人紧抓住她腋下，另一个人则推她的腿。将她装进尸袋、拉上拉链并放上担架、扣好系带之后，救援小组抬着她走进雪花纷飞的夜色，我和路瑟罗沿着车道艰苦前进，一边后悔我出门前没换上靴子。 我们从通往厨房的后门进入那栋农场式的砖造平房。屋里看起来似乎新近整修过，黑色的家电用品，白色的橱柜台架，壁纸精致的蓝底上有东方味道的柔色花朵。路瑟罗和我朝有人声交谈的方向走去，穿过铺有硬木地板的狭窄玄关，在一间卧室的门前停下。马里诺和一名鉴定组的警员正在里面翻梳妆台抽屉。我花了好一段时间环顾四周，看着展现出珍妮弗·戴顿个性的不寻常的装潢。她的卧室看来有如一间太阳能室，供她在其中吸收能量并将之转化为魔力。我再度想起近来接到的那些挂断的电话，恐慌感大幅增加。 墙壁、窗帘、地毯、床单及藤制家具都是白色。奇怪的是，在凌乱的床上，离立起靠在床头的那两个枕头不远处，有一块金字塔形的水晶压在一张空白的打印纸上，梳妆台上和桌子旁边还有更多水晶，比较小的则垂挂在窗框上。我可以想象，当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房间里一定满是折射的光芒和舞动的彩虹。 “很古怪对不对？”路瑟罗问。 “她是灵媒之类的人吗？”我问。 “这么说吧，她自己经营生意，大部分在这里进行。”路瑟罗走向床边一张桌子上的答录机。信号灯一闪一闪，发着红光的数字是三十八。 “从昨晚八点到现在，足足有三十八条留言。”路瑟罗补充道，“我大略听了其中几条。这位女士是研究星座的。看样子别人会打电话来问她今天运势如何啦、会不会中彩票啦，或者圣诞节过后能不能付得清账单之类的。” 马里诺打开答录机的盖子，用小刀将录音带挑出来，放进装证物用的塑料封套里封好。我对床边小桌上的另外几样东西也很感兴趣，于是走过去看。在笔记本和笔旁边放着一个玻璃杯，里面装了一英寸高的透明液体。我弯腰去闻，没有味道，是水吧。旁边有两本平装书，彼得·德克司特的《巴黎鳟鱼》和珍·罗伯特的《赛特之言》。卧室里没有别的书。 “我想看看那两本书。”我对马里诺说。 “《巴黎鳟鱼》。”他寻思，“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讲在法国钓鱼？” 很不幸，他这句话是认真的。 “或许可以在书里找到一些关于她死前心态的线索。”我补充道。 “没问题，我会叫文件组检查上面的指纹，然后把书交给你。我想最好叫文件组也看看那张纸。”他指的是床上那张白纸。 “对啊。”路瑟罗开玩笑地说，“说不定她用隐形墨水写了遗书。” “来，”马里诺对我说，“我想给你看几样东西。” 他带我走进客厅，一棵人造圣诞树缩在客厅一角，被大量俗气的装饰品压弯了，上面还密不透风地缠绕着金箔、灯泡、细丝。树底下堆着一盒盒糖果和干酪，洗泡泡浴用的沐浴精，一个看来像是装着花果茶的玻璃瓶，还有一个眼睛亮蓝、犄角镀金的瓷制独角兽。我怀疑那张金色的绒毛粗呢毯就是珍妮弗·戴顿袜底和指甲里那些纤维的来源。 马里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手电筒，蹲下来。“你看。” 我在他旁边蹲下，看着光柱照在树底的地毯上，那里有金属的晶亮小饰品和一条细细的金色系绳。 “我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树下有没有放礼物。”马里诺说着关掉手电筒，“她显然早就把礼物拆开了。包装纸和卡片就丢在那边的壁炉里——里面全是纸灰，还有一些没烧完的亮面纸的碎片。住在街对面的女士说，昨天天黑前她看到烟囱里有烟冒出来。” “打电话报警的就是这个邻居吗？”我问。 “对。” “为什么？”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得去跟她谈谈。” “你跟她谈的时候，看看能不能问出这个女人的病史，比方说她有没有精神疾病。我想知道她的医生是谁。” “我再过几分钟就要去那边。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自己问她。” 我一面想着在家里等我的露西，一面继续观察屋内的细节。我的视线停在房间正中央地毯上的四个正方形小压痕上。 “我也注意到了。”马里诺说，“看起来像是有人搬了一张椅子来这里，大概是从餐厅搬的。饭桌旁有四张椅子，椅腿都是正方形的。” “有件事或许值得一做，”我边想边说，“检查她的录像机，看看她有没有设定要预录什么节目，说不定也能得到一些线索。” “好主意。” 我们离开客厅走过小小的餐厅，里面有一张橡木桌和四张直背椅。硬木地板上的编织地毯若不是新的，就是很少有人在上面走。 “看起来她差不多把时间都花在这个房间里。”马里诺说，我们穿过玄关进入看来是她办公室的房间。 房间里塞满了经营小公司需要的种种设备，包括传真机。我立刻过去检查了一下，传真机是关着的，线路插进墙上的单一插座。我环顾四周，愈来愈迷惑。书桌和另一张桌子上满满放着个人电脑、邮戳机、各式表格、信封，书架上排列着关于灵学、星象学、黄道十二宫以及东西方各种宗教的好几部百科全书。我注意到有好几种译本的《圣经》，还有几十本标有日期的分类账簿。 邮戳机旁边有一叠看起来像是订购表格的东西，我拿起一张看。一年付三百元，你就可以每天打一个电话给珍妮弗·戴顿，她会花三分钟，“根据个人资料，包括你出生那一刻各星球的排列位置”来告诉你今天的星座运势如何。再加两百元，她会提供一份“每周运势预测”。付费之后，订户会收到一张印有识别码的卡片，只要持续付年费，识别码就会继续有效。 “真是一大堆狗屎。”马里诺对我说。 “她是一个人住吧。” “目前为止，看来是这样。一个女人单独经营这种生意，他妈的真是吸引怪人上门的好方法。” “马里诺，你知不知道她家有几条电话线？” “不知道，干吗？” 我告诉他，我这阵子常接到匿名电话，他则目不转睛地瞪着我看，愈听嘴巴张得愈大。 “我想知道她的电话和传真是不是用同一条电话线。”我下了结论。 “老天。” “如果是同一条线，而我拨来电显示器上那个号码的当晚，她又刚好把传真机打开了，”我继续说，“那就可以解释我听到的声音了。” “老天。”他说着从外套口袋里一把抓出无线电对讲机，“你干吗不早说啊？” “我不想在别人在场的时候提。” 他把对讲机凑近嘴边：“七——0。”然后他对我说，“如果你担心那些匿名电话，为什么几个星期前不说昵？” “那时候我没那么担心。” “七——0。”调度员的声音带着噪声传了回来。 “一0——五，八——二——一。” 调度员呼叫八二一，这是探长的代号。 “有个号码请你拨一下。”马里诺和探长通话时说，“手机在手上吗？” “一0——四。” 马里诺把珍妮弗·戴顿的号码给了他，然后打开传真机。没一会儿传真机就响起了一串铃声、哔哔声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声音。 “这回答你的问题了吗？”马里诺问我。 “回答了一个，但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我说。报警的那个对门邻居叫玛伊拉·克莱瑞。我和马里诺一起到她那栋贴着铝片的小房子前，门前的草地上有塑料纸、亮着灯的圣诞老人，黄杨木上挂着串串灯泡。马里诺刚按下电铃，前门就打开了，克莱瑞太太没问我们是谁就请我们进去。我想，她大概从窗口看见我们走来了。 她把我们领进一间阴沉沉的客厅，她丈夫在电炉旁缩成一团，干瘦的腿上盖着毯子，眼神空洞地盯着电视上一个正用除体味肥皂在身上搓出泡沫的男人。多年来疏于维护的痕迹处处可见。家具上的布面和人体长期接触摩擦的地方都又脏又绽线，木材被一层层的蜡弄得模模糊糊，墙壁上落满灰尘的玻璃下的照片都已发黄。空气中充满了几千几万次在厨房烧好、在客厅吃掉的饭菜累积下来的油腻味道。 马里诺解释我们的来意，克莱瑞太太紧张兮兮地四处走动，捡起沙发上的报纸，调低电视的音量，把晚饭的脏碗盘拿到厨房去。她丈夫仍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在细脖子上微微颤动。帕金森病患者就像机器在故障发生之前疯狂地摇晃着，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于是用唯一的方式在抗议。 “不用了，不需要。”克莱瑞太太问我们需要些什么食物或饮料的时候，马里诺说，“坐下来，放轻松点，我知道这一整天对你来说不好受。” “他们说她坐在车子里，把废气吸进去了。哦，天哪。”她说，“我看到窗子被烟熏得有多黑，看起来像是车库失过火一样。那时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 “他们是谁？”马里诺问。 “警察。我打电话报警后，就一直看他们来了没有。他们车一停好，我就马上过去看珍妮弗怎么样了。” 马里诺和我坐在沙发上，克莱瑞太太在对面的单人沙发里坐得很不安稳。她头上灰发梳成的髻已经散开，满是皱纹的脸看起来像一颗干瘪的苹果，眼神中既充满了好奇又闪动着恐惧。 “我知道你之前跟警察谈过了。”马里诺说着把烟灰缸拿过来，“但我要你仔细跟我们再说一遍，从你最后一次看到珍妮弗·戴顿开始讲起。” “我前两天看到她——” 马里诺打岔：“哪一天？” “星期五。我记得电话响了，就到厨房去接，恰好从窗口看见她正在车道上准备停车。” “她总是把车停在车库里吗？”我问。 “对。” “昨天呢？”马里诺询问道，“你昨天有没有看见她或她的车？” “没有，不过我到外面去看信箱了。邮差来得很迟，这个时候通常都是这样。三四点了，还没有信来。后来，差不多是五点半或再晚一点吧，我想再去看一次信箱。那时天快黑了，我注意到珍妮弗家的烟囱有烟冒出来。” “你能肯定吗？”马里诺问。 她点头。“肯定。我记得那时我还想，今天晚上很适合生一炉火。但生火的事以前都是吉米在做。他从来没教过我怎么生火。他拿手的事情都归他管，所以后来我就不用壁炉，改装了电炉。” 吉米·克莱瑞看着她。我不知他能不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我喜欢烹饪。”她继续说，“这个季节我会烤很多东西。我烤蛋糕送给邻居们。昨天我本想拿一个给珍妮弗，但我习惯先打电话确认一下，因为你很难看出别人在不在家，尤其是他们把车停在车库里的时候。要是把蛋糕放在门口，搞不好就被附近的狗吃掉了。我打电话给她，只有答录机接听。我打了一整天，她都没接电话，于是，我有点担心。” “为什么？”我问，“她身体有什么问题吗？她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胆固醇太高，超过两百，还有高血压。她曾告诉我，她家的人都这样。” 我在珍妮弗·戴顿家里没有看到任何处方药。 “你知道她的医生是谁吗？”我问。 “我不记得了，但珍妮弗相信自然疗法。她告诉我，她不舒服的时候就静坐冥想。” “听起来你们两个挺熟的。”马里诺说。 克莱瑞太太双手像多动症小孩一样揪着裙子。“除了去店里买东西的时候，我整天都待在这里。”她瞥了丈夫一眼，他又转回去盯着电视了。“有时候我过去看看她，你知道，邻居嘛，也许拿点什么我做的东西给她。” “她这人友善吗？”马里诺问，“有没有很多人来找她？” “呃，你们也知道，她在家里工作。我想她大部分的公事都是在电话上处理的。不过偶尔也会看到有人进去。” “有你认识的人吗？” “就我记得，没有。” “你注意到昨晚有没有人来见她吗？”马里诺说。 “我没有注意。” “你出去拿信，看到她家烟囱里有烟冒出来的时候呢？你是否感觉她家有客人？” “我没有看到别的车，或是什么让我认为她家有客人的东西。” 吉米·克莱瑞睡着了，流着口水。 “你说她在家工作，”我说，“你知不知道她做些什么？” 克莱瑞睁大眼睛直望着我，倾身向前，压低了声音。“我知道别人怎么说。” “怎么说？”我问。 她紧抿着嘴，摇摇头。 “克莱瑞太太，”马里诺说，“你说的任何事情对我们都可能有帮助。我知道，你想帮我们的忙。” “两条街外有一个卫理公会教堂。你们看得见。那座尖塔整夜亮着灯，从三四年前教堂盖好后一直是这样。” “我开车来的时候，看到了那座教堂。”马里诺回答，“它跟这有什——” “嗯，”她插嘴道，“珍妮弗搬来这里时，我想是九月初吧。我一直没想通是怎么回事——那座尖塔的灯，开车回家的时候就会看到。当然……”她顿了顿，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也许现在不会了。” “什么？”马里诺说。 “灯光忽明忽灭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情。刚才还亮着，可你从窗子再看出去，灯就灭了，好像教堂不在那里似的。然后再从窗子看出去，尖塔又亮了，跟平常一样。我算过时间。亮一分钟，之后熄掉两分钟，然后又亮个三分钟；有时候连续亮上一个小时，完全没有固定的模式。” “那灯光跟珍妮弗·戴顿有什么关系？”我问。 “我记得她刚搬来不久，就在吉米中风前几个星期。有天晚上很冷，他在生火，我在厨房洗碗，透过窗子看见那座尖塔和平时一样亮着。他进来拿酒喝，我说：‘你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喝烈酒而不是喝葡萄酒喝醉的。’他说：‘我才不喝葡萄酒，我要喝波本。《圣经》从来没说过波本什么。’然后，他还站在那里的时候，尖塔的灯就熄灭了，看起来像是教堂消失了。我说：‘你看吧，上帝说话了。这就是他对你和你的波本的看法。’他笑的样子好像是我发疯了一样，不过从此他没有再沾过一滴酒。他每天晚上都站在厨房水槽旁，看着窗外尖塔的灯一下亮一下暗。我随他去揣测那是否是上帝的意思——只要能让他不碰酒就好。戴顿小姐搬来对街之前，那座教堂从来没有那样过。” “最近那灯光还是忽明忽灭的吗？”我问道。 “昨天晚上还是，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老实说，我还没去看。” “你的意思是，她对教堂尖塔的灯光有某种影响力？”马里诺温和地说。 “我的意思是，这条街上不少人在老早以前就已经认定了。” “认定什么？” “她是巫婆。”克莱瑞太太说。 她丈夫打起鼾来，发出很大声响，有如脖子被掐住一般，但她似乎没有注意。 “在我听来，戴顿小姐搬来之后，你丈夫就开始生病了，教堂的灯也开始作怪。”马里诺说。 她看起来吃了一惊。“唉，就是这样。他是在九月底中风的。” “你是否想过这之间可能有些关联？也许珍妮弗·戴顿跟这有关，就像你觉得她跟教堂的灯有关一样？” “吉米一直不喜欢她。”克莱瑞太太说话的速度愈来愈快。 “你的意思是他们两个处得不好？”马里诺说。 “她刚搬来没多久时，来过一两次，请吉米去她家帮忙——男人的事。我记得有一次是她家门铃在屋里发出很可怕的滋滋声，她害怕电线会走火，就跑到我家门口躲避。于是吉米就过去帮她看看。还有一次是她的洗碗机冒出水来。吉米一向很会修东西。”她悄悄瞥一眼正在打鼾的丈夫。 “你还没说清楚，他为什么跟她处不好？”马里诺提醒道。 “他说他不喜欢到那里去。”她说，“他不喜欢她屋子里的样子，到处都是水晶什么的，电话又响个不停。但最让他感觉不舒服的是，她说她专门替人算命，如果他愿意继续帮她修理家里的东西，她就免费帮他算命。接下来他说的话我记得一清二楚，就像昨天的事一样，他说：‘谢谢，不用了，戴顿小姐。我的未来掌握在玛伊拉手上，每分每秒都计划好了。’” “你是否知道有什么人和珍妮弗·戴顿相处得非常不好，会希望她出事或者用某种方式伤害她？”马里诺说。 “你认为她是被人谋杀的？” “目前还有很多不清楚的事，需要探索每一种可能性。” 她双臂交叉，抱住下垂的胸部。 “那么她的心情昵？”我询问道，“你是否看过她沮丧的样子？或者是否知道她有无法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最近？” “我跟她没有那么熟。”她避开我的视线。 “你知不知道她是否去看过医生？” “我不知道。” “亲近的家属昵？她有亲人吗？” “我不知道。” “她的电话呢？”我说，“她在家的时候会接电话吗，还是都让答录机接？” “据我的经验，她在家的时候会接电话。” “所以今天稍早的时候，你打电话给她而她没接，就让你很担心。”马里诺说。 “是这样。” 玛伊拉·克莱瑞发现自己讲错话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有意思。”马里诺评论道。 她的脸一直红到脖子根，双手停下动作。 马里诺问：“你怎么知道她今天在家？” 她没有回答。她丈夫一口气没喘上来开始咳嗽，眼睛眨巴着睁开了。 “我大概是这样以为的，我没有看到她开车出来……”克莱瑞太太的声音愈来愈小。 “也许你今天白天去过她家？”马里诺一副想帮忙的口气，“送蛋糕过去，或者去打个招呼一你想到她的车在车库里？” 她轻拭眼泪。“我整个早上都在厨房里烤东西，一直没看到她出来拿报纸或者开车出门。所以我上午出门的时候就过去按了按电铃。她没有来应门。我朝车库里瞄了一下。” “你是说，你看到那些窗子全给烟熏黑了，却没想到有什么不对劲？”马里诺问。 “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的声音提高了好几个八度，“上帝，上帝啊，我真希望当时我就报警或什么的，也许那时候她——” 马里诺插嘴：“我不知道她那时是否还活着，或是否可以得救。”他别有深意地看着我。 “你往车库里看时，有没有听到引擎运转的声音？”我问克莱瑞太太。 她摇头，擤鼻子。 马里诺站起身，把笔记本塞回外套口袋。他看起来很气馁，仿佛克莱瑞太太的没胆量和不说实话令他万分失望。我现在对他扮演的每一种角色都了如指掌。 “我应该早点报警的。”玛伊拉·克莱瑞这句话是对着我说的，声音颤抖。 我没有回答，马里诺盯着地毯看。 “我觉得不舒服，得去躺一躺。” 马里诺从皮夹中抽出一张名片递给她。“要是你又想起什么应该让我知道的事，就打电话给我。” “好的，警官。”她虚弱地说，“我会的。” “你今晚验尸吗？”前门关上后，马里诺问我。雪已经积到脚踝了，而且还在下。 “明天早上。”我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钥匙。 “你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她这种不寻常的职业很容易招惹不该上门的人。另外，照克莱瑞太太的描述，她生活得很孤立，而且似乎又提早拆开了圣诞礼物，很容易让人觉得她是自杀的。但她的袜子很干净，这是个大问题。” “一点也没错。”他说。 珍妮弗·戴顿的房子灯火通明，一辆轮胎上装着链子的卡车倒车，开上车道。人群的嘈杂声隔着风雪听来有些模糊，街上的每辆车上都结结实实地堆着又白又厚的雪。 我顺着马里诺的视线望向戴顿小姐家屋顶的上方。几条街外，珍珠灰的天空映衬着那栋教堂，尖塔的古怪形状就像女巫的帽子。拱廊上的弧形像是悲伤空洞的眼睛瞪着我们，突然间，灯光闪着亮了起来。空间和涂着画的表面都罩上一层赭色的光，拱廊像没有笑容但温和的脸庞，悬浮在夜空中。 我瞥了一眼克莱瑞家的房子，看见厨房的窗帘动了动。 “老天，我要走了。”马里诺朝对街走去。 “你要我提醒尼尔斯关于她车子的事吗？”我朝他喊。 “嗯，”他喊道，“好啊。” 我回到家时，屋里已经亮起灯光，厨房飘出食物的香味。炉火熊熊，壁炉前的餐桌上摆好了两人的餐具。我把医务包往沙发上一放，环顾四周。走廊对面的书房里传来微弱的快速打字声。 “露西？”我边叫边脱下手套，解开外套。 “我在这里。”键盘的声音继续响着。 “你在煮什么？” “晚饭。” 我走进书房，看见外甥女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的显示器。我注意到井号提示符，大为震惊。她在UNIX上，不知怎么连上了我办公室的那台电脑。 “你怎么做到的？”我问，“我没有告诉你连接的命令、用户名或密码什么的。” “你不用告诉我。我找到了可以告诉我批次命令是什么的文件。而且，你这里有些程序保存了你的用户名和密码，这样你就不用被一再询问了，很省事，不过很冒险。你的用户名是Marley(玛尔种)，密码是brain(大脑)。” “你这人真危险。”我拉了把椅子坐下。 “玛尔利是谁？”她继续打字。 “我们在医学院里得按照座位坐。玛尔利·史凯兹在实验室里在我的隔壁坐了两年。他在什么地方当神经外科医生吧。” “你是不是跟他谈过恋爱？” “我们没有约会过。” “他是不是爱上你了？” “你问太多了，露西。你不能想问什么就问什么。” “我当然能，他们又不一定要回答。” “这样很不礼貌。” “我搞清楚别人是怎么闯进你的目录里的了，姨妈。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些用户是跟着软件一起来的？” “记得。” “有一个叫demo的有根权限，但是没有分配密码给它。我猜那个人就是用了这个，现在我让你看看当时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交谈的时候，她的手指丝毫没有停顿，继续在键盘上飞速敲打，“我现在进入系统管理员的菜单，检查登入的清单，要寻找一个特定的用户：根用户。现在按g，好啦。就在这里。”她的手指滑过屏幕上的一行字。 “十二月十六号，下午五点零六分，有人从一台11qttyl4的机器登入。这个人有根权限，假设他就是进到你目录里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他看了些什么。但二十分钟之后，五点二十六分，他试着发送那条‘我找不到它’的信息到何07，结果不小心创建了一个新文件。五点三十二分他注销，在上面的时间总共是二十六分钟。看起来不像打印过什么东西。我查了一下打印机队列的记录，上面有打印出来的文件名称，但没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 “来看看我是不是听懂了。有人试着从ttyl4发一条消息到tty07去？”我说。 “对。而且我也查过了，这两台机器都是终端机。” “我们怎样才能找出这些终端机在谁的办公室里？”我问。 “我很惊讶，这里居然没有列表。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如果其他的办法都行不通，你可以去看连到终端机的那些缆线，通常上面会有标签。还有，如果你对我个人的意见有兴趣，我不认为这个间谍是你的电脑分析师。首先，她原本知道你的用户名和密码，不会需要demo登入。我假设这台微型机是在她的办公室里，因此也假设她用的是系统终端机。” “没错。” “你们系统终端机的名称是ttyb。” “好。” “另外一个找出这人是谁的方法，是趁别人已经登入但人不在的时候溜进他们的办公室。你只要进入UNIX，打whoanI(我是谁)，系统就会告诉你。” 她把椅子向后一推，站起来。“我希望你饿了。我们有鸡胸肉和冰镇的野生米沙拉，里面放了腰果、青椒、麻油，还有面包。你的烤架能用吗？” “现在十一点多了，外面还下着雪昵。” “我不是建议到屋外去吃饭，只是想用烤架来烤鸡肉。” “你在哪里学会做菜的？” 我们往厨房走去。 “反正不是跟妈学的。你以为我以前为什么会是个小胖子呢？就是因为总吃她买回来的那些垃圾，零食啦、汽水啦，还有吃起来像纸箱的比萨。我身上有这辈子都不会善罢甘休的脂肪细胞，都是妈害的，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 “我们谈谈今天下午的事，露西。要不是你那时刚好到家，警察就会到处找你了。” “我运动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冲个澡。” “你去了四个半小时。” “我要买杂货，还有一些别的事要办。” “你为什么不接车上的电话？” “我想那是别人找你的，而且我从来没用过车上的电话。我不是十二岁小孩了，姨妈。” “我知道，可是你不住在这里，也从来没在这里开过车，我很担心。” “对不起。”她说。 我们在壁炉旁吃饭，坐在餐桌旁的地上。我关了灯。火焰跳跃，光影舞动，仿佛在庆祝我和外甥女生命中这神奇的一刻。 “你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我边说边伸手拿酒杯。 “学射击。”她说。 <hr /> 注释： 第五章 露西熬夜摆弄电脑，直到很晚，星期一一大早我被闹钟叫醒时没听到她有半点动静。我拉开卧室的窗帘，看着细小的雪片在照进院子的阳光下旋舞。雪积得很深，这一带看不到任何在动的东西。我喝完咖啡，快速翻看了一下报纸，然后换衣服出门。走到门边，我又绕了回来。不管露西是不是已经不止十二岁了，我还是要先去看看她再出门。 我轻轻走进她的房间，看见她侧着睡在皱成一团的床单里，被子有一半掉在地上。她穿着从我的抽屉里翻出来的一件运动服，这让我有些感动。我从来没碰到过想穿着我的任何东西睡觉的人。我把被子拉好，小心不吵醒她。 开车进城的路上交通情况糟透了，我真嫉妒那些因雪而关闭办公室的人。我们这些没有意外假可休的人在州际公路上慢慢往前爬，轻轻一踩刹车就会打滑，还得凑近雨刷刷不干净的挡风玻璃往外看。我不知该怎么跟玛格丽特解释，我那十几岁的外甥女认为我们的系统不安全。谁进入了我的目录？珍妮弗·戴顿为什么打了好几次电话给我又挂掉？ 八点半我才抵达办公室。在走向停尸间的路上，我困惑地停下脚步。一台带轮推床在不锈钢冰箱门前随意停放着，上面盖着床单的尸体脚趾上挂着珍妮弗·戴顿的名牌。我四下张望，办公室和X光室里都没人。我打开解剖室的门，看见穿着手术袍的苏珊在拨电话。她迅速挂上电话，紧张地对我说了声“早上好”。 “很高兴你来了。”我解开外套的扣子，好奇地端详着她。 “本让我搭便车。”她说的是我那位拥有一辆四轮驱动吉普车的行政人员，“目前为止，只有我们三个人到。” “费尔丁还没影子？” “他几分钟之前打电话来，说出不了车道。我告诉他，我们目前只有一个案子，但如果有更多案子送进来，本可以去接他。” “你知道我们的那个案子正停放在路中间吗？” 她迟疑着，脸红了。“我正要推她去照X光，结果电话响了，对不起。” “你量过她的身高体重了吗？” “还没有。” “先做那个吧。” 我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她就匆匆出了解剖室。在楼上实验室里工作的那些秘书和科学家离开这栋建筑时都会经过停尸间，因为从这里去停车场比较方便。维修的工人也常常进进出出的。把一具尸体就那么丢在走廊上很不像话，而且，如果这一连串证据在法庭上遭到质疑，甚至可能危害案子的进展。 苏珊推着推床回来，我们动手工作。腐肉的臭味令人作呕。我从架子上拿下手套和塑料围裙，在写字板上夹上各式表格。苏珊既安静又紧张。她把手伸向控制台重设电脑化的平面比例尺时，我注意到她的手在抖，也许是怀孕的缘故。 “你还好吗？”我问她。 “只是有点累。” “你肯定？” “肯定。她体重一百八十磅整。” 我换上手术服，和苏珊一起把尸体移进X光室，再从推床搬到桌上。我掀开床单，在尸体的脖子下垫了一块东西，避免她的头下垂。她喉咙部分的皮肉很干净，没有烟灰或灼伤，她发动引擎坐在车里的时候，下巴是低下来抵住胸口的。我没有看到明显的外伤，没有淤血或断裂的指甲，鼻骨也没断。她嘴唇内侧没有伤痕，舌头也没有咬痕。 苏珊照完X光把片子放进处理机，我则拿着放大镜检查尸体正面。我收集了一堆几乎看不见的白色纤维，可能是从床单或她床上的被褥来的，也找到一些跟她袜底那些纤维类似的东西。她没有戴首饰，睡袍底下也没穿东西。我想起她床上皱乱的被单、立起靠在床头的枕头，还有桌上的那杯水。她在死的那天晚上换了衣服，又上了发卷，说不定还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 苏珊走出冲片室，双手撑着腰靠在墙上。 “这位女士有什么故事？”她问，“她结婚了吗？” “看起来她是一个人住。” “她有工作吗？” “她在家里经营生意。”我瞄见一样东西。 “什么样的生意？” “大概是算命之类的。”那根羽毛很小，被烟灰弄得很脏，沾在珍妮弗·戴顿睡袍上左大腿的部位。我伸手拿起一个小塑料袋，试着回忆是否在她家看到过羽毛。也许她床上的枕头里塞的是羽毛。 “有什么证据显示她有超自然力量？” “一些邻居似乎认为她是个巫婆。”我说。 “理由是什么？” “她家附近有一座教堂。据说自从她几个月前搬来，教堂尖塔上的灯就开始忽明忽灭。” “你在开玩笑吧？” “我自己离开现场时也看到了。尖塔本来是暗的，随后突然间亮起来。” “怪事。” “是很怪。” “也许是定时器控制的。” “不太可能，灯光一直开开关关的不会省电。灯真的一整夜时开时关，我只看到过一次。” 苏珊什么也没说。 “可能是电线短路。”我边继续工作边想：我要打电话到那个教堂去，不过负责人可能不知道这个问题。 “她屋里有什么怪东西吗？” “水晶，一些不寻常的书。” 一阵沉默，然后苏珊说：“我真希望你早点告诉我。”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抬头瞥她一眼。她脸色苍白，很不自在地瞪着尸体。 “你肯定你没事吗？”我问。 “我不喜欢这种东西。” “哪种东西？” “就像某人有艾滋病什么的，应该事先告诉我，尤其是现在。” “这女人不太可能有艾滋病，或者——” “应该告诉我，在我碰她之前。” “苏珊～” “我以前的学校里就有一个女孩是女巫。” 我停下手边的动作。苏珊全身僵硬地靠着墙，双手压在肚子上。 “她叫朵琳，是一个女巫集会的一员。高三的时候，她对我的双胞胎妹妹茱蒂下了咒。毕业前两个星期，茱蒂出车祸死了。” 我万分不解地盯着她。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这种超自然的东西！就像两个月以前警察拿来的那条牛舌头，上面戳了一堆针，外面还用一张写满了死人名字的纸包着，放在坟墓上。” “那是恶作剧。”我平静地提醒她，“牛舌头是在店里买的，纸上的那些名字没有意义，只是从墓碑上抄下来的。” “不管是不是恶作剧，都不应该拿撒旦开玩笑。”她声音颤抖，“我对邪恶就像对上帝一样，都很认真的。” 苏珊是牧师的女儿，很久以前就不信教了。我从来没听她提过半点关于撒旦的东西，也只在感叹句里提起上帝。我也从来没见她有半点迷信或者被什么东西吓到过，而现在她快哭了。 “这样吧，”我静静地说，“今天看起来人手会不够，你就上楼接电话，楼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她眼里涌满泪水，我立刻走向她。 “没关系的。”我把手臂环在她肩上，带她走出房间，“好了。”她靠在我身上啜泣，我温和地说：“要不让本送你回家？” 她点点头，小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 “你休息一下就没事了。”我扶她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下，伸手拿电话。 珍妮弗·戴顿没有吸入任何一氧化碳或者烟灰，因为她被放进车里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很明显死于他杀。整个下午，我留了好几次话给马里诺，叫他回电话，并试着打了几个电话想知道苏珊怎么样了，但没有人接。 “我有点担心，”我对本·史蒂文斯说，“苏珊没有接电话。你送她回家的时候，她说要去哪里了吗？” “她说要上床睡觉。” 他坐在办公桌旁，看着电脑打印出来一页又一页的东西。书架上一台收音机轻声放着摇滚乐，他喝着橘子口味的矿泉水。他年轻、聪明，有一种男孩式的英俊。他工作努力，听说在单身酒吧里玩得也同样努力。我相当肯定，他不会在这里当太久的行政人员，要不了多久就会找到更好的职位。 “也许她把电话插头拔下来了，想好好睡一觉。”他说着转向电脑。 “也许吧。” 他开始再度更新我们的预算。 下午天色渐晚的时候，史蒂文斯拨了我的电话。 “苏珊打电话说明天不来上班了。有一个叫约翰·戴顿的人打来电话，说他是珍妮弗·戴顿的哥哥。” 史蒂文斯把电话转过来。 “喂，他们说是你给我妹妹解剖的。”一个男人含糊不清地说，“呃，珍妮弗·戴顿是我妹妹。” “请问你的大名？” “约翰·戴顿，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 我瞥见马里诺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打手势要他坐下。 “他们说她拿水管接在车上自杀了。” “谁说的？”我问，“可不可以请你大点声？” 他犹豫着。“我不记得名字了，应该写下来的，但我太震惊了。” 可他听起来并不震惊。他的声音很低很模糊，我几乎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戴顿先生，很抱歉。”我说，“但你想知道关于她死因的任何信息，都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我也需要你在信中附上相关证明，表明你是她血缘关系最近的亲人。” 他没回答。 “喂？”我问，“喂？” 回答我的是嘟嘟声。 “怪了。”我对马里诺说，“你知道有个自称是珍妮弗·戴顿的哥哥、叫约翰·戴顿的人物吗？” “刚才是他打来的？可恶。我们一直在找他。” “他说有人通知他，说她死了。” “你知道他是从哪里打来的吗？” “据说是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他挂断了。” 马里诺看来不感兴趣。“我刚从范德的办公室来。”他说的是尼尔斯·范德，指纹检验主任。“他检查了珍妮弗·戴顿的车，还有她床边的那些书，其中一本里夹着一首诗。至于她床上的那张自纸，他还没进行到那里。” “目前为止有什么发现吗？” “他找出了一些，如果有必要会用电脑来查。大部分的指纹大概都是她的。”他把一个小纸包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祝你读得愉快。” “我想，你会要他马上去查那些指纹。”我黯然地说。 马里诺眼中掠过一抹阴影，他按摩着太阳穴。 “珍妮弗·戴顿绝对不是自杀。”我告诉他，“她体内的一氧化碳含量不到百分之七，呼吸道里没有烟灰。她的皮肤呈鲜粉红色是因为暴露在冷空气里，而不是一氧化碳中毒。” “老天。”他说。 我在面前的文件里翻出一份尸体图解递给她，然后打开一个信封，拿出珍妮弗·戴顿颈部的拍立得照片。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继续说，“没有外伤。” “那车子座位上的血迹呢？” “是死后排泄的现象，那时她已经开始腐烂了。我没有找到任何擦伤、挫伤，指尖也没有淤血。但这里——”我给他看一张解剖时照的颈部照片，“她胸锁乳突肌两边都有不规则的出血，舌骨的右角也有断裂。她是窒息致死，由施加于颈部的压力所致——” 马里诺大声打断我的话：“你是说她是被掐死的？” 我给他看另一张照片。“她的脸上也有些淤斑，也就是点状出血。这些发现都符合被掐死的症状，没错。这是件他杀案，我建议尽可能不要让这消息太早见报。” “你知道，我真的不需要这个。”他抬起充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现在我的办公桌上有八件还没破的杀人案。艾迪·希斯的案子——亨利哥那边连个影儿都没查到，那孩子的爸爸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给我，更不用说摩斯比巷那里正在进行的毒品大战了。真他妈的圣诞快乐，我真的不需要这个。” “珍妮弗·戴顿也不需要这个，马里诺。” “说下去，你还发现了什么？” “她的确有血压高的毛病，跟她的邻居克莱瑞太太说的一样。” “晤。”他说着把视线从我身上转开，“你怎么知道？” “她左心室肥大，也就是说她心脏的左侧肌肉变得比较厚。” “高血压会造成这样？” “对，我应该会在她的肾微血管里找到拟纤维蛋白的变化，也就是说早期肾硬化。我猜脑部也会显示高血压的病变——在脑部小动脉血管的部分，但我要用显微镜看过才能确定。” “你是说，高血压会损害肾脏和脑部的细胞？” “可以这样说吧。” “还有什么吗？” “没什么特殊的了。” “胃里的东西呢？” “肉和一些蔬菜，消化了一部分。” “酒精和药物昵？” “没有酒精，药物筛检正在进行。” “没有被强暴的迹象？” “没有伤痕或其他遭到性侵害的迹象。我用棉花棒在她身上找过精液，但那些化验报告要过一阵才会出来。不过就算结果出来了，也不能打包票。” 马里诺脸上的表情难以解读。 “你想找什么？”我终于问。 “嗯，我在想这桩案子的来龙去脉。有人费了很大的劲想让我们以为她是灌废气自杀的，可是他还没把这位女士弄进车里，她就死了。我考虑的是，他可能原本没打算在屋子里把她弄死。他用手掐住她的脖子，结果力气太大弄死她了。也许他不知道她的健康情况很差，才会造成这种后果。” 我摇头。“她的高血压跟这没有关系。” “那你解释一下她怎么死的。” “假设攻击她的人惯用右手，他用左手臂绕过她的脖子前面，用右手把左手腕往后拉。”我示范给他看，“这对她的颈部造成离心的压力，导致她的舌骨右角断裂，上呼吸道受阻，颈动脉也受到压迫，这样会使她缺氧。有时对颈部施加压力会造成心跳减缓，使得受害者心律不齐。” “从她的解剖结果，能不能看出攻击者一开始是用手卡住她的脖子，却把她勒死了？换句话说，他原本只是要制服她，可是用力过猛。” “从医学上，我没办法告诉你。” “但是有可能。” “在可能的范围之内。” “拜托，医生。”马里诺恼火地说，“你现在不在证人席上，好不好？这间办公室里除了你我，还有别人吗？” 没有别人，但我很不安。今天我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没来上班，苏珊的举止又很怪异。珍妮弗·戴顿这个陌生人打过好几次电话给我，最后却遭杀害，而一个自称是她哥哥的男人又刚挂掉我的电话，更不用说马里诺的心情很差。当感到事情不受我控制，我的措辞就会变得非常客观。 “听着，”我说，“他有可能用手掐住她的脖子想制服她，却用力过猛不小心把她勒死了。事实上，我还会提出另一个可能性：他以为只是将她勒昏过去了，把她弄进车里的时候，他不知道她死了。” “这是个大蠢材。” “我不会下这种结论。不过如果他明天早上起床，看到报纸上说珍妮弗·戴顿遭到谋害，很可能会大吃一惊，进而回想自己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所以我才建议不要让媒体知道。” “我也不反对。对了，你虽然不认识珍妮弗·戴顿，但并不表示她不认识你。” 我等着他的解释。“我一直在想你接到的那些匿名电话。你常上电视、报纸，也许她知道有人要找她麻烦，但不知道该向谁求援，于是就想找你帮忙。但她太害怕了，所以不敢在你的答录机上留言。” “这样想真令人沮丧。” “我们现在想的每一件事都令人很沮丧。”他从椅子上站起来。 “帮我个忙，”我说，“检查她的屋子，然后告诉我有没有找到羽毛枕头、羽绒夹克、鸡毛掸子——任何跟羽毛有关的东西。” “为什么？” “我在她的睡袍上找到一小根羽毛。” “没问题，我会通知你的。你要走吗？” 我听到电梯门开了又关的声音，朝他身后瞥了一眼。“是史蒂文斯吗？” “嗯。” “我回家前还有几件事要做。”我说。 马里诺进电梯后，我到走廊尽头的窗边往下面的停车场看去。我要确定本·史蒂文斯的吉普车开走了。那车的确开走了。我看着马里诺从楼下走出，在街灯照耀下的碎雪堆中绕行。他辛苦地走到车边，像踩到水的猫一样狠狠地抖掉脚上的雪，坐进驾驶座。他的车子就像私人的小密室，不能让任何东西污染了里面经过滤净的空气及一切。不知他圣诞节有没有计划，我很泄气地发现自己居然没想到邀请他共进晚餐。这是他和桃丽斯离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 我沿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往回走，一路上钻进各个办公室去查看电脑终端机。不幸的是，没有人已经登人，只有费尔丁那台的缆线上有标签写着机器号码，但既不是tty07也不是ttyl4。我很沮丧地打开玛格丽特办公室的门锁，开了灯。 这里一如平常，看起来像被狂风狠狠刮过，把纸张吹得满桌都是，书架上的书也东倒西歪，还有些掉在地上。一叠叠连在一起的打印纸像手风琴一样因堆得太高而散开了，墙上和电脑屏幕上到处贴着鬼画符似的小纸条和电话号码。那台小型电脑像电子昆虫一样发出低低的嗡鸣声，架子上一排调制解调器的小灯闪动着。我在系统终端机前的椅子上坐下，拉开右边的抽屉，迅速翻寻文件标签。我找到几个看起来很有希望的文件，比如说“用户”和“网络”，但细看之下没有任何需要的资料。我边想边环顾四周，注意到计算机后面有一捆粗粗的缆线沿着墙壁往上延伸，消失在天花板后面。每一条缆线上都有标签。 tty07和姆14都直接接在电脑上。我先拔掉ty07的线，然后一台台电脑去看哪个不运行了：本·史蒂文斯办公室里的电脑。在我重新插上缆线后，它又恢复正常。接下来我四处寻找ayl4，却很困惑地发现拔掉那条缆线，似乎没有任何反应。我这些工作人员办公桌上的电脑都运行得好好的。然后我想起了苏珊，她的办公室在楼下的停尸间那里。 我打开她办公室的门锁，一进去马上注意到两件事：一是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私人物品，像是照片、小摆设等，二是在办公桌上方的书架上有好几本UNIX、SQL和ordPeffect的使用指南。我隐约记得苏珊去年春天去上了好几门电脑课。我打开她的显示器试着登入，惊讶地发现系统有反应。她的电脑还连着，所以不可能是ttyl4。然后我意识到一个实在太明显的事实，要不是它那么令我受惊，我一定会大笑起来。 我回到楼上，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往里看，仿佛在这里工作的是我从来不认识的人。我桌上的工作站旁堆满了化验报告、电话单、死亡证明，还有一页页散装的校对清样，那是一本我正在编辑的刑事鉴定病理学教科书。放显微镜的地方看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墙边有三个高高的档案柜，对面放着一张跟书架隔着相当一段距离的长沙发，这样要绕到后面去拿底层的书时才不会有什么困难。椅子的正后方有一个橡木书橱，那是我多年前在公家的仓库里找到的。它的抽屉上有锁，很适合存放手提包和正在进行的特别敏感的案件档案。钥匙我放在电话底下。我又想起了上星期四解剖艾迪·希斯时，苏珊打破了好几瓶福尔马林。 我不知道我这台电脑的号码，以前从来没有这个必要。我在桌前坐下，拉出键盘，试着键入什么，但没有看到任何反应。拔掉ttyl4的缆线，我的电脑不再运行了。 “该死，”我全身发凉，小声说，“该死！” 我没有发送过任何消息到行政人员的电脑上，打出“我找不到它”的人不是我。事实上，上星期四傍晚时分，这个文件意外留下的时候，我正在停尸间里，但苏珊不在。我把我的钥匙给了她，叫她在我的沙发上躺一躺，直到她从福尔马林的伤害中恢复过来。她是否不只闯进了我的目录，也翻找过我桌上的档案和文件？她有没有试着发送信息给本·史蒂文斯，因为她找不到他们感兴趣的那个东西？ 楼上痕迹组的分析员之一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把我吓了一跳。 “嗨。”他咕哝一声，翻找着一堆文件，实验室外套直扣到下巴处。他抽出一份好几页的报告，走过来交给我。 “我本来要把这个放进你的信箱的。”他说，“既然你还没走，就直接交给你吧。你从艾迪·希斯手腕上弄下来的黏性残留物质，我已经分析完了。” “建筑材料？”我扫视着报告的第一页，问道。 “没错。油漆、石膏、木材、混凝土、石棉、玻璃，通常这种碎片会在盗窃案中找到——在嫌疑人的衣物上，比如袖口、口袋、鞋子上等等。” “那艾迪·希斯的衣物上呢？” “他的衣物上也有些相同的碎片。” “油漆呢？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我找到五种不同来源的油漆，其中三种是层叠的，表示某样东西上了漆之后，又漆过好几次。” “那些来源是车辆还是住宅？”我问道。 “只有一种是车辆，某种丙烯酸漆，通用汽车生产的车子最上面一层烤漆用的就是这种。” 这可能来自劫走艾迪·希斯的那辆车，也可能来自任何地方。 “颜色昵？”我询问。 “蓝色。” “层叠的吗？” “不是。” “发现尸体的那块地上的碎片呢？我叫马里诺把扫到的东西送过去给你们，他答应了。” “沙子、泥土、铺路用的材料，还有在垃圾车附近会发现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玻璃、纸张、灰、花粉、铁锈、工厂物质。” “和他手腕上黏着的东西不一样？” “对。照我看来，那胶带应该是在别的地方贴上，然后撕掉的，那里有建筑材料的碎片，还有鸟儿。” “鸟儿？” “报告的第三页。”他说，“我找到很多羽毛碎屑。” 我回家的时候，露西一副坐不住的相当烦躁的样子，显然她白天没什么事情可做，就擅自重新整理了我的书房，激光打印机换了个位置，调制解调器和我所有的电脑指南书籍也是。 “你干吗这么做？”我问道。 她坐在我的位子上背对着我，回答的时候没有转身，在键盘上打字的手指也没慢下来。“这样比较有条理。” “露西，你不能随便进别人的办公室，还把东西搬来搬去。要是我对你这么做，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不会有理由重新整理我的东西，因为我的东西都摆得很有条理。”她停止打字，把椅子转了个圈面对我，“看，现在你不用从椅子上站起来就够得到打印机。你的书也一伸手就拿得到，调制解调器也完全不会妨碍你。你不应该在调制解调器上放书、咖啡杯或其他东西。” “你整天都在这里？”我问。 “不然还能去哪里？你把车开走了，我在附近慢跑了一段。你试过在雪里跑步吗？”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打开公文包，拿出马里诺给我的那个纸包。“你是说你需要车？” “我觉得好像被困住了。” “你想去哪里？” “去健身俱乐部。我不知道还有哪里，只是希望有选择。袋子里是什么？” “两本书和一首诗，马里诺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变成文人了？”她站起来伸伸懒腰，“我去泡杯花草茶。你要不要？” “咖啡，谢谢。” “咖啡对你的健康不好。”她说着离开房间。 “哦，要命。”我把书和诗从袋子里拿出来，荧光红的粉末洒了我满手满身，我不高兴地咕哝了一声。 尼尔斯·范德一如往常地做了详细的检查，而我忘记了他热爱的那个新玩具。几个月前他弄到了另一种光源，从此便把激光束之高阁。范德每次提到这个叫Luma—Lite的东西，都会充满爱意地描述它有着“尖端科技的三百五十伏特高强度蓝色加强金属蒸汽电弧灯”，能把肉眼完全不可见的毛发和纤维照成鲜橘红色，精液污渍和街头毒品的残余会明显得像熊熊火焰。最棒的是，这种灯能照出用以前的方式无法看到的指纹。 范德把珍妮弗·戴顿的这两本平装小说检查得非常彻底。他先将书本放在玻璃箱内用“超级胶”的蒸汽熏过，其中的氰基丙烯酸酯会与人类皮肤上汗水的成分起反应。然后他在光滑的书皮上撒满荧光红的粉末采指纹，这些粉末弄了我一身。最后，他用Luma-Lite那很酷的蓝光仔细检查，并用二氢茆三酮把书页也变紫了。我希望他这么一番辛苦能有回报，而我的回报则是进浴室用湿毛巾把身上擦干净。 我翻翻《巴黎鳟鱼》，没有什么发现。这本小说是讲一个黑人女孩被残酷谋杀的故事，就算和珍妮弗·戴顿的故事有什么关联，我也想象不出原因。(《赛特之言》有点令人发毛，是说某个据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通过作者跟别人沟通。戴顿小姐既然对灵异事物有着特别的爱好，她看这本书也就不太令人惊讶了。我最感兴趣的是那首诗。 诗句打在一张被二氢茆三酮沾染出紫色污渍的白纸上，装在塑料袋里： 没有日期也没有作者的名字。纸上有一折为四的折痕。我起身走进客厅，露西已经把咖啡和茶摆在桌上，正在翻动炉火。 “你不饿啊？”她问。 “饿得很。”我又看了一遍那首诗，揣摩着它的含义。“珍妮”就是珍妮弗·戴顿吗？ “你想吃什么？” “信不信我想吃牛排？不过要很好吃，而且那些牛没有被喂过一堆化学药品才行。”露西说，“你能不能从上班的地方再开一辆车回来，我这个星期就可以用你的车了？” “我通常不把公家的车开回来，除非正在值勤。” “照理说昨天晚上你没有值勤，可你还是到犯罪现场去了。你总是在值勤，姨妈。” “好吧。”我说，“这么办吧，我们到城里最好的一家牛排馆去，然后绕到办公室，把那辆厢型车开回来，你开我的车。路上有些地方还是有冰，你得答应我，要非常非常小心。” “我从来没看过你的办公室。” “如果你想看，我可以带你去。” “才不要，我不想晚上去。” “死人不会害你。” “会。”露西说，“爸死的时候就害了我，把我留给妈抚养。” “穿外套吧。” “为什么每次我只要提到跟我们那个糟糕的家庭有关的事，你就要改变话题？” 我走到卧室拿外套。“你要不要穿我的黑色皮夹克？” “你看，你又来了。”她尖叫道。 我们一路争吵到路德·克里斯牛排馆，停好车，我已经开始头痛了，而且对自己厌恶之至。露西搞得我大吼大叫，除了她，总能办到这一点的人只有我母亲。 “你为什么这么难相处？”侍者带我们到桌边，我在露西耳边说。 “我想跟你说话，你却不让我说。”她说。 马上有一个侍者过来，问我们要喝点什么。 “德渥士加苏打水。”我说。 “气泡矿泉水加柠檬。”露西说，“你要开车就不应该喝酒。” “我只喝一杯。不过你说得对，不喝更好。你看你又在批评人了，你这样对别人说话，怎么能指望交到朋友？” “我不指望交到朋友。”她瞪着别处，“指望我交朋友的是别人。也许我不想要朋友，大多数人都让我觉得很无聊。” 绝望之感压上我的心头。“我认为，你比我认识的人都想要朋友，露西。” “我知道，你大概也认为我两年之内就应该结婚。” “一点也不。事实上，我真心希望不要这样。” “我今天在你的电脑里溜达的时候，看到一个叫‘血肉’的文件。你为什么会有一个叫这种名字的文件？”外甥女问。 “我正在办一个很棘手的案子。” “那个叫艾迪·希斯的小男孩？我在案件档案里看到他的记录。他被发现的时候没穿衣服，被丢在垃圾车旁边。有人切掉了他身上的一些皮肤。” “露西，你不应该去看案件的记录。”我正说着，寻呼机响了。我从裙腰上拿下来，瞥了一眼上面的号码。 “失陪一下。”我从桌旁起身，这时我们的饮料正好送到。 我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此时将近晚上八点。 “我要跟你谈谈。”尼尔斯·范德还在办公室，“你或许该带着朗尼·华德尔的指纹卡过来一趟。” “为什么？” “我们碰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我正要打电话给马里诺。” “好吧，叫他半小时后在停尸间跟我碰头。” 我回到桌边，露西光看我的表情就知道，我又要毁掉一个晚上了。 “真的很对不起。”我说。 “我们要去哪里？” “去我的办公室，然后到‘海岸大楼’去。” “海岸大楼有什么？” “不久前，血清学、DNA还有指纹实验室都搬到那里去了。马里诺要跟我们碰面，”我说，“你很久没见到他了。” “像他那种烂人，时间过再久也不会改变，更别说变好。” “露西，这么说太不厚道了，马里诺不是烂人。” “上次我来的时候，他就是。” “你那时对他也没有多客气。” “我可没骂他是自作聪明的小鬼头。” “我记得你骂了他一些别的话，而且不断纠正他的语法。” 半个小时后，我把露西留在停尸间的办公室，自己匆忙跑上楼，打开书橱的锁，拿出华德尔的档案。我刚进电梯就听到隔壁的对讲机在响。马里诺穿着牛仔裤和深蓝色的厚运动夹克，发丝日渐稀少的头上戴了一顶里士满勇士队的棒球帽。 “你们两个还记得对方吧？”我说，“露西来和我一起过圣诞节，正在帮我解决电脑的问题。”我们走进寒夜中，我解释着。 海岸大楼与停尸间后面的停车场隔街相对，和中央街车站正面成对角线。卫生部的旧大楼正在拆除石棉，就把行政办公室迁到这里。中央街车站塔楼上的大钟像一轮狩猎月，高高悬在空中，高楼顶上的红灯缓缓闪动，对低飞的飞机发出警告。黑暗中有一列火车在轨道上轰隆隆前进，地面吱嘎作响地震动着，像一艘行驶在海上的船。 南北战争前后，补给物资就是在这幢海岸大楼装上货车的。马里诺走在我们前面，他的香烟不时发出红光。他不希望露西在这里，她也感觉得到。他走到门前，我按下电铃。范德几乎立刻出现了，开门让我们进去。 他没有跟马里诺打招呼，也没问露西是谁。就算有外星生物跟着他信任的人一起来，他也不会问任何问题或指望有人介绍彼此认识。我们跟着他爬上二楼，古老的走廊和办公室都重新粉刷成深浅不同的各种铁灰色，新装潢了樱桃木贴面的办公桌和书架，还有蓝绿色布面的椅子。 “你这么晚在处理什么？”我问，我们走进装有简称AFIS的“自动指纹辨识系统”的房间。 “珍妮弗·戴顿的案子。”他说。 “你要华德尔的指纹卡做什么？”我不解地问。 “我要确定你上个星期解剖的人确实是华德尔。”范德突兀地说。 “你在说什么？”马里诺惊愕地看着他。 “我正准备给你们看。”范德坐在那台看起来与寻常电脑一样的远程输入终端机前。它通过调制解调器与州警的电脑联机，那里的数据库有超过六百万个指纹。他按了几次键，启动激光打印机。 “完美的指纹少之又少，但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个。”范德敲着键盘，屏幕上出现一个亮白色的指纹。“右手食指，单纯的螺纹。”他指着玻璃后面那些线条的旋涡处，“在珍妮弗·戴顿家里找到的，这个不完整的指纹清楚得很。” “在她家的哪里？”我问。 “在餐厅的一把椅子上。一开始我想是不是哪里搞错了，但显然不是。”他继续瞪着屏幕，边说边重新敲着键盘，“这个指纹可以追到朗尼·乔·华德尔身上。” “不可能。”我震惊地说。 “任谁都会这么想。”范德回答得很含糊。 “你们有没有在珍妮弗·戴顿家里找到显示她认识华德尔的东西？”我边问马里诺，边打开华德尔的档案。 “没有。” “如果你手上有华德尔在停尸间的指纹记录，”范德对我说，“可以拿来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上的比较。” 我一抽出两个棕色牛皮纸封套就觉得不对劲，两个都不够厚重。我打开封套，发现里面除了该在的照片之外什么都没有，我的脸开始发烫。装着华德尔十指指纹卡的信封不在里面。我抬起头，每个人都在看我。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感觉露西不自在地盯着我看。 “你没有他的指纹卡？”马里诺不敢相信地问。 我把档案重新翻找一遍。“不在这里面。” “这通常是苏珊做的，对吧？” “对，一向都是她在做。她应该准备两份，一份给狱方，一份给我们。也许她把指纹卡交给费尔丁，而费尔丁忘记给我了。” 我拿出通讯录，伸手拿电话。费尔丁在家，但对指纹卡的事一无所知。 “没有，我没注意她有没有替他印指纹，但楼下有一半的人在做什么我都没注意。”他说，“我以为她把指纹卡拿给你了。” 接下来我拨了苏珊家的号码，试着回忆是否看到她拿出汤匙和卡片，或者拿着华德尔的指头压在印泥上。 “你记不记得看到苏珊给华德尔印指纹？”苏珊的电话仍无人接听，我问马里诺。 “我在那里的时候，她没有做，否则我一定会问她要不要帮忙。” “没人接。”我挂上电话。 “华德尔是火化的。”范德说。 “是的。”我说。 我们沉默了一阵。然后马里诺带着不必要的粗鲁对露西说：“你出去好不好？我们得单独谈谈。” “你到我的办公室里坐，”范德对她说，“走廊尽头，右边最后一间。” 她离开之后，马里诺说：“华德尔被关了十年，我们从珍妮弗·戴顿椅子上采到的指纹绝不可能是十年前留下的。几个月前她根本不住在南区那栋房子里，餐厅的家具看起来都是新的。另外，客厅地毯上的印子像是某把餐椅曾经被搬到那里，说不定就是她死亡那天晚上搬过去的。所以我才要求他们采集椅子上的指纹。” “有一个诡异的可能性。”范德说，“此时此刻，我们无法证明上个星期被处决的那个人就是朗尼·乔·华德尔。” “也许有别的解释可以说明华德尔的指纹为何出现在珍妮弗·戴顿家的椅子上。”我说，“比方说，监狱里有制造椅子的木工坊。” “他妈的太不可能了。”马里诺说，“别的不提，死刑犯是轮不到做木工或打造车牌的。就算他们做了，一般的公民家里也不会出现犯人制造的椅子。” “不管怎么说，”范德对马里诺说，“追查她餐厅里的家具是从哪里买来的，应该有点意思。” “别担心，这是首要任务。” “华德尔完整的逮捕记录，包括他的指纹在内，联邦调查局应该都收在同一份档案里。”范德又说，“我会弄一份他们那里的指纹复件，同时调出罗比尼·纳史密斯案子的大拇指指纹照片。华德尔还在哪里被逮捕过？” “没有别的地方。”马里诺说，“唯一会有他的记录的地区应该只有里士满。” “这个在餐厅椅子上找到的指纹是目前唯一比对出来的？”我问范德。 “当然了，采到的指纹里有不少都是珍妮弗·戴顿的。”他说，“尤其是她床边的那两本书上和那张折过的纸——那首诗。在她车上有两个不知是谁留下的不完整指纹，说不定是帮她把买好的杂货放进车上或替她加油的人。目前为止就是这样。” “艾迪·希斯那里也没有好消息？”我问。 “没有太多可以检查的东西。纸袋、汤罐头、巧克力棒——我用Luma-Lite在他的鞋子和衣服上试过，没有好消息。” 稍后，他带我们穿过隔间，那里的冷冻库里存放着重大案件罪犯的血液，人数之多足以填满一个小城市，这些样本等着要输入全州的DNA数据库里。门前停着的是珍妮弗·戴顿的车，比我印象中的还要可怜兮兮，仿佛主人被杀之后这车的情况就突然恶化了。两旁的金属因为长期被其他的车门碰撞而凹凸不平，有些地方的烤漆锈了，有些则被刮过或穿了孔，乙烯树脂制的车顶也快要剥落。露西停下脚步朝被熏黑的车窗里看。 “喂，不要乱碰东西。”马里诺对她说。 她一言不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我们走到外面去了。 露西开我的车，一到家就直接进门，完全不理马里诺和我。我们进屋的时候，她已经在书房里把门关上了。 “看得出来，她的人缘还是那么好。”马里诺说。 “你今天晚上的表现也不怎么样。”我拉开壁炉前的小屏风，加进几根柴火。 “我们刚才说的事，她不会讲出去吧？” “不会。”我疲倦地说，“当然不会。” “是啊，呃，我知道你信任她，因为你是她姨妈，但我不觉得让她听到那么多是个好主意，医生。” “我很信任露西，她对我很重要，你也是，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变成朋友。想喝什么酒尽管说，要我煮咖啡也可以。” “咖啡吧。” 他坐在壁炉边上，拿出瑞士刀。我煮咖啡的时候，他用刀削指甲，把削下来的碎屑丢进火里。我又拨了一次苏珊的电话号码，还是没有人接。 “我不认为苏珊给他印了指纹。”我用托盘把咖啡端出来放在餐桌上，马里诺说，“你在厨房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件事。那天晚上我在停尸间的时候，她没有做，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那里。除非尸体一送进来就印了指纹，否则什么都没有。” “没有，”我愈来愈不安，“尸体一送来，监狱的人几分钟内就离开了。整个隋况都令人心烦意乱，当时很晚了，大家都很累。苏珊忘了做，我又忙着手上的事，没有注意这一点。” “你希望她是忘了。” 我伸手拿咖啡。 “从你告诉我的那些事情听来，她有点不对劲，我不太信任她。”他说。 现在，我也不信任。 “我们需要和本顿谈。”他说。 “你也看到华德尔在解剖桌上了，马里诺，你看着他被处死的。我不敢相信没法证明那个人就是他。” “可确实没办法。我们可以比较警局档案里的照片和你们在停尸间照的，但也没办法百分之百确定。他被逮到之后，我已经十多年没见过他了。他们带出来送上电椅的那家伙差不多重了八十磅，胡子和头发都剃掉了。当然，有足够的相似之处让我认为那就是他，但我没法发誓说一定是。” 我回想起那天露西走下飞机时的情景。她是我的外甥女，我一年前才见过她，但也差点认不出来，我很清楚视觉的辨识有多不可靠。 “如果说有人调换了囚犯，”我说，“而华德尔现在自由了，被处死的是另一个人，请告诉我为什么。” 马里诺用汤匙舀了更多糖加进咖啡里。 “看在老天的分上，总要有个动机吧。马里诺，动机是什么？” 他抬起头。“我不知道。” 就在这时，书房的门开了，我们两个转过身去。露西走进客厅坐在壁炉边。马里诺坐在壁炉的另一边，背对着炉火，双肘撑在膝盖上。 “你能告诉我多少关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的事？”她问我，对马里诺视而不见。 “你想知道什么？”我说。 “程序语言，还有，它是不是在主机上运行的。” “我不知道这些技术性的细节。干吗？” “我可以去看档案有没有被人更改过。” 我感觉马里诺在直盯着我看。 “你不能闯进州警的计算机系统，露西。” “我想我能，但并不是说非要那么做不可，也许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获得资料。” 马里诺转向她。“你是说，你分辨得出华德尔的档案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有没有被更改过？” “是的。我分辨得出他的档案有没有被更改过。” 马里诺下巴的肌肉紧绷起来。“照我看来，如果有人精明到可以做出这种事，应该也精明到能预防被某个电脑怪胎逮着。” “我不是电脑怪胎！我不是什么怪胎！” 他们沉默下来，一人盘踞着壁炉的一边，像两个不搭调的书挡。 “你不能闯进自动指纹辨识系统。”我对露西说。她无动于衷地看着我。 “不能独自进去，”我又说，“得有个安全的方式获取资料才行。就算真有，我也不愿把你牵扯进去。” “我不认为你真的那么想。如果有什么东西被动过手脚，你知道我会找出来的，姨妈。” “这小孩以为自己是上帝。”马里诺从壁炉边站起来。 露西对他说：“你能不能射中那堵墙上的钟的十二点，如果你现在马上掏枪瞄准？” “我没有兴趣射烂你姨妈的房子，只为了对你证明什么。” “你能不能从你现在站的位置射中十二点？” “一点也不会偏。” “你肯定？” “对，我肯定。” “这警官以为自己是上帝。”露西对我说。 马里诺转过去对着炉火，但我瞥见了他脸上的一抹笑意。 “尼尔斯·范德有的就是工作站和打印机而已，”露西说，“他通过调制解调器和州警的电脑联机，一直都是这样吗？” “不是。”我回答，“他搬到那栋大楼之前，用的设备比现在多很多。” “描述一下。” “嗯，有好几个不同的组件，但电脑比较像玛格丽特办公室里的那台。”我想起露西没到过玛格丽特的办公室，于是补充道，“是一台微型机。” 火光在她的脸上投下摇摆不定的影子。“我敢说自动指纹辨识系统不是只有一台主机。它应该是一系列的微型计算机串在一起，在UNIX或其他多用户、多功能的环境下连接起来。如果你帮我弄到进入系统的许可，我说不定在你家这台终端机上就可以进行了，姨妈。” “我不想让人追踪到我身上。”我认真地说。 “不会有什么人追踪到你身上的。我会拨进你们办公室里的电脑，然后经过一连串的路径，建起一套非常复杂的联结。到时候该说的、该做的都已完成，要追踪到我很难。” 马里诺朝浴室走去。 “他一副把这里当自己家的样子。”露西说。 “不尽然。”我回答。 几分钟后，我送马里诺出去。草地上硬硬的积雪仿佛散发着光芒，冰冷的空气吸人肺中，就像吸进第一口薄荷香烟。 “如果你能来和我跟露西一起吃圣诞晚餐，我会很高兴。”我在门边说。 他迟疑了一下，看着停在街边的车。“你能邀请我，我真的很感激，但我没办法，医生。” “我真希望你不这么讨厌露西。”我觉得受伤。 “我受够了，她把我当成乡下来的笨蛋大老粗！” “有时你的行为还真像乡下来的笨蛋大老粗，而且你也没费心做过什么事让她尊重你。” “她是个被惯坏的迈阿密小鬼头。” “她十岁时是个迈阿密小鬼头，”我说，“但从来没有被惯坏过。我要你们两个好好相处，这是我要的圣诞礼物。” “谁说我要送你圣诞礼物了？” “你当然要送，你要送我我刚才要求的东西，而且我知道该怎么做。” “怎么做？”他怀疑地问。 “露西想学射击，你刚才告诉她，你能射中时钟的十二点，你可以给她上一两堂课。” “休想。”他说。 <hr /> 注释： 第六章 接下来的三天是假期即将来临前典型的情况。联系的时候找不到人，也没有人回电话，停车场多出很多空位，午餐时间拉长，人们在因公出门的路上偷偷到商店、银行、邮局办点私事。从实务的角度来看，整个州在假期正式开始之前就打烊了，但不管用什么标准来看，尼尔斯·范德都不是个“典型的人”。他在圣诞节前一天打电话给我，对今夕何夕以及身在何方显然毫无感觉。 “我正准备开始做图像强化的工作，你可能有兴趣。”他说，“珍妮弗·戴顿的案子。” “我马上到。”我说。我走过走廊，差点撞上从男厕所出来的本·史蒂文斯。 “我要去见范德，”我说，“不会太久，我的文件都拿到了。” “我正要去找你。”他说。 我犹豫地停下脚步，听他准备说些什么。我不知他是否感觉得到，我很难若无其事地面对他。露西继续从我家的终端机注意是否有人试图再次进入我的目录，目前为止还没发现。 “我今天早上和苏珊说过话。”史蒂文斯说。 “她还好吗？” “她不回来上班了，斯卡佩塔医生。” 我不意外，但她竟不肯亲自告诉我，这让我觉得被刺了一下。我至少打过六七次电话去找她，不是没人接，就是她丈夫编借口，解释苏珊为何无法接听。 “就这样？”我问他，“她就说不回来上班了？理由呢？” “我想她怀孕要比原本预期的辛苦，这工作对她来说负担太重了。” “她必须寄辞职信来。”我无法抑制声音中的怒气，“人事部门的细节我就交给你了，我们要立刻找接替她的人。” “现在预算冻结，没办法雇人。”我走开时，他提醒我。 屋外，被铲在道路两旁的积雪已经冻成一堆堆脏兮兮的冰丘，既不能在上面停车也不能走过去。厚重的云层后透出苍白的阳光。一辆电车载着一支小型铜管乐队开过去，我在他们渐行渐远的“全世界都快乐”的乐曲声中爬上花岗岩台阶，上面撒的盐踩起来像沙子。一名法警让我进入海岸大楼，我在一间有彩色显示器和紫外线灯的房间里找到范德。他坐在图像处理器的工作站前操作鼠标，紧紧盯着屏幕上的某些东西。 “不是空白的，”他连句“你好吗”都没说就直接宣布，“有人在这张纸的前一张或前几张上写了些东西。如果仔细看，可以隐约看出一些痕迹。” 我明白了。他左边的灯桌中央放着一张干净的白纸，我俯下身仔细查看。痕迹非常浅，简直难以确定我究竟是真的看见了还是想象出来的。 “珍妮弗·戴顿床上的水晶底下找到的纸？”我开始感到兴奋。 他点头，继续移动鼠标，并调整着灰度。 “这图像是正在拍摄的吗？” “不是，摄影机已经把图像拍下来了，存在硬盘里。不要碰那张纸，我还没有检查过上面的指纹。快点，快点。”他这是在跟图像处理器讲话，“我知道摄影机能看得很清楚，你可要帮我们的忙呀。” 计算机化的图像强化方式是对比和出谜题。摄影机可以分辨出两百多种不同的灰色，肉眼只能分辨出不到四十种——看不见，并不表示不存在。 “谢天谢地，处理纸的时候不用担心背景的杂色。”范德一面工作一面说，“这样速度可以快得多。前几天有个遗留在床单上的血印把我害惨了，因为有纤维的编织纹路，你知道，不久前那样的印子还一点用都没有呢。好了。”他处理的那一块区域罩上了另一层灰，“现在有点苗头了，看到没有？”他指着屏幕上半边出现的浅淡痕迹。 “勉强可以。” “我们在这里试着加强阴影和痕迹的对比，因为这纸上并没有写下又擦掉什么东西。光线斜照在纸张平面和凹痕上，阴影就产生了，至少摄影机清楚地抓到了阴影。没机器帮忙是看不见的。来试试，把垂直部分加强一点。”他移动鼠标，“把水平部分调暗一点。好，有了。2—0—2，后面一横杠。这是个电话号码。” 我拉过一把椅子，在他旁边坐下。“那是华盛顿特区的区号。” “我看到了一个4和一个3——那是个87” 我眯起眼睛。“我想是3。” “这样比较清楚。你说得没错，绝对是3。” 他继续努力了一阵，屏幕上可以看见愈来愈多的数字和字母。他叹口气说：“可恶，最后一个数字弄不出来。它就是不在那里，不过看看特区区号前的这个。‘致’，接着是冒号，底下是一个‘传自’，接着又有冒号和另一个号码，8—0—4，这是本地的。这个号码很不清楚，一个5，好像还有一个7还是97” “我想那是珍妮弗·戴顿家的号码，”我说，“她的传真和电话用的是同一条线。她的办公室里有一台传真机，可以用普通打印纸一张张传出去的那种。看起来她在这张纸上写了一份传真。她传了什么出去？另一份文件吗？这底下没有写东西。” “我们还没弄完呢。现在看到的像是日期，是11吗？不对，那个字是7。十二月十七号。现在往下移。” 他移动鼠标，使屏幕上的箭头往下滑，又按下一个键将要调整的区域放大，然后慢慢地从一片虚无之中抓出字句来，这里一撇，那里一点，那里又一杠。范德一言不发地进行着，我们几乎没眨眼，大气不出一声，就这样坐了一个小时。字迹渐渐变得清楚，不同色调的灰度互相对比，一点一滴地显示出来。他用要求、哄骗把那些字变了出来——真是不可思议，全都出现了。 整整一星期前，在珍妮弗·戴顿被杀不到两天前，她传真了如下一封信到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号码去。 是的，我会合作，但是已经太迟了，太迟了，太迟了。最好还是你来这里，这一切都大错特错！ 范德按下打印键。我终于把头从屏幕上抬起来，觉得一阵晕眩，视线暂时模糊了，肾上腺素激增。 “这个要立刻给马里诺看。希望我们能找出这是谁的传真，这个华盛顿的号码就差最后一位数字了。除了最后一位数字，和这个号码一模一样的传真在华盛顿还会有几个？” “从0到9的数字，”范德在打印机的嗒嗒声中提高了声音，“最多只会有十个，不管是不是传真。” 他给我一份打印出来的结果。“我会把它弄清楚一点，稍后再印一份更好的给你。还有一件事。我试着调朗尼·华德尔的指纹，就是纳史密斯案子里那个沾血大拇指的指纹的照片，可是一点进展也没有。我每次打电话到档案处去，他们都说还在找他的档案。” “现在快放假了，我敢说那里现在几乎没人上班了。”我说，心里却冒出一种挥之不去的预感。 我回到办公室，找到马里诺，把图像处理器发现的东西解释给他我回到办公室，找到马里诺，把图像处理器发现的东西解释给他听。 “该死，电话公司那边不用想了，”他说，“我在那里的关系已经度假去了，圣诞节前一天也不会有人帮你忙活。” “我们自己或许可以找出收到她传真的是谁。”我说。 “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除非我们发一封传真过去，上面写着‘你是谁’，希望能接到一张回复的传真，上面写着‘嗨，我是杀死珍妮弗·戴顿的人’。” “这要看那个人的传真机有没有设定辨识标记。”我说。 “辨识标记？” “比较精密的传真机可以让你把自己的名字或公司名称设定在系统里，你传出去的东西上面都会印有这个辨识标记。更重要的是，接收传真的那个人的辨识标记也会显示在发传真的这台机器上。换句话说，如果我发一份传真给你，在我这里的传真机上就会看见‘里士满市警局’出现在我刚拨出的号码上面。” “你找得到这么高级的传真机吗？我们队的这一台烂透了。” “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台。” “唔，到时候告诉我结果。我得上街了。” 我很快列出了十个电话号码，前面六位是范德和我从珍妮弗·戴顿床上的那张纸上辨认出来的，最后一位从0、1、2、3依序排列。然后我一个一个试，其中只有一个号码接通后，传来的是非人类的尖锐响声。 传真机放在电脑分析师的办公室里，幸运的是玛格丽特也早早放假了。我关上她办公室的门，在她的桌旁坐下来，一边听着小型计算机的嗡嗡声、看着调制解调器的小灯闪动，一边思索。辨识标记的作用是双向的。要是我开始传送，我办公室的辨识标记就会出现在我拨过去的那台传真机上。我必须迅速切断，不让传送过程完成。我希望等有人过去看传真机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主任法医办公室”和我们的号码已经消失了。 我在送纸盘里放进一张白纸，拨了那个华盛顿的号码，等着传送开始。字幕显示窗上什么都没有。该死，我拨的这台传真机没有辨识标记。到此为止了。我切断传送，沮丧地回到我的办公室。 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电话就响了。我接起来：“斯卡佩塔医生。” “我是尼古拉斯·古鲁曼，不知道你刚才传什么东西，没传过来。” “对不起，你说什么？”我愣住了。 “我这边什么都没收到，只有一张空白的纸，上面印着你办公室的名称。哦，上面说‘错误代码001，请重传’。” “这样啊。”我感到手臂上汗毛直竖。 “也许你要传一份订正过的记录？我知道你去看电椅了。” 我没回话。 “非常有始有终，斯卡佩塔医生。或许你对我们讨论过的那些伤痕有了新的认识，那些华德尔先生手臂内面的擦伤？在肘前窝那里？” “请再给我一次你的传真号码。”我静静地说。 他念给我听，号码和我列出的一致。 “古鲁曼先生，这台传真机是在你的办公室里，还是你跟别的律师合用一台？” “就在我的办公桌旁边。不需要特别标明是给我的，把东西传过来就好了——而且拜托你快一点，斯卡佩塔医生，我本来打算要回家。” 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办公室，是被挫折感赶出门的。我找不到马里诺，也没什么是我能做的了。我觉得自己陷入一个错综复杂的怪网里，而对交叉点在哪里却没有一点概念。 心血来潮之下，我开进西卡瑞街旁的一块空地，那里有个老人在卖花环和圣诞树，他坐在他那小型森林中央的板凳上，像个寓言故事垦的樵夫，空气中充满常青树的香味。或许我终于躲避不了圣诞节的气氛，又或许只是需要转移下注意力。我拖到这么晚，已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余地，那些树都没了形状或即将枯萎。我想，除了我挑的那棵，其他的大概都注定要被抛弃吧。这棵树要不是脊椎侧弯的话，应该会很可爱。 装饰的过程有些像困难的整形手术，而非假日的例行公事，但当我将装饰品和灯串有技巧地挂上去，并用铁丝调整好有问题的地方，这棵树就骄傲地站在了客厅里。 “你看，”我退后几步欣赏成果，对露西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你突然在圣诞节前一天决定要买棵树很怪异。你上次买圣诞树是什么时候？” “我结婚的时候。” “那些装饰品就是这么来的吗？” “那时候，我对圣诞节很花心思。” “所以你现在不再这么做了。” “我现在要忙得多。”我说。 露西拉开壁炉屏风，用拨火棒调整柴火的位置。“你和马克一起过过圣诞节吗？” “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去年圣诞节去看你了。” “才没有，你们是圣诞节之后的第三天才来的，新年第一天就飞回家了。” “他的圣诞节是和家人一起过的。” “他们没有邀请你去？” “没有。” “为什么？” “马克的家庭在波士顿是望族，有自己的传统。你决定好今晚穿什么了吗？我的夹克和那条黑丝绒的项链配吗？” “我什么都没试穿，我们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露西说，“我半个人都不认识。” “没那么糟。我只是送一份礼物去给一个怀孕的同事，她可能要辞职了。另外我要到这附近的一个派对去一下，我接受他们邀请的时候还不知道你会来。当然，你不一定要跟我去。” “我宁愿待在这里。”她说，“我真希望能开始弄自动指纹辨识系统的东西。” “有点耐心。”我告诉她，虽然自己都快失去耐心了。 近傍晚的时候，我又留了一次话给无线电调度员，想着要不是马里诺的寻呼机坏了，就是他太忙没时间去找公用电话。邻家窗户内摇曳着烛光，一轮椭圆的明月高挂树梢。我放起帕瓦罗蒂和纽约爱乐合作的圣诞音乐，一边努力调整心情，一边洗澡换衣服。我去参加的那个派对要到七点才开始，我有充足的时间把礼物送给苏珊，并跟她谈一谈。 很意外，她居然接了电话。我问她我可不可以过去一趟，她的语气迟疑而紧张。 “杰森不在家。”她说，仿佛这有多么重要，“他到购物中心去了。” “嗯，我有些东西要给你。”我解释说。 “什么东西？” “圣诞节的东西。我要去参加一个派对，不会待很久，可以吗？” “大概吧。我是说，那太好了。” 我忘了她住在南区，那里我很少去，而且容易迷路。交通比我担心的还要糟，密德罗森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赶在最后一分钟购物的人，他们为了采购快乐假期的必需品，把你撞到路边也无所谓。停车场里满是车子，商店和购物中心的装饰灯光亮得足以刺瞎眼睛。苏珊住的那一带很暗，有两次我不得不停在路边，打开车内小灯研究她给我的指示。东绕西绕了很久，我终于找到她家那栋牧场式的小小平房，夹在两栋看起来跟它一模一样的房子中间。 “嗨。”我说，怀里抱着粉红色的圣诞红。 她紧张地锁上门，转身带我走进客厅，推开茶几上的书本和杂志，把那盆圣诞红摆在上面。 “你感觉怎么样？”我问。 “好一点了。要不要喝点什么？来，我帮你把外套挂起来。” “谢谢，不用了，我马上就走。”我递给她一个包裹，“一点小东西，我去年在旧金山买的。”我在长沙发上坐下。 “哇，你准备得还真早。”她不肯直视我的眼睛，蜷起腿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你要我现在拆吗？” “随你高兴。” 她用大拇指的指甲小心地划穿胶带，把丝带完整地解下来，把拆开的包装纸抚平整放在膝上，仿佛要留着以后再用，然后打开黑色的盒子。 “哦。”她低声叹息着，展开那条红色的丝巾。 “配你那件黑外套应该很好看。”我说，“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我是不喜欢羊毛贴着皮肤的感觉。” “好漂亮。斯卡佩塔医生，你这份礼物真用心，从来没有人从旧金山给我带过东西。” 她脸上的表情令我一阵心疼，突然间，四周的景象变得更加清晰。她穿着一件袖口起了毛球的黄色毛织品睡袍，脚上那双黑袜子我猜是她丈夫的。廉价的家具上有磨损的痕迹，装饰布面也都泛着油光。放在小电视机旁的人造圣诞树上没什么装饰品，而且缺了好几根树枝，底下的礼物寥寥无几。一张婴儿床折叠起来靠在墙边，很明显是二手的。 苏珊发现我在环顾四周，显得十分不自在。 “一切都整洁无瑕。”我说。 “你知道我这个人，强迫性的偏执狂。” “幸好。如果可以形容停尸间看起来很棒，我们的停尸间就是。” 她小心地折起丝巾，放回盒子里，然后把身上的睡袍裹得更紧，一言不发地盯着圣诞红看。 “苏珊，”我温和地说，“你想不想谈谈这是怎么回事？” 她没有看我。 “那天早上你那么生气、激动，不像你。你没有来上班，然后连个电话都不打给我，就说要辞职，这也不像你。” 她深吸一口气。“真的很对不起。这阵子我好像没办法好好处理事情，总是有很激烈的反应，就像让我想到茱蒂的那天。” “我知道，你妹妹的死对你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 “我们是双胞胎，异卵双胞胎。茱蒂长得比我漂亮多了。问题就出在这里，朵琳嫉妒她。” “朵琳就是那个自称女巫的女孩？” “对。很抱歉，我实在不想接近那一类的东西，尤其是现在。” “也许这件事会让你好过一点。我打电话到珍妮弗·戴顿家附近的那个教堂去，他们说照明尖塔的钠灯好几个月前就开始出故障，但显然没人注意到灯并没完全修好。这也许就是那里的灯光忽明忽灭的原因。” “我在教堂长大的时候，”她说，“教友里面有圣灵降临派的，他们相信驱魔的事情，相信人被附身之后会用不同的声音或语言说话。我记得有个男人来家里吃晚饭的时候，讲到他撞邪的经历，说晚上躺在床上听见黑暗中有呼吸声，还有书从架子上飞起来在房间里撞来撞去。我怕死这种东西了，连《大法师》都不敢去看。” “苏珊，我们工作的时候必须客观、清醒，不能让成长背景、想法或恐惧干扰。” “因为你不是出生在牧师家庭。” “但我是在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的。” “身为基本教义派牧师的女儿，我做不到。”她挑衅地说，眨了眨眼睛，强忍住泪水。 我没有跟她争论。 “我以为已经摆脱了以前的东西，结果它又跑回来掐住我的脖子。”她艰难地继续说，“就好像我的身体里有另一个人在乱摆布我。” “怎样乱摆布你？” “有些东西被毁掉了。” 我等着她进一步解释，但她不肯，低头瞪着自己的手看，眼神惨淡。“压力实在太大了。”她喃喃地说。 “什么压力太大了，苏珊？” “工作。” “工作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以为她会说怀孕后，就一切都不一样了。 “杰森认为这工作对我没好处。他一直这么认为。” “是这样。” “我回家后会告诉他工作的情形，他很难忍受。他会说：‘你难道不明白这有多糟糕吗？对你不可能有好处的。’他说得对，我再也不能把这话抛在脑后了。我受够了腐烂的尸体，受够了人们被强暴、切割、射杀，我受够了看见死掉的婴儿和死在车里的人。我再也不想接触暴力了。”她看着我，下唇颤抖着，“我再也不想接触死亡了。” 我想着要找人来接替她会有多么困难。新人加入后有很多东西得学，工作的进度会变慢。更糟的是得跟应聘者面谈，刷掉那些怪里怪气的家伙，热衷于在停尸间工作的人并非个个都是正常的模范生。我喜欢苏珊，因而感觉受到伤害，且非常困扰——她没有跟我说实话。 “还有没有什么事你愿意跟我谈？”我的视线仍定在她身上。 她瞥了我一眼，我看见她的恐惧。“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了。” 我听见关门声。 “杰森回来了。”她勉强地说。 我们的对话结束了，我站起身静静地对她说：“苏珊，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请跟我联系，要我写推荐信或只是谈谈都好。你知道怎么找我。” 我出去的时候，和她丈夫只是很简短地说了几句话。他是个健壮的高个子，有棕色鬈发和漠然的眼神。虽然他的态度彬彬有礼，但我看得出来，他并不高兴发现我在他家里。我开车过河时，想到这一对奋力维持生计的年轻夫妇会怎么看我，不禁心头一紧。我是穿着名牌套装的上司，在圣诞夜开着奔驰车来送些礼物意思一下。苏珊对我不再忠诚，这件事触到了我内心最深处的不安全感，我对自己的人际关系以及别人对我的看法不再确定。我怕马克死后，我没能通过某项考验，仿佛失去他后我的反应，能解答我周围的人生活中的某些问题。毕竟你应该比任何人都能应付死亡啊，凯·斯卡佩塔首席法医。反之，我退缩了，而且知道其他人也感觉得到我的某种冷淡，不论我表现得多么友善或体贴，手下的工作人员也不再跟我谈知心话了。现在看来，连我办公室里的安全系统都遭到侵入，苏珊也辞职了。 我在卡瑞街出口驶下公路，左转进入我住的那一带，开向地方法院法官布鲁斯·卡特的家。他住在离我家几条街远的苏格蕾夫街上。突然间，我似乎又变成了一个迈阿密的小孩，瞪大眼睛盯着那些当时在我看来都像豪门巨宅的房子。我记得推着满满一车的柑橘挨家挨户地走，知道那些伸出来施合零钱的优雅的手属于高高在上的阶级——那些人施舍着怜悯。我记得口袋里装满零钱回到家时，闻到垂死父亲房间里疾病的味道。 “温莎农庄”的富有并不招摇，一栋栋乔治王和都铎时代风格的房子整齐排列在有英国名字的街道旁，地产上都有树荫遮蔽、有蜿蜒的砖墙围绕。私人保安系统充满戒心地保卫着有钱有势的人，对他们来说，防盗警铃就像草坪上的洒水器一样司空见惯。不成文的惯例比白纸黑字的规定还要有胁迫力：你不会挂起一根绳子晾衣服，也不会事先没通知就跑去别人家，因为这样你的邻居会不高兴，你不一定非开捷豹不可，但如果你的交通工具是生锈的卡车或者停尸间的厢型车，你会把它停在车库里不让别人看到。 七点一刻，我把车停在一栋有着石板屋顶、漆成白色的砖造房屋前的一长串车子后面。悬在黄杨木和云杉上的白色灯光像星星一样，红色的前门上挂着清香的新鲜花环。南西·卡特带着灿烂的微笑迎接我，伸出手把我的外套接过去。她不停地说着话，盖过人群七嘴八舌的交谈声，身上红色长礼服的亮片闪烁着。这位法官夫人五十几岁，是由金钱雕琢而成的教养良好的艺术品。我猜她年轻的时候并不漂亮。 “布鲁斯在里面什么地方……”她四处扫视，“吧台在那边。” 她引领我进入客厅，赴宴宾客光鲜亮丽的衣着与一大张色彩鲜明的波斯地毯配合得天衣无缝，我怀疑这张地毯比我刚才在河对岸造访过的那栋房子还值钱。我看见法官在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交谈。我扫视人群，认出几个医生和律师、一个政治公关人员，还有州长的秘书。不知怎的，后来我手中多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身旁有个从没见过的男人碰碰我的手臂。 “斯卡佩塔医生？我是弗兰克·唐纳修。”他大声自我介绍，“祝你圣诞快乐。” “也祝你圣诞快乐。”我说。 马里诺和我去参观监狱那天因病没出现的典狱长，是个小个子，五官粗糙，一头浓密的头发灰白了不少。他的打扮像是在模仿英国的宴会主持人，穿着鲜红色的燕尾服和有褶边的白色衬衫，红色的领结上有小小的电灯泡在闪烁。他向我伸出手，另一只手上拿着的那杯纯威士忌危险地倾斜着。 他靠到我耳边说：“你们来的那天，我不能带你们参观，很遗憾。” “你们的一位警卫把我们照顾得很好，谢谢。” “我想那是罗伯兹吧？” “我想是叫这个名字。” “唔，真不幸你还得费那么多事跑过去。”他的视线在屋内四处游荡，向我身后的某个人眨了眨眼，“那里只是一大团狗屎而已。唔，华德尔以前就流过几次鼻血，血压也很高。他总是抱怨这里那里不舒服，头痛啦、失眠啦等等。” 我低下头，努力想听清他的话。 “那些死刑犯是一等一的骗人高手。老实说，华德尔又是其中之最。”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抬起眼睛来看他。 “麻烦就在这里了，没人知道。不管怎么说，除了我们这些成天和那些家伙相处的人，没人知道。” “我想一定是这样。” “华德尔据说洗心革面了，变成那么一个小可爱。哪天有空让我跟你说说，斯卡佩塔医生，说说他以前多喜欢跟其他犯人吹嘘他对那个可怜的纳史密斯女孩做了什么。他神气得不得了，因为他杀掉了一个名人。” 屋里空气稀薄，温度也太高了。我感觉他的眼神在我身上游移。 “当然啦，大概没有什么事会让你大吃一惊吧。” “的确，唐纳修先生。没有什么事会让我大吃一惊。” “老实说，我真不知道你怎能每天面对你的工作。尤其是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不是互相残杀就是自杀，就像那天晚上那个早早拆完圣诞礼物之后在车库里自杀的可怜女士一样。” 他的话像是出其不意用手肘在我的肋骨上捅了一下。珍妮弗·戴顿的死在晨报上有过一段简短的报道，其中提到，警方表示她看起来似乎提早拆了圣诞礼物，这也许有暗示她是自杀的意味，但没有任何陈述正式说明。 “你说哪一位女士？”我问。 “不记得名字了。”唐纳修啜了一口酒，脸色发红，眼睛发亮，四处转动，“可怜，真是可怜。嗯，你一定要找一天到我们格林斯威尔的新家来看看。”他大大地咧嘴一笑，便转移阵地到一位穿着黑衣服、胸部壮观的太太那里。他在她嘴上亲了一下，两个人开始大笑。 我一逮着机会就早早告辞，回家看见一炉熊熊烈火，外甥女躺在长沙发上看书。我注意到圣诞树下多了好几份礼物。 “如何？”她打着哈欠问。 “你留在家里是明智之举。”我说，“马里诺打电话来了吗？” “没有。” 我再拨他的号码，铃响四声之后，他不耐烦地接起来。 “希望现在找你不会太晚。”我道歉。 “我也希望如此。又有什么不对劲了？”。 “很多事情都不对劲。今天晚上，我在一个派对上遇见了你的朋友唐纳修先生。” “真令人兴奋啊。” “不知怎么，也许是我神经过敏，他提起了珍妮弗·戴顿的死，我觉得很怪。” 沉默。 “另外一个小小的意外，”我说下去，“看来珍妮弗·戴顿在她死的前两天里曾经传真过一封信给尼古拉斯·古鲁曼。她信里的语气很烦乱，我感觉他要见她，而她建议他到里士满来。” 马里诺还是没说话。 “你还在吗？”我问。 “我在。”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但我们也许应该一起想。明天的事，你真的不改变主意了？” 他深吸一口气。“我很想去，医生，但是我……” 传来一个女性的声音：“在哪个抽屉里？” 马里诺显然是把手盖在话筒上咕哝了一句什么，然后清了清喉咙。 “对不起。”我说，“我不知道你有客人在。” “唉。”他顿了顿。 “你明天可以带你朋友一起过来吃晚饭，我会很高兴的。”我邀请道。 “喜来登饭店有个自助餐，我们打算去那里。” “嗯，我的圣诞树底下有份东西要给你。如果你改变主意，明天早上打个电话给我。” “我不敢相信，你居然投降去买了棵树？一定又小又丑。” “它可是众人羡慕的焦点昵，多谢你的称赞。”我说，“替我向你朋友说声圣诞快乐。” 第七章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教堂钟声悠扬，窗帘透着明亮的阳光。虽然前一晚我酒喝得很少，却有宿醉的感觉。赖在床上重新入睡，我梦见了马克。 等到我终于爬起来，厨房里充满了香草和柳橙的香味，露西在磨咖啡豆。 “你要把我宠坏了，以后我该怎么办呢？圣诞快乐。”我在她头上亲了一下，注意到料理台上有一包不常见的谷类早餐，“这是什么？” “柴郡什锦果麦，特别招待。我把我自己买的带来了。这个配原味酸乳酪最好吃，不过你家没有原味酸乳酪，只好用脱脂牛奶加香蕉来代替了。另外，我们还有现榨的新鲜柳橙汁和无咖啡因的法式香草咖啡。我们该打个电话给我妈和外婆吧？” 我用厨房里的电话拨给母亲，露西则到书房听分机。我妹妹在我母亲家，没一会儿，我们四个都开始听电话，听我母亲滔滔不绝地抱怨天气有多糟：迈阿密正有一场猛烈的暴风雨，从圣诞节前夕就开始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早上则有一阵又一阵的闪电照亮了天空。 “有雷雨的时候不该打电话。”我对她们说，“我们晚一点再打过去。” “你太神经过敏了，凯。”多萝茜不客气地说，“不管是什么事情，你都从它怎么害死人的角度去看。” “露西，告诉我你收到了什么礼物。”我母亲插进来。 “外婆，我们还没拆礼物。” “哇，那一下可真近啊。”多萝茜在嘈杂的静电干扰声中喊道，“连灯光都闪了一下。” “妈，我希望你没在电脑上开着一个文件。”露西说，“否则你刚才可能损失一笔工作成果。” “多萝茜，你记得把奶油带来了吗？”母亲问道。 “该死，我就知道有什么……” “我昨天晚上至少提醒过你三遍。” “妈，我告诉过你，在我写东西的时候打电话来说的事，我没办法记住。” “你能想象吗？圣诞夜，你肯不肯跟我去参加弥撒呢？不肯？你待在家里写书，还忘记带奶油来！” “我出去买。” “你倒是说说看，圣诞节早上会有什么店开门？” “肯定有。” 我抬起头，看见露西走进厨房。 “我真不敢相信。”她小声对我说，我母亲和妹妹仍然在争执不休。 挂上电话，露西和我走进客厅，一切又恢复到弗吉尼亚州的宁静冬日早晨，光秃秃的树木纹丝不动，阴影下的处处积雪洁白无瑕。我是不可能再回迈阿密住了。四季更迭就像月亮的盈亏，对我来说是一股能影响我、改变我观点的力量。我需要每一个分明的季节带来的新意，需要季节转换之际的微妙变化——经历寒冷的短暂白昼才更能感受春日早晨的美。 露西从外婆那里得到的礼物是一张五十元的支票，多萝茜送的也是钱。我相当惭愧地看着露西拆开我送的那个封套，又拿出另外一张支票来。 “送钱好像很没诚意。”我抱歉地说。 “对我来说不会，我就想要钱。你相当于帮我的电脑添购了内存。”她递给我一个沉重的小礼物，用红银相间的包装纸包着，我打开盒子，剥开一层层薄薄的衬纸，脸上的表情让她忍不住欣喜之意。 “你可以用它来记录出庭的日程。”她说，“和你那件机车夹克很配。” “露西，这真是太漂亮了。”我摸着记事本黑色的小羊皮封套，手指抚过打开的乳白色内页。我想到她来的那个星期天，我让她开我的车去健身俱乐部，她在外面待到很晚。这个小滑头一定是去买礼物了。 “这边还有一个礼物，只是通讯簿部分和明年日历的补充页。”她把另一份更小的礼物放在我的膝上，这时电话响了。 马里诺祝我圣诞快乐，说他要过来把“礼物”送给我。 “叫露西最好穿暖和一点，不要穿紧身的东西。”他烦躁地说。 “你在说什么？”我感到莫名其妙。 “不要穿紧身牛仔裤，否则她没办法把弹匣放进口袋或拿出来。你说她想学射击，第一堂课就在今天午饭前。要是她没办法上，那是她自己的问题。我们几点吃饭？” “一点半到两点之间。我还以为你另外有事。” “是啊，唔，现在没事了。我大概二十分钟后到。跟那个小鬼说外面冷得要死。你要不要一起来？” “不了，我要待在家里做饭。” 马里诺来我家的时候，脾气没好到哪里去，他大费周章地检查我那把橡胶握柄的点三八鲁格左轮枪。他压下拴扣，推开弹仓慢慢地转，朝每个弹膛里瞧。他拉下扳机朝枪管里看，然后试扣扳机。露西一言不发，好奇地看着他，他则对我用的溶剂造成堆积的残余物大发议论，表示我的鲁格可能有“突起”，需要铲平，然后开着他的福特车把露西载走了。 他们几个小时后回来了，脸冻得红扑扑的，露西骄傲地展示她扣扳机的指头上磨出的血泡。 “她表现得怎么样？”我边问边在围裙上擦手。 “还不坏。”马里诺说着望向我身后，“我闻到炸鸡的味道。” “才不是。”我接过他们的外套，“你闻到的是肉酱面的味道。” “我表现得不只是‘还不坏’，”露西说，“我只有两次没射中靶子。” “拿空枪继续练习，到你不会猛扣扳机，记住要让扳机慢慢向后。” “我身上的烟灰比爬过烟囱的圣诞老公公还多。”露西兴高采烈地说，“我要去洗个澡。” 在厨房里，我帮马里诺倒咖啡，他则研究着料理台上摆满的玛萨拉干酪、刚磨碎的帕美森干酪、烟熏五香火腿、白松露、嫩煎过的火鸡肉片，还有其他各种即将成为午饭的东西。我们走进客厅，屋里炉火熊熊。 “你这么做实在是太好了。”我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感激。” “一堂课不够，也许她回佛罗里达之前，我还可以再给她上两次课。” “谢谢你，马里诺，我希望你没有为改变计划作太大的牺牲。” “小事一桩。”他傲慢地说。 “显然你不打算去喜来登吃饭了。”我试探道，“你也可以带朋友一起来啊。” “她有事。” “她总有个名字吧？” “坦妲。” “这名字真有意思。” 马里诺的脸变成猪肝色。 “坦妲是什么样的人？”我问道。 “你想听老实话的话，她根本不值一提。”他突然站起来，穿过走廊向浴室走去。 关于马里诺的私人事务，除非他自己想谈，我一向很谨慎，不多过问，但这次实在忍不住。 “你跟坦妲是怎么认识的？”他回来的时候，我问。 “在官方组织的联谊舞会上。” “这样很好啊，出去玩玩，多认识些新朋友。” “烂透了，如果你真想知道。我三十多年没交过半个女朋友了，就像有人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另一个世纪似的。现在的女人跟以前不一样了。” “怎么说呢？”我试着控制住笑容，马里诺显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 “不像以前那么单纯。” “单纯？” “对，就像桃丽斯，我们两个的关系就不复杂。结果三十年后她突然要分手，我只好一切从头开始。我去这个舞会是因为几个同事说服了我。我没招惹任何人，坦妲就坐到我这一桌了。两瓶啤酒下肚，她就问我要电话号码，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把号码给她了吗？” “我说：‘嘿，如果你想聚聚，就把你的号码给我，我来打电话。’她问我是从哪个动物园里跑出来的，然后约我一起去打保龄球，就这样开始了。事情的结束则是她告诉我的，她两个星期前从后面撞上了别人的车，被控驾驶不慎，想让我帮她摆平。” “真遗憾。”我从圣诞树下拿来他的礼物，“不知道这能不能帮你改善社交生活。” 他拆开礼物，是一副圣诞红的吊裤带和一条搭配的领带。 “很棒，医生，老天。”他站起身很不高兴地嘟哝着，“该死的利尿剂。”说着又上厕所去了。几分钟后，他回到壁炉旁。 “你上次做健康检查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两个星期以前。” “结果呢？” “你说昵！” “你有高血压。” “可不是嘛。” “你的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我问。 “说是高压一百五，低压一百一，还有该死的前列腺肥大，得吃这些利尿剂。我老得跑厕所，总觉得想小便，可是有一半的时间都尿不出来。他说如果情况没改善，就给我割一刀。” 所谓的割一刀就是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不是什么大手术，不过也没什么好玩的。我很担心马里诺的血压，他是中风和心脏病的绝佳候选人。 “而且，我的脚踝肿胀。”他继续说，“脚痛，头也他妈的痛。我得戒烟、戒咖啡，减肥四十磅，还得减轻工作压力。” “没错，这些你都得做。”我坚定地说，“看起来你一样也没做。” “就是啊，这是要我改变我的整个人生，你还说我呢。” “我又没有高血压，而且我戒烟已经整整两个月又五天了。更何况，要是我减肥四十磅的话，人就减没了。” 他狠狠瞪着炉火。 “这样吧，”我说，“我们可以一起进行啊，都少喝咖啡，定时做运动。” “我看见你在跳有氧舞蹈了。”他没好气地说。 “我打网球就好了，有氧舞蹈让你去跳。” “要是有谁敢在我附近摆弄韵律裤，他就死定了。” “你很不合作啊，马里诺。” 他不耐烦地换了个话题：“你手上有没有你提到的那份传真？” 我走进书房拿出公文包，啪地打开，把范德通过图像强化找出的那封信递给他。 “这东西在我们从珍妮弗·戴顿床上找到的那张纸上，对吧？”他问。 “对。” “我还是想不通她为什么要在床上放张白纸，还用块水晶压住。把这些东西放在那里干吗？” “不知道。”我说，“她答录机上的内容昵？有什么发现吗？” “我们还在查，有一大堆人得排查。”他从衬衫口袋拿出一包万宝路，大叹一口气。“该死。”他把那包烟往茶几上一拍，“从现在开始，我每点一根烟，你就要唠叨一次了，对吧？” “不会，我只会瞪着看，但一个字都不会说。” “你还记不记得两个月以前，你在电视上接受访问？” “记不清楚。” “珍妮弗·戴顿把那节目录了下来，就在录像机里，我们拿来一放就看见你。” “什么？”我愕然道。 “当然，那集节目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还有一堆关于考古挖东西的屁话，还有一部在这附近拍的好莱坞片子。” “她录我干什么呢？” “这又是一个跟其他东西都联系不上的问题，除了从她家打出来的电话——那几个挂断的电话。看起来，戴顿被干掉之前想到了你。” “你们还找到了什么线索？” “我真得抽烟了，你要我去外面抽吗？” “当然不用。” “事情愈来愈古怪。”他说，“我们搜查她办公室的时候，找到一张离婚证书。看来她是一九六一年结的婚，两年后离了，改回她的本姓戴顿，之后从佛罗里达搬到里士满来。她的前夫叫威利·崔弗斯，是那种健康狂——你知道，追求全什么的健康。要命，我想不起来那个名字。” “全体论医学？” “就是这个。他还住在佛罗里达，麦尔斯堡海滩。要从他那里多问出几句话可真够难的，但我还是有一些发现。他说他和戴顿小姐分手之后还是很好的朋友，仍然继续见面。” “他到这里来？” “崔弗斯说她到佛罗里达去看他。他们聚在一起，照他的说法，是‘为了重温往日时光’。她上次去那里是十一月，感恩节前后。我也从他那里挤出了一点关于戴顿的哥哥和妹妹的事情。她妹妹比她小很多，已婚，住在西岸。哥哥是老大，五十四五岁，开杂货店的，前两年得了喉癌，把喉头给切了。” “等一下。”我说。 “是啊，你知道那听起来是什么样子，听过就会知道。打电话到你办公室的那个家伙不可能是约翰·戴顿，而是另外一个为了某种原因而对珍妮弗·戴顿的验尸结果感兴趣的人。他知道得够多，能把名字说对，也知道假装从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打电话来。但他不知道真正的约翰·戴顿有什么样的健康问题，不知道他的声音应该像透过机器发出来的一样。” “崔弗斯知道他前妻的死是他杀吗？”我问。 “我告诉他，法医还在检查。” “她死的时候，他人在佛罗里达？” “据说是。我倒很想知道她死的时候，你那位朋友尼古拉斯·古鲁曼在哪里。” “他从来就不是我的朋友。”我说，“你打算用什么方式找他？” “我暂时不去找他。对付古鲁曼这种人只有一次机会。他多大？” “六十多岁吧。”我说。 “个子大吗？” “我从法学院毕业后就没再见过他。”我起身拨火，“那时古鲁曼挺苗条的，可以说瘦。他的身高算中等吧。” 马里诺什么也没说。 “珍妮弗·戴顿重一百八十磅。”我提醒他，“从现场情况看，凶手是先勒住她，再把她抱到车上。” “好吧，也许古鲁曼是帮凶。你想听离谱的剧本吗？那就试试这个。古鲁曼是朗尼·华德尔的律师，那家伙活着的时候可不是手无缚鸡之力，或者该说他现在还是这样。在珍妮弗·戴顿家里发现了华德尔的指纹，也许古鲁曼的确去见了她，而且不是单独去的。” 我瞪着炉火看。 “对了，我没在珍妮弗·戴顿的屋子里看到可能是羽毛来源的东西。”他补充道，“你要我查的那羽毛。” 这时，他的寻呼机响起来。他把它从腰带上拿下来，眯眼看着窄窄的屏幕。“该死。”他抱怨着走到厨房去回电话。 “怎么回……什么？”我听到他说，“哦，老天啊，你确定？”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上去很紧张地说，“不用麻烦了。我就站在离她十五英尺的地方。” 马里诺闯过西卡瑞街和温莎道交叉口的红灯向东行驶。这辆白色福特汽车里小灯耀眼地闪烁，无线电中传来沙沙声，我眼前出现苏珊蜷缩在单人沙发里的模样，她把毛织品的睡袍紧紧裹在身上，抵御跟室内温度高低没有关系的一股寒意。我记得她脸上的表情像浮云一样变幻不定，眼神没有透露出任何秘密。 我在发抖，感觉喘不过气来，心脏狂跳着像是要蹦出喉咙。警方发现苏珊的车停在草莓街旁的一条小巷子里，她坐在驾驶座上早已气绝身亡。目前并不知道她到那一带做什么，也不知道凶手的动机为何。 “你昨晚去跟她谈，她说了什么？”马里诺问。 我脑海里没有浮现出任何具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她很紧张，有事让她烦心。” “什么事？你能不能猜猜？” “我不知道。”我用颤抖的双手拨弄着医务包，再次检查包里的东西：相机、手套，以及其他的必需品。我记得苏珊曾经说过，要是有人想绑架或强暴她，除非先把她杀了。 有很多个工作到很晚的下午，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在清理，填表格。我们曾有过很多亲密而深入的交谈，谈身为女人的感受，谈所爱的男人，谈做母亲会是什么感觉。有一次我们谈到死亡，苏珊承认她很害怕死亡。 “我不是说地狱里的硫磺烈火什么的，像我父亲传教的那一套，我怕的不是这个。”她顽固地说，“我只是害怕就那样什么都没有了。” “不会就那样什么都没有。”我说。 “你怎么知道？” “有些东西消失了，只要看看他们的脸就会知道。他们的能量离开了，但精神没有死，死的只是肉体。” “可是你怎么知道呢？”她又问。 马里诺放松离合器，转进草莓街。我瞥向这一侧的后视镜，看见后面有另一辆警车，车顶上的灯闪着红色和蓝色的光。我们经过几间餐厅和一家小杂货店，所有的商铺都没开门，路上仅有的几辆车停在一旁让我们通过。在草莓街咖啡馆附近，窄窄的街道上排满了巡逻车和便衣警探的车，一辆救护车挡住一条巷子的人口，两辆电视台的采访车停在稍后的地方。记者在黄色胶带围出的警戒线外扰攘地走来走去。马里诺停下车，车门一打开立刻就有相机凑上来。 我看着马里诺的脚步，紧跟在他后面。快门闪动，胶卷转动，麦克风高举。马里诺不停地大步向前，不回答任何问题，我把脸转开。我们绕过救护车，从黄色胶带底下钻过。那辆酒红色的旧丰田车头朝里，停在狭窄的巷子中央，圆石路面上的积雪残乱肮脏。两侧逼仄丑陋的砖墙挡住斜照的夕阳。警察在拍照、交谈、四处张望。屋顶和生锈的防火梯上有水缓缓滴落下来，垃圾味漂浮在潮湿躁动的空气中。 那个用手提无线电在讲话的拉丁相貌的年轻警官，好像最近我才见过。汤姆·路瑟罗边注视着我们边咕哝了些什么，结束通话。从我站的地方，只能看见左大腿和一条手臂。我狠狠打了个哆嗦，认出她的黑色羊毛外套、金色结婚戒指，还有黑色的塑料手表，挡风玻璃和仪表板之间夹着她的红色法医证件。 “牌照是杰森·斯多瑞的，我想那是她丈夫吧。”路瑟罗对马里诺说，“她的皮包里有证件，驾照上的姓名是苏珊·道森·斯多瑞，二十八岁，白人女性。” “钱呢？” “皮夹里有十一块钱，还有两张信用卡。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抢劫的迹象。你认得出她吗？” 马里诺俯向前看个清楚。他下颌的肌肉鼓起来。“嗯，我认得出她。车被发现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打开了车门，仅此而已。”路瑟罗把无线电对讲机塞进口袋。 “引擎没发动，车门没锁？” “对。我在电话上跟你说了，弗里兹巡逻的时候看到了这辆车。呃，当时差不多是下午三点，他注意到车窗上有法医的证件。”他瞥了我一眼，“如果你走到前面乘客席的那一侧朝里面看，会看见她右耳一带有血。这人干得干净利落。” 马里诺后退几步看着凌乱的积雪。“看起来我们在脚印上是没多大指望了。” “一点没错。雪融得像冰淇淋一样，我们到的时候就这样了。” “找到弹壳了吗？” “没有。” “通知家属了吗？” “还没有，我想你们想先来处理这个案子。”路瑟罗说。 “他妈的，一定不能在通知家属之前让媒体知道她的身份和工作地点，老天。”马里诺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你打算做些什么？” “我不想碰车里的任何东西。”我喃喃道，边打量环境边拿出照相机。我很警觉，思路也很清晰，但双手就是抖个不停。“让我看一下，然后把她抬上担架。” “你们弄好了吗？可以让医生看了吗？”马里诺问。 “可以了。” 苏珊穿着遐色的牛仔裤和磨损的系带皮靴，黑色的羊毛外套一直扣到下巴。我注意到她领口露出的那条红丝巾，心里感到一阵揪痛。她戴着太阳镜靠在驾驶座上，就像在舒服地小睡，颈后的浅灰色椅套染成了红色。我走到车子的另一侧，看见路瑟罗提到的血迹。拍照的时候，我停下来靠近她的脸，闻到了一股男用古龙水的淡淡香味。我注意到她的安全带是解开的。 我没有碰她的头，直到救援小组来到，将尸体放在担架上抬进救护车。我爬进车里，花了好几分钟找子弹造成的伤口，在右太阳穴找到一个，在脖子后面的凹陷处、紧邻发线的地方又找到一个。我用戴了手套的手指耙梳她栗色的头发，没找到其他的血迹。 马里诺爬进救护车。“她被射了几枪？” “我找到两个伤口。没有子弹射出来的弹孔，不过在她左太阳穴的骨头和皮肤之间，我摸到一颗子弹。” 他神色紧张地瞥了一眼手表。“道森家住得离这里不远，在葛兰布尼。” “道森家？”我剥下手套。 “她父母，我得立刻去通知他们。不能等到哪个浑蛋把消息泄露出去，让他们在该死的收音机或者电视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叫警察开车送你回去。” “不，”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应该去。” 我们开走的时候，街灯正逐渐亮起。马里诺拼命瞪着路看，脸涨得通红。 “该死！”他突然冒出一句，一拳捶在方向盘上，“该死的东西！竟然朝她的头开枪，朝一个孕妇开枪。” 我直直望向窗外，破碎的思绪里满是零落扭曲的影像。我清清喉咙：“找到她丈夫了吗？” “他们家电话没人接。也许他在她父母家。天哪，我真恨这个工作。老天，我真不想这么做。他妈的圣诞快乐，我敲敲你家的门，你就完了，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件会毁了你人生的事情。” “你没有毁掉任何人的人生。” “是啊。嗯，准备好吧，我马上就要这么做了。” 他转上艾伯马利街。大型垃圾桶已经推到街旁，旁边堆满了鼓胀着圣诞垃圾的袋子。家家户户的窗子透出温暖的光芒，有些还洒满了彩色的圣诞灯光。一位年轻的父亲拉着一个在人行道上左右摇摆的雪橇，他年幼的儿子坐在上面，我们经过时他们微笑着挥手。葛兰布尼这一带住的是中产阶级家庭，包括年轻的专业人士，有单身的、已婚的，也有同性恋。天气暖和的时候，人们坐在前廊上，偶尔在院子里做饭。他们会开派对，在街上彼此打招呼。 道森家朴素的房子是都铎式的，看上去饱经风霜、舒适安全，屋前的常青树修剪得很整齐。楼上楼下的窗子都亮着灯，人行道旁停着一辆旧厢型车。 来开门的女人的声音隔着门传出来：“谁呀？” “道森太太吗？” “什么事？” “我是里士满警局的马里诺警探，得跟你谈谈。”他大声说，将警徽举到门上的窥孔前。 门锁咔嗒一声开了，我的脉搏也随之加速。我在医学界各种岗位服务的经历中，曾经碰到过病人痛苦地尖叫，哀求我不要让他们死。我虚伪地向他们保证“你会没事的”，然后看他们紧握着我的手死去。我曾经对病人焦急绝望的亲朋好友说过“很抱歉”，在那些窒闷窄小的房间里，连牧师也会感到迷失，但我从来不曾在圣诞节当天把死讯送到别人家门口。 我只看得出道森太太和她女儿的一个相像之处，就是她们下巴坚硬的曲线。道森太太身形非常单薄，一头花白的短发，体重绝对不超过一百磅，她让我想起受惊的鸟儿。马里诺介绍我身份的时候，她眼中充满了恐慌。 “发生了什么事？”她好不容易说出一句话。 “恐怕我有非常不好的消息要通知你，道森太太。”马里诺说，“是你的女儿苏珊，她遇害了。” 另一个房间里传来细碎的脚步声，一个小女孩出现在右边的走道上，她停下来，瞪大蓝眼睛看着我们。 “海莉，爷爷呢？”道森太太的声音颤抖着，面如死灰。 “在楼上。”海莉是个男孩一样的小女孩，穿着新的皮运动鞋和蓝牛仔裤。她的金发闪闪发亮，戴着眼镜矫正有点斜视的左眼。我猜她不超过八岁。 “去叫他到楼下来。”道森太太说，“你和查理待在楼上等我。” 小女孩在走道上迟疑着，把两只手指塞进嘴里，她警惕地盯着马里诺和我。 “海莉，乖，快去。” 海莉突然充满活力地跑开了。我们和苏珊的母亲一起坐在厨房里。她的背挺得直直的，没有哭，直到她丈夫几分钟后踏进厨房。 “哦，迈克。”她用虚弱的声音说，“哦，迈克。”她开始啜泣。他把她拉近，用手臂环住她。听完马里诺的解释，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嘴巴紧紧闭着。 “是的，我知道草莓街在哪里。”苏珊的父亲说，“我不知道她去那里做什么。据我所知，她平常很少去那一区，今天也没有店开门。我不知道。” “你知道她丈夫杰森·斯多瑞在哪里吗？”马里诺问。 “他在这里。” “这里？”马里诺环顾四周。 “在楼上睡觉。杰森身体不舒服。” “孩子是谁的？” “汤姆和玛莉的。汤姆是我儿子，他们来一起过节，今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到潮水镇去看朋友，应该快回来了。”他握住妻子的手，“米丽，这些人有很多问题要问，你最好去把杰森找来。” “这样吧，”马里诺说，“我希望和他单独谈一下，可以带我去找他吗？” 道森太太点点头，脸埋在手掌中。 “你最好去看看查理和海莉。”她丈夫对她说，“看看能不能打电话找到你姐姐，也许她能过来。” 他淡蓝色的眼睛看着妻子和马里诺离开厨房。苏珊的父亲很高，骨架纤细，有一头浓密的深棕色头发，白发很少。他动作简洁，情绪内敛。苏珊长得像他，或许性情也像他。 “她的车很旧了，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我知道她不会和毒品或什么东西有牵扯。”他的目光在我脸上搜索。 “我们不知道这事为什么会发生，牧师先生。” “她怀有身孕。”他的话卡在喉头，“怎么有人狠得下心！” “我不知道，”我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他咳嗽。“她没有枪。” 一时间我没理解他是什么意思。然后我明白过来，向他保证。“没有，警方没有找到枪，没有证据说她是自杀。” “警方？你不是警察？” “不是，我是首席法医，凯·斯卡佩塔。” 他木然地盯着我。 “你女儿在我手下做事。” “哦，对了，很抱歉。”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我艰难地说，“我自己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我希望你知道，我会尽一切力量查明真相。” “苏珊提过你，她一直想当医生。”他转开视线，眨眼忍住泪水。 “我昨晚见过她。时间很短，在她家。”我迟疑着，不想刺探他们生命中敏感的地方，“苏珊看起来有心事，而且最近在工作上的表现也很不像以前。” 他吞咽口水，手指紧紧抓住桌边，指节都发白了。 “我们需要祈祷。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祈祷，斯卡佩塔医生？”他伸出一只手，“谢谢你。” 当他坚定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苏珊曾很明显地表现出对她父亲的轻视，以及对他代表的事物的不信任。基本教义派信徒也会吓到我。我焦虑地闭着眼和迈克·道森牧师握着手，听他感谢天主，许下那些如今要实现也已太迟的允诺。我睁开眼把手抽回，一时间感到不安，害怕苏珊的父亲会察觉到我的怀疑，质疑我的信念。但我的灵魂能否得救并非他目前最关注的事。 楼上传来很响的说话声，模糊地在抗议着什么，我听不出来。一把椅子刮过地面。电话铃响个不停，说话声又传来了，变成愤怒而痛苦的叫喊。道森闭上眼睛，轻声咕哝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我听到他说的好像是“待在你的房间里”。 “杰森一直都待在这里。”他说，我可以看见他太阳穴的血管在剧烈跳动，“我明白他可以自己交代行踪，但我只是先跟你说一声。” “你提到他身体不太舒服。” “他起床的时候觉得有感冒的迹象。午饭后苏珊替他量体温，劝他上床休息。他怎么也不可能伤害……”他又咳起来，“我知道警方必须问这些问题，必须考虑家庭情况，但这次的情形不是这样的。” “牧师先生，苏珊今天是几点离开家的，她说要去哪里？” “她是吃完饭在杰森睡了之后出门的，那时大概是一点半或两点。她说要去朋友家。” “哪个朋友？” 他瞪向我身后某处。“一个高中同学，叫黛安·李。” “黛安住在哪里？” “北区，学校附近。” “苏珊的车是在草莓街发现的，不是北区。” “如果有人……她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 “如果我们能知道她是否去了黛安家、这次见面是谁的主意，会很有帮助。”我说。 他起身翻找厨房的抽屉，打开第三个才找到电话簿。他用发抖的手翻页，拨通号码，清了好几次喉咙才说要黛安听电话。 “你说什么？”他听了一会儿，“不，不。”他的声音颤抖着，“事情不太好。” 我静静坐着听他向对方解释，想象多年前他面对另一个女儿茱蒂的死时一定也在祈祷，在打电话。他坐回桌边，证实了我所担心的事。苏珊下午没有去拜访朋友，之前也不曾跟人家约好，她朋友根本不在城里。 “她在北卡罗来纳跟婆家一起过节。”苏珊的父亲说，“已经去了好几天。苏珊为什么要说谎呢？没有这个必要啊。我一向跟她说，无论如何都没必要说谎。” “看来她似乎不想让人知道她去哪里见谁。我知道这样说会让人有不愉快的猜测，但必须面对这种可能性。”我温和地说。 他低头盯着手看。 “她和杰森相处得好吗？” “我不知道。”他努力恢复冷静自持的态度，“老天，又来了。”他又一次令人费解地耳语道：“回你的房间去，拜托。”然后他抬起满是血丝的眼睛看着我。“她有个双胞胎妹妹茱蒂，在她们上高中的时候死了。” “出车祸，苏珊曾跟我说过，真令人难过。” “她始终没从那件事里恢复过来。她怪上帝，也怪我。” “她倒没有给我这样的印象。”我说，“如果说她怪什么人，那似乎是一个叫朵琳的女孩。” 道森抽出一条手帕，安静地擤擤鼻子。“谁？” “一个据称是女巫的高中同学。” 他摇头。 “据说她对茱蒂下了诅咒？”但再解释下去也是白费唇舌，我看得出道森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海莉走进厨房，我们都转过头去。她怀里抱着一个棒球手套，眼神充满恐惧。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亲爱的？”我问她，试着挤出一个微笑。 她走到我旁边，我可以闻到新的皮制品的味道。手套用一根绳子绑住，掌心夹着一个垒球，像是牡蛎壳里的一颗珍珠。 “苏珊姑姑给我的。”她小声说，“新的手套要先弄软一点才能用。我得把它压在床垫底下。苏珊姑姑说得放一个星期。” 她祖父伸手把她抱到膝上，紧拥着她，鼻子埋在她的发问。“甜心，你先回房间一下，让我办些事情好不好？一下就好了。” 她点头，眼睛仍然盯着我不放。 “奶奶和查理在做什么？” “不知道。”她从他的膝头滑下来，迟疑地走开。 “你刚才也说过那句话。”我对他说。他一脸迷惑。 “你叫她回房间去。”我说，“刚才我听你说过那句话，低声说回你房间之类的。那是跟谁说话？” 他垂下眼睛。“那个孩子是‘自我’。自我的感受很强烈，会哭，控制不了情绪。有些时候最好叫自我回到房间里去，就像我叫海莉回房一样。回房去掌握住自己，这是我学到的一招。小时候学的，那时我必须学会。我哭的话，我父亲会有很不好的反应。” “你可以哭，牧师先生。” 他眼中充满了泪水。我听见马里诺下楼的脚步声，随后他走进厨房，这时道森痛苦地、悄声地把那句话又说了一次。 马里诺迷惑地看着他。“我想，你儿子回来了。” 屋外黑暗的冬夜中响起关车门的声音，笑声从门廊传来。苏珊的父亲开始悲不可遏地哭泣。 圣诞大餐就此泡汤，我整个晚上都在屋里走来走去打电话，露西则关着门待在书房里。苏珊的命案让办公室陷入危机，我必须做好种种安排。案情必须先封锁，不能让认识她的人看见照片。警方必须搜查她的办公室和衣物柜，必须讯问我手下的工作人员。 “我没办法赶过去。”费尔丁在电话上告诉我。 “我明白。”我感到喉头一阵哽塞，“我并不预期、也不希望有谁过来。” “那你昵？” “我必须去。” “老天，我真不能相信发生了这种事，实在不能相信。” 我在诺福克的副手莱特医生善意地答应，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到里士满来。因为是星期天，整栋大楼里除了带着Luma-Lite来帮忙的范德之外没有别人。就算可以控制情绪，我也拒绝为苏珊验尸，以免到时候辩方律师质疑我身为专家证人的客观性和判断力，因为我刚好是她的上司。如果因此而破坏了案子，那我就是在帮苏珊的倒忙。所以我坐在停尸间的桌旁，等待莱特完成工作。在使用不锈钢器具和开关水龙头的声音间隙，他不时把情况讲给我听，我则盯着空心砖砌成的墙壁。我没有碰任何文件，连替试管贴标签都没有，也不曾转过头去看一眼。 其间我问过他：“你有没有在她身上或衣服上闻到什么味道？古龙水之类的？” 他停下手边的动作，我听见他走了几步。“有，尤其是她外套的领口和围巾上。” “你觉得闻起来像不像男用古龙水？” “嗯，我想是。对，我觉得这应该是男用香水。也许她丈夫有用古龙水的习惯？”莱特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头发日渐稀疏，挺着个大肚子，说话有西弗吉尼亚的口音。他是一名优秀的刑事鉴定病理学家，完全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 “好问题。”我说，“我叫马里诺去查。但她丈夫昨天生病，吃完午饭就上床了。这并不表示他就没擦古龙水，也不表示她哥哥或者父亲没擦古龙水，在抱她的时候沾到她身上。” “看起来像是小口径的枪，没有出口伤。” 我闭上眼睛听。 “她右太阳穴上的伤口是零点一九英寸，有半英寸的硝烟——痕迹不完整。有少许斑点和一些火药粉末，但大部分都消失在她的头发里了。颞肌里有些火药粉末，骨头和硬膜里没有什么东西。” “弹道？”我问。 “子弹射进右前叶的后面，穿过前面，到底神经节，撞上左颞骨，停在皮肤底下的肌肉里。这是一颗普通的铅弹，呃，镀了铜，但没有加弹壳。” “也没有碎裂？”我问。 “没有，然后是颈背的第二处伤口，黑色的，边缘有灼伤和擦伤，还有枪口的痕迹。周边有大约零点零六英寸的细小裂伤。枕骨里有大量火药粉末。” “紧迫接触？” “对。在我看来，像是这人拿枪管用力抵住她的脖子。子弹从枕骨大孔和颈椎的连接处进入，破坏了颈髓接合处，一路直上脑桥。” “角度呢？”我问。 “上扬很多。如果她被射这一枪的时候是坐在车里，可能是趴倒向前的姿势，或是那人把她的头往下按。” “她被发现的时候不是那样。”我说，“是向后靠在椅子上。” “我猜是那人把她放成那样的。”莱特说，“在开枪之后——我认为穿透脑桥的这一枪是后来才开的——她中第二枪的时候可能已经动弹不得，也许趴倒在方向盘上。” 我断断续续地应付一段时间，仿佛我们谈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但接着我就全身颤抖，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有两次我必须走到外面，站在寒冷的停车场上。当他解剖到她子宫里那个十周大的胎儿时一是个女孩——我躲回楼上的办公室。依照弗吉尼亚州的法律，未出生的孩子不算是一个人，因此不能说她被杀害，你是没办法杀死“非人”的。 “买一送一。”片刻之后，马里诺跟我通电话时恨恨地说。 “我知道。”我边说边从皮包里翻出一瓶阿司匹林。 “在法庭上，陪审团根本就不会知道她怀了孕，因为不准告诉他们。这人杀了一个孕妇，却与单单杀一个人没差别。” “我知道。”我又说了一次，“莱特快弄完了。外部检验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什么痕迹，没有什么显得突兀的东西。你那边进行得怎么样了？” “苏珊绝对碰上了什么事情。”马里诺说。 “和她丈夫之间有问题？” “照他说的，她是和你之间有问题。他说你做了一堆怪异的事，一天到晚打电话去骚扰她等等。还说她有时下班回家后像发疯了一样，仿佛有什么东西把她吓得魂不附体。” “苏珊和我之间没有问题。”我用一口冷咖啡送下三片阿司匹林。 “我只是把那家伙的话转述给你听。另外有件事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好像又碰上羽毛了。医生，我不是说这样这个案子一定跟戴顿的案子有关联，我也不见得这么认为。但去他的，也许这是一个戴羽绒手套或穿羽绒夹克的神经病。我不知道，反正很不寻常。我唯一碰到过的有羽毛的案子是一个瘪三打破窗子闯空门，玻璃碎片割破了他的羽绒夹克。” 我的头痛得很厉害，痛得想吐。 “我们在苏珊的车里找到了很小——细细的一小片白绒毛。”他继续说，“粘在乘客座位那一边的车门上。在内侧靠近车底、扶手下两英寸的地方。” “可以把它送过来给我吗？”我问。 “行，你要做什么？” “打电话给本顿。” “我打过好多次了，该死，他大概和他太太出城了。” “我得问他，小毛能不能帮我们的忙。” “你说的是一个人还是衣物柔顺剂？” “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研究毛发和纤维的小毛，最擅长羽毛分析。” “他真的叫小毛？”马里诺难以置信。 “真的。”我说。 <hr /> 注释： 第八章 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组的电话响了很久。它位于匡提科学院的地下室，我可以想象出那些迷宫一般的昏暗走道，各个办公室里混乱地堆满了像本顿·韦斯利那样身经百战的探员的战利品。据说他去滑雪了。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接电话的探员有礼貌地说。 “我是凯·斯卡佩塔医生，有紧急事件要联系他。” 本顿·韦斯利几乎是立刻回了我的电话。 “本顿，你在哪里？”静电干扰的杂音非常嘈杂，我提高了声音。 “在车上，”他说，“康妮和我到夏洛茨维尔去跟她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我们刚离开那里，朝西往热泉走。我听说了苏珊·斯多瑞的事。天啊，真是很遗憾，我本来打算今晚打电话给你的。” “你的声音愈来愈不清楚，我几乎听不见了。” “等一下。” 我焦急地等了漫长的一分钟，然后他回话了。 “好多了，刚才我们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你需要我帮什么忙？” “我需要调查局的人帮着分析一些羽毛。” “没问题，我会打电话给小毛。” “我需要和你谈谈。”我说的时候非常犹豫，我知道这样会让他很为难，“可能愈快愈好。” “等一下。” 这一次的停顿不是静电干扰，而是他在和太太商量。 “你滑雪吗？”他的声音再度出现。 “要看你问的是谁。” “康妮跟我正要到一个叫‘田园’的度假村去待几天，我们可以在那里谈。你走得开吗？” “我拼了命也会去，而且会带露西一起去。” “这样很好，我们谈事情的时候，她可以跟康妮结伴四处跑跑。我们到旅馆办住宿登记的时候，顺便给你们安排房间。你能带些东西来让我看看吗？” “可以。” “你手上关于罗比尼·纳史密斯那件案子的资料。我们把所有的要点都讨论一番，不管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 “本顿，谢谢你。”我感激地说，“请你也替我谢谢康妮。” 我决定立刻离开办公室，并且不作太多解释。 “去玩玩会对你有帮助。”罗丝边说边抄下我在田园度假村的联系电话，而她不明白我并不是要去五星级度假胜地放松身心。我请她转告马里诺我的去处，这样如果苏珊的案子有任何新进展，他就可以马上联系到我。听了我的话，她眼中一时泛出泪光。 “除此之外，请不要把我的行踪透露给任何人。”我补充道。 “刚才，二十分钟内有三个记者打过电话。”她说，“其中有一个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此刻我不会跟任何人讨论苏珊的案子。像平常一样，告诉他们我们还在等化验结果，就说我出城了，联系不上。” 朝西驶往山脉的路上，我脑海中充满了挥之不去的影像。我看见苏珊穿着宽松的手术袍，看见她母亲和父亲听到马里诺说他们女儿死了时的表情。 “你还好吗？”露西问。我们出发以来，她每隔一分钟就看看我。 “只是在想事情。”我边回答边把注意力集中在路上，“你会喜欢滑雪的，我有预感，你会滑得很好。” 她一言不发地凝视着挡风玻璃外的景色。淡蓝的天空像退色的牛仔裤，远处耸立的群山遍布积雪。 “对不起，又弄成这样。”我又说，“好像你每次来看我，都会发生些事情，让我不能专心陪你。” “我不需要你专心陪。” “以后你就会明白。” “我的工作态度或许也会是这样。事实上，我可能是跟你学的。以后我大概也会有你这样的成就。” 我的心沉重得像铅块。还好戴着太阳镜，我不想让她看见我的眼睛。 “我知道你爱我，这是最重要的。我知道我妈不爱我。”外甥女说。 “多萝茜爱你，尽她所能地爱。”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尽她所能，不过她的能力很有限，因为我不是男人。她只爱男人。” “不，露西，你妈妈并不是只爱男人。她只是执迷不悟地要找一个能让她生命完整的人，找那些男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症状。而她不明白，只有她才能让自己的生命完整。” “唯一‘完整’的是她的纪录，每次挑的都是烂人。” “我同意，她的命中率是不怎么好。” “我不会像她那样过日子，我不要像她一样。” “你和她不一样。”我说。 “我在宣传手册里看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有飞靶射击。” “那里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你有没有带左轮枪？” “射飞靶是不用左轮的，露西。” “从迈阿密来的人就用。” “你要是再不停止打哈欠，我就会被你传染。” “你为什么不带枪？”她还在追问。 那把鲁格在我的行李箱里，但我不打算告诉她。“你干吗这么担心我有没有带枪？” “我想成为高手，一枪射中时钟的十二点。”她带着睡意说。 她把夹克卷起来当枕头用，这令我心疼。她躺在我旁边睡着了，头顶着我的大腿。她不知道此时此刻我有多强烈的冲动想把她送回迈阿密。但我看得出来，她感觉得到我的恐惧。 田园度假村位于阿勒格尼山脉，包括一万五千英亩森林和溪流。旅馆是暗红色的砖造建筑，走廊上排列着白色柱子。白色的小圆屋顶上四面都有时间一致的钟，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你运气很好。”穿着灰色制服的亲切男士走向我们的时候，我对露西说，“滑雪场一定很棒。” 本顿·韦斯利兑现了承诺，我们到柜台时就有预定好的房间在等着我们了。他替我们订了一间双人房，穿过玻璃门走到阳台上可以俯瞰赌场，桌上还有他和康妮送的花。“到山坡上跟我们碰头。”卡片上写着，“我们替露西安排了一堂三点半的课。” “我们得赶快。”我掀开行李箱，对露西说，“四十分钟后，你就要上第一堂滑雪课。试穿一下。”我扔给她一条红色滑雪裤，夹克、袜子、手套、毛衣也一一飞过空中落在她的床上。“别忘了你的臀垫，其他的东西我们等会儿再弄。” “我没有滑雪用的太阳镜。”她边说边套上一件鲜蓝色的高领毛衣，“我会患雪盲症。” “你可以用我的护目镜，反正太阳也快下山了。” 我们搭上专车到达山坡、替露西租好装备、在滑雪运送机那里把她交给老师时，已经三点二十九分了。滑雪者像色彩鲜艳的小点向山下移动，接近了才看得清人形。我穿着滑雪靴，身体向前倾，滑雪板稳稳地抵住斜坡，我把手遮在眼睛上扫视升降机和各个坡道。太阳落到树梢，积雪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但阴影已经逐渐拉长，气温也在迅速下降。 我发现了他们夫妇，因为那一男一女并肩滑雪的姿态太优美了，雪杖像羽毛般轻盈扬起，如鸟儿般高飞转身的时候几乎没溅起雪片。我认出本顿的银色头发，向他举起手。他回头对康妮喊了一句什么，便加速像刀锋般直线滑下山坡，滑雪板紧紧并拢，中间连张纸都插不进去。 他在雪花飞溅中停下来，把护目镜往后推，这时我突然觉得即使我不认识他，目光也会被他牢牢吸引。黑色的滑雪裤紧紧贴在结实的肌肉上，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他藏在保守的西装裤下的双腿是这样。他外套的颜色让我想起基韦斯特岛上的夕阳。寒风中他容光焕发，眼神明亮，这使他锐利的五官看起来没那么令人生畏，而是更有吸引力。康妮放慢速度在他身旁停下来。 “你来了真好。”韦斯利说。我每次看到他或听到他的声音都会想到马克。他们是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说他们是兄弟大家也会相信。 “露西昵？”康妮问。 “她正在征服滑雪运送机呢。”我伸手一指。 “希望你不介意我替她安排滑雪课。” “介意？你们这么细心，我感激都来不及呢。她玩得可开心了。” “我就站在这里看着她好了。”康妮说，“然后我去喝点热饮，她也会想喝的。本，你好像还没滑够。” 韦斯利对我说：“你要不要去滑几趟？” 我们排队前进的时候，说了些无关痛痒的事情，然后沉默地等着升降机过来。韦斯利放下横杆，升降机顺着缆绳缓缓把我们送上山顶。空气冷得令人麻木，但清新无比，四周都是滑雪板滑过、钝钝地拍击厚而硬的积雪的声响。造雪机喷出的雪像烟一样飘过山坡间的树林。 “我跟小毛通过电话了。”他说，“他和你在总部碰面，看你多快能赶过去。” “这是好消息。”我说，“本顿，你听说了多少？” “马里诺跟我通了几次电话。看起来你们有好几个案子在进行，没有什么共同证据把它们连在一起，只是时间上有奇特的巧合。” “我们碰上的不只是巧合。你知道朗尼·华德尔的指纹出现在珍妮弗·戴顿的屋子里吧？” “知道。”他盯着几棵常青树，阳光从树后映照过来，“我跟马里诺说了，我希望有合乎逻辑的解释。” “合乎逻辑的解释，很可能就是他某个时刻去过她家。” “那么我们就是在应付不可思议的情况了，凯。一个死刑犯又回到街上去杀人，这样一来，我们必须认定十二月十三号有另一个人代替他上电椅。这种事不会有太多人自愿去做吧？” “可不是嘛。”我说。 “你对华德尔的前科知道多少？” “很少。” “我好几年前和他谈过，在梅克伦堡。” 我感兴趣地瞥了他一眼。 “首先我要说，他当时不太合作，因为他不肯讨论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凶杀案。他宣称就算人是他杀的，他也不记得了。不过这倒也没什么不寻常，我询问过的绝大部分暴力罪犯要不是宣称记性不好，就是否认曾经犯下那些案子。你来之前，我找人把华德尔的评估调查书传真了一份过来，我们晚饭后可以一起看。” “本顿，我真的很高兴我来了。” 他直直地盯着前方，我们肩膀微微挨着对方，在沉默中前进了一会儿，升降机下方的坡度变陡了。这时他说：“你好吗，凯？” “比较好。有些时候还是……” “我知道，那些时候总是会有，但我希望会愈来愈少。也许可以连着好几天都没有感觉。” “是的。”我说，“有些日子，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关于下手的那个团体，我们找到了很有力的线索，应该知道炸弹是谁放的了。” 我们翘起滑雪板的前端，俯身向前，让升降机把自己缓缓送出来，就像雏鸟被轻推出巢。这一路上来，我的腿又僵又冷，阴影中的滑道上结了危险的冰。韦斯利的白色滑雪板消失在雪中，像是燃起了光芒。他飞舞似的滑下山坡，掀起一阵阵如钻石般耀眼的冰雪，不时停一下往回看。我微微扬起一根雪杖示意他继续向前，有气无力地顺着同一条坡道左转右绕，飞越雪坡。滑到坡度的一半时，我的身体变得灵活温暖，思绪自由飞扬。 天色渐暗，我回到房里，马里诺留言说他在总部待到五点半，要我尽快回电话。 “怎么了？”他接电话时，我问。 “没有能让你睡好的事。首先，杰森·斯多瑞到处去跟任何愿意停下来听他说话的人说你的坏话——包括记者。” “他的愤怒总得发泄。”我的情绪又低落下来。 “嗯，他做的事很不好，但这还不是最糟的问题。我们找不到华德尔的那十张指纹卡。” “哪里都找不到？” “答对了。我们查过他在里士满警局、州警还有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也就是说，每一个应该存有那些指纹的司法单位都查过了，就是找不到。我联系监狱的唐纳修，看他能不能追踪到华德尔的个人物品，像书、信件、梳子、牙刷——任何可能带有指纹的东西。你猜怎么着？唐纳修说华德尔的母亲只把他的手表和戒指要了回去，其他的东西狱方统统毁掉了。” 我心情沉重地坐在床沿上。 “我把最精彩的留到最后讲，医生。枪械组挖到了意外的宝藏，你听了不会相信的。从艾迪·希斯和苏珊·斯多瑞身上发现的子弹是同一把枪发射的，一把点二二。” “我的天。”我说。 楼下的俱乐部里有乐团在演奏爵士乐，但观众不多，音乐声也不至于大到让人无法交谈。康妮带露西去看电影了，留下韦斯利和我坐在舞池无人的一角。我们啜着干邑白兰地。他看起来不像我这么疲倦，但脸上已再度出现凝重的神色。 他从后面一张空桌上拿过来一根蜡烛，放在之前他取来的两根旁边。烛火摇曳，但光线够亮了，别的客人虽然没有一直瞪着我们，也有人瞥了我们好几眼。在这里谈公事的确有些奇怪，但大厅和餐厅都不够隐秘，谨慎的韦斯利更是不会建议在他或我的房间碰面。 “似乎有好些疑点相互冲突。”他说，“但人类的行为不是一成不变的。华德尔坐了十年的牢，我们不知道他变了多少。艾迪·希斯遇害的案子我会归类于性犯罪，而苏珊·斯多瑞的死乍看像是处决，杀人灭口。” “表面看来，凶手似乎是不同的两个人。”我边说边抚弄酒杯。 他倾身向前，随意翻动罗比尼·纳史密斯一案的档案。“有趣的是，”他并没有抬头，“我们一天到晚谈作案手法，说罪犯有他独特的‘签名’。他总是会挑这一类的受害者、选那一类的地点，或者偏爱用刀之类。但事实上不总是这样，犯罪的情绪因素也不见得总是很明显。我说苏珊·斯多瑞的死乍看之下没有性动机，但我愈想愈相信，其中的确有性的成分。这个凶手有切割狂的偏好。” “罗比尼·纳史密斯被刀扎了好多下。”我说。 “是的，她的遭遇可以说是教科书上的典型案例。没有证据显示有强暴行为——当然这并不表示强暴没有发生。虽然没有精液，但刀子一再戳进她的腹部、臀部和胸部，等于代替了阳具的穿刺，明显的切割狂。咬的动作就不明显了，与牵涉到嘴的性行为完全无关，我认为仍然是阳具穿刺的替代。牙齿咬进血肉——食人癖，就像内布拉斯加的约翰·朱伯特杀死那些送报童一样。然后是子弹。一般是不会把子弹和切割狂连在一起的，但仔细想想，某些案例中的行动就变得很清楚了。‘山姆之子’就搞这一套。” “珍妮弗·戴顿一案中没有切割狂的特征。” “的确。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不见得总是有很清楚的模式。纵然，我们手上的这些案子看起来没有清楚的模式，但在艾迪·希斯、珍妮弗·戴顿和苏珊·斯多瑞的凶案中有一个相同点：我会说这些罪行都是有计划的。” “珍妮弗·戴顿的案子不怎么有计划。”我指出，“凶手似乎想把她的死伪装成自杀，但是没有成功。或许他根本没打算杀死她，只是勒住她的时候用力过猛。” “她在被人放进车里前就死了，原先的计划可能不是这样。”韦斯利赞同地说道，“但事实上，这案子看起来的确是有计划的。而且，接到汽车排气管上的浇花水管是用某个锐利的工具切割的，这个工具却始终没找到。如果不是凶手自己带了工具或武器到现场去，就是他在她家找到某个东西，用完之后就扔了。这就是有计划的行为。但在讲得太远之前，我要提醒你，珍妮弗·戴顿的案子里没有点二二的子弹，或者其他可以跟希斯小男孩或苏珊之死扯上关系的证据。” “我想是有的，本顿。在珍妮弗·戴顿家餐厅的椅子上发现了朗尼·华德尔的指纹。” “我们不知道杀另外两个人的是不是朗尼·华德尔。” “艾迪·希斯的尸体摆成的形状让人想起罗比尼·纳史密斯。这男孩是在朗尼·华德尔行刑的那天晚上遭到攻击的。你不认为这之间有某种怪异的关联吗？” “这样说吧，”他说，“我不去想它。” “我们都不想。本顿，你的直觉是什么？” 他打手势要侍者再给我们来一杯干邑，烛光照亮了他左颧骨和下巴的利落线条。 “我的直觉？好吧，我对这一切有种非常不好的直觉。”他说，“我相信朗尼·华德尔是这些事情的最大公分母，但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最近在犯罪现场找到一枚隐藏的指纹，经辨识后确认是他的，但我们却找不到他的指纹卡或可以指认他身份的东西。他在停尸间也没有被采指纹，那个似乎忘记采他指纹的人则被杀了，作案工具又是杀艾迪·希斯的那把枪。华德尔的律师尼古拉斯·古鲁曼显然认识珍妮弗·戴顿，看来她被杀几天前还曾发一份传真给他。是的，艾迪·希斯和罗比尼·纳史密斯两人的死有某种微妙而异常的相似之处。老实说，我忍不住要想，艾迪·希斯遭到的攻击也许是为了某种原因而做出的象征性行为。” 他等我们的酒送来，才打开附在罗比尼·纳史密斯档案上的一个牛皮纸封套。这个小动作让我想起了一件之前没有注意的事。 “我是从档案处把她的照片调出来的。”我说。 韦斯利戴上眼镜，瞥了我一眼。 “这么久的案子，书面记录都拍成微缩胶片了，你手上拿的是微缩胶片打印出来的结果。原始的档案已经销毁了，但照片还保留着，存在档案处。” “档案处是什么地方？在你们大楼里的一个房间里吗？” “不是的，本顿，是州立图书馆附近的一间仓库。刑事鉴定科学局也把旧案子的证据存放在那里。” “范德还没找到华德尔留在罗比尼·纳史密斯屋里的那个大拇指血印？” “没有。”我说着迎视韦斯利的眼神，我们都知道，范德永远也不会找到了。 “老天，”他说，“是谁帮你把罗比尼·纳史密斯的照片拿出来的？” “我的行政人员，”我答道，“本·史蒂文斯。他在华德尔行刑前大约一个星期到档案处去了一趟。” “为什么？” “上诉的最后阶段会问很多问题，我习惯把牵涉到的档案放在手边，以备随时取用，去档案处是例行的步骤。我们谈到的这次有点不一样：我没叫史蒂文斯去档案处拿照片，他自己要去。” “这一点不寻常吗？” “回想起来，我必须承认那不太寻常。” “意思是，”韦斯利说，“你的行政人员自愿跑一趟，可能是因为他对华德尔档案里的东西深感兴趣——说得更明确一点，他是对档案里应该有的那张大拇指血印的照片感兴趣。” “我能确定，如果史蒂文斯想乱弄档案处的某份档案，他是办不到的，除非他有正当理由可以去档案处。比方说，如果我知道并无其他法医要求他去，他却跑到那里，就不太对劲。” 接着我告诉韦斯利，我办公室里的计算机安全系统遭到侵入，而且发生在我和史蒂文斯的两台终端机之间。我边说韦斯利边做笔记。等我说完，他抬头看着我。 “听起来，他们不像是找到了想要的东西。”他说。 “我也怀疑他们并没有。” “问题很明显：他们在找什么？” 我缓缓转动酒杯，烛光中干邑白兰地看起来像液体的琥珀，每啜一口，都感到它熨暖宜人地滑进胃里。 “也许是跟艾迪·希斯的死有关的东西。当时我在找有没有其他案子里的受害人身上也有咬痕或者食人癖类型的伤口，目录里存了一个相关的文件。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人想在里面找什么。” “你有把跨部门的备忘录存在你目录底下的习惯吗？” “在文书处理的子目录里。” “存取那些文件的密码也一样？” “是的。” “在文书处理里面，你存的是验尸报告和其他关于案件的文件？” “对。但我的目录被闯迸时，档案里并没有什么我觉得算是机密的东西。” “但闯进去的人不见得知道。” “显然如此。”我说。 “那朗尼·华德尔的验尸报告呢，凯？你的目录被侵入的时候，他的报告在不在那儿？” “应该在。他是十二月十三号被处决的，那天是星期一。侵入发生在星期四下午将近傍晚的时候，十二月十六号，那时我正在解剖艾迪·希斯。苏珊打翻福尔马林之后则在我楼上的办公室里，照理说是躺在沙发上休息。” “真叫人想不通。”他皱眉，“假设闯进你目录的人是苏珊，她怎么会对华德尔的验尸报告有兴趣呢——如果只是为了这件事？给他验尸的时候，她也在场啊。你的报告里会有什么她不知道的东西吗？” “我想不到。” “嗯，让我换个方式问。那天晚上他的尸体送来验尸时，有什么是她在场却无法得知的？或者我该说，是某具尸体被送进验尸间的那天晚上，因为我们并不能确定那个人就是华德尔。”他闷闷不乐地补充道。 “她没有阅读化验报告的权限。”我说，“但目录被侵入的时候，实验室那边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比方说毒品和艾滋病的筛检就要花上好几个星期。” “这点苏珊也知道。” “当然。” “你的行政人员也是。” “绝对的。” “一定还有什么东西。”他说。 是有，但它出现在脑海中的时候，我想象不出那有什么意义。“华德尔——或者不管那个囚犯是谁——牛仔裤的后口袋有一个信封，他要求与其一起埋葬。费尔丁要等到解剖结束，拿着文件资料上楼的时候才会打开那个信封。” “所以苏珊那天晚上在停尸间不会知道信封里装着什么？”韦斯利颇感兴趣地问。 “对，她无法知道。” “那这个信封里装着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里面除了几张餐厅和公路收费站的收据，什么都没有。” 韦斯利皱起眉头。“收据？”他复述道，“他拿那些收据到底要干吗？你有那些收据吗？” “在他的档案里。”我拿出复印件，“日期都是同一天，十一月三十号。” “差不多是他从梅克伦堡被转到里士满的时候？” “对，他是在处决前十五天移监的。”我说。 “需要查查这些收据上的条形码，看它们来自什么地方。这可能很重要，非常重要，从我们目前的想法来看。” “就是说，华德尔还活着？” “是的。也许他不知怎的被人掉了包、放走了。也许那个坐上电椅的人死前把这些收据放进口袋，想告诉我们什么。” “他这些收据是哪里来的呢？” “也许是在从梅克伦堡移监到里士满的路上，那时要捣鬼太适合了。”韦斯利答道，“也许他们送了两个人出来，华德尔和另外一个人。” “你是说，他们半路停下来吃东西？” “死刑犯移监的时候，警卫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半路停下来。但如果牵扯到阴谋，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许他们停下来买外带的食物，华德尔就是在这个空当被放走的。另外那个囚犯被带到里士满去，关在华德尔的牢房里。想想看，春街监狱那些警卫或其他人怎么可能知道送来的人是不是华德尔？” “他可能说过他不是，但那些人不一定会听。” “他们确实没听。” “那华德尔的母亲呢？”我问，“据说她在处决之前的几小时去看过他。她当然知道看到的那个犯人是不是她儿子。” “我们要查明她是否真去看过他。但不管她有没有去，合作对华德尔太太来说只有好处。我不认为她希望儿子死掉。” “那么你相信他们处决错人了？”我迟疑地说，我最不希望证实这种假设。 他的回答是打开装着罗比尼·纳史密斯照片的封套，把那一叠厚厚的不管我看了多少次都还是会受到震惊的彩色照片倒出来，慢慢地看一张又一张记录着她惨死情况的照片。然后他说：“考虑到最近发生的这三件杀人案，华德尔不太符合这个类型。” “你是什么意思，本顿？他坐牢十年之后人格改变了？” “我只能说，我听过有计划的凶手慢慢会失手、失控，然后开始犯错。比方说邦迪，到最后他完全失去理智了。但一般来说，不会看到没有计划的人朝反方向发展，从精神异常变得有条理、有理性，变得有计划。” 韦斯利说到邦迪和山姆之子这类凶手的时候，口气是理性的、客观的，仿佛他的分析和理论都是从二手资料中来的。他不自吹自擂，不会列出一大堆名字，不会显出他跟这些人有过直接接触，因此，他的态度是有意误导他人的。 事实上，他曾经长时间地跟西奥多·邦迪、大卫·伯寇维兹、斯哈·斯哈、理查·斯佩克、查尔斯·曼森等人相处，还有一些不这么有名但也同样吸去了世上光明的黑洞人物。我记得马里诺有次告诉我，韦斯利每次从那些最高警戒的监狱回来，都会显得苍白、疲倦之至。吸收那些人释放出来的毒素，忍受他们不可避免地对他产生的依赖感，他几乎真的生病。某些罪大恶极的虐待狂会定时写信、寄圣诞卡给他，还向他的家人问好。难怪韦斯利看起来经常很沉默，像是背负着重担。为了获取资料，他做了一件我们没人愿意做的事：让那些怪物和他有所联结。 “华德尔被判定精神异常吗？”我问。 “他被判定在谋害罗比尼·纳史密斯时是心智健全的。”韦斯利抽出一张照片，朝我推过来，“但老实说，我不认为如此。” 是那张我印象最深刻的照片，我仔细看着它，不敢想象一个毫不知情的人赫然走进这样的命案现场会有什么反应。 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客厅没有太多家具，只有几把放着深绿色椅垫的桶状靠背椅和一张巧克力色的皮制长沙发。拼花地板上铺着一张小的巴卡拉地毯，墙是宽木板组成的，不过贴了墙纸，看起来像樱桃木或桃花心木。靠墙而放的电视机正对着前门，让人一进门就能一目了然地看见朗尼·乔·华德尔的可怖作品。 罗比尼的朋友打开锁，边叫着她的名字边推开门的那一刹那，看见一具赤裸的尸体背靠着电视机坐在地上，干涸在皮肤上的血迹多得要到验尸时才辨识得出伤口的类型。照片中，罗比尼臀部下面凝结的一摊血像色泽偏红的沥青，旁边扔着好几条沾满血迹的毛巾。凶器始终没有找到，不过警方搜查后发现厨房里挂着的刀中似乎少了一把德国制的不锈钢牛排刀，而这种刀锋的特点和她的伤口相符。 韦斯利打开艾迪·希斯的档案夹，抽出一张现场示意图，是亨利哥郡那名在垃圾车旁发现重伤男孩的警官画的。韦斯利把图放在罗比尼·纳史密斯的照片旁。我们在这二者间巡视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它们的相似之处比我想象的还要明显，从垂在两旁的手到堆叠在赤脚旁的衣服，陈尸的方式简直一模一样。 “我得承认，这真是怪透了。”韦斯利说，“艾迪·希斯案子的现场简直像这个的倒影。”他碰碰罗比尼·纳史密斯的照片，“尸体被摆成布玩偶的样子，靠在箱子之类的东西上。一台大电视，一辆棕色的垃圾车。”他像发牌一样把更多照片摊在桌上，从中又抽出一张。这张是她的尸体在停尸间的特写，左乳房和左大腿内侧都有一圈圈明显的人齿咬痕。 “又是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和这里的咬痕跟艾迪·希斯肩膀和大腿上缺了皮肉的部分很相似。换句话说，”他摘下眼镜看着我，“艾迪·希斯可能也被咬过，凶手把他的皮肉切下来以毁灭证据。” “凶手至少对刑事鉴定有些熟悉。”我说。 “坐过牢的重刑犯都熟悉刑事鉴定证据。就算华德尔杀害罗比尼·纳史密斯时不知道咬痕可以用来辨识身份，他现在也知道了。” “你这样说，好像他就是凶手。”我指出，“你才说他和这个类型不符。” “十年前，他不符。我能确定的就这么多。” “你手上有他的评估调查书，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当然可以。” 调查书是一份四十页的联邦调查局问卷，在狱中与暴力罪犯面谈的时候填写的。 “你先看一看。”韦斯利把华德尔的调查书推到我面前，“我想在未进一步补充资料的情况下听听你的想法。” 韦斯利与朗尼·乔·华德尔的面谈是六年前在梅克伦堡的死囚室进行的。调查书一开始是意料之中的描述性资料。华德尔的举止、心理状况、习性以及说话方式，都显现出他情绪激动，而且困惑。韦斯利给他机会问问题，华德尔只问了一个：“我们经过窗户的时候，我看见白色的小碎片——是在下雪，还是焚化炉飘出来的灰？” 我注意到，调查书上的日期是八月。 关于当初如何预防凶案发生这一点，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如果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华德尔会杀死被害者吗？如果有目击者在场，他会杀死她吗？有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杀死她？他认为死刑有没有威慑作用？华德尔说他不记得杀死过“电视上的那个小姐”。他不知道当初有什么能阻止他，因为他根本不记得作案的过程。他只记得他感觉“黏黏的”，就像做春梦醒过来一样，但那黏黏的东西并不是精液，而是罗比尼。纳史密斯的血。 “这里列出的他的问题，听起来都很平常。”我边想边说，“头痛，极度害羞，明显的白日梦，还有十九岁离家。看不出可能有警示意味的东西——没有虐待动物、放火、攻击别人之类的。” “看下去。”韦斯利说。 我继续浏览了好几页。“毒品和酒精。” “要是他没被关起来，就会死于毒品，或者在街上被人射杀。”韦斯利说，“有意思的是，他是成年后才上瘾的。我记得华德尔告诉我，他二十岁远离家乡之前，从来没有喝过酒。” “他是在农场长大的？” “在苏福克一个相当大的农场，种花生、玉米、大豆。他全家人都住在那里，替农场主人工作。他家里有四个孩子，朗尼·乔是最小的。母亲是非常虔诚的教徒，每个星期天都带小孩上教堂，不许小孩喝酒、说粗话、抽烟。他的成长很受呵护，从没远离那个农场，直到他父亲死后，朗尼才决定要走。他搭巴士来到里士满，他力气很大，不愁找不到工作，比如做一些用手提凿岩机凿开柏油路、抬很重的货物之类的差事。我的看法是，终于面对诱惑的时候，他完全无法抗拒：一开始是啤酒和葡萄酒，然后是大麻。不到一年，他就沾上了古柯碱和海洛因，既买也卖，而且什么都偷。 “我问他犯过多少没被逮到的案子，他说数不清了。他承认一直在盗窃，打破人家的车子偷东西——换句话说，是跟财物有关的罪案。然后他闯进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家，而她不幸在那时回来了。” “里面并未形容他很暴力，本顿。”我指出。 “是的，他一直都不符合所谓暴力罪犯的类型。辩方宣称他是因酒精和毒品的影响而暂时精神失常。老实说，我也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他杀害罗比尼·纳史密斯之前不久，开始吸‘天使尘’。华德尔碰上纳史密斯的时候可能已经神志不清了，后来才不记得对她做了什么。” “你记得他是否偷什么东西了？”我问，“不知有没有清楚的证据显示，他闯进屋里的意图是偷窃。” “那地方被翻得乱七八糟。我们知道有首饰不见了，柜子里的药品都被一扫而光，她的皮夹也是空的。除此之外很难知道还有什么被偷，她是一个人住。” “她没有比较重要的交往对象？” “这点非常有趣，”韦斯利看向别处，盯着一对随着萨克斯的沙哑乐声懒懒跳舞的老人，“床单和床罩上找到了精液的痕迹。除非罗比尼很久才换一次床单，否则那痕迹一定是新弄上去的。我们知道那不是华德尔的精液，血型不符。” “认识她的人当中，没有谁提过她有情人？” “一个也没有。当时警方很想找出这个人是谁，但此人始终没跟警方联络，因此他们猜测，这可能是外遇，也许对方是某个已婚的同事。” “可能吧。”我说，“但那个人不是凶手。” “不是，杀害她的是朗尼·乔·华德尔。我们来看看。” 我打开华德尔的档案，给韦斯利看十二月十三号晚上被处决、由我验尸的那个犯人的照片。“你能不能看得出，这是不是你六年前与之面谈的那个人？” 韦斯利面无表情地研究这一张张的照片，看着脸部和后脑的特写，也瞥了瞥上半身和双手的照片。他从华德尔的评估调查书上取下一张档案照片开始比对，我则在一旁观看。 “看起来有相像的地方。”我说。 “我们也只能这么说了。”韦斯利答道，“这张档案照片是十年前拍的。当时华德尔留胡子，肌肉非常发达，但是身材精瘦，脸也瘦瘦的。这个人，”他指着其中一张停尸间的照片，“毛发都剃掉了，而且重了很多，脸圆多了。只看这些照片，我没办法说这是同一个人。” 我也不能。事实上，我的一些旧照片，别人看到了也根本认不出来。 “对于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我问韦斯利。 “我可以提几件事。”他说着把照片收成一叠，在桌面上拢齐，“你那位老友尼古拉斯·古鲁曼一定插了一脚，我一直在想该怎么对付他，才不会对我们不利。如果马里诺或者我去跟他谈，他马上就会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了。” 我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于是试着转移话题，但韦斯利不让我讲下去。“马里诺提过古鲁曼很会给你找麻烦，说他打电话给你，把你弄得团团转。当然，还有过去的事：你在乔治城读书的那几年。你也许该和他谈一谈。” “我不想跟他谈，本顿。” “他可能有华德尔的照片、信件或其他文件，某些有华德尔指纹的东西。或许他跟你交谈时会说出什么有追踪价值的话。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愿意，你的例行活动可以和他扯得上关系，我们其他人则没办法。你反正要去华盛顿特区见小毛。” “不。”我说。 “只是个想法。”他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打手势叫侍者拿账单来，“露西要在你那里住多久？” “她到一月七号才开学。” “我记得她挺懂计算机。” “不只是挺懂。” 韦斯利微微一笑。“马里诺告诉我了，她认为她可以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的事上帮忙。” “我知道，她很想试试看。”我突然再度想保护她，而且非常矛盾：我想把她送回迈阿密，可是又不想这么做。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米歇尔在刑法部做事，而为州警运作自动指纹辨识系统的就是刑法部。”韦斯利说。 “我想你现在有点担心这件事了。”我喝干杯中的白兰地。 “我这辈子没有一天不担心。”他说。装。 次日清晨飘着小雪，我和露西穿上鲜亮得从瑞士都可以看见的滑雪“我看起来像个圆锥筒路障一样。”她边说边瞪着镜子里艳橘色的影子。 “没错，要是你在滑雪道上迷路了，要找你就不会太难。”我用迷你吧的气泡矿泉水送下维生素和两片阿司匹林。 外甥女瞄瞄我身上几乎跟她一样怪异的衣服，摇摇头。“就你这么保守的品位而言，你运动时的这身打扮还真像孔雀装。” “我尽量不让自己总是像泥堆里的树枝。你饿不饿？” “饿死了。” “本顿和我们约了八点半在餐厅见。如果你不想等，现在就可以下去。” “我准备好了。康妮要跟我们一起吃吗？” “她在山坡上和我们碰头，本顿想先谈公事。” “她一定很讨厌被撇在一旁。”露西说，“不管什么时候他跟别人谈事情，她好像都被排斥在外。” 我锁上房门，我们穿过安静的走廊。 “我觉得康妮可能也不想参与其中。”我低声说，“知道她丈夫工作的每个细节，对她来说只会是种负担。” “所以他跟你谈。” “谈案子，是的。” “谈工作，而且工作对你们两个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 “工作的确占据我们生活最大的一部分。” “你和韦斯利先生是不是要搞外遇？” “我们是要吃早餐。”我微笑。 旅馆的自助早餐丰盛之至。铺着桌布的长桌上摆满了弗吉尼亚州熏制的培根和火腿，用各种你能想象得到的做法烹制的蛋、糕饼、面包，还有烤薄饼。露西对这些诱惑无动于衷，径直朝谷类早餐和新鲜水果走去。有她这个榜样，再加上我不久前才让马里诺注意健康，我惭愧地决定表现好一点，于是避开了所有我想吃想喝的东西，包括咖啡。 “大家都在盯着你看，姨妈。”露西小声地说。 我以为是我们的服装引人注目，结果打开当天早上的《华盛顿邮报》，却震惊地发现我出现在头版。头条的标题是“停尸间命案”，内容冗长地报道了苏珊遇害的新闻，配上一张我神情紧张地到达现场的照片，摆在醒目的位置。记者的主要资料来源显然是苏珊心乱如麻的丈夫杰森，据他的说法，他妻子是在就算不说可疑也很奇怪的情况下离职的，不到一个星期后就惨遭杀害。比方说，报道中断言苏珊最近和我起了冲突，因为我试图把她列为某个遇害小男孩一案的证人，尽管验尸过程中她并不在场。在一次“福尔马林泼洒出来”的事件之后，苏珊病了没来上班，我不停地打电话到她家，害得她根本不敢接电话，然后我“在她遭到杀害的前一天晚上出现在她家门口”，带着一盆圣诞红，语焉不详地表示要给她好处。 “我买完圣诞节的东西回到家，发现首席法医在我家客厅里。”记者引述苏珊丈夫的话，“她(斯卡佩塔医生)立刻离开了，而门一关上苏珊就开始哭，有什么事让她非常害怕，但她不肯告诉我。” 尽管杰森·斯多瑞的公开诋毁令我心烦意乱，但更糟的是报道里揭露的苏珊最近财务收支的情形。据报道，她死前两星期内在活期存款户头里存进了三千五百元，还付清了超过三千元的信用卡账单。这笔意外之财来路不明。她丈夫秋天被裁员了，苏珊自己的年薪则不到两万元。 “韦斯利先生来了。”露西拿开我面前的报纸。 韦斯利穿着黑色滑雪裤和套头毛衣，腋下夹着一件鲜红色的夹克。从他脸上的表情和下巴坚硬的线条，我看得出他知道这个消息了。 “《华盛顿邮报》有没有试着跟你联系？”他拉开椅子坐下，“我不敢相信他们没给你半个回应的机会，就把这篇该死的东西刊登出来了。” “昨天我准备离开办公室时，有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打电话来。”我回答道，“他想就苏珊的命案问我一些问题，我选择不跟他谈。那就是他们给我的机会吧。” “所以你完全不知情，事前对这偏颇的东西一点防备都没有？” “我拿起报纸之前都毫不知情。” “新闻里都是这些，凯。”他直视我的眼睛，“我今天早上从电视上听到的。马里诺打过电话来，说里士满的媒体正报得不亦乐乎。报道暗示法医办公室可能和苏珊的命案有关，暗示你可能牵连在内，所以突然出城了。” “这太荒谬了。” “报道的内容有多少是真的？”他问。 “事实完全被扭曲了。苏珊没来上班，我的确给她家打过电话，想确定她没事，之后则是要问她是不是忘了在停尸间给华德尔印指纹。我在圣诞夜的确带着礼物和圣诞红去看她了。我答应给她的好处，应该是在她告诉我要辞职后，如果她需要我写推荐信，或者我可以帮上什么忙，我说可以尽管来找我。” “她不想被列为艾迪·希斯那个案子的证人，又是怎么回事？” “那天下午她打破了好几瓶福尔马林，躲到我楼上的办公室里。在解剖过程中，助手和技术人员被列为证人是例行公事。这一次苏珊只有在做外部检查的时候在场，她坚持不让我把她的名字列在艾迪·希斯的验尸报告上。我觉得她的要求和举止有些怪异，但我们并没有发生冲突。” “这篇文章说得好像你在付钱收买她。”露西说，“如果我不知道内情，读到这篇报道之后，就会这么想。” “我当然没有付钱收买她，但看起来有其他人这么做。”我说。 “这样就有点道理了。”韦斯利说，“如果关于她财务的部分是真的，苏珊就是收到了数目不小的一笔钱，这表示她一定帮某人做了什么事。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你的电脑遭到入侵，苏珊的性格也变了。她变得紧张而不可靠，又尽可能地避开你。我想她是无法面对你，凯，因为她在做背叛你的事。” 我点点头，努力想保持冷静。苏珊卷入了一件她不知该如何脱身的事，这可能是她逃避艾迪·希斯和珍妮弗·戴顿的验尸工作的真正原因。她的情绪失控与巫术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因接触到福尔马林的有毒气体而晕眩，而是她觉得恐慌。她不想目睹那两个案子。 “有意思。”我说出这个假设之后，韦斯利说，“如果说苏珊·斯多瑞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卖，答案就是信息。如果不目睹解剖过程，她就没有信息了。不管跟她买这个信息的是谁，都很可能是她圣诞节当天去见的人。” “有什么信息会重要到让人愿意出好几千块来买，之后还因此谋杀一个怀孕的女人？”露西直率地问。 我们不知道，但有所猜测。所有这些事情的最大公分母似乎又是朗尼·乔·华德尔。 “不管被处死的是华德尔，还是其他人，苏珊都并不是忘了给他印指纹。”我说，“她是故意的。” “看起来是这样。”韦斯利同意，“有人要她故意忘记给他印指纹，或者说，如果你或你手下的其他人替他印了，她就要负责把指纹卡弄丢。” 我想到了本·斯蒂文斯，这个浑蛋。 “这就回到我们昨天晚上的结论了，凯。”韦斯利继续说，“我们要回到照理说华德尔应该被处决的那天晚上，搞清楚被绑上电椅的人是谁。一个可以着手的地方就是自动指纹辨识系统。我们要知道那些记录有没有被动过手脚，如果有，又是被什么动过。”现在他在对露西说话了：“我已经安排好。你可以去查那些记录磁带了，如果你愿意。” “我很愿意。”露西说，“你要我什么时候开始？” “你想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第一个步骤只会用到电话。你打电话给米歇尔。她是刑法部的一位程序分析师，在州警总部工作，工作内容涉及自动指纹辨识系统。她会对你仔细解释系统运作的情形，然后把记录磁带准备好，让你取用。” “她不介意我这么做？”露西警觉地问。 “正好相反，她高兴极了。记录磁带只是些查核日志，记录了自动指纹辨识系统数据库里的改变。换句话说，是没有办法读的。米歇尔把它称作‘十六位转储’，也许你听得懂是什么意思。” “十六进制，也就是以十六为单位的记数制，换句话说，像象形文字一样难懂。”露西说，“这表示我必须解读数据，写一个程序找出任何不符合你们感兴趣的那些数据的识别码的东西。” “你能做吗？”韦斯利问。 “我搞清楚编码和记录配置就可以。你认识的这个分析师为什么不自己做呢？” “我们希望尽量谨慎。如果米歇尔突然放下工作不做，而是一天花十个小时在记录磁带上，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你可以在你姨妈家秘密地进行这项工作，用她的电脑接人一条诊断线。” “只要露西接进去的时候，不会被追踪到我家就好。”我说。 “不会的。”韦斯利说。 “难道没人会发现外面有人进入了州警的计算机系统，在磁带里翻来找去吗？”我问。 “米歇尔说她会安排得没问题。”韦斯利拉开滑雪夹克的拉链，抽出一张名片递给露西，“这里有她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 “你怎么知道可以信任她？”露西问，“如果有人在里面搞鬼，你怎么知道她没有份？” “米歇尔从来不善于说谎。打从小时候开始，她一说谎就会盯着脚看，脸变得通红。” “你在她小时候就认识她了？”露西不解地说。 “比那还早。”韦斯利说，“她是我的大女儿。” 第九章 争辩半天之后，我们制定了一个看起来合理的计划。露西将在田园度假村跟韦斯利夫妇一起待到星期三，好让我有一小段时间应付自己的问题，不用分神照顾她。吃完早餐，我在小雪中开车回家，抵达里士满时，小雪变成了雨。 快到傍晚时，我已经去过办公室和实验室。我跟费尔丁及其他几位刑事鉴定专家讨论过，也避开了本·史蒂文斯。记者打来的电话我一个都没回，也不去看电子邮件，即使卫生部的特派员寄信给我，我也不想知道里面说什么。四点半，我正在果园大道上一家加油站加油，一辆白色的福特汽车停到后面。我看着马里诺下车，拉拉裤子走进男厕。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神秘兮兮地四下扫视，仿佛担心有人在监视他上厕所。然后他朝我走来。 “我开过去的时候看到你了。”他说着把双手塞进蓝色运动外衣的口袋里。 “你的外套呢？”我动手清理挡风玻璃。 “在车里，我嫌它太碍事了。”他缩起肩膀对抗冰冷刺骨的空气，“如果你还没想过该怎么阻止那些谣言，那你最好想想。” 我烦躁地把橡皮刮板放回装清洁剂的容器里。“那你建议我怎么做，马里诺？打个电话给杰森·斯多瑞，告诉他说我很遗憾，他太太和未出生的孩子都死了，但可不可以请他把悲伤和愤怒发泄到别的地方去？”“医生，他把事情都怪到你头上。” “我看过《华盛顿邮报》引述的他的话，有很多人都在谴责我，他把我形容成一个精明狡猾的贱女人。” “你饿吗？” “不饿。” “唔，你看起来很饿。” 我看着他，好像他疯了。 “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是某个样子，我的职责就是把它查清楚。所以我让你选，医生。我可以去那边的自动售货机买些零食和汽水，然后站在这里吸进一大堆废气又冻个半死，还妨碍其他可怜的王八蛋来用自助式加油枪。或者我们到菲尔去。两种选择都是我请客。” 十分钟后，我们已经坐在一个角落的包厢里，翻看印有精美插图的菜单，上面列出的食物从意大利面到炸鱼一应俱全。马里诺面对暗色的玻璃门，我能清楚地看见厕所。他在抽烟，周围大部分的人也在抽，这让我又想起了戒烟的痛苦。他选的这个地点再理想不过了。菲尔欧陆酒吧在这一带有着悠久的历史，顾客都是毕生的老友，来享受丰盛的食物和瓶装啤酒。这里典型的顾客是好脾气、善交际的人，不太可能认出或者在乎我是谁，除非我的照片常常出现在报纸的体育版上。 “事情是这样的，”马里诺合起菜单说，“杰森·斯多瑞认为，如果苏珊换份工作，现在就会还活着，他大概没错。此外，他是个不成器的家伙，是那种自我中心的烂人，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错。事实上，搞不好他最该为苏珊的死负责。” “你总不会是说，是他杀了她吧？” 侍者来了，我们点了菜。马里诺要一份烤鸡饭，我要一份正宗的辣热狗，再加上一人一杯健怡汽水。 “我不是说杰森射杀了他太太。”马里诺平静地说，“但不管导致她被害的是什么事，都是他让她卷入的。付账单是苏珊的责任，她财务上的压力非常大。” “这不令人意外。”我说，“她丈夫刚失业啊。” “不幸的是，他还维持着昂贵的品位。我指的可是Polo的衬衫，‘乔治城’的长裤，还有真丝领带。这浑蛋被解雇两星期后，还跑去买了七百元的滑雪装备，到冬青镇去度周末，之前还买了一件两百元的皮夹克和一辆四百元的自行车。所以苏珊在停尸间做牛做马，回到家还要面对跟她薪水不成比例的账单。” “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说着，突然心痛地想起苏珊坐在办公桌前的样子。她每天都待在办公室里吃午饭，有时我去找她聊天。我想起了她的杂牌玉米片和罐子上贴着特价标签的汽水。她好像从来没吃过不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东西。 “杰森这种乱花钱的习惯，”马里诺继续说，“让他现在给你找这一堆该死的麻烦。他拼了命地跟任何愿意听的人说你的坏话，因为你是个医生兼律师兼印第安酋长，开奔驰车，又住在‘温莎农庄’的大房子里。那个蠢材大概以为，如果他把太太的事情怪到你头上，或许可以得到一点补偿。” “随便他使尽吃奶的力气去试吧。” “他会的。” 健怡饮料端来了，我换了个话题。“我明天早上要去跟小毛见面。” 马里诺的视线飘向吧台上方的电视。 “露西开始着手调查自动指纹辨识系统。我还得对付本·史蒂文斯。” “你该想办法甩掉他。” “你知不知道要开除州政府的雇员有多困难？” 马里诺说：“除非这个雇员是派任的，不在一般级别之内，比方你。你该找个法子把那浑蛋踹开。” “你跟他谈过了吗？” “哦，谈过了。根据他的说法，你傲慢自大、野心勃勃、性情怪异，在你手下做事倒了八辈子的霉。” “他真的这么说？”我难以置信地问。 “大意是这样。” “我希望有人查他的财务状况。我倒很有兴趣知道，他最近有没有存进大笔存款。苏珊不是单独惹上麻烦的。” “我同意。史蒂文斯知道得应该不少，正在拼了老命掩饰自己。顺带一提，我去苏珊的银行查过了。有一个出纳记得她那笔三千五百元的存款是用现金存的。她皮包里装着二十、五十和一百元的钞票。” “史蒂文斯是怎么说苏珊的？” “他说他跟她真的不熟，不过他感觉你和她有些过节。换句话说，他是在强化新闻里说过的东西。” 食物送上来，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吃下一口，我实在太生气了。 “费尔丁呢？”我说，“他认为在我手下做事很要命吗？” 马里诺又瞪着别的地方看。“他说你是个工作狂，从来摸不透你这个人。” “我不是雇用他来摸透我的。跟他比起来，我当然是工作狂了。费尔丁对刑事鉴定医学的热情早就冷却，这样已经好几年了。他大部分的精力都消耗在健身房里。” “医生，”马里诺直视我的眼睛，“你跟任何人比起来都是工作狂，大部分的人都摸不透你。你并不直言。事实上，你给人一种冷漠无情的印象。对不熟悉你的人而言，要了解你简直太困难了，有时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能打动你。其他的警察、律师会问我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想知道你真正的样子，你怎么能每天面对你的工作。他们把你看成一个不跟任何人接近的人。” “那你怎么说？” “我他妈的什么也没说。” “你的心理分析完了吗，马里诺？” 他点起一根烟。“听着，我要对你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一直这么一副内敛的专业女士的样子：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信任别人，不过一旦那个人被你接纳了，那就真是被你接纳了，会是你一辈子的朋友，你会为他两肋插刀。但过去这一年，你变了，马克死后，你筑起了大概一百座墙。对我们这些在你身边的人来说，就好像在一间以前是二十一度的房间里，气温突然降到十三度。我想，你自己甚至没有觉察这一点。所以现在没人对你有多深厚的感情，说不定还有点憎恨你，因为觉得被你漠视或蔑视，也许他们从来就没喜欢过你，也许他们不在乎。人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坐在钉床上也好，待在热锅上也好，他们都会利用你的位置谋取自己的利益。如果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凝聚力，他们就更容易为自己牟利，一点都不关心你会怎么样。你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有很多人已经等了很多年，要看你流血。” “我不打算流血。”我推开餐盘。 “医生，”他喷出一口烟，“你已经在流血了。根据常识判断，如果你跟鲨鱼一起游泳时流血，那你最好赶快从水里爬起来。” “可以偶尔不用这么老套的比喻吗？” “喂，就算我用葡萄牙语来说，你也不会听。” “如果你讲葡萄牙语，我发誓会听。如果你哪天决定说英语了，我也发誓会听。” “这种评语不会让人喜欢你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时候可是带着微笑的。” “我看你切开尸体的时候也带着微笑。” “才不，我总是用手术刀。” “有时这两者没有多大区别。我看过你的微笑让律师流血。” “如果我是这么糟糕的人，那我们为什么是朋友？” “因为我垒起的墙比你还多。事实上，到处都有神经病，而且水域里满是鲨鱼，都想把我们大卸八块。” “马里诺，你太疑神疑鬼了。” “答对了，所以我才希望你避一阵风头，医生，真的。”他说。 “我没办法。” “老实跟你说，照现在的情况看来，你只要插手这些案子，都会显得有利益冲突，别人对你的印象会更差。” 我说：“苏珊死了，艾迪·希斯、珍妮弗·戴顿都死了。我的办公室里有人贪污，而且我们连前几个星期上电椅的人究竟是谁都不确定。你建议我一走了之，直到这一切都神奇地自行水落石出？” 马里诺伸手拿盐，但我抢在他前面。“不行，不过你爱撒多少胡椒就撤多少。”我把胡椒罐给他推过去。 “这套养生的狗屎理论会害死我的。”他警告道，“总有一天我会发火，把所有的事情都一口气做了：同时抽五根烟，一只手拿一杯波本，另一只手拿一杯咖啡，牛排和烤马铃薯上堆满了奶油、酸酪、盐巴，然后我会把所有的保险丝全都烧断。” “不，你才不会这么做。”我说，“你会好好对待自己，至少跟我活得一样久。” 我们沉默了一阵，拨弄着盘里的食物。 “医生，我无意冒犯，可是你到底想从那些该死的羽毛碎片上找出什么？” “它们的来源。” “我可以省掉你的麻烦，它们是从鸟儿身上来的。”他说。 将近七点，我跟马里诺分开，回到城区。气温回升到四度以上，黑夜中一阵阵狂骤的大雨袭来，足以阻断交通。停尸间后面的隔间是关着门的，停车场空荡荡，钠蒸汽灯看起来像一圈圈晕黄的渍痕。我走进楼里，沿着照明充足的走廊经过解剖室走向苏珊的办公室，心跳随之加速。 我打开门锁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想找到什么，但自然而然地以她的档案柜和办公桌抽屉为目标，翻看每一本书和每一个以前的电话留言。一切看来都跟她生前一样。马里诺相当有技巧，搜寻过别人的私人空间后，并不会改变东西杂乱无章的模样。电话仍然歪放在办公桌的右角，电话线扭得像条麻花。绿色的吸墨纸上放着剪刀和两支笔尖折断的铅笔，她的工作外套搭在椅背上，电脑显示器上还贴着一张提醒跟医生预约好时间去看病的纸条。我盯着她弯幅不大、微微倾斜的工整字迹，心里一阵颤抖。她是在哪里走错路的？是她嫁给杰森·斯多瑞的时候吗？还是她的毁灭是更早就已注定的，在她还是严谨牧师的小女儿、失去了妹妹而独自活下来的时候？ 我坐在她的椅子里朝档案柜靠近，动手把一个个档案抽出来翻看。大部分都是停尸间里会用到的外科器材和其他零碎东西的宣传手册等印刷资料，并没有奇怪的地方，直到我发现她简直把费尔丁写给她的每份备忘便条都存起来，却没有半张本·史蒂文斯或者我的，而我们两人都写过不少备忘便条给她。我在抽屉里和书架上搜寻，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史蒂文斯或我的档案，有人把它们拿走了。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可能是马里诺带走的，而后突然惊觉到一件事，于是连忙上楼。我打开办公室的门，直奔我放日常行政文件的抽屉，那里有电话单、备忘便条、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还有预算编制和长期计划的草稿。我找的那个厚档案就叫“备忘录”，里面有这几年来我写给手下员工和其他几个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的每一张备忘便条的复印件。我去罗丝的办公室里找，又仔细地检查一次我的办公室。那份档案不见了。 “你这个浑蛋。”我愤怒地走过走廊，低声骂道，“你这个该死的浑蛋。” 本·史蒂文斯的办公室整洁无瑕，装饰仔细，像是特价家具店里的展示区。他的办公桌是有桃花心木贴片、装有明亮的黄铜把手的威廉斯堡式复制品，还有一盏暗绿灯罩的黄铜立灯。地板上铺着一张机器制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着一幅幅大图片，有阿尔卑斯山上的滑雪者、骑马奔驰着挥舞马球杆的男人、在惊涛骇浪中竞速的赛船选手。我首先抽出苏珊的人事档案，应该包括在内的工作性质描述、履历表以及其他文件都在，失踪的是几份褒奖她的备忘资料，是我在雇用她之后写的，并亲自加进她的档案里。我把办公桌的抽屉一一打开，发现了一个乙烯树脂材质的棕色包，装有牙刷、牙膏、剃须刀、剃须膏和一小瓶古龙水。 也许是门被悄悄拉开一点，进入一股几乎感觉不到的气流，也许我只是以动物的本能感觉到别人的存在，我坐在本·史蒂文斯的办公桌边，把一瓶“红色”古龙水的瓶盖盖回去时，抬起眼睛，正好看见他站在门口。在冰冷而漫长的一刻中，我们四目相接，一言未发。我不觉得恐惧，也一点都没有因他逮到我在做这些而忧虑，我只觉得愤怒。 “你的工作时间真是晚得不寻常啊，本。”我拉上他的梳洗用品包的拉链，放回抽屉。我把手指轻搭在吸墨纸上，动作和语速都从容而缓慢。 “我最喜欢加班，就是因为办公室里没有别人在，”我说，“不会让人分心。不必冒着有人走进来打断你正在做的事的风险。没有众多耳目的牵制，没有声音，只有警卫偶尔晃过去。我们都知道这种事很少发生，除非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管什么时候都很讨厌进停尸间。我从来没碰到过愿进停尸间里巡逻的警卫。清洁工也一样，甚至不肯到楼下去，就连楼上也是能少做就尽量少做。不过这一点不相干，对不对？现在快九点了，清洁工一向都是七点半前就离开。 “我好奇的是，自己怎么没有早一点猜到。我连想都没想过。也许这正表明了我近来对周遭的事情有多么视而不见，很可悲。你告诉警方说你和苏珊不熟，但你常常让她搭你的便车上下班，就像我解剖珍妮弗·戴顿的那个下大雪的早上一样。我记得苏珊那天魂不守含，她把尸体放在走廊上不管，我走进解剖室时她正在拨电话，一看到我就赶快挂上。我不认为她是在联系公事，因为那时是早上七点半，何况那天天气太差，大部分的人根本连家门都不打算出。而且那时办公室里也没有人可以找——大家都还没来上班，除了你。如果她是打电话给你，为什么要躲躲藏藏不让我知道？除非你不只是她的直接上司。 “当然，你我的关系也一样令人好奇。我们好像处得不错，但你突然宣称我是全世界最烂的上司。这让我怀疑对记者大放厥词的是否不仅有杰森·斯多瑞一个人。真是令人惊异啊，我突然多了一重人格，成了个神经兮兮的暴君，并应该为手下的停尸间管理人的惨死负责。苏珊和我在工作上的关系非常融洽，而且，本，直到最近，我和你也是。但这一点是死无对证了，尤其是现在，任何可能对我的说法有所记录的数据都很方便地消失了。而且我猜你对某人透露过，说办公室里有些重要的个人档案和备忘录不见了，暗示是我把那些文件拿走的。既然档案和备忘录都消失了，那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随你说了，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本·史蒂文斯说。他从门边移开，但没有朝办公桌走来，也没有在椅子上坐下。他的脸涨得通红，眼里满是冷酷的恨意。“我不知道少了什么档案或备忘录，但如果是真的，那我也不能向有关单位隐瞒这个事实，就像我不能隐瞒今天晚上到办公室来拿忘记的东西，正好撞见你在翻我的抽屉。” “你忘了拿什么，本？”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 “事实上，你有必要。你在我手下工作，如果你很晚跑来办公室，又刚好让我知道了，我就有权询问你。” “那就停我的职啊，你开除我看看。现在这么做，可真会让你好看！” “你真是只乌贼，本。” 他瞪大眼睛，舔舔嘴唇。 “你这么努力要打垮我，只是像在水里喷了一大堆墨汁，因为你慌了，想让人把注意力从你身上转到我身上。是不是你杀了苏珊？” “你他妈的疯了？”他的声音在颤抖。 “她圣诞节刚过中午就离开家，据说是要去见一个女性朋友。事实上她是去见你，对不对？你知不知道她死在车里的时候，她外套的领子和围巾上有男性古龙水的味道，就像你抽屉里放的，下班之后、去酒吧混之前喷两下的那瓶‘红色’一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谁付钱给她？” “也许就是你。” “这样说太荒唐了。”我冷静地说，“你和苏珊参与了某种赚钱的勾当，我猜一开始是你把她拖下水的，因为你知道她的弱点在哪里。先前她可能跟你谈过私事。你知道要怎么说服她同流合污，而且老天知道，你可需要钱了，光是你在酒吧里喝的那些酒就足够毁掉你的预算。玩乐是很昂贵的，我也知道你一个月薪水有多少。” “你什么也不知道。” “本，”我压低了声音，“赶快脱身吧。趁还来得及，告诉我幕后主使是谁。” 他不肯直视我的眼睛。 “有人送命，这件事的赌注就太高了。如果苏珊是你杀的，你认为你逃得过吗？” 他什么也没说。 “如果杀她的是别人，你认为你就可以脱身，同样的事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你这是在恐吓我。” “胡说。” “你没办法证明你在苏珊身上闻到的古龙水是我的，这种东西没办法检验，气味是不能装进试管存起来的。”他说。 “现在我要请你离开，本。” 他转身走出办公室。我听见电梯的门合上，便走到走廊尽头，从可以俯视大楼后的停车场的窗户向下窥看。一直到本·史蒂文斯开车出门，我才离开，走到我的车子旁。 联邦调查局大楼是一栋钢筋水泥的碉堡，位于华盛顿特区中心的第九街和宾州大道交叉口。次日早上我到达时，前面有上百个吵闹的小学生。他们让我想起露西这个年纪时的样子，他们会乒乒乓乓地跑上楼，横冲直撞地奔向长凳，一刻也闲不下来，群聚于巨大的灌木丛和盆栽树木之间。露西一定会喜欢参观这些实验室，突然间，我如此想念她。 孩童尖细的吵闹声像被风吹走一般离我远去，我稳步快走，我已来过这里好几次，知道该往哪儿走。我朝大楼中心走去，依次经过庭院、供相关人员使用的停车场、一名警卫，到达单扇的玻璃门前。门厅里摆着黄褐色的家具、几面镜子，还有国旗。一面墙上有总统微笑的照片，另一面墙上则贴着全国十大通缉要犯。 我向警卫台边的一名年轻探员出示驾照，他的态度就像灰西装一样阴沉刻板。 “我是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 “你来这里要见谁？” 我告诉了他。他比对我和我的照片，确定我没有携带武器后，打了一个电话，然后给我一张访客证。这里的总部和匡提科的学院不一样，有一种仿佛会使人身心僵硬的气氛。 我从来没见过小毛，不过他这个颇为讽刺的名字给了我先人为主的印象：他是个娘娘腔的瘦弱男人，全身上下长着淡金色的体毛，除了顶上无毛。他的眼神很无力，皮肤很少接触阳光，会无声无息地进出各个地方，从不惹人注意。我的印象自然是错误的。当一个只穿衬衫没穿西装外套的结实男人出现，直直看向我的时候，我站起来。 “你一定是毛先生了。” “斯卡佩塔医生。”他和我握手，“叫我小毛就好。” 他最多四十岁，有副学者式的英俊相貌，戴着无框眼镜，一头修剪整齐的棕发，打着一条褐红色和深蓝色条纹的领带。他散发出一种全神贯注而极富智慧的气息，曾经研读研究所的艰苦课程的人都会马上注意到这点，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乔治城或者约翰霍普金斯学院的教授，没有一个不是成天跟不寻常的事物打交道，而觉得无法跟凡夫俗子沟通的。 “为什么研究羽毛呢？”我们走进电梯时我问。 “我有个朋友是史密森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鸟类学家。”他说，“政府管航空的官员开始找她帮助研究鸟击事件，让我很感兴趣。你知道，鸟会被吸进航空器的引擎里，当你检查地上的机体残骸时会发现一些羽毛碎片，会想知道是哪一种鸟引发事故的。换句话说，不管被吸进去的是什么，都变得稀烂了。一只海鸥就可以造成一架B一1轰炸机失事，而一架载满乘客的大型客机碰上鸟击，损毁一个引擎，问题就大了。再举个例子，有只鸟撞穿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挡风玻璃，驾驶员的头当场被撞烂。因此这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研究飞鸟被吸入引擎的问题。我们把鸡丢进去，测试涡轮和扇叶，看飞机能不能经得起一只或两只鸡的考验。 “此外，各种事情中都会遇到鸟。嫌疑人鞋底沾的鸟粪里有鸽子的细绒毛，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去过尸体被发现的那条巷子？一个闯进别人家里行窃的小偷偷走了一只鸟，我们在他的车里发现羽毛碎片，检验后发现就是被偷那只鸟的。在一个被奸杀的女人身上发现了细羽绒，她的尸体装在一个国际牌立体声喇叭的箱子中，丢在垃圾车里。我认为那是小白野鸭的羽绒，跟嫌疑人床上羽绒被里的羽毛一样。那个案子是靠一根羽毛和两根人的体毛成立的。” 三楼是一整层的实验室，检验人员在里面分析犯罪中使用的或者在犯罪现场收集到的爆裂物、油漆碎屑、花粉、工具、轮胎、残余物等等。气体层析侦测器、显微分光光度计以及电脑主机日夜不停地运转，房间里充满了汽车油漆种类、胶带、塑料的参考大全。我跟着小毛穿过白色的走廊，经过DNA分析实验室，进入他工作的毛发纤维组。他的办公室也是实验室，深色木制家具及书架与电脑及显微镜共存。墙壁和地毯是淡棕色的，几张用大头钉钉在告示板上的蜡笔画告诉我，这位享誉国际的羽毛专家已为人父。 我打开一个牛皮纸封套，取出三个较小的透明塑料封套。其中两个分别装着在珍妮弗·戴顿和苏珊·斯多瑞凶杀案中找到的羽毛，另一个则装着艾迪·希斯手腕上黏性碎屑的载玻片。 “看起来这是最完整的一个。”我边说边指着从珍妮弗·戴顿睡袍上取下来的那片羽毛。 他把它从封套中取出，说：“这是羽绒——长在胸部或背部的羽毛。上面挺有一丛。好，找到的羽毛越多，越易进行分析。”他用镊子从羽轴上拔了几根像分叉小树枝的“羽枝”，坐到立体显微镜前，在一片载玻片上滴了薄薄一层二甲苯，把那些羽枝放在上面，这样可以浮撑开它们细小的结构。等到每一根羽枝都清楚地摊成扇形，他用绿色吸墨纸的一角吸去多余的二甲苯，然后加上固定液Flo—texx，再盖上盖玻片，放在连着摄影机的比对显微镜下。 “首先我解释一下，鸟的羽毛基本结构都是一样的。有中央的羽轴、羽枝，羽枝再分叉成像头发一样的羽小枝，还有较宽的底部，顶上有一个毛孔。羽枝这些细线让整体看起来有羽毛的样子，而放大之后可以发现，它们其实就像一根有羽轴的迷你羽毛。”他转向显示器，“这就是一根羽枝。” “看起来像蕨类。”我说。 “在很多情况下是的。现在我们再放大一点，仔细看看那些羽小枝，能供辨识的是羽小枝的特征部分。说得更明确一点，我们感兴趣的是羽小枝的结。” “让我看看是不是搞懂了。”我说，“结是羽小枝的一部分，羽小枝是羽枝的一部分，羽枝是羽毛的一部分，而羽毛是鸟的一部分。” “对，每一种鸟又有其特殊的羽毛结构。” 我在显示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很不显眼，像用单一线条画出的杂革或昆虫腿，线条由三维空间的三角形结构连接在一起，小毛说那就是结。 “关键在于结的大小、形状、数目、色素形成，以及它们是如何沿着羽小枝排列的。”他耐心地解释，“比方说，星形的结表示是鸽子，圈形的结是鸡和火鸡，凸缘比较大、在结前有隆起的是杜鹃。这些，”他指向屏幕，“很明显是三角形的，我马上就知道这是鸭子或鹅的羽毛，这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结果。在盗窃、强暴、凶杀的案子里找到的羽毛通常来自枕头、被子、背心、夹克、手套等等，这些东西的填塞物一般包括剁碎的鸭毛和鹅毛，如果是便宜货，则是鸡毛。但这种羽毛绝对可以排除鸡毛的可能性，我想也不是鹅毛。” “为什么？”我问。 “呃，如果有一整根羽毛，就很容易看出差别。羽绒比较棘手。但根据我现在看到的，平均来说，结太少了。此外，它们也不是平均分布在整根羽小枝上，而是偏于末梢，比较靠近羽小枝的末端。这是鸭毛的特性之一。”他打开一个柜子，抽出好几个抽屉的载玻片。 “我看看。我这里差不多有六十片鸭毛的载玻片。为了保险起见，我每一片都要看，一边看一边排除不符合的。” 他把载玻片一片一片放到比对显微镜下，那是两个复显微镜连接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组双眼显微镜。录像显示器上有一个圆形的光亮区域，中间由一条细线划分为二，已知的羽毛样本放在一边，需要辨识的羽毛则在另一边。我们很快地看过野鸭、美洲家鸭、丑鸭、黑凫、棕硬尾鸭、美国赤颈凫等几十种羽毛。小毛不需要看太久，就知道要找的这种鸭很不好认。 “是我的想象力作祟，还是这根羽毛比其他的细致？”我说的是这根问题羽毛。 “不是你的想象力作祟。这根羽毛确实比较细致，是流线型的。这些三角形的结构没有那么向外突张，看到了吗？” “是的，你这么一说就很明白。” “这给了我们关于这种鸟的重要提示。大自然造物真的各有原因，我猜这根羽毛的结构是为了绝缘保暖。羽绒的作用在于留住空气，而羽小枝愈细、结愈呈流线状或愈是逐渐变细、结的位置愈近末梢，羽绒就能愈有效地留住空气，就像在一间不通风的绝缘小房间里，会很温暖。” 他把另一片载玻片放到显微镜的镜台上，这次我看得出很接近了。这根羽毛的羽小枝很细致，结逐渐变细，而且位于末梢。 “这是什么鸟？”我问。 “我把最有嫌疑的留到最后。”他看起来很满意，“是海鸭，而我们的嫌疑对象是绵凫。把倍数调到四百看看。”他转动接物镜，调整焦距，又看了另外好几片载玻片。“不是王绵凫或者斑点绵凫。我想也不是星纹绵凫，因为结的底部偏棕色。你这根羽毛就没有，看到了吗？” “看到了。” “所以我们试试普通的绵凫。好了，染色情形很一致。”他极为专注地盯着屏幕说，“来，再看看，羽小枝上平均有两个结分布在末梢。此外还有保暧功能绝佳的流线型——如果得在北极游泳，这可是很重要的。我想就是它了，学名是Somateriamollissima的绵凫，产于冰岛、挪威、阿拉斯加，还有西伯利亚海岸一带。我会用SEM再检查一次。”他补充道，指的是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查。 “要扫描什么东西呢？” “盐的结晶体。” “当然了。”我入迷地说，“因为绵凫是海鸟。” “没错，而且是种很有趣的海鸟，有很特别的用途。在冰岛和挪威，它们的栖息地受到保护，不让掠食者或其他东西扰乱侵入，这样人们才便于收集母凫铺在巢里和盖在蛋上的羽绒，然后把羽绒清理干净卖给工厂。” “什么工厂？” “一般是制造睡袋和被子的工厂。”他一面说，一面固定好几根从苏珊·斯多瑞车里发现的羽绒上拔下的羽枝。 “珍妮弗·戴顿家里没有这一类东西。”我说，“没有任何填塞羽毛的东西。” “那么它可能来自二手或三手的转移过程中，凶手身上沾到羽毛，又转移到被害人身上。你知道，这真是很有意思。” 那个样本出现在显示器上。 “又是绵凫。”我说。 “我想是。再来试试那片载玻片，这是从那男孩身上采下来的？” “是的”我说，“从艾迪·希斯手腕上胶带的残留物中采下来的。” “哇。” 显微镜下的碎屑在显示器上现出一堆令人着迷的东西：不同色彩与形状的纤维，还有熟悉的羽小枝和三角形结。 “嗯，这给我的理论截出了一个大洞，”小毛说，“如果这是三件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凶杀案的话。” “事情就是这样。” “要是这些样本里面只有一个是绵凫，我会考虑有杂质存在。你知道，有些衣服的标签上写着百分之百丙烯酸系纤维，结果是百分之九十的丙烯酸系纤维加百分之十的尼龙。标签会说谎。比方说，如果工厂在制造你的丙烯酸系纤维毛衣之前刚制造过一大批尼龙夹克，紧接着生产的第一批毛衣里就会有尼龙杂质。制造出的毛衣越来越多，杂质就渐渐消失了。” “换句话说，”我说，“如果有人穿的羽绒夹克或用的羽绒被制造时掺有绵凫羽毛的杂质，这个人的夹克或被子几乎不可能只会翻出绵凫羽毛。”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推测这样东西一定填塞了百分之百的兔绒，这就非常奇特了。通常在送到这里的证物中，我看到的都是普通商场的廉价外套、手套、被子，里面填的是鸡毛，也许是鹅毛。用凫绒填塞的背心、夹克、被子或睡袋是很高级的，不太容易漏毛，而且贵得让人不敢买。” “你以前碰到过作为证据送来的凫绒吗？” “这是第一次。” “为什么它这么有价值？” “它的保暖性非常好，我刚才形容过，不过美感也是重要因素。普通绵凫的羽绒是雪白的，而大部分的羽绒都是脏兮兮的。” “如果我买一个填塞凫绒的特制产品，标签会不会说明它填塞的是这种雪白的羽绒，还是只会说‘鸭绒’？” “你会知道的。”他说，“标签上会有‘百分之百凫绒’之类的标示，得有理由解释那东西为什么那么贵。” “你能不能用电脑查一查羽绒制品供货商？” “当然可以。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原来的那件衣物或者那样东西，没有哪个供货商会说你找到的那个凫绒制品是他家生产的。很不幸，一根羽毛不够。” “我不知道，”我说，“说不定可以。” 还不到中午，我走了两条街到我停车的地方，坐进车里把暖气开大。我离新泽西大道太近了，近得觉得自己像受月亮引力影响的潮汐。我系上安全带，扭开收音机，两次伸手去拿电话，又改变了主意。光是考虑跟尼古拉斯·古鲁曼联系，就太疯狂了。反正他也不会在，我边想边再次伸手拿电话拨了号码。 “古鲁曼。”对方的声音说。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在暖气风扇的噪音中提高声音。 “嗯，哈哕，我前两天刚读到你的新闻。你听起来像是在车里打电话。” “的确，我正好在华盛顿。” “我真是受宠若惊，你经过我们这穷乡僻壤时还会想到我。” “你们这里一点也不穷乡僻壤，古鲁曼先生，而且我打这个电话也不是为了社交。你我应该讨论一下朗尼·乔·华德尔的事。” “我知道了，你离法律中心有多远？” “十分钟。” “我还没吃午饭，你应该也没有。我叫三明治到办公室里来吃，你觉得如何？” “可以。”我说。 法律中心离大学的主要校区约三十五条街远，我还记得多年前发现学生生活并不包括走过笼着树荫的古老街道、坐在优美的十八世纪砖造建筑物里上课时，感到多么沮丧。反之，我那漫长的三年即将花在特区里最嘈杂、最繁华的一带，一栋毫无魅力可言的全新建筑里。然而我的失望并没有持续很久，在和美国国会近在咫尺的地方研读法律自有令人兴奋之处，更别提种种方便了。但更有意义的是，我在这里读书没多久就遇见了马克。 在第一年的第一个学期，我和马克·詹姆斯最早的接触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给我带来的生理反应。一开始，一看见他我就慌乱不安，尽管不知道为什么。等我们认识之后，他的出现则会让我血液里的肾上腺素激增，心开始狂跳，突然发现自己对他再寻常无比的一举一动都注意得不得了。几个星期内，我们像着了魔一般谈到深夜、清晨，说出的话语仿佛不是字句，而是某个秘密乐章里的音符，不可避免地愈加强劲，并在某个晚上像一场不可预知的意外般，带着令人目眩神迷的力量达到高潮。 这么多年来，法律中心的规模扩充了不少。刑法咨询中心在四楼，我走出电梯时没有看见任何人，经过的办公室看来也都空荡荡的。毕竟还在放假，只有闲不住或太绝望的人才有心工作。四一八室的门开着，秘书的桌子空着，古鲁曼办公室的门开了一条缝。 我不想吓他，一边叫着他的名字一边朝他的办公室走去。他没应声。 “哈哕，古鲁曼先生？你在吗？”我把他的门稍微推开了一点，又喊一次。 他的办公桌埋在以计算机为圆心的好几英寸深的混乱之下，案件档案和抄本沿着拥挤的书架堆在地上。办公桌左边的桌子上有一台打印机和一台正忙着传送的传真机。我静静地站着环顾四周，电话响了三声又停了。办公桌后方的窗子拉上了窗帘，可能是为了减少电脑屏幕的反光，窗台上则放着一个伤痕累累的破旧棕色皮公文包。 “抱歉。”后面传来的一个声音差点让我惊跳起来，“我刚出去了一下，本希望能在你到达之前回来：” 尼古拉斯·古鲁曼没有要跟我握手的意思，也没有说半句问候的话。他最关心的事情似乎是回到座位上。他拄着一根银杖头的手杖，缓缓走到椅子旁。 “我没办法请你喝咖啡，艾芙琳不在的时候没人煮。”他边说边坐进那把法官椅，“但熟食店马上就会把我们的午餐和饮料送来，希望你等等。请坐，斯卡佩塔医生。一个女人居高临下看着我，让我紧张。” 我拉过一把椅子在古鲁曼桌前坐下，很惊奇地发现他并不是我记忆中学生时代的那个怪物。他似乎缩小了，不过我更怀疑是自己的想象力把他放大到巨人的程度。我现在看到的他是一个瘦小的白发男人，岁月在他脸上刻下夸张且令人注目的纹路。他仍然穿西装背心、打领结、抽烟斗，注视我的眼神也仍然像手术刀一样善于分析，但并不让我觉得冰冷。他只是不动声色，我自己的眼神大部分时间也是这样。 “你走路怎么一拐一拐的？”我大胆地问他。 “痛风，独裁者的疾病。”他说的时候不带微笑，“不时会发作。请饶了我，不用给我什么好建议或对策了。你们这些医生快要把我逼疯了，从失灵的电椅到我可悲的饮食应该排除哪些食物和饮料，什么事情都要不请自来地发表意见。” “那把电椅没有失灵，”我说，“并不像你暗示的那样。”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暗示什么，当年你在这里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似乎不止一次地告诫过你，不要发挥妄下推断的天分。很遗憾你没听我的话，现在还是妄下推断，虽然这次其实是正确的。” “古鲁曼先生，你还记得我是你的学生，令我受宠若惊，但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回忆我在你的课堂上度过的悲惨时光，也不是来体验你似乎运用得出神入化的心理战术。把话挑明了，我认为你是我所受的三十多年正式教育中遇过的最憎厌女人、最傲慢自大的教授。我必须感谢你把我应付浑蛋的本事调教得那么好，因为这世界上充满了浑蛋，我每天都必须应付他们。” “我相信你每天都应付他们，不过你的本事好不好就很难说了。” “我对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感兴趣，希望你告诉我一点朗尼·乔·华德尔的事。” “除了最终结局是不正确的事实，你还想知道什么？你喜欢让政治来决定你的生死，斯卡佩塔医生？哎，就拿你现在的情况来说吧，你最近被报纸写得那么不堪，难道背后没有一丁点政治动机吗？每个在里面插一脚的人都有目的，可以从公开诋毁你的行动中得到某种好处，这与公平或者真理一点关系也没有。想象一下，如果有一批同样有权力的人夺走你的自由甚至性命，会是什么光景。朗尼是被一个不理性、不公平的制度给干掉了。不管引用了什么判例，也不管在直接的或从属的再审中有没有顾及他的权利，都没有差别。在这个案子里，我举出什么议题都没有差别，因为在你们那可爱的地区，人身保护令并不是用来防止滥权，确保审问和受理政治案件的法官都本着良心，力求审理过程符合宪法原则。没有半个人关心是否有违宪的行为阻挠了我们对法律某个领域的思考。我为了朗尼奋战的这三年，简直是白费力气。” “你指的是什么违宪行为？”我问。 “你有多少时间？不过我们就先从检方的断然反对一事开始说：很明显有种族歧视存在。朗尼为平等保障条款所保障的权利完全被侵犯了，检方的不当处置明目张胆地侵害了他的第六修正案权利，让他无法得到一个在社群里平均采样而组成的陪审团。你应该没看过朗尼受审的过程，知道的可能也很少，那是九年多前的事了，你当时不在弗吉尼亚。当地媒体的势力强大得不得了，审理地点却没有改变。陪审团由八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组成，六女两男是白人。那四个黑人陪审团成员分别是汽车业务员、银行出纳、护士和大学教授。白人陪审团成员的职业什么都有，有一个退休的铁路扳闸工人仍然叫黑人‘黑鬼’，还有一个有钱的家庭主妇，她和黑人唯一的接触就是在新闻里看到他们又在国宅计划区射杀了别人。这样的陪审团绝不可能让朗尼得到公平的审判。” “你是说，华德尔一案里，这样的或其他的违宪错误都是政治动机造成的？处死朗尼·华德尔的政治动机是什么？” 古鲁曼突然朝门瞥了一眼。“除非耳朵骗了我——我们的午餐来了。” 我听见轻快的脚步声和纸的沙沙声，一个声音喊道：“嘿，尼可，你在吗？” “进来吧，乔。”古鲁曼坐着没有起身。 一个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网球鞋、活力充沛的年轻黑人出现了，把两个纸袋放在古鲁曼面前。“这个袋子里面装的是饮料，这个里面是两个水手三明治、马铃薯沙拉，还有腌酸黄瓜。一共十五美元四十美分。” “不用找了。乔，我真的很感激你送东西来。他们都不给你放假吗？” “人们吃东西可是不放假的，老兄。我得走了。” 古鲁曼把食物和餐巾分成两份，我则拼命想着该怎么做才好。我愈来愈被他的举止和言谈打动，因为他并不显得阴险狡猾，也没有让我感觉他不诚恳或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地方。 “什么政治动机？”我拆开三明治的包装纸，又问了他一次。 他打开一罐姜汁汽水，掀开那份马铃薯沙拉的容器盖子。“几个星期前，我以为快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了，但是本可以帮助我的人后来突然被人发现死在车子里。你知道我说的是谁，斯卡佩塔医生。珍妮弗·戴顿的案子是你经手的，虽然没有公开宣称她死于自杀，但消息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这样。我认为她的死就算不到令人心寒的地步，也称得上是时机很凑巧。” “这么说来，你认识珍妮弗·戴顿？”我尽可能平淡地问。 “是也不是。我没见过她，也只通过很少几次简短的电话。是这样，我是在朗尼死后才跟她联系上的。” “她认识华德尔？” 古鲁曼咬一口三明治，伸手拿姜汁汽水。“她和朗尼绝对认识。你一定知道，戴顿小姐提供星座服务，对灵学之类的东西很有兴趣。晤，八年前，朗尼被关在梅克伦堡死囚室的时候，在某份杂志上看到了她的广告。他写信给她，一开始是希望她能替他看看未来。说得更确切点，他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死在电椅上，这也不是什么不同寻常的现象——囚犯会写信给灵媒或看手相算命的人问自己的未来，或者联系神职人员，请他们替自己祈祷。朗尼这件事不太寻常，是因为他和戴顿小姐显然展开了一段持久且亲密的通信关系，一直到他死前几个月才停止。那时，她写给他的信突然中断了。” “你在怀疑她的信可能被拦截了？” “这点毫无疑问。我和珍妮弗·戴顿通电话的时候，她说她仍继续写信给朗尼，但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到他的信，我很怀疑他的信也被拦截了。” “你为什么等到行刑后才跟她联系？”我感到不解。 “因为之前我并不知道她这个人。朗尼一直到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才谈起她，在和所有我代表过的囚犯的谈话当中，那也许是最怪的一次。”古鲁曼把三明治拨弄了一阵，推到一旁，伸手去拿烟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清楚这一点，斯卡佩塔医生——是朗尼放弃我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最后一次跟朗尼谈话，是在他从梅克伦堡移监到里士满的一星期前。那时，他表示知道自己会被处死，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他接受了难逃一死的事实。他说他期待死亡，而我最好停止争取联邦政府的人身保护令。他还要求我再也不要打电话给他或者去看他。” “但他没有解雇你。” 古鲁曼把火塞进石南木根制成的烟斗，吸着烟嘴。“没有，他只是拒绝见我，拒绝跟我通电话。” “这样应该足以申请缓刑，来裁定他的行为能力。” “我试过了，试过引用所有的东西，从‘海斯对莫菲’一案到主祷文。法庭很天才地裁决，说朗尼并没有要求被处决，只是表示他期待死亡，所以我的诉求被驳回了。” “要是你在朗尼·华德尔行刑前的几个星期都没有跟他接触，那是怎么知道珍妮弗·戴顿的？” “我最后一次跟朗尼谈话时，他对我提了三个要求：第一是要我负责将他写的一篇沉思录在他死前几天登在报纸上。他把东西给了我，我跟《里士满时报·快讯》谈好了。” “我读到过。”我说。 “他的第二个要求——我照他的话说——是‘别让我朋友出事’。我问他指的是哪个朋友，他说——我这也是照他原话说的——‘如果你是好人，就替她留心。她从来没伤害过别人’。他告诉我她的名字，叫我等他死后再跟她联系，到时候打电话给她，说她对他有多重要。嗯，我当然没有完全照他的意思做。我马上试着联系她，我知道快失去朗尼了，而有些事情非常不对劲。我希望这个朋友或许能帮上忙，比方说，既然他们一直在通信，也许她能指点我一下。” “那你找到她了吗？”我想起马里诺告诉过我，珍妮弗·戴顿感恩节前后在佛罗里达待了两星期。 “电话一直没人接。”古鲁曼说，“我断断续续地试了好几个星期，老实说，由于与诉讼步调相关的时机问题和健康危机，又是放假，又是一次痛风大发作，我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了。我一直等到朗尼死后，才想起要打电话给珍妮弗·戴顿，遵照朗尼的要求告诉她，她对他很重要。” “你早先试着跟她联系的时候，”我说，“有没有在她的答录机上留言？” “答录机没开，事后想起来也有道理。她可不希望度完假回来还得面对五百个不参考星座图就不能下决定的人的留言。而如果她在答录机上留言说她要出城两个星期，简直是在邀请小偷上门。” “你终于跟她联系上后，发生了什么事？” “她透露说他们通了八年的信，而且两人相爱。她宣称实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但她不肯告诉我就挂了电话。最后我写了封信给她，恳求她跟我谈一谈。” “你是什么时候写的？”我问。 “我看看。处决后的那一天，十二月十四号。” “她回信了吗？” “回了，颇有意思的是她是用传真回信的。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有传真机，但我的信纸上印有传真号码。我这里有她传来的内容，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在桌上一叠叠厚重的档案夹和其他文件中翻来翻去，找到了他要的那份档案，一页页翻看，抽出那张传真。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的，我会合作，”上面写道，“但是已经太迟了，太迟了，太迟了。最好还是你来这里。这一切都大错特错！”要是古鲁曼知道她传来的这封信已在尼尔斯·范德的实验室里通过图像强化处理显现出来，不知有何反应。 “你知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什么太迟了，什么又大错特错？”我问。 “要阻止朗尼被处死显然太晚了，那四天前就发生了。我不知她认为大错特错的是什么，斯卡佩塔医生。你知道，我感到朗尼的案子里面有些不寻常的地方，有这种感觉好些时日了。他跟我一直没有建立起什么友善的关系，这很奇怪。一般来说，客户和我都会变得很亲近——我是这个要置你于死地的系统中唯一替你说话的人，一个不为你服务的系统里唯一替你服务的人。可是朗尼对他的第一个律师非常冷淡，那个人认为这个案子没希望，因而放弃了。我接手的时候，朗尼还是很疏远，这实在让人沮丧得不得了。每次我觉得他开始信任我了，他立刻又会竖起一道墙。他会突然撤退到沉默之中，开始流汗。” “他看起来害怕吗？” “害怕、沮丧，有时生气。” “你是说，他的案子牵扯到某种阴谋，而他可能告诉了朋友，或许在早先写给她的信里说到过？” “我不清楚珍妮弗·戴顿知道什么，但怀疑她知道某些事。” “华德尔称她为‘珍妮’吗？” 古鲁曼又伸手去拿打火机。“是的。” “他跟你提过一本叫《巴黎鳟鱼》的小说吗？” “有意思。”他看起来很惊讶，“这件事我很久没想起了，但几年前在我跟朗尼的最初几次会面中，我们谈到了书和他的诗。他喜欢看书，建议我读《巴黎鳟鱼》。我告诉他读过那本小说，但很好奇他为什么推荐它。他很安静地说：‘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古鲁曼先生，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改变任何事情。’那时候，我把这话解释为：他是一个处于和白人体系敌对的位置上的南方黑人，不管我在司法上诉过程中用了联邦政府的人身保护令也罢，还是什么魔法也好，都不会改变他的命运。” “你现在还是这么解释吗？” 他深思地盯着一片芬芳的烟雾。“是的。你为什么会对朗尼的荐书单感兴趣？”他直视我的眼睛。 “珍妮弗·戴顿床边有一本《巴黎鳟鱼》，里面夹着一首诗，我怀疑是华德尔写给她的。这不重要，我只是好奇。” “这当然重要，否则你就不会问了。你在想朗尼推荐这本小说给她看，可能跟他推荐给我看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在他心中，那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故事。这又带我们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他向戴顿小姐透露过多少。换句话说，她把什么秘密带进了坟墓？” “你认为是什么，古鲁曼先生？” “我认为其中隐藏了某种非常恶劣的轻率行为，为了某种原因，朗尼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也许这与监狱里发生的事情有关，也就是说狱政系统的腐败贪污。我不知道，但我希望知道。” “但既然他快死了，又何必隐藏什么事呢？为什么不干脆孤注一掷，把事情说出来？” “对啊，这才是最理性的做法，不是吗？既然我这么耐心而慷慨地回答了你的种种探测，斯卡佩塔医生，也许你可以了解我为什么关切朗尼在受刑前可能遭受的虐待。你也可以了解我对死刑的激烈反对，这是一种残忍异常的制度。不必有淤血、擦伤或流鼻血，它就是残忍。” “没有证据显示有生理上的虐待。”我说，“我们也没有检测出任何药物，你收到我的报告了。” “你这是在避重就轻。”古鲁曼边说边把烟斗里的烟丝敲出来，“你今天来，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在这段我根本没有必要进行的对话当中，我已经给你很多信息。但我这么做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我永远追求公平和真实，不管你把我看成什么。还有另一个原因：一个我以前的学生现在碰上麻烦了。” “如果你指的是我，容我提醒你自己的格言，不要妄下推断。” “我并没有妄下推断。” “那我必须表示强烈的好奇心，为什么你突然对一个以前的学生表现出所谓慈善的态度。事实上，古鲁曼先生，在我的印象里，慈善这个词从没跟你有过关联。” “也许你不懂这个词真正的意思：将善意的行动或感觉布施给有需要的人。慈善是给某个人他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你想给他的东西。我一向都给你你需要的东西。你是我学生的时候，我给了你需要的东西，今天也同样如此，虽然表现方式很不一样，因为你当时和现在的需要也不一样。现在我老了，斯卡佩塔医生，也许你认为我不太记得你在乔治城的那些日子了。但你也许会很惊讶地听到，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你，因为你是我教过的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你不需要我给你安抚和掌声，你的危险不在于会对自己和自己优秀的心智失去信心，而在于可能失去你自己，就这样。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我的课堂上为什么那么精疲力竭、魂不守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全副心思都放在马克·詹姆斯身上？顺带一提，就你的标准而言，他似乎只能算是平庸之辈吧？如果我看起来对你很凶、很苛刻，那是因为我想吸引你的注意力，我要你生气，要你在法律中感到自己的存在，而不是只感到自己在谈恋爱。我怕你会抛开大好的机会，只因为荷尔蒙和感情太过泛滥。你知道，人会在某天醒来时，突然懊悔自己以前做出的某些决定。我们会在空空的床上醒来，前面有空空的一天在等着，除了空虚的一星期又一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东西。我下定决心不让你浪费天赋，放弃力量。” 我惊愕不已地瞪着他，脸开始灼热。 “我对你的贬损和无礼从来都不是真心的。”他继续用那在法庭上令人畏惧的、安静准确的力道说，“那些都是策略。我们律师的策略是有名的，那是我们的旋转球和变化球，它们以不同的角度和速度制造出某种必需的效果。因为我真心而热切地想让学生变得强悍，并祈祷他们能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里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我对你一点也不失望，你或许是我最明亮的星星之一。” “你现在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我问。 “因为在你人生中的这个时候，你需要知道这些事。你碰上麻烦了，我已经说过。你只是太骄傲，不肯承认。” 我一言不发，脑海里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辩论。 “我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允许。” 如果他说的是实话，我必须回报。我朝他办公室开着的门瞥了一眼，想象要闯进这里有多容易，而在他摇摇晃晃地走向汽车时，要攻击他又是多么容易。 “比方说，如果报纸继续刊登一些罗织你罪名的报道，你有必要拟出一些策略——” 我打断他的话：“古鲁曼先生，你最后一次见到朗尼·乔·华德尔是什么时候？” 他顿了顿，望向天花板。“我最后一次当面见他，至少是一年前了。我们大部分的交谈都是在电话上进行的。要不是他不允许，我会一直陪他到最后，这点我提过了。” “那么照理说当他在春街监狱里等待行刑的时候，你没有见过他或跟他说过话。” “照理说？你这个说法很奇特，斯卡佩塔医生。” “我们无法证明十二月十三号晚上被处死的人是华德尔。”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他露出惊异的神色。 我解释了一切，包括珍妮弗·戴顿是死于他杀，而华德尔的指纹出现在她家饭厅的一把椅子上。我向他描述艾迪·希斯和苏珊·斯多瑞的案子，以及有证据显示，有人修改过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的记录。等我说完，古鲁曼坐得直挺挺的，用力盯着我不放。“我的老天！”他咕哝道。 “你写给珍妮弗·戴顿的信始终没有被警方发现。”我继续说，“警方搜她的房子时既没发现你的信，也没找到她传给你那份传真的原稿。也许有人拿走了，也许凶手那天晚上杀死她之后，就在她家的壁炉里把那些东西烧了，也许是她自己处理掉的，因为她害怕。我相信她被杀害是因为她知道些什么。” “苏珊·斯多瑞被杀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她知道些什么？” “当然有这个可能性。”我说，“重点是，目前为止，两个跟朗尼·华德尔有关的人都被杀害了。说到知道华德尔很多事情的人，你是个几率很高的人选。” “你认为下一个可能轮到我。”他带着扭曲的笑容说，“你知道，也许我对上帝最大的不满就是生死之隔常是时机问题。你的警告我听到了，斯卡佩塔医生。但我也没傻到会认为，要是有人打算射杀我，我可以躲得过。” “你至少试一试。”我说，“至少可以采取预防措施。” “我会的。” “或许你可以和太太去度个假，离开这里一阵。” “贝佛丽三年前死了。”他说。 “我真的很抱歉，古鲁曼先生。” “她病了好多年——事实上，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她都病着。现在没有人依赖我了，我就放任自己的恶习。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工作狂，想改变世界。” “如果有人可能改变这世界，或许就是你了。” “这种看法完全没有根据，但我还是很感激。我也要向你表达我对马克之死的哀悼。他在这里的时候，我对他并不了解，但他看来人不错。” “谢谢。”我站起身穿上外套，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车钥匙。 他也站起身。“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斯卡佩塔医生？” “你这里大概没有朗尼·华德尔的信件或其他东西值得拿去检验指纹吧？” “我没有他的信，他签过的文件也经过好几个人的手了。你想试试的话，我不反对。” “如果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可想，会通知你的。不过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 我们在门口停下脚步，古鲁曼撑着他的手杖。 “你提到最后一次跟华德尔谈话，他提出了三个遗愿，一个是刊登他的沉思录，另一个是打电话给珍妮弗·戴顿，第三个呢？” “他要我请诺林到行刑现场去。” “你请了吗？” “嗯，当然，”古鲁曼说，“你们那位州长甚至连回函表示出席与否的礼貌都没有。” <hr /> 注释： 第十章 近傍晚时，里士满的建筑轮廓已然在望，我打电话给罗丝。 “斯卡佩塔医生，你在哪里？”我秘书的声音听起来很慌乱，“你在车上吗？” “对，我再有五分钟就到市区了。” “呃，你继续开下去吧，别到这里来。” “什么？” “马里诺副队长在找你。他说如果我跟你联系上，叫你不管要做什么都先打电话给他。他说事情非常、非常紧急。” “罗丝，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你听新闻或者看晚报了吗？” “我一整天都在华盛顿，什么新闻？” “弗兰克·唐纳修今天下午被发现身亡。” “那个典狱长？那个弗兰克·唐纳修？” “对。”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绷起来，眼睛死盯着路面。“怎么回事？” “他是被射杀的，死在他的车里，和苏珊一样。” “我马上就到。”我说着换到左侧车道，开始加速。 “真的，先不要来这里。费尔丁已经开始解剖他了。请打电话给马里诺。你得看看报纸，他们知道子弹的事。” “他们？”我说。 “记者们知道子弹显示出，艾迪·希斯的案子和苏珊的有关联。” 我拨了马里诺的寻呼机，告诉他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把车停进车库，我马上到前门台阶去拿晚报。 在报纸的折叠处上方，有一张弗兰克·唐纳修在微笑的照片。头条标题写着：“州立监狱典狱长惨遭杀害”。底下是另一则报道，上面有另一个州政府公务员的照片——我。报道中说，在希斯男孩和苏珊身上找的子弹是由同一把枪发射的，而好些怪异的迹象显示这两起凶杀案都与我有关。与《华盛顿邮报》上登过的那些暗示相比，这篇报道增加了更恶毒的内容。 我惊愕地读到，警方在苏珊家里找到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上面有我的指纹。我对艾迪·希斯的案子表现出了“异常的兴趣”，他在死前曾出现在亨利哥医院检查伤口。后来我解剖他时，苏珊便拒绝做这个案子的证人，据称她逃离了停尸间。不到两个星期后她被谋杀，我赶到现场，又没有预先通知便出现在她父母家，还坚持在苏珊的解剖过程中在场。 报上没有直接编派给我一个对什么人心怀恶意的动机，但他们在苏珊一案中所暗示的东西足够令人目瞪口呆、火冒三丈。我可能在工作上犯了什么大错。朗尼·华德尔的尸体送到停尸间的时候，我忽略了给他印指纹。最近我曾把一位凶杀案受害者的尸体放在走廊中央，就在人进人出的电梯门口，因此严重危及证据的完整性。我被形容为疏远而难以捉摸。同事观察到，自从情人马克·詹姆斯死去，我的人格就逐渐改变。每天跟我共事的苏珊也许掌握了能毁掉我职业生涯的内幕，我付钱给她也许是要她保持沉默。 “我的指纹？”马里诺一出现在门口，我便对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指纹？” “冷静点，医生。” “我干脆提出控告好了，这实在太过分了。” “你现在最好什么也别提出。”他拿出香烟，跟着我走到厨房，晚报就摊在桌上。 “这都是本·史蒂文斯搞的鬼。” “医生，你应该先听听我要说的事。” “把子弹的事情泄漏出去的一定是他——” “医生，该死的，闭嘴。” 我坐下来。 “我自己也火烧眉毛了。”他说，“我和你一起调查这些案子，你现在突然变成了案情的一部分。是的，我们的确在苏珊家里找到了一个信封，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放在衣服底下，里面有三张百元钞票。范德处理那个信封，找到好几个隐藏的指纹，其中有两个是你的。你的指纹就像我和其他很多调查人员的指纹一样，都存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以便万一我们做了把指纹留在犯罪现场这种蠢事，可以排除在外。” “我没有在任何犯罪现场留下指纹。这件事有合理的解释，一定有的。也许我什么时候在办公室或停尸间碰过那个信封，然后苏珊把它拿回家去。” “那绝对不是办公室的信封。”马里诺说，“它比一般标准信封宽了差不多一倍，是用亮面的硬黑纸做的，上面没有写任何东西。” 我突然想到了，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我送她的那条围巾。” “什么围巾？” “我送了苏珊一条我从旧金山买回来的围巾当圣诞礼物，你刚才描述的就是那条围巾的包装，一个亮面的黑色信封，用卡纸或硬纸做的，封口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金封印。礼物是我自己包的，上面当然会有我的指纹。” “那三百块钱呢？”他说的时候，避开我的眼神。 “钱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钱为什么在你给她的信封里？” “她也许是想把钱藏在什么东西里面，那个信封刚好可以用。她也许不想把那个信封丢掉。我不知道。她要拿我给她的东西做什么，我不能控制。” “有人看见你给她那条围巾吗？”他问。 “没有，她拆开我的礼物的时候，她丈夫不在家。” “晤，嗯，就目前知道的，你似乎只送了一盆粉红色的圣诞红给她。苏珊对你送她围巾的事大概没提半个字吧。” “拜托，她被射杀的时候就围着那条围巾啊，马里诺。” “那也不能说明它是从哪里来的。” “你是准备上指控席了吧？！”我火了。 “我没有指控任何事情。你不懂吗，事情就是这样，该死的。你要我把你当个小宝宝，拍拍你的手，好让其他警察冲进来用这些问题来轰炸你？” 他站起来在厨房里踱步，眼睛瞪着地板，双手插在口袋里。 “告诉我唐纳修的事。”我静静地说。 “他是在路上被射杀的，可能是今天一大早。他太太说他差不多六点十五分离开家。今天下午大概一点半，有人发现他的那辆雷鸟停在深水总站，而他陈尸于车里。” “这些我在报上读到了。” “听着，这件事我们谈得愈少愈好。” “为什么？记者会暗示说，他也是我杀的？” “你今天早上六点十五分在哪里，医生？” “我正准备出门开车去华盛顿。” “你有证人证明你那时不在深水总站附近吗？那里离首席法医办公室不远，你知道，大概两分钟车程吧。” “这太荒唐了。” “习惯就好。这才刚开始。等到帕特森咬住你，你就知道了。” 罗伊·帕特森竞选总检察官之前，曾是本市最好战、最自我中心的刑事律师之一。那时他不太欣赏我的证词，因为在大部分案子里，法医的证词并不会让陪审团成员对被告有善意的看法。 “我告诉过你，帕特森有多恨你吗？”马里诺继续说，“他担任被告律师时，你让他出过丑。你穿着精明干练的套装坐在那里，冷静得像只猫一样，却让他看起来像个白痴。” “是他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白痴的，我只是回答他的问题。” “更别提你的老情人比尔·伯尔兹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这点根本不用我多说。” “我希望你不要多说。” “我不用想就知道，帕特森一定会对你穷追猛打。该死，我敢说他一定乐得很。” “马里诺，你的脸红得像虾。看在老天的分上，别在我面前中风啊。” “我们再来谈谈你说你送给苏珊的那条围巾。” “我说我送给苏珊的？” “你在旧金山买围巾的店叫什么名字？”他问。 “我不是在店里买的。” 他锐利地瞥了我一眼，继续踱步。 “那是街上的市集，有很多小摊在卖艺术品和手工做的东西，就像伦敦的科芬园。”我解释道。 “你有收据吗？” “我没理由把收据留下来。” “所以你不知道那个摊子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办法证明你向某个有艺术气息的人买了那条围巾，而他用那种亮面的黑色信封包装。” “我没办法证明。” 他继续踱着步，我瞪着窗外。云朵飘过椭圆的月亮，黑暗的树影在风中摇动。我起身拉上窗帘。 马里诺停下了步子。“医生，我需要看你的财务记录。” 我什么也没说。 “我需要证明，你最近几个月没有提过大笔现金。” 我保持沉默。 “医生，你没有吧？” 我从桌边站起来，脉搏重重跳着。 “你可以跟我的律师谈。”我说。 马里诺离开之后，我上楼打开存放私人文件的松木柜子，开始整理银行单据、退税单以及各种会计记录，一边想着里士满大概有哪些辩护律师会很高兴看见我下半辈子被关起来或放逐。 我正坐在厨房里，在记事簿上做笔记，门铃响了。我开门让本顿·韦斯利和露西进来，他们的沉默立刻告诉我，不需要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康妮呢？”我疲惫地问。 “她要留在夏洛茨维尔跟家人一起过新年。” “我到你的书房去了，姨妈。”露西没有拥抱我也没有微笑，就提着行李走开了。 “马里诺要看我的财务记录。”韦斯利跟着我走进客厅，我对他说，“本·史蒂文斯在陷害我。办公室里有些人事档案和备忘录不见了，他希望看起来像是我拿走的。还有，根据马里诺的说法，罗伊·帕特森这几天可乐了。以上就是这一小时内的最新消息。” “你把苏格兰威士忌放在哪里？” “我的好酒放在那边那个柜子里，玻璃杯在吧台上。” “我可不想把你的好酒喝掉。” “唔，但是我想。”我开始恼火。 “我开车来的路上给你的副主任打过电话。枪械组检查过唐纳修脑袋里的子弹了。温切斯特九点七五克的铅弹，没有弹壳，点二二口径，一共两颗。一颗从他的左颊射进去，往上射穿脑袋，另一颗则是紧贴在他颈背上发射的。” “和杀死另两人的是同一把枪？” “对。你要冰块吗？” “要，谢谢。”我拉上挡火屏风，把拨火棒放回架子上，“在唐纳修陈尸的地方大概没有发现羽毛吧？” “据我所知是没有。很明显凶手是站在车外，从驾驶座这一侧开着的窗户射杀他的。但这并不表示先前这个人没有和他一起坐在车内，不过应该是没有。我的猜测是，唐纳修和某人约在深水总站的停车场见面，这个人到达时，唐纳修摇下车窗，然后被解决了。你在小毛那里运气如何？”他把酒递给我，在长沙发上坐下。 “在另外三个案子里找到的那些羽毛碎片，看起来是普通绵凫的羽毛。” “海鸟？”韦斯利皱眉，“那种羽绒用在什么地方，滑雪外套、手套什么的？” “很少。绵凫的羽绒非常贵，一般人不会有什么用它填塞的用品。” 接下来，我把一整天的事情都告诉韦斯利，也巨细靡遗地承认了我和尼古拉斯·古鲁曼相处了几个小时，并不认为他跟任何阴谋有半点关系。 “我很高兴你去见了他。”韦斯利说，“我本来就希望你去。” “你听到事情是这样，惊讶吗？” “不，这样是合理的。古鲁曼的困境和你的有点像。珍妮弗·戴顿传过一份传真给他，看起来很可疑，就像你的指纹在苏珊梳妆台抽屉里的一个信封上被发现一样可疑。暴力事件发生在离你很近的地方时，你就会被溅到，会被搞脏。” “我不只被溅到，我快被淹死了。”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你应该跟古鲁曼谈谈这件事。” 我没回答。 “要是我，会希望他站在我这边。” “我不知道你认识他。” 韦斯利啜着酒，冰块发出轻轻的撞击声，壁炉上的黄铜镶边在火光中闪亮着。木柴噼啪作响，火星一阵阵冲上烟囱。 “我知道古鲁曼的事。”他说，“他是哈佛法学院第一名毕业的，是《法律评论》的编辑，学校要聘他教书，但他太太贝佛丽不想搬离华盛顿，他不得不拒绝了，伤心欲绝。她显然有很多问题，很大一个是前一次婚姻里生的女儿，古鲁曼认识贝佛丽的时候，那个女儿已经住进了圣伊丽莎白医院，后来他搬到华盛顿去。那个女儿几年以后死了。” “你查过他的背景了？”我说。 “算是吧。”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我听说珍妮弗·戴顿发过传真给他开始。无论如何，他看起来是清白的，不过还是需要有人跟他谈谈。” “你建议我去跟他谈，不只是为了这个Ⅱ巴？” “这是个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我认为你应该回那里去。” 我深吸一口气。“谢谢你，本顿。你是个好人，一片好意。” 他把杯子凑到唇边，盯着炉火看。 “请不要插手。” “那不是我的风格。” “当然是，你是这方面的行家。如果你想在幕后静静地操控、推动或拆某个人的台，你知道该怎么做。你可以丢出许多障碍、炸掉许多桥梁，像我这种人能找得到路回家就算运气好了。” “马里诺和我在这些事件里参与的程度很深，凯。里士满市警局参与其中，联邦调查局也是。要不是有个本该被处死的神经病正逍遥法外，就是有人似乎一心要让我们以为，那个本该被处死的神经病正逍遥法外。” “马里诺一点也不让我参与。”我说。 “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他是市警局重案组的头号探员，又是联邦调查局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成员，然而也是你的同事和朋友。他必须查清楚你是怎么回事、你办公室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是想保护你的。试着站在他的立场想想。” “我会的，但他也需要站在我的立场想想。” “这很公平。” “本顿，从他的话看，你会觉得这世界上一半的人都跟我积怨已深，会很乐意看见我被烧死。” “也许没有世界上一半的人那么多，但是除了本·史蒂文斯，也有人拿着火柴和汽油站在一旁。” “谁？” “我没办法指名道姓，我并不知道。不管幕后指使的人是谁，我也不认为毁了你的职业生涯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但这的确是目标的一部分。就算没有其他理由，如果从你办公室出来的证据都显得有污点，也足以严重危及这些案子。更不用说少了你，州政府就少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专家证人。”他迎视我的眼睛，“你需要考虑，现在你的证词还有多少价值。如果此时此刻你站上证人席，你对艾迪，希斯的案子会有帮助还是会造成伤害？” 这句话刺到我心里去了。 “此时此刻，我对他的案子不会有多少帮助。但如果我不出庭，对他或任何人又会有多少帮助？” “这是个好问题。马里诺不希望你再受更多伤害了，凯。” “那你或许该让他知道，面对这么多不合理的情况，唯一合理的反应就是我让他去做他该做的事，他也让我去做我该做的事。” “我可以再来一杯吗？”他站起身，把整瓶酒都拿了过来。我们没再费神去弄冰块。 “本顿，我们谈谈这个凶手。看到发生在唐纳修身上的事，你怎么想？” 他放下酒瓶拨动炉火。有一段时间，他背对我站在壁炉前，双手插在口袋里。然后他坐下，手臂搭在膝盖上。我很久没有看到过韦斯利这么烦躁不安。 “老实跟你说，凯，这个禽兽让我很害怕。” “他跟你追踪过的其他凶手有什么不一样？” “他一开始用的是一套规则，然后决定改变。” “规则是他还是别人订的？” “我想，一开始订规则的不是他。不管释放华德尔这个阴谋背后的主使人是谁，首先下决定的是哪个人，这家伙现在有自己的规则了，或者说现在已经没有规则了。他很狡猾而且谨慎。目前为止，情势在他的掌控之中。” “动机呢？”我问。 “这问题就很难了。或许我应该从任务或使命上来谈。我怀疑这个人的疯狂有某套规律，但是这种疯狂使他兴奋。玩弄别人的心理让他觉得飘飘欲仙。华德尔被关了十年，突然间，他以前那场罪案的噩梦又重演了。在他处决的那天晚上一个男孩被谋杀，手法有性虐待的意味，令人想起罗比尼·纳史密斯的案子。接下来又死了好几个人，都是跟华德尔有某种关联的。珍妮弗·戴顿是他的朋友。苏珊似乎也与这桩不管内情为何的阴谋有所牵扯。弗兰克·唐纳修是典狱长，十二月十三号的处决应该是由他监督的。这会让其他有关系的人作何感想？” “任何与朗尼·华德尔在法律上或其他方面有关联的人，都会感觉受到很大的威胁。”我回答。 “对，如果有个专杀警察的凶手到处肆虐，而你是个警察，你就知道下一个可能会轮到你。说不定今晚我从你家走出去，这家伙就在暗处等着要射杀我。他可能正在什么地方坐在车里，到处找马里诺或者试图找到我家，也可能正在幻想怎么解决古鲁曼。” “或者我。” 韦斯利站起来，又开始翻动炉火。 “我是不是应该把露西送回迈阿密？”我问。 “天啊，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不想回家，这很明显。如果她今晚就回迈阿密，你可能会感觉好一点。说到这个，如果你跟她一起走，我可能也会感觉好一点。如果所有的人——你、马里诺、古鲁曼、范德、康妮、米歇尔、我一都离开，那么我们可能也会感觉好一点。但这样的话，还会剩下谁？” “会剩下他。”我说，“不管他是谁。” 韦斯利瞥了一眼手表，把酒杯放在茶几上。“我们都不应该插手彼此的事。我们承担不起。” “本顿，我必须洗刷我的名誉。” “这也是我想做的。你想从哪里着手？” “羽毛。” “请解释。” “这个凶手有可能去买了一样凫绒填塞的东西，但更有可能是他偷的。” “这假设说得通。” “除非有标签或者其他能追溯到厂商的东西，否则我们无法找到那样东西。但或许有其他方法，也许在报上登篇报道。” “我们不会希望让凶手知道他在到处漏羽毛吧，这样他一定会把那样东西丢掉。” “我同意。但你可以找个熟悉的记者，捏造一篇关于珍贵绵凫羽毛的小小专题报道，说凫绒制品非常昂贵，现在已经变成小偷下手的热门目标了。也许可以把这篇东西和滑雪季或什么连在一起。” “什么？希望有人打电话进来，说他的车窗被打破、凫绒夹克被偷了吗？” “是的。如果记者引述某个据说正在处理这类盗窃案的警探的话，就给了读者一个可以打电话去找的对象。你知道，人们常常在读完报道以后说：‘我也碰过这种事情。’他们有想帮忙的念头，就会拿起电话。” “我得考虑一下。” “我承认这是绕远路。” 我们朝门口走去。 “我离开田园度假村之前跟米歇尔短暂地通过电话。”韦斯利说，“她和露西已经开始讨论了。米歇尔说你的外甥女相当吓人。” “她从一出生就令人头疼万分。” 他微笑。“米歇尔不是这个意思，她说露西的智商很吓人。” “有时我担心那个脆弱的容器承受不了这么强烈的电力。” “我可不知道她是不是那么脆弱。别忘了，我刚跟她相处两天，露西在很多方面都让我印象深刻。” “你可别动脑筋要把她招进你们局里。” “我会等到她念完大学再说。那会花她多少时间？一整年吗？” 直到韦斯利开车离开，露西才从我的书房出来，我正把杯子拿到厨房去洗。 “你玩得开心吗？”我问她。 “当然。” “嗯，听说你跟韦斯利夫妇处得很好。”我关上水龙头，在放着记事簿的桌旁坐下。 “他们人很好。” “听说他们也觉得你人很好哦。” 她打开冰箱，随意朝里面看了看。“刚才彼得为什么来这里？” 听别人用马里诺的名字称呼他，感觉有点奇怪。他带露西去练射击后，他们之间的冷战状态已经缓和下来了。 “你为什么说他来过？”我问。 “我进门的时候闻到烟味，就断定他来过，除非你又开始抽烟了。”她关上冰箱门，走到桌边。 “我没有开始抽烟，他在这里短暂地待了一会儿。” “他来干吗？” “问我一大堆问题。”我说。 “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需要知道细节？” 她的眼神从我的脸移到那叠财务资料上，再移到写满难以辨认的字迹的记事簿上。“我的理由不重要，因为你显然不想告诉我。” “事情很复杂，露西。” “你想把我关在外面的时候，总是说事情很复杂。”露西说着转身离开。 我觉得自己的世界正在四分五裂，身边的人像干掉的种子般随风四散。我看见带着子女的父母时，总是惊异于他们之间轻松随意的互动，私下里害怕那是一种我缺少而且学不来的本能。 我走进书房，看见外甥女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有一排排的数字和英文字母，我猜是数据的片段。她拿铅笔在坐标纸上计算，我走到旁边，她没有抬头看我。 “露西，你母亲带过很多男人在你家进进出出，我知道这让你有什么感觉。但这里不是你家，我也不是你母亲，你没必要觉得受到我男同事和朋友的威胁，没必要一天到晚寻找有哪个男人来过的证据，也没有根据怀疑我和马里诺或韦斯利或任何人的关系。” 她没有反应。我把手放在她肩上。“虽然无法像我希望的那样一直在生活中陪伴你，但你对我非常重要。” 她擦掉一个数字，把橡皮屑从纸上扫掉，说：“你会不会被控诉？” “当然不会，我没有犯任何罪。”我俯身靠近显示器。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十六位转储。” “你说得没错，和象形文字一样。” 露西敲打键盘，一面移动光标一面解释：“我想找出SID号码的确切位置，就是‘州识别码’，是独一无二的标识。每个人在这个系统里都有一个SID号码，包括你在内，因为你的指纹也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在第四代的语言比如SQL里，我可以用行列的名称去查询。但十六进制的语言是技术化、数学化的，没有行列名称，只有在记录配置里的位置。换句话说，如果我想到迈阿密去，在SQL里我只要告诉电脑我要去迈阿密就可以了。但在十六进制里，我必须说要到北纬几度、东经几度这个位置。所以继续用地理的比喻，我正在找SID号码的经度和纬度，还有那个显示记录类别号码的经纬度。然后可以写一个程序来找所有第二类的SID号码，那表示删除，或者第三类，那表示更新。我会用这个程序来找每一卷记录磁带。” “你是假设如果某个数据被人动过手脚，改变的会是SID？”我问。 “这样说吧，在SID号码上动手脚比弄乱光盘记录里的指纹图像要容易得多。事实上，自动指纹辨识系统就是这么一回事——SID号码以及对应的指纹。人的姓名、历史以及其他个人资料是放在‘电脑化前科记录’里，这些记录则是放在‘犯罪记录交换中心’里。” “据我所知，犯罪记录交换中心里面的记录是用SID号码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的指纹对应的。” “一点也没错。” 我上床的时候露西还在工作。我立刻睡着了，但凌晨两点又醒了过来，一直到五点才迷迷糊糊睡去，然后不到一个小时就被闹钟叫醒。我在黑暗中开车到城里去，听着本地电台的新闻播报员报道最新消息：警方已经审讯过我，而我拒绝透露关于财务记录的消息。他接着又提醒大家，苏珊·斯多瑞被杀前几个星期，刚在活期存款账户里存进三千五百元。 我到了办公室，才脱下外套就接到马里诺的电话。 “该死的队长是个大嘴巴。”他劈头就说。 “显然如此。” “该死，我真抱歉。” “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你必须向他报告。” 马里诺迟疑了一下。“我需要问你枪的事情。你的枪没有一把是点二二，对吧？” “我的枪你都知道，我有一把鲁格和一把史密斯韦森。如果你对康宁汉队长转达这一点，我相信一个小时之内，我就会在电台新闻里听到了。” “医生，他要你把枪交到枪械组的实验室去。” 一时间，我还以为马里诺是在开玩笑。 “他认为你愿意把枪交出去接受检验。”他补充道，“这样可以马上显示出在苏珊、希斯还有唐纳修身上找到的子弹不可能是从你的枪里发射出的。” “你告诉队长，我的左轮枪都是点三八的？”我愤怒地问。 “是的。” “他也知道尸体上发现的子弹是点二二的？” “知道，我跟他说过好多遍了。” “嗯，问他知不知道有什么转接器，可以让点三八的左轮使用点二二的底火子弹弹匣。如果有，告诉他，他应该在下一届美国刑事鉴定科学院的会议上发表一篇关于这种设备的论文。” “你不会真的要我这么跟他说吧？” “这什么都不是，只是在搞政治，弄宣传花样，根本就不合理。” 马里诺没有说话。 “听着，”我机械刻板地说，“我没有犯法，不会交出我的财务记录、枪械或者任何东西，直至我得到适当的法律咨询。我知道这是你的职责所在，也希望你做该做的事。我只希望不要有人来烦我，让我做我该做的事。我楼下有三个案子要弄，费尔丁又出庭去了。” 但显然总是有人来烦我，马里诺和我打完电话之后，罗丝就出现在办公室里。她脸色苍白，眼神恐惧。 “州长要见你。”她说。 “什么时候？”我心口一紧，问道。 “九点钟。” 这时快八点四十了。 “罗丝，他干吗要见我？” “打电话的人没有说。” 我拿起外套和雨伞，走到户外几乎结冻的冬雨中。我沿着十四街匆匆行走，试着回忆上一次我和乔·诺林州长交谈是什么时候——差不多是一年以前，在弗吉尼亚博物馆一个正式场合里。他是共和党员、圣公会教徒、弗吉尼亚大学法学士。我是意大利后裔、天主教徒，生在迈阿密，在北方受教育，骨子里是民主党员。 州政府大厦位于桑克霍丘，四周围着的装饰性铁栏杆是十九世纪为了防止牛群闯进来而架设的。这栋杰弗逊设计的白色砖建筑具有他典型的风格，左右完全对称，有着飞檐以及柱面光滑无槽的爱奥尼亚式柱子，灵感来自罗马神殿。一路向上的花岗岩台阶两旁有长凳，在凛冽刺骨的大雨中，我想到自己每年春天都计划找一天离开办公桌，到这里坐在阳光下吃午餐，却从没这么做过。我人生中无数个日子就如此虚度在充满人工照明、违反一切建筑法则、没有窗户的窄小空间里。 进入州政府大厦，我到洗手间去补妆，尝试增强信心。尽管我用唇膏和粉饼努力了一番，镜中的影像却没给我多少鼓励。我无精打采、忐忑不安地搭电梯到圆形大厅的顶端。这里，历届州长的油画盯着三层楼下出自胡顿之手的华盛顿大理石雕像。南面的墙边有一群拿着记事本、相机、麦克风的记者在晃来晃去。我没想到自己是他们的目标，但我一走近，他们就把摄影机扛上肩膀，拔剑相向一般把麦克风伸出来，相机快门像自动武器一样迅速闪动。 “你为什么不肯透露财务状况？” “斯卡佩塔医生……” “你有没有付钱给苏珊·斯多瑞？” “你持有的手枪是哪一型的？” “医生……” “你办公室里是不是真的发现人事资料不见了？” 他们满天挥洒着指控和问题，我则思绪麻木地直视前方。麦克风顶到我的下巴前，人们挤着我，闪光灯对着我的眼睛猛闪。我好像花了一辈子才逃到那扇厚重的桃花心木门后做作的沉静中。 “早上好。”坐在高级木堡垒里的接待员说，她头上是一幅约翰·泰勒的画像。 房间另一端，一张背对窗户的办公桌边坐着一个安全组的便衣警官，面无表情地瞥了我一眼。 “媒体是怎么知道的？”我问接待员。 “对不起，你说什么？”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穿着苏格兰粗呢质料的衣服。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今天早上要见州长？” “抱歉，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一张淡蓝色的双人沙发上坐下。墙上贴的壁纸也是同样的淡蓝色，家具古色古香，椅子上铺着州徽的针织花边。十分钟缓慢地过去。一扇门开了，一个年轻男子走出来对我微笑，我认出他是诺林的新闻秘书。 “斯卡佩塔医生，州长现在可以见你了。”他身材瘦小，一头金发，穿着深蓝色西装配黄色吊裤带。 “很抱歉让你久等了。天气真是糟得一塌糊涂，我听说今天晚上气温会降到零下十几度。明天早上街道会冻得像玻璃一样。” 他领我穿过一个又一个设备齐全的办公室，秘书专心地坐在电脑屏幕前工作，助理人员沉默而忙碌地来来去去。他轻轻在一扇巨大的门上敲了敲，转动黄铜门把踏进门内，很有绅士风度地轻扶我的背，让我走在前面，进人弗吉尼亚最有权势的男人的私人空间。诺林州长坐在厚厚的皮椅上没有起身，面前的胡桃木办公桌井然有序。他对面摆设了两张椅子，我被示意坐在其中一张上，他则继续在看一份文件。 “你要喝些什么吗？”新闻秘书问我。 “不用了，谢谢。” 他轻轻地关上门离开。 州长把文件放在桌上，向后靠着椅背。他的长相很有威严，五官并不完美，正好能让人对他肃然起敬。当他走进室内，没有人会忽略他。就像生在男人偏矮的年代、身高却达六英尺二英寸的乔治·华盛顿，诺林也比一般人高出许多，而且在同龄男人开始谢顶或头发变白的时候，他的头发仍然浓密乌黑。 “医生，我一直在想，不知道有没有方法能在这股到处蔓延的谣言之火完全失控之前，把它扑灭。”他讲话带着弗吉尼亚口音那种和缓的抑扬顿挫。 “诺林州长，我当然很希望有。” “那么请让我了解，为什么你不肯与警方合作。” “我希望先请教法律顾问，但还没有机会这么做，我不认为这是不肯合作的表现。” “你当然有权利不陷自己于有罪之处境。”他缓缓地说，“但光是你引用第五修正案，就使你显得更有嫌疑了。我相信你一定知道。” “我知道现在不管我做什么，大概都会遭到批评。我保护自己是合理而谨慎的行为。” “你有没有付钱给你的停尸间管理人苏珊·斯多瑞？” “没有，我没有这么做。我没有做任何错事。” “斯卡佩塔医生，”他俯身向前，手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据我了解，你不肯合作，以交出可能证实你的说法的记录。” “目前为止，没有人告诉我，我是任何罪案的嫌疑人，也没有人对我做出米兰达警告。我并没有自动放弃任何权利，也没有机会寻求法律咨询。此时此刻，我并不打算向警方或任何人公开我工作或私生活的档案。” “简单地说，你是拒绝彻底公开了？” 州政府的官员被控有利益冲突或其他不合职业道德的行为时，只有两种防御方式：彻底公开或者辞职。后者像无底深渊般在我面前展开，州长很明显要逼我跳下去。 “你是国家级的刑事鉴定病理学家，也是本州的首席法医。”他继续说道，“你在执法界享有成功的职业生涯以及完美无瑕的声誉。但在这件事情上，你做出了不理智的判断，没有小心避免与不当行为发生关联。” “我一直很小心，州长，而且我没有做错事。”我重复，“事实会证明这一点，但在与律师讨论之前，我不会再深谈这件事，也不会彻底公开，除非是通过律师并在秘密听证会的法官面前。” “秘密听证会？”他眯起眼睛。 “我私生活的某些细节会影响别人。” “谁？丈夫、子女、情人？据我了解，这些你都没有，你是独居，而且——套句老掉牙的说法——是嫁给了工作。你要保护的是谁？” “诺林州长，你这是在引我上钩。” “不，女士，我只是在寻找能证实你的说法的东西。你说要保护别人，所以我问你这些‘别人’是谁。当然不会是病人，你的病人都是死人。” “我并不认为你的态度很公平或不偏不倚。”我知道自己的语气很冷，“这个会面从一开始就不公平。我二十分钟之前才得到通知，也没有人告诉我要谈什么——” 他打岔：“咦，医生，我还以为你猜得到要谈什么。” “就像我也该猜到，这次会面是公开的。” “我知道媒体大批出动了。”他的表情没有变化。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愤怒地说。 “如果你是在问我的办公室有没有把会面的消息透露给媒体，我的答案是没有。” 我没有回答。 “医生，我不知你是否了解，身为公仆的我们行事必须另有一套准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不能有私生活的。或者说，当我们的职业道德或判断力受到质疑的时候，在某些案例中，大众有权检查我们生活中一些最私密的层面。每当我准备从事某项活动，甚至开一张支票的时候，都必须自问：我的行动能不能经得起最深入的检查。”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很少用到手势，也注意到他西装和领带的质料与设计都含蓄而巧妙地表现出奢侈。他继续训话，我的注意力则四处游走，知道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到头来都救不了自己。虽然我是由卫生局长派任的，但若没有州长的支持，我当初不可能得到这个职位，得到了也不可能做得长久。要失去州长的支持，最快的方法就是让他尴尬或与他冲突，而我已经做到了。他有力量强迫我辞职，而我可以让他更尴尬，借此多争取一点时间。 “医生，也许你愿意告诉我，换了你是我，会怎么做？” 窗外雨雪交加，银行区的建筑在灰霾的天空下看起来非常阴沉。我沉默地盯着诺林，静静地开口：“诺林州长，我想如果我是你，我不会把首席法医叫到办公室里，平白无故地对她的工作和私生活加以点评，然后要求她放弃每个人都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另外，我想在这个人被证实有罪之前，我会认为她是清白的，不会要她做出有损职业道德的事，在可能伤害她自己及他人的情况下，还打破医师伦理宣誓而公开机密档案供大众检查。我想，诺林州长，对于一个忠心服务本州多年的人，我不会让她除了因故辞职外毫无选择余地。” 州长心不在焉地拿起一支银钢笔，思考着我的话。如果我在跟他会面后因故辞职，等在办公室门外的大批记者就会猜想，是诺林要求我做某件我认为有违职业道德的事。 “我并没有兴趣要你现在辞职。”他冷冷地说，“事实上，就算你要辞职，我也不会接受。我是个讲求公平的人，斯卡佩塔医生，也希望我够明智。明智的判断让我知道，不能让一个牵涉在凶杀案中或可能是从犯的人，去为被害者验尸。因此，在这件事情解决之前，最好让你暂时停职。” 他伸手拿电话：“约翰，可否请你带首席法医出去？” 带着微笑的新闻秘书几乎立刻出现了。 我从州长的办公室一出来，就被从四面八方包围。闪光灯像枪一样对着我的眼睛发射，每个人好像都在大喊大叫。当天稍晚和次日早晨的头条新闻都报道了州长暂时将我停职，直到我能洗刷自己的名声为止。某篇社论推断说，诺林已经展现了绅士风度，而如果我够淑女，就应该自己表示要下台。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星期五，我待在家里的炉火前，继续一项繁琐又令人沮丧的工作，就是做笔记，试着记下我过去几个星期的一举一动。不幸的是，警方推断艾迪·希斯被人挟持走的时候，我正在从办公室开车回家的路上。苏珊被杀时，我一个人在家，马里诺带露西去练习射击了。弗兰克·唐纳修被射杀的那个清晨，我也是独自一人。在这三件谋杀案发生时，没有目击证人证实我在做什么。 相比之下，行凶动机和作案手法就相当难以说服人了。女人很少以处决式的手法杀人，在艾迪·希斯的案子里也找不出任何动机，除非我是个不为人知的性虐待狂。 我正想得出神，露西叫道：“我找到些东西。” 她坐在计算机前，双脚架在一张矮凳上，椅子转向一侧。她膝上放了好多张纸，键盘右边搁着我那把史密斯韦森点三八。 “你把我的左轮手枪拿到这里干什么？”我不自在地问。 “彼得叫我一有机会就空扣扳机，所以我一面运行搜寻记录磁带的程序，一面练习。” 我拿起左轮，按下栓扣检查弹膛，确定里面没有子弹。 “虽然还有好几卷磁带没搜寻过，但我已经碰上要找的东西了。”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突然感到乐观不少。 “十二月九号的记录磁带显示出三条有趣的tU。” “tU是什么？”我问。 “十指指纹更新数据。”露西解释道，“这里有三条记录。有一条完全被删除了，另一条的SID号码被改变，还有一条记录是新增的，几乎和另两条被删除或改变是同一个时间。我登入犯罪记录交换中心，去查改变和新增这两条记录的SID号码。被改的那条记录查到的是朗尼·乔·华德尔。” “那条新的记录呢？”我说。 “很诡异，没有犯罪前科资料。我把那个SID号码输入了五次，都一直是‘查无记录’。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犯罪记录交换中心没有前科数据，我们就没办法知道这个人是谁。” 露西点头。“对，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有某人的指纹和SID号码，却没有姓名或其他能辨识身份的东西与它匹配。在我看来，这表示有人把这个人的记录删掉了。换句话说，犯罪记录交换中心也被动了手脚。” “再回到朗尼·华德尔的问题上。”我说，“你能不能推出他的记录被动了什么手脚？” “我有个想法。首先，你要知道SID号码是独一无二的辨识码，各有单独的索引，系统不会允许你在一个SID号码下输入两个数值。比方说我想和你交换SID号码，就必须先把你的记录删掉，把我的SID号码换成你的，再进入你的记录，把我原来的SID号码给你。” “你认为就是这么回事？”我问。 “这样就能解释我在十二月九号的记录磁带里发现的这几条tU了。” 华德尔被处决前四天，我想。 “还有，”露西说，“十二月十六号，华德尔的记录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删除了。” “怎么可能？”我迷惑地问，“范德拿珍妮弗·戴顿案里出现的一枚指纹去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找，查到华德尔身上，这才是一个多星期以前的事啊。” “十二月十六号，自动指纹辨识系统在上午十点五十六分出了故障，在华德尔的记录被删除之后的九十八分钟；”露西答道，“数据库用记录磁带恢复过来了，但你要记得，备份一天只会在下午做一次。因此十二月十六号系统出故障的时候，早上对数据库做的更改都还没有备份。等数据库恢复之后，华德尔的记录也恢复了。” “你的意思是，有人在华德尔行刑的四天前在他的SID号码上动了手脚？在他被处决三天后，又有人把他的记录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删除了？” “在我看来是这样。我搞不懂，这个人为什么第一次不直接把他的记录删除呢？为什么要先费事去改变SID号码，再回来把他的整条记录都删除？” 不久后，我打电话给尼尔斯·范德，他对这个问题有很简单的答案。 “囚犯死亡后，将指纹从自动指纹辨识系统删除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范德说，“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把某个已死囚犯的记录删掉，唯一的原因是他的指纹可能出现在其他未破的案子里。但华德尔已经坐了九或十年的牢，不值得把他的指纹存起来。” “十二月十六号把他的记录删除是例行公事？”我说。 “绝对是，但如果在他的SID号码被改变的十二月九号删除他的记录，就不是例行公事了，那时华德尔还活着。” “尼尔斯，你认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改变一个人的SID号码，凯，就等于改变他的身份。我或许凑巧碰上他的指纹，但如果把对应的SID号码输入到犯罪记录交换中心，得到的也不是他的前科资料。我若不是找不到前科资料，就是会找到别人的。” “在珍妮弗·戴顿家里找到的那枚指纹就让你碰上了。”我说，“你在犯罪记录交换中心输入对应的SID号码，结果查到朗尼。华德尔。然而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最初的SID号码遭到更改。我们不知道是谁在她的饭厅椅子上留下了指纹，对不对？” “没错。而且事情愈来愈清楚，有人费了好大工夫，让我们无法查证那个人是谁。我不能证明那不是华德尔，也不能证明是。” 他说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闪现出种种影像。 “为了证实珍妮弗·戴顿椅子上的指纹不是华德尔的，我需要一个足够可信的旧指纹、一个不可能被动过手脚的指纹。但我实在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 我眼前出现深色的壁板和硬木地板，干涸的血迹暗红如石榴石。 “她家。”我喃喃道。 “谁家？”范德不解地问。 “罗比尼·纳史密斯家。”我说。 十年前，警方搜索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家时，不会带着激光或者Luma-Lite。那时还没有DNA比对这种东西，弗吉尼亚还没有自动的指纹系统，没有电脑化的方式能让留在墙上或者其他地方不完整的血指纹变得更清楚。虽然新式科技一般与早已结案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但还是有些例外。我相信罗比尼·纳史密斯的案子就是例外。 如果我们在她家喷洒化学药剂，或许可以“重建”当时的现场。血液会结块、流淌、滴落、溅洒、形成污渍、发出鲜红的尖叫，会渗进裂缝和罅隙，钻进垫子和地板底下。虽然血迹可以洗掉，也会随着时间变淡，但永远不会真正消失。就像珍妮弗·戴顿床上找到的那张无字的纸，在罗比尼·纳史密斯被杀害的房间里也有肉眼看不见的血迹。当年警方办案时没有高科技的帮助，只找到一枚血指纹，也许华德尔留下的指纹不止一枚，也许那些指纹还在那里。 尼尔斯·范德、本顿·韦斯利和我向西行驶，往里士满大学的方向开去。校合是一组乔治王时代风格的美丽建筑，环湖而立，位于三锹路和河流路之间。多年前罗比尼·纳史密斯就是从这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她对这一区感情深厚，她的第一栋房子就买在离校园两条街的地方。 她生前住的那栋小砖房有双重斜面的四边形屋顶，建在半英亩土地的中央。这地方会是小偷的理想选择。庭院里都是树，屋后有三棵巨大的木兰树，完全遮住了阳光，使房子显得渺小。我不认为左右两边的邻居能听到罗比尼·纳史密斯屋里的动静一如果他们在家。而罗比尼被杀害的那天早上，她的邻居都上班去了。 十年前，这栋房子是在那么特殊的情况下出售的，价格在这一区来说算是很低。我们查出里士满大学把它买下供教职员住宿，屋里的东西大多也都留着。罗比尼没有结婚，是独生女，住在北弗吉尼亚的父母也不想要她的家具。我想他们无法忍受跟这些东西生活在一起，甚至连看到都受不了。房子被校方买下之后，就租给了单身的德语教授山姆·波特。 我们从行李厢把摄影器材、化学药剂和其他东西拿出来的时候，房子的后门开了。一个看来不甚健康的男人不甚热心地跟我们道早安。 “需要帮忙吗？”山姆·波特抽着烟走下台阶，把日渐稀疏的黑色长发从眼睛上拂开。他矮矮胖胖，臀部宽大，像个女人。 “那就麻烦你搬这个箱子。”范德说。 波特把香烟丢到地上，并没费事踩熄。我们跟在他后面走进小厨房，里面有绿色的旧电器，还有几十个脏碗盘。他带我们走过桌上堆着待洗衣物的饭厅，走到房子前端的客厅里。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试着不要表现出震惊的样子。我认出了连接着墙上的有线电视缆线的电视机、昔日的窗帘、那张棕色的皮沙发，还有现在已经满是刮痕、脏污不堪的拼花地板。波特一面随便收拾着四处散落的书本与纸张，一面开口了。 “你们也看得出来，我不太有家务上的天分。”他的德语口音很明显，“我先把这些东西塞到饭桌上好了。”他回来的时候说，“还有什么要我搬走的东西？”他从白衬衫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从退色的牛仔裤里掏出火柴。一块怀表由一根皮质细带连在裤腰的皮带环上，他掏出怀表看时间，然后点烟。我注意到几件事：他双手发抖，手指肿大，颧骨和鼻子的皮肤下可以清楚地看见破裂的细小血管。他没有费事把烟灰缸清干净，但已经收起了酒杯和酒瓶，也特意倒过了垃圾。 “这样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搬其他的东西。”韦斯利说，“如果我们移动了什么，会物归原位的。” “你说过，你们要用的这种化学药剂不会损坏东西，对人体也无害？” “对，这东西没有危险。它会留下细沙一样的残留物——有点像盐水干掉以后。”我对他说，“我们会尽量清理干净。” “你们做这些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在场。”波特紧张地吸了一口烟，“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时间，说大概需要多久？” “希望不超过两小时。”韦斯利环顾室内，虽然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想什么。 我脱下外套，不知道要放在哪里。范德拆开一盒底片。 “如果你们在我回来前弄完了，请把门锁好。不用担心我这里没有警报系统。”波特穿过厨房从后门出去，他发动车子，那声音听来像柴油公共汽车一样。 “实在太可惜了，真的。”范德说着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两瓶化学药剂，“这原本是栋很好的房子，里面却比我见过的贫民窟好不了多少。你们注意到炉子上那个平底锅里的炒蛋了吗？你们还要从这里拿什么？”他蹲在地上，“等准备好了，我再混合这些东西。” “得尽量把能移开的东西都移开。你把照片带来了吗，凯？”韦斯利说。 我拿出罗比尼·纳史密斯一案的现场照片。“你们也注意到了，我们的教授朋友还在用她的家具。” “嗯，那就把它们留着不动。”范德说得好像凶案现场的家具十年后还在原地是平常事一样，“但地毯得移开，我看得出它原本不是这里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韦斯利盯着脚下红蓝相间的编织毯。地毯非常脏，边缘都卷了起来。 “把边缘掀起来，就能看见底下的拼花地板和旁边的一样肮脏、满是刮痕，所以这地毯放在这里没有很久，何况它看起来质量不是很好，我怀疑它是否可以用这么多年。” 我把好几张照片摊在地板上移动，调整，直到角度合适，能看出什么东西需要移开。本来就在这房里的家具，摆放的位置已经不同了。我们开始动手，尽可能地重现罗比尼死亡时的场景。 “好，这棵树放那边。”我像舞台剧导演一样说，“对，把沙发往后再移大概两英尺，尼尔斯。那边再动一点点就好。树大概离沙发扶手四英寸左右，再近一点。这样很好。” “不对，树枝是在沙发上方。” “这树现在长大了。” “我真不敢相信这树还活着。除了细菌和霉菌之外，我很惊讶会有东西能在波特教授附近生存。” “地毯要移开？”韦斯利脱下夹克。 “对，她那时在前门口放了一小条长地毯，茶几下还有一条小的东方地毯。大部分地板上都没铺东西。” 他跪在地上把地毯卷起来。我走到电视机旁，研究放在上面的录像机和从墙内伸出的有线电视缆线。 “这得移到正对沙发和前门的方向，靠着墙。有谁熟悉录像机和有线电视的接线？” “没有。”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这就动手。” 我拔下有线电视和录像机的接头，再拔下电视插头，小心地把它推过没铺东西、满是灰尘的地板。我再次比对照片，又推了几英尺，直到它正对着前门。然后我环顾四壁。波特显然有收集艺术品的习惯，他喜欢的那个艺术家我看不清楚署名，但从作品看来像是法国画家。好几幅炭笔素描画着女性躯体，有大量的曲线、粉红斑点和三角形。我们一幅一幅拿下来，靠在餐厅的墙上。这时客厅几乎空了，我也被灰尘弄得全身发痒。 韦斯利用手臂抹去额上的汗，看着我。“好了吗？” “我想差不多了。当然，并不是每样东西都全了。原来这里有三把桶状靠背椅。”我指了指。 “在卧室里。”范德说，“一间卧室里有两把，另一间有一把。要不要搬出来？” “也好。”他和韦斯利把椅子搬了进来。 “她原来在那边墙上挂了一幅画，在通往饭厅的门右边也有一幅。”我指出，“一幅是静物，另一幅是英国风景画。波特除了受不了她买的画，对其他的东西似乎都没有意见。” “我们得把屋里的窗帘都拉上。要是还有光透进来，就剪一片这种纸，”范德指着地上一卷厚重的棕色纸，“用胶带贴在窗子上。”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屋里充满了脚步声，百叶窗拉上的咔啦声，还有剪刀剪纸的声音。偶尔也有人大声咒骂，因为纸剪得太短或者胶带粘成一团了。我留在客厅里，遮住前门和面街的两扇窗子上的玻璃。等我们重新聚在客厅里，关灯之后，屋里变得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完美极了。”范德重新打开天花板上的灯。他戴上手套，拿出蒸馏水、化学药剂和两个塑料喷瓶放在茶几上。“我们这样办，斯卡佩塔医生，你来喷，我来录像，如果某个区域有反应就继续喷，直到我叫你往前移动。” “你要我做什么？”韦斯利问。 “别碍事就好。” “这里面是什么？”他问，看着范德打开装化学药剂的瓶盖。 “你不会想知道的。”我答道。 “我是个大男人了，告诉我。我不会吓死的。” “这种试剂混合了蒸馏水、过硼酸钠，还有三胺邻苯二甲醯胺与碳酸钠。”我说着从皮包里拿出一双手套。 “你们确定这东西对这么久的血迹也有用？”韦斯利问。 “事实上，分解的旧血迹对感光剂的反应比新鲜血迹强，因为血液氧化的程度愈高，效果就愈好，而血迹愈旧，氧化的程度就愈高。” “这里的木头都没有经过盐处理吧，你说呢？”范德环顾四周。 “应该没有。”我对韦斯利解释道，“用感光剂的最大问题就是错误的阳性反应。很多东西都会跟它起作用，比如铜和镍，还有盐处理过的木头上的铜盐。” “它也喜欢铁锈、家用漂白水、碘酒和福尔马林。”范德补充说，“还有香蕉、西瓜、柑橘类水果以及好几种蔬菜里都有的过氧化酶，山葵也是。” 韦斯利笑着看看我。范德打开一个封套，拿出两方沾有稀释的干血迹的滤纸。然后他把这种溶液加进那种溶液里，叫韦斯利把灯关上。迅速喷两下，茶几上就出现了一层泛蓝的荧白光。它消失的速度几乎与出现的速度一样快。 “拿着。”范德对我说。我感觉喷瓶碰到手臂，便接了过来。范德按下录像机的开关，一个小红点亮起，夜视灯发出白光，随着他的视线转动，像一只夜光的眼睛。 “你们在哪里？”范德的声音在我左边响起。 “我在房间正中央，感觉茶几边缘抵着我的腿。”我说着，仿佛我们是在黑暗里玩耍的孩子。 “我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一点也不会碍事。”韦斯利的声音从餐厅的方向传来。 范德的白灯缓缓地朝我移来。我伸手碰到他的肩膀。“准备好了吗？” “我在录。开始吧，一直往前走，直到我叫你停。” 我开始喷洒四周的地板，手指不停按压把手，面前浮着一层水雾，各种几何形状也开始在我脚边成形。一时间，感觉像是在黑暗中飞越过遥远地面上的城市灯火。拼花地板缝隙中的旧血迹发出了蓝白色的荧光。我喷了又喷，一点也不知道我在什么东西的哪个方向，只看见屋里满是足迹。我撞上的榕树盆栽的盆上出现模糊的白色条纹，右边的墙上有好几个涂抹的手印。 “开灯。”范德说。 韦斯利打开客厅的灯，范德把三十五厘米的相机固定在三角架上。拍摄时唯一的光源就是感光剂的荧光，底片需要很长的曝光时间才能捕捉影像。我拿了满满一瓶感光剂，等灯光再度熄灭，就对着墙上的手印喷个不停，让相机把这诡异的影像捕捉到底片上。然后我们继续移动。松散宽大的抹痕出现在壁板和拼花地板上，皮沙发上的缝痕处出现了一条霓虹灯般的影线，不完整地描摹出椅垫的形状。 “你可以把椅垫移开吗？”范德问。 我让椅垫一个个滑到地上，喷洒沙发。椅垫之间现出荧光，靠背上出现了更多刮擦与涂抹的痕迹，天花板上则出现了小小的明亮星座。在那台老电视机上，我们碰到第一个假的阳性反应，旋钮和荧光屏边缘的金属部分亮了起来，有线电视的缆线连接部分也变成稀薄牛奶般的蓝白色。电视机上没什么特别的，只有几块模糊的痕迹可能是血，但在电视机前方的地板上，罗比尼原本陈尸的地方，出现了疯狂的反应。血迹大量渗透，程度之强使我连拼花地板镶嵌物的边缘和木头的纹理纤维都看得清清楚楚。从荧光反应最强烈的区域拖出了一条几英尺长的痕迹，附近有些奇特的痕迹，是几个略有重叠的环形，其圆周比篮球略小。 搜索并不仅限于客厅，我们开始跟着脚印走，其间不时被迫重新开灯调配更多试剂，把碍事的杂物移开，尤其是罗比尼以前的卧房，现在是波特教授住，里面简直是书本与文件的垃圾掩埋场，地板上堆了几英寸厚的研究论文、期刊文章、考卷，以及许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书籍。衣服丢得到处都是，分别挂在其他东西上，凌乱得像是衣橱里卷起了一场旋风，在房间中央形成旋涡。我们尽量把东西捡起来，在没整理的双人床上左一堆右一堆地叠，继续跟着华德尔血淋淋的足迹走下去。 这足迹把我领进了盥洗室，范德跟在我后面。地板上散布着鞋印和模糊的污渍，我们在客厅里发现的那些环状痕迹也再度出现在浴缸旁。我开始喷洒墙壁，到一半高度时，马桶两侧突然出现了两个巨大的手印。录像机的小灯移得更近了。 范德用兴奋的声音说：“把灯打开。” 用最保守的说法来形容，波特的盥洗室和他地盘其余的部分一样脏乱。范德凑近去看手印出现的地方，鼻子几乎贴到墙上。 “看得见吗？” “嗯。好像勉强可以。”他眯着眼把头偏向一侧，又偏向另一侧，“这实在太棒了。你们看，这壁纸是深蓝色的设计，所以肉眼看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它的质料又是塑料或者乙烯树脂的——换句话说，这种表面很适合保存指纹。” “老天。”站在浴室门口的韦斯利说，“那个马桶好像从他搬进来就没刷过。要命，他连马桶都没冲。” “就算他不时拖拖地、擦擦墙，也不能真的把血迹清得一千二净。”我对范德说，“比方说，在这种油毡地板上，残留物会深入粗糙的表面，用感光剂就可以把痕迹呈现出来。” “你是说，如果我们十年后再来这个地方喷一次，还是能找到血迹？”韦斯利惊异不已。 “要消除大部分的血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所有的油漆都重新刷过，贴上新的壁纸，重铺地板，丢掉家具。”范德说，“如果你要彻底除掉所有的痕迹，那就只有把房子拆了重盖。” 韦斯利看看手表。“我们在这里三个半小时了。” “我建议我们分工。”我说，“本顿，我们把其他房间恢复成原来的混乱样子，尼尔斯，你就留在这里弄你的。” “行，我去把Luma—Lite拿来架好，希望它能让边缘的细节变得更清楚。” 我们回到客厅里。范德Luma-Lite和摄影器材拿进盥洗室，韦斯利和我环顾着四周的沙发、旧电视机，还有满是灰尘和刮痕的地板，两个人都有点怔忡。房里开了灯，一点也看不出我们在黑暗里见到的那些可怕痕迹。在这个晴朗的冬日午后，我们重回过去，目睹了朗尼·乔·华德尔的暴行。 韦斯利站在贴着纸的窗边一动也不动。“我不敢坐下，也不敢靠在任何东西上。天哪，这要命的屋里到处都是血。” 我环顾四周，回想着在黑暗中逐渐淡下去的白色痕迹，缓缓移动视线——从长沙发到地板，然后停在电视机上。被我移到地上的沙发椅垫还在原位，我蹲下去看个仔细。渗进棕色缝接处的血迹已经看不见了，棕色的皮椅背上也没有抹痕和条纹。但仔细检查后，我发现了一样重要但不见得意外的东西。靠背旁的一个坐垫侧面有一条割痕，长度不超过四分之三英寸。 “本顿，华德尔是不是左撇子？” “好像是。” “他们认为，他是在电视机附近的地板上殴打并刺死她的，因为她的尸体旁边有那么多血，”我说，“但很可能不是这样，他是在沙发上杀死她的。我要到外面去一下。要不是这个地方脏得像猪窝一样，我可能会有冲动，偷一根教授的香烟抽。” “你好久都那么乖了。”韦斯利说，“来一根没有滤嘴的骆驼牌，你就感觉好多了。出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吧，我来清理。” 我走到屋外，听见窗上的纸扯下来的声音。 那天晚上是本顿·韦斯利、露西和我的记忆中最奇特的一个新年夜。我倒不至于夸张地说，那个假期对尼尔斯·范德有多奇怪。我晚上七点和他通过电话，他还在实验室里，不过相当正常，万一哪天发现两个人的指纹居然是一模一样的，范德这种人就会觉得失去活着的意义。 当天近傍晚，范德把现场的录像带剪接好，交给了我几卷复制品。于是当晚前半段的大部分时间，韦斯利和我守在我的电视机前，一边慢慢看着内容，一边做笔记、画图解。露西则负责做晚饭，不时进客厅看上一两眼。黑暗的画面上，发着荧光的影像似乎没让她有什么不舒服。外行人乍看之下，是不可能知道这些影像代表什么意义的。 八点半，我们看完那些带子，并完成了笔记，也相信我们已经画出了凶手的活动轨迹：从罗比尼·纳史密斯踏进屋里的那一刻，一直到华德尔从厨房后门出去为止。把一桩结案多年的案子的现场用倒溯的方式拿出来研究，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第一回。但由此演绎出的情节是很重要的，也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至少很满意地证明了韦斯利之前的话是正确的。朗尼·乔·华德尔不符合我们要找的这个怪物的特征。 在我看过的犯罪现场重建过程中，我们追踪到的那些隐藏的抹痕、污渍、喷洒和迸溅的血迹，可以说最接近“立即回放”了：虽然，在法庭上我们归纳出的结论大部分都会被认为是个人意见，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华德尔的人格，我们确定抓住他的特性了。 由于我们在屋里其他区域找到的血迹显然都是华德尔带过去的，说他只在客厅里攻击罗比尼致死，应该符合事实。前门和厨房的门锁都是没有钥匙就打不开，既然华德尔是破窗进入屋子，离开的时候则是走厨房的后门，因此罗比尼从店里回来时应该是从后门进屋的。她也许懒得重新锁上门，但更有可能的是她根本没时间这么做。据推测，华德尔正在翻箱倒柜，听见她开车回来、停在屋后的声音，然后走到厨房，从墙上挂着的那组不锈钢刀具中取下了一把牛排刀。她开门时，他正等着她。一开始，他可能只是一把抓住她，经过走廊把她强押到客厅里。他或许还跟她说了一会儿话。但或许没过多久，冲突便演变成肢体攻击了。 华德尔刺下第一刀时，罗比尼是衣着整齐地坐或躺在长沙发靠近树的那一端。溅洒在沙发靠背、花盆，还有附近的深色壁板上的血迹，符合动脉被切断时血液喷涌出来的样子。如此造成的溅洒血迹让人想起心电图上血压随着脉搏高低起伏的轨迹，而死人是没有血压的。 由此我们知道，罗比尼刚被攻击时还活着，人在沙发上。但华德尔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的时候，她不太可能还在呼吸，因为仔细检查之下，发现她染血的衬衫前襟上有一个四分之三英寸长的切痕，刀就是从那里刺进她胸口，并前后移动，完全切断了她的大动脉。之后她又被刺了许多下，而且被咬，于是可以归纳出，华德尔大部分心智丧失、切割狂的攻击行动都是在她死后才进行的。 然后，这个后来宣称不记得杀死“电视上那个小姐”的人，突然在某种程度上清醒过来。他从尸体上爬起来，重新思索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沙发附近没有拖拉的痕迹，这表示华德尔很可能是把尸体从沙发上抱起来，放在房间另一头的地板上。他把尸体拉直竖起来，靠在电视机上，然后动手开始清理。我相信浮现在地板上那些一圈一圈的痕迹是水桶留下来的，他一趟趟地提水经过走廊，在浴缸和尸体之间来来去去。每当他回到客厅用毛巾擦血，或者在继续偷东西、喝她藏酒的过程中，走回来看看死者，他的鞋底就再次沾上血迹。所以她屋里才会有那么多来来回回的鞋印。这些行为又解释了另外一点：华德尔在犯案之后的行为并不像是一个毫无悔意的人。 “他的情况是这样，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农庄小孩生活在大都市里。”韦斯利解释道，“他偷窃是为了有钱吸毒，这种恶习慢慢把他的脑子搞坏了。一开始是大麻，然后是海洛因、古柯碱，最后是天使尘。某天早上他突然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在残害一具陌生人的尸体。” 炉火发出哗剥声，我们盯着那些浮现在黑暗的电视荧光屏上的白色大手印。 “警方并没有在马桶里或旁边找到呕吐物。”我说。 “他可能也把那里清理过了。谢天谢地，他没有擦马桶后面的墙。要不是吐到抱着马桶不放的严重程度，是不会那样靠在墙上的。” “指纹在马桶后面挺高的地方。”我指出，“我想他吐了，站起来的时候觉得头晕，摇摇晃晃地往前倒，在千钧一发时举起手抵住墙，没有一头撞上去。你认为如何？他是懊悔不堪，还是只是吸毒吸昏头了？” 韦斯利看着我。“我们来考虑一下他怎么处理尸体的。他把尸体竖直，试着用毛巾把她擦干净，然后把她的衣服相当整齐地堆在她脚踝附近的地板上。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他是把尸体猥亵地展示出来，并借此表示鄙视；或者他是在做出他认为能表达关怀的举动。我个人认为是后者。” “那么艾迪·希斯的尸体被摆成的样子呢？” “那个感觉不一样。艾迪的姿势再现了罗比尼的姿势，但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他话未说完，我就突然意识到了是哪里不对劲。“就像照镜子一样。”我惊异地对韦斯利说，“镜子映出来的影像是颠倒或者相反的。” 他好奇地看着我。 “你记不记得，我们拿罗比尼·纳史密斯的现场照片和艾迪·希斯的尸体位置图所做的比较？” “记得很清楚。” “你说凶手对他做的——从咬痕，到他的尸体被靠在一个箱状物上，再到他的衣服被整齐地堆在一旁——就像用镜子反映出罗比尼的情况一样。但罗比尼大腿内侧和乳房上方的咬痕是在她身体的左侧，而艾迪的伤口——我们认为是用来消除咬痕的——则是在右侧，他的右肩膀和右大腿内侧。” “嗯。”韦斯利还是一头雾水。 “与艾迪陈尸现场最像的照片，是她赤裸的尸体靠在大电视机上那张。” “没错。” “我的意思是，也许杀害艾迪的凶手看到了同一张罗比尼的照片。但他的方向是根据他自己身体的左和右。这样他的右边就是罗比尼的左边，他的左边就是她的右边，因为照片里的她是面对观看者的。” “这真不是个令人愉快的想法。”韦斯利说。电话响起。 “姨妈？”露西在厨房里叫我，“是范德先生打来的。” “找到一个确认的了。”范德的声音从电话另一头传来。 “在珍妮弗·戴顿屋里留下指纹的人的确是华德尔？” “不，问题就在这里，那个人绝对不是他。” 第十二章 接下来的几天内，我聘请尼古拉斯·古鲁曼做我的律师，把我的财务记录和其他一切他要求的资料交给他。卫生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建议我辞职，媒体上的报道也依然没完没了，但我知道了很多一周之前我还一无所知的事情。 十二月十三号晚上死在电椅上的人，的确是朗尼·乔·华德尔，然而他的身份却还活着，在市内为非作歹。从目前能查出的资料判断，在华德尔死前，他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的SID号码就与另外一个人的号码对调了，之后那个人的SID号码从犯罪记录交换中心完全删除。这表示有个逍遥法外的暴力罪犯在作案的时候连手套都不用戴。拿他的指纹去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查，永远会查到一个已死的罪犯身上。我们知道这个穷凶极恶、无法无天的人留下了一些羽毛和油漆碎片，但除此之外，连猜他是谁都无从猜起，直到新年之后的一月三号。 那天早上，《里士满时报·快讯》刊登了一篇暗藏玄机的报道，内容是关于价格高昂、在小偷眼中奇货可居的凫绒制品。下午一点十四分，负责该虚构调查行动的汤姆·路瑟罗警官接到了当天的第三个电话。 “喂，我叫希尔顿·苏利文。”那个人大声说。 “先生，请问有何贵干？”路瑟罗以低沉的声音问。 “关于你在调查的那件案子，凫绒的衣服和产品据说很受小偷欢迎。今天的早报上有一篇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里面说负责的警探是你。” “对。” “警察这么愚蠢，实在让我很恼火。”他声音更大了，“报上说从感恩节到现在，在里士满市区已经有好些店里、车子上、家里的凫绒制品被偷了。你知道，几条被子啦、一个睡袋啦、三件滑雪夹克啦，什么什么的。记者还访问了好几个人。” “苏利文先生，你的重点是什么？” “嗯，记者显然是从警察那里得到这些失主姓名的。换句话说，就是你告诉他们的。” “这是公众信息。” “我才不在乎这个。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提到这个失主，就是我？你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对不对？” “抱歉，先生，我好像不记得了。” “我就知道。有个该死的浑蛋闯进我公寓里来个大搬家，警察除了把黑粉撒得到处都是之外——而且我告诉你，那天我刚好穿着白色的克什米尔毛衣——什么也没做。这是你那些该死的案子之一。” “你的公寓是什么时候被闯入的？” “你不记得了吗？那个为了羽绒背心大呼小叫的人就是我啊。要不是我，你们这些家伙根本连凫绒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跟那个警察说我被偷的东西里包括一件背心，打了折还花了我五百块，你知道他怎么说？” “不知道，先生。” “他说：‘那里面塞的是什么，古柯碱啊？’然后我说：‘不是，大侦探，是绵凫的羽绒。’结果他东张西望紧张得要命，手还放到枪托上。那个笨蛋还真以为我家里有个叫艾德的人，我正叫他趴下，好像我要拔枪还是干什么。我就索性离开了，然后——” 韦斯利关上录音机。 我们坐在我家厨房里，露西又到我的健身俱乐部去运动了。 “希尔顿·苏利文说的这件入室窃盗案，是在十二月十一号星期六报案的。之前他不在城里，等他那个星期六下午回到公寓里，便发现他家遭窃了。”韦斯利解释道。 “他的公寓在哪里？”我问。 “在市区的西富兰克林街，一栋砖造的老建筑，这个公寓价格最少也要十万块。苏利文住在一楼。窃贼是从没有锁紧的窗户闯进去的。” “没装保安系统？” “没有。” “什么被偷了？” “珠宝、钱，还有一把点二二的左轮。当然，这并不表示苏利文的左轮就一定是那把用来杀死艾迪·希斯、苏珊和唐纳修的枪。但我想最后会发现，是因为这桩案子毫无疑问是那个家伙干的。” “找到指纹了吗？” “找到不少，在市警局那里。你也知道他们积了多少案子没有办完，杀人案那么多，相比之下盗窃案就不那么紧急了。在这件案子里，隐藏的指纹已经处理过了，但就那么放在那里。路瑟罗接到这个电话后，彼得立刻就去把那些指纹截了过来。范德已经在系统里查过了，三秒钟就得到结果。” “又是华德尔。” 韦斯利点点头。 “苏利文的公寓离春街多远？” “走路就能到。我们可以知道那家伙是从哪里逃出来的了。” “你在查最近释放的案例？” “当然了，但我们不会在某人桌上的一堆文件里找到。典狱长很小心，不会留下这种小辫子。不幸的是，他已经死了。我想是他把这个犯人放出去的，而那个人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偷一间公寓，可能也弄了辆车。” “唐纳修为什么要放犯人呢？” “我的想法是，典狱长有某些见不得人的活几需要找人做，便挑了一个犯人当私人的地下工作人员，把这头禽兽给放了。但唐纳修在策略上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挑错了人，因为犯下这些凶杀案的犯人不可能让任何人控制他。凯，我认为唐纳修可能没打算害死任何人，直到珍妮弗·戴顿被杀，他才吓坏了。” “冒充约翰·戴顿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的人，大概就是他。” “很有可能。重点在于，唐纳修原来的计划是要把珍妮弗·戴顿的房子彻底搜查一遍，因为某人要找某样东西——或许是找跟华德尔的通信记录。但单纯偷点东西不好玩，典狱长的这位小宝贝更喜欢伤害别人。” 我想到珍妮弗·戴顿客厅地毯上的压痕、她脖子上的伤，还有在她的餐厅椅子上找到的指纹。 “他可能强迫她坐在客厅中央，站在她后面用手勒住她的脖子，一边逼问她。” “用这种方式确实可以逼她说出东西放在哪里，但他这么做是基于虐待狂的动机。说不定逼她提早拆开圣诞礼物也是出于这种动机。”韦斯利说。 “这样的人会费劲把她的尸体放在车里，伪装成自杀吗？” “有可能。这家伙被关过，不想再进去，而且看看能骗过谁也是种挑战。他把咬在艾迪·希斯身上的痕迹去除了。就算他搜过珍妮弗·戴顿的屋子，也没留下证据。至于苏珊的案子，他唯一留下的证据是两颗点二二的子弹和一根羽毛，更不用说这家伙还篡改了指纹记录。” “你认为这是他出的主意？” “想出这一招的大概是典狱长，用华德尔的记录来掉包可能是为了方便，当时华德尔快要遭处决了。如果我要找某个人的记录跟一个犯人换，也会选华德尔。这样一来，那个犯人的指纹要么会追查到一个已死的人身上，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那个死人的记录会从州警的电脑里删除，所以万一这个小帮手做事不利落，在某处留下了指纹，也根本无法比对。” 我哑口无言地瞪着他。 “怎么了？”他眼中闪过一抹惊讶的神色。 “本顿，你知道我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吗？我们这么坐在这里，谈论着在华德尔死前就被篡改的电脑记录，这表示在华德尔死前已经有一桩盗窃案发生，还有一个小男孩被杀害。换句话说，典狱长的这个‘地下工作人员’，是在华德尔处决之前就被释放了。” “在这一点上不可能有疑问吧？” “那么表示他们认定，华德尔会死。”我指出。 “老天，”韦斯利有些畏缩，“谁能确定呢？州长可以不折不扣地在最后一分钟插手干预啊。” “显然，有人事先知道州长是不会干预的。” “唯一能确定这一点的人就是州长。”他替我把话说完。 我起身走到厨房窗前。一只公红雀从喂食器里啄食着葵花子，然后展开血红的羽翼飞走。 “为什么？”我问的时候没有转身，“州长为什么会对华德尔有特殊的兴趣？” “我不知道。” “如果这是真的，那他不会希望这个凶手被抓到，因为被抓到的人会招供。” 韦斯利一言不发。 “跟这件事有牵扯的人都不会希望这个人被抓到，也不会希望我在现场。最好是我辞职或者被开除——如果这些案子愈闹愈大，弄得满城风雨。帕特森和诺林走得很近。” “凯，有两点我们还不知道：一个是动机，另一个是凶手自己有什么打算。这个家伙是在做想做的事，从艾迪·希斯开始。” 我转过身面对他。“我想他从罗比尼·纳史密斯就开始了，这个怪物研究过她陈尸的照片，在攻击艾迪·希斯之后，就有意或无意地依样行事，把孩子的尸体靠在垃圾车旁。” “很有可能。”韦斯利说着，眼睛望向远方，“但囚犯怎么能看到罗比尼·纳史密斯遇害的现场照片？这种东西又不会装在华德尔的监狱制服里。” “这可能只是本·史蒂文斯帮的另一个忙。还记得吧，我告诉过你，从档案处把那些照片拿来的人就是他。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人提起这些照片？唐纳修或其他人怎么会想到要这些照片？” “因为那个凶手要，也许这是他的要求，也许是作为特殊服务的奖赏。” “这实在太恶心了。”我带着压抑的愤怒说。 “的确是。”韦斯利迎视我的眼睛，“这就回到凶手的打算上了，他有什么需要和欲望？关于罗比尼的案子，他很可能听说过很多。他可能知道华德尔的很多事，想到华德尔对被害人所做的事，他就感到兴奋。对于一个有着极具侵略性的、强烈的暴力性幻想的人，那些照片很令人兴奋。如果说这个人把那些现场照片——其中一张或好几张——加进自己的幻想里，这样的推论也不离谱。突然之间，他自由了，看见一个年轻的男孩在黑暗中走向一家便利店。幻想成真，他就把它实现了。” “他再创了罗比尼·纳史密斯的死亡场景？” “对。” “那你觉得他现在的幻想是什么？” “被追捕。” “被我们追捕？” “被我们这一类的人。恐怕他自认比所有的人都聪明，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他。他幻想可以玩些把戏，犯下一些凶杀案，来供他一再玩味这些景象。对他来说，幻想不是行动的替代品，而是为行动作准备。” “没有别人的帮忙，唐纳修不可能自编自导地篡改记录，然后释放这样一个怪物，或者做任何事情。”我说。 “是不可能。他一定有关键人物的帮助，比方说州警总部的人，也许是市警局甚至联邦调查局管记录的人。如果你握有某人的把柄，就可以收买他。” “就像苏珊一样。” “我不认为苏珊是关键人物，本·史蒂文斯的可能性比较大。他常去酒吧寻欢作乐。你知不知道他弄得到古柯碱的时候，也喜欢吸一点？” “没什么事会让我惊讶了。” “我派了几个人去调查过很多人，你手下这位行政人员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人一旦跟毒品沾上了，最后就会和坏人混在一起。史蒂文斯的种种恶习使他很容易成为唐纳修那种人渣的目标。唐纳修可能派某个喽哕故意在酒吧里碰上史蒂文斯，两个人聊起来。接下来，他就对史蒂文斯提出了一个可以赚不少外快的建议。” “详细内容是什么呢？” “我猜是要他负责阻碍华德尔在停尸间的指纹采集程序，以及负责让档案处华德尔那张大拇指的血指纹照片消失。这可能只是开始。” “然后，他把苏珊也招了进去。” “苏珊并不愿意，但她经济上也有很大的问题。” “你认为付钱的人是谁？” “付钱的人可能和当初去结识并招揽史蒂文斯的是同一个人，某个唐纳修的手下，或许是警卫之一。” 我想起带马里诺和我参观监狱的警卫罗伯兹，记起他冰冷的眼神。 “假设这个接头的人是警卫好了，”我说，“那么跟他碰面的人是谁，苏珊还是史蒂文斯？” “我猜是史蒂文斯。史蒂文斯不会信任苏珊，让她经手很多钱，也不会愿意少赚一笔，小人相信每个人都是小人。” “他跟接头的人碰面领取现金，”我说，“然后他和苏珊碰面，分她一点？” “她圣诞节当天离开父母家，说要去访友，实际情况可能就是要去见史蒂文斯，只是凶手快了一步。” 我想起在她的衣领和围巾上闻到的古龙水，也记起了翻寻史蒂文斯办公桌的那晚当面质问他时，他的举止。 “不，”我说，“事情不是这样。”韦斯利看着我。 “照史蒂文斯那种个性，苏珊的遭遇可能是受到他的陷害。”我说，“他除了自己，不关心任何人，而且是个懦夫。事情如果变得棘手，他会是个缩头乌龟，第一反应就是让别人当替死鬼。” “就像他中伤你、偷走档案一样。” “完美的例子。”我说。 “苏珊是十二月初把那三千五百元存进去的，在珍妮弗·戴顿死前的两个星期里。” “对。” “好，凯，我们倒回去一点。华德尔被处决几天后，苏珊或史蒂文斯或他们两个人一起试图闯进你的电脑。我们推论，他们要找的是验尸报告里的某样东西，是苏珊在解剖时无法亲眼看到的。” “那个华德尔要求与他一起埋葬的信封。” “这一点我还是想不通。收据上的条形码并没有证实我们之前的猜测——当时我们想的是那些位于里士满和梅克伦堡之间的餐厅和收费站，因为那些收据来自于华德尔被处决前十五天从梅克伦堡移监到里士满的路上。收据上的日期虽然吻合，但地点不符。按条形码可以追查到这里和彼得斯堡之间的一段九十五号州际公路。” “你知道，本顿，这些收据的解释很可能非常简单，我们都忽略了。” “我洗耳恭听。” “不管调查局派你出差到哪里，你的例行公事跟我出差的时候都一样。你会记录下每一笔支出，留下每一张收据。如果你经常出差，可能就想，等出差几次后再把所有的支出合在一起，一次报销，这样可以少填很多表格。而在报销之前，你会把收据存起来。” “这能解释那些收据的来源。”韦斯利说，“比方说，监狱的某个工作人员需要到彼得斯堡去出差。但那些收据怎么会跑到华德尔的裤子口袋里去呢？” 我想到那个写着让它跟自己一起进坟墓的迫切恳求的信封，然后忆起了一个既重要又平凡无奇的细节。华德尔要受刑那天下午，他母亲获准探视他两小时。 “本顿，你有没有和朗尼·华德尔的母亲谈过？” “彼得前几天到苏福克去见过她。她对我们这种人不抱什么好感，也不太愿意合作。在她看来，她儿子是被我们送上电椅的。” “她没透露什么重要的信息，没说华德尔要被处决的那天下午她去看他时，他的举止怎样？” “根据她的寥寥几句话，他当时很安静、很害怕。倒是有一点很有意思，彼得问她华德尔的私人物品是怎么处理的，她说狱方把儿子的手表和戒指交给她，并向她解释，他已经把书和写的诗都捐给有色人种促进会了。” “她没有质疑？”我问。 “没有，她似乎认为华德尔这么做是合理的。” “为什么？” “她不识字。重要的是狱方对她说谎，也对我们说谎。范德试图追踪华德尔的私人物品、希望找出隐藏指纹的时候，说出这些谎言的极有可能是唐纳修。” “华德尔知道些什么。”我说，“如果唐纳修要找回华德尔写过的每一张纸、每一封寄出的信，那华德尔一定知道某些人不希望他人得知的事。” 韦斯利一言不发。然后他说：“史蒂文斯用的那种古龙水叫什么名字？” “红色。” “你能肯定你在苏珊的外套和围巾上闻到的就是它？” “如果出庭作证的话，我无法发誓，但那种香味颇有特色。” “彼得和我该去和你的那位行政人员开一场小小的祈祷会了。” “好，如果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到明天中午再进行，我可以让他处于适当的心境。” “你要做什么？” “让他紧张起来。”我说。 当晚我正坐在厨房的桌旁工作，听见露西开车进车库的声音，于是起身迎接她。她穿着深蓝色的保暖运动服和我的滑雪夹克，手上拎着运动手提袋。 “我身上很脏。”她说着挣脱我的拥抱，但我已经在她头发上闻到硝烟的味道。我朝下瞥了一眼她的手，她右手上的射击残余物足以使痕迹分析专家狂喜。 “哇，”她走开的时候，我说，“在哪里？” “什么在哪里？”她满脸无辜地问。 “枪啊。” 她迟疑地从夹克口袋里拿出我那把史密斯＆韦森。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携带隐藏武器的执照。”我从她手上接过那把左轮，确定里面没有子弹。 “在自己家里携带隐藏武器又不需要执照。在我进来之前，它是放在车里椅子上的，看得很清楚。” “那样很好，可是不够好。”我平静地说，“来吧。” 她没说话，跟着我走到厨房，一起在桌旁坐下。 “你说你要到维斯伍去运动。”我说。 “我是那么说的。” “你去哪里了，露西？” “密德罗申高速公路旁边的‘射击线’，一个室内射击场。” “我知道那里，你这样做过几次了？” “四次。”她直视我的眼睛。 “我的天哪，露西。” “嗯，不然我要怎么办？彼得又不带我出去。” “马里诺副队长现在非常、非常忙。”我说。这话听来太像哄小孩了，我都感到尴尬。“你也明白现在有哪些问题。”我补充道。 “我当然明白。现在他必须离得远远的。如果他必须离你远远的，也就得离我远远的。他正在街上办案，因为有个神经病在到处杀人，杀了典狱长和你手下的停尸间管理人。至少彼得可以照顾自己。我昵，我才被教过一百零一次如何射击。哦，真是太谢谢了。这就像给我上一堂网球课，然后帮我报名参加温布尔登大赛一样。” “你反应过度。” “不，问题在于你反应不够。” “露西……” “如果我告诉你，每次我来看你，都不停地想着那天晚上，你会作何感想？” 我完全知道她说的是哪天晚上，尽管这么多年来，我们都表现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什么。 “如果随便哪件跟我有关的事都让你生气，我会很不好受。” “随便哪件事？那次的争隋只是‘随便哪件事’吗？” “当然不是。” “有时我晚上惊醒过来，因为梦见有枪声。我听着那要命的寂静，想起那天晚上躺在那里盯着一片黑暗。那时我吓得动弹不得，还尿了床。然后警笛声大作，红色警示灯不停地闪，邻居们都走到门廊上或者站在窗边看。他们把他抬走的时候，你不肯让我看，也不肯让我上楼。而我真希望我看到了，因为想象中的更糟。” “那个人已经死了，露西，他不能再伤害任何人了。” “还有人跟他一样坏，或许更坏。” “我也不会否认这一点。” “那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帮助那些受邪恶之徒摧残的人，你还要我做什么？” “如果你让自己出事，我发誓会恨你。”外甥女说。 “如果我真的出了事，谁恨我大概也都不重要了吧。但我不希望你恨任何人，因为恨意会对你自己造成伤害。” “嗯，我会恨你的，我发誓。” “露西，我要你答应我，不再对我说谎。” 她一言不发。 “我根本不希望你觉得有什么事情需要瞒着我。”我说。 “我告诉你想去射击场，你会让我去吗？” “得要有马里诺副队长或者我陪你才可以。” “姨妈，要是彼得抓不到他怎么办？” “办这件案子的不止马里诺副队长一个人。”我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嗯，我替彼得感到难过。” “为什么？” “他得阻止这个不知道是谁的人，而且他连跟你说话都不行。” “他应付得来，露西，他是专业人员啊。” “米歇尔可不是这样说的。” 我瞥了她一眼。 “我今天早上跟她通过电话，她说彼得前几天晚上到她家去见她父亲。他看起来糟透了，脸红得像消防车一样，情绪也很恶劣。韦斯利先生劝他去看医生或者休几天假，但门儿都没有。” 我非常沮丧，很想立刻打电话给马里诺，但知道这是不智之举，于是我改变话题。 “你和米歇尔还谈了些什么？州警的电脑中有什么新发现吗？” “没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试着找出华德尔的SID号码是跟谁掉包的，但硬盘上所有标明删除的记录都早已被覆盖了。这个动手脚的人动作很快，在记录改变之后，把整个系统都做了备份，这样我们就不能用犯罪记录交换中心较早的版本来查SID号码，看看谁的记录不见了。一般来说，至少都会有一份三到六个月以前的备份，但这里就没有。” “听起来像是内贼干的。” 我觉得和露西一起在家里变得很自然，她不再只是个客人或者暴躁易怒的小女孩。“得打个电话给你妈妈和外婆。” “非得今晚打不可吗？” “不用，但我们得讨论你回迈阿密的事情。” “学校要到七号才开学，而且前几天的课我不去上也无所谓。” “上学是很重要的事。” “也是非常容易的事。” “那你就该想办法让它变得比较困难啊。” “逃课几天，就会变得比较困难。”她说。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我打电话给罗丝，我知道那时在开行政会议，这表示本·史蒂文斯正在忙，不会知道我在和别人通话。 “情况如何？”我问我的秘书。 “糟透了。怀亚特医生没办法从罗诺克那边过来，山上在下雪，路况很差。所以昨天费尔丁有四个案子要解剖，却没有人能帮忙，而且他还得出庭，后来又被叫到一个现场去了。你跟他通过话了吗？” “等那个可怜人有空接电话的时候，我再跟他商量一下。现在应该是联系一些旧同事的时机了，看看有没有人能来这里帮一阵忙。简森在夏洛茨维尔执业，要不你联系他试试看，问他愿不愿意打个电话给我。” “当然，这是个好主意。” “告诉我史蒂文斯在做些什么。”我说。 “他很多时候都不在这里。他签单外出时只不清不楚地写几个字，没人能确定他去了哪里。我怀疑他在找新工作。” “提醒他，别找我写推荐函。” “我倒希望你大力推荐他，这样就有人把他接收过去了。” “我想请你打个电话到DNA实验室，请唐娜帮我个忙。她应该收到了一份向实验室要苏珊胎儿组织分析结果报告的申请单。” 罗丝没说话，我感觉她开始难过了。 “对不起。”我温和地说。 她深吸一口气。“你什么时候去申请分析结果报告的？” “申请的是莱特医生，那个案子的解剖是他做的。他诺福克的办公室应该已经拿到了一份，跟案子的资料一起。” “不用打电话到诺福克，请他们复印一份给我们？” “不，这事很急，不能等，而且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希望像是我们办公室无意间收到了一份，所以要你直接去找唐娜，请她立刻把报告弄出来，然后你亲自去拿。” “然后昵？” “把它放在最前面那个信箱里，和其他有待整理的化验结果和报告放在一起。” “你确定要这样做？” “绝对确定。”我说。 我挂上电话，拿出电话簿，正在翻找的时候，露西走进厨房。她光着脚，穿着睡觉的那套保暖运动服还没换下来。睡意朦胧地跟我道早安之后，她就开始翻冰箱。我手指滑过一排名字，电话簿上列着差不多四十个姓格瑞姆斯的人，但其中没有叫海伦的。当然，马里诺说那个警卫是“蛮子海伦”，带着刻薄的意味，说不定她根本不叫海伦。我发现有三个人的缩写是h，其中两人是名，另一人是中间名。 “你在干什么？”露西边问边把一杯柳橙汁放在桌上，拉出椅子坐下。 “我在找一个人。”我伸手去拿电话。那三个姓格瑞姆斯的人都不是她。 “也许她结婚了。”露西建议道。 “我想应该没有。”我打给查号台，问到了格林斯威尔新监狱的电话。 “你为什么认为她没结婚？” “直觉吧。”我拨号，“我想找海伦·格瑞姆斯。”我对接电话的女人说。 “你说的这个人是犯人吗？” “不是，她是你们那里的警卫。” “请等一下。”她把我的电话转到另一处去。 “我是沃金斯。”一个男人的声音咕哝道。 “请找海伦·格瑞姆斯。”我说。 “谁？” “海伦·格瑞姆斯士官。” “哦，她不在这里工作了。” “沃金斯先生，能麻烦你告诉我怎么跟她联系吗？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她。” “等一下。”话筒当地撞到木头上，传来蓝迪·崔维斯的背景歌声。几分钟之后，那人回来了，“女士，我们不能透露这种资料。” “没关系，沃金斯先生。只要你告诉我你的大名，我就可以把这些寄给你，你帮我转交给她就好了。” 他顿了顿。“什么东西？” “她订的东西。我打电话问她，要用什么方式寄过去。” “她订了什么？”他听起来不太高兴的样子。 “一套百科全书，共有六箱，每箱重十八磅。” “哎，你可不能把什么百科全书寄到这里来。” “那我该怎么做呢，沃金斯先生？她把钱付了，她留的地址就是你们那里啊。” “要命，等一下。” 我听到翻纸的声音，然后是在键盘上敲击的声音。 “听着，”那人很快地说，“我只能给你一个邮政信箱的地址，你把东西寄到那里去就好了，可别把什么玩意儿寄给我。” 他把地址告诉我就挂断了电话。海伦·格瑞姆斯收信的邮局位于古驰兰郡内。接着我打电话给一个在古驰兰法院工作、跟我交情不错的法警，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在法庭记录里查到了海伦·格瑞姆斯的住址，但她的电话号码没有列在上面。上午十一点，我拿起皮包和外套，到书房去找露西。 “我得出去几个小时。”我说。 “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对那个人说了谎。”她瞪着电脑屏幕，“你根本没有什么百科全书要寄给谁。” “你说得一点也没错，我是说了谎。” “所以有时候说谎是可以的，有时候就不行。”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该说谎，露西。” 我走出房间，她仍坐在我的椅子上，调制解调器的灯一闪一闪，各种电脑使用手册摊开散放在书桌和地板上，屏幕上的光标快速闪动着。我离得远远的，才把那把鲁格放进皮包。虽然我有可以携带隐藏的武器的执照，但我很少这么做。我设定好保安系统，从车库离开向西行驶，从卡瑞街转上河流路。天空是深浅不一的灰，像大理石的花纹。尼古拉斯·古鲁曼哪天都可能打电话给我，我交给他的那些记录里有一枚无形的定时炸弹在倒计时，他要对我说的话，我不会喜欢。 海伦·格瑞姆斯住在“北极餐厅”西边的一条泥路上，旁边是一座农庄。她家看起来像座小谷仓，小小的一块地上没几棵树，窗子上缠绕着枯死的枝叶，我猜那原本是攀爬的天竺葵。门前没有门牌说明住在里面的是谁，但停在门廊旁边的那辆克莱斯勒旧车显示至少屋里有人住。 海伦·格瑞姆斯开门的时候，从她毫无表情的脸上可以看出，我对她来说，就像我的德国车一样陌生。她穿着牛仔裤和没有塞进裤腰的棉布衬衫，两手叉在宽阔的臀部旁，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寒冷的天气和我报上的身份对她好像都没有影响，直到我提醒她我到监狱去参观过，她那警觉的小眼睛里才闪现认出我的神色。 “谁告诉你我住在这里的？”她的脸颊涨得红红的，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打我。 “你的地址登记在古驰兰郡的法院记录里。” “你不应该去查，要是我把你的地址挖出来，你会有多高兴？” “要是你需要我帮助同我现在需要你帮助的程度一样迫切，我是不会介意的，海伦。”我说。 她只是看着我。我注意到她的头发湿漉漉的，一边的耳垂沾了黑色的染料。 “你的上司被杀了。”我说，“我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被杀了，还有其他人，我想这些事你多少听说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凶手以前是春街监狱的犯人——他被释放了，说不定就在乔·华德尔被处决前后那几天。” “我不知道任何人被释放的事。”她的眼神飘向我身后的空荡街道。 “那你知不知道哪个犯人失踪了？也许这个人不是被合法释放的？你在那个职位上，应该知道有谁进监狱、有谁出去吧。” “我没听说过谁失踪。” “你为什么不在那里工作了？”我问。 “健康问题。” 我听见她护卫的空间里的某处传来像关柜门的声音。 我继续努力。“你记不记得朗尼·华德尔被处决的那天下午，他母亲到监狱里去看他？” “她进来的时候，我就在那里。” “你应该搜她的身和她带来的东西了吧？” “是的。” “我想知道华德尔太太带什么东西给她儿子了。探监规定禁止访客带东西给犯人——” “可以申请，她申请了。” “华德尔太太获得许可，可以带东西给儿子？” “海伦，你让暖气都跑出去了。”她身后响起一个甜美的声音。 在海伦·格瑞姆斯粗壮的左肩膀和门框之间，突然出现了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像瞄准器一样盯着我看。惊鸿一瞥中，我看到苍白的脸颊和鹰钩鼻，但那人随即就消失了。门锁发出咔咔声，房门静静地在这位前监狱警卫的身后关上。她背靠着门瞪着我。我又重复了一遍问题。 “她确实带了东西给华德尔，但也不是什么大东西，我就打电话向典狱长申请许可。” “你打电话给弗兰克·唐纳修？” 她点头。 “他同意了？” “我说了，她带来的又不是什么大东西。” “海伦，是什么？” “一张耶稣的图片，差不多明信片那么大，后面写了些东西。我记不清了。类似‘我会在天堂与你同在’的话，但是字拼错了。‘天堂’拼成像‘一对骰子’挤在一起似的。”海伦·格瑞姆斯说话时脸上毫无笑意。 “就这样？”我问，“这就是她带给临死的儿子的东西？” “我跟你说了，就这样。现在我要进去了，你不要再到这里来。”她手握住门把，这时雨滴缓缓从天空中落下，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留下镍币大小的湿痕。 那天稍晚，韦斯利到我家来，他穿着黑色的飞行皮夹克，戴着一顶深蓝色棒球帽，脸上还有一抹笑意。 “怎么样？”我们进入厨房时我问。现在我们很习惯在这里谈话了，他甚至有了固定的坐椅。 “我们没有把史蒂文斯搞垮，不过已经让他摇摇欲坠了。你把化验报告放在他能看到的地方，发挥了效果。他很有理由害怕苏珊·斯多瑞的胎儿组织的DNA测试结果。” “他和苏珊在搞外遇。”我说。很奇怪，我对苏珊的不贞并无反感，只是对她的品位很失望。 “史蒂文斯承认外遇的事，但其他一概否认。” “比方说，他知道苏珊那三千五百元是哪里来的？”我说。 “他完全否认，说自己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不过我们跟他还没完呢。马里诺的一个眼线说，他在苏珊死亡的那一带看到一辆挂着花哨车牌的黑色吉普车，时间也跟我们推断她被害的时间吻合。本·史蒂文斯开的就是黑色吉普车，挂着挑选过的车牌‘14Me’。” “本顿，杀她的不是史蒂文斯。”我说。 “对，不是他。我想史蒂文斯是吓到了，因为对方向他索要珍妮弗·戴顿案子的资料。” “其中的含意非常明显。”我同意，“史蒂文斯知道珍妮弗·戴顿死于他杀。” “他既然是个懦夫，就会决定下一次领钱的时候让苏珊去处理，然后他紧接着跟苏珊碰面，拿他那一份。” “那时候，她被杀了。” 韦斯利点头。“我想，被派去跟她碰头的人杀了她，自己把钱留下了。然后——也许几分钟之后——史蒂文斯就出现在约好的那个地方：草莓街的那条小巷子里。” “你这样说，很符合她在车里的姿势。”我说，“原先她一定是向前趴倒的，这样凶手才能从她颈背开枪。但她被发现时是向后靠在椅子上。” “史蒂文斯动过她。” “他一开始走到车旁，不可能马上就知道她怎么了。如果她趴在方向盘上，他是看不见她的脸的，所以把她往后靠在椅背上。” “然后他逃之天天了。” “如果他出门去见她前刚洒过古龙水，手上就会沾上一点。他把她往后靠时，手会碰到她的外套——大概就在她肩膀一带，所以我在现场闻到了味道。” “我们一定会把他搞垮。”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本顿。”我告诉他，我去见了海伦·格瑞姆斯，从她那里得知了华德尔太太最后一次去见她儿子的事。 “我的假设是，”我说下去，“朗尼·华德尔是要那张耶稣的图片和他一起下葬，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要求。他把图片放在一个信封里，在上面写了‘紧急，极度机密’等等。” “没有唐纳修的许可，他不可能这么做。”韦斯利说，“根据规定，犯人最后的要求必须通报给典狱长。” “对。不管他们是怎么通报的，唐纳修太紧张了，他绝不会让一个封了口的信封塞在华德尔的口袋里，跟着他的尸体一起抬走。所以他批准了华德尔的要求，然后想不动声色地看看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他决定等华德尔死后把信封掉包，于是吩咐某个喽哕负责这件事。这就是收据会牵扯进来的原因了。” “我正等着你解释呢。”韦斯利说。 “那个人搞错了。假设说他办公桌上有一个白色的信封，里面有他前阵子去彼得斯堡出差的收据。而他另外拿了一个类似的白色信封，随便塞了些无关痛痒的东西进去，然后在信封上写上华德尔写在原来那个信封上的字句。” “但是这个警卫写错信封了。” “对。他把字写在那个装收据的信封上。” “后来等他要找收据，却发现信封里装的是无关痛痒的东西时，就会知道搞错了。” “正是。”我说，“苏珊的作用就在这里。如果我是这个搞错了的警卫，我会非常担心，会急着想知道停尸间的法医是打开了信封，还是维持原状。我若是这个警卫，又刚好是负责跟本·史蒂文斯接头，并用钱收买他以确定华德尔的指纹不会列入记录的人，那我就知道该找谁了。” “你会联络史蒂文斯，要他去查那个信封有没有被打开过；如果打开了，那么里面的东西有没有让人起疑或想四处询问。这就是神经太过紧张，反而弄巧成拙的后果，如果他们当初保持冷静，就不会搞出这么多问题。但是史蒂文斯很容易就可以回答那个问题啊。” “其实不然。”我说，“他可以问苏珊，但信封打开时她也不在场。费尔丁是到楼上才拆的，复印一份之后，把原件跟华德尔的其他个人物品一起送出去了。” “史蒂文斯不能把档案拿出来看复印件吗？” “除非他先破坏我柜子上的锁。”我说。 “在他想来，只剩下电脑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否则他就得问费尔丁或问我，但他不会那么笨。我们都不可能把这种机密细节透露给他、苏珊或其他人。” “他的电脑知识够不够让他闯进你的目录？” “据我所知不够，但苏珊上过好几门课，而且办公室里也有UNIX的书。” 电话响了，我让露西去接，她走进厨房时眼神很不自在。 “是你的律师打来的，姨妈。” 她把厨房里的分机移到我手边，我不需离开椅子就可以接听。尼古拉斯·古鲁曼半个字也没浪费在问候上，直接就谈重点。 “斯卡佩塔医生，十一月十二号你开了一张金融账户的支票，面额是一万元，但我在你的银行账单中找不到任何记录可以显示出这笔钱存进了你的任何一个户头里。” “我没有把那笔钱存进去。” “你带着一万元现金走出银行？” “没有，我是在城区的西涅银行开这张支票的，用它买了一张英镑币种的银行本票。” “这张本票是开给谁的？”我以前的教授问，本顿·韦斯利紧盯着我。 “古鲁曼先生，那笔钱是私人用途，与我的职业没有任何关联。” “拜托，斯卡佩塔医生。你知道这样说不够。” 我深吸一口气。 “你当然知道我们会被问到这一点，也明白这样看起来不妙：在你停尸间的助理存进一笔来路不明的现金之前几个星期，你开出了一张金额很大的现金支票。” 我闭上眼睛，用手指梳理头发。韦斯利从桌边站起来，走到我身后。 “凯，”我感觉韦斯利的手按在我肩上，“看在老天的分上，你必须告诉他。” <hr /> 注释： 第十三章 要是古鲁曼从来不曾执业，我也不会把自己的前途交到他手上。但他在教书前是个声誉卓著的诉讼律师，办过民权的案子。在罗伯特·肯尼迪主事的那个时期，也替司法部起诉过很多黑道分子。现在他的客户都是些没有钱而且被判了死刑的人，我很欣赏并感激古鲁曼的认真，也需要他愤世嫉俗的观点。 他没有兴趣协商或宣称我是无辜的，而且拒绝把一丝一毫的证据交给马里诺或其他人。他没有把那张一万元支票的事告诉任何人，说那是对我最不利的证据。我想起他在第一堂刑法课上教给学生的东西：一律说不，一律说不，一律说不。我以前的这位教授一字不差地遵守着这套规则，让罗伊·帕特森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然后在一月六号星期四的早上，帕特森打电话到我家，要我到他办公室里谈一谈。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事情澄清。”他和蔼可亲地说，“我只是需要问你几个问题。” 言外之意是，如果我乖乖合作，更糟的事或许就不会发生。我很惊奇，帕特森居然会认为这种老套的伎俩可以唬得住我。当州政府检察官想聊聊的时候，就表示他是在钓鱼，愿不愿都得上钩。警方也是一样。我遵照古鲁曼的准则对帕特森说不，第二天早上就收到传票，要我一月二十号在特殊大陪审团的面前出庭。接下来是另一张要求我交出财务记录的传票。古鲁曼先是引用了第五修正案，然后提出动议要求撤销传票。一个星期后，我们除了照做，别无选择，否则我就会被判蔑视法庭。几乎同时，诺林州长指派费尔丁为弗吉尼亚州的代理首席法医。 “又有一辆电视采访车开过去了，我刚才看到了。”露西站在客厅窗前朝外看。 “快来吃午饭。”我从厨房里朝她喊，“你的汤要凉了。” 一阵沉默。“姨妈。”之后，她的声音突然听起来很兴奋。 “怎么了？” “你绝对猜不到是谁把车停了下来。” 我从水槽上方的窗子看出去，那辆白色福特汽车停在房前。驾驶座的车门打开，马里诺钻了出来。他拉拉裤子，调整一下领带，眼睛四处逡巡。看着他沿着人行道走向我家门口，我无比感动，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不知该不该高兴见到你。”我开门的时候说。 “嘿，别担心，我不是来逮捕你的。” “请进。” “嗨，彼得。”露西高兴地说。 “你不是应该回学校了吗？” “不是。” “什么？你们南美一月也放假啊？” “对呀，因为天气太差了。”外甥女说，“气温只要一降到二十一度以下，所有的店铺和机构就关闭了。” 马里诺微笑着，我几乎从未看过他这么糟的样子。 一会儿后，我在客厅里生起炉火，露西则出门去办事了。 “你最近怎么样？”我问。 “你会不会叫我到门外去抽烟？” 我把烟灰缸朝他推过去。 “马里诺，你的眼袋大得像公文包一样，脸色通红，而且这屋里也没有暖和到足以让你流汗的地步。” “看得出来你很想念我。”他从后裤袋里掏出一条脏兮兮的手帕擦额头，然后点起一根烟，瞪着炉火看，“医生，帕特森那个浑蛋，他想把你给烤了。” “让他去试试吧。” “他会的，你最好有准备。” “他没有证据可以指控我，马里诺。” “他手上有一个在苏珊家里找到的封套，上面有你的指纹。” “那一点，我可以解释。” “但你无法证明，而且他还有一张王牌。我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你，但还是要说。” “什么王牌？” “你还记得汤姆·路瑟罗吧？” “我知道他，”我说，“但是不认识。” “嗯，他挺会施展魅力的，老实说，他是个很不错的警察。事J隋是这样的，他到西涅银行去打听，说服了其中一个出纳，让她透露关于你的消息。照理说他是不应该问的，而她也不应该说。但她告诉他，记得你在感恩节前的某个时候开过一张面额很大的支票，根据她的说法，是一万块钱。” 我麻木地盯着他。 “我是说，其实不能怪路瑟罗，他只是在尽责工作。但这下帕特森就知道要在你的财务记录里找什么了，等你在特殊大陪审团前出庭的时候，他会狠狠地对你迎头痛击。” 我什么也没说。 “医生，”他倾身向前注视着我的眼睛，“你不觉得应该谈一谈吗？” “不。” 他站起身走到壁炉旁，把挡火屏风移开一点，将烟蒂丢进去。 “该死，医生。”他静静地说，“我不希望你被定罪。” “我不应该喝咖啡，你也不应该，但我想喝点什么。你喜欢热巧克力吗？” “我喝咖啡吧。” 我起身去准备饮料，而思绪像秋天的家蝇一样无力地嗡嗡着飞来飞去，愤怒无处发泄。我煮了一壶低咖啡因的咖啡，希望马里诺喝不出来。 “你的血压如何？”我问他。 “你要听实话吗？有些时候，如果我是水壶，我就会咻咻叫了。” “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 他蹲在壁炉旁，炉火如风声般作响，摇曳的火焰映在黄铜上。 “随便举个例子吧，”我继续说，“你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我不希望你惹上麻烦。” “嘿，州政府检察官、市政府、州长，他们统统去死吧！”他突然愤怒地说。 “马里诺，我们不能屈服。有人知道这个凶手是谁，你有没有和那个带我们参观监狱的警卫罗伯兹士官谈过？” “谈过，一点收获也没有。” “嗯，我跟你那位朋友海伦·格瑞姆斯的会面也没好到哪里去。” “她一定很赏心悦目吧？” “你知道她已经不在监狱上班了吗？” “我从来不知道她在那里做过什么事。蛮子海伦懒得要命，只有在替女访客搜身时才特别勤快。但唐纳修喜欢她，可别问我为什么。他被干掉之后，她转调到格林斯威尔的监视塔去，突然间膝盖还是哪里就有毛病了。” “我有种感觉，她知道的比她说的多，”我说，“如果她和唐纳修交情不错。” 马里诺啜一VI咖啡，望向玻璃拉门。地上结了一层白霜，雪似乎愈下愈快。我想起自己被叫到珍妮弗·戴顿家的那个下着雪的夜晚，脑中出现的景象是一个头上卷着发卷、体重过重的女人坐在客厅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如果凶手逼问过她，必然是有原因的。他到底要去找什么东西？ “你想，凶手到珍妮弗·戴顿家去，是不是为了找信件？”我问马里诺。 “我想他是去找某样和华德尔有关的东西，信件啦、诗啦，这么多年中他可能寄给她的东西。” “你认为他找到了吗？” “这么说吧，他或许四处搜寻过，但手脚太干净了，我们看不出来。” “呃，我不认为他找到了什么东西。”我说。 马里诺疑惑地看着我，又点起一根烟。“根据什么？” “根据现场的情况。她穿着睡袍，卷着发卷，看起来之前是在床上读书，而不像是在等谁来。” “我同意。” “然后，有人出现在她家门前，她一定让他进门了，因为没有强行闯入或者挣扎扭打的痕迹。我想接下来的情况可能是这样：这个人要求她把他要的东西交出来，但她拒绝。他火了，从饭厅搬了把椅子放在客厅中央，叫她坐上去，大概折磨了她一番。他问问题，但她不肯把他想听的告诉他，他用手在她脖子上愈勒愈紧，最后她被勒死了。他把她抱出去，放在她的车里。” “如果他是从厨房进出的，或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到的时候，那扇门没锁。”马里诺思考着。 “有可能。总而言之，我不认为他是有意杀死她的，他把她的死伪装成自杀之后，应该没有再待多久。也许他害怕了，或者只是对自己的任务失去了兴趣。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搜过她家，就算搜了，也没有找到什么。” “我们可是什么也没找到。”马里诺说。 “珍妮弗·戴顿很惊慌。”我说，“她在传真里向古鲁曼表示，华德尔的遭遇中有什么东西错了。显然她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我，甚至试过要跟我联络，但一听到是答录机就挂断了。” “你认为她手上可能有文件或什么，可以告诉我们这乱七八糟的一团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她有，”我说，“在那么害怕的情况下，她也不会把东西放在家里。” “那她会藏到哪里？” “我不知道，但她前夫也许知道。她十一月底不是去他那里待了两个星期吗？” “是啊。”马里诺看来很感兴趣，“事实上，她确实去了。”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在佛罗里达州麦尔斯堡海滩的“粉红贝壳”度假中心找到了威利·崔弗斯，他的声音听起来愉快而有活力。但对于我问的问题，他的回答则含糊不清。 “崔弗斯先生，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会信任我？”最后我绝望地问。 “到这里来一趟。” “现在要我这么做很困难。” “我得见到你才行。”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就是这样。如果我见到你，就可以解读你，知道你是不是值得信任。珍妮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到麦尔斯堡海滩让你解读我，你就会帮我的忙了？” “要看我解读出什么东西而定。” 我订了隔天早上六点五十的机票。露西跟我一起飞到迈阿密，我把她交给多萝茜，再开车到麦尔斯堡海滩。我可能会整晚怀疑自己是不是发神经了。珍妮弗·戴顿这位服膺“全体论医学”的健康狂前夫，很有可能只会浪费我一大堆时间。 星期六，我四点钟起床，雪已经停了。我走进露西的房间叫她起床，听了一会儿她的呼吸声，然后轻轻碰碰她的肩膀，在黑暗中低声叫她的名字。她动了动，马上坐了起来。在飞机上，她睡到夏洛特，之后将那令人无法忍受的情绪一路发作到迈阿密。 “我宁可坐出租车。”她瞪着窗外说。 “你不能坐出租车，露西，你妈妈和朋友会到处找你。” “正好，就让他们开车整天绕着机场转好了。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一起去？” “你得回家，我得直接开车到麦尔斯堡海滩，然后会从那里直接飞回里士满。相信我，不会有什么好玩的。” “和妈还有她刚交往的白痴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好玩的。” “你又不知道他是不是白痴。你还没见过他呢，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 “我真希望妈得艾滋病。” “露西，不可以这样说。” “她该得。我不明白，她怎么可以跟任何一个请她去吃晚餐看电影的猪头上床！她怎么会是你妹妹！” “你小声点。”我低声说。 “如果她真的那么想念我，就会自己来接我，而不是带别人一起来。” “不见得是这样。”我告诉她，“等你哪天谈恋爱了，可能就会明白了。” “你凭什么认为我从没谈过恋爱？”她愤怒地看着我。 “如果你谈过，就知道恋爱会发掘出我们性格中最好和最坏的部分。我们一下子慷慨敏感得要命，一下子又可恶得让人想千刀万剐。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极端的教材。” “我真希望妈赶快度过更年期。” 下午两三点，我一面沿着泰密阿密路在树荫间行驶，一面匆匆补缀罪恶感在我的良心上啃啮出的破洞。每次面对家人，我都觉得烦躁不安。而每次我拒绝面对她们，就感觉像是回到了小时候，那时我学会了不用离家，却在心理上逃避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我在父亲过世之后接替了他的位置。我是家里最理性的人，成绩名列前茅，而且既会烹饪也会理财。面对这个四分五裂且反复多变的家庭，我的反应不是哭泣，而是冷静下来，然后像蒸汽一样消散。因此我母亲和妹妹指责我对她们漠不关心，我成长的过程中也一直暗自抱有羞愧感，觉得她们说得没错。 我开车到麦尔斯堡海滩，车里开着冷气，遮阳板也拉下来遮挡阳光。润泽无垠的天空呈现出鲜活的蓝色，棕榈树像是粗壮的鸵鸟腿上长着鲜绿色羽毛。粉红贝壳度假中心名副其实是粉红色的，后倚艾斯特罗湾，建筑物的阳台正对着墨西哥湾。威利·崔弗斯住在其中一间小屋里，但距我和他约好见面的晚上八点还有一段时间。我登记住进一间单人公寓，一进门就边走边把衣服脱了一地，扯下身上的冬装，从袋子里抓出短裤和运动上衣，七分钟之内就出门跑到海滩上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几英里，因为不清楚时间，而且每一段壮丽的海滩和水域看起来都一模一样。我看着在水里捕鱼的鹈鹕仰起头，像一口灌下波本威士忌般把鱼吞下去。我灵巧地绕过那些搁浅在岸上看似干瘪蓝色气球的僧帽水母。不时有尖细的童声穿透浪涛声传来，像飞舞在风中的一张张彩纸。我捡拾着被潮水冲刷平滑的沙钱，还有像被含吮得扃扁的薄荷糖一样的贝壳。我又开始想念露西了。 当海滩大部分都笼罩在阴影中时，我回到房间去洗澡换衣服，然后开车沿着艾斯特罗大道兜风，直到饥饿感像探测器一样把我引到“船长的大木船”餐厅的停车场。我点了金线鱼和白酒，一边享用一边看着地平线变成一片朦胧的蓝。不久，黑暗中浮起船的灯光，我看不见海水了。 等我找到在鱼饵店和钓鱼码头附近的一八二号小屋时，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放松过了。威利·崔弗斯打开门的时候，我们两个好像已是多年的老友。 “第一件正事是吃点心，你还没吃饭吧？”他说。 我很遗憾地告诉他我吃过了。 “那就再吃一遍好啦。” “可我吃不下了。” “一小时之内，我就会证明你错了。我准备的东西很清淡，奶油烤石斑，淋上柠檬汁，再撒上很多现磨的胡椒。还有我用七种谷类亲手做的面包，吃过保你终生难忘。我看看，对了，还有腌菜沙拉和墨西哥啤酒。” 他一边说着一边开了两瓶“双叉牌”。珍妮弗·戴顿的前夫应该将近八十岁了，脸被太阳晒得像干裂的泥地一样，但他的蓝眼睛像年轻人一样生气勃勃。他说话时常常面带微笑，身材清瘦而结实。他的头发让我想起网球上起的白色毛球。 “你怎么会到这里住？”我边问边环顾着墙上挂的鱼标本和屋里拙朴的摆设。 “两年前我决定退休钓鱼，所以跟粉红贝壳谈好了，我替他们管鱼饵店，他们用合理的价钱出租一间小屋给我。” “你退休前的职业是什么？” “跟现在一样。”他微笑，“我是从事全体论医学研究的，在这方面很难说退休，就像很难说从宗教行业退休一样。差别只在于现在我经手的是我愿意经手的人，也不像以前在市区设有办公室了。” “你对全体论医学的定义是什么？” “我治疗的是整个人，简单明了，重点是要让人达成平衡。”他以评估的眼光看着我，放下手中的啤酒，走到我坐的椅子这边，“可以请你站起来吗？” 我心情很不错，愿意合作。 “现在伸出一只手臂。不管哪一只都可以，但要伸直，跟地面平行。好，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的时候，我会试着把你的手臂往下压，但你要努力不让我压下去。你把自己看成家里的英雄人物吗？” “不。”我的手臂立刻就被他压了下去，像护城河上放下的吊桥一样。 “嗯，你的确把自己看成家里的英雄人物。这表示你对自己相当严苛，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好了，现在再把手臂举起来，我要再问一个问题。你对你的工作拿手吗？” “是的。” “我尽力压了，可是你的手臂硬得像铁一样，你确实对你的工作很拿手。” 他回到长沙发上，我也坐了下来。 “我必须承认，所受的医学教育让我抱有一些疑心。”我微笑着说。 “晤，其实不应该，这些原则跟你每天处理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同。底线是什么？那就是身体不会说谎。不管你怎么告诉自己，你的能量程度只会对真正的事实有反应。如果你的大脑说，你不是家里的英雄人物或者说你很爱自己，但事实上你的感觉不是这样，你的能量就会变弱。这样说，你听起来还有点道理吗？” “有。” “珍妮每年要来这里一两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让我帮她恢复平衡。感恩节前后，她最后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完全是一团糟，我每天都得在她身上花掉好几个小时。” “她告诉你是什么不对劲了吗？” “很多事情都不对劲。她刚搬家，不喜欢新邻居，尤其是住在对街的那一家。” “克莱瑞夫妇。”我说。 “我想是叫这个名字吧。那女人好管闲事，男人则一天到晚打情骂俏，直到中风。另外，珍妮的占星算命规模也弄得太大了，这让她精疲力竭。” “你对她的事业有什么看法？” “她有天赋，可是把它用到筋疲力尽。” “你把她归类为通灵的人吗？” “不会，我不会把她归类，连试都不会试，她对很多东西都有涉猎。” 我突然想起她床上那张用水晶压着的白纸，于是问他知不知道那代表什么意义，或者究竟有没有意义。 “那表示她在专心。” “专心？”我不解地问，“专心在什么事情上？” “珍妮要冥想的时候，就会拿来一张白纸，上面放一块水晶。然后她坐着一动不动，慢慢地一圈圈转动水晶，看着水晶各个面透出的光在纸上移动。这对她有效，就像盯着水面看对我有效一样。” “崔弗斯先生，她来看你的时候，还有什么事令她烦心吗？” “叫我威利就好了。有，你知道我要说什么。那个等待行刑的犯人朗尼·华德尔的事让她非常难过。珍妮和朗尼通了好多年的信，她实在无法面对他即将被处死一事。” “你知道华德尔曾对她透露过什么事吗，可能会让她身处险境的事？” “唔，他给了她一样会让她有危险的东西。” 我伸手拿啤酒，眼睛始终盯着他不放。 “她感恩节来这里，把这么多年来朗尼写给她的信件和寄给她的其他东西都带来了。她把东西放在这里，要我帮她保管。” “为什么？” “这样比较安全。” “她担心有人打算把东西从她那里拿走？” “我只知道她当时吓坏了。她告诉我，十一月初华德尔打对方付费的电话给她，说他准备好要死了，不想继续奋战下去。显然他确信没什么能救得了他。他要她到苏福克的农庄去，向他母亲要他的东西。他希望把那些东西交给珍妮，并叫她别担心，说他母亲会明白的。” “那些东西是什么？”我问。 “只有一样。”他站起来，“我不确定它有什么意义——也不想知道。因此我把它交给你，斯卡佩塔医生。你可以把它带回弗吉尼亚去，不管是通知警方还是要把它怎么样，都随便你。”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乐意帮忙？”我问，“几个星期前为什么不肯？” “没人想费事到这里来见我。”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大声说，“你打电话来时，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在电话上处理事情。” 他重新出现，把一个哈特曼牌的公文包放在我脚边。黄铜的锁被撬开了，皮面也有刮痕。 “事实上，你把这东西从我的生活中拿走，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威利·崔弗斯说，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的，“一想到它，我的能量就变得很差。” 朗尼·华德尔从死囚室写给珍妮弗·戴顿的信整齐地用橡皮筋捆扎起来，按照日期排列。当晚我在旅馆的房间里只随便看了其中几封，因为同我发现的其他东西相比，这些信件几乎微不足道。 公文包里有几本写得满满的记事簿，上面的笔迹看起来没有多大意思，因为内容是关于十多年前本州的案件和难题的。有钢笔和铅笔、一张弗吉尼亚州地图、一盒喉糖、一个吸入器和一支护唇膏，另外还有一支EpiPen仍装在原来的黄色盒子里，那是三毫克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器，对蜂螫或某些食物有致命过敏反应的人常常随身携带。上面的处方标签打着病人的姓名、日期，还注明这EpiPen是五支装的其中一支。这公文包显然是华德尔从罗比尼·纳史密斯家偷出来的，在那个他杀死她的命运之晨。他可能直到把它拿走并撬开锁，才知道这公文包的原主人是谁。华德尔发现，惨遭他杀害的那位本地名人有一个当时担任弗吉尼亚州政府检察官的情人——乔·诺林。 “华德尔从头到尾都没有半点机会。”我说，“当然，他犯下那么严重的罪，也不见得该得到特赦。但从他被捕的那一刻开始，诺林就非常担心。他知道他把公文包放在罗比尼家，也知道它并没有被警方找到。” 至于他为什么把公文包留在罗比尼家则不清楚，也许只是忘了，而他们两人都不可能知道那一夜将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夜。 “我简直不能想象，诺林听到这起案子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我说。 韦斯利从眼镜框的上缘瞥了我一眼，继续翻看文件。“我认为谁都不能想象。要担心会被全世界发现他有外遇已经够糟糕了，而他和罗比尼的关系会让他立刻变成最有嫌疑杀死她的人。” “就某一方面来说，”马里诺说，“华德尔把公文包拿走了是他走运。” “在他看来，不管怎样他都是很不走运吧。”我说，“如果公文包出现在命案现场，他就麻烦大了。但如果公文包被偷了，诺林就得担心它会在别的地方冒出来。” 马里诺拿起咖啡壶，替大家把杯子添满。“一定有人做了什么，确保华德尔不开口。” “也许。”韦斯利伸手拿奶精，“但话说回来，也许华德尔从来没说过什么。我猜，他一开始就害怕他无意间发现的东西只会让他处境更加恶劣。那公文包可以用来当武器，但会毁掉谁呢，诺林还是华德尔？华德尔会信任司法体系，甚至于敢说主任检察官的坏话吗？多年后，他还会信任司法体系甚至于敢说州长坏话吗？那是唯一可能救他一命的人。” “所以华德尔保持沉默，知道他母亲会替他保管他藏在农庄上的东西，直到他准备把它交给别人。”我说。 “诺林有他妈的十年时间去找他的公文包，”马里诺说，“他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动手？” “我怀疑诺林从一开始就派人监视华德尔了，”韦斯利说，“在最后这几个月里，监视变得更加严密。华德尔离处决的日子愈近，就愈可能豁出去，也愈有可能把事情说给别人听。他十一月打电话给珍妮弗·戴顿的时候，可能有人在监听他们的对话。消息传到诺林那里，他可能慌了。” “他该慌。”马里诺说，“他办这件案子的时候，我亲自搜过华德尔的东西。这家伙几乎什么也没有，如果他把什么东西藏到农庄去了，我们也从来没找到过。” “诺林当时也知道这点。”我说。 “他当然知道。”马里诺说，“当他听说华德尔在农庄上有东西要交给这个朋友，就知道事情不对劲。这下那个公文包又变成诺林的噩梦了。更糟的是，在华德尔还活着的时候，他不能派个人就这么闯进珍妮弗·戴顿家里去。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天知道华德尔会怎么做，最糟的可能就是开口告诉古鲁曼。” “本顿，”我说，“你会不会刚好知道诺林为什么要随身携带肾上腺素？他对什么过敏？” “显然是虾贝类。他到处放着EpiPen。” 他们继续谈话，我去看看烤箱里的千层饼好了没有，然后打开一瓶酒。对付诺林的案子可能要花上很长时间——如果能证明他有罪的话。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非常能体会华德尔当时的心情。 我打电话到古鲁曼家时，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 “我在弗吉尼亚已经完了。”我说，“只要诺林在位一天，他就不会让我回到职位上。他们夺走了我的生活，该死的，但我不会把灵魂也给他们，我打算每次都引用第五修正案。” “那么你一定会被定罪。” “考虑到我对付的是哪些浑蛋，这反正是必然的事了。” “哎呀，斯卡佩塔医生，你是不是忘了我这个替你打官司的浑蛋啦？不知道你的周末是在哪里过的，但我去了趟伦敦。” 我登时变得面无血色。 “嘿，我不敢打包票说用这招能成功对付帕特森，”这个我曾以为恨之入骨的人说，“但我会拼了老命把查尔斯·赫尔弄上证人席。” <hr /> 注释： 第十四章 一月二十日那天像三月天一样刮着大风，阳光刺眼，但比三月冷多了。我沿着布朗街向东，朝约翰·马歇尔法院驶去。 “现在我要再跟你说一件你已经知道的事。”尼古拉斯·古鲁曼说，“媒体会像抢食的鱼群一样疯狂。靠得太近的话，他们会给你啃掉一条腿。到时候我们并肩走，眼睛往下看，不管是谁、不管他们说什么，你都不要回头，也不要看任何人。” “我们会找不到停车位的。”我边说边左转开上第九街，“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 “慢一点，右侧路边的那位好心女士有所动作。她要离开了，如果她最后能出得来。” 我的车后喇叭声大作。我瞥了一眼手表，然后转向古鲁曼，像运动员等待教练最后一分钟的指示。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克什米尔长大衣，戴着黑色皮手套，顶端镶银的手杖靠在坐椅旁，膝头放着一个身经百战、伤痕累累的公文包。 “记住，”他说，“有权决定叫谁进去、不叫谁进去的是你那位朋友帕特森，所以我们得靠陪审团插手，这就要看你的了。你得让他们对你有感觉，凯。在走进那房间的一刹那，你就得跟十个、十一个陌生人成为朋友。不管他们要跟你聊什么，都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要让他们接近你。” “我明白。”我说。 “我们要孤注一掷，说定了？” “好。” “祝你好运，医生。”他微笑着拍拍我的手臂。 我们进入法院，一位警官拦住我们，用金属探测扫描仪检查我的皮包和公文包。在我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前来作证时，他已经重复过这套程序几百遍了，但这次他避开我的眼神，什么也没说。古鲁曼的手杖引发了探测器的反应，他耐心之至、极有礼貌地解释说，手杖尖端和外层镶的银是拆不下来的，而且深色的木质杖身里真的没有藏任何东西。 “他以为我这里面放了什么，吹箭筒吗？”我们进入电梯后，他说道。 电梯门在三楼打开的那一刹那，虎视眈眈的记者果然不出所料地蜂拥而上。虽然患有痛风，但我的律师移动的速度仍然算快，手杖点地的声音伴着大步向前的步伐。意外地，我觉得一切都离得很远、很不清晰，直到我们走进几乎空荡荡的法庭，本顿·韦斯利和一个我知道是查尔斯·赫尔的瘦小年轻男人坐在角落，右脸颊上满是纵横交错的粉红色疤痕。他站起来的时候很拘谨地把右手插进外套口袋里，我看见他少了好几根手指。他穿着不合身的暗色西装，打着领带，眼神四处游移。我只顾着机械化地坐下来，然后翻看公文包。我没办法和他说话，这三个男人也都聪明地假装没注意到我很难过。 “我们先来谈一下他们手上有什么。”古鲁曼说，“我想杰森·斯多瑞一定会作证，还有路瑟罗警官。当然，还有马里诺。帕特森还会在他的明星阵容里加进谁，我就不知道了。” “先声明一下，”韦斯利看着我说，“我跟帕特森谈过，告诉他这案子根本不成立，也说审判的时候我会这么作证。” “我们是假定不会到开庭审判的地步。”古鲁曼说，“你进去的时候，我要你让陪审团知道，你跟帕特森谈过，告诉他这案子不成立，但他还是坚持进行。只要他问的问题跟你们私下已经谈过的议题有关，你回答时就这么说：‘我去你办公室的时候也告诉过你’，或者‘我们哪天谈话的时候，我明确地表示过’等等。很重要的一点，要让陪审团知道你不只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更是匡提科行为科学小组的组长，而这个小组的工作是分析暴力犯罪，并建立罪犯的心理模式资料。你也可以声明，就目前在调查的这些杀人案来说，斯卡佩塔医生无论正着看、倒着看都完全不符合凶手的心理模式，事实上，你觉得把斯卡佩塔医生扯进来是很荒谬的。同时，你也要让陪审团清楚你是马克·詹姆斯工作上的前辈，不仅教了他很多东西，也是他最亲近的朋友。尽力主动多说一点，因为帕特森绝不会问你这些。还要让陪审团清楚，查尔斯·赫尔已经来到这里。” “要是他们不传我进去，怎么办？”查尔斯·赫尔问。 “那我们就会受限了。”古鲁曼回答道，“我在伦敦也跟你解释过，这场戏得看检方的表演。斯卡佩塔医生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证据，我们至少得让一个陪审团成员请我们钻进去。” “这可不简单。”赫尔说。 “你把存款单和你所付费用的收据都带来了？” “带来了，先生。” “很好，别等着他们问，你说话时就把它放在桌上。从我们上次谈话之后，你太太的情况还是一样？” “是的，先生。我也跟你说过，她接受了人工受孕的手术，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要是能提，记得提到这一点。”古鲁曼说。 几分钟后，我被传到陪审团室去。 “当然，他要你先进去。”古鲁曼和我一起站起来，“然后他再把跟你作对的人叫进去，这样可以给陪审团留下不好的印象。”他陪我走到门边，“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就在这里。” 我点点头，走进房间，在桌子前端的空椅子上坐下。帕特森不在房间里，我知道这是他的伎俩之一。他要让我在静默中忍受这十个掌握着我未来的陌生人的审视。我迎视每个人的眼光，甚至和其中几个相视微笑了一下。一个擦着鲜红唇膏的严肃年轻女人决定不再等待州政府检察官了。 “你为什么决定处理死人，而不是医治活人？”她问，“一个医生做出这种选择，似乎有点奇怪。” “我对活人非常关心，所以才想研究死者。”我说，“我们从死者身上得到的知识可以造福活人，而司法正义的运作也是为了保护还活着的人。” “你不会觉得不好受吗？”一个有着粗糙大手的老人问。他的表情是如此诚挚，似乎他也感到了痛苦。 “当然会。” “你高中毕业之后，还得再读几年书？”一个大块头的黑人女性问。 “十七年，包括我当住院医生和研究生的时间。” “我的老天啊。” “你都上过哪里？” “你指的是学校吗？”我对那个戴着眼镜的瘦瘦的年轻男人说。 “是的，女士。” “圣迈可，路德圣母学院，康奈尔，约翰霍普金斯，乔治城。” “你爸爸是医生吗？” “先父在迈阿密开一间小杂货店。” “晤，得付这么多学费一定很头痛。” 几个陪审团成员轻笑起来。 “我很幸运，得过几个奖学金。”我说，“从高中时代开始。” “我有个叔叔在诺福克的‘幽冥殡仪馆’做事。”另一个人说。 “哦，少来了，巴瑞，不可能有殡仪馆真叫那种名字。” “我没骗你。” “那算什么，我们法叶特维尔有一家殡仪馆是一家姓‘棺木’的人开的。你们猜这殡仪馆叫什么名字？” “不可能吧？” “你不是这一带的人？” “我出生在迈阿密。”我回答。 “那斯卡佩塔是西班牙姓了？” “事实上，是意大利姓。” “这倒有趣，我还以为意大利人都是深色眼珠深色头发的。” “我祖先是从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来的，那里有不少人跟萨瓦人、奥地利人和瑞士人的血统很相近。”我耐心地解释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金发蓝眼。” “哇，我敢说你一定很会做菜。” “这是我的嗜好之一。” “斯卡佩塔医生，我对你的职位不是很了解。”一个看来跟我年龄相仿、穿着体面的男人说，“你是里士满的首席法医吗？” “我负责整个州。我们有四个分区办公室。中央办公室在里士满，潮水镇办公室在诺福克，西区办公室在罗诺克，北区办公室则在亚历山德里亚。” “所以主任刚好被派在里士满？” “对，这样的安排似乎比较合理，因为法医系统是州政府的一部分，议会的议事也是在里士满进行的。”我回答，这时门开了，罗伊·帕特森走进来。他是个宽肩、英俊的黑人男子，剪得短短的头发已开始泛灰。他穿着深蓝色的双排扣西装，浅黄色的衬衫袖口绣着他的姓名缩写字母。他打的领带很有名，今天这条看起来像是手工绘制的。他向陪审团成员问好，对我则不甚热情。 我发现那个涂着鲜红唇膏的女人是陪审团的主席。她清清喉咙，对我宣布我并非一定要作证，而我说的任何话都可能用来对付自己。 “我明白。”我说，接着便宣誓就位证人席。 帕特森在我的座位旁盘旋，对我的身份提供了微乎其微的介绍，然后便详细地说起我的职位有什么样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是如何容易被滥用。 “又会有谁在场目睹呢？”他问，“在很多情况下，斯卡佩塔博士工作时根本没有人在旁观察，除了一个不折不扣天天在她身边的人，那就是苏珊·斯多瑞。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们听不到她的证词，因为她和她未出世的孩子都死了。但今天你们会听到其他人的证词。他们会为你们描绘出一幅令人心寒的画像，画着这个铁石心肠、野心勃勃的女人，一心想建立自己的王国，却在工作上严重失职。首先，她付钱叫苏珊·斯多瑞不要声张，然后，又因此杀人。 “大家都听过完美犯罪的故事，有谁比破案的专家更有本事做得出来呢？专家会知道，如果你打算在车里射杀一个人，就必须选择小口径的武器，这样才不会冒着子弹反弹乱跳的危险。专家不会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连空弹壳都不会留下来。专家不会用她自己的左轮手枪——她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她有的那些枪——她会用一把不会追查到她身上的枪。唉，她甚至可以从实验室借一把左轮，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法庭每年都会没收数以百计的枪，有些会捐给州政府的枪械实验室。谁知道呢，那把射穿了苏珊·斯多瑞后脑袋的点二二左轮，说不定现在正挂在枪械实验室里，或者在她办公室楼下实验人员测试枪械、斯卡佩塔医生也常去练习枪法的射击场里。顺带一提，她的枪法好到足以加入全国任何一个警局，而且她以前也杀过人，不过平心而论，那一次她的行动已经被裁定为正当自卫了。” 我低头盯着自己交叠在桌面上的手，法庭书记官静静地打字记录，帕特森继续说下去。他的措辞总是雄辩滔滔，不过常不懂得适可而止。要我解释苏珊家五斗柜里发现的那个封套上怎么会有我的指纹时，他大费周章地指出我的解释有多么不可信，程度之夸张让我觉得，有些陪审团成员说不定会想，为什么我说的不会是实话呢？然后他讲到了钱的事。 “斯卡佩塔医生，十一月十二号，你是不是去过西涅银行的城区分行，开了一张现金一万元的支票？” “是的。” 帕特森迟疑了一下，可以看出他很惊讶，他以为我会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 “你是不是没有把这笔钱存进你的任何一个账户？” “是的。”我说。 “那么，在你的停尸间管理人往她账户里存进来路不明的三千五百元的几个星期前，你带着一万元现金走出了西涅银行？” “不是，先生。在我的财务记录中，你应该拿到了一份银行本票的复印件，金额是七千三百零一十八英镑。我带了一份复印件来。”我从公文包里拿出来。 帕特森只瞥了一眼，便请法庭书记官将其列为证据。 “这倒很有意思。”他说，“你购买了一张银行本票，开给一个叫查尔斯·赫尔的人。这是不是你的某种天才伎俩，用来掩饰你付钱给你手下的停尸间管理人，说不定还有其他人的事实？这个叫查尔斯·赫尔的人是不是把英镑兑了美元，再转手用到别的地方去——也许是到苏珊·斯多瑞的手上？” “不。”我说，“而且我根本没把支票交给查尔斯·赫尔。” “没有？”他表情困惑，“那你把支票如何处置了？” “我把它交给本顿·韦斯利，他负责确定支票送到查尔斯·赫尔的手上。本顿·韦斯利——” 他打断我的话：“你的说法愈来愈荒谬了。” “帕特森先生……” “查尔斯·赫尔是谁？” “我想先把刚才那句话说完。”我说。 “查尔斯·赫尔是谁？” “我想听听她要说什么。”一个穿着格子布运动外套的男人说。 “请。”帕特森冷笑着说。 “我把那张本票交给了本顿·韦斯利。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在匡提科的行为科学小组负责嫌疑犯心理模式的建档研究。” 一个女人怯怯地举起手来。“是那个上过报的人吗？是不是一有可怕的谋杀案发生就会找他，像甘斯维尔发生的案子一样？” “就是他。”我说，“他是我的同事，也是我一个朋友马克·詹姆斯最好的朋友。马克·詹姆斯也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 “斯卡佩塔医生，让我们把话说清楚。”帕特森不耐烦地说，“马克·詹姆斯不只是你的朋友。” “你是在问我吗，帕特森先生？” “除了首席法医跟联邦调查局探员上床很明显牵涉到利益冲突，这个话题根本没有关系，所以我不会问——” 我打断他的话：“我和马克·詹姆斯是从读法学院时开始交往的。这其中并不牵涉利益冲突，而且我想特别声明，我抗议州检察官提及我据称跟某某人上床这件事。”书记官一律记下。 我的双手握得那么紧，指节都变白了。 帕特森又问：“查尔斯·赫尔是谁，你又为什么给了他一笔相当于一万美元的钱？” 我的脑海中闪现出粉红色的疤痕，眼前仿佛看见一只带着闪亮疤痕的手，残余的部分上连着两根手指。 “他曾经是伦敦维多利亚车站的售票员。” “曾经是？” “那个星期一，二月十八号，炸弹爆炸时他正在值班……” 没有人告诉我。那天，我整天听见新闻记者在报道个不停，却一点都不知情，直到我的电话在二月十九号的凌晨两点四十一分响起。当时是伦敦时间早晨六点四十一分，马克死了已经将近一天。本顿·韦斯利试着解释给我听，但我实在是吓得呆住了，一点都听不懂…… “那是昨天的事，我昨天听说了。你是说又发生了同样的事？” “炸弹爆炸是在昨天早上的交通高峰时间，但马克的事J睁我是刚刚才知道的。我们驻伦敦的法律专员刚刚才通知我。” “你确定？你百分之百确定？” “天啊，我真的很抱歉，凯。” “他们已经指认出他来了？” “是的。” “你确定，我是说……” “凯，我在家里，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赶过去。” “不，不用了。” 我全身颤抖却哭不出来。我在屋里游荡，扭绞双手，静静地呻吟着…… “但查尔斯·赫尔在炸弹爆炸案中受伤之前，你并不认识他，斯卡佩塔医生。你为什么要给他一万元？”帕特森用手帕轻拭额头。 “他和他妻子想生孩子，却一直无法如愿。” “你怎么知道陌生人这么私密的家务事？” “本顿·韦斯利告诉我的，我建议他们去伯恩霍尔，那是人工受孕的一流研究机构。人工受孕不在健康保险的给付范围之内。” “但你说炸弹的案子是二月的事，支票却是在十一月才开的。” “我一直到去年秋天才听说赫尔夫妇的问题，那时联邦调查局有照片要请赫尔先生指认，无意间得知了他的困难。我很久以前就跟本顿说过，如果有任何我能为赫尔先生做的事情，请他告诉我。” “然后你就自愿负担陌生人进行人工受孕的开销？”听帕特森的口气，仿佛我刚才告诉他，我相信世上有小精灵。 “是的。” “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圣人吗？” “不是。” “那么请解释你的动机。” “查尔斯·赫尔曾经试着帮助马克。” “试着帮助他？”帕特森踱着步，“试着帮他买车票、搭上火车，还是找厕所？你是什么意思？” “马克有短短的一段时间还是清醒的，查尔斯·赫尔倒在他旁边的地上，自己也身受重伤。他试着把压在马克身上的碎石瓦砾移开，跟他说话，脱下他的外套，把它包在……呃，试着帮他止血。他尽了最大的力量，虽然当时无论做什么都救不回马克了，但至少他临终前不孤单。这一点让我非常感激。现在世界上会多一条新生命，我能有机会做些回报，能帮得上忙，至少有一点意义。不，我不是圣人，他们的需要也是我的需要，我帮助赫尔夫妇的时候，也是在帮助我自己。” 房间里一片寂静，仿佛空无一人。涂着鲜红唇膏的女人倾身向前，让帕特森注意到。 “我想，查尔斯·赫尔人在十万八千里外的英国，但是不是可以传本顿·韦斯利来？” “不需要发传票给他们了。”我回答，“他们现在都在这里。” 陪审团主席告诉帕特森特别大陪审团拒绝起诉时，我并没有亲眼目睹。古鲁曼接到通知时我也不在场。我一结束作证，就疯狂地寻找马里诺。 “我差不多半小时前看到他从厕所出来。”一个在饮水机旁抽烟的穿制服的警察说。 “你可以用无线电呼叫他一下吗？”我问。 他耸耸肩，解下皮带上的无线电对讲机，要调度员联系马里诺。马里诺没有回应。 我走楼梯下楼，到了门外就开始小跑。我进到车里发动引擎，抓起电话打到就在法院对面的市警局总部。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一名警探告诉我马里诺不在，我于是开车穿过后面的停车场，寻找他那辆白色福特，但车不在那里。我停进一个空的保留车位，打电话给尼尔斯·范德。 “你还记不记得富兰克林街的那件盗窃案——那些指纹你最近拿去查，结果跟华德尔符合？”我问。 “有一件凫绒背心被偷了的那个案子？” “就是那件案子。” “记得啊。” “那个失主的十指指纹卡有没有送进来，以加以排除？” “没有，我这里没有，只有现场找到的隐藏指纹。” “谢谢你，尼尔斯。” 然后我打给无线电调度员。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马里诺副队长的无线电有没有开着？” 她查过之后告诉我：“是开着的。” “这样，请你帮我联系他，看他现在在哪里，告诉他斯卡佩塔医生有急事要找他好吗？” 大概一分钟后，调度员的声音再次传来：“他在市区加油站。” “告诉他，我两分钟后到。” 市警局使用的加油站位于一片荒凉的柏油地面上，四周围着铁丝网，那里完全是自助式加油，既没有职员也没有公厕和售货机，如果要擦挡风玻璃，就得自己带纸巾和清洁剂去。马里诺正把加油卡放回门侧置物架的老地方时，我把车开到他旁边停下。他跨出车子，走到我的车窗边。 “我刚在收音机上听到消息。”他抑制不住笑意，“古鲁曼呢？我要跟他握握手。” “他和韦斯利都还在法院，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觉得头昏眼花。 “你不知道啊？”他难以置信地问，“该死，医生，他们给你松绑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干警察这么久，只记得大概有两次特别陪审团没有带着受理起诉状回来。” 我深吸一口气，摇摇头。“我该手舞足蹈吧？但我没有这种感觉。” “换了我，大概也不会。” “马里诺，那个说他的凫绒背心被偷的人叫什么名字？” “苏利文，希尔顿·苏利文。怎么了？” “我作证的时候，帕特森很过分地指控说，我有可能从枪械组的实验室里拿出一把枪射杀苏珊。换句话说，如果用自己的武器作案总是会有危险，万一枪被拿去检查，证实子弹是从那里面射出来的，你就有得解释了。” “这跟苏利文有什么关系？” “他是什么时候搬进那间公寓的？” “我不知道。” “要是我打算用自己的鲁格杀人，在作案前先向警方报失会是相当聪明的举动。等为了某种原因那把枪被找到了——比方说，如果风声太紧，我决定把它扔掉——警方或许会从枪支号码追到我身上，但既然我之前就报过案，说它被偷了，就可以证明犯罪时那把枪并不在我手上。” “你是说苏利文报假案？盗窃案是他自己一手导演的？” “我是说有这个可能。”我说，“他没装保安系统，又有一扇窗没锁，这点提供了方便。他对警察态度恶劣，这点也提供了方便。我敢说他们一定巴不得他赶快走开，而不会去自找麻烦要替他印指纹加以排除。尤其他当时又穿着一身白，不停地抱怨他们把用来采指纹的粉末搞得到处都是。我的意思是，你怎么知道苏利文公寓里的指纹不是他自己的？他住在那里啊，他的指纹当然会到处都是。” “而且在自动指纹辨识系统里符合华德尔的资料。” “一点没错。” “如果是这样，苏利文又为什么在看了我们安排登在报纸上的那篇凫绒报道之后，打电话给警方？” “本顿说过，这家伙喜欢玩游戏。他最爱把人耍得团团转，故意冒险，因为这样很刺激。” “该死，电话借我用一下。” 他坐进前座，打电话到查号台问到了苏利文那栋建筑的电话号码。等管理员来接电话时，马里诺问他希尔顿·苏利文是什么时候买下那间公寓的。 “那么是谁呢？”马里诺问，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什么，“门牌号几号，面对哪条街？好，他的车呢？是，如果你有的话。” 马里诺挂掉电话后看着我。“老天，那地方根本不是那个神经病的。屋主是个生意人，把它出租了，苏利文是他妈的十二月第一个星期才开始租的。说得更精确点，他是六号付的押金。”他打开车门，又补充道，“他开的是深蓝色的雪佛兰厢型车，很旧了，连玻璃窗都没有。” 马里诺跟在我后面开回市警局总部，把我的车留在那里，然后沿着布朗街朝富兰克林街疾驶而去。 “希望管理员没有让他起疑。”马里诺在引擎的嘈杂声中提高了声音。 车子慢下来，停在一栋八层楼的砖造建筑前。 “他的公寓在后面。”他一边解释一边环顾四周，“他应该看不到我们。”他把手伸到座位下拿出那把九厘米，作为左手臂下枪套里那把点三五七的候补。他把枪塞进裤子后面，口袋里多放了一个弹匣，然后打开车门。 “如果会爆发大战，我还是待在车里好了。”我说。 “要是大战爆发，我会扔给你这把点三五七，还有两个快速装弹器，你的射击技术最好有帕特森说的那么厉害。记住待在我后面。”他走上台阶按门铃，“他大概不在家。” 不久，门锁发出咔嗒声，门开了。一个有着浓密杂乱的灰色眉毛的老人表示，自己就是先前在电话上跟马里诺交谈过的管理员。 “你知道他在不在家吗？”马里诺问。 “不知道。” “我们要上楼去看看。” “你们不用上楼，他就住在这一层。”管理员朝东边指，“顺着这条走廊走，在第一个拐弯左转，最后面的一个房间，十七号。” 这栋建筑有着宁静、豪华但已然陈旧的氛围，让人想到因客房太小、装潢太暗沉又有点磨损而失去了吸引力的老饭店。我注意到厚厚的红色地毯上有烟蒂烧出的痕迹，壁板上的污渍几乎是黑色的。希尔顿·苏利文的房间标示着小小的黄铜数字十七。门上没有窥孔，马里诺敲门，我们听见脚步声。 “谁？”一个声音问道。 “维修人员。”马里诺说，“来换暖气的滤网。” 门开了，在同那双慑人的蓝眼睛对视的一刹那，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希尔顿·苏利文试图掼上门，但马里诺的脚已经卡在门框边。 “到旁边去！”马里诺边对我喊，边掏出左轮，同时尽可能把身体后仰，远离门缝。 我冲到一旁，他一脚把门踹开，门砰地撞上屋内的墙壁。他持着左轮走进去，我忧惧地等待着扭打或枪声。几分钟过去了，然后我听到马里诺在对无线电对讲机说话。他边骂边走出来，气得满脸通红。 “我他妈的简直不能相信。他像只该死的野兔一样窜到窗外去了，连个鬼影都没有。该死的浑蛋。他的车还在后面的停车场里，是靠两条腿逃掉的。我已经对这一区的人员发出警报了。”他用袖子抹抹脸，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还以为他是女的。”我木然地说。 “啊？”马里诺瞪着我看。 “我去找海伦·格瑞姆斯的时候，他在她家。我们在门廊上说话时，他往外看过一眼。当时我以为是个女人。” “苏利文在蛮子海伦家？”马里诺大声说。 “我确定。” “我的老天，一点该死的道理也没有。” 我们四处翻看苏利文的公寓之后，就发现他的行为其实是有道理的。屋里陈设着优雅的古董家具和高级地毯，马里诺听管理员说那些都是屋主的东西，不是苏利文的。卧室里传来爵士乐声，我们在床上找到了希尔顿·苏利文的蓝色羽绒夹克，放在浅棕色的灯芯绒衬衫和退色的牛仔裤旁，叠得整整齐齐。地毯上放着慢跑鞋和袜子。桃花心木的梳妆台上放着一顶绿色的棒球帽和一副太阳镜，还有一件随便折起来的蓝色制服衬衫，胸口的口袋上还别着海伦·格瑞姆斯的名牌。底下有一个大信封，我看着马里诺一张张检查里面的照片。 “狗屎！”马里诺每隔一分钟就嘟囔着。 十几张照片里都有赤身裸体、五花大绑的希尔顿·苏利文在摆姿势，海伦·格瑞姆斯则扮演虐待狂。他们似乎很喜欢其中的一个场景—一苏利文坐在椅子上，她则扮演拷问者的角色，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或用其他方法惩罚他。他是个长得非常精致俊美的金发年轻人，纤细的身材中应该具有惊人的能量。至少他动作敏捷，毋庸置疑。我们找到了一张罗比尼·纳史密斯血淋淋的尸体靠在她客厅电视机上的照片，另外一张是她躺在停尸间的钢桌上。但最令我觉得可怕的是苏利文的脸，没有半点表情，眼神冰冷。我想，他杀人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也许这下我们知道唐纳修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了。”马里诺说着把照片放回信封，“这些照片得有人拍。唐纳修的老婆告诉过我他的嗜好是摄影。” “海伦·格瑞姆斯一定知道希尔顿·苏利文的真实身份。”我听到传来了警笛声。 马里诺朝窗外瞄了一眼。“很好，路瑟罗来了。” 我检查床上的那件羽绒背心，发现缝线部分一个细小的裂痕处露出了一根白色的羽绒。 传来更多引擎的声音，关车门的声音。 “我们要走了。”路瑟罗到的时候，马里诺说，“别忘了扣押他那辆蓝色厢型车。”他转向我：“医生？你还记得怎么去海伦·格瑞姆斯家吗？” “记得。” “我们去跟她谈谈吧。” 海伦·格瑞姆斯没有多少可说的。 我们大约四十五分钟后抵达她家，发现前门没锁，于是走了进去。屋里暖气开到最大，我闻到一股走到哪里都认得出来的味道。 “我的上帝。”马里诺走进卧室时说。 她的无头尸体穿着制服，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其他的部分三天后才被住在对面的农夫发现。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把保龄球袋扔在他的田地上，但希望自己从来没打开那个袋子。 <hr /> 注释： 尾声 我母亲在迈阿密的房子，后院有一半遮蔽在树荫中，一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后纱门两旁的木槿正开成一片如火如荼的红。这附近其他的柠檬树不是还光秃秃的就是枯死了，而围墙旁的那棵却果实累累。这一点我实在无法理解，因为我不知道可以用教训批评的方式让植物长得好，还以为应该对它们好言好语呢。 “凯？”我母亲从厨房窗边叫道。我听到水哗啦啦流进水槽的声音，知道回答了也没用。 露西用城堡撂倒我的皇后。“你知道，”我说，“我真的很讨厌和你下国际象棋。” “那你干吗一直找我下？” “我找你下？是你强迫我的，一局一局下个没完。” “我想再给你一次机会，可是你每次都搞砸了。” 我们在庭院里的桌旁对坐。柠檬水里的冰块已经融化，我觉得有一点点晒伤了。 “凯？你等下和露西去拿葡萄酒好不好？”我母亲在窗边说。 我可以看见她的头型和脸部圆圆的轮廓。柜子的门开了又关，然后电话铃声尖锐响起。是找我的，我母亲干脆把无线电话递到门外来。 “我是本顿。”熟悉的声音说，“我在报上看到，你们那边的天气好极了。这里正在下雨，气温是可爱的七度。” “别害我想家了。” “凯，我们指认出他的身份来了。顺带一提，有人可是大费周章弄了假证件，而且做得很好。他去店里买枪、去租公寓，别人根本没有起疑。” “他的钱是哪里来的？” “家里，他可能以前就藏了一些。不管怎么样，我们查了监狱的记录，跟很多人谈过，看来希尔顿·苏利文是这个三十一岁男性的化名，他本名叫邓波尔·布鲁克斯·高特，出生于佐治亚州的奥尔班尼市。他父亲有一片胡桃园，家里很有钱。高特在某些方面很典型——对枪支、刀械、武术和暴力的色情刊物非常有兴趣，有反社会倾向等等。” “他在哪些方面不典型？”我问。 “他的模式显示他完全不可预测。凯，他不符合任何类型。这家伙不在图表上。只要有什么东西激起他的幻想，他就会去做。他自恋虚荣得不得了——例如他的头发，他是自己染的。我们在他的公寓里找到了漂淡、染色用的种种染发剂。他某些不一致的行为……呃，很怪异。” “比方说？” “他开的那辆破旧厢型车原本是一个油漆工的。看来高特从来没洗过那辆车，也没费事去清理一下，就连在车里杀死艾迪·希斯之后都没有。顺带一提，我们找到了一些相当有力的证据，血迹也符合艾迪的血型。这样实在很没计划，但高特显然又消除了咬痕，而且要人改掉他的指纹，这可是有计划得要命。” “本顿，他有什么前科？” “过失杀人。两年半以前他在酒吧里对某人发火，用脚踹对方的头。这事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艾宾顿。顺带一提，高特是空手道黑带。” “搜索行动有新发展吗？”我看着露西排好棋盘。 “没有，但对我们这些牵涉在案子里的人，我还是那句老话，这家伙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他做事完全凭直觉，猜测他的行动很困难。” “我知道。” “别忘了随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对付这样一个人，没有什么适当的预防措施，我心想。 “我们都要小心。” “我知道。”我又说一次。 “唐纳修——或者该说诺林——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好事，尽管我不认为这个人渣是咱们的好州长亲手挑选出来的。他只是想把那该死的公文包拿回来，可能给了唐纳修足够的资金去处理这件事。我们没办法让诺林出什么丑，他一直都非常小心，而且能说出什么的人已经死掉太多了。”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当然了，还有你的律师和我。” “这话怎么说？” “我很清楚地——当然很不着痕迹地——表达过，要是罗比尼·纳史密斯家被偷的那个公文包的消息走漏出去，那就太遗憾了。古鲁曼也和他密谈了一番，事后告诉我，当提到在罗比尼死前一晚，他自己一个人开车到急诊室去一定是个很悲惨的经历时，诺林显得不大自在。” 我查过旧剪报，也跟我在市内各医院急诊室里的联系人谈过，得知罗比尼被杀害的前一天晚上，诺林曾在亨利哥医院的急诊室接受治疗，之前他已经自行在左大腿上注射过肾上腺素。显然他的严重过敏反应是由中国菜而起的，我记得警方的报告里也提过在罗比尼·纳史密斯家的垃圾桶里发现了外卖的纸盒。我的推测是，那天晚上他和罗比尼吃的春卷或其他东西里不小心混进了虾或某些贝类。他当时已经产生过敏性休克反应，注射了一支EpiPen——或许他在罗比尼家也放了一支——然后自己开车到医院去。在那么痛苦的情况中，他就把公文包忘在她家了。 “诺林离我愈远愈好。”我说。 “嗯，他最近似乎有些健康问题，于是决定辞职，在非公职领域中找个压力不那么大的事情做做，或许会到西岸去。我相当确定，他不会再来烦你了。本·史蒂文斯也不会来烦你了。别的不提，他和诺林一样，都忙着看高特有没有在他背后追着。我想想，我最近一次听说史蒂文斯的时候，他是在底特律。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也威胁了他？” “凯，我从来没威胁过任何人。” “本顿，你是我见过的数一数二能给人威胁感的人了。” “这是不是说，你不愿意跟我共事？” 露西的手指在棋盘上敲个不停，另一只手握拳抵着脸颊。 “跟你共事？”我问。 “其实我打电话来是为了这件事，我也知道你需要时间考虑，不过我们很希望你能以顾问身份加入行为科学小组。一般说来，一个星期工作两天。当然，有时候也会有点忙得昏天黑地。你负责审阅案件的医疗及病理细节，帮助我们建立起类型资料，你的诠释会非常有用。另外，你应该知道艾斯毕尔医生担任我们的顾问刑事鉴定病理学家有五年了，今年六月一号就要退休了。” 露西把那杯柠檬水倒在草地上，站起来伸懒腰。 “本顿，我得考虑一下。别的不提，我的办公室还七零八落的。给我一点时间去雇用新的停尸间管理人和行政人员，让事情重上轨道。你什么时候需要回音？” “三月以前？” “很合理。露西向你们问好。” 我挂上电话，露西挑衅地看着我。“事情明明不是那样的，你干吗要那么说？我又没跟他们问好。” “可是你想得不得了。”我站起身，“我看得出来。” “凯？”我母亲又到窗口来了，“真的该进来了，你们在外面待了整个下午。有没有涂防晒油？” “外婆，我们是在树荫底下呢。”露西喊道，“你还记得这里有棵巨大的榕树吗？” “你妈说她几点要来这里？”我母亲问外孙女。 “她跟那个叫什么名字的人亲热后就会来了。” 我母亲的脸消失在窗内，水槽又响起水声。 “露西！”我小声说道。 她打了个哈欠，闲晃到院子边缘去捕捉一道忽隐忽现的阳光。她把脸转向阳光，闭上眼睛。 “你会做的，对不对，姨妈？”她说。 “做什么？” “做韦斯利先生刚才跟你说的不知道什么事情。” 我动手把棋子放回盒子。 “你的沉默是很响亮的答案。”外甥女说，“我了解你，你会做的。” “走吧。”我说，“我们去拿酒。” “我也可以喝一点的话，我才去。” “你如果今晚不开车出门，才可以喝。” 她伸手揽住我的腰，我们走进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