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03·残骸线索》 第一章 因为我非常关心活着的人，所以才会去研究死去的人 其实这些尸体告诉了我们许多事情，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去听而已。死人告诉我们的话往往是最可贵的。因为这是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教训，若是学会听死人说话，就可以多懂得许多事情。 ——古龙 “你的工作明文规定：法医应该调查死因，并且将发现写成报告。这条规矩涵盖的范围其实相当广泛，它赋予你完全的调查权，只是不能逮捕嫌犯而已。” 星期六，8月的最后一天，破晓前，我就开始工作。我没有注意到晨雾如何在草地上蒸腾散逸，也没有欣赏天色渐渐转为亮蓝。整个早上，占据在不锈钢台桌上的尽是残骸似的躯体，而停尸间里没有窗户。这个周末的里士满市，从一早就充斥着汽车碰撞及枪击声。 我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才回到位于西端的家，柏莎在厨房忙碌地打扫。她每星期六来帮我整理一次，早已经习惯不去理会电话铃声。这会儿，它正震天价响着。 “我不在。”我大声叫着打开冰箱。 柏莎停止打扫。“一分钟前就响过了，”她说：“几分钟前也是，同一个男人。” “没有人在家。”我重复。 “随你啦，凯医生。”拖把扫过地板的声音再度响起。 我试着不去理会那不具形体的答录机转动的声音，霸气的入侵阳光满室的厨房。在夏天，我尽情享受汉诺瓦番茄，几乎毫无节制，但秋天将临的此刻，我只能节省着吃，只剩下三颗了。鸡肉沙拉放哪儿了？ 答录机在哔的一响后，传来一个熟悉的男性声音。“医生？我是马里诺……” 噢，老天爷，我叫着，顺便把冰箱的门用屁股砰的一声关上。里士满市的谋杀案刑警皮特·马里诺自午夜开始就在街道上穿梭，不久前，我才在停尸间见到他，那时我正把子弹从他接理的案件中的尸体里取出来。他应该是在前往盖斯顿湖的路上，实现他的周末钓鱼计划。我呢，则很想在我的花园里劳动一下。 “我一直试着跟你联络，但现在必须出门，请用传呼机跟我联络……” 马里诺的声音听来很紧急，我一把抓起话筒。 “我在这儿。” “那是你，还是你那天杀的答录机？” “猜猜看。”我回答。 “坏消息。他们发现另一辆被弃置的车子，在纽肯特，第64号公路往西的休息站。彭顿刚找到我——” “另一对？”我打岔，看来我今天的计划泡汤了。 “弗雷德·柴尼，白人男性，19岁。德博拉·哈威，白人女性，19岁。最后被看到的时间是昨晚8点左右，当时他们正从里士满市的哈威家开往斯平德弗方向。” “而他们的车是在往西边的公路上被人发现的？”我问。斯平德弗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在里士满市向东约三个半小时车程处。 “是的。他们显然往反方向走，似乎要回到市内。一位州警一个钟头前发现那辆车子，是部吉普车，还没找到人。” “我现在就去。”我告诉他。 柏莎没有停止打扫，但我知道她没有漏听一字一句。 “我工作结束离开时，”她向我保证，“会把门锁上，并且设定好警报器。不要担心，凯医生。” 我抓起皮包，冲向我的车子，一股恐惧凉飕飕的爬上背脊。 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对了。每一对都是先报失踪，接着被人发现陈尸在威廉斯堡方圆半径50英里的范围内。 这些案件的凶手，如今已被媒体封为情侣杀手。整个案情相当扑朔迷离，叫人难以理解，没有任何线索或可靠的推测。即使联邦调查局，或其辖下的暴力罪犯专案小组利用智慧型电脑对比失踪人口、连续犯罪等资料，都无法提供有效信息。两年多前，当第一对尸体被人发现后，联邦调查员彭顿·韦斯利和里士满市的谋杀案刑警老鸟皮特·马里诺组成的暴力罪犯专案小组，就应地方警局的请求前来协助调查。接着，另一对宣告失踪，随后又有两对。每一次的情形都是：当暴力罪犯专案小组接到消息，迅速联络全国犯罪资料中心开始连上全美各地警察局追寻线索时，就发现失踪的青少年已经惨遭谋杀，尸体弃置在树林里任其分解腐化。 我经过公路收费站，关掉车里的收音机，猛踏油门往64号公路急驶而去。这时脑中涌上一堆图像，夹杂着一团声音。支离的骨头、腐朽的衣物混杂在落叶堆里。报纸上印出来一张张可爱且笑容满面的年轻脸庞，电视上记者访问着不知所措、痛心忧伤的家人，以及那些找我的电话。 “我很遗憾那些事发生在你女儿身上。” “请你告诉我，我的孩子是怎么死的。喔，老天爷呀，她是否受了很多苦？” “她的死因目前尚无法确定，贝内特太太。我实在无法在这个阶段给你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消息。” “你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马丁先生，他整副躯体只剩下骨架，当软体组织腐化后，所有可能有的伤口也消失了……” “我不是来听你讲那些医学狗屎！我只要知道我儿子的死因是什么！警方在问有关吸毒的问题！我儿子从来没有喝醉过，更别说吸毒了！你听清楚了吗？他死了，而他们却尽想着把他变成一个不学无术的坏蛋……” “首席法医的迷思：凯·斯卡佩塔医生不能辨别死因。” 无法确定。 一次又一次，8个年轻人了。 这实在很糟糕。真的，对我而言，这种情形实属前所未有。 每一个法医都多多少少会接到一些无头案件，但像我眼前这样互相牵连的倒还真不多见。 我打开车顶的天窗，外头的空气让我振奋了几分。气温不热不冷，树上的叶子又到转换颜色的时候了。在这儿，只有春秋季节才不会让我想念迈阿密。里士满市的夏天太热，又没有海风送来清凉洁净的空气，粘腻的湿气叫人无法忍受。冬天更好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也不喜欢冷天气。不过，春秋两季却相当令人陶醉。时序交替时小酌一杯，酒意就懒懒地爬溢胸臆之间。 纽肯特郡的64号休息站到我家不多不少恰好31英里。这里就像弗吉尼亚州任何一个休息站一样，有野餐桌、烧烤炉、木制垃圾桶、砖砌洗手间和贩卖机，还有新栽植的树木，但眼前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一名旅客或卡车司机，倒是警车随处可见。 一名面无笑容的州警，穿着蓝灰色的制服，走向正把车驶近女用洗手间的我。 “对不起，女士，”他说，俯身靠向开着的车窗。“休息站今天暂时关闭，我得请你继续往前开。” “凯·斯卡佩塔医生，”我表明身份，将车子熄火。“警方请我过来。” “为了什么呢？” “我是首席法医。”我回答。 我可以感受到他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是啦，我是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什么“首席”。我身上穿的是件石洗的厚棉布布裙，粉红布质衬衫，脚上是双皮制登山靴，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儿标示着权威，包括我的车，那是一辆等着进厂换装轮胎的老爷车。乍看之下，我像是个不怎么年轻的雅皮士，迷乱地顶着泛灰金发，开着黑灰色的奔驰车往商场驶去。 “我需要看看你的证件。” 我在手袋里翻了一阵，拿出一个薄薄的黑色夹子，给他看我的铜制的法医徽章，再拿出驾照递给他。他研究了好一阵子，我可以感觉到他有些尴尬。 “斯卡佩塔医生，就把你的车子停在这儿，你要找的人在后面。”他指着大型车辆停车场的方向。“祝好运。”他无意义地补充了一句，然后举步离开。 我循着砖道往前走，绕过建筑物，经过一丛树影，眼前出现了更多警车，还有一辆闪着灯的拖吊车，和至少一打以上穿着制服和便服的人们。但直到近前，我才发现那辆两门吉普车。它躺在出口弯道的中途，偏离道路的斜坡上，隐身于浓密树丛之后，车身披裹着一层灰尘。我从驾驶坐车窗向里看，发现灰褐色皮革装饰的车内非常干净，后坐整齐地堆放着各种行李，有弯道用滑雪橇、卷成一圈的黄色尼龙滑橇绳，和红白相间的塑料冰柜。钥匙悬吊在点火器上，窗户都半闭着，从车道往草坡上划出两道明显的车轮痕迹，车子前端的铬钢护栅被往上挤压在茂密的松树丛里。 马里诺正在跟一位金发瘦长的男子说话，那是在州警局任职的杰·摩瑞，我并不认识他。他看来像是负责的人。 “凯·斯卡佩塔。”我自报姓名，马里诺从来只称我“医生”。 摩瑞抬起他墨绿色的雷朋太阳眼镜朝我看了看，又点了点头。他身着便服，还炫耀性地摆弄看来只比青少年绒毛厚一些的胡髭，整个人笼罩在我相当熟悉的那种新官上任的虚张声势里。 “我们目前只知道，”他神经兮兮地环视四周，“吉普车是德博拉·哈威的，她和她的男朋友，嗯，弗雷德·柴尼，昨晚大约8点钟左右离开哈威家。他们开车前往斯平德弗，哈威家在那儿有栋海滨别墅。” “这对年轻人离开里士满时，哈威家有没有人在？”我问。 “没有。”他向我这边看看。“他们都已经在斯平德弗，那天稍早先出发的。德博拉和弗雷德想自己开车前往，因为他们计划星期一就回里士满。他们俩是卡罗来纳大学二年级学生，需要早点回去准备功课。” 马里诺熄掉香烟解释道，“昨晚他们出发前曾打电话到斯平德弗，告诉德博拉的一个弟弟说他们正要出发，预计在午夜和凌晨1点之间到达。而当他们一直到今天清早4点钟都没有出现时，帕特·哈威通知了警方。” “帕特·哈威！”我不可置信地看着马里诺。 摩瑞警官回答我：“没错。我们是碰上了个好案子。帕特·哈威现在就在往这儿的途中，一架直升机——”他看了看手表，“约在半小时前过去接她。至于父亲呢，嗯，鲍勃·哈威，因公在外，本来预计明天会到达斯平德弗。就我们所知，尚未被联络上，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帕特·哈威是全国禁毒办公室主任，被媒体称为“毒品沙皇”。她被总统授命任职，前不久才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哈威太太可以说是当今美国最有影响力，也最受尊崇的女人之一。 “那彭顿呢？”我问马里诺，“他知道德博拉·哈威是帕特·哈威的女儿吗？” “他没有说。他在机场打电话给我，说是搭局里飞机来的。那时他正急着找租车的地方，我们没有多谈。” 这其实回答了我的问题。彭顿·韦斯利不会随便使用局里的飞机匆匆忙忙地赶到这儿，除非他已经知道德博拉·哈威的身份。我只是奇怪他为什么没有告诉马里诺——他们是地区暴力罪犯专案小组的伙伴呀。我研究着马里诺宽阔镇定的面庞，尝试读出些什么。他下颚紧缩着，童山濯濯的头顶冒着成串的汗珠。 “现在呢，”摩瑞继续说着，“我的人在四周维持交通。另外，我们已经检查过洗手间，附近也巡视了一回，确定他们不在这周围。半岛搜救小组到达后，我们就展开树林里的搜寻工作。” 位于吉普车头北方的休息站，有将近一英亩的面积，满满覆盖着灌木丛和大树，密集到我只能看到在叶片上闪动的阳光和回旋飞翔在遥远松树林顶端的秃鹰。虽说近年来不断有新建的商场和房屋入侵着这64号公路周围，夹在里士满和潮水镇之间的眼前这个范围，看来依旧坚守着自然的面貌。通常这样的景致会让我产生轻松舒适的安全感，然而此刻却叫我毛骨悚然。 “混账。”马里诺在我们离开摩瑞，开始在附近绕绕时抱怨着。 “我真为你原来的钓鱼计划抱屈。”我说。 “嘿，有哪一回不是这样？这个周末钓鱼计划，我可是已经筹备了好几个月了呢，又泡汤了。总是这样。” “我注意到当我驶入州界，”我忽略他的嘀嘀咕咕，自言自语，“休息站的入口弯道立时分成两股斜弯路，一个连到这儿，另一条到休息站的前方。换句话说，这些路是单行道。不太可能发生将车开到前方，然后改变主意转到这儿，却因没有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撞上别人。我想昨晚这里一定有不少旅客经过，这可是劳工节周末。” “没错，我知道这点。用不着你这科学家特别跟我指明，是因为昨晚休息站另一边很可能有很多人，所以凶嫌蓄意选择这条专停大型车的弯路把车子推落沟内。不过，想来当时这里一定很安静。他才能自由离去，没有让任何人看到。” “他也许更不想让吉普车太早被人发现，这解释了为什么车子会被推入车道外的斜坡里。”我说。 马里诺往树林的方向走去，喃喃地说着：“我真是老了，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真是个抱怨不停的家伙，马里诺就是这个脾气，来到犯罪现场时总喃喃自语他有多么不情愿。我们一块儿工作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久到我已经习惯他的埋怨，但这回他的态度似乎跟以往有些不同。他的苦恼显然不只是因为那期待已久又再次泡汤的钓鱼活动。我猜想他是不是跟他妻子有些争执。 “喔哦，”他咕哝着，眼睛往砖造建物的方向看去。“独行侠来了。” 我转过身看到彭顿·韦斯利瘦长、熟悉的身影，从男厕所方向走来。他勉勉强强地跟我们打招呼。他太阳穴上的银发湿漉漉的，蓝色西装翻领上有着点点水渍，看起来像刚用水洗过脸。他目无表情地瞪着那辆吉普车，再从胸前口袋拿出一副太阳眼镜戴上。 “哈威太太到了没有？”他问。 “没有。”马里诺回答。 “记者呢？” “没有。”马里诺说。 “很好。” 韦斯利的嘴抿得很紧，让他那有棱有角的脸看来比平常更严峻、更难亲近。如果不是那冷硬的表情，他该可以称得上俊美。他的思想和情绪也往往叫人捉摸不清、无从猜测，而近来更变本加厉地成为隐藏自我情绪的高手，让我几乎完全无法了解他。 “我们要尽可能地封锁这个消息，”他继续道，“一旦消息走漏，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棘手。” 我问他：“彭顿，你对这对年轻人知道多少？” “相当少。哈威太太今早报的案，她打电话到局长家里，局长再打给我。她女儿和弗雷德·柴尼在卡罗来纳大学认识，大一起就开始交往。据闻他们俩都是好孩子，没有不良记录，也没有什么招惹麻烦的历史——至少哈威太太是这么说。不过，我倒是发现一件事，她对于他们的交往有些矛盾的情绪，她认为她女儿和柴尼单独相处的时间太多了。” “那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要自行开车到海边去。”我说。 “是的，”韦斯利回答，同时环顾四周。“也许那就是理由。从局长的转述中我得到的印象是，哈威太太不是很高兴德博拉带她的男朋友到斯平德弗去，那原是个家庭聚会。哈威太太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住在华盛顿，这个夏天她并没有多少机会跟她的女儿和两个儿子相处。老实说，我觉得德博拉和她母亲的关系近来也许并不融洽，而且很可能昨天早上全家人在离开北卡罗来纳时发生过争执。” “那两个小鬼一块儿私奔的机会有多大？”马里诺说，“他们很聪明的，不是吗？他们也许看了报纸、新闻，尤其看到近来有关这些情侣案件的电视特别报导。重点是，他们也许知道这些案件就发生在这附近。谁敢保证他们没有可能这样做？一个狡猾、有计划的失踪，为的是想为难父亲。”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韦斯利回答，“也因为这样，我希望尽可能地不让新闻界知道这个案件。” 当我们走向出口弯路上的吉普车时，摩瑞加入进来。另外有两位身着暗色连身衣、长靴的一男一女，从一辆浅蓝色敞篷小型货车里下来。他们打开车尾横板，两只急促喘着气、兴奋摇着尾巴的猎犬跳出它们的笼子。他们接着把长长的狗链扣在他们腰间的皮带上，再抓住两只狗的项圈。 “盐巴、海王星，我们走！” 我不知道哪只狗是哪个名字。两只狗都有着壮硕的身躯，淡褐皮毛，以及布满皱褶的脸和松软的耳朵。摩瑞对它们露齿一笑，并伸出手来。 “你们好呀，家伙们！” 盐巴或者是海王星，舔了他一下，又用鼻子磨蹭他的脚。 驯犬员从约克镇来，叫杰夫。葛儿跟她的伙伴一般高，看来也同样强壮。她让我联想起那些一辈子在农场工作的妇女，她们的脸上刻画着辛勤工作和艳阳暴晒的痕迹，她们有着因了然大自然运作，而听天由命的那种近似麻木的坚忍耐力。从她看着吉普车，检视着现场是否被破坏的眼光，我猜她是搜救队的队长。 “没人动过，”马里诺告诉她，一边弯下身来抚弄狗儿们耳后的颈子。“我们还没有开过车门。” “之前有没有人进到车里过？比如发现这辆车子的人？”葛儿询问着。 摩瑞开始解释：“车牌号码是在今天早上以电传打字拍发的方式传送出去，要各方BOLO——” “BOLO是什么鬼东西？”韦斯利打岔。 “注意警戒。” 韦斯利此时的脸看起来就像花岗岩般冷酷，而摩瑞继续冗长的陈述：“警员的行动不是定点枯守等待，所以通常不一定都能接收到讯息。他们直接在巡逻车上听候指示。在接到失踪报告后，拍发人员就开始电传讯息，然后大约午后1点钟左右，一个货车司机发现了这辆吉普车，用无线电通报警方。接到通报的警员说他只从车窗往里看有没有人，他甚至没有太接近车子。” 我希望事情真是这样。大部分的警察，即使是那些熟知程序的，都常常无法抗拒打开车门的好奇诱惑，或至少往仪器板上放杂物的凹槽翻寻证件。 杰夫紧抓住架在狗身上的行头，带着它们去“寻方便”，这时葛儿问：“你们可有什么东西能让狗儿闻气味用？” “已经要求帕特·哈威带些德博拉最近穿过的衣服来了。”韦斯利说。 如果说葛儿对她要找的是谁的女儿感到惊讶的话，她可一点也没显现出来，只定定地看着韦斯利说下去。 “她搭直升机过来，”韦斯利道，看了一眼手表。“应该快到了。” “好吧，只要注意不要让那架大鸟在这里降落就行了，”葛儿边指示着，边走向吉普车。“最怕的就是打乱现场。”透过驾驶坐边的窗子，她察看着车门的里侧，一寸不漏地研究着。然后稍微退后一些，再久久注视着车门外侧黑塑料制的把手。 “也许最好用里面的坐椅，”她决定着。“我们会让盐巴闻一个，海王星闻另一个。但首先，我们必须想办法在不破坏任何东西的情况下进到车里去。有人有铅笔或钢笔吗？” 韦斯利从胸前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支原子笔交给她。 “还要一支。”她又说。 奇怪的是，竟没有人有笔，包括我。我发誓，平常我总会在包里放几支笔的。 “折叠式小刀怎样？”马里诺伸手到他牛仔裤袋里。 “太好了。” 葛儿接着一手握着瑞士刀，一手握着笔，一边压着驾驶坐旁车门外侧把手上的拇指凹点部位，同时拉开把手，然后以脚尖挤进被拉开出缝隙的车门，轻轻把门拱开。这时我听到直升机螺旋桨轰隆轰隆的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 不一会儿，一架红白相间的直升机盘旋在休息站上空，像只蜻蜓般翱翔，在地面引发小小的龙卷风。地面上所有的声音都被掩盖住，咆哮而起的风摇晃着群树，更在草地上吹起一圈圈涟漪。葛儿和杰夫半眯着眼睛，蹲坐在狗旁，紧紧地抓住狗的项圈。 马里诺、韦斯利和我退到建筑物旁，从这个有利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见那直升机狂暴的降落过程。鼻端向下的直升机慢慢地降落，引起一阵乱流，在那过程中，我看到帕特·哈威垂着眼看着她女儿的吉普车。 她从直升机下来，弯着腰低着头，直升机扰起的风把她的裙子吹得呸哩啪啦响，在其脚边狂乱挥舞，韦斯利则在渐渐减缓速度的螺旋桨外的安全距离迎接着，颈子上的领带被风吹过肩膀，就像是飞行员们的披巾。 帕特·哈威出任全国禁毒办公室主任之前，是里士满市的州政府检察官，然后升任为东弗吉尼亚区的联邦检察官。我曾解剖过由她接手的几件引起公众注意的联邦毒品案件的一些被害人的尸体，但从未被要求出庭作证，只有我的检验报告被取用，因而哈威太太和我还没真正见过面。 电视中和报纸照片上的她看起来一派事业强人的模样，亲眼见到她，却多了些女性的柔婉，非常吸引人。个子瘦长，身躯完美，阳光把她红褐发上的金色和红色反映得鲜明亮丽。韦斯利一一介绍我们，哈威太太带着政治人物久经训练的适度礼仪和自信同每人握手。但她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和任何人的眼睛接触。 “这里有件上衣，”她说，把一个纸袋交给葛儿。“我在海滩别墅，戴比的房间找到的。不知道她最后一回穿是什么时候，但我想最近没被洗过。” “上回你女儿是什么时候到的海滩别墅？”葛儿问，没有马上打开纸袋。 “7月初。她和几个朋友到那儿度周末。” “你确定那时她是穿这件上衣的吗？她的朋友有没有借去穿的可能？”葛儿淡淡地问着，好像她只在问天气一样。 这个问题让哈威太太愣了一下，有那么一会儿，一丝疑惑蒙上她深蓝色的眼睛。“我不确定。”她清了清喉咙，“我假设戴比是最后一个穿上它的，不过我当然无法确认。我当时不在场。” 她眼光穿过我们，看向车门敞开着的吉普车，短暂落在点火器的钥匙上，钥匙链上悬挂着一个银制D字母坠饰。有好一会儿大家都没说话，我可以看出她力图抑制着惊慌的情绪。 她转向我们说：“戴比应该带有一个钱包，尼龙质料，鲜红色，就是那种用尼龙搭扣开合的体育用品。你们有没有发现它？” “没有，夫人，”摩瑞回答，“还没有发现那样的东西。但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车外往里看，还没有到车里搜寻，我们等着救援狗来。” “我想它应该在前坐什么地方，也许在地板上。”她继续道。 摩瑞摇摇头。 韦斯利接话道：“哈威太太，你知不知道你女儿身上带有多少钱？” “我给她50美金买食物和汽油，但我不知道除此之外她有多少，”她回答，“她还有信用卡和支票簿。” “你知道她支票账户里有多少钱吗？”韦斯利问。 “她父亲上礼拜给了她一笔钱，”她平稳地叙述着，“为学校的开支——书本费用等等。我可以肯定她把钱存进户头去了。我想她账户里应该至少有1000美金。” “你也许应该看看账户收支，”韦斯利建议，“确定最近没有人提领。” “我会马上去做。” 我站在旁边看着，感觉到一棵希望之苗正在她心中滋养着。她女儿有现金、信用卡、支票簿。此刻看来她没有把钱包留在吉普车里，那可以解释成她也许拿着它。如此一来，她很可能还好好地活着，只是跟男朋友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女儿可曾威胁说她会跟弗雷德一块儿走掉？”马里诺率直地问道。 “没有。”哈威太太又看了一眼那辆吉普车，她继续说她想相信的假设，“但那并不证明这不会发生。” “你最后和她的谈话时，她的心情怎样？”马里诺再问。 “昨天早上我和我儿子们出发前往海滩别墅前，我们说了几句话，”她以平和安静的声音回答，“她对我很不满。” “她知道这附近发生的事吗？知道那些失踪的情侣吗？”马里诺问。 “当然，我们曾谈过那些事，猜想他们可能的行踪。她知道。” 葛儿对摩瑞说：“我们应该开始了。” “好主意。” “最后一件事。”葛儿看着哈威太太，“你知道是谁开的车吗？” “弗雷德，我猜，”她回答，“通常他们如果一块儿到什么地方，都是他开车。” 葛儿点点头说：“我需要再用一次小刀和那只笔了。” 从韦斯利和马里诺处借到后，她绕到驾驶坐另一侧，将车门打开。她抓住一只猎犬的项圈。狗儿急切地跳上车，完美地配合着女主人的行动；它到处嗅着，松垮发亮的皮毛下，矫健的肌肉一围圈地波动着；耳朵沉重下垂，好像悬挂着铅锤似的。 “加油，海王星，让我们看看你神奇的鼻子是怎样工作的。” 我们静静地看着，她引导着海王星去嗅德博拉·哈威昨天可能坐过的椅子。突然间，它嗥叫起来，像是乍然见到响尾蛇一般，猛然跳出吉普车，激烈扭动身躯，使葛儿无法抓住项圈。它把尾巴紧紧夹在后腿间，背上的毛一根根地竖立着，一股寒意冷冷地沿着我的背脊爬上来。 “嘘，乖，嘘！” 海王星全身颤抖，呜咽抽噎着，它接着蹲坐下来，在草地上大起便来。 <hr /> 注释： 第二章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仍然疲累不堪，而星期天的报纸又扰得我心惊害怕。 报上头条新闻用粗得足以在一街以外就叫人看到的字体写着： center">“毒品沙皇”的女儿及朋友失踪—— 记者不仅掌握了德博拉·哈威的照片，以及她的吉普车从休息站被拖吊的照片，还有鲍勃·哈威同帕特·哈威手牵手走在斯平德弗无人海滩上的资料照片。我啜饮着咖啡，一边看着报，禁不住感叹地想到弗雷德·柴尼的家人。他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在这件事件中，他只被称呼为“德博拉的男朋友”。而他，却也是同时失踪，更也是另一对父母的孩子。 ，留着及肩深色金发，并继承了她母亲的优美容貌。弗雷德体格魁梧壮硕，有着自然卷曲的黑发，以及淡褐色眼睛。他们是相当匹配的一对，据称非常亲密。 “任何时候，你只要看到其中一个，另一个一定也在近旁，”一个朋友说，“我想那跟弗雷德的母亲过世很有关系。戴比就是在那时认识他的，我敢说倘若没有她，他走不出悲伤的阴影。” 当然，报纸不忘再一次反刍其他四对弗吉尼亚情侣的失踪事件，以及随后的证实死亡。我的名字被提起几次。加诸于我的形容词是：失败、挫折、迷惑，持续拒绝评述。我怀疑大家是不是知道我仍然得继续每个星期的固定工作，仍然忙着解剖检验各个凶杀案、自杀案的尸首。事实上，我依旧如同往常般跟被害人家属沟通，到法庭作证，给医护人员和警校学生上课。不论情侣或不情侣，生与死的故事仍然不停地上演着。 我离开餐桌，一边看着屋外明亮的早晨一边啜饮咖啡，电话铃声这时响了起来。 应该是我母亲，她通常会在星期天这个时间来电话，问我好不好，有没有去做弥撒。我就近拉了把椅子，拿起话筒。 “斯卡佩塔医生吗？”是一个熟悉的女子声音，但一时想不起是谁。 “是的。” “我是帕特·哈威，请原谅我打到你家来。”不知怎么的，在那稳定的声音之后，我听出一丝恐惧。 “不会，没有关系，”我温和地回答，“有什么事吗？” “他们整晚搜查，现在还在进行中。他们召来更多警犬、警察和一些直升机。”她开始急速地说着，“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点影子。鲍勃已经加入搜索的行列，我在家里。”她迟疑了一下，“我是在想，不知你可不可以过来一趟？来用午餐什么的？” 停了好一会儿，我不情愿地答应了。放下电话后，我无声地痛骂着自己，我明知道她要我过去干什么。帕特·哈威会问我有关其他几对失踪情侣的情形。如果我是她，我也会这么做。 我上楼到卧室拿浴袍，然后泡了个长长的热水澡，还洗了头发。答录机截听了几个电话，除非是紧急的，我压根不想回。不到一小时，我已穿上一件土黄色套装，紧张兮兮地来到答录机旁听留言。共有5个，全是那些知道我被传唤到纽肯特郡高速公路休息站的记者。 我手伸向话筒想打电话给帕特·哈威，取消午餐约会，但我无法忘记她搭直升机到现场，手里拿着女儿上衣时的表情，也无法忘怀所有为人父母在那种场合的面容。我无奈地放下电话，锁了门，坐进车里。 公职人员除非另有收入，否则根本负担不起维持隐私所需要的设备。很显然，帕特·哈威的联邦政府的薪水只是用来装饰她富有家世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金边。他们住在詹姆士河畔温莎的一栋杰弗逊式雄伟壮丽的宫廷式建筑。我猜整片产业至少有5英亩，四周有巨大砖墙围绕着，到处标示有“私人产业”的字样。我转入一条两旁树阴遮盖的长长车道，来到一扇坚固又精巧的铁门前，我还来不及把车窗摇下凑到对讲机前说话，铁门就无声无息地自动滑开。我驶过去，铁门又在我身后关住。我把车停在一辆黑色捷豹轿车旁，眼前是光滑挺然的柱子，古老红砖和白色的罗马式门廊。 我一下车，屋子正门便打了开来。帕特·哈威出现在阶梯的最上端，强作镇静地微笑着，手上拿着厨房手巾擦着手。她脸色苍白，眼神没有光彩，看起来疲乏困倦。 “谢谢你来，斯卡佩塔医生。” 她做着手势。“请进。” 进门后的走廊宽敞得惊人，足有寻常人家客厅的面积。我跟着她穿过一个正式起居室来到厨房，家具是18世纪的古董，墙上挂了东方壁毯，还有些印象画派的真迹，火炉里巧妙堆放着山毛榉圆木。至少厨房像是个具有多功能性的地方，而且确实有人在使用。我觉得家里似乎没有其他人。 “杰森和迈克尔同他们父亲一块儿出去了，”她回答我的问题，“男孩们今天早上到的。” “他们多大年纪？”我又问，她正打开烤炉的门。 “杰森16，迈克尔14，戴比是老大。”她找着垫热锅的厚垫子，同时关上炉子，然后把一盘乳酪蛋饼放在炉子上保温。她伸向抽屉拿刀子和抹奶油刀的手颤抖着。“你要喝葡萄酒、茶，还是咖啡？这午餐很随意，我另外准备了水果沙拉。我想在走廊上吃，希望你不会介意。” “那很好，”我回答，“我喝咖啡。” 她打开冰箱，在心思紊乱中，错拿了一袋爱尔兰香甜烈酒放到咖啡机里。我只静静地看着她。她看来很失意、很绝望。丈夫和儿子都不在家，女儿失踪，整个房子处处透露着空虚寂寥。 她一直没有开始发问。我们来到走廊上，落地玻璃门敞开着，我们身后弯弯曲曲的河流在阳光下闪烁着。 “那些警犬的行为，斯卡佩塔医生，”她开始问，同时插弄着她盘里的沙拉。“你怎样解释？” 我可以，但我不准备说出来。 “很显然，其中一只狗被吓着了，但是另一只没有？”她的这番观察其实是丢出又一个问号。 另一只狗，盐巴，的确跟海王星的反应截然不同。在它闻过驾驶坐后，葛儿把链子钩上它的项圈，发出命令：“搜寻。”狗儿就像赛狗场上的灰狗般冲将出去。它穿过出口弯路，往前跑到野餐区，然后拖着葛儿穿过停车场往州界方向行进。如果她没有对它叫喊“过来！”它也许会一头冲进车阵中。我看到他们在区隔东西向车道的中间绿地上疾走奔跑着，然后穿过人行道，直接走向公路另一边的休息站，那是发现德博拉吉普车所在的另一边。最后警犬在停车场失去了追寻下去的线索。 “我是不是该相信，”哈威太太继续说：“那个最后开戴比吉普车的人离开车子后，穿过西边的休息站，再越过州界？接着这个人很可能进到一辆停在东边休息站停车场上的车子，然后开走？” “那是个可能的解释之一。”我回答，翻弄着我的乳酪蛋饼。 “其他可能的解释是什么呢，斯卡佩塔医生？” “警犬闻到了一种味道。至于是谁的或是什么的，我不清楚。也许是德博拉的味道、弗雷德的，或第三人的——” “她的吉普车停放在那儿有好多个小时了，”哈威太太打断我，眼光落在河上。“时间上足够有人进到车里找值钱的东西。像是搭顺风车的人，经过的旅客等等，然后步行到州界另一边的休息站去。” 我没有提醒她一些足以推翻这番理论的明显事实。警方在方向盘旁边的置物箱里找到弗雷德·柴尼的钱包，里头有全部的信用卡和35美元现钞。这对年轻情侣的行李看来并没有被人翻动过。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吉普车里除了原先待在里面的人和德博拉的钱包之外，什么都没有遗失。 “第一只狗的反应，”她不带感情地论述着，“我假设并不寻常。它被什么东西吓到了。至少，让它不舒服，出乎它意料之外。不同的味道——跟另一只狗闻到的不同。那个戴比也许坐过的椅子……”她的语音滑去，眼睛盯着我。 “是的。很显然两只狗闻到不同的东西。” “斯卡佩塔医生，我希望你对我坦白。”她的声音发着抖，“不要考虑我的心情，求求你。我知道警犬那样的反应一定有原因。我确信你在工作上必定经历过警犬搜救的场面。你以前看过警犬有这种反应吗？” 有的，两次。一次是一只警犬闻着一辆汽车的后车厢，最后发现那个车厢曾用来运载一具尸体，那具尸体后来在一辆大型垃圾车内被人发现；另一次是警犬循着味道来到一个健行步道上，那地点是一名妇人被强暴杀害的地方。 然而我只说：“那种猎犬通常对信息素有强烈的反应。” “请再说一遍？”她看来有些不知所措。 “信息素是一种分泌物。是一种由动物尤其是昆虫的分泌腺分泌出的化学物质。譬如说，性引诱物质，”我不动感情地解说着，“你知道狗儿们有划定领土或嗅到害怕时进行攻击等等的习性吗？” 她只呆呆地看着我。 “当一个人产生性兴奋，或焦虑、害怕时，身体里会分泌各式各样不同的荷尔蒙。理论上来说，像警犬这种能区辨味道的动物，可以闻到信息素，或其他从我们身体里特殊腺体分泌出的化学物质——” 她打断我，“戴比在迈克尔、杰森和我前往海滩别墅之前曾说经痛。她的月经才刚开始，这能解释……？那么，如果她真是坐在驾驶坐旁的坐位的话，也许这就是那只狗闻到的味道？” 我没有回答。事实上，她的猜测不足以解释让那只狗反应如此激烈的原因。 “不够的。”帕特·哈威把眼光从我身上转移开来，无意识地搓揉着放在膝上的餐巾。“那不足以解释为何那只狗会发出悲鸣，还有背上的毛根根竖立。喔，老天，这跟以前失踪的情侣一样，对不？” “我无法证实。” “但你是这样想的，警方也是。如果大家一开始不是这样想的话，昨天你就不会被请到现场。我要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以前失踪的人。” 我什么也没有说。 “根据我读到的资料，”她进逼着，“你出现在每一个场合，警方请你过去。” “是的。” 她伸手到她运动上衣的口袋，掏出一张折叠的法律文件，将它摊平。 “布鲁斯·菲利普和朱迪·罗伯兹，”她开始向我通报，好像我很需要似的。“高中情人，两年半前的6月1日失踪，当时他们开车从一个格洛斯特的朋友家离去，却没有回到各自的家。第二天早晨布鲁斯的车子被人发现弃置在17号公路上，钥匙悬在点火器上，车门没有锁，窗户是打开着的。10个星期后，你接获通知到约克河州立公园东边1英里处的一个森林地带，因为有个猎人在那儿发现两具部分已成骨骸的尸体，面孔朝下埋在落叶中。地点距10个星期前发现布鲁斯的车子处大约有4英里远。” 我记得就是这个时候地方警局要求地区暴力罪犯专案小组协助侦查。当时马里诺、韦斯利和格洛斯特的地方警探并不知道那年7月，即布鲁斯和朱迪消失的一个月后，有另外一对情侣也宣告失踪。 “接着是吉姆·弗利曼和邦妮·史迈斯，”哈威太太抬眼看了看我。“他们在7月最后一个星期六参加在弗利曼家举行的撞球派对之后失踪。那天晚上吉姆开车送邦妮回家，隔天，查尔斯市警局的警官发现吉姆的车被弃置在离弗利曼家约10英里的地方。4个月后，11月12日，有个猎人在西端发现他们的尸体……” 我不愉快地猜想着，她大概不知道我曾数次要求警方给我警察报告的机密文件副本，以及现场照片、证物清单等，但每次都被拒绝。我把这种明显的不合作态度归咎于这起案件的调查已牵涉多方管辖权的问题。 哈威太太面无表情地继续着，翌年3月，同样的事再一次发生。本·安德森从阿灵顿开车载他女朋友卡罗琳·贝内特，到位于契撒皮克海湾的斯丁格雷区的家。他们大约在不到7点时从安德森家开车前往诺福克的欧多明尼大学，他们是那所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第二天晚上，一个州警察对安德逊的父母说，他们儿子的敞篷小型货车被发现弃置在64号公路路肩，距布克鲁海滩5英里的地方。钥匙挂在点火器上，车门没锁，卡罗琳的女用钱包丢在驾驶坐旁的坐椅下。他们在6个月后的猎鹿季节中，于约克郡199号公路南方3英里的森林地带被人发现，身躯已部分成为骸骨。这回，我甚至没有拿到警方报告的任何副本。 而苏珊·威尔康克丝和麦克·马丁在今年2月失踪的事，我是从一份早报上读到的。他们预计前往麦克在弗吉尼亚海滩的家度假，然后跟其他情侣一样半途消失了。麦克的蓝色厢型车被弃置在威廉斯堡附近的科罗尼公园路上，一条白色的手帕绑在天线上标示着引擎故障，但那条手帕在警察稍后抵达现场时并不存在。5月15日，一对父子到野外猎捕火鸡，在詹姆士郡60号公路和64号公路之间的林区发现这对情侣已腐化的尸体。 我记得，我曾再次收拾起支离的骨头，带到史密森刑事人类学家那儿去做最后的检验。8位年轻人，不论我在他们遗体上花多少时间，仍无法确认他们如何死亡，以及为什么死亡。 “如果——老天，如果再有类似案件，不要等到尸体出现，”我终于通知马里诺，“一发现车子就让我知道。” “唷。也许该开始解剖车子，因为那些尸体无法提供任何线索。”他回答，试着用玩笑的语气，但效果不佳。 “所有的案子，”哈威太太说：“车门都没有关上，钥匙悬挂在点火器上，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也没有东西被偷走。作案手法基本上都相同。” 她把简报折起来放回口袋里。 “你的消息很确实。”这是我仅有的回答。我没有问，但我确信是她要手下去搜集那些资料的。 “我的意思是，你从一开始就参与这些案子，”她说，“你检验了所有的尸体，然而就我所知，你并不知道是什么杀死了那些情侣。” “没错！我不知道。”我回答。 “你不知道？或是你不愿说，斯卡佩塔医生？” 帕特·哈威在联邦检察官任内的作为赢得全国大众的尊敬，或者敬畏。她的作风一向具有侵略性，而我现在就觉得突然间她家的走廊变成了法庭。 “如果我知道他们的死因，我不会在报告书上写不确定。”我温和地说。 “但你相信他们是被谋杀的。” “我相信年轻健康的人不会突然遗弃他们的车，然后就莫名其妙地死在森林里，哈威太太。” “那么理论上的猜测呢？你怎么说？我确信你对那些并不陌生。” 对我而言，的确并不陌生。 四个不同的管辖区域，加上来自不同地区的警探，每个人都有一长串的假设。比如说，那些情侣们是使用毒品的偶犯，他们跟毒品交易者碰头，购买致命的新型毒品，而那种毒品无法以现有的毒品检测方法查验出来；或者是什么神秘的超自然能力造成；或那些情侣都属于什么秘密组织，他们的死只是一种自杀协定。 “到目前为止，对那些理论我不予置评。”我告诉她。 “为什么不？” “我所发现的事实无法支持任何一个我所听到的假设。” “你的发现支持什么呢？”她追问，“而且，又是什么样的‘发现’呢？根据我手边所有可以听到、读到的资料，你根本没有什么混账发现。” 一片云雾飘过，使天空看来有些昏暗，阳光下有一架似银针般的飞机，拖着一条长长的白色丝线。在沉默中，我看着那条凝结的白线慢慢扩散，逐渐消失。如果德博拉和弗雷德跟其他那些情侣有相同的命运，我们是不可能很快找到他们的。 “我的戴比从没碰过毒品，”她继续说，眼泪在睫间闪动。“她也不会参加任何神秘宗教或组织。她脾气是不太好，有时也会很沮丧，就像所有同龄的青少年。但她不会——”她突然止住，努力地压抑情绪。 “你必须试着冷静面对此刻，”我静静地说：“我们不知道你女儿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弗雷德究竟怎么了。也许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会知道。有没有什么关于她的——或他们的事，你可以告诉我的？任何一些可以帮得上忙的？” “今早一名警官来过，”她深深吸了口气后回答，“他到她卧室拿了些她的衣服和梳子，说衣服是给狗闻嗅用的，另外梳子上的头发可以拿来比对在她吉普车上发现的毛发。你要看看它吗？她的卧室？”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点点头。 我跟着她走上打磨上蜡的硬木阶梯来到二楼。德博拉的卧房在东侧，在那儿可以看到旭日东升，或风暴集结在詹姆士河上。它看来不像一般典型的青少年房间。家具是北欧式样，造型设计简单，用上好的柚木制成。一条淡淡清爽的蓝绿色棉被盖在一个大号的床上，地上是一条印度织毯，上面满是玫瑰和近深蓝的紫色。书架上尽是百科全书和小说，书桌上的双层架排满了奖杯和十几块有浅色缎带悬吊的奖牌。架子最上层是一幅大照片，德博拉站在平衡木上，背脊曲拱着，双手维持着一个如鸟儿般的美妙姿势，而她脸上的表情，像沉浸在她自己的圣殿里，充满着完全的纪律和优雅。我不需要身为德博拉·哈威的母亲就能了解这个19岁的女孩相当特别。 “戴比自己挑选这儿所有的东西，”哈威太太在我四处浏览时说，“家具、织毯，还有颜色，你或许不知道她几天前才在这里收拾衣物准备上学。”她盯着角落里的手提箱和皮箱，然后清清喉咙。“她非常有组织性、有纪律，我想那是承袭于我。”她笑笑，却掩盖不住焦虑，接着又加了一句，“如果我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我相当有组织性。” 我记起德博拉的吉普车。它从里到外看起来都很清洁整齐，所有的行李和杂物都井然有序地堆放着。 “她对她的东西相当在意，”哈威太太边说边移到窗前，“我时常担心我们太宠爱她，包括她的衣服、车子、金钱。鲍勃和我在这点上花了很多时间来商量决定。有时会有些困难，因为我住在华盛顿。可是去年我接获任命时，整个家族都觉得，要全家搬到另一个城市不是个好主意，而且鲍勃的事业在这儿。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我一个人住公寓，然后尽量在周末回到家来，等到下次选举时再看看情况如何。” 停顿了好一会儿，她继续说：“我想我要说的意思是，我很难拒绝戴比对我提出的要求。当你想要给你的孩子最好的一切时，很难同时兼顾所谓的明理。特别是当你回想自己在他们这个年纪时的渴望和欲求，对自己的衣着和身材是如何的不满意。而你知道父母无法负担皮肤专家、牙齿矫正专家，或整型外科医生的责任。我们尽量试着采取中庸之道。”她双手交叉在胸前。“有时我会疑惑，我们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譬如她的吉普车。我当时反对她有车，但我没有精力去争论，尤其是她相当实际，要一辆能在全天候都很安全的车子。” 迟疑中，我问：“你提到整型外科，你是指你女儿吗？” “体操选手是不适宜有大胸脯的，斯卡佩塔医生，”她说，没有回头。“戴比16岁时，胸部就发育得特别好。她不只觉得不好意思，它还影响她的运动。那问题在去年就解决掉了。” “那么，这张照片是最近的。”我说，我看着的这张照片里的德博拉，有着一副完美的体态，胸部和臀部看起来小巧结实。 “那是去年4月在卡罗来纳照的。” 当有人失踪并可能遇害的案子发生时，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一些组织解剖上的细节常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不管是子宫切除、根管治疗或整形手术留下的疤痕，对无法辨认的尸体都很可能提供有用的线索。这是我需要在联邦调查局全国犯罪情报中心失踪记录表里寻找的描述，我依赖的是世俗性的人类容貌要点，因为宝石类的东西和其他个人特征在我过去的经验里，并不是很靠得住。 “我刚告诉你的，请不要让它出了这个房间，”哈威太太说，“那相当隐私。我的家务事都是私密。” “我了解。” “她和弗雷德的关系，”她继续说，“也很隐秘，非常隐秘。相信你已经注意到，这儿没有照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显示他们之间的关系，我确定他们交换过照片、礼物、纪念品，但她对那些一直相当低调。像她去年2月过生日，我注意到，在那之后不久她右手小指上就戴着一个金戒指。小小的，有花纹设计。她一个字也没有透露，我也没问。但我相信是他送的礼物。” “你觉得他是个稳定的年轻人吗？” 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眼光深沉，带着困扰。“弗雷德个性相当热情，有时颇具强迫性。但我无法说他不稳定。老实说，我对他没什么好抱怨。我只是担心这段关系变得太认真，太……”她看着别处，思索着用字。“沉溺。这是我目前想得到的用语。他们似乎是彼此的毒品。”她闭着眼睛，转动方向，把头靠在窗户上。“喔，老天爷，我真希望我们没有买那辆该死的吉普车给她。” 我静默着不予评论。 “弗雷德没有车，那她就会没有其他选择……”她的声音拖得老长。 “那她就不得不……”我说，“搭你们的车到海边。” “然后这就不会发生了！” 她突然离开房间往玄关走去。我知道，她无法忍受再待在女儿房间里一分钟，我跟着她走下楼梯来到前门。我伸出手想拉拉她，她转过身背向我，开始哭泣。 “我很遗憾。”这句话我说过多少遍了。 我走下正门的阶梯，大门在我身后静静地关上。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祈祷着，如果我再有机会面对帕特·哈威，请千万不要以法医的身份而来。 <hr /> 注释： 第三章 又一个星期过去之后，我才跟涉及哈威、柴尼案件有关的人员有了再一次的接触。据我所知，该案件的调查程序截至目前为止毫无进展。那是个星期一，我正在停尸间忙碌地工作着，手肘以下沾满了红色血迹，就在这时彭顿·韦斯利来了电话，他想要立即跟我和马里诺谈谈，建议我们到他家用晚餐。 “我想是帕特·哈威让他紧张。”马里诺后来在傍晚时分说。当时我们正前往韦斯利家的路上，点点雨滴试探性的在他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上一下一下地跳跃着。“我自己才没时间理会她是不是跟什么什么算命家谈过，有没有打电话给比利·格雷安或什么该死的复活节兔子。” “希尔达·欧兹梅克不是什么算命师。”我回答。 “那种玫瑰姊妹的下流场所，招牌看板上画有一只手的，半数以上都是卖淫的地方。” “我倒不知道。”我疲倦地说。 他拉开车上的烟灰缸，提示我抽烟是个多么肮脏污秽的习惯，如果他再在那里多塞一支烟头，真能破了金氏纪录。 “那么，我猜你对希尔达·欧兹梅克没什么了解。”他继续。 “我是对她知道不多，除了我想她住在卡罗来纳州。” “南卡罗来纳。” “她住在哈威家？” “没有，”马里诺说着，并关掉雨刷，太阳已从云层后探出脸来。“这要命的天气真是多变。她昨天回南卡罗来纳去了。她是搭乘私人飞机往来里士满的，你相信吗？” “你可以告诉我何以大家知道这回事吗？”如果说我很惊讶帕特·哈威会想到找女巫灵媒之类，不如说我更奇怪她会让任何人都知道。 “好问题。我只是告诉你彭顿在电话中说的话。显然地，那个骑着扫帚的巫婆希尔达在她的水晶球里看到了些什么，让哈威太太非常沮丧。” “究竟是什么？” “问倒我了，彭顿什么也不肯说。” 我没有再追问下去，讨论彭顿·韦斯利和他那种卖关子的态度让我很不自在。他和我曾有一度合作得很愉快，我们彼此互相尊重，也算亲近。现在我只觉得他很冷漠，让我不得不联想韦斯利这种态度的转变跟马克有关。当马克离开我，转而接受在科罗拉多的工作时，也同时离开了匡提科，他原本在那儿享有相当的特权，并主持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的法律训练组。韦斯利因而失去了一个同事和伙伴，在他心里可能认为那全是我的错。有时男性间的友谊会比婚姻更为强烈，而那徽章底下的兄弟情谊有时比情人间的忠诚更为炽热。 半小时后，马里诺下了高速公路，在他开上乡间道路把我们带向乡村中心时，我很快地丧失了方向感。虽然过去我和韦斯利见过许多次而，但不是在我的办公室，就是他的办公室，我从来没有受邀到过他家。他家位于风景如画的弗吉尼亚州农地和森林间，白色藩篱圈围着大片的山坡牧野，谷仓房舍建在远离道路的地方。当我们驶上一段长长的车道时，就开始进入了他的产业范围。那车道直通一栋矗立在宽阔地面上的巨大现代化房屋，可以分别停放两三辆汽车的车库前，停有欧洲产的轿车。 “我不知道华盛顿的那些豪华社区跟里士满有这么近。”我评论道。 “什么？而你已经在这附近住了四五年，还没听说过北方人的侵略？” “如果你出生在迈阿密，南北战争不会是你脑子里最重要的事。”我回答。 “我想也是。再说，迈阿密甚至不在这个国家里呢。任何一个要用投票来决定英语是不是官方语言的地方，都不能算是美国。” 马里诺对我的出生地如此地讽刺早已经不新鲜了。 他驶上石砾铺设的车道，减缓速度，他说：“这个木屋还不错，是不？想来联邦人员的薪水比州政府人员要来得多些。” 这房屋是木瓦式建筑，屋身以粗石盖成，还设计有突出的窗户。屋前一排玫瑰丛，东西两边站着颇为古老的木兰树和橡树。下车后，我开始四周逡巡观看，试着找出彭顿·韦斯利私人生活的内部景观。车库门上端有个篮球架，在一堆覆盖在塑料布下的柴堆旁是一个红色的割草机，上面留有残存的断草。在那之后，我看到一个宽广的后院，毫无瑕疵的披覆着花床、杜鹃丛和果树。几把椅子围绕在一个瓦斯烤架上，我可以想像韦斯利和他的妻子在闲散舒适的夏日夜晚，一边喝着酒，一边轻松地烤着牛排。 马里诺按了按门铃。来开门的是韦斯利的妻子，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康妮。 “班在楼上。”她说，微笑着，领着我们来到客厅，那儿有宽阔的窗子，雄伟的壁炉和原木家具。以前我从没听过韦斯利被昵称“班”。这也是我第一回见到他的妻子。她看来45岁左右，是位相当具有吸引力的褐色皮肤女子，眼睛呈现的褐色清淡得几乎变成黄色，瘦高的身材极像她的丈夫。她有一股温顺柔婉的气质，一种恬静纤弱的个性。很显然，那个我知道的高度自我防卫的彭顿·韦斯利在自己家里是非常不一样的，而我也很怀疑康妮知道多少他工作上的细节。 “要喝啤酒吗，皮特？”她问。 他已舒舒服服地躺到一张摇椅上。“看样子我还得当个司机，所以最好只给我咖啡。” “凯，要我给你准备什么？” “咖啡就好，”我回答，“如果那不太麻烦的话。” “很高兴总算见到你了，”她诚挚地说道，“班提及你好几年了。他相当看重你。” “谢谢你。”这番称赞让我很慌乱，而她接下去说的话却让我震惊。 “我们最近一次看到马克的时候，我要他答应我下次他再来匡提科时，一定要带你来吃晚餐。” “你太客气了。”我说，努力微笑着。显然，韦斯利没有告诉她所有的事，但马克最近曾来到弗吉尼亚却连个电话也没给我的事实，让我难以忍受。 她留下我们到厨房去张罗，马里诺问：“你最近有与他联系过吗？” “丹佛市很漂亮。”我推委道。 “混账，如果你肯听听我的意见，我就告诉你，他们把他从卧底中带出来，让他在匡提科隐居一段时间，然后再把他送到西边去做他不可以对任何人透露的任务。这又给我多了个不到联邦调查局去工作的理由。” 我没有附和。 他继续说道：“哼，什么私人生活。就像有些人说的，‘如果胡佛要你有妻子和孩子，就不会给你盾形徽章。’” “胡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说。扭头望着窗外在风中翻腾的树，看起来又要下雨了，这将会是场大雨。 “也许，但是你仍然不能拥有私生活。” “我不认为我们之间谁有，马里诺。” “那倒是见鬼的实话。”他喃喃地抱怨着。 脚步声响起，韦斯利走了进来，仍穿着西装和打着领带，灰色的西装裤和浆过的白衬衫有些皱褶。他看来疲倦心烦，问我们是否要喝点什么。 “康妮正替我们准备。”我说。 他坐到一张椅子上，看了看手表。“我们一小时后用餐。”握紧的手放在大腿上。 “还没有打摩瑞那儿听到任何狗屎。”马里诺开始说。 “恐怕没有什么新进展，没什么有用的。”韦斯利回答。 “我没指望会有。我只是告诉你摩瑞还没有告诉我任何事。” 马里诺面无表情，但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愤慨。虽然他没有跟我抱怨什么，但我猜想他觉得像是个四分卫在足球赛季里被冷落在观察室里一样。他过去一向能跟来自不同管辖区的警探维持和谐信任的关系，事实上，那也是地区暴力罪犯专案小组得以在弗吉尼亚州顺利工作的关键之一。失踪情侣案件发生后，调查员彼此间不再交换资料，他们不再跟马里诺说话，也不跟我联络。 “地方性的工作已经停止，”韦斯利通知他，“自从那只警犬在东向休息站停车场失去闻嗅线索后，我们就没有进一步的发现。只除了在吉普车里找到一张收据，那是德博拉和弗雷德在离开里士满的哈威家后，到一家7-11买东西的收据，他们买了一盒6罐装的百事可乐，以及一些其他东西。” “那么，这事已经查证过了？”马里诺暴躁地说。 “警方找到当时值班的店员，她记得他们曾到过店里，似乎是晚上刚过9点的时候。” “只有他们？”马里诺问。 “看上去是那样，没有人跟着他们走进店里，而且根据他们的态度，也没有迹象显示停在外头的吉普车上有人等着他们。” “那家7-11在哪儿？”我问。 “我们发现吉普车的休息站两边大约5英里处。”韦斯利回答。 “你说他们还买了其他几件东西，”我说，“你可以说说是什么吗？” “我正要讲到那儿，”韦斯利说，“德博拉·哈威买了一盒卫生棉条。她还询问是否可以借用那儿的洗手间，但店员表示那有违店规，于是指引他们到64号公路上往东边方向的休息站去。” “就是警犬失去线索的地方，”马里诺说，双眉紧皱，面现困惑。“发现吉普车的对街。” “没错。”韦斯利回答。 “那么那些百事可乐呢？”我问，“你是否找到了？” “当警察进到吉普车里搜查时，在冰柜里找到6罐可乐。” 他停了下来，这时他妻子端来我们的咖啡和他的冰茶。她在沉默中殷勤地忙碌着，尽量表现出不打扰的态度，然后离开。 “你认为他们停在那个休息站，是为了德博拉可以使用洗手间，然后在那儿碰上坏蛋。”马里诺接上。 “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韦斯利提醒我们，“有太多的细节值得推敲。” “譬如说？”马里诺仍紧蹙着双眉。 “诱拐。” “像掳人勒赎？”马里诺毫不掩饰他语气中的怀疑。 “你千万别忘了德博拉的母亲是谁。” “我知道。‘毒品沙皇’女士，她之所以能接掌这职位只因为总统想给女权运动者一些可以咀嚼的东西。” “皮特，”韦斯利平静地说，“我不认为把她降为财阀政治或毫无建树的女性傀儡象征是明智的。虽然那职务名称听来跟实际的权力不符，因为那职位并不等同于阁员头衔，但帕特·哈威确实直接向总统负责。事实上，她的确在对抗毒品犯罪案件上有权协调所有的联邦警员。” “更不要说她当联邦检察官时的记录，”我插入说，“她一向大力支持白宫推动将与毒品有关的谋杀和意图谋杀犯都判处死刑。关于这点，她一向畅所欲言，毫不隐瞒。” “不仅是她，还有上百个政客，”马里诺说，“如果她是那些想把毒品合法化的一分子，我会比较有兴趣去关心。这样我才能想像一些极右派的保守分子，举着道德旗帜，自认是上帝派遣他来拐取帕特·哈威的孩子。” “她一直相当激进，且甚具侵略性，”韦斯利说，“曾在一些最糟糕的案件里成功地把罪犯定案，也在重要法案上扮演不可轻忽的角色，另外也曾安然渡过死亡威胁，几年前甚至有人炸她的车——” “是的，她停放在乡村俱乐部的捷豹汽车，当时没有人坐在里面。这一炸使她成为英雄。”马里诺插嘴。 “我的意思是，”韦斯利很有耐心地继续说，“她树敌不少，尤其是此刻，她正指挥进行一项对各种慈善事业的调查。” “我读过相关报导。”我说，并试着记起一些细节。 “平民大众目前知道的只是表面，”韦斯利说，“她最近的方向是针对ACtMAD——美国受难母亲对抗毒品联盟。”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马里诺说，“那等于是说联合国儿童急难救济基金是个肮脏的组织。” 我并没有说出我每年都会捐款到ACtMAD，而且自认是相当热心的支持者。 韦斯利继续说：“哈威太太在收集证据，证明ACtMAD其实只是一个用来掩护中美洲贩毒组织和一些非法活动的幌子。” “老天，”马里诺说，摇着头。“幸好我从不捐款。” “德博拉和弗雷德的失踪案之所以复杂得使人困惑，是因为它似乎跟其他四对年轻人的失踪案相关，”韦斯利说，“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故意的，有人蓄意要我们相信这些案件彼此有关连，而实际上并没有。我们也许面对的是个连续杀人犯，也可能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事实。然而不管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尽可能地隐藏这项调查，尽量不让它曝光。” “所以我猜你现在正等着赎金通知或什么的，对不？”马里诺说，“你知道，中美洲的一些狂徒也许会以德博拉跟她母亲交换金钱。” “我不认为事情会那样发展，皮特，”韦斯利回答，“情况也许会更糟。帕特·哈威明年初要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同样的，这跟一些非法慈善组织有关。在这节骨眼，没有比让她女儿失踪更糟糕的事了。” 我的胃因这些消息而隐隐绞痛。就专业角度上来看，帕特·哈威一直享有一清二白的执业生涯，在这点上她无所畏惧。但她却同时身为人母，子女的幸福安宁对她而言，比她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她的家庭是她的弱点。 “我们不能排除政治性绑架的可能。”韦斯利评述着，眼睛盯着强风吹拂的后院。 韦斯利也有家庭，也会做恶梦，韦斯利曾致力瓦解的某些犯罪组织老大或杀手，有可能会对他的妻小下手。他家中装设有相当复杂的防盗系统，正门外有内部通讯联络系统。他住在弗吉尼亚乡间偏僻地带，电话号码没有登录，地址从未透露给记者，甚至他大部分的同事或认识的人也不知道。今天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只猜想他家大约在匡提科附近，也许是麦克林或亚历山德里亚。 韦斯利说：“我相信马里诺跟你提到过希尔达·欧兹梅克的事？” 我点点头，“她可靠吗？” “调查局曾在一些特定情形下征用她的服务，虽然我们不愿承认，她的天赋或是能力，不管怎么说，绝不是伪造，确实相当真实。不要问我如何解释，这远超乎我的实际经验。然而，我可以告诉你，她曾帮我们探知一架调查局飞机掉落在西弗吉尼亚山区的正确位置，她同时也预测了萨达特的暗杀，如果我们听从她的指示，我们也许可以在里根暗杀事件中有周详的准备。” “你不是在告诉我她甚至预测了里根枪伤事件吧？”马里诺说。 “预测准确到发生的日期。我们没有把她说的话传达出去。说起来，我想是我们没有把她的话当真。那是我们的错，现在听来也许很疯狂。但从那之后，不管她说什么，情报中心都想要知道。” “情报中心也阅读星座生肖吗？”马里诺问。 “我相信希尔达·欧兹梅克会认为占星术太过普通。就我所知，她不算命。”韦斯利强调。 “哈威太太是怎么知道她的？”我问。 “也许法务部门里有人告诉她，”韦斯利说，“不管怎样，她邀请那个超能力灵媒星期五飞到里士满，显然听到了不少事让她……嗯，让我们这么说吧，我认为哈威太太现在像不受控制的炮弹，我担心她会做出具有伤害性的事来。” “那个女巫到底告诉她什么了？”我真的想知道。 韦斯利无动于衷地看着我说：“我实在不能说，至少现在不能。” “但她跟你讨论过？”我质问，“帕特·哈威自愿告诉你她请教过一个女巫？” “我不方便告诉你，凯。”韦斯利说，然后我们三人静默了一会儿。 我突然想到哈威太太也许并没有对韦斯利泄漏这个消息，他是从别的渠道了解的。 “我不知道，”马里诺最后说，“事情有可能只是随机而起，而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我不想把这个可能性删除掉。” “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韦斯利坚定地说。 “这事已经有两年半了，彭顿。”我说。 “没错，”马里诺说，“那是见鬼的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仍然认为那是一个坏蛋干的，专门向情侣下手，是那种因忌生恨的失败者，自己本身无法拥有，却忿恨别人得到。” “当然那是个可能性相当高的解释。有人专门寻找特定的年轻情侣，他也许时常光顾情人步道、休息站、公园水池。他也许先观察一段时间才下手，之后，等上好几个月，直到杀人的冲动再次涌起，然后碰上一个好机会。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情形有可能只是碰巧——他们也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呆在错误的场所。” “我倒不知道有任何证据显示那些情侣停下车子，接着在车上发生性行为，然后遇上攻击者。”我指出。 韦斯利没有反应。 “而且撇开德博拉和弗雷德，其他情侣们并没有把车停在休息站和任何像你说的‘公园、水池’等等地方，”我继续说，“他们的情形是他们正开往某些目的地，因为什么原因把车停在路旁，让什么人进到他们的车里，或是跟着什么人进到别人的车里。” “警察杀手的理论，”马里诺喃喃地说着，“不要以为我没有听说过。” “有可能是有人伪装成警察，”韦斯利回答，“那确实足以解释有些情侣很可能因为证件检查之类的停下自己的车来，进到别人的车里去。如今任何人都可以走进专售制服器材的商店，买到警示灯、制服、徽章，任何你可以想到的东西。这个理论碰到的问题是，警车的闪灯应该多少会引起注意。如果真有警察在现场，其他汽车驾驶者很可能会注意到，他们至少会减缓速度，甚至停下来提供协助。但到目前止，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报告提及在那些年轻人失踪的区域或那段时间里有这类的临时检查。” “你同时还得考虑为什么皮包和钱包都留在车里——除了德博拉·哈威的钱包还没有被找到，”我说，“如果说那些年轻人是被所谓的警车拦下，又进到那警车里，那留在车里的汽车行驶证和驾驶执照又如何解释？这是警察第一个要看的东西，而且当你进到别人的车里时，通常会带着你私人的贵重物品。” “他们也许是被迫进到这个人的交通工具里去的，凯，”韦斯利说，“他们以为是被一名警察给拦了下来，但当那个人走近他们车窗时，他拿出一把枪，命令他们进到他的车里去。” “仍然相当冒险，”马里诺争论，“如果是我，我会立即启动汽车，把油门踩到底加速离去。而且，总有可能被其他的路人看到。我是说，你何以能在四个，甚至五个不同场合中，每次都用枪强迫两个人进到你的汽车里，却碰巧都混账地没被任何人看到？” “比较有用的问题，”韦斯利说，漫无目的地看着我，“你要怎么谋杀8个人，却没有留下一丁点线索，也没有在骨头上留下刻痕，或任何子弹？” “勒死、绞死，或割破喉咙，”我说，这不是他第一回这样挤压我。“那些尸体都已经分解腐烂得很严重了，彭顿。我只想提醒你，那个警察杀手理论暗示了被害人进入歹徒的车子里。另外上个星期，根据那只警犬的表现，我认为如果有人对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做了什么，那个人很可能把德博拉的吉普车开走，抛弃在体息站，然后走路跨过州界离开。” 韦斯利的脸看来相当疲倦，已经按摩太阳穴好几次，像是头很痛似的。“我邀请你们两人来的目的是因为这个案子有些层面要很小心地处理。我希望我们三人间能直接坦白的交换意见。谨慎周到的顾虑是绝对必要的，绝对不要跟记者们接触，不要向任何人泄漏，即使亲近的朋友、亲戚，其他的法医或警察。彼此间不要用无线电联络。”他看了看我们两个。“当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尸体出现时，一定要立即通知我。而如果哈威太太想跟你们任何一人接触，请她直接来找我。” “她已经找过我了。”我说。 “我知道，凯。”韦斯利回答，看也不看我。 我没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但我有些惊讶，而且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那种情况下，我可以理解你去看她的原因，”他说，“但最好不要再发生，你也别再跟她讨论这个案件，那只会增加麻烦。倒不是怕她会干扰调查，而是她知道的越多，越会把自己推往危险境地。” “为什么？因为她会死掉？”马里诺怀疑地问。 “不如说她会变得失去控制，进而丧失理智。” 韦斯利关心帕特·哈威的心理健康也许是有根据的，但于我而言，那根据基础未免太薄弱了些。晚餐后，马里诺和我开车回里士满的路上，我不禁忧虑着韦斯利要见我们的真正理由跟那对失踪情侣的找寻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有一种被监控、不能自主的感觉。”当里士满在地平线上出现时，我终于坦白地说。 “欢迎加入行列。”马里诺暴躁地说。 “你想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喔，是哦，”他回答，把车上的点烟器往下压。“我是在怀疑，那个天杀的调查局捕风捉影地认为这其中有些事会使哪个重要人物很难看。我感觉有这么一个人想要遮掩什么，而彭顿被夹在中间。” “如果他是，那我们也是。” “猜对了，医生。” 距离上回艾比·敦布尔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已经有三年了，那时她满手抱着新鲜的鸢尾花和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她当时是来说再见的，我事先已从里士满的《时代》报导中得知，她要转到《华盛顿邮报》担任主跑警方新闻的记者。我们像大多数人在别离场合都会说的那样，彼此承诺要保持联络等等，而我很不好意思地承认，我连上一回是什么时候和她通电话或写信的都不记得了。 “你要我把她的电话转进去吗？”罗丝，我的秘书问我，“或者我请她留话？” “我来跟她说，”我说，“斯卡佩塔。”在我来得及意识到之前，我已习惯性地报上名字。 “你还是那般叫人诅咒的简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 “艾比！对不起。”我笑起来。“罗丝告诉我电话是你打来的。跟往常一样，我手边处理着上百件事务，再加上我想我已经丧失了在电话中表现友善的能力了。你怎样？” “很好。只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搬来华盛顿后，谋杀案件遽增了三倍。我一切都还好。” “我希望那只是个巧合。” “毒品。”她听起来有些紧张。“古柯碱、盗窃和自动步枪。我以前总认为那种事件在迈阿密最严重，或者纽约，但事实是我们可爱的首都最糟糕。” 我抬眼看了看时间，然后把来电时间速写在一张表上，又一项习惯。我已经很习惯于填写来电表格，甚至有一次我理发师来电，我也伸手记上一笔。 “我在想今天也许你会有空吃晚餐。”她说。 “在华盛顿？”我问，很有些困惑。 “事实上，我现在里士满。” 我建议到我家来用晚餐，接着我收拾公事包，往市场方向去。我在商场里推着购物车来来去去徘徊着，忖度了好一会儿后，选了两个牛腰部嫩肉和做沙拉的材料。下午天气不错，就要看到艾比让我很快乐。我决定再次硬着头皮面对烹饪，这回借口是为了跟一个老朋友消磨一个晚上。 回到家后，我开始迅速工作，压碎新鲜蒜头，跟橄榄油、红葡萄酒一起倒进碗里搅拌。虽然我母亲屡次告诫我“不要浪费了好牛排”，但是我自认我有自己的烹调技巧。说实话，镇里没有人的腌渍卤汁做得比我好，没有一块肉在经过那样浸泡后不会变得更可口。我把波士顿生菜冲洗过后放在厨房纸巾上沥干，然后开始将洋菇、洋葱切片，包括最后的一个汉诺瓦番茄。接着我振作一下，强打起精神，转而清理烤肉用具。终于我厌烦了这些准备工作，踏出室外，来到铺着砖石的院子里。 我看着后院的树木、花园，有好一会儿觉得自己像是被放逐在自己土地上的逃亡者，我拿起一瓶洗洁液、一块海绵，开始努力地刷洗室外的桌椅，准备放上垫子。室外烤架自5月里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和马克最后一次相聚之后就没有再用过了。我攻击似的对付烤架上熏黑的油渍，直到手肘隐隐作痛。影像和话语交互侵入我的脑海，争执、交战，接着双方撤退到无声的愤怒，最后在疯狂的做爱交欢中了结。 我几乎认不出刚过6点半后来到我前门的艾比。当她在里士满报导警方活动时，她的头发长及肩部，夹杂着些许白发，让她看来憔悴得可怕，也让她看来比实际年龄——四十出头，还要老上许多。现在白发不见了，剪得很短、很时髦的样式，凸显她脸上美好的骨架和眼睛。那双眼睛分属不同浓淡的绿，它的不对称总叫我困惑。她穿一套深蓝色的丝质套装，象牙白丝质衬衫，带着一个黑色光滑皮革公事包。 “你看起来非常像华盛顿人。”我说，然后给了她一个拥抱。 “看到你真好，凯。” 她记得我喜欢苏格兰威士忌，便带了一瓶葛兰非迪过来，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接着我们到屋外的院子喝酒，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在凄濛夏季尾端的夜色笼罩中，我燃起了烤架的火。 “是的，我是真的怀念里士满的一些事情，”她解释着，“华盛顿很刺激、很精彩，却也处处是陷阱。我放纵自己买了辆绅宝车，记得吗？已经被宵小闯入一次，轮箍盖被偷走，车门也被敲打得变了形。我另外每个月付150元为停放那辆破车，停车的地方在我住处四条街外，不要想在报社附近停车。我是走路上班，需要时开公司的车。华盛顿绝对不是里士满。”她有一点点毅然地补充道，“但我不后悔离开。” “你仍然值夜班吗？”放上烤架的牛排嘶嘶作响。 “没有，轮到别人了。年轻的记者在天黑后跑，而我在白天接手。只有在真正重大新闻发生时，才会叫我在晚上工作。” “我一直读着你的新闻报导，”我告诉她，“自助餐厅有《华盛顿邮报》卖，我通常在吃午餐时看。” “我不完全了解你所进行的案件，”她承认，“但是我知道一些事。” “说说你为什么来里士满？”我大胆地问，一边把卤汁刷在肉上。 “因为哈威案件。” 我没有说什么。 “马里诺一点也没变。” “你跟他谈过了？”我问，抬起眼看了看她。 她回以一抹讥讽似的微笑，“试过，以及其他一些调查人员。当然还有彭顿·韦斯利。结论是，放弃吧。” “嗯，如果你听到觉得好过些，艾比，也没有人肯多告诉我什么，即使那样，也是私下说的。” “有关的所有谈话都是所谓的私下说的，非正式的，凯，”她严肃地说，“我来看你不是因为我想从你脑子里挖出什么故事。”她停顿一下。“我对在弗吉尼亚州发生的事是有些警觉的。早在德博拉·哈威和她男朋友失踪发生以前，我对那些案件一直就比我的上司主编要热心得多。现在呢，整件事已经变得很热门了，相当相当热门。” “我不意外。” “我不太确定怎么开始。”她看起来有些不安。“有些事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凯。但是我觉得我似乎踏到什么别人不想让我注意的东西了。” “我不太了解。”我说，伸手拿我的酒。 “我自己也不太了解。我问自己是不是在无中生有。” “艾比，你在隐瞒。快快解释。” 她拿出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说：“我已经注意这些情侣们的死很久了。我进行了一些调查，从一开始我接触到的反应就很奇怪。依我经常接触警察的经验来看，那已经不只是不情愿透露消息了。我一提起这事，他们就挂我电话。然后，去年6月联邦调查局警员来找我。” “什么？”我停止在烤肉上涂抹酱汁的动作，死死地看着她。 “你记得在威廉斯堡发生的一起三尸命案吗？母亲、父亲和儿子在一场抢劫中被射杀？” “记得。” “因为我当时要对它写篇报导，必须到威廉斯堡一趟。你知道，当你下了64号公路，如果右转，你会到科罗尼路的威廉斯堡、威廉和玛丽大学。但如果你转左向，开下弯路出口，也许200码处，你会来到一个死巷，前头是培力营的入口。我没有仔细想，我转错了弯。” “我自己就有过一两次。”我承认。 她继续说：“我开到警卫亭前解释我转错了弯。老天，想想那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到处是巨大的警告招牌，写着‘武装部队实验训练活动’，进到这种场所，即表示你默许搜查的行动，包括人身和物品。我几乎半猜疑着随时会有伪装成尼安德塔人的霹雳小组(SAt)从灌木林中跳将出来，把我拖出去。” “警察基地一直不是个友善的地方。”我说，不知怎么感到有些好笑。 “不管怎样，我一刻也没停留就飞也似的离开了，”艾比说，“而且，说真的，完全忘了这回事，直到四天后有两个联邦调查局警员出现在报社的大厅，声明找我。他们要知道我到威廉斯堡干什么，为什么我会把车开到培力营。原来，我的车牌被摄像机拍了下来，他们一路追到报社。那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会有兴趣？”我问，“培力营隶属于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没有执行权。也许那可以说明为什么。也许那些混账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假扮联邦调查局。谁敢说能够完全辨别那些鬼魂幽灵的真真假假？再说，中央情报局从来就没有承认培力营是它的主要训练场所，那两个调查员在讯问我时，一个字儿也没有提到中央情报局。但是我知道那是他们想知道的，而他们也知道我知道。” “他们还问了什么？” “基本上，他们想知道我是不是在着手撰写有关培力营的报导，也许想偷偷溜进去。我告诉他们如果我试图偷偷进去，我会设法尽量掩蔽，而不会直接把车开到警卫亭前。虽然我还特别强调目前并没有要对‘中央情报局’做任何报导，也许这次之后，我应该好好想想。” “我猜那效果很好。”我讥诮地说。 “那些家伙连眼也不眨，完全不动声色。你知道他们的样子。” “中央情报局是相当偏执而且紧张多疑的，艾比，尤其是对于培力营。连州警和紧急直升机都不许从它上空飞过。没有人侵入过那领空，也没有人在被耶稣基督证实清白前，可以通过警卫亭进去的。” “然而你也曾转错过弯，成千上百的游客也做过，”她提醒我，“联邦调查局从没有来找过你，对不对？” “没有，但我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 我把牛排从烤架上拿起来，她跟着我走到厨房。我把沙拉装盘，倒葡萄酒时，她继续说。 “自从那警员来找过我之后，奇怪的事开始发生。” “比如？” “我想我的电话被窃听。” “你有什么根据？” “开始时是我家里的电话。我会在跟人讲电话时听到别的声音。这情形也发生在办公室，尤其是最近。电话转接给我后，我强烈地感觉到有人在偷听。那很难解释。”她焦虑地重新安放银制餐具。“一种静态的、纷乱似的静默，看你要怎么描述。但它确实存在。” “还有其他不寻常的事吗？” “几星期前发生一件事。一天晚上8点钟，我站在靠近杜邦圆环，康涅狄格的人人百货公司前，预定要和一个线民碰头，然后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安静地吃顿晚餐。接着，我看到有个人，轮廓鲜明，穿着风衣和牛仔裤，长得很好看。当我站在角落边的那15分钟内，他来回经过我面前两次，后来当我和约好的人进到一家餐厅时，我又从眼角余光瞥见他。我知道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我觉得我被跟踪了。” “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她摇头。 “后来你还有看到他吗？” “没有，”她说，“但还有其他的事。我住在一栋公寓楼里，所有的信箱都在楼下大厅，我有些信件上的邮戳，怎么想都不对。” “如果中央情报局要动你的信件，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绝对察觉不出来。” “我不是说我的邮件看起来有被翻阅过的痕迹。但是在几次情况里，有人——我母亲，我的代理人——发誓他们是在某一天寄东西给我，但当我收到时，邮戳上的日期怎么看都没道理。总是晚了几天，或一星期。我不知道。”她停下。“如果只是单纯一件事，我很可能会认为那是邮政服务品质欠佳，但是跟其他的事件放在一起想，叫我不禁要怀疑。” “为什么有人要窃听你的电话、跟踪你，或截读你的信件？”我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 “假如我知道，也许我还能做些什么。”她终于开始吃东西。“这味道真好。”除了口头上的赞美，她看不出来有一点点食欲。 “可能是任何事，”我率直地建议，“你和那些联邦调查局的见面、培力营的插曲，有可能使你紧张？” “很显然那让我紧张惶恐。但，凯，我不是在写什么揭开掩饰神秘面纱的报导，也不是另一个水门案件。在华盛顿发生的事件一个接一个，但都是相同的老故事，惟一酝酿中的大事发生在这里。这些情侣谋杀案，或可能是谋杀案。我开始挖掘这些事，然后卷入麻烦。你怎么想？” “我不确定。”我不舒服地想起彭顿·韦斯利的态度，以及他前天晚上的警告。 “我知道有关鞋子不见了的事。”艾比说。 我没有反应，也没有显示我的惊讶。那是到目前为止，仍向报纸等传播媒体隐瞒的一个细节。 “8个人，被人发现死在树林子里，但在现场或遭弃置的车里都没有找到鞋子和袜子。这不是件寻常的事。”她若有期待地看着我。 “艾比，”我安静地说，并再次往我们酒杯里倒酒，“你知道我不能细谈这些案件。即使是跟你。” “你没有注意到任何线索可以说明我到底对抗的是什么吗？” “老实说，我知道的可能比你少。” “那倒告诉了我一些什么。这案子已经持续了两年半，而你居然可能知道的比我少。” 我记得马里诺曾提到有人在“掩饰什么”。我想到帕特·哈威和那场国会听证会，我的恐惧开始滴答转动。 艾比说：“帕特·哈威是华盛顿的一颗闪闪发亮的星星。” “我了解她的重要性。” “有更多的事是你在报上无法读到的，凯。在华盛顿，你被邀请到什么宴会里就跟选举一样，也许比选举含意更多。如果谈到贵宾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帕特·哈威的地位直逼第一夫人。谣传说，下一次的总统选举，帕特·哈威可能会成功地被推上副总统候选人的位置。” “副总统的可能人选？”我惊讶怀疑地问。 “那只是谣言。我是持怀疑论，如果我们有另一个共和党总统，我个人认为她至少会成为内阁阁员之一，或是司法部长，但是她必须先要能挺过这次事件。” “她要付出额外的心力才能撑得过去。” “私人问题绝对可以毁掉你的事业。”艾比同意。 “的确可以，如果你就这么投降的话。但是如果你能熬过来，它也能让你更坚强，更有效率。” “我知道，”她喃喃自语，盯着她的酒杯。“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不是那件发生在汉娜身上的事，我永远不会离开里士满。” 在我来到里士满就职后不久，艾比的妹妹——汉娜被谋杀了。那场悲剧使我和艾比因工作需要而连在一起。我们后来成为朋友。数个月后，她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职位。 “回到这儿对我而言，仍然不容易，”艾比说，“事实上，这是自我搬走后第一次回来。我甚至开车绕到我以前住的房子，几乎想要去敲敲门，看看现任屋主是否愿意让我进去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想再走进去一次，看看我能不能怨受走到汉娜的房间去，把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样子，用比较和缓无害的影像替代。但那屋子似乎没有人在，也许这样最好不过。我不认为我可以办得到。” “当你真正准备好的时候，你会办到的。”我说，同时想要告诉她今天傍晚我在院子里的心情，告诉她我在今晚之前也无法做到。但那与她的情况比较起来是如此微不足道，而且艾比也不认识马克。 “我跟弗雷德·柴尼的父亲今早稍晚的时候谈过话，”艾比说，“然后转到哈威家。” “你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刊登？” “也许要等到周末。我手边还有很多事要做。报社要弗雷德和德博拉的侧写，以及任何我可以挖到的有关调查的点滴——特别是跟其他四宗情侣失踪案件的关连。” “你今天去哈威家时，他们家人看起来怎样？” “其实我没有真的跟他谈到话，那个鲍勃。我一到达，他和他儿子就离开了。记者不是他喜欢打交道的对象，而且我觉得被称为‘帕特·哈威的先生’让他不舒服。他从不接受访问。”她推开只吃了一半的牛排，伸手向她的烟盒。她抽烟的习惯似乎比我记得的还要严重。“我蛮担心帕特。她看来像是在过去一个礼拜中老了10岁。而且很奇怪，我无法甩掉一种感觉，一种她知道一些事的感觉，好像对她女儿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心有定论。那使我更加好奇。我在猜测她是不是接到了什么威胁，一张纸条，或从不管是谁那儿得到什么信息。她拒绝告诉任何人，包括警方。” “我无法想像她会那样糊涂。” “我可以，”艾比说，“如果她认为有任何一点机会可以使德博拉平安回家，帕特·哈威连上帝都不会说。” 我起身清理餐桌。 “我想你最好弄些咖啡，”艾比说，“我不想在开车时睡着了。” “你什么时候离开？”我问，把杯碟碗盘堆到洗碗机里。 “尽快。在回华盛顿前，我还有一两个地方要去。” 我往咖啡壶里倒水时，看了看她。 她解释，“那个德博拉和弗雷德在离开里士满之后停留过的7-11——” “你怎么知道的这件事？”我打断她。 “我想办法从那个在休息站等着把吉普车拉走的拖车司机那儿打听来的。他无意中听到警方在谈论，他们在一个塞满纸的带子里找到的一张收据。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猜出是哪个7-11，以及会是哪个店员在德博拉和弗雷德进店买东西时值班。那是一个叫埃伦·卓丹的女子，她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值4点到午夜的班。” 我太喜欢艾比了，所以很容易忘记她探索新闻事件的杰出才能。 “你想从那店员身上挖掘出什么？” “像这样的冒险，凯，就像对待圣诞纸筒里的礼物一样，不可预期。我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问题是什么——直到我开始挖掘。” “我真的认为你不应该一个人在深夜到那儿游荡，艾比。” “如果你愿意担任持枪的工作，”她回答，开心地微笑着，“我会很高兴有同伴。” “我不认为那是个好主意。” “你也许是对的。”她说。 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去了。 <hr /> 注释： 第四章 我们一接近公路出口处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就看到闪着霓虹灯的招牌，“7-11”的字样在黑夜中燃烧着。它那隐藏在红绿交杂招牌下的讯息，已不仅单纯的只是它原先想要宣示的。每一个我所知道的7-11，都是24小时营业。我几乎可以听到我父亲鄙夷评论的语声。 “你祖父就是为这个东西离开威洛纳的吗？” 那是当他看早报，看到他不同意的报导时，一边摇着头，一边最喜爱加注的批评：也是当一个操佐治亚州口音的人把我们看作非“真正美国人”时，他最爱说的；更是当他听到谎话、毒品或离婚等等议题时，会满心厌烦咕哝的评语。我小时候住在迈阿密，他开了一家小小的社区杂货店。他每天在晚餐桌旁说着一天发生的事，以及问我们那天做了什么。他在我生命中出现的时间并不长，我12岁时他就过世了，但我很确定，如果他仍然活着，他不会对这种便利商店有什么好感。他认为晚上、星期天或假日，人们不应该继续站在柜台后工作，或在路上吃玉米饼。那些时间应该跟家人一块儿度过。 艾比转向出口，再次检视她的后视镜。继续往前开不到100英尺，就来到了7-11的停车场，我可以看到她明显地松了口气。双层玻璃正门前，除了一辆德国福斯汽车之外，看来我们是惟一光临的顾客。 “目前为止一切平静，”她观察道，熄灭引擎。“在过去的20英里中，没有看到一辆巡逻警车，不管是否挂有警示标志。” “至少不是你知道的那种。”我说。 这是个朦胧迷离的夜晚，看不到一颗星星，天气虽暖和，但有些潮湿。我们往那个有着空调、美国最热门的便利商店走去，一个年轻男人拎着个12罐装的啤酒经过我们身边。店里角落有个闪动亮光的电动游乐机，柜台后有个年轻女子忙着填补架上的香烟。她看来不到18岁，头发染成金色，烫成大卷波浪，堆叠在头上，她纤小的身体包裹着一件橘白格子、长及膝盖的t恤衫和一条黑色紧身牛仔裤。她转身过来问我们要什么时，我被她脸上的冷漠吓了一跳。她看来像是略受过职前训练，就直接到百货公司当店员。 “是埃伦·卓丹吗？”艾比询问。 这店员看上去很惊讶，接着警惕起来。“怎样？是谁要找她？” “艾比·敦布尔。”艾比非常职业化地伸出手去。埃伦·卓丹松垮垮地握住。“来自华盛顿，”艾比随即添加了两个字，“《邮报》。” “什么《邮报》？” “《华盛顿邮报》。”艾比说。 “喔。”忽然间，她变得很无聊的样子。“我们已经有了。就在那边架子上。”她随手指了指在大门旁已经空了的架子。 接着是段难堪的静止。 “我是《邮报》的记者。”艾比解释。 埃伦的眼睛倏忽亮了起来。“没开玩笑？” “没开玩笑。我想要问你几个问题。” “你是说为一篇报导？” “是的。我在写一篇报导，而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你想知道什么？”她贴近机台，俯身过来，她突然觉得自己很重要而表情严肃起来。 “是有关一个星期前的一个礼拜五晚上，来这儿光顾的两个人，一个年轻的男人和女子。大约跟你一样大。他们在刚过9点时进来，买了6罐可口可乐，和一些其他的东西。” “喔，失踪的那对，”她说，开始生气蓬勃起来。“你知道，我实在不应该告诉他们到那个休息站去。但是当他们雇用我们时，告诫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让任何人使用这儿的洗手间。私下说来，我是一点也不在乎，特别是一个男孩和女孩一块儿进来。我对她真的感到很抱歉，我是说，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以后的事情。” “我相信你是。”艾比同情地说。 “当时真是尴尬，”埃伦继续说，“她买了一盒卫生棉条后，问我是不是可以借用一下盥洗室，她男朋友就站在旁边。哇，我真希望我当时能让她使用。” “你怎么知道他是她的男朋友？”艾比问。 有那么一会儿，埃伦看来有些困惑。“事实上，我只是猜想。他们一块儿在这儿看东看西，像是非常喜欢有彼此做伴。你知道人们是怎样的。如果你稍稍注意，你就可以分辨。而我长时间一个人在这儿工作，很善于看人。拿结婚的人来说吧，他们总是在旅途中转来这里，孩子在车上。大多数进来的人，我可以立刻就知道他们是不是疲倦了啦，彼此是不是处得不好啦。但你提到的那两个人，他们俩之间可真是甜蜜。” “除了说需要洗手间外，他们还跟你说了什么吗？” “算账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下，”埃伦回答，“没什么特别的。就跟平常样。像‘今天天气不错，适合开车’，或‘你们上哪儿？’等等。” “他们告诉你什么？”艾比问，一边速记着。 “什么？” 艾比抬起眼看看她，“他们告诉了你要去哪儿吗？” “他们说要到海边。我记得那些是因为我告诉他们，他们运气真好，好像所有的人都要到什么有趣的地方，而我却被绑在这儿。再加上我和男友刚分手，让我很感伤，你知道？” “我了解。”艾比温和的微笑着。“再多告诉我一些他们的情况，埃伦。还能想到其他任何事情吗？” 她很努力地想了想，然后说：“哦，他们看来很好，但好像很匆忙。我猜是因为她急着要找间盥洗室。我记得的大部分是他们很有礼貌。你知道，很多来这儿的人都要求过借用盥洗室，有些在我拒绝后会很难缠。” “你提到，你指引他们到休息站，”艾比说，“你记得你是怎么说的吗？” “当然，我告诉他们距离这里不远处有一个。只要回到64号公路向东”——她强调——“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大约5到10分钟后看到它，不会错过的。” “当你告诉他们这些时，有没有其他的人刚好也在场听到？” “人们总是来来往往的，路上旅客太多了。”她想了一会儿。“我知道有个小孩在后面那儿玩小精灵。那个小鬼总是在这儿。” “有其他的人当时可能接近在柜台边的那对情侣吗？”艾比问。 “有个男人。他在那对男女后面进来。到杂志架那儿逛了一圈，最后买了一杯咖啡。” “那时你还在跟那对男女说话吗？”艾比气势汹汹地追问着细节。 “是的，我没有忘记是因为他相当友善，而且跟那个男的说了些什么那吉普车是辆好车等等。那对情侣开一辆红色吉普车，是那种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车子就停在大门前。” “然后呢，发生什么事？” 埃伦在收银机前一个凳子上坐了下来。“嗯，大约就是这样了。接着有其他的顾客进来。那个买咖啡的男子离开，然后，也许5分钟后吧，那对情侣也离开了。” “而那个买咖啡的男人——在你告诉那对情侣有关休息站的方向时，他仍然站在柜台附近吗？”艾比就是要知道这些细节。 她皱了皱眉头。“不太记得了。但我想，在我告诉他们的时候，他是在杂志那区的。然后好像那女孩往另一个通道去拿她要的东西，再回到柜台时，那男子正好在付买咖啡的钱。” “你说那对情侣在那男子离开5分钟后才走，”艾比继续问，“他们在做什么？” “这个，那是花了些时间啦，”她回答，“那女孩拿了6罐啤酒到柜台来，你知道，我要她拿证件出来，她看来不到21岁，所以我不能卖她啤酒。她很客气地接受了，还笑了笑。我是说，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不认为那有什么。见鬼，我自己就那样做过。后来，她买了6罐可乐，接着就离开了。” “你能描述那名男子的样子吗，那个买了咖啡的？” “不太能。” “白人或黑人？” “白人。看来黝黑。黑发，也许黑棕色，也许是20多、30岁。” “高、矮、胖、瘦？” 埃伦走向店面后方。“中等身高，也许。是那种还可以的身材，我想。” “有胡子吗？” “应该没有……等等……”她的脸闪亮起来。“他的头发很短。没错！事实上，我记得他看起来像军人。你知道，这附近有很多那种军人样子的人，总是在开车前往潮水镇的路上中途休息进到店里来。” “是什么让你觉得他可能是军人？”艾比问。 “我不知道。但也许是因为他的样子。那很难解释，但当你看过够多军人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把他们认出来。他们有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像纹身啦等等。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纹身。” “这个男人也有纹身吗？” 她皱眉的表情转成失望。“我没有注意到。” “那他的穿着怎样？” “喔……” “西装领带？”艾比问。 “咳，他没有穿西装打领带，没那样正式，也许是牛仔裤或深色长裤。他可能穿了一件有拉链的夹克……老天，我真的没法确定……” “你是否碰巧记得他开什么样的车？” “不，”她笃定地说，“我没有看到他的车。他一定是停在另一边。” “当警方来问你时，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这些，埃伦？” “有的。”她眼睛看着正门外的停车场，一辆货车刚刚到达。“我告诉他们相同的故事。只除了一些当时我不记得的部分。” 当两个十来岁的男孩闲逛进来，往电动游乐机方向走时，埃伦把眼光转回到我们身上。我看得出来她已经没什么要说的了，而且开始在想她是不是说得太多。 很显然，艾比也有同样的感觉。“谢谢你，埃伦，”她说，退开柜台。“这个故事会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的报纸上出现。你一定要读一读。” 我们走出店外。 “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要不然她也许要尖叫着说所有的事都必须列为私下讲述。” “我怀疑她可能甚至不知道那辞汇的意义。”我回答。 “让我惊讶的是，”艾比说，“警察居然没有叫她闭嘴。” “也许他们有过，只是她无法拒绝可能看到她的名字上报的诱惑。” 64号公路东向休息站，那个店员指引德博拉和弗雷德去的地方，在我们到达时，看起来相当荒凉僻静。 艾比把车停在前头，靠近一排报纸贩卖机。有好几分钟，我们只是坐着没有出声。一棵在我们正前方的小冬青树在车头大灯照耀下，发出银光，路灯被笼罩在白色烟雾中。我无法想像一个人在这种地方独自下车到盥洗室去的景象。 “真叫人毛骨悚然，”艾比喃喃嘀咕着，“老天。我在想，这儿是不是每个星期二晚上都这样荒凉没有人烟，还是因为消息传出去，人们吓坏了。” “也许是那两个原因的结合，”我回答，“但是你可以相信德博托和弗雷德失踪的那个星期五晚上不是这样子死寂的。” “他们当时也许就把车停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她沉思着。“也许当时这里到处都是人，因为是劳工节周末的前一天晚上。如果他们是在这儿遇上那个坏人，那人必定是个急躁的狗娘养的混账东西。” “如果当时到处都是人，”我说，“那么这个地方也应该到处停放着车辆。” “你的意思是……？”她燃起一根香烟。 “假设这是德博拉和弗雷德遇到某人的地方，再假设他们因为某种原因让那人上了吉普车，那么他自己的车呢？难道说他是走来的？” “不太可能。”她回答。 “如果他也是开车过来，”我继续说，“而把他的车留在这里，那么除非当时这儿有很多汽车，否则这情形就不会很合理。” “我懂你的意思了。如果这里只停有他一辆车，又在晚上留在这儿好几个小时，州警很有可能发现。” “对一个犯下这么一个大罪的人来说，不太可能会发生那样的错误。”我又说。 她想了好一会儿。“你知道，一直困扰着我的是这整件事看来像是随机抽样，却又同时不是随意的选择。德博拉和弗雷德停在这个休息站是随意的。如果他们是在这儿碰上某个坏人——或是在那个7-11碰上，假设说就是那个买咖啡的男子——那都是随机的。但，这之间也有预谋犯罪的计划。事先的考虑。如果有人绑架他们，那人绝对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 我没有回应。 我在想韦斯利所说。一桩跟政治牵连的案件，或一个观察很久的攻击者。如果那对情侣不是自己蓄意要消失的话，我无法想像这事件除了以悲剧收尾之外，还能是什么。 艾比启动了车子。 她一直没有再说话，直到我们来到州界，把档速放在稳定行进上。“你认为他们已经死了，对不？” “你是想得到一个引述吗？” “不是，凯，我不是想要个可以引用的回答。你要听实话吗？此刻，我压根儿就不关心那个混账报导，我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鬼事。” “因为你在担心自己。” “难道你不会？” “我想，如果我的电话被窃听，被跟踪，我也会很担心的，艾比。而谈到担心，现在已经很晚了，你看来也相当疲倦，今晚开车回华盛顿听来实在是件傻事。” 她瞥了我一眼。 “我有足够的空间，你可以明天一早出发。” “如果你有多出的牙刷，我可以躺上去的东西，还有不介意我掠夺你的藏酒。” 我往后靠到椅背上，闭上眼睛，我轻轻地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喝到醉。老实说，我也许会加入。” 我们在午夜时分回到我家，电话铃偏偏在那时开始响了起来，我赶紧抓起话筒。 “凯吗？” 一开始，我没有听出那声音，因为那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然后我的心开始咚咚咚咚急速作响。 “你好，马克。”我说。 “对不起，这么晚打扰你……” 我打断他，但无法掩饰我语气里的慌张。“我现在有同伴。我相信你记得我曾跟你提到过我的朋友艾比·敦布尔，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她今晚要在我这过夜。我们有个很美好的夜晚，还谈了很多很多。” 马克没有反应，停了一会儿后，他说：“也许等你有空时再打电话给我，会比较方便。” 然后我挂断电话，艾比正瞪着我，震惊于我明显表示出来的懊恼。 “老天，那个人是谁，凯？” 我在乔治城的第—个月，即因震慑于法律课程的繁重和人在异乡的疏离感，开始自我封闭，和人保持距离。我当时已经是合格医生，来自迈阿密的意大利裔中产家庭，对生活中的豪华事物没有多少接触经验，然后像是一刹那间，发现置身于一群有才能又漂亮的人群中。虽然我对我的家世背景并不感到羞耻，但在社交场合中，仍感觉一文不名。 马克·詹姆斯是享有特权的分子之一，他有副高挺、优雅的体格，很有自信也相当自负，远在我知道他的名字以前就已经注意到他。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法律图书馆灯光昏黄的书架间，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开始讨论有关侵权行为的一个法律问题时，他那专注的绿色眼睛。我们后来到咖啡馆喝咖啡，持续我们的对话，一直到第二天凌晨。那之后，我们几乎每天见面。 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没有睡多少觉，而同睡在一张床的时候，做爱更是让我们根本没什么休息的机会。不管我们如何匀出时间在一起，仍嫌不够多。也许当时太傻、太传统，我一度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第二年时，我甚至拒绝承认一些失望的寒意已经在我们之间慢慢沉淀。当我毕业以后，手指戴上另一个人许诺的订婚戒指时，我以为我已经忘了马克，直到不久前，他又神秘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也许东尼是个安全的避风港。”艾比沉思着，提及我的前夫。我们坐在我的厨房里，喝着白兰地。 “东尼是很实际，”我回答，“或者说开始时是这样。” “有道理，我自己就在我可怜的爱情生活中那样做过。”她喝了一小口酒。“我可以热情地放纵，而天知道机会是在哪儿的，只是从来不会持久。结束时，我就像从战场上退下的伤员，蹒跚踱行地回家，蜷缩在某个从天而来的高贵男子的怀里，听他承诺永远照顾我。” “那是个童话故事。” “正是格林童话，”她同意，有点苦涩。“他们承诺会照顾你，而事实上，他们真正的意思是要你在家准备晚餐，外加帮他们洗衣服。” “你刚刚描述了东尼。”我说。 “他到底怎样了？” “我已经有太久没有跟他说过话了。” “至少应该维持友谊。” “他不愿意当朋友。”我说。 “你还想着他吗？” “你不可能在共同生活了6年后，一点也不去想他。那并不表示我想和东尼复合，但我心中将永远有一部分会关心他，希望他过得好。” “你们当初结婚时，你爱他吗？” “我想我是。” “也许吧，”艾比说，“但在我听来，你似乎从未停止过爱马克。” 我再把我们的酒杯斟满。我们两人明天早上起床时都会不舒服到极点。 “我觉得不可置信的是，你们在分开那么多年之后，居然又在一起，”她继续说，“而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猜马克也从未停止爱你。” 当他再回到我生活里来时，我们分开的那几年好像是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似的，过去生活所累积下来的语言模式，使我们难以沟通。我们只有在天黑之后才公开地交谈。他告诉我他曾结过婚，他的妻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我后来知道他放弃了他的法律事业，跟联邦调查局签了约。当我们又在一起之后，日子是那样的甜蜜陶醉，就像我们在乔治城刚刚认识的第一年那些最完美的时光。当然，它并没有持久，历史本来就有自我重复的习惯。 “我想被调到丹佛不是他的错吧？”艾比说。 “他做了决定，”我说，“我也是。” “你不愿意跟他一起去？” “我就是他要求请调的原因，艾比，他想要分开。” “所以他迁移到这个国家的另一边？那听来有些极端。” “人在气头上时，行为是无法保持理性的，甚至可能犯下大错。” “而他可能太顽固，无法承认他做错了。”她说。 “他固执，我也固执，我们之间没有一个在这场让步游戏中是赢家。我有我的事业，他有他的。他曾在匡提科，而我也在——那很快就过去，而我从没想要离开里士满，他则从没有想要搬到里士满。然后他开始想回到街上，请求调派到地区办公室，或在首都华盛顿任职。这些情节不断地重演，直到我们之间最后只剩下无止尽的争执。”我停顿了一下，尝试着解释一些永远理不清的乱丝。“也许是我自己有问题。” “你不能一边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一边继续你以前的生活方式的，凯。” 我跟马克之间，对彼此说过那样的话有多少次了？到最后，我们除了那个命题外，什么也没有了。 “真的值得为了维持你所谓的自我，来付出你现在尝到的代价吗？那个你们两人都在付出的代价？” 有无数次我也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但我没有向艾比倾吐。 她点燃一根香烟，向那瓶白兰地伸手过去。 “你们两个是否去求教咨询过，” “没有。” 这个回答并不完全真实。马克和我确实没有去寻求协助，但我自己有，而且还继续看着一个心理医生，虽然现在已经没那么频繁。 “他知道彭顿·韦斯利吗？”艾比问。 “当然。彭顿早在我来弗吉尼亚之前，就在学院训练马克，”我回答，“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马克在丹佛的工作是什么？” “我不知道，一些特别的任务吧。” “他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吗？那些情侣的事？” “我想是吧。”停顿了一会儿，我问，“怎么了？” “我不知道，但是你和马克谈话时要小心注意。” “今晚是好几个月来他第一次打电话。你听到的，我跟他没说什么。” 她站了起来，我领她到卧房。 我拿睡衣给她，又指着盥洗用具，她继续说着话，但刚喝下的白兰地显然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他会再打电话来，或你会打给他，所以要小心些。” “我并没有打算打电话给他。”我说。 “那么，你真是跟他一样糟糕，”她说，“你们两人就像地狱小鬼一样刚愎自用，又记仇。好了，那就是我对这个情况的评价，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必须在8点钟到达办公室，”我说，“我会在7点钟把你叫醒。” 她轻轻拥抱我，亲亲我的面颊，道声晚安。 那个周末我很早就外出，买了份《华盛顿邮报》，但没有找到艾比的报导。下一个星期也没有，又过一个星期，仍然没有。我觉得奇怪。艾比还好吧？为什么打自她来里士满拜访我之后，就没听到过她的一点消息？ 10月底时，我打了电话到报社的办公室。 “很抱歉，”一个男士的声音，听来很急促匆忙。“艾比在休假中，要到明年8月才会回来复职。” “她还在华盛顿吗？”我问，惊讶得无以复加。 “不清楚。” 挂断电话，我翻阅我的电话簿，打到她家。那头传来答录机的声音。艾比在往后数星期并没有回我的电话，也没有只字片语。一直到圣诞节刚过不久，我才开始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1月6日，星期一，我回家，在我的信箱里找到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寄信人住址，但上面的字迹我是再熟悉不过。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一张黄色法律用纸，潦潦草草地签有“FYI·马克”的名字，和一份从最近《纽约时报》里剪下的短文。我无法相信地读到，艾比·敦布尔跟书商签了约，要写有关弗雷德·柴尼和德博拉·哈威消失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这件案子跟弗吉尼亚州其他四对情侣先失踪后死亡的案件之间“恐怖的牵连”。 艾比曾经警告我要小心马克，现在换他来警告我小心她，或者他把这则剪报寄来有其他的用意？ 我失魂落魄地独自坐在厨房，心中反复斗争着是要在艾比的留言机上留下痛恨的言语，还是打电话给马克，最后我决定打给安娜，我的心理医生。 “你觉得遭人背叛了？”当我终于在电话中跟她联络上时，她问。 “那是最轻微的说法，安娜。” “你早知道艾比在为报纸写这篇故事，那跟写成书真有那么大的不同吗？” “她从没有告诉我她要写的是一本书呀。”我说。 “因为你觉得被背叛，并不表示实际上真是如此，”安娜说，“那是你这个时刻的知觉观感，凯。你必须给自己一些时间等一等，看一看。至于马克为什么会把那份报导寄给你，你可能也需要时间观察，也许那是他想要跟你联络的方式也不一定。” “我在想我是不是要找个律师，”我说，“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我对艾比书上会出现什么，一点概念也没有。” “我想目前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相信她所说的话，”安娜劝说着。“她说你们之间的谈话纯属私人。她以前让你失望过吗？” “没有。” “那么我建议你给她一个机会，给她机会解释。再说，”她说，“我不认为她有多少资料能写成一本书。这事件到目前为止没有逮捕任何人，还有那对情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尚未确定。他们还没有出现。” 那论述带来的苦涩嘲讽在两个星期后再次打击我。那是1月12号，我在维州首府大厅等着一个要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中审核的法案结果，那个法案关系授予法医调查局成立DNA资料库的权力。 我刚从一个快餐店回到大厅，手中捧着杯咖啡，然后我看到帕特·哈威，优雅的身材裹在一套海蓝色的喀什米尔套装里，手臂下夹着一个有拉链的黑色皮革公文包。她正在大厅跟一些议员们说话，一看到我，立刻往我这方向走来。 “斯卡佩塔医生。”她说，伸出她的手。她看来因为我而松了口气，但仍然皱着眉，压力重重的样子。 我奇怪她竟不在华盛顿，然后她像看透我似的回答我的疑惑。“我被邀请来支持州议案，”她说，带着含有焦虑的微笑。“那么，我猜，我们今天是抱着同样的目的来的。” “谢谢你，我们的确需要所有可能的帮助和支持。” “我认为你无庸担心。”她回答。 她也许是对的，有国家药物局总裁的现身支持及媒体的披露，会给法务委员会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在一阵不知如何接续的静默中，我们两人各自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潮，然后我悄悄地问她：“你还好吗？” 有那么一会儿，泪水蒙上她的眼睛。她很快地看了我一眼，嘴边仍是焦虑微弱的微笑，然后往大厅的另一端走去。“对不起，我看到我必须和他谈谈的人。” 帕特·哈威还没离开到听不到我这边的声音时，我的传呼机就响了起来。 一分钟后，我回了电话。 “马里诺已经上路了。”我秘书在电话中解释着。 “我马上动身，”我说，“把我的现场装备准备好，罗丝，确定所有的东西都整齐放好，手电筒、照相机、电池、手套。” “好的。” 我一边诅咒着脚上的高跟鞋和下个不停的雨，一边匆匆忙忙走下阶梯，往葛分那街跑去。风撕扯着我的雨伞，我禁不住想着当哈威太太知道这消息后，会怎样的消沉痛苦。感谢上帝，当我的传呼机响着那骇人的警报时，她没有站在我身边。 <hr /> 注释： 第五章 远远就可以闻到那股气味。硕大的雨珠猛击着地上的枯叶，天色阴沉幽暗有如薄暮黄昏，树林在雨中蒸腾的雾气里忽隐忽现。 “上帝呀，”马里诺踩到地上的一根木头，咕哝地抱怨着。“他们一定烂成泥巴了。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气味可以比拟，它总是让我连想到醋腌螃蟹。” “还会更糟呢。”杰·摩瑞保证着，他正领着路。 黑色污泥吸吮着我们的脚，而每一次马里诺擦动树枝，沉积的雨水便哗哗落下，我呢，就会像冲了个冰凉凉的淋浴一样狼狈。幸运的是，我穿着一件有帽子的防水透气外套，还有一双粗橡皮靴。我总是在我公务车后车厢里备有这些装备，以备不时之需。但这回我找不到厚皮革手套，于是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这使我在穿越树林时无法用手拨开迎面而来的树枝，行进也因而变得非常困难。 他们告诉我发现了两具尸体，初步检定是一男一女。距离去年秋天德博拉·哈威吉普车被发现的休息站不到4英里。 “你不能确定那就是他们。”每踏出一步，我就这样告诉自己。 但当我们来到现场时，我的心不自禁地收缩了一下。彭顿·韦斯利正在和一名拿着金属探测器工作的警察说话。如果警方不确定，是肯定不会传呼韦斯利的。他像个军人般昂扬挺立，散发出男人掌控全局的自信。他看来正为了什么而困扰着，但显然不是因为坏天气或是人体分解所发出的恶臭。他没有像我和马里诺一样仔细地，一点儿也不放过任何细节地看着周遭，而我知道为什么。韦斯利早就看过了，还在我被通知之前，他就在这儿了。 尸体在一块小空地上并排躺着，脸面朝下，距离我们停车的那个泥泞地方有四分之一英里远。他们腐烂的程度非常严重，部分几乎已呈骸骨状态。手臂和腿部的长形骨头显现出来，像是污秽的灰色枯枝披着已经腐烂的衣饰，混杂在残败的枯叶里。头盖骨也分裂了，被推滚到一或两英尺远，很可能是些小型肉食动物造成的结果。 “有没有找到他们的鞋子和袜子？”我问，因为并没有在四周看到。 “没有，但找到一个钱包。”摩瑞指着尸体右侧。“里面有45元26分现金，外加一张德博拉·哈威的驾驶执照。”他再次指了指，继续道，“我们猜测躺在左边的尸体是柴尼。” 标示犯罪现场的黄色胶带，映照着阴暗的树干，在潮湿的空气中闪烁飘动。地上的枯枝被四处走动的人们踩得劈啪响，混杂着人们无法辨识、含糊不清的交谈声，交织在这场残酷无情的雨中。我打开我的公事包，拿出一双外科用手套和相机。 有好一会儿，我一动也不动地检视着眼前萎缩的几乎已经没有血肉的尸体。要从骨骼残骸判定性别人种，是无法一眼就辨识出来的。尚未看到骨盆之前，我什么也不会说，而此刻那部分被像是深蓝或黑色的牛仔裤遮盖着。不过，根据我右手边这个尸体的特征——小骨头，小头盖骨，和几缕粘着腐烂纺织物的金色长发——都直指那是一名白人女子。她同伴的尺寸，强健的骨骼，突起的眉骨、大头盖骨，以及宽脸颊，则在在指明是个白人男子。 至于这对情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则无法判定。骸骨上没有任何可以目视断定的勒毙绞死的绳索痕迹，我也没有看到明显的碎骨或孔洞可以推测有过爆炸或子弹射击。这两具男女尸体像是安安静静地并躺就死，她左手骨头叠在他右手下，像是她最后握住了他，而他们空洞的眼窝在雨中张大着。 当我移近尸体，屈膝跪坐检查时，发现尸体边缘有一圈深色泥土，窄窄的一圈，几乎无法认得出来。如果他们是在劳工节周末死亡的话，当时树叶还未掉落。他们身下的地面应该相对的光秃。我不喜欢此刻我所想的事。警察在过去几小时不停地在这周围践踏行走已经够糟了。真该死。在法医到达之前移动或扰乱尸体，不管程度如何，都无法饶恕原谅，这里的每一个警员都应该知道这一点。 “斯卡佩塔医生？”摩瑞俯看着我，呼吸间冒着白气。“我刚同那边的菲利普斯谈过话。”他看了看我们东方约20英尺处，在灌木丛下搜寻的几名警员。“他在尸体这儿找到一块手表、一枚耳环、一些零钱。有趣的是，金属探测器一直响着。他把它移动到尸体正上方，它就哔哔响。有可能是拉链或什么的，或者是一个牛仔裤上的金属扣子，也许你想要知道。” 我抬头看着他瘦削、严肃的脸，他在有帽子的外衣下发着抖。 “告诉我，摩瑞，你们除了把金属探测器移到他们上面检测之外，还做了什么。我可以看出他们被移动过。我必须知道这里是不是他们今早被发现时所在的确实位置。” “我不知道当猎人发现时他们的位置所在，但猎人们确实声称他们没有靠得很近，”他说，眼睛射向树林深处。“但，是的，当我们抵达时，这就是他们的样子。我们只察看私人物品，检查他们的口袋和她的钱包。” “我想你们在移动任何东西之前都先拍照了吧。”我平静地说。 “我们一到达就开始拍照。” 我拿出一个小手电筒，开始例行毫无希望的痕迹追踪。人类身体暴露于空气中这么多个月，要发现有意义的头发、纤维，或其他碎片的机会微乎其微。摩瑞静静地在一旁看着，不自然地双脚交替站立。 “在你们的搜查过程中，是否有其他重大发现能够支持这就是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我问，因为自发现德博拉的吉普车那天起，我就没有见到过摩瑞，或和他谈过话。 “除了可能跟毒品有关连外，什么也没有。”他说，“我们听说柴尼在卡罗来纳的室友吸食古柯碱，也许柴尼也有此好。那是我们考虑的方向之一，也就是他和哈威家的女孩为了跟贩卖毒品的人碰头而来到这里。” 那没有道理。 “为什么柴尼会把吉普车留在休息站，然后跟毒品贩子离开，还带着德博拉来到这里？”我问，“为什么不在休息站买毒品，继续上路？” “他们也许来到这里参加一个聚会。” “有哪一个神智清楚的人会在天黑之后来到这里参加聚会或什么的？还有他们的鞋子呢，摩瑞？你是要说他们赤脚穿越树林子吗？”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鞋子是怎么回事。”他说。 “那真是很有趣。到目前为止，五对情侣被发现死亡，而我们不知道他们的鞋子怎么了。没有一个人的鞋子或袜子出现过。难道你不觉得相当突兀怪异吗？” “喔，是的，我是觉得很奇怪，”他说，一边摩擦着自己，试图取暖。“但现在我只想针对眼前的这桩案子，而不要让前面发生的四个案件困扰我。我必须根据所得到的资料来判断，而目前的资料指出这案件可能跟毒品有关。我不打算让连续杀人犯或这女孩母亲的身份给扰乱了方向，要不然我很可能疏忽掉明显的线索。” “我当然不是建议你疏忽明显的事物。” 他陷入沉默。 “你有没有在吉普车里发现使用毒品的器具？” “没有，到目前为止，这里也没有任何跟毒品有关的发现，但我们要检验的泥土和树叶还很多很多——” “这天气很糟糕。我不认为现在是进行泥土筛滤工作的适当时机。”我的话听起来不仅没有耐心，还很暴躁心烦。我对他很生气，所有的警察都让我沮丧愤怒。雨在我大衣上汇成水流。我的膝盖疼痛起来，我的手和脚渐渐麻痹，失去知觉。恶臭越来越叫人难以忍受，轰隆作响的雨声让我神经紧张。 “我们还没有开始挖掘，也还没使用筛子。想等一会儿再做。现在根本没办法看清楚。到现在我们只有用金属探测器和我们的眼睛。” “但是，我们频繁地在这里走来走去，只会更严重地破坏现场，小骨头，牙齿，其他东西，很可能被践踏然后深埋到土里去了。”他们已经在这里好几个小时，也许现在谈保护现场已经太晚太晚了。 “那么，你要今天就移动他们或是等到天气变好后？”他问。 通常情况下，我会等到雨停，光线稍微充足些时再移动他们。当尸体被弃置在树林里好几个月，把他们用塑料袋盖起来留在原地一两天不会有什么不同。但当马里诺和我把车停在那边圆木铺设的道路上时，早就已经有好几辆电视采访车在那儿等着了。有些记者坐在车里，有些冒着雨企图诱哄站岗警员套消息。这案子不是往常的那种普通情况。虽然我没有权力告诉摩瑞该做什么，但依据法律，尸体的处置归我决定。 “我车后有担架和装尸袋，”我说，搜罗着我的钥匙。“如果你可以找个人帮我拿来，我们马上就可以移动尸体，带到停尸间。” “没问题，我去交代。” “谢谢了。”然后彭顿·韦斯利在我身旁蹲下来。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这个问题有点不明确，但他懂我的意思。 “摩瑞在匡提科找到我。我立刻赶到。”他研究着尸体，他有棱有角的脸在淌着雨水的兜帽里显得异常憔悴。“你可看到了什么，能够告诉我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告诉你他们的头骨没有碎裂，也没有子弹穿过他们的头部。” 他没有回应，他的沉默让我紧张。 我开始打开装尸袋，这时马里诺走上来，两手缩在外衣口袋里，双肩往前拱起避着寒冷和雨水。 “你会得肺炎的，”韦斯利评论道，一边站起来。“里士满警局难道穷得没能给你们买顶帽子吗？” “狗屁，”马里诺说，“你运气很好，他们给你那该死的车子喂汽油，还配你一支枪。春街里混混的待遇都比我们好上许多。” 春街是州立监狱感化院。那倒是真的，州政府每年花在看管囚犯上的费用都比那些力使罪犯从街头消失的警察薪资要高许多。马里诺最爱对此抱怨。 “我发现地方警察把你从匡提科揪出来，真是你的幸运日。”马里诺说。 “他们告诉我找到尸体了，我问他们是不是通知了你。” “是的，让我这么说吧，他们最后终于通知我了。” “我了解，摩瑞告诉我他从未跟地区暴力罪犯专案小组合作过。也许有时候你可以帮帮他。” 马里诺愣愣地看着尸体，他下颚肌肉紧紧收缩着。 “我们必须把这个输入电脑。”韦斯利继续说，大雨像击鼓般的猛烈敲打着地面。 我不再注意他们的对话，将一个袋子放到女性遗体旁，把她翻过来变成仰面朝天。她仍然完整，关节韧带还连结着。像弗吉尼亚州这样的天气，暴露在自然界中的人体要完全成为骷髅，或关节脱落截断，通常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肌肉组织、软骨、韧带是相当顽强的。她很娇小，令我想起那张在平衡木上摆姿势、年轻可爱的体操选手的照片。我留意到她上身衣服是套头式的，可能是件毛衣，她牛仔裤上的拉链拉起，还紧扣着。摊开另一张袋子，我对她的同伴进行相同的程序。替腐烂毁朽的躯体翻身就像是翻动一堆石块，你无法预期会在下面的地上发现什么，除了通常可以看到的昆虫。我看到几只蜘蛛迅速地爬开，消失在落叶里，使我浑身的皮肤起了一阵疙瘩。 韦斯利和马里诺已经离开现场，在雨中独自蹲跪的我徒劳地变换姿势寻求舒适，我开始在落叶和泥泞的地面上摸索，寻找手指甲、小骨头和牙齿等东西。我注意到其中一副上颚中至步不见了两颗牙齿，最有可能发现的地方是头盖骨附近的地面。15到20分钟后，我找到一颗牙齿，一个也许是从男子衬衫上掉落的小小透明扣子和两个烟蒂。在每一个现场都会发现一些烟蒂，不是每一个受害者在记录上都抽烟，不寻常的是，没有一个烟蒂滤嘴上有生产商的商标或名字。 当摩瑞回来，我向他指出这个发现。 “所有的犯罪现场都会发现烟蒂。”他回答，而我怀疑他可能到过几个现场，不多，我猜。 “看起来像是烟纸的一部分被剥掉，或是滤嘴靠近烟草的地方被摘除了。”我解释着，但这没有得到他进一步的反应，我只好继续在湿泥里摸索。 当我们开始走向停放的车子时，天渐渐黑了，抬着装有尸体的鲜橘包装尸袋的警察们无声地在昏暗中行进着。我们来到窄小且铺满木头的地方，一阵寒冷的北风吹袭过来，雨水变得冰冷彻骨。我那辆深蓝色公务车跟灵车一样配备齐全，用车后底部的扣环扣紧担架上的尸体，使其在运输过程中不至于移动。我坐到驾驶坐上，系好安全带，马里诺从另一边进到车里，摩瑞砰的一声把车后门关上。报刊记者和电视摄影师全程记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名记者不断地拍打我的车窗，而我把门锁了起来。 “上帝保佑，我实在希望我不会再被传唤到这样的现场来。”马里诺叫着，把车里暖气开到最大。 我启动车子，绕过几个水坑。 “看看那群秃鹰。”他瞪着他那边的后视镜，看着记者们仓皇跑向各自停放的车子。“一定有哪个混账透露消息给媒体，很可能就是摩瑞，那个一级傻蛋。如果他在我队上，我一定把他降去管理交通，转到穿制服的地方或服务台。” “你记得从这里怎么转向64号公路吗？”我问。 “往前，在一个三岔路口转向左手边那一条路上，狗屎。”他打开车窗，拿出香烟。“没有比处在一个封闭并装有腐烂尸体的车子里更糟糕的事情了。” 30英里之后，我下车打开办公大楼的后门，按着内部墙上的红色按钮。那门在打开时发出刺耳的嘎嘎响声，里面的灯光流泻到外头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我回到车子旁，打开车后尾板，拉出担架，放下轮子，把他们推到停尸间去。这时有几个刑事科学检查员从电梯里出来对着我们微笑，但并没有向我们推着的东西看上一眼。担架上人体曲线隆起物就跟墙上的空心砖没什么区别。流淌到地面上的血和腥恶臭味相当令人难受，你会学着让路出来，并安静地快速通过。 我拿出另一把钥匙打开冰柜不锈钢门上的扣锁，然后找到挂在脚上的名牌纸片，填妥资料后，把他们转到双层冰柜里过夜。 “你介不介意我明天过来看看你检查这两具尸体的结果？”马里诺问。 “没关系。” “是他们，”他说，“一定是。” “恐怕是这样的，马里诺。韦斯利呢？” “在回匡提科的路上，在那儿，他可以把他那穿着名牌鞋子的脚，高高跷在那张巨大的办公桌上，然后通过电话知道结果。” “我以为你们两人是朋友。”我小心翼翼地说。 “喔，是啦，这就叫命，医生，就像我应该是要去钓鱼的。所有的天气预报都说天晴气朗，而就在我把小船放到水里的那一刻，就开始下起雨来。” “你这个周末轮值夜班吗？” “应该不是。” “星期天晚上——要不要到我家来吃晚餐？6点或6点半左右？” “好呀，我办得到。”他说，眼睛看往别处，但我仍然看到了他想隐藏却显露在眼里的伤痛。 我听说他的妻子大约是在感恩节前搬到新泽西州了，为的是照顾她不久人世的母亲。那之后，我和马里诺吃过几次晚餐，但他总是不愿意谈他的私人生活。 我开门进入验尸间，走向衣帽室，我通常把随身物品和为紧急事件准备的换洗衣物放在那儿。我觉得浑身肮脏污秽，死尸的恶臭黏腻在我的衣服里、皮肤上和头发间。我赶紧把穿到现场的衣服剥下来，放进一个塑料袋，再绑上一个条子，指示停尸间的管理员第二天一早把它交给清洁工人。然后来到淋浴室，在里面待了很久很久。 在马克搬到丹佛市后，安娜建议许多事项中的一件就是，要我把习惯努力折磨自己的伤害减到最低限度。 “运动。”她曾说过那讨厌的字。“内啡肽有助于减轻沮丧。你会吃得比较好，睡得比较好，感觉比较好。我想你应该重拾网球。” 依循她的建议实在是个令人羞辱的经验。自打青少年时起，我就几乎没有再触碰过网球拍，而且我的反手拍一直就打不好，在经过10年之后，本来可能具备的技巧，也都荡然无存。我参加的网球训练课订在每星期一晚上，因为我想那时在维斯伍俱乐部室内运动场的人们，都挤在酒吧里手持鸡尾酒，比较不太可能会从看台上往球场行注目礼。 离开办公室，我只剩下不多的时间，飞车赶到俱乐部，冲向女更衣室，换上网球服。从我的寄物柜里拿出我的网球拍，到达球场时，我还有两分钟时间。我开始做暖身运动，大胆地想弯下腰来触摸脚趾头，我的血液循环慢慢地开始加速。 泰德是职业球员，从绿色门帘后面现身，肩上扛着两篮球。 “听到消息之后，我以为今晚你不会来。”他一边说，一边把篮子放下，再脱掉运动夹克。他有着一身漂亮的古铜色肌肤，通常会以满脸笑容迎接我，说些俏皮话，但今晚他显得有些低沉。 “我弟弟认识弗雷德·柴尼，我也认识他，只是不太熟。”看了看周围几个场地上打着球的人们，他继续说，“弗雷德是我知道的好人中的一个，而且不只是我这样说，因为他……嗯，我弟弟对这件事真是惊讶得无以复加。”他弯下身来抓了满手的球。“那有些困扰我，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是那些报纸似乎只提弗雷德的女朋友是谁，好像只有帕特·哈威的女儿在这个事件中失踪。我不是说那女孩有什么不好，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就跟在他身上一样惊人可怕。”他停顿了下，“喔，我想你懂我的意思。” “我懂，”我说，“但如果替德博拉·哈威的家庭用另一个角度想，他们受到公众的注意，而且因为德博拉母亲的身份，他们永远不会有私下伤感哀悼的机会。不管你怎样看待，整件事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并且充满了不公平。” 泰德想了想，迎着我的眼睛。“我还没有这样想过，但你是对的，我想成名不见得都是好事，我也知道，你不是付我一个小时的钱只为了站在这儿聊天。你今晚想练习什么？” “地板球。我想要你让我从一个角落跑到另一角落地追球，这样会提醒我抽烟有多讨厌。” “在这点上倒不需要我再多讲了。”他移向网子中央。 我后退到底线。如果我现在是打双打，那我的第一个正手拍倒还不赖。 身体肌肉的酸痛是很好的分心因素，今天发生的苦涩现实全被搁到一旁，一直到我回到家，脱下满是汗湿的运动服，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 帕特·哈威十分激动，“他们今天发现到的尸体。我一定要知道。” “他们的身份还无法确认，我也还没有开始检验。”我说，坐在床边双脚互相褪下网球鞋。 “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那是我所知道的。” “到目前为止，是的。” “请告诉我是否有任何不是他们的可能性。”她说。 我迟疑了一下。 “喔，老天爷。”她轻呼。 “哈威太太，我不能证实——” 她用一个几近歇斯底里的语声打断我：“警方告诉我他们找到戴比的钱包，还有驾驶执照。” 我想是摩瑞，那个没脑筋的混蛋。 我对她说：“我们不能纯靠私人物品来作确认凭断。” “她是我女儿呀！” 接下去会是威胁和谩骂。我已经经历这些过程太多次了，那些为人父母的在平常状态下，最和蔼可亲不过。我决定给帕特·哈威一些有建设性的事做。 “我还没有检查那些尸体。”我重复。 “我要看她。” 再过100万年吧，我心中嘀咕着。“那尸体无法用肉眼辨识，”我说，“他们几乎已成骸骨。” 她猛吸了口气。 “现在要看你能否协助，那么我们明天就能确认，不然要等上几天。” “你要我做什么？”她颤抖着问。 “我需要X光照片、牙医记录，以及其他任何你能拿到的跟德博拉有关的医疗记录。” 静默。 “你可以帮我找到那些吗？” “当然，”她说，“我立刻进行。” 我猜她会在太阳升起来之前把她女儿的医疗记录准备好，即使那意味着她得把里士满市里一半以上的医生从床上揪起来。 第二天下午，我正把罩在法医解剖学辅助用具——人体骨骼上的塑料套揭开，就听到马里诺的声音在大厅响起。 “我在这儿。”我大声地说。 他大步来到会议室，脸上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具人体骨架。骨架上的骨头是用线连结在一起，而头盖骨顶上的弯钩钩在一个L型的棍子上。它站起来的身形比我高一些，双脚在有轮的木制底盘上晃来晃去。 收妥一张桌上的纸张文件后，我说：“要不要帮我把它推出去？” “你要带瘦子去散步？” “它要到楼下去，另外它的名字叫哈瑞斯。”我回答。 当马里诺跟他露着牙齿的同伴随着我来到电梯前时，骨头和小轮子安静地碰击着，引来一些路过此地同事好笑的眼神。哈瑞斯不常出来，而且像是个不成文规定，当它被请出来时，诱拐者的动机通常不是为着任何严肃的理由。去年6月，我过生日那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发现哈瑞斯坐在我的椅子上，带着眼镜，披着实验袍，唇间叼着根香烟。事后有人告诉我，楼上有个神思不定的刑事科学检查员打我办公室门前经过，还探头说声早安，竟没有发现任何不对。 “你不会告诉我，你工作时它会跟你说话吧。”马里诺在电梯门关上后说。 “它以自己的方式跟我沟通，”我说，“我发现，有它在身边，有时比图表还要有用。” “它的名字有故事吗？” “很显然，它在几年前被买下来时，这儿有个印度裔病理学家名叫哈瑞斯。这个骨架的主人也碰巧是印度人，男性，四十几岁，也许更老。” “是像印第安人，或是其他那种会在额头画红点的民族？” “是恒河边上的印度人，”我边说边跨入一楼。“印度教把他们的死亡跟河流连在一起，相信他们可以直接走向天堂。” “我倒是希望这跟天堂无关。” 当马里诺把哈瑞斯往验尸间推去时，骨头和小轮子撞击声再次响起。 眼前第一个不锈钢台上，白色布幔下，躺着德博拉·哈威的遗体，灰色不洁的骨头，一堆沾满污泥的头发，韧带像制鞋皮革般坚硬。腐尸恶臭仍然刺鼻，但已经不那么叫人难以忍受，因为我已经除去她身上的衣服。她的情形在跟哈瑞斯做比较下显得更惹人怜悯，哈瑞斯经漂白的骨头上没有那么多的刮痕。 “我有几件事要告诉你，”我对马里诺说，“但你要先答应我不能泄漏出去。” 他点上一支烟，严肃地看了看我。“好。” “对于他们身份的确认毫无问题，”我开始说，把头盖骨下方两侧的锁骨排好。“帕特·哈威今早送来牙医的X光照和记录——” “亲自送来？”他打岔，充满惊讶。 “很不幸的。”我说，我实在没有预期帕特·哈威会自己把记录送来——我的失策，而且是个我不会轻易忘掉的失算。 “那必定会引起了一阵骚动。”他说。 是的。 她开着她的捷豹到达，将汽车非法停放在路旁，带着诸多要求，还有濒临嚎哭边缘的情绪。接待处人员被这个深具名望的公众人物的气势震慑住，无可奈何地让她进来，哈威太太立刻在大厅里寻找我。我想如果不是行政管理人员在电梯前把她拦住，引她到我办公室，她可能会直接冲向停尸间。稍后，我在我办公室看到她，她僵硬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脸色跟白蜡一样苍白。我办公桌上有死亡证书、档案夹、验尸解剖照片，和悬浮在灌满福尔马林小瓶子里的一块刀刺伤口的人体部位。门后挂着一件沾满血迹的衣服，那是我想在今天稍后有时间做证据收集时拿到楼上用的。两张无法确认身份女尸的脸面重组物，高高放置在资料柜上端，看来像是被斩首的陶制人头。 帕特·哈威得到了远超过她应该要知道的消息。要面对这办公室所揭发出的残酷事实。 “摩瑞已带给我弗雷德·柴尼的牙医记录。”我对马里诺说。 “那么，已经证实是弗雷德·柴尼和德博拉·哈威了？” “是的。”我说，然后我导引他注意夹在墙上观察灯下的X光片。 “那应该不是我所想的吧。”他脸上闪过一抹惊讶，聚精会神地看着在模糊影片里腰畔脊椎骨间一个辐射穿透不过的斑点。 “德博拉·哈威被枪击过。”我指着有问题的腰椎。“从后背正中开始穿入。子弹粉碎了脊椎棘突和椎根，击中脊椎骨。就在这儿。”我指给他看。 “我看不到。”他再弯了弯腰。 “没错，你看不到。但你看到洞了吗？” “是吗？我看到很多洞。” “这是子弹孔，其他的是血导管孔洞，那些是为血脉管提供血到骨头和脊髓的。” “你说到的碎块在哪儿？” “椎根，”我耐心地说，“我没有找到它们。它们也许变成碎片，也许仍留在树林子里。子弹进到体内但是没有出去。她被射击的部位是跟肚子相对的背面。” “你在她的衣服上找到子弹孔了吗？” “没有。” 邻近的桌上有个白色塑料盘，我把德博拉的私人物品放在那儿，包括她的衣服、首饰和红色尼龙钱包。我小心地把毛衣提起来，破破烂烂，脏脏黑黑，还散放出腐朽臭味。 “你可以看到，”我指出，“特别是衣服后面，是惨不忍睹的形状。纺织物的大部分已经完全腐蚀，或被肉食性动物撕扯掉。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她牛仔裤背后相同的位置，而那是有道理的，因为她衣服盖住的那部分区域带着血。换句话说，我预期可以发现子弹孔的衣物部位已经不见了。” “射击距离呢？你是否有任何概念？” “如我所说，那颗子弹没有出口。这让我假设那不是个近距离或触身射击，但这也很难断定。同样的，就口径来说，根据这个孔洞的大小来推测，我想是点三八或更大的枪支。我们无法确定，要等到我把脊椎骨撬开，拿出子弹，带到楼上的武器实验室检验之后才知道。” “古怪，”马里诺说，“你还没有检查柴尼？” “他也照过X光了。没有子弹。但没错，我还没有检查他。” “古怪，”他又说，“她从背后被射击跟其他案件不合。” “是的，”我同意。“那的确不吻合。” “那么那是她致死的原因啰？” “我不知道。” “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他盯着我。 “那样的伤口不会立即致命，马里诺，那颗子弹没有穿透，没有横穿主动脉。如果它在腰间这个地方横穿过主动脉，她会在几分钟内因出血过多而死亡。重要的是，那颗子弹必定穿过她的脊髓，造成腰部以下立刻瘫痪。当然，血管被击中，她在流血。” “她可以支撑多久？” “数小时。” “那么性侵犯的可能性呢？” “她的内裤和胸罩都穿得好好的，”我回答，“但那并不表示她没有受到性侵犯。她也许在被侵犯后获准穿回衣服，那要假设她是在被射伤之前先遭到侵犯。” “为什么要那样麻烦？” “如果你被强暴，”我说，“而你的施暴者要你穿回你的衣服，你会假设还有活命机会。一丝丝的理智控制住你，使你遵照指示，因为如果你反抗，对方也许会改变主意。” “听来不对。”马里诺皱起眉头。“我只是不认为事情是那样的，医生。” “那是个假设。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能确定告诉你的是，我没有发现她的衣服被撕扯、割破，或反穿，或没有扣好系紧。至于精液，暴露在树林里这么些日子后，根本不可能找到。”我递给他一个速写笔记板和一支笔，继续说，“如果你要在这儿待上一会儿，你最好也帮些忙。” “你打算告诉彭顿这个？”他问。 “不是现在。” “那摩瑞呢？” “当然，我会告诉他，她被枪击。”我说，“如果凶器是一支自动或半自动枪支，弹壳有可能还在树林里。如果警察要把消息散布出去，那是他们的事，但传媒从我这儿得不到一点东西。” “那么哈威太太呢？” “她和她先生知道已经证实是他们的女儿和弗雷德了。我一确定就跟哈威家及柴尼先生联络。在我能做最后结论之前，我不会透露其他消息。” 当我把肋骨分成左右边时，它们发出像锡制玩具一块儿轻轻碰撞的声音。 “每边各有12根，”我开始口授，“跟传说不一样的是，女人没有比男人多一根。” “嗯？”马里诺疑惑地从速写笔记板上抬起眼来。 “你读过《圣经·创世纪》吗？” 他兀自瞪着我排放好在胸部脊椎处每一边的肋骨，不明所以。 “别理它。”我说。 接着我开始检查腕骨，手腕关节上的小骨头非常像你可以在小溪河床或自家花园挖掘出的小石头。要区别左手右手的骨头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时，那具解剖学用骷髅就很派上用场了。我把它移近一些，把它满是骨头的手放到台子边，开始比对。我用相同程序比对末梢和基部的指骨，或手指的骨头。 “看来她右手少了11块骨头，左手17块。”我报告着。 马里诺把这写下来。“本来应该有多少？” “每一只手都有27根骨头，”我边工作边回答。“提供手部最大的灵活度，这也是让我们能画画，拉小提琴，彼此爱抚的原因。” 它同时也使我们得以保护自己。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我才了解，德博拉·哈威生前曾努力要脱离一个不只握有一支枪为武器的攻击者。天气开始变得较为温暖，天空也晴朗些了，警方已进行着全天候筛滤泥土的工作。不到下午4点钟，摩瑞来到我办公室递给我从现场找到的一些骨头。其中有5根属于德博拉，而她左手指骨基部背面，我发现食指骨头最长的那一节被割掉半寸。 当我发现骨头或肌肉组织的伤口后的第一件事，是判定那是属于死亡前或死亡后的。如果不去辨别哪些现象是在死后发生的，那么便可能造成严重的错误。 人在遭火焚时出现破碎的骨头和硬膜出血，用死板的理由解释是生前曾被痛苦折磨过，然后有罪犯纵火掩饰谋杀，而事实上，有些伤痕可能是极高温所引发。被海水冲刷上岸的尸体，或在河边湖边找到的，通常看来像是有一个极其疯狂的杀手割切支离了颜面、生殖器官、手还有脚，而事实上是鱼、蟹和乌龟造成的，骨骼残骸会被啃啮、咬食，手足被老鼠、肉食秃鹰、狗、浣熊等支解。 四只脚，有翅膀或有鳍的肉食动物会造成很多的损害，而幸运的是，它们只会攻击死尸。然后大自然只简单地开始再循环利用，尘归尘，土归土。 德博拉·哈威指骨基部的割痕相当整齐利落，不像是被牙齿或脚爪造成的，那是我的见解。但这仍然有待更进一步的观察和确认，包括一项不可避免的猜测，亦即是我自己在停尸间不小心用小手术刀所划下。 星期三晚上，警方对传媒发布德博拉和弗雷德的消息，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无数的电话蜂拥而来，使得在第一线工作的办公职员将所有的时间花费在接听电话上，无法履行他们平常的职责。罗丝通知所有人员，包括彭顿·韦斯利和帕特·哈威，案件在我离开停尸间之前不会有进展。 到星期天晚上，再也没有我可以做的了。德博拉和弗雷德的遗体已经去掉油脂，从所有的角度照过相，也已完成他们骨头的清单，我把他们装到硬纸箱里。这时后边的铃声响起来，我听到值夜看守人的脚步声踱到楼下，大门被打开。接着，马里诺走了进来。 “你是睡在这儿还是怎么了？”他问。 我抬眼瞥了瞥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外套和头发是湿的。 “外面在下雪。”他脱下手套，把他车里的可携式收音机放到解剖台边缘。 “那正是我需要的。”我说，叹了口气。 “看来累得像狗，医生。我只是顺路经过，看到你的车在停车场，想是你天刚亮就到这个洞穴来，忙得不知道时间了。” 我撕下一条长长的胶带开始封箱时，突然想到，“我以为你这周末不值夜班。” “没错，而我以为你要请我吃晚饭。” 顿住了一会儿，我奇怪地看了看他，然后我记起来了。“喔，不！”我低呼着，抬头看看钟。现在已过了晚上8点。“马里诺，我非常非常抱歉。” “没关系，反正发生了几件事。” 马里诺说谎时总逃不过我的眼睛。他不会对着我的眼睛看，还有他的脸会变红。他一直在找我，不是单纯的因为他想吃晚餐，他心里有些事。 我倚靠着桌子，全神贯注地看着他。 “想你或许会知道帕特·哈威这个周末到华盛顿，看局长去了。”他说。 “是彭顿告诉你的？” “是啰。他同时说他一直想办法与你联络，但你没有回他电话。那个‘毒品沙皇’也抱怨你没有回她的电话。” “我没有回任何人的电话。”我疲倦地回答。“唉，我近来相当神思不属，而且这节骨眼上，我没有任何可以披露的结论。” 他看着桌上的箱子，说：“你知道德博拉曾被枪击，一桩杀人案，你还在等什么？” “我不知道弗雷德·柴尼的死因，是不是有毒品牵涉的可能性。我在等毒品检查报告，而且在那些检验有结果，以及跟维西谈过以前，我不想发布任何消息。” “那个在史密森工作的家伙？” “我早上会见了他。” “祝你好运。” “你还没告诉我帕特·哈威为什么要去见局长。” “她控诉你的办公室延宕事件的进行，联邦调查局也在阻挠她。她火大了，要她女儿的解剖报告、警方报告、方圆9码内所有的报告，还威胁要取得法院传票。如果她的要求没有立即兑现，她就要闹得天翻地覆。” “那实在疯狂。” “答对了。但如果你不介意一些忠告，医生，我想你最好今晚以前给彭顿一个电话。” “为什么？” “我不想你陷入火堆，就这样。” “你在说什么，马里诺？”我解开我的手术袍。 “现在你越躲避所有的人，就越像在火上加油。根据彭顿的反应，哈威太太确信这里面隐藏了一些事实，而我们全部都牵涉在内。” 见我没有反应，他又问：“你是否在听？” “我听到你说的每一个字。” 他拿起盒子。 “真难想像这里头有两个人。”他向前走。 是很不可思议。那盒子不比一个微波炉大，也只不过10到20磅重。当他把它放到我公务车后车厢时，我轻轻地说：“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什么？” 我知道他听到了，他只是要我再说一遍。 “我很感激你的关心，马里诺。真的！而且我实在对晚餐的事很抱歉。有时，我真的是一团糟。” 雪下得越来越急，他跟平常一样没有戴帽子。我发动引擎并把暖气开到最大，同时看着他，心中不由得想着这真是很奇怪，我竟会觉得他很叫人安慰。马里诺比任何人都有本事让我生气，然而我却无法想像没有他在周围的情形。 锁好门，他说：“是呀，你欠我一餐。” “绥迷佛烈多巧克力。” “我最喜欢你说脏话的样子。” “那是一种甜点，我最拿手的，你这混蛋，巧克力奶油冻加松脆饼。” “松脆饼！”他故意看着停尸间的方向，假装感到恐怖。 似乎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回到家。我几乎是以爬行的速度在积满了雪的路上行驶，极端的集中注意力开车，使我回到家中给自己倒杯饮料时，发觉头痛欲裂。坐在餐桌旁，点起一支烟，我打电话给彭顿·韦斯利。 “你发现到什么？”他立刻问。 “德博拉·哈威从背后被枪击。” “摩瑞告诉我了。说子弹很不寻常，是‘九头蛇——沙克’，9厘米口径。” “正确。” “她男朋友呢？” “我不知道他的死因。我正在等毒品反应测试结果，另外我需要跟史密森的维西沟通。我现在就等着这两项。” “检测拖得越久越好。” “请再说一次！” “我是说我要你尽可能地拖，凯。我不要报告披露给任何人，即使是当事人父母，尤其是帕特·哈威。我不要任何人知道德博拉是被枪击的——” “你是在告诉我哈威家不知道？” “当摩瑞通知我，我要他答应我把这消息封锁住，所以哈威家还没有被告知，警方还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他们的女儿死了。”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除非你向我不知道的人披露过。” “哈威太太试过要跟我联络好多次了，但是我还没有跟她说过话，事实上过去几天我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说话。” “就保持那样，”韦斯利坚决地说，“我要求你只对我一人报告。” “会到这么一个时候的，彭顿，”我以同样坚决的语气说，“会到我必须发布死亡原因和情状的时候。根据法律，弗雷德的家人、德博拉的家人，都有权知道。” “尽量拖延。”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沉默。 “彭顿？”我正怀疑他是不是还在线上。 “只一件事，在跟我商量之前不要有任何动作。”他再次顿了一下，然后说，“我假设你知道艾比·敦布尔签了约要写书的事吧？” “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我回答，开始生起气来。 “她有没有再跟你联络？嗯，最近？” 再联络？韦斯利怎么知道艾比去年秋天曾来看过我？该死，马克，我心中骂着。他那晚打电话给我时，我曾提到艾比跟我在一起。 “我没有跟她联络。”我直率简慢地回答他。 <hr /> 注释： 第六章 星期一早上，我屋前的道路铺了层厚厚的白雪织就的毯子，天色灰暗，预示着更坏的天气就要袭来。我冲了杯咖啡，沉思着这种天气下自行开车到华盛顿到底明智不明智。我几乎要放弃我的计划了，然而最后还是打了个电话问州警，了解到95号往北的公路上没有积雪，而且北上到腓烈德利斯堡之后，雪就逐渐变小，地面上积雪只有一英寸厚。另外，因为我的公务车无法驶出车道，于是我把厚纸板箱改放到我的奔驰车里。 当我转到州界，才想到如果我的车发生故障，或被警察拦下，我会很难解释为什么开着辆后车厢装有人体骨骼的非公务车往北走，通常展示出我的法医工作证并不足以说服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一回，我带着一个大型公事包，里头装满着变态狂用的性虐待用品装备，搭乘飞机到加州的经验。公事包被送到X光扫描带后，接下来我就被机场安全警卫带去，进行跟审问没什么两样的问话。而且不管我怎么说，他们就是不肯相信我是法医，要前往参加国家法医协会年会，并且我要以自体性欲窒息而死为专题做演讲。手铐、钉饰项圈、皮制吊带，以及其他不体面的奇怪东西是以前案件的证物，我还强调它们不是我的。 10点半时我来到华盛顿，在宪法大道和12街间找到停车位。自从几年前在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参加刑事人类学的课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到过这个地方。我带着厚纸板箱来到大厅，那是个充溢着一盆盆兰花香味和游客嘈杂语声的所在，我真希望我也可以悠闲地观看恐龙和钻石、木乃伊棺木和乳齿象，永远不知道在这些墙里其实隐藏着荒芜冷酷的宝藏。 从天花板到地板之间的每一个可以利用的空间，都有着游客看不到的绿色木制抽屉，里头装有无数死掉的动物，包括3万具以上的人体骨骼。每一个星期都会有许多来自不同地方，以挂号方式邮寄而来的骨头，要亚利克斯·维西博士来检验。有些残骸是属于人类考古学范围，有时则是熊或海狸的掌爪，或是看来像人类头骨的患脑水肿的小牛头骨，在路边被发现或在犁田耕作时出现，起初以为是被虐待致死的人骨。有些包裹的确带来坏消息，如被谋杀的人体骨头。身兼自然科学家馆长的维西博士，也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以及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员。 从面无笑容的安全警卫手中取到出入证，把它别好，走向黄铜制电梯，登上三楼。当我经过笼罩在昏黄灯光下，两侧是成墙抽屉的局促通道时，数层底下争看填充巨象的人潮语声渐渐远去，我开始感到被幽禁的恐惧。我记得，当时在这里面上了8小时的课后，变得多么急切于接收一些外在感官的刺激；冲到馆外，更让我有脱逃成功般的喜悦，人行道上汹涌的人潮让我感到亲切，交通繁杂的噪音让我松了口气。 我在上回看到维西博士的地方找到他，那是一个散置着不锈钢手拉车的实验室。手拉车中尽是鸟或动物的骨骼、牙齿、股骨，以及颚骨等，架子上有更多骨头和其他叫人不舒服的人体遗骸，像头盖骨、萎缩头骨等。维西博士顶着满头银发，戴着厚重眼镜，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打电话。待他放下话筒后，我就把箱子打开，拿出装有德博拉·哈威左手骨头的塑料袋。 “‘毒品沙皇’的女儿，是吗？”他不客气地问，从我手中拿走袋子。 那听来像是个奇怪的问题。但是，从某方面来说，又相当正确，看来那原是个女孩儿的德博拉此刻已经仅存有科学检测用的价值，一块人体物质证物而已了。 “是的。”我说。而他从袋子里拿起一只指骨，开始轻轻地在灯光下转动察看。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凯，这不是发生在死亡后的割痕。虽然一些老的割痕可以看起来像新的，但新近的却不可能看起来像老旧的。”他说。“这割痕里面的颜色因外在环境而改变了，而且改变的程度跟其他骨头表面相同，另外，割痕开口向内弯的现象告诉我这不可能在死尸骨头上发生。活的骨头才可能弯曲，死尸骨头不行。” “跟我的结论一样，”我回答，把一张椅子拉过来。“但你知道他们会问这个问题，亚利克斯。” “当然，”他说，他从眼镜边缘透出视线看我一服。“你不会相信有什么样的东西送到我这边来。” “我猜我能想像。”我说，不情愿地想起法医的良莠程度在州与州之间差异非常大。 “数月前，有个法医给我寄来一个盒子，一堆软体组织和骨头，他告诉我是个才出生的婴儿，在阴沟里发现，问题是不知性别和人种。答案是小小的公猎兔犬，两星期大。在那不久之前，另一个法医送来一具在不深的墓坑里发现的骨骸。他对那具尸体的死因完全没有头绪。我却找到40多个刀痕，开口向内弯，都是教科书上谈论活骨头柔软性的典型例子，绝对不是自然死亡。”他用他穿着的实验袍一角擦了擦眼镜。“当然，我也收到过另外一种：在解剖检验时弄出的割痕。” “有没有可能这是被某个肉食性动物造成的？”我说，即使我知道那不太可能。 “虽说刀痕跟被食肉动物造成的痕迹并不能很轻易地辨别，但我能很确定地说，我们谈的是一种刀刃。”他站起来，愉快地说道，“让我们看一看。” 考古人类学的研究细节及工具很能引起我的兴趣，那使维西博士感到很快乐，他生气勃勃地移到一个解剖用的显微镜前，把骨头放到镜头下的中央。好久好久，他安静地透过镜头检视着，还不停地在镜下灯光中转动着那块骨头。然后，他说：“嗯，那根有趣。” 我等着。 “这是你发现到的惟一刀痕？” “是的，”我说，“也许由你进行检查时会有其他发现，但我没有看到弹孔以外的东西。在她下腹第12根腰椎背面。” “你是说那颗子弹击中脊椎？” “没错，她是背后受击，我在脊椎骨上找到子弹。” “知不知道枪击发生的地点？” “我们不知道她是在树林的什么地方，或是不是在树林子里受到枪击。” “而她手上有这个刀痕，”维西博士沉思着，再一次转向显微镜。“没办法知道哪一个先发生。在被枪击后，她应该会从腰部以下开始瘫痪，但她仍然可以挥动手。” “那是个防卫性伤口吗？”我猜疑着。 “相当不寻常的一个，凯。刀痕通常不是应该在手背就是在手掌。”他往后靠到椅背上，抬头看我。“大部分的防卫性刀痕是在手掌。”他掌向外推出。“但她的伤口是在手背。”他转掌向内。“通常我把伤在手背的刀痕跟攻击性的自卫动作联想在一起。” “拳击。”我说。 “不错。如果我持着一把刀向你走去，你一拳打来，你可能会伤在手背。当然，你就不太可能伤在手掌，除非你在某一时刻松开拳头。但比较重要的是，大部分防卫性刀伤是切片似痕迹。行凶者不是左右直线摆动就是直接刺戳，被害人举起手或前臂来挡住刀刃。如果那样的刀伤深入到了骨头，我通常就没有办法告诉你多少有关刀痕表面的推测。” “而如果刀痕表面是由锯齿状的刀刃，”我插话进来，“以横扫切片的方式造成，那么我们通常无法从刀痕表面推测刀刃类型。” “那就是这个刀痕有趣的原因之一，”他说，“这个伤痕毫无疑问是一把锯齿状的刀刃造成的。” “那么她不是被划过一刀，而是被一刀砍下而受伤？”我困惑地问。 “是的。”他把骨头放到纸袋里。“根据残留刀痕上的锯齿状，显示出至少有半寸的刀刃砍进她的手背中。”回到他的办公桌前，他继续说，“至于施暴武器和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很抱歉这是我所能告诉你的猜测。你知道的，这类事有很多变因，而且我无法告诉你刀刃大小，或这刀痕是发生在她被枪伤之后或之前，还有她受到这刀伤时的姿势。” 德博拉有可能躺着，也可能跪着或站着，在我走回车子的途中，开始分析。她手上的刀痕很深，会造成大量流血。这可以推测她是在那铺木道路上或树林子里受到刀伤的，因为她的吉普车里没有血迹。这个体重100磅的体操选手曾跟攻击她的人缠斗过吗？她曾试着用拳头袭击他吗？她是否曾经因为弗雷德那时已经遭到杀害，在受到惊吓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生命奋力搏斗？那么，为什么会有枪支呢？看来那杀手没有用枪射杀弗雷德。为什么他会需要两种武器呢？ 我猜测弗雷德是被割断喉咙的。很可能在遭枪击后，喉咙也被割断，或被勒死。她不是被枪击后遭弃置而死。她不能在半瘫痪的情况下，勉强拖曳着自己爬到弗雷德身边，把她的手臂塞进他手臂底下。他们的尸体是被蓄意安排成这个样子的。 转离宪法大道，我终于找到康涅狄格路，那会把我带到城市西北区，如果华盛顿希尔顿饭店没有在此设址，这里只会比贫民区好一点点。那饭店坐落于一大片铺满绿草的坡地上，有着壮观豪华的白色线条，周围则是一片混乱景象，有满是尘垢的酒吧、自助洗衣店，标榜着“真人舞者”的夜间俱乐部，以及一排排残破的房子，窗户破了用木板围起，水泥铺就的门前石阶直接连着街道。我把车停在饭店的地下停车场，跨过佛罗里达大道，爬上一栋灰暗砖石铺就的公寓大楼门前石阶，建筑物前面还搭有褪色的蓝色雨篷。我按下28号公寓的门铃，那是艾比·敦布尔住的地方。 “是谁？” 我几乎无法分辨出那个从对讲机吼叫而出的无实体的语声。我报出姓名，艾比似乎嘀咕了什么，或者只是喘了口气。电动锁咔啦一声打了开来。 我进到点着昏黄灯光的大楼门厅，地上铺着土黄色带点棕黑的地毯，墙上有成排的黄铜制信箱，但已失去光泽。我记起艾比曾因有人窃读她的信件而恐慌。但是，就我的所见而言，那排信箱绝对不是可以轻易开启的，首先必须有公寓大楼前门的钥匙，再者信箱也得有钥匙才能取件。去年秋天她对我说的所有事似乎都是假的。我气喘吁吁地爬上五楼阶梯，充满着怒气。 艾比站在她家的门口。 “你来这里做什么？”她低语着，脸色苍白。 “你是这栋大楼里我惟一认识的人，你想我来这里做什么？” “你不会只是为了来看我而到华盛顿吧？”她的眼神里透露着惊惶。 “我出公差。” 从她敞开的门口，我可以看到里面冷白的家具，淡青色的枕头和葛雷格·卡玻的抽象版画，都是些我以前在她里士满家中熟悉的摆设。有那么一刹那，那个可怕骇人的景象让我很不安，我似乎看见她妹妹在楼上卧室床上那已开始腐烂的尸体，警察和医务人员来来去去，艾比坐在一张沙发上，她的手抖动得那样厉害，几乎无法握住一根香烟。那时除了她的名声外，我并不认识她，而仅凭她在外的名声，我一点也不喜欢她。当她妹妹被谋杀后，艾比至少引起我的同情。一直要到很久以后，我才开始信任她。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艾比仍然以低沉的语调说着，“但是我的确打算下星期去看你。” “我有电话。” “我不能。”她恳求地解释着，而我们继续在门廊间说话。 “你不请我进去吗，艾比？” 她摇了摇头。 恐惧刺痛了我的背脊。 我视线越过她看向里边，我悄悄地问：“里面有人？” “让我们出去走走。”她低语着。 “艾比，看在老天的分上……” 她神情严肃地看了我一眼，举起一根手指放在她的唇上。 我开始相信她有些疯狂。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只好在门廊等着，她进去取外套。然后我跟着她走到公寓大楼外，整整半小时，我们专心一致地沿着康涅狄格路走着，彼此都不说话。她带着我走进五月花旅馆，在酒吧最阴暗的角落找到一张桌子坐下来。我点了杯意大利浓咖啡，往后靠在皮制椅背上，觉得坐在桌子对面的她很紧张。 “我知道你并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开始说，看着周围。刚过午后不久，酒吧几乎是空的。 “艾比！你还好吧？” 她下唇颤抖着。“我不能告诉你。我甚至不能在我自己见鬼的公寓里跟你说话！那就像我在里士满告诉过你的一样，只不过要糟糕千百倍而已。” “你应该要去看些什么人。”我非常镇定地说。 “我没有疯。” “你跟濒临崩溃只差一线之隔。” 她深深地吸了口气，严肃地看着我的眼睛。“凯，我被跟踪。我很确定我的电话被窃听，甚至怀疑我公寓里装有窃听器，那就是我不能请你进去的原因。尽管下结论吧，说我是个偏执妄想狂，发了疯，或什么你想编派的名称。但是我活在我的世界里，不是你。我知道我经历着什么，我知道我对这些案件的了解，以及自从我牵涉进这些案件以来发生的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女侍应生送来我们点的东西。她离开后，艾比说：“我到里士满同你谈过话后不到一星期，我的公寓被人侵入过。” “你被偷窃了？” “喔，不是。”她笑着，笑声空洞。“一点都不是。那个人——或不只一人，不会那样愚蠢，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失。” 我揶揄地看着她。 “我在家有个写作用的电脑，硬盘里有个档案是关于那些情侣的资料和他们奇怪的死亡方式。长久以来，我就一直持续地写着记录，写进这个档案里。我使用的文书处理程式有个选项，提供我可以自动地为工作结果制作副本，我把这选项设定为每10分钟就做一次。你知道，如果电力突然中断或什么的，我不至于失去任何东西。特别是在我住的大楼——” “艾比，”我打岔，“老天，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是在说如果你进到我电脑的档案，又如果你使用超过10分钟，就不只会留下副本，还有当你存档时的日期和时间都会被记录下来。你懂吗？” “我不确定。”我伸手拿我的意大利浓咖啡。 “你记得我来看你？” 我点头。 “当我到7-11跟那值勤店员谈话时我做了记录。” “是的。我记得。” “我还跟其他很多人谈过，包括帕特·哈威。我回到家后，就打算把那些访谈记录输入到电脑。但是所有的事情变得很混乱。你可以回想，我是在一个星期二晚上看到你的，然后第二天早上开车回到这里。那天，星期三，我差不多在中午时分跟我的总编辑讨论，而他突然变得没有兴趣，说他要暂停哈威与柴尼的故事，因为邮报要在那个周末刊登有关艾滋病的系列报导。” “那实在很奇怪，”她继续说，“哈威·柴尼的故事很热门，而邮报曾经倾全力想要报导它。然而当我从里士满回来后，却突然间有了个新任务？”她停下，燃起一根烟。“后来，我就一直忙到星期六，才有时间在我的电脑前坐下，调出这个档案，而存档里出现了一个我无法了解的日期和时间。星期五，9月20日，下午两点13分，是我不在家的时间。那个档案被人打开过，凯。有人直接进去打开它，我知道那不是我，因为我一直没有碰我的电脑——一次也没有——直到那个星期六，21日，当我有时间坐在电脑前面时。” “也许你电脑里的时间停了……” 她已经摇着头。“不是，我查过。” “谁会做那种事？”我问。“有谁可以潜入你的公寓而没有人看到，或连你也没有注意到？” “联邦调查局可以办到。” “艾比！”我说，有点恼怒。 “有很多事你不知道。” “那么请告诉我。”我说。 “你想我为什么跟报社请假？” “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你在写一本书？” “而你假设当我到里士满去看你时，我就已经知道我将要写这么一本书？” “那不仅仅是个假设。”我说，又开始愤怒起来。 “我不是，我发誓。”她身体向前倾靠，以一种因为激动而发着抖的语声继续说，“我的行情变了。你懂那代表什么吗？” 我不语。 “最糟糕的事是被炒鱿鱼，但他们不会那样做，没有正当原因。老天，我去年还赢得了个调查报告奖呢，而突然间他们要把我调到生活专栏。你听到了吗？生活专栏。现在，你告诉我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艾比。” “我也不知道。”她眨眼收回眼泪。“但我也有自尊。我知道有件大事正进行着，一个故事。所以我卖掉它。不管你怎么想，我需要生存。我必须生活，我必须离开报社一阵子。生活专栏，喔，老天。凯，我很害怕。” “告诉我有关联邦调查局的事，”我坚定地说。 “我已经告诉你很多了。有关那个我转错的弯，经过培力营，以及联邦调查局干员来看我。” “那不够。” “红心J，凯。”她语气听来像是在说一件我已经知道的事。 当她察觉我一点也不了解她说的话时，她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惊讶。 “你不知道？”她问。 “红心J是什么意思？” “这些案件的每一个，都曾出现过一张扑克牌。”她充满疑问的眼睛死死地看着我。 我似乎记得我看到过的少数几个警察侦讯记录本上的一些事。从格洛斯特来的警探跟第一对失踪的情侣，布鲁斯·菲利普和朱迪·罗伯兹的朋友的谈话记录。那个警探问了些什么？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对我而言那问题相当奇特。纸牌，朱迪和布鲁斯有玩纸牌的习惯吗？问那个朋友曾在布鲁斯车子里看到过纸牌吗？ “告诉我有关纸牌的事，艾比。”我说。 “你对黑桃A熟不熟，知不知道它在越南是怎么个用法？” 我告诉她，我不知道。 “当一个美国特种军人要在一次杀戳后做暗示时，他们会把一张黑桃A放在尸体上。事实上，有个制造扑克牌的公司为了这个理由还特别提供这个单位成箱的纸牌。” “这跟弗吉尼亚州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我迷糊地问着。 “这可以连起来。只是我们要讨论的不是黑桃A，而是红心J。在头四件案子里，每一次都在被弃置的车子里找到一张红心J。” “你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凯，但我不只是从一个消息来源得知。那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确定的原因。” “那么你消息来源之一有没有告诉你在德博拉·哈威的吉普车里是否也找到一张红心J？” “找到了这么一张吗？”她懒散地摇动她的饮料。 “不要跟我玩游戏。”我警告着。 “我没有。”她看着我的眼睛。“如果在她吉普车里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真的找到这么一张红心J，我则一点也不知情。很显然的，那是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那肯定可以把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死亡跟先前四对情侣的事件连在一起。相信我，我很努力在找那条线索。我不确定有，即使有，那又代表什么意思？” “这跟联邦调查局有什么关系？”我有些不情愿地问，因为我不确定我想听到她的回答。 “他们从一开始就相当专注于这些案件，凯，而且那已远远超过普通案件地区暴力罪犯专案小组能涉入的程度。联邦调查局早就知道那张纸牌的存在。当第一对情侣的车子里——仪表盘上——找到一张红心J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它。然后第二对情侣失踪，发现了另一张纸牌，这回是在驾驶坐旁的座椅上。彭顿·韦斯利知道后，立刻开始掌控全局。他回到格洛斯特郡，告诉当地警探不要对任何人透露有关在车里找到一张红心J的事。他对第二件案子的调查人员做了同样的要求。每次一有遭弃置的车子被人发现，韦斯利就跟负责的警员通电话。” 她停顿一下，像是要读出我的想法似的研究着我。“我猜我不应该对你的不知道感到惊讶，”她说，“警方要不让你知道在车里发现什么，并不是难事。” “对他们来说是不难，”我回答，“但如果纸牌是在尸体上被发现，那就很难说。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能瞒过我。” 即使我听到自己说的话，疑惑仍悄悄地滑进我脑海。警方等了几小时才传唤我到现场，当我到达时，韦斯利已经在那里了，而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尸体已经被触动过，据说是为搜查私人物品。 “我可以想像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要对这个消息秘而不宣，”我继续找理由。“这个细节也许对调查很重要。” “我对那样的狗屎借口已经丧失了耐心，”艾比生气地说，“杀手留下一张暗示用纸牌的细节，让我们这样说，只有在那个家伙来自首，说他在每一对情侣车中留下一张纸牌时才会对调查很重要，因为除非他就是那个犯人，否则他不应该会知道，我不认为那会发生。而我不认为联邦调查局在这件事实上表现沉默，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事扰乱了调查。” “那是为什么呢？”我不安地问。 “因为我们不仅讨论着一个连续杀人犯，也不仅是在说有这么一个对情侣有意见的疯子，这件事涉及到政治，一定是这样。” 静默了一会儿，她叫来女侍。艾比在第二杯饮料送来我们桌上时，接着又啜饮几口后才开口。 “凯，”她继续说，口气已经平静一些，“当我在里士满时，帕特·哈威愿意跟我谈话，有没有让你感到惊讶？” “老实说，是的。” “你能想像为什么她同意我的访谈吗？” “我想为了要她女儿回来，她会同意任何事的，”我说，“有时公诸媒体会有用。” 艾比摇头。“当我跟帕特·哈威谈话时，她告诉我很多绝对不会刊登在报纸上的事情。那也不是我和她第一回见面。” “我不懂。”我有些震动发抖，而那跟我喝的浓咖啡无关。 “你晓得她在对抗一些非法慈善机构的运动。” “多多少少。”我回答。 “那些引起她警觉的秘密全都来自于我。” “你？” “去年，我开始进行一项有关毒品交易的大型调查。当我一路追踪下去，我开始发现很多无法查证的疑点，慢慢的，那些假借慈善名义的机构牵涉进来。帕特·哈威在这里有个公寓，靠近水门。有天晚上，为了在我的报导里取得一些引述的话，我到那里去拜访她，谈话最后变成我们彼此交换意见。我告诉她有关我听到的陈述，看看她是否能证实任何一项议论。就是那样开始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陈述？” “譬如说，有关ACtMAD，”艾比说。“有些主张说一些反毒品慈善机构其实只是以其慈善机构为掩饰门面，实际上则以贩毒组织为本质，或在中美洲进行一些非法活动。我告诉她从我认为的可靠消息来源中，我了解每年捐献进来的几百万美元最后都到了像曼纽尔·诺瑞加这种人的口袋里。当然，这是诺瑞加被逮捕前。但是资金现在仍然从ACtMAD和其他所谓的慈善团体里流出，用来收买美国情报员以使海洛因顺利交易，并用于巴拿马机场、海关办公室打通关节，还有远东和美洲其他国家。” “然而帕特·哈威在你去她公寓前并不知道这些？” “她不知道，凯。我认为她一无所知，她相当震惊愤怒，开始进行调查，然后终于带着一份报告到国会。随之而来的是召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职调查，她被委任为顾问，你也许听说了。很显然，她挖掘出很多事实，而今年4月会针对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会，有些人对这件事很不高兴，包括司法部。” 我开始了解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件事牵涉到告密者，”艾比继续说，“缉毒组干员，联邦调查员和中央情报局人员已经对这些告密者追踪调查了好几年。国会一涉入，国会就有权力给予这些告密者特赦令，以交换情报。一旦这些告密者在国会听证会里作证，游戏就宣告结束，因为接下来，司法部就根本无法起诉他们。” “那就是说帕特·哈威的努力根本不受司法部的谅解。” “那就是说如果她的整个调查失败瓦解，司法部会笑歪了嘴。” “全国禁毒办公室主任，或称‘毒品沙皇’，”我说，“对司法部长来说是个辅助角色，甚有助益的，而司法部长有权指挥联邦调查局缉毒组干员。如果哈威太太跟司法部发生冲突，为什么司法部长不出面？” “因为与她有冲突的不是司法部长，凯。她进行的调查会让他获得好名声，也会为白宫带来好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毒品沙皇’正给毒品犯罪一个重击。一般平民老百姓不知道的是，就联邦调查局和缉毒组来说，他们不认为一场国会听证会的结果会带来多大的好处。那仅仅是揭露内幕，揭示这些慈善团体的名称，以及他们从事的活动真相。这样的公布会让像ACtMAD那样的机构消失，但是那些牵涉在里面的人渣坏蛋所遭受的处罚只不过像是在手背上轻轻鞭打了一下。那些警员辛勤努力的成果会付之一炬，因为到最后没有人会被起诉，接受审判。就像关掉了一家非法酒店，两星期后，它会在另一个角落重起炉灶。” “我无法把这个跟发生在哈威太太女儿身上的事情联想在一起。”我又说一次。 “来想想这个吧，如果你和联邦调查局进行不同目的的调查，”艾比说，“而且很可能跟他们发生争战，那你对联邦调查局掌控有关你女儿的失踪案件有什么感想？” 那绝不会是愉快的感受。“我会感到无助和惊慌，我猜我会很不容易去相信任何人。” “你只不过略略触及帕特·哈威感受的表面而已。我想她真的认为发生在她女儿身上的事只是个对付她的手段，也就是德博拉不是偶发犯罪的牺牲者，但她不确定联邦调查局是否牵涉在内——” “让我弄清楚，”我阻止她说下去。“你是在暗示帕特·哈威怀疑联邦调查局是她女儿和弗雷德死亡的幕后指使者？” “她是真的想过他们涉案的可能性。” “你是在告诉我这是你心中的想法？” “我是在说一件我相信的事实。” “老天爷！”我惊讶地吸了口气，嗫嚅着。 “我知道这听起来太疯狂。但如果不是这样，那最起码联邦调查局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甚至知道是谁做的，而那就是为什么我会变成他们的负担。调查局不要我到处刺探，他们担心我也许不小心翻开了一个石头，发现下面蠕动的东西。” “如果真是那样，”我提醒她，“那么在我看来，邮报应该会要提高你的薪水留住你，而不是把你转去搞专栏。我从来就不觉得邮报会轻易屈服于威吓胁迫。” “我不是包伯·伍华得，”她苦涩地回答。“我在那儿的时间还不够长，而地方警察报导没什么看头，通常被牺牲掉的都是新手。如果联邦调查局局长或白宫要员想跟报社的头头谈法律诉讼案件或对外策略，我是不会被邀请出席或被告知事情的进度。” 她也许是对的，我想着。如果艾比在新闻室的表现态度跟眼前一样的话，不会有人愿意跟她打交道。事实上，我现在对她被解除职务已经不如刚开始时那样惊讶了。 “我很抱歉，艾比，”我说，“也许我可以了解德博拉·哈威的案件有政治因素，但是其他的呢？发生在其他情侣身上的事怎么呀。” “凯，”她激动地说，“我不知道答案。但我可以对老天发誓，有些事情被压了下来，联邦调查局和政府不想让大众知道。你可以留意我的话，即使这些杀戮停止，但如果联邦调查局依然以这种方式行事，这些案件会永远无解。那正是我要起而对抗的，也应该是你要对抗的。”喝完了她的饮料，她又说，“也许只要那些杀戮停止就好了。但问题是，他们什么时候会停止？他们可以现在就叫停吗？”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直率地问。 “我们在讨论那些无辜死亡的年轻人，而且我信任你，或许我需要一个朋友。” “你要继续写那本书？” “是的，我只是希望会有最后一章可写。” “千万千万小心，艾比。” “相信我，”她说，“我知道。” 当我们离开酒吧时，天色已全黑而且寒冷。我们局促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而我不断地反刍那让我震撼的消息。在开车回里士满的路上我并没有觉得比较安心。我想跟帕特·哈威谈谈，但我不敢。我想跟韦斯利谈谈，但我知道如果他有秘密，也不会对我泄漏，此刻我比以前更不确定我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友谊。 我一回到家，就打了个电话给马里诺。 “希尔达·欧兹梅克住在南卡罗来纳的哪里？”我问。 “怎么了？你在史密森发现了什么？”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一个叫‘6英里’的小镇。” “谢谢你。” “嘿！你挂断电话之前，介不介意告诉我在华盛顿发生了什么事？” “今晚不行，马里诺。如果明天我找不到你，你来找我。” <hr /> 注释： 第七章 凌晨5点45分，里士满的国际机场看来一如杳无人烟的荒凉野地。餐厅门关着，报纸堆在大门深锁的礼品店前，一个管理员缓缓推着个垃圾桶走动，像是正在梦游的人般捡起口香糖包装纸和烟蒂。 我在美国航空公司的候机室里找到马里诺，他闭着眼睛，随便卷成一团的雨衣垫在头下，他正在这个没有空调、燃亮着人工光线的密闭室内打盹。周围全是空椅子，地上铺有蓝点地毯。我看着他，有那么一刹那，我似乎并不认识他，我的心没来由地震动了一下。马里诺老了。 回想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应该才刚上任不到几天。我在一个停尸间做解剖，一个面无表情的高大男人走进来，站在工作台的另一边。我记得我感觉到他冷冷的观察目光，我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像是他正把我一层层地剖开来研究，一如我研究我的尸体。 “你就是新来的主管。”他听来像是在挑战，质疑着我竟然胆敢认为我可以把这个从没有一个女人从事过的职位掌握好。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当时回答。“我猜你是来自里士满市吧？” 他含糊地报了名，然后沉默地等着我把他经手的谋杀案件尸体里的几颗子弹取出来，开了单据交给他。他转身就走，没有说“再见”或“很高兴认识你”之类的话，那时起我们开始建立了职业上的关系。我领悟到他只因为我的性别而拒绝我，因而也同时回封他为呆瓜一个，脑子完全腌制在男性睾丸素酮里。事实是，私底下他让我感觉相当具有威胁。 现在，看着眼前的马里诺，很难想像他曾让我觉得害怕。他看起来老迈而且失意+衬衫在他肥硕的肚腩上拉扯着，一绺绺的灰发像不受控制似的到处乱窜，眉头深锁，但看来既不是发怒也不是忧虑，只是积习难改的紧张和不愉快冲蚀而出的深深绉褶。 “早安。”我轻轻碰了碰他的肩。 “袋子里是什么？”他喃喃嘀咕着，没有张开眼睛。 “我以为你睡着了。”我说，很感惊讶。 他坐起来，打着呵欠。 我坐在他旁边，打开纸袋，拿出我在家弄好的咖啡和奶油起司硬面包圈，在出门之前还放到微波炉里热过。 “我猜你还没吃吧？”我递给他一张餐巾纸。 “那些看起来像真的硬面包圈。” “是的。”我说，打开我的那一份。 “我以为你说飞机6点起飞。” “6点半。我很确定我是那样告诉你的，我希望你没有在这儿等很久。” “哼，我就是。” “对不起了。” “机票在你那儿，对不？” “在手提包里。”我回答。有时候我和马里诺的对话听起来就像一对老夫老妻。 “你要问我，我会说我真不确定你那个主意值得我们这么做。即便我有那笔饯，我也不会这样自掏腰包。但如果是因为你喝醉的话，我倒不会太惊讶，医生。说真的，你至少试试用事后偿还给付的方式，我会比较安心。” “那不会让我比较安心。”我们已经为这事争执过了。“我不会去填写出差用偿还给付凭证，你也不要。你填写一张凭证，就留下了个可以追查的文件资料。反正，”我说，喝了口咖啡，“我负担得起。” “如果那样做可以为我省下600块，我倒宁愿留下可以追查我到月亮的文件资料。” “胡说，我知道你不会那样傻。” “好吧，我承认是胡说，这整件事跟狗屎一样愚蠢。”他在他咖啡里丢下几包糖。“我想是‘艾比·敦布狗’把你的脑筋炒成浆糊了。” “谢谢你。”我简单地回答。 其他的旅客开始分批涌进。我发觉马里诺有个惹人惊讶的能力，他似乎可以把世界秩序轻轻地从原有转轴上不着痕迹地使之倾斜出轨。他选择坐在非吸烟区，然后从成排的直立烟灰缸里拿了一个放到他坐位旁。这仿佛下意识地邀请了坐在我们附近的吸烟乘客共襄盛举，有几人也带来额外的烟灰缸。到我们该上飞机时，吸烟区几乎找不到烟灰缸了，而大家似乎都不太确定应该往哪里坐。在难堪中，我下定决心不要在这个不友善的侵占中扮演任何角色，我把我的烟盒留在皮包里。 马里诺比我更不喜欢飞行，一路睡到夏洛特，我们在那儿换乘一架通勤用小型飞机。那小飞机引发我一个不愉快的联想，在半空中承载脆弱人体血肉的这个东西看来是多么不堪一击。我有过处理空难事件的经验，知道一架飞机和乘客散布在几英里的地面上是怎样一个悲惨状况。我注意到这架飞机上没有厕所，也没有饮料服务，当引擎发动时，飞机像是被侵袭般地震动着。旅程一开始，我就享受着一个罕有的特权，看着飞行员们互相聊天、伸懒腰、打呵欠，然后一名空中小姐从通道走向前使劲地把门帘拉上。气流开始变得愈加狂乱，群山在雾气间隐没又现身。飞机第二次突然失去高度时，我的胃猛然跳到我的喉咙，马里诺指节泛白地用力抓紧两边扶手。 “耶稣基督。”他抱怨着，而我开始后悔为他准备早餐，他看来像是要呕吐。“如果这个怪物可以完整地回到地面，我要好好喝一杯。我才不管现在几点。” “嘿，我请你。”一个坐在我们前面的男子转过头来说。 马里诺目瞪口呆地死盯着坐位前机身部分的奇异景象。地毯边缘的一个金属条上滚起一重鬼魅似的凝结雾，这在我的飞行经验里从未经历过，好像云朵渗入到飞机里来了。当马里诺指着这个对一名空姐大叫“那是什么？”时，她完完全全地漠视他。 “下次我会在你的咖啡里放颗镇静安眠药。”我在紧咬的齿缝间吐出警告的字眼。 “下次你想跟某些在柴枝里生活的狂野吉普赛人说话，我绝不会跟着来的。” 整整半个小时，我们的飞机在斯帕坦堡上空盘旋，兼带碰撞起伏，拳头大冰冷的雨急射地面草地。因为雾气笼罩，我们无法降落，真的，刹那间我曾觉得我们可能会死掉，我想到我的母亲，想到露西，我的外甥女，我实在应该在圣诞节回家，但我当时因某些私事而沮丧万分，更不愿意有人问起马克的事。我很忙，母亲，我就是无法分身。“可是圣诞节到了呀，凯。”我不记得母亲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但我永远可以辨别她想哭的时候。她的声音变得很奇怪，一字一字间的停顿拉得老长。“露西会很失望的。”她那时说。我已经寄了份面额很高的支票给露西，还在圣诞节早上打电话给她。她很想念我，但我确定我更想念她。 突然间，云雾散开，阳光照亮了舷窗，所有的乘客，包括我，不约而同地热烈地鼓起掌来谢谢上帝和飞行员，庆祝着我们的存活。顿时，通道前前后后间热烈地说起话来，好像我们已经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也许骑着扫帚的希尔达关心着我们。”马里诺讥嘲地说，他满脸是汗。 “也许是吧。”我说。当我们着陆时，深深地吸了口气。 “记得帮我跟她道谢。” “你可以自己跟她道谢的，马里诺。” “唷。”他说，打着呵欠，看来已经完全恢复了。 “从电话中听来她人很好，也许就这么一次，你应该试试保持个开放的胸襟。” “唷。”他又说。 当我从查号台得到希尔达·欧兹梅克的号码打电话给她时，我预期会是个精明干练又多疑的女人来接听，并且在每一个评论上都用美元打括弧。相反的，她随和又温柔，而且意外地充满信任，她没有问问题或要我证明我是谁。她的声音只有一次听来有点担心，那是当她提到她无法到机场来接我们时显露出来的。 因为是我出钱负担这次的开支，而且我不想开车。我告诉马里诺可以选择任何他想租用的车，他就像是个第一次开车上路的16岁孩子，选了一辆全新的雷鸟，黑色，有天窗、音响、电动车窗、皮制坐垫。他往西开去，打开天窗，又把暖气拧开，而我则在车上把我在华盛顿跟艾比的对话细细说给他听。 “我知道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尸体被移动过，”我在解释。“而现在我猜我知道为什么了。” “我不确定我懂，”他说，“你为什么不一点一点地告诉我。” “在你和我到达休息站前，已经有人搜查过吉普车了，”我开始解释。“而我们没有在仪表盘上看到一张红心J，也没有在坐椅上，或任何其他地方看到。” “不见得那张纸牌不在仪表盘旁的储物箱或其他地方呀，警察有可能在警犬闻嗅之后找到了。”他一边保持汽车时速，一边说着，“如果这个纸牌是真的存在的话，但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 “让我们先假设那是真的。” “我在听。” “韦斯利在我们之后到达休息站，所以他也没有看到纸牌。后来，吉普车被警方搜查过，你可以确定韦斯利如果不是在现场，就是跟摩瑞联络而知晓找到了什么东西。如果没有红心J的迹象，我打赌没有，这让韦斯利的猜测转了个弯。他也许接着想，德博拉和弗雷德的失踪跟其他情侣的失踪死亡无关，或者德博拉和弗雷德已经死了，而这回那张纸牌有可能被留在现场，留在尸体旁。” “这就是为什么你认为在你到达前，他们移动过尸体。因为警方在找那张纸牌。” “或者说是彭顿在找。没错，那正是我的考虑。否则那没有道理，彭顿和警方知道在法医到达前不可以碰触尸体。但是彭顿同时也不愿意冒险让一张红心J跟着尸体进入停尸间，他不要我或任何其他人发现或知道它的存在。” “那么比他扰乱现场还要有道理的是，他可以要我们对此保守秘密呀，”马里诺争辩着。“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在现场的。那儿有很多警察，他们会注意到彭顿是否找到一张纸牌。” “话是没错，”我说，“但他同时也了解越少人知道越好。如果是我在德博拉或弗雷德的私人物品间发现一张纸牌，那会写进我的书面报告里。州检察官、我的同事、家人、保险公司——任何会看到解剖报告的人就都会知道。” “好吧，好吧。”马里诺变得没有耐心。“那又如何？我是说，那又说明了什么？” “我不知道。如果艾比的暗示是真的，那些纸牌的出现必定对某些人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不是要攻击你，医生，但我从来就不喜欢艾比·敦布尔。当她在里士满工作时就不喜欢，我相当确定我对她现在在《华盛顿邮报》工作也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但她从来就没有对我说过谎。”我说。 “是哦，你只是从来不知道而已。” “我看过格洛斯特的警探在一份笔录里提过扑克牌。” “而那也许就是艾比得到的线索。现在她把那滚成个大雪球，妄作臆想，胡乱希望，她只是要写一本书罢了。” “她现在已不是正常的她了。她是被吓坏了，害怕了，而且我不同意你对她人格的批评。” “好吧，”他说，“可是她来到里士满，表现的像是你很久不见的朋友，说她并没有要在你身上挖消息。下一步，你得从《纽约时报》得知她要写这么一本有关这些案件见鬼该死的书。喔，是哦，她真是个好朋友，医生。” 我闭上眼睛，听着收音机轻轻播送的乡村音乐。阳光穿过挡风玻璃温暖地投射在我的大腿上，今天太早起床的疲劳开始袭击我的神经，我浅浅睡着。当我回过神来，我们正缓缓地驶在表层凹凸没有铺设柏油的路面上，周围什么也看不到。 “欢迎来到‘6英里’大镇。”马里诺宣称着。 “什么镇？” 看不到地平线，也没有便利商店或加油站什么的。道路旁是密集的树林，蓝脊山脉出现在远远的雾气中，房舍品质低劣，而且相隔甚远，远到邻居发射大炮大概也听不到。 希尔达·欧兹梅克，联邦调查局的女巫，对情报机关传授神谕的灵媒，住在一幢小小的白色房子里。前院散放着几个也涂成白色的橡胶轮胎，应该是在春天栽种紫罗兰和郁金香用的。干枯的玉米秆斜倚在走廊上，车道上停着一辆生锈、轮胎泄了气的汽车。一只肮脏生着疥癣的狗嚎吠着，它丑得像鬼，却又巨大得让我缩回想踏出车子的脚。接着，它右前爪有些问题似的用三只脚小跑着离开，因为这时眼前的纱门在刺耳的声音中打了开来，门后出现一个斜眯着眼，在这明亮寒冷的早晨打量着我们的女人。 “安静，图提。”她拍了拍狗的脖子。“现在到后面去。”那只狗垂着头，夹着尾巴，跛行消失在后院。 “早安。”马里诺说，他的脚重重踏在前门木制台阶上。 至少他表现得很有礼貌，在那之前他可没有那样保证过。 “这是个美丽的早晨。”希尔达·欧兹梅克说。 她至少有60岁，看来就像玉米面包一样具有浓厚的乡村味道。黑色人造纤维制的裤子在宽大的臀部上拉扯着，灰棕色的毛衣扣子一路扣到脖子上，脚上穿着双厚袜，套着拖鞋。她的眼睛呈淡蓝，头发掩盖在红色布巾下，嘴里少了几颗牙。我禁不住怀疑，当希尔达·欧兹梅克看着镜中的自己时，是不是会觉得不舒服，或感到伤心。 我们被请到一个小小的客厅，满满堆着陈旧发霉的家具和书架，书架上陈列着许多叫人意外的图书，但并没有依任何方式分类放置。里面有宗教书籍，有心理学、自传、历史，还有相当齐全的小说，有些是我最喜欢的作者：爱丽丝·沃克、派特·康伊和凯利·胡莫。惟一可以显示我们女主人那超能力倾向的是一些爱德格加·凯因斯的作品，加上约半打放在桌上和架上的水晶球。马里诺和我坐在一个靠近煤油暖气炉的沙发上，希尔达坐在对面一张铺满软垫的椅子上。阳光穿透我们身后的百叶窗缝隙，在她脸上撒下一条条白色线条。 “我希望你们没有遇到困难，很抱歉我不能到机场接你们。我已经不再开车了。” “你给的指示相当清楚，”我向她保证。“我们一路上没有碰上一点困难。” “能不能请教，”马里诺说，“你怎么出门的呢？这附近并没有走路可以到达的商店或什么的呀。” “很多人前来要求指点或只是过来聊聊，我总有机会得到我需要的东西或请人载我一程。” 另一个房间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但立刻就被答录机接听。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希尔达问。 “我带了些照片，”马里诺回答。“医生说你要看看它们。但我想先说明几件事。请不要认为我在向你挑衅，欧兹梅克小姐，老实说，这种阅读心灵的东西对我而言相当陌生，也许你可以帮助我多了解一些。” 就我对马里诺的了解，像他现在这么直率坦白，却在语气中嗅不到一丝好斗挑战的气息是相当不寻常的，我看着他，心里非常讶异。他正以一个小孩儿般虚怀若谷、毫无偏见的态度来研读希尔达，他脸上满是好奇深思的奇特组合。 “首先，我要先说明我不是心灵读者，”希尔达据实回答。“我甚至对于别人称我为灵媒、女巫都觉得不舒服，但是在没有比较好的称呼下，我只好忍受别人这样叫，或自称。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第六感一直都存在我们脑子，只是大多数人选择不去使用罢了，我把它解释为强化的直觉。我从人们身上感受到能量，再单纯地把那印象感觉转到我脑海里。” “那就是你和帕特·哈威见面时所做的啰？”他说。 她点头。“她带我到戴比的卧房，给我看她的照片，然后引我到发现吉普车的休息站。” “你得到的印象感觉是什么？”我询问着。 她眼光看向别处，努力想了很久。“我记不得全部，我在给人们指示时也是这样。人们事后回到我这儿，对我说我告诉过他们的话，以及那之后发生的事。我不是都能完全记得我曾说过什么的，直到人们提醒我。” “你记得你对哈威太太说的话吗？”马里诺想要知道，而他语气含着失望。 “当她给我看戴比的照片时，我立刻知道那女孩已经死了。” “她男朋友呢？”马里诺间。 “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知道他也死了。我知道他们两人都死了。” “那么你是从报纸上读到这些案件的？”马里诺接着说。 “不是，”希尔达回答。“我不看报纸。但我看到那男孩的照片，哈威太太把剪报拿给我看。你知道，她没有他的照片，只有她女儿的。”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们，你怎么知道他们死了的？” “那是一种感觉。当我触摸他们照片时的一种印象感觉。” 马里诺从他后裤袋拿出他的钱包，说：“如果我给你一张某人的照片，你能进行同样的动作吗？能告诉我你的感觉吗？” “我可以试试。”她说，他把一张照片递给她。 她闭上眼睛，指尖画着圈圈缓缓地摩挲着照片。这持续了至少有一分钟，然后她才开口。“我感觉到罪恶感。现在，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女人在照这张照片时有犯罪感，还是她此刻有这种感觉，但那感觉相当强烈。冲突、罪恶，来来去去。她前一刻下定决心，下一刻又怀疑自己。反反复复。” “她还活着吗？”马里诺问，清了清喉咙。 “我感觉到她还活着，”希尔达回答，继续抚摸着。“我还感觉到一个医院，一些药物。现在，我不知道这是指她生病了，还是有个跟她亲近的人生了病。但有些医药方面的事牵扯在内，或一种关心，或者这会在未来什么时候发生。” “还有呢？”马里诺问。 她再次闭上眼睛，用更长的时间摸索着照片。“一堆的冲突，”她重复。“好像是过去的什么事让她难以割舍、痛苦，然而她觉得她没有选择余地。那是全部了。”她抬眼看着马里诺。 当他把照片收回时，脸色发红，不发一言地把钱包放回裤袋，再把他的公事包拉链拉开，拿出小型录音机，一个黄棕色信封，里面装有从纽肯特郡圆木铺就的道路开始拍的照片，到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尸体所在的树林。希尔达把那些照片摊放在咖啡桌上，开始用手指在每一张上抚摸着。好久好久，她一句话也没说，眼睛闭着。隔壁房间的电话不停地响着，答录机接起每一次来电，她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我开始认为，需要求助于她技能的人远比医师要来得多。 “我发现恐惧，”她开始快速地说，“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拍摄这些照片时感到恐惧，或是先前有人在这些地方感到恐惧。但是恐惧，”她点了点头，眼睛仍闭着，“我的确在每一张照片里找到恐惧，所有的照片，非常强烈的恐惧。” 像盲人一样，希尔达在照片和照片间移动着手指，读着一些对她而言跟人们脸上特征一样具有实体的感觉。 “我在这里感到死亡，”她继续，触摸着三张不同的照片。“那感觉很强烈。”那是发现尸体的林间空地。“但我没有在这儿感受到。”她的手指移回到圆木铺设道路的照片，以及我在雨中被引领到空地所经过的一片树林的照片上。 我用余光看了看马里诺。他正往前倾斜地坐着，手肘放在膝上，眼睛定在希尔达脸上。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告诉我们引人注目的消息。马里诺和我都没有假设过德博拉和弗雷德是在圆木铺设道路上被谋杀的，我们都猜测是在他们尸体被发现的那空地上。 “我看到一个男人，”希尔达继续，“淡肤色，不是很高，也不矮，中等高度，细长，但不是瘦弱。现在，我不知道是谁，但我没有其他强烈的感觉，我会假设是遇到这对情侣的人。我感到友善。我听到笑声。你知道，就像是他跟那对情侣很和善。也许他们在什么地方见到他，而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这么想，但我感觉他们像是在某个阶段跟着他一起笑。信任他。” 马里诺说话了：“你还能看到他什么？比如说，他长得怎样？” 她继续在照片上摩挲着。“我看到黑暗，很可能他有深色胡子或脸上有什么深色的东西，也许他穿着深色的衣服，但我确定发现他跟那对情侣有关系，跟照片拍摄的地方有关系。” 她睁开眼睛，举头看着天花板。“我感到第一回见面是个友善的相遇，没有什么让他们担心，然后出现恐惧。那感觉在这个地方很强烈，树林里。” “还有呢？”马里诺是如此紧张，他脖子上的血管明显地凸出来。如果他的身子再往前倾一寸，他肯定会跌落在沙发椅下。 “两件事，”她说，“也许没什么重要，但我感觉有另外一个地方，它不在这些照片里，而我觉得这个地方跟女孩有关。她也许被带到什么地方或去了什么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可能很近。也许不，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拥挤，有东西在拉扯。恐慌，一大堆的声音和动作。这些感觉都不好。然后有东西遗失了。我看到这东西是个金属物，跟战争有关的物件。我对那没有其他的感觉，只除了我觉得那东西没有坏处——我没有发现那东西本身具有伤害性。” “是谁遗失了这个什么金属物？”马里诺询问。 “我有感觉这是一个仍然活着的人。我得不到影像，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他认为那物件遗失而不是被丢弃，虽然并不真正担心，却有些关切。好像他遗失了什么，而他也不时会想到他遗失了什么。” 她沉默下来，这时电话又响了。 我问：“你去年夏天跟帕特·哈威谈到这些吗？” “她要见我时，”希尔达回答，“尸体还没被人发现，我没有这些照片。” “那么你没有得到任何跟这些一样的感觉？” 她认真地想了想。“我们到休息站时，她直接领我到吉普车所在的地方。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我记得那儿有一把刀。” “什么刀？”马里诺问。 “我看到一把刀。” “什么样的刀？”他问，而我记得葛儿，那指挥警犬的人，曾借走马里诺的瑞士刀来开吉普车的门。 “一柄长长的刀，”希尔达说，“像是打猎用的刀，或者是一种军用刀。刀柄好像有什么，黑色而且是橡胶类。刀刃让我连想到在树林里切割硬东西用的那种。” “我想我不太懂。”我说，即使我很清楚她指的是什么，我不想引导她。 “有齿痕，像锯子。我猜锯齿状是我要用的字。”她回答。 “这是你站在那个休息站时感觉到的？”马里诺问，不相信似的瞪着她。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叫人惊恐的事，”她说，“但我看到刀，而且我知道当那把刀被留在那儿时，在吉普车里的不是那对情侣。我没有在那休息站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他们从未到过那儿。”她停顿，再次闭上眼睛，眉峰聚拢。“我记得感觉到焦虑不安。我感觉有人焦躁忧虑，而且很匆忙。我看到黑暗，就像是晚上。然后有人很快地走动。我不能看到是谁。” “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人吗？”我问。 “不能，我看不到他。” “他？”我说。 她又停了一下。“我的感觉那是一个男人。” 马里诺接着说：“当你和帕特·哈威在休息站时，你告诉她所有这些？” “一些，是的，”希尔达回答，“我不记得所有我说过的话。” “我需要走走。”马里诺咕哝着，从沙发椅上站了起来。希尔达对他的离开既不惊讶也不关心，纱门在他身后重重地关上。 “希尔达，”我说，“当你见到帕特·哈威时，你可曾发现过有关她的什么事情？你可有感觉她知道什么，比如说，她是不是知道大概是怎样的事发生在她女儿身上？” “我发现很强烈的罪恶感，就像她觉得有责任，但这可以理解。当我跟某些已经失踪或被害者的亲戚打交道时，我总是找到罪恶感。只是，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是她的气流。” “她的气流？” 我知道医学上讲的气流，那是一种生理疾病突发前的一种知觉，但我不认为这是希尔达所指的。 “气流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是看不见的，”她解释。“而对我来说是以颜色呈现出来。围绕着一个人的气流是一种颜色，帕特·哈威的气流是灰色的。” “那表示什么呢？” “灰色既非死亦非活，”她说，“我把它跟疾病联想在一起。身体上、心灵上或灵魂上的疾病，就像有什么从她生命中流失了。” “我想如果你考虑她这时候的情绪状态，那应该不难了解。”我指出。 “也许，但我记得它给我一种不好的感觉。我觉得她也许会陷入某种危险。她的能量不好，不是正面或健康的。我觉得她正在把自己推向险地，或者是经由自己的作为把伤害带到自己身上。” “你以前曾见到过灰色气流吗？” “不常见到。” 我忍不住问：“你是否在我身上发现颜色？” “黄色，里面带点棕色。” “那很有趣，”我说，惊讶着。“我从不穿那两种颜色。事实上，我不相信我家有任何黄色或棕色的东西，但是我爱阳光和巧克力。” “你的气流跟你喜欢的颜色或食物没有关系。”她微笑。“黄色表示精神上正面的意义。棕色我解释为好的意念，实际、脚踏实地。我看到的你的气流相当具有灵气，但同时也非常务实。现在，提醒你，那只是我的解释。对每一个人而言，颜色代表不同的意义。” “那马里诺呢？” “一环狭长的红，那是我看到环绕在他身上的。”她说，“红色通常表示愤怒，但我想他需要多一些红色。” “你不是当真。”我说，我认为对马里诺而言，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多一些愤怒。 “当某人在能量上低了些，我会告诉他们需要在他们生活上多添些红色。它能提供能量让你把事情做好，可以跟你的困境抗争。如果控制得当，红色可以变成真正的好东西。但我觉得他似乎对他的感觉感到害怕，正是这个原因让他虚弱。” “希尔达，你有没有看到过其他失踪情侣的照片？” 她点头。“哈威太太有他们的照片，从报纸上来的。” “你曾触摸他们，阅读他们吗？” “是的。” “你知觉到什么？” “死亡，”她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死了。” “那么那个淡肤色的有胡子或脸上有深色东西的男人呢？” 她停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但我记得曾感觉到我提到过的这个人。他们刚开始的相遇都跟恐惧无关。我感觉到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在刚开始时感到害怕。” “我现在要问你有关一张纸牌的事，”我说，“你提到过你读人们的纸牌，你是指扑克牌吗？” “你几乎可以用任何纸牌。意大利式纸牌、水晶球，那不重要。这些东西只是工具，看哪一种能让你容易集中。不过，是的，我使用一叠扑克牌。” “那如何进行？” “我要人们切牌，然后我开始一次拿起一张牌，述说我感受到的印象。” “如果你拿到一张红心J，那会代表什么特别意思吗？”我问。 “那要看我交涉的人是谁，还有我从个别个体里发现什么样的能量。但红心J相当于意大利式纸牌的骑士杯。” “是好牌还是坏牌？” “那要看那张牌代表着的对象而定，”她说，“在意大利式纸牌中，杯牌代表爱和情感，就像刀剑和五角形是事业和金钱的代表牌。红心J可以是爱和情感的脾，这通常相当好。但如果爱变质变酸而转成复仇怨恨时，它也可以变得很坏。” “那么红心J和，比如说，红心10和红心皇后有什么不同呢？” “红心J是张脸面牌，”她说，“我会说这是一张代表男人的牌。红心国王也是一张脸面牌，但我会把它联想成一个有权力的国王，一个客观上或自认为自己有掌控力，有指挥权的人，也是一位父亲或上司之类的。一张J，就像骑士，也许代表一个军人，是捍卫者或挑战者。他也许是在沙场以征战为业的人，也许是运动员、竞赛者，有很多可能性。但因为红心是情绪、爱的纸牌，那我会说，不管这张纸牌代表了谁，都有憎爱分明的因素牵扯在内，而不是金钱或工作方面的因素。” 她的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她对我说：“不要一个劲儿相信你听到的，斯卡佩塔医生。” “关于什么？”我问，很有些惊讶。 “一些对你很重要的事使你很不快乐，很忧伤。那和一个人有关系，一个朋友，有浪漫的因素。有可能是你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不知道。绝对是你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人。但你正听着许多事，或许甚至在想像许多事。要很小心处理你相信的事。” 马克，我想，或者是彭顿·韦斯利。我忍不住问：“这个人现在在我生活中吗？一个与我现在有接触的人？” 她停了一会儿，“因为我接收到疑惑，那属未知，我会说那不是你现在很亲近的人。我感觉到距离，你知道，不一定是地理上的，而是情绪上的。一种距离感让你很难去信任。我的忠告是让它去，现在不要做出任何行动。解决之道终将到来，而我无法告诉你这会是什么时候，但你放轻松无妨，不要去倾听那些困惑，随机行事。” “还有一件事，”她继续说，“专注你眼前事物的背后本质，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有些事你没有看到，那跟过去有关，一些发生在过去很重要的事。它会回来，引领你来到真象面前，但你不会了解它的重要性，除非你先敞开你自己，让你的信仰领导你。” 因为担心着马里诺，我站了起来，往窗外看去。 在夏洛特机场，马里诺喝了两杯掺水的波旁威士忌，然后在飞机起飞后又喝了一杯。在返回里士满的途中，他几乎没说什么话。一直到停车场，我们走向各自的车子时，我决定先开口。 “我们必须谈谈。”我说，一边拿出车钥匙。 “我累了。” “现在快5点了，”我说，“你到我家来吃晚餐怎么样？” 他眼光越过停车场，眯眼看着夕阳。我看不出他是在生气或者是濒临流泪的边缘，也不确定我曾否看过他这个样子。 “你在跟我生气吗，马里诺？” “没有，医生，我只是想要一人独处而已。” 他扣紧外套上的扣子，嘴里呢哺着“随后见”，就走开了。 我开车回家，感到疲倦万分，在厨房无精打采地准备晚餐。这时，我的门铃响了起来。从门上的窥视孔看去，我惊讶地看到马里诺。 “我在口袋找到这个，”我一打开门，他就开始解释。他递给我他的机票和一份并不重要的租车文件。“我想也许你的税务资料档案或什么的会需要这些。” “谢谢你，”我说，我知道这不是他来按门铃的真正理由。我有刷卡收据，他给我的那些其实无关紧要。“我正在弄晚餐。既然你人在这儿，不如留下来一块儿吃。” “就待—会儿吧，”他不肯看我的眼睛。“我还有事要做。” 他跟着我到厨房，坐在餐桌旁，我继续切红甜椒，把它们加到在橄榄油里煎着的洋葱上。 “你知道波旁放在哪儿。”我说，边搅拌着食物。 他起身，走向酒柜。 “顺便，”我向他喊着，“帮我倒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好吗？” 他没有回答，但他回到厨房时，把我的酒放在料理台上，然后斜倚着台子。我把洋葱甜椒放进另一个正煮着番茄的锅子里，然后开始煎烤香肠。 “我没有准备第二道菜。”我一边做着，一边道歉。 “在我看来，你并不需要第二道。” “羊肉和白酒、小牛胸肉，或烤猪等就会很完美，”我装了一锅水放到炉子上。“我煮羊肉很有一手的，但我现在只能承诺以后再邀请你了。” “也许你应该忘记切割死尸，另外开餐馆维生。” “我猜那是个称赞吧。” “喔，是的。”他表情僵硬，点起了一根烟。“那你怎么称呼这个？”他对着炉子点了点头。 “我称为黄绿宽面加甜椒和香肠，”我回答，把香肠加到汤汁里。“但是我如果要让你印象深刻，我会叫它帕拉帝康吞。” “放心，我铭感于心。” “马里诺。”我看了他一眼。“今早发生了什么事？” 他丢回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向任何人提到有关维西告诉你，那柄有锯齿刀刃砍过的伤痕吗？” “到目前为止，你是惟一一个。” “实在很难想像希尔达·欧兹梅克是怎么看到的，她声称当帕特·哈威带她到休息站时，一柄有着锯齿刀刃的猎刀就曾跳进她脑海里。” “是很难理解，”我同意，将一把意大利面放到滚沸的水里。“生命中有些事的确是无法以道理解释的，马里诺。” 新鲜的意大利面只要几分钟就煮熟，我把水滤掉，转盛到一个大碗里，放进烤箱保温。接着我放了些奶油到酱料里，还有新鲜乳酪，然后告诉马里诺晚餐准备好了。 “我冰箱里有洋蓟心。”我把晚餐端出来。“但没有沙拉。” “这个对我就足够了，”他说，嘴里已塞满了食物。“很好吃，这才是真正的食物。” 当他要盛第二盘时，我几乎还没有动用我盘里的食物。马里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礼拜没有吃东西了，他没有好好照顾自己，而且非常明显。他的领带需要狠狠地洗烫，一只裤管的边缘有绉褶，衬衫则在腋下有圈黄色的污渍。他身上每一个地方都在哭喊着受到忽略，需要照顾，我对这个感到厌恶，却也同时感到不安。再怎么说，一个有知识的成年男子实在不应该让自己看来像是个年久失修的房子。然而我知道，此刻他的生活正处于无法控制的失序状态，他在某种程度下无法自拔，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我起身从酒架上拿了瓶红酒。 “马里诺，”我边说边为我们各自倒了杯红酒，“你给希尔达看谁的照片？你妻子吗？” 他往后靠在椅子上，没有看我。 “如果你不愿意说就不要说。但是这阵子你简直变了样，而且相当明显。” “她说的话让我很恐慌。”他回答。 “希尔达说的？” “对。” “你想跟我谈谈吗？” “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停顿了一下，伸手拿他的酒。他脸色严峻，眼睛藏着羞辱。“她去年11月回新泽西去了。” “我不记得你曾告诉过我你妻子的名字。” “哇，”他苦涩地喃喃说着，“那可不是个评论么？” “是的，你把一堆事藏了起来。” “我一直是那个样子，但我猜身为警察只有变得更糟糕。我听太多男人抱怨谩骂他们的妻子、女朋友、孩子，他们在你肩头痛哭，你认为他们是你的弟兄。然后，轮到你有问题了，你对你的把兄弟们倾诉，竟变成一项错误，因为你发现全警局都谣传着你的故事。我很早以前就学会闭上嘴。” 他停下，拿出他的钱包。“她叫多丽丝。”他把一张照片递给我，就是今早给希尔达·欧兹梅克的那张。 多丽丝有张很好看的脸，配一副有点圆圆的身材。照片里的她僵硬地站着，穿着上教堂的好衣服，脸上表情有些羞赧不自然。我有一种已经看过她好几百遍了的感觉，因为这世界充满了像多丽丝这样的女子。她们年轻时甜美娇柔，仲夏之夜坐在门廊下，看着满天星星，梦想着浪漫的爱情。她们本身是一面镜子，反射着在她们生命中占有举足轻重角色的人的影像。她们从她们贡献出的辛劳中追溯自己的重要性，结果在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中，一点一滴地折杀她们的梦想，直到有一天醒来发现事实真相而尖叫发狂。 “到今年6月，我们就结婚满30周年，”我把照片还给马里诺，他说，“但是，突然间她不快乐了。说我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从来就不在家。她不认识我，诸如此类。但我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呀。那不是实话。”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 “去年夏天，当她母亲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开始，多丽丝去照顾她，待在那里几乎有一个月，她把母亲从医院接出来，送到养老院，处理所有相关事宜。当多丽丝回到家来，她就变了，变得好像是另一个人似的。” “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知道她在那儿遇到了这个家伙，他的妻子两年前过世了，他搞房地产中介，帮忙卖她母亲的房子。多丽丝轻描淡写地提过他一两次，但有些事在酝酿着。电话铃声会在夜间很晚时响起，如果是我接听，那个人就挂断。多丽丝会跑在我之前去取邮件。然后是11月，她突然间收拾东西离开家，说她母亲需要她。” “从那时起她回过家吗？”我问。 他摇摇头。“喔，她倒是偶尔来电话，说她要离婚。” “马里诺，我很抱歉。” “呃，她母亲在养老院，多丽丝在照顾着她，我猜，同时跟这个房地产家伙见面。一刻伤心，一刻开心。像她想要回来，接着又不想。罪恶感，然后又铁石心肠。就是希尔达看她的照片时说的那样，反反复复。” “你一定很难受。” “嘿。”他把他的餐巾纸丢到餐桌上。“她可以做她想要做的事，随她去。” 我知道他并不真的这样想。他受到打击，而我的心跟着他痛。而同时，我却也禁不住同情他的妻子，马里诺不是个容易爱的人。 “你想要她回家吗？”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不认识的岁月。但是让我们面对现实，医生。”他看着我，眼睛闪着畏惧。“我的生活充满失望。总是计较着一分、五分钱，在半夜被传呼到街上去。计划假期，然后有急事发生，多丽丝解开行李在家里等着——像劳工节周末，哈威家的女儿和她男朋友失踪那次，那是最后一次了。” “你还爱着多丽丝吗？” “她不相信我是。” “也许你应该确定她真的了解你的感觉，”我说，“也许你应该表现出你非常想要她，但是并没有那样需要她。” “我不懂。”他看来不知所措。 他永远不会了解，我悲哀地想着。 “只要好好照顾你自己，”我告诉他，“不要期望她来帮你，也许会形成一个转机。” “我赚不了更多的钱，而这就是定案了。” “我敢打赌你妻子并不关心你赚多少钱，她宁愿觉得受到尊重、被呵护以及怜爱。” “他有一栋大房子，一辆克莱斯勒，全新的，皮制坐椅，全长9码。” 我没有答话。 “去年他到夏威夷度假。”马里诺渐渐生起气来。 “多丽丝几乎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跟你在一起，那是她的选择，不管是夏威夷或——” “夏威夷除了是个游客陷阱外，什么都不是，”他插嘴，点燃一支香烟。“我呢，宁愿到柏格斯岛去钓鱼。” “你有没有想过多丽丝也许对长久以来一直扮演你的母亲的角色感到疲倦厌烦了？” “她不是我母亲。”他急急反驳。 “那为什么自她离开后，你就开始好像非常需要一个母亲的样子呢，马里诺？” “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做缝扣子、煮饭和打扫那类鬼家务。” “我也很忙，而我找时间去做那类鬼家务。” “是，你同时雇了个帮手。你也许一年赚6位数的薪水。” “即使我只有5位数的收入，我也会好好照顾自己，”我说，“我会那样做是因为我尊重自己，还因为我不需要任何人来照顾我。我只是单纯地想要被关怀，那绝对是不同的两件事。” “如果你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医生，那为什么你离婚了？又为什么你的朋友马克在科罗拉多，而你在这里？听起来，你的人际关系并不像够资格写一本书。” 我顿时觉得一股怒气爬上我的脖子。“东尼并没有真正关心过我，当我终于了解到这点后，我选择离开。而马克，他对承诺有恐惧感。” “而你把自己交给他了？”马里诺几乎圆睁着双眼怒视着我。 我没有回答。 “为什么你没有跟着他到西部去？也许你只对身为一个工作的头头有责任感吧。” “我们之间存在很多问题，当然一部分是我的错。马克很生气，退到西部去……也许是想要说明什么，也许只是想要远远离开我，”我说，惊慌地无法控制我语气里翻腾的情绪。“就职业上来说，我根本无法跟着他走，而事实上，那根本从未列入我想要的选择。” 马里诺突然间有点惭愧。“对不起，我并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 我沉默着。 “看来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善意地说。 “在某些方面是的，”我说，我不愿承认我们在哪些方面境遇相同。“但是我好好照顾着自己。如果马克再次出现，他不会看到我像是活在地狱里。我是要他，但我并不需要他。也许你也应该试着跟多丽丝那样相处，你觉得呢？” “是。”他看来受到鼓舞。“也许我应该。现在，我想我要喝杯咖啡。” “你知道怎样煮吧？” “你这是在开玩笑？”他说，很惊讶。 “第一课，马里诺，煮咖啡。往这儿走。” 当我告诉他那仅需要智商50就能掌握的滤网咖啡机的操作方法时，他重新思索着我们今天的探险过程。 “—个声音让我不要认真看待希尔达的话，”他解释，“但是另外有个声音叫我要严肃以对。我是说，那的确让我用另一个角度想。” “哪个角度？” “德博拉·哈威被一支9厘米口径手枪射击。他们一直没有发现弹壳。很难相信那个混蛋能在天黑时，在那种地方找到弹壳。我猜摩瑞和其他的人没有找对地方。要注意，希尔达怀疑有这么另外一个地方，她提到有东西遗失了，一种金属物，跟战争有关，有可能是一个用过的弹壳。” “但她同时也说，那东西不具伤害性。”我提醒他。 “一个用过的弹壳连苍蝇都伤害不了，是子弹能伤人，而且只有在发射出去时才是。” “她看到的照片是去年秋天照的，”我继续说，“不管是什么东西遗失在那儿，现在也许已经不在了。” “你想那杀手会在白天回去那儿找？” “希尔达说遗失这个金属物件的人会关心它的下落。” “我不认为他回去过，”马里诺说，“他应该会相当小心谨慎，不会冒那样的险。那对孩子失踪之后，那区域立刻布满了警察和警犬。你可以打赌说那杀手会采取低姿态。他必定是个相当冷静的人，否则不可能在做了这些事这么久以后还没东窗事发，我们谈的有可能是个疯狂的人，或是一个收钱为人办事的人。” “也许。”我说，咖啡开始从滤网滴下。 “我想我们应该回到那里翻找一番。你觉得怎样？” “老实说，这主意也刚在我脑子里盘旋。” 第八章 明亮的午后，使那树林看起来少了些不吉利的兆头。然而当马里诺和我越来越靠近那方小空地，一种模模糊糊、忽隐忽现、难闻的人体血肉腐烂气味，像个隐伏的恶毒提醒者，在我们周围跳动着。松枝落叶因铲子的刮削，筛子的过滤而被搬移到一旁，堆成小山。这场谋杀事件残存的实物见证要从这块地方消失，还需要一段时间和很多的雨水来帮忙。 马里诺带来了一个金属探测器，而我拖着个铁耙。他拿出他的香烟，开始四处搜寻。 “在这儿进行扫描没什么用处，”他说，“这块地方一定已经搜查过不下6次。” “我猜步道部分也彻底搜索过了。”我说，回头看着圆木铺就的小径。 “不一定，因为去年秋天那对情侣被带来这里时，那条小径应该是不存在的。” 我了解他的话。那重新散有落叶的小径，有着经践踏过后变硬的地面，这是因为警察和其他人等进出现场时所踏出来的。 他估量着树林说道：“事实是，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停的车，医生。就假设是在我们停车地方附近，然后依照我们走过的途径来到这里。可是那更得假设那名杀手的确是蓄意往这里走来的。” “我觉得那杀手知道他要去哪里，”我回答，“没有道理去假设他是随意打圆木铺就的道路那边往这儿走来，然后很偶然地在黑夜中停在这里。” 马里诺耸耸肩，拧开金属探测器。“试试无妨。” 我们从现场周围开始扫描，横过小径两旁有几码宽的灌木矮树丛和树枝，慢慢地顺着往圆木铺就的道路方向走。将近两小时，我们探查所有树林灌木间有可能是人走出的步道，而探测器第一次响起那高频率的声音，却只是为我们的努力奖赏一个空啤酒罐，第二次则是一个生锈的开瓶器。一直等到我们来到树林的边缘，可以看到我们的汽车时，第三次的响声才响起，这回我们发现一个散弹猎枪的弹壳，红色塑料上的颜色因暴露在外多年而褪色。 我靠着铁耙，沉闷地盯着小径，思索着。我仔细地回想希尔达说的，有关另外一个地方，也许是那杀手把德博拉带去的地方，我想像着那块空地和尸体。我第一个想法是，如果德博拉曾短暂地从杀手手中逃脱，那有可能发生在黑夜中，她和弗雷德从圆木步道上听令穿过树林到那块空地的时候。但当我往树林子看去时，这个理论似乎不能自圆其说。 “让我们先假设我们面对的只有一名凶手。”我对马里诺说。 “好吧，我在听。”他用外套袖子擦擦额头。 “如果你是那个绑架了两个人的凶手，然后强迫他们，也许用枪，来到这里，你会先杀谁？” “那男的会是个较大的麻烦，”他毫不犹豫地接腔。“我呢，会先对付他，把那小女孩留到最后。” 那仍然不容易去想像。当我试着去设想一个人强迫两个人质在黑夜中穿过这片树林，我一直碰到个疑点。这凶手有手电筒吗？他这么熟悉这个区域，甚至闭着眼都可以找到那块空地？我把这些疑问告诉马里诺。 “我也试着在想像同样的疑点，”他说，“我有两个解释。一是，他也许绑住了他们，把他们的手捆在背后。二是，假如是我，我会抓住女孩，把抢抵住她的肋骨，然后往树林走去。这会使那个男朋友像绵羊般乖乖听话。一个不小心，他的女朋友就可能被射杀。至于手电筒呢？他必须有些什么让他可以清楚地在这儿看到东西。” “你如何能够握一支枪，一个手电筒，还同时挟持那女孩呢？”我问。 “很简单。要我做给你看吗？” “不特别想要。”他向我走来，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那铁耙。老天，医生。不要那么胆小。” 他把金属探测器递给我，我把铁耙交给他。 “假装这铁耙是德博拉，好吗？我用右手圈住她的脖子，左手拿着手电筒，像这样。”他表演着。“我右手握着枪，枪口直指她的肋骨。没问题。弗雷德会在我们前方一两尺远，循着手电筒的光线走，而我在他后面像只秃鹰似地看着他。”停顿一下，马里诺凝视着小径。“他们不可能移动得太快。” “特别是当他们赤着脚走时。”我指出。 “是的，我想他们真的赤脚走。他不能把他们的脚绑起来，因为他要他们走到这里。但是如果他要他们脱下鞋子，那么就可以使他们放慢速度，不容易逃跑。也许在他击倒他们之后，他把鞋子留下当纪念。” “也许。”我又想到德博拉的钱包。 我说：“如果德博拉的手是被绑在身后，那她的钱包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呢？那钱包没有带子，没有办法把它圈在她手臂或肩上。它也不是套在皮带上，事实上她并没有系皮带。如果有人甩枪强迫你走到树林子里，你为什么会带着你的钱包？” “不知道，那从一开始就困扰我。” “让我们试最后一次吧。”我说。 “喔，该死。” 我们回到那块空地时，云层盖住了太阳，也开始刮起风来，气温似乎一下子就降低了10度。我外套底下因费力活动流汗变得有些湿黏，让我开始冷了起来，手臂肌肉也因不停使用铁耙而颤抖着。我移动到在这范围内离小径最远的一边，研究着一片后面有延伸岩层，看来相当不可亲近的一个区域，我怀疑即使是猎人也可能没有走过。警察也许往这个方向挖掘筛滤了10英尺，就在爬满葛类蔓藤植物的地方前停下。群树被爬藤层层盖住，远远看来就像是个史前恐龙用后脚直立在一片坚实的绿色海洋中，所有的灌木、松树和植物都慢慢地被缠绞住，及至窒息死亡。 “老天爷，”马里诺在我挣扎着挥动手上的铁耙时说，“你不是当真的吧？” “我们不会走太远的。”我答应着。 其实我们不必走太远。 金属探测器几乎立刻就有反应。当马里诺把探铡器定在距离尸体被发现不到15英尺处布满葛类藤蔓的地方时，高频率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高。我发觉用铁耙耙弄藤蔓要比用梳子梳顺纠缠混乱的头发还要困难，于是我干脆屈膝跪下，把叶子拨开，用戴着手术用手套的手指在地上摸索。最后，终于摸到一个冷冷硬硬的东西，却不是我希望找到的。 “留着缴给收费亭吧。”我沮丧地说，把找到的一枚脏兮兮的25分硬币丢给马里诺。 又向前移动儿英尺之后，金属探测器又发出讯号，而这回我跪在地上用手指摸索的努力得到了久违的代价。当我确定摸到一个硬邦邦圆筒状的东西时，我轻轻地把覆盖在上面的藤蔓拨开，直到看见不锈钢金属反射出的光芒——一颗弹壳，仍然闪耀得有如刚擦亮的银器。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拿起来，尽量不去触碰太多表面。马里诺弯下腰来把一个装证物的塑料袋打开。 “9厘米，联邦用，”他说，透过塑料袋读着弹壳头的标识。“老天爷。” “当他向她射击时，就站在这里，”我低语着，想到希尔达提到德博拉身处一个“拥挤的”场所，有东西“拉扯”着她，突然一种异样的感觉流遍我的全身——藤蔓。 “如果她是在近距离遭到射击，”马里诺说，“那么她在离这里不远处倒下。” 他拿着探测器随我又走远一些，我说：“他到底怎么看到她来射击的呢，马里诺？你能想像这个地方晚上的样子吗？” “有月亮的。” “但不是满月。”我说。 “够亮到可以让这里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 当时天气状况早在数月前就查过了。8月31号星期五晚上，也就是这对情侣失踪时，气温是华氏60多度，月亮超过半圆，天空晴朗，没有云朵。即使凶手手握武器外加一把强力手电筒，我仍然无法了解他如何能在晚上强迫两个人质来到这里，而没有像他们俩人一样失去方向又感觉无助。我所能想像出的情景是一路上充斥着迷惘，以及行进间的歪歪斜斜。 为什么他不在圆木步道上杀了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拖到树林子里几码深处，再开车离去？为什么他要把他们带来这里？ 而这个与发生的其他情侣案件的形式相同，他们的尸体也都在像这种人迹罕至的树林子里被人发现。马里诺环顾这片藤蔓，脸上出现了不舒服的神情。他说：“幸好现在不是蛇类出没的季节。” “那真是个可爱的想法。”我说，有些吓坏了。 “你要继续往前走吗？”他问话的语气告诉我，他可没有兴致在这个冷飕飕的荒地再往前走一步。 “我想我们今天真做够了。”我尽快地从藤蔓包围中抽身出来，觉得全身发痒。提到蛇的话题让我全身不舒服，几乎濒临因焦虑而爆炸的边缘。 现在已经快5点了，当我们往停放车辆的方向走去时，林子里因为重重树影而有些昏暗。每一次马里诺踏到一根枯枝，我的心就往上提一提。松鼠在树上急急地跑来跑去，鸟儿从树梢飞走的声响搅动着这开始叫人毛骨悚然的静默。 “我一早就会把这东西交给实验室。”他说，“然后我得到法院去。真是个消磨一天的好方法。” “什么案件？” “一个叫布巴的人被他朋友布巴枪伤的案件，惟一的人证是另一个叫布巴的闲汉。” “你在说笑话吧？” “嘿，”他说，打开车门，“我就跟一杆猎枪一样认真。”发动引擎，他咕哝道，“我开始讨厌这个工作了，医生。我发誓，我是认真的。” “这时候你讨厌全世界，马里诺。” “不，我没有，”他说，然后他笑了。“我还蛮喜欢你的。” 1月的最后一天，晨间邮件带来了帕特·哈威的官方通知，由此揭开了一天工作的序幕。通知简短而直指重点，说明如果她不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收到她女儿的解剖及毒品分析报告副本，她将申请法院拘票。那封信的副件寄给我直接上司，健康与人类委员会委员长，他的秘书在一个小时内电话传唤我到他办公室。 虽说楼下有等着我做的解剖，我仍然只能离开大楼往位于中央街上的办公大楼走去。那栋建筑物在政府买下之前已空置了好几年，然后由一个购物商场业主接手，开张后不久，再转到政府手中。我沿着富兰克林路走捷径。从一方面来看，那座具历史性、有着钟楼和红瓦铺顶的红色建筑物又变成了火车站，成为一些本来在麦迪逊大楼上班的政府官员来来往往的暂时停留地。原来的办公大楼因要剥除旧石棉重新装修而暂时关闭。州长在两年前指定保罗·塞森博士为委员长。虽然我跟我新上司面对面会谈的机会不多，但前几次的经验都相当愉快轻松，今天我却觉得情况可能跟往常不太一样。他秘书在电话中的语气听来充满歉意，好像她知道我是被传召来听训的。 委员长的办公室在二楼的套房里，要走上一个大理石阶梯，那个阶梯经过多年来许多游客旅人的踩踏，变得光滑平顺。委员长占据的空间以前曾是体育用品店和专售五颜六色风筝和风向袋的小店。墙已经被打掉，砖块取代了厚玻璃窗，他的办公室铺着地毯，墙上有木条装潢，还放有漂亮的家具。塞森博士对政府工程进度的缓慢最熟悉不过，他已经把这个临时总部当成永久处所而悠然办公了。 他的秘书用微带歉意的微笑迎接我，那只使我感到更紧张。她从键盘上转到电话前。 她通知我的到来，对着她桌子的一扇坚实橡木门立刻打了开来，出现的塞森博士邀请我入内。 那是一个神采奕奕的男人，有着稀疏的棕色头发，一副大框架眼镜几乎吞噬了他狭窄的脸庞。他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马拉松长跑绝不是应该设计给人类的运动。他胸部有结核，身体脂肪少到他几乎从不脱下他的西装外套，即使在夏天也常常穿长袖，因为他时时觉得冷。几个月前，左手臂断折的地方仍旧套着个夹板，那是发生在一个西海岸举行的赛跑上，他被一个他前面的选手成功躲避掉的衣架缠绕着，跌倒在街上，造成骨折。他也许是惟一一个没有跑完全程，却也上报的参赛者。 他坐在办公桌后，帕特·哈威的信躺在记事簿的中央，他的脸色不寻常的严厉。 “我想你已经看到这个了，”他用食指敲了敲那封信。 “是的，”我说，“可以理解，帕特·哈威很想知道她女儿的检查结果。” “德博拉·哈威的尸体在11天前发现。我是要下结论说，你还不知道她或弗雷德·柴尼的死因吗？” “我知道她怎么死的，而他的死因仍不确定。” 他看来有些困惑。“斯卡佩塔医生，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为什么这份资料还没有向哈威家以及弗雷德·柴尼的父亲发布？” “我的解释很简单，”我说，“他们的案件还在等着进一步的特别检验结果，而联邦调查局要求我拒绝向任何人发布任何消息。” “是这样啊？”他凝视着墙面，似乎那儿有窗户可以看出去。 “如果你向我下达指令要我公布我的报告，我会很乐意去做，塞森博士。事实上，如果你命令我遵照帕特·哈威的要求，我会感到比较轻松。” “为什么？”他明明知道答案，但他要听听我想说什么。 “因为哈威太太和她的丈夫有权知道发生在他们女儿身上的事，”我说，“布鲁斯·柴尼有权了解我们对他儿子的事知道了些什么或不知道什么。这样的拖延对他们造成痛苦。” “你跟哈威太太说过话吗？” “最近没有。” “在她女儿尸体找到之后，你同她谈过吗，斯卡佩塔医生？”他烦躁不安地把弄着他的吊带。 “当尸体确认后我打电话告诉她，但那之后就没有了。” “她试着与你联络过吗？” “是的。” “而你拒绝跟她谈？” “我已经解释过我为什么不能跟她谈的原因，”我说。“而我相信，拿起电话告诉她联邦调查局不要我把资料送交给她不是件有礼貌的举动。” “你没有向任何人提到有关联邦调查局的这项指示，是吧？” “我只在此刻向你提起。” 他交叠着腿。“我很感激，但是把这件事向任何人提起会很不明智，尤其是记者。” “我已经尽力躲避记者了。” “《华盛顿邮报》今早打电话给我。” “是谁？” 他开始搜寻留言条，而我在一旁等得有些不安，我不愿相信艾比会在我背后搞鬼还爬上我的头。 “一个叫柯利弗德·林的人。”他抬眼看我。“事实上，那不是他第一次打来，我也不是他试着压榨消息的惟一一个。他也骚扰我的秘书和其他职员，包括我的副主任和人力资源部长。我想他也打给你过，那就是为什么他最后找上行政人员，因为他说，‘法医不肯跟我说话。’” “很多记者打电话来。我大多不记得他们的名字。” “那林先生似乎认为有些什么事在暗中进行着，像阴谋什么的，而且根据他问话的方向，他似乎有支持这想法的资料。” 这很奇怪，我想着。听起来不像是邮报对调查这些案件没有兴趣呀，可是艾比却又曾那样强调。 “他得到个印象，”主任委员继续说，“你的办公室阻挠延宕调查的继续，这也是所谓的同谋。” “我想我们的确是如此。”我很努力地不在我的语气中显露困惑懊恼。“那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不是藐视帕特·哈威或司法部，老实说，如果容我选择，我宁愿跟哈威太太配合。因为不管怎么样，我最终一定得回答她，她是德博拉的母亲。而我本来就不必向联邦调查局负责的。” “我对与司法部为敌没有兴趣。”塞森博士说。 他不必说明为什么。委员会的部门预算有很大一笔来自联邦调查员的支持，其中一部分流到我办公室，用以补助各种伤害预防和交通安全顾问等资料的收集上。司法部知道怎么来玩硬的。如果激怒联邦调查员，即使他们没有抽干所需甚殷的财源，最起码我们的生活会变得相当凄惨。主任委员最不想做的就是必须算计用补助金购买每一支铅笔和文具的用量。我知道事情会怎么进行，我们全体都必须锱铢必较，预备就死。 主任委员伸出他完好的手拿起那封信，研究了一会儿。 他说：“老实说，惟一的解决方法是让哈威太太去进行她的威胁。” “如果她取得法院拘票，那么我会没有选择余地，必须得把她要的东西给她。” “我了解。但对我们有益处的地方是，这样一来联邦调查局就不能归罪于我们。而不利的地方，很显然的，会是负面的媒体报导，”他一面想一面说。“当然，对健康和人类委员会来说，如果公众知道我们是被法院强迫才递交帕特·哈威依法有权得到的资料的话，会相当难堪。我猜那会使我们的朋友林先生更加确定他的猜疑。” 一般平民大众甚至可能不知道法医办公室是隶属于健康与人类委员会的，我会是那个背负难听名声的人。主任委员，以一种官场时尚，简简单单地让我去碰一鼻子灰，因为他一点也没有要激怒司法部的意图。 “当然，”他考虑着说，“帕特·哈威可能是个拙劣的暴君，耍弄着她办公室的权力，她有可能是虚张声势。” “我怀疑。”我简洁地说。 “看看吧。”他从桌后站起来，领着我到门口。“我会写信给哈威太太，说你和我谈过。” 我就赌你会这样做，我心里想着。 “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让我知道。”他微笑着，避开我的视线。 我才刚让他知道我需要帮忙。他另一只手如果也断掉的话对他的工作一点也不会有影响，他怎样都不会帮忙的，即使是举起一只手指也不会。 我一回到办公室，就问前台的办公职员和罗丝是不是曾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打电话来过。一阵回想和翻阅旧留言簿之后，大家回说没有人听过柯利弗德·林这个名字。如果他根本没有试过跟我联络，实在不能控诉我阻挠延宕，我试着自我解释。然而，没什么用的，到头来我仍然是被为难的那一个。 “附带一提，”当我要往大厅走下去时，罗丝说，“琳达在找你，说她必须立刻见你。” 琳达是枪械检验师。马里诺应该已经把弹壳送过来了，我想。很好。 工具和枪械实验室在三楼，已经够资格成为一间二手枪专卖店，左轮手枪、来福枪、散弹猎枪，各式枪械等几乎塞满了柜台所有的空间，用棕色纸张包起来当证物用的物件，从地面上一直堆到成人的胸部。正当我以为每个人都外出午餐时，一扇关着的门后传来低沉的枪声。那是个用来试射武器到一缸充满电解溶液的不锈钢槽的小房间，紧临着实验室。 试射两圈之后，琳达出现了，特别口径点三八手枪握在一只手上，用过的子弹和弹壳在另一只手里。她修长苗条而且温柔，长着一头棕色长发，骨架匀称，有一对分得开开的淡褐色眼睛。一件实验室白袍罩着一件线条流畅的黑裙，上身是鹅黄色丝质衬衫，颈间别着一枚圆形金徽章。如果我只是碰巧在一架飞机上坐在她旁边，我会猜她的职业是教授诗词的老师，或管理一间画廊。 “坏消息，凯。”她说，把左轮枪和用过的弹药放在桌上。 “我希望那跟马里诺带进来的弹壳无关。”我说。 “恐怕就是。我正打算把我的名字缩写和实验室号码镌刻在上面时发现了个小小的惊奇。”她走到一个比对用的显微镜前。“这里。”她拉张椅子给我。“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 我坐下，从接目镜看去，我左眼视线中看到那个不锈钢弹壳。 “我不懂。”我呢喃着，调整焦距。 弹壳开口内面刻有缩写“JM”。 “我以为这是马里诺交给你的。”我抬头看她。 “是他没错。一小时前拿来的。”琳达说，“我问是不是他刻下这些英文字母缩写的，他说不是。我也不真的认为是他。马里诺的英文缩写是PM，不是JM，而且他干这行已经够久，知道不应该这么做。” 虽然有些警探习惯在弹壳上刻下个人名字缩写，就像有些法医会在尸体中找到的子弹上刻名字缩写一样，枪械检查员并不鼓励这样的行为。因为用一个尖笔类东西在金属上刻画，会有毁损证物的可能，有时会刮伤了膛栓、射击准针、排弹器，或其他像凹槽等特征。马里诺的确很了解这种状况。跟我一样，他总是取出塑料袋，以尽量不碰触证物的方法把证物放进袋子里。 “我是不是可以猜想当马里诺把弹壳带来时，这些缩写就在上面了？”我问。 “很显然是这样。” JM，杰·摩瑞，我想，甚为困惑迷惘。为什么在现场找到的弹壳上有他的缩写呢？ 琳达建议，“我在想，是不是当时有个在现场的警察不知什么原因把这个放在他的口袋里，然后不小心遗失。比如说他袋子有个破洞？” “我觉得那很难相信。”我说。 “那么，我有另一个解释理论。但是你不会喜欢听的，我也不。这弹壳有可能曾被再次使用过。” “为什么它会有一个调查人员的缩写？谁会把一个当作证物的弹壳重新装填弹药呢？” “那种事以前就发生过，凯，你不要宣扬是从我这里听到的，好吗？” 我静静听着。 “警察收集而来，再呈缴法庭的武器和弹药弹壳数目是天文数字，而且很值钱。人们变得贪心，甚至法官们。他们把东西留下来，或转卖给枪枝贩子，或其他有收藏癖好的人。我猜，有可能这个弹壳曾经被一个警察找到，并呈缴法庭当证物用，最后流落到某人手上再次装填使用。有可能不管是谁使用过它，该使用者并不知道里面刻有别人名字的缩写。” “我们不能证明这个弹壳属于那颗我在德博拉·哈威下腹脊椎找到的子弹的，除非我们找到那支手枪，”我提醒她。“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这是来自九头蛇——沙克弹夹。我们只知道这是9厘米，属于联邦产物。” “没错。但是联邦握有九头蛇——沙克弹药的专利权，从80年代后期到现在都是，以及所有的周边利益。” “联邦曾卖出九头蛇——沙克子弹提供重新填装用吗？”我问。 “这就是个问题。没有，只有弹夹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但这并不表示人们无法用其他方式取得子弹。从工厂偷取，或跟工厂偷取的人有联系。像我就有办法得到，我可以谎称在研究一个特别方案。谁知道呢？”她从桌上拿起一罐健怡可乐，又说，“没有什么事可以让我惊讶了。” “马里诺知道你的发现了吗？” “我打过电话了。” “谢谢你，琳达。”我说，站起身来，我在组织着自己的理论，跟她的很不一样，而且很不幸，可能更接近真实。仅想到这里，就够让我狂怒了。在我的办公室，我抓起电话，拨着马里诺的传呼机号码。他几乎是立刻回我电话。 “那个该死的混账。”他一开口就说。 “谁？琳达吗？”我问，吓了一跳。 “摩瑞，就是他。那个婊子养的骗子。我才刚跟他通电话，他说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直到我指控他偷证物——也问他是不是有偷枪枝跟弹药，说我会让内务警察调查他，他才吐实。” “他在那个弹壳上刻名字，然后故意把它留在现场，对不对，马里诺？” “唉，没错。他们上星期就找到那个该死的弹壳了，真正的那个。然后那混蛋留下这个该死的圈套，开始哭诉他只是照着联邦调查局要他做的事干的。” “真的弹壳在哪里？”我追问，感觉脉搏在两旁太阳穴鼓动。 “在联邦调查局实验室。你和你忠实的朋友在树林里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猜猜看发生了什么事，医生？在那该死的下午，我们都被全程监视着，从头到尾。那个地方受到严密的监视。幸好我们没有人到树丛后小便，对不对？” “你跟彭顿谈过了吗？” “哼，没有。对我来说，他应该去死。”马里诺摔了话筒。 第九章 “世界与荣誉”洋溢着一种让我觉得安全的坚实感。这家餐厅坐落于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个狭长地带叫特莱安格的地方，靠近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外墙砖石砌成简单明朗的线条，没有任何浮夸的气息。餐厅前面那块褊狭窄长的草地永远整整齐齐，黄杨木永远修剪得干净利落，连停车场也总是井然有序，每一辆车都规规矩矩地停放在停车框线里。 森波·费德利斯的字样刻在门上，我一走进去，就被一排“永远忠实”的精英迎接着：警察局长、四星上将、国防部长，还有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我对这些照片是这样地熟悉，恍惚之间，这些坚定微笑着的人们似乎已变成久违的朋友。吉姆·扬西少校踏过苏格兰高地红色方格花纹地毯走过来截住我，他的越南青铜战备长靴就放在吧台对面的钢琴上。 “斯卡佩塔医生，”他说，露齿笑着握住我的手。“该不是你不喜欢上回的菜肴，所以你在隔了这么久之后才又来。” 少校此刻虽穿着套头毛衣外加灯心绒长裤的便装，却仍无法掩饰他以前所从事的职业。他看起来一如军事宣传照，姿势骄傲笔挺，全身上下没有多于一盎司的赘肉，只不过已经满头银发。他早过了退休年龄，可仍精力旺盛得似乎随时可以应召献身战场。我一点也不怀疑他可以跳上一辆军用吉普车在粗糙崎岖的岩层上颠簸，或在雨季绵绵不断的滂沱大雨中在丛林吃着配给的罐头食物。 “我从来就没有在这里吃得不愉快过，你知道的。”我热切地回答。 “你在找彭顿，他也在找你。那老男孩就在那里——”他指着——“在他的老散兵坑里。” “谢谢你，吉姆，我知道怎么走。真的很高兴再见到你。” 他对我眨了眨眼，回到吧台。 是马克介绍我到扬西少校的餐厅来的，那时我每个月有两个周末开车到匡提科来看他。当我在嵌满警察臂章的天花板下走过，又经过老军人大事记陈列处，过去的记忆深深拨弄着我的心。我可以轻易地找到当时马克和我坐的餐桌，而现在看到陌生人占据着，悄悄地在说他们的贴心话，心中有不可遏抑的伤怀。我近乎一年没有来到“世界与荣誉”餐厅了。 走过主要用餐区，我往后走向较隐密的坐位，韦斯利正坐在他的“散兵坑”里等着我，那是一张位于角落的桌子，靠近一扇有美丽帐帘的窗子。他正在啜饮着什么，看到我，脸上没有微笑，我们像陌生人似的正式寒暄一番。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男侍过来为我服务。 韦斯利抬头看着我，眼神跟地窖仓库的严实砖墙一样叫人难以穿透解读，而我温和地回视。他打了手势要第二杯饮料，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我相当关心我们在沟通上的问题，凯。”他起头。 “我的观点相同，”我用一种我很擅长的证人席上铁板一样的冷静语调说。“我也很关切我们之间的沟通问题。调查局是否截听我的电话，在跟踪我？我希望不管躲在树林里的是谁，都能把我和马里诺的照片拍好。” 韦斯利平静地说：“你个人没有被监视，而你和马里诺昨天下午去的那片树林是被监视的。” “也许如果你事先让我知道，”我说，压抑住我的怒气，“或者我会先告诉你，我和马里诺决定再回到那里。” “我从没料到你可能会回到那里。” “我习惯再回到现场重行检视。你跟我合作够久了，应该知道我的这个习惯。” “我的失误。现在你知道了，我会比较希望你不要再回到那边。” “我本来就没有计划再去，”我暴躁地说，“可是如果有需要，我会很乐意事先通知你。还是这样比较好，你反正都会发现。而我无疑不愿意浪费我的时间，去拾取你的调查员或警察布下的圈套证物。” “凯，”他以较柔软的语调说，“我不想干扰你的工作。” “我被骗了，彭顿。我听到的是现场并没有发现弹壳，而事实是它早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就被送到调查局的实验室了。” “当我们下达监视令时，就不想要泄漏任何一个字，”他说，“越少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对我们越有利。” “很显然，你们认为凶手有可能再回到现场。” “那有可能。” “你是否把这可能性加诸在先前的四个案件中？” “这回不同。” “为什么？” “因为他留下了证据，而他自己也知道。” “如果他这么担心那个弹壳，去年秋天就有许多机会可以回去寻找了。”我说。 “他也许不知道我们会查出德博拉曾被枪击过，更没料到我们会从她尸体里找到一颗九头蛇——沙克子弹。” “我不认为我们要应付的人是个傻瓜。”我说。 侍应生送来我点的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 韦斯利继续说：“你们找到的弹壳是个圈套。我不否认，你和马里诺走进的区域是在我们监视下，有两个人藏在树林子里，他们看到你们做的每一件事，包括捡起弹壳。如果你没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 “希望你会。” “我一定会解释。没有选择余地，真的，因为你们已经不小心地捣毁了一个仔细设计的圈套。而你没有错。”他伸手拿他的饮料。“我应该事先让你知道，那么这就不会发生，我们就不必被迫中断计划，或延后。” “你到底延后了什么？” “如果你和马里诺没有破坏我们正在进行的计划，那么明天早上新闻界会针对那名凶手作文章。”他停了一下，“一个反间情报，用来导引他出现，让他担心。那样的文章仍会刊登，只不过要等到星期一了。” “重点是什么？”我问。 “我们要他认为在检查尸体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线索。一个我们相信他不小心留在现场的重要证物。假言声称这个或那个，由警方出面否认一堆询问，或不做评论。所有的动作都为了暗示不管这个证物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发现。凶手知道他在那儿遗落了一个弹壳。如果他因为恐慌而回到现场寻找，我们会等着他，看着他捡起我们布置的圈套，摄录整个过程，然后抓住他。” “弹壳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除非你还有他和那把枪。为什么他会冒险回到现场，特别是警方显然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在那里忙着找这个证物？”我要知道真实的情况。 “他也许担心很多事，因为他当时对场面失去了控制。一定是，否则他没有必要从背后枪伤德博拉。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中，他原来根本不必开枪。他显然没有用枪来谋杀柴尼。他怎么知道我们真的在找什么，凯？也许是弹壳，也许是其他的什么。他将无法确定当尸体被发现时的真实情况。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对付那对情侣的，而他无法确切知道你在进行尸体解剖时会发现什么。他也许不会在媒体披露消息后第二天回到现场，但他也许会在一两星期后，当风浪平静了的时候，回去试试。” “我怀疑你的反间情报伎俩会有用。”我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凶手留下了个证物，我们倘若不以此为饵，试试可能性，就太傻了。” 这句话的漏洞大到我无法不循线走去。“而你可曾对在此之前另外四个案件中找到的证物做类似尝试，彭顿？我知道在每辆汽车里都发现一张红心J纸牌。一个你显然很努力隐藏的细节。” “谁告诉你的？”他问，脸上表情没有变化。他甚至看起来一点也不惊讶。 “是真的吗？” “是。” “而你在哈威、柴尼案件里也找到这么一张纸牌吗？” 韦斯利眼光转向餐厅的另一边，跟侍应生点了点头。“我推荐牛里脊。”他打开菜单，“或小羊排骨。” 我点了餐，心脏紧张地跳动着。我点燃一根香烟，还是无法冷静下来，我的思绪拼命地想要摸索一条出路。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看不出这跟你在这个调查程序中扮演的角色有什么关系。”他说。 “警方等了数小时才通知我到现场。尸体在我到达前被移动过。调查人员对我拖延阻挠，而你要求我无限期延迟发布弗雷德和德博拉的死因和情状。同时，帕特·哈威正威胁着要申请法院拘票，因为我没有公布我的报告。”我停下来，他保持静默。 “最后，”我下了结论，我的言辞开始变得激烈。“我在不知道现场被监视的情况下回去探查，以及我找到的证物是个精心设计的圈套。而你却觉得我在这调查程序扮演的角色并不适合知道那些案件的细节？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在这调查里到底算不算是成员之一。或者至少你看来在想办法不让我参与。” “我没有这样做。” “那么是有别人在这样做。” 他没有回答。 “如果在德博拉的吉普车里或是他们尸体附近发现一张红心J，我要知道，那对我很重要。那可以跟其他五对情侣的死亡连在一起。如果在弗吉尼亚州有个尚未正法的连续杀人犯，我会相当关心。” 突然他让我迫不及防地问道：“你向艾比·敦布尔透露了多少消息？” “我没有告诉她任何事。”我说，我的心跳动得更快了。 “你曾跟她见过面，凯。我相信你不会对这点有任何反驳。” “马克告诉了你，而我相信你不会对那点反驳。” “马克不可能知道你在里士满或华盛顿跟艾比见过面，除非你告诉他。而不管怎样，他都没有理由把这消息传递给我。” 我瞪着他。韦斯利怎么会知道我曾跟艾比在华盛顿见过面，除非她真的被监视着？ “当艾比来里士满看我时，”我说，“马克打电话给我，而我提到她来访。你是在告诉我他没跟你提起？” “他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的？” “有些事我不方便告诉你，你只能相信我。” 侍应生送来我们的沙拉，我们静静地用餐。韦斯利一直没有再开口说话，直到主菜送上来。 “我面对着很多压力。”他用一个平静的语调说。 “看得出来。你看起来筋疲力竭，疲惫不堪。” “谢谢你，医生。”他嘲讽地说。 “你在另一方面也变了。”我紧追不放。 “我相信那只是你的猜测想像。” “你把我关在门外，彭顿。” “我想我之所以保持距离是因为你问很多我不能回答的问题；马里诺也是。然后我只觉得有更多的压力。你懂吗？” “我在试着了解。”我说。 “我无法告诉你所有的事。难道你不能停在那儿吗？” “还不能，因为那就是我们相互误解的地方。我有你的需要的信息，你有我要的，而我不想把我的给你，除非你给我你的。” 我非常惊讶他突然笑了起来。 “你想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前提下达成协议吗？”我一意强调。 “看起来我没有多少选择。” “你是没有。”我说。 “是的，我们是在哈威·柴尼案件里找到一张红心J。是的，我的确在你到达现场之前移动过他们的尸体，我知道那很糟糕，但你不晓得那张纸牌有多重要，或是如果有一个字泄漏出去，问题会有多大。举个例来说，媒体报导出来等等。我现在不打算就这点再多说什么。” “纸牌在哪里？”我问。 “我们在德博拉·哈威的钱包里找到的。当一两个警察帮我把她翻过来时，我们在她尸体下发现了钱包。” “你是说，那凶手把她的钱包带到树林里？” “是的，要设想德博拉带着她的钱包到那里并不太具有说服力。” “在其他案件里，”我指出，“纸牌只留在汽车内一眼就可看到的地方。” “没错，发现纸牌的地方只是前后矛盾疑点的一项。为什么不简单地留在吉普车里？另一个矛盾处是，其他案件发现的纸牌是脚踏车扑克牌，留在德博拉身旁的那张属不同品牌。然后还有有关纤维的事。” “什么纤维？”我问。 虽然我收集了所有腐烂尸体上的纤维，它们大都跟被害人本身的衣物或他们汽车内的椅套椅垫一致。未能辨识的纤维——我找到的很少——在案件之间无法连结，到目前为止证明无用。 “德博拉和弗雷德谋杀案之前的四件案子，”韦斯利说，“在每一个被弃置汽车的驾驶坐位上都发现有白色的棉布纤维。” “那倒是个新闻。”我说，再次被激怒。 “纤维分析是在我们的实验室做的。”他解释。 “你的解释是什么？”我问。 “发现到的纤维模型有些意义。因为被害人在他们死亡时都不是穿着白棉衣饰，我得假设那纤维是攻击者留下来的，而顺着这个方向可以引出他在犯罪之后驾驶被害人的汽车。我们本就一直那样设想，罪犯必须考虑到衣着。一个可能性是当他碰见那些情侣时，他穿着某一种制服，白色棉质长裤。我不知道。但在德博拉·哈威吉普车的驾驶坐上没有找到这样的白色棉布纤维。” “你在她吉普车里找到什么？”我问。 “到目前为止没有可以提供进一步消息的资料。事实上，车子内部相当干净。”他停顿一下，转而切割他的牛排。“这案件的运作手法跟其他案件的不同，让我很忧虑，这里牵涉其他因素。” “因为被害人之一是‘毒品沙皇’的女儿，而你仍然没有放弃发生在德博拉身上的事件可能掺杂着某种政治因素，跟她母亲为反毒品所做的努力有关。”我说。 他点头，“我们还不能排除德博拉和她男朋友的谋杀案是故意鱼目混珠，蓄意要我们把它跟其他案件联想在一起的这个可能性排除。” “如果他们的死跟其他案件没有关系，单纯是一次的计划攻击，”我怀疑地问，“那你怎样解释他们的杀手知道那张纸牌的事呢，彭顿？即使我也是直到最近才发现红心J。它当然也没有出现在报纸上。” “帕特·哈威知道。”他让我很惊讶地说。 艾比，我想。我敢打赌是艾比向哈威太太泄漏的这个细节，韦斯利也知道。 “哈威太太知道那张纸牌多久了？”我问。 “当她女儿的吉普车被发现时，她问我，我们是不是找到了一张纸牌。尸体出现后，她又打电话给我问同样的问题。” “我不懂，”我说，“她为什么去年秋天就知道了？听起来她在德博拉和弗雷德失踪之前就已经知道其他案件的细节了。” “她是知道一些细节。帕特·哈威远在她有私人因素牵扯进来之前就对这些案件有兴趣了。” “为什么？” “你听过一些议论的，”他说，“毒品过量。街上出现一些新型的怪异毒品，孩子们到树林里聚会，接着发生事故死亡。或有毒品贩子在偏远地带蓄意贩卖致命毒品，然后从观看那些情侣死亡中获得乐趣。” “我听过理论，但没有证据支持它们。前面8个死亡里，毒药检验结果都是阴性的。” “我记得报告是这样写，”他沉思着说，“但我同时假设这并不表示那些孩子没有涉及毒品。他们的尸体几乎已成骨骸。似乎没有多少东西留下来可以供测试用。” “有红血球，还有肌肉。那足够用来检测古柯碱或海洛因等。我们至少可以在他们新陈代谢物质中找到吗啡类的东西。至于新型毒品，我们进行类似天使尘、安非他命等的测试。” “那中国白呢？”他提出，那是一种在加州很流行的强力化学合成镇静剂。“就我的了解，那不需要服用很多就有可能过量，而且不容易被查出。” “是没错。不到一毫克就有可能致命，因而药量太低无法侦测，除非使用特殊的类比程序，如RIA。”注意到他脸上迷惘的神情，我解释，“放射免疫测定法，一项以体内抗体对特种药物反应为基础的测定法。跟传统扫描程序不同，RIA可以检测出微量的药物反应，那是我们找像中国白、LSD和thC等毒品时用的。” “而你仍然什么也没找到。” “没错。” “酒精呢？” “酒精在尸体严重腐朽的状况下是个问题。有些测验呈现阴性，其他的则低于0.5，也许是腐烂所造成。换句话说，不确定。” “哈威和柴尼的案子也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没有毒品的痕迹，”我告诉他，“为什么帕特·哈威对早先案件有兴趣？”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回答，“我不是说那是一个重要急务。但她应该是从她任职联邦检察官时，经由内部资料渠道什么的得到消息，然后她问了些问题。政治，凯，我相信如果最后证明在弗吉尼亚州这些情侣死亡案件跟毒品有关——不管事出偶然，或涉及毒品谋杀——她都会以这资料来支持她的反毒品努力。” 那解释了为什么哈威太太去年秋天邀请我到她家吃午餐时，就已经对那些案件如此熟悉。毫无疑问的，她早期对那些案件的注意让她办公室里存有档案资料。 “当她对这些案件的质询没能让她满意时，”韦斯利继续说，“我想她没有再进一步留意，直到她女儿和弗雷德失踪。现在她又回过来探询，你可以想像个中情由。” “是的，的确可以。而我同时也可以想像如果最后真是毒品杀了‘毒品沙皇’的女儿，那可真是相当辛辣的讽刺。” “不要认为那没有在哈威太太的心中闪现过。”韦斯利冷酷地说。 这个提醒让我再次感到心烦。“她有权利知道，彭顿。我不能永远让那些案件悬而未决。” 他向侍应生点点头，表示我们准备喝咖啡了。 “我需要你帮我拖延一下，凯。” “因为你反间情报的策略？” “我们必须试试，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让故事曝光。一旦哈威太太从你那得到消息，整个计划就会报销。相信我，在这节骨眼上，我比你更清楚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会举行记者会，然后在那过程中破坏我们引诱凶手所做的全部设计和努力。” “她拿到法院拘票时怎么办？” “那要些时间。不会明天就发生。你可以找借口拖延些时间吗，凯？” “你还没有解释完红心J的事，”我提醒他，“一个有预谋的袭击手怎么能知道那张纸牌呢？” 韦斯利有点不情愿地回答：“帕特·哈威不是只靠自己收集资料和调查情况的。她有助手群。她跟其他政客谈，还有包括选民在内的任何人。那全要看她向谁透露什么消息，以及有谁想要打击她。我仅在假设一个可能性，并不代表事实真是这样。” “一个被收买的预谋凶杀案，模仿旧有案子的手法，”我考虑着，“只是这个凶手犯了一项错误。他不知道应该把红心J放在汽车里。他把它留在德博拉的尸体旁，她的钱包里。也许是涉及到帕特·哈威要作证对抗的那些有欺诈嫌疑的慈善团体里面的人员？” “我们要想的是一些知道其他罪犯的坏蛋，像是毒品贩子，有组织的犯罪。”他缓缓地搅动他的咖啡。“哈威太太对所经历的这些事不是处理得很好。她相当困扰犹疑。这个国会听证会不是此时此刻她最关切的事。” “我懂，而且我怀疑她跟司法部目前相处得不很融洽，原因就是这个听证会。” 韦斯利小心地把茶匙放到杯碟上。“是不融洽，”他说，抬头看我。“她届时要提出来的东西，对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把像ACtMAD那样的垃圾消除掉是件好事。但那不够，我们要的是起诉。她过去和毒品强制执行人员、联邦调查局，以及中央情报局都有过冲突。” “而现在呢？”我继续探究。 “更糟，因为有私人情绪的涉入，又必须仰赖调查局来帮助解决她女儿的谋杀案。她不合作，而且恐慌。她试着在我们周边游走，想办法由她自己处理。”他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她是个问题，凯。” “她也许对调查局有相同的评价。” 他挖苦地笑着。“我相信她是的。” 我继续这场心智上的扑克牌游戏，想确定韦斯利是不是还有事情瞒着我，我接着放出更长的钓线。“我发现德博拉左手食指上有个防卫性伤痕，不是割痕，而是砍痕，被一柄锯齿形刀刃砍伤。” “在她食指什么地方？”他问，上身往前倾斜一些。 “手背上。”我伸出我的手来说明。“在上面，靠近她的第一指节。” “有趣，很不正常。” “没错。很难推想她是怎么受伤的。” “所以我们知道他曾持有刀器，”他不自觉地说着，“那更让我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有些他没有预料到的事发生了。他也许是用枪降服那对情侣，但计划用刀杀他们，也许割断他们的喉咙。但是什么事情扰乱了计划。德博拉不知怎么逃脱了，而他从她背后向她射击，也许再割断她的喉咙。” “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安排得跟其他的一样？”我问，“手叠着手，面朝下，穿着衣服？” 他瞪着我头上的墙。 我想到在现场留下的烟蒂，想到其中的相似处。这次扑克牌属于不同商标以及留在不同的地方，但这证明不了什么。凶手不是机器。他们的仪式和习惯不是依循完全的科学技术，像刻在石头上那般不可改变。韦斯利透露给我的，包括没有在德博拉吉普车里找到白色棉质纤维，都不足以推翻弗雷德和德搏拉的谋杀案跟其他案件确实互有关连的假设理论。我再次感到迷惑，就像我过去每次来匡提科的感觉一样。我总是不确定耳畔听闻的枪声到底来自于实弹抑或空包弹，直升机是运载着负有实际任务的陆战队员或只是联邦调查局的演习，学院的胡根巷中伪装成城镇里的建筑物是真的有实质用途或只是好莱坞似的布景。 我无法向韦斯利挖掘更多资料，他不会再告诉我什么了。 “很晚了，”他说，“你还得长途开车。” 我最后还有一件事要说。 “我不想我们之间的友谊跟这个扯上关系，彭顿。” “那当然。” “发生在马克和我之间的事——” “那不是个因素。”他打断我，声音相当坚定，却不是不友善。 “他曾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宁愿相信他仍旧是。” “对他离开匡提科，去科罗拉多的事，你责备我吗？” “我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他说，“我很遗憾他离开。他对学院很有好处。” 联邦调查局意图以反间情报引出凶手的策略没有在星期一落实。如果不是调查局改变了主意，就是因为帕特·哈威捷足先登。她在那天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中午时分，她在她华盛顿办公室里面对摄影机、照相机，她身旁陪有布鲁斯·柴尼，弗雷德的父亲，增强了哀愁悲悯的氛围。通常会使人看来圆胖几分的摄影机并没能掩藏她近来的消瘦，脸上的浓妆也没能掩盖她的黑眼圈。 “这些恐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哈威太太，还有它们的本质是什么？”一名记者问。 “第一个恐吓在我开始调查那些慈善团体之后不久，我想大约是一年多以前，”她面无表情地说，“一封寄到我里士满市住家的信。我不泄漏信上指陈的本质，但该威胁直接指涉我的家庭。” “而你相信这跟你对一些像ACtMAD的不实慈善团体所进行的探查有关？” “绝对是。还有其他的威胁，最后一个在我女儿和弗雷德·柴尼失踪前两个月出现。” 布鲁斯·柴尼的面孔在荧幕上一闪而过，他脸色苍白，在电视强烈灯光下眨着眼。 “哈威太太……” “哈威太太……” 记者互相打断对方，而帕特·哈威打断他们，摄影机转回到她的所在。 “联邦调查局了解这个情况，他们的观点是这些威胁、信件，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她说。 “哈威太太……” “哈威太太——”一个记者在纷乱中提高她的声音——“你和司法部间有不同的提案议程，源于针对调查这些慈善团体所引发的利益冲突，已不是个秘密。你是在暗示联邦调查局知道你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胁却没有进行任何保护措施吗？” “那不仅仅是个暗示。”她说明。 “你在控诉司法部不胜任，没有办案能力吗？” “我控诉的是司法部的密谋。”帕特·哈威说。 我沉闷着，伸手拿香烟，那相互交缠的喧闹嘈杂渐渐推到最高点。你输了，我想着，不可置信地瞪着我办公大楼医事图书馆角落一台小型电视机里的画面。 那只会使事情变糟。我的心充满着忧虑恐怖，哈威太太冷冷地瞪视着荧幕，挥舞着利剑砍向所有牵涉在调查里的人，包括我在内。她对谁都不留情，对什么都不保留，包括红心J的细节。 事实上，韦斯利说她不合作而且是个问题还嫌太过轻描淡写。在她理论逻辑的盔甲下，掩藏的是一个女人因愤怒悲伤而引发的疯狂的真实面貌。我麻木地听着她明明白白、毫无保留地指控警察、联邦调查局、法医都是一场掩藏真实案情的共犯。 “他们蓄意掩埋这些案件的真相，”她做着结论，“在这样一个行为底下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然而牺牲的是人们的生命。” “胡言乱语。”费尔丁嘀咕着，那是我的副手，正坐在旁边。 “什么案件？”一名记者大声地要求。“你女儿和她男朋友的死亡，或者你是指在此之前的其他四对情侣？” “他们全体，”哈威太太回答。“我是指所有的年轻男子和女子像动物一样被追踪猎杀。” “到底是掩盖什么呢？” “那些应负起责任的人或人们，”她的语气听来仿佛她已经知道似的。“司法部根本就没有阻止这些凶杀案的继续发生，政治性理由，某个联邦组织在保护自己。” “你能够解释得更详细一点吗？”一个声音从后面发出。 “当我的调查有结果时，我会完整发布。” “在听证会上吗？”她被问及，“你是在影射德博拉和她男朋友的谋杀……” “他的名字是弗雷德。” 那是出自布鲁斯·柴尼之口，突然间他青灰色的面庞充满了电视荧幕。 整个房间静默着。 “弗雷德。他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威尔森·柴尼。”那父亲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他不只是戴比的男朋友。他死了，也是被谋杀的，我的儿子！”那些字句哽在他喉咙里，他垂下头隐藏他的泪。 我把电视机关掉，难过得无法自持。 罗丝一直站在门口看着。她凝视我，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 费尔丁站了起来，伸展肢体，系紧他身上绿色手术衣的细绳。 “她刚刚在全世界面前毁了她自己。”他宣称，大步走出图书馆。 直到我为自己倒咖啡时，我才开始了解帕特·哈威所说的话。直到此刻那些话在我脑海里重复时，我才真正听到。 “像动物一样被追踪猎杀……” 她的话听来像是事先有脚本草稿。在我听来不像是诡辩轻浮，随口而出或是一种演说姿态。一个联邦机构在保护自己？ 猎杀。 一张红心J就像是一张杯牌骑士。某人被认为或自认为是个竞赛者，一个防卫者。一个善于战斗的人，希尔达·欧兹梅克曾这样告诉我。 一个骑士，一名士兵。 猎杀。 他们的谋杀是经过小心严密计算的，并且很有组织地计划过。布鲁斯·菲利普和朱迪·罗伯兹在6月份失踪。他们的尸体在8月中被人发现，当打猎季节开始时。 吉姆·弗利曼和邦妮·史迈斯在7月失踪，他们的尸体在鹌鹑野鸡季节开猎时被发现。 本·安德森和卡罗琳·贝内特在3月失踪，发现尸体的时间在11月，那是猎鹿季节。 苏珊·威尔康克丝和麦克·马丁在2月底失踪，尸体在5月中旬被发现，春天猎公火鸡季节。 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在劳工节周末消失，数个月之后，当树林里充斥着追踪兔子、松鼠、狐狸和浣熊的猎人时才被人发现。 我并不假设这个模式代表任何意义，因为那些出现在我办公室内严重腐朽，几乎成骸骨的尸体是猎人偶然间发现的。当有人在树林里突然死亡或遭弃置，猎人本就是最有可能被那些遗骸绊倒的人。但是，那些情侣尸体被人发现的时间和地点却是可以事先计划的。 凶手刻意让他的被害人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被人发现，所以他在非狩猎季节时杀害他们，并清楚地知道他的被害人要一直到猎人再次到树林打猎时才有可能被找到。而到了那个时候，那些尸体就会腐烂掉。他造成的伤痕会随着软体组织的腐败而消失。如果有强暴情况，到时也不会有任何精液留下，大部分的证物线索会被风吹走或被雨洗刷。也许尸体被猎人发现，对他而言相当重要，因为在他自己想像的世界中，他也是一名猎人，最伟大的猎人。 当天下午我坐在我市中心的办公桌前想着，猎人捕猎动物，游击队、军事特务，和为财富而战的士兵猎杀的是人类。 那些情侣消失的方圆50英里范围内，有央帝斯城堡、朗雷演习田野，和一些其他军事设施，包括中央情报局的“西点”，皆在一个军事基地的掩护下进行着演习活动，该军事基地名为培力营。培力营在间谍小说及情报调查非小说类书籍里被唤为“畜牧场”，是专门训练官员的地方，进行类似军队性质的活动，如渗透战术、秘密撤退、破坏、夜间伞兵降落和其他保密行动。 艾比·敦布尔只不过转错了弯，来到培力营的入口，几天后联邦调查局警员就找上她。 调查局是相当多疑而且偏执的机关，而我察觉我可能知道为什么。在读了帕特·哈威记者会的报章报导后，我更加确信了。 有些报纸，包括《华盛顿邮报》，就放在我桌上，我已读过那些叙述兼及评论的新闻好几遍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署名是柯利弗德·林，那个骚扰健康与人体委员会委员长和其他行政人员的记者。林先生提及我的部分仅在说到帕特·哈威不当的利用她公务职权威胁恐吓要求公布她女儿死因时轻轻带过。那已足够让我怀疑林先生是韦斯利的媒体来源，为联邦调查局发布圈套的管道，而那倒还不算太坏，真的。让我深感苦恼不安的是故事的要点。 我本就知道那会是这个月耸动渲染的重点，但完全没有料到报导的重心是在喧嚣翻腾一名女子的重大退化堕落，一个仅仅在数星期以前还被有些人视为美国副总统可能人选的女子。我自己对帕特·哈威在记者招待会上所做的抨击怒骂会毫不犹豫地说是轻率卤莽，最正面的说法也会是时机不成熟。但我觉得奇怪的是，报导里没有一丝一毫严肃查证她所做控诉有无真实性的尝试。追跑这条新闻的记者们似乎连从政府机关取得即使是推委的“没有意见”或是转移话题借口逃避的转述都付之阙如，而那应该是怀有热情追踪的记者们拿手擅长的伎俩。 媒体苦心聚焦的对象似乎只针对着哈威太太，她没有获得一丝一毫的同情。在一篇标题为《屠杀隘口？》的社论中她被矮化、讥讽与戏谑，不仅在文字报导上，还在政治性漫画里。国家最受尊敬的官员之一，就这样被媒体免职，甚至被讥讽为一名歇斯底里的女性，其“消息来源”包括南卡罗来纳州的女巫。甚至她自己忠实的同盟都纷纷后退，摇着他们的头，她的敌人则狡猾地以包裹着假意怜悯的糖衣来打击终结她。 “从她受到的可怕伤害来看，她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民主党员恶意批评道，“我想，忽略掉她的卤莽草率是明智之举。她的控诉应该看做是一个充满扭曲，甚受困惑的心智所发出的投石和箭簇。”另一个说，“发生在帕特·哈威身上的事，是一桩因私人问题严重到难以忍受而造成自我毁灭的典型悲剧。” 我取出德博拉·哈威的解剖报告，装上我的打字机，我把死亡原因和情状上的“待查”删除，打进“谋杀”和“后腰部枪伤和刀割伤口引起流血”。修正完她的死亡证明书和检验报告后，我到前面办公室影印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放到信封里，再附加一张纸解释我的发现以及为迟缓道歉，迟缓理由我归诸于长时间等待毒品检验报告，而随信附上的结论仍属暂时性。我会给彭顿·韦斯利的就那么多。帕特·哈威不会从我这儿知道我是被他胁迫无限期延迟交出她女儿的医学检查报告。 哈威家会拿到所有的资料——我巨细靡遗的发现，第一回毒品检验报告呈阴性的事实，在德博拉下腰部的子弹，她手上的防卫性伤口和她凄惨仅存的服饰的细节叙述。警方已经找到她的耳环、手表，以及弗雷德给她作为生日礼物的象征友谊的戒指。 我也邮寄了一份弗雷德·柴尼的报告副本给他父亲，虽然我除了陈述他儿子的死因是谋杀，原因是“无法确认的暴力”之外，什么也无法告诉他。 我伸手拿过电话，拨了彭顿·韦斯利的号码，但他不在。接下来，我打到他家。 “我把资料邮寄出去了，”当他来接电话时，我说，“我要你知道。” 沉默。 然后他很平静地说：“凯，你听到她的记者招待会了？” “是的。” “你也读了今天的报纸？” “我看了她的记者招待会，而且也读了报纸。我很清楚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怕的是她往自己头上开枪。”他说。 “如果不是有帮助，她不会这么做的。” 停顿了一下，然后韦斯利问：“你在说什么？” “我很乐意把所有细节都说出来。今天晚上，面对面。” “这里？”他听来有些恐慌。 “是的。” “喔，那不是个好主意，不要今天晚上。” “很抱歉，我不能等。” “凯，你不懂。相信我——” 我打断他。“不，彭顿，这次不要。” 第十章 寒冷的北风狂猛地摇晃着群树黑影，配衬着黯淡微弱的月光，眼前地势看来既陌生又充满着令人不安的敌意。这时我驾着车，试图前往彭顿·韦斯利的家。路上零零星星的只有几盏街灯，乡间道路指标又模糊不清，叫人难以辨识。终于，我在一家有个加油泵的乡村店铺前停下。打开车顶小灯，重新研读我草草写下的方向指示。我迷路了。 小店已经打烊，但我发现近旁有一个公用电话。我把车驶近，下车，让车前灯亮着，引擎发动着。我拨了韦斯利家的号码，是他的妻子康妮接起电话。 “你真的走错了。”我尽力描绘我所在地点之后，她说。 “喔，老天。”我说，呻吟着。 “嗯，真的不太远了。问题是从你现在的地方到这里还蛮复杂的。”她略一停顿，然后决定，“我想最明智的做法是你在那儿等着，凯。把车门锁上，坐到车里不要动，我们出来找你。15分钟，好吗？” 回到车里，我把车子开到马路旁，打开收音机等着。十几分钟的时间长得像几小时。这段时间，没有一辆车经过。我的车头灯照亮眼前一排白色藩篱，圈住马路对面蒙上一层霜雪的牧野，细片似的月亮苍茫茫地浮游在朦胧的暗夜里。我抽了几根烟，双眼忙着四处逡巡。 我想着那些被谋杀的情侣，在他们失踪的那一夜是不是就像这样？被迫光着脚丫往树林里走的心情又是如何？他们一定已经知道他们就要死了，而且必定对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磨难感到万分惊恐。我想到我外甥女，露西。我想到我母亲、妹妹、朋友。害怕你所爱的人受到痛苦伤害和死亡，远比害怕会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更叫人难以忍受。我盯着前方，黑暗中窄小的道路上慢慢出现了越来越亮的车头灯。一辆我不认识的车子转过来，停在离我不远处。当我瞥了一眼那辆车驾驶坐的侧面时，肾上腺素猛然奔窜在我的血液里，像电流一般。 马克·詹姆斯从一辆我猜是租来的车子里走出来。我把车窗摇下，紧紧盯着他，讶异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嗨，凯。” 韦斯利说过今晚不是个好时机，还试着打消我的念头，现在我知道原因了。马克在这儿。也许康妮要马克出来接我，或他自愿来。我实在无法想像走进韦斯利家的大门，赫然发现马克坐在客厅时，我会有怎样的反应。 “从这里到彭顿家像走迷宫，”马克说，“我建议你把车子留在这里，很安全的。我随后再把你送回到这里，那样你就不会为找路而伤脑筋了。”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把车重新停在靠近商店的一边，然后坐进他的车子。 “你好吗？”他平静地问。 “很好。” “你的家人呢？露西怎样？” 露西仍然不时地问起他，而我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很好。”我又说。 我看着他的脸，他放在方向盘上坚实的手，他每一个轮廓、线条、血管，皆如往昔般美好熟悉，我的心因为情绪的翻覆激动而隐隐作痛。我在同一时刻恨着他又爱着他。 “工作怎样？” “停止这样混账的礼貌，马克。” “难道你宁愿我像你一样粗鲁？” “我不是粗鲁。” “那你到底要我说什么呢？” 我回以沉默。 他拧开收音机，把车子开向幽深的夜里。 “我知道这很尴尬，凯。”他瞪着前方。“我很抱歉，彭顿建议我来接你。” “他真是体贴。”我讥诮地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他没有提，我也会坚持。你没有理由知道我会在这里。” 我们绕过一个急转弯，转向属于韦斯利家产的小路。 当我们驶上韦斯利的车道时，马克说：“我想我最好先告诉你彭顿心情不是很好。” “我也不好。”我冷冷地回答。 客厅升着炉火，韦斯利坐在靠近壁炉的地方，一个公事包打开着，放在椅子旁的地板上，身畔小桌上有杯饮料。当我走进时，他没有起身，只微微地点了点头，康妮请我坐到沙发上。我坐在一边，马克坐在另一边。 康妮离开准备咖啡，而我开始此行的目的。“马克，我对你就这桩事件的涉入程度一点儿也不清楚。” “没有多少可以知道的。我到匡提科几天，今晚跟彭顿和康妮消磨一个晚上，然后明天回丹佛。我没有牵扯进这个调查，也没有接获指派参与这个案件。” “好吧！但你知道这些案子。”我想知道我不在场时韦斯利和马克都谈了些什么，我想知道韦斯利是怎么跟马克谈到我的。 “他知道。”韦斯利回答。 “那么我要问你们两人，”我说，“调查局是不是对帕特·哈威设了圈套？或者那是中央情报局做的？” 韦斯利一动不动，脸上表情亦毫无变化。“是什么让你认为她被算计了？” “很显然，调查局反间情报伎俩不仅仅是要诱引凶手，还有人意图摧毁帕特·哈威的名声，而报界也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即使总统也无法对媒体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力，那不会发生在这个国家。” “不要侮辱我的智慧，彭顿。”我说。 “她所做的事是可以预料得到的，让我们这么说。”韦斯利再次翘起二郎腿，并伸手拿他的饮料。 “而你把陷阱布置好。”我说。 “没有人在她的记者招待会里替她发言。” “那无关紧要，因为没有人需要这么做。有人已经事先确定她的控诉在媒体报导上会变成一个疯子的疯言疯语。是谁提供消息给记者、政客，还有她以前的同盟的，彭顿？是谁把她曾咨询过一个女巫灵媒的消息泄漏出去？是你吗？” “不是。” “帕特·哈威去年9月见希尔达·欧兹梅克，”我继续说，“消息从未披露出去，直到现在。那实在很低级，彭顿。你自己告诉我联邦调查局和秘密情报部在一些情况下也都会咨询希尔达·欧兹梅克。看在老天的份上，那很可能就是哈威太太何以知道她的原因呀。” 康妮带着我的咖啡回来，然后跟她出现的速度一样快地离去。 我可以感觉到马克看着我的那双带着张力的眼睛，韦斯利仍然盯着炉火瞧。 “我想我知道真相。”我一点也没有企图隐藏我的怒气。“我现在要把它全部摊开来讲。如果你无法容纳我，那么我想我也无法继续容忍你。” “你在暗示什么，凯？”韦斯利调转眼光看着我。 “如果那再发生，如果有另一对情侣死亡，我无法保证记者不会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凯，”是马克插了话，我拒绝看他，我努力把他排除在外。“你不会希望犯跟哈威太太同样的错误。” “她并不是孤单一人犯着那项错误，”我说，“我想她没有错，有什么事被掩藏住了。” “你把你的报告寄给她了，我想。”韦斯利说。 “是的，我不愿再在这场操控游戏中扮演任何被压迫的角色了。” “那是一项错误举动。” “我的错误是没有早点寄给她。” “报告中是否包括你从德博拉身上找到的子弹资料呢？特别是说那是一颗9厘米的九头蛇——沙克？” “口径和种类是武器报告里的项目，”我说，“我不会把武器报告的副本寄出去，就像我不会把警察报告副本寄出去一样，那两者都不是我办公室调查出来的。但是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对这些细节这么关心？” 韦斯利没有回答，马克居间调停。“彭顿，我们必须把这平抚下来。” 韦斯利仍然维持沉默。 “我想她应该知道。”马克又说。 “我想我已经知道，”我说，“我认为联邦调查局有理由担心那杀手来自一个变节的联邦人员，很可能就是培力营训练出来的。” 风在屋檐下呼啸，韦斯利起身翻弄炉火。他放上一根木头，用火钳安置好，再把壁炉的灰烬扫除，慢慢地拖延着。他又重坐回椅子上，伸手拿取饮料，说：“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 “那不重要。”我说。 “有人直接跟你这样说吗？” “没有，没有直接。”我拿出我的烟盒。“这成为你的怀疑有多久了，彭顿？” 迟疑中，他回答：“你不知道细节会比较好，我真的这么认为。那只会成为一项负担，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我已经担负了非常沉重的一个，同时我对于不时被控破坏反间情报感到相当厌烦。” “我需要你保证我们今晚的讨论不会泄漏出去。” “你了解我够多，也够久了，应该知道毋须如此担心。” “培力营在那些案件发生不久后就列入嫌疑场所了。” “因为距离够近？” 他看着马克，“你来解释。”韦斯利对他说。 我转过身来质问这个曾一度跟我同睡一张床，主宰着我的梦的男人。他穿着海军蓝灯心绒长裤，一件红白条纹相间的牛津棉布衬衫，我曾看过他这样子的搭配。他有双长腿，全身看来整齐清雅，满头黑发，只在太阳穴边缘露出几缕银白，眼眸泛绿，下巴强健，体格优雅，而他说话时，仍旧微微的伴随着手势，上身稍稍前倾。 “就某方面来说，中央情报局想要涉入，”马克解释着，“因为这些案件发生地点太靠近培力营。你当然知道中央情报局对于他们的训练活动相当保密。他们知道很多事情，远超乎任何人的想像，事实上，地方环境和百姓常常被纳入到他们的演习计划里面。” “什么样的演习计划？”我问。 “比方说，监视。培力营的受训人员在监视活动的演练中，常以地方百姓作为——实验材料，一时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字眼。这些人员在公共场所，餐厅、酒吧、商场等设下监视作业系统，当然从来没有任何平民百姓注意到过。我猜，也应该没有伤害什么，除了地方居民不会喜欢知道他们被跟踪、观察，或摄录在带子上。” “我想不会。”我不舒服地说。 “这些演习，”他继续道，“包括实际排练。一名人员可能会伪装汽车抛锚，拦下一辆汽车寻求帮助，试试他可以让这个人信任到什么程度。也许他会打扮成一名交通警察，或拖吊司机，或任何职业，那全是为了将来海外作业必须的练习，受训人员学习如何侦察，以及如何避免被侦察。” “而那种运作方式，可以跟发生在这些情侣身上的事情联想在一起。”我插嘴。 “那就是重点，”韦斯利突然加入。“培力营有人开始担心。我们奉命监督估量这个状况。然后第二对情侣被发现死亡，手法跟第一桩案件相同，那模型就建立了。中央情报局开始紧张。他们一向都很多疑的，凯，他们最不想要的就是发现他们培力营的人员在实际演练杀人的行动。” “中央情报局从来就不曾承认培力营是它的主要训练场所呀。”我指出。 “那已是普遍的认知了，”马克看着我的眼睛说，“但你是对的，中央情报局从来就没有公开承认过，他们也不想。” “那更加强了他们不希望这些谋杀案跟培力营联想在一起的理由。”我说，心中暗自热切地想要知道他此刻的心情。但是，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特别感觉。 “是的，外加一大串其他理由，”韦斯利接口。“公布出去会有毁灭性的杀伤力。你读过或看过任何对中央情报局的正面报导吗？菲律宾马科斯被控窃国和欺诈，而其答辩宣称马科斯家族进行的所有交易，中央情报局全都知道得很详细，还给予支持和鼓励……” 如果他没有什么感觉的话，他不会看来那样紧张，那样不敢看我。 “……然后诺瑞加被人揭发是中央情报局薪资名册上的人员，”韦斯利继续陈述他想到的案子。“不久前揭露出来的消息是中央情报局保护一名叙利亚毒品走私犯，进而导致恐怖分子顺利将炸药带入泛美747客机中，后来客机在苏格兰上空爆炸，造成270人死亡。更遑论最近有关中央情报局拟对亚洲的一些毒品争战提供经费，企图颠覆当地政府的说法。” “如果事实真的指明，”马克说，视线从我身上转移开去，“那些年轻情侣是培力营的中央情报局人员谋杀的话，你可以想像公众的反应会怎样。” “真叫人吃惊，”我说，努力让自己专注在讨论议题里。“但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那样确定这些谋杀是他们其中一员犯下的呢？他们有什么实质证据吗？” “大部分只是旁证，”马克解释。“如象征黩武主义般留下一张纸牌，再如案件之间作案模式的相似性，以及手法和在‘畜牧场’里面与邻近城市乡镇街头的演练活动上的一致性。还有，尸体被发现的那些树林地带，在培力营里称之为‘杀戮区’，是人员练习投掷手榴弹、自动武器的地方，以及练习使用各种科技产品，如让他们可以在夜间的树林里清楚视物的夜视装备。他们也学习如何自卫，如何解除敌人武装，使之残废或徒手杀人。” “那些情侣都没有明显的致死原因，”韦斯利说，“我们必须设想他们是在没有使用任何武器的情况下被谋杀身亡的。例如，绞死，或者割断喉咙，这跟游击队野战技巧有关，属快速敏捷又安静地结束敌人的方法。你割断他的气管，他就无法弄出任何声响。” “但德博拉·哈威是被枪射杀。”我说。 “被一把自动或半自动武器，”韦斯利回答。“不是手枪就是乌兹类的枪枝。弹药不寻常，跟执法人员、外籍雇佣兵，还有以人类为射击目标的其他政府人员所使用的武器相关。你不会把有爆破功能的子弹或九头蛇——沙克子弹跟猎鹿用的相提并论。”停顿一下，他补充说道，“我想这会让你比较了解我们为什么不让帕特·哈威知道射杀她女儿的武器弹药种类是什么了。” “至于哈威太太在她记者招待会里提到的恐吓威胁又是什么呢？”我问。 “那的确不假，”韦斯利说，“她接任全国禁毒办公室主任后不久，就有人扬言要对付她和她的家人。但是指控调查局没有严肃看待处理这件事，却不是真的。她以前就被威胁恐吓过，我们一直都很谨慎地处理。我们大约知道谁是最近几次威胁的主使者，但不相信那些跟德博拉的谋杀牵扯得上关系。” “哈威太太同时提到一名‘联邦警员’，”我说，“她是指中央情报局吗？她知道你刚刚告诉我的事吗？” “那让我担心，”韦斯利承认。“她的陈述似乎暗示她有些了解，而她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一切，只让我更焦虑，她有可能是指中央情报局。但是话说回来，也许不是。她拥有叫人不能轻视的消息网。首先，如果此事和毒品交易有关，那么她就有权力使用中央情报局的相关资料和情报。更麻烦的是，她同驻联合国前任大使走得很近，而该前任大使现在是总统外事情报咨询会议的一员，那会议的成员有权在任何时候接触最高机密的任何议题。那会议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很有可能哈威太太知道所有的事。” “所以她就被算计了？”我问。“确定她变得非理性，不可信赖，于是就不会有人认真听她的陈述，那么即使她真的揭开隐藏真相的锅盖，也就没有人会相信她？” 韦斯利用拇指在他玻璃杯的边缘抚摸绕转着。“那很不幸。她不愿受到控制，更不肯合作。讽刺的是，我们比她还想抓到谋杀她女儿的凶手，理由相当明显。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地全力调查，动员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人员试图找到这个人——或这群人。” “你现在告诉我的，跟你稍早提及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的案件有可能是职业杀手干的，很显然的前后并不一致，彭顿，”我生气地说，“或者那只是你放出的众多烟幕弹之一，企图掩饰调查局真正的恐惧？”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职业杀手干的，”他冷酷地说，“老实说，我们知道的实在微乎其微。他们的谋杀可能含有政治因素，像我先前的解释。但如果我们要面对的是一名变得疯狂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工，那么这五对情侣的案件就有可能相互关连，属连续杀人犯所为。” “那也可能是逐步发展成形的事例，”马克表示。“帕特·哈威曝光率很高，尤其在过去一年。如果我们要找的人是一名演练杀人行动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他也许决定选择一个总统任命官员的女儿下手。” “如此一来，就会增加刺激、风险，”韦斯利解释。“使那些杀戮有如人们印象中发生在中美洲、中东等地的秘密任务。另一种说法是暗杀。” “我知道的是中央情报局根本就不应该介入暗杀事件，自福特主政之后就没有了。”我说，“事实上，中央情报局根本就不应该介入危及外国首领生命的政变。” “那没有错，”马克回答，“中央情报局不应该介入那种事件。越战中的美国军人不应该杀害平民百姓，警察不应该在嫌疑犯和囚犯身上过度使用武力。可是当这些交由个人掌控处理时，有时候事情会失去控制，规则荡然无存。” 我无法不想到艾比·敦布尔。她对这事知道多少？哈威太太向她泄漏什么？这是艾比写书的真正内容？这就难怪她怀疑她的电话遭到窃听，而且被跟踪。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甚至有后门直通椭圆办公室的总统外事情报咨询顾问，都很有理由担心艾比要写的书，她当然也有理由恐慌。她也许正步入真正的险境里。 风安静下来，当韦斯利在我们身后把门关上时，一袭轻纱般的雾气回旋在树梢。我跟着马克进到他车里。刚才的讨论让我有得到答案并获得证实的感觉，然而我比以前更加不安。 我一直等到车子离开了小路才开口。“发生在帕特·哈威身上的事真是凶残粗暴得叫人难以忍受。她失去了女儿，现在她的事业和名声也毁于一旦。” “彭顿跟把消息透露给媒体的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也没有像你说的有所谓的‘计划圈套’。”马克眼睛只看着前面黑暗窄小的道路。 “那跟我如何用词一点关系也没有，马克。” “我只是重复你的话。”他回答。 “你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要在我面前装天真无邪。” “彭顿已经尽他所能来帮助她，只是她跟司法部一直都像有着深仇大恨似的。对她而言，彭顿只是另一名跟她作对的联邦警员。” “如果我是她，我也可能这样想。” “就我了解的你，是很可能。”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我那份比帕特·哈威埋藏更深的怒气，翻飞飘移到表面上来。 “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接着，我们之间有数分钟的沉寂，而紧张的压力在增长膨胀。我并不认识我们行驶过的道路，但我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正渐渐地缩短着。然后他转到那家商店的停车场，将车在我车子旁停下。 “我很抱歉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他安静地说。 我没有回答，他又说：“但我并不遗憾看到你，也不遗憾它发生。” “晚安，马克。”我转身准备下车。 “不要，凯。”他把他的手放到我的手臂上。 我坐回不动。“你要什么？” “跟你谈谈。” “如果你真的很想跟我谈话，为什么你在此之前什么也没做？”我激动地反应着，抽开我的手。“有好几个月了，你根本没有试着跟我说任何话。” “彼此彼此。我去年秋天打过电话给你，可你根本没有回我电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并不想听。”我回答，我可以感觉到他的怒气也在升高。 “对不起！我忘了你一直都有看穿我心思的神奇能力。”他把双手放到方向盘上，直直盯着前面。 “你要宣称我们之间没有复和的可能，说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已经结束。我没有兴趣听你说出我已经猜想出来的事。” “随便你怎么想。” “那跟我要怎么想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恨极了他那种能让我失去理智的力量。 “听着。”他深深吸了口气。“你认为我们之间有没有办法休战？忘记过去？” “一点机会也没有。” “很好。谢谢你如此讲理，至少我努力过了。” “努力过？有多久了？自你离开到现在，已经有八九个月了吧？你到底见鬼地努力了什么，马克？我不知道你到底要问什么，但是要忘掉过去根本不可能。在这么个偶然相遇下，却要假装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根本不可能。我拒绝那样做。” “我不是要求那样，凯。我是在问我们是不是能忘了我们之间的争执、愤怒，还有当时说的气话。” 我实在不记得我们当时到底都说了什么，或者试图找出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在不确定到底争执什么的情况下交战着，直到无数个争执变成切割着我们感情的裂痕，而焦点不再是我们之间的不同。 “当我去年9月打电话给你时，”他带着感情继续说，“我不是要告诉你我们之间没有复合的希望。事实上，当我拨你的号码时，我知道在冒着听你那样说的危险，然后你一直没有回我电话。我才是那个应该做那种假设的人。” “你在开玩笑。” “鬼才是。” “那么，也许你做那种假设是明智的。尤其在你的所作所为之后。” “我的所作所为？”他问，存着疑惑。“那么你的作为呢？” “我所做的惟一一件事是我生病了，而且对让步感到厌烦。你从来就没有试过要迁居到里士满。你不知道你要什么，却要求我在你随便什么时候弄清楚时扮演顺从、退让、拔根而走的角色。不管我有多爱你，我都不能放弃我自己，而我也永远不会要求你放弃做你自己。” “是的，你是那样。即使我有机会可以转调到里士满办公室，那也不是我要的。” “很好，很高兴你追求着你要的东西。” “凯，咱们半斤八两，你也应该负起些责任。” “我并不是离开的那个人。”眼泪盈满了我的双眼，我低语着，“喔，混账。” 他拿出一条手帕，温柔地放在我的腿上。 我按压着双眼，把头倾靠在车窗玻璃上，我不要哭。 “我很抱歉。”他说。 “你的道歉不能改变什么。” “请不要哭。” “我想要时我就会。”我任性地回答。 “我很抱歉。”他又说，这回几乎耳语般地说着，我以为他要过来触摸我，但他没有。他往后靠到椅背上，抬头盯着车顶。 “唉，”他开口，“如果你要知道真相，我希望你是那个离开的人。然后你就会是那个把事情搞砸的人，而不是我。”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不敢。 “你听到了吗？” “我不确定。”我对着车窗说。 他转过身来。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眼睛正往我这儿看。 “凯，看着我。” 我迟疑地照做。 “你想我为什么一直跑回这里？”他低沉地问。“我在试着回到匡提科，但那不容易。时机不对，联邦预算被删减等经济因素，调查局受到很大的打击，有太多原因。” “你是在告诉我，你因为职业问题而不快乐？” “我在告诉你我做错了一件事。” “我同情你做的任何职业选择上的错误。”我说。 “我不单单指那个，你知道的。” “那么你还指什么呢？”我一定要他说出来。 “你知道我还指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对了。” 他的眼睛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看起来几近疯狂。 “你呢？”他挤压着我。 “我想我们两人都做了许多错事。” “我想设法纠正那些错误，凯。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我很早以前就那样想了，但是……唉，我真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跟我联络，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了别人。” 我没有承认，事实上我也对他存有着相同的疑惑，而且害怕知道答案。 他向我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这回我没有抽开。 “我一直想理清我们之间发生的问题，”他说，“到最后我只知道，我很固执，你很固执，我要我的方式，而你要你的，所以我们就这个样子了。我无法知道自从我离开后，你的生活怎样，但我敢打赌说并不怎么好。” “你居然做这么傲慢自大的假设。” 他微笑。“我只是努力变成你想像中的我。在我离开之前，你对我的最后几项称呼之一就是傲慢自大的混账。” “那是在我骂你狗娘养的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我想。” “我记得你也用了一些美好称谓来喊我。而我以为你刚建议我们忘记当时说的话。” “而你刚说‘不管我多爱你’。” “什么？” “‘爱’，你用现在式。不要想收回，我听到了。” 他把我的手举向他的脸颊，嘴唇在我手指间游走。 “我曾试过停止想念你，我失败了。”他停下，脸朝我靠近。“我不要求你说同样的话。” 但他是在那样问，而我回答了他。 我触摸他的脸颊，他抚弄着我的，我们相互亲吻着手指所到之处，直到我们找到彼此的唇。我们没有再说什么，完全停止了思考。直到挡风玻璃突然间亮了起来，夜晚在那光幕之后显得异样赤红。我们急急地重新坐好、一辆巡逻车驶近，一个副警长走下车，手上提着手电筒和手提无线电。 马克已经打开了他的车门。 “一切都好吗？”副警长问，弯下腰来往车里看。他的眼神让人慌乱不安地巡视着我们激情的现场，他的脸相当严峻，右颊有个奇怪的突起。 “一切都好。”我说，惊慌着用我穿着丝袜的脚在车坐垫下笨拙地探索着，不知怎么的我掉了一只鞋。 他后退，吐出可以形成一条小溪的烟草渣。 “我们正在谈话。”马克表示，他很镇静，没有亮出他的盾牌。那副警长完全知道在他停车前我们做了很多事，谈话只是其中的一项。 “喔，现在，如果你想继续你们的谈话，”他说，“我会很感激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你知道，晚上在这附近坐在车里逗留并不安全，有过一些问题。假如你们不是这地方的人，也许还没有听过那些失踪的情侣吧？” 他继续着他的训话，我的血液渐渐转冷。 “你是对的，谢谢你，”马克最后说，“我们现在就离开。” 那副警长点点头，随口又吐了些渣渍，然后我们看着他走回到他的车子。他将车转向马路，慢慢驶远。 “老天。”马克屏气呢喃着。 “不要说，”我回应。“甚至不要讨论我们有多傻。喔，上帝。” “你看到那有多容易了吗？”他终究说了。“两个人晚上在外面，有人过来。老天，我那该死的手枪还在仪表板旁的储物箱里呢。我甚至没有想到它，直到他就在我眼前。然后一切就会太迟了——” “停止，马克，拜托！” 他却对我惊讶地笑了起来。 “那不好笑！” “你衬衫扣子没有扣对。”他喘息着。 该死！ “你最好拼命祷告他没有把你认出来，斯卡佩塔首席法医。” “谢谢你那叫人安心的念头，联邦调查局先生。现在我要回家。”我打开车门。“你一个晚上给我找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嘿，是你先开始的。” “我非常确定不是我。” “凯？”他收起玩笑，“我们现在怎么办？我是说，我明天就要回丹佛。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还有我能让什么发生，或我是不是应该试图让什么发生。” 这些都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们之间从来就不存有简单的答案。 “如果你不试着让什么发生，那就什么也不会有的。” “那你呢？”他问。 “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马克。” 他拧亮车头灯，系好安全带。“你呢？”他再问一次。“这要两个人一块儿做。” “听到你这样说实在很好笑。” “凯，不要，请你不要再开战。” “我需要想想。”我拿出我的钥匙，突然间觉得累极了。 “不要拉着我兜圈子。” “我没有拉着你转，马克。”我说，抚摸着他的面颊。 我们亲吻再见。我想要这么长长久久地亲着他，然而我又同时想走开，我们的激情一直都透着股不顾一切的放纵任性。我们总是只为当下而活，而那无数次的当下，似乎并没能为我们建构起任何形式的将来。 “我会打电话给你。”他说。 我打开我汽车的门。 “听彭顿的话，”他说，“你可以信任他，你扯进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我发动汽车。 “我希望你能从那案件中抽身而出。” “你总是那样希望。”我说。 马克的确在隔天夜深时分打电话来，两天后的晚上亦同。当他第三次打来时，是2月10号，他电话中说的话让我立即起而搜寻最近一期的《新闻周刊》。 帕特·哈威没有光彩的眼睛在杂志封面上瞪着美国。一个粗体黑字标题写着《毒品沙皇女儿的谋杀案》“独家消息”；内容刊载她记者会旧调新唱的内容，重弹她提出的共谋的指控，以及其他青少年情侣先失踪后来在弗吉尼亚树林里发现腐烂尸体的案件。虽然我拒绝了这篇报导当初要求对我进行的访问，但杂志社仍然找到了我的一张站在里士满的约翰·马歇尔法庭大厦外阶梯上的档案照片，说明文字注明：“首席法医在法院拘票威胁下公布资料”。 “那只是篇随波逐流墙头草似的报导，我没事。”当我回马克电话时，我向他保证。 即使我母亲稍后在同一个晚上打电话给我时，我也保持平静，直到她说：“这里有人想跟你说话想死了，凯。” 我外甥女，露西，总是有种特殊能力让我中计。 “你怎么蹚上这趟浑水的？”她问。 “我没有遇上麻烦。” “那篇报导说你有，说有人威胁你。” “解释起来很复杂的，露西。” “那实在很可怕，”她说，语气却不含担忧。“我明天要把杂志带到学校去，把它秀给所有的人看。” 好极了，我心里想着。 “芭罗思太太，”她继续说，提到她的指导老师，“还在问你是不是能在4月的时候出席我们的生涯规划日……” 我已经有快一年没有见到露西了。很难想像她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虽然我知道她戴上隐形眼镜，而且有了驾驶执照。在我脑海里，她依然是那个肥肥短短，需要宠爱，晚上要人抱着上床的小孩儿，是一个难缠的婴儿。不知为什么，她在学会爬行前就向着我。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出生那年的圣诞节，我飞回迈阿密，在我妹妹家待了一个星期。露西醒着的每一分钟，好像都花在观察我上，两颗圆滚滚、发着光彩的眼睛跟着我的每一个动作转。当我帮她换尿布时，她微笑，我一旦离开房间，她就开始号啕大哭。 “这个夏天你愿不愿意来这儿过一个礼拜？”我问。 露西迟疑着，然后失望地说：“我猜那是说你不能来参加我们的生涯规划日了。” “我们再看看，好吗？” “我不知道这个夏天我是不是能来。”她的声音变得带些任性。“我要工作，可能走不开。” “你有工作真是个好消息。” “是呀，在一家电脑店。我要存钱买车。我要一辆跑车，敞篷的，你可以很便宜地找到一些二手货。” “那些是死亡陷阱，”我冲口而出。“求求你不要买那种车，露西。你为什么不到里士满来看我呢？我们可以一起到卖车场，找那种又好又安全的。” 她掘了一个洞，就像往常一样，我又不自觉地掉了进去。她是个操控能手，那毋须精神病医师来解释原因。露西是个被她母亲，我妹妹长期忽略的受害者。 “你是一个很聪明又肯思考的年轻女孩儿，”我说，并改变策略。“我知道你会小心处理你的时间和金钱，露西。但是如果你愿意这个夏天来看我，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到什么地方，海滩或山上，随便你。你还没有去过英格兰，对不对？” “没有。” “那好，那是个建议。” “真的？”她满是怀疑地问。 “真的，我自己也好几年没去了，”我说，开始鼓动自己。“我想该是带你去看看牛津、剑桥的时候了，还有伦敦的博物馆。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安排到苏格兰警场逛逛。倘若我们能在6月成行，我们还有机会到温布尔登看网球赛呢。” 沉默。 然后她愉快地说：“我只是在开玩笑。我并不真的想要一辆跑车，凯阿姨。” 第二天早上没有解剖要做，我于是坐到办公桌前跟堆积如山的文件奋战。我有其他的死因需要调查，有课要教，还要为一些法庭审判出庭作证，但是我无法集中精神。每一次我转向别的东西，我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就会回到那些情侣上。有某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忽略了，一件就在我眼前的事。 我觉得那跟德博拉·哈威的谋杀有关。 她是个体操选手，一个对身体机能有着优秀操控力的运动员。她看来也许不像弗雷德一般强壮，但是她的速度可能比较快，也比较敏捷。我相信凶手低估了她身为体育健将的潜力，这就是他为什么有片刻的时间在树林里对她失去了控制。我视而不见地瞪着我应该要检视的文件，马克的话在耳边响起。他提到过“杀戮区”，培力营的人员练习使用自动武器、手榴弹和夜视镜，在田野树林间彼此追捕。我试着想像这个情景，开始架构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情节。 也许当凶手绑架德博拉和弗雷德，胁迫他们走上圆木道路时，他早设计好一套恐怖的游戏等着他们。他要他们脱掉鞋子和袜子，把他们的双手捆绑在身后。他也许戴着夜视镜，使他能很清楚地看见被迫走进树林里的人质，然后在那儿把他们一个一个解决掉。 我相信马里诺没有猜错。凶手可能先把弗雷德除去。也许他叫他开跑，给他机会逃逸，事实上，当弗雷德仓皇地在树林灌木丛里频频绊倒时，那凶手一直在旁观看，他可以很轻松适意地看清周围，毫无阻碍地移动着，手上并握有一把刀。在适当时机，他更可以轻易地突袭他的牺牲品，用手臂圈住对方颈脖，将他的头往后拉曳，然后割裂他的气管和颈动脉。这个突击队员的狙击手段安静又快速。如果尸体在一段时间后才被人发现，法医将无法判定死因，因为软骨、软组织早已腐化消失了。 我把情节再往前推。有虐待狂倾向的凶手也许强迫德博拉亲眼目睹她男友在黑夜中遭追猎和残杀的情景。我推断当他们到达树林里时，那名凶手就把她的双脚绑起来，强迫她当观众，但是他没有料到她的柔软度。很可能当他猎杀弗雷德时，她设法将被绑在背后的双手移到臀部之下，双脚穿过双手围成的圈圈，让被绑着的双手绕到身前来。这样一来，她就有办法解开捆绑双脚的绳子，防卫自己。 我把我的双手举到我身前，假装手腕间被绑缚着。如果德博拉双手握拳甩动，凶手的立即反应是举起双手防卫，其中一只手里持有刚用来谋杀弗雷德的刀，那么德博拉左手食指上的砍痕就能解释了。德博拉拼命逃跑，而凶手在慌乱中，从背后射伤她。 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知道。但这情节在我脑海中毫无滞碍地运转着，只是仍有几项先决条件没有办法解释。如果德博拉的死亡是职业杀手干的，或是一名精神异常的联邦警员以帕特·哈威的女儿为谋杀的对象，那么这个人知不知道德博拉是位具备奥林匹克运动水准的体操选手？难道他不会想到她会比常人敏捷快速，然后把这项因素纳入事先策划的计谋中吗？ 那么他还会需要从她背后射击吗？ 她被残杀的情状跟一名冷酷、小心盘算的职业杀手的形象符合吗？ 从背后。 当希尔达·欧兹梅克研读那些死去青少年的照片时，她持续抓到恐惧的感觉。很显然，那些被害人曾经感觉到恐惧。而在此刻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那凶手也可能曾经感到害怕。从别人身后射击是懦夫的行径。当德博拉反抗她的攻击者时，他吓坏了，也失去了控制。我越想到这里，就越肯定韦斯利，或者所有的人在这个凶手人格习性上的猜测都错了。夜黑之际在树林里寻猎赤着双足的青少年，手中持有武器，本身熟悉周遭地形，还也许备有夜视镜，那样的追猎简单容易得像是猎捕桶里的鱼。那是一种诈骗作弊的行为，见鬼的容易。跟我预想中一名以冒险犯难为职业的杀手行为模式并不一样。 再说，还有他的武器。 如果我是中央情报局警员，我会用什么追踪人们？乌兹？也许。最可能是拿一支9厘米手枪，那种实用的武器，不多不少。我会用普通的弹夹，那种不特别引入注意的。我最不会使用的就是那种不寻常的弹药，像是爆破子弹或是九头蛇——沙克。 那弹药。哎，努力想，凯！我记不得上次从一具尸体里找到九头蛇——沙克子弹是什么时候。 那弹药原先是设计给执法人员使用的，该种子弹具有比寻常连发子弹更强大的扩张破坏力。这种特殊设计的弹丸一旦进入人体，因流体静压的缘故而使子弹外缘像花瓣开放般的爆裂，而且不会造成太大的反弹力，持枪的人可以很容易地连续射击。该种子弹很少冲出人体，但对软组织和器官的伤害相当可观。 这名凶手对特制弹药有特殊喜好。毫无疑问的，他以对弹药的选择来评价他的枪。选定最具杀伤力的一种弹药很可能给了他信心。让他觉得威风凛凛，更可能对它还相当迷信。 我拿起电话筒，告诉琳达我要什么。 “上来。”她说。 我走进枪械实验室，她正坐在电脑终端机前。 “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那种案件，当然除了德博拉·哈威案子以外，”她说，往下移动着荧幕上的游标。“去年有一件，前年有一件，联邦没有。但我发现两桩案件牵涉有毒蝎。” “毒蝎？”我有些困惑，身体往她肩上倾靠。 她解释，“早期的版本。联邦买下专利的10年前，九头蛇——沙克公司制造基本上相同的弹药。说得详细一点，是毒蝎318以及铜头31517。”她按下一些键，把她找到的资料打印出来。“8年前，我们收到一个牵扯有毒蝎318的案件。但不是在人体里。” “你说什么？”我问，相当迷惘。 “事实上这个被害者是个犬科动物。一只狗。被射击，让我们看看……三次。” “这只狗的枪击跟什么案件连结着吗？自杀，谋杀或盗窃？” “就我手边资料看不到那些，”琳达语含歉意地说，“我只能知道从那只死狗身上取出三颗毒蝎子弹，跟其他案件没什么关系。我猜这个案件一直没有解决。” 她把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资料递给我。 法医的确会在特殊的情况下为动物做解剖。有时在禁猎季节中遭到射杀的鹿也会送来我们这里，或者有人的宠物在一桩犯罪案件中遭射杀，或是宠物在其主人身旁连带遭射杀，我们都会做些检查，把子弹取出或进行毒品测试。但我们不会针对动物提出死亡证书或解剖报告，我实在不太可能找到这只在8年前被射杀的狗的任何相关资料。 我打电话给马里诺，告诉他我的发现。 “你在开玩笑吧？”他说。 “你能不能在不引起骚动的情况下找到一些资料？我不希望引起任何骚动。也许这根本没什么，但确实属于‘西点’管辖区域，那很有意思。第二对情侣的尸体就是在‘西点’找到的。” “也许，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他说，却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 第二天早上马里诺来到我办公室，我正忙着检查前一天下午从一辆小货车后被甩出去的14岁男孩的尸体。 “那不是你喷在身上的东西吧！”马里诺移近桌台，努力嗅着。 “他裤袋里有一瓶刮胡后用的香水。他跌到人行步道上时摔破了，那就是你现在闻到的味道。”我对近旁的衣服点点头。 “是布鲁特牌的吗？”他又闻了闻。 “我想是。”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多丽丝过去常帮我买这种品牌。有一年她甚至买了瓶奥本撒森，你相不相信？” “你发现了什么？”我继续工作着。 “那只狗的名字叫混账，我发誓那是真的，”马里诺说，“是属于‘西点’的一个奇怪老人家，乔伊斯先生。” “你知道那只狗为什么被送到这里来吗？” “跟其他案件没有关连。一个人情，我想。” “州立兽医师有可能度假去了。”我说，因为这个以前曾发生过。 这栋办公大楼的另一部分是动物卫生部，有个停尸间，进行动物的检查手续。通常动物残骸会送到州立兽医处，但是曾经有些例外。如果有需要，法庭病理学者会在兽医师不方便时答应警方的要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曾解剖过饱受痛苦折磨的狗、残废的猫、被性虐待的母鹿，和一只被人塞在法官信箱里遭下毒的鸡。人们对待动物就像对待彼此一样残忍。 “乔伊斯先生没有电话，但我的消息来源之一说他仍住在同一个木屋里，”马里诺说，“我最好先过去那里，弄清楚他的故事。你要一块儿去吗？” 我拿出一把新的解剖刀，看着我堆积如小丘的办公桌、等着我批阅的案件，以及我尚未回的电话和我应该要打的电话。 “好吧！”我无望地说。 他迟疑了一下，好像等着什么。 我抬头看他，注意到了。马里诺剪了头发，穿着卡其布长裤，还用肩带吊着，上身是一件全新的条纹夹克。领带很干净，淡黄色的衬衫也是，甚至连鞋子也闪闪发亮。 “你看来简直英俊得不得了。”我口气像一个骄傲的母亲。 “是哦。”他露齿笑着，面色渐渐泛红。“我进到电梯时，罗丝还对我吹口哨呢。那真是有趣。好多年没有女人对着我吹口哨了，除了秀格，但是严格说来，秀格实在算不上是女人。” “秀格？” “只要到‘亚当和教堂’角落绕一圈，肯定会找到秀格，绰号疯狗妈妈，就在随便一个小巷子里，烂醉如泥，出尽洋相。有次错把她揪到局里，她像只见鬼的猫一样一路跟我缠斗，又满嘴诅咒。每一次我经过她所在的区域，她就大声叫喊，吹口哨并翻掀裙子。” “于是你担心你对女人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了。”我说。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混账”的身世来源已无可考，但是很显然的，它遗传到的基因全是最差的那种。 “我们从它是小狗时就开始养起，”乔伊斯先生说，当时我正把那只狗儿的一张照片递还给他。“它迷路了。你知道吗？有一天早上它就那样出现在后门，我真的可怜它，丢了些杂粮过去。从此，就甩不掉它了。” 我们坐在乔伊斯先生家厨房餐桌旁。阳光懒洋洋地穿过一扇满是灰尘的窗子照射而来，下边是一个遍布斑点的陶瓷水槽，水龙头还滴滴答答地漏着水。在我们来到的15分钟之内，乔伊斯先生对他那只遭杀害的狗就没说一句好话，然而我可以在他老迈眼神间看到不经意闪动的温暖，以及一双粗糙的手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他咖啡杯的边缘，他看起来充满着慈爱和热情。 “它怎么得到那名字的？”马里诺实在想知道。 “其实我并没给它取名字，但我总是对它发牢骚。‘混账，闭嘴！过来，混账！混账，如果你再不停止喊叫，我就把你的嘴绑起来。’”他羞怯地笑了笑。“它也许就这样以为它的名字叫混账。我也就一路这样喊它了。” 乔伊斯先生是从一家水泥公司退休下来的搬运工，他的小房子立在一块农田中间，道道地地是郊区贫穷的标志。我猜这个木屋先前的主人是个佃农，因为木屋两旁有着广袤宽阔的休耕田野。乔伊斯先生说夏天时会被浓密的玉米田覆盖住。 就在有一年的夏天里，7月一个闷热的晚上，邦妮·史迈斯和吉姆·弗利曼被迫开车行驶在这块人烟稀少的泥土路上。然后该年11月，我走上同一条路，经过乔伊斯先生的木屋，我公务车后装着折叠好的被单、担架和尸袋。距离乔伊斯先生住所东边不到两英里处有片茂密的树林，那就是两年前发现那对情侣尸体的所在。一个叫人毛骨悚然的巧合？如果不是巧合呢？ “告诉我们，混账发生了什么事？”马里诺说着，边点上一根香烟。 “那是个周末，”乔伊斯先生开始说，“好像是8月中。我打开所有的窗户，坐在客厅看电视连续剧‘朱门恩怨’。奇怪我还记得，可能因为那天刚好是礼拜五，那节目在9点钟播出。” “然后在9点到10点之间，你的狗被射杀。”马里诺说。 “那正是我猜想的。不可能在那之前太久，要不然它就回不了家。我正在看电视，接着听到它在抓门、呜咽。我知道它受伤了，但只当它是被一只猫或什么的缠上了，直到我打开门，仔细地检查它时才发现。” 他拿出一包烟草开始熟练地用手卷起烟来。 马里诺鼓励着他。“那之后你做了什么？” “把它放到我货车里，载它到怀特赛医生家去，大约西北5英里的地方。” “兽医师？”我问。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不是，小姐，我不认识任何兽医。怀特赛医生照顾我老婆，直到她去世，他是个非常好的家伙。说实话，我不知道还能到哪里去。当然，太迟了。当我把狗带到那里时，医生什么也没办法做了。他说我应该通知警察。8月中旬只有乌鸦出没，任何人都不应该在这种季节、那么晚的时候还在外面射杀乌鸦或其他任何东西。我照他的话做了，通知了警察。” “你知不知道有谁可能会枪杀你的狗？”我问。 “混账在追赶人的时候总是很恐怖，追汽车的样子就像是要把轮胎咬掉一样。你要问我个人意见，我总是猜想，多多少少，有可能是一个警察。” “为什么？”马里诺问。 “那狗经过检查后，有人告诉我子弹来自一把左轮枪，也许混账追逐一辆警车，然后发生那事。” “那天晚上，你在这条路上看到过任何警车吗？”马里诺问。 “没有，但那并不表示就没有喔，而且我不知道混账是在哪里被射伤的。我知道不在这附近，因为我会听到。” “也许因为你的电视声音太大，所以你没有听到。”马里诺说。 “我一定会听到的，这周围没有多少声音，特别是晚上很晚的时候。你在这里住上一阵子，即使是小小的声音，只要不寻常，你都有办法听见。即使你的电视开着，窗户都紧紧关上也一样。” “那个晚上你曾听到任何车子打这儿开过吗？”马里诺问。 他想了一下。“我知道有一辆车驶过去，就在混账开始抓门之前不久。警察问过我那件事。我有感觉不管是谁在那辆车里，都应该是开枪射狗的人，那个警察也这样想。至少，他是那样说的。”他停顿一会儿，瞪着窗外。“也许只是一个小孩子。” 客厅传来变了调的座钟报时声，然后安静下来，只有水槽上不断滴着水的水龙头计算着逝去的分分秒秒。乔伊斯先生没有电话。他几乎没什么邻居，没有人住在附近，我怀疑他是否有孩子，看来他也不像找到另一只狗或猫来做伴。除了他自己，我看不出有其他的人或动物住在这里的迹象。 “老混账没什么价值，但它一点一滴地在你心里变大。它曾给邮差一个运动的机会，我就站在客厅里往窗外看，笑得眼睛冒出泪水。一个软弱的小家伙四处看着，怕得要死，不敢离开他那辆小小的邮车。老混账绕着圈圈对着空气狂叫。我会等上一两分钟，才开始喊，然后到院子里去。我只要伸出手指，混账就会走掉，尾巴夹在后腿间。”他深深吸了口气，卷烟被遗忘在烟灰缸上。“外面有太多卑鄙的人。” “是的，先生，”马里诺同意，往后靠到椅背上。“到处都是卑鄙的人，即使这么一个良善安静的地方。上回我到这里来应该是两年前左右，感恩节前几星期，当那对情侣在树林里被发现。你记得那件事吗？” “当然喽。”乔伊斯先生用力地点着头。“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场面。我在外面捡木柴，突然间这些警车大呼小叫地经过，闪着警示灯。绝对有上打的警车，还有两辆救护车。”他停下，若有所思地看着马里诺。“我不记得在那里看到你喔。”转过视线看向我，说，“我猜你也在那里，对不对？” “是的。” “我就知道。”他看来很满足。“你看起来很眼熟，从我们一开始说话，我就一直在动脑筋，想要弄清楚我以前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看过你。” “你到过那个发现尸体的树林吗？”马里诺貌似寻常地问。 “有那么多警车经过我家门口，我怎么可能还可以安安静静坐在这里？我无法想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方向没有邻居，只有树林。然后我想，嗯，可能是一个猎人被射伤了吗？但是那又没什么道理，有太多警察了。所以我爬上我的货车，开向那条路。看到一位警察站在他的汽车旁，我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一些猎人在那里找到一对尸体。然后他想要知道我是不是住在附近。我说是，接下来就有一位警探出现在我家门口问问题。” “你记不记得那名警探的名字？”马里诺问。 “不记得啰。” “他问了些什么问题？” “最主要是问我有没有在这个区域看到什么人，特别是这对情侣可能失踪的那段时间。有没有陌生的车子、奇怪的事情等等。” “你看到过吗？” “嗯，他离开后我认真地想了想，而有件事从那时候开始，就不时进入我脑子里，”乔伊斯先生说。“我对警察说这对情侣在这附近被谋杀的那个晚上，我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有可能我在睡觉，有时我很早就上床了。但是一两个月前，我突然记起来一件事，也就是在今年初另一对死掉的情侣被人发现之后。” “德博拉·哈威和弗雷德·柴尼？”我问。 “妈妈很重要的那个女孩。” 马里诺点头。 乔伊斯先生继续说：“那个谋杀案让我又想起在这附近发现的那对尸体，那件事就跳到我脑子里。你们开车过来时应该注意到，前面那边有我的信箱。嗯，几年前，就是他们认为那女孩和男孩在这里被谋杀的差不多两个星期以前，我得了重感冒。” “吉姆，弗利曼和邦妮·史迈斯？”马里诺说。 “对！我感冒了，呕吐得很严重，感觉像是我从头到脚都酸痛得不得了。在床上差不多待了两天的时间，甚至没有力气起来到外面去拿邮件。我讲的这个晚上，我终于起来走动，煮了些汤，感觉好过一点，所以准备到外面拿信，那时应该已经是晚上9到10点了。而就在我往家大门的方向走时，我听到一辆车，外头像沥青一样黑，而这个人开着没有亮车头灯的车静悄悄地爬行。” “那辆车往什么方向走？”马里诺问。 “那边。”乔伊斯先生指着西边。“换句话说，他正驶离树林那个区域，往公路的方向行驶。也许没什么，但我记得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边除了农田和树林外，什么也没有。我只是想，那也许是孩子们喝醉玩耍或什么的。” “你是否看清那辆车？”我询问。 “好像是中型车，深颜色，黑色、深蓝，或者也许是深红。” “新或旧？”马里诺问。 “不知道是不是全新，但不会是旧的，也不是那种外国车。” “你怎么知道？”马里诺问。 “听声音，”乔伊斯先生轻松地回答。“那些外国车跟美国车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引擎较嘈杂，有轧轧声，不知道怎样详细描述，但我可以辨别。就像你们开车来时，我知道你开的是辆美国车，也许是福特或雪佛兰。那辆没有开车前灯，从这里驶过去的车呢，听来非常安静、平滑。车子的外型让我想起那些新型雷鸟，但我不确定，有可能是美洲豹。” “那么是时髦的那种啰。”马里诺说。 “看你从什么角度看。对我来说，巡洋舰这款车是时髦。而雷鸟和美洲豹是特选昂贵的那种。” “你可以看到车里面有多少人吗？”我问。 他摇头。“我对那个一点印象也没有。当时外头非常暗，我也没有站在那儿瞪着它看。” 马里诺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笔记簿，开始翻阅。 “乔伊斯先生，”他说，“吉姆·弗利曼和邦妮·史迈斯是在7月29日星期六晚上失踪。你确定你看到这辆车的时间是在那天之前？不是在那天之后？” “就跟我坐在这里一样确定。我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生病了，像我告诉你的。在7月的第二个星期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感冒。我能够记得是因为我老婆的生日是7月13日，我总是在她生日的时候到墓地去，在她坟旁放些鲜花，才刚回到家，就开始觉得不舒服，第二天我就无法下床。”他眼光飘到别处一会儿。“应该是15或16日时，我到外面去拿信，然后看到那辆车。” 马里诺拿出他的太阳眼镜，准备离开。 乔伊斯先生显然也不是无知的小孩儿，赶紧问他，“你在想那些死掉的情侣跟我的狗被枪杀有关系，对不对？” “我们从各种角度来考虑探查这些案件。我们很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透露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会透露一个字的，不会，先生。” “谢谢你。” 他送我们到门口。 “如果有时间再过来吧，”他说。“7月来，那时会有番茄。后面那边有庭园，有弗吉尼亚州最好的番茄。但你们不必等到那时才来玩玩，任何时候，我都在这里。” 他在走廊看着我们开车离去。 马里诺在我们循着泥土路回到公路上时告诉我他的看法。 “我怀疑他看到的那辆车，正是邦妮·史迈斯和吉姆·弗利曼在这里遇害前两个礼拜出现的车子。” “我也是。” “至于那只狗，我也在怀疑。如果那只狗是在吉姆和邦妮失踪前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前被射杀的话，我会认为我们掌握了些线索。但是，见鬼的，混账早在这些情侣遇害的5年前就被射杀了。” 杀戮区，我想着。也许不管怎样，我们都掌握了些什么。 “马里诺，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把死亡地点看得比选择被害者还要重要的人？” 他瞥了我一眼，倾听着。 “这个人也许花了很长的时间就为了能找到一个恰当的场所，”我继续说，“当一切准备好，他就追猎，把他的猎物带到这个他小心选好的地方。地点是最重要的因素，还有一年里特定的对节。乔伊斯先生的狗在8月中旬被杀，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不是狩猎季节，除了猎乌鸦。每一对情侣都在非狩猎季节被杀死，在每一个案件中，罹难者都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之后，等狩猎季节来临才有机会被猎人发现。那是一种模式。” “你是说这个凶手当时在那片树林里找寻适合进行谋杀的地点，而那只狗飞奔过来，破坏了他的计划？”他看了看我，双眉紧皱着。 “我只是提出一堆假设。” “不要误会，我想你也许可以把那假设丢到窗外。除非这个坏蛋想要袭击情侣策划了好几年，然后才终于付诸行动。” “我是猜测这个人富有非常旺盛的幻想力。” “也许你应该从事人格分析的工作，”他说，“你的话听起来就跟彭顿同一个调调。” “而你开始听起来像是想把彭顿排除在外。” “没有，只是现在没有跟他打交道的心情。” “他仍旧是你地区暴力罪犯专案小组的伙伴，马里诺，不是只有你和我处在压力下。不要对他太过苛求。” “你最近倒是很喜欢散发免费的忠言哦。”他说。 “要庆幸那些是免费的，因为你需要所有你可以得到的忠告。” “要一起吃晚餐吗？” 现在已经快接近傍晚6点了。 “我今晚要运动。”我闷闷地回答。 “老天，看来那会是你要我做的下一件事。” 仅仅是想到那儿，就让我们俩人不约而同的拿出自己的香烟。 我今天的网球课迟到了，一路上尽力抢黄灯地努力，最后还是宣告失败。我一只球鞋鞋带松掉，我握拍的手湿滑，而楼上正进行着墨西哥自助餐会，那表示观众台上充满着除了吃墨西哥袋饼、喝玛格丽特外无事可做的人们，当然也表示有人闲着可以看我出丑。连续五个反手拍，都把球击飞到底线之外，我开始微微蹲膝，放慢挥洒动作；接下去三个球却都挂在网上。截击凄惨，高飞球不值得一提。我越努力尝试，就变得越笨拙。 “你放开得太早，又击球击得太晚。”泰德来到我旁边。“后挥的幅度太大，没有足够的挥拍时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换打桥牌。”我说，我的挫败转成怒气。 “你的拍面太开。试试把拍子早点拉后，肩膀转动，踏一步，在身前击球。尽量把球停在你的拍面上，越久越好。” 他跟着我到底线，示范着，击出几个球过网，看得我十分忌妒。泰德有米开朗基罗定义下的人体肌肉线条，有流畅的协调力，而且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旋转着球，使球在你头上飞跃，或直直落在你脚旁。我猜想着，这些杰出的运动员知不知道他们让我们这样的人有怎样的感想。 “你的问题多半在你脑子里，斯卡佩塔医生，”他说，“你来到这里，想要变成网球高手，事实上，你最好先回归现实。” “哼，我倒是很确定我绝对当不成网球高手。”我嘟哝着。 “不要只专注在赢分，倘若你专心在不要输掉任何一分上，也许会比较好。打智慧球、布局，打回每一颗击来的球，直到你的对手失分或给你一个明显的机会。那边打的是真正的球赛。俱乐部水准的比赛不是在赢球，而是让对方输球。有人打败你不是因为他们比你多赢了几分，而是因为你比他们输了更多分。”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他点点头，“我打赌你在工作时不是这样没有耐心。打个比方说，我打赌你把每一颗来球都击回去，而且可以一整天都那样做。” 我并不确定，但泰德的教法却收到反效果，我的心思完全离开网球。哼，打智慧球。稍后，当我在浴缸里泡澡，我一头栽进这个想法里，很久很久。 我们是无法击败这个凶手的。子弹的圈套和报纸刊载攻击性的故事，一点用也没有，小小的防卫计策可能反而有效。能逃过逮捕的罪犯并不表示他们的计划完美无瑕，只能说是运气。他们会犯错，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是要认出那些错误，了解那些错误的重要性，判定什么是蓄意留下，什么不是。 我想到那些我们在尸体旁找到的烟蒂。凶手故意把它们留在现场吗？也许。那会是一个错误吗？不是，因为就证物而言，它们并没有价值，而我们无法断定那些烟蒂的品牌。将红心J留在汽车里是蓄意的，但这也不是一项错误，因为上面没有指纹。就算有什么，那些纸牌的目的也许只是在引导我们认为那个留下纸牌的人希望我们认为的。 用枪射击德博拉·哈威，我确定是一项错误。 然后是行凶者的过去，我正努力思考着。他不是突然间从一个守法的好公民，一夜间变成个经验丰富的杀手。在这之前他犯过什么罪，有什么样的邪恶？ 就一方面来说，他很可能在8年前枪杀了一位老人的狗。如果我是对的，那么他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因为那事件指出了他是这个区域的人，对这里不陌生。我怀疑他以前就杀过人。 隔天早上，工作会议一结束，我就要我的电脑分析师——玛格丽特，给我培力营周围50英里以内，过去10年来发生的所有谋杀案件的副本。虽然我的目的不是寻找一对被害人的谋杀案，但我找到了。 档案号码是C0104233和C0104234。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相关案件，那发生在我搬迁到弗吉尼亚州之前的几年。我回到我办公室关上门，带着渐增的兴奋翻阅研读着档案。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在8年前的9月被谋杀，是乔伊斯先生的狗被射杀后的一个月。 这两名女子在8年前的9月14日星期五晚上失踪时，都只20岁出头，第二天在教堂的墓园发现她们的尸体。一直到隔天，伊丽莎白的德国福斯车，才在一家莱特弗60号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停车场发现，离威廉斯堡不远。 我开始研究解剖报告和人体资料表。伊丽莎白·莫特颈边被射了一枪，经研判她随后胸部被刺一刀，喉咙被割破。她衣衫完好，没有遭性侵犯的迹象，体内没有子弹，手腕上有绳索捆绑的痕迹，没有防卫性伤口。然而，吉尔的报告上揭诸的却是另一种情形。她双手前臂以及手上都有着防卫性伤痕，脸上、头皮上有着想来是以手枪挥击所造成的挫伤和割伤，她身上的衬衫被撕破。很显然，她曾奋力挣扎，造成她最后被戳刺11刀。 根据档案里留有的剪报，詹姆士市警局说这两名女子最后被人们看到是在威廉斯堡的安佳酒吧喝啤酒，她们在那儿大约待到晚上10点钟。假设的理论是说，她们在那里见到那个攻击者，一个“酒吧里的好好先生”型的男人，那两名女子于是跟他一块儿离开，随着他到最后发现伊丽莎白车子的那个汽车旅馆。接着他绑架她们，也许就在停车场上，强迫她们开车载他到案发的教堂墓地再谋杀她们。 对我而言，有太多的情节不合逻辑。警察在那辆德国福斯车的后坐找到无法解释的血迹。血型跟两名女子不符合。如果说血是凶手留下的，那么是怎么发生的呢？他跟其中一名女子在后坐缠斗过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没有找到她流下的血呢？如果两名女子都坐在前坐，他在后坐，那么他是怎么受伤的呢？如果他是在墓园跟吉尔搏斗时受伤，但也没有道理呀。在谋杀后，他必须开她们的车从墓园回到汽车旅馆，那么他的血应该在驾驶坐上，而不应该在后坐。最后，如果这名男子蓄意要在跟那两位女子发生性关系后谋杀她们，为什么不在汽车旅馆的房间就杀了她们？为什么这两位女子在做精子检验时呈阴性反应？难道说她们在跟这个男人发生性行为后，清洗过身体？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三人性行为？哦，也许吧，这个工作做久了，没有什么是我没见过的。 我拨内线电话到电脑分析师办公室找到玛格丽特。 “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些其他资料，”我说，“詹姆士市警局R.P.蒙塔纳警探经手的所有谋杀案件，而且尸体呈毒品阳性反应的细表。我想立刻就得到那些资料，你可以帮忙吗？” “没问题。”我可以听到她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的声音。 我拿到案件一览表时发现，由蒙塔纳警探调查的毒品阳性谋杀案共有6件。伊丽莎白·莫特和吉尔·哈灵顿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其中，因为她们死后的血液对酒精呈阳性反应。不过，每一项报告都无关紧要，其浓度都少于0.05。另外，吉尔对利眠宁和克利汀纽姆的测试呈阳性反应，那是存在于莱勃瑞克斯成药里的活性药物。 我伸手拿起电话筒，拨詹姆士市警局警探组的号码，要求跟蒙塔纳说话。接电话的人告诉我他现在是内部事务组组长，然后把我的电话转到他办公室。 我尽量小心应对。因为如果我听起来像是觉得那两名女子的谋杀案跟其他5对情侣的死亡有牵扯的话，我担心蒙塔纳会退缩，不愿意继续交谈。 “蒙塔纳。”一个低沉的声音回答。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说。 “你好吗，医生？就我看，住在里士满的人，还在射杀彼此哪。” “是没有好多少，”我附和着，“我正在做毒品阳性反应谋杀案的研究，”我解释。“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就电脑纪录中你侦办的几件案子问些问题。” “说吧，但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可能在细节上会有些模糊。” “基本上，我只是对某些情节有兴趣，一些有关死者的细节。你侦办的案子，大多数都发生在我来到里士满之前。” “喔，是的，那时是凯戈尼医生的时代。跟他一块儿工作真有意思。”蒙塔纳笑着。“永远不会忘记他有时会用没有带手套的双手在尸体附近摸索。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担忧的，除了孩子。他不喜欢解剖孩子。” 我开始回顾电脑调阅出来的资料，而蒙塔纳对于每个案件回想到的细节都没有让我感到惊讶。酗酒和家务问题造成丈夫枪击妻子，或反过来——这发生在一桩警察局胡乱谑称为史密斯和韦森离婚案里；一个在溪流发现的男尸，跟几个伙伴喝酒时，因扑克牌游戏不知怎么起了争执，被喝醉的伙伴殴打致死；一个血液里有0.30酒精浓度的父亲，被他的儿子枪击死亡等等。我把吉尔和伊丽莎白的案件留到最后。 “我尤其记得她们，”蒙塔纳说，“对发生在那两个女孩身上的事，我只能用怪异一词来解释。我不认为她们是那种会跟在酒吧初识的男子一起到汽车旅馆去的放荡女人。她们两人都有大学学历、很好的工作，聪明且迷人。就我而言，我会说那个她们遇到的男人绝对非常、非常狡猾，不是那种脸红脖子粗的乡下佬。我总是在猜，那是一个偶然路过的家伙，不是这里人。”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本地人，我想我们也许会有那么一点点运气去描绘出嫌疑犯，我说那是一个连续杀人犯。在酒吧跟女人搭讪，然后谋杀她们。也许是那种总是在路上奔驰的人，抵达一个市镇，再继续往前走，造访另一个地方。” “牵涉有抢劫吗？”我问。 “没有迹象。当我初次接手，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也许这两个女孩对消遣娱乐性的药物有兴趣，跟某人离开进行买卖交易，也许同意跟他在汽车旅馆见面参加聚会，或是交钱交货。但没有遗失什么金钱或珠宝，我根本没发现那些女孩过去有使用毒品的任何证据。” “我注意到在毒品检验报告上说吉尔·哈灵顿在莱勃瑞克斯药物检测上呈阳性反应，另外还有酒精，”我说，“你对那点知道些什么吗？” 他想了一阵子。“莱勃瑞克斯？没有，想不起来。” 我又问了他一些别的事，然后谢谢他。 莱勃瑞克斯是一种多功能的治疗用药物，用来松弛肌肉，以及减轻焦虑和紧张。吉尔可能有因运动伤害造成背部酸痛的现象，或因心理问题造成肠胃绞痛的毛病。我的下一步是找出她的医师。我首先打电话给我在威廉斯堡的法医，请他传真当地刊载在电话分类簿上的所有药房资料。然后我拨马里诺的传呼机号码。 “你在华盛顿有什么警察朋友吗？有你可以信任的吗？”当我接到马里诺回我的电话时问。 “我知道一两个人。怎么了？” “我急需跟艾比·敦布尔谈谈，很重要，而我不认为由我打电话给她是个好主意。” “除非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没错。” “你若问我的意见，”他又说，“你要跟她谈话根本就不是个好主意。” “我了解，但是那不会让我改变主意，马里诺。你能不能联络你那边的朋友，请他到她公寓去一趟，看看他是不是能找到她，好吗？” “我想你在犯一个错误。但是，好吧，我照做。” “只要传达说我需要跟她谈谈，要她立刻跟我联络。”我把她的住址给马里诺。 这时，我要的那份电话分类簿上的资料已从传真机上传过来了，罗丝把资料放到我桌上。下午的空闲时间，我打电话到威廉斯堡，试着找出吉尔·哈灵顿可能光顾的每一家药房。终于，我找到一家，他们的记录中出现她的名字。 “她定期来吗？”我问那个药剂师。 “是呀！伊丽莎白·莫特也是。她们两人都住在离这里不远、路尽头的那栋公寓大厦里。很和善的年轻女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当时有多震惊。” “她们住在一块儿吗？” “让我想想。”他停了一下，“不像是。有不同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但是在同一栋大楼，叫‘老城’，大约两英里远。那是个好地方，住了很多年轻人，威廉和玛丽大学的学生大多住在那里。” 他继续告诉我有关吉尔的医疗历史。有三年的时间，吉尔根据处方购买不同的抗生素、咳嗽药，和其他日常感冒及一般大众容易罹患的呼吸道、泌尿道方面等发炎感染有关的药物。最近一次是她被谋杀前一个月，曾进来依处方买了斯派特，那显然在她死去之前就没有服用了，因为，在她的血液中并未检验出三甲氧苄氨嘧啶(trimethoxazole)。 “你有卖莱勃瑞克斯给她的记录吗？”我问。 我等着他翻阅记录。 “没有，小姐，没有那样的记录。” 也许处方是开给伊丽莎白的，我考虑着。 “她朋友伊丽莎白·莫特呢？”我问那药剂师。“她是否拿处方买过莱勃瑞克斯呢？” “没有。” “你知不知道这两位女子还到过哪家药房买药？” “这点我恐怕无法帮上什么忙了，我不知道。” 他给我附近其他几家药房的名字，大多数药房我都已经问过了，剩下的几家也证实她们没有到那里买过依处方才能购买的莱勃瑞克斯或其他药物。我知道莱勃瑞克斯本身其实并不重要，但那是谁的处方，以及是什么原因，则十分困扰着我。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艾比·敦布尔在伊丽莎白·莫特和吉尔·哈灵顿被谋杀时，是里士满的社会组记者。我敢打赌艾比不只记得那个案件，甚至知道的比蒙塔纳组长要多。 第二天早上，她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来，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罗丝，说她会在那儿等上15分钟。艾比坚持我必须从一个“安全地点”回电话给她。 “一切都还好吗？”罗丝悄悄地问着，而我正剥去外科用手套。 “老天知道。”我边说边解开我的手术袍。 我能想到最近的“安全地点”是这栋建筑物自助餐厅外的一部公用电话。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又担心错过艾比的时限，终于来到电话前拨着秘书交给我的号码。 “怎么了？”艾比立刻问。“有个市警局的警察到我公寓来，说是你要他来传话。” “没错，”我向她保证。“基于你告诉我的事，我想从家里打电话给你不是个好主意。你好吗？” “那是你要我打电话来的原因吗？”她听来颇为失望。 “其中之一，我们必须谈谈。” 电话线的那端出现了长长的静默。 “我星期六会在威廉斯堡，”接着她说，“晚餐，7点钟在‘翠丽丝’餐厅见？” 我没有问她为什么要到威廉斯堡，我不确定我真想要知道。但是当我在星期六把车停在商人广场上时，我发现随着每一个我跨出的脚步，我的忧心挂虑就一步步降低。处身于这个我心目中全美国最美好的去处，再加上周围的寒冬气氛，喝着热呼呼的苹果酒，倘若还得同时考虑那些谋杀案和其他犯罪行为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虽说现在是旅游淡季，周遭仍有许多人们或散步或在重新开张的商店里面浏览，或坐在由穿着及膝短裤戴着三角帽的车夫持缰的马车里招摇过市，马克和我很早以前就说要到威廉斯堡度个周末，要在历史区里租一间19世纪的厢房，在煤气街灯下踩着圆石子路，到一家酒馆用餐，然后在火炉前饮酒，直到我们在彼此怀里沉沉睡去。 当然，没有一件幻想落实，我们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希望比记忆来得多，会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有所改变呢？最近，他在电话中给予了肯定的承诺。但他以前也承诺过，我也是，而他仍旧在丹佛，我也还在这里。 在一个银饰店里，我买了一件手工制的纯银菠萝护符和一条漂亮的链子。露西会从她疏忽的阿姨处收到一件迟来的情人节礼物。另外，在逛一家药房时，也为我的客房买了几块香皂，还为费尔丁和马里诺买了香草刮胡水，以及为柏莎和罗丝买了干燥香花。7点差5分时，我来到“翠丽丝”找艾比。她半小时后才到达，我正不耐烦地坐在一个角落桌边。 “对不起，”她真诚地说，脱下外套。“有事耽搁，我已经尽快赶来了。” 她看来又激动又疲倦，双眼紧张地四处游看。“翠丽丝”生意相当兴隆，客人们在吊灯织就的光影下低声谈话。我怀疑艾比是否觉得她被跟踪了。 “你在威廉斯堡待了一整天吗？”我问。 她点头。 “我不太敢问你在做什么。” “研究”是她透露出来的惟一信息。 “我希望不是太靠近培力营。”我直视她的眼睛。 她当然了解我的意思。“你知道的。”她说。 女服务生过来，然后又离开到吧台去准备艾比要的血腥玛丽。 “你怎么知道的？”艾比问，点了一根烟。 “比较好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能告诉你，凯。” 当然她不能，但我知道，是帕特·哈威。 “你有消息来源，”我小心地说，“我只要问你，为什么这个消息提供人要你知道？他不会平白给你消息资料，提供人也有其目的。” “我很清楚。” “那么为什么？” “事实才是重要的部分。”艾比移调开眼光。“我同时也是消息提供者。” “我懂了。交换信息，你把你挖掘到的回馈给对方。” 她没有回答。 “这包括我吗？”我问。 “我不会欺瞒你的，凯，我有过吗？”她凝神地看着我。 “没有，”我诚挚地回答。“到目前为止，你从来没有。” 侍者将血腥玛丽端到艾比跟前，她心不在焉地用芹菜梗搅动着。 “我能告诉你的是，”我继续，“你在走钢丝。我不需要详加解释，你自己应该比任何人都了解。那个压力值得吗？你的书真值得那些代价吗，艾比？” 她没有回以任何答复，我则深深叹了一口气，“我猜我无法改变你的想法，是不是？” “你曾有过把自己无端陷入某种情状而无法自拔的经验吗？” “我总是这样。”我苦笑。“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 “那也是我在这里的原因。” “我懂，但是如果最后证明你错了，怎么办，艾比？” “我不是那个会做错的人，”她回答。“不管到底是谁犯下了那些谋杀案，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有关系的联邦机关都确实根据某种事实做了决定并采取行动，那事实本身就具有报导性。如果联邦人员、警察都错了，那也只是增加另一篇章罢了。” “那听起来异常冷酷。”我不安地说。 “我只是纯以专业眼光来看，凯。当你用专业口吻谈话时，有时也相当冷酷。” 我曾在艾比的妹妹遭到谋杀，她的尸体被人发现后，立刻同艾比谈话。在那个可怕的情况下，即使我的话听来还不到铁石心肠的程度，但一定也是一副所谓专业医疗人员口吻。 “我需要你的帮忙。”我说，“8年前，有两个女人在相当靠近这里的地方被谋杀。伊丽莎白·莫特和吉尔·哈灵顿。” 她好奇地看着我。“你不是认为——” “我不确定我在想什么，”我打断她的话，“但是我需要知道那件案子的细节，我办公室里的报告没多少资料。当时我不在弗吉尼亚州，但是档案里有些新闻剪报，有你做的报导。” “我很难想像发生在吉尔和伊丽莎白身上的事跟那些案件有任何关连。” “所以你记得。”我说，松了一口气。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们。那是在我的工作经历里，能让我做恶梦的少数几个案例。” “为什么你很难去想像这之间有着关连？” “一些理由。那案子里没有找到红心J；汽车不是弃置在路旁，而是汽车旅馆的停车场；尸体不是在数星期甚或数个月后被发现在树林子里腐烂着，她们在24小时之内被发现；两个受害人都是女性，她们死时是20多岁，不是青少年。还有为什么凶手行凶后，等了5年的时间才又犯下罪行？” “我同意，”我说，“就时间而言，跟连续杀人犯的典型特征不符合，而且犯罪运作的模式跟其他案件也不一致，受害人的选择似乎也并不相同。” “那么你为什么想要一探究竟？”她喝了口她的饮料。 “我只是在黑暗里盲目摸索，而她们的案子困扰着我，那案子没有被侦破，”我承认。“两个人被绑架随即遇害不是件寻常的事。那案件里没有性侵犯的证据，那些女子在这附近被杀害，跟其他几件谋杀案发生地点属相同区域。” “而且使用一只枪和一把刀。”艾比沉静思考着。 那么，她知道有关德博拉·哈威的事喽。 “是有些相似处。”我推委地说。 艾比看来没有被说服，但是开始有了兴致。 “你要知道什么，凯？” “任何你可以记得的事，任何细节。” 她想了好一阵子，耍弄着她的饮料。 “伊丽莎白是当地一家电脑公司的业务人员，而且做得相当成功。”她说，“吉尔刚在威廉和玛丽大学完成法律学位，到威廉斯堡的一家小型法律事务所工作。我从来就不相信她们跟一个在酒吧认识的无聊家伙一块儿到汽车旅馆发生性关系的那种说法，那两名女子没有一点特征会让我会产生那样的印象，而且她们两人跟一个男人？我一直就认为那很奇怪。同时，她们汽车后坐发现血迹，那跟吉尔或伊丽莎白的血型一点也不符合。” 艾比的消息灵通打一开始就让我惊讶不已，她不知怎么办到的，竟然可以得到血清化验的结果。 “我假设血迹是那名凶手所留下的。流很多血，凯。我看过那辆车，像是有人在后坐被刺戳或割伤，很可能是凶手流下的血迹，但是你实在很难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警察的看法是，那两名女子在安佳酒吧跟那个邪恶的男人见面。但是如果他坐进她们的车里离开，而且计划谋杀她们，那他事后怎么回到自己的车子去呢？” “要看汽车旅馆到酒吧有多远，他可能可以在杀人后走回到他的汽车旁。” “那汽车旅馆距离安佳酒吧足足有四五英里远，并不是在附近，那两名女子最后在酒吧里被人看到的时间大约是晚上10点左右，如果凶手把他的车留在那里，很有可能他回去时，停车场只剩他那辆车，那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警察也许会注意到，至少酒吧夜间管理人在锁门回家时会看到。” “然而这并不排除另一个可能性，就是那凶手把他的车停在汽车旅馆，然后在伊丽莎白的汽车里绑架她们，稍后再返回，开走自己的车子。”我指出。 “是没错。但是如果他驾着自己的车到汽车旅馆，那么他什么时候进入她们的车里呢？他们三人一块儿到一间汽车旅馆开房间，办完事后，他迫使她们开车载他到墓园的情节假设，从来就不能使我信服。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和冒险？她们在停车场有可能尖叫惊呼，可能抵抗，为什么不在房间里面谋杀她们？” “有没有证实他们三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曾在其中一个房间待过？” “那是另一件事，”她说，“汽车旅馆叫棕榈叶，一个位于莱特弗60号公路旁的低级汽车旅馆。我询问过那晚工作的职员，但那职员不记得见过她们任何一个，也不记得见过有人进来承租靠近发现那辆福斯汽车的房间。事实上，当时汽车旅馆那一带的房间大部分是空的；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在到柜台登记后，不归还房间钥匙就离开的。很难想像这个人会有机会或兴致退房，无疑的在犯罪后不会，那时他应该全身沾满了血迹。” “你在追踪这件事件时，自己归纳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我问。 “跟现在一样。我不认为她们跟杀她们的人在酒吧里见面，我想伊丽莎白和吉尔离开酒吧不久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比如说？” 艾比皱着眉再次搅动着她的饮料。“我不知道。她们绝对不是那种会随便让别人搭便车的人，尤其是在那样晚的时间，而我从来就不相信有毒品涉人其间，吉尔和伊丽莎白都没有用过古柯碱、海洛因，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也没有在她们公寓里发现那类用品。她们不抽烟，酒也喝得不多，而且两人都慢跑，属健康型的人。” “你知道她们离开酒吧后往什么地方去了？是直接回家吗？也许她们在什么地方停下了？” “没有证据如此显示。” “没有人跟她们一块离开酒吧？” “所有我问过的人，没有一个记得看到她们在酒吧喝酒时有人跟她们在一起。就我记忆所及，她们当晚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边谈话，喝了两杯啤酒，没有人记得看到她们跟任何人一块儿离开。” “她们也许离开时在停车场遇见什么人，”我说，“这个人甚至也许就等在伊丽莎白的车子里。” “我怀疑她们会没有锁上车子就离开，但我想那有可能。” “那两位女子常光顾这家酒吧吗？” “我记得是，她们虽不常去，但确曾到过那里几次。” “那是个混乱嘈杂的地方吗？” “那本是我的设想，因为那是军中的家伙最爱去的补给站之一。”她回答。“但事实上，那家让我联想起英国的酒吧，很文明，人们谈着话，玩着飞镖。那是一个我会跟朋友偶尔去坐坐，觉得非常舒服和私密的地方。理论上，我猜测那名凶手有可能是经过这个城镇的陌生人，或是暂时驻扎在这个区域的军人，不是她们知道或认识的。” 也许不是，我想。但那必须是一个她们觉得可以信任的人，至少一开始时如此，然后我记起希尔达·欧兹梅克曾说过，见面开头的情绪是“友善”。我猜想着如果我把伊丽莎白和吉尔的照片拿给她看，她会怎么说。 “吉尔有任何你知道的健康问题吗？”我问。 她对这问题想了想，面现困惑。“我不记得。” “她从哪里来？” “印象中是肯德基。” “她常回家吗？” “我没有这样的印象，我想在假期里她曾回家，就这样。” 这么一来，就不像是她会在她家人居住的肯德基买处方药莱勃瑞克斯了，我心中想着。 “你提到她才开始在法律事务所实习，”我继续说，“她常旅行吗？有理由常离开这个镇吗？” 她等着我们的主菜沙拉放好，然后说：“她在法学院有个要好的朋友。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我跟他谈过，问了些有关她的习惯、活动等，他说他怀疑吉尔另有恋情。” “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大三时，她几乎每星期都开车到里士满，也许因为她喜欢里士满而到那儿找工作，想从那里的律师事务所开始她的职业生涯。他告诉我，她甚至常需要跟他借笔记，因为她出镇的活动让她旷了一些课。他觉得那很奇怪，特别是最后，她一毕业就到威廉斯堡的一家事务所工作。他一直就这话题说个不停，因为他认为她的旅程可能跟她的被谋杀有关，比如说，她是到里士满跟一个已婚男人见面，也许威胁要把恋情向他的妻子揭发。或许她是跟一个很有来头的人有往来，一个成名律师或法官什么的，那些人不能背负任何丑闻，所以把吉尔杀掉灭口，或雇别人去进行，而伊丽莎白只是碰巧不幸地也在现场。” “你认为呢？” “这个线索纯属猜测，跟我听到的大部分消息一样不确实。” “吉尔跟这名你谈过话的学生有过恋情吗？” “我想他希望跟她有过，”她说，“但是没有，他们从来就没有发展过恋情。我的印象是，这是他怀疑的部分理由。他对自己很有自信，觉得吉尔从未屈服在他魅力下的惟一原因，就是她在没有人知晓的状况下跟别人热恋，一个神秘情人。” “他被怀疑过是嫌疑犯吗？这个学生？”我问。 “没有，谋杀发生时他不在镇里，而那毫无疑问地经过证实。” “你曾跟吉尔工作的那个事务所里的律师谈过吗？” “我没有在那里得到多少资料，”艾比回答，“你知道律师是什么样子的。不管怎样，她被谋杀前，也只在那里待了几个月而已。我不认为她的同事有多熟悉她。” “听来吉尔不像是个活泼外向的人。”我评论道。 “人们对她的描述是有气质、有魅力，聪慧但是拘谨。” “伊丽莎白呢？”我间。 “比较外向，我想，”她说，“那应该也是她何以在销售上有极佳成绩的原因。” 煤气街灯散射的光芒把笼罩在圆石子人行步道上的黑暗推得远远的，我们沿着街道往商人广场的停车场走。一重厚厚的云层遮掩着月亮，微微湿润的冷凉空气袭击着黑夜。 “我在想那些情侣现在会做些什么，他们是不是仍然会在一起，他们会有什么不同。”艾比说，下巴缩到大衣领子里，手藏在衣袋里。 “你想汉娜会做什么？”我温柔地问起她的妹妹。 “她也许仍会住在里士满，我猜我们两人都还会住在那儿。” “你后悔搬家吗？” “有时我对所有的事都怀着悔恨。自从汉娜死后，我就好像失去了自由，没有了选择。就好像我被我无法控制的事推动着往前走。” “我不觉得。你选择接受《华盛顿邮报》的工作，搬到华盛顿，然后你现在还决定写一本书。” “就像帕特·哈威选择召开那个记者招待会，做那些会把自己烧灼得体无完肤的事情。”她说。 “是的，她也做了那样的选择。” “当你陷身那般的经验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使你以为你知道。”她继续说，“也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除非他们经历过相同的伤痛。你觉得孤立无援，你到一些地方去，人们躲避着你，害怕跟你的眼神交会和交谈，因为他们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所以他们彼此窃窃私语。‘看到她没有？她的妹妹被绞死。’或是‘那是帕特·哈威，就是她女儿。’你感觉好像活在一个洞穴里；你害怕孤单，却又害怕跟别人在一起；害怕醒来，又害怕入睡，因为当早晨来临时，那感觉那样难以忍受。你像逃离地狱般地拼命奔跑，直到筋疲力竭。我回想过去，可以看到当汉娜死后，我的所作所为全都濒临疯狂边缘。” “我倒认为你适应的情况好得令人印象深刻。”我真挚地说。 “你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还有我犯下的错误。” “不要这样。来，我顺路载你到你的车子那儿。”我说，我们已经来到了商人广场。 我一拿出钥匙，就听到停车场暗处有汽车引擎发动声。我们坐进我的奔驰车，锁上门、系紧安全带，就看到一辆新林肯车停在我们旁边，驾驶坐边的窗户缓缓打开。 我只把我的车窗微微打开，足以听到那个男人说的话为止。他看来年轻，发型简单，正和一张打开的地图奋战着。 “对不起。”他无助地笑了笑。“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怎样从这里回到64号往东的公路？” 我给了他简单的指示，同时感觉到艾比突然升起的紧张。 “记下他的车牌号码。”他驶离后，她赶紧说，并从她的皮包里搜寻纸和笔。 “E-N-t-6-9-9。”我急速地说。 她把它写下来。 “怎么了？”我问，有些惊讶了。 我发动车离开停车场，艾比左右探看搜寻着那辆车子的踪迹。 “我们到达停车场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他的车？”她问。 我必须想想。当我们到达停车场时，那里几乎没有停放什么车子。我也许有个粗略印象看到那辆林肯车停在昏暗的角落。 我告诉艾比这点，然后说：“但我以为那车里没有人。” “没错，因为那辆车里的内部照明灯没有打开。” “我想没有。” “在黑暗中看地图，凯？” “好问题。”我说，惊骇着。 “还有，如果他是外地来的，那么你怎么解释他车后保险杠上的停车场贴纸？” “停车场贴纸？”我重复。 “那上面有威廉斯堡的印章，跟我多年以前拿到的贴纸一模一样，当时这里进行着考古活动，并且掘到一具骷髅遗骸，‘玛丁100’。我当时在做一系列的报导，常常到这里来，那张贴纸允许我的车可以在历史区和卡特园停车。” “那家伙在这里工作，却还要问怎么到64号公路？”我喃喃说着。 “你看清楚他了吗？”她问。 “很清楚，你想他是那个晚上在华盛顿跟踪你的人吗？” “我不知道，但是也许……该死的混账，凯！这一切快要使我发疯了！” “哼，够了就是够了，”我坚定地说。“把那号码给我，我要做一些事。” 第二天早上，马里诺打电话给我，带来一个神秘兮兮的消息，“如果你还没有读《华盛顿邮报》，最好赶快去买一份来看。” “从什么时候你开始读起《华盛顿邮报》来了？” “如果能如我所愿，我希望永远不读。彭顿大约一小时前通报给我的。你稍后再打电话给我，我在市中心。” 穿上暖和的衣服，套上滑雪夹克，我在倾盆大雨中开车到最近的杂货店。接着，足足有半小时的时间我坐在车子里，开着暖气，挡风玻璃上的雨刷扫动着单调的节拍，跟寒冷的滂沱大雨奋战着。报纸内容让我十分惊骇，有好几次我脑海中盘算着，如果哈威家不追究柯利弗德·林，我会。 头版首页刊载分成三个系列报导的首篇，有关德博拉·哈威，弗雷德·柴尼，和其他几对已经死去的情侣。全篇没有一丝怜悯隐瞒，林的报导是那样的详细，包含了甚至连我也不知道的细节。 德博拉·哈威在遭谋杀前不久，曾向她的一位朋友倾吐她对父亲的怀疑，说他酗酒还跟一个只有他一半年纪的空中小姐发生婚外情。很显然，德博拉有几次偷听了她父亲和那名据说是情人的电话。那位空姐住在夏洛特，而根据报载，德博拉和弗雷德·柴尼失踪的那天晚上哈威先生就是和她在一起，那也就是为什么警察和哈威太太无法跟他联络上的原因。讽刺的是，德博拉的这份怀疑没有使她怪罪父亲，反而对她母亲有满腹怨言，她抱怨她母亲完全被自己的事业给吞没，从不在家。因此，从德博拉的角度看，那是造成她父亲不忠和酗酒的原因。 一栏又一栏尖酸刻薄的文字堆积起来把一个有权势的女人摆弄成可怜的肖像，说她如何拯救全世界，却因轻忽怠慢家人而面临家庭瓦解。说帕特·哈威是为了金钱而结婚，她在里士满的家像宫殿般宏伟，她在水门的住家塞满了古董和价值不菲的艺术品，包括一幅毕加索和一幅雷明顿的作品。她衣着合宜，出席该参与的宴会，礼仪完美高尚，并对政策和世界局势有高明的见解。 然而，隐藏在这个富豪，没有瑕疵的门面下，林下结论道，“是一位出生在巴尔的摩蓝领阶级家庭，具有狂热野心的女人；被她的同事描绘为被不安全感折磨，以致于驱使她努力证明自我的一个人。”他说帕特·哈威是个狂妄自大的人。她会变得相当没有理性——如果不以狂热来说——尤其在受到威胁或在关键时刻。 他对过去三年发生在弗吉尼亚州的谋杀案件的描述，同样以残忍无情的笔调来叙述。他揭露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担心杀手有可能来自培力营，然后笔锋一转以此为基点深入报导，让每一个涉及的人都狼狈到极点。 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涉嫌掩盖事实，他们恐慌多疑到鼓励弗吉尼亚州的调查人员不要谈论彼此得到的资料信息。他们将伪造证物放在犯罪现场，泄漏反间情报给记者，甚至有记者可能遭跟踪监视。同时，在这篇报导的揣想中，帕特·哈威是这案件里的利害关系人，她的愤慨不被当成是正义的呼声，而她在那场著名的记者会上的行为可以作为这个揣想的印证。在跟司法部的争战中，哈威太太自己开拓挖掘出的敏感资料已经使那些联邦警员受到牵累和困扰，因为她对有欺诈嫌疑的慈善团体，如ACtMAD所做的对抗努力，使她和联邦人员的不和争执达到顶点。 这锅毒汤的最后一道材料是我。我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要求而拖延压抑案件的任何资料，直到面临法院传票的威胁，才将报告揭露给受害者家属。我拒绝跟媒体接触，虽然依法我对联邦调查局没有配合的义务，但柯利弗德·林暗示说我的职业行为可能受到私人生活的影响。“根据一个接近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的消息来源说，”那篇报导提到，“斯卡佩塔医生在过去两年跟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别警员有亲密恋情，时常造访匡提科，跟学院里的人有良好关系，包括彭顿·韦斯利，他也是这些案件的负责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下结论说我和韦斯利有恋情。 对我廉洁和道德上的另一个诬陷是怀疑我法医的专业能力。在过去备受争论的10个案件里，我无法判定任何一件的死因，除了其中一桩。可是当我发现德博拉·哈威骨头上有刀痕时，我非常担心那是我自己不小心用手术刀划出来的。林如此写着，我“在下雪的气候下，带着哈威和柴尼的遗骸开车前往华盛顿，寻求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学专家的帮助。” 像帕特·哈威一样，我曾“请教一个女巫”。我控诉调查人员移动弗雷德·柴尼和德博拉·哈威在现场的遗骸，然后自己又回到树林去搜寻弹壳，因为我不信任警方会找到它。我还自己向证人问问题，包括在7-11工作的职员，那是弗雷德和德博拉最后被看到还活着的地方。我抽烟、喝酒、有枪枝执照，秘密携带点三八手枪，曾有几次“几乎被杀”、离婚、“来自迈阿密”。那最后的描述似乎昭示着以上所说不言自明。 在柯利弗德·林的报导中，我被描绘成一个目中无人，摇晃着枪枝的疯女人，当事关刑事医学时，根本没有一点概念。 当我高速行驶在因下雨而湿滑的街道上时，我想到艾比。难道这就是她昨晚说的错误？是她把这些消息喂给她同事柯利弗德·林的吗？ “那说不通。”稍后马里诺和我在我的厨房喝咖啡时他说：“不是我对她的观感改变了。我还是认为她是那种会为了报导而出卖她祖母的人。但是她不是在写这本巨著吗？把消息分享给同业竞争者，没什么道理，特别是她对邮报那么感冒。” “有些资料一定得来自于她。”我实在不愿意承认，“比如说，有关7-11职员的部分。艾比和我那天晚上在一起，而她知道马克的事。” “怎么知道的？”马里诺好奇地看着我。 “我告诉她的。” 他只是猛摇着头。 我喝了口咖啡，瞪着外头的雨。打我从杂货店回到家来，艾比就已经打了两次电话给我。我站在机器旁听着她紧绷的声音。我还没有准备好跟她说话，我害怕我会冲口说出不该说的话。 “马克会怎样看？”马里诺问。 “幸运的是，报纸上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我心中另有一波焦虑。典型的联邦调查局警员，特别是那些花了长时间从事秘密活动的人，马克对他私生活相当保密，简直到了一种多疑恐慌的地步，我真的担心这篇报导里对我们关系的引述暗喻会使他非常烦恼。我必须打电话给他，但也许不应该打。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猜，有些消息来自摩瑞。”我继续想，不觉说了出来。 马里诺沉默着。 “维西也说了什么，或至少史密森的谁说了什么。”我说，“而我不知道那个林是怎么发现我们去看希尔达·欧兹梅克的。” 放下他的杯子和杯垫，马里诺倾身过来，看着我的眼睛。 “让我给你些忠告。” 我觉得像是个小孩快要被申诫责骂了。 “这就像是一货车的水泥从山顶上往下滑，煞车又失灵了，你无法阻止它，医生，你所能做的就是走开。” “可以请你翻译清楚吗？”我不耐烦地说。 “专心做你的工作，忘记这回事。如果有人询问，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就说你从没有跟柯利弗德·林说过话，什么也不知道。换句话说，撇开它。如果你和媒体开战，你最后的下场就跟帕特·哈威一样，像一个白痴。” 他是对的。 “如果你还有些理智，这些日子最好不要跟艾比通话。” 我点点头。 他站起来。“同时，我有一些事要办。如果有结果，我会让你知道。” 那提醒了我。伸手拿出我的手提包，并拿出一张纸，上面是艾比写下来的牌照号码。 “你是否可以帮我查查联邦调查局全国犯罪情报中心。一辆林肯车，深灰色。看看有什么结果。” “有人跟踪你吗？”他把那张纸放到他口袋里。 “我不知道。那个司机停下车来问路，但我不认为他真的迷路了。” “在哪里？”我陪着他走到大门口时他问道。 “威廉斯堡。他坐的车停在几乎是空荡荡的停车场里，时间大约是昨晚10点半、11点左右，地点是商人广场。我才进到我的车子里，他的车头灯就突然亮了起来，然后开过来问我怎么到64号公路。” “喔，”马里诺简短地说，“也许是执行秘密任务的笨警探，无聊透了，等着有人闯红灯或违规回转，也许想要开你的罚单也不一定。一个正派女子晚上独自一个人，进入一辆奔驰车里。” 我没有自动供出艾比那时跟我在一起，我不想听另一场训话。 “我不知道有许多警探开新的林肯车。”我说。 “你看看这场雨，真是狗屎。”他抱怨着跑向他的车。 我的副手费尔丁，向来就不曾太过专注于什么事，或匆忙到没抓住机会在他所经过的每一个能反射影像的物体前停一停，看自己一眼。这包括窗玻璃、电脑屏幕，和隔开我们内部办公室以及大厅的防弹安全隔板。当我从电梯进入一楼时，我看到他正站在停尸间不锈钢冰箱门前，往后梳弄他的头发。 “有点长，要盖过你的耳朵了。”我说。 “而你的开始变白。”他露齿一笑。 “灰色，金发转成灰，从来就不是白。” “好吧。”他心不在焉地拉了拉他绿色手术衣的细绳，二头肌鼓胀如葡萄柚。如果没让费尔丁有机会炫耀他傲人的体格，他是连眨眼的动作也不愿意做的。每一次我看到他弓着身体就显微镜看着东西时，我总联想到罗丹“沉思者”雕像的类固醇版本。 “杰克森20分钟前被释放，”他说，指今早案件中的一名嫌犯。“就这样了，但我们明天已经有一个，那个在周末枪击事件后靠机器延续生命的人。” “你今天下午有什么事要做？”我问。“喔，我想起来了，你要到彼得斯堡的法院出庭。” “被告上诉。”他看了看手表。“大约一小时前。” “他一定是听说你要去。” “该做的检验几乎要堆到天花板了，那是我今天下午预计要做的事，或至少是原本要做的事。”他投机似的看着我。 “我在想，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个忙。我需要追踪一份处方，可能是8年前在里士满的药房使用过。” “哪家药房？” “如果我知道，”我们进到电梯往二楼去时，我回答，“那就不会有问题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电话簿做个分类整理，打电话给里士满的每一家药房，越多人参与越好。” 费尔丁有点抗拒。“老天，凯，那至少有上百家呀。” “133家。我数过了。我们6个人可以各自分担32到33家，还可以忍受，你能帮我吗？” “当然。”他看来有点抑郁。 除了费尔丁，我还找来我的行政人员、罗丝、另一个秘书，以及电脑分析师。我们在会议室集合，分派药房名单。我的指示很简单明了，对我们要做的事得小心谨慎，不能吐露给家人、朋友或警察知道。另外，因为这处方至少有8年之久，而且吉尔已经死了，那份记录很有可能已经不在现存档案中，必须请药剂师查寻旧档案。如果他不合作或不愿提供消息，把那家转给我。 然后我们就消失在各自的办公室里。两小时后罗丝出现在我办公桌旁，轻轻按摩着她的右耳。 她递给我一张纸，脸上却无法挤压出胜利的微笑。“大道药房，吉尔·哈灵顿在那儿用两张处方买莱勃瑞克斯。”她给我日期。 “她的医生呢？” “安娜·泽纳医生。”她回答。 老天爷！ 我把我的惊讶隐藏起来，首先恭喜她。“太棒了，罗丝，今天就休息去吧，不用上班了。” “我通常是4点半下班的，现在已经迟了。” “那么明天给你三个小时用午餐。”我真想狠狠抱住她，“顺便告诉其他的人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可以放下电话了。” “泽纳医生不久前不是里士满医学学会的主席吗？”罗丝问，若有所思地在我门口停了一停。“我好像还读到她的一些什么。啊！她是个音乐家。” “她前年以前是学会的主席。而且，没错，她在里士满的交响乐团里拉小提琴。” “那么你认识她啰。”我秘书看来有些敬服。 太认识她了，我心中想着，举手向电话伸去。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就接到安娜·泽纳回我的电话。 “我在报纸上读到你最近非常忙碌，凯，”她说，“你还支持得住吗？” 我在想不知她读到《华盛顿邮报》的报导没有。今天的报导提到和希尔达·欧兹梅克的访谈和一张她的照片，说明写道：“女巫知道他们全都死了”，另外也引述了遇害情侣亲朋好友的谈话。报导中还附了一张占了半个版面的彩色图表，上面标示出情侣的汽车和尸体是在何处寻获。培力营的位置在图表中央，活像是海盗地图上的骷髅头标记。 “我还好，”我告诉她，“如果你能帮我一个忙，那就更好了。”我解释我需要什么，然后说，“明天我会发张传真给你，引述授权给我听取吉尔·哈灵顿记录的法律条文。” 那是形式上的要求，然而向她引述我的法律权力听来相当笨拙。 “你可以把文件亲自带来。星期三晚上7点钟，一块儿晚餐？” “真的不想如此麻烦你——” “不麻烦，凯，”她温柔地打断我，“我很想念你。” 第十三章 城镇住宅区的艺术剪影让我想起迈阿密的海滩。触目皆是裹着建筑物群的粉红、艳黄和蓝色，搭配着上蜡打光的铜制门环，以及入口处飘扬翻飞的美丽手工旗帜。然而这番视野飨宴却跟天气极不调和，飘下的雨已经转为大片白雪。 交通一如尖峰时刻般拥挤，我呢，整整绕了两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而那距离我最喜欢的酒铺还得走一段路，幸亏不是太远。我选了四瓶好酒，两瓶红葡萄，两瓶白葡萄。 我沿着纪念碑大道开着车，一排骑着马的同盟国将军雕像们，朦朦胧胧俯瞰着交通中心，在棉絮般翻飞的雪花中看来有如鬼魅。去年夏天，我每星期固定经过这条路一次，去看安娜，访谈的次数在秋天时减少，到今年冬天完全结束。 她的办公室就是她的家，一幢可爱的白屋。屋前街道是铺有沥青的圆石路，天黑之后燃烧煤气的街灯就会放出光芒。我像一般病人一样按了门铃通知我的来到，然后自己走进通向等候室的玄关。皮制家具围绕着一张堆满杂志的咖啡桌，一张古老的东方地毯盖住硬木地板。角落上有个装满玩具的盒子，那是她为小病人准备的，另外还有一张接待员的桌子，一个咖啡壶和壁炉。一条长长的门廊通向厨房，那儿煮食物的香味让我想起我没有吃午餐。 “凯？是你吗？” 再熟悉不过的声音，夹着浓重的德国腔调，伴着活跃的脚步声，安娜出现了。她一面走一面用身上的围裙擦拭着双手，然后给我一个拥抱。 “你进来后把门锁上了吗？” “是的，你知道你应该在最后一个病人离开后锁上门的，安娜。”我过去常常这样提醒她。 “你是我最后一个病人。” 我跟着她走到厨房。“你的病人都会给你带酒来吗？” “我不允许，而且我不会为他们准备晚餐或跟他们有社交上的往来。为了你，我打破了所有的规则。” “是。”我叹着气。“我要怎样回报你呢？” “绝对不是以你的专业来回报，我希望。”她把购物袋放到料理台上。 “我答应我会非常温柔小心。” “那时我大概是完全赤裸并且死透了，我才不会在意你有多温柔呢。你是打算把我灌醉，还是你正好遇到大拍卖了？” “我忘了问你准备什么晚餐，”我解释，“我不知道是要带红酒还是白酒，为了安全起见，我每种都买两瓶。” “那么，下次我再邀请你来晚餐的话，可得提醒我千万不要告诉你我煮了什么。老天爷，凯！”她把酒放在台子上。“这看起来好极了。你要不要现在喝一杯，或者要烈一点的？” “当然是烈一些的啰。” “跟平常一样？” “麻烦你。”看着炉火上正闷煮着什么的大锅子，我说，“我希望这是我想的那个。”安娜调理的辣椒味道棒极了。 “应该可以让我们暖暖身。我丢进一整罐的绿辣椒和你上回从迈阿密带回来的番茄，我把它们藏了好久。烤箱里有酸奶面包，另外还有凉拌卷心菜。来，先告诉我，你的家人都好吗？” “露西突然对男孩和车子产生兴趣，但我不会太担心，除非有一天她对他们的兴趣高过她的电脑。”我说，“我妹妹另一本儿童书下个月出版，而她还是对她应该抚养的孩子一点也不了解。至于我母亲，除了对迈阿密的现状有些抱怨和不安，比如说没有人说英语啦，除此之外，一切都好。” “圣诞节你回去了吗？” “没有。” “你母亲原谅你了吗？” “还没有。”我说。 “我不怪她，家人是应该在圣诞节团聚的。” 我没有回答。 “但这还是好的，”她让我惊讶地说，“你不想回迈阿密，所以你不去。我告诉你好多次，女人应该要学着为自己着想，自私一点。所以，也许你正在这么学习着？” “我想自私对我而言一直都是很简单、很容易的，安娜。” “当你不再为那感到罪恶时，我就知道你痊愈了。” “我仍然觉得有罪恶感，所以我猜那是说我还没有痊愈。你对了。” “是的，我知道。” 我看着她打开一瓶酒，让它接触一会儿空气。她上身穿的白棉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上，露出来的前臂跟比她年轻一半的女子一样强壮坚实。我不知道安娜年轻时是什么样子，但她已经将近70岁了，仍然是吸引人的女子，有着一副条顿人的强壮体格，短短灰发和淡蓝色眼睛。她打开一个橱柜，伸手拿出几个瓶子，递给我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然后给自己调了杯曼哈顿。 “自从我上回看到你到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凯？”我们带着饮料到厨房餐桌上。“那是感恩节之前？当然，我们曾在电话上联络。你对那本书的忧虑？” “是的，你知道有关艾比的书，至少知道的跟我一样多，而你也知道这些案件，有关帕特·哈威等等。”我拿出我的香烟。 “我看过新闻，你看起来还好，但有一点疲倦，也许是太瘦了？” “没有人会太瘦的。”我说。 “我看过你更糟的样子，那是我的重点，所以你能够调适你工作上的压力了？” “有些时候的确实比较好。” 安娜啜饮着她的曼哈顿，若有所思地看着烤炉。“马克呢？” “我见过他，”我说，“而且我们一直通着电话。他仍然感觉疑惑、不确定，我猜我也是，所以也许这里没有什么新发展。” “你见过他，那是新发展。” “我仍然爱着他。” “那倒不是新闻。” “但是却这么的不容易，安娜，一直都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松手。” “因为你们之间的情绪很紧张，你们两人都害怕承诺，都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得到快乐。我注意到报纸上有关你的文章暗示到他。” “我知道。” “那么？” “我还没有告诉他。” “我不认为你需要这么做。即使他没有看到报纸，调查局里也一定会有人告诉他。如果他为此烦恼，你会知道的，不是吗？” “你是对的，”我说，松了一口气。“我会知道。” “你们至少联络过，你比较快乐吗？” “我是。” “你怀有希望吗？” “我愿意继续下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我回答，“但是我并不确定那会成功。” “没有人可以确定任何事的。” “那实在是个叫人非常伤心失望的真理，”我说，“我无法确定任何事，我只知道自己的感觉。” “那已经比大多数人好多了。” “不管大多数人是谁，如果我领先了，那会是另一个叫人伤心的真实。”我承认。 她起身把面包从炉子里拿出来。我看着她把辣椒填满陶碗，舀出凉拌卷心菜，并倒了酒。我突然记起我带来的文件，于是从手提包里拿出来，把它放到餐桌上。 安娜对文件视而不见，径自把食物放到桌上，然后坐下来。 她说：“你要看看她的医疗记录表吗？” 我认识安娜很久了，知道她不会把她问诊过程的细节记录下来。像我这类职业的人，依法有权看医学记录，而这些文件必要时也得呈缴法院。像安娜这样精明干练的人，是不会把秘密写在纸上的。 “你能简要说明就好。”我建议。 “我对她的诊断是有适应不良症。”她说。 这种回答就像是我说吉尔死于呼吸或心脏停止一样。不管你是被枪击或遭火车碾过，你最后都会因为呼吸停止和心脏不再跳动而死。适应不良的诊断结果只是一个笼统的解释，可以用来作为病人填保险单用，然而这个人的任何病史和问题等有用资料却没有提供一丁点儿实质上的帮助。 “整个人类群体都有适应不良症。”我对安娜说。 她微笑。 “我尊敬你的职业道德，”我说，“而我没有意图要把你认为该保密的部分拿来加在我的报告上。但是对我而言，知道有关吉尔的任何事情，也许可以让我找到一些她遇害真相的线索。能不能让我知道任何关于可能让她陷于危险境地的细节，比如说生活方式等等。” “我也很尊敬你的职业道德。” “谢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互相恭维对方公正廉洁的开场白，可以把那些公式化的繁文缛节推到一旁，好好说说话了吗？” “当然，凯，”她温和地说，“我记得吉尔。要忘记一名特殊病人并不容易，特别是那个被谋杀的。” “她为什么特别？” “特别？”她略带忧郁地笑了，“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勤奋的年轻女子，占尽了所有的优势。我曾十分期待跟她会面的时间，如果她不是我的病人，我会很希望以朋友的方式来认识她。” “她来看你的时间有多长？” “一个星期三次到四次，持续超过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找你，安娜？”我问。“为什么不是在威廉斯堡的人，比较靠近她的住所？” “我常有一些病人来自镇外，有人甚至远从费城来。” “因为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在看精神科医师。” 她点头，“很不幸的，很多人都害怕让别人知晓。你会惊讶于有多少人来到这里的办公室，再由后门匆匆离去。” 我从来就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在看精神科医生，如果不是安娜拒收我的费用，我会以现金的方式付费。我最不想要发生的就是，在员工福利部工作的什么人，不知怎么地拿到我的保险申请，然后将流言谣传散布在健康与人体委员会里。 “那么很显然的，吉尔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在看精神科医师，”我说，“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她要在里士满的药房买莱勃瑞克斯。” “在你跟我联络之前，我不知道她在里士满买药，但我并不感到意外。”她伸手拿酒。 那辣椒够劲儿，辣得我眼泪直流。但那真是美昧，而且是最成功的一次，而我如实告诉她。然后我向她解释她可能已经猜测到的事。 “吉尔和她的朋友，伊丽莎白·莫特有可能是被那个谋杀年轻情侣的同一个凶手所残害，”我说，“或至少，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一些因素跟其他案件里的同质性让我关心。” “我对你现在牵扯进的那些案件没有兴趣，除非你觉得有必要告诉我。所以我呢，让你问问题，我则尽量回想我所知道的有关吉尔的生活。” “为什么她会这么担心别人知道她在看一名精神科医师？她在隐藏什么吗？”我问。 “吉尔来自肯德基一个显赫家庭，他们的赞同和接纳对她很重要。她在不错的学校就读，成绩很好，又迈向成功律师之途。她的家人很以她为荣。他们不知道……” “知道什么？她在看一个精神科医师？” “他们不知道那点，”安娜说，“但更重要的，他们不知道她陷入一个同性恋的关系里。” “伊丽莎白？”远在我发问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答案，那可能性曾闪过我脑海。 “是的。吉尔和伊丽莎白变成朋友始自吉尔在法律系就读的第一年，然后她们变成恋人。那关系是相当紧张激烈的，也非常困难，充满着冲突。她们都是第一次，至少吉尔是这样告诉我的。你要记得我从来没有见过伊丽莎白，从来没有机会听她那一边的说法。吉尔主动来看我，因为她想要改变。她不要继续同性的恋情，希望治疗能让她回到异性恋状态。” “你在她身上看到那种可能性吗？”我问。 “我不知道最后会发生怎样的事，”安娜说，“我所能告诉你的只是，根据吉尔对我说的话，她和伊丽莎白的关系相当深厚。我的感觉是伊丽莎白在这场关系里比吉尔来得轻松，吉尔在理智上无法接受，但情感上却丢不开。” “她必定非常痛苦。” “最后几次和吉尔的谈话中，情形变得更尖锐激烈。她刚完成了法学院的课业，她的将来展现在她眼前。是做决定的时候了。她开始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问题中煎熬，痉挛性肠炎，我开了莱勃瑞克斯给她。” “吉尔是否跟你提到任何点滴，可以让你联想到是谁对她们行凶？” “我曾努力回想，并在事情发生后，做过深入的探索研究。当我在报纸上读到那则消息时，简直不能相信，在三天前我才见到吉尔。我无法对你形容我有多专注于她告诉我的所有事。我希望我能想到什么，任何可能帮得上忙的细节。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到什么。” “她们两人都隐瞒她们的关系？” “是的。” “有没有男朋友呢，一个吉尔或伊丽莎白偶尔约会的男伴？外在的掩护？” “我知道的是，她们没有一个人有那样的约会。所以没有嫉妒的情形，除非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她看了一眼我面前空了的碗。“还要一些吗？” “不行了。” 她起身把碗碟堆放在洗碗机里。有一阵子我们都没有说话。安娜解下围裙，挂在储藏间的钩子上，然后我们捧着我们的酒杯和酒瓶到她的小窝里。 那是我最喜欢的房间。放满书的书架占了两面墙，第三面墙的中央有向外突出的大型窗户，她可以坐在堆积如山的书桌前往窗外望去，看着含苞待放的花朵，或缤纷雪花在她小小后院里飞舞。通过那扇窗子，我欣赏过泛着柠檬黄色泽的木兰花漫天飘舞的美景，也凭吊着缓缓淡出的秋天最后一抹清丽。我们曾纵情谈着我的家人、我的离婚，以及马克。我们曾讨论着痛苦，曾分享对死亡的看法。我曾经坐在那张披覆着磨损皮革的椅子上，笨拙地让安娜穿梭在我的生活中，就像吉尔·哈灵顿曾经做过的。 她们俩是恋人。这使她们的事件跟其他的谋杀案连在一起，也使“酒吧里好先生”的理论更加难以置信，我把这点向安娜提出。 “我同意。”她说。 “她们最后被人看到是在安佳酒吧，吉尔曾跟你提起过这个地方吗？” “没有说出那个名字，但她倒是提到过一个她偶尔会去的酒吧，一个她们两人谈话的地方。有时她们会到偏远的餐厅，人们都不认识她们的地方；有时她们会开车兜风。这些出游通常发生在她们对彼此关系有激烈争执时。” “如果那个星期五晚上，她们在安佳酒吧曾进行着那样的谈话，她们也许变得很烦恼，或是感到遭拒而愤怒生气。”我说，“有没有可能吉尔或伊丽莎白在这样的情绪影响下，跟一个男人搭讪、调情，只为引起对方的反应？” “我无法说那不可能，”安娜说，“但是那会让我感到相当惊讶，我从来就不觉得吉尔或伊丽莎白会玩那种把戏。我倒是倾向于猜测当她们在那个晚上围桌而谈时，彼此的交谈太过激烈紧张，使她们无暇注意到周遭的环境，只专注于彼此。” “任何观察着她们的人，都很可能听到她们的交谈内容。” “那是在公共场所谈论私事的潜在危险，我曾这样提醒吉尔。” “如果她那样害怕别人猜疑，为什么她还要冒那种险？” “她的决心不够坚强，凯。”安娜伸手拿她的酒，“当她和伊丽莎白单独在一起时，情形很容易就变成亲密行为，拥抱、爱抚、哭泣，根本无法下任何决心。” 那听起来很熟悉。当马克和我在他的地方或我的处所谈话时，无可避免的，到最后我们一定会上床。然后，我们之中的一个离去，而问题仍悬在那里没有解决。 “安娜，你曾想过她们之间的关系可能跟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有关连吗？”我问。 “如果真是这样，情况就显得更不寻常。我总是认为一个孤单的女人独自坐在酒吧里，等着别人来搭讪，危险性比较大；而不是两个女人在一起，谁也不想引起任何人注意的状况。” “让我们回到她们的日常生活和习惯。”我说。 “她们住在同一栋公寓大厦里，但是不住在一起；这虽然不过是个外在掩护，但也很方便。她们可以拥有各自的生活，等到夜深时，在吉尔的公寓里见面，吉尔比较喜欢待在她的屋里。我记得她告诉我，如果她的家人或其他人一直试着在晚上打电话给她，而她老是不在家，一定会引发很多问题。”她略一停顿，思索着。“吉尔和伊丽莎白也有运动习惯，体力相当好。慢跑，我想，但不见得都是一块儿跑。” “她们在哪里慢跑？” “靠近她们住的地方有个公园，” “还有什么吗？剧院、店铺、商场等，她们常去的地方？” “没有印象。” “你的直觉是什么？当时那直觉告诉你什么？” “我觉得吉尔和伊丽莎自在那家酒吧里进行着很紧张、有压力的谈话。她们也许不希望受到打扰，却招致一个闯入者的愤怒怨恨。” “然后呢？” “很显然的，她们是在那个晚上的某一时刻遇上那名凶手。” “你能想像那是怎么发生的吗？” “我一直觉得那是她们认识的一个人，或至少很熟悉，所以她们没有理由不去信任他。除非她们是被一个或更多人持枪强迫，不是在酒吧的停车场就是她们去的其他地方。”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在酒吧停车场走向她们，要求搭顺风车到什么地方，说他的车子抛锚……” 她已经摇着头了。“那跟我对她们的印象不符合，除非是一个她们熟悉的人。” “如果那凶手装扮成警察，也许要她们停下车来做例行检查？”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想即使是你和我也会对那种情形束手无策。” 安娜看来累了，所以我谢谢她准备的晚餐和时间，我知道我们的谈话对她而言并不容易。我思忖着，如果我们角色互换，我会怎样。 在我走进我家大门的数分钟后，电话铃响了起来。 “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也许没什么意义，”安娜说，“吉尔提到她们俩人都对填字游戏有兴趣，尤其她们想待在家里时，就她们两个，像是星期天早上。也许是细微末节，但那是一个习惯，她们一块儿做的事。” “书上的填字游戏？或是刊登在报纸上的？” “我不知道。但吉尔有阅读不同报纸的习惯，凯。她通常带着什么东西在等待交谈的时间里阅读，《华尔街日报》或《华盛顿邮报》。” 我再次谢谢她，说下次换我准备晚餐。然后我打电话给马里诺。 “8年前有两个女人在詹姆士市被谋杀，”我直接说到重点，“那里面可能与现在的案子有关连。你知道那边的蒙塔纳警探吗？” “我见过他。” “我们必须跟他见面，重读那些案件。他能对得住自己的嘴巴吗？” “鬼才知道。”马里诺说。 蒙塔纳看起来就跟他的名字一样，高大，瘦削，漾漾的蓝眼珠镶在一张粗犷、老实的脸面，上面覆盖着灰色浓发。他有弗吉尼亚本地人的腔调，说话时习惯撒上“是的，小姐”等来调味。第二天下午，他，马里诺和我在我家聚会，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才可以保证会谈隐密且不受外界打扰。 蒙塔纳肯定是把他一年度的照相预算全花在吉尔和伊丽莎白的案件上了，因为在我厨房餐桌上堆满了照片，有她们在现场的尸体，被弃置在棕榈叶汽车旅馆的德国福斯汽车，安佳酒吧，以及叫人讶异的，两名女子公寓的每一个房间的照片，包括食品室和橱柜。他有一个公事包，鼓鼓地装满着笔记、地图、访谈记录、图表、证据细目、电话日志等。这实在说明了在其辖区内几乎没有谋杀案件发生的典型行为。像这样的案件在他们职业生涯里，顶多碰上一两件，他们于是小心地，几乎是拘泥于细节地处理。 “墓园就在教堂旁边。”他把一张照片移到我近旁。 “它看来相当古老。”我说，赞叹着经年累月暴露在风雨阳光下的砖墙和石板。 “它是，也不是。原先建筑于18世纪，一直没有问题，直到大约20年前，因为装置在里面的电线失火造成损毁。我记得看到冲天烟雾，当时我正值勤巡逻，还以为是我邻居的农仓失火。一些史迹团体对它发生了兴趣，复建的条件是从里到外都跟以前一样。” “你从这第二条路过去——”他敲着另一张照片，“从60号公路转向西边不到两英里，距安佳酒吧西边大约4英里，那是两个女孩最后被人看见的地方。” “谁发现尸体的？”马里诺问，眼睛徘徊在散开的照片上。 “一个在教堂工作的管理员。他星期六早上过去打扫，为礼拜天做准备。他说一到教堂就看见草丛里有两个看来像是睡着的人，躺在距墓园铁门大约20英尺处，从教堂的停车场可以看到尸体，看起来，那个下手的人一点都不关心是不是有人会发现尸体。” “那是不是说星期五晚上教堂没有活动？”我问。 “是的，小姐，教堂锁得严严密密的，没有进行什么活动。” “那间教堂会不会曾在礼拜五办活动呢？” “偶尔会。有时青年团体在星期五晚上聚会，有时唱诗班会来练习，类似那样的事。重点是，如果依事先选择这个墓园作为谋杀的场所，实在说不通，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确定教堂那天会不会有人，一星期中的任何一天都有可能不是。因此我猜测这桩谋杀案是随机的，是那女孩们遇到了某人，也许就在酒吧里。这里面没有什么让我以为这谋杀事前经过小心的策划。” “凶手持有武器，”我提醒蒙塔纳，“他有一把刀和一只手枪。” “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携带刀子、枪枝，放在他们车里甚至随身携带。”他平铺直叙地说。 我拾起现场拍摄的尸体照片，开始小心仔细地研究着。 两名女子距离彼此不到一码远，躺在两块倾斜的花岗石墓碑间的草丛里。伊丽莎白的脸朝下，双腿微微张开，左手在她肚子下，右手在身侧直直放着，瘦削，短棕发，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白色的套头毛衣，在脖子处有深红血迹。另一张照片，她的尸体被转过来，毛衣前面像是浸泡在血液里一样，眼睛呈现死人空洞的瞪视。她喉咙上的刀割不深，颈部的枪伤没有立即使她失去行动力，我记得她的解剖报告说，致她于死地的，是她胸前的刺戳伤口。 吉尔的创伤更支离破碎。她仰面躺着，脸上满是干渍成条的血痕，我根本无法看出她生前的样子，只注意到她梳着短黑发，有挺直漂亮的鼻子。跟她同伴一样，她也是瘦长型的，穿着牛仔裤，一件淡黄色棉质衬衫，满是血迹，没有扎进裤腰内，腰间处遭撕裂，暴露着比她同伴多数倍的刺戳伤口，有一些直刺穿过她的胸罩。她前臂和双手间有很深的刀痕。她喉咙上的刀痕很浅，也许是在她已经死去或几乎死去时割出来的。 这些照片因为一项关键性的因素而变得价值非凡。它们揭诸了一件事，一件我无法从这个案件的档案资料中看出来的，不管是报纸简报或调查报告。 我看了马里诺一眼，我们的眼光相遇。 我转向蒙塔纳。“她们的鞋子呢？” 第十四章 “你知道，你提到的那点实在很叫人纳闷。”蒙塔纳回答。“我一直没办法解释这些女孩为什么要把鞋子脱掉。莫非她们穿上衣服离开汽车旅馆时，因为时间紧迫而没有来得及穿？我们后来在福斯汽车里找到她们的鞋子和袜子。” “那天晚上天气暖和吗？”马里诺问。 “是的。不过，都一样的，我想她们穿上衣服时，应该也会把鞋子穿上。” “我们并不确定她们是不是真的曾经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待过。”我提醒蒙塔纳。 “这点倒是没有错。”他同意。 我不知道蒙塔纳是不是看了《华盛顿邮报》上连载的系列报导，里面提到其他谋杀案件里遗失的鞋子和袜子。即使他看过，也不像是已经把这些细节连结在一起的样子。 “当时你可曾跟一位名叫艾比·敦布尔的记者接触过？她是那位报导吉尔和伊丽莎白谋杀案的记者。”我问他。 “那个女人就像个狗尾巴上绑着的锡罐一样，到处跟着我。我每到一个地方，她就在那儿。” “你记不记得曾告诉她有关吉尔和伊丽莎白赤足的事？你曾把这些现场照片给艾比看过吗？”我问，因为艾比如此机灵聪慧，绝不会忘记像那样的细节，特别是这个细节现在变得如此重要。 蒙塔纳毫不迟疑地说：“我是跟她谈过话，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把这些照片拿给她看过，也对我说的话很小心。你看过那时的报导，对不？” “我是看到了一些文章。” “那里面并没有提到罹难女孩们的衣着，吉尔衬衫被撕破，以及她们没有穿上鞋子和袜子等细节。” 那么艾比不知道，我心中想着，松了一口气。 “我在解剖报告上看到两名女子的手腕上都有着绳索的痕迹，”我说，“你找到了任何可能用来绑缚她们的东西吗？” “没有，小姐。” “那么很显然，他在杀了她们之后把绳索解开了。”我说。 “他相当小心。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弹壳、武器，或可能用来捆绑她们的东西。没有精液，所以看来不像发生了强暴，但也许有只是无法确定。两个人的衣服都穿得好好的。看看这个，就这个女孩衬衫被撕破——”他伸手拿一张吉尔的照片，“那可能是他跟她争斗时造成的。” “你在现场是否找到任何扣子之类的东西？” “一些，靠近她尸体的草地上。” “烟蒂呢？” 蒙塔纳开始安静地翻阅他的文件。“没有香烟头。”他停顿了一下，抽出一份报告。“你猜我们找到什么，一个打火机，品质相当不错的银制品。” “在哪里？”马里诺问。 “距尸体大约15英尺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墓圆周围有铁栏杆。你从这个铁门进去。”他展示着另一张照片。“打火机在草地上，距铁门五六尺。很贵的那种，像墨水笔一样的瘦长，是那种点烟斗用的。” “坏了吗？”马里诺问。 “功能正常，也上光打蜡得很漂亮，”蒙塔纳回忆着。“我很确定那不属于那两个女孩。她们都不抽烟，我访谈过的人没有一个记得见过她们带着那样一个打火机。它也许是从凶手的口袋里掉出来的，无法得知。也有可能是别人遗失的，像是一两天前到那里闲逛的人。你知道，有些人就喜欢到墓园走走，看看墓地。” “这个打火机做过指纹鉴定吗？”马里诺问。 “无法在表面采到指纹。银器表面刻有这些十字符号，就像你平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有花纹的钢笔。”他若有所思地把眼光调开。“这玩意儿大概值个100元。” “你是不是还留着那个打火机和在那里找到的扣子？”我问。 “我留有这个案子的所有证物，总是希望有一天能把这案子了结。” 蒙塔纳的这份希望没有我来得强烈。马里诺和我在他离开了好一阵子后，才开始讨论盘旋在我们脑海里的点滴。 “是同一个该死的杂种，”马里诺说，面露不可置信的表情。“那个该死的坏蛋要她们脱掉鞋子，就像他对其他情侣所做的一样，让她们在走向预定的杀戮地点时，因走不快而放缓速度。” “那个地方不会是墓园，”我说，“我不相信那是他选定的地方。” “是啰，我想他在迫使那两个女子就范时发生了意外，她们不肯合作——或者跟福斯汽车后坐的血迹有关，所以他叫她们在中途看到的第一个可能地点停下车子，那刚巧是一个黑暗、无人烟，而且有墓园的教堂。你有弗吉尼亚州的地图吗？” 我回到书房找到一份，马里诺把它摊开在厨房餐桌上，研究了好长一段时间。 “看看这个，”他说，面色凝重。“转上教堂的叉路就在60号公路的这里，若过了叉路再往前走大约两英里就可以转向通往一片树林的另一条叉路，那个地方就是在五六年后发现吉姆·弗利曼和邦妮·史迈斯尸体的所在。我要说的是，那天我们开车去找乔伊斯先生的时候，就开车经过这条该死的叉路。” “我的老天，”我惊呼着。“我在想——” “没错，我也在想，”马里诺打岔。“也许那个坏蛋真是在那里查看树林，选择地点，而混账跑来吓了他一跳，他于是枪伤了那条狗。一个月之后，他绑架了他的第一对牺牲者，吉尔和伊丽莎白。他想要强迫她们载他到这片树林区，但事情失去控制，他把车程缩短，或者他慌乱了，要吉尔或伊丽莎白转向错误的叉路。接着，他看到这间教堂，然后他真的吓坏了，明白他们没有拐向应该要转的路，也许他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 我试着想像。其中一个女子开着车，另一个坐在前坐司机旁，凶手在后坐拿着枪指着她们，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他流下那么多的血呢？他不小心射伤了自己吗？那不太可能。他用他自己的刀割伤了自己？也许，但同样的，那也很难让人相信。从蒙塔纳的照片上可看到汽车里的血迹似乎是从驾驶坐旁的乘客坐位上靠头部分的后面开始滴落，坐椅后面也滴有血迹，后坐上也有一滩血。这可以想像为凶手就坐在乘客坐位后面的位子，上身往前倾斜。是他的头还是脸流着血吗？ 或是流鼻血？ 我把这假设向马里诺提出。 “果真那样的话，一定相当严重，才会流那么多的血。”他想了一下，“所以也许是其中一个女子用手肘往后顶了一下，击中他的鼻子。” “如果其中一个女子那样对你，你会怎样？”我说，“假设你是凶手。” “她不会有机会再做一次。我也许不会在汽车里枪杀她，但我可能会握拳挥打，或者用枪托敲她脑袋。” “前坐没有血迹，”我提醒他，“完全没有证据显示任何一个女子在车子里受过伤。” “嗯……” “很复杂困惑，对不？” “是。”他皱着眉，“他坐在后坐，往前倾靠，突然间开始流血？像狗屎一样复杂。” 我重新煮一壶咖啡，继续抛出更多假设。打一开始，就持续出现一个人怎么降服两个人的问题。 “车子是伊丽莎白的，”我说，“让我假设是她在开车。很显然，在这时她的手没有被捆绑。” “但吉尔的手一定被绑上了。他也许在行驶中把她的双手绑起来，譬如要她把手举起来高过头顶，他从后坐绑上。” “或者他可以强迫她转身过来，把手臂伸过坐椅靠头的部分，”我提议，“这可能是她击打他的脸的时候，如果那真的发生过。” “也许。” “不管怎样，”我继续说，“我们都假设当他们终于停下车时，吉尔已经被绑起来，而且赤脚。接下来，他命令伊丽莎白脱掉她的鞋子，再捆绑她，然后用枪强迫她们走进墓园。” “吉尔双手和前臂上有很多刀痕，”马里诺说，“那些伤痕跟她用被绑的双手挡开刀子的状况是否吻合？” “只要她的双手是绑在她身前，不是身后。” “把她们的双手绑在身后会比较明智点。” “他也许在那次不顺的行动后了解到那点，也因此改善了他的技巧。”我说。 “伊丽莎白没有任何防卫性伤口？” “没有。” “那坏蛋先杀了伊丽莎白。”马里诺做出决定。 “你会怎样做呢？要记得，你有两个人质要处理。” “我会要她们两人脸朝下躺在草地上。我会把枪抵住伊丽莎白的头后面，要她听命于我，然后我准备要在她身上动刀。如果她意外地挣扎反抗，也许我会扣下扳机打死她，即使我原本不打算那样做。” “那也许可以解释她为什么脖子上有枪伤。”我说，“如果他是把枪抵住她后脑勺，而她反抗，枪口可能会滑开。这情节让人回想到发生在德博拉·哈威身上的事，除了我十分怀疑她被枪击时，是躺倒在地上的。” “这家伙喜欢用刀，”马里诺回应，“他是在事情出乎他计划之外时才用到枪。而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那只发生过两次，伊丽莎白和德博拉。” “伊丽莎白被枪打伤，然后呢，马里诺？” “他杀死了她，然后对付吉尔。” “他跟吉尔有打斗。”我提醒他。 “那一定有争斗。她的朋友才刚被杀，吉尔知道她不会有活命的机会，不如全力挣扎反抗。” “或者她早已开始跟他搏斗了。”我大胆地提出。 马里诺眼睛眯了起来，露出满腹怀疑的表情。 吉尔是一名律师，我不认为她对恶行重大罪犯的性格特征毫无认知。当她和她的朋友被强迫在深夜走向墓园时，我怀疑吉尔早已知道她们两人都要死了，其中一个或她们两个在他打开铁门时可能就已经开始反抗。如果那个银制打火机真是属于那凶手的，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时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然后，也许马里诺是对的，凶手迫使两个女子脸面朝地地躺下，但当他开始向伊丽莎白下手时，吉尔恐慌了，意图保护她的朋友。枪开火，射中伊丽莎白的颈子。 “吉尔身上的伤痕，显示一个狂乱的特征，那个人生气、恐惧了，因为他无法控制局面。”我说，“他也许用枪打她的头，爬上她的身体，撕开她的衬衫，开始猛刺猛戳。最后，做了个告别姿态，切割她们的喉咙。然后他开着那辆福斯汽车离开，把它弃置在汽车旅馆，走路离开，也许回到他车子的所在。” “他身上应该会有血，”马里诺考虑着。“很奇怪驾驶坐上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只后坐有。” “从来就没有在任何一对情侣的汽车驾驶坐旁发现到任何血迹，”我说，“这个凶手非常小心。行凶前也许准备了换穿的衣服、毛巾，谁知道还有什么。” 马里诺在他口袋里摸索一阵，拿出一把瑞士军用小刀，开始在一张餐巾纸上修剪他的指甲。天知道多丽丝是如何忍受那些岁月的，我心中想着。马里诺也许从来就不管清理烟灰缸、把碗碟放到洗碗槽里，或把他自己的脏衣服从地板上捡起来等等家务琐事。我讨厌去想像他离开浴室之后，浴室变成的样子。 “‘艾比·敦布狗’仍试着跟你联络吗？”他问着，没有抬起头来。 “我希望你不要那样喊她。” 他没有回答。 “她过去几天没有再试，至少我没有接收到。” “我想你也许有兴趣知道她和柯利弗德·林之间不仅仅只是同事关系，医生。” “什么意思？”我不安地问。 “我是说这个艾比着手努力收集有关那些情侣的故事，跟她被迫从刑事报导案件中调离开来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在修剪他左手拇指，剪下的指甲落在餐巾纸上。“很显然，她变得非常古怪，以致于新闻室里再也没有人可以跟她共事。事情在去年秋天达到顶点，就是她来到里士满看你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恶狠狠地瞪着他。 “我听到的，是她在新闻室里大大出了一场丑，把一杯咖啡泼到林的腿上，然后飓风般溜出去，没有告诉她的编辑她见鬼地要去哪儿，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接着她就被调到专栏组。” “谁告诉你的？” “彭顿。” “彭顿怎么会知道发生在《华盛顿邮报》新闻室里的事情？” “我没有问。”马里诺把小刀缩回去，放到他口袋里。他站起身，把餐巾纸卷起来，丢到垃圾桶。 “最后一件事，”他站在我厨房中间说，“那辆你想找到的林肯车。” “怎样？” “是1990年出厂的，车主登记是巴瑞·阿蓝诺夫，38岁，来自罗诺克，白人男子。在一家医药供应公司工作，是个销售员。外出旅行的机会很多。” “这么说你跟他谈过了？”我说。 “跟他老婆谈过。他去出差了，从过去两星期到现在。” “当我看到那辆车出现在威廉斯堡时，他原来应该在哪里？” “他老婆说她不确定他的行程。好像有些时候他会每天换不同的城市，到所有的地方转转，包括外州。他的责任区最北到波士顿。就她记忆所及，你说的那个时间，他是在潮水镇地区，准备要搭飞机离开新港纽兹，前往麻萨诸塞州。” 我沉默下来，马里诺把这个视为尴尬，事实上不是的，我在思索。 “嘿，你做了很有水准的侦探工作。把一个车牌号码写下来，进而追踪，没什么错。你应该要高兴，证明了你没有被什么鬼跟踪。” 我没有回答。 他又说：“你惟一弄错的是颜色。你说那辆林肯是深灰色，阿蓝诺夫的是棕色。” 那天晚上，被狂风吹得剧烈摇晃的树木上空，不断传来交击映现着的闪电，夏日风暴正猛烈地释放出它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我坐在床上闲闲地翻阅着几份期刊，等着蒙塔纳家的电话能够拨通。 他的电话不是坏了，就是有人在过去两小时中持续使用着电话。他和马里诺离开后，我记起在那些照片中看到的一个细节，让我想起安娜最后告诉我的一件事。吉尔公寓里，客厅一张椅子旁的地毯上，有一叠法律文件，几本非当地的报纸，和一份《纽约时报》周日版。我自己从来不费神玩填字游戏，天知道我现实生活中就有太多事等着我去理清，但是我知道《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就像制造商的折价券一样广受欢迎。 我伸手拿起话筒，再次试拨蒙塔纳家的号码，这回终于通了。 “你有没有想过要申请接插拨服务？”我尽量耐心地问道。 “我是想过要另外申请一条线给我那十来岁的女儿。”他说。 “我有个问题。” “请说。” “当你搜索吉尔和伊丽莎白的公寓时，我估计你翻阅过她们的邮件。” “是的，小姐。持续一段时间检查她们的邮件，看看有什么东西寄过来，是谁写信给她们，还查看她们的刷卡账单等等。” “你能告诉我吉尔邮购订阅的报纸吗？” 他停顿了一下。 我脑中闪过了一件事。“我很抱歉，她们的案件资料很可能放在你办公室里……” “没有，小姐。我直接回到家来，资料就在这里。我只是试着回想，今天事情太多了。你能等一下吗？” 我接着听到翻阅纸张的声音。 “嗯，有两张账单、垃圾邮件，但没有报纸。” 我很惊讶，解释着吉尔在她的公寓里放着几份外地的报纸。“她一定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也许是从贩卖机买的，”他提供情况说，“大学附近有很多。那是我的猜测。” 如果是《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那么有可能，我心中想着。但不会是周日版的《纽约时报》。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吉尔和伊丽莎白在每星期天早晨外出用早餐时，顺路从惯常光顾的杂货店或书报店里买来。我谢谢他，然后挂断电话。 我把床头灯熄灭，躺了下来，听着雨点以一种粗暴的旋律打在屋顶上。我把身上的棉被拉得更紧。思绪和影像交替在我脑中闪动，我看到德博拉·哈威的红色钱包，湿答答地埋在泥土中。 指纹实验室的范德刚完成检查工作，我隔天翻阅着报告。 “你要怎么做？”罗丝问着我。 奇怪的是，那钱包竟然已经放在罗丝桌上的塑料文件盘里。 “你不能就这样送回去给她家人呀。” “当然不能。” “也许我们可以把信用卡等东西拿出来，把它们清洗干净送回去？” 罗丝的脸因愤怒而扭曲着。她把文件盘扫过她的桌面，然后喊叫着：“把这东西拿走！我无法忍受它！” 突然间，我在我的厨房里，从窗户中看到马克开车过来，只是那辆车看来很陌生；但是又不知怎么的，我似乎对那辆车有些熟悉。我在手提包里翻寻一阵，找到一把梳子，胡乱地梳理头发。然后开始冲向浴室刷牙，但没有时间了，门铃响了，只响了一次。 他把我圈进他怀里，低语着我的名字，像是痛苦的小小哭喊。我奇怪他为什么在这里，而不在丹佛。 他亲吻着我，一面用脚把门踢上。门竟轰隆一响，重重地关上。 我的眼睛也在这时突然张开。外面雷声隆隆，闪电又一次照亮我的卧室，然后再一次的，我的心激烈起伏着。 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两项解剖，然后到楼上去看尼尔斯·范德，指纹检验室的区域组长。我找到他时，他正坐在电脑荧幕前，瞪视着指纹自动辨识系统陷入深沉的思索。我手上握着德博拉·哈威钱包的细节检查报告副本，我把那份报告放在他键盘上。 “我有一些事情需要问你。”我提高声音企图盖过电脑具有渗透力的嗡嗡响声。 他眼光往下看了看报告，仍是神思不属，一小缕不听话的灰发盖住他的耳朵。 “那钱包暴露于树林里那么久之后，你怎能发现到里面的东西？我很好奇。” 他把眼光转回终端机。“那钱包是尼龙制的，防水，信用卡放在里面的塑料套中，那是里面有拉链拉起的小暗袋。当我把那些卡放到强力胶槽里时，出现有很多污迹和不完整的东西，甚至不需要用到激光探测。” “真叫人印象深刻。” 他微微笑着。 “但是没有可以确认的东西。”我指出。 “很抱歉。” “让我感到好奇的是那张驾驶执照，上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甚至连污点也没有。”他说。 “清洁干净？” “就跟猎犬的牙齿一样。” “谢谢你，尼尔斯。” 他又沉浸到他的世界里，一个由圆圈螺纹组成的世界。 我回到楼下翻找艾比和我去年秋天曾拜访过的那家7-11的电话号码。电话另一端的人告诉我，那位我们曾谈过话的职员埃伦·卓丹，要到晚上9点钟才会在。我接着缩皱起眉头埋首工作，连午餐也没有停下来，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时间飞逝。甚至在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也一点都不觉得累。 门铃在8点钟响起来，我正把碗碟装进洗碗机里，拿一条毛巾擦着手，我不安地走到大门口。艾比·敦布尔站在门廊上，外套领子翻上来围绕在她耳旁，脸色苍白没有血色，眼神悲惨痛苦。一阵冷风从我院子里吹袭而来，摇摆着树枝，也吹得她发丝飞扬舞动。 “你没有回我的电话，我希望你不会拒绝我走进你的房子里。”她说。 “当然不会，艾比，请进。”我把大门完全打开，退后几步。 她没有把外套脱下，直到我请她这么做时才脱掉；而当我要把她的外套挂起来时，她却摇摇头，只把它横放在椅背上，就好像在向我宣示她没有久留的意思。她穿着褪色的丹宁布牛仔裤和缀有栗色绒布斑点的粗线毛衣。我走向厨房，想把餐桌上的文件和报纸清开，闪过她身旁时，闻到她身上残留的香烟味道，以及微微的汗酸味。 “要喝什么吗？”我问，因为一些说不出的微妙理由，我无法对她生气。 “随便什么吧。”她拿出香烟，我准备喝的。 “说吧，什么事？”我坐下来对她说。 “那报导对你很不公平，那还是最轻微的说法。而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无关紧要。我宁愿听听你要说什么。” “我告诉过你我做了错事。”她的语声止不住地颤抖，“柯利弗德·林是其中之一。” 我静静地坐着。 “他是一名调查记者，是我搬到华盛顿之后最早认识的人之一。事业非常成功、有趣、聪明，而且对自己很有自信。我当时很脆弱，才刚迁到一个新的城市，经过……唉，发生在汉娜身上的事。”她眼光从我身上转开。 “刚开始时，我们只是朋友，然后一切进展得太快。我没有看清他是怎样一个人，因为我不愿意去探究、去理清。”她的话哽在喉咙里，我默默地等着她稳定自己。 “我以我的生命去信任他，凯。” “从这个，我可以下结论说他故事里的细节来自于你的提供。”我说。 “不是，它们来自于我的报导。” “那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写什么，”艾比说，“柯利弗德知道我涉入这些案件的程度，但我从来就没有提到那些案件的细节，他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有兴趣的样子。”她开始变得很生气。“但其实他有兴趣，而且还不只一点。那是他玩的把戏。” “如果你没有告诉他细节，”我说，“那么他是怎么从你这里得到资料的呢？” “我曾给他我公寓大厦的钥匙，我外出时他可以帮我为植物浇浇水，拿邮件。他可以在那时另外配备用钥匙。” 我们在五月花的谈话内容回到我脑子里。艾比提到过有人擅自进到她电脑里，而她控诉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我当时就有些怀疑。一名有经验的干员会打开一个文书处理程式，而没有警觉时间和日期会更新？不像。 “柯利弗德·林进到你的电脑里了？” “我无法证实，但我知道是他。”艾比说，“我无法证明他截看过我的邮件，但我知道他干过。用蒸汽打开一封信，再封起来，放回到信箱里，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你有一把开启信箱的钥匙。” “你知道他在写这篇故事吗？” “当然不知道。我根本对这个消息连见鬼的影子都不知道，直到我打开星期天的报纸！他趁我不在时进到我的公寓里。他看过我的电脑档案，以及任何他可以找到的东西。然后他打电话给所有关系人，取得引述和资料。这些动作很简单，因为他完全清楚到什么地方去找，问什么问题。” “再加上你已经被调离调查访问组了，所以程序变得更简单。当你认为邮报对这个故事失去兴趣时，你的编辑群真正失去兴趣的对象是你。” 艾比忿恨地点了点头。“他们将那个故事分派给他们认为比较可以信赖的人——柯利弗德·林。”她说。 我了解何以柯利弗德·林根本没有意图尝试跟我联络。他该知道艾比和我是朋友。如果他问我这些案件的细节，我也许会对艾比提起，而他得对艾比隐瞒这件事越久越好。所以林绕过我，避开我。 “我确定他……”艾比清了清喉咙，伸手拿她的饮料，她的手抖动着。“他可以表现得非常叫人信服。他有可能因此得个什么奖，为了这篇系列报导。” “我很抱歉，艾比。” “除了我自己之外，不是任何人的错。我太傻了。” “当我们决定去爱时，就在冒着险的——” “我再也不会冒那种险了，”她打断我，“跟他在一起一直就存在着问题，一个接着另一个。我总是那个委屈退让的人，给他第二个机会，然后第三个，第四个。” “你工作场所的人知道你和柯利弗德的事吗？” “我们很小心。”她有些回避。 “为什么？” “新闻室是个非常混乱、蜚短流长的所在。” “你的同事无疑的必定曾经看过你们两人在一起。” “我们非常小心。”她重复说着。 “别人必定从你们之间感觉到什么的，至少像紧张这样的情绪。” “竞争，护卫自我地盘，那是他万一被人问起时的答案。” 还有忌妒，我心中想着。艾比从来就不善于隐藏她的情绪。我可以想像她忌妒起来的狂热。我可以想像那些在新闻室观察她的人会有的曲解误会，推测她是因为野心以及忌妒柯利弗德·林，而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她是因为他有着其他承诺而忌妒。 “他已婚，是不是，艾比？” 她这次无法忍住盈睫的泪水。 我起身再为我们准备喝的东西。她会告诉我他跟他的妻子间并不愉快，考虑着离婚，艾比相信他会因为她而那样做。这样的故事就像电视、电影、通俗小说里老掉牙的情节，是那种完全可以预料到的剧情，我以前就听过上百回。艾比被利用了。 我把她的饮料放在桌上，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肩，然后坐回我的椅子。 她告诉我我已经猜到的事，而我只是悲哀地看着她。 “我不值得你来同情我。”她哭喊着。 “你受的伤害比我还深。” “所有的人都受到伤害。帕特·哈威，那些孩子们的父母亲、朋友。如果这些案件没有发生，我会仍然跑社会新闻路线。至少那样，我会是非常专业的。没有人有权造成这种毁灭。” 我知道她这时已经不再想着柯利弗德·林了，她指的是那名凶手。 “你说得没错，没有人应该有那种权力。如果我们设法阻止，就不会发生。” “德博拉和弗雷德不希望它发生。吉尔、伊丽莎白、吉姆、邦妮，所有的人。”她看起来完全被击败了。“他们都不愿意被谋杀。” “柯利弗德下一步会做什么？”我问。 “不管是什么，都跟我无关了。我已经换装所有的锁。” “而你害怕你的电话被窃听，你被跟踪？” “克利夫不是惟一一个知道我在做什么的人。我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了！”她眼中满是闪着怒火的泪光。“你是我最不愿意伤害的人，凯。” “停止，艾比。你可以整年整月地哭，但那对我一点用也没有。” “我真的很抱歉……” “不要再道歉。”我很坚定但温柔地说。 她轻轻咬住下唇，瞪着她的饮料。 “你现在准备好帮我的忙了吗？” 她抬眼看我。 “首先，上星期我们在威廉斯堡看到的那辆林肯车是什么颜色？” “深灰色，车内皮饰是深色的，也许黑色。”她回答，眼光逐渐闪现神采。 “谢谢你，那正是我想的。” “怎么了？” “我不确定，但还有更多。” “更多什么？” “我有一项任务要分派给你，”我说，微笑着，“但先要确定，你什么时候回华盛顿？今天晚上？” “我不知道，凯。”她看向别处。“我现在不能在那儿出现。” 艾比觉得自己是个逃亡者，而就某种角度来说，她是的。柯利弗德·林已经把她从华盛顿赶出来。也许让她消失一阵子不是个坏主意。 她解释：“在北尼克有个家庭旅馆，而且——” “我有间客房，”我打岔，“你可以跟我住一阵子。” 她看来犹疑，然后说道：“凯，你知不知道那会造成怎样的谣言？” “老实说，我现在对那一点也不关心。” “为什么不？”她细细地研究着我。 “你的那家报社已经把我丢进一锅热油里煎炸了。我要孤注一掷，事情只会变得更糟或更好，但绝不会在原地停滞。” “至少你还没有被炒鱿鱼。” “你也没有，艾比。你有了恋情，在你同事面前行为不当，例如把咖啡倒在你情人的腿上。” “他活该。” “我相当确定他活该有那样的待遇，但我不会建议你跟邮报作战。你的书是救赎你自己的一个机会。” “那你呢？” “我关心的是这些案件。你可以帮忙，因为你可以做一些我无法做到的事。” “比如说？” “我不能撒谎、欺瞒、诈骗、作弊、鬼祟潜行、伏击、刺探，和假装有什么事或伪装成什么人，因为我是联邦政府的成员。但你的活动空间就很大，你是一名记者。” “非常感谢，”她抗议着，然后走出厨房。“我去车子里拿东西。” 我并不常有访客，楼下的客房通常是为露西准备的。铺设在硬木地板上的是一张伊朗地毯，有着亮丽颜色织就的花草图样，把整个房间转变成一个花园，我外甥女在这园里可能是一朵含苞的玫瑰或是一株发臭的草，其间的转变完全视她的行为而定。 “我猜你喜欢花朵。”艾比心不在焉地说，把行旅箱放在床上。 “这条毯子铺在这个房间是有些喧宾夺主，”我道着歉。“但是当我看到它时，忍不住就买了下来，而这屋子里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置。更甭提那毯子几乎是坚固不摧的，既然这个地方通常是露西来住，那变成了个很重要的一项装饰。” “或说曾经是。”艾比走到橱柜前，把门打开。“露西已经不再是10岁小孩了。” “那里应该有足够的衣架。”我移近检查道。“如果你需要更多……” “已经够多了。” “浴室里有浴巾、牙膏和香皂。”我开始领着她介绍。 她已经开始打开箱子，没有注意我在说什么。 我在床边坐下。 艾比把套装和衬衫放到衣橱里，衣架在金属架上发出移动的尖锐声。我安静地看着她，没什么耐心地等着。 这进行了有几分钟，抽屉拉开，更多衣架摩擦声，浴室药柜门吱嘎的打开又咔啦关上。她把行李箱塞到衣橱里，然后回顾四周，似乎在想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她打开她的公事包，拿出一本小说和一本笔记簿，放到床边的小桌子上。我不安地看着她把一支点三八手枪和一盒子弹放到抽屉里。 我回到楼上时，已是午夜，上床之前，我再拨那家7-11的电话号码。 “埃伦·卓丹吗？” “咦？我是。你是谁？” 我告诉她，并且解释：“去年秋天你对我说过，弗雷德·柴尼和德博拉·哈威进到店里时，德博拉本想要买啤酒，而你要求看她的证件。” “是的，没错。” “你能不能详细告诉我当你要求看她的证件时，做了什么？” “我只是说我需要看她的驾驶执照，”埃伦说，她听来很困惑。“你知道的，我要求看看。” “她从她的钱包里掏出来吗？” “是呀，她必须要把它拿出来我才能看得到。” “那么她把驾照递给你啰。”我说。 “嗯。” “它本来是放在钱包里的什么地方吗？像是一个塑料套里？” “它没有在什么里面，”她说，“她只是把它递来给我，然后我看了一看，接着我还给她。”停顿了一会儿，“怎么了？” “我只是要确定你是不是触碰过德博拉·哈威的驾驶执照。” “我当然碰过，我必须拿到它才能检查的呀。”她听来有些惊恐，“我有麻烦了，是吗？” “没有，埃伦，”我保证，“你一点麻烦也没惹上。” 第十五章 艾比的任务是去试试她能找到什么关于巴瑞·阿蓝诺夫的事。她在早晨前往罗诺克。当天傍晚，她才回来不到几分钟，马里诺就出现在我家前门。我邀请他来晚餐。 他在厨房看到艾比时，瞳孔倏忽圆睁得老大，然后脸色转成潮红。 “黑色杰克？”我问。 我从酒柜拿了他的饮料回来，发现艾比在餐桌旁抽烟，而马里诺站在窗前。他已经把百叶窗拉起，神情阴沉地往外看着电缆。 “你在这个时刻是看不到什么鸟的，除非你对蝙蝠有兴趣。”我说。 他没有回答，也没有转身。 我开始盛放沙拉。一直到我开始倾倒意大利红酒，马里诺才终于坐到为他安排的椅子上。 “你没有告诉我你有同伴。”他说。 “如果我事先告诉你，你就不会来了。”我同样直率地回答。 “她也没有告诉我。”艾比说，暴躁易怒的语气。 “所以现在证明了我们都很高兴能聚在一起，让我们享用晚餐吧。” 如果说我从跟东尼那场失败婚姻里学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绝不要在晚上很晚的时候或吃饭的时候，提起不愉快的话题，我用尽全力以轻松话题来填补充塞晚餐时刻不自然的静默。一直等到开始喝咖啡时，才开始说我要说的话。 “艾比要跟我住一阵子。”我对马里诺说。 “那是你家的事。”他伸手拿糖罐。 “那也是你的事，我们在这案件里都属同一边。” “也许你应该解释什么叫我们都在同一边，医生。但首先……”他看着艾比，“我要知道这个小小的晚餐会在你书里的什么地方出现，那样我就不必读完那见鬼的书，可以直接翻到正确的页数去。” “你知道，马里诺，你真的是头蠢猪。”艾比说。 “我也可以是个屁眼，只是你还没有那个荣幸罢了。” “谢谢你给我一些可以期待的东西。” 他从他上衣口袋里抓出一支笔，把它丢到桌上。“最好开始写。你可不要把我的话给引述错了。” 艾比愤怒地瞪视着他。 “停止！”我生气地说。 他们两人都看着我。 “你们比其他人的行为好不了多少。”我说。 “谁？”马里诺的面孔单调空虚。 “所有的人，”我说，“我对谎言、忌妒、权力游戏厌恶到了极点。我对我的朋友期待很深，我以为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朋友。” 我推开我的椅子。 “如果你们两人都想要继续短兵相搏，请继续，但我受够了。” 我没有再看他们两人一眼，端起我的咖啡径自走到客厅，打开音响闭上眼睛。音乐是我的治疗师，此刻音响上放着上一回聆听的巴哈，他的第二号交响曲，清唱剧29号，松弛了我的情绪。自马克离开后，有好几个礼拜的失眠夜晚，我都走到楼下来，戴上耳机把自己包围在贝多芬、莫札特、帕海贝尔的音乐里。 15分钟之后，艾比和马里诺来到客厅，一脸刚刚口角过才又复合的情侣般的羞怯表情。 “喔，我们谈过了，”艾比在我关上音响时说，“我尽可能地解释原由，我们开始达成共识。” 我实在很高兴听到这个。 “还是让我们三人好好合作，”马里诺说，“反正，艾比现在并不真的是记者。” 这评语让她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我看得出来。但是最起码他们愿意合作，这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 “当她的书出版时，或许这些也都会变得无关紧要。所有要紧的事都会随时间过去的。到现在几乎已经有3年了，10个孩子。如果包括吉尔和伊丽莎白，我们讲的就变成一桩12条人命的案件。”他摇着头，眼神转成凝重。“不管是谁杀了这些孩子，他都不会退休的，医生，他会一直做下去，直到被抓到为止。像我们目前如此深入、广泛的调查，还依然找不到线索，那只能说是有人运气很好。” “运气可能开始靠向我们这边了，”艾比对他说，“阿蓝诺夫不是开着那辆林肯车的人。” “你确定？”马里诺问。 “太确定了。阿蓝诺夫头发是灰色的，而且稀薄光秃。他也许有5英尺8寸高，体重应该有200磅。” “你是说你见到他了？” “没有，”她说，“他仍然在外头跑。我敲了他家的门，他的妻子让我进去。我穿着工作服、靴子，告诉她我在电力公司工作，要来检查他们的电表，我们就此聊了起来，她请我喝可乐。我进屋子后到处东张西望，看到一张全家福，便问她照片里的人是谁。那就是我看到阿蓝诺夫长相的情形。我们那天看到的男人不是他，也不是在华盛顿跟踪过我的那个。” “我猜不会是你把牌照号码看错了吧？”马里诺问我。 “不会。而且如果我弄错了，”我说，“那巧合也未免太神奇了。两辆车都是1990年林肯出厂的同款车？阿蓝诺夫碰巧在我误抄一个车牌号码时，刚好也在威廉斯堡和潮水镇地区旅行，而且刚好就是我抄录下的车牌的主人？” “看来阿蓝诺夫和我得要好好谈一谈了。”马里诺说。 马里诺在那个星期中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开宗明义地说：“你坐着吗？” “你跟阿蓝诺夫谈过了？” “答对了。他星期一离开罗诺克，那是2月10号，然后到丹佛、彼得斯堡，以及里士满。12号星期三，他在潮水镇，然后开始变得很不寻常。他必须在13号星期四抵达波士顿，就是你和艾比在威廉斯堡的那个晚上。所以12号星期三，阿蓝诺夫把他的车子停放在新港纽兹机场的停车场。他从那里飞到波士顿，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租了一辆车到处跑。一直到昨天早上才回到新港纽兹，取回他的车回家去。” “你是在说他把车子停在长期停车区时，有人偷了他的汽车牌照，然后又送回去？”我问。 “除非阿蓝诺夫说谎，我找不到支持的证据，没有其他的解释了，医生。” “当他回到他的车子上时，他是否注意到什么不对的地方，让他猜疑有人对他的车子动了手脚？” “没有。我们到他的车库看过。前后两个车牌都在，螺丝拧得很紧、很牢。车牌跟车子其他部分一样肮脏，而且有污点，也许那不代表什么。我没采到任何指纹，但不管是谁曾借用过那牌照，他也许戴着手套，那可能是造成污点的原因。没有任何工具撬动的痕迹。” “在停车场上，那辆车停放在显眼的地方吗？” “阿蓝诺夫说他停在大约中间的地方，当时停车场几乎是满的。” “如果他的车子停放在那里好几天，没有挂上牌照，安全人员或什么人应该会注意到的。”我说。 “不一定。人们观察力通常没有那么好。当人们把他们的交通工具停放在机场，或是旅游回来取车时，盘据在他们脑海中的可能只有运搬行李，赶上班机，或急着回家。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不太可能会向警卫报告。警卫反正也不能做什么，除非失主回来，然后那会是失主的决定，看是不是要报案。至于真正偷牌照的小偷，你可以在午夜后到机场去，那时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如果是我，我会若无其事地走进停车场，就像是我要去取我的车，5分钟后，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往外面走，而公事包里已经装有一组牌照。” “而你认为情形就是那样？” “我的理论是这样，”他说，“那个问你方向的家伙不是什么警探、联邦调查局警员啦，或刺探别人的坏蛋，他是一个存心不良的家伙，可能是一个毒品贩子，或任何坏人。我想那辆深灰色林肯车是他自己的车子，只是为了安全起见，他想外出做什么坏事时，就把牌照换下，那是为了避免有人看见他的车在那个区域活动，像是巡逻警察等等。” “但是仍然有危险，比如说他闯了红灯，”我指出，“那牌照号码会追踪到别人。” “是没错。但是我可不认为那是他计划的重点。我想他更担心他的车被撞见，因为他要进行什么违法的事，如果出了什么错，他可不想冒着他自己的车牌号码被人记下来的危险。” “他为什么不租辆车呢？” “那跟有他的牌照号码一样糟。任何警察都有办法辨认出租来的车，在弗吉尼亚州所有的租车牌照都以R开头。如果你循线追踪，终会追到租车的人身上。他够聪明找出另一条安全的途径，换牌照号码的确是个比较完美的主意。要是我的话，我就会那样做，也可能会找一个长时间停放在停车场的车。我会用别人的牌照，然后再把那牌照从我车上拿下，把我自己的装回去。接着我会开车到机场，在天黑后轻松地回到停车场，确定没有人看见，再把我偷来的牌照放回去。” “如果原车主已经回来，发现他的牌照不见了呢？” “如果那辆车已经不在了，我会就近丢弃。不管哪种情况发生，都于我无损。” “老天爷，那个晚上我和艾比看到的男人有可能就是凶手，马里诺。” “你们看到的那个坏蛋，不是迷路的人或什么尾随你们的疯子，”他说，“他正在从事不法行为，可那并不表示他就是凶手。” “那停车标签……” “我会查查看。看威廉斯堡能不能提供申请那种停车贴纸的名单。” “乔伊斯先生看到的那辆经过他木屋、没有开车头灯的车，有可能就是一辆林肯汽车。”我说。 “有可能。那车型是1990年出厂。吉姆和邦妮是1990年夏天遭到谋杀。在晚上，一辆林肯跟一辆雷鸟没有多大的区别，雷鸟是乔伊斯先生说他看到的那种车型。” “韦斯利会为这个花些脑筋的。”我低沉地说，仍然不可置信。 “是呀，”马里诺说，“我这就打电话给他。” 3月就像一阵轻声的承诺，低诉着冬天不会永久停留。我清洗着奔驰车的挡风玻璃，阳光暖暖地照在我的背上，艾比则帮我加油。微风轻柔，雨天后的灌木丛抽着新芽。人们都来到户外洗车或骑着脚踏车，大地在蠕动，但还没有完全醒来。 这些天来，很多的休息站，都像我常来的这家一样，涌进双倍以上的顾客，简直变成了便利商店。我进去付钱，顺便买了两杯咖啡。然后艾比和我开着车往威廉斯堡去，窗户开着，布鲁斯·霍斯比在收音机里唱着“海埠灯光”。 “我们出发前我打电话听我答录机的留言。”艾比说。 “然后呢？” “5个一接起来就挂断的电话。” “柯利弗德？” “我敢打赌，”她说，“他不是要跟我说话。我猜想他只是要确定我在不在家，更可能已经看过我的停车库几次了，想找我的车。” “如果说他并不想跟你说话，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也许他不知道我已经换装了门锁。” “那他必定是个傻瓜。一个普通的正常人都会知道，一旦你看到他的报导，就会把两件事联想在一起的。” “他不傻。”艾比说，看着窗外。 我把天窗打开。 “他知道我已经知道，但他不是傻瓜，”她又说，“柯利弗德把所有的人都耍得团团转，他们不知道他很疯狂。” “如果他很疯狂，很难想像还能做到这种程度。”我说。 “那就是华盛顿美丽的地方，”她讥诮地说，“世界上最成功、最有势力的人都在那里，而他们中有半数是疯子，另一半是神经病。他们多数猥亵，没有道德。权力使人腐化，我不知道尼克松水门案为什么会让人吃惊讶异。” “权力对你做了什么呢？”我问。 “我知道它的滋味，但是我浸淫其中的时间还没久到可以上瘾。” “也许你很幸运。” 她沉默着。 我想到帕特·哈威。她最近怎样了？她脑海中盘旋的是什么？ “你跟帕特·哈威谈过吗？”我问艾比。 “谈过。” “在邮报那篇报导之后？” 她点点头。 “她好吗？” “我曾经读过一篇到刚果的传教士写的文章。他提到遇见一个丛林部落成员，他看起来一点也没什么不对，直到他开口笑，他的牙齿全都锉成尖形。他是食人族。” 她的语调平缓但充满了怨忿，她的情绪突然间变得深沉，而我完全不了解她到底在说什么。 “那就是帕特·哈威，”她继续说，“那天我到罗诺克之前先去看了看她。我们简短地提到了邮报的故事，我以为她已经能够平淡地处理这件事，直到她开口笑。她的笑容让我的血液顿时都凉掉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时我才知道柯利弗德的报导已经把她逼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德博拉的谋杀案已经让帕特濒临崩溃的边缘，这篇报导又把她再往前推了几步。我记得当我跟她谈话时，我感觉到她身上什么东西不见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不见的就是帕特·哈威。” “她以前知道她先生有外遇吗？” “她现在知道了。” “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我说。 “柯利弗德不会写出他无法举证的事情，那要归功于无可责难的消息来源。” 我不禁暗忖着什么样的事会让我沮丧到濒临崩溃。露西、马克？还是我自己发生了事故，不能再移动双手或眼睛失明？我实在无法想像会是什么让我永远封锁自己，也许那就像失去了生命。一旦你失去了，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不同。 我们在刚过午后时分来到老城。吉尔和伊丽莎白住的那栋公寓大厦并不醒目，蜂窝状的建筑看来看去都一个样子。红色布篷覆盖下的砖墙上，靠近主要入口旁有着楼层号码，庭园景致是由枯黄的草地和窄窄一条花床补缀凑合而成。中间有个户外烹调聚餐的区域，散置着秋千组、野餐桌和煎烤架。 我们将车停在停车场，坐在车里抬头仰望曾属于吉尔的阳台。透过栏杆间宽阔的空隙，可以看到两张蓝白相间的椅子立在微风中。天花板垂下一条链子，孤单单地吊着一盆植物。伊丽莎白住在停车场的另一边。从她们各自的住所看来，这两位朋友可以观望到彼此。她们可以看着彼此的灯亮或熄灭，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上床睡觉，或起床了，什么时候在家或外出。 有好一阵子，艾比和我就静静地任抑郁氛围笼罩着我们。 然后她说：“她们不仅仅是普通朋友，对不对，凯？” “回答这个问题会像是道听途说。” 她轻轻笑了，“老实告诉你，当年我追踪这个新闻，就曾经那样猜测过。不管怎样，那个念头闪过我脑海，但从来没有人提起，甚至暗示过。”她停下，望向远处。“我想我知道她们的感觉。” 我看着她。 “那一定跟我与柯利弗德在一起时的感觉一样。束手束脚，隐藏欺瞒，用一半的精力来担心别人会怎么想，害怕他们猜疑。” “讽刺的是，”我启动车子，“人们并不真的在意，他们为自己的事都已忙得分身乏术了。” “我怀疑吉尔和伊丽莎白是不是会把那点想通。” “如果她们之间的爱较她们的恐惧来的强烈，她们终会想通的。” “顺便问一声，我们要去哪里？”她看着窗外急速飞逝的景观。 “游游车河，兜兜风，”我说，“大致方向是市区。” 我一直没有给她确定地点。我从头到尾都只说我要“开车转转”。 “你在找那辆该死的车子，对不对？” “试试无妨。” “凯，即使你找到它，你又能怎样？” “把汽车牌照写下，看这次会追到谁。” “哼，”然后她开始笑起来，“如果你能找到一辆灰色的1990年的林肯车，在后保险杆上有张威廉斯堡的标签，我给你100美金。” “最好现在就把你的支票簿准备好。如果那辆车在这附近，我就一定会找到它。” 我真的找到了，在不到半小时之后，依循的是如何找到你遗失物品的古老法则。我简单地重溯以前的路径。当我回到商人广场时，那辆车就安静地躺在停车场一角，跟我们第一次见到它，其主人停下来问我们方向时的停放处相距不远。 “耶酥基督，”艾比轻呼着，“我无法相信。” 车里没有人，车窗玻璃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看来才刚清洗过，还上了蜡。车后缓冲板的左侧有一张停车标签，车牌号码是ItU-144。艾比抄了下来。 “这太简单太容易了，凯。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辆车。”我开始变得很科学，很逻辑化，“看起来一样，但我们并不确定。” 我停在约20辆车子远的地方，把我的奔驰夹在一辆公务车和一辆庞帝克中间，坐在方向盘后，扫描着眼前的商店。一家礼品店、裱画装框店、餐厅，烟草店和面包店之间是一家书店，小小的，不引人注意的，一些书本陈列在窗前。一张木制招牌横在门上，用书写体印着“庄家房”的字样。 “填字游戏。”我悄声低语着，一阵寒意爬上我的脊梁。 “什么？”艾比仍然望着那辆林肯车。 “吉尔和伊丽莎白喜欢玩填字游戏。她们常在星期天早上外出吃早餐时，顺路买《纽约时报》。”我说着打开车门。 艾比伸手放在我手臂上，抓住我。“不，凯，等一等，我们要先想想。” 我坐回椅子上。 “你不能就那样走进去。”她说，那听起来像是一道命令。 “我要买报纸。” “如果他真在里面怎么办？你要怎么做？” “我只是要看看是不是他，那个开着车的人。我想我认得出他来。” “而他也可能把你认出来。” “庄家的名称可能就跟纸牌有关。”我冲口而出，眼前一个披着卷曲黑色短发的年轻女郎正走向那家书店，打开门，随之消失在里头。 “发纸牌的人，会发到红心J。”我又说，声音因为慌乱而逐渐减弱直到细不可闻。 “他问路时，是你跟他说话，你的照片曾登在报纸上。”艾比掌控着局面。“你不可以进到那里面，我去。” “我们两个都去。” “那太疯狂了！” “没错。”我下了决心，“你坐在这里。我去。” 她能出声阻止之前，我已经下了车。她也下车来，但就站在那里，看来有些迷惘，而我怀抱着某种使命般地大步往前。她没有跟上来，她有足够的理智知道最好不要引起任何骚动。 当我把手放在门上那冷冷的铜制把手时，我的心跳如钟。当我终于跨步进去，我发现我的膝盖开始发软。 他就站在柜台后面，微笑着，填写一份信用卡刷用收据，一个穿着小羊皮套装的中年妇人絮絮不休地说着话，“……那就是生日的目的。你帮你丈夫买一本你想读的书……” “只要你们两人都喜欢同一本书，那就没有关系。”他的声音非常柔软，使人宽心，那是一种可以让你信任的声音。 现在我在店里面了，我却拼命地想离开，想夺门而出。柜台旁边有一摞报纸杂志，包括《纽约时报》。我可以拿起一份，匆匆付钱然后离开，但是我不想面对面看着他的眼睛。 是他。 我转身，走出去，没有回头。 艾比坐在车里抽着烟。 “他不可能在这里工作，却不知道怎么到64号公路。”我说，发动引擎。 她完全了解我话里的意思。“你要现在就打电话给马里诺，还是等到我们回到里士满？” “我们现在就打电话给他。”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但接电话的人说马里诺在街上巡逻。我留话给他，“ItU-144，回电话给我。” 艾比问了我一堆问题，我尽最大努力回答。然后我们之间陷入一阵长长的沉默，我静静地开着车。我的胃开始翻腾着酸液，我考虑着是不是要在什么地方暂停一下，我想我大概要吐了。 她正看着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关注。 “我的天，凯，你脸色苍白得像张白纸。” “我还好。” “你要我开车吗？” “我没事。真的。” 当我们回到家，我一步并两步径直走上二楼来到卧室。在我的手不可遏止的抖动中，竭力拨着一个电话号码。电话铃声响了两次，马克的答录机接了起来，我想把电话挂上，却发现我贪婪地听着答录机里他的声音，像是被催眠般。 “对不起，现在无法接听你的电话……” 到哔哔声时，我犹豫了一下，然后默默地把话筒放回去。我抬起头，发现艾比站在我房门口。我可以从她脸上的表情了解她知道我刚刚做了什么。 我看着她，眼中逐渐盈满了泪水，然后她来到床边，坐在我身旁。 “你为什么不留话？”她低语着。 “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打给谁？”我努力维持我声音里的平静。 “因为当我自己异常沮丧时，席卷而来的是相同的情绪，我特别想要拿起电话。即使现在，所有的事情发生后，我仍然想打电话给柯利弗德。” “你打了吗？” 她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要，永远不要，艾比。” 她紧紧地盯着我。“是因为走进那间书店，看到了他，” “我不确定。” “我想你知道。” 我把眼光从她身上移开。“当我走得太靠近，我会知道。我以前就靠得太近，我问我自己那为什么会发生。” “凡人如你我，是无助的。有一种机制，掌控着我们。那就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她说。 我无法向她承认我的恐惧。如果马克接起了电话，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向他表白。 艾比看向别处，她的声音似乎从远远的地方发出，问道，“你看过那么多的死亡，你可曾想像过你自己的？” 我从床上站起来。“马里诺到底在哪里？”我拿起电话，试着再一次跟他联络。 <hr /> 注释： 第十六章 我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时间从一天又一天变成以星期为计算单位快速飞去。自从我把庄家房的消息转给马里诺之后，他就一直没有跟我联络，我也没有从任何人处得到任何消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静默变得越来越巨大，也越来越不吉利。 入春的第一天，我从已经待了三个小时的会议室抽身，我在那里遭到两名律师连番询问，罗丝告诉我有电话找我。 “凯？是我，彭顿。” “午安。”我说，肾上腺素汹涌着。 “你明天可不可以来匡提科？” 我伸手拿我的日志，罗丝已经写进一个会议时间，但那可以改期。 “什么时间？” “10点，如果方便。我已经跟马里诺谈过了。” 我还来不及问任何问题，他就宣称无法多谈，说见面时会告诉我所有细节。我离开办公室时已是6点钟。夕阳隐没，天气转凉。当我转上屋前车道时，注意到屋里的灯亮着。艾比在家。 我们最近很少见面，两人都忙进忙出，几乎没说上什么话。她从不到商店买东西，但偶尔会在冰箱上摆着的磁铁下留张50元美金，跟她所吃不成比例，她吃得意外的少。当葡萄酒或苏格兰威士忌变少时，我会在瓶子底下找到一张20美元。几天前，我在一盒用光了的洗衣粉上发现一张5元美金。绕着我屋子里的房间走一遭，就像是一场奇异的寻宝之旅。 我打开前门，艾比突然站在门口，瞪着我。 “对不起，”她说，“我听到你车子的声音，不是要吓你。”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打从她住进来开始，我就逐渐变得神经兮兮。我想我对于失去的隐私还没有能够调整适应过来。 “要喝点什么吗？”她问，看起来相当疲累。 “谢谢。”我说，解开我大衣的扣子，眼睛搜寻着客厅。咖啡桌上一个塞满烟蒂的烟灰缸旁，有一只酒杯和几份记者用的笔记簿。 我脱下大衣和手套，径直上楼，把大衣手套丢在床上，回带听取答录机上的留言。我的母亲来电话，如果我在晚上8点钟以前拨一个特定号码，有机会得什么奖；马里诺告诉机器说明天早上几点来接我；马克和我继续错失对方，只彼此在对方答录机里留言。 “我明天要到匡提科。”我回到客厅，告诉艾比。 她指了指放在咖啡桌上的我的饮料。 “马里诺和我要去看彭顿。”我说。 她伸手拿她的香烟。 “我不知道事情发展得怎样了，”我继续，“也许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知道？” “你在这里的时间不多，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当你在办公室时，我也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没有处理什么醒目重要的东西，你想知道什么？”我微微提议着，试图驱散紧张气氛。 “我不问是因为我知道你对你的工作非常保密，我不愿意去窥探。” 我假设她是在暗示，如果我问她最近在做些什么，我就是在窥探。 “艾比，你近来似乎很陌生、很冷淡。” “心事太多，请不要觉得是因为你的缘故。” 当然她有很多事要想，像是她要写的书，像是她要怎么处理她的生活，但是我从未见过艾比如此孤独退缩。 “我只是关心，如此而已。”我说。 “你不了解我的个性，凯。当我专心投入某些事情时，整个人就会被完全吞噬，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也无法将之驱之脑后。”她停顿了一下，“你说这本书是一个救赎的机会，对的，它是。” “很高兴听你这样说，艾比。我知道你的能力，这本书肯定会畅销。” “也许。但我不是惟一一个有兴趣写关于这些案件的人。我的代理人已经听到外头有些传闻。我已经开始了好久，如果我动作快一点，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关心的不是你的书，而是你。” “我也关心你，凯，”她说，“我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事，像让我住在这里。但我答应，不会太久的。” “你可以随你意思想待多久就多久。” 她拾起笔记簿和她的饮料。“我必须赶快动手写，但是在我有我自己的空间以及我的电脑之前，我无法开始。” “那么你这些天只是在搜集资料啰。” “是的。我找到很多我不知道我正在找的东西。”她猜谜一样地说着，起身走向她的卧室。 第二天早上，当往匡提科的公路出口出现在视线范围之内时，交通突然完全停顿下来。很显然，我们所在的这条95号州际公路的北边不远处，有事故发生，而车辆无法移动。马里诺猛然打开他车上的警示灯转向路肩，接着我们就一路颠簸摇晃地往前开了大约有百码远，路面上的小石子热闹地在底盘下弹跳。 过去两小时，他不断地对我细数他最近在家务处理上的成就，我则分心想着韦斯利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还担忧着艾比。 “从来不知道活动百叶窗是那样难缠的婊子，”当我们加速经过海军陆战队兵营和靶场时，马里诺抱怨着。“我用清洁剂喷洒，对吧？”他瞥了我一眼。“而每一板条都花上我一分钟时间来清理，纸巾碎片见鬼地堆满了整个地方。最后我有了主意，把那整个鬼东西从窗架上拿下来，丢到浴缸里。装满热水和肥皂。嘿，就那样轻轻松松完成了。” “那很好。”我咕哝着。 “我同时在撕下厨房的壁纸。住进那房子时，壁纸就在那里了。多丽丝从来就不喜欢它。” “问题是你喜不喜欢它，是你住在那里面的。” 他耸耸肩。“告诉你实话，我从来就没有怎么注意过。但是我想如果多丽丝说那很丑，那应该就是。我们曾讨论过把露营车卖掉，装一个高于地面的游泳池。所以我最后也会做那个。必须要在夏天前弄好。” “马里诺，要小心，”我温柔地说，“要确定你是为自己而做。” 他没有回答我。 “不要把你的将来建筑在一份可能无法实现的希望上。” “那无妨，”他终于说，“即使她永远不会回来，让家里变得比较美好不是坏事。” “嗯，哪一天你一定得邀请我到你家去看看。”我说。 “是呀，都是我到你家去，你还没有到过我家呢。” 他停妥后我们下车。联邦调查局学院持续扩张，迁移到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的外环边缘。主要建筑及其喷泉和旗帜已经变成行政大楼，活动中心迁移到隔壁一栋新砖墙大厦。一个看来像是宿舍的建筑物，自我上次拜访以来，又往上加高了些。远处的枪击声，听来有如炮竹响动。 马里诺依规定把他的点三八手枪留在警卫室。我们签了名，别上一张访客通行证，然后他带着我走一连串所谓的捷径，避开砖石玻璃建成的大厦与大厦间的密闭通道，或沙鼠甬道。我跟着他穿过一扇门来到建筑物外，走过一个装货码头，经过厨房。最后我们从一间礼品店的后面现身，马里诺在那里毫无顾忌地直接往前大步走，看也没有看一旁一个手上拿着一叠毛衣的年轻女职员。她的嘴唇分开着，对我们这样非正统的途径做着无声的抗议。跨出商店，转过一位迎面来者，我们进到一间叫“交易所”的酒吧，韦斯利正坐在角落一张桌子旁等着我们。 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寒暄，直接切入正题。 庄家房的主人叫斯蒂芬·斯浦勒。韦斯利这样形容他，“34岁，白人，黑发，棕眼。5英尺11寸，160磅重。”斯浦勒尚未被逮捕或讯问，但被严密监视着，到目前为止，监视结论是不完全正常。 他有几次在很深的夜晚离开他两层楼的砖石房屋，开车到两家酒馆和一家休息站。他似乎以不在同一个地方待上太久。他总是一个人。前一个礼拜，他跟一对从“汤姆·汤姆斯”酒吧出来的情侣攀谈，后来又找人问路，没有其他事情发生。那对情侣坐上他们自己的车离开，斯浦勒进到他的林肯车继续漫游，最后回家。没有调换汽车牌照。 “我们有搜证方面的问题，”韦斯利说道，透过玻璃杯看着我，脸色严峻。“我们实验室里有一个弹壳。你在里士满则有从德博拉·哈威身上起出的子弹。” “我没有那颗子弹，”我回答，“子弹是在刑事科学馆。我猜你们已经开始对自伊丽莎白·莫特汽车里发现到的血迹进行DNA分析了吧？” “那还要等一到两个星期。” 我点头。联邦调查局的DNA实验室用五种多形态的探测器，每一个探测器都需要在X射线显影剂中放上大约一个星期，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很久前就写信给韦斯利，建议他向蒙塔纳拿血液样品，立刻开始做分析。 “如果没有嫌疑犯的血液，DNA根本一点鬼用也没有。”马里诺提醒我们。 “我们正在计划着。”韦斯利很有毅力地说。 “嗯，看来我们可以用汽车牌照的事实来爆炒斯浦勒一番。问问这个混蛋，要他解释几星期前为什么要用阿蓝诺夫的牌照到处开车游逛。” “我们无法证明他调换牌照，只有凯和艾比的证词对他不利而已。” “我们只要法官签发一张搜查证，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搜查。也许我们会找到10双鞋子，”马里诺说，“或者一支乌兹、一些九头蛇——沙克弹药，谁知道我们会找到什么？” “我们是计划那样做，”韦斯利继续说着，“但得一件一件来。” 他起身再去倒些咖啡，马里诺拿起我的杯子和他自己的，也跟着他走。“交易所”在这个早上没什么人。我环顾四周没有顾客的桌子，电视在另一边角落上，我试着想像这里晚上的样子。训练中的警员生活得像教士。异性、酒精和香烟在宿舍内是禁止的，同时房间也不能上锁。“交易所”提供啤酒和葡萄酒。如果要有争执抗斗，或卤莽的言行，应该都是在这里发生。我记得马克告诉过我，有一个晚上他拉开一场以一对多的打斗场面，那是一个新来的联邦调查局警员，太过于投入他的家庭作业，决定要“逮捕”一桌子的毒品贩子。桌子被掀翻，啤酒和爆玉米花洒了遍地都是。 韦斯利和马里诺回到桌畔放下咖啡，韦斯利脱下他珍珠灰的西装外套，整齐地搭在椅背上。我注意到，他里面穿着的白色衬衫几乎没有什么绉褶，丝质领带上有孔雀蓝配白色小鸢尾花的图饰，还穿着孔雀蓝吊带。马里诺跟他这位高贵伙伴配在一起，是道道地地的陪衬物。他即使穿上最典雅的西装，也因为他那伟大的肚腩，无法鹤立鸡群般凸显出来，但是我仍然要为他喝彩。这些日子以来他的确很努力试着改变。 “对斯浦勒的背景你知道多少？”我问。韦斯利正在写笔记，马里诺则在读一份档案，两个男人似乎都忘了这张桌子上还存在着第三个人。 “他没有什么记录，”韦斯利回答，抬起头来，“从来没有被逮捕过，过去10年内，甚至没有收到超速罚单。他于1990年2月，跟弗吉尼亚海滩的交易商买下那辆林肯车，用一辆86年的老车来交换，然后以现金补足剩余的差额。” “那他应该很有些钱啰，”马里诺评论着，“开昂贵的车子，住在一栋好房子里，很难相信他那间书店会赚到这么多钱。” “他没有赚那么多，”韦斯利说，“根据他去年的税单，他的收入少于3万美元，但是他有超过50万的资产，包括一个融资账户，滨水地区的房地产和股票等。” “啧啧。”马里诺摇着头。 “有任何需要他抚养的人吗？”我问。 “没有，”韦斯利说，“没结过婚，双亲都已过世。他的父亲在北尼克是个非常成功的房地产商，在斯蒂芬二十出头时过世。我怀疑这就是他的金钱来源。” “他母亲呢？”我问。 “她在他父亲死后一年过世，癌症。斯蒂芬出生得很晚，他母亲怀他时是42岁。惟一手足是一个哥哥，叫戈登。他住在德克萨斯州，大斯蒂芬15岁，已婚，有4个孩子。” 韦斯利再次浏览他的笔记，接着提供更多信息。斯浦勒在格洛斯特出生，就读弗吉尼亚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加入海军，但在那里待了不到4个月。之后，在一家印刷工厂工作了11个月，主要任务是维修机器。 “我想要多知道他在海军服役那段时间的情形。”马里诺说。 “没有多少可讲的，”韦斯利回答，“训练期满后，他被送到大湖区的营地。他选择记者作为他的专长，被分派到印第安纳波里的福特·本杰明·哈里森地区的国防情报学校去。接着分发到他的派任地点，在诺福克大西洋舰队的指挥官麾下工作。”他读着笔记里的资料。“约一个月后他父亲过世，斯蒂芬接到退役令，得以回到格洛斯特去照顾他的母亲，他母亲当时已经因为癌症而病重。” “他哥哥呢？”马里诺问。 “很显然他无法从他的工作和在德州的家庭责任中抽身。”他停顿下来，看了我们一眼。“也许另有一些原因或理由。斯蒂芬和他家人的关系确实很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我短期内不会知道更多。” “为什么？”我问。 “在这个阶段跟他哥哥对质，对我而言太冒险。我不希望他跟斯蒂芬联络，透露我们这里的消息。戈登也不太可能会跟我们合作。家庭成员之间在遇到这样的情形时，通常会比较倾向于护卫彼此，即使他们平常不能和睦相处。” “嗯，你已经跟一些人谈过了。”马里诺说。 “海军里的几个人、他以前工作过的印刷厂的老板。” “他们对这个坏蛋说了什么？” “性格孤僻，”韦斯利说，“不是做记者的好材料。对阅读比访谈别人或写故事要有兴趣。很明显的，印刷厂的工作非常适合他。他待在后面，当事情没那么忙时，就把鼻子埋在书堆里。他的老板说斯蒂芬乐于修理印刷机，以及其他不同的机器，还将它们保持得清洁无尘。有时他会几天不跟任何一个人说话。他的老板用孤僻异常来描述斯蒂芬。” “他老板提供了什么例子吗？” “有几件，”韦斯利说，“一名印刷厂雇用的女工有天早上被一个纸张切割机切断了指尖。斯蒂芬非常生气，因为她流的血把他才清理干净的机器弄得满是血迹。他对他母亲死亡的反应也很奇怪。斯蒂芬当时正在利用午餐时间看书，医院打电话来通知。他没有任何情绪反应，只是坐回椅子上，继续读他的书。” “一个充满温情的家伙。”马里诺说。 “没有人以温情描述过他。” “他母亲过世后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那之后，我假设，斯蒂芬得到他的遗产，搬到威廉斯堡，承租了商人广场的店面，开始庄家房的营业。这是9年前的事。” “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被谋杀的前一年。”我说。 韦斯利点头，“当时他已经在这个区域里了，而这些谋杀案发生的期间，他也都没有离开过。自书店开张以来，他就一直在那里工作，除了有5个月的时间不在，嗯，7年以前。店面那时关门。我们不知道斯浦勒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 “他一个人经营那家书店？”马里诺问。 “那只是个小小营业单位，没有其他雇员。星期一休息。我们注意到当店里没什么生意时，他就只坐在柜台后读书，如果他在关门时间以前有事离开，他不是干脆早些关门，就是留张标示说他会在什么时候回来。他同时装有答录机，如果你在找特定的书，或要他帮忙搜寻一些绝版书，你可以在他电话上留言。” “奇怪的是，这么一个不喜欢社交的人，会开这样一个需要跟顾客有很多接触的店，即使那种接触非常短暂。”我说。 “事实上相当合适，”韦斯利说，“那书店其实对一个有窥淫癖的人来说是个极佳巢穴，这可以满足他观察人们的强烈欲望，又同时无须亲身跟人们有任何实质交谊。我们注意到威廉和玛丽学院的学生常常光顾他的店，特别是因为斯浦勒有不寻常的绝版书，还有一般流行的通俗小说和非小说类，同时还有大量的间谍小说和军事杂志，那些对附近的军事基地人员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他是凶手，那么观察年轻、有吸引力的情侣，和到他店里来的军事人员会对他的窥淫癖好有更大的蛊惑力，同时骚动起他自身不合格、挫败、愤怒的情绪。他会开始怨恨他忌妒羡慕的对象，也忌妒羡慕他痛恨的对象。” “我怀疑他在海军服务时期是否曾被讪笑戏弄过。”我臆想推测着。 “就我知道的资料，他的确有，至少在某个程度上来说，他有那种经验。斯浦勒的同伴们视他为胆怯柔弱、失败的人，同时，虽说他在纪律上没有什么问题，他的长官仍然认为他目中无人又冷漠疏远。斯浦勒从来就没有女伴，一直独来独往，一半是出于自我选择，也因为其他的人觉得他的性格特别无趣。” “也许加入海军是他曾经最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时候，”马里诺说，“成为他最想成为的人。父亲过世，又必须照顾生病的母亲。在心理上，他必定认为他被毁了。” “那很可能，”韦斯利同意，“不管怎么说，我们面对的这个凶手会相信他遭遇到的困难都是别人的过错，他无需负责。他会觉得自己的生命被别人控制着，因此，控制别人以及自身处境变成他惟一的目标。” “听来像是他在向世界复仇。”马里诺说。 “这个凶手在展示他的权力，”韦斯利说，“如果他自我创造的世界里有军事层面的话，我相信是有的，那么他相信自己是终极战将。杀人却依然逍遥法外，比敌人更来得聪明，跟他们玩着游戏，最后胜利者总是他。他也许刻意安排，让那些调查谋杀案的人员怀疑行凶者是一名职业军人，甚至是来自于培力营地的人员。” “他自己的反间情报伎俩。”我思索着。 “他无法毁灭军方，”韦斯利又说，“但他可以试着破坏军方的名声形象，恶意中伤使它蒙羞。” “是哦，同时他正在笑破肚皮。”马里诺说。 “我想重点是，这个凶手的行为是集暴力、色情幻想的产物，源自于他早期自社会中孤立隔绝的生活形态。他认为自己活在一个不公平、没有正义的世界里，而幻想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逃避空间。在他幻想的世界中，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可以控制其他的人，可以是任何他想要变成的人，也可以得到任何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可以控制生命和死亡，他有权力决定是否要伤害人，或进行杀戮。” “只可惜斯浦勒不是只空泛的幻想袭击情侣，”马里诺说：“那么我们三人就不需要坐在这里，进行这样的谈话。” “世事难以如愿，”韦斯利说，“如果暴力、激进的行为主宰着你的思路和幻想，你终将会付诸于实际行动，因为只有那样你才会更浸淫于这些情绪。暴力会滋养培育更多暴力的思想，而暴力的思想则导致更多的暴力。不久之后，暴力和杀戮就变成你日常作息的一部分，你根本不觉得那样有什么不对。我曾遇到几个连续杀人犯很坦白地告诉我，当他们杀人时，他们只是在做一般人想做的事罢了。” “沉浸在恶魔思想下的人，终会被恶魔吞噬。”我说。 就在这个时候，我提出我对德博拉·哈威钱包的猜测理论。 “我想那杀手很可能知道德博拉是谁，”我说，“也许不是那对情侣刚被绑架时，但他在下手杀他们的时候，他很可能已经知道了。” “请解释。”韦斯利说，饶有兴致地研究着我。 “你们有谁看过指纹报告？” “是的，我看过。”马里诺回答。 “你知道，当范德检查德博拉的钱包时，他在她的信用卡上找到不完整痕迹，还有污点，却没有在她的驾驶执照上找到任何东西。” “怎样呢？”马里诺看来很困惑。 “她钱包里的东西保存状况良好，因为尼龙制的包是防水的。她的信用卡和驾驶执照放在里面的塑料套，也就是用拉链拉起的夹层，因此防护得更好，没有遭尸体腐烂的污水沾染。如果范德什么都没有找到的话，我没话说。但奇怪的是，他在信用卡上找到了些什么，却没有在驾驶执照上找到任何东西，而我们知道德博拉在7-11买啤酒时，店员曾要求她出示驾照，所以当时她拿过那张证件，店员埃伦·卓丹也碰过。我想要说的是，那凶手是不是也触摸过德博拉的驾驶执照，然后在事后擦干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马里诺问。 “也许当他跟那对情侣在车子里，并且拿出枪来胁迫他们时，德博拉曾经告诉他她的身份。”我回答。 “很有趣。”韦斯利说。 “德博拉也许是个非常谦虚的女孩，但她肯定知道自己家庭的影响力，知道她母亲的权势，”我继续说，“她也许那样告诉凶手，希望他会改变主意，因为伤害他们会得到重惩。这也许震慑到凶手，进而可能要求她提出文件证明，那时他也许就拿到她的钱包，看到她驾驶执照上的名字。” “然后那钱包是怎么跑到树林里去的呢，而为什么他把红心J留在里面？”马里诺问。 “也许为了多给自己一些时间，”我说，“他知道吉普车很快会被人发现，而如果他了解德博拉的身份，当然也会知道全国几乎会有一半以上的警力全力搜索他。也许他决定不让红心J太早出现会是比较安全的做法，所以他把它留在尸体旁，而不是吉普车里。他也把纸牌放进钱包，再把钱包放到德博拉尸体底下。他确定纸牌会被人发现，但大概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后。他稍微改变了游戏规则，但仍然是赢家。” “推论得不坏。你认为怎样？”马里诺看着韦斯利。 “我认为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但我不会讶异德博拉真的完全像凯说的那样做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不管德博拉说了什么或威胁了什么，都让凶手觉得放走她和弗雷德太危险，因为他们也许有办法指证他。所以他继续执行其原计划，但发生了他没有料想到的失控事件，那可能让他很慌张。是的，”他对着我说，“这也许是使他改变仪式的原因，而在德博拉的钱包里留下纸牌也许是他对她和她身份的一种藐视侮辱的方法。” “一种‘去你的’的意思。”马里诺说。 “也许。”韦斯利回答。 斯蒂芬·斯浦勒在隔周的星期五被逮捕，两个联邦调查局警员和一个地方警探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监视跟踪他，来到新港纽兹机场的长期停车区。 马里诺的电话在天亮之前吵醒我，我第一个想法是又有情侣失踪了。我花了一些时间才了解他在电话里说什么。 “当他在偷取另一组车牌时，他们跳出来逮捕他，”他说，“以盗窃罪名义逮捕。他们只能做到这样，但至少我们得到适当的借口去搜查他。” “另一辆林肯？”我问。 “这回是一辆1991年，银灰色的。他在拘留所等着见法官，他们没有办法以这样微不足道的不轨行为拘留他。他们现在只能借辞延长，尽量拖时间，然后他就会被放走了。” “有搜查证吗？” “他的房子现在爬满了警察和联邦警员，从杂志到玩具，找尽所有的东西。” “我猜你就要往那里出发了。”我说。 “是喽，我会通知你。” 我不可能再回床上睡觉了，随手拿了件袍子披在肩上，然后走到楼下，拧亮艾比房间的灯。 “是我。”我说着，她直直地从床上坐起来。呻吟着，用手盖住眼睛。 我告诉她发生的事。然后我们一块儿来到厨房，烧了壶咖啡。 “我非常愿意付钱到现场去看他们搜查他的房子。”她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我很怀疑她会随时夺门而出。 但她整天都待在家里，突然间变得很勤奋。她打扫了她的房间，帮我清理厨房，甚至打扫院子。她很想知道警察找到什么，也很聪明地了解现在开车到威廉斯堡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她不可能获准进入斯浦勒的住处或是书店的。 那天，刚过傍晚不久，我和艾比正在把碗盘等排放在洗碗机里时，马里诺来了。我从他脸上的神情立刻就知道没有好消息。 “首先我告诉你们我们没有找到什么，”他开始说，“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该死的一点证据可以说服陪审团相信斯浦勒曾经杀过一只苍蝇。除了厨房以外，到处都找不到其他刀子，没有枪枝或弹药，没有可能属于被害人的任何纪念物，像鞋子、珠宝、头发啦等等。” “也搜查他的书店了吗？”我问。 “喔，是的。” “当然也包括他的车子啰。” “什么也没有。” “那么告诉我们你们找到什么？”我问，很沮丧。 “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让我真的相信就是他，医生。”马里诺说，“我是说，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有黄色杂志、暴力色情录影带。还有，他有关于军方的书籍，特别是中央情报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全都分类，编好目录，比图书馆的资料还整洁齐全。” “你们找到有关这些案件的报纸剪报吗？”艾比问。 “有，包括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的旧报导。我们还找到一些目录，是那些我称之为间谍窥探商店的，这些地方专卖安全逃生装备，相当齐备，从防弹汽车到炸弹检测器、夜视镜等。联邦调查局要去追查，看他在过去几年里订过什么东西。斯浦勒的衣饰也很奇怪，他卧室里有半打尼龙制的保暖套装，全部都是黑色或海军蓝，而且都还没穿过，标签已经剪掉了，像是计划着要将它们处理掉似的。看来是用来穿在他普通衣服的外层，事后丢掷在任何适当地方。” “尼龙布料不容易脱落，”我说，“可以防风，尼龙保暖套装更不会留下什么纤维。” “没错。让我想想，还有什么？”马里诺喝完他的饮料，“喔，对了。两盒外科用手套，还有一整盒用完即丢的护鞋套，像你楼下穿的那种。” “护靴？” “没错。就像是你在停尸间穿的那种，所以你工作时窜流的血迹就不会弄脏你的鞋子。再猜猜看？他们找到纸牌，整整四叠，没打开过仍包在玻璃纸里。” “你该不会找到一副已经打开过，但少了一张红心J的纸牌吧？”我问，满怀希望。 “没有，但那不让我惊讶。他也许拿走一张红心J，然后把剩下的纸牌丢弃。” “全是同一种牌子？” “不是，两种不同的品牌。” 艾比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手掌紧紧叠在大腿上。 “你们没有找到任何武器，很没道理。”我说。 “这家伙很狡猾，医生，他很小心。” “还不够小心。他留着有关那些谋杀的剪报、保暖套装、手套，而且他在偷汽车牌照时被当场捉到，让我怀疑他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要再次行动。” “他已经用过偷来的汽车牌照了，就是他停下车问路的那回，”马里诺指出，“那周末就我们所知，并没有情侣失踪。” “那倒是真的，”我沉静思考着，“而他也不是穿着保暖套装。” “也许他到最后阶段才会穿上，也许是把那放在他后车箱里的运动袋，我猜测他应该有一个工具箱。” “你们有找到运动袋吗？”艾比突然问道。 “没有，”马里诺说，“没有谋杀工具箱。” “嗯，如果能找到运动袋，或是谋杀工具箱，”艾比又说，“那么你们也许会找到他的刀子、枪、夜视镜，和其他所有的东西。” “我们会持续进行，一直到找到为止。” “他现在在哪里？”我问。 “我离开时，他就坐在他的厨房里喝咖啡，”马里诺回答，“真是混账加三级地叫人不敢相信，我们在那边把他的房子从头搜到尾，他却连一滴汗也没流下。我们问他保暖套装、手套、成叠的纸牌等等问题时，他说在他律师来之前，不会跟我们说话。然后他拿起他的咖啡喝了一口，点上一根香烟，就好像我们不在场似的。喔，是哦，差点忘了。那个坏蛋抽烟。” “什么牌子的？”我问。 “登喜路，也许是从他书店隔壁那个时髦烟草店买的。他用的也是一个时髦的打火机，很贵的那种。” “那无疑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把烟蒂的纸张撕下，才丢在现场，如果那正是他做的话，”我说，“登喜路很醒目。” “我知道，”马里诺说，“那种牌子在滤嘴上有一环金色圈圈。” “你拿到嫌疑犯的血迹样本了？” “喔，没错。”他微笑着，“那是我们的小小王牌，可以把他手上的红心J压倒。如果我们不能把他跟其他案子连在一起，最起码我们可以用吉尔·哈灵顿和伊丽莎白·莫特的谋杀案来整治他。DNA会定他的罪，只希望那鬼测验不要拖那么长的时间。” 马里诺离开后，艾比冷漠地瞪着我。 “你认为怎样？”我问。 “全是有充分细节却都无法证实的旁证。” “现在是这样。” “斯浦勒有钱，”她说，“他可以用钱请到最好的辩护人，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那律师会说他的客户是警方随便抓人交差的牺牲品，因为警察和联邦干员对解决这些谋杀案有太大的压力。最后就变成一堆人一心一意只想找个代罪羔羊，特别是在帕特·哈威做了那样的控诉之后。” “艾比……” “也许凶手真是来自培力营的人。” “你不会真的那样相信吧？”我抗议道。 她看了看她的手表，“也许联邦警员早已知道是谁，而且已经在处理那个问题了。私底下，那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弗雷德和德博拉失踪后就没有其他情侣发生同样的情况。有人必须负责把漫天疑云移开，让公众舆论得到满足……” 我往后靠着椅背，把脸朝向天花板，闭上我的眼睛，她继续滔滔不绝。 “毫无疑问的，斯浦勒是在从事什么不法行为，否则他不必去偷汽车牌照。但是他有可能只是贩卖毒品，也许是偷车贼，或只是想借用别人的车牌游晃一天，以满足自己，这些都有可能的，不是吗？他是相当怪异，那么符合凶手侧写，但这世界本来就充满了奇怪的人，他们并没有去杀人呀。谁敢说那些在他房子里的东西不是有人故意放置的圈套？” “停止。”我静静地说。 但她不肯停止，“只是那么见鬼的符合。保暖套装、手套、成叠的纸牌、色情录影带和报纸剪报，但没有道理找不到武器和弹药。斯浦勒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逮捕，根本不知道他被监视。事实上，那不仅没有道理，还太方便了。联邦警员无法布置的是那把射击德博拉·哈威的手枪。” “没错，他们无法布置那点。”我从餐桌上起来，开始擦拭梳妆台，因为我无法坐定。 “奇怪的是，他们无法故意放置的那一个证据物没有在搜查时出现。” 长久以来就一直有着传闻，警察、联邦警员故意放置证物来置人于罪，也许这样的控诉到现在已经可以堆积成一个档案室。 “你没在听。”艾比说。 “我要去泡澡。”我疲倦地说。 我在拧抹布时，她走到洗碗槽这边来。 “凯？” 我停下我在做的事，看着她。 “你想要这件事轻易解决。”她语带规劝。 “我一直就希望事情能够轻易解决，只是从来都不会如愿。” “你要轻易解决，”她重复着说，“就不要去想你信任的人会送一个无辜的人到电椅上，只为了掩护他们的过错。” “的确如此，我连想也不要这样想。我拒绝那样想，除非有证据，而马里诺在斯浦勒的房子里，他永远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他是在那里。”她离开我，“但他不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人。等到他抵达时，他会看到他们要他看到的。” <hr /> 注释： 第十七章 星期一早上我到办公室，第一个见到的人是费尔丁。 我才走进来，他就已经穿着检验服，等着进电梯了。我注意到他穿着的慢跑鞋上裹着一双可塑形的蓝色纸制护靴，不禁联想到警察在斯蒂芬·斯浦勒房子里找到的东西。这里，医务上所需材料靠州政府的合同定时供应，但任何城市里都有从事销售护靴和外科用手套的厂商，人们不一定得成为医师才可以买到这种配备，就像不一定得是一名警察才可以买一套制服、徽章或枪枝。 “希望你昨晚睡得好。”费尔丁打着招呼，电梯门这时打了开来。 我们一块走进去。 “告诉我那个坏消息吧，我们今天早上有什么？”我说。 “6份邮件，每一件都是谋杀。” “老天！”我暴躁地说。 “是呀，刀只与枪枝俱乐部这个周末肯定要忙得团团转。4个枪击，两个刀刺，春天已经来了。” 来到二楼，我一面脱掉套装上衣卷起袖子，一面走向我的办公室。一张椅子里坐着马里诺，腿上放着公文包，点着一根香烟。我猜想，今早这些案件里其中一件或许是他处理的，然后他递给我一份实验室报告。 “我想你会想亲自看看这份东西。”他说。 其中一份报告顶端写着斯蒂芬·斯浦勒。血清实验室已经完成他血液的架构分析。另一份报告有8年前，属于伊丽莎白·莫特汽车里找到的血迹架构分析。 “当然，DNA的结果还要等一段时间，”马里诺开始解释，“但到目前为止，一切看好。” 我坐到办公桌后，花了些时间研究报告。从那辆福斯汽车里采到的血液血型是O型，酵素检验结果PGM是1，EAP是B，ADA是1，还有ESD也是1，这个特殊组合可以在全国约8%的人口中找到，这结果跟在斯浦勒取到的血迹样本的测试相符合。他也是O型，其他血液族群也相同，而且因为做了更进一步的酵素检测，该血液族群的组合已经使可能性从原来的8%缩减到大约1%的全国人口比例了。 “这并不足以让谋杀罪成立，”我对马里诺说，“你必须要有更多的实质证据，来佐证这个包括他在内有上千人的群体实验数据。” “实在是见鬼的可惜，那老血液报告不能更详尽。” “依惯例，他们在当时是不会做太多酵素检定的。”我回答。 “也许他们现在可以进行了？”他提议，“如果我们能把数据再缩减，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个对斯浦勒血液进行的DNA检查，花的时间实在见鬼得长，数星期。” “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做了，”我告诉他，“从伊丽莎白汽车里采到的血液太过陈旧。经过这么多年后，酵素必定早已分解，所以现在再做，结果会比这份8年前的报告还要不详尽。你现在做的话只能得到O型族群，而几乎有一半人口是O型血。我们除了等DNA的报告外，无法可做。同时，”我又说，“即使这时候你把他关起来，你很清楚他会被保释出去。我希望他仍然受到监视。” “像秃鹰一样的监视着，你可以打赌他知道。好消息是他不太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再去砍杀谁；坏消息是他有机会去把我们没有找到的证据销毁掉，像是谋杀用的武器等。” “那所谓的消失的运动袋。” “不要说我们找不到它，我们几乎拆了他的楼板。” “也许你们就应该拆了他的楼板。” “没错，也许。” 我试着想斯浦勒还可能在什么地方藏那个运动袋，然后突然心中一动。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 “斯浦勒体格如何？”我问。 “他不特别高大，但看起来相当强壮，没有一点儿赘肉。” “那么他也许会健身，做运动。” “也许，怎么了？” “如果他是什么地方的会员，青年会、健身俱乐部，也许会有一个储物柜。我在维斯伍中心就有。如果我要藏什么，那会是个好地方。如果他手上带着一个运动袋，走进俱乐部，或把袋子送回储物柜时，没有人会有其他想法或念头。” “好主意，”马里诺思索着，“我会问一问，看看能找到什么。” 他点起另一支香烟，并拉开公文包的拉链。“如果你有兴趣看看，我有他屋子的照片。” 我瞥了瞥时钟，“我楼下有满屋子的事要做，必须赶快。” 他给我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里头整齐有序地堆放着大叠照片。我一张张翻阅过去，像是借用马里诺的眼睛，走进斯浦勒的房子。一开始是殖民时期的砖石墙面，排列有盆栽，一条砖石小径通向一扇黑色大门。后院有一条车道通往跟房子连在一起的车库。 我把几张照片摊开，发现自己看着他的客厅。光秃的硬木地板上放有一张灰色皮制沙发，旁边一张玻璃咖啡矮桌。矮桌中央是一件锯齿状的黄铜植物塑像固定在一块珊瑚上。最新一期的《史密森》杂志，整齐地沿着桌边放好。杂志中间放了一个遥控器，我猜是用来遥控那个悬吊在雪白天花板上，像是太空船似的电视放映机。位在书架上方的80英寸电视荧幕可缩卷成一根不太显眼的垂直杆，而书架上的录影带整齐地排放着，上面贴着统一的标签，此外还有许多精装书，但我无法看清书名。书架旁是成堆的复杂电子设备。 “这混球有他自己的电影院，”马里诺说，“有环绕音响，每个房间都有喇叭。整个装备很可能比你的奔驰汽车还贵，而他并不是到了晚上就坐在沙发上欣赏《真善美》一类的电影。书架里的那些带子——”他横过我的办公桌指给我看。“它们是《致命武器》那一类的狗屎，如关于越战的啦，保安委员会啦等等。现在看看架子右上方，那些是好东西。那些带子看起来像是你每天都会在录影带店普通架上看到的，但如果你拿出一卷，放到录影机里转转，你会小小地惊讶一下。像这个标签上写着《金池塘》的，实在应该改名叫《化粪池》，暴力色情录影带。彭顿和我昨天一整天就花在这些烂东西上，真是见鬼得叫人无法想像，几乎每一分钟，我都想好好洗个澡。” “你没有找到什么家庭影片吗？” “没有，也没有找到任何摄影设备。” 我继续看着其他照片。餐厅有另一张玻璃桌，周围绕着压克力透明椅子。我注意到厚木地板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我还没有在任何一个房间看到地毯类的东西。 厨房看起来一尘不染，而且很摩登，很现代。窗户覆盖着灰色小型百叶窗，没有窗帘，我看到的任何房间里也都没有什么帐帘类的东西，甚至楼上这家伙睡觉的地方也没有。黄铜制的床是大型双人床，相当干净整齐，白色床单，没有床罩。打开的衣柜展现出马里诺告诉过我的保暖套装，柜子底板上有盒装的外科用手套和护靴。 “没有一件东西是纺织品，”我很惊讶，把照片放回信封里。“我还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一个房子，里面连一张地毯也没有。” “也没有窗帘，甚至淋浴室里也没有帘子，”马里诺说，“淋浴室里装的是玻璃门。倒是有毛巾、床单、衣服等。” “那些东西很可能经常洗涤。” “他林肯车里的椅套是皮制的，”马里诺说，“地毯用塑料垫覆盖住。” “他没有什么宠物？” “没有。” “他装潢室内的方式，可能不仅仅跟他的人格特性有关。” 马里诺看着我的眼睛，“是哦，我正在想那个。” “纤维、宠物毛发，”我说，“他不必担心在任何地方留下那些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所有被弃置的汽车里面都异常的干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曾想过。 “也许他在犯罪后，用吸尘器清理过。”他说。 “在洗车的地方？” “汽车加油站附设的洗车处，或是大厦提供的附属建物等，任何有投币式吸尘器服务的地方。那些谋杀案件是在晚上很晚的时候发生。到他把车停在什么地方清洁车子内部的时候，不会有什么人看到他的。” “也许。谁知道他做了什么？”我说，“我们从这里得到的信息是，这个人有着洁癖而且很小心；也相当熟悉什么是刑事检验的重要证据，而且非常多疑。” 马里诺往后靠向椅背说：“那家7-11，就是德博拉和弗雷德失踪那天晚上去的那个，我周末到那边转了一趟，跟那个职员谈话。” “埃伦·卓丹？” 他点头，“我拿一叠照片给她看，问她那天晚上当弗雷德和德博拉在那里的时候，那名进入7-11买咖啡的男子有没有在照片里，她把斯浦勒指了出来。” “她确定吗？” “确定。她说那时他穿着一种深色夹克，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家伙穿着深色衣服，而我想斯浦勒进到7-11时就已经换上保暖套装。我在脑子里模拟了很多的状况。我们可以就我们已经知道的两件事实开始：被弃置的汽车里面非常干净，而在德博拉和弗雷德之前发生的四个案子中，驾驶坐位上都发现有白色棉布纤维，对不？” “没错。”我同意。 “好。我想这个坏蛋在外徘徊，寻找受害人，然后在路上看到弗雷德和德博拉，也许看到他们彼此坐得很近，她的头枕在弗雷德的肩膀上等等，那让他光火。他追踪他们，在他们之后来到那家7-11。也许这时他在车里换上保暖套装，或者他早已经穿上。不管怎样，他最后走进商店里，假装在杂志区里浏览，买咖啡，一边听他们跟店员说些什么。他偷听到店员指点弗雷德和德博拉到距离最近，有盥洗室的休息站。然后他离开，加速前往64号向东的公路上，转到休息站停车。他拿出他的袋子，里面装有武器、绳索、手套等等，然后藏起来，直到德博拉和弗雷德开着车过来。他也许等她进了女盥洗室后，才往弗雷德那边走去，编造些车子抛锚等说词，也许斯浦勒说他刚从健身房出来，正在回家的路上，那可以解释他的穿着。” “弗雷德没有认出他就是那个在7-11的人？” “我怀疑他会认得出来，”马里诺说，“那其实无关紧要。斯浦勒也许大胆地提到那点，说他才到同一家7-11买咖啡，而他的车子在他离开不久后就突然出故障了。他可能说他才打了紧急电话请人拖吊，不知道弗雷德可不可以载他回到车子那边等拖吊人员，并保证他的车就停在不远处等等。弗雷德同意，然后德博拉回到车边。一旦斯浦勒进到车子里，弗雷德和德博拉就变成了他的囊中物。” 我记得弗雷德的亲友都描述他是个热心大方的人，他很可能会对一个陷进困境中的人伸出援手，特别是像斯蒂芬·斯浦勒这样外观平顺，干净整齐的人。 “当那吉普车驶回州界，斯浦勒往椅背倾靠，拉开他袋子的拉链，拿出手套、护靴，并且取出他的枪，指着德博拉的后脑勺……” 我想到那只警犬的反应，它在闻了闻应该是德博拉坐的坐位时的反应，那只狗探觉出她的恐惧。 “……他命令弗雷德把车开到斯浦勒事先早已看妥的地点。这时他们可能停在那条圆木铺设的道路上，德博拉的手或许已经被绑在身后，鞋袜已经脱下。斯浦勒命令弗雷德也脱掉他的鞋袜，然后绑紧他的双手。接着命令他们下车，要他们走进树林子里。也许他这时戴着夜视镜，所以他能看得很清楚。他也许在他袋子里放有那种东西。” “接下来，他就开始在他们身上玩着他设计好的游戏，”马里诺用平淡的语气继续说，“他先解决了弗雷德，然后转向德博拉。她反抗并遭砍伤，而且惹得他向她开枪。他把他们的尸体拖到空地，把他们并排放着，她的手臂在他的下面，像手牵着手紧靠着彼此的样子。斯浦勒抽了几根香烟，也许就坐在那里靠着尸体，在黑暗中享受着成事后的快乐。然后，他回到那辆吉普车，脱下保暖套装、手套、护靴，把它们放进他运动袋里的一个塑料袋中。也许把那两个孩子的鞋袜也放进去。他把车开走，找到一个没有人在场的洗车处，用附设的投币式吸尘器清理吉普车内部，特别是他坐过的驾驶坐附近。全部结束后他把垃圾袋处理掉，也许丢在附近的垃圾桶。我猜这时他铺了什么东西盖住驾驶坐。也许是折叠的白色床单，或一条白色浴巾，就像是前面四个案件里——” “大部分的运动俱乐部，”我打岔，“会提供亚麻制品。他们在储物柜区供应白色浴巾。如果斯浦勒把他的谋杀工具留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储物柜里——” 马里诺打断我，“是，我听到你的话，很大声，而且很清楚。拜托，也许我最好立刻开始进行这件事。” “一条白色浴巾可以解释找到的白色棉质纤维。”我又说。 “除了他可能在德博拉和弗雷德案件中用了不同的东西。该死，谁会知道？也许这次他坐在一个塑料垃圾袋上。重点是，我在想他是坐在什么东西上面，所以他不会在坐位上留下他身上服装的纤维。要记得，他这时已经不再穿保暖套装了，绝对不可能，因为那上面应该已经沾满了血迹。他开车离开，把吉普车丢弃在我们找到的那个地方，然后走路越过州界，到往东方向的休息站，他的林肯车可能就停在那里。他走了。任务结束。” “那天晚上也许有很多车子进出休息站，”我说，“没有人会去注意到他的林肯车停在那里。而即使有人注意到，从汽车牌照也追踪不到他，因为它们是从别人车上‘借来’的。” “没错，那是他最后要做的事，把牌照送回到他偷取的汽车上，或者，如果那已经不可能，就把它们随处丢弃。”他停了停，双手摩挲着脸颊，“我觉得斯浦勒很早以前就选择了一种作案方式，在所有案件中使用同一模式。他徘徊游荡，侦察他的受害人，跟踪尾随他们，了解如果他们在某些地方停车，像是酒吧、休息站，他会有时间把事情布置好。然后他跟他们交涉，假装什么让他们相信他。也许他在50次的徘徊游荡中，只出击一次。而他仍然继续着。” “这个情节套在最近5桩案件中相当合理可靠，”我说，“但是我不认为那符合发生在吉尔和伊丽莎白身上的情形。如果说他把他的车子留在棕榈叶汽车旅馆的话，从那里到安佳酒吧有5英里的距离。” “我们不知道斯浦勒是不是在安佳钓上她们的。” “我觉得是。” 马里诺看起来很惊讶。“为什么？” “因为那两个女子曾出入过他的书店，”我解释，“她们对斯浦勒很熟悉，但我不认为她们有多了解他。我猜他在她们到他店里买报纸杂志什么的时候，观察着她们。我猜他立刻察觉到那两名女子间存在的关系不仅是朋友，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对情侣有不可遏抑的情结。也许他当时已经在挑选他的第一对杀戮对象，而他认为两个女人会比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要来得容易。他早早就把细节计划好，他的幻想随着吉尔和伊丽莎白进到他书店次数的增多而不断加强，而且升高。他也许曾经跟踪过她们，在书店休息时尾随她们，观察了许多次，也练习模拟着。他已经选择好了那片靠近乔伊司先生住处的树林，而且很可能就是射伤那只狗的人。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跟着吉尔和伊丽莎白到安佳，那就是他决定下手的时候。他把他的车留在什么地方，走路到酒吧，手上提着运动袋。” “而你认为他进到酒吧，看着她们喝啤酒？” “不，”我说，“我想他太小心，不会那样做。我认为他暗中等着，直到她们从酒吧出来，进到福斯汽车里。然后我想斯浦勒到她们跟前，演起同一套戏码，说他的车子抛锚了。他是她们常光顾那家书店的老板，她们没有理由去怕他。他坐进车里，很快露出狰狞的面目。他们没有到预定的树林区域，却是到达了墓园。那两名女子，尤其是吉尔，并没有合作。” “而他在福斯汽车里流血，”马里诺说，“流鼻血，也许。没有一种吸尘器可以把坐椅或地板上的血迹清理干净。” “我怀疑他有心思去使用吸尘器。斯浦勒当时可能非常慌张，也许想尽快把车子处理掉，弃置在最方便的地点，而那恰恰是间汽车旅馆。至于他的车子到底停在那里，谁知道？但我敢打赌他当时搭过短程的顺风车。” “也许那次袭击两个女人的情况把他给吓坏了，所以接下来的5年一直没有再试。” “我不那样想，”我说，“我们忽略掉什么了。” 几个星期后，我在家工作着，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答录机的录音讯息还没有开始转动，来电者就把电话挂断。半小时后，电话又响了起来，这回我在答录机接起来之前拿起话筒。我才说声“喂”，线路又断了。 也许是有人要跟艾比联络，却又不想跟我说话？也许柯利弗德·林已经发现她住在哪里了？我的心思就这样被打了岔，于是起身到冰箱找东西吃，拿出几片奶酪。 当我回到我的账单表格上时，听到有车子开过来，砂砾在车轮辗压下嘎扎嘎扎作响，我以为是艾比，然后门铃声响了起来。 我从门镜看出去，是穿着红色风衣，拉链拉到颈边的帕特·哈威。那些挂断的电话，我心中想着。她要确定我在家，因为她要跟我面对面地说话。 她先对我寒暄着什么“很抱歉打扰你”之类的话，但我知道她并不真的如此想。 “请进。”我不情不愿地说。 她跟着我来到厨房，我倒了杯咖啡给她。她呆板地坐在餐桌旁，盛着咖啡的马克杯圈在她合握的掌心里。 “我打算直接了当面对你，”她开始说道，“有消息传来，他们在威廉斯堡逮捕的这个人，斯蒂芬·斯浦勒，可能在8年前谋杀两名女子。” “你从什么地方听到的？” “那并不重要。那个案件一直没侦破，现在已经跟其他5对情侣的谋杀案连在一起了。那两个女人是斯蒂芬·斯浦勒的第一对受害人。” 我注意到她左眼下眼睑不自觉地抽动痉挛着。自我上回看到帕特·哈威到现在，她生理上的退化实在叫人吃惊。她金棕色的头发没有生气，眼神迟钝，皮肤苍白有绉褶，甚至看来比她在电视上的记者招待会里还要瘦弱。 “我不确定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紧张地说。 “他先让他们信任他，他们使自己陷入脆弱无助的境地。那是他对其他人所做的事，还有我的女儿和弗雷德。” 她不停歇地说着，好像那些已经成为事实。帕特·哈威已经在她脑里定了斯浦勒的罪。 “但他永远不会因谋杀戴比而受惩罚，”她说，“我现在知道了。” “现在说这些实在还嫌太早。”我平静地说。 “他们没有证据，在他屋里找到的东西不够判他的罪。那无法在任何一个法院成案，即使那样，也还得假设这个案子符合递送法院的成立要件。你无法只因为你在他的屋子里找到报纸剪报和外科用手套，就定某人犯了谋杀罪，特别是如果被告辩护人宣称证物是栽赃给他客户的。” 她跟艾比谈过了，我想着，胃里泛起一阵恶心的浪潮。 “惟一的证据，”她冷冷地继续说，“是在那女子汽车里找到的血迹。那要仰赖DNA的测试，而那可能会有问题，因为那案件已经发生太久了。即使检查结果相符，法院接受其为证据，仍无法确定陪审团会接受，特别是警方还没有找到谋杀用武器。” “他们仍在努力。” “到现在，他已经有太多机会可以把那些东西处理掉了。”她回答，而她在这点上倒是可能一点也没错。 马里诺发现斯浦勒的确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健身房做运动。警察已经搜索过他在那里租用的储物柜，上面不仅有一般的锁，还外加一把挂锁。然而储物柜里是空的。斯浦勒曾携带蓝色体育用品袋出入健身房，但警方没有找到，而且永远找不到了，我很确定地想着。 “你想从我这里要什么，哈威太太？” “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证据存在着，我想你会很明智地告诉我。” “调查程序还没有结束。警方、联邦调查局都很辛苦、很勤奋地在侦办你女儿的案件。” 她眼光空洞地穿过厨房。“他们与你谈话了吗？” 突然间，我明白了。直接承办这起调查的人员，没有一个愿意拨出时间跟帕特·哈威谈。她已经变成被遗弃者、被放逐者，更也许是一场笑话。她不会向我承认这点，但是那是她出现在我门口的惟一原因。 “你相信斯蒂芬·斯浦勒谋杀了我的女儿吗？” “我的意见有什么关系吗？”我问。 “很重要。” “为什么？”我再问。 “你不轻易形成任何意见。我不认为你会盲目跳入结论，或仅因为你希望某事如何就毫无道理地去相信。你对证据很熟悉——”她的声音颤抖——“而且你照料了戴比。”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所以我要再问你一次。你相信斯蒂芬·斯浦勒谋杀了他们，谋杀了她吗？” 我迟疑了一下，就那么一下下，但是已经足够了。虽然紧接着我告诉她我不可能有能力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并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她根本就没有在听。 她从餐桌旁站起来。 我看着她融入夜色中，侧面的轮廓被她捷豹的车内灯简短地勾画出线条，然后她进入车里，扬长而去。 艾比一直没有回家，我最后放弃等门，上床睡觉。但我无法好好入睡，断断续续的时而清醒，时而昏睡，然后我听到楼下有流水声传来。我眯眼看了看时钟。已经快午夜了。我起身，套上我的睡袍。 她一定是听到我在走道的声响，因为当我到她房间时，她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当睡衣用的衬衫，光着脚丫。 “这么晚了还起来。”她说。 “你也是。” “嗯，我……”她没有说完她要说的话，我径直走进她的卧房，坐在床沿上。 “怎么了？”她不安地问。 “帕特·哈威今天晚上稍早时来这里看我，就是这么回事。你跟她谈过？” “我跟很多人谈过。” “我知道你想帮助她，”我说，“我知道你对她女儿的死被用来作为打击她的工具非常愤怒不平。哈威太太是个好女人，而我真的认为你是诚心地想要伸出援手，但她必须要远离这个调查，艾比。” 她看着我，没有说话。 “为她着想，也为她自己好。”我强调地补充。 艾比在席垫上坐下，像印度人做瑜珈那样屈着腿，往后伸头靠着墙。 “她跟你说了什么？”她问。 “她确信斯浦勒谋杀了她的女儿，而且会永远逍遥法外。” “我跟她获得这样一个结论一点关系也没有，”她说，“帕特有她自己的意见。” “斯浦勒的审判排在星期五。她计划到那里去吗？” “那将只是个无足轻重的窃盗罪名。但是如果你是在问我是不是担心帕特会出现闹一场……”她摇摇头，“不会的，她的出现不会有任何好处。她不是傻瓜，凯。” “你呢？” “什么？我是一个傻瓜？”她又一次闪避我的问题。 “你会出现在那场提审中吗？” “当然，而且我现在就可以完完全全地告诉你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他会进去又出来，承认犯了微不足道的窃盗罪，然后被施以1500美元的罚款。接着他会到监狱里蹲上一段短短的时间，也许一个月，那是最高上限。警方想要把他放到铁窗之后一阵子，让他紧张害怕，然后他也许会开口。” “你怎么知道那些的？” “他不会开口的，”她继续说，“他们会在所有人面前，把他从法院领出来，再把他推进一辆巡逻车的后坐。全是为了威吓他，屈辱他，但是那不会成功。他知道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会忍受在监牢的时日，然后他就会出来。一个月不是永远。” “你听起来像是在为他叫屈。” “我对他没有任何感觉，”她说，“斯浦勒染有消遣性的古柯碱瘾头，那是根据他律师提供的资料，那个晚上警察捉到他在偷汽车牌照，他只是在计划购买毒品。斯浦勒怕有些毒品贩是告发者，也许会记下他的牌照号码交给警察。那就是偷牌照行为的解释。” “你不会相信那个说词的。”我激烈地说。 艾比伸长她的腿，缩了一下。接着没有说一句话，就站起身来跨步走向房外。我跟着她进到厨房，我的挫折感在加深。她开始在一个玻璃杯里装冰块，我走过去把双手放到她肩上，强把她转过来跟我面对面。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 她的眼光柔和下来。“请不要跟我生气。我在做的事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跟我们的友谊也无关。” “什么友谊？我觉得我似乎不再认识你了。你在我房子里到处放钱，好像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个见鬼的女仆。我不记得我们上回一块儿用餐是什么时候，你从不跟我说话，你那样沉迷于那本见鬼的书。你看到发生在帕特·哈威身上的事了。你难道没有想到同一件事正往你身边靠拢吗？” 艾比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我。 “你好像已经决定了什么，”我继续恳求着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没有什么要我决定的，”她静静地说，从我手下脱身，“所有的事早已经决定了。” 礼拜六费尔丁很早就打电话来，说没有解剖要做，他的声音听来非常疲倦，而我回到床上继续睡觉。起来时已近中午。在冲了个长长的、热呼呼的澡后，我准备跟艾比好好谈谈，看看能不能修补我们之间似乎有了裂痕的友谊。 但是当我来到楼下，在她房门上敲了敲时，却没有听到任何回答。我到屋外拿报纸，又发现她的车子不在。我心里有点生气，她再一次成功地避开了我。我无奈地煮着一壶咖啡。 当继续啜饮第二杯咖啡时，报纸上一行小小的标题吸引住了我： 斯蒂芬·斯浦勒没有受到惩处，更远离了坐牢的可能，事情在他提审讯问那天发生，就像艾比预言的一模一样。我看着报纸心中满是惊骇。他承认犯了微不足道的窃盗罪，因为在此之前他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也一直以威廉斯堡良善公民形象出现，所以被处以1000美元的罚款，然后大步离开法院，恢复自由。 所有的事早已经决定了，艾比曾这么说过。 难道这就是她所指的吗？如果她早知道斯浦勒会判处罚金，为什么还要那样误导我？ 我离开厨房，打开她卧室的门。房间窗帘是拉上的，床也整理得好好的。在浴室里，我注意到水槽里留有水珠和香水的淡淡余味。她出门没有多久。我寻找她的公事包和录音机，但到处都找不到，她的点三八口径手枪也不在抽屉里。我继续翻寻她的橱柜，最后发现了她的记事簿，就藏在衣服底下。 我坐在床边，紧张快速翻过她每天的记录，其中彰显出来的意义也越来越清晰。 这场以挖掘那些情侣谋杀案件真相为开端的圣战，变成了艾比野心的沉迷，她似乎被斯浦勒蛊惑了。如果他有罪，她将执意把他的故事当成本书的重心，去探究他错乱的心灵。如果他是无辜的，那么这将是“另一个甘斯维尔”，她这样写着。那是指发生在一所大学学生狂欢痛饮时出现的谋杀案件，一个嫌疑犯的名字被喧腾得举国皆知，却在稍后证明其人无罪。“只是那会比甘斯维尔的状况还糟，”她补充着，“因为出现纸牌的暗示”。 一开始，斯浦勒持续拒绝艾比访谈的要求。上个星期末她又试了一次，而这次他回了电话。他提议在提审之后见面，并告诉她他的律师已经“达成协议”。 “他说他读过我在邮报上发表的报导有好些年了，”艾比写着，“而且从我的名字上记起我曾在里士满工作过。他也记得我对于吉尔和伊丽莎白所做的报导，而且评论她们是‘好女孩’，他一直就希望警察能找到这个‘精神病患者’。他同时还知道我妹妹的事，说读过有关她被谋杀的报导，那是他最后终于同意跟我谈话的理由。他说能够‘体会’我的感觉，知道我能了解‘一个受害者’的感受，因为发生在我妹妹身上的事让我也变成了一个受害人。” “‘我是一个受害者’他说，‘我们可以谈谈那个。也许你可以帮助我了解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提议星期六早上11点钟到他家去，我同意了，条件是整个访谈是独家的。他说那没有问题，只要我能写出他的故事，他没有意愿跟任何其他人谈。‘事实’，是他的用语。谢谢你，上帝！去你的，柯利弗德，还有你的书，你输了。” 柯利弗德·林也在着手写关于这些案件的书。老天爷，难怪艾比近来的表现那样古怪。 她在告诉我有关斯浦勒审判结果的事上撒了谎。她不希望我猜到她可能会到他家，并且知道这样一个想法永远不会出现在我脑海中，因为我会假设他已经入狱。她不愿意别人知道，即使是我。 我看了看手表，现在是11点15分。 马里诺不在，我在他传呼机上留了言。然后打电话到威廉斯堡警察局，电话铃声响了几百次以后，才有一个秘书姗姗来接。我告诉她我需要立刻跟一名警探说话。 “他们现在全外出了。” “那么让我跟任何一个在局里的人说话。” 她把我转给一名警官。 道出我的身份后，我说：“你知道斯蒂芬·斯浦勒吧。” “在这里工作不可能不知道他。” “一名记者在他家做访问。我是来通报，那样你就可以确定你们的监视人员知道她在那里，确定所有的事都安全无恙。” 接着是长长的停顿，间或传来纸张沙沙的翻阅声，还有听起来像是这个警官正在吃着东西的声音。然后，他说：“我们不再继续监视斯浦勒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的人员已经撤离了。” “为什么？”我问道。 “我对那点并不清楚，医生，我刚度假回来——” “听着，我只要求你派一辆车到他房子那边去，确定所有的事都安全。”我尽量压抑不对他尖叫。 “一点都不要担心。”他的声音跟静水池子一样平静。“我会通知下去。” 我放下电话，接着听到屋外有车子驶进。 艾比，感谢老天。 但当我往窗外望去时，却看到马里诺。 我在他按门铃之前打开大门。 “我收到你的留言时恰好就在这附近，所以我——” “斯浦勒的房子！”我抓住他的手臂。“艾比在那里！她还拿了她的枪！” 天色转暗，而且开始下雨，马里诺和我在64号公路上往东奔驰着。我身体里的每一条肌肉都绷紧着，我的心跳就是不肯慢下来。 “嘿，放轻松。”马里诺说着，我们这时已经转向通往威廉斯堡的路上。“不管警察有没有盯着他，他都不会傻到去动她。真的，你自己也知道，他不可能会那样做。” 当我们转向斯浦勒所在那条僻静的街道上时，眼前只有一辆汽车。 “混账。”马里诺低声抱怨着。 在斯浦勒房子前面的街道上停着的是一辆黑色捷豹。 “帕特·哈威，”我说，“喔，老天爷！” 他狠狠地搬弄刹车杆。 “留在这里。”他像是从坐位上弹出去似的下了车，在滂沱大雨中奔向车道。我的心剧烈跳动着，圆睁着双眼看他用脚踢开前门，左轮枪拿在手里，继而消失在里面。 门口刹那间空无一物，突然间他又出现了，朝我这边的方向大声叫喊，我却听不清楚。 我下了车，向他跑去，大雨把我淋得透湿。 我一踏进门廊，就闻到弹药点燃过后的烟味。 “我已经请求支援，”马里诺说，眼睛四处巡视，“他们两个在里面。” 客厅的门敞开着。 然后他迅速地循着楼梯往二楼跑，我脑子里闪现斯浦勒房子的照片。我认识那张玻璃咖啡桌，看到那上面摆着一把左轮枪。红殷殷的血从斯浦勒身体底下汩汩流出，流在光亮的地板上，另有一把左轮枪在数尺远的地方。他脸面朝下，距离那张灰色皮制沙发有数寸，沙发上则侧躺着艾比。她睁着迟钝的眼睛，昏昏欲睡似的，瞪着她脸颊下的坐垫，淡蓝色的衬衫前面染满了鲜红的血。 有那么一刻的时间，我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我脑子里轰隆如暴风般咆哮喧闹着。我在斯浦勒身旁蹲下，把他翻过身来，泼洒的血液弥漫在我鞋子周围。他死了，下腹部和胸部中枪。 我冲到沙发旁，伸手摸艾比的脖子，我摸不到脉搏。再急速地帮她翻了个身，让她变成仰面躺着，开始施行人工急救，但是她的心脏和肺脏已经停止工作太久，早忘记了怎样恢复正常。我用双手捧起她的脸，仍然能够感觉到她的体温，闻得到她的香味，眼泪涌入我的眼睛，眼前景象无可遏抑地打击着我。 我听到脚步声踏在硬木地板上，但是我没有心思理会，直到我忽然感到那脚步声太过轻微，不会是马里诺。我抬起头来，帕特·哈威把咖啡桌上的左轮枪拾起。 我睁大眼睛看着她，我的嘴唇不自觉地张开着。 “我很抱歉。”她握着左轮枪指向我这里，左轮枪颤抖摇晃着。 “哈威太太。”我的声音冻结在喉咙里，双手僵硬地放在身前，上面布满了艾比的血。“求求……” “待在那里不要动。”她往后退了几步，把枪口微微往下指。此时，我奇怪地想到她身上现在穿着的红色风衣，正是她到我家来的那件。 “艾比死了。”我说。 帕特·哈威没有反应，她脸色苍白，眼睛是如此深沉，看来像是黑色。“我试着找电话，他没有任何电话。” “请你把枪放下。” “是他做的。他杀了我的戴比，还杀了艾比。” 马里诺，我心中喊着。喔，老天，快点！ “哈威太太，一切都结束了。他们都死了。请把枪放下，不要把事情弄得更糟。” “不会更糟了。” “那不是真的，听我说。” “我无法再待在这里了。”她以同样平静的语调说。 “我可以帮助你，把枪放下，求求你。”我说，从沙发上起身，她又把枪举起。 “不要。”我乞求着，了解她想要做什么。 她把枪口对准她的胸口，我对她大声喊叫着。 “哈威太太！不要！” 那巨大的冲击力把她往后推，她蹒跚晃动着，左轮枪从手中滑落。我一脚把它踢开，它缓缓地转动着，笨重地穿过平滑的地板，这时她的双腿不听使唤地弯曲了起来。她伸手想要握住什么来支撑，但是她周围什么也没有。马里诺突然出现在房间，大声惊叫“我的天！”他用双手握着他的左轮枪，枪口指着天花板。我耳朵轰轰地响着声音，全身颤抖着跪在帕特·哈威身旁。她侧身躺着，膝盖缩拢，紧紧抓握着胸部。 “拿毛巾来！”我把她双手移开，笨拙地处理她的衣服。拉开她的衬衫，推开她的胸罩，我用一堆布紧紧压住她左胸下的伤口。我可以听到马里诺冲出室外时，口里喃喃地诅咒着。 “支持住。”我低语着，压住那个小洞，让空气不被吸吮进去使肺脏崩溃。她蠕动扭曲着，并且开始呻吟。 “支持住。”我重复说着，这时警笛声在街上响起。 闪动的红光穿过百叶窗，映照客厅的整扇窗户，好像斯蒂芬·斯浦勒房子外面的世界整个着火了。 第十八章 马里诺开车载我回家，并留下来陪我。我坐在厨房，愣愣地瞪着外面的雨。门铃声响起，我听到脚步声和男性说话声。 接着，马里诺回到厨房，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在椅子上的一角，像是他并不打算久坐。 “除了艾比的卧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放有她东西的地方？”他问。 “应该没有了。”我喃喃说着。 “嗯，我们必须看一看。我很抱歉，医生。” “我了解。” 他跟随我的视线看向窗外。 “我来煮咖啡。”他起身，“你会看出我是不是还记得你教过我的方法，我的第一个随堂测验，哈？” 他在厨房来来去去，橱柜门打开又关上，水声哗哗，他在装壶。咖啡在滤网上往下滴落时，他走出厨房，一段时间后又回来，后头跟着一名警探。 “这不会花太多时间的，斯卡佩塔医生，”那名警探说，“谢谢你的合作。” 他对马里诺低语着什么，然后离开，马里诺坐回餐桌，把一杯咖啡推到我前面。 “他们要找什么？”我试着集中精神。 “我们在翻阅你告诉过我的那本笔记簿，还有录音带等等，任何可以让我们了解哈威太太枪杀斯浦勒的理由或原因的东西。” “你确定是她？” “是的，哈威太太下的手。她还活着真是见鬼的奇迹，她没有击中心脏，那实在很幸运，但是她也许不那样想。” “我通知威廉斯堡警察局，我告诉过他们——” “我知道。”他温和地打断我，“你做了正确的事。你已经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事。” “他们根本不理。”我闭上眼睛，努力咽回眼泪。 “不是那样的。”他停顿，“听我说，医生。” 我深深吸了口气。 马里诺清了清喉咙，点上一支烟。“当我从你的办公室离开后，跟彭顿联络过。联邦调查局已经完成了斯浦勒血液DNA的分析测验，跟在伊丽莎白·莫特车里发现的血液做过比较，两个DNA并不符合。” “什么？” “DNA并不符合，”他再说了一次，“昨天通知了威廉斯堡负责监视斯浦勒的警探。彭顿试着联络我，但是我们一直彼此错过，所以我不知道。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我麻木地看着他。 “依法来说，斯浦勒不再是嫌疑犯。一个变态者？是的，我们的确面对着一个疯子。但是他没有谋杀伊丽莎白和吉尔。他没有在那辆车里流血，不可能。即使真是他杀了那些情侣，我们也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继续跟踪他所到之处，监视他的房子，或者因为看到他有访客而去敲他大门就会变成骚扰。到最后一定会发生警力不足的问题，而斯浦勒可以提出控告。联邦调查局只能退开，就是这样。” “他杀了艾比。” 马里诺看向别处。“是的，看来是这样。她的录音机仍然在转动，我们在录音带上听到了全部过程，但那并不能证明是他杀了那些情侣，医生。看来是哈威太太把一个无辜的男人射死了。” “我要听听那卷录音带。” “你不会想听的，相信我。” “如果斯浦勒是无辜的，他为什么要射杀艾比？” “根据我在录音带里听到的现场录音，”他说，“艾比和斯浦勒在客厅里谈话。艾比就坐在我们后来发现她的那张沙发上。斯浦勒听到有人敲门，起身去应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帕特·哈威进去。他应该认得出她，也许他没有。她穿着一件有帽的风衣和牛仔裤，也许那种装扮不容易让人认出。不知道她如何介绍自己，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跟他说的。我们要一直等到可以跟她说话时，才有可能了解，即使到那时永远成谜的机会也很大。” “但是他让她进去。” “他开了门，”马里诺说，“然后她拿出她的左轮枪，就是那把她后来用来自杀的。哈威太太胁迫他退回房子里，进入客厅。艾比仍然坐在那里，录音机仍然在转动。艾比的绅宝车停在后面的车道上，把车停在前院的哈威太太不可能会看到它。她完全不知道艾比在那里，而这让她的注意力分散开来，使斯浦勒有机会冲向艾比，也许是要用她作为挡箭牌。很难猜测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知道艾比带着她的左轮枪，也许放在皮包里，而皮包可能就放在她身旁的沙发上。她试图要把她的枪拿出来，同时跟斯浦勒搏斗，然后她被枪击中。接着，在他来得及射击哈威太太之前，她先下了手，两次。我们检查了她的左轮枪，发射过三发子弹，还剩两发。” “她提到什么找电话的事。”我口齿不清地说着。 “斯浦勒只有两部电话机。一部在他楼上卧室里，一部在厨房，跟墙面同一颜色，还藏在两个橱柜之间，不容易发现，我就几乎错过了。看来我们到达房子的时间，刚好是枪击发生后的几分钟，医生。我想哈威太太把她的枪放到咖啡桌上，跑向艾比看她伤得多重，然后找电话求援。哈威太太在我走进去时，可能正在其他房间，或者听到我而逃开。反正我一进去，把眼前看得到的区域快速扫描一番，只看到客厅的两个人。我立刻检查他们的颈动脉，以为艾比还有轻微的脉搏跳动，但我不确定。我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当下做出决定。我可以马上开始搜索斯浦勒的房子寻找哈威太太，或先把你叫来后再看。我是说，我一进去时并没有看到她。我以为她可能从后门跑到外头去或上了楼。”他说，很显然因为把我放入危险境地中感到沮丧。 “我要听听她的录音带。”我再一次说。 马里诺双手搓揉着脸颊，他的眼睛变得模糊、血红，紧紧回视着我。“不要再经历一回。” “我必须。” 他满心不情愿地起身离去，回来时他打开一个装证物的塑料袋，里面有一个小型录音机。他把它正放在餐桌上，稍微回转带子，按下播放钮。 艾比的声音开始充斥着整个厨房。 “……我只是想从你的角度来看，但是那实在不足以解释你为什么晚上到处开车游荡，停车问别人一些你根本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像是方向等等。” “听着，我已经告诉过你有关古柯碱的事了。你有试过古柯碱吗？” “没有。” “试一试。当你感觉飘飘欲仙时，你会做很多疯狂、不可解释的事。你会迷惑糊涂，以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突然间你迷路了，需要问路。” “你说你没有再使用古柯碱。” “没有了，也不会了。那是我最大的错误，再也不会了。” “那么有关警方在你房子里找到的东西呢？嗯……”这里有微弱的门铃声响。 “喔，稍等。”斯浦勒听来紧张。 脚步声远去。无法听清的交谈声在远处响起。我可以听到艾比在沙发上变换坐姿。然后斯浦勒惊讶的语气：“等等，你不知道你在做——”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你这个杂种。”是帕特·哈威的声音，越来越大。“你带到树林里去的是我的女儿。” “我不知道你在——” “帕特，不要！” 停顿。 “艾比？喔，我的天。” “帕特，不要这么做，帕特。”艾比的声音因恐惧而局促着。有什么东西击向沙发，她猛然喘着气。“滚开！”一阵骚动，急速的呼吸声，艾比尖叫着，“停止！停止！”接着，像是玩具手枪般的枪声响起。 再一次，又一次。 静默。 脚步声在地板上咔嗒咔嗒响起，越来越大。停止。 “艾比？” 停顿。 “求求你不要死，艾比……”帕特·哈威的声音抖动得那样厉害，我无法听清楚。 马里诺对着录音机伸出手来，关掉了它，塞回塑料袋里，而我直愣愣地瞪着他看。 星期六早上，为艾比在墓园举行的丧葬仪式结束后，我等着哀悼群众渐次离开，然后走上木兰树和橡树阴影下的徒步小径，紫红和纯白山茱萸在春日温柔的阳光下闪烁着。 出席艾比丧礼的人不多。我遇到几个她在里士满工作时的老同事，我还试着安慰她的双亲。马里诺来了，马克也来了，他紧紧地抱着我，然后离开，答应我那天稍后会到我家里来。我需要跟彭顿·韦斯利谈谈，但是我首先要一个人静一静。 好莱坞墓园是里士满里最庞大，最令人畏惧的死亡之城，约占地40英亩，有缓缓起伏的山丘、小溪，以及沿着詹姆士河北岸成排的阔叶林木。弯弯曲曲的小径铺设着石砖，小径各有其名，减速标志到处可见，微微倾斜的草地，簇拥在大多已有一世纪久的花岗石方尖石塔、墓碑和哭泣天使雕像间。这里埋有詹姆士·门罗总统、约翰·泰勒、杰弗逊·戴维斯，和烟草大王路易斯·金特，还有专为盖茨堡战役死亡士兵圈出的墓园，以及整齐草坪上的家庭墓园，艾比就埋在那里，她妹妹汉娜旁边。 我在树下凝望。下面的河流因为近日的落雨而混浊，宛如生着铜锈般发出朦胧的薄光，万难想像艾比已经成为这个墓园永远的休憩者，变成一座将随着光阴毁朽的花岗石墓碑。我揣想着不知道她最后有没有回到以前的家，到曾是汉娜的房间去，就像她告诉过我的，当她有一天有勇气时会回去看看。 我听到脚步声从我身后响起，转头看到韦斯利缓缓朝我走来。 “你要跟我谈谈吗，凯？” 我点点头。 他脱下了深色的西服外套，领带松垮地绕在颈上，盯着河水，等着听我要说的话。 “有些新的发展，”我开始说，“我星期四打了电话给戈登·斯浦勒。” “那个哥哥？”韦斯利回问，好奇地看着我。 “斯蒂芬·斯浦勒的哥哥，是的。在我查看其他几件事前，并不打算告诉你。” “我还没有跟他谈过，”他声明，“但他在我的名单上，只是DNA的分析结果实在叫人失望，那仍然是主要的问题。” “那就是我的重点。DNA的分析结果其实根本没有问题，彭顿。” “我不懂。” “在为斯浦勒进行的解剖过程里，我发现很多以前留下的医疗性伤痕，其中一个是锁骨中间上方的一道小小切痕，那通常是为治疗颈部动脉流通上的问题所开的刀痕。”我说。 “意思是？” “除非病人有严重的问题，你不会进行那样一个手术，这个创伤是为了能快速地倾倒流质物，像注入药物或血液等。换句话说，我知道斯浦勒过去某段时间曾经有过很严重的健康问题，我开始认为这可能跟他在伊丽莎白和吉尔谋杀案后，从他自己的书店消失5个月的原因有关。还有其他伤疤，在他腰骨上方，以及臀部侧面。精确细小的疤痕让我怀疑他曾抽过脊髓，所以我打电话给他哥哥，询问斯蒂芬的医疗记录。” “你得到了什么？” “斯蒂芬从自己书店消失的那段时间，是在医院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症。”我说，“我已经跟他的血液医师谈过，斯蒂芬接受过完整的淋巴放射线照射，那是一种化学治疗。戈登的骨髓被移植到斯蒂芬身上，接着在无菌室待上一段时间，一般人称为气泡室。你可以回想斯蒂芬家以某种角度看，就像个气泡室，完全无菌。” “你是说骨髓移植改变了他的DNA？”韦斯利问，他看来有些亢奋。 “血液里头的，没错。他的血液细胞已经因为他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症而几乎消失。他哥哥的血型跟他吻合，其血液里的各分类群也都相符合。” “但是斯蒂芬和戈登的DNA不会一样。” “不会，除非是同卵双胞兄弟，他们当然不是，”我说，“所以斯蒂芬的血液种类和从伊丽莎白·莫特汽车里找到的血液相同。但是到了DNA的分析阶段，就可以辨认出不同，因为斯蒂芬留在那辆福斯车的血是他在接受骨髓移植之前的。而斯蒂芬最近抽取出的血液，就是我们后来得到的，在某个层面来说，是戈登的血。实验室里用来跟福斯汽车采到的老旧血迹做DNA比对的不是斯蒂芬的DNA，而是戈登的。” “难以置信。”他说。 “我要针对他脑里的软体组织再做一次DNA分析，因为斯蒂芬其他细胞里的DNA，跟他骨髓移植前的相同。骨髓生产血液细胞，所以如果你做过骨髓移植，你得到的是捐献者的血液细胞，然而脑髓、脾脏、精液细胞不会改变。” “跟我说说再生障碍性贫血症是什么东西。”他说，我们开始举步离开。 “你的脊髓不再制造任何东西，就好像你长期暴露在放射线照射下，所有血液细胞都坏死消失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无解，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但长期暴露在杀虫剂、化学物质、辐射线、有机磷酸盐等环境下可能会引起这类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医学界长期以来就认为苯跟这种贫血症有关。斯蒂芬曾经在一家印刷厂工作，苯是清洁印刷机器和其他机器的溶剂。根据他的血液医师说，他曾每天接触它，长达一年之久。” “症状是什么？” “衰弱，呼吸急促，发烧，可能有感染，还有牙床鼻腔经常性流血。当吉尔和伊丽莎白被谋杀时，斯浦勒已经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症。他很可能常流鼻血，容易被小小事端引发。压力总是会让所有事情变得更糟，他可能在进行绑架伊丽莎白和吉尔时承受巨大压力。如果这时他的鼻子开始流血，那就可以解释伊丽莎白汽车后坐的血迹了。” “他什么时候去看医生的？”韦斯利问。 “那两个女人被谋杀后一个月。当时在对他做检验的过程里，发现白血球数量很少，血小板和血红素的量也很低。血小板的量降低，表示曾经流了很多血。” “当他有那样的病时，还犯下谋杀案？” “你可以与再生障碍性贫血症和平共存好一阵子，不受影响，”我说，“有些人仅仅在一般例行的体检时才会发现。” “健康不良以及对首批被害人失去控制，足够让他怯懦撤退一段时间，”他冲口而出，“多年以后他恢复健康，幻想更深且一再反刍那件谋杀，并想法改善手法。终于，他有足够的信心再度杀人。” “那可以解释为什么隔了那么长的时间，但是有谁真正知道他脑海想着什么。”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韦斯利冷冷地说。 他停下来，凝视着一座古老的墓碑，好一会儿才又开口。“我也有些消息。纽约有一家侦探商店，在斯浦勒家里搜到这家公司的商品目录。经过一番追查，我们确认，4年前他曾向他们订购一个夜视镜。另外，我们在玻兹矛斯的一家枪枝贩卖店里问到他买了两盒九头蛇——沙克弹药，时间是德博拉和弗雷德失踪前不到一个月。”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彭顿？”我问，“他为什么要杀戮？” “我永远都不会有令人满意的回答，凯。但是我跟他以前的室友谈过，那人指出斯浦勒跟他母亲的关系并不健康。她非常吹毛求疵，而且有强烈的控制欲，经常轻蔑、贬低他。他仰赖着她，同时可能也恨着她。” “从受害者角度来看的推测逻辑是什么呢？” “我想他选择年轻女子，是因为他知道他无法得到她们，那些女孩永远不会给他机会。看到吸引人的情侣，让他大为光火，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建立关系。他从谋杀过程中取得优势，让自己对他嫉妒的事物拥有权力。”稍停，他再补充说，“如果你和艾比跟他没有那样的偶遇，我实在不确定我们能够抓到他。想想实在叫人心寒，我们之所以开始追踪这家伙只因着一张停车标签。运气，只能说我们很幸运。”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运气，艾比也没有这个好运。 “你也许想知道，自从这些消息发布在新闻上后，我们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声称符合斯浦勒描述的人曾在酒吧外、休息站、便利商店跟他们攀谈。有一次，他甚至搭过一对情侣的便车。他对他们说他的车子抛锚了，那两个孩子载了他一程，没有问题。” “在那些观察游逛中，他只接近年轻的男女情侣吗？”我问。 “不一定，这也解释了你和艾比那天晚上为什么会遇上他来问路。斯浦勒喜欢冒险和幻想，凯。从某方面来说，杀人是他玩的游戏中偶尔发生的部分。” “我仍然无法完全理解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那样担心凶手可能来自培力营。”我告诉他。 他停了一下，拉紧挂在他肩上的西装外套。 “除了作案手法、红心J以外，”他说，“警方在吉姆和邦妮的汽车里找到一个塑料制的附有电脑条码的加油卡，就在坐位底下的地板上。警方认为那是凶手在绑架那对情侣时，从袋子里，或者夹克、衬衫口袋等不小心掉落下来的。” “然后呢？” “加油卡上的公司名字是辛特龙。经过一番追查后，线索把我们引向维京外销。维京外销是培力营的掩护。那加油卡是开具给培力营人员在基地加油用的。” “很有趣，”我说，“艾比在她的一份笔记簿上提到一张卡，我以为她说的是红心J。她知道那张加油卡，是不是，彭顿？” “我怀疑是帕特·哈威告诉她的。哈威太太很久以前就知道这张卡的存在，这也解释了她在她记者招待会上提到联邦机构在隐瞒什么的指控。” “很显然当她决定枪杀斯浦勒时，已不再相信那种说词了。” “在那场记者招待会后局长向她做过通报，凯。我们不得不告诉她我们怀疑那张加油卡是故意留在现场的。我们打一开始就这样怀疑，但那并不表示我们就轻忽其他的可能性。中央情报局毫无疑问对它很紧张。” “而这让她安静了。” “那应该让她好好想了想。当然，在斯浦勒被逮捕后，局长跟她说的话就变得很有道理。” “斯浦勒怎么会有培力营的加油卡呢？”我困惑着。 “培力营的人员常光顾他的书店。” “你是说他从一个培力营来的顾客身上偷到这张卡？” “是的。假设一个培力营的人员离开书店时，把钱包忘在柜台。当他回头寻找时，斯浦勒很可能把它拿走，然后宣称没有看到。接着把那张加油卡留在吉姆和邦妮的汽车里，误导我们把那些谋杀案跟中央情报局联想在一起。” “卡上没有供确认的号码？” “标签上的认证号码被撕掉了，所以我们无法循卡追踪到持有者。” 我开始觉得疲倦，双脚也开始疼痛，我们停车的地方已经在望。那些来哀悼艾比的人都已经离开了。 韦斯利在我打开车锁后，拉着我的手臂说：“这些日子，我真是很抱歉……” “我也是。”我没有让他说完，“我们从这里继续走下去，彭顿。尽你的能力去帮助帕特·哈威，不要再让她受到惩罚。” “我相信大陪审团能够理解她受到的折磨。” “她知道DNA的分析结果吗，彭顿？” “她有渠道发现这个调查案件里重要的细节，即使我们很努力不让她知道，我想她会知道，那无疑可以解释她的行动，她不相信斯浦勒会受到惩处。” 我进入车里，把钥匙插进点火器里。 “我为发生在艾比身上的事感到很抱歉。”他补充道。 我点点头，关上车门，眼睛迅速涌满了泪水。 我循着窄小的路来到墓园出口，穿过精巧的铁制大门。阳光洒在远处市中心的办公大楼和尖塔上，再反射到树枝群叶上。我打开车窗，往西开往回家的路上。 <hr />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