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02·肉体证据》 楔子 <er top">01 亲爱的M： 在阳光与风的固定变化中，三十天过去了。我想得太多，就是没有做梦。 多数下午，我都待在路易小酒馆的阳台上写点东西，望着外面的海。宝石绿的海水覆盖着层层的沙，越深的地方越蓝。天空无尽地延伸，白云总如烟雾般轻轻移动。不曾停止的微风吹淡了海边游客的嬉戏声和礁岩后的船笛声。阳台上搭了棚子，若是暴风雨于午后突然来袭，我可以继续坐在桌前，闻着雨的气味，看着海水就像被人逆向梳理的毛发一样翻腾。有时，雨和阳光会同时洒下。 没人打扰我。现在，我已成为这家餐厅固定的一员，如同那只爱追飞盘的黑色大狗祖鲁，那些安安静静地等待残奠剩饭的流浪猫，路易小酒馆的这些四脚警卫吃得比人还好。看到世界如此善待动物，不由觉得欣慰。我对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没有丝毫怨言。 但我总是害怕夜晚。 当我的思绪钻进黑暗深渊、编织起恐怖之网时，我就把自己扔到热闹的老街上，没入嘈杂的酒吧，像飞蛾扑火一般。华特与PJ帮助我将夜行的习惯精炼成一种艺术。华特总在黄昏时分第一个回到公寓，因为他在马娄里广场的银饰店到晚上就没生意了，只好打烊。我们会一面喝着啤酒，一面等待PJ回来，然后一起出门，一家家酒吧依次喝下去，最后通常会以邋遢乔酒吧作为终点。我们三人已经分不开了，我希望他们俩永远不分开。在我看来，他们的爱不再平凡。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乎凡的，除了死亡。 男人们个个消瘦衰弱，脸色苍白。从他们的眼晴中，我看到受尽折磨的灵魂。艾滋病正疯狂地吞噬着这个小岛。然而，在这种自我放逐与死亡的氛围中，我却感到自在。恐怕正因如此，我才得以生存。夜里，每当我清醒地躺在床上，耳边响着风扇的旋转声时，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最终将发生的情景。 每次听到电话铃声，我就会想起。每次听到有人走在身后，我就会回头。一到晚上，我就会查看衣橱、窗帘后面、床底下，然后拿一把椅子顶在门后。 上帝啊！我不想回家。 <er h3">02 亲爱的M： 昨天，在路易小酒馆，布兰特走到阳台，说有我的电话。我进去接，心狂跳不已，但话筒中只传来长途电话的忙音，然后断线了。 想想我的感受！我告诉自己：太神经质了。若真是他，他会说话，也会很得意地听到我害怕的声音。但他不可能知道我在哪里，不可能追踪到我。这里有个叫斯图的侍者，他在北方和一位朋友分手，刚搬到这里。也许是他的朋友打电话找他，可信号不佳，他们把“斯图”听成了“斯卓”。所以对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把电话挂了。 我真希望不曾将绰号告诉任何人。我是贝丽尔，我是斯卓，我很恐惧。 书尚未完成，钱却几乎用光了，气候也开始变了。今天早上天气阴沉，刮起了飓风。我一直待在房里，如果到路易小酒馆写作，纸一定会被吹入大海。路灯明灭不定，棕榈树在风中挣扎，叶子像被吹翻的雨伞一样。世界正受伤似的在窗外狂吼，雨点打在窗上，发出军队行进一般的声音。基韦斯特岛遭受袭击了。 我必须尽快离开。我会想念这个小岛，我会想念PJ和华特，他们让我觉得安全，觉得自己受到了照顾。我不知道回到里士满以后要做什么。或许，我该立刻搬家，可又不知道要去哪里。 第一章 <er top">01 我将基韦斯特岛的信装回牛皮纸袋，将一包外科手套塞进黑色的医事包，乘电梯到下一层的太平间。 走廊刚拖过，瓷砖还有些潮湿。验尸间已经上锁，电梯斜对角就是不锈钢冰柜。打开沉重的大门，扑鼻而来的是一股熟悉而冰冷的臭味。不用看挂牌，我就能辨别出要找的尸体，因为覆盖在白床单下面的那双脚特别纤细。我对贝丽尔·麦迪逊的每一寸肌肤已经了如指掌。 她微张的眼皮下瞪着无神的灰蓝色眼珠。脸部已呈松驰状态，被许多苍白的刀伤毁掉。伤口多数在左半边。喉部整个被划开，直到背后的脊椎部位，颈部肌肉都被割断。左胸脯有九个密集的刀孔，像九颗红色的钮，几乎呈直线排开。这些伤口是以极快的速度连续造成的，威力非常大，连皮肤上都留下了刀柄的痕迹。胳膊和手上的伤痕从零点二五英寸到四点五英寸不等，加上背后的两刀，不算胸部与喉部的刀伤，一共有二十七处。这些伤都是因为她想抵挡一把来势汹汹、既粗重又锐利的刀而留下的。 不需要任何照片或图片的提醒，只要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贝丽尔·麦迪逊的脸，甚至能看到整个施暴过程。她的左肺有四处穿孔，颈动脉几乎全断，主动脉弓、肺动脉、心脏、心包囊都有刺伤。种种迹象表明，她被斩首时当场死亡。 我一直想找出事情发展的逻辑。有人威胁要杀她，她背负着极度恐惧逃到基韦斯特岛，她不想死。然而，她回到里士满的当晚，悲剧就发生了。 她为什么让他进了家门？究竟为什么？ 我把床单重新盖好，将铁柜推进冰柜底部，和其他躺有尸体的铁柜排在一起。明天此时，她已被火化，骨灰正在前往加州的途中。贝丽尔·麦迪逊下个月就满三十六岁了。在这世上，她似乎没有亲戚，除了一个有二分之一相同血缘、住在弗雷斯诺的姐姐。 沉重的大门关上了。 我来到法医办公室后面的停车场。脚下的柏油路很温暖，令我不禁感到一丝安慰。这不是个不该出太阳的季节，我闻到附近的铁轨枕木在骄阳炙烤下蒸发出的木馏油味。今天是万圣节。 大楼侧门开着，我的验尸助手正朝外面的水泥地洒水。他开玩笑般地将水射成弧形，落地时几乎溅到我。我的脚踝能够感受到那股水汽。 “嘿，斯卡佩塔医生，你开始赶银行啦？”他叫道。 现在刚过四点半，我很少在六点前离开。 “要不要我送你一程？”他问。 “已经有人来接我了，谢谢。”我答道。 我出生于迈阿密，对贝丽尔夏天的藏身处相当熟悉。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基韦斯特岛的各种颜色：碧绿的海，湛蓝的天，以及只有上帝才不会被震慑的日落美景。贝丽尔·麦迪逊真不应该回家。 一辆宛如一块黑玻璃的全新福特LtD维多利亚皇冠缓缓驶进停车场。我以为来的会是那辆破普利茅斯，所以当新车的车窗降下时，我愣住了。 “你在等公共汽车？”反光玻璃窗反射出我错愕的表情。彼得·马里诺组长咔嚓一声将电子门锁打开，还尽量让自己显得若无其事。 “我很惊讶。”我说道，身体陷入厚软的坐椅。 “升官的好处。”他空踩油门，“不赖吧？” 马里诺骑了好几年虚弱的老马，现在终于换了一匹种马。 我掏出香烟，突然发现仪表盘上的点烟器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洞。“你用它来插灯泡还是电动刮胡刀？” “哦，去他的！”他抱怨道，“一个混账把我的点烟器弄走了，就在洗车场。我拿到车的第一天就碰上这种倒霉事，你能相信吗？那时我正忙着别的事，电动洗车刷突然把天线弄断了，我把洗车场的工人臭骂了一顿……” 有时马里诺让我想起我妈。 “……后来我才发现点烟器不见了。”他顿了一下，将手伸进口袋。我也在口袋里找火柴。 “噢，长官，我以为你戒烟了。”他讽刺道，顺便将一个打火机扔到我腿上。 “是要戒了，”我含糊地说，“明天。” <er h3">02 贝丽尔麦迪逊遇害那晚，我耐着性子看完一场超大型歌剧，随后到一家拥挤的英国酒吧喝酒。跟我一起去的是一名已经退休的法官，夜越深，法官也变得越没尊严。我没带寻呼机，警方找不到我，便找了我的副手费尔丁前往现场。今天是我第一次造访这名被害作家的住宅。 温莎农庄丝毫不像会发生这种可怕事件的社区。这里的房子都很大，每一栋都离街道有一段距离，前面都有精致的园艺设计。多数都有安全系统，全部配备中央空调，让房主可以不必开窗。钱不能买到永恒，却可以买到某种程度的安全。我从未受理过发生在温莎农庄的谋杀案。 “显然她颇为富有。”我观察着四周，说道。马里诺在停止标志前暂停了一下。 一名头发雪白的女子正遛着一条雪白色的马耳他犬。她斜眼看我们，而她的狗正嗔着一堆草，接下来就干了那不可避免的事。 “没用的毛球。”马里诺边说边轻蔑地看着那女子和她的狗，“我讨厌那种东西，只会胡乱吠叫、随地撒尿。如果要养狗，当然要养一条牙尖嘴利的。” “有些人只是想要个伴儿。”我说道。 “也对。”他停了一下，然后又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贝丽尔·麦迪逊的确有钱，她生来就是个富家女。但不管她有多少钱，显然都花在那个同性恋岛上了。我们还在整理这方面的资料。” “有什么结果？” “还没有，可我们发现她也是个成功的作家——如果以收入来衡量。她有好几个笔名：艾德尔·威尔德、埃米莉·斯卓登、伊蒂丝·蒙太古。”他又将遮阳板放下来。 这些名字我都没听过，除了斯卓登。我说：“她的中间名是斯卓登。” “也许她的小名斯卓就是这么来的。” “或许也与她的金发有关。” 贝丽尔的头发呈蜂蜜色，晒得到太阳的地方则是金黄色的。她身材娇小，五官精致，如果活着，应该相当美丽动人。但这也很难说，我见过的唯一一张她的生前照片，是她驾驶执照上那一张。 “我跟她同父异母的姐姐谈过，”马里诺说，“我发现只有亲近的人才叫她斯卓，而且我觉得，在基韦斯特岛与她通信的那个人知道她的小名。”他推推太阳镜，“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复印那些信，真不明白。世上有几个人会像她一样复印私人信件？” “你是说，她有记录收藏癖？” “对，可这也让我困惑。那家伙已经威胁她好几个月了。他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我们一概不知，因为她没有电话录音，也不曾写下任何记录。她会复印私人信件，对威胁她生命的人却不留任何记录。我真不明白。” “不是每个人的想法都跟我们一样。” “有些人不像我们这么想，是因为他们陷入某种状态，却又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争辩道。 他转进一条车道，然后将车停在车库门口。草坪的草都过长了，中间还夹着随风摇摆的蒲公英。靠近信箱的地方插了一个写着“出售”的牌子，灰色的门前还围着一圈标志着凶案现场的黄色警戒线。 “她的车还在车库里，”马里诺说道，我们下了车，“一辆很棒的本田雅阁。车上有些东西，你应该会感兴趣。” 我们站在车道上，四处看了看。斜射的阳光温暖了我的脖子和肩膀。空气很凉，秋虫的鸣叫是唯一听得到的声音。我缓缓地做深呼吸，突然间感到非常疲劳。 她的房子是国际式的，现代化且十分简单，正面是一排大窗户，由一楼的角柱支撑着，让人联想到一艘舱室透明的船。房子由大石块和漆成灰色的木头建成，通常这样的房子会属于一对富有的年轻夫妇——宽敞的房间，高高的屋顶，还有很多未加利用的空间。温德汉姆大道在她房前终止，这大概就是没人听到或看到任何异常情况的原因。房子因两旁的橡树和松树而孤立起来，茂密的树叶形成贝丽尔与最近的邻居之间的帘幕。后院的下方就是峡谷，斜坡上布满草丛与岩石，延伸到平地时变为一望无际的森林。 “妈的，我敢打赌她可以看到野鹿。”当我们绕到屋子后方时，马里诺说，“够美吧！从窗子看出去，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属于你。我想，下雪的时候风景一定更棒。真希望我也有这么一个地方，冬天生起炉火，倒杯威士忌，光是看着外面的森林就满足了。有钱的日子真不错。” “还得能活着享受。” “这倒是真的。”他说。 落叶在我们脚下发出清脆的碎裂声，我们从西侧绕回正门。正门与阳台等高，我注意到门上有个窥孔，像个空洞的小眼睛瞪着我。马里诺将烟蒂弹飞进草坪，然后把手伸进蓝色长裤的口袋。他没穿夹克，臃肿的肚腩上挂着皮带，白色短袖衬衫的领口敞着，肩膀部分已被枪套压皱。 他拿出一把挂有黄色牌子的钥匙。我看着他开门，很惊讶地发现他的手竟那么大，黝黑粗糖，像一对棒球手套，这样的手让他注定无法成为音乐家或牙医。他已年过五十，灰色的头发正日益稀少，面容就像他的外套一样既老且皱。他的块头足以令多数人望而生畏。像他这样高大的警察很少与人发生冲突，那些宵小只要看他一眼，就不敢嚣张跋扈。 我们进入走廊，立刻置身于一块四方形的阳光中。我们各自戴上手套。房子里有一种腐烂物和灰尘的混合气味，是房子闲置一阵后的典型气味。里士满警局的鉴定组已经仔细搜查过现场，但一切原封不动，马里诺向我保证，这房子的情况和两晚前贝丽尔的尸体被发现时一般无异。他关上门，打开灯。 “你现在看到的情况足以说明一点，”他的声音带着回音，“一定是她主动开门让凶手进来的。没有破门而入的痕迹，而且房子有三层防盗设备。”他将我的注意力引到门边的一排按钮上，“现在保险已经解除。可在我们抵达时仍一切正常，警铃响个不停，这也是我们能很快发现尸体的原因。” 他进而告诉我当初报案的原因不是谋杀，而是有人听见警铃。晚上十一点刚过，警铃已响了近三十分钟，贝丽尔的邻居终于打了九一一。一名巡警接到通知后赶到现场，发现大门微开着。几分钟后，他通过无线电寻求支援。 客厅一片凌乱：茶几被甩到一旁，杂志、水晶烟灰缸、几个装饰艺术碗和一个花瓶散落在地毯上，淡蓝色皮椅翻了个身，旁边有个同色的沙发靠枕，门左方通往走廊的白墙上溅满已经干了的血迹。 “她的警铃会不会延迟作响？”我问道。 “哦，会。打开门以后十五秒才会响，这样你才有时间键入密码，解除警报。” “所以她一定是开了门，解除警报，让凶手进来。当凶手还在屋内时，她又重新设定保险。否则，警铃不可能在凶手离开时响起。嗯……很有趣。” “对，”马里诺答道，“有趣个鬼！” 我们站在客厅内翻倒的茶几旁，茶几上蒙了一层灰尘。地上的杂志不是新闻就是文学方面的，都是几个月前的过刊。 “有没有找到最近的报纸或杂志？”我问，“如果她在附近买过报纸，或许会提供重要的线索。她下飞机后到过的地方都值得一查。” 我看到马里诺的颌部肌肉抽动了一下。他最讨厌我教他怎么做。 他说：“楼上她放手提箱和行李的卧室里有两样东西，一是《迈阿密先驱报》，另一个是叫什么《放眼基韦斯特岛》的刊物，上面都是基韦斯特岛上的房地产广告。也许她原想搬到那里去。两份报纸都是星期一出的，一定是她回来时在机场买的。” “我想知道她的房产经纪人说了什——” “没说什么。”他打断我，“他不知道贝丽尔去了哪里。贝丽尔外出期间，他只带人看过一次房子，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觉得房价太高，贝丽尔开价三十万。”他四处看了一下，假装无动于衷地说，“现在有人可以捡到好价钱了。” “那一晚贝丽尔是乘出租车从机场回家？”我继续追踪细节。 他拿出一根烟，烟头指着走廊。“我们在门边小桌上找到了出租车收据，也找到了出租车司机，是个名叫伍德洛·汉诺的家伙，傻得跟木头似的。他说他在机场乘车处排班，她向他招手。当时接近八点钟，雨下得很大。大约四十分钟后，他开到这里，帮她把两件行李搬到门口后就走了。车费是二十六块，包括小费。大约三十分钟后，他回到机场，做了另一单生意。” “你确定这些都是事实，还是只听他说而已？” “确定到不能再确定了。”他把烟在指关节上点了点，将滤嘴捏紧一些，“我们查过汉诺的证词，他说的都是真的。他没碰她，时间上不符合。”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到走廊的黑色溅迹。凶手的衣服上一定也沾满了血。一个穿着血衣的出租车司机的确不可能立刻搭载下一名乘客。 “她回来没多久就遇害了，”我说，“回到家的时候大约是九点，邻居十一点报案，那时警铃已经响了半个小时，所以凶手约在十点半离开现场。” “对，这就是最难解释的部分。根据那些信件，我们知道她早就吓得要死，然后她偷偷回来，将自己锁在家里，甚至把枪放在厨房流理台上，一会儿我再带你去看。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门铃响了？她让他进来以后，又重新设定了保险。我看凶手一定是她认识的人。” “我不会因此排除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我说，“如果那个人很圆滑，看起来可信任，她有可能让他进来。” “在那个时间段？”他扫视着四周，看到我的时候，不可思议地眨眨眼，“晚上十点来推销杂志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答案。 我们通过一道敞开的门进入走廊。“这里是血迹刚开始的地方。”马里诺望着溅在墙上，已经干掉的血迹，“她在这里被剌了第一刀。我猜她一定拼命奔逃，他也一路乱砍过去。” 我脑中出现贝丽尔脸庞、胳膊与手上的刀伤。 “我猜，”他继续推测，“他在这里刺了她的左臂或背部或脸，墙上这部分血迹是从刀上反溅上去的。他至少已经砍中她一次，刀上沾满了血，当他再度挥刀时，血滴便飞溅出去，喷到墙上。” 这里的溅血呈楠圆形，直径约六厘米，越到后面，形状拉得越长，到门框左方已经成了弧形，长度约有十英寸。凶手像是一个拼尽全力的回力球员。我感受得到动作的剧烈程度，那不是愤怒，而是比愤怒更强烈的心态。她究竟为何让他进门？ “从这块血迹的位置，我推断他们站在这里，”马里诺站在门后几码靠左的地方说，“他又动手砍了她。刀反复挥动，血也不停地溅到墙上。你看，这一连串的血迹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指着最上方的血迹，几乎在他头顶，“然后向下散布，一直到离地面几英寸的地方才停止。”他稍稍停了一下，以挑战的眼神看着我。“你验过她，你认为昵？凶手惯用右手，还是左撇子？” 警察们总喜欢问这个问题。尽管我一再告诉他们这无法判断，他们照问不误。 “光从这些血迹得不到答案。”我感到口干舌燥，有一种灰尘的味道，“这完全要看他们两人所处的位置。至于她胸部的刀伤，是稍微从左而右的方向。凶手可能是左撇子，但还是那句话，这完全要视他们两人所处的位置而定。” “我认为很有趣的一点，是她所有的自卫刀伤都集中在身体左侧。你想想，她在跑，他从左边砍过来，而不是从右边攻击，我不禁怀疑他是左撇子。” “一切都要看受害者与凶手所处的位置。”我不耐烦地重复道。 长廊铺的是硬木地板，上面的血迹一路延伸到我们左方十英尺外的楼梯上，用粉笔标了出来。可见贝丽尔是沿着这里逃到楼上，她受到的惊吓远超过疼痛。左面的墙上每隔一步就出现糊状的血迹，是她伸出受伤的指头扶墙稳住脚步时留下的。 黑色的污渍布满地板、墙壁和天花板。贝丽尔逃到了楼上走廊的尽头，暂时陷入死角。这个死角全是血。当她逃出这里，冲向卧室时，追逐重新开始。她跳上那张双人床，凶手则绕了一圈。在这里，她可能将公事包掷向凶手，但更有可能的是，原来就在床上的公事包被撞了下去。警方看到的场景是公事包躺在地板上，像个帐篷似的敞开着并翻了过来，纸张散落各处，包括她在基韦斯特岛上写的信的复印件。 “你在这儿还找到了什么文件？”我问。 “收据、几张游客指南，其中一份夹了一张市区地图。”马里诺答道，“我可以印一份给你，如果你要。” “麻烦你。” “我们还在梳妆台上找到一叠打印文件，”他说，“大概是她在基韦斯特岛写的东西，空白处用铅笔随手做了一些笔记。没有什么可疑的指印，只有一些她自己留下的污溃。” 她的床只剩下床垫，被血玷污的褥子和床单都已送到化验室。她慢下来了，已经无法自主行动，整个人变得衰弱。她踉踉跄跄地回到走廊，摔倒在那块东方式的祈祷地毯上，我在档案照片上看过那块地毯。地板上拖着长长的血迹和手印。贝丽尔爬进浴室后面的客房，就在那里，她终于断了气。 “在我看来，”马里诺说，“凶手追她纯粹是为了取乐。他明明可以在客厅里就抓住并杀死她，但那样就太枯燥了。他的脸可能自始至终都带着微笑，她的流血、她的尖叫、她的乞求都能带给他快乐。当她爬到这里倒下的时候，游戏结束，他也收手了。” 这个房间很冷，黄色使这里苍白如一月的阳光。单人床边的地板是黑色的，白色的墙上有黑色的血纹与血斑。档案照片上的贝丽尔躺在地上，双腿张开，双臂放在头边，脸朝窗户，全身赤裸。我初次观察这些照片的时候，简直辨认不出她的长相，甚至连她头发的颜色也看不出来。我只看到一片血红。警方在她身边找到一条沾满血的卡其裤，她的衬衫和内裤都不见了。 “你提到的出租车司机，那个叫汉诺什么的，记不记得贝丽尔从机场搭车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我问道。 “那时天色已晚，他不是很确定，只依稀记得她穿着裤子和外套。我们知道当她遭到攻击时，身上穿的是我们找到的这条卡其裤，她卧室的椅子上有一件同质料的外套。我不认为她进门后换过衣服，她只脱了外套，扔在椅子上。不知道她里面穿了什么，总之凶手将它们带走了。” “纪念品。”我将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马里诺盯着陈尸的黑色地板。“照我看来，他在这里剥光她的衣服，强奸或是企图强奸她，然后又砍了她，几乎将她的头切下来。可惜她的PERK没有提供任何线索。”他说的PERK是指尸体化验证据，检查结果显示没有精子存在。“我们别想靠DNA破案了。” “除非血迹中有部分是他的血。”我答道，“否则，你说得没错，别想靠DNA了。” “也没有找到毛发。”他说。 “有几根，不过是她的。” 房子里空空荡荡的，我们的交谈声显得格外响亮。不论我转向哪里，都会看到丑陋的血迹。我的脑海中又出现那些影像：刺伤、砍伤，还有脖子上那个看起来像张大嘴打哈欠的刀口。我走出房间来到走廊，这里的灰尘让我的肺不舒服。我呼吸困难。 “带我到发现枪的地方。”我说。 当晚，在厨房流理台上靠近微波炉的地方，警方找到了贝丽尔的点三八自动手枪。枪已经上膛，保险打开了。枪上留下的部分指纹，经化验比对确定都是她的。 “她把子弹留在床头柜里，”马里诺说，“大概也把枪放在同一个地方。我猜她将行李提到楼上，将大部分衣服倒入浴室洗衣篮，然后把行李收进卧室衣橱。其间，她取出手枪。她一定紧张得要命。我敢打赌她带着枪检查了每个房间之后，才稍微喘口气。” “如果是我，也会这么做。”我说。 他看了看厨房四周。“可能她想到这里吃些点心。” “她可能想到过，但没有吃。”我答道，“她胃里约有五十毫升暗褐色液体，也就是不到两盎司食物。不管她吃了什么，在她死的时候，或是说在她遭到攻击的时候，都已经完全消化。面临极度的压力或恐惧时，人的消化功能会自动停止。如果凶手动手前，她刚吃完点心，她的胃里会是另一个样子。” “也没什么东西可吃。”他打开冰箱后说道，好像这是个重点。 冰箱内有一个干巴巴的柠檬、两条奶油、一块发霉的乳酪、一些作料和一瓶奎宁水。冷冻室丰富一点，可也没多少东西，只有几袋鸡胸肉、冷冻餐和绞牛肉。显然贝丽尔不热衷烹饪，对她来说，做菜只是一项果腹运动而已。我明白，我的厨房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水槽上的百叶窗挂着丝丝灰尘，水槽里空无一物，完全是干的。家电用品十分现代化，但看起来都没用过。 “她可能进来喝过酒。”马里诺怀疑。 “她的血液中没有酒精反应。”我说。 “那不代表她没想过。” 他打开洗手台上的柜子，三层夹板上没有一点空间，塞满了杰克·丹尼、芝华士威士忌等烈酒。一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法国白兰地前面有一瓶海地朗姆酒，酒龄有十五年，和纯苏格兰威士忌一样昂贵。 我戴着手套将它拿出柜子。瓶上没有贴进口标签，金色瓶口旁的塑胶套仍然完好，没被打开过。 “我觉得这瓶不是在这里买的，”我告诉马里诺，“我猜它来自迈阿密的基韦斯特岛。” “你是说她是从佛罗里达带回来的？” “有可能。显然她是个品酒专家，这种酒好喝极了。” “以后我要称你为品酒大夫了。” 这瓶酒一尘不染，其他酒则不然。 “这瓶酒可以解释她为何进厨房，”我继续说道，“很可能她下楼来将酒摆进柜子，想晚上品尝几口，然后有人来访了。” “但你无法解释为什么她去开门时没把枪带上。她应该很害怕，不是吗？我觉得她已经知道有人会来找她，她一定认识他。她有这么一堆好酒，难道她老是独享吗？不可能。更合理的解释是她偶尔会有一些轻松时光，让某个男人陪她。嘿！或许就是她在基韦斯特岛写的那个叫M的家伙。或许她遇害当晚就是在等那个人。” “你在暗示M就是凶手。”我说。 “难道你不这么想？” 他变得有些不客气，摆弄起那根未点燃的香烟。这个动作让我烦躁不安。 “我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我答道，“比如，我也会怀疑她是否没在等任何人，只是进厨房把酒放好，也许想给自己倒上一杯。她很紧张，手枪始终放在离自己不远的流理台上。突然，门铃响了，或是有人敲门，令她十分震惊——” “若如你所说，”他打断我，“她很震惊，防御心极强，那么她开门时，为什么把枪留在厨房？” “她练习过吗？” “练习？”他望着我，“练习什么？” “射击。” “妈的……我怎么知道……” “如果没练过，那么她不会习惯性地用武器自卫。妇女经常在手提包里放喷雾器，可一旦遭受攻击，却全然忘记去使用它，直到事后才记起来。用武器自我保护并非她们的反射动作。” “我不确定……” 我确定。我有一把鲁格点三八手枪，配备银顶子弹，这是金钱能买到的破坏力最强的武器。我认为它可以保护我，因为我会带着它到射击场去练习，一个月练习几次。所以，当我独自在家时，我会对有枪这件事感到习惯些。 还有一件事。客厅的火炉旁立着一排铜制工具，当贝丽尔遭到凶手攻击时，竟然没想到用那里的铲子或火钳抵抗。自我保护不是她的反射动作，她的反射动作是逃跑，不管是逃到楼上还是基韦斯特岛。 “她可能对枪感到陌生，马里诺。门铃一响，她突然感到困惑、焦躁，她走到客厅，从窥孔里看了一眼。不管来者是谁，显然她信任他，所以开了门。枪，早就被遗忘了。” “她有可能在等她的访客。”他再度说道。 “当然有可能，也就是说，有人知道她回来了。” “也许‘他’知道。” “也许他就是M先生。”我说出他想听到的话，将酒放回柜子。 “对极了，这样就说得通了，不是吗？” 我关上柜子的门。“她遭到威胁，几个月来始终惊慌失措，马里诺。我很难相信会是个亲密朋友干的，而贝丽尔竟一点都没怀疑。” 他显得有些介意，看了看手表，从口袋里拿出另一把钥匙。贝丽尔的确不可能给陌生人开门，但令人更难相信的是她会被信任的人所杀。她为什么让他进来？这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 一条林荫小道通往车库，阳光从树荫间洒下来。 “先告诉你，”马里诺用钥匙打开车库门，“我是在打电话给你以前才进来的。她遇害那晚，我们无法把门打开，也没必要硬闯进来。”他耸耸肩。他的肩膀满是肌肉，像在告诉我，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举起一扇门、一棵树或是一辆卡车。“她去佛罗里达后就没进过这里。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这把钥匙。” 这是我见过的唯一在四周镶了墙板的车库，地上铺着昂贵的意大利红色瓷砖，有一条龙形的美丽花纹。 “这里原先真的是设计成车库的吗？”我问道。 “这不正是车库门吗？”他又掏出几把钥匙，“真是个豪华的车库，对吧？” 车库里通风不畅，有股灰尘的气味，但相当干净，除了角落的扫把和耙子，没有其他该有的东西，像除草机或是什么常见的工具。这里看起来更像卖车展示场，黑色的本田停在正中央，闪闪发亮，一尘不染，简直像一辆没开过的新车。 马里诺插入钥匙，打开车门。“请进，别客气。” 顷刻间，我已坐上柔软的象牙色皮座，望着挡风玻璃外的墙板。 他退了一步：“就坐在那儿，静下来看看四周，告诉我你的感觉。” “要不要我发动车子？” 他交给我钥匙。 “请你把车库门打开，免得我们被废气呛死。”我提议。 他皱着眉四处寻找，终于看到了按钮。门开了。 车子一下就启动了，引擎声掉了几个音阶，沉沉作响。收音机和空调都是开着的，油还剩四分之一，里程表上的数字不到七千英里，天窗开了一部分。仪表盘上有一张洗衣店的干洗单据，日期是七月十一日星期四，贝丽尔送洗了一条裙子和一件外套，显然她没去领回这些衣物。副驾驶座上有一张超市收据，日期是七月十二日，时间是下午一点四十分，她买了莴苣、番茄、黄瓜、绞牛肉、乳酪、橙汁、薄荷糖，总计九元十三分，她付了十元。 收据旁有一个白色银行信封，里面没有东西。再旁边有一个土黄色的雷朋牌太阳镜盒，也是空的。 后座上有一支温布尔登网球拍和一条皱了的白毛巾。我伸手去拿，厚绒布的角上印了几个蓝色小字：“维斯伍壁球俱乐部”。我记得这个名字曾出现在贝丽尔楼上衣橱里的一个塑料提袋上。 马里诺故意这么安排。我知道他已经看过这些东西，他只是要看我作何反应。这些都不是证物，凶手没进过车库，马里诺在吊我胃口。从我们踏进这栋房子，他就在吊我胃口。这是他的嗜好，却让我厌烦到了极点。 我关掉引擎，下了车，用力关上车门。 他望着我，想知道我的想法。 “两个问题。”我说。 “放马过来。” “维斯伍是会员制的私人俱乐部。她是会员？” 他点头。 “有没有查过她上次订球场的时间？” “周五，七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她跟一个职业球员学球，每周上一堂课，此外她很少练习。” “我记得，她在七月十三日周六上午离开里士满，中午过后不久抵达迈阿密。” 他再度点头。 “那么，她上了课，直接到超市购物，之后可能去过银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她购物之后突然决定离开这里。如果她早就预备次日出发，绝不会去超市购物。她没时间吃买下的食物，也没把东西冰起来。显然，她把东西都扔了，除了那包绞牛肉、乳酪，或许还有那条薄荷糖。” “听起来很合理。”他轻描淡写地说。 “她把眼镜和这些单据留在椅子上，”我继续分析，“收音机和空调没关，天窗也还开着。她似乎一将车驶入车库，关上引擎后便径直冲入房子，还戴着太阳镜。我不禁怀疑她从网球场和超市到回家这段路上，是否发生过什么……” “有事发生，我确定，你绕到那边，好好看看另一扇车门。” 我照做了。看到的东西令我惊择，门把手下面被刮出一个心形，里面写着“贝丽尔”。 “是不是让人毛骨悚然？”他说。 “如果是趁车子停在俱乐部或超市的时候干的，”我思索着，“应该会有人看到。” “也可能是在更早的时候。”他顿了一下，玩味着刮痕，“你上次看你的右侧车门是什么时候？” 或许是几天前，又或许是一周前。 “她去了超市，”他终于点燃了那根该死的烟，“没买多少东西。”他饥渴地深吸一口，“应该能放在一个袋子里，对吧？要是我太太只买一两袋东西，她一定把东西放在副驾驶座上。这时她看到了刮痕。也许她知道那是当天刮的，也许不知道，那不重要，总之一定把她吓坏了。她直接赶回家，也许去了银行取钱，然后立刻订了下一班飞往佛罗里达的机票。” 我跟着他走出车库，回到他的车上。夜晚就要降临，空气中带着寒气。他发动引擎，我则静静地望着贝丽尔家的侧窗。鲜明的窗影已经褪落，窗里一片漆黑。忽然，阳台和客厅的灯亮了。 “上帝！”马里诺叫道，“闹鬼了！” “计时器。”我说。 “没错。” <hr /> 注释： 第二章 <er top">01 我驾车顺着长长的路回家，里士满的天空挂着一轮满月。路边只有一些趁着万圣节要糖果的孩子还不屈不挠地走着，车灯照亮了他们狰狞的面具和小小的身影。不知我家的门铃已被按过几次。孩子们特别喜欢到我家讨糖，因为我非常大方，毕竟我没有孩子可以宠溺。错过了这些孩子，明早我的同事可以分到四大袋未拆封的巧克力。 上楼的时候，电话响了。在答录机回应前，我及时拿起话筒。对方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但当我认出这个声音时，心跳不禁加快了。 “凯？我是马克，感谢上帝，你到家了……” 马克·詹姆斯好像正藏在油桶底和我说话，我听见汽车往来的声音。 “你在哪儿？”我终于冷静下来问道，但我知道自己的声音显得很焦躁。 “九十五号高速公路上，大约在里士满以北五十英里。” 我在床沿上坐下。 “我打的是公用电话。”他解释道，“告诉我怎么到你家。”又一阵车声后，他补充道，“我要见你，凯。我在华盛顿特区待了一个星期，从下午开始就一直在找你，最后决定冒险租车直接过来。可以吗？” 我不知该说什么。 “我们可以小酌一杯，叙叙旧。”这个曾经伤透我心的人如此说道，“我在市区的莱帝森饭店订了房间。明天一大早，有一班飞机从里士满飞到芝加哥。我只是想……说真的，有件事我想和你谈谈。” 我无法想象我和马克之间还有什么好谈。 “可以吗？”他又问了一次。 不可以！但我说的却是：“当然，马克，能见到你真好。” 我给了他地址，然后到浴室整理妆容。想来已经是许久以前的事了。十五年前，我们一起念法律系。已经很久很久没见面了。我的头发颜色已经变深，不复当年那般金黄，眼睛也从澄蓝转为灰蓝。公正无比的镜子让我看清自己三十九岁的样子，并提醒我有一种叫拉皮的手术。在我的记忆里，马克还是二十四岁，他是我的热情、我的依靠，是让我陷入落魄和绝望的人。和他分手以后，我什么都没做，只是工作。 他仍然爱开快车，喜欢好车。不到四十五分钟，我就看到他从租来的斯德菱汽车中走出来。他还是我记得的马克，身材依然瘦长，踏着自信的步伐，一面走上石阶，一面浅笑。我们很快地拥抱，有些不自在地走进走廊，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 “还喝威士忌？”我终于问。 “仍然没变。”他随我走进厨房。 我从酒柜上拿出酒瓶，很自然地用多年前的方式替他调了一杯：双份酒，加冰块和一些气泡矿泉水。他的视线跟着我在厨房中移动。我将酒放到桌上。他啜了一口，盯着杯子，摇晃冰块，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我仔细地打量他，望着他细致的五官、高高的颊骨和清澈的灰眸，暗色的鬓发已经变浅了。 我将注意力移到他杯中转动的冰块上。“你在芝加哥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他靠向椅背，抬头说：“我只负责上诉的工作，很少出庭。有时我会碰到岱斯纳，所以才知道你在里士满。” 岱斯纳是芝加哥的首席法医。我们有时在会议上碰面，还一起出席过几个委员会。我从不知道他认识马克·詹姆斯，至于他怎么知道我认识马克，更是一个谜。 “我不该告诉他我和你是同学，他时常用你来刺激我。”他解释道，似乎明白我的疑虑。 这一点我能明白。岱斯纳是个粗鲁的人，对辩护律师都不怎么友善，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常成为众说纷纭的传奇故事。 “就像多数法医学者一样，岱斯纳赞成起诉判刑。我为一个杀人犯辩护后，他就认定我也是坏人。他常常故意找我，然后顺带提到你最近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是告诉我你正在处理的案子。斯卡佩塔医生，著名的法医。”他笑了，但眼睛没动。 “我不认为你说的是对的，并非所有法医都赞成起诉判刑。”我回答，“你会这么想，是因为证据大多对被告有利，案子往往无法起诉，根本上不了法庭。” “凯，我对程序太熟悉了。”他的语气中带有我熟悉的不耐烦，“我明白你的角度，如果我是你，也会希望所有恶棍都受到惩罚。” “对，你老是明白我的角度，马克。”我反击道，还是一样的争执。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才进来不到十五分钟，我们又回到过去留下的问题。过去我们之间最严重的几次争吵都与此有关。马克和我认识的时候，我已经是个医生，正在乔治城大学修法律，我已经见识过恐怖、残暴和无理的悲剧，我的手套已经碰过许多痛苦和死亡留下的腐物。马克是杰出的常青藤学生，脑中所谓的重罪就是有人在他的捷豹上刮了一道。他念法律只是因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律师。我是天主教徒，他是新教徒；我是意大利裔，他是和查尔斯王子一样的盎格鲁裔；我在贫穷的环境里长大，他则成长于波士顿最高级的地区。但我曾经认为我们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你一点也没变，凯，”他说，“只是多了一股犀利的气息。我猜你在法庭上一定很难缠。” “我不希望自己变得犀利。” “我不是在批评你，只想说你看起来好极了，”他看了看厨房各处，“而且十分成功。你快乐吗？” “我喜欢弗吉尼亚州。”我没有看他，“唯一不满意的是这里的冬天，可我想在这方面你住的地方比我更糟。你如何能忍受芝加哥有半年是冬天的天气？” “我从没习惯过。你绝对会讨厌那儿。像你这种迈阿密的温室花朵若去了那里，肯定撑不过一个月。”他喝了一口酒，“没结婚？” “结过。” “嗯……”他皱眉思索，“那个叫东尼什么的。我记得你和东尼……班尼迪提，是吧？你是在我们分手之后第三年的年底开始和他交往的。” 我没想到马克注意到这件事，更没料到他会记得。“我和他离婚了，已经很久了。” “很遗憾。”他轻声说。 我伸手拿酒。 “有没有认识好的人？”他问。 “好或不好的都不认识。” 马克不再像从前那样爱笑了。他顺便提到了自己：“两年前，我几乎要结婚了，但没结成。也许我应该老实告诉你，是我在最后一刻退出了。” 我很难相信他一直未婚，他一定又猜出我在想些什么。 “那是在珍妮过世以后，”他迟疑道，“我结过婚。” “珍妮？” 他又开始晃动冰块了。“从乔治城大学毕业后，在匹兹堡认识了她。她是公司的税务律师。” 我仔细望着他，忽然感到很困惑。马克的确变了，过去他强烈地吸引我的力量已经改变。我不敢再想，原因很复杂。 “一场车祸。”他说道，“在一个周末的夜晚，我们计划晚些睡，先看一场电影。她出门买爆米花，一个酒醉驾车的人冲到她的车道，连车灯都没开。” “上帝！马克，我很遗憾。”我说，“太不幸了！” “已经八年了。” “没有孩子？”我声音很小。 他摇头。我们一阵沉默。 “我的事务所要在华盛顿特区设立办公室。”他望着我。 我没作反应。 “我可能会被调到特区。事务所发展得很快，在纽约、亚特兰大、休斯敦有一百多个律师和办公室。” “你什么时候搬？”我非常平静地问。 “也许年初就可以。” “真的要搬？” “我已经很厌恶芝加哥了，我需要改变，我想让你知道。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我不希望搬来特区后才偶然碰到你。我将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你在那里有个办公室，我们很有可能在餐厅或戏院碰到。我不希望那样。” 我想象自己坐在肯尼迪机场内，发现马克坐在三排坐椅之外，对着身旁年轻美丽的女友耳语的场景。我又感到当年的痛苦：不只是心理，连生理方面都备受煎熬。他却没有情敌，完全占有我的全部感情。一开始，我就怀疑我们的付出并不平等，后来，我则完全肯定。 “这是我来的主要原因。”他又说了一次，“但还有一件事，与我们个人无关。”律师开始办正事了。 我保持沉默。 “里士满有个女人在大前天晚上被杀了，贝丽尔·麦迪逊……”我的震惊写在脸上，他停顿下来。 “我的合伙人伯格打电话到旅馆告诉了我这件事情，我想和你谈谈……”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问道，“你认识她？” “不熟。去年冬天我在纽约见过她一次。我们事务所也涉足娱乐法，贝丽尔陷入出版合约纠纷，便聘请‘奥德夫与伯格法律事务所’替她处理。她和承办律师斯巴拉辛诺商议时，我恰好也在纽约。斯巴拉辛诺便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在阿根昆餐厅吃午餐。” “如果你认为合约纠纷与她被杀有关，你应该跟警方谈，不是跟我。”我越说越生气。 “凯，公司根本不知道我跟你谈这件事，明白吗？伯格昨天来电是要谈别的事情，只是顺便提到贝丽尔·麦迪逊遭到谋杀，让我看看当地的报纸怎么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去向你的前任某某打听一下。”我感到自己的脖子正在发红。前任某某？ “不是这样。”他移开视线，“在伯格联络我以前，我就想起你，想打电话找你了。前两个晚上我就从查号台查出你的电话，一直考虑要不要打。要不是伯格告诉我那件事，可能我还没勇气拨电话。贝丽尔让我有了借口，相信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听不进去。我很想相信他，但那会让我憎恨自己。“如果你的公司对这件案子这么有兴趣，告诉我原因。” 他思考了一下。“我不知道公司的人想打听这案子是否合理。也许只是出于私人因素，她生前和大家相处过，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同事们都很吃惊。我可以告诉你，她委托我们的案子相当棘手。八年前签的合约，说起来很复杂，总之，和盖瑞·哈博有关。” “那个小说家？”我很惊讶，“就是那个盖瑞·哈博？” “你大概知道，他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是一片十八世纪的田庄，叫卡勒林园，就在威廉斯堡的詹姆斯河上。” 哈博大约于二十年前出过一本小说，得了普利策奖，我试着回想读过什么关于他的报道。他是个传奇人物，和姐姐还是姑姑过着隐居生活。关于哈博的私生活有许多说法，他越拒绝媒体采访，引起的猜测就越多。 我点燃一根烟。 “我原本希望你打退堂鼓。”他说。 “除非我死了。” “据我所知，贝丽尔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和哈博有过某种关系。有一段时间，她和他以及他姐姐住在一起。贝丽尔深具文采，是哈博想要的那种才华洋溢的女儿。她成了他的学生。通过他的关系，贝丽尔出了第一本小说，那时她才二十二岁，写的是带点文学风格的浪漫爱情小说，以斯卓登之名出版。哈博还在书中写了一段评论，说他发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新作家。这件事引起许多批评，因为她的小说商业味很浓，并非纯文学，而且哈博已经销声匿迹了那么多年。” “这跟她的合约纠纷有什么关系？” “一个小女孩的英雄式崇拜可能令哈博非常陶醉，但他仍旧是个谨慎的浑蛋。在帮贝丽尔出书以前，他强迫她签下一纸合约，禁止贝丽尔在他与姐姐有生之年，写出有关他的任何文章。现在他才五十五岁左右，他姐姐只大他几岁。基本上，这纸合约将束缚贝丽尔一辈子，因为她不能写回忆录。她怎么能在回忆录中不提到哈博？” “也许她能，”我说道，“只是少了哈博，书卖不出去。” “一点也没错。” “后来她开始用笔名，这也是合约内容的一部分？” “我想是。他希望贝丽尔永远是他的秘密。他赐给她写作上的成功，却要她与世隔绝。即使她的小说都很畅销，贝丽尔·麦迪逊这个名字名气并不大。” “她是否违反了这项合约，才找上你们公同？” 他喝了口酒。“我要先说明，她并非我的客户，我不知道相关细节，但感觉到她已经遇到瓶颈，急于写出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接下来的故事，你大概也知道。她显然写不出来，有人在威胁她、玩弄她……” “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年冬天，大约在我们见面前后。我猜是二月底。” “说下去。”我感到好奇。 “她不知道是谁在威胁她。我不敢说这些发生在她决定改变路线之前还是之后。” “她想如何避开违约这件事？” “我想是避不掉，至少不能完全避掉。”马克说，“但斯巴拉辛诺律师采取的策略，是让哈博知道他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合作，而贝丽尔的著作绝对不会对他造成伤害，但换句话说，哈博没有审查权。他也可以选择当个浑球，而斯巴拉辛诺会把这件事告诉各大报纸和《六十分钟》等节目，哈博绝对束手无策。当然，他可以控告贝丽尔，可贝丽尔没那么多现金可赔。和哈博比起来，她的财产就像一桶钱里的一个硬币，而且官司会使得每个人都去买贝丽尔的书。哈博没有胜算。” “难道他没有能力阻止书出版？” “只会提高书的知名度，也会花上他几百万。” “现在她死了，”我望着烟在烟灰缸里燃烧，“我猜书也没写完，哈博不需要再担心什么了。马克，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哈博可能跟凶案有关？” “我只是告诉你事情的背景。” 那双清澈的眼睛凝望着我。有时它们显得如此深不可测，我仍然记得，这让我很不舒服。 “你认为呢？” 我没有说出心里真正的想法。马克为何要告诉我这一切？多么奇怪。贝丽尔并非他的客户，而且他对法律伦理了如指掌，事务所员工不能对外透露案件内情。他已身处界限边缘。这不是我记得的马克·詹姆斯会做的事情。他的行为就如同带着刺青出现在我家里那般唐突。 “我想你最好跟马里诺谈一谈，他是刑事组长。”我答道，“否则我把你说的事情告诉他。不管怎样，他都会去造访你的事务所，询问各种问题。” “没关系，我无所谓。” 有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 “她是怎样的人？”我清了一下喉咙问道。 “我说过，我只见过她一次，但她让人印象深刻：有活力、聪明、有魅力，穿着一身高雅的雪白色套装；也令人产生距离感，好像藏有不少秘密，有种摸不透的深邃。她喜欢喝酒，至少那天吃午饭时她喝了不少——三杯鸡尾酒，即使是对我来说，中午喝这么多也多了些。但她也可能并非常常如此。那天她很紧张、很忧郁，精神紧绷。当然，她造访‘奥德夫与伯格’不是出于什么愉快的原因。哈博的事情必定让她很难过。” “她喝什么？” “什么？” “那三杯鸡尾酒，是什么？” 他皱眉，望着对面。“我不知道，凯，喝什么会有关系？”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关系。”我想起那个酒橱，“她有没有提到遭到威胁的事情？我是说，在你面前？” “提过，斯巴拉辛诺也提过。我知道她不断地接到怪电话，都是相同的声音，却不是她认识的人。至少她是这么说的。还有一些怪事，我不记得细节了……已经太久了。” “她有没有记录下这些事情？”我问。 “我不知道。” “她不知道是谁做的，也不知道原因？” “她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他将椅子往后倾。 “斯巴拉辛诺，”我说，“他叫什么？” “罗伯特。” “他是否用M当简称？” “不。”他好奇地看着我。 沉默持续了片刻，气氛有些凝重。 “小心开车。” “晚安，凯。”他迟疑了一下说道。 也许是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一度以为他要吻我，可他走下了阶梯。我回到房内，听见他开车离开。 <er h3">02 次日上午，一切仍那么忙乱。开会时我们接到通知，要检验五具尸体，包括一具河里捞出的浮尸。每回听到浮尸，大家都会叫苦连天。里士满警察局又送来两具遭枪杀的尸体，我做好其中一份报告后，便赶到约翰·马歇尔法庭大厦为另一起枪杀案作证，然后又到医学院和我指导的学生吃午饭。其间，我极力想将马克的造访抛于脑后，但越想忘记就记得越清楚。他很小心，也很固执，竟然会在十年后突然来访。这不合乎他的个性。 中午刚过，我就投降了。我拨通了马里诺的电话。 “正想打电话给你。”我说了不到两个字，他就插嘴道，“我正要出去，你能否在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以后，到本顿的办公室和我碰面？” “做什么？”我甚至没说出打电话的原因。 “我有了贝丽尔的新报告，我猜你想知道。” 他总是不说再见就挂电话。 到了约定时间，我来到东格利斯街，在看到的第一个投币停车位上停了下来，那里离目的地不算太远。这栋十层建筑像灯塔一样，俯视着河边来往的垃圾船、古董店和一些卖外国菜的小餐厅。人们在龟裂的人行道上走动。 向一楼警卫亮明身份后，我搭电梯来到五楼，走廓的尽头有一扇没有标记的门。里士满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是这个城市的大秘密。这里一切低调，看似平淡无奇，就和那些便衣警探一样。柜台后的年轻人正靠着墙打电话，见我过来便压住话筒，投来“要我帮忙吗”的表情。我说明来意后，他请我坐下。 这间办公室很小，很男性化。暗蓝色的皮制家具，茶几上堆着体育杂志，墙上陈列着联邦调查局历任最高长官的照片、各种奖章，还有一面刻有殉职探员名字的铜牌。门有时被推开，我看到几个戴太阳镜、穿暗色西装的高大男子经过，但没一个人看我一眼。 本顿·韦斯利就和调查局那些人一样严肃自傲，但这么多年来，他已经贏得了我的尊敬。在官僚式面孔下，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性情中人。他神采奕奕、活力四射，连坐着的时候也是如此，深色西裤和浆过的白衬衫使他显得更精干。他戴着流行的细领带，结打得很漂亮，腰上缠着黑色枪袋，但少了一把十毫米口径手枪，在室内他几乎从不佩枪。他是个英挺的硬汉，过早变白的头发总是令我惊讶。 “抱歉让你久等了，凯。”他微笑道。 他握手时相当有力，却没有炫耀男性力量的味道。我认识的一些警察和律师握起手来会用上约三十磅的力道，几乎可以捏碎我的手指。 “马里诺已经到了。”韦斯利说，“我刚和他讨论完几件事情，现在才能来带你进去。” 他为我开门，带我走入无人的长廊，转进他的小办公室，又去替我倒咖啡。 “电脑报告昨晚终于出来了。”马里诺说。他惬意地靠着椅背，研究着一把看起来全新的点三五七左轮。 “电脑？什么电脑？”我忘了带烟吗？不，就在皮包底部。 “总部的，最近一直有故障。总之，我终于拿到一些报告，非常有趣，里面有一些让我非常意外的东西。” “贝丽尔的？”我问道。 “说对了。”他把手枪放在韦斯利的桌上，补充道，“好枪！这浑球真走运，上周在坦帕举行的警察主管会议上贏到的奖项。我呢？连彩票的两块钱奖金都贏不到。” 我将注意力转向韦斯利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电话留言、报告、录像带，以及一些厚牛皮纸信封，我猜里面装的是本辖区某些刑事案件的照片和报告。墙边的玻璃橱柜里摆了许多骗人的武器：剑、铜钩爪、弹弓、非洲矛，都是多年来收集的和学生送的礼物。还有一张老照片，是威廉·韦伯斯特和韦斯利握手的合影，背景是一架海军陆战队的直升机。从这些东西中完全看不出韦斯利也有家庭，他有太太，有三个孩子。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多数警察一样，都非常保护他们的私生活，特别是在近距离接触恐怖和残暴之后。韦斯利精于描绘歹徒轮廓，看过不少不可思议的谋杀照片。他曾到监狱与查理·曼森、泰德·邦迪这类丧心病狂的杀人狂面对面，他知道恐怖世界的真面目。 韦斯利端了两杯咖啡进来，一杯给马里诺，一杯给我。他从没忘记我习惯喝黑咖啡，还将烟灰缸放在我够得到的地方。 马里诺拿起腿上的几张复印文件。讨论开始了。 “我们只有三份记录报告。第一份是三月十一日星期一，早上九点半，贝丽尔·麦迪逊于前一晚打了九一一，要求警察到她家接受申诉。这项工作列为非重要任务，这并不稀奇，街上事情太多了。警察第二天上午才到她家，是个名叫吉姆·雷德的警员，任职五年。”他抬头看我。 我摇头，我不认识雷德。 马里诺浏览着报告。“根据雷德的描述，申诉人贝丽尔·麦迪逊非常不安，说她于昨晚，也就是星期天晚上八点十五分，接到一个威胁电话。她指认打电话的人为男性，可能是白人。对方说：‘我敢打赌你一定想死我了，贝丽尔。我一直注意着你，你看不到我，可我看得到你。你可以跑，但你逃不了。’申诉人又说，对方看到她于当天早上到7-11商店买过报纸，还知道她穿的是红色运动衣，没戴胸罩。申诉人表示自己确实在周日早上十点左右开车去过罗斯蒙街的7-11商店，穿的正是对方描述的衣服。她将车停在店外，从购报机买了一份《华盛顿邮报》，没有进店，也没注意到附近有什么人。她很愤怒对方对她的行踪了如指掌，认为对方一定是在跟踪她。当被问到在其他时候是否也被人跟踪过时，她说不知道。” 马里诺翻到第二页，这部分属于报告的机密部分。他继续说道：“雷德称麦迪逊小姐不愿意提供对方提出的威胁内容。经过冗长的询问，她才指出对方说了猥亵的话，他还说一想到她全身赤裸的样子，就会激起杀她的欲望。听到这里，麦迪逊小姐挂了电话。” 马里诺将这份文件放在力、公桌的角落。 “雷德警员给地什么建议？”我问道。 “老样子。”马里诺说，“他建议她做记录。每接一个电话，就把日期、时间与内容记下来，还建议她把门锁上，窗子关好上锁，考虑装警戒系统。如果她发现任何可疑车辆，要记下车牌号码并与警方联络。” 我想起马克说过他二月份和贝丽尔吃过饭。“她在三月十一日报警的时候，有没有说这是她第一次受到威胁？” 这次是韦斯利回答，他拿起报告说：“显然不是。”他翻了一页。“报告上说申诉人表示她从年初就开始接到骚扰电话，但直到此时才报警。前面的电话并不频繁，信息也没有三月十日星期天晚上那个清楚。” “她确信前面几个电话也是同一个人打的？”我问马里诺。 “她告诉雷德，声音听起来一样。”他答道，“她说声音像白人，语调很轻，吐字清晰，不是她熟悉的人。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马里诺开始看手上的第二份报告：“贝丽尔在周二晚上七点十八分打了雷德的寻呼机，说需要他过去。他在一个小时内到达她家，也就是刚过八点的时候。根据雷德的描述，贝丽尔情绪很不稳定，说她在呼叫他前又接到了恐吓电话，和过去几次声音相同，说的话也和三月十日那个相似。” 马里诺开始逐字念出报告内容：“‘我知道你一直在想我，贝丽尔，我马上就要来找你了。我知道你住在哪里，对你的点点滴滴了如指掌。你可以跑，但逃不了。’对方还说知道她开的车是崭新的黑色本田，但前一晚当车子停在屋外时，他已经将天线折断了。申诉人确认她的车前一晚的确停在屋外，当她于今早外出时，发现天线真的断了，还连在车上，但已经弯到无法再用的程度。雷德曾去屋外检查汽车，发现天线确如申诉人所说那般遭到破坏。” “雷德这次采取了什么做法？”我问。 马里诺翻到第二页：“建议她把车停到车库。她说她从不用车库，因为想把车库变成办公室。雷德便劝她请邻居帮忙留意附近有无可疑车辆或人物。他还写道，贝丽尔曾经问他是否需要买手枪。” “就这样？”我问，“雷德要她做的记录呢？报告中有没有提到？” “没有。他在机密部分还写道：‘申诉人对天线遭到破坏似乎反应过度，她非常愤怒，并一度辱骂本警员。’”马里诺抬起头，“简单地说，雷德的意思就是不相信她。说不定是她自己破坏了天线，还编了恐吓电话的谎言。” “上帝！”我厌恶地说。 “嘿！你可知道警察每天要处理多少这种电话？老是有女人打电话来说她们被砍了、受伤了，还大叫被强奸，有些真的是谎报，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才用这种方法引人注意。” 我明白有很多伤病是编造出来的，也知道有些心理疾病会让人希望自己生病，甚至故意让自己生病受伤，不需要马里诺再给我上课。 “继续，”我说，“然后呢？” 他把第二份报告放到桌上，开始第三份。“贝丽尔再度呼叫雷德，这次是七月六日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十五分。他在下午四点钟到达她家。申诉人相当愤怒，对他很不客气……” “也难怪，”我忍不住插嘴，“她等了他五个小时。” “这份报告是这么写的，”马里诺没理我，逐字念道，“麦迪逊小姐说那个人又打电话给她，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内容为：‘还在想我吗？快了，贝丽尔，快了。昨晚我来找你，你不在家。你将头发漂淡了吗？希望不是。’这时，一头金发的麦迪逊小姐试图和他交谈，恳求他放了她，问他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方没有回答就挂了电话。她说昨天晚上她的确不在家，正如对方所言。雷德问她去了哪里，她开始回避，只说自己出城了。” “这次雷德警官又采取什么方法帮助那焦急的女人？”我问。 马里诺用体谅的眼神看看我：“他建议她买条狗，她说她对狗过敏。” 韦斯利打开档案夹。“凯，你要明白，你是在事后看这些事情，你知道凶案已经发生。可雷德的角度不同，试着从他的视角看这件事情。他看到的是个独居的年轻女子，表现得歇斯底里。雷德已经尽可能地在帮她了，甚至还给了她寻呼机号码。对她的申诉，他反应很快，至少刚开始时如此。但一问到某些问题，她又显得语焉不详。她没有证据，任何警员都会起疑心。” “换成是我，”马里诺附和道，“也会怀疑这个女人只是寂寞，需要别人注意，需要那种被人热情关照的感觉，也可能她刚被人甩了，想编一出戏来报复他。” “所以，”我已经无法克制自己，“如果威胁要杀她的人是她丈夫或男友，你会认为是一出戏，让贝丽尔就这么送命算了。” “有可能。”马里诺颇不高兴，“如果是她丈夫，我是说要是她有丈夫，至少还有个嫌疑人，我们还能去搞个拘捕令，法官也可以限制他接近她。” “根本限制不了什么！”我极力反驳，快无法抑制愤怒了。每年我都要给六七个因暴力致死的女人验尸，她们的男友或丈夫都曾被法官下令限制接近。 一阵沉默后，我问韦斯利：“雷德没有建议在电话上装监听器？” “没有用。那些器材不容易取得，而且电话公司需要长串的威胁实据。” “她还不算有威胁实据吗？” 韦斯利缓缓摇头。“她接到的恐怖电话还不够多，要很多很多，还要能从这些电话中看出发生的时间惯性才行。总之，要更实在的记录，如果没有，别想拿到监听器。” “从记录上看来，”马里诺补充道，“贝丽尔一个星期才接到一两次，而且没照雷德的建议将它们记录下来。就算她记录了，我们也还没发现，显然她也没把电话内容录下来。” “真该死！”我抱怨，“有人威胁到你的生命，而你需要整个立法院通过，才会有人对你认真。” 韦斯利没有回答。 马里诺感到不平。“医生，你们那一行也没有所谓的预防医学，同样的道理，我们都是后发部门，只有在事情发生后才能处理。要有实据才能行动——比如一具尸体。” “贝丽尔的举止就应该是很好的证据了。”我说，“看看这些报告，雷德给她的建议，她都照做了。他叫她装警戒系统，她装了；他叫她把车停进车库，虽然她想把车库变成办公室，还是依建议做了；她问他需不需要备枪，结果她买了一把。每次她呼叫雷德，都是在接到恐怖电话之后的片刻。也就是说，她没有拖延到几小时或几天之后才联络警方。” 韦斯利开始将一些资料散放于桌上，有贝丽尔在基韦斯特岛写的信的复印件、她后院的拍立得照片、屋内照片、楼上卧室的陈尸照片。他对着这些东西沉思，表情极为严肃。这是在告诉我们应该往下进行，不要再争执不休。警察做了什么并不重要，抓到凶手才是重点。 “令我不解的，”韦斯利开口道，“是凶手的性格和他杀人的方式并不相符。依照被害人接到的恐吓电话来推断，凶手应该属于精神错乱型。他跟踪、威胁贝丽尔几个月，远距离监视她，这是初级阶段。毫无疑问，他从妄想中得到快乐。后来她离开此地，这使他困惑不安，以为她会一去不回，于是她一回来，他就杀了她。” “她终于把他惹火了。”马里诺接口说。 韦斯利仍旧盯着照片。“这些照片呈现出极端的愤怒，我说的不相符之处就在这里。凶手的愤怒似乎是出于对贝丽尔个人的某种憎恨，看她的脸被毁成这样就知道。”他指着某张照片，“容貌代表一个人，一般的性变态狂不会碰被害人的脸。而贝丽尔被毁容，失去原貌，这代表某种信息。换句话说，在凶手心中，她不具人格，她在他心中毫无分量。然后他又毁了她的乳房、阴部……”韦斯利顿了顿，显得很困惑，“贝丽尔被杀与私人恩怨有关。毁容、过度砍杀都表明她认识凶手，甚至交情不浅，凶手对她沉迷不已。但远距离监视与跟踪的行为又说不通，这些属于陌生杀手的行为。” 马里诺又在玩韦斯利的奖品，他一再地转动弹匣。“要不要听听我的意见？我觉得那浑蛋有上帝情结，也就是说，只要你听他的，他就不杀你。贝丽尔不守规矩，不但离开这里，还插了个‘售屋’的招牌，不可饶恕。坏了规矩，就要接受惩罚。” “你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问韦斯利。 “白人，二十多岁或三十多岁，很聪明，出身于破裂家庭，缺少父亲做典范。他小时候也许遭受过虐待，身心方面可能都受过创伤。他很孤僻，但不代表他独居，也可能结婚了，因为他知道必须维持公共形象。他过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有着强迫性人格，也是个窥淫狂。” “嘿！我抓过的人有一半都属于这种。”马里诺讽刺道。 韦斯利耸耸肩。“我说得不一定准，彼得。他也可能只是个落魄的家伙，到现在还跟母亲住在一起；也可能有前科，多次进出监狱。谁知道？说不定他在市中心的证券公司做事，没有前科也没有心理病历。他似乎都在晚上打电话给贝丽尔，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上午打的电话是在星期六，她在家里工作，多数时间都在家。他利用方便的时间打电话，而非蓄意找贝丽尔在家的时候。我认为他是个上班族，朝九晚五，周末休息。” “除非他在上班时打电话给她。”马里诺说。 “不是完全没可能。”韦斯利承认。 “他的年龄呢？”我问，“你不认为他会比你说的更老点？” “不大可能，”韦斯利说，“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我喝了一口咖啡，已经冷了。我终于告诉他们，昨夜马克说的关于贝丽尔的合约纠纷，以及她与盖瑞·哈博谜一样的关系。韦斯利和马里诺都好奇地看着我。首先，一名芝加哥律师的夜访听起来有点奇怪。再者，我掷出一记变化球。他们俩一定没想到凶手杀死贝丽尔有某种动机，连我自己在昨晚以前也不会想到。一般强暴杀人案的动机就是没有动机，凶手犯案只是因为他们喜欢，而且有机可乘。 “我有个弟兄在威廉斯堡当警察，”马里诺说，“他说哈博是个极孤僻的人，平常开辆老劳斯莱斯在街上逛，也不跟人说话。他住在河边一栋大房子里，从不邀请人进去。而且那家伙很老了，医生。” “没那么老，”我反驳道，“只有五十五岁上下。不过没错，他是很孤僻，好像只跟姐姐住在一起。”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韦斯利看起来有些沉重，“彼得，看看结果可以差这么远。不论是不是哈博，至少他可以给我一点线索，或许替我们想想M先生是谁。显然这是她熟识的人，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情人。一定有人知道他是谁，只要我们找到此人，事情就有进展了。” 马里诺不喜欢这个主意。“哈博不可能跟我谈，也没理由强迫他跟我谈。还有，就算他有动机，我也不认为贝丽尔是他杀的。如果他要做，早就做了，为什么要等上九到十个月才动手？而且贝丽尔应该能听出他的声音。” “哈博可以雇人动手。”韦斯利说。 “如果是这样，贝丽尔的尸体应该只有后脑勺被枪射穿，”马里诺说，“多数杀手不跟踪，也不打电话给受害者，更不用刀，也不强奸。” “大多数的确不会，”韦斯利同意，“可我们并不能确定凶手强奸过受害者，没有精液。”他转向我，我点头表示确认。“当然，凶手说不定有性功能障碍。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故意将被害人的尸体摆成遭受过性侵害的样子，以转移办案目标。一切要看受聘的杀手是何人，原先的计划又是如何。比如，若贝丽尔是在与哈博争吵的时候被枪杀，那么警方一定会将哈博列为主要嫌疑人。可如果整件案子看起来像是精神病人干下的强奸杀人案，那么谁也不会联想到哈博。” 马里诺望着书柜，臃肿的脸红了起来。他向我投来不安的目光，问道：“你还知道什么有关她新书的事情？” “知道的都说了。她写的是自传，可能威胁到哈博的名誉。”我答道。 “她在基韦斯特岛就是写那本书？” “我猜是，但不能确定。” 他迟疑了。“我不想让你失望，可我们从她家中并没有找到类似的东西。” 连韦斯利都惊讶了。“在她卧室找到的手稿昵？” “哦！那个，”他伸手掏烟，“我大致看了一下，写的是南北战争时浪漫缠绵的狗屎，一点也不像医生描述的。” “上面有没有书名或日期？”我问。 “没有。好像也不怎么完整，大概这么厚。”马里诺打出一英寸厚的手势，“空白的地方有很多笔记，有十页完全是手写的。” “我们最好再仔细看一次她的稿子、电脑，确定自传到底在不在。”韦斯利说，“还要找出她的经纪人或编辑是谁，也许她离开基韦斯特岛前就将稿子交出去了。总之，我们最需要确认的是她有没有将稿子带回里士满。如果她带了，东西又不见了，那会是很重要的线索。” 他看了看手表，推开椅子歉然道：“五分钟后，我还有个约会。”他送我们到一楼出口。 我甩不掉马里诺，他坚持陪我走到停车位。 “你一定要把眼睛睁大。”他又来了，又在指导我怎么自我保护，“很多女人总是不去想这些。我见过很多女人独自在街上走，也不注意谁在看她们，甚至跟踪她们，还没走到车前，先把钥匙拿出来。注意一下车底。你知道有多少女人都没想到这点吗？如果你孤身驾车，发现后面有人跟踪，怎么办？” 我没理他。 “把车开到最近的消防队，知道理由吗？因为那里一定有人在，连圣诞节凌晨两点都有。先去那里。” 我等着车辆过去，开始掏钥匙。往对面望过去，我发现车子的挡风玻璃上夹了一张方形的纸。“该死！难道我的钱放得不够吗？” “到处都有坏人，”马里诺仍滔滔不绝，“回家的路上小心他们，买东西的时候也要多留意。” 我瞪了他一眼，快步走过街道。 “嘿！”我们一面往我的车子走去，他一面说，“别不高兴，好吗？你应该惜福，感谢有我像守护神一样眷顾你。” 计时器在十五分钟前跳表。我把罚单扯下来对折，直接塞进马里诺的上衣口袋。 “请你回到警局后照顾我一下。”我说。 我驾车离开的时候，他一脸愁容。 <hr /> 注释： 第三章 <er top">01 开出十条街后，我转进另一个停车场，将身上最后两枚硬币投入计时器。我的仪表盘上有一块标明“法医”的红牌子，但交警们从未注意。几个月前，警方通知我前往市区处理一个杀人现场，路上居然有个警察还拦下我开罚单。 我跳上水泥台阶，推开玻璃门，来到公共图书馆总馆。人们安静地走动，木桌上堆满了书。这种静谧的气氛总是令我肃然起敬，从小到大都是如此。我在阅览室中找到了缩影机，开始寻找贝丽尔·麦迪逊用各种笔名写的书，并抄下书名。最新的一本著作是关于南北战争的历史小说，用的名字是伊蒂丝·蒙太古，已经出版一年半。我想这本大概没什么关系，过去十年间，贝丽尔出了六本小说，我一本都没听说过。 接下来，我开始检索期刊，却没有结果。贝丽尔只写书，没有其他文章，也没有采访她的报道。报纸比较有收获。这几年《里士满时报》刊载过几则关于她的书评，但全无用处，因为作者都以笔名称呼她。杀贝丽尔的凶手知道她的真名。 一幕一幕的黑底白字扫过眼前。 迈伯利……迈肯……终于看到了麦迪逊，去年十一月有一则与她有关的简短报道： 小说家贝丽尔·斯卓登·麦迪逊将于本周三为“美国战争的女儿”协会发表演讲，地点是杰弗逊饭店，位于中央街与亚当街交叉口。麦迪逊小姐是普利策奖得主盖瑞·哈博的学生，擅长撰写以美国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她演讲的主题是“从传奇中寻找事实”。 写下相关信息后，我又徘徊了一会儿，借出几本贝丽尔的书。回到办公室后，我忙于处理文件，但我的心却系于电话。一切跟你没关系！我了解自身职责与警察之间的界限。 走廊对面的电梯门开了，清洁人员高声交谈着走向不远的工具室。他们总是在六点半准时到达。报上写着麦克提格太太是负责演讲订位的人，我猜她不会接电话。我抄的号码一定是协会的办公室的，应该在五点就下班了。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起来。 我顿了一下，问道：“请问是麦克提格太太吗？” “是啊，我是麦克提格太太。” 已经来不及了，我必须直说。“麦克提格太太，我是斯卡佩塔医生——” “什么医生？”“斯卡佩塔，我是负责贝丽尔·麦迪逊凶案的法医……” “哦！上帝！是的，我从报上看到了。哦，上帝！上帝！她是那么年轻美丽，我知道的时候，简直无法相信……” “我听说她在十一月为你们协会做过演讲。” “当她同意的时候，我们都高兴极了，因为她很少做这些事。” 麦克提格太太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老迈，我觉得我做错了，心正往下沉，但她让我惊喜。 “你知道吗？贝丽尔是破例答应的。我过世的丈夫是盖瑞·哈博的朋友，就是那个作家，我想你一定听说过。乔从中间牵线促成，因为他知道那对我很重要，我好喜欢贝丽尔的书。” “你住在哪里，麦克提格太太？” “花园区。” 钱伯连花园区是离市区不远的退休之家。那里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伤心地标之一。近年来，我接过好几个花园区，以及市内其他退休之家或养老院里发生的案子。 “不知道我待会儿回家的时候，能不能顺道过去拜访一下？”我问，“可以吗？” “我想可以，没什么关系。你说你姓什么？” 我将姓氏慢慢念了一遍。 “我住在三七八号。你进前厅以后，乘电梯到三楼。” <er h3">02 从住的地方，我已经很了解麦克提格太太了。钱伯连花园区的居民不需要依赖政府发放的养老金生活。这里的押金很高，月租也比一般人的房贷高，但这里和其他老人院一样，是个牢笼，不管看起来多高级，真正喜欢住的人没几个。 它位于市区西边，是一栋红砖大楼，外观看起来让人有点沮丧，像是介于医院与旅馆之间。我在访客停车位停好车，往一处明亮的柱廊走去，那里一定是大门。大厅里陈列了一些古董仿制品和几瓶缎带花，红色的地毯上还铺了一块机器织的东方毛毯，正中央上方挂了一盏铜吊灯。一个老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撑着拐杖，英国软呢帽檐下露出一双空洞的眼睛。一个衰老的女人靠着助行器从地毯上走过。 盆景后面接待台的年轻人显得很无聊，我走向电梯，他也没有过问。电梯门终于开了，关闭的速度非常缓慢，这是因为老人行动需要花很多时间。电梯上行的时候，我浏览了里面的公告栏，上面陈列着各种活动邀请，像是到博物馆、农场、桥牌俱乐部、手工艺展览，还有犹太社团所需的针织品的截止日期。其中一些活动已经过期了。这些退休之家的名字都像是墓园，比如阳光乐园、庇护之松、钱伯连花园等等，令我有些反胃。如果我母亲无法独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上回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提到要换髋关节。 麦克提格太太的公寓在左侧的中间，来应门的是个枯皱的老太太，稀疏的头发卷成紧紧的小卷，颜色像泛黄的陈年纸张，脸上扑了一朵朵胭脂，身上裹着过大的羊毛外套。我闻到香水和烤乳酪的气味。 “我是凯·斯卡佩塔。” “哦，你能来真好。”她拍着我伸出的手说道，“要喝茶还是更烈的什么东西？你要的我都有，我是个水桶。” 她一面说，一面引我进入小客厅，请我坐下并将电视关掉，打开一盏灯。她布置客厅的夸张程度不下歌剧《阿依达》的布景。已退色的波斯地毯上的每一寸空间都放了樱木家具：椅子、圆桌、古董桌、拥挤的书架、放满骨瓷制品和酒杯的柜子。墙上更是挂着许多色调阴暗的画、拉铃索和一些铜刻板，相隔都很近。 她端来一个银托盘，上面摆了装有葡萄酒的精致名牌水瓶、两只成套的酒杯和一个小盘子，里面放的是自己烤的乳酪饼干。她一面倒酒，一面请我吃饼干，还给了我一条看起来很旧但熨得很平整的蕾丝餐巾。整个过程像个正式仪式，花了不少时间，之后她才在沙发较旧的那一端坐下。我猜她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那里看书或看电视。她很高兴有人造访，即使造访原因非比寻常。我怀疑平常根本没人来看她。 “我先前提过，我是法医，正在调查贝丽尔·麦迪逊的案子。到目前为止，调查此案的人对贝丽尔或者认识她的人所知不多。” 麦克提格太太喝了一口酒，表情木然。我已经习惯了对警察和律师直接切入重点的谈话方式，都忘了面对其他人时需要一些寒暄来润滑。我告诉她饼干的牛油味很香，很可口。 “谢谢。”她微笑了，“不要客气，自己来，还有很多。” “麦克提格太太，”我再试一遍，“你在邀请贝丽尔演讲前是否认识她？” “哦，认识，虽然不是直接认识。几年来我一直是她的忠实读者，你知道，她写的那些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是我的最爱。” “你怎么知道是她写的？她用的都是笔名，封面和作者介绍都没有提到她的本名。”离开图书馆后，我大略翻过贝丽尔的几本书。 “这是真的，我想我是少数知道她本名的人……这都是因为乔。” “你丈夫？” “他跟哈博先生是朋友。哈博先生没什么朋友，但乔绝对是一个。他们是因为乔的生意认识的。” “你丈夫做什么生意？”我问道，心想这位女士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糊涂。 “工程。当哈博先生买下卡勒林园时，那栋房子已经年久失修。乔花了两年时间替他翻新。” 我应该想到的。麦克提格承包公司与麦克提格木材公司是里士满最大的工程商，办公室遍布各地。 “这大概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麦克提格太太继续说道，“乔在林园监工时见到了贝丽尔。她陪哈博先生到过工地几次，不久就搬了进去。当时她很年轻。”她顿了顿，“我记得乔那时对我说，哈博先生领养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而且很有文学才华。我想她是个孤儿，真是悲哀。但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很少，他们都不提。”她小心地放下杯子，穿过客厅到书桌前，打开抽屉取出一个乳白色的信封。 “看这个。”她交给我的时候，双手不住颤抖，“这是我手上唯一的一张照片。” 信封里装的是一张折起来的空白厚纸，保护着里面那张有些过白的旧黑白照片。照片上居中站着一个头发金黄的美貌少女，两边各站了一个男人，都仪表堂堂，肤色黝黑，穿着户外装。三个人站得很近，在阳光下眯着眼睛。 “这是乔。”麦克提格指着我认为就是贝丽尔·麦迪逊的那个女孩左边的男人。他的卡其布上衣袖子卷到结实的手臂上方，国际农耕组织的帽子遮着眼睛。贝丽尔右边是个高大的白发男人，麦克提格太太说那就是盖瑞·哈博。 “在河边拍的。”她说，“乔在那里改建房子。当时哈博先生就已经满头白发了。我猜你听说过他的头发是在写《不平坦的角落》时变白的，那时他才三十多岁。” “这是在卡勒林园里拍的？” “对，是卡勒林园。” 我被贝丽尔的容貌震慑。以她当时的年龄来说，这是一张太聪明又太成熟的脸，带着深深的渴望和伤感，让我想到那些遭遗弃和虐待的孩子。 “贝丽尔那时只是个孩子。”麦克提格太太说。 “我猜她只有十六岁，也许十七岁？” “是的，应该没错。”她望着我将照片用厚纸包好，放回信封内，“乔过世后，我才发现这张照片。我猜是他公司的同事拍的。” 她将信封放进抽屉，重新坐下时说：“我猜乔与哈博先生交好，是因为乔对别人的私事向来守口如瓶，我相信有很多事他都没对我说过。”她望着墙微笑。 “显然，哈博先生告诉过你丈夫贝丽尔要出书的事情。”我臆测道。 她回过神来看着我，有些惊讶。“我不能肯定乔是否跟我说过他是怎么知道的，斯卡佩塔医生……真是个好听的名字，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 “哦，我敢打赌你厨艺不错。” “我喜欢做菜。”我浅尝了一口酒，“显然，哈博先生告诉过你丈夫，贝丽尔要出书。” 她皱眉道：“你怎么会提起这个？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哈博的确吿诉过他，否则他怎么会知道？《荣誉之旗》出版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本当圣诞礼物。” 她再度起身，从书架上找到一本厚厚的书抱过来给我。“有作者的亲笔签名。”她骄傲地说。 我打开书，看到埃米莉·斯卓登的签名，时间是十年前的十二月。 “她的第一本书。”我说。 “可能是她签过的极少数书之一。”麦克提格太太炫耀着，“我想乔是通过哈博先生拿到的。当然，他不会有其他渠道。” “你还有没有其他亲笔签名的书？” “没有她的。可我有她的所有著作，每一本都读过，还读过两三遍。”她迟疑了一下，睁大了眼睛，“报上说的都是真的吗？” “是的。”我没将真相全部说出，贝丽尔的死比任何报道描述的都惨。 她又拿了一块饼干，眼泪几乎要掉出来。 “可以谈谈去年十一月的事吗？”我说，“已经快一年了，麦克提格太太。她是为‘美国战争的女儿’协会演讲吗？” “我们每年都举办作家餐宴，那是一年的重头戏，通常都会请知名作家到场。去年轮到我当会长，负责邀请演讲作家。一开始我就希望找贝丽尔，但很快就遇到困难。我不知道怎么找她，电话簿里没有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根本没想到她就住在里士满。最后，我请乔出面帮忙。”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原本想自己来，乔真的很忙，但有一晚他还是给哈博先生拨了电话。第二天早上，我的电话响了。我忘不了自己是多么惊喜，当她报出姓名时，我简直说不出话来。” 她的电话。我现在才得知她的号码不在电话簿上，雷德警员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一点。马里诺知道吗？ “她答应接受邀请，真让我高兴，然后她问了几个平常的问题。”麦克提格太太说，“像是我们协会有多少人，我告诉她有两三百个。她又问演讲时间有多长之类的。她真是亲切，真是有魅力，只是话不太多。很竒怪，她坚持不带书。多数作家都会带书，你知道吗，他们在演讲后卖书，当场签名。贝丽尔说那不符合她的风格。还有，她不接受谢礼，这也很奇怪。我想那是因为她非常谦虚和气。” “你们的会员都是女性吗？” 她试着回想。“我记得有几个会员带了丈夫来，但参加的绝大部分是女人，一向如此。” 我想也是。杀死贝丽尔的凶手应该不是十一月那天到场的某个忠实读者。 “她是否经常接受类似的邀请？”我问。 “哦，不是。”麦克提格太太迅速回答，“我知道她不接受，至少不接受附近的邀请。如果有的话，我会是第一个报名参加的人。她给我的印象是个很重视隐私的年轻女子，她写书是因为她喜欢，她不在乎人们的目光，这也说明了她用笔名的原因。隐藏真名的作家通常不喜欢在公开场合露面。要不是乔认识哈博先生，我相信她不会单单为我破例。” “听起来好像她肯为哈博先生做任何事。”我断言道。 “哦，是的，我想是的。” “你见过他吗？” “见过。” “对他有什么印象？” “我觉得他是个很害羞的人，但有时又觉得他是个不快乐的人，而且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总之，他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她又转向别的地方，眼里的光辉消失了，“我丈夫对他崇拜极了。” “你上回见到哈博先生是在什么时候？” “乔在春天过世了。” “自你丈夫过世后，你再没见过哈博先生？” 她只是摇头，让我如坠雾中。我想知道盖瑞·哈博与麦克提格先生之间究竟有怎样的情谊，中间发生过什么变化。因为生意交恶吗？还是哈博对麦克提格先生的影响太深，使得麦克提格太太对他的感情产生了变化？或者只是因为哈博先生太骄傲自大、目中无人？ “据我了解，他有个姐姐。盖瑞·哈博真的跟姐姐住吗？”我问。麦克提格太太双唇紧闭，突然流下泪来。 我困惑不已，忙将杯子放在桌上，拿起笔记簿准备离开。 她送我到门口。 我还是不愿放弃，谨慎地问道：“贝丽尔是否曾给你或你丈夫写信？” 她摇头。 “你是否知道她有什么朋友？你丈夫有没有向你提过？” 她还是摇头。 “你知不知道她说的M先生是谁？” 麦克提格太太伤心地望着空荡荡的走廊，扶着门，然后转过头，眼泪盈眶，失神地看着我。“她的两本书分别有P先生和A先生两个人物，我记得他们是北军间谍。哦！我忘了关烤炉了。”她眨了好几下眼睛，好像被阳光刺到了。“我希望你还会来看我。” “谢谢你的邀请，我会的。”我轻触她的手臂，向她道谢后离开。 我一到家，就马上打电话给母亲。母亲那些一再重复的叮咛难得像现在这样让我舒服。她是在用强烈的口吻和无意义的言语表达对我的爱。 “这里一整个星期都将近三十度，我看新闻说里士满已经冷到了四度多，”她说，“那不是快要把人冻死了，还没下雪吗？” “还没。妈，你的臀部还好吧？” “很好，我正在织一个暖腿的护围，让你在办公室盖住腿。露西不断问起你。” 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跟外甥女联络了。 “她在学校做一项科学实验，”母亲继续说道，“做了一个会讲话的机器人。昨天带过来，把辛巴达吓得躲到床底下。” 辛巴达是一只狡诈、讨厌的猫，一身灰黑色斑纹。它本是一只流浪猫，有一天母亲在迈阿密海滩购物时，它紧跟不舍。每次我回家，辛巴达都不怀好意地坐在冰箱上，像只秃鹰一样冷眼瞧我。 “你知道我前两天见到谁了？”我故意轻描淡写地说，不想表现得很想与人分享。我母亲知道我的过去，至少知道一部分。“记得马克·詹姆斯吗？” 电话那头一片沉默。 “他来了特区，还顺道来找我。” “我当然记得他。” “他来找我谈一个案子。你知道他是个律师，嗯……现在在芝加哥，到特区出差。”我越说，母亲沉默的反对越笼罩过来。 “我只记得他几乎杀了你，凯蒂。” 每次她叫我飢蒂，我就感觉自已又回到了十岁那年。 第四章 <er top">01 在法医办公室工作的好处，就是不需要等待书面报告。这里的多数化验人员和我一样，在写报告前就得到了答案。一个星期前，我将贝丽尔·麦迪逊的遗物证据交出去，等到书面报告至少还要好几个星期。我知道负责此事的琼妮·哈姆已经有些看法，于是，处理完早上的案子，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走上四楼，手中还端了一杯咖啡。 琼妮的“办公室”位于走廊的尾端，夹在证物分析室与药物分析室中间，小得不能再小。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坐在黑色办公桌前看立体显微镜。她手握笔记簿，上面工整地写满了笔记。 “会打扰你吗？”我问。 “会比其他时候更合适一点。”她移开注意力，抬头看了看。 我拉开椅子。 琼妮身材娇小，一头黑色的短发，大大的眼睛，目前正攻读博士学位，晚上上课，还是两个小孩的母亲。她看起来总是很累，而且有些苦恼。这里的多数化验人员都是如此，人家也都这么说我。 “想向你打听贝丽尔·麦迪逊的化验结果，你发现了什么？” “你一定难以相信，”她翻到笔记簿的前几页，“贝丽尔·麦迪逊的遗物证据非常复杂。” 我并不意外。我交了一大堆信封和证物袋以供化验，贝丽尔的尸体覆满了血，因而沾满了微尘。微尘中属纤维类最难检验，在放到显微镜下以前，必须先彻底清洁——每一根纤维都要放到有肥皂溶液的容器中，继而置入超音波浸盘。等纤维上的血和泥都冲洗干净了，再用消过毒的滤纸过滤皂液，然后才能放在显微镜载玻片上。 琼妮快速浏览着笔记。“根据我的观察，贝丽尔·麦迪逊不是在家里被杀的。” “不可能！”我回答，“她是在楼上死的，而且死后不久警察就到了。” “这我知道，让我先向你说明几根与她家有关系的纤维。有三根纤维是从她膝盖和手上的血迹中捜集来的。这些是毛纤维，两根呈暗红色，一根呈金色。” “来自楼上的东方式祈祷毯？”我回忆着凶案现场照片。 “是的，与警方给我的地毯抽样相同。如果贝丽尔在地毯上爬过，就可以解释这三根纤维的出处。这部分很清楚。” 琼妮伸手拿过一叠厚纸板封面的样本夹，快速浏览后抽出一本，翻开夹子，取出几个玻片。“除了那三根毛纤维，还有一些棉纤维，都没有用，可能来自任何地方，也许来自覆罩尸体的白布。接下来，我检查了从她头发、脖子和胸部的血迹中以及指甲里搜集来的十根纤维，都是合成纤维。”她抬头看我，“这几根纤维和警察送来的家中抽样不相符。” “与她的衣服和床单也不符吗？” 琼妮摇头说：“一点也不相符，现场没有其他类似的纤维。这几根纤维附着在血迹和指甲上，因此，很可能是凶手移动尸体的时候转移到死者身上的。” 这真是意外收获。凶案发生那晚，副手费尔丁通知我时，我要求在停尸间见面。我在凌晨一点后到达，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用激光检查贝丽尔的尸体，仔细搜集每一粒发亮的微尘和纤维。我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价值，只是从贝丽尔的衣物或房子里来的，没想到竟会搜集到凶手留下的十根纤维。多数案子只会出现一根可疑纤维，如果出现两三根，就谢天谢地了。我也碰到过很多连一根纤维都找不到的案子。纤维很难看见，甚至在显微镜下也是如此。在法医到达现场或将尸体送到停尸间以前，不论是稍微翻动尸体，还是空气的轻轻流动，都可以让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 “什么样的合成纤维？”我问。 “烯烃、丙炼酸、尼龙、聚乙稀、戴诺纤维，其中大部分是尼龙。呈现出多种颜色：红色、蓝色、绿色、橘色，而且显微镜显示这些纤维的构造不同。” 她将玻片依序放到立体显微镜上，开始观察。 她解释道：“有些有线纹，有些没有。大多数含有不同分量的二氧化钛，也就是说，有的带点光泽，有的没有，有的则很亮。它们的半径都很粗，显示出是某种地毯的纤维，但横切面的形状都不相同。” “出自十个不同的地方？”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如果这些纤维都来自凶手身上，那么他夹带的纤维种类多到不寻常的地步。几根粗纤维绝非来自他的衣服，因为都是地毯类的纤维。每个人每天都会沾上纤维，但它们不会持续附着在身上。你坐在某个地方，就会沾上一些，过一会儿，你换个地方坐，这些纤维就会掉落，风也可能将它们吹走。” 情况越来越复杂。琼妮翻到笔记簿的另一页，说道：“斯卡佩塔医生，现在显微镜下的样本是马里诺从祈祷毯上搜集来的，真是个大杂烩。”她读着整个名单，“有烟灰、与香烟包装相符的粉红色纸片、小玻璃珠、两片与啤酒罐和前车灯相符的碎玻璃，还有比较常见的小虫、菜屑、金属球，以及许多盐粒。” “食盐？” “是的。” “这些全是在祈祷毯上发现的？” “也有一些是从她陈尸处附近的地板上取来的。同样的尘物也出现在她身上、指甲里和头发上。” 贝丽尔不抽烟，房子里没有理由出现烟灰或香烟包装纸。盐跟食物有关，不应该出现在楼上或她身上。 “马里诺交给我六种样本，全都取样于地毯和尸体附近有血的地板。”琼妮说，“此外，我还检验了从没有血或警察认为没有搏斗迹象的地板提取的微尘，发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东西只出现于凶手出现过的地方。所以，这些微尘应该是从凶手身上掉到地板与死者身上的，可能原先附着在他的鞋子、衣服和头发上。他走到哪里，碰到什么，这些微尘就掉落在那里。” “他一定脏得像头猪。” “这些微尘很难用肉眼看见，”永远认真的琼妮提醒我，“他一定不知道自己身上带了那么多东西。” 我研读她列下的样本名单。根据经验，只有两类案子会牵涉到那么多微尘。一种是尸体被扔到路边或碎石停车场等肮脏的地方，另一种是凶手用肮脏的车子运过尸体。两种都不符合贝丽尔案。 “替我分析一下颜色。”我说，“这其中有哪些是地毯纤维，哪些是衣料纤维？” “六条尼龙纤维分别是红色、暗红色、蓝色、绿色、黄绿色和深绿色。但这些绿色的实际上可能是黑色，”她补充道，“显微镜下的黑色看起来并不黑。所有纤维都是粗纤维，与地毯类纤维相同。我猜其中有些还是车上的地毯，并非家中的那种。” “为什么？” “根据其他尘物判断出来的。比如，玻璃珠与反光漆有关，反光漆来自交通标志。金属球常在车上的取样里看到，那是接汽车底盘时常出现的东西。一般人不会注意到，但它们的确存在。玻璃碎片是到处可见的东西，特别是在路边或停车场。人往往将它踩人鞋底，带进车里。烟灰的道理也是一样。接着是盐，就是盐让我更怀疑这些尘物与车有关。人们都去麦当劳，都在车里吃薯条，恐怕这城里的每一部车中都有盐巴。” “假设你说对了，”我说，“假设这些纤维的确是车毯纤维，那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六种不同的尼龙毯纤维，那家伙不太可能在车上铺六种不同的地毯。” “是不太可能，但这些纤维可能是从外面带上车的。也许凶手的工作和地毯有关，也许他的工作需要他整天进出不同的车子。” “洗车？”我脑中想起贝丽尔的车，那辆从里到外一尘不染的车。 琼妮思考了一阵，年轻的脸庞显得严肃。“有可能。如果他工作的地方是人工洗车场，有专人清理车内和后备厢，那么他确实会整天接触到不同的地毯纤维，有些难免会附着到他身上。还有一种可能，他是个修车工。” 她望着笔记。“一根是丙烯酸，一根是烯烃，一根是聚乙烯，一根是戴诺纤维。前三项都是地毯类纤维。戴诺纤维很有趣，我不常看到这种东西。通常这类纤维与毛大衣、毛毡、假发有关。可我手上这根又更细一些，似乎更接近衣料。” “这是你发现的唯一一根衣料纤维吗？” “应该可以这么说。”她回答。 “贝丽尔穿的是土黄色的套装……” “那不是戴诺纤维，”她说道，“至少她的长裤和外套不是。那身套装是棉和多元酯的混合布料。她的衬衫有可能是戴诺，不过既然还没找到，我们也无法知道答案。”她取出夹子里的另一块玻片，放到显微镜上。“至于刚才提到的那根橘色的丙稀酸纤维，带有我从未见过的横切面。” 她画图帮助我理解。三个圆圈在中央部分联结，像一根没有茎的幸运草。通常，纤维的制造方式是将溶化的聚合体射入一个纺织器的细管，所以，从横切面观察，每根纤维都应该呈现与纺织器相同的形状，正如挤出的牙膏的横切面应该与牙膏孔呈现相同的形状。我也从未见过幸运草状。多数丙烯酸纤维的横切面无非是花生状、狗骨头状、哑铃状、圆形或菇状。 “你看。”琼妮退到一边，让出位置供我观察。 透过显微镜，我看到那根纤维像一条螺形丝带，呈现出不同层次的鲜橘色，不时夹有黑点，是二氧化钛。 “像你看到的，”她解释道，“它的颜色不寻常。橘色，不均匀，中间的微粒使得纤维不带光泽。这种橘色只会在万圣节看到，并不常见于衣物或地毯中。它的半径也很粗。”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地毯，”我试着猜测，“虽然鲜橘色的地毯很少见。” “有可能。” 我开始想有哪些东西的布料是鲜橘色。“环卫工人的背心？”我问，“他们的制服都是鲜橘色，而且也能解释你刚才说的车上尘物。” “不像。那种背心都是尼龙布料，不是丙烯酸，而且纤维很粗，不容易脱落。此外，环卫工人或交警常穿的风衣和外套都是尼龙做的，表面光滑，纤维不易掉落。”她停顿片刻，又若有所思地说，“而且他们的衣服上不会有二氧化钛，应该都是明亮而有光泽的。” 我开始朝另一个方向思考。“这种纤维既然这么罕见，应该是有专利的。我们现在没有东西可供比较，但一定能找到专家帮忙。” “祝你好运。” “我明白，这方面很难。”我说，“纺织业都将专利商品视为秘密，就像情人们不愿透露他们的幽会地点一样。” 琼妮伸长双臂按摩着后颈。“我一直很惊讶警方侦办韦恩·威廉斯一案时，能得到纺织业那么多的协助。”她指的是亚特兰大发生的连环杀人案，据说多达三十个黑人儿童被同一人杀害，警方花了近两年时间才破案，突破点是警方发现从十二名死者身上取下的微尘，与从威廉斯家中和车上搜集到的微尘相符。 “我们应该找汉诺威尔来鉴识这些纤维，特别是这根橘色的。”我说。 罗伊·汉诺威尔是联邦调查局的专员，在匡提科的显微分析中心工作。威廉斯案中，他负责检验纤维，从此收到来自世界各调查机构雪片般的邀请。从克什米尔羊毛到蜘蛛网，他什么都研究。 “祝你好运。”琼妮又说了一次，一样是玩笑的口气。 “你会打电话给他吧？” “我怀疑他不会答应研究别人已经研究过的东西。”她说，“你知道FBI专员的脾气。” “那么，我们俩都打给他。”我决定了。 <er h3">02 我回到办公室，桌上已经有六张电话留言了。其中一张直接跳入我眼里，上面写的是纽约的区号，留言为“马克，尽快回电”。我只能想到一个他会到纽约的理由，那就是斯巴拉辛诺，贝丽尔的律师。为什么“奥德夫与伯格法律事务所”会对贝丽尔的案子如此感兴趣？他留给我的电话显然是他的专线，才响第二声，他本人就接了起来。 “你多久没来纽约了？”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说什么？” “四个小时以后，有一班飞机从里士满到纽约，直飞的，你能来吗？” “有什么事？”我仓皇问道，感觉到脉搏的跳动开始加速。 “我认为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说，凯。” “我也认为我最好不要去纽约，马克。” “拜托你，真的是很重要的事。你知道，否则我不会求你。” “不可能……” “我和斯巴拉辛诺谈了一早上，”当我长期压抑的感情又开始起伏时，他打了岔，“是关于贝丽尔和你的办公室，有新的发展了。” “我的办公室？”我的声音激动起来，“我的办公室与你们俩何干？” “拜托，”他又说了一次，“请过来。” 我迟疑了。 “我会到拉瓜迪亚机场接你。”马克迫切的语气让我无法拒绝，“我们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谈谈。机票已经订好了，你只需到机场柜台领取。我也替你订了旅馆。小心点。” 上帝！挂电话时我对自己说，然后走进罗丝的办公室。 “下午我要去纽约。”我故意用了一种令她无法追问的语气，“跟贝丽尔·麦迪逊的案子有关，要到明天才回来。”我避开她的目光，即使我的秘书对马克一无所知，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动机像布告栏一样明显。 “有能联络到你的电话吗？”罗丝问道。 “没有。” 她马上打开日程表，检查有没有需要取消的约会。“《时报》稍早时来电，想给你做个专访。” “不必了。”我不耐烦地回答，“他们只是想套出贝丽尔·麦迪逊案的消息。老是这样，每当我拒绝透露任何一桩残忍凶案的情况时，突然间全市的每一个记者都想打听我在哪里上大学，有没有养狗，对死刑有什么看法，最喜欢的颜色、食物、电影，甚至我最喜欢的死法。” “我会取消。”她喃喃地拿起电话。 我还有一些时间回家整理东西。我往袋子里扔了一些东西，在交通开始拥堵之前赶到机场。如同马克所说，柜台已经为我准备好机票。 他为我订了头等舱，整排座位只有我一个人。在飞行期间，我喝了一杯加冰块的芝华士，试着读点东西，可思绪就像椭圆形窗户外的朵朵暮云。 我想见马克。我深知这种欲望并非出于公事的需要，而是出于我的弱点，多年来我以为自己已经克服了这个弱点。我讨厌自己这样。我不信任他，却又渴望相信他。他不再是你认识的马克了，就算他是，别忘了他对你做过什么……但不管我的脑子怎么想，我的心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我翻了二十页贝丽尔·麦迪逊化名为艾德尔·威尔德所写的书，但无法专注，不知她究竟在写什么。历史爱情小说非我所好，而我手上这一本，老实说，不可能贏得任何文学奖。贝丽尔的文笔很好，她的散文甚至可以编成歌，但这本小说平淡无奇，好像是套公式写就。我怀疑就算她活着，也未必能写出她想要的那等作品。 机长忽然宣布再过十分钟就要降落。身下的城市就像一块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路板，高速公路上有小灯在流窜，高楼大厦顶端的霓虹灯不断闪烁。 几分钟后，我从行李柜里取出袋子，经过登机走廊，进入拥挤的拉瓜迪亚机场。突然，有人拉住了我的臂弯，我连忙回头。马克在我身后，对我微笑。 “感谢上帝。”我松了口气。 “怎么？你以为是劫匪？”他讽刺道。 “如果你是，你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我毫不怀疑。”他带我往外走，“只有一个袋子？” “对。” “好极了。” 我们在机场门口搭上出租车。司机是个一脸大胡子的锡克人，缠着头巾，身份卡上写的名字是慕加。他和马克大声吼来吼去，直到他终于听懂我们的目的地。 “我希望你还没吃饭。”马克对我说。 “还空着肚子，只吃了几颗杏仁……”司机开始换车道，我倒向马克的肩膀。 “旅馆附近有一家很好的牛排馆，”马克高声说，“我们就在那里吃好了，不过我对这个城市一点也不熟。” 慕加开始自言自语地说他如何来到这个国家，准备在十二月结婚，但又不想被老婆绑住。他还告诉我们他开出租车只有三个星期，是在印度旁遮普学的，当时只有七岁，开的是拖拉机。 路上的车几乎连在一起，只有出租车还能在中间穿梭。我们来到了市区，看见一群群穿着晚礼服的人加入了卡内基音乐厅的队伍。耀眼的路灯、人们的皮衣和领带激起了陈封的回忆。马克和我曾经那么喜欢去剧场、演奏厅、歌剧院欣赏表演。 出租车停在奥姆尼公园饭店门口。饭店是位于第五十五街与第七大道交叉处的一栋大楼，明亮高雅，靠近剧院区。马克拿上我的旅行袋，我随他走进美丽的大厅。他替我登记，让人将我的袋子送到房间。不久，我们已走在街上，呼吸着夜晚的寒冷空气。我很庆幸自己带了外套，这里似乎冷得快下雪了。过了三条街，我们来到了盖勒格餐厅。这里是每一头牛、每一根心血管的噩梦，每一个牛肉爱好者的乐园。橱窗后面是一个肉库，挂着各种部位的牛排。厅内是个名人殿堂，名人的签名照挂满了墙壁。 人们交谈的声音很大，酒保为我们调的酒特别烈。我点了根烟，飞快地环顾四周。桌子都靠得很近，纽约的餐厅都是如此。我们左边有两个生意人正在交谈，右边的桌子空着。后面坐着个极英俊的年轻人，边看《纽约时报》边喝啤酒。我凝视马克良久，想弄清他的表情暗示着什么。他的眼睛显得严肃，手里转动着一杯威士忌。 “我到底是为什么而来，马克？” “也许，我只是想请你吃晚饭。” “说真的。” “我是说真的，难道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我在等炸弹爆炸，怎么可能觉得好？” 他解开外套的扣子。“我们先点菜再说。” 他总是这样对我，他总是习惯让我等待。从这点看，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律师。这点始终令我抓狂，到现在还是。 “听说这里的顶级肋排不错。”我们看菜单时，他说，“我就点这个，再要一盘菠菜沙拉。就这么简单。这里的牛排应该是全纽约最棒的·” “你没来过？” “没有，斯巴拉辛诺来过。” “是他推荐了这家餐厅？我猜旅馆也是他推荐的？”我的狂想症发作了。 “当然是。”他回答，同时对酒水单产生了兴趣，“我们公司跟他们签了约。客户来这里时都住在奥姆尼，到事务所很方便。” “你们的客户也到这里吃饭？” “斯巴拉辛诺通常会在看完歌剧后到这里用餐，所以知道这家餐厅。” “斯巴拉辛诺还知道什么？”我问，“你有没有告诉他要和我见面？” 他看着我的眼睛：“没有。” “斯巴拉辛诺推荐了旅馆和餐厅，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来？” “凯，旅馆是他推荐的，我总要有地方住吧，我也要吃东西。斯巴拉辛诺邀请我跟另外两个律师一起吃饭，我回绝了，说要看一些文件，只要找个牛排馆就行，他就推荐了这家。” 我总算明白了一些。我不知自己正感到羞愧还是焦躁，可能两者皆有。“奥德夫与伯格”不是出钱让我来的人，马克才是。他的公司完全不知道。 侍者回来了，马克点好菜，而我已失去了胃口。 “我昨晚到的。”他继续着话题，“斯巴拉辛诺昨天早上打电话到芝加哥找我，说要立刻见我。你大概已经猜到，是为了贝丽尔·麦迪逊的事情。”他似乎有些不自在。 “然后昵？”我逼问他。我也开始不安。 他深吸一口气：“斯巴拉辛诺知道我的人际关系，我是说，关于你和我，我们的过去……” 我的目光使他停顿下来。 “凯……” “你这浑蛋！”我站起身，餐巾掉到桌上。 “凯！” 马克抓住我的手臂，将我按回椅子。我气得将他用开，僵硬地坐着瞪他。许多年前，在乔治城的一家餐厅，我曾经将他送我的金手链扯下，扔进了他的蛤肉浓汤。那是一次幼稚的行为，是我生命中极少数完全无法自制、任性得让自己丢脸的一次。 “听我说，”他压低声音说，“我知道你怎么想，但情形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绝不是在利用我们的过去。拜托，听我说一分钟就好。你不了解这中间所牵涉的，但我发誓，我一直为你着想。我不应该对你说这些，如果斯巴拉辛诺或伯格知道了，我就惨了。” 我什么也没说，我已经难过得无法思考。 他探过身来。“朝这方向想，伯格要找斯巴拉辛诺麻烦，斯巴拉辛诺要找你麻烦。” “我？”我脱口叫道，“我从未见过那个人，他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都是因为贝丽尔。”他重复道，“事实上，她一出道，他就担任她的律师。我们事务所在纽约设立分部时，他才加入我们。在那之前，他自己单独办公司。我们需要一个精通娱乐法的律师，斯巴拉辛诺在纽约已经三十多年了，在这里有很多关系。他把客户带进我们事务所，刚开始真的给我们带来不少生意。你记得我说过跟贝丽尔吃午饭的事情吗？” 我点头，满心的敌意开始退去。 “那是出于刻意的安排，凯。我并非偶然出现在纽约，是伯格派我去的。” “为什么？” 他看看四周，答道：“因为伯格很担心。事务所在纽约刚成立分部，你知道要在此地立足、贏得客户信赖有多么不容易。我们不希望让斯巴拉辛诺破坏事务所的名声。” 他安静下来。侍者端来沙拉，架势十足地拔出红酒瓶塞。马克例行公事地尝了一口后，侍者为我们斟满。 “伯格让斯巴拉辛诺加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是个自大的家伙，喜欢耍手段。”马克继续说，“你可能会说那是他个人的风格。有的律师比较保守，有的喜欢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问题是，伯格和我们在几个月前才意识到斯巴拉辛诺竟然可以不择手段。你记得克丽丝蒂·瑞格丝吗？” 我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这个名字。“那个嫁给四分卫的明星？”他点头：“整件事都是斯巴拉辛诺在幕后主使的。两年多前，克丽丝蒂只是个小明星，在纽约拍过几个电视广告。当时里恩·琼斯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他的照片刊登在各大杂志上。他们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一些摄影记者捕捉到他们一起离开、搭上琼斯汽车的镜头。接下来，克丽丝蒂就出现在‘奥德夫与伯格法律事务所’的大厅，约了斯巴拉辛诺见面。” “你是说，一切都是斯巴拉辛诺设计的？”我难以置信。 克丽丝蒂·瑞格丝与里恩·琼斯去年结婚，六个月后离婚。他们短暂的婚姻和丑陋的离婚官司成了媒体每晚必报的消息。 “是。”他喝了一口酒。 “继续说。” “斯巴拉辛诺锁定了克丽丝蒂，”他说，“她漂亮、聪明、野心勃勃，但真正让她出名的原因是她攀上了琼斯，斯巴拉辛诺针对这点制订了全盘计划。她急于成名又想要财富，她需要做的就是引琼斯入瓮，然后在媒体面前哭诉他们的私生活。她控诉琼斯打他，说他酗酒、心理不正常、吸可卡因，经常把家具扔得满天飞。之后，他们终于离婚了，她立刻签下金额高达上百万元的出版合约。” “我开始同情琼斯了。”我含糊地说。 “最可怜的是他真的爱她，不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阴谋。离婚后，他在球场上表现极差，进了贝蒂·福特治疗中心，从此销声匿迹。美国最杰出的四分卫就这样被毁了，拜斯巴拉辛诺所赐。这种揭发丑闻、从中牟利的作风令我们不能容忍，‘奥德夫与伯格’是个有历史、有尊严的事务所。伯格察觉他的娱乐律师的所有作为后，非常不高兴。” “你们为什么不踢掉他？”我叉着沙拉问道。 “我们没有证据，至少现在没有。斯巴拉辛诺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他没留下任何把柄。他在纽约力量不小，要抓他就像抓蛇一样，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咬一口。”马克的眼神透着愤怒，“翻开斯巴拉辛诺自己公司的历史，你会发现他接手的几桩案子都匪夷所思。” “像是什么案子？”我几乎不想问。 “好几件官司。有个无名作家决定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替猫王、约翰·列侬、弗兰克·辛纳屈写传记。临出书前，那些名人的亲戚都控告这名作家，事情一闹大，全国电视、杂志都开始报道。书还是上市了，因为官司而知名度大增，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我们怀疑斯巴拉辛诺的计谋是为作家辩护，私底下却塞钱给那些‘受害者’，要他们闹得越大越好。全都是布下的局，每个人都捞了一笔。” “让人不知道以后该相信什么。”其实，我经常这么想。 顶级肋排上桌了。侍者走后，我问：“贝丽尔怎么会跟这种人搭上线？” “通过盖瑞·哈博。很不可思议，斯巴拉辛诺竟担任过哈博的律师许多年。当贝丽尔准备出书时，哈博便将她介绍给他。斯巴拉辛诺从那时起就担任多重角色：经纪人、律师、教父。我认为贝丽尔对年长又有权力的男人总是无法抗拒。她的写作生涯一直很平凡，直到最近想写自传才稍稍引起瞩目。我猜是斯巴拉辛诺建议的。哈博在大美国小说系列之后已经很久没出书了。如果能在他的历史上好好做文章，相信斯巴拉辛诺会趋之若鹜。” 我想了片刻。“斯巴拉辛诺会不会又把所有人拉进来一起玩游戏？也就是说，贝丽尔决定不再沉默，要违反与哈博签下的合约，斯巴拉辛诺则拉拢两方，幕后唆使哈博制造麻烦。” 他将我们的酒杯斟满。“是的，我觉得他在设计一场对决，只是贝丽尔和哈博可能都不知情。我说过了，那是斯巴拉辛诺的风格。” 我们安静地用餐，盖勒格餐厅果然名不虚传，用叉子就能把肋排切开。 马克终于再度开口。“最糟糕的是，”他抬起头，面色严肃，“那天在阿根昆餐厅吃午饭，贝丽尔提到有人威胁要杀她……”他犹豫了一下，“老实说，我知道斯巴拉辛诺的为人……” “你不相信她。”我替他把话说完。 “没错。”他坦承，“我不相信，以为又是打知名度的伎俩。原先我怀疑又是斯巴拉辛诺主使，要她演出一场骗局以推销新书，先与哈博起纠纷，然后生命又受到威胁。我实在无法相信。”他稍停一下又说，“我错了。” “斯巴拉辛诺应该不至于做到那种程度。”我大胆假设，“你是在暗示……” “我认为他把哈博惹火了，火到让哈博去找贝丽尔，结果一时冲动杀了人，也可能是哈博雇了杀手。” “真要如此，”我轻声说，“贝丽尔和他同住期间，一定发生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可能。”马克的目光回到食物上，“就算没有，哈博了解斯巴拉辛诺的为人。真相还是杜撰对斯巴拉辛诺一点也不重要。他只要想掀起丑闻，就会不顾一切，反正没有人去调查真假，大家只会记得丑闻的内容。” “你说他现在想找我麻烦？”我半信半疑地问，“我怎么会涉入他的圈套？” “很简单，斯巴拉辛诺要贝丽尔的手稿。作者被杀以后，此手稿顿时成为抢手货。”他抬眼看我，“他相信手稿已经被交到你的办公室当证据，现在却不见了。” 我伸手取酸酱，很镇定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东西不见了？” “斯巴拉辛诺通过关系弄到了警方报告。”马克说，“我猜你已经看过了。” “只是一些例行报告。” 他试着让我想起细节。“报告后面列了所有搜集到的证物，包括在她卧室找到的纸张和她梳妆台里的手稿。” 哦，上帝！马里诺的确找到了一份手稿，但不是那一份。 “早上他与警方谈过，”马克说，“是一个姓马里诺的组长。他告诉斯巴拉辛诺东西不在警方手上，说所有证物都已交到你们办公室。他建议斯巴拉辛诺找法医谈，也就是说，找你。” “这是公式，”我说，“蕾方把所有人推到我这里，我再把他们推回去。” “斯巴拉辛诺不会相信。他相信所有东西都在你手上，同贝丽尔的尸体一起送去的。现在东西不见了，他会要你们办公室负责。” “哪有这种道理？” “是吗？”马克怀疑地看着我，我觉得好像正在接受审问。他又说：“尸体送到法医办公室时，不是有几样证物也一起送达，并由你亲自接手，再送到化验室或证物室吗？” 的确如此。 “贝丽尔案的所有证物都由你经手，对吧？”他问。 “不包括现场找到的一些东西，比如任何私人文件。”我郑重说道，“那些东西是由警方交到化验室的，我没碰过。事实上，在她家里找到的大部分东西，目前都在警察局的储藏室内。” 他又说了一次：“斯巴拉辛诺不会相信。” “我从没见过手稿，”我冷淡地说，“也不在我们办公室，自始至终都不在。就我所知，这份手稿还没出现，就这么简单。” “还没出现？你是说不在她的房子里？警方没找到？” “对。他们找到的手稿不是你说的那份，是一份旧的，可能是几年前出过的书，而且不完整，最多不过两百页，是在她卧室的梳妆台里找到的。”马里诺拿走了，正由指纹组查验凶手有没有碰过。 他靠向椅背。“如果你们没找到，”他低声问，“会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任何地方都有可能，说不定她寄给某人了。” “她有电脑吗？” “有。” “有没有检查过硬盘？” “她的电脑没有硬盘，只有两张软盘。”我说，“马里诺正在检查那些软盘，我不知道有什么内容。” “不合理，就算她把手稿寄给别人，也应该会复印一份存底。可房子里居然会没有手稿。” “更不合理的是她的教父斯巴拉辛诺没拿到副本。”我指出，“我无法相信他还没看过书，也不相信他没有部分初稿，甚至是最近才写的草稿。” “他说他没有，而且出于一个原因，我相信他。贝丽尔是个保护自己作品极周密的人，在全部完成之前不会让任何人看她的作品，包括斯巴拉辛诺。她会在电话或信件中让他了解进度。据他所言，上次贝丽尔与他联络是在一个月以前。她说她正忙着修改，应该会在年初交稿。” “一个月以前？”我小心地问，“她写信给他？” “打电话。” “从哪里打的？” “不知道，里士满吧，我猜。” “他是这么说的吗？” 马克回想了一下，答道：“不是，他没提到她是从哪里打的。”他顿了一下，“为什么这么问？” “她曾离家一段时间，”我故意用随意的口吻说道，“我想弄清楚斯巴拉辛诺是否知道她在哪里。” “警方不知道她在哪里？” “警方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我说。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我们不该再讨论贝丽尔的案子了，马克，我已经透露太多，而且我不了解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你怀疑我动机不纯，你怀疑我请你吃饭，又灌你酒，是想从你这里挖消息。” “对。老实说。”在我们四目相对时我说。 “我是担心你，凯。”他神情凝重，我相信了他。他的面容对我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的视线简直离不开他。 “斯巴拉辛诺怀有计谋，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他把瓶里的酒倒光。 “他想做什么，马克？打电话来要我没有的手稿？那又怎么样？” “我猜他知道你没有手稿。”他说，“问题是，那不重要。他要的东西一定会得手，除非东西真的消失了。他是她的遗嘱执行人。” “这下他的权利大了。”我说。 “我只知道他有计谋。”他似乎在和自己说话。 “大概也是他炒热这本书的方法？”我轻描淡写地说。 他喝了口酒。 “我不认为他能对我怎样。” “我认为他可以。”他认真地说。 “说说看。” “头条：首席法医拒绝交出争议性手稿。” 我笑了：“太荒谬了！” 他没笑。“想一想，一个隐居的女人写了一部争议性的自传，最后遭人谋杀。她的手稿在停尸间消失，法医被控偷窃。等书出版的时候，你能想象会狂卖到什么地步，好莱坞会怎么来抢电影版权吗？” “我不担心，”我没被说服，“太牵强了，我无法想象。” “斯巴拉辛诺是个无中生有的奇才，凯。”他警告，“我只是不想让你落到与里恩·琼斯一样的下场。”他的视线四处找寻侍者，却突然停在大门方向。他迅速低头望着吃了一半的牛排，含糊地说道：“他妈的！” 我尽力控制自己不要回头。我低着头，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直到一个高大的男人出现在我们桌前。 “哈啰，马克，就知道会在这里找到你。” 他语调柔和，年近六十，脸上多肉，一双小眼睛蓝得缺乏温暖。他涨红着脸，呼吸沉重，好像为移动那臃肿的躯体，已经用尽所有细胞的力量。 “我突然想来逛逛，顺道请你喝杯酒。”他解开毛外套的扣子，转向我，微笑着伸出手，“我想我们没见过。我是罗伯特·斯巴拉辛诺。” “凯·斯卡佩塔。”我装出惊讶的神情。 第五章 我们竟然与斯巴拉辛诺喝了一个小时的酒，简直难受极了。他假装不认识我，其实他心里知道我是谁。我不认为这次相遇出于偶然。在纽约这种大都市不可能发生这类偶然。 “你确定他不知道我来了？”我问。 “他怎么会知道？”马克回答。 他抓着我走向第五十五街，从他的力道，我感觉得到他的焦急。卡内基音乐厅前已变得空空荡荡，只有几个人在人行道上漫步。已经接近凌晨一点，我的脑筋还泡在酒精里，神经则感到紧张。 斯巴拉辛诺喝得越多动作就越迟钝，话也说得越谄媚，到最后已经语无伦次了。 “他是装的。你以为他已经醉倒了，明早起来什么也不记得。错了，他连睡觉的时候都很警觉。” “这不像是安慰我的话。”我说。 我们走入电梯，都刻意不说话，盯着指示灯数楼层。我们的脚安静地踏在走廊上。走进房间，见到旅行袋已经送到床边，我感到安心。 “你在附近吗？”我问道。 “距离你两个房间。”他的目光搜寻着什么，“愿意请我喝杯睡前酒吗？” “我没带什么来……” “酒吧里放满了酒，你一看就知道。” 我们都想再来一杯。 “斯巴拉辛诺下一步会怎么做？”我问道。 所谓酒吧指的是一个小冰箱，装满了啤酒、葡萄酒和小瓶烈酒。 “他知道我们在一起，”我强调，“然后呢？” “看我怎么跟他说而定。” 我用塑料杯倒了一杯威士忌给他。“那么借问一下，你会怎么告诉他，马克？” “谎言。” 我在床沿上坐下。 他拉过旁边一把椅子，慢慢地旋转着杯中號拍色的液体。我们的膝盖几乎要碰上了。 “我会告诉他，我想从你这里挖消息。”他说，“我在试着帮他。” “也就是说你在利用我，”我的思绪像受千扰的无线电一样充满杂音，“你在利用我们的过去打探消息。” “对。” “那真是谎言吗？”我追问。 他笑了，我几乎忘记自己曾经多么爱听他的笑声。 “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我抗议道。房间里似乎很热，威士忌让我脸红。“如果是谎言，马克，那真相又是什么？” “凯，”他依然微笑着，眼睛盯着我，不让我走，“我已经告诉你真相了。”他沉默片刻，倾身抚摸我的脸颊。我想要他吻我。我怕极了这种意念。 他靠回椅子。“你为什么不待下来，至少待到明天下午？也许明早我们可以一起去见斯巴拉辛诺。” “不。那正如他所愿。” “随你吧。” 几个小时后，马克已经走了。我清醒地躺在床上凝视着黑暗，意识到身旁空空的冰冷。马克过去也从不留下来过夜，第二天早上我得一个人在公寓收拾衣物、脏杯子、碗盘、酒瓶和烟灰缸。那时我们俩都抽烟。我们会熬到半夜一两点，甚至到三点，不停地说话、笑、爱抚、喝酒、抽烟。我们也会起争执。我讨厌和他辩论，但后来都变成互相攻击，以牙还牙，一个坚持法律一个坚持哲学地没完没了。我总是等着他说他爱我，但他从不曾说过。到了早晨，我总是觉得空虚。我会想起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在过完圣诞节，帮母亲收拾圣诞树下的包装纸时的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也许我什么都不要。我们情感疏离，不应该在一起。但我依然如故，毫无改变。如果他主动，我知道我会抛弃理智。欲望是没有理由的，我对亲密关系的渴求从未停止。我记起他的嘴唇碰触我的方式、他的爱抚和我们的饥渴。我被回忆狠狠折磨着。 我忘记请服务台叫醒我，也没去设定床边的闹钟。生物钟让我六点起床，我准时醒来，坐直身子，心中的感受和此时的外貌一样糟糕。热腾腾的淋浴与仔细的梳理仍藏不住黑眼袋和苍白的脸色，浴室的灯光诚实得残忍。我与航空公司通完电话，敲响了马克的门。 “嗨！”他打招呼。他还是那么整齐有精神，真差劲。“你改变心意了？” “是的。”我说。他身上散发的古龙水香味那么熟悉，令我的意念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 “就知道你会。” “你怎么知道？” “你从不放弃挑战。”他通过梳妆台的镜子望着我，同时打着领带。 马克和我约好午后在“奥德夫与伯格”碰面。事务所大厅是一处又深又冰冷的空间，黑色的地毯上立起黑色的柱子，顶上挂着铜质聚光灯。两张黑色椅子中间摆了一大块铜当作桌子。此外再无家具，也没有植物或图画，只有两座螺形的雕塑像手榴弹一样，炸破这整间大厅的空洞。 “我可以帮你吗？”柜台小姐从空间的最深处对我微笑道。 在我回应之前，黑色的墙壁突然翻开，马克走出来替我拿行李，带我进入一条宽大的长廊。我们经过一扇扇门，门内是宽敞的办公室，每一间都可以隔着暗色玻璃看到曼哈顿的风景。我没看到任何人，可能都去吃午饭了。 “大厅是哪个家伙设计的？”我嘘声道。 “我们要见的家伙。”马克说。 斯巴拉辛诺的办公室比刚才看到的地方大两倍。他的桌子是一块美丽的黑檀木，桌上点缀着磨亮的宝石镇纸，房间四周围着大片的书墙。这位名律师穿的看来是约翰高迪的名牌西装，襟上衬着血红色的汗巾。我们进来的时候，他并没做出欢迎的动作，甚至一度不看我们。我们自己坐了下来。 “我知道你们就要吃午饭了，”他合上公文夹，抬起头，冰冷的蓝眼睛望着我们，“我绝对不会占太久的时间，斯卡佩塔医生。马克与我刚才在研究我的客户贝丽尔·麦迪逊的资料。身为她的律师与遗嘱执行人，我有一些要求，相信你可以帮助我完成她的愿望。” 我没说话。我想找烟灰缸，但没找到。 “罗伯特要她的手稿，”马克说，“特别是她最后写的那本书。凯，在你来之前，我已经对他解释过法医办公室不负责保管这些私人物件。” 我们在早餐时预演过。马克本应在我到达以前“对付”斯巴拉辛诺，可我觉得现在我才是被“对付”的人。 我径直看着斯巴拉辛诺说：“送到我办公室的那些东西都是证物，其中不包括你要的手稿。” “你是说你没有手稿？”他问。 “没错。” “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里？” “对。” “我不太明白你所说的。” 他毫无表情地打开一个资料夹，取出一份复印的文件。我看出那是有关贝丽尔一案的警方报告。 “根据警方的资料，贝丽尔的房间内有一份手稿，”他说，“现在你告诉我没有，你可以解释吗？” “发现了几张手稿，”我答道，“但我想那不是你想要的东西，斯巴拉辛诺先生。那不是最后一本著作，而且警方也从未将那份手稿交给我。” “有几页？”他问。 “我没有亲眼看到。” “谁看过？” “马里诺组长，他才是你要找的人。” “找过他了，他说他把手稿给了你。” 我不相信马里诺会说这种话。“一定是误会。我想马里诺的意思是说，他把一份死者早年所写的不完整手稿交到了证物化验室。那属于另一个部门，只不过刚好和我在同一栋大楼。” 我望着马克。他表情僵硬，正在流汗。 斯巴拉辛诺移动身躯，皮椅发出吱吱的响声。“斯卡佩塔医生，我要对你直说了，我不相信你。” “你相信与否，并非我能左右。”我镇定地说。 “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他和我一样镇定，“那些纸只是一些废纸，可若是有些人很想要它，价值就不同了。我知道至少有两个人会出高价收购贝丽尔生前写的最后一部小说，而且不包括出版商。” “这些都与我无关。我的办公室里没有你要的东西，从未有过。” “总有人拿了。”他望向窗外，“我比任何人都了解贝丽尔，我熟悉她的习惯，斯卡佩塔医生。她出城一段时间，一回到家几个小时内就被杀，我认为她的手稿一定在身边，在她的工作室、手提包或行李内。”他那对蓝色的小眼睛转过来看着我，“她在银行没有保险箱，不可能放在其他地方，也没其他地方可放。她出城的时候带走了，一直在写，她回到里士满，必定会把手稿带回来。” “她出城一段时间，”我重复他的话，“你确定？” 马克没有看我。 斯巴拉辛诺靠在椅子上，手指轻敲着肚皮。“我知道贝丽尔不在家，我不断打电话找她，却好几周都找不到。一个月前她突然打电话给我，不肯告诉我她在哪里，只表示自己很安全，并且告诉我写作进度，说她正努力地写。总之，我没有追问。贝丽尔是受到威胁、心中害怕才逃走的。对我来说，她在哪里并不重要，只要她安好、能继续写、准时在交稿日期前交出就好。听起来很无情，但我必须这么实际。” “我们不知道贝丽尔去了什么地方，”马克告诉我，“马里诺也不肯透露。” 他用的主语刺激了我，“我们”指的是他与斯巴拉辛诺。 “如果你想要我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要你回答，”斯巴拉辛诺插话进来，“我要知道过去几个月她到底去了哪里，是北卡罗来纳、华盛顿，还是得克萨斯。我现在就要知道。你说你没有手稿，警察也说他们没有，要知道真相，只有查出她去了哪里才能追踪出来。也许有人送她到机场，也许她交了什么新朋友，也许有人知道她的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知道她上飞机的时候是否带在身上。” “想知道这一切，你去和马里诺谈。”我简单地回答，“我无权对你透露她的案子。” “我料到你会这么说。”斯巴拉辛诺说，“你这么说，是因为你知道她回来时确实将稿子带在身上。你还知道东西和尸体一起送到了你的办公室，现在却不见了。”他停下来，冷冷地看着我，“盖瑞·哈博和他姐姐到底付了你多少钱？” 马克已经出神了，脸上毫无表情。 “到底多少？一万？两万？五万？” “我没必要再和你谈下去。”我拿起记事簿。 “还没完呢！斯卡佩塔医生。”斯巴拉辛诺随手拿过一个资料夹，从里面抽出几张简报扔到桌上给我。 我感到头顶的血突然流光了。我拿起《里士满时报》的一份报道，几年前刊登的，上面的标题仍让我感到熟悉而痛心： 蒂莫西·斯玛特上个月在家门前遭前雇员枪杀时，现场目击者即斯玛特太太指出，他手上戴着金表与金戒指，口袋里还有八十三元现金。案发不久到达现场的警方与急救人员称，当斯玛特先生的尸体被送到法医办公室时，这些东西都还在死者身上…… 我不用再继续读，就知道下文是什么。斯玛特案曾使我们办公室陷入空前的指责。 马克伸出手，我将简报递过去。斯巴拉辛诺想借此迫我上钩，我决定抵抗到底。 “如果你了解整件事，”我说，“你就会知道经过调查后，我们法医部门已经被证明清白无罪。” “对。”斯巴拉辛诺说，“你亲自将东西送到殡仪馆，东西是在那之后才不见的。但是，谁也无法证明。我跟斯玛特太太谈过，她到现在仍相信是你们偷了她丈夫的财物。” “法律已经判定法医部门是清白的了，罗伯特。”马克看完报道后说，“但这里说你们给了斯玛特太太一张支票，金额与失物的价值相符。” “正确。”我冷淡地说。 “感情的东西是无价的，”斯巴拉辛诺批评道，“就算你给她十倍金额的支票，还是不会让她快乐。”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警方至今仍怀疑斯玛特太太涉嫌她丈夫遭谋杀一案，而且她丈夫的坟墓还没有长草，她就嫁给了一个有钱的鳏夫。 “根据报载，”斯巴拉辛诺说，“你们法医部门找不到殡仪馆开立的收据，来证明你的确移交了斯玛特先生的所有物。我还知道细节，收据是被你们的一个行政人员收走的，而此人又辞职去了别的地方。最终，你们和殡仪馆的人各说各话，事情不了了之。” “你到底想说什么？”马克以平板的语调问。 斯巴拉辛诺看了马克一眼，又转向我：“很不幸，斯玛特的案子还不是唯一的控诉。去年七月你们收到一具自然死亡的尸体，死者名为亨利·杰克森。他到你们那儿时，口袋里有五十二元钱，可后来钱不见了，你们不得不付给他儿子一张支票。他儿子曾在地方电视台抱怨此事，我有录像带，如果你想知道他对外界说了什么，倒是可以看看。” “杰克森死的时候口袋里是有五十二元钱，”我几乎控制不了怒火，“但他的遗体已经腐烂，那些钱已经污秽得连最贪心的小偷都不会碰。我不知道钱哪里去了，但我认为是与杰克森那长满蛆的衣服一起火化了。” “上帝！”马克喃喃叫道。 “你的部门有问题，斯卡佩塔医生。”斯巴拉辛诺微笑道。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问题。”我起身反驳，“你要贝丽尔·麦迪逊的东西，去找警察！” “我很抱歉。”在我们搭电梯的时候，马克说，“我没想到那浑蛋会用那种方法攻击你。你应该先告诉我的，凯……” “先告诉你？”我不悦地瞪他，“告诉你什么？” “关于丢掉遗物、影响名声的事情，斯巴拉辛诺最擅长找这种事对付别人。我毫不知情，结果让我们遭到攻击，该死！” “我没告诉你，”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是因为那与贝丽尔的案子毫不相干。他提的事情根本是小题大做，每天都有尸体运到我的部门，警察和殡仪馆的人又每天来领死者物品，这种事情难免会发生……” “请不要对我发脾气。” “我没对你发脾气！” “我警告过你斯巴拉辛诺的为人，我也试过保护你。” “我根本不知道你想做什么，马克。” 我们持续扯着嗓子争执，马克四处找出租车。街上的车几乎停下来了，喇叭声此起彼落，引擎隆隆作响。我已经快要爆炸了！一辆出租车终于出现，马克拉开后车门，放进我的旅行袋。他让我坐进去，并交给司机两张纸币后，我才发觉他不和我一起走。他告诉司机直接去机场，不和我一起吃午饭。我还没来得及拉下车窗问他，司机就踩足了油门冲进车流。 去拉瓜迪亚机场途中，我没有与司机交谈。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三个小时，我既生气又难过，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离别方式。我走进酒吧，找了把靠吧台的椅子，点了杯酒，燃起一根烟。我望着蓝色的轻烟往上卷，消失在空气中。几分钟后，我站在公用电话前，投进一枚硬币。 “奥德夫与伯格法律事务所。”响起一名女子的声音。 “请接马克·詹姆斯。”我一面说，一面想起那些黑色的柱子。等了一会儿，对方回答：“很抱歉，你一定打错了。” “他是从芝加哥办公室来的，只是出差。我刚才还在你们办公室同他见过面。” “请稍等。” 他们让我听一曲杰瑞·莱夫蒂的《贝克街》，至少听了两分钟。“很抱歉，”总机回答，“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两个小时前，我刚在你们的大厅和他见过面。”我不耐烦地说。“我查过了，女士。很抱歉，可能你把我们公司与其他公司搞混了。” 我挂了电话，心里咒骂着，又打电话到查号台，询问“奥德夫与伯格”在芝加哥的电话。这回我插进电话卡，打算给马克留言，要他尽快给我回电。 芝加哥公司的总机小姐回答：“很抱歉，女士，我们事务所没有马克·詹姆斯这个人。”我的身体一下子冷了。 第六章 <er top">01 芝加哥市查号台也查不到马克的电话。整个城市有五个马克·詹姆斯和三个M.詹姆斯。回到家后，我每一个都试过，接电话的不是女人就是陌生男子。我震惊得无法人眠。 第二天早上，我才想到打电话给芝加哥的首席法医仿斯纳，马克说他们认识。 诚实是最好的计策。略一寒暄后，我告诉岱斯纳：“我在找马克·詹姆斯，一个芝加哥律师，我相信你们认识。” “詹姆斯……”岱斯纳思索片刻后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你说他在芝加哥当律师？” “是的。”我的心在往下沉，“在‘奥德夫与伯格’。” “我知道‘奥德夫与伯格’，名头很响亮，但我不记得……马克·詹姆斯……”我听到他打开抽屉，翻着纸张。良久，他终于说：“没有，电话簿上也没这个人。” 我挂上电话，给自己重新倒了一杯咖啡，望着窗外引鸟过来的饲鸟器。灰色的天空表明要下雨了。我的办公桌上必然有数不尽的文件要处理。今天是周六，周一是国定假日。办公室一定空无一人，同事们都去享受长假了。我应该去办公室，趁着安静多做一点事。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脑子里全是马克。他好像根本不存在，只是我想象出来的，是一场梦。我越想理出个头绪，就越陷入迷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于是又打了一次查号台，看看能不能找到斯巴拉辛诺家里的电话，结果没查到。我悄悄松了口气，打电话给他等于是自投罗网。马克骗我，他告诉我他在“奥德夫与伯格”工作、住在芝加哥、认识岱斯纳，全是谎言！我不断地期待电话铃响，希望马克能打来。我开始整理房子，洗衣服，熨衣服，煮了一锅番茄酱，做了一点肉丸子放进去，然后看我的信件。 到了下午五点钟，电话终于响了。 “嘿！医生，我是马里诺，”熟悉的声音向我打招呼，“我无意在周末打扰你，只是找你两天了，想确定你没事。” 马里诺又在扮演守护神了。 “我想让你看一盘录像带，”他说，“既然你在家，我可以拿过去给你。有录像机吗？” 他知道我有，他以前也拿过录像带给我。“什么内容？”我问。 “今天我在一个家伙身上花了整个上午，询问他有关贝丽尔·麦迪逊的事情。”他停顿下来，我知道他感到很骄傲。 我认识马里诺越久，就越成为他想自我炫耀时的诉求对象。也许因为他救过我一命，我们便注定要绑在一起，不管我们的性格差异多么悬殊。 “你今天值班？”我问。 “妈的，我永远在值班。”他抱怨道。 “我说真的。” “不算正式值班好吗？本来是四点钟下班，可我老婆到新泽西找我岳母去了，我又有一堆事情还要处理，所以一直忙到现在。” 老婆不在，孩子长大离开了，加上阴霾的周六，马里诺不想回到空虚的家中。自己一人待在空荡荡的家里，情绪也不怎么高昂。我望着锅里热腾腾的酱汁。 “我哪里也不去。”我说，“把录像带拿来，我们一起看。喜欢意大利面吗？” 他迟疑着：“呃……” “有肉丸，我正要下面，要不要一起吃？” “也好，”他说，“我过来。” <er h3">02 贝丽尔想洗车时，习惯到南区的“洗车大师”。马里诺访遍城里的高级洗车房，才打听到这个消息。 其实高级洗车房并不太多，只有十几家有自动洗车设备，帮你把车送上轨道，让一些夏威夷草裙般的机器打上一层肥皂，再由喷射器喷出细细的水柱洗清车子表面。很快，在一阵热气烘干后，有人会把车开到旁边的空地，由专人手工吸尘、上蜡、抛光等等。马里诺告诉我，“洗车大师”的超级豪华型洗车费是十五元。 “我运气奇佳，”马里诺边用汤匙将面条推上叉子边说，“否则怎么查得出来？每个工人每天要洗七十甚至一百辆车，谁会记得一辆黑色本田？根本不可能！” 他像个满载而归的快乐猎人。上星期给他纤维报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定会走遍每家洗车房和修车厂。马里诺的脾气就是这样，如果要他到沙漠里找根草，他也会去。 “一直到昨天才查到。”他继续说，“基于‘洗车大师’所在的位置，我把它列在名单后部，我以为贝丽尔会在西区洗车，结果不是，她总去南区。我想唯一的理由是‘洗车大师’有修车保养厂。去年十二月她买车后不久，就把车送过去，花了一百多块钱上了一层保护漆，又成了那里的会员，这样一来，她每次洗车可以省两块钱，还可以免费享受当周的特别服务。” “你就是这样查到的？”我问，“因为她是会员？” “对。”他说，“他们没有电脑，害得我得过滤每一张收据，才找到她成为会员的那一张。我们到过她的车库，看过她那光亮如新的车，我猜她逃到基韦斯特岛以前，车必定刚送洗。我查过她的信用卡账单，唯一在‘洗车大师’消费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一百块钱。显然，在那之后她都是付现金。” “洗车工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问。 “不是橘色的，不符合你找到的那根橘色纤维。大部分工人都穿牛仔裤、球鞋，上衣是清一色的蓝色衬衫，口袋用白线绣了‘洗车大师’的字样。我在那里什么都看过了，没什么重要的。唯一找到的另一种布料，是他们擦车用的白毛巾。” “听起来有些扫兴。”我下了结论，将盘子推开。幸好马里诺还有胃口。从纽约回来以后我的胃始终纠结，心里挣扎着要不要告诉马里诺事情的经过。 “可不是。”马里诺说，“但跟那家伙交谈之后，就出现了巨大的转机。” 我等待着下文。 “那家伙叫艾尔·哈特，二十八岁，白人。我一眼就看到他了。他在那里监督工人做事，却显然和那地方格格不人。他看起来很聪明，外表也修饰得整整齐齐，应该是那种穿西装、打领带、提公事包上班的人。我问自己，这种人怎么会待在这种地方？”马里诺拿一块大蒜面包蘸着盘里的肉酱，“我慢慢晃过去，开始试探他，问他关于贝丽尔的事，拿贝丽尔驾照上的照片给他看，看他是否记得贝丽尔曾经去过，结果……嘿！他居然紧张起来。” 我想，要是马里诺向我“晃”过来，我也会紧张起来。他多半像一辆大卡车似的向那可怜的小子辗了过去。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们到室内，倒了杯咖啡，开始办正经事。艾尔·哈特可不简单。他念过研究所，得了心理学硕士，在大都会医院当过两年护士。我问他为什么从医院转到‘洗车大师’，他说洗车房是他老爸开的。老哈特在城里投资好几样生意，‘洗车大师’只是其中一项。他还有好几家停车场，也是北区许多住户的房东。老哈特一定是想训练儿子，让他以后继承衣钵。” 我开始感兴趣了。 “艾尔应该是衣冠楚楚的上班族，但他不是，这代表什么？代表艾尔是个失意的人。他老爸不喜欢他去上班，他居然就可以遵照老爸的意思，站在洗车房指挥工人怎么上蜡、怎么擦保险杠。我猜他这里一定有问题。”马里诺用油乎乎的手指指着脑袋。 “也许你应该听听他父亲的想法。”我说。 “对，他会告诉我，他唯一的希望竟然是个傻瓜。” “你决定怎么追踪这个人？” “已经开始了。”他答道，“看看录像带，我在总部花了一个中午盘问艾尔·哈特。那家伙能言善道，对贝丽尔的事情非常好奇，他说他在报上读到消息——” “他怎么知道贝丽尔是谁？”我打断他，“报纸和电视都没有播出她的照片，难道他知道她的名字？” “他说他不知道死者就是去过洗车房的金发女郎，直到我让他看了驾照照片，他才认出，然后他装出很震惊、很难过的样子。他注意听我的每句话，想听我谈到贝丽尔。对于一个根本不认识贝丽尔的人来说，他显得过分关心。”他把已弄皱的餐巾放到桌上，“你自己看吧。” 我煮了一壶咖啡，把脏盘子收进水槽，便和马里诺到客厅看录像带。画面地点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去过几次。警局的询问室是个四方形的小房间，地毯上除了一张空桌，什么都没有。离桌子不远处有个灯的开关，只有行家或特别谨慎的人才会注意到上方的螺丝不见了。螺丝孔的另一头是一间摄像室，使用的是特殊的广角摄像机。 哈特乍看之下并不可怕。他看上去温和，脸色略青，金发开始向额头上方退去。要不是他那过小的下巴使脸部像是直接连着脖子，他应该还挺英俊。他穿着栗色皮夹克、牛仔裤，尖细的手指不安地摆弄着七喜汽水罐。马里诺坐在他正对面。 “贝丽尔·麦迪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使你注意到她？”马里诺问道，“你们洗车房每天有那么多车进出，难道你记得所有客人的样子？” “我记得的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哈特回答，“特别是熟客。我也许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会记得他们的长相，因为大部分客人都会站在一旁看工人擦车，许多客人甚至在那儿监督，以确保工人没省略步骤。有些人会主动拿块毛巾帮忙，特别是在赶时间的时候，有些人则是因为闲不下来，非找点事做不可。” “贝丽尔也是那种会监督洗车的人？” “不，警官。我们那儿有两条板凳，她习惯坐在板凳上等。有时她会看报纸或读书。她不太注意工人做什么，我也不觉得她是那种友善的人。也许这就是我注意到她的原因。” “说清楚一点。”马里诺说。 “我是说她会发出一些信号，而我收得到。” “信号？” “每个人都会发出某种信号，”哈特解释道，“我都可以接收到。我可以根据一个人的信号判断出他是怎样的人。” “我也在发信号吗，艾尔？” “是的，警官，每个人都会发出信号。” “我发的是什么样的？” 哈特很认真地回答：“淡红色。” “啊？”马里诺愣住了。 “我收到的信号其实是颜色。也许你认为很玄，其实不然，有些人就是感受得到别人放射出的颜色。你放出的颜色是淡红色，有些暖意，可又带点怒气，就像警示信号一样，能引起别人注意，但又含着某种危险——” 马里诺按下停止键，不以为然地对着我笑。“这家伙很会侃吧？”他说。 “事实上，我觉得他很敏锐。”我说，“你的确是有些暖意，有些怒气，又有点危险。” “狗屁！那家伙根本是胡说八道，照他那么说，人都成了活彩虹了。” “他说的话是有心理学基础的。”我平心论道，“人类的心情与颜色有关。一些公共场合、旅馆房间都根据这种理论选择装潢的色系。举例来说，蓝色与压抑有关，因此你绝不会发现任何一家精神病院是蓝色的。红色代表愤怒、暴力、热情，黑色代表病态、不祥等等。你刚才不是说过哈特是心理学硕士吗？” 马里诺看起来不太高兴，又开始放录像带。 “我想你的颜色可能与职业有关，你是刑警。”哈特说，“现在你很需要我的合作，可你又不相信我，如果我有所隐藏，你会令我面临危险。这是淡红色中的警告部分。暖意部分是你外向的性格，你希望别人与你没有距离。也许你希望亲近人群，你看起来很彪悍，但希望别人喜欢你——” “好了！”马里诺打断他，“贝丽尔·麦迪逊呢？你也从她身上接收到颜色吗？” “哦，当然，她的信号让我印象深刻。她很不同，真的很不同。” “怎么说？”马里诺双臂交叉着靠到椅背上，椅子嘎吱作响。 “从很远之外，我就收到她散发出的北极色系。凉爽的蓝、微弱阳光般的淡黄，还有冷冷的白，冷得像白热化的干冰，好像是在警告你，只要碰她，一定会立刻被灼伤。这白色的部分很特别。一般女人都会散发出粉色系列，就像她们常穿的衣服一样，粉红色、黄色、淡蓝色、绿色。这些女人都比较被动、沉静、容易受伤害。有时，我也会感受到女人散发出又深又强烈的颜色，像深蓝色、枣红色，甚至大红色，那么她一定是个比较强悍的人，企图心通常很强，可能是律师、医生或公司的主管。她们身上穿的衣服经常是刚才说的那几种颜色。这一类型的人喜欢站在车旁，背着手监督工人，只要发现挡风玻璃上有一点水痕或污渍，她们都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来。” “你喜欢这种女人吗？”马里诺问道。 他稍一迟疑：“老实说，不喜欢。” 马里诺大笑着向前倾身。“嘿！我也不喜欢那一类，粉色宝贝比较好。” 我瞟了马里诺一眼。 他没理我。屏幕上的他对哈特说：“再谈谈贝丽尔，你还感受到什么？” 哈特皱着眉头，努力地想了一下说：“她散发出的粉色系并不算不寻常的颜色，只是我不会将它们解读成容易受伤害，也不是被动。我说过，那些颜色是凉爽的北极色系，不是花朵的色系，好像是在告诉世人别接近她，给她空间。” “你是说她冷淡？” 哈特又摸起那罐七喜汽水。“不，警官，我不会这样解释，她给我的感觉不是那样，应该说是距离感。要接近她，要跨过很长一段距离，可你一旦成功，她的热力会灼伤你，这就是她散发的白色部分，也是让我注意到她的地方。我觉得她很聪明，而且城府极深，连她独自坐在板発上、不理会任何人的时候，都让我感到她在动脑筋，感受周围所有的事物。既遥远又白热，她就像一颗星星。” “你知道她还单身吗？” “她没戴婚戒，”哈特立刻回答，“我猜她是单身。从她车上也可以知道。” “我不明白。”马里诺显得有些困惑，“你怎么从她车上知道的？” “她第二次来洗车时，我看着工人清理她的车，里面没有任何属于男人的东西。她的蓝色雨伞放在后座的地上，是那种女人常用的细长型。男人通常用黑色的，有木柄。她干洗的衣服也挂在后座，看来只有女人的衣服。多数已婚女人在拿回干洗衣服时，也会顺便替丈夫拿。还有后车厢，里面没有任何工具，连导电用的连接缆线也没有。总之，她的车里毫无男性气息，这是很有趣的事。若你每天看那么多车子，自然会注意这些细节，而且用不着细想，就多少能了解驾车人的背景。” “看来你确实细想过她的背景。”马里诺说，“有没有过约她出去的念头，艾尔？你真的不知道她的名字，没在她的干洗收据或车内什么信件上看过吗？” 哈特摇头。“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许是不想知道。”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开始坐立不安，面露困惑。 “来吧，艾尔，跟我说有什么关系？换成是我，说不定也想约她出去，毕竟她是个漂亮姑娘，看起来很吸引人。嘿，我真的会想约她，问问她的名字，甚至打电话给她什么的。” “我没有。”哈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些我都没试过。” “为什么？” 哈特没回答。 “是不是因为你与像她那样的姑娘恋爱过，结果对方伤了你？” “上大学的时候，”哈特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我和一个姑娘恋爱过两年，最后她跟一个学医的走了。像那样的女人……当她们真想结婚的时候，就会去找特定的类型。” “她们要金龟婿，”马里诺的嗓门粗了起来，“律师、医生、银行家，总之她们不会要一个在洗车房工作的男人。” 哈特突然抬头。“那时我没在洗车房工作。” “那不重要，艾尔。像贝丽尔·麦迪逊这种热门宝贝也不会在你身上花时间，对吧？我敢打赌贝丽尔甚至不知道你存在。就算你在街上碰到她，她也不会认出你。” “不要说这种话……” “我说对了吗？” 哈特盯着紧握的双拳。 “所以你对贝丽尔有点意思，对吧？”马里诺继续无情地说道，“说不定你的脑子里全是这个女人，你想着她，幻想和她说话，和她约会，和她做爱。说不定你不敢跟她说话，正是因为你知道她会瞧不起你这个蓝领家伙……” “住嘴！你故意挑衅！住嘴！住嘴！”哈特大声吼道，“别烦我！” 马里诺狠狠瞪着对面的哈特。 “艾尔，我听起来很像你老爸吧？”马里诺点了根烟，挥手说道，“老哈特觉得他的独子像个该死的天使，不像他是个恶房东，对别人的福利毫无感觉。”他喷了口烟，温和地说，“我了解你那伟大的老爸，我还知道你去当护士时，他对朋友说你是个烺娘腔，对你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感到耻辱。然后他逼你到修车厂工作，如果你不依，以后就别想继承他的财产。” “你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哈特结巴着说。 “我知道的事情可多了。我还知道大都会医院的人都说你是一流的护士，对病人非常体贴，他们都不愿意你离开，都用什么字眼形容你来着？我记得是……‘敏感’。也许你已经敏感得害了自己，嗯？艾尔，解释你为什么不约会，没有女朋友！你怕了？贝丽尔把你吓死了，是不是？” 哈特深吸了一口气。 “所以你不想知道她的名字，这样你就不会想打电话找她，甚至尝试做别的事，对吧？” “我只是注意到她。”哈特紧张地回答，“真的，就是这样。我不像你说的那样想过她。我只是……呃……注意到她，但我从没多想，甚至没跟她说过话，直到上一次——” 马里诺再次按停止键，说：“这部分很重要……”他突然停顿下来看我，“嘿！你还好吧？” “你一定要那么残忍吗？”我激动地问道。 “如果那就叫残忍，你认识我还不够深呢。”马里诺说。 “抱歉，我忘了我的客厅里坐了一个野蛮人。” “那些都是装的。”他像是受到了刺激。 “下回提醒我提名你参选奥斯卡金像奖。” “够了，医生。” “你让他受挫到极点了。” “那是一种手段，明白吗？你知道，都是为了打乱思绪，让他们说出事先没有考虑过的话。”他转向录像机，按下播放键，向我补充道，“有了接下来他告诉我的事，一切手段都值得了。” “什么时候？”录像中，马里诺问哈特，“她上次来洗车是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日期了。”哈特回答，“两个多月前，可我记得那是个周五，接近中午的时候。那天我要和父亲一起吃午餐，我们固定在周五一起吃饭，讨论生意。那天我还打了领带。” “贝丽尔在某个周五快中午的时候去洗车，”马里诺引导他继续，“这次你和她说话了？” “是她先跟我说的。”哈特强调，他似乎觉得这很重要，“她的车从自动洗车机出来以后，她过来告诉我有东西打翻了，把后备厢的地毯弄脏了，问我是不是能淸理。她带我到她的车旁，打开后备厢，我看到地毯湿了。显然她刚买完菜，把东西放在那里，其中一瓶半加仑的橘汁破了。我猜这是她马上把车送洗的原因。” “她到洗车房时，买的东西还在后备厢吗？” “不在·” “你记得她当天穿的衣服吗？” 哈特犹豫了一会儿。“网球装、太阳镜。呃……看起来她好像刚打完球。她以前来洗车时从没这样穿过，都穿简单的休闲装，所以这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还记得在后备厢看见了网球拍和其他一些东西。我们开始清洗时，她把东西都拿了出来一一擦拭，然后放到后座。”马里诺从胸前的口袋取出一本日期簿，打开后往前翻了几页，说：“是不是七月的第二个星期？十二号星期五？” “有可能。” “你还记得什么？她还说过什么？” “她几乎算得上友善。”哈特答道，“这部分我记得很清楚，我想是因为我帮了她。我并不需要这么做，大可让她把车送到细部保养场，多花三十块钱清洗，但我想帮她。工人们清洗的时候，我一直在旁边，并且注意到她右侧的车门。车门被破坏了，像是有人拿钥匙在门把下刻了一颗心，里面还写了些字。我问她，她绕过来检查刻痕。她站着凝视，脸随即变得像纸一样白。显然，在我告诉她以前，她一直不知道有人破坏了她的车。我试着安慰她，告诉她难过是应该的。毕竟是全新的车子，一条刮痕都没有，至少值两万元，却被人乱划，大概是什么不良青少年干的。” “她还说了什么，艾尔？她有没有提到刮痕是怎么来的？” “没有，警官，她什么也没说，好像很害怕，不停地四下张望，相当难过的样子。后来她问我最近的电话在哪里，我告诉她里面就有。等她打完电话出来，车已经洗好，她就开车离开了……” 马里诺停掉录像带，从机器里拿出。我想起了咖啡，急忙去厨房倒了两杯。 “看起来，他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之一。”我出来的时候说道。 “是啊。”马里诺伸手拿奶精和糖，“接下来，贝丽尔大概是打电话到银行或订机票。车上的刮痕迫使她终于采取行动。她的恐惧已经超出限度。一离开洗车房，她直接赶到银行。我查过她的账户，七月十二日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她取了将近一万元现金，账户都空了。她是个好客户，银行没过问就给了她。” “她没买旅行支票？” “没有，难以置信。”他说，“这表示她宁可被人抢，也不愿意让人发现行踪。她在基韦斯特岛时，一切以现金交易，不用信用卡，也不用旅行支票，没人会知道她的名字。” “她一定吓坏了。”我轻声说，“身上带那么多现金，真不可思议。如果是我，一定是疯了，不然就是害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他点了根烟，我也一样。 我熄灭火柴，问道：“你想车会不会是在洗的时候被刮的？” “我也问了哈特同样的问题，想看他怎么反应，”马里诺答道，“他发誓不可能是洗车的时候发生的。他说如果是，一定会有人看到。这点我不确定。你扔五十美分在车里，等到车洗完，钱也不见了。每个人都像强盗一样。零钱、雨伞、支票簿，随便什么东西，等到你问起时，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看见过。说不定是哈特刮的。” “他的确有点不平常。”我同意，“我认为他那么注意贝丽尔是颇为奇怪的事。每天有那么多人进出洗车房，她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她多久去一次？一个月一次，甚至更久？” 他点头。“她在他心里却像霓虹灯一样闪亮。他可能与此事无关，也可能有关。” 我想起马克说过，贝丽尔令人“印象深刻”。 马里诺和我静静地喝咖啡。我的思绪又陷入一片黑暗——马克。一定是哪里出了错。“奥德夫与伯格”的人员名单里没有他，必定有某种合理的解释。也许他的名字不小心被漏掉了，也许公司刚电脑化，而他的代号被搞错了，所以当总机搜寻时他的名宇出不来；也许两边的接待员都是新手，并不熟悉所有律师……但为什么整个芝加哥查号台也查不到他？ “你好像有心事。”马里诺终于说，“从我一进来，你就不对劲。” “只是疲劳。” “胡扯。”他喝了口咖啡。 我几乎呛到，因为我听到他说：“罗丝告诉我你出了城。你在纽约同斯巴拉辛诺谈过？” “罗丝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那不重要，别找你秘书的麻烦。她只是告诉我你出了城，没说去哪里，为了谁，做什么。剩下的都是我猜出来的。” “怎么猜的？” “你刚才告诉我的。你没否认我的问题，对吧？同斯巴拉辛诺谈了什么？” “他说他找过你，也许你应该先告诉我，你们谈了什么？” “没什么。”马里诺从烟灰缸上拿起烟，“有天晚上他打电话到我家，也不说是怎么得知我的名字和电话的。他要贝丽尔的文件，我不想给他。本来我打算合作一点，可那家伙是个浑蛋。他直接对我下命令，以为自己是哪个埃及法老。他说他是贝丽尔的遗嘱执行人，还威胁我。” “所以你就把鲨鱼送上我的门？” 马里诺意外地看着我。“没有，我根本没提到你。” “你确定？” “当然。我们通话的时间不超过三分钟，你的名字从头到尾没出现过。” “你在警方报告上列的手稿呢？斯巴拉辛诺没问起吗？” “他问过，我没告诉他任何细节，只说所有的手稿都当成证物保管，而且我不能透露案子的相关内容。” “你没告诉他，你找到的手稿都交给我了？” “绝对没有。”他诧异地看着我，“我跟他说那个干什么？事实又不是如此。我亲眼目睹范德检查了上面的指纹，就把手稿带回去了。现在手稿同贝丽尔的其他东西正在警局的特别储藏室里。”他顿了一下，“怎么，斯巴拉辛诺跟你说了什么？” 我起身再次为我们倒满咖啡，之后将一切告诉了马里诺。当我说完，他以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其中还有某种令人不安的意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马里诺惊恐的样子。 “如果他打电话来，你打算怎么办？” “你是说马克？” “不，我是说七个矮人。”马里诺讽刺道。 “我会要他解释，问他到底是不是在‘奥德夫与伯格’工作，问他芝加哥为什么没有他的记录。”我越说越疑惑，“我不知道，但我会查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里诺移开视线，他的颚部肌肉不断地跳动。 “你在怀疑马克可能涉案……与斯巴拉辛诺共谋做了不法的事情……犯罪。”我几乎无法将这骇人的疑虑变成话语。 他生气地又点起一根烟。“不然我该怎么想？你已经十五年没见到你的前任罗密欧，中间没有联络过，连他的下落都不知道。突然，这家伙从地球某个角落冒出来，跑到你家敲门。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年来他都干了些什么？你当然不知道，只知道他告诉你的话——” 我们俩同时望向忽然响起的电话。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表，不到十点。我充满恐惧地拿起话筒。 “凯？” “马克？”我吞了一口口水，“你在哪里？” “在家。我刚飞回芝加哥——” “我在纽约给你打过电话，也打到纽约事务所找你……”我结巴了，“在机场打的。” 我们之间出现一段意味深长的沉默。 “听我说，我没时间了。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很遗憾事情变成那样，我要确定你没事。再联络。” “你在哪里？”我又问了一次，“马克？马克？”我得到的答复是电话的嘟嘟声。 第七章 <er top">01 第二天，周日。我错过了闹钟的叫声，错过了弥撒，错过了午餐。当我终于爬下床时，感到自己狼狈不堪。我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梦，但知道绝对不是愉快的梦。 电话在晚上七点刚过的时候响起，当时我正在切洋葱和青椒，打算做一盘并不想吃的煎蛋卷。几分钟后，我已经在黑暗的六十四号公路上飞驰，仪表盘上方放了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前往卡勒林园的路线。我的头脑像不断电的电脑，一再处理着重复的信息。盖瑞·哈博被杀了。一个小时前，他从威廉斯堡的酒馆驱车回家，下车时通到攻击。事情发生得极快，凶手手法十分凶残。和贝丽尔·麦迪逊一样，哈博遭人斩首。 外面很黑，一阵阵雾气反射着车灯，再映回我眼里，能见度几乎为零。这条公路我已走过无数次，现在却显得陌生，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我有点紧张地燃起一根烟，突然发现后方有车灯直射过来。黑暗中，我看不出那是什么车，只知道它已经越过安全距离，不久又稍稍慢了下来。驶过一英里又一英里，不管我加速还是减速，那辆车始终以一定的距离跟着我。 我拐上一条没铺柏油也没画线的小路，后面的车灯依然照着我的保险杠。我的点三八手枪放在家里，现有的防御武器就是医事包里的一瓶喷雾。转了个弯，望见前方的豪宅时，我松了口气，脱口叫道：“主啊！感谢你！”屋前的半圆形车道停满了车，应急灯照亮了整个地方。我停下车，跟着我的那辆车居然也停在后方。我意外地看着马里诺走下他的车，将大衣衣领翻起来。 “上帝！”我不悦地叫道，“我不敢相信。” “我也一样。”他说着走到我身边，“我也不敢相信。”豪宅的后门口停了一辆白色劳斯莱斯，车周围摆了一圈照明设备，马里诺走入灯光区。“妈的！我只能说妈的！” 到处都是警察，他们的脸庞在灯光下看起来特别苍白。发电机隆隆作响，间歇的无线电对答声漂浮在湿冷的空气中。封锁现场用的黄条自门梯扶手围出了一个不祥的四方形。 一名穿咖啡色旧皮衣的便衣朝我们走来。“斯卡佩塔医生？”他说，“我是威廉斯堡警局刑事组的波提。” 我打开医事包，取出一包手套和手电筒。 “没有动过尸体，”波提说，“一切按照华兹医生的吩咐。” 华玆医生是执业医师，全州五百名特约法医之一，也是令我头痛的十大人物之一。警方在傍晚通知他之后，他立刻就打电话给我。照惯例，凡是碰到死因可疑或突然暴毙的名人，应该通知首席法医。但照华兹的惯例，他会回避所有案子，把责任转给别人，因为他觉得验尸很麻烦，而且不想写报告。他是出了名的很少出现在命案现场的法医，这里也没有他的人影。 “我们是和巡逻组同时赶到的，”波提解释道，“以防止他们破坏现场。尸体没被翻动过，衣服也没动过。” “谢谢你。”我有些分神地说。 “看来他的头遭受过重击，也可能是枪击，我们没找到武器。附近地上有许多猎鸟用的子弹，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他似乎是在七点十五分左右回来的，把车停在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判断他是在下车的时候遭到攻击的。” 他看着白色的劳斯莱斯，附近的一切笼罩在比他更高更老的黄杨树荫下。 “你来的时候，驾驶座一侧的车门开着吗？”我问。 “不，”波提答道，“车钥匙在地上，他倒下的时候好像还握在手上。我刚才说过，我们什么都没碰，想等你来，或等到天气迫使我们采取行动。快要下雨了，”他抬头看着层层厚云，“也许是下雪。车内没有任何打斗或挣扎的痕迹。我们猜凶手一直在等他，也说不定是躲在树丛里。我只能说一切发生得很快，他姐姐在里面甚至没听到枪声或其他可疑的声音。” 我将他留给马里诺，俯身穿过警戒线走向劳斯莱斯，眼睛紧盯着所踩的每一步。车停的位置与后门台阶平行，距离不到十英尺。我停下来取出相机。 盖瑞·哈博仰躺在地上，头部离前轮只有几英寸，挡泥板上溅满了血。他身上的米黄色针织毛衣几乎全染成红色。距他臀部不远的地上有一串钥匙，在灯光下闪着黏稠的血光。他的白发已经染红，脸上和头皮有许多开口，系由某种重击敲碎皮肤造成。顎部有道连接双耳的刀伤，几乎把他的头切了下来。不管我的手电筒照到哪里，都可以看见亮晶晶的猎鸟小弹珠。他身上和四周至少有几百颗，连车顶上都有。这种猎鸟弹珠不是从任何一种枪里射出来的。 我在死者身旁不停地移动，拍照取证，然后蹲下来取出温度计，小心地塞入毛衣，固定在他的左腋下。测得的体温为三十三点六度，目前室外接近零下一度，尸体的温度正以每小时三度的速度迅速下降。气温已经低于冰点，哈博穿的衣服不是很厚，他的小肌肉部分已开始僵硬。我估计他死亡不到两个小时。 接下来，我开始捜集送到停尸间途中可能掉落的证物，主要是纤维，毛发或其他附着在血迹上的东西倒不必那么急于处理。我慢慢地检查尸体和周围，当细长的光线照射到颈部附近时，我注意到一块绿色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是黏土，里面藏了几粒小子弹。我小心翼翼地将这块东西装进一个塑料信封时，豪宅后门突然打开了，一个女人睁着惊恐的眼睛对着我。她站在走廊上，旁边有一名拿着报告夹的警察。 马里诺和波提穿过警戒线来到我身边，那名拿着报告夹的警察也走了过来。后门轻轻关上了。 “会有人来陪她吗？”我问。 “哦，会，”拿着报告夹的警察一面说一面吐出雾气，“哈博小姐的朋友会过来，她说她不会有事。我们也派了两组人守在附近，以防凶手回来。” “有什么线索吗？”波提问我。他将双手插进皮夹克口袋，肩膀拱起来抵御寒气，二十五美分硬币大小的雪片开始飘落。 “凶器不止一种，他头上和面部的伤口是遭重创所致。”我指着尸体，手套上已经沾满了血，“颈部的伤口显然是利器所割。至于那些猎鸟弹珠，没有一颗变形，似乎也没有打穿他的身体。” 马里诺望着散布的弹珠，一副疑惑的样子。 “我也是这种感觉，”波提点头，“那些子弹不像是射出来的，只是我不大肯定。这么说，我们的目标不是猎枪，而是刀子或其他类似修车工具的东西？” “有可能，但还不能下结论，”我答道，“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他的颈部被利器所伤，头部被重物击打过。” “这样范围就大了，医生。”波提皱眉道。 “是的，很多东西都有可能。” 我也怀疑那些弹珠和猎枪无关，但不愿笃定说出。根据过去的经验，大胆的假设常会被别人诠释为肯定的答案。有一回，由于我说凶器是“类似”冰锥的东西，导致警察忽略了死者客厅里一根沾血的缝沙发布用的粗针。 “可以将他运走了。”我摘下手套。 哈博被包在一块干净的白布里，装进敛尸袋。我站在马里诺旁边，望着救护车缓缓驶上黑暗偏僻的路。运送死人不需要抢时间，雪下得更大了。 “你要走了？”马里诺问我。 “你打算再跟踪我一次？”我脸上没有笑容。 马里诺望着后门旁被灯光包围的旧劳斯莱斯。雪花落在沾血的碎石上，一会儿就融化了。 “我没跟踪你，”他认真地说，“我是在快回到里士满的时候，收到无线电通知——” “快回到里士满？”我打断他，“从哪里回来？” “从这里。”他将手伸进口袋找钥匙，“我发现哈博是考匹柏酒馆的常客，就到那里强迫他和我聊聊。半个小时前，他骂了我一句浑蛋，转身就走。我刚离开没多久，离里士满大概还有十五英里时，就收到波提的通知。我飞快地赶回来，恰好认出了你的车，就一路跟着，怕你迷路。” “你是说你今晚在酒馆和哈博说过话？”我吃惊地问道。 “没错。我离开才五分钟，他就被宰了。”他气冲冲地走向他的车，“我要和波提谈谈，看还能有什么线索。明天一早我会过去看验尸，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看着他走开，抖落一头的雪花。他驾车离开了，我也插进钥匙发动车子。雨刷推开一层薄薄的积雪，突然就停在玻璃中间再不动弹。我的车再度发出一声挣扎的吼叫，便成了今晚的第二具尸体。 <er h3">02 哈博家的图书室是个温暖气派的地方。红色的波斯地毯，上等木材雕成的古董，还有一套十八世纪英国奇彭代尔式沙发。我从未摸过真正的奇彭代尔式沙发，更别说坐在上面了。这里的屋顶很高，属于洛可可式建筑风格？四面全是书墙，大部分的书籍封套是皮质的。我的正对面是一座大理石的壁炉，里面正烧着新堆的柴火。 我倾身向前，伸手取暖，欣赏着壁炉上挂的画像。画中人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一袭白衣，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她的头发很长，是纯正的金黄色，双手自然地放在腿上，握着一把银色的小梳子。她半垂眼帘，半张嘴唇，低胸的衣服露出纯净如白瓷般未发育的胸部。在满室暖意里，她正隐隐发光。我纳闷这张略显怪异的油画为何放在这么显眼的地方。盖瑞·哈博的姐姐进来了，她轻轻带上门，就像她开门时那么小心。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使你暖和一点。”她为我端来一杯酒。 她将托盘放在小桌上，坐入旁边一张巴洛克风格的红色绒布椅，双腿并扰斜向一旁，就像长辈们所说的淑女坐姿。 “谢谢。”我说，然后再次道歉。 我车里的电池已经与世长辞，连充电电缆都不能令其起死回生。警察用无线电替我叫了拖车，还答应在处理完现场后让我搭便车回家。我别无选择。我不愿在雪中等待，也不想在警车里坐一个小时，于是敲开了哈博小姐家的后门。 她喝了一口酒，眼神空洞地望着炉火。她和身边那些名贵摆设一样美丽，是我见过的最高雅的女人之一。银白色的头发柔和地衬托出她贵族般的相貌，高高的颊骨，精致的五官，骨架纤柔却又十分硬挺，身穿米黄色高领毛衣和绒布裙。看着斯德琳·哈博，我脑中绝对不会出现“老处女”这样的字眼。 她很安静。白雪冰冷地吻着窗子，屋檐下的风萧萧地吹着，我无法想象独自住在这座城堡中会是什么样子。 “你还有其他家人吗？”我问。 “都不在世上了。” “我很遗憾，哈博小姐。” “你不需要再这么说了，真的，斯卡佩塔医生。” 她再度扶眼镜，手指上的绿宝石映着火光。她注视着我，我想起刚才在检查她弟弟的尸体时，她开门露出的惊恐眼神。现在她却显得格外沉静。 “盖瑞早就知道了，”她突然说道，“让我惊讶的是事情发生的方式，我没想到居然会有人大胆地等在门外袭击。” “你什么都没听到？” “我听到他的车来到门外，此后再没听到动静。他一直没进来，我开门出去，才发现出事了，便立刻打了九一一。” “除了考匹柏酒馆，他还常光顾其他地方吗？” “不，没有了。他每晚都到考匹柏。”她移开目光，“我警告过他不要去那种地方，以他的年龄，加上现在的治安，实在不安全。他身上总是带现金，而且又容易得罪人。他去酒馆从不待久，顶多一两个小时。他说为了寻找灵感，需要接触大众。自从出了《不平坦的角落》之后，盖瑞就再也写不出灰西了。” 我在康奈尔大学时曾经读过那本书，依稀记得内容是透过一名成长于弗吉尼亚农庄的年轻作家的眼睛，来看当时大南方的暴力、乱伦与种族歧视。我记得读完书后心情很低落。 “很不幸，我弟弟是才华洋溢的那类作家。” “许多杰出作家都是这样。” “他只活了年轻时候的岁月，”她继续以平淡的口吻说道，“之后变得完全空虚，从此过着沉默受挫的生活。他对自己写的开头都不满意，总是把稿子扔进炉火，望着燃烧的纸咒骂，然后像一头愤怒的野牛般在屋里到处疯狂地咆哮，直到他愿意重新开始。多少年下来，他一直是这样。” “你对你弟弟似乎很严厉。”我低声说。 “我是对自己严厉，斯卡佩塔医生。”她说道，我们四目相对，“盖瑞和我有着同样的血脉，我们之间唯一的不同，是我从不去想已经不能改变的事情。盖瑞不一样，他总是反复分析他的本性、他的过去，又是什么造成他后来的样子。当然，这种习惯让他得到了普利策文学奖。至于我，我选择不去对抗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 “比如？” “比如哈博家族已经家道中落，穷途末路了，而且后继无人。” 我手上的酒是廉价的红酒，很酸，带着浅浅的金属味道。警察还要多久才能结束？不久前，我好像听到卡车的声音，应该是来拖我的车。 “我把照顾弟弟看成我的命运。我会想念盖瑞，只因为他是我弟弟。我不会坐在这里向你撒谎，说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她又浅尝了一口酒，“你一定觉得我听起来很冷酷。” 冷酷不是正确的字眼。“你很诚实。”我说。 “盖瑞很有想象力，而且极富感情。我两者都没有，也许正是因为没有才能忍到现在，否则我绝对不会住在这里。” “住在这里很孤独。”我猜哈博小姐是这个意思。 “我不介意孤独。” “那么你介意什么，哈博小姐？”我边问边拿出香烟。 “要不要再来一杯酒？”她的半边脸映着火的影子。 “不，谢谢。” “真希望不曾搬到这里，这屋里从没发生过好事。” “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哈博小姐？”她空虚的眼神让我感到寒冷，“你会继续住在这里吗？” “我没有别的地方去了，斯卡佩塔医生。” “要卖掉卡勒林园应该不难。”我的注意力又游移到壁炉上的画像。那个小女孩在火光中阴森森地微笑，她知道这里的秘密，但永远不会说。 “要离开铁肺是件很困难的事。”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我是说我已经太老了，不能再适应改变，”她解释道，“我已经老得无法追求健康和新的人际关系，回忆才是我的生命。你还年轻，斯卡佩塔医生，有一天你会明白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回顾是不能避免的，你的个人经历会把你推回熟悉的空间，感受着曾经发生的事情，让你更贴近生命。你会发现，曾令你心碎的事情不再那么让你不适，那些背叛你的人也不那么可憎了。你会拥抱曾经逃避的痛苦，感到一切都好受多了。我只能这么说，一切都好受多了。” “你知不知道是谁对你的弟弟下的手？”我直接问她，急于转移话题。 她什么都没说，睁大眼睛望着炉火。 “贝丽尔呢？”我执意问道。 “我知道她死前几个月一直受到威胁。” “死前几个月？” “贝丽尔与我很亲近。” “你知道她受到威胁？” “是的。” “是她告诉你的吗，哈博小姐？” “当然。” 马里诺查过贝丽尔的电话账单，没发现打到威廉斯堡的长途电话，也没找到哈博小姐或她弟弟写给贝丽尔的信件。 “那么，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和她保持密切的联系？” “十分密切，或者说，我们尽可能保持联系。由于她手上的那本书违反了她与我弟弟签的合约，盖瑞非常愤怒，整件事变得令人很不愉决。” “他怎么知道她写了什么？她跟他说过？” “她的律师说的。” “斯巴拉辛诺？” “我不知道他对盖瑞说了什么，”她的脸色变得僵硬，“总之我弟弟知道贝丽尔要出书的事后十分愤怒。律师在幕后搅局，在贝丽尔与盖瑞之间反复嚼舌根，好像和两边都是好朋友。” “你知道她的书稿目前在哪里吗？”我小心地问道，“在斯巴拉辛诺手上吗？已经到出版的阶段了？” “几天前，他给盖瑞打过电话，我听到几句，知道手稿遗失了。他们还提起你的办公室，我听到盖瑞提到法医，指的应该就是你。后来我弟弟很生气，大概斯巴拉辛诺怀疑我弟弟拥有手稿。” “这可能吗？”我想知道。 “贝丽尔绝不可能交给盖瑞，”她激动地说，“她怎么可能交给他？他那么反对那本书。” 一阵沉默后，我问：“哈博小姐，你弟弟为什么那么反对？他怕什么？” “生命。” 我注视着她，等着她说下去，她再次望向炉火。 “他越害怕，就越远离生命。”她的语调变得有点奇怪，“隐居会对一个人的心理形成某些影响，会把人脑子里的东西全倒出来，所有的想法倾巢而出，失去重心，以各种疯狂的角度弹跳。我想我弟弟唯一爱过的人就是贝丽尔，他紧抓着她不放，想完全占有她，与她永远结合。当他发现贝丽尔背叛了他、不再受控于他时，就变得极端疯狂，开始怀疑她会泄露自己所有的秘密，会说出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实况。” 她再度拿起酒杯时，手竟在发抖。她谈起她弟弟的方式，就好像他已经去世很多年。她的语气透着不满，爱心中夹杂了怨气与痛苦。 “贝丽尔来的时候，盖瑞与我已没有亲人。我们的父母都已过世，彼此相依为命。盖瑞脾气很坏，他是个下笔像天使的魔鬼。他需要人照顾，我愿意帮助他，让他在世上留下作品。” “这样的牺牲通常会引出怨怼。”我冒险说道。 她陷入沉默，火光在她精致的脸庞上闪烁。 “你们怎么发现贝丽尔的？”我问。 “她自己找来的。当时她和父亲、继母一起住在加州中部的弗雷斯诺。她喜欢写文章，对写作非常着迷。”哈博小姐继续凝视着炉火说道，“有一天，盖瑞通过出版商收到了她的来信，信中还附了一篇短文。我到现在还记得内容。她有潜力，只要用心栽培必成大器，于是他们开始通信。几个月后盖瑞寄机票给她，邀请她来这里。不久，盖瑞就买下这栋房子，开始装修，全是为了她。她是如此可爱，为盖瑞的世界带来了活力。” “对你呢？” 她没有马上回答。 炉火中的柴移动了位置，掀起火花。 “自从她搬进来以后，事情就开始了它复杂的一面，斯卡佩塔小姐。我看着他们之间发生变化。” “你弟弟和贝丽尔之间？” “我不想像他一样囚禁她。可盖瑞不顾一切地想抓住她，要她完全属于自己，结果，他失去了她。” “你很爱贝丽尔。” “我无法解释。”她的声音很有磁性，“情况变得令人很为难。” 我继续刺探：“你弟弟不许你和她联系？” “特别是过去几个月，因为她的书。盖瑞对她完全绝望了，在这屋里再也不提贝丽尔的名字。他禁止我和她有任何联系。” “可你仍在和她联系。” “很有限。”她似乎有难言之隐。 “与亲近的人断绝关系一定令你很痛苦。” 她扭开脸，目光又投向炉火。 “哈博小姐，你什么时候知道贝丽尔过世的？” 她没有回答。 “有人告诉了你？” “我是第二天早上从收音机中听到的。”她模糊地说。 上帝！我想，多可悲呀！ 她不再说什么。我抚慰不了她的创伤。我很想安慰她，却说不出一句话，于是我们一同在静默中过了很久。我终于偷瞟手表一眼，发现已几乎到了午夜。 房子里非常安静，太安静了，我惊醒过来。 在温暖的图书室待久了，外面的走廊像教堂一样冷。我打开后门，眼前的情景令我震惊。车道已经铺上一片白色的雪毯，上面没有轮胎印，那些浑蛋警察就这么走了。我的车子早已被拖走，他们竟然把我忘在屋里！该死！该死！该死！ 我回到图书室，哈博小姐又往壁炉中加了一块柴。 “看来他们忘了我。”我知道自己的语气带着不悦，“我想借用一下电话。” “没有办法，”她平静地说，“警察走后，电话就出了故障。天气不好的时候时常这样。” 我望着她叉起燃烧的木柴。丝带般的轻烟从木柴底部往上飘起，点点火花往上面的烟囱飞去。 我几乎忘了一件事，我现在才想起来。 “你的朋友……”我说。 她又叉了一次柴。 “警察告诉我，会有朋友来和你一起过夜。” 哈博小姐缓缓直起身躯，转过头。火光让她脸色发红。 “是的，”斯卡佩塔医生她说，“你能来真好。” <hr /> 注释： 第八章 <er top">01 图书室外高大的立钟敲了十二下，哈博小姐又端了酒进来。 “那座钟慢十分钟，总是这样。”她似乎急于解释。 电话真的出了故障，我查过。徒步到城里要走好几英里，而且现在的积雪至少有四英寸深，我哪里也去不了。 她弟弟死了，贝丽尔也死了，她是唯一活着的人，我希望这一切只是个巧合。我点了根烟，喝了一大口酒。 哈博小姐的体力不足以谋杀她弟弟和贝丽尔。但如果凶手也想杀哈博小姐怎么办？如果他回来怎么办？ 我的手枪在家里。 警方会派人在附近埋伏。 怎么埋伏？搭雪车吗？ 我忽然意识到哈博小姐对我说了些什么。 “对不起。”我挤出微笑。 “你似乎很冷。”她再次说道。 她坐回那张巴洛克椅子，面容苍白地盯着炉火。高高跃动的火焰发出猎猎旗声，偶尔吹起的风将灰烬吹到壁炉前。我的陪伴似乎让她感到安心。如果我是她，也不想孤零零一个人。 “我很好。”我撒了谎，我的确很冷。 “我可以替你拿件毛衣。” “不用麻烦了，我很舒服，真的。” “很难把这栋房子弄得很暖和。屋顶太高，墙壁又没有防寒层，不过住久就习惯了。” 我想念我在里士满有暖气的现代房子，我想念那张有坚实的床势、铺着电热毯的双人床，我想念冰箱旁柜子里的那条香烟，以及酒吧里的上好威士忌。我想起卡勒林园豪宅又黑又阴沉的楼上。 “我在楼下就好了，睡沙发就可以。”我说。 “那可不行，柴火一下子就烧完了。”她用手指轻触毛衣上的纽扣，眼睛始终没离开过炉火。 “哈博小姐，”我又试了一次，“你认为是谁对你弟弟和贝丽尔下了手？或者，你知道原因？” “你认为是同一个人做的？”她的话像是结论，而不是问题。 “我会这么想。” “我希望我能帮你，但那已经不重要了。不管是谁做的，事实不容改变。” “你不要他受到惩罚吗？” “惩罚已经太多了，够了。况且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难道贝丽尔不想让他接受制裁？” 她转向我，睁大眼睛。“但愿你认识她。” “我想我认识她，就某种程度而言。”我温和地说。 “我无法解释……” “你不需要解释，哈博小姐。” “现在一切都好了……” 我看到了短暂的悲伤，她的面容扭曲了一下，又立刻恢复平静。她不用把话说完，我知道她要说的是现在一切都好了，再也没有人会将贝丽尔和她分开。她们是同伴，是好友。当你只剩下一个人，无人能让你付出时，生命就彻底空虚了。 “我很遗憾，”我同情地说，“我真的非常遗憾，哈博小姐。” “现在是十一月中旬，”她又将目光移开，“雪下得真早，一定融化得很快。斯卡佩塔医生，你明天早上就可以走了，那些忘了你的人到那时就会想起来。你能来真好。” 她似乎早就料到我会留下来。我脑中浮出一个可怕的想法，这一切是她计划好的。当然，那不可能。 “我有个请求。”她说。 “什么请求，哈博小姐？” “春天时回来，四月的时候回到这里。”她望着火焰说道。 “好，我会。” “到时候勿忘我会盛开，景象美极了。那是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时节，贝丽尔和我经常采花。你有没有近看过那种花？还是你和大部分人一样，因为它们很小，从不正视它们？如果你走近看，会发现它好美好美，像陶瓷烧好后，再由上帝亲手上色一样。贝丽尔和我会把花戴在头上，或装在一盆水里放在屋内欣赏。你一定要在四月回来，答应我，可以吗？”她望着我，眼中的情感使我难过。 “好，好，当然。”我真心答应。 “你早上喜欢吃什么？”她起身问道。 “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冰箱里有很多东西。”她的回答有点不相称，“拿上你的酒，我带你去房间。” 她搭着扶手，领着她的客人走上豪华的手雕楼梯。上方没有顶灯，只有沿路的几盏柜灯照着我们的路。这里像地窖一样冷。 “我就在走廊的另一端，离你三道门，如果你需要什么，可以来找我。”她带我进入一个小房间。 里面的家具都是桃花心木的，中间还镶着椴木花纹。淡蓝色的壁纸上挂了几幅油画，有的是花草，有的是河景。遮篷式的床上铺了厚沉沉的棉被，旁边有门，通往铺瓷砖的浴室。房间里空气沉闷，带有灰尘的气味，窗户好像从没开过，只有回忆在里面萦绕。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房间许多年没有人睡过了。 “梳妆台的上层抽屉里有绒睡衣，浴室有干净的毛巾和其他用品。”哈博小姐说，“还需要什么吗？” “没有，谢谢你。”我向她微笑，“晚安。” 我掩上门，带上脆弱的小门锁。绒睡衣是抽屉里唯一的衣物，下面塞了个香包，只是早已失去香气。其他抽屉都空着。浴室有一支还封着玻璃纸的牙刷，一小管牙膏，一块从没用过的紫罗兰香皂，还有许多条毛巾，正如哈博小姐所说。洗手槽已干涸多日，我转动金色的把手，流出的水是土黄色的。过了很久，水终于清澄，也终于温热，我才敢开始洗脸。 睡衣很旧，但很干净，是勿忘我的淡蓝色。我爬上床，把带着霉臭的棉被拉到下巴，熄了灯。枕头很松，我拍打了几下，还感觉得到里面羽毛细细的羽管。我实在睡不着，鼻子太冷了，最后决定坐起来把酒喝完。这房间一定曾是贝丽尔的。房子里一片寂静，我似乎听得见窗外飘雪的声音。 我不记得自己何时人睡，但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心脏正急促地跳着。我做了个噩梦，却已完全忘记内容。我一时认不出自己身在何处，甚至不确定耳边的声音是真是假。浴室的水龙头在漏，滴滴答答地敵击着水槽，门外的地板再次嘎吱作响。 我开始过滤所有的可能性：气温太低导致木板移动，也许是老鼠，可更像是有人在走廊上走动。我屏住呼吸仔细聆听，拖鞋声从我门外扫过。是哈博小姐。听起来她要下楼。我翻身躺着，似乎又过了一个小时。终于，我开灯下床。已经过了三点半，我想我已睡不着了，睡衣下的身体正在颤抖。我披上大衣，打开门，在漆黑的走廊上缓缓前行，总算辨出了楼梯上方的弧形扶手。 大门两旁的窗户透着月光，微弱地照着寒冷的大厅。雪停了，星星都出来了，霜下的树影显得模糊。图书室飘出暖气，引领我走了进去。 哈博小姐坐在沙发上，身上披着毯子。她凝视着火焰，两颊流满眼泪。我淸了清喉咙，轻唤她的名字，希望别吓着她。 她动也不动。 “哈博小姐？”我抬高音量又叫了一次，“我听到你下楼……” 她倚在沙发的蛇形靠背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炉火，头突然无力地歪向一边。我立刻在她身旁坐下，伸手摸她的颈部。她还有体温，但已没有脉搏。我将她拖到地毯上，拼命地尝试将生命吹入她的肺部，逼她的心脏跳动。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放弃了。我双唇发麻，背部和手臂感到阵阵痉挛，全身颤抖。 电话故障依然，我无法联络任何人，完全无计可施。我站在图书室的窗前，打开窗帘，隔着眼泪望着月光照亮的一片雪白。远方的河面一片黑暗，看不到对岸。我已将她放回沙发，轻轻盖上毯子。炉火灭了，画像里的女孩也成了黑影。斯德琳·哈博之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令我错愕莫名。我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望着炉火一点点灭尽，照样无法使它起死回生。这一次，我试都没试。 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没有哭。他病了很多年，其间我成了麻痹感情的专家。我童年的所有时光，他都在病榻上。一天晚上，他终于死了，母亲呼天抢地的悲伤更使我学会完全抽离。我学会从一个遥远的位置俯瞰自己支离破碎的家庭。 然后我冷眼看着母亲和从小自恋、无责任感的妹妹多萝茜感情破裂。我从她们的尖声争吵中悄悄抽身，默默追求自己的生活。我越来越常去修道院与修女为伍，也越来越喜欢封闭在图书馆里。从书海里，我意识到自己智能的早熟，并发现知识能带来力量。我在科学方面成绩过人，对人体生理学兴趣浓厚，并且专心地投入自我教育，十五岁时就开始研究解剖方面的书籍。我终于离开了迈阿密，去上大学。在女人都当教师、秘书、家庭主妇的年代，我已经决定要当医生。 我高中的成绩全是甲等，我打网球，利用假日和暑假不停地阅读。我的家人却还在挣扎，他们就像战败受伤的南军，而南北战争早已结束。我对约会毫无兴趣，也没什么朋友。我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康奈尔大学，获全额奖学金，接着进人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又到乔治城大学学法律，再回到霍普金斯大学修病理学。我只是模糊地作着选择，从没想到我从事的职业会将我反复带回父亲的死亡现场。我不下千次地分解死亡，再组装回去。我了解它的一切现象，并且在法庭上陈述。我对它的一切了如指掌，却始终无法让父亲活过来。我心中有个小女孩从来不曾停止过哭泣。 壁炉里的炭灰动了一下，我睡着了。 几个小时后，冰冷的蓝色晨光让我更能看清身处的这片监牢。我僵硬地站起身，背部和大腿无比疼痛。我来到窗前，太阳像一个惨白的鸡蛋般浮现在灰色的河面上，树干在白雪的衬托下都成了黑色。炉火已经冷了，我脑中浮出两个问题。如果我不在这里，哈博小姐会死吗？她为什么要下楼来到图书室？我试着想象她走下楼梯，生起炉火，坐入沙发。她望着火焰，心脏也停止了跳动。难道她注视的是那幅画？ 我打开台灯，拖了把椅子到壁炉前，爬上去将油画从挂钩上取下。近看油画，整体效果化为层层色泽和浑厚的笔触。我下了椅子，将画放在地上，画上的灰尘飞扬起来。图画上没有签名或日期，也没有我想象的古旧。画家故意选择看上去显得古老的颜色，事实上油画表面并没有古画上常见的裂纹。 我将画翻过来，检查后面的裱褙。棕色包装纸中央贴了一个金色的商标，上面是威廉斯堡一家裱褙店的名字。我抄下店名，重新爬上椅子将画挂回原处。我从口袋里取出一支铅笔，小心地拨着壁炉里的余屑，发现黑炭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奇怪白屑。我用笔去拨时，钩起像蜘蛛丝一样的东西，其下还有一块像是已融化的塑胶。 <er h3">02 “医生，老实说，”马里诺一面将车倒出停车场，一面说道，“你看起来活像鬼一般。” “多谢。”我含糊地说。 “别见怪，我猜你没怎么睡。” 早上我没赴约执行解剖，马里诺立刻打电话到威廉斯堡的警察局。十点左右，两名难堪的警员出现在豪宅，缠着铁链的车轮在雪中留下深深的印子。他们问了我许多关于斯德琳暴毙的问题之后，将她的尸体抬入前往里士满的救护车。两名警员将我送到威廉斯堡城中心的警察总局，那里的人在我面前堆了许多面包圈和咖啡，最后马里诺终于来接我。 “要是我，绝对无法在那里过夜，”马里诺说，“管他零下二十度，我宁可冒着冻僵的危险，也不想和一具僵尸——” “你知不知道公主街在哪里？”我打断他。 “干吗？”他把带镜子的遮阳板移到我面前。 阳光下的白雪亮得刺眼，街上已泥沒不堪。 “我想去公主街五〇七号。”我让他知道，我要他开车送我去。 这个地址位于传统老街的边缘地带，夹在几家商铺中间。刚铲过雪的停车场上只有不到十辆车，车顶都堆着雪。我庆幸“乡村裱褙画廊”还开着。 我下了车，马里诺没多问什么，他大概感觉到我现在不想回答任何问题。店里只有一个顾客，是个穿黑外套的年轻人，正随意翻着架上的海报。一名金色长发女子站在柜台后面敲着电脑。 “我可以效劳吗？”金发女子柔声问道。 “那要看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我答道。 她以冷淡、疑虑的态度看着我，我看起来可能真的像鬼。我穿着大衣睡了一觉，头发又乱作一团。我不好意思地拢拢头发，又发现一只耳环掉了。我只好亮明身份，取出皮夹出示法医证明。 “我在这里工作两年了。”她说。 “我想了解你们店里裱过的一幅画的情况，可能是你来之前的事情。”我告诉她，“一幅也许是盖瑞·哈博亲自送来的画。” “哦，上帝！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他的消息了。哦，上帝！真是糟透了。”她唾沫飞溅地叫道，“我请赫尔吉蒙先生和你谈。”她去了后面。 赫尔吉蒙先生是个矮小却很有绅士派头的人。他一露面便直接告诉我：“盖瑞·哈博已经很多年没光顾本店了，据我所知，这里的人跟他都不熟。” “赫尔吉蒙先生，盖瑞·哈博家里的壁炉上，有一张金发女孩的画像是在你们店里裱的，可能在很多年前，请问你记得吗？” 他的灰色眼睛隔着镜片望着我，眼神里了无忆起的光芒。 “乍看像是很有历史的一幅画。”我解释道，“画中人的处理方式有点特别，大约是九岁或十岁，最多十二岁，却穿得像一个成年女人，白色的衣服，坐在板凳上，手中握着银梳子。” 我真懊悔自己没拍下照片，我的相机一直放在医事包里，却忘了拿出来使用。当时我太茫然了。 赫尔吉蒙先生的眼睛亮了起来》“我想我记得你说的那幅画，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但不太寻常，有点暧昧，是的。” 我没有插嘴。 “至少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让我想想。”他的中指轻触嘴唇。“不，”他摇头，“不是我。” “不是你？什么不是你？” “不是我裱的，应该是克莱拉，她是当时在此工作的助手。我相信……肯定是克莱拉裱的。用了最高级的画框，但并不值得，那幅画没那么好。”他皱眉说，“算是她比较差的一幅——” “她？”我打断他，“你是说克莱拉？” “我是说斯德琳·哈博。”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她是个画家。”他停顿了一会儿，“多年前她常画画，据我所知，他们的房子里还有个画室。当然，我从没去过。以前她经常带画来裱，她都画静物，风景。如果我没记错，你刚才说的那幅是她画的唯一一幅人像。” “她是多久以前画的？” “至少十五年前，我刚说过。” “有人当她的模特儿吗？” “也可能是照着照片画的……”他依然皱着眉头，“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我是说，如果有人当模特儿，我也不知道是谁。” 我有点意外，但没有表现出来。贝丽尔住到卡勒林园的时候大约十六七岁。难道赫尔吉蒙先生和城里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很悲哀，”他沉思道，“像他们这么聪明又有才华的人，居然没有亲人，也没有孩子。” “朋友呢？” “我不认识他们。”他说。 你也没机会认识他们了，我有点刻薄地想。 我回到停车场，马里诺正拿抹布擦着挡风玻璃。他那漂亮的汽车已经被融雪和盐粒弄得污秽不堪，看起来他不太高兴。驾驶座旁的地上有一堆烟蒂，是他从烟灰缸里倒出来的。 “两件事。”我们系安全带时，我十分认真地对他说，“哈博家的壁炉上有一张画像，画的是一个金发的小女孩。十五年前，哈博小姐将画带到这里裱褙。” “贝丽尔·麦迪逊？”他取出打火机。 “可能是她。如果是，画中人的年纪比她认识哈博的时候还要小。而且，处理方式有点怪异，画得像是个雏妓……” “啊？” “性感。”我坦率地说，“故意将小女孩画得诱人。” “嘿！你是在告诉我盖瑞·哈博有恋童癖？” “是他姐姐画的。” “妈的！”他骂道。 “第二件事，”我往下说，“我下意识地认为裱梢店的老板不知道贝丽尔住在哈博家，不知其他人知不知道。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她住在那栋宅院里很多年，马里诺，离城中心只有两英里，这只是个小镇啊！” 他开着车，直视前方，没有回答我。 “不过，”我话锋一转，“他们是隐居人士，如果盖瑞·哈博刻意要将贝丽尔隐藏起来，人们不会知道。不管怎么说，必定有不健康的隐情，只是可能与他们的死无关。” “‘健康’不是恰当的宇眼。不管是不是隐居，应该不会没人知道她住在那里，除非他们将她关起来，或把她铐在床柱上。该死的变态狂！我讨厌变态狂！我最恨虐待孩子的人，你知道吗？”他转头看我，“我恨死了那种人。我又有那种感觉了。” “什么感觉？” “我们的哈博先生约贝丽尔出去，她说要在新书里揭他的疮疤，他气坏了，下次去见她的时候带了把刀。” “那么又是谁杀了他？”我问。 “或许是他那古怪的姐姐。” 不管是谁杀了盖瑞·哈博，都应该有足够的力量重击哈博，使他立刻昏迷。再者，切断人的脖子不像女性凶手的行为。我从未见过女人做下这种案子。 一段沉默后，马里诺间：“哈博小姐看起来老态龙钟？” “有点怪异，但不老。” “精神不正常吗？” “正常。” “按你说的来看，我认为她对她弟弟被杀的反应不太正常。” “她受到了惊吓，马里诺，受到惊吓的人反应都不正常。” “她是不是自杀？” “有可能。” “现场有没有药？” “有一些常用药，没有足以致命的。”我说。 “没有外伤？” “我没发现。” “你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死的吗？”他严肃地望着我。 “不知道。目前完全不知道。” <er h3">03 “我猜你要去卡勒林园。”马里诺将车停在法医大楼前时，我说。 “很想去一探究竟。”他说，“回家去，好好睡一觉。” “别忘了盖瑞·哈博的打字机。” 马里诺掏着口袋找打火机。 “记下厂牌和型号，还有色带。”我提醒他。 他点燃烟：“还有其他文具或打字纸。我建议你也搜集一点壁炉里的灰，别忘了那些东西很难保存——” “别见怪，医生，可你现在像我妈一样唠叨。” “马里诺，”我生气地说，“我在跟你说正事。” “对，正事，你应该好好睡一觉。” 马里诺和我一样不耐烦，他可能也需要睡一觉。 停车场上空无一车，水泥地上满是机油斑点。走进停尸间，我注意到平时上班时听不到的电流声和发电机的响声。今天冰柜里的臭味似乎特别重。 他们的尸体并躺在左墙边。可能是我太累的缘故，当我掀开斯德琳·哈博的白布时，膝盖突然一阵发软，医事包掉落在地。我想起她美丽的面容，以及她打开后门看到我检验她弟弟尸体、双手手套沾满血时的惊慌眼神。姐弟二人都在这里了，我只需要确定这点。我轻轻将白布盖回她空洞如橡皮面具般的脸庞。 刚走进冷冻室时，我没太注意到斯德琳脚边的黄色胶卷盒。我弯腰捡医事包，仔细看了它一眼，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是柯达三十五厘米二十四张的那种胶卷。我们买的一向是富士胶卷，而且是三十六张的。运送哈博尸体的人几小时前就走了，何况他们不可能拍照。 我回到走廊。电梯上面的灯引起我的注意，电梯停在二楼，大楼里有别人！也许是巡逻的警卫，但我一想到空胶卷盒，头皮不禁开始发麻。我紧抓着医事包的带子，决定走楼梯。到了二楼，我小心地推门，仔细倾听里面的声音。东面的办公室没人，灯开着。我绕到前廊，经过空教室、图书室和费尔丁的办公室，没看到人，也没听到什么。为安全起见，我决定回办公室打电话给警卫。 看到他时，我的呼吸简直停止了，大脑也停止了运转。他敏捷而安静地翻着档案柜里的文件，蓝色夹克的领子翻到耳边，鼻梁上架着飞行员用的太阳镜，手上戴着外科手套。他看起来结实冷酷如大理石，我无法在他发现前及时撤离。他的双手停止了动作。 他迈开步伐，我反射性地将医事包当成铁锤朝他双腿间挥去，用力之猛令他的眼镜都歪了。他痛得往前倾，失去了重心，我趁机往他的脚踝又猛踢一记。他跌倒在地，肋骨格在胸前的照相机上，那滋味肯定不好受。 我将医事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疯狂地找出总是随身携带的那瓶喷雾。雾气喷满他的脸庞，他痛苦得不住狂叫，掩着脸在地上打滚。我立刻打电话求救。警卫赶到前，我又拿喷雾器对准他直喷。警察到了。那歇斯底里的入侵者哀求我们送他到医院。不为所动的警察将他的双手铐在背后，搜他的身。 驾驶执照显示，这个人侵者名叫杰布·普瑞斯，三十四岁，住在华盛顿特区。他的绒布长裤后袋插了一把九毫米自动手枪，有十四颗子弹，一颗已经上膛。 我不记得自己曾走进办公室拿公务汽车的钥匙，但我一定拿了，因为快天黑时，我驾着一辆深蓝色厢型车回到家门口。我们部门专门用这种车运尸体，车身很大，后车窗故意用窗帘遮着。车厢里有一块活动木板，方便运送尸体的时候进出，一个星期至少用上几次。这种长度的车是我开过的最难停的一种。 我没有听留言，也没有关掉答录机，就直接走到楼上。我的右肘和肩膀十分酸疼，手掌的小骨也隐隐作痛。我将衣服扔在椅子上，洗了个热水澡，就麻木地倒在床上睡着了。我睡得很沉、很沉，沉得像死去似的，身躯像铅一样在黑夜里游着。电话铃响了，答录机接了起来。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打来，所以听好，凯，我听说了盖瑞.哈博的事……” 我睁开眼睛，心跳加速。马克焦急的声音将我从麻痹中拖出。 “……不要插手，不要干涉，拜托！我会尽快再和你联系……” 我终于找到话筒时，只听到嘟嘟声。我把他的留言又听了一次，将自己埋进枕头开始啜泣。 第九章 <er top">01 次日早上，马里诺来到停尸间时，我正在盖瑞·哈博身上划下Y形刀口。 我拿起肋骨，从胸腔里取出些许内脏。马里诺默默地在一旁观看，房间里只听得到水槽的滴水声、手术器械的敲击声和对面助手霍霍的磨刀声。我们今早要验四具尸体，几张解剖台都满了。 既然马里诺不发问，我便主动引出话题。“从杰布·普瑞斯那里查出了什么？” “警察没有他的档案，”他瞪着眼仓促作答，“没有前科，也不招供。如果他开口说话，我猜他会变成男高音，拜你的好身手所赐。我之前到过侦讯组，他们正在冲洗他照相机里的照片。一洗好我就拿过来给你看。” “你看过了？” “只看到底片。” “怎样？”我问。 “在冷冻室里拍的，都是哈博两姐弟。” 不出所料。“他会不会是哪家八卦杂志的记者？”我戏塘地说。 “异想天开。” 我抬头看马里诺，他似乎心情不佳，看起来也比平常狼狈，刮胡子刮出两道伤，眼睛也充满血丝。 “我认识的记者不会带格洛克九毫米的枪。”他说，“被逮到时也啰唆得很，吵着要硬币打电话给报社律师。这家伙一语不发，非常专业。他破门闯入，选的是法定假日，没人上班的星期一下午。我们找到了他的车，停在三条街外的超市停车场，是租来的，车上有移动电话。后车厢有大批弹匣，足够支援一小支军队，还有一支麦克-10型机枪和防弹背心。他绝不是记者。” “我不认为他很专业。将胶卷盒留在冷冻室里是很大意的行为。再说，如果他真的很小心，应该选择半夜两三点进来，而非光天化曰。” “你说得没错，留下胶卷盒确实太大意，”马里诺附和道，“但我可以解释他选择的时间。如果普瑞斯在冷冻室时，殡仪馆或警察刚好来运尸，他可以假装是在这里工作。要是他在半夜两点进来，一旦被抓到就毫无借口。” 无论如何，杰布·普瑞斯怀着特定目的而来。他那把格洛克九毫米手枪是最恐怖的武器，其子弹可以在撞击人体的刹那间立刻散裂，像铅制冰雹般把肌肉与内脏炸烂，麦克-10型机枪则是恐怖分子与毒枭的最爱，在中美洲、中东和我的家乡迈阿密，可以极低廉的价格获得。 “你们的冷冻室可能要上锁了。”马里诺提议。 我早就想这么做，只是一直没有实现。殡仪馆和警察经常在下班以后进出那里，上锁会令他们很不方便。此外，还得另配钥匙给警卫和值班的地方法医，他们都会抗议，引发问题。该死！我最讨厌问题！ 马里诺的注意力转回到哈博身上。不需要解剖或专家就能得知哈博的死因。 “他的头颇上有多处裂伤，脑子也一样。”我说。 “他的脖颈最后被割断，和贝丽尔一样？” “他的颈静脉和颈动脉都被切断，如果他仍有血压，应该会在几分钟内因失血过多而死。可他的内脏颜色并没有变得很淡，也就是说，他并非因流血过多致死。他死于头部受创，在脖子被割前就死了。” “没有因自卫而受伤的痕迹？” “没有。”我放下手术刀，将哈博的指头一个个扳开，“指甲没裂，没有挫伤，完全没有抵御武器的袭击。” “也不知道是被什么重击的。”马里诺思索着，“天黑后他开车回家，凶手早已在等他，大概是躲在树丛里。哈博走下车，准备关车门时凶手出现，猛击他的后脑……” “左前下行的冠状动脉呈现百分之二十的狭窄现象。”我一面说出检查结果，一面寻找铅笔。 “哈博断气后，凶手继续逞凶。”马里诺仍在分析。 “右冠状动脉呈百分之三十的狭窄现象。”我将数据写在空的手套包装袋上，“没有血管梗塞的痕迹。心脏健全，但有点扩大。大动脉开始钙化，显示初期的动脉硬化。” “然后那家伙抹了哈博的脖子，像是为了确保他送命。” 我抬起头。 “不管是谁做的，他非要哈博死不可。”马里诺重复道。 “我不确定凶手会作这么理性的思考。”我反驳道，“看看他，马里诺，”我将头皮盖回如破了的蛋一般的头骨，指出上面的伤口，“他的头部至少被猛击七次，足以致命，却又被割断了脖子，这是蓄意杀人，同贝丽尔的案子一样。” “好吧。是蓄意杀人，我不跟你争。”他说道，“我只是说，凶手要确定贝丽尔与哈博真的死了。整个头几乎被砍下来，这样他就能高枕无忧，不怕受害者活过来指控他了。” 我开始将哈博胃里的东西倒进容器，马里诺做了个怪脸。 “不用检查了，我可以告诉你他吃了什么，我就坐在那里看他吃的，花生和两杯马提尼。”他说。 哈博死的时候，胃里的花生已消化得差不多，只剩下褐色的液体，我还能闻到酒味。 我问马里诺：“你和他谈了什么？” “什么都没谈。” 我瞥了他一眼，将标签贴在容器上。 “我到酒馆后，喝了一点柠檬汽水，”他说，“等了十五分钟。五点时，哈博走了进来。” “你怎么知道是他？”他的肾有一点结石，我将它们放在秤上，记下重量。 “看他的白发就知道了，就像波提描述的一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找了张桌子坐下，没同任何人说一句话，点了他的‘照旧’，就开始吃着花生等酒。我观察了他一阵子才走过去，抓了把椅子坐下来自我介绍。他说他帮不了我，也不想谈话。我逼问他知不知道贝丽尔被人威胁了几个月。他显得很不耐烦，说不知道。” “你认为他说的是真话？”我也想知道哈博的饮酒习惯，他的肺部脂肪过多。 “我无法得知。”马里诺将烟蒂弹到地上，“接着，我问他贝丽尔遇害当晚他在哪里。他说和往常一样在酒馆喝酒，喝完就回家了。我又问他的姐姐能否为他作证，他说她不在家。” 我惊讶地抬起头，手术刀还悬在空中。“她去了哪里？” “出城了。” “他没说什么地方？” “没有。他这么跟我说：‘那是她的事情，别问我。’”马里诺看着我切下一片肝脏，觉得恶心，“我原来最喜欢吃洋葱肝片，你相信吗？我认识的警察中，没一个看过解剖后还吃肝的……” 我拿电锯锯开头频时，马里诺投降了，他退到后面，骨屑在刺鼻的空气中飘扬。就算尸体没有腐烂，打开内部时也会发出臭味，看起来也令人很不舒服。我必须称赞马里诺，不管解剖情况多糟，他总会出现。 哈博的头部很软，有几处损伤，出血不多，这表示他受伤后没活多久。幸好如此，他和贝丽尔不同，他还没来得及感到恐惧或痛苦，也不用求饶，就死了。此外，他的死法与贝丽尔的还有几点不同。他没有受到威胁，至少我们还没发现。没有性侵害的成分。他死于重击而非劈砍，而且他的衣物没有遗失。 “他的皮夹里有一百六十八块钱。”我告诉马里诺，“他的手表和戒指也登记了。” “他的项链呢？”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有一条很粗的金项链，上面有一枚纹章，是个盾牌。”他描述道，“我在酒馆看到的。” “他来的时候身上没有，昨晚在凶杀现场也没看到……”其实不是昨晚。哈博死于上周日，今天已是周二，我已经弄不清时间了。过去两天完全不真实，若非早上我将马克的留言重听了一次，也会怀疑那个电话不是真的。 “可能是凶手拿走了，又是纪念品。”马里诺说。 “这不合理，”我说，“杀死贝丽尔的凶手对贝丽尔有疯狂的占有欲，所以拿走她的东西作为纪念品，但拿哈博的东西又为了什么？” “可能是战利品，和打猎剥皮的道理一样，可能是职业杀手证明工作成绩的证据。” “我以为职业杀手更利落一点。”我反驳道。 “对，你以为，就像你以为杰布·普瑞斯如果够专业，不至于会把胶卷盒留在冷冻室。”他略带讽刺地说。 我摘下手套，将所有试管与取样标上标签，收拾好文件，上楼回办公室，马里诺跟着我。 罗丝将晚报留在我的记事簿上。哈博的凶案和他姐姐的暴毙都上了头条，旁边一则新闻则将我的心情打落到谷底： center">首席法医涉嫌“遗失”争议性手稿 消息发出地为纽约，报道最后还提到我昨夭下午当场制伏一个名叫杰布·普瑞斯的窃贼。我猜关于手稿的指控来自斯巴拉辛诺，杰布·普瑞斯的部分来自警方报告，我手边成堆的电话留言则来自记者。 “你有没有查过她的电脑软盘？”我将报纸扔给马里诺时问道。 “查过，”他说，“我看过了。” “有没有找到大家抢着要的那本书？” 他看着报纸，含糊地说道：“没有。” “不在里面？”我感到困惑，“不在她的软盘里？怎么可能？她是用电脑工作的呀！” “别问我，我看了大概有一打软盘，没有最近写的东西，看起来都是以前写的小说，没有关于她自己或哈博的内容。我找到几封信，包括两封写给斯巴拉辛诺的商业信函，没什么令我振奋的东西。” “也许她离开基韦斯特岛前，将软盘放到什么安全的地方了。”我说。 “也许，但我们还没找到。” 这时，费尔丁走了进来。他穿着绿色的短袖手术服，露着那双猩猩四肢般的手臂，结实的双手上还沾有外科手套里的白色滑石粉。费尔丁像是自己的造物主，天知道他要花多少个小时在健身房雕琢他的身体。在我看来，他对健身和对工作的热爱程度不成比例。他才进来一年多，也很有能力，但已露出倦怠的迹象。他越不爱工作，就变得越健壮。我打算再留他两年，才让他转到比较干净、收入也更高的医院病理科。希望他不要太早变成大力士。 “我还不能交斯德琳·哈博的报告，”他大步绕到我的桌角来，“她血液里的酒精浓度只有零点三，胃里的消化物也没给我什么线索，没有出血、没有异味。心脏很好，没有梗塞，动脉血管很千净，头脑也正常。只有一个地方有问题，她的肝有肥大现象，大约重二点五千克。脾脏重一千克，有被膜增厚现象。此外，一些淋巴结似乎有问题。” “有没有转移？”我问。 “没有大量的转移现象。” “显微观察，送急件。”我指示道。费尔丁点头，快步离开。 马里诺大惑不解地看着我。 “可能性很多，”我说，“白血球过多、淋巴瘤或任何一种胶原方面的疾病，有些是恶性的，有些不是。脾脏和淋巴都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脾脏与所有血液方面的疾病有关。肝脏肥大则无助于我们诊断这方面的疾病……总之，我一定要透过显微镜观察组织变化，才能知道结果。” “你能不能说得通俗一点？”他点燃香烟，“简单地告诉我阿诺·施瓦辛格医生发现了什么。” “她的免疫系统对某种东西有反应，她病了。” “严重到在沙发上暴毙？” “我不认为是这样。” “会不会是处方药害的？”他说，“说不定她吃了大量的药，把药瓶扔进火炉，这可以解释你在炭灰上发现的融化塑胶，甚至可以解释我们在她屋里除了常用药外，没找到任何处方药瓶。” 用药过量也是我考虑的因素，但现在怎么猜都没用。不管我怎么要求，不管她的案子有多重要，药品报告都要几天甚至几周后才能出炉。 至于她的弟弟，我已经有了想法。 “我想盖瑞·哈博是被人用自制武器打死的，马里诺。”我说，“可能是一段金属管，中间塞猎鸟弹珠增加重量，两端以类似黏土的东西封起来。凶手拿它猛挥了几次以后，一块黏土飞了出来，才使得子弹散落满地。” 他思索着弹了弹烟灰。“与在普瑞斯车上找到的武器不一样，也不是哈博老太婆想得出来的东西。” “我猜你在哈博家没找到黏土、陶土或猎鸟子弹一类的东西。” 他摇头：“他妈的，没有。” <er h3">02 我的电话铃声整天没有停止过。 我在“神秘而珍贵的手稿”遗失案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对我“制伏歹徒”的夸张描写已经传遍了所有媒体。记者们都想来分一杯羹，有些守在停车场，有的出现在大厅，手中的麦克风和摄像机都蓄势待发，像上了膛的来复枪。一个无礼的电台主持人居然在广播中说我是全国唯一戴金黄色手套而非一般橡胶手套的首席女法医。事态很快演变得无法控制，我开始认真考虑马克的警告。斯巴拉辛诺非常懂得怎样将我的生活变得很悲惨。 每当托马斯·艾斯瑞兹五世有什么新想法，他总是不经过罗丝，直接拨我的专线。我接到他的电话时并不惊讶，甚至觉得松了口气。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见面。以他的年龄，他足以当我父亲，有着丘吉尔的面容，年轻时亲切朴实的特点饱经岁月的淬炼，已使他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长者。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公关替身？你认为会有人相信吗，凯？”检察长顺手摸摸绕着背心的表链。 “我觉得你已经不相信我了。”我说。 他的反应是拿起万宝龙钢笔，慢慢转开笔套。 “没人有机会怀疑真假，”我的立场其实有些无力，“他们对我的指控毫无根据，汤姆，我就照这说法还一记给斯巴拉辛诺，让他尝尝滋味。” “你感到孤立，是不是？” “是的，我本来就是个孤立的人，汤姆。” “这种情形经常会变得无法收拾，”他沉思道，“总是会越闹越大。” 他揉揉牛角眼镜后面那双疲惫的眼睛，将笔记簿翻到新的一页，开始习惯性地在纸上分析。他在纸中央画下一条直线，一边列出优点，另一边列出缺点。至于是什么事情的优缺点，我不知道。等他写完半张纸，我看见一边显然比另一边长。他往后靠，皱眉抬头。 “凯，你有没有发现，你比前几任首席法医更常涉入经手的案子？” “我不认识前几任法医。” 他浅浅一笑。“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老实说，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猜你也不会想到，因为你太专注了，凯。你的专注是当初我支持你当首席法医的主因。好处是你巨细靡遗，是一流的法医，也是杰出的行政主管，坏处是你有时会让自己陷入泥淖。比如说一年多以前的那个案子，要不是你，不但无法破案，还会有更多女人受害。不过，你自己也差点送命。” “至于昨天发生的事情，”他稍顿了顿，摇头笑道，“我必须承认我很佩服你‘修理他’，记得早上的收音机是这么说的。是真的吗？” “不完全是。”我不自在地回答。 “他是谁？在找什么？” “不确定。他去停尸间拍盖瑞和斯德琳·哈博的照片。他被我发现时所翻的档案内容并没有提供别的线索。” “档案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 “他正好翻到M和N的部分。” “麦迪逊的M？” “可能是，但麦迪逊的档案都锁在前面的办公室，我的档案柜里没有她的东西。” 他的中指点着笔记簿，沉默了一段时间。“我写的是我知道的最近几件案子，贝丽尔·麦迪逊、盖瑞·哈博、斯德琳·哈博。这些案子的悬疑性已经足以写成一部侦探小说，现在又加上了法医卷入手稿遗失案。凯，我想告诉你两件事：第一，如果有人再向你要手稿，你可以提议对方和我联系，我会让他们吃官司。我可以动员我的人手，看看可不可以让那些人改变主意。第二，经过慎重考虑，我认为你应该像座冰山。” “请问是什么意思？”我不安地问。 “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只是整体的一小块。我不是要你低调行事，即使你的确需要低调行事，因为目前来说那是最保险的。我是希望你不要对媒体说太多，让你自己看起来像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又碰碰表链，“让你的曝光率与一切行动成反比。” “你是想告诉我专心工作，不要让聚光灯照亮我的部门？”我抗议道。 “可说是，也可说不是。专心工作，对。至于不让媒体光临你的部门，我想那不是你能控制的。”他顿了顿，将交叠的双手放在桌上，“我很了解罗伯特·斯巴拉辛诺。” “你见过他？” “很不幸，我和他结识于法学院。” 我难以置信地望着他。 “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五一年毕业的那届。他是个肥胖又傲慢的年轻人，性格上很有问题。但他很聪明，若非我介入，他会以第一名毕业，直接为司法部长工作。”他稍稍停顿，“后来是我到了华盛顿，很荣幸地为雨果·布莱克先生服务，罗伯特则留在纽约。” “他原谅你了吗？”我脑中升起一团疑云，“你们之间必会存在某种心结。他能原谅你击败他，以第一名毕业吗？” “他每年都寄圣诞卡给我。”艾斯瑞兹淡淡地说，“是电脑印出来的卡片，署名是用图章盖上去的，我的名字也拼错了。那也算是一种侮辱。” 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要接手手稿了，他要直接和斯巴拉辛诺对决。“你想他是不是故意引起这一切，好利用我来对付你？”我略显迟疑地问。 “你是说遗失手稿只是他的阴谋，他弄得天翻地覆只为了间接送给我黑眼圈和头痛吗？”他苦笑，“他不会只为这个。” “说不定是额外的诱因呢？”我推论道，“他知道凡是和我的部门有关的争议与诉讼，最后都会由州检察长出面处理。况且从你刚才的描述中，我觉得他是个报复心很重的人。” 艾斯瑞兹将双手相抵，盯着我说：“让我告诉你我在哥伦比亚听到的一个关于罗伯特·斯巴拉辛诺的故事。他来自离异家庭，跟母亲同住。他父亲在华尔街嗛了不少钱，每年他会去纽约与父亲见几次面。他很早熟，热爱阅读，对文学相当着迷。有一次，他说服父亲带他到阿根昆餐厅吃午饭，因为名作家多萝茜·帕克和她的文人朋友也会在那里。当时罗伯特不过九岁左右，据他自己长大后告诉哥伦比亚的酒友，那次见面是他计划好的。他已经想好到时候走向多萝茜·帕克，伸出手自我介绍：‘帕克小姐，很荣幸见到你。’结果，他走上前，说的竟是：‘帕克小姐，很见到荣幸你。’对方的回答很刻薄，她说：‘很多男人都对我说过，但没见过像你这么小的。’全桌的人大笑，伤透了斯巴拉辛诺的心。他觉得这是奇耻大辱，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我想到一个胖小孩伸出汗津津的手，说出那样的话，心里只觉得同情，一点也笑不出来。如果我在孩提时也被心目中的偶像这么羞辱，一样也不会忘记。 “我告诉你这个故事，是要让你知道这一伤痛怎么延续到现在。当斯巴拉辛诺告诉哥伦比亚的朋友这件往事时，他已经醉了，而且很难过，还大声发誓说他要报复，他要让多萝茜·帕克和全世界的人知道，他不能被嘲笑。结果呢？他成了国内最有名的出版界律师，在编辑、经纪人、作家之间穿梭自如，所有出版界的人心里都恨他，但表面上都敬他三分。据说他现在经常到阿根昆吃午饭，坚持要所有的书籍、电影签约事宜都在那里进行。他心里一定常对多萝茜·帕克的鬼魂嗤鼻。”他中断了片刻，“很离谱，是吗？” “不，不需要心理医生也能理解。” “听我的建议，”艾斯瑞兹注视着我，“让我应付斯巴拉辛诺，你尽可能别和他联系。别低估他，凯，就算你以为没对他说过什么，他也会在字里行间揣摩信息，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清楚他和贝丽尔麦迪逊、哈博姐弟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不怀好意的阴谋。总之，我不愿让他更进一步了解这些命案的内幕。” “他已经知道不少了，他拿到了贝丽尔·麦迪逊一案的警方报告，别问我他是怎么办到的……” ，“他的关系很广，”艾斯瑞兹径直说道，“我建议你若非必要，别让任何报告流入其他部门。加强安全警卫，档案柜都加锁。要求你的部门人员保密，在未确定来者的真实身份前，不可透露任何消息。斯巴拉辛诺懂得运用所有门路，对他来说，这是个游戏。很多人可能受到伤害，包括你，更不要说案子出庭后会变成什么局面。他随便利用媒体吹一阵风，我们都要到南极才躲得掉。” “他可能料到你会这么做。”我低声说。 “你是说他料到我会出面，不假手他人直接处理这件事？” 我点头。 “嗯，可能。”他回答。 我确信如此。我不是斯巴拉辛诺的目标，他的老同学才是。斯巴拉辛诺无法直接挑战州检察长，因为在检察长之前有警卫、秘书、助理等层层关卡，于是选中了我，并且如愿以偿。他这样利用我使我更为气愤。我突然想到了马克，他究竟在这中间扮演什么角色？ “难怪你要生气。”艾斯瑞兹说，“现在你只能放下自尊与情绪，凯，我需要你的协助。” 我聆听着。 “能让我们走出斯巴拉辛诺的陷阱的，就是那份人人都要的手稿。你有没有办法追踪到？” 我感到脸热了起来。“汤姆，东西根本没进过我的部门……” “凯，”他坚定地说，“你答非所问。很多东西不需要进你的部门，你还是有办法追踪到。有人突然死了，你可能在其生前偶然听他抱怨过胸口痛，可能看过他的处方，甚至可能听过他家人不小心说出他有自杀倾向。我的意思是你也许没有执行权，可还是能调查出来。有时你甚至可以探知没人愿意对警察说的内情。” “我不想当个普普通通的证人，汤姆。” “你是个专业证人。你当然不是普通人，那太委屈你了。” “警察都精通盘问，”我澄清道，“他们也预料到人们不一定说实话。” “你认为人们会吿诉你实话？” “一般医生都相信人们会说真话，至少会尽量说真话，不认为患者会对他们说谎。” “凯，站在你自己的立场说话。” “我不想进入那种状态……” “凯，你的工作明文规定法医应该调查死因，并且将发现写成报告。这条规定涵盖的范围其实相当广泛，它赋予你完全的调查权，只是不能逮捕嫌疑人而已，你应该清楚。警察绝对找不到手稿，只有你找得到。”他平视着我，“这对你和你的淸誉，比对警察更重要。” 我别无他法，艾斯瑞兹向斯巴拉辛诺宣战，我被他征召了。 “把手稿找出来，凯。”检察长看了一眼手表，“我了解你，只要你愿意，你就能找到，或至少查出背后发生了什么。已经有三个人送命，其中一个还是普利策文学奖得主，他的书是我最喜欢的。我们一定要调查到底。还有，你查到任何有关斯巴拉辛诺的事，都要告诉我。你会尽力的，对吗？” “是的，长官，”我回答，“我当然会尽力。” <er h3">03 我采取的第一步是压榨部门研究人员。 文件分析是少数几道能立刻看到结果的手续之一，答案就像白纸黑字一样，再清楚不过。星期三下午，文件分析室主任威尔、马里诺和我三人在分析室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得到的结果让我们只想出去借酒浇愁。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得到什么结果。如果我们可以证明哈博小姐扔进壁炉里的东西正是贝丽尔的手稿，事情就简单了：大可由此推论贝丽尔将东西交给了朋友保管。我们也可以假设手稿中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哈博小姐不愿意与世人分享。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就此证明，手稿不是从杀人现场遗失的。 但我们拿到的稿纸的分量与纸质并不支持这种假设，搜集到的都是烧毁的纸灰，未烧尽的碎片最大只有十美分硬币大小，不值得放到影像比对测定器的红外线滤镜下进行进一步观察，现代技术与药水也无法替我们鉴定剩下的卷曲丝状白灰。这些白灰极易破碎，我们甚至不敢从盒子里取出。我们关了门也关了风扇，尽量减少房间内的空气流动。 检验程序是恼人而琐碎的，不停地用夹子将无重量的灰夹来夹去。目前我们只知道哈博小姐烧了数张重磅棉纸，上面有碳制墨带打出的字。有几个因素可以证明这一点。木浆制成的纸经燃烧后会变黑，棉制成的纸烧出来则非常干净，束状的白屑和在哈博小姐壁炉里捜集到的非常相似。未烧完的碎纸经比对与重磅棉纸相符。再者，碳不燃烧，火只能使碳字缩成最细小的印刷体，所以我们还能从白色薄屑上辨识出几个完整的字，其他的字已碎裂不堪。 “ARRIV。”威尔念出字母，年轻的脸已透出疲惫，古板的黑边眼镜后面是一双充血的眼睛，但他的工作必须有耐性。 我将这残缺的单词抄到已经写了半页的笔记上。 “Arrived（已到达），arriving（正到达），arrive（到达），”他叹息道，“不知还能代表什么。” “Arrival（刚到的），arriviste。”我边想边说。 “Arriviste？”马里诺不客气地问，“什么鬼东西？” “热衷追求社会地位的人。” “对我来说有点艰深。”威尔认真地说。 “恐怕对每个人来说都太艰深了。”我同意这一说法。真希望楼下的止痛药就在身边，也希望正折磨着我的头痛纯粹出自眼睛的过度疲劳。 “主啊！”马里诺抱怨道，“字，字，字！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字。如果一半以上都没听过，也不会丢脸。” 他靠向转椅的椅背，双脚跷在桌上，读着威尔从盖瑞·哈博的打字机上抄下的文宇。墨带不是碳制的，也就是说，哈博小姐烧的文件并非来自她弟弟的打字机。显然，盖瑞·哈博正尝试开始写另一本书，但马里诺正在阅读的内容并不成文。稍早我读的时候，曾经怀疑哈博的灵感是否来自酒精。 “这烂东西怎么卖？”马里诺说。 威尔又从灰烬中拼出一点什么，我倾身仔细检查。 马里诺继续发表意见：“每次有什么名作家死掉，就会有人出版他以前没出过的文章，其实那些都是作家不愿意发表的东西。” “对，那种东西就叫‘文学盛宴上的残渣’。”我含糊地说道。 “什么？” “没什么。你手上的东西不到十页，”我随意说道，“很难出书。” “对，还是可以印在《君子》杂志上，说不定《花花公子》也可以，大概值不少钱。”马里诺说。 “这个词一定代表着某个地方或公司，”威尔完全没听到我们的对谈，兀自沉思道，“Co的C是大写。” “有意思，很有意思。”我说。 马里诺站起来查看。 “小心，不要呼吸。”威尔警告道。他手持夹子稳稳地夹住一块白屑，上面有“bor Co”的字样。 “Co可能代表county（县）、company（公司）、country（国家），college（大学）。”我猜测道。血液又开始流动，我苏醒过来。 “前面怎么会出现bor？”马里诺一脸疑惑。 “Ann Arbor（安·雅柏）？”威尔推测道。 “会不会是弗吉尼亚州的某个县？”马里诺问。 我们想不出任何以bor为字尾的县名。 “harbor（海港）。”我说。 “后面是Co？”威尔质疑道。 “也许是什么海港公司？”马里诺说。 我着手查电话簿。有五家公司的名字包含“海港”一词：东海港、南海港、海港村、海港进口、海港广场。 “我们的方向好像错了。”马里诺说。 我拨了查号台，收获也不大。我问查号员，威廉斯堡是否有叫海港什么的公司，得到的答案是除了一处公寓外，没有其他的。接着我又打电话给威廉斯堡的波提警官，除了那栋公寓，他也想不出别的。 “我们不要再钻牛角尖了。”马里诺烦躁地说。 威尔又埋首于那盒灰烬。 马里诺从我背后看着列出的单词You（你）、Your（你的）、I（我），My（我的）、e（我们）、ell（好），都很常见。还有一些连接词，像and（与）、is（是）、（那）、toerrib”出现了好几次，我们猜这个单词可能是terrible，也只能想出它。可其用意是什么？它可以代表“糟透了”的“糟”，可以是“我甚为难过”中有负面意义的“甚为”，也可以是“你真是好极了”里代表善意的“极”。 我们最有意义的发现是认出了斯德琳和盖瑞的名字，而且重复出现数次。 “我相当肯定，她烧的是私人信函，”我下结论道，“纸质和用词让我不得不这么想。” 威尔同意。 “你在贝丽尔·麦迪逊家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文具？”我问马里诺。 “电脑用纸、打字纸，就这样，没有这种昂贵的棉纸。” “她的打印机用的是色带，”威尔手上夹着灰屑提醒道，“我又找到了一个。” 我看了一眼。 这次出现的只有“or C”。 “贝丽尔的电脑和打印机都是蓝尼牌，”我告诉马里诺，“应该查查她是不是一直用这两台。” “我查过她收集的购物收据。”他说。 “从哪一年开始的收据？”我问。 “她有的我都查过，涵盖了五六年。” “一直用一台电脑？” “不，”他说，“但一直是同一台打印机，1600号机型，用的都是同一种色带。在这之前用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我懂了。” “幸好你懂，”马里诺揉着背部肌肉抱怨道，“我可什么都不懂。” 第十章 <er top">01 位于弗吉尼亚州匡提科市的联邦调查局训练中心是由玻璃与红砖组成的建筑。我永远忘不了几年前在那里的情形，早上总是被机枪声吵醒，一不小心走错方向，便差点被迎面而来的坦克轧死。 周五早上，本顿·韦斯利与我们约好见面。我到达时，马里诺已在水池边等候。我跟着他前往新大楼，他走一步，我得走两步才赶得上。大楼前厅非常宽阔，光线充足，像一个高级旅馆，所以得了个绰号叫“匡提科希尔顿”。马里诺在前台交出手枪，把我们两人的资料登记好。在我们佩戴来宾证的同时，前台职员通知韦斯利，说我们已经完成了安检手续。 这里像个迷官，由许多玻璃走廊连接各区的办公室、教室和实验室。从一栋大楼到另外一栋大楼，完全不需要经过室外。不管我来得多频繁，总是会迷路。马里诺似乎知道方向，于是我亦步亦趋地跟着他，看着一群群以颜色区分身份的学员与我们擦肩而过。红色衬衫加卡其裤的是警察；灰色上衣、黑色裤子塞入锃亮长靴的是缉毒组新探员，他们的学长则穿全黑制服；联邦调查局新探员穿蓝色上衣、卡其长裤；最精锐的人质组一身白色。这些学员不管男女，每个人的身材都适中，仪容也极为整齐。我可以嗅出他们军人般的气质，还有一股擦枪剂的味道。 我们走进电梯，马里诺按下标有LL的按钮（大家都戏称LL代表Loigative Agents），简称CIA，与中央情报局一样，容易搞混。现在名字虽是新的，工作内容却没改变。他们永远在研究变态杀人狂——那些专以给别人造成极端痛苦为乐的魔鬼。 出了电梯，我们走进一条土褐色长廊，又走进一个土褐色办公室。韦斯利出现了，领我们进入里面的一间会议室。罗伊·汉诺威尔已经坐在长桌的一端。这名纤维专家总不记得我是谁，每回他伸手，我都要再自我介绍一次。 “哦，是的，斯卡佩塔医生，你好吗？”每回他都这么问候。 韦斯利关上门。马里诺东张西望，因找不到烟灰缸而唠叨，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可乐罐代替。我抑制住也想从袋子里拿烟的欲望，训练中心就像护理中心一样没有烟味。 韦斯利白衬衫的背部都皱了，双眼疲惫地看了看资料夹里的文件，然后直奔主题。 “斯德琳·哈博的案子有没有新进展？”他问。 昨天我看过她的组织片，对发现的东西并不感到意外，但无助于我了解她猝死的原因。 “她有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我回答。 韦斯利抬头。“是死因吗？” “不是。事实上，我不确定她知道自己有这种病。” “奇怪，”汉诺威尔说，“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得了白血病？” “白血病的发作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我向他们解释，“有些症状非常温和，像夜间盗汗、疲倦、体重减轻。说不定一段时间前，医生已经诊断她患了这种病，而一切都在控制中。总之，她的生命尚未遭受威胁，白血球也还没增加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没有出现任何严重感染的情形。” 汉诺威尔有些困惑。“那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不知道。”我坦承。 “药物中毒？”韦斯利一面做笔记一面问。 “药物组已经开始第二轮测试，”我回答，“初步调查显示零点三的酒精浓度。此外，她的血液中含有类似吗啡的右旋美沙芬，是普通止咳药的成分。我们在她家楼上的浴室洗手台上找到一瓶止咳药，里面还剩下一半。” “所以不是止咳药害的。”韦斯利自言自语道。 “喝掉一整瓶也无害。”我告诉他，又加了一句，“这的确很难理解。” “一有新发现立刻通知我，好吗？让我知道她究竟是怎么回事。”韦斯利又翻了几页笔记，开始计划中的下一步，“罗伊研究过贝丽尔凶案的纤维，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这一部分，之后，”他抬眼看着我们，“我要和你们谈另外一件事。” 韦斯利看起来有些沉重，我感觉他这次召集我们的理由不会让我们太高兴。汉诺威尔的表现刚好相反，还是那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他的头发、眉毛、眼睛全是灰色，甚至连西装都是，如此平静又如此平淡的颜色，让我不禁怀疑他有没有血压。 汉诺威尔简洁有力地开场：“斯卡佩塔医生，你们要求我做的纤维调查，除了一项例外，并没有呈现意外的结果。没有特别的色素，横切面也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形状。我的结论是六根尼龙纤维来自六种不同的物件，和你们里士满的检测人员说的一样。还有，其中四种与车上的地毯材料吻合。” “怎么看出来的？”马里诺问。 “尼龙沙发布和地毯在阳光和高温下都容易退色，”汉诺威尔说，“如果事先不经过金属色素染色，也就是抗紫外线与抗热处理，车上的地毯会在短时间内退色。我以X射线荧光检测后，发现有四种纤维含有金属成分。我不能断言那四种纤维来自车内地毯，可两种材料的确是吻合的。” “有没有办法查出是什么车的地毯？”马里诺问。 “恐怕没办法。”汉诺威尔回答，“除非这几种纤维很特别，有可能追查到专利厂商，否则一定徒劳无功，尤其是日本制造的汽车。我以丰田汽车为例，地毯的前身是小珠子，这些珠子是从美国出口到日本的。日本人将珠子纺成纤维纱，运回美国织成地毯，送回日本加装到车内，再将汽车运回美国来卖。” 他越说希望越渺茫。 “就算是美国本土生产的车，也令人头痛。比如克莱斯勒，它可能会向三个不同的供应商订购同一种颜色的地毯。汽车生产到一半，可能又会更换供应商。假设你和我都开一九八七年款黑色的克莱斯勒男爵，内饰都是枣红色，但我车上地毯的制造商可能与你的不同。所以，这次纤维调查的唯一发现，就是它们来自不同的物件，其中四根可能来自车上地毯。所有纤维的颜色和横切面都不同，有的材料是烯烃类，有的是戴诺，有的是丙烯酸棉，五花八门，非常奇怪。” “很显然，”韦斯利判断道，“凶手的职业或环境会使他接触到不同种类的地毯。还有，他杀害贝丽尔·麦迪逊时穿的衣服布料容易使纤维附着在身上毛料、灯芯绒、法兰绒属于这种布料，但我们没找到任何毛纤维或染色棉纤维。” “戴诺纤维呢？”我问。 “通常拿来做女人的职业装，有时也用来生产假发、假皮衣。”汉诺威尔答复。 “是，但不全然是。”我说，“以戴诺纤维制成的衬衫或长裤会像多元酯一样容易引起静电，使东西容易附着，这样就可以解释凶手身上为什么带有这么多纤维。” “有可能。”汉诺威尔答道。 “说不定那畜生戴假发。”马里诺提议道，“我们知道是贝丽尔让他进门的，也就是说她不觉得来人很危险。如果敲门的看起来是女人，大多数妇女都不会感到害怕。” “你是说男扮女装？”韦斯利说。 “说不定，”马里诺回答，“有些扮相还真迷人，连我都看不出来，除非走近仔细观察他们的脸蛋。” “如果凶手是个变装者，”我说，“又怎么解释那些附着在他身上的纤维？假使那些纤维来自他的工作场合，他不可能在工作时男扮女驻” “或许他是男扮女装的‘妓女’，”马里诺说，“整晚进出别人的汽车，或在汽车旅馆铺有地毯的房间来来去去。” “那么他选择的对象不应该是贝丽尔。”我说。 “对，可这就能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留下精液。”马里诺说，“男扮女装者、男同性恋者通常都不会强暴女人。” “他们通常也不会谋杀女人。”我说。 “我最先提到，纤维调查结果有一项例外，”汉诺威尔瞄了一眼手表，“就是令你好奇的那根橘色纤维。”他灰色的眼睛注视着我。 “三叶形的那根。”我回想起来。 “是的。”汉诺威尔点头，“是很少见的形状，制成这种形状的主要目的是隐藏灰尘与分散光线。据我所知，七十年代末出产的普利茅斯汽车上有三叶形纤维所制的地毯，其横切面和贝丽尔一案的那根一样。” “但我们找到的纤维是丙烯酸棉，”我提醒他，“不是尼龙。” “你说对了，斯卡佩塔医生。”他说，“我那么说，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背景，凸显出那根纤维的罕见性。它是丙烯酸棉，又是鲜橘色，鲜橘色永远不会出现在汽车的地毯上。因此，我们可以排除几种可能的出处，包括七十年代末的普利茅斯汽车，甚至你能想到的任何一种汽车。” “那么，你过去从未见过类似的橘色纤维？”马里诺问道。 “我现在就要对你们说这个。”汉诺威尔略显迟疑。 韦斯利替他说道：“去年我们见过和这根橘色纤维完全一样的纤维，来自雅典的一桩劫机案。罗伊受托研究那架波音747在希腊雅典被劫后留下的遗物证据。我相信你们都记得那桩案子。” 屋子里一片沉默，连马里诺都一时说不出话。 韦斯利继续说着，双眼因困境而黯淡下来。“劫机者杀了两名美国军人，将他们的尸体丢出机外。二十四岁的切特·拉姆西是第一个被抛出来的人，橘色的纤维沾在他左耳的血上。” “纤维来自机舱内的装潢吗？”我问。 “不像。”汉诺威尔答道，“我将纤维与地毯、坐椅、上方行李柜存放的毯子一一比较，没有一样相符。拉姆西应该不是从飞机以外的地方沾上纤维，因为纤维附着在湿血上，表明是在出血后立即沾上，所以纤维有可能是从恐怖分子身上转移而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纤维出自机上其他旅客，假设如此，那么带纤维的旅客应该在拉姆西受伤后碰过他。可据目击者描述，没有旅客接近过他。恐怖分子将拉姆西带离其他乘客来到飞机前面，在那里殴打并枪杀他，然后拿机上的毛毯包裹住尸体，扔到跑道上。那条毛毯是土黄色的。” 马里诺不顾一切地问道：“请说明一下希腊的劫机与两个作家在弗吉尼亚州被杀有什么关系？” “一样的纤维。”汉诺威尔答道，“我并不是说劫机案和贝丽尔·麦迪逊一案有直接关系，但那根纤维相当稀有，所以我们必须考虑两案之间可能有交叉点。” 不是可能，是一定。一定有交叉点，人、地、物，必然是三者之一，我思索着，并渐渐想起劫机案的细节。 “办案人员始终没机会盘问恐怖分子，其中两个死了，另外两个依然逍遥法外。”我说。 韦斯利点头。 “那些人真的是恐怖分子，本顿？”我问。 他停顿片刻才开口：“我们一直无法证明他们和任何恐怖组织有关联，但认为他们的行动是一项反美宣言。飞机是美国的，机上有三分之一的乘客是美国籍。” “劫机者穿什么衣服？”我问。 “平民服装，长裤，开襟上衣，没什么特别的。” “两名死亡的劫机者身上没发现其他橘色纤维？”我问。 “我们不知道，”汉诺威尔答复，“他们在跑道上被杀，我们来不及要求将他们与遇难的美军一起运回接受检验。很不幸，我只拿到希腊当局的纤维报告，无法亲自检查劫机者的衣物，显然错过了很多线索。不过，就算从两名死亡劫机者身上捜集到一两根橘色纤维，恐怕也无法推测其出处。” “什么？你是说一个逃走的劫机犯现在在弗吉尼亚杀了人？”马里诺语气强烈地问道。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彼得。”韦斯利说，“即使听起来很荒谬。” “无法证明那四个劫机犯与任何恐怖组织有关，”我回想道，“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和目的，只知道其中两人是黎巴嫩人，另外两个逃走的可能是希腊人。如果我没记错，当时政府当局曾经怀疑他们的真正目标是美国大使，他原本预定与家人搭乘那班飞机回国度假。” “没错，”韦斯利说，“美国驻法大使馆在那之前几天遭到炸弹攻击，于是大使秘密改变了旅行计划，但订位依旧保留。” 他瞥了我一眼，手上的墨水笔轻敲着指关节，又说：“劫机者也有可能是受雇的职业杀手小组。” “够了！够了！”马里诺不耐烦地回到主题，“我们也怀疑贝丽尔·麦迪逊和盖瑞·哈博的命案可能是职业杀手千的，从案情分析，的确像是职业杀手所为。” “我认为应该继续追踪橘色纤维的出处。”我立刻表示，“也该更注意斯巴拉辛诺，看看他与那位原是劫机者目标的大使有没有任何关系。” 韦斯利没有搭腔。马里诺正拿着随身小刀修指甲。 汉诺威尔看看大家，觉得我们似乎都没问题要问他了，便告辞离去。 马里诺又点燃一根烟。“这种做法是白费工夫，”他喷出一口烟，“根本说不通！为什么需要雇请国际杀手去袭击一个浪漫女作家和一个过气的小说家？” “很难说，”韦斯利说，“要视谁与谁有关系而定。妈的，要视很多情况而定，彼得。什么都一样。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尽力研究证物而已。说到这里，我要向你们提议程的下一步，杰布·普瑞斯。” “他已经被释放了。”马里诺说。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什么时候？”韦斯利问。 “昨天。保释金五万。” “请问，他是怎么办到的？”马里诺没告诉我这件事，我相当气愤。 “别发火，医生。”他说。 我知道申请保释出狱有三种方法：签下私人具结书，交付现金或以财产抵押，或由保释经纪人出面保释，但经纪人要收取百分之十的服务费，还要一个保证人签名承担责任，一旦当事人逃走，他还有地方讨债。马里诺说杰布·普瑞斯采取的是第三种方法。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我重复了一遍，取出香烟，把可乐罐移近一些。 “我只知道他打电话给律师，律师替他开了一个银行账户，再把存折寄到好运之家。”马里诺说。 “好运之家？” “对，‘好运之家保证经纪公司’，位于第七街，离监狱只隔一条街，真方便。”马里诺答道，“查理·洛克开的，相当于嫌疑人的专用当铺，外号叫‘当，就走’。查理和我认识很久了，我们偶尔会在一起喝喝酒，讲讲笑话。有时他会透露一点什么，有时又守口如瓶。不巧这次他决定守口如瓶，不管我怎么挖，他就是不肯告诉我普瑞斯的律师是谁。但我觉得那律师不是当地人。” “普瑞斯显然认识一些有势力的人。”我说。 “显然。”韦斯利同意。 “他什么都没招供？”我问。 “他有权保持沉默。他还真彻底地行使了这项权利。”马里诺说。 “有没有调查过他的那些武器？”韦斯利再次记笔记，“登记过吗？” 马里诺说：“都登记在他名下。他居然还有携带强力武器的执照，六年前由一个北弗吉尼亚州的老法官签发的，那个老法官已经退休，搬到南方去了。普瑞斯的执照申请书上显示他未婚，在华盛顿特区一家名为‘芬克斯坦’的金银交易中心工作。‘芬克斯坦’现在已经关了。” “监理处有没有他的资料？”韦斯利继续写着。 “没有任何罚单，名下有一辆一九八九年的宝马，住址位于华盛顿特区都旁街的一处公寓，但他去年冬天就搬走了。房东找出了他的租房合同，工作栏上写的是自由职业。我还在追踪，最近会请国税局将他过去五年的纳税资料调出来。” “他会不会是私家侦探？”我问。 “至少没有在华盛顿特区登记。”马里诺答道。 韦斯利抬起头看着我：“他受人雇用，只是我们不知道雇用目的何在。他的行动失败了，幕后指使者必定会再试一次，我不希望下回再让你碰上，凯。” “如果我说我也不想碰上，你们会相信吗？” “我的意思是，”他突然像一个严肃的父亲，“我希望你避免一切可能让自己陷入危险的情况，比如，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在大楼无人的时候工作。我不光是指周末，平常也不要工作到晚上六七点，那时大家都回家了，只身一人走到黑暗的停车场是非常危险的。最好在五点钟离开，同事才能照应你。” “我会记住。” “如果一定要加班，凯，至少打电话请警卫陪你走到车上。”韦斯利还没说完。 “碰到那种情况，干脆打电话给我。”马里诺主动请缨，“你有我的寻呼机号码，要是我不在，叫他们派警车送你。” 好，我想，今晚若能在十二点以前回到家就算幸运了。 “务必格外小心。”韦斯利认真地看着我，“毕竟已有两人被杀，凶手又还没抓到。行凶动机不明，案情离奇，我不得不相信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不止一次回想起他的话。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没有情况不可能发生；一加一不等于三，也可能等于三；斯德琳的死与他弟弟和贝丽尔的死不能画上等号，说不定也能画上等号？ “你曾告诉我，贝丽尔遇害那晚，哈博小姐不在家，”我对马里诺说，“你有没有更进一步的线索？” “没有。” “不管她去哪里，你认为她是开车去的吗？”我问。 “不是，哈博家里只有那辆白色的劳斯莱斯。贝丽尔死的那晚，开车的是她弟弟。” “你怎么知道？” “问过考匹柏酒馆的人，”他说，“那晚，哈博到酒馆的时间一如往常，他一个人开车去，六点半左右离开。” <er h3">02 一连串事件后，我竟然在周一早上的会议中宣布休年假，在场同人无不吃惊。 大家都猜我是在杰布·普瑞斯事件中受到过度惊吓，需要休息疗养。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会去哪里，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就这么走出大楼，身后是悄悄松了口气的秘书和满桌待处理的公事。 回到家，我花了整个上午打电话给有班机飞到里士满拜尔德机场的航空公司，那是对斯德琳·哈博来说最方便的机场。 “我知道改变行程需付百分之二十的罚金，”我告诉全美航空的票务员，“你误会了，我不是要改期，我是在问几个星期前，她有没有上飞机。” “不是你的票吗？” “不，”我已经说了三次，“机票是她的。” “那么她要亲自打电话来才行。” “斯德琳·哈博死了，”我说，“她不能亲自打电话给你。” 对方沉默了。 “她在起程前不久突然暴毙，”我说，“你能不能查一下电脑……” 我不断解释，已经到了足可背诵的程度。全美航空没有资料，达美航空、联合航空、美国航空、东方航空也都没有。这些公司的职员表示，哈博小姐不曾在十月最后一个星期飞离里士满，贝丽尔便于那个星期遇害。哈博小姐也没有开车，我不认为她会选择长途客车，那么便只剩下火车。 美国铁路公司一名叫约翰的专员表示他的电脑坏了，说稍晚会回我电话。我挂上电话后，门铃响了。 还不到中午，空气依然十分清新。阳光透过窗户在我家画上一格格四方形白色光影，也令门口停的一辆陌生的银色马自达汽车分外显眼。我透过门镜看到门外站着一名金发年轻人，低着头，皮夹克领子拉到了耳边。坚实的手枪沉沉地在我手上，我将其藏在外衣口袋中，打开了门锁。面对面时，我终于认出他来。 “是斯卡佩塔医生？”他紧张地问。 我没有请他进门的意思。我的右手放在口袋里，手指压着扳机。 “请原谅我这么冒昧，”他说，“我打电话到你的办公室，他们说你休假了。我从电话簿上查到你的电话，可一直在通话，我想你一定在家。我很需要和你谈谈，可以让我进去吗？” 他看起来比录像带上更不具侵略性。 “你想谈什么？” “关于贝丽尔·麦迪逊的事。”他说，“我叫艾尔·哈特，不会占用你太久的时间，我发誓。” 我退后几步让他进门。他在沙发上坐下，脸色苍白如纸。我坐在扶手椅上，离他有一段安全距离。他看到了我外套口袋中露出的枪柄。 “呃……你有枪？” “对。” “我不喜欢枪。” “枪不算可爱的东西。” “是的，小姐。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去打猎。他射到一头鹿，鹿哭了，是头母鹿，躺在地上不停地哭。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用枪了。” “你认识贝丽尔·麦迪逊？” “警察……警察和我谈过她，”他结结巴巴地说，“一位组长，姓马里诺，马里诺组长。他到我工作的洗车房和我聊过，然后又在警察局和我谈过一次，谈了很久。麦迪逊小姐到我们那里洗车，我是这样认识她的。” 我一面聆听，一面开始想自己会散发出什么颜爸。铜铁般的蓝？或是鲜红色？因为我现在提高了警觉，而且还拼命掩饰？我思索着是否该叫他离开，是否该报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正坐在我屋里。也许是他的礼貌加上我的困惑，使我暂且按兵不动。 我打断他：“哈特先生……” “请叫我艾尔。” “好，艾尔。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如果你有什么消息，为什么不通知马里诺组长？” 他的双颊红润起来，不自在地看着双手。“我要说的并不是警方想要的东西，我觉得你才会了解。” “你为什么这么想？你根本不认识我。” “你在处理贝丽尔的案子。一般来说，女人更相信直觉，而且比男人温和。” 也许哈特会来找我，是因为他相信我不会羞辱他。他望着我，眼神里充满委屈和忧伤，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 “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否曾经确信某些事情，即使你没有证据支持自己的看法？” “我没有超能力。” “你的回答硬得像科学家。” “我的确是科学家。” “但你一定有过那种感觉吗，”他迫切地追问，“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吧？” “是的。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艾尔。” 他像是松了一口气。“我知道一些事，斯卡佩塔医生，我知道是谁杀了贝丽尔·麦迪逊。” 我完全没有反应。 “我认识他，我知道他的想法、他的感受，还有他为什么杀她。”他带着情绪说道，“如果我对你说，你一定要认真地听，不要随便告诉嘗察，他们不会懂的。好吗？” “我会认真地听你说。” 他微微倾身，眼睛亮了起来。我的右手在口袋里，手心紧贴着枪柄。 “警察完全不了解我，比如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放弃心理学。我有硕士学位，结果呢？我居然去当护士，现在又在洗车房工作。你也认为警察没有能力理解这些，是吧？” 我没有回答。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梦想成为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医生。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自然，天性指引着我走这条路。” “可你没走下去，”我提醒他，“为什么？” “因为这条路会毁了我，”他避开我的眼神，“我无法应付它给我造成的影响。我对别人的问题与个性感同身受，经常因此迷失、痛苦。直到我进入犯罪精神科以后，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我是到那里做研究、写论文的。”他愈加入神了。“我永远忘不了弗朗基，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用壁炉里的木柴打死了他妈妈。我开始接触弗朗基，引导他重新回顾生命。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对他说：‘弗朗基，弗朗基，究竟是为什么？是什么让你动了杀机？你记不记得当时自己想的是什么？感觉到什么？’他说他像往常一样，坐在壁炉前的椅子上，望着燃烧的炉火，忽然有人在他耳边说话，说的都是嘲弄他、令他害怕的话。那时，妈妈恰好经过，朝他瞟了一眼。她总是那样瞟他，可这次他看到了她的眼睛深处。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大，他再也无法思考，之后他就发现自己身上沾满黏稠的血，妈妈的脸已经烂了，耳边的声音也已停止。他告诉我之后，我失眠了好几个晚上。每当我闭上眼睛，就看到弗朗基哭泣的样子，身上还沾着他妈妈的血。我理解他，明白他为何那么做。不管我和谁谈过，他们的故事都会深深地影响我。”我平静地坐着，事实上想象力已完全受阻，科学家和医生的身份现在完全起不了作用。 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杀人？” “每个人在某些时候都会这么想。”他说道。我们四目相对。 “每个人？你真的这么想？” “是的，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绝对有。” “你想杀谁？” “我没有枪或其他武器，因为我不想屈服于一时的冲动。一旦你想象自己杀人，设想了种种细节，危险的大门就悄悄打开，事情便可能会发生。这世上所有害人的事情都会先在脑子里成形。我们不是天生的好人或坏人，”他的声音颤抖了，“甚至连公认的疯子都有行事的理由。” “贝丽尔被杀的理由是什么？”我理智而清楚地提出问题，但其实已感到难受，因为我又想起了那些画面：墙上的黑色血迹，她胸前密集的刀伤，她书架上那些静静等待翻阅的书籍。 “杀她的人其实是爱她的。”他说。 “这种爱的方式很残忍，你不觉得吗？” “爱可以很残忍。” “你爱她吗？” “我们是很相似的人。” “怎么说？” “和世界不搭调。”他又专注地看自己的双手，“寂寞、敏感、被曲解，这些特点使她与人疏离，使她有很强的防御心，外人完全无法接近。其实我对她一无所知，没有人和我谈过她，但我感觉得到真正的她。她非常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人，了解自己优于他人，不过她很憎恨自己必须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才能与众不同。她的内心受过很深的伤，这也是我关心她的原因，我想伸出手，我知道我能了解她。” “你为什么始终没有伸出手？” “情况不允许，也许我会找其他机会认识她。” “谈一谈杀她的人，艾尔。如果情况允许，他会主动出面认识她吗？” “不会。” “不会？” “情况永远不会允许，因为他自知配不上她。” 他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现在俨然像个心理学家，非常专注，双手在腿上紧握。 他说道：“他很自卑，无法以正常而合理的方式表达自我，于是暗恋变质为妄想，爱情变质为病态。当他爱上一个人，他总是不安，害怕失去，希望占有对方，尤其当他的爱得不到回报时，更会变本加厉。他整个人专注于此，将失去所有基本的应对能力，再也无法自我克制。就像弗朗基一样，他听到外来的声音，无法再掌控自己。” “他聪明吗？” “算聪明。” “教育程度呢？” “心理问题使他失去了应对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远不及智力。” “为什么是她？他为什么挑上贝丽尔·麦迪逊？” “她拥有自由、名声，他没有。”哈特的眼神变得略微呆滞，“他以为自己被她的容貌气质所吸引，其实理由更复杂。他想要那些他没有的特点，通过占有，他就可以成为她。” “你是说，他知道贝丽尔是作家？” “很少有他不知道的事。他会不断打听她的消息，直到她忽然发现他对自己无所不知，变得非常震惊、非常害怕。” “说说那个晚上。她死的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艾尔？” “我只知道报上说的那些。” “从报上的消息，你整理出什么？” “她在家里，”他望着远方，“已经晚了，他出现在她家门口。看起来是她让他进门的。午夜来临以前，他离开她家，警铃大作。她被刺死了，有性侵害的迹象。我就读到这么多。” “除此之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我温和地询问。 他往前探身，神情又有了大幅转变，眼睛充满了情绪和热切，下唇开始颤抖。 “我可以看到案发现场。”他说。 “比如？” “比如那些我不会告诉警察的事情。” “我不是警察。” “他们不会懂的。我可以看到、感觉到一些事情，可就是无法解释，像弗朗基一样。”他强忍住泪水，“像其他那些罪犯一样。我看到发生的种种情形，我明白为什么会那样发生，即使从来没人告诉过我细节。我不需要细节，事实上也没人会知道细节，你明白原因吗？” “我不确定……” “因为全世界像弗朗基这样的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一般人记不起那些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意外事故一样。等他们终于意识到出事了，一切已经太晚，只能如大梦初醒般望着眼前的尸体，望着已经面容模糊的母亲或躺在血泊里的贝丽尔。然后他们开始潜逃，或是等到他们不记得联络过的警察出现在门口。” “你是说，杀贝丽尔的凶手已经不记得自己做过的事？”我小心地问。 他点头。 “你肯定？” “连最厉害的心理医生花一百万年都问不出案发的情形。永远没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所有细节都是外人推断出来的。” “你看到的也是你推断出来的？” 他舔了舔下唇，呼吸中带着战栗。“要不要我告诉你我看到的情形？” “要。” “从他第一次见到她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她没有注意到他，可以说对他视若无睹，完全没有觉察此人的存在。困惑和占有欲驱使他出现在她家。有事情惹恼了他，他突然感到有必要面对她。” “什么事？什么事惹恼了他？” “我不知道。” “当他决定面对她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 哈特闭上眼睛：“愤怒，无法随心所欲的愤怒。” “因为不能和贝丽尔交往而产生的愤怒？” 他依然闭着双眼，缓缓摇头。“不，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但有更深层的原因。他的愤怒来自一开始凡事就不能如愿。” “从他的童年开始？” “对。” “他受到虐待吗？” “情绪上的虐待。” “谁虐待他？” 哈特仍闭着眼睛：“他母亲。他杀了贝丽尔，同时也杀了他的母亲。” “你读过犯罪心理学的书吗，艾尔？你常读那些书吗？” 他睁开眼睛望着我，好像没听到我说了什么，语带激动地继续说道：“你知道他心里已经暗自排练过几次见面的情形吗？他会出现在她家门口，并不完全是出于冲动，出发的时间也许是冲动使然，但他早已计划好所有细节。他知道不能令她起疑，那样她就不会邀请他进门，而且会报警，他就再也不能接近她了。他的计划周详，没有任何瑕疵，不让她有起疑的空间。于是，在那一晚，他来到她门口，赢得了她的信任，让他进门。” 我的脑海里出现一个男人走进了贝丽尔家的走廊的画面，可我看不见他的脸或头发的颜色。他向她自我介绍，我只看到他模糊的身影，还有长长的刀光。 “然后他的意识开始模糊，”哈特继续描述，“接下来的事他都不记得了。她的痛苦和恐惧其实并没有取悦他，他的计划中没有这部分。她开始逃，试着远离他。他看到她眼里的惊慌，忽然觉得自己遭到拒绝。他对自己的鄙视转换为对她的鄙视。他感到狂怒，越是无法控制她，就越露出狰狞的面目，成了一个杀人犯，一个毁灭者，一个失去理智、乱砍乱刺、令对方严重受伤的野蛮人。她的尖叫、溅血也使他极为难受。他不停地破坏这座心中崇拜已久的圣殿，同时又无法接受自己造成的残破景象。” 他看着我，眼睛深处一片空白，脸上全无表情。“你能想象吗，斯卡佩塔医生？” “我在听。”我只能这么说。 “所有人心中都有他的影子。” “他感到悔恨了吗，艾尔？” “比那还糟。我不认为他对自己做的事感到骄傲，甚至对自己做了什么还一知半解，情绪经常飘忽不定。他没让心中的贝丽尔就此死去，仍常常想起她，回忆与她相处的每一刻，想象自己和她的爱情是世上最神圣的，因为她在临死时心里想的是他，这是人类最亲密关系的体现。在他的幻想中，她连死后都还惦记着他。可他的理智没有得到满足，而且还继续感到困惑，因为他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属于另一个人。” “什么意思？” “他的行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开始怀疑自己与贝丽尔是否真的达到了终极的亲密关系，就像他永远不确定与母亲之间是否真正亲密，尤其这时他又察觉有些人与贝丽尔产生了比他更合理的关系。” “像是谁？” “警方。”他凝视着我，“还有你。” “因为我们调查她的案子？”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爬上背脊。 “对。” “因为她成了我们的生活重心？因为我们和她的关系比他与她的更公开？” “对。”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我接着问道。 “盖瑞·哈博死了。” “是他杀了哈博？” “对。” “为什么？”我紧张得点了根烟。 “他杀贝丽尔是因为爱，杀哈博是因为恨。他开始走入憎恨的境界，所有与贝丽尔有关的人都惨了。我试着警告马里诺警长，可我知道他不会相信。他……他们只会认为我哪根筋不对。” “是谁？谁杀了贝丽尔？” 艾尔·哈特移到沙发边缘，双手搓着脸。当他抬起头时，两颊都红了。 “吉吉。”他低声道。 “吉吉？”我茫然地问。 “我不知道，”他突然大声说道，“这个名字一直在我的脑袋里响着，我不断地听到……” 我僵直地坐着。 “我在瓦哈拉疗养院工作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 “犯罪精神科？”我叫道，“吉吉是你的病人？” “我不确定，”情绪集结在他的眼底，像一场暴风雨，“我听到他的名字，我看到那个地方。我的思绪被拖到那段黑暗的回忆里，像卷人水槽底的旋涡。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多回忆已经不再淸晰。吉吉、吉吉，如火车般的响声不能停歇，令人头痛欲裂。” “多久以前的事？”我语气强烈。 “十年前。”他吼道。 十年前的哈特不可能写硕士论文，他那时应该不到二十岁。 “艾尔，”我说，“你在疗养院不是写论文，你是那里的病人，对吧？” 他遮着脸号啕起来。当他稍微控制住自己时，便拒绝再说话了。他明显地感到受挫，含糊地说了声自己还有约便逃出门外。我的心不住地狂跳，缓不下来。我倒了一杯咖啡，在厨房里无端地摸索，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突然，电话响了，我几乎跳起来。 “请找凯·斯卡佩塔。” “我就是” “我是美国铁路公司的约翰，我终于找到了你要的资料。让我看看……斯德琳·哈博订了十月二十七日‘弗吉尼亚’号的往返票，回程是十月三十一日。根据记录，她的确搭乘了火车，或至少有人拿她的票上了火车。要不要火车时刻？” “要，请说。”我记了下来，“什么车站？” “从弗雷德里克出发，目的地是巴尔的摩。” 我打电话给马里诺，他不在警局。傍晚他给我回电时，先宣布了他的最新消息。 “需要我过去吗？”我很震撼。 “看起来没必要，死因很清楚。他写了张纸条别在内裤上，说很抱歉，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就这样。现场没有可疑的地方，我们要处理完了，而且科尔曼医生在场。”他说的是我的驻地法医。 艾尔·哈特离开我家后，即开车回到津特园住宅区，他和父母一起住在那里。他从父亲的书房里拿出纸笔，走到地下室，抽出腰际的细黑皮带，将鞋子和长裤留在地上。他母亲下楼洗衣服时，发现儿子吊死在洗衣房的水管上。 <hr /> 注释： 第十一章 <er top">01 午夜过后下起一阵寒雨，早晨的世界如玻璃一样清澈洁净。整个周六我都待在屋里，艾尔·哈特的话不断地在我脑中重复，侵占了我原本独立隐秘的思绪，好似屋檐下断裂的冰柱突然插入了平静的土壤。我有罪恶感，就像所有接触过自杀者的人一样感到不安。我觉得应该可以阻止这场悲剧发生…… 我麻木地将他的名字填入死亡名单。已经有四个名字了，两人遭蓄意谋杀，两人不然，可所有人的死彼此相联，交集点是那根橘色纤维。周末两天我都在家工作，因为城里的办公室只会提醒我，我已经暂时失去工作权。没有我，他们仍能照常运作。此时，来找我倾诉的人死了。我敬重的检察长来向我要答案，我无法提供任何东西。 我只能以最无效的方式对抗目前的心境。我在电脑前输入所有案子的线索，埋首阅读相关参考书籍，还打了很多电话。 周一早上，我在马槽街的火车站与马里诺见面。我们走在两列靠站火车中间，引擎令冬日的空气变得温暖，也带来了一阵机油的气味。我们在车尾找到座位，延续着先前的谈话内容。 “麦斯特森医生话不多，”我一面提及哈特的心理医生，一面将购物袋小心放好，“但我感觉他对哈特印象深刻，只是不肯多说。”为什么我总会碰到脚踏板坏掉的椅子？ 马里诺慵懒地打了个大哈欠，调整好椅背半躺下来，他的椅子完全没问题。他没提议交换椅子。要是他提议，我一定接受。 他回答：“哈特入院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八九岁。” “对，他患有重度抑郁症。”我说。 “我猜也是。” “什么意思？” “他那种类型的人都有抑郁症。” “什么叫‘他那种类型’，马里诺？” “这样说吧，当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总会想到‘病态’这个宇眼。” 马里诺同任何特殊的人说话时，都会想起“病态”这个字眼。 火车静静地往前滑行，像船只驶离港湾一样。 “我真希望你曾录下你们的对话。”马里诺又打了一个哈欠。 “和麦斯特森？” “不，和哈特，他到你家对你说的话。” “他说的话很抽象，不太重要。”我回答得有些不自在。 “很难说，我觉得那家伙好像知道不少，真希望他可以活久一点。”警察搜过他父母的住处，没有找到能证明哈特与贝丽尔·麦迪逊或盖瑞·哈博死亡有关的东西。况且，贝丽尔遇害那晚，哈特与父母在俱乐部用餐。哈博遇害时，他正与父母欣赏歌剧。警察查证过，他父母所言属实。 我们一路摇晃着向北，火车发出刺耳的笛声。 “贝丽尔的事将他推下了悬崖，”马里诺说，“他对凶手强烈的情绪感同身受，终于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 “我猜是贝丽尔掀开了他的旧创，”我说，“让他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与人发展正常关系。” “他与凶手像是同一个工厂制造的，两人都不能发展正常男女关系，都是失意者。” “哈特不像凶手那么凶暴。” “说不定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性格开始倾向残暴，无法接受才自杀。”马里诺说。 “我们不知道是谁杀了贝丽尔和哈博，”我提醒他，“不能断言凶手和哈特相像，也不知道行凶的动机是什么。凶手也可能是像杰布·普瑞斯这样的人，或是像吉吉。” “吉吉个屁。”他嗤之以鼻。 “我不认为我们现在有条件把任何可能排除在外，马里诺。” “怎么可能？他在瓦哈拉疗养院碰到个叫吉吉的人，现在这个叫吉吉的家伙突然成了身上带橘色纤维的恐怖分子？饶了我吧！”他躺入椅子，闭上眼睛喃喃自语，“我需要放假。” “我也需要，”我说，“我需要没有你的假期。” 昨晚本顿·韦斯利打电话与我讨论哈特的事情，我提到必须出一趟差。他认为我不该单独前往，坚持由马里诺陪我去。我并不介意马里诺同行，只是没想到会变成一桩苦差。早上六点三十五分的火车已经客满，所以马里诺订了凌晨四点四十八分的车票。我在半夜三点钟赶到城区办公室拿保丽龙盒，也就是现在放在购物袋里的东西。我觉得身体遭到了惩罚，睡眠不足已经严重得无以复加。即使如此，世上所有与杰布·普瑞斯同类的人都别想趁机碰我一根汗毛，我的守护神马里诺会让他们好看。 别的乘客都在打瞌睡，车顶上的阅读灯都关掉了。没多久，我们已经穿过阿什兰的一半。许多围着整齐白栏杆的房子面对着铁道，空旗杆和空阳台向我们打着招呼，我一直在猜想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经过一家家沉睡中的商店、理发店、文具店和银行，伦道夫·梅康学院的英式建筑出现在眼前，覆盖着霜雪的运动场上已经有全身披挂的橄榄球选手的身影。火车绕过校区后，渐渐加快了速度，城镇的远方是红土河岸。我靠入椅背，火车有规律的响声催我入眠。离里士满越远，我感到越轻松，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没有做梦，一个小时里完全失去知觉。再度睁开眼睛时，窗外的天色已经透蓝，我们正跨过匡提科溪。溪水像抛过光的白蜡，弯道和波浪间闪着晶亮的晨光。我想起了马克，想起我们在纽约的那晚，还有过去的种种。自从上次电话留言后，再没有他的消息。我想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又害怕知道。 马里诺坐直身，眯着眼看我。是吃早餐和抽烟的时候了，但前后顺序不拘。 餐车里坐了五成人，这些人在美国任何一处车站都看得到，都呈半昏睡状态，相当闲适。一名年轻人打瞌睡点头的节奏，大概和他随身听里的音乐完全一致。一个疲倦的女人抱着蠕动的小孩。一对老夫妇正在玩扑克牌。我们在角落找到一张空桌，我点了根烟，马里诺去看有什么可吃。他带回包装好的火腿蛋三明治，唯一可称道的地方就是东西是热的，咖啡也还不坏。 他咬开三明治的保鲜膜，看了我椅角的购物袋一眼。袋中是一个保丽龙盒，盒内用干冰装着斯德琳·哈博的肝脏、血块和胃中的残留物。 “多久会化掉？”他问。 “还能撑一段时间，只要火车不改道就好。”我回答。 “说到时间，既然我们现在有的是时间，何不再谈谈你说过的止咳药？你昨晚大致解释过，可当时我快睡着了。” “你今天早上也一样。” “难道你不累吗？” “我累极了，马里诺，累到快活不下去了。” “你最好活下去，我可不想一个人提那袋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喝了一口咖啡。 我故意像授课一样开始讲解。“我们在哈博小姐的浴室找到的止咳药，其主要成分是右旋美沙芬，那是一种可待因，类似鸦片中的催眠剂。除非你服用过量，否则基本上无害。它算是化合物中的右旋异构体，全名可能对你没有多大意义……” “哦，是吗？你怎么知道对我有没有意义？” “三-甲氧-N-甲吗啡。” “算了，的确毫无意义。” “还有一种相同的化合物，其异构体有别于右旋异构体，称为左旋异构体。左旋异构体是由左旋美沙芬（levomethorphan）组成，这是一种相当强的麻醉剂，药性比吗啡强五倍。这两种成分很难分辨，唯有一种叫作偏光计的光学仪器才测得出来。右旋美沙芬会将光线转到右边，左旋美沙芬则将光线转到左边。” “也就是说，没有这种器材，就无法区分这两种药。”马里诺下了结论。 “对，一般的药品试验程序检测不出来，”我回答，“左旋美沙芬与右旋美沙芬看起来完全相同，因为两者的化合物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们会将光线转到不同的方向。这道理就像右旋蔗糖和左旋蔗糖一样，它们在组成架构上看起来是同一种蔗糖，但右旋蔗糖是食用糖，左旋蔗糖则对人体没有营养价值。” “我不是很懂，”马里诺揉着眼睛，“化合物怎么会看起来一样，事实上又不一样？” “你把右旋美沙芬和左旋美沙芬当成双胞胎，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可看起来一模一样，唯一明显的差异在于一个是惯用右手，一个是左撇子，一个无害，一个足以致命。这样能不能帮助你理解？” “嗯，我懂了。要多少左旋美沙芬才会让哈博小姐送命？” “三十毫克大概就够了，也就是两粒十五毫克的药丸。”我说。 “假设她吃了，会怎么样？” “她会很快进入昏迷状态，然后死亡。” “你认为她明白那些异构物吗？” “或许。”我回答，“我们知道她有血癌，也可以从火炉里融化的塑胶和其他烧毁物推测出她想隐瞒自杀的事实。她可能故意留下了那瓶止咳药，好让我们在进行药物化验时，误以为她体内含的是右旋美沙芬。” 哈博小姐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也不像是经常旅行的人。在发现她最近到过巴尔的摩后，我首先便想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那里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肿瘤科。我只打了两通电话，就确认哈博小姐曾到霍普金斯医学院接受过几次血液和骨髓检测。我一得知医生开给她的处方，立刻理出了方向。我们办公室没有测试左旋美沙芬的偏光计，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伊斯梅尔医生答应帮我，只要我提供抽样。 现在还不到七点，我们还在华盛顿特区郊外。树林和沼泽一一被抛在身后，城市突然出现了。透过树林可以看见白色的杰弗逊纪念堂。高耸的办公大楼就在我们面前，距离近得连窗内的植物和灯罩都清晰可见。此时火车像钻地鼠一样窜到了黑暗的地下。 <er h3">02 我们在肿瘤科的药理化验室找到了伊斯梅尔医生。我打开购物袋，将小盒放在他的桌上。 “这些就是我们提到过的抽样吧？”他微笑着问道。 “是的。”我回答，“应该还是冰冻的，我们从火车站直接来到这里。” “如果浓度够，我可以在一两天内给你答案。” “你到底要拿这些抽样做什么？”马里诺一面问，一面观察着化验室。这个化验室看起来和其他化验室并无不同。 “很简单，”伊斯梅尔很有耐心地说，“首先我会将胃中的残留物浓缩，这是整个化验过程中最费时又最艰巨的一部分。完成以后，我会把浓缩液放到偏光计里。偏光计看起来很像星象望远镜，但它的镜头是可旋转的。我从接目镜看检体，同时将镜头左右旋转。如果药物是右旋美沙芬，它会将光偏到右边，也就是说当我将镜头往右移的时候，光会比较亮。如果药物是左旋美沙芬，光就会偏到另一边。” 他继续解释，左旋美沙芬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止痛药，通常只开给长期受癌症煎熬的病人使用。这种药是霍普金斯医学院开发出来的，他记录了所有服用此药的病人，以便观察临床反应。这份记录对我们相当珍贵，因为其中包含了哈博小姐的完整病历。 “每两个月她都会来这里接受血液与骨髓测验，每次都会拿到二百五十颗两毫克药丸的处方。”伊斯梅尔医生边说边打开厚厚的病历表，“让我看看……她最后一次来是十月二十八日。算起来，她至少还剩下七十五颗甚至一百颗药丸。” “我们没找到。”我说。 “真遗憾。”他的眼神中带着悲伤，“她复原的情况非常好，她是个非常出色的女人，每次看到她和她女儿，我总是很高兴。” 我愣了一会儿。“她女儿？” “我猜是，一个年轻女子，金黄色头发——” 马里诺插嘴道：“她上次也是同哈博小姐一起来吗？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那次？” 伊斯梅尔皱起眉头：“没有，我不记得那次看到过她，哈博小姐是一个人来的。” “哈博小姐来这儿就医有多久了？”我问。 “我要找出她的记录才能确切地答复，但我知道已经好多年了，至少两年。” “她那金发的女儿是不是陪着她来？”我问。 “刚开始不常来。但去年每次哈博小姐来，她都一起来，除了十月的那次，之前那次大概也没来。我很感动，人生病的时候有家人扶持再好不过了。” “哈博小姐来看病都住在哪里？”马里诺的颊骨又活动起来。 “多数病人都住在附近的旅馆，但哈博小姐偏好港口边的风景。”伊斯梅尔说。 我的反应因紧张和失眠而变得迟钝。 “你知不知道是哪一家旅馆？”马里诺锲而不舍。 “不，我不知道……” 突然，我的脑海中出现白灰里的铅字。 我打断了他们。“我可以借用你的电话簿吗？” 十五分钟后，马里诺和我已经站在街上寻找出租车了。阳光很耀眼，但依然很冷。 “去他的！”他说，“我希望你没说错。”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答案。”我说。 电话簿里有一家名为港口广场（）的饭店。“bor Co”，“bor C”。那些纸灰上的小小黑字不断出现在我眼前。这家饭店是城里数一数二的豪华旅馆，就在港湾对面。 “有一点我不懂，”马里诺说着，又一辆出租车开走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哈博小姐想自杀，何必用这么神秘的方式？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她是个很有尊严的女人，自杀对她来说可能是一种耻辱，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可能还故意挑我在的时候自杀。” “为什么？” “她不想让别人在一星期后才发现她的尸体。”交通十分混乱，我开始考虑是否步行到港口。 “你真觉得她懂得这些药物的事？” “我想她知道。”我说。 “为什么？” “她想有尊严地死去，马里诺。可能她已经计划自杀一段时间了，她病得这么严重，不想让自己或别人承受煎熬。左旋美沙芬是个完美的选择。一般来说，这种药不会被检测出来，警方又在她家找到了含右旋美沙芬的止咳药。” “他妈的！”他招手，谢天谢地，有一辆出租车驶出车流，向我们开来。“难以置信，真的！” “很悲哀。” 他抽出一片口香糖，用力嚼着。“不过，换成是我，我也不喜欢被关在医院里，让人用管子插进鼻孔，我可能也会做出和她一样的事。” “可生病不是她自杀的唯一理由。” “我知道，”我们走下人行道，“但一定有关，一定有。她快离开人世了，结果贝丽尔被杀，然后她弟弟又被杀。”他耸肩，“还活着干什么？” 我们上了车，我给了司机地址。接下来的十分钟，我们都安静不语。出租车拐进一条窄巷，又转进一个红砖广场，周围种着装饰用的卷心菜和小树。身穿燕尾服、头戴高帽的门房过来扶我的手臂，领我走进宽敞明亮的粉红色大厅。眼前的东西都崭新干净，高级家具间点缀着新鲜的花束。服务人员数量得当，个个整齐利落地分布在旅馆各处。 我们被带到一间高雅的办公室，衣冠楚楚的经理正在打电话。他桌上的铜牌表明他叫t.M.布兰德。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很快挂断电话。马里诺开门见山道明来意。 “我们的顾客名单一向是保密的。”布兰德先生亲切地微笑道。 马里诺自行坐到一张皮椅上，还点燃一根烟，无视墙上贴着“请勿吸烟”的提示，然后掏出皮夹，亮出证件。 “我叫彼得·马里诺。”他简明地说，“里士满刑事组。这是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我们当然了解保密的重要性，也很尊重贵店。不过，布兰德先生，斯德琳·哈博死了，她弟弟盖瑞·哈博死了，贝丽尔·麦迪逊也死了，我们还不知道哈博小姐的死因，所以才来这里。” “我看过报纸了，马里诺警官。”布兰德先生的态度软化了，“敝店会全力配合你的吩咐。” “那么，他们几个的确在这里住过？”马里诺说。 “盖瑞·哈博从没来过。” “但他姐姐和贝丽尔·麦迪逊来过。” “是的，没错。”布兰德先生说。 “多久来一次？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 “我要找出哈博小姐的入住资料。”布兰德先生答道，“请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他离开不到十五分钟，回来时手上多了电脑打印出来的资料。 “正如你们看到的，”他重新坐了下来，“哈博小姐与贝丽尔·麦迪逊在过去一年半共来住过六次。” “平均两个月一次。”我浏览着住房日期，“八月的最后一周和十月的最后几天，哈博小姐都是一个人住。” 他点头。 “她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马里诺问道。 “大概是商务，也可能只为购物，单纯的放松，我真的不知道。饭店没有监视房客的规矩。” “我也没有追查房客的规矩，除非他们被杀。”马里诺说，“告诉我这两位女士来的时候，你都观察到什么？” 布兰德先生的笑容消失了。他慌张地从记事簿上取下金笔，却似乎忘了自己做这动作的目的。他茫然地把笔收进浆得笔挺的粉红上衣的口袋，清了清喉咙。 “我只能告诉你我看到的。”他说。 “请说。”马里诺说。 “两位女士来的时候都是分开登记。通常哈博小姐会比贝丽尔·麦迪逊提早一个晚上到。她们退房后也不一起离开。” “什么意思？不一起离开？” “我是说她们可能在同一天退房，可不在同一个时间走。她们也不一定乘同一种交通工具离开。比如，她们不搭乘同一辆出租车。” “她们都去火车站吗？”我问。 “麦迪逊小姐搭的都是前往机场的车，”布兰德回答，“但哈博小姐习惯搭火车。” “她们的房间呢？”我边问边研究那些资料。 “对。”马里诺插嘴道，“这份资料上没有说是什么房间。”他的中指敲着资料，“她们睡两张床还是一张床？” 布兰德的双颊因这一问题的含意而变红了。“她们都睡两张床的房间，面对港湾。如果你想知道细节又不公开，我可以告诉你，她们是敝店的特别贵宾。” “嘿！我看起来像记者吗？” “你是说，她们住这里完全免费？” “是的，小姐。” “可以解释一下原因吗？”马里诺问。 “是约瑟夫·麦克提格先生的意思。”布兰德先生回答。 “请再说一次。”我倾身望着他，“你是说里士满那位营造商？那位约瑟夫·麦克提格先生？” “已故的麦克提格先生是这一带的开发者之一，也是本饭店的大股东之一。”布兰德先生回答，“他要求我们尽力款待哈博小姐，我们在他过世后仍遵守这一嘱托。” 几分钟后，我塞了一美元给门房，和马里诺上了出租车。 “现在可以请你告诉我约瑟夫·麦克提格是谁了吗？”马里诺问我，“你一定知道。” “我在里士满拜访过他太太，她住在钱伯连花园公寓，我对你提过。” “该死！” “没错，连我都一头雾水。”我同意道。 “要不要试着分析给我听？” 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我开始怀疑了。 “听起来很怪，”他说，“首先是哈博小姐坐火车，贝丽尔却搭飞机。她们难道不是往同一个方向？” “这点倒不奇怪，她们当然不能同行，马里诺。哈博小姐和贝丽尔不能冒这种险，她们不应该有往来的，记得吗？如果她们一起搭火车，而盖瑞·哈博去了火车站接他姐姐，贝丽尔绝不可能突然消失，逃离盖瑞·哈博的注意。”我停了一下，因为我又想到了一些事情，“哈博小姐可能也正帮助贝丽尔写书，告诉她哈博家族的历史背景。” 马里诺望向他那一边的车窗。 “如果你要我说，我认为那两位小姐是同性恋。”他说。 我看到后视镜中映出司机好奇的眼睛。 “我认为她们彼此相爱。”我只这么说。 “所以这两位女士可能有那么点关系，每两个月来巴尔的摩幽会一次，反正没人会注意到她们。说不定这就是贝丽尔逃到基韦斯特岛的原因，她是同性恋，她到那里就像回家一样。” “你对同性恋的偏见太深了，而且让人厌烦。小心点，说不定人家也会认为你是同性恋者。” “才怪。”他丝毫不觉得幽默。 我没说话。 他继续说道：“说不定贝丽尔在基韦斯特岛还找到了一个小女朋友。” “也许你应该去查。” “我不可能去。那是全美国的艾滋病首都，我要是让那里的蚊子叮了怎么办？跟一堆病态的人讲话可不会让我愉快。” “有没有请佛罗里达州警方去查过她在那里的交际情形？”我认真地问。 “两个警察说他们查访过了，真是难为他们。他们不敢吃任何东西，水也不敢喝。她信上写的餐厅，他们也去过。里面一个侍者已经得艾滋病快死了，他们和他谈话时还得一直戴着手套。” “谈话的时候？” “可不。他们同那个快死的人说话时还戴着口罩。他们没问到什么，所有回答都是废话。” “当然会这样，”我批评道，“你把人家当成麻风病人，人家自然不会对你敞开心胸。” “要是你问我，我希望他们把那个半岛锯掉，让它脱离佛罗里达，永远漂浮在海上。” “幸好没人问你。”我说。 <er h3">03 半夜回到家，答录机中已经有好几则留言等着我了。我期待听到马克的声音。我坐在床沿喝酒，有些不经意地听着从机器里飘出的声音。 我请来帮忙打扫的柏莎说她感冒了，明天不能来。检察长明天要与我一起吃早餐，还说贝丽尔的遗嘱执行人正就手稿遗失一事进行诉讼。三名记者打电话来要我表示意见。我母亲想知道圣诞大餐时，我想吃火鸡还是火腿。这是她征询我今年是否会回家过圣诞节的一种方式。 我认不出接下来那气息沉重的声音。 “……你的金发真美，那是天生的颜色，还是染的，凯？” 我倒带重听了一次，发疯般地打开床头柜的抽屉。 “……那是天生的颜色，还是染的，凯？我在你的后阳台留下了一份小礼物。” 我震惊地握着手枪，又倒带一次。那是一种耳语式的声音，非常沉静，而且是故意如此。是个白人，我分不出口音，也感觉不到语气中的情绪。我自己下楼的脚步声令我不安，每经过一个地方就把灯打开。后阳台就在厨房旁，我来到可以看到后院饲鸟器的窗户旁，心狂跳不已。我慢慢掀开窗帘高举手枪，枪管对着天花板。 阳台的灯光推开草坪上的黑暗，勾勒出周边树木的轮廓。红砖阶梯上什么都没有。我把门锁打开，转动门把，感觉到心脏像铁锤一样敲着。 开门时，门后面传来轻微的敲击声，轻得几不可闻。我一看到外面门把上挂的东西，立即奋力带上门，连窗户都震动了。 马里诺听起来是被我从床上挖起来的。 “现在就过来！”我朝着话筒大叫，声音比平常高了八度。 “待着别动。”他坚定地说，“不管谁来，都不要开门。等我过去，听到没有！我马上到·” <er h3">04 我的屋前并排停了四辆替车，警用手电筒的光线穿透了四周的树丛。 “警犬也快到了。”马里诺说着把无线电对讲机摆在我的厨房流理台上，“我想那浑蛋已经不在附近了，但为安全起见，我们还是要搜索。” 我第一次看到马里诺穿牛仔裤，要不是那双白色运动袜和那双学生皮鞋，他其实可以有点格调的。咖啡香味弥漫了整个厨房，我煮了足够半条街的邻居喝的咖啡。我的眼睛不安地到处乱转，搜寻着下一件可以做的事。 “再好好对我说一次。”马里诺点了根烟。 “我放着答录机里的留言，”我重复道，“最后一则留言就是他的，白种男人，很年轻。你一定要自己听听。他提到我的头发，想知道我有没有染过。”马里诺的目光移到我的发根，让我很不舒服。“然后他说在我的后阳台留了一件礼物。我来到这里，从窗户往外看，什么都没看到。我不知道东西在哪里，不知道会是什么。我想难道是一个盒子，还用包装纸包好了？然后我听到门外有轻轻的敲击声，像是什么东西挂在门把上。” 桌子正中央有一个证物袋，里面是一个金色徽章，串着沉重的金链子。 “你确定这就是哈博遇害当晚戴的？”我又问了一次。 “没错。”马里诺表情凝重，“毫无疑问。而且最近这项链也全无下落。那浑蛋从哈博身上摘下它，结果你提早拿到一份圣诞礼物。看起来这位朋友对你还不错。” “拜托！”我不耐烦地说。 “嘿！我不是开玩笑，明白吗？”他真的面无笑容。他把信封移到面前，透过玻璃纸袋研究那条项链。“看到了吗，扣环已经扭曲了，是他从哈博脖子上扯下时弄坏的，然后又自己拿钳子修过。他大概一直戴在身上，妈的！”他弹弹烟灰，“有没有在哈博的脖子上看到什么伤痕？” “他的脖子几乎断了。”我淡淡地说。 “以前有没有见过这种徽章？” “没有。” 徽章看起来是18K金的，上面没有刻任何字，只在背面有“1906年”的字样。 “从这四个数字来看，出处应该是英国，”我说，“这些数字是全世界通用的记号，可以看出徽章的出处，什么时候做的，谁做的。珠宝商都可以看出来。我只知道它不是出自意大利……” “医生……” “如果是18K金，背面应该印有75，如果是14K金，则应该有一个500的数字……” “医生……” “我认识斯瓦兹柴尔公司里的一个珠宝顾问——” “嘿！”马里诺提高嗓音，“这都没有关系，明白吗？” 我知道我像一个唠叨不停的老女人。 “就算我们查出曾拥有这徽章的所有家族成员，也查不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谁把它挂在你的门把上。”他的目光趋于柔和，音量也降了下来，“你这里有什么喝的？白兰地，你有白兰地吗？” “你正在工作。” “不是我要喝，”他笑道，“是你，替你自己倒这么多，”他做出半杯的手势，“然后我们再研究。” 我去倒了一小杯。白兰地从嘴里一路辛辣下去，马上令我全身暖和起来。我不再发抖。马里诺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使我突然意识到，我身上穿的还是在巴尔的摩时的那套衣服，丝袜已经裂到腰际，膝盖上还折了几折。我突然有一种想洗脸刷牙的冲动，而且头皮发痒。我看上去肯定糟透了。 “那浑蛋不是打打电话就会罢休的。”我喝酒的时候，马里诺这么说。 “大概是因为我经手贝丽尔的案子，他才来烦我。凶手骚扰办案人员的事情经常发生，甚至也送纪念品。”连我都不相信我说的话，马里诺当然也不相信。 “我会派一两组人保护你，在你的房子四周巡逻。”他说，“我还要替你订几项规定，你要切实遵守，不要自作聪明。”他盯着我的眼睛，“第一，不管你日常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我要你尽量把它打乱。如果你通常在周五下午买菜，下次改成周三去，而且换一家超市。还有，踏出大门或汽车以前，绝对要注意附近有没有异常情况。如果发现外面停了一辆陌生的车，或感到有人踏过你的草坪，绝对不可以出去，一定要把门锁上，打电话通知警察。如果你进门时，感受到任何不寻常的气氛，甚至只是感到莫名的恐惧，都要出去找电话打给警察，让警察陪你回来，查过屋内没有异状后才行。” “我有防盗铃。”我说。 “贝丽尔也有。” “她是自己让凶手进门的。” “不要让任何你不认识的人进门。” “他能怎样？逃过我的警戒系统？”我固执地问。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我记得韦斯利也这么说过。 “不要等天黑了或没人了才离开办公室。如果你必须工作到凌晨才回家，停车场已经没有人，那就干脆等天亮再走。答录机要一直开着，把所有留言都录下来。如果再接到一个那样的电话，立刻让我知道。再接到两个，我们就装侦防器……”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贝丽尔的吧？！”我开始愤怒。 他没有回答。 “怎样，马里诺？你们也打算让我等到一切太晚的时候，才采取行动？” “要不要我晚上睡你的沙发？”他平静地问。 那样，面对早晨的来临会是件难事。一想到马里诺穿着内裤，套着盖住他大肚皮的t恤，睡眼惺忪，光着脚丫走向厕所，可能还忘记把马桶盖放回去，我就觉得郁闷。 “我不会有事。”我说。 “你有携带武器的许可证吧？” “没有。” 他推开椅子：“早上我和莱赫法官聊聊，替你弄一张。” 不久，我又变成孤身一人，而且无法成眠。我喝完另一杯白兰地，又喝了一杯，躺在床上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如果你碰到太多不幸的事情，别人便会开始私下怀疑，是否是你自己惹祸上身，认为你可能是吸引祸端的磁铁。连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艾斯瑞兹说得对，我干涉太多，让自己陷入危险。过去我也碰到过许多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不巧就会呜呼哀哉。 我终于睡着了。我的梦境是一连串荒谬的事情：艾斯瑞兹的背心被雪煎烧了一个洞。费尔丁正在验尸，竟然找不到动脉，尸体被他插得像个针线包。马里诺踩着高跷上坡，我知道他一定会跌倒。 <hr /> 注释： 第十二章 <er top">01 凌晨，我站在黑暗的客厅里望着窗外的树影。 我的车还没修好。我看着那辆庞大的公务车，心想一个大男人应该无法藏在车底，在我开车门的一刹那抓住我的腿。他其实不需要使用凶器，我就会先因心脏病发而死。街上空荡荡的，路灯的光线很微弱。我掀起窗帘的一角往外窥视，一无所见，一无所闻。不过，盖瑞·哈博从酒馆回家的时候，大概也没发现任何异常。 距离与检察长的见面时间已不到一个小时。如果我再不鼓足勇气走出大门，前行三十英尺上车，就要迟到了。我观察着前院草皮四周的矮树丛，细细检查树木的剪影。天色渐亮，月亮圆而清明，草坪上铺了一层银色的霜。 他是怎么进入他们的家，又是怎么进入我的家？他应该有某种交通工具，我们一直没朝这方面想，从没去研究他会搭乘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汽车的类型可以反映凶手的年龄与肤色，可连韦斯利都没推敲过这点。想到韦斯利在匡提科欲言又止的模样，我依然感到困惑。 与艾斯瑞兹共进早餐时，我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很简单，韦斯利不想让你知道一些事。”他说。 “过去他对我一向知无不言。” “调查局的人也常常需要守口如瓶，凯。” “韦斯利是个凶手分析专家，”我说，“他总是坦诚提出想法和意见，但这一次他没说什么，甚至没有分析这几个案子。他的个性变了，幽默感也消失了，而且很少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很奇怪，这让我很难过。” 我深吸一口气。 艾斯瑞兹开口了：“你依然觉得很孤立，是不是，凯？” “是的，汤姆。” “还有点神经质。” “对，也有一点。” “你相信我吗，凯？你相不相信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我点头，又做了一次深呼吸。 我们坐在国会饭店低声交谈，这里是政客和富豪喜欢聚集的场所。离我们三张桌子之外坐着参议员帕丁，他脸上的皱纹比我想象的多。他正认真地同一名年轻男子说话，我好像在哪里见过那个年轻人。 “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孤立而且神经质。”艾斯瑞兹慈祥地看着我，似乎在为我担心。 “我好像孤独地站在荒野中。”我回答，“因为事实如此。” “我知道韦斯利为什么忧心了。” “是吗？” “我为你担忧，你的推论总是来自直觉，有时候那很危险。” “也许，可有时人们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让情势更危险。许多谋杀案发生的始末都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不完全是。” “几乎都是，汤姆。” “你不认为斯巴拉辛诺的行为与这几宗命案有关？”检察长问道。“我觉得我们太容易被他的行为分神，他做的事与凶手做的事可能是毫无交集的平行线。两者都很危险，甚至都会致命，但绝对不同，没有关系，动机完全不一样。” “你不觉得交集点是遗失的手稿？” “我不知道。” “你没有离答案更近一点吗？” 这句话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功课，我真希望他不要问。 “没有，汤姆。”我招认了，“我不知道手稿在哪里。” “斯德琳·哈博有没有可能把它扔进了火炉？” “我不认为如此。文件分析人员看过纸灰，确定是重磅棉纸。那是相当高级的文具用品，就像律师用来写法律文件的纸张，写书的人通常不会用那种纸。在我们看来，哈博小姐烧的应该是私人信件。” “贝丽尔·麦迪逊写的信？” “不排除这种可能。”我回答，虽然在心里已经排除这种可能了。“还是盖瑞·哈博的信？” “我们在他家的确找到不少属于他的文件。”我说，“但那些文件看起来都尘封已久，没有翻动过的痕迹。” “如果是贝丽尔·麦迪逊写的信，哈博小姐为什么要烧毁？” “我不知道。”我清楚艾斯瑞兹又开始在想他的夙敌斯巴拉辛诺的事情。 斯巴拉辛诺的动作很快，我已经看到了诉状，一共三十页。斯巴拉辛诺告的是我、警方还有州长。上回我和罗丝联络时，她告诉我《人物》杂志打过电话，而他们的摄影记者在采访被拒后，在我们的办公大楼外面拍了好几张照片。我已声名狼藉，也成了拒绝接受采访的专家。 “你认为我们的对象是个变态杀手，对不对？”艾斯瑞兹直接问我。 我告诉他凶手可能与一宗劫机案有关。 他低头看看吃了一半的食物，当他再度看我时，我愣住了。他的眼神里有悲哀、失望，甚至还有一种强烈的不忍。 “凯，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说。 我伸手拿小面包。 “你需要知道这件事，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你必须知道。” 我决定放下面包，先抽根烟。我把香烟拿了出来。 “我有眼线，我不需要说是私家侦探还是司法部告诉我的——” “关于斯巴拉辛诺？”我打断他。 “关于马克·詹姆斯。”他说。 虽然检察长刚才警告过我，我仍表现得十分震惊。 “马克怎么啦？”我问。 “应该是我问你这个问题，凯。” “什么意思？” “几周前，有人看到你们俩出现在纽约的盖勒格餐厅。”他开始咳嗽，并带来一阵遮尬，“我很久没去那儿了。” 我望着从香烟飘出来的轻烟。 “如果我记得没错，他们的牛排很棒……” ·“不要再说了，汤姆。”我低声说。 “很多热情的爱尔兰人去那里，尽情地饮酒作乐——” “别说了，该死的！”我抬高了音量。 帕丁参议员看着我们这桌，他好奇的目光扫过艾斯瑞兹，然后又扫过我。侍者突然为我们续上咖啡，问我们还要什么。我感到全身发热。 “不要骗我，汤姆，”我说，“谁看到我了？” 他挥挥手。“重要的是你怎么认识他的？” “我已经认识他很久了。”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从法学院开始。” “你们很亲密？” “是的。” “是情侣？” “上帝啊！汤姆！” “很抱歉，凯，我必须这么问。”他用餐巾轻触嘴唇，伸手端咖啡，又环顾餐厅四周，“这样说好了，有人看到你们俩那晚几乎都在一起，在奥姆尼饭店。” 我的双颊红了。 “我完全不在乎你的私生活，凯，我认为别人也不在乎，但这件事不一样。我必须向你说抱歉。”他清了清喉咙，眼睛终于又看我了，“司法部的人正在调查马克的朋友斯巴拉辛诺——” “他的朋友？” “这件事很严重，凯，我不知道你们在法学院认识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子。自从有人看到你们在一起，我对他进行了一些调查。七年前，他惹了些麻烦，犯下勒索、诈骗罪，为此还进了监狱。此后，他与斯巴拉辛诺混在一起，斯巴拉辛诺目前涉嫌有组织犯罪。” 我感到像是突然有钳子夹住我身上的每一条血管，血液完全无法流向心脏。我的脸色一定很苍白，因为艾斯瑞兹马上递给我一杯水，耐心地等着我恢复神态。我再度看着他，他又说下去。 “马克从未在‘奥德夫与伯格法律事务所’工作过，凯，事务所从没听过这个人。这一点我并不意外。马克·詹姆斯再也无法执业了，他的执照被吊销了。他现在只是斯巴拉辛诺的私人助理。” “斯巴拉辛诺为‘奥德夫与伯格法律事务所’工作吗？”我终于可以发问了。 “他是他们的娱乐法律师，那一点倒是真的。” 我无法回答什么，只能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不要接近他，凯，”他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点，却显得更不自然，“分手吧。不管你和他是什么关系，都停止吧。” “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尖锐地说。 “你上次和他联络是什么时候？” “几周前他打电话给我。我们的谈话不到三十秒。” 他点点头，像已经预料到。“他已经变得神经质，这就是犯罪的毒果。他不再花时间与人通过电话聊天了，我猜他也不会再与你联络，除非他要什么。告诉我你们在纽约的情形。” “他想见我，想警告我不要接近斯巴拉辛诺。”我无力地加上一句，“至少这是他告诉我的。” “他到底有没有警告你？” “有。” “他说什么？” “他说他要保护我。” “你相信他？” “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了。” “你爱这个人吗？” 我无声地望着检察长，我的眼神像石头一样呆滞。 他低声说：“我需要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有多脆弱。别以为我喜欢这样问你，凯。” “我也不喜欢你这么问，汤姆。”我的声音带着防御。 艾斯瑞兹从腿上拿起餐巾，折整齐后塞进盘子下方。 “我担心，”他的声音低到我必须靠过去听，“马克·詹姆斯会给你带来伤害，凯。他可能也是你的办公室被人侵一事的幕后主使之一——” “为了什么？”我高声打断他，“你在说什么？有什么证据……”接下来的话卡在我的喉咙里，帕丁参议员和那名年轻人来到我们桌前。我没看到他们起身走过来。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刚发现自己打断了一段气氛沉重的谈话。 “约翰，真高兴看到你。”艾斯瑞玆从椅子上起身，“这位是首席法医凯·斯卡佩塔，你们认识吧？” “当然，当然，你好吗，斯卡佩塔医生？”他微笑着与我握手，眼神却显得有距离。“这是我儿子，斯科特。”我发现斯科特完全没有遗传他父亲粗犷而矮小的身材。这位年轻人非常英俊高大，不胖不瘦，黑发像皇冠一样罩着细致的脸庞。他大概二十几岁，眼中带着隐约的傲慢，让我有些不适。这段客套的对谈丝毫没有让我愉快些，他们走后，我的心情也没有好起来。 “我在哪里见过他。”侍者为我们倒了咖啡后，我对艾斯瑞兹说道。 “谁？约翰？” “不，不，我当然见过参议员，我是说他的儿子斯科特，他看起来很面熟。” “你大概在电视上见过他，”他回答，又悄悄地看了一眼手表，“他是个演员，或者说他想当演员。我想他在几出连续剧里担任过小角色。” “哦！上帝！”我喃喃叫道。 “可能也在几部电影里出现过。他已经离开加州，现在定居纽约。” “不！”我惊讶地说。 艾斯瑞兹放下咖啡，平静地凝视着我。 “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吃早餐，汤姆？”我尽量让声音平和，因为我的脑海中已经出现了画面。盖勒格餐厅，马克与我吃晚饭时，那个年轻人在几张桌子之外独自喝着啤酒。 “我不知道他如何得知，”艾斯瑞兹眼中出现一种奇特的满足感，“但我并不意外，小帕丁已经跟踪我好几天了。” “他不是司法部派出的眼线？” “当然不是。”艾斯瑞兹平淡地说。 “斯巴拉辛诺？” “我想是的。那比较有道理，不是吗，凯？” “怎么说？” 他看看账单。“斯巴拉辛诺想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所以派人监视我们，而且让我们感到困惑。”他抬头看我，“随你相不相信吧。” <er h3">02 在我看来，斯科特·帕丁是个不爱说话、郁郁寡欢的人，我记得他边看《纽约时报》边喝啤酒，神情十分阴郁。我会注意到他，是因为外表出众的人就像一盆好花一样，很难不引人注目。 当天稍晚时，马里诺和我一起乘电梯到一楼办公室，我冲动地告诉了他这一切。 “我很肯定，”我重复道，“他就是在盖勒格餐厅里，坐在离我们两桌外的那个人。” “当时他一个人？” “对，他边看报边喝啤酒。我不认为他是去用餐的，但我记不淸楚了。”我们抄近路穿过一间大储藏室，那里充斥着瓦榜纸和灰尘的气味。 我的情感在和理智赛跑，看谁可以摆脱马克的谎言，马克说斯巴拉辛诺不知道我去了纽约，他会出现在牛排馆全然是个巧合。这绝对是假话，那晚小帕丁被派到餐厅监视我，这只有在斯巴拉辛诺知道我和马克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们穿过办公大楼最脏的地带时，马里诺说，“替斯巴拉辛诺监视别人可能是帕丁在纽约的一种生存方式，也许他是被派去跟踪马克，不是你。记得吗，斯巴拉辛诺向马克推荐那家牛排馆，至少马克是这么告诉你的，所以，斯巴拉辛诺有理由认为马克当晚会去那里吃饭。斯巴拉辛诺派帕丁过去，看看马克都做些什么。帕丁去了，坐在那里喝啤酒，结果你们俩一起出现了。也许他马上溜出去通风报信，接下来斯巴拉辛诺就去了。” 我很想相信这个说法。 “只是个假设。”他说。 我知道我不能相信。我严厉地告诉自己，真相就是马克背叛了我，他是艾斯瑞兹口中那个罪犯。 “你必须考虑种种可能。”马里诺下了个结论。 “当然。”我含糊回应。 走过另一条走廊，我们来到一扇厚重的金属门前。我找到钥匙打开门，走进枪械测试间，测试人员在这里试用人类发明的所有枪支。这是一个单调又充满铅味的密闭空间，其中一面墙钉着夹板，上面挂满了各种手枪和机枪，都是被法院没收的武器，最后流落到了这里。几支比较长的是猎枪和来复枪。对面的墙是金属的，中间部分特别厚，上面的千疮百孔是长年累积的结果。角落堆着假人的肢体，有臀部、头部、腿部，看起来像是纳粹大屠杀的尸冢。 “你比较喜欢白肉，对不对？”他选了一个白种男人的胸膛。我没理踩他，径自打开背袋取出小手枪。他又选了个有棕色头发和眼睛的白人头部，套在胸膛上，找来一个箱子垫高，放在三十步开外的细墙下。 “你要让他一枪毙命。”马里诺说。 我装上子弹，抬头时看到马里诺从长裤里取出九毫米手枪。他推开弹匣，拉开保险，再把弹匣推回原位。 “圣诞快乐！”他递过枪，枪柄朝着我。 “不，谢谢你。”我尽量说得委婉一点。 “你的枪只能射五发子弹，然后你就没救了。” “除非我一枪都没打中。” “他妈的！医生，每个人都会失误，问题是，你的手枪给你的机会太少。” “我宁愿精准地开几枪，你那把只会喷出铅弹。” “我的枪火力更强。”他说。 “我知道，五十英尺的距离多出一百镑的力量。” “而且可多装三倍子弹。”马里诺补充道。 我试射过九毫米手枪，但不喜欢。它们不如我的点三八准确，安全性也不够，子弹有时会卡住。我向来不习惯以量取代质，相信只要常练习，点三八就够用了。 “够准的话，我只需要开一枪。”我戴上耳罩。 “对，那一枪还需要射在两眼正中间。” 我用左手握稳枪，连续扣扳机。假人头部中弹一次，胸膛三次，第五颗子弹擦过左肩。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之间，假人的身躯飞落纸箱，傻傻地靠在墙边。 马里诺一语未发，只将九毫米手枪放在桌上，从肩上的枪套里取出点三五七手枪。我知道我伤了他的心，他一定费了不少力气才替我弄到那支枪，还以为我会很高兴。 “谢谢你，马里诺。”我说。 他将子弹上膛，慢慢举起手枪。 我又告诉他，我很感谢他的关心，但我知道他不是没听到，就是没在听。 我退后几步看他射了六发子弹，假人的头在地上弹跳。他重新上膛瞄准胸膛。当他结束的时候，空气中充满硝烟味，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以惹恼他。 “当一个人倒下后，再向他开枪是很可怕的事。”我说。 “你说得对，”他摘下耳罩，“是很恐怖。” 我们在头顶的轨道上套了个木框，又在框上夹了一张纸靶，开始另外一种练习。我把子弹都用完了，对射击成果颇感满意。当我用布清理枪管时，清洁剂的气味又让我想到匡提科。 “要听我怎么想吗？”马里诺也在清理他的枪，“我觉得你一人在家的时候，需要的是一把猎枪。” 我没说话，把枪收回枪盒。 “像连发式的雷明顿，用十五发三十二号口径的子弹痛宰那家伙，如果你连发三次，就是三倍的火力，也就是四十五发铅弹，他大概不会有机会复活了。” “马里诺，”我平静地说，“我没事，好吗？我不需要一个弹药库。”他抬眼看我，目光锐利。“你知道当你对一个家伙开枪，他不但没倒下，还往你身上扑过来的感觉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在纽约的时候，我朝一个浑蛋开枪，用尽了所有子弹，射中他的上半身四次，居然还无法让他停下来。简直像恐怖小说里的情节，那浑蛋像僵尸一样朝我扑来。” 我在实验外套的口袋里找到一些面巾纸，擦了擦手上的枪油和清洁剂。 “在贝丽尔家追杀她的人也是这一类型，医生。他就像个疯子，一旦下手，绝不会轻易放弃。” “在纽约的那家伙，”我追问，“他死了吗？” “哦，是的，死在急诊室。我们乘同一辆救护车到医院，真是荒谬。” “你伤得很重？” 我突然无法判读马里诺说这番话的表情。“不重，缝了七十八针，皮肉伤而已。你没看见我光过上身吧？那家伙手上有刀。” “真是糟透了。”我喃喃道。 “我不喜欢刀，医生。” “我也不喜欢。” 我们走出射击室。枪油和子弹的残留物让我觉得自己很脏，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射击可以弄得这么污移。 马里诺一面走，一面掏着皮夹。他递给我一张白色卡片。 “我还没填申请表。”我惊讶地看着为我开立的持枪许可证。 “对，因为莱赫法官欠我一个人情。” “谢谢你，马里诺。”他微笑着替我开门。 <er h3">03 虽然韦斯利、马里诺和我自己都订下了规矩，我还是在办公室待到天黑，停车场已经没人了。我没管桌上的东西，光是看一眼日程表就纳闷起来。 罗丝很自觉地重新规划了我的生命。所有约定都改期了，不是延后很久就是予以取消。演讲和解剖示范都转给了费尔丁。我的上司卫生署长给我打了三次电话，最后问我是否病了。 费尔丁似乎很胜任我的工作。罗丝开始替他打验尸报告和证物检验报告，她在替他做事，不是替我。每天照样日出日落，整个办公室都运作如常，因为我挑选并训练了最棒的职员。可我还是想知道当上帝创造了一个世界，后来这个世界不需要他时，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没有马上回家，去了钱伯连花园公寓。电梯里仍贴着那些过期的邀请。和我一起搭电梯的是个矮小瘦弱的老婆婆，她孤独的目光始终没离开过我身上。她紧抓着助行器，像只小鸟紧抓着枝干一样。 我事先告知麦克提格太太我要来。我敲了三七八号的门数次，她终于打开一条门缝，带着满脸疑惑窥视，身后是拥挤的家具和电视的声音。 “麦克提格太太？”我又重新自我介绍一次，不确定她是否记得我。 她把门又打开了些，光线终于照亮了她的脸。“是的，当然记得。真高兴你再来，请进。” 她穿着粉红色的家居外套，脚上是一双同色的拖鞋。我随她进入客厅，她关掉电视，把沙发上的毯子移开。显然在我来之前，她正坐在那里吃杂粮面包，喝果汁，看着晚间新闻。 “对不起，”我说，“打扰了你的晚餐。” “哦，没有，我只是在吃点心。你要不要喝点什么？”她马上问道。 我婉拒了。她随手整理周围时，我坐了下来，心里出现了对祖母的回忆。即使她后来身体不好了，仍没失去幽默感。她过世前一年的夏天曾来迈阿密看我们。我带她去逛街时，她自己发明的尿布居然当众滑到膝盖，那是用男人的内裤、女人的卫生棉和安全别针凑起来的东西。她扶着我跑到卫生间。我们在里面大笑不止，连我都差点控制不了自己的膀胱。 “听说今晚会下雪。”麦克提格太太坐下了。 “外面很潮湿。”我说，“温度也很低，可能真的会下雪。” “不过他们说，不会积雪。” “我不喜欢在雪地里开车。”我思索着该怎么说出接下来那些令人沉重不悦的话。 “也许今年可以有个白色圣诞，那不是很特别吗？” “会很特别。”我环视四周，搜索着打字机的踪迹。 “我不记得上次白色圣诞是什么时候了。” 这个话题是为了掩饰她的不安。她知道我有事，也知道不会是好消息。 “你真的不要喝点什么吗？一杯酒？” “不用了，谢谢。”我说。 一片沉默。 “麦克提格太太，”我开始发问，她的眼神像孩子一样无助，“我能再看一次那张照片吗？上次我来时，你给我看的那一张。” 她眨了几下眼睛，微笑渐渐消失，脸色苍白。 “有贝丽尔·麦迪逊的那一张。”我强调。 “哦，当然可以。”她缓缓起身，移到书桌去取那张照片，空气里带着几分退却的意味。她把照片交给我时，脸上出现恐惧，也可能是困惑。我同时要求看装照片的信封和保护照片用的信纸。 “很抱歉，”我说，“你一定很怀疑我在做什么。” 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很好奇，照片为什么看起来比信封旧？” “是的，”她惊惧的目光没离开我，“我是在乔的文件中找到照片的，所以就用信封装起来保护。” “这是你的信封和信纸？”我尽量保持友善。 “哦，不是。”她拿起果汁，小心地喝了一口，“是我丈夫的，我替他选的，这种信纸很适合他的公司。他走了以后，我还留着空白的信封和信纸，看来这辈子也用不完了。” 我不知道除了直接问她以外，还有什么方法。“麦克提格太太，请问你的丈夫有打字机吗？” “当然有，不过我送给我女儿了，她住在福斯教堂区。我喜欢亲笔写信，可无法再写了，因为我有关节炎。” “什么样的打字机？” “我不记得了，只知道是电动的，很新。”她想了一下，“乔每过几年就会换新的打字机。即使后来有了电脑，他还是坚持用打字机。他们的经理布特曾经劝乔学电脑，可乔还是喜欢打字机。” “在家里用还是在公司？” “都有。他在办公室做不完的事情，就带回家里做。” “他是否给哈博姐弟写过信，麦克提格太太？” 她从外套口袋里取出一张面纸，放在手中拧着。 “很抱歉，我问了这么多问题。”我温和地说。 她低头望着多节又皮薄的双手，什么也没说。 “请告诉我，”我轻声说，“这很重要，否则我不会问。” “是关于她，对不对？”面纸已经裂了，她依然不愿抬头。 “斯德琳·哈博。” “是的。” “请告诉我，麦克提格太太。” “她很美、很高尚，是个特别的女人。” “你丈夫是否与哈博小姐通过信？” “我想是的。” “你怎么知道？” “有一两次我过去，看到他正在写信，他说是为了生意。” 我没说话。 “是的，我的乔，”她微笑着，但双眼无神，“他是个受女人欢迎的男人。你知道吗，他总是亲吻女人的手，让她们觉得自己像个女王。” “哈博小姐也给他写信吗？”我有点犹豫地问，我不喜欢掀起旧伤。 “就我所知，没有。” “他写给她，但她从没回过？” “乔善于写信，总说有一天他要写书。他也喜欢阅读，手上总是有书。” “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和盖瑞·哈博相处了。”我说。 “哈博先生有烦恼时常打电话来，我想那就是他们所谓的才思枯竭。他会找乔聊天，他们谈的话题非常有趣，都是文学一类的。”那张面纸已经成了许多碎片，散落在她的腿上。“乔最喜欢福克纳，也喜欢海明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住在阿灵顿，他在这里，他写的信是世上最浪漫的。” 他一定也是这么写信给高尚、未婚的斯德琳·哈博。哈博小姐在自杀前很仁慈地将这些信烧了，因为她不愿意伤害他的遗孀。 “你看到那些信了？”她说。 “给她的？” “是的，他写的。” “没有。”这是我编的善意谎言，也不完全是谎言，“我们没有找到那样的信，麦克提格太太。从哈博姐弟的遗物中，警方没有找到你先生写的东西，更没有看到你先生直接写给斯德琳·哈博的信。” 她的神情明显缓和下来，多年来的否认又得到了证明。 “你有没有和哈博姐弟相处过？比如和他们在社交场合上交往？”我问。 “有的，我记得有两次。一次是哈博先生来吃晚餐，另一次是哈博姐弟和贝丽尔·麦迪逊在我们家住了一夜。”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们什么时候到你家住过？” “乔过世前几个月，应该是年初的时候，就在贝丽尔来我们协会演讲的一两个月后，我记得当时家里的圣诞树还在。能有她为座上宾真是荣幸。” “你是说贝丽尔？” “是的。那时我高兴极了。他们三个好像刚为了公事到过纽约，我想他们是去见贝丽尔的经纪人。他们飞回里士满后受邀在我们家过夜，至少哈博姐弟过了夜，贝丽尔本来就住在城里。那天晚上乔开车送她回家。第二天早上，乔又送哈博姐弟回威廉斯堡。” “你记得那晚的情形吗？” “让我想想……我记得我做了羊腿，可他们来得很晚，因为航空公司把哈博先生的行李弄丢了。” 根据我们已知的情形，这是近一年以前的事，在贝丽尔接到威胁电话以前。 “他们到的时候，都因为旅途劳顿而显得疲累。”麦克提格太太继续说道，“可是乔很棒，他是世上最棒的主人。” 麦克提格太太察觉了吗？她看得出她丈夫看哈博小姐时爱慕的神情吗？ 我记得很久以前，就在我与马克分手前几天，他看我时眼神充满距离，我马上就察觉了，这完全是直觉。我知道他心里想的不是我，但不相信他会爱上别人，直到他亲口告诉我。 “凯，对不起。”我们在乔治城那间我们最爱的酒吧喝爱尔兰咖啡时，他这么对我说。当时灰色的天空飘着细细的白雪，一对对裹着厚重外套和鲜艳围巾的美丽情侣在街上走着。“你知道我爱你，凯。” “但不如我爱你那么深。”我说。我的心从不曾这么痛过。 他低头看着桌子。“我从来不想伤害你。” “当然。” “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 我知道他真的感到抱歉，但这依然不能改变什么。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不想知道，她也没有成为他后来的妻子。珍妮才是，而珍妮已经死了。不过，这可能也是个谎言。 “……他发了一顿脾气。” “谁？”我再次注视着麦克提格太太。 “哈博先生。”她开始显出疲惫，“他对遗失行李的事情感到愤怒。幸好，行李跟着下一班飞机过来了。”她顿了一下，“上帝！感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实上一点也不久。” “贝丽尔呢？那天晚上的她如何？” “他们都走了。”她的双手平静地放在腿上。她面对着那面黑暗而空虚的镜子。每个人都死了，除了她。那晚她宴请的宾客，如今都成了鬼魂。 “我们还在谈论他们，麦克提格太太，表示他们还存在着。” “大概是吧。”她眼中泛着泪光。 “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她点点头。 “告诉我当晚发生的事情，”我又说了一遍，“谈谈贝丽尔。” “她很安静，我记得她一直望着炉火。” “还有呢？” “发生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麦克提格太太？” “她与哈博先生似乎对彼此很不谅解。”她说。 “为什么？他们吵架了吗？” “是在送行李的伙计把东西送来以后发生的。哈博先生打开行李，取出一个装了文件的信封。我不清楚情况，可能他也喝多了。” “然后呢？” “他对他姐姐和贝丽尔说了许多重话，然后他把那个信封扔到火里，说：‘这东西根本就是垃圾，垃圾！’反正就是那一类的话。” “你知道他扔的是什么吗？有可能是合约吗？” “好像不是，”她回答，“印象中好像是贝丽尔写的什么，像是用打字机完成的几页东西。他的愤怒完全是针对贝丽尔的。” 我猜是她写的自传大纲。哈博小姐、贝丽尔和斯巴拉辛诺在纽约一起讨论大纲，当然还有已经失去控制的盖瑞·哈博。 “乔忍不住干涉他们。”她变形的双手握在一起，也握住了她的痛苦。 “他做了什么？” “他带她回家，送贝丽尔·麦迪逊回家。”她突然停下来，惊恐万分地看着我，“这就是事情发生的原因，我早就知道了。” “是什么事情发生的原因？” “这就是他们死去的原因。”她说，“我早就知道，我当时就有这种感觉，真可怕。” “请说得更清楚一点。” “这就是他们死去的原因。”她重复道，“那一晚，屋里充满了怨恨。” 第十三章 <er top">01 瓦哈拉疗养院坐落于阿尔伯马尔县的高级地段。我常在弗吉尼亚大学授课，所以经常来这一带。我曾注意到这栋山上的红砖建筑，但不论是私人造访还是基于公务，都没来过这家医院。 它曾是一家大饭店，光顾的都是名流富绅，后来在经济萧条时期破产，之后由三兄弟买下。这三兄弟都是心理医生，他们企图把瓦哈拉变成弗洛伊德实验室，一个有钱的精神病患者的度假中心。老年人或精神不正常的人都可以到这里，让这些人的家庭不再为不便和羞耻而烦恼。 艾尔·哈特在青少年时期曾在这里待过，这一点我并不意外，让我意外的是他的心理医生似乎很不愿意谈及他。华纳·麦斯特森专业的热忱下隐藏着某种秘密，连最顽强的人都休想问出什么。 我将车停在访客专用的停车位后，走进了一楼大厅。这里的装潢采用维多利亚式，铺着东方地毯。窗户还有雕花窗檐，垂坠的厚重窗帘已经磨损，露出了线头。我正在向前台小姐自我介绍，身后突然有人叫我。 “斯卡佩塔医生？” 我应声回头，眼前是一个又高又瘦的黑人，穿着深色的欧式西装，头发闪着点点亮光，顿骨和前额像贵族的一样高耸。 “我是华纳·麦斯特森。”他落落大方地笑着伸出手。 我以为自己忘记在哪里见过他，结果他告诉我是在报上和电视新闻上看过我的照片，真希望他不要提起这件事。 “去我的办公室。”他愉快地说，“我希望这趟山路没让你太累，要不要喝什么？咖啡？汽水？” 他一面走，一面对我说。他的步伐很大，我尽量跟上他的速度。许多人不明白天生长了一双短腿是什么感觉。我经常觉得这世界上充斥着特快列车，我则是那勤快的手推车。麦斯特森医生已经走到长廊的另一头。他终于回头找我，等我追上他，他带我走进办公室。我找了把椅子坐下，他回到桌子后面的座位，熟练地把烟草塞进烟斗。 “斯卡佩塔医生，”麦斯特森医生打开一叠厚厚的档案夹，“我对艾尔·哈特的死感到遗憾。” “你很惊讶吗？” “不完全是。” “我想回顾他的病历。” 他考虑了很久。当我几乎想提醒他，我有权查询医院资料时，他笑着说：“当然。”然后把资料交给我。 我打开牛皮档案夹，开始阅读里面的内容，烟斗散发出带有木屑味道的蓝烟，飘过我眼前。艾尔·哈特入院时的资料和健康状况十分平常。他于十一年前的四月十日入院，健康状况良好，心理状况却是另外一回事。 “他入院的时候，有因紧张呈现出痴呆的现象？” “极端的忧郁和自闭。”麦斯特森医生回答，“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入院，什么都说不出来，没有足够的心理能量来回答问题。你可以从记录中看到，我们无法让他接受智力测验，过了一段时间才得以进行。” 智力测验的结果也在档案中。艾尔·哈特的智商有一百三十，这代表他不是智障。人格测验结果显示他并不合乎精神分裂症的标准，也不是真正的精神异常。根据麦斯特森医生的诊断，艾尔·哈特的症状是“处于精神分裂式的失常人格边缘，以关在厕所持牛排刀割腕之方式，呈现出短暂的异常状态”。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同时又叫救命。他母亲立即将他送到急诊室，缝合伤口后出院，但第二天早上，他就被送到瓦哈拉疗养院。根据哈特太太的说法，艾尔·哈特是因为晚餐时又被父亲狠狠训了一顿，才动了自杀的念头。 “刚开始，艾尔不愿意参加任何集体治疗，也不参加病人必须加入的团体活动。”麦斯特森医生说，“他服用了抗抑郁的药，但效果并不理想。每次和他交谈，我都无法让他吐出一个字。” 一个星期过去了，艾尔完全没有进步。麦斯特森医生开始考虑用电击疗法。这种方法就如同电脑出了问题，不去分析问题在哪里，直接重启。这种疗法重新接起脑中的联结路径，略过任何引起问题的“病毒”，甚至让它永远消失。也正因如此，电击疗法不适合用在年轻患者身上。 “后来用了电击疗法吗？”我在档案上没有看见相关记录。 “没有。当时我认为已经别无选择，可一天早上，就在我们进行心理戏剧表演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他停了一下，再度点燃烟斗。 “你们如何进行心理戏剧表演？” “有些部分只是机械式的背诵和热身。发生奇迹的这一次，我们要求所有患者排队模仿花朵，郁金香、水仙花、雏菊，什么花都可以。每个患者都把自己想象成一种花朵。这是艾尔第一次参加团体活动，他用手臂画着大圈圈，点着头。”他表演着艾尔的动作，看起来不像花，更像大象。“心理分析师问他表演的是什么，他说：‘紫罗兰。’” 我没说话，对我们谈论的男孩充满同情。 “当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艾尔的父亲就是这么看待他的，认为他是个娘娘腔。”麦斯特森医生用手帕擦拭着眼镜，“这种指责对年幼又脆弱的艾尔来说相当严厉，但他指的花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他重新戴上眼镜，定睛看着我，“你知不知道艾尔对色彩的联想的敏感度？” “知道一些。” “紫罗兰也代表一种颜色。” “是的，非常深的紫色。”我同意。 “将代表忧郁的蓝色与代表愤怒的红色相混合，就是艾尔的颜色。他说从他灵魂释放出的就是这种颜色。” “这也是一种慈悲的颜色。”我说，“总之，是很沉重的颜色。” “艾尔·哈特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斯卡佩塔医生。你知道他认为他有感应的能力吗？” “不完全知道。”我不安地说。 “他觉得自己可以未卜先知，有心理感应能力。承受的压力越大就越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能力，他认为自己可以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真的可以吗？” “他的直觉很强，”他的打火机又灭了，“想法也经常很有道理，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他因此认为能感受到别人的想法与感受，可以预知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然后，就像我在电话里对你说的，他会沉溺在所有的想象中，迷失在别人的想法里。他的自我意识很薄弱，就像水一样随着容器的形状变换自己的形状。换句话说，他把世上所有事情都当成自己的事情。” “那是种危险的做法。”我说。 “没错，也害死了他。” “你说他对别人的一切感同身受？” “一点也没错。” “可资料上的诊断结果与你说的不同。”我说，“濒临精神分裂式的边缘人格对别人漠不关心。” “问题是，他对别人的感受也都是想象来的，斯卡佩塔医生。艾尔将自己行为异常的现象归罪于对别人的感受过于强烈，甚至相信自己可以感受到别人心中的痛苦。事实上，他是个完全孤立的人。” “大都会医院的人都说，他在任职护士期间对病人非常体贴。”我指出。 “这当然，”麦斯特森医生回应道，“他负责急诊室的病人。如果他负责长期住院的病人，就绝对待不下去。艾尔可以很体贴，前提是他不需要真正接触与了解那个病人。” “这也是他可以拿到硕士学位，却不能适应心理治疗的原因？”我说。 “十分正确。” “他同他父亲的关系如何？” “非常不融洽，甚至带着虐待性。”他回答，“哈特老先生是个严厉的人。他心中的教子方式就是不打不成材。艾尔没有能力面对这种高压教育，这把他逼到母亲的怀里，但在母亲怀里，他对自我形象也越来越困惑。我想你应该知道，很多同性恋男子的父亲都很粗壮，开着大卡车，载着枪，车上还插着政治立场鲜明的旗帜。” 我想到马里诺，他有个已成年的儿子。我这才突然想到马里诺从未提过他那住在外面的独子。 我问道：“你是说艾尔·哈特是个同性恋？” “我只是认为他太没安全感了。他的自卑感太强，使得他无法正常面对别人，更无法发展正常的亲密关系。据我了解，他也没有与同性交往的经验。”他看着远处，吸着烟斗。我无法判读那种表情。 “那天的戏剧表演发生了什么情况，麦斯特森医生？你说的奇迹是什么？就是他表演了紫罗兰，就这样吗？” “那只是开场，”他说，“奇迹是，他想象他的父亲正坐在屋子中间的一张空椅子上，与他展开一场紧张的对话。当内容变得越来越激烈时，我们的一位诊疗师坐到他对面，扮起他的父亲。当时，艾尔已经处于一种恍惚状态，无法分辨事实与想象，最后，他的愤怒爆发了。” “他愤怒时什么样子？是否使用暴力？” “他号啕大哭，哭得无法自已。”麦斯特森回答。 “他的‘父亲’对他说了什么？” “其实都是寻常的讽刺与苛责。艾尔对苛责极度敏感，斯卡佩塔医生，这就是他困惑的根源，他以为自己对别人的事情很敏感，其实说穿了，他只对自身的事情敏感。” “有没有替艾尔安排固定的社工？”我继续翻阅资料，发现没有填任何诊疗师的名字。 “当然。” “是谁呢？”档案中少了几页。 “我刚才提到的诊疗师。”他淡淡地说。 “心理戏剧表演的那位？” 他点点头。 “他还在医院里工作吗？” “不在了。”麦斯特森医生说，“吉姆不再跟我们一起——” “吉姆？”我打断他。 他倒出烟斗里的余灰。 “他姓什么？住在哪里？”我问。 “很遗憾，吉姆·伯尼斯几年前死于车祸。” “几年前？” 麦斯特森医生再次擦拭他的眼镜。“我想大概是八九年前。” “怎么发生的？在哪里？” “我不记得详情了。” “真不幸。”我的语气好像已经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了。 “艾尔·哈特是你侦办的那件案子的嫌疑人之一？” “两件案子，两件谋杀案。” “是两件。” “让我回答你的问题吧。谁是嫌疑人和我没有关系，那是警察的事情。我收集艾尔·哈特的资料，是因为需要证明他的个人记录中具有自杀倾向。” “这是个需要怀疑的问题吗，斯卡佩塔医生？他不是上吊自杀的吗？难道除了自杀外，会有其他因素？” “他死亡时的穿着有些异常，只有一件衬衫和内裤。这种情形不得不令人产生很多联想。”我尽量用平常的语气回答。 “你是在暗示自渎窒息的可能？”他意外地抬起眉毛，“因为自慰而引发的意外死亡？” “我想尽量排除这种可能性。” “你怕他父母会抗议你把这种死因填入死亡证明？” “我的理由很多。” “你真的怀疑他的死因并不单纯？”他皱眉。 “不，”我回答，“我想他是自杀的，麦斯特森医生，那就是他走向地下室的理由。他抽出皮带时，可能顺便将裤子脱了下来。他是用皮带吊死自己的。” “也许我应该为你澄清另一件事，斯卡佩塔医生。艾尔从来没有暴力倾向，据我所知，他可能伤害的唯一一个人，是他自己。” 我相信他所说的，也相信他还对我隐瞒了很多事情。他所谓的不记得和言语闪烁都另有原因。吉姆·伯尼斯让我想到“吉吉”。 “艾尔在这里待了多久？”我改变话题。 “我记得是四个月。” “他有没有在你们的精神犯罪科工作过？” “瓦哈拉没有精神犯罪科，只有一个叫‘后走廊’的地方，专门为那些会伤害自己的病人设立，但是我们不收精神错乱的罪犯。” “艾尔在后走廊待过吗？” “从没这个必要。” “谢谢你宝贵的时间。”我起身，“请你将这份资料复印一份寄给我。” “那会是我的荣幸。”他大方地微笑，但没有注视我，“如果我还能做什么，别忘了打电话来。” 我穿过长廊步向大厅的时候，心中一直犯着嘀咕，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要问起弗朗基，甚至不要提到他的名字。“后走廊”，会伤害自己的精神病人去的地方。艾尔·哈特说他曾在精神犯罪科与病人交谈过。那是出于他的想象，还是他弄错了？瓦哈拉没有精神犯罪科，不过弗朗基很有可能是被关在“后走廊”的病人。或许弗朗基病情转好，被送到了普通病房，然后艾尔刚好进了瓦哈拉，两人因此认识？弗朗基杀了母亲的事情是否也出于幻想，或者仅仅是他希望那么做？ 弗朗基用木柴打死了他妈妈。凶手用金属管打死了盖瑞·哈博。我回到办公室时，天色已经黑了，清洁工来过又已离去。 我坐在桌前面对电脑开始工作。输入几个指令后，屏幕上出现了吉姆·伯尼斯的档案。 九年前的四月二十一日，他在阿尔伯马尔县死于一场车祸，死因是“头部重创”。他的血液酒精浓度是零点一八，比合法指数高了两倍。警方还在他车上发现了两种麻醉药物，显然，吉姆·伯尼斯有个人方面的问题。 电脑分析室里古老的缩影机放在黑色的桌上，像一尊佛像似的供在那里，我对视听器材所知向来不深。不耐烦地浏览过缩影资料后，终于找到了我要的那一卷。我把影片安装在机器上，满室漆黑中，一行行模糊的小字经过我的眼帘。等我找到那个案子，眼睛已经开始酸痛了。我转着旋钮，影片流转声吱吱地响着，警察手写的报告终于出现在屏幕正中央。星期五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左右，伯尼斯驾着一辆一九七三年产的宝马，驶于六十四号向东的州际公路上。车的右轮出了柏油路，方向盘打过了头，结果撞上分隔护栏，整辆车飞了起来。我转动影片，看到了法医的调查。一位名叫布朗的医生在栏内注明死者在案发当天下午遭瓦哈拉医院解雇，他在那里的职务是社工。他于五点左右离开瓦哈拉，据称他当时非常愤怒。伯尼斯死亡时仍然未婚，只有三十一岁。 法医报告上出现了两名目击者的名字，他们一定接受了布朗医生的询问。其中一名是麦斯特森医生，另一名是洁妮·珊普小姐。 <er h3">02 有时办一桩谋杀案会让人感觉像迷路一般。即使看起来可能性不大的一条街，你还是会顺着它走走看。如果你运气不错，说不定绕着绕着就找到了出路。一个死了九年的心理治疗师同贝丽尔·麦迪逊与盖瑞·哈博被杀会有什么关系？我却觉得这中间有某个环节是相通的。 我并不想去盘问麦斯特森的员工，我敢打赌他已经警告过他们，如果我打电话过去，他们都会很礼貌地保持缄默。次日早上，我继续任由直觉引导着往下走。我打电话到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希望伊斯梅尔医生在那儿。他真的在，而且证实了我的推测。斯德琳·哈博的胃中浓缩物和血液证明，她死前不久的确服用了大量左旋美沙芬，每升血液中含有八毫克。这一含量已经高到足以让她死亡，也代表这不是一场意外。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刻意采取了一般药物检测无法检测出的方式。 “她是否知道右旋美沙芬与左旋美沙芬在一般性的药物检测中都会被认为是右旋美沙芬？”我问。 “印象中，我并没有跟她讨论过这方面的事情。但她向来对我们的治疗方式和用药很有兴趣，很可能是从我们的医学图书馆查到相关的资料。我记得刚开始开左旋美沙芬的处方时，她确实问过一些问题。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这种药还处于实验阶段，她很好奇，也有些担心……” 他继续说着，但我已经分神。我永远不能证实那瓶止咳药是不是哈博小姐刻意留在那儿的，可我有理由相信事情的确如此。她决意自杀，想死得有尊严，而且不想单独死去。 挂上电话之后，我替自己泡了一杯热茶。我在厨房踟蹰，偶尔看着窗外十二月的景色。那只白松鼠萨米又跑到我的饲鸟器里了。有一刻我们四目相对，它那毛茸茸的双颊快速抖动，嚼着手上抓的谷子，白色的尾巴向着蓝天卷成一个问号。我们相识于去年冬天，我站在窗前，望着它反复试图从树干上跳到饲鸟器上那块给鸟用的狭小空间。它失败了往下掉的时候，小小的手掌在空中猛抓。几次以后，萨米终于学会了。有时我会出去扔一把花生给它，到后来只要一阵子不见它，我就无比不安，直到它又出现，把饲鸟器上的谷子吃光，我才感到欣慰。 我坐在餐桌前，手上握着一叠纸和一支笔，拨了个电话到瓦哈拉疗养院。 “请找洁妮·珊普小姐。”我没有自我介绍。 “她是这里的病人吗？”接线小姐直接问道。 “不，她是员工……”我回答得有些混乱，“我想应该是，我好几年没见到洁妮了。” “请稍等。” 相同的声音再次响起。“我们的记录上没有这个名字。” 该死，怎么会这样？法医记录上明明在洁妮·珊普旁边注明了瓦哈拉的电话号码。是布朗医生写错了？九年中可能发生很多事情。珊普小姐可能搬家了，也可能结了婚。 “很抱歉，”我说，“珊普是她未婚时的姓氏。” “你知道她的夫姓吗？” “真糟糕，我应该知道的……” “洁·威尔逊？” 我顿住了，无法给予肯定的答复。 “我们有个员工叫洁·威尔逊，”对方说道，“是心理治疗师，可以等一下吗？”她很快回来了，“是的，她未婚时是姓珊普，但她周末休假，星期一早上八点会来上班，你要不要留话？” “能不能告诉我现在怎么联络她？” “医院不允许我们给外人员工家里的电话。”她有些怀疑了，“如果你给我姓名和电话，我可以联络她，再请她打电话给你。” “恐怕我不会待在这里很久。”我故意让声音带着失望，“下次我来的时候再试着跟她联络好了。我会写信来，是寄到你们医院吧？” “是的，你可以这么做。” “请问地址是……” 她给了我地址。 “她丈夫的大名是……” 对方沉默片刻。“我记得是斯克普。” 大概是莱斯利的昵称。“那么我会在信封上写斯克普·威尔逊太太，或是莱斯利·威尔逊太太。”我含糊地说，好像我正把这个名字写下来，“谢谢你。” 查号台告诉我在夏洛茨维尔有一个莱斯利·威尔逊、一个L.P.威尔逊，还有一个L.t.威尔逊先生。我开始拨电话。打到L.t.威尔逊家中时，一个男人告诉我“洁妮”出去买东西了，一个小时之内会回家。 我知道一个陌生人在电话上是问不出什么答案的。洁妮·威尔逊一定会坚持要我去找麦斯特森医生谈，那样一切就泡汤了。如果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出现在门口，那么拒绝他会比较难，特别是当这个陌生人自我介绍是首席法医，而且还有证件可供证明的时候。 洁妮·珊普·威尔逊穿着牛仔裤和一件套头红毛衣，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三十岁。她有着暗棕色的头发、友善的双眼，鼻尖还有一撮雀斑。她把头发梳成马尾，扎在脑后。大门里面的客厅有两个小男孩，正坐在地毯上看电视里的动画片。 “你在瓦哈拉医院工作多久了？”我问。 她迟疑了一下。“呃，大约十二年。” 我真是松了一口气，还几乎发出声音。九年前吉姆·伯尼斯在的时候，还有那之前的两年，艾尔·哈特还是那里的病人的时候，洁妮·珊普都在瓦哈拉。 她直挺挺地站在门口。车道上除了我的车外只有一辆车，这表示她先生不在家，好极了。 “我正在调查贝丽尔·麦迪逊和盖瑞·哈博的命案。”我说。 她睁大了眼睛。“你想问我什么？我不认识他们……” “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对不起，请进。” 我们来到她的厨房。那里铺着塑胶地板，用的是松木橱柜，整理得非常干净。一盒盒早餐玉米片整齐地摆在冰箱上面，流理台上立着一些玻璃罐，里面分别是饼干、.米和意大利面。洗碗机正在运转，我还闻到烤箱里飘来蛋糕的香味。 我试着消除她心中的疑虑。“威尔逊女士，艾尔·哈特在十一年前是瓦哈拉的病人，并曾经是本案的嫌疑人，他认识贝丽尔·麦迪逊。” “艾尔·哈特？”她显得困惑。 “你记得他吗？” 她摇头。 “你说你在瓦哈拉待了十二年？” “事实上是十一年半。” “艾尔·哈特在十一年前是瓦哈拉的病人。” “但他的名字听起来真的很陌生……” “他上个星期自杀了。”我说。 她看起来更困惑了。 “在他死前不久，我曾和他谈过。负责照顾他的社工在九年前死于一场车祸，叫吉姆·伯尼斯，我需要问你关于他的事情。” 她的脸颊开始红起来。“你认为他的自杀与吉姆有关？”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吉姆·伯尼斯在出事前几个小时刚被瓦哈拉解雇，”我说，“你的名字，应该说是你的本名出现在法医记录上。” “当时这件事存有一些疑点，”她结结巴巴地说，“不知吉姆是死于自杀还是意外，后来，一个医生还是验尸官……我不记得了，总之有个男人打电话给我。” “布朗医生？” “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他为什么要找你谈呢，威尔逊女士？”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是最后几个看到吉姆的人之一。我猜那位医生打到我们前台，贝蒂再请他和我谈。” “贝蒂？” “当时的前台小姐。” “请你告诉我伯尼斯遭解雇的始末。”她起身去看蛋糕好了没有的时候，我这么说。 当她走回来时，看起来不那么不安了，事实上，她似乎有些愤怒。她说：“斯卡佩塔医生，也许我们不应该在人死后还说他坏话，但吉姆不是个好人。他在瓦哈拉闯了大祸，早就应该被开除。” “闯了什么大祸？” “病人不断地告他的状，但病人的话很难采信，你不知道他们说的到底是真是假。麦斯特森医生和其他心理医生偶尔听到他们抱怨，却一直无法证明，直到一天早上有人看见他做的事。就是他被解雇的那一天早上。” “是你看到的？”我问。 “是的。”她望向别处，紧闭着嘴。 “发生了什么事？” “我走进大厅，正好为了什么事要去找麦斯特森医生，贝蒂突然叫住我。她在前台工作，当接线生，我刚提过——汤米、克雷，你们两个安静一点！” 客厅里的打闹声更大，电视转台的声音更吵了。威尔逊太太疲惫地走出去管孩子。我听到打屁股的声音，在那之后电视就锁定一台了，卡通人物似乎正以机枪彼此扫射。 “我说到哪里了？”她边问边回到餐桌前。 “你说到贝蒂。” “哦，对。她来到我面前，告诉我吉姆的妈妈打来了电话，长途，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那个电话为何打来，总之，贝蒂要我帮她叫吉姆听电话。吉姆正在进行心理戏剧指导，他们正在宴会厅。你知道，瓦哈拉原来是个饭店，有个宴会厅，以前是在周末用来开舞会、办聚会的。厅里有座舞台，本来是乐队演奏的地方。我从舞台后面绕过来，看到吉姆正在做的事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洁妮·威尔逊的眼睛因愤怒而发亮，“我愣在那里，吉姆站在舞台上，背对着我，身边围着五六个病人。那些病人都坐在椅子上，背对着吉姆，所以他们看不到他对那个病人所做的事情。那是一个年轻女孩，叫蕾塔，大概只有十三岁。蕾塔被她的继父强暴了，从此再不说话，成了哑巴。吉姆逼她重演受害情节。” “强暴？”我平静地问。 “那个浑蛋，对不起，但我一想到就冒火。” “可以理解。” “他后来辩驳他没做什么不对的事，该死的，简直一派胡言！他否认一切，可我亲眼看到了。我知道他做了什么，他想扮演她继父的角色，蕾塔怕极了，僵在椅子上，动也不敢动。他面对着她，身体俯向她，还在她耳边说话。借着宴会厅的传音功能，我什么都听到了。蕾塔虽然才十三岁，可发育得非常成熟。吉姆问她：‘他就是对你做这个吧，蕾塔？’他一面摸着她，一面问她。他猥亵她，就和她继父一样。我逃开了，他不知道我看到了一切。几分钟后，麦斯特森医生找我当面质问他。” 我开始明白麦斯特森医生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谈吉姆·伯尼斯，也开始意识到艾尔·哈特的档案中少掉几页的原因。这件事情一旦公开，即使事隔多年，瓦哈拉一样会名誉扫地。 “你认为吉姆·伯尼斯以前也做过同样的事吗？”我问。 “病人之前的投诉证明他做过。”洁妮·威尔逊的眼睛仍因震怒而发光。 “都是女的？” “不一定。” “也有男病人投诉他？” “有一个年轻男孩说过，可没人认真看待过这件事情。这个男孩本身就有性方面的心理问题，过去好像遭过性侵害。这样的人是吉姆最常下手的对象，没人会相信这个可怜孩子的话。” “你记得那个病人的名字吗？” “上帝！”她皱眉。“很久了。”她努力回忆着，“弗兰克……弗朗基。对了。我记得有些病人叫他弗朗基，可我不记得他姓什么了。” “当时他几岁？”我感觉自己的心开始狂跳。 “我不知道，十七八岁吧。” “你记得有关他的事情吗？”我问，“这很重要，非常重要。” 计时器响了，她起身关掉烤箱，又顺便去看了看她的孩子。回来的时候，她眉头紧蹙。 “我依稀记得他在‘后走廊’待了一阵子，那是他刚入院的时候。之后他转到二楼的男病房。我是他的治疗师，负责教他们一些简单的生活技巧。”她用食指轻触下巴，“我记得他的手工很不错，做了很多皮带，还喜欢打毛线，这一点很特别。大部分男病人都不喜欢打毛线，也不愿打毛线，他们只喜欢做皮件，像烟灰缸之类的。他很有创意，技巧也很好。他还非常爱干净，总是把自己的工作区域打扫得一尘不染，地板上有任何一点小残屑，他都会捡起来，好像东西不干净会令他不安。”她停下来，抬眼看我。 “他从何时开始抱怨吉姆·伯尼斯？”我问。 “我到瓦哈拉工作不久后就听到了。”她略显迟疑地想了一下，“我想他刚到一两个月后就开始抱怨吉姆了，而且好像是说给另一个病人听的，事实上……”她美丽的拱形眉毛再度蹙在一起，“是那名病人再转述给麦斯特森医生的。” “你记得那名病人的名字吗？弗朗基把他的事情说给谁听？” “不记得了。” “会是艾尔·哈特吗？哈特在十一年前的春夏两季待在瓦哈拉。” “我不记得艾尔·哈特……” “他们的年龄应该很接近。”我补充道。 她望着我，带着天真的好奇。“弗朗基的确有个朋友，也是一个少年。我记得他，金发，对，是个金发男孩，非常害羞，很安静。我不记得他叫什么了……” “艾尔·哈特是金发。” 她沉默着。 我激发着她：“他也很安静，很害羞……” “哦，上帝！”她再次大声叫道，“我敢说那就是他！他上星期自杀了？” “是的。” “他对你提过吉姆吗？” “他提过一个叫吉吉的人。” “吉吉，”她重复这个名字，“哦，我不知道……” “弗朗基后来怎么了？” “他并没在医院待很久，只待了两三个月。” “他回家了？” “我想是吧。他母亲好像有什么问题。弗朗基跟父亲住在一起，他还小的时候母亲就弃他而去。我记得他家里的情况很悲惨，其实，瓦哈拉所有的病人几乎都是如此。”她深深叹了一口气，“真是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想起这些事了，弗朗基……”她摇头，“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了。” “你一点都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她凝视我许久，突然感觉到了什么，我看到她的眼睛后面藏着惊恐。“两个人被杀了，你认为弗朗基……” 我没说话。 “他不是个有暴力倾向的人，至少在我和他接触的时候，他不是。事实上，他还挺温和。” 她等待我给出答案，我没有回应。 “我是说，他对人很体贴，对我也很有礼貌。他很细心地观察我教的东西，而且我说什么，他都会去做。” “这么说，他很喜欢你。”我说。 “他打了一条围巾给我，红色、白色、蓝色，我几乎完全忘记了，现在才想起来。我把它放到哪里了？”她的尾音拖得长长的，“一定是送给旧衣回收中心了，我不知道，弗朗基，我想当时他有些暗恋我。”她不安地干笑着。 “威尔逊太太，弗朗基长什么样子？” “高高瘦瘦的，暗色头发。”她闭上眼睛。“好久了。”她睁开眼，再次望着我，“他长得不丑，但也不是特别好看。如果他长得很丑或很好看，也许我对他的印象会更深刻一点。应该说他长得很平凡。” “你们医院会不会有他的照片？” “没有。” 又一阵沉默后，她忽然像发现了什么看着我。 “他会结巴。”她缓缓地说。 “什么？” “我记得他有时说话会结巴。当他特别兴奋或紧张的时候，就会结巴。” 吉吉。 艾尔·哈特说的正是弗朗基说的话。当弗朗基告诉哈特伯尼斯对他做的事时，他很难过、很愤怒，所以他结巴了。他每次一对哈特说到吉姆·伯尼斯就开始结巴，于是将吉姆说成吉吉。 我一离开洁妮·威尔逊家，立即奔向看到的第一个公用电话。 马里诺这个浑蛋竟然去打保龄球了。 <hr /> 注释： 第十四章 <er top">01 星期一随着阴晦的云层涌了过来。灰云笼罩着整个蓝脊山脉，瓦哈拉疗养院暂时隐匿其间。风不断扑向马里诺的车。等他把车在疗养院停车场停妥时，细碎的雪花开始落在挡风玻璃上。 “妈的！”我们跨出车子时，他咒骂道，“真是够了！” “不会积雪的。”我边向他保证边抹去脸上的雪片。我们低头迎风，在凝结的沉默中走进疗养院入口。 麦斯特森医生正在大厅等候，藏在微笑后面的是一张硬冷如石的脸。当我面前的两个男人握手对望时，简直就像毛发倒竖的两只猫。我并没有介入让场面变得和谐，我也厌烦了这位心理医生的游戏。他有我们想要的资料，但若想要他完整地提供出来，除了祈祷他良心发现之外，只有靠法庭下命令。他可以二选一。我们毫不迟疑地随他走进办公室，这一次他把门带上了。 “这次我可以怎么帮你们？”他一坐下就开门见山地问。 “我们需要更多资料。”我回答。 “当然可以，但是，斯卡佩塔医生，我必须对你说，”他说话的方式好像马里诺不存在似的，“关于艾尔·哈特的事我都说了，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才能帮助你办案。你也看过他的档案了——” 马里诺打断了他。“我们来此，无非是想活络一下你的记忆，”他取出烟，“而且，我们不只对艾尔·哈特有兴趣。” “我不明白。” “我们对他的朋友更感兴趣。”马里诺说。 “哪一位朋友？”麦斯特森医生冷冷地问。 “还记得弗朗基这个名字吗？” 麦斯特森医生开始擦眼镜，这是他用来拖延时间的伎俩。 “艾尔在这里时，有个名叫弗朗基的男孩也在这里。”马里诺提醒道。 “我脑中现在一片空白。” “管你空白不空白，告诉我们弗朗基是谁？” “我们这里随时都有三百名病人，警官，我无法记得每个在这里待过的人，尤其是那些短期病人。” “那么，你是在告诉我，弗朗基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长？”马里诺说。 麦斯特森医生伸手取烟斗。他说漏嘴了，我从他眼中看到了怒气。“我没那么说，警官。”他缓缓把烟草塞进烟斗，“但如果你能给我更多关于这位弗朗基的资料，我也许会有一点线索。除了他是个‘男孩’以外，你还能告诉我什么吗？” 我插嘴道：“显然，艾尔·哈特在这里时有个朋友，名字叫弗朗基。这是艾尔自己对我提起的。我们认为他这位朋友刚入院的时候在‘后走廊’待过，后来才转到别的楼层，他在那里认识了艾尔。根据描述，弗朗基是个高瘦的男孩，暗色的头发，喜欢打毛线，这一点在别的男病人身上很少看到。” “艾尔·哈特是这么对你说的？”他还是一样冷淡地问。 “弗朗基还特别爱干净。”我避开他的问题。 “恐怕一个爱打毛线的病人也不会引起我特别的注意。”他点燃烟斗。 “他还有一项特征，就是在紧张的时候说话会结巴。”我控制住不耐烦的情绪，继续说道。 “嗯，这个人有痉挛性的言语障碍，也许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开始。” “我告诉你我们可以从哪方面开始，你少装模作样就可以开始了。”马里诺冲动地说。 “是吗，警官？”麦斯特森医生给了他一个不怀好意的微笑，“你的言行似乎有些不当。” “对，对，你的言行才叫作不当。想不想尝尝法令的滋味？我可以把你整个扔进监狱，给你一个妨碍办案的罪名，听起来怎样？”马里诺瞟了他一眼。 “我对你的鲁莽已经不耐烦了。”他想强装镇定，“我对威胁向来没什么好感，警官。” “我对跟我玩捉迷藏的人也没什么好感。”马里诺针锋相对。 “谁是弗朗基？”我再问一次。 “我真的一时无法告诉你。但如果你耐心地等一下，我可以看看电脑档案里有什么资料。” “谢谢你。”我说，“我们就在这里等。” 心理医生刚出门，马里诺就开骂了：“简直是个浑蛋。” “马里诺。”我有些不耐烦地说。 “这里的年轻人根本不多，我敢打赌这里四分之三的病人都超过六十岁。年轻人一定会令人印象深刻，对不对？他一定知道弗朗基是谁，说不定还知道他穿几号鞋子。” “可能。” “不是可能，是一定。我告诉你，那家伙在装傻。” “如果你继续用这种态度对他，他还会继续装傻，马里诺。” “妈的！”他站起来，走到麦斯特森书桌后的窗边，打开窗帘望着晨景，“我最恨别人骗我，真想把他揍扁。这就是我讨厌心理医生的原因，就算他们的病人中有个杀人狂，他们也不在乎。他们还是会骗你，然后把那只野兽抱到床上，用汤匙喂他吃饭，好像他是世上最纯真的天使。”他稍停了一下，自言自语道，“至少雪停了。” 我等他重新坐下来才开口。“我认为用妨碍办案的罪名威胁他有点过了。” “至少让他正经点了，不是吗？” “马里诺，给他台阶下。” 他望着窗帘覆盖的窗户，静静抽着烟。 “我想他现在知道了合作是最佳途径。”我说。 “我也不想再跟他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再这样浪费时间，弗朗基的脑子里又多了几个害人的主意，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爆发。” 这让我想到我那位于宁静社区的宁静的家，想到盖瑞·哈博的项链挂在我后院的门把上，想到答录机里气息沉重的声音。“你的金发真美，那是天生的颜色，还是染的……”多奇怪，他为什么要这么问我？这个问题对他很重要吗？ “如果弗朗基就是我们要找的凶手，”我深吸一口气，轻轻地说，“我无法想象为什么斯巴拉辛诺会与这些案子扯上关系。” “到时候就知道了。”他又点了一根烟，烦躁地望着房门。 “什么叫‘到时候就知道了’？” “一件事总是牵连着另一件事。”他神秘地说。 “什么事牵连着什么事，马里诺？” 他看了手表一眼，骂道：“那家伙跑到哪里去了？去吃午饭了吗？” “希望他是在找弗朗基的资料。” “希望是。” “什么事牵连着什么事？”我又问了一次，“你在想什么？可不可以说清楚一点？” “这么说吧，”马里诺回答，“我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不是因为贝丽尔写的那本书，他们三个到今天仍会活着，可能连哈特也活着。” “我无法像你这么肯定。” “你当然不行，你老是用客观的眼光看事情。”他望着我，揉了揉疲惫的双眼，“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斯巴拉辛诺和那本书是这些案子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将凶手引向贝丽尔，又牵扯上其他事情。接下来，那杂种杀了哈博。在那之后，哈博小姐服下足以杀死一匹马的药量，一心想撇开癌症，离开她那摇篮一般的庄园。然后哈特穿着内裤上吊了。” 我的脑海中出现三叶形橘色纤维的画面，然后是贝丽尔的手稿、斯巴拉辛诺、杰布·普瑞斯、帕丁那个好莱坞儿子、麦克提格太太，还有马克。他们就像是一具身躯的各条肋骨和韧带，而我无法把这些零碎部分重组成完整的身躯。所有的人与事都直指弗朗基，至于其中的原因我无法解释。马里诺说得对，一件事总是牵连着另一件事。每件谋杀案都有它自己的源头，邪恶之事自有其来源。 “对这些事情之间的关联性，你是否有什么假设？”我问马里诺。 “没有，一点也没有。” 麦斯特森医生一走进来，马里诺就住口了。门再度关上。看到他手拿一叠资料，我感到满意。 他毫无表情，看也不看我们便说：“我没找到任何叫弗朗基的病人，我想弗朗基应该是个绰号。所以我按照入院日期、年龄和种族抽出几份档案。这里有六份白种男人的档案，其中不包括艾尔·哈特。他们的年龄都在十三岁到二十四岁之间。” “我们自己看，你只要坐在椅子上，轻松地抽烟斗就好了。”马里诺降低了敌意，但没有改变很多。 “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我先介绍他们的病历，如果你看到什么特别感兴趣的，我们再一起仔细看资料内容，这样行吗？” “行。”我抢在马里诺反驳前表示同意。 “第一份档案，”麦斯特森医生打开最上面的资料，“十九岁，住在伊利诺伊州的高地公园市，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入院，长期吸毒，特别是海洛因。”他翻了一页，“身高五英尺八英寸，体重一百七十磅，棕发棕眼，住院三个月。” “艾尔是在次年四月才住院的。”我提醒麦斯特森医生，“他们不曾同时在医院里。” “是的，我想你说对了，是我的疏忽，那么就不用看他了。”他将档案放到一旁。马里诺快要爆发了，他的脸红得像圣诞老人一样，我给了他一个警告的眼神。 麦斯特森打开第二份档案。“下一个。十四岁的男孩，金发蓝眼，五英尺三英寸，一百一十五镑，一九七九年一月入院，六个月后出院。他有退缩和不连贯妄想，被诊断为患有错乱型或称为青春型精神分裂症。”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在说什么东西？”马里诺问。 “他性格不定，对礼貌过分要求，在社交活动方面极度退缩，还有其他怪异的行为，像是……”他停顿下来，翻了一页，“他早上会去公交车站，却不到学校。有一次人们发现他坐在一棵树下，在笔记簿上画着不成形的图案。” “这家伙现在一定是纽约某个名画家。”马里诺讽刺道，“他的名字是弗兰克、弗兰克林，或是其他F开头的字吗？” “不是。” “下一个是谁？” “下一个，二十二岁，从特拉华州来，红发灰眼，五英尺十英寸，一百五十磅，一九七九年三月入院，六月出院。医生诊断为器质型妄想症候群，患病原因是间歇性的癫痫症及长期吸食大麻。症状是情绪多变，以及在妄想发作时试图阉割自己。” “情绪多变是什么意思？”马里诺问。 “焦虑、躁狂、忧郁。” “这种多变的情绪是在他想把自己变成女高音之前还是之后？” 麦斯特森医生开始不耐烦了，我一点也不怪他。 “下一个。”马里诺下令道。 “第四份记录是一个十八岁的男孩，黑发棕眼，五英尺九英寸，一百四十二榜。一九七九年五月入院，被诊断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他的病历……”他翻过一页，伸手取烟斗，“包括无理的愤怒与焦虑，对性别认同产生怀疑，非常害怕自己被认为是同性恋。他的精神病是在一个同性恋者跟踪他到男卫生间之后爆发的。” “等一下。”马里诺如果不叫停，我也会开口，“我们需要好好讨论这一个。他在瓦哈拉待了多久？” 麦斯特森燃起烟斗，花了一点时间读资料。“十个星期。” “当时哈特也在这里？”马里诺说。 “正确。” “你说他被跟踪到男卫生间之后精神病就发作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马里诺问。 麦斯特森医生翻着资料，推了推眼镜答道：“他妄想上帝叫他做一些事。” “什么事？”马里诺从椅子上直起身子，关切地问。 “这里写得不是很详细，只说他的言行开始变得怪异。” “他患的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马里诺问。 “是的。” “你可以解释一下，这种病还有什么症状吗？” “一般而言，”麦斯特森医生说，“这种病会使患者妄想他们能与上帝或神明通话。他们还会妄想忌妒，与别人的交往总是无法轻松自如，喜欢辩解与争吵，有时候有暴力倾向。” “他从哪里来？”我问。 “马里兰州。” “妈的！”马里诺低声咒骂，“他和父母一起住？” “跟他父亲一起。” 我说：“你确定他患的病是偏执型，而非未分类型的？” 两者之间的差别很重要。未分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呈现错乱行为，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能力计划犯罪行为，避免自己被逮捕。我们要找的人有组织能力，能计划并执行犯罪且逃过侦查。 “我很确定。”麦斯特森医生回答，稍顿后又温和地说，“这名患者的名字，恰巧就叫弗兰克。”他把资料交给我。马里诺和我大致看了一下。 弗兰克·艾森·埃姆斯，可以昵称为弗朗基，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底离开瓦哈拉。之后不久，根据麦斯特森医生的记载，埃姆斯逃离了马里兰州的家。 “你怎么知道他离家？”马里诺抬头看着心理医生，“他出院以后的事情，你怎么知道？” “他父亲打电话告诉我的，他很难过。” “然后昵？” “我无能为力，我想没有人可以做什么。弗兰克已经到了法定的成人年龄。” “你知道有人叫他‘弗朗基’吗？”我问。 他摇头。 “吉姆·伯尼斯呢？他不是弗兰克·埃姆斯的治疗师吗？”我问。 “对。”麦斯特森不情愿地回答。 “弗兰克·埃姆斯和吉姆·伯尼斯是不是相处得不好？” 他略显迟疑。“根据其他人的说法，我想是吧。” “什么样的说法？” “有关性方面的，斯卡佩塔医生，这样你满意了吧？上帝！我是在帮忙，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 “嘿！”马里诺说，“我们记得，好吗？我们不会召开记者会。” “那么，弗兰克认识艾尔·哈特？”我说。 麦斯特森医生又犹豫了，他表情紧绷。“对，是艾尔向我们投诉了伯尼斯。” “上帝！”马里诺叫道。 “艾尔是怎么说的？”我问。 “他向另一位治疗师抱怨，”麦斯特森医生的声音里带着防御，“一次疗程中，他也向我说过。我们问了弗兰克，他拒绝回答。他是个充满愤怒又很退缩的年轻人，我无法从他那里问出艾尔所说的事情。弗兰克不合作，投诉无法得到伸张。”马里诺和我都沉默了。 “我很抱歉。”麦斯特森医生显得十分窘迫不安，“我无法告诉你们弗兰克如今的下落，我知道的都说了。上次他父亲与我联络，也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你们怎么会联络上？”我问。 “埃姆斯先生打电话给我。” “为什么？” “他想知道弗兰克有没有和我联络。” “有吗？”马里诺问。 “没有。很遗憾，我从未得到弗兰克的消息。” “埃姆斯先生怎么会突然找你问弗兰克的事情？”我进一步问道。 “他想找他儿子，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线索。因为他母亲死了，我是说，弗兰克的母亲。” “她在哪里死的？怎么死的？” “自由港，缅因州，我不太清楚细节。” “自然死亡吗？”我问。 “不。”麦斯特森医生回避开我们的目光，“我确定不是。” 马里诺没多久就查出了真相。他打电话给缅因州自由港警察局，根据他们的记录，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威尔玛·埃姆斯被一名“窃贼”殴打致死。她购物回家时，他已经在房子里了。埃姆斯太太当时四十二岁，是个娇小的女人，蓝眼睛，头发染成金黄色。案子至今未破。 <er h3">02 我毫不怀疑所谓“窃贼”是谁，马里诺亦然。 他告诉我：“或许哈特真的有特异功能。他们俩离开医院都那么久了，他还能知道弗兰克杀了自己的妈妈。” 我们傻傻地望着萨米在饲鸟器周围跳跃。马里诺开车送我从疗养院回来后，我请他进来喝咖啡。 “你确定弗兰克这几年从没在哈特的洗车房工作过？”我问。 “我不记得在他们的记录上看见过弗朗基或弗兰克·埃姆斯这个名字。” “说不定他改了名字。”我说。 “如果他真杀了自己的妈妈，为避免警察找上他，很可能会改名字。”他端起咖啡，“问题是我们没有他最近的外貌特征，‘洗车大师’那种地方员工流动率极高，工作人员总是进进出出，有的做了两天、一星期、一个月就走了。你知道有多少白人是瘦瘦高高又一头黑发的吗？实在太难过滤了。” 我们已经很接近真相，可又很遥远，这简直要把我们逼疯了。“我们已经知道那根纤维和洗车房有关。”我困惑地说，“贝丽尔去过哈特的洗车房，所以哈特大概认识凶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马里诺？哈特知道弗朗基杀了妈妈，是因为哈特和弗朗基在出院后仍保持联络。弗朗基有可能在洗车房工作过，甚至可能就在最近。或许在贝丽尔开车送洗的时候，弗朗基就盯上她了。” “他们一共有三十六个洗车工，除了十一个以外，其他都是黑人。在那十一个人中，六个是女人。还剩下多少？五个？其中的三个不到二十岁，也就是说弗兰克在精神病院的时候，他们才八九岁，所以都不可能是。剩下的两个人出于其他原因，又不符合我们要找的人的条件。” “什么原因？”我问。 “比方说，他们在两个月前才受雇。贝丽尔开车送洗时，他们根本还没在那里工作。更不要说他们的外貌特征了，一点都不相近。一个家伙是红头发，另一个是侏儒，大概和你一样高。” “谢了。” “我会继续调查。”他说。松鼠萨米粉红色的眼睛正望着我们，马里诺转身背对它。“你怎么办？” “什么？” “你部门的人知道你仍回去工作吗？”马里诺问。他用一种怀疑的眼神望着我。 “所有事情都在控制之中。” “我不觉得，医生。” “我觉得就好。” “我……”马里诺不肯放过我，“我觉得你处理得不太好。” “这几天，我不会进办公室。”我坚决地解释道，“我要找到贝丽尔的手稿。艾斯瑞兹要我去做这件事，或许你所谓事情的关联性就在手稿上。” “不要忘记我为你订的规则。”他离开桌子。 “我一直很小心。”我安抚他。 “那畜生没再骚扰你吧？” “对。没电话，没出现，什么都没有。” “让我提醒你，那畜生也不是天天打电话骚扰贝丽尔。” 我不需要他提醒，不想听他再说什么。“如果他打来，我会说：‘哈啰！弗兰克，最近还好吗？’” “嘿！不要开这种玩笑。”他走到走廊回头，“你是在开玩笑，没错吧？” “当然是。”我微笑着拍拍他的背。 “我说真的，医生，千万不可以那样做。用答录机就好，不要接电话——” 我刚一开门，马里诺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的双眼充满惊恐。 “狗娘养的……”他跑出门，下意识地取枪，像疯子一样到处张望。 当我望向外面时，震惊得无法言语。大火传来的热浪与爆裂声惊动了冬日的空气。 马里诺的新车在夜空下成了一团火球。火焰跳着舞，伸着长舌想将弦月吞噬。我抓住马里诺的袖子，将他拖回屋内。这时车的警报器响了，油箱轰然爆炸。客厅的窗户突然被照亮，一团火球冲向天空，点燃了前院的黄杨木。 “上帝啊！”我在停电的同时叫道。 马里诺巨大的黑影在地毯上来回走动，像是一头发狂的蛮牛。他冲着手中的无线电大叫。 “宰了那浑蛋！宰了那浑蛋！” 马里诺的爱车只剩下一团焦黑，卡车将其拖走后，我送马里诺离开。他坚持要留下来陪我，我坚称外面的几辆巡逻车已经足够。他坚持认为我应该住进旅馆，我坚持不肯。他有他的车要处理，我也有我的事要处理。我的屋前现在成了水乡泽国，空气中还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路边的信箱现在看起来像一根燃尽的火柴，我还损失了六棵黄杨木与同等数量的别的树。说得更精确一点，虽然我很感激马里诺的关心，现在却需要独处。 已经过了午夜。我在烛光中换下衣服，电话响了。弗朗基的声音像毒气一样飘入我的卧室，污染着我吸入的每一口空气，腐坏了我原本清幽的家。 我坐在床沿呆望着答录机。我的喉晚有东西卡着，心脏直撞肋骨。 “……我真希望可以留下来观赏，那景象是不是美极……极……极了，凯？够壮观吧？我不喜欢你带其他男……男……男人到你家。现在你知道了，现在你知道了。” 答录机停了，留言灯亮了。我闭上眼，慢慢地、深深地呼吸。烛火的影子在墙上舞动。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知道我该怎么做，就像贝丽尔·麦迪逊所做的一样。我不清楚自己是否感受着和贝丽尔发现车门上的心形刻痕后，逃离洗车房时一样的恐惧。我的双手猛烈地颤抖，我打开床头柜的抽屉，取出电话簿。订好旅馆之后，我打了个电话给本顿·韦斯利。 “不要这么做，凯。”他像猛然惊醒一样，“不，绝不可以。听我说，凯——” “我没有选择了，本顿。我打给你，只是想让人知道我的行踪。你可以通知马里诺，但不要管我。手稿——” “凯……” “我一定要找到，我想它就在那里。” “凯！你的想法不正确！” “听我说，”我提高声调，“我能怎么办？在这里等着那家伙找上门，还是等他引爆我的车？我留下来就是死路一条。难道你不明白吗，本顿？” “你有警戒系统，你有枪。如果你在车上，他无法引爆你的车。哦……马里诺来电话告诉我晚上的事情了。警方确定是有人用破布蘸了汽油，塞进油箱。他们找到了他侵入的痕迹，他是先打开——” “上帝！本顿，你完全没懂我的意思。” “听着，你听着，请你听我说，凯。我会找人掩护你，找人和你一起行动，好吗？我们的一名女探员——” “晚安，本顿。” “凯！” 我挂上电话。他立刻又打来，我没有接，麻木地听着他在答录机上极力反对。刚才的景象又回到脑海，使我的脖子充血。马里诺车上的火焰被一条条蛇形的水柱猛烈地攻击，发出嘶噺的喘气声。看到车库前一具小小的焦尸时，我终于崩溃了。马里诺的汽车爆炸的一刹那，松鼠萨米一定疯狂地在电线上跳跃着，想找个安全的地方，可它的脚掌正踩着高压电线。两万伏的电压突然穿过它小小的身躯，把它烧成了灰，也把保险丝烧断了。 我将它铲进一个鞋盒，埋入了我的玫瑰花园。在曙光中看着它被烧焦的尸体，这已经超出了我能忍受的范围。 我已经整理好行李，供电还没恢复。我下楼倒了一杯白兰地，猛抽香烟，直到自己停止战栗。我的手枪在防风灯的映照下闪闪发光。我没睡觉，走出大门后也刻意不看前院那片荒芜。皮箱撞击着我的大腿，脏水溅上了我的脚踝。我冲上车，在宁静的街上行驶，连一辆巡逻车都没有见到。五点刚过，我抵达机场，直接走向卫生间，拿出手枪，取出子弹，将其塞入行李箱。 第十五章 <er top">01 正午，我穿过空桥，来到阳光普照的迈阿密国际机场。 我买了一份《迈阿密先驱报》和一杯咖啡，在一盆棕榈树旁找到一张小桌稍事休息。终于能脱下厚重的大衣，挽起衣袖了。我身上已经湿透，汗水不停地从背上滑落。长久的睡眠不足使我双眼灼热、头痛难忍。 我打开报纸，眼前的新闻一点也没让我的情况好转。头版的左下角有一张照片，是一群消防队员拿着水管浇着马里诺着火的汽车。伴随着弧形水柱、层层浓烟以及燃烧树丛的是如下文字： 里士满消防队员正抢救着一名刑警着火的汽车。事情发生在宁静的住宅区，当时这辆福特LtD型车中无人，没有造成伤亡，警方怀疑系人为纵火。 幸好文中没提到马里诺的车停在谁家门前，又为何遭到袭击。感谢上帝！不管怎样，母亲看到这张照片一定会打电话给我。“凯，我希望你能搬回迈阿密，里士满听起来是个很糟糕的地方。迈阿密新盖的法医大楼很漂亮，就像电影里的摩登建筑。”她一定会这么说。奇怪的是，我母亲从不了解每年迈阿密的凶杀、枪击、贩毒、种族纷争、强暴、抢劫案比整个弗吉尼亚州加上华盛顿特区都多。 过一段时间我会打电话给母亲。请原谅我，主啊，我现在实在不想和她说话。 我熄掉香烟，拿起随身物品，没入一波波热带衣裳、免税提袋和外国口音中。领行李时，我将手提袋紧紧压在身侧。 我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直到几个小时后我开着租来的汽车行驶在七里桥上时，整个人才放松下来。墨西哥湾在一边，大西洋在另一边，我想起上次来到基韦斯特岛的时光。东尼和我来看过家人几次，但从未来过这里。我很确定上次我是和马克一起来的。 他十分热爱沙滩、海洋和阳光，甚至可以说是崇拜。上天对他的热忱也给予善意的回应，对他一直特别眷顾。当时他同我来探望家人，是在哪一年，那一星期中发生过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却能清楚地想起他宽大的白色泳裤，以及他和我携手踏在湿凉的沙滩上时，手中传来的暖意。我回忆起他雪白的牙齿，古铜色的肌肤，挑选鲨鱼的锐齿与贝壳时的那种朝气，和他目光中毫不隐藏的快乐，而我就戴着绿色的宽槍帽站在那里看着他微笑。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曾经那么爱一个叫马克·詹姆斯的年轻人，甚过我爱这地球上的任何事物。 是什么使他改变了？我难以相信他已如艾斯瑞玆所说，走入了犯罪生涯。但除了相信，我别无选择。马克是个被宠坏的人，出身于上流家庭，总以为顺境是理所当然的事，世界上最好的一面都任由他享用。可无论如何，他从未欺骗过人，也从未对人冷酷，我甚至没看见过他故施恩惠于那些成长环境不如他的人，或是玩弄那些爱慕他的人。他最大的罪恶就是不够爱我。可是，从我这个平凡人的角度来看，此事是值得原谅的。但我不能原谅他变成一个不诚实的人，不能原谅他腐化成一个不再让我尊重与仰慕的人。我不能原谅他不再是那个马克。 过了美国海军医院，我沿着蜿蜓的北罗斯福滨海公路行驶，没多久，就来到了基韦斯特岛上迷宫般的道路。阳光将窄小的街道漆成白色，热带植物的阴影被风撩动，在路上跳着舞。没有边界的天空下，巨大的棕榈树与桃花心木张开绿色的手臂拥抱着房子与商店，九重葛与木槿花红紫相间地点缀着人行道与阳台。我慢慢地开着车，经过穿t恤、凉鞋的人群，穿越游行般的单车队伍。这里几乎没有小孩，男人的比例特别高。 海螺饭店是一栋粉红色的假日酒店，楼下是开放空间，到处种植着热带植物。我订房订得很顺利，因为观光季节要到十二月的第三个星期才开始。我将车子停在半满的停车场，走进有点萧条的大厅时，不禁想起马里诺说的话。我这辈子从没见过那么多同性情侣，这外表看似健康的海岛的确是许多疾病的温床。不论我往哪里看，似乎都能看到濒死的男人。我不担心会感染艾滋或肝炎，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如何排解因工作而感染疾病的顾虑。我对同性恋也没有偏见，年纪越大就越承认爱可以由不同的方式来体验。爱没有对错，只看当事人如何表达。 接待员将信用卡还给我，我请他告诉我电梯的方向，然后到达我位于五楼的房间。我褪去内衣，爬到床上，一睡就是十四个小时。 <er h3">02 第二天的天气同样美丽。我穿得同其他游客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我的手提包里有一把上了膛的手枪。我给自已的任务是搜遍这座三万人的岛屿，找出两个分别叫PJ和华特的人。我从贝丽尔八月底写的信上得知，这两个人是她的朋友，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同住的屋子在哪里，希望路易小酒馆的人能告诉我。 我带着在旅馆礼品部买的地图，开始在街上行走。沿着杜瓦街，我经过一家家商店和餐厅。这些餐厅都有阳台伸出街外，让我想到新奥尔良的法语区。我又经过一些画廊与卖奇花异草、丝质品、意大利巧克力的小店，在十字路口等了一会儿，望着海螺观光公司的黄色汽车来来去去。我开始明白贝丽尔·麦迪逊为什么不想离开基韦斯特岛了。我每迈出一步，弗朗基的威胁就离我更远一点。当我左转到南街时，他已遥远得像里士满的严冬。 路易小酒馆是一家白色的餐厅，位于维南与瓦登街口。这里曾经是一栋民宅，里面的硬木地板一尘不染，铺着粉红桌布的餐桌排列得整整齐齐，桌上摆着新鲜的花束。我随领位员走过开着空调的用餐区，来到阳台。这里的景致立刻令我陶醉，湛蓝的海紧接着蔚蓝的天，棕榈树和一篮篮盆花煽动着空气中海洋的气息。大西洋几乎就在我脚下，几艘白色帆船就在几英尺之外。我点了朗姆酒和奎宁水，想起了贝丽尔的信，我想知道自己是否就坐在她写那些信时所坐的地方。 几张桌边都有人。我坐在靠栏杆的角落，觉得自己离人群很远。我左边有四级台阶，往下走就是一个平台，一群穿着泳衣的年轻男女正在那里围着吧台聊天。一个身材魁梧的拉丁裔青年将烟蒂弹入水中，伸了个大懒腰，又向酒保买了一杯啤酒。那名酒保一脸胡子，看起来已经厌倦工作，而且不再年轻了。 我吃完沙拉和螺肉汤许久，那群年轻人才走下阶梯，吵吵闹闹地下水，往海边的帆船游去。我结完账，走向那名酒保。他正躺在茅草棚下的椅子上读着一本小说。 “要点什么？”他十分不情愿地站起来，把书塞到吧台下面。 “你卖香烟吗？里面没有香烟售卖机。” “就这几种。”他指着身后排列的几条香烟，我选了其中一种。 他把剩下的烟塞回架上，要了我两块钱，我多丢了五十美分当小费，他也没显得特别高兴。他的眼睛透出一种不友善的绿色，脸因多年日晒而枯皱，又密又黑的胡子已经掺杂着白色。他看起来防卫心极强，令人难以接近，我怀疑他已经在基韦斯特岛住了很多年。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 “你已经问了。” 我微笑道：“你说对了，我是问了。现在我要问你另一个问题，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五年了。”他拿起一条抹布开始擦吧台。 “那么你一定认识一个叫斯卓的姑娘。”我想到贝丽尔信中提及她在这里用的是另一个名字。 “斯卓？”他重复道，一面擦拭一面皱眉。 “是个绰号。她金发，很瘦，很漂亮，夏天时几乎天天下午都来这里，坐在一张餐桌边写东西。” 他停下擦拭的动作，用那双阴冷的眼睛盯着我。“她和你是什么关系？朋友？” “她是我的病人。”我不想明说也不想骗他，便给出这样的答案。 “啊？”他抬起浓密的眉毛，“病人？你是她的医生？” “是的。” “嗬！这下你治不好她了，真可惜。”他坐下来靠向椅背，等着看我的反应。 “我明白。我知道她死了。” “是啊。当我听说的时候，真是惊讶得不得了。警察两周前来过，你知道我的弟兄对他们怎么说？他们都说这里没人知道斯卓的事。她是个很安静很好的姑娘，来的时候都坐在那里。”他指着一张桌子，离我刚才坐的地方不远，“她老是坐在那个位置，只管自己的事。” “你们有机会认识她吗？” “当然。”他耸耸肩，“我们一起喝啤酒，她喜欢喝科罗娜加梓檬，但没有人熟识她。这里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只知道是个会下雪的地方。” “里士满，弗吉尼亚州。” 他继续说道：“你知道，这里的人都来来去去，基韦斯特岛是个谁也不干涉谁的地方，有很多快饿死的艺术家住在这里。斯卓和其他我见过的人没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是其他人不会遭谋杀。真倒霉！”他抓抓胡子，摇摇头，“很难相信，真让人意外。” “这件事中有很多未解之谜。”我点燃一根烟。 “是啊。其中一项就是你为什么要抽烟？我以为医生比较懂得健康之道。” “这是个坏习惯，而我的确懂得健康之道。现在我想请你替我调一杯朗姆酒加汽水，因为我这个医生还喜欢小酌两杯。我想要海地朗姆。” “四年的还是八年的？”他在考验我对酒的品位。 “二十五年的，如果你有的话。” “没有，岛上买不到二十五年的。那真是好喝，一喝就会令你想掉泪。” “那就给我你最好的。”我说。 他从身后取出一瓶酒，琥珀色的瓶身与五颗星的商标令我感到熟悉。海地朗姆，在酒桶中陈了十五年，和我在贝丽尔的厨房发现的一模一样。 “这已经很好了。”我说。 他突然像充了电似的站起来，脸上带着微笑，灵活地打开酒瓶，完全不用量酒器，倒出一杯金黄色的海地酒，再加了点汽水，切下一片像是刚从树上采下的新鲜青梓檬，在杯上轻挤一下，然后优雅地挂在杯子边缘。他在塞在泛白的牛仔裤口袋里的毛巾上擦了擦手，抽出一张纸巾，终于将他的作品呈现在我面前。那真是我喝过的最好的朗姆酒加汽水，我如实告诉了他。 “这一杯算店里的。”他将我给的十元纸币推回来，“任何会抽烟又懂得品酒的医生都算是我朋友。”他从吧台下面取出香烟。 “我告诉你，”他抖抖火柴，“我已经听烦了那些反抽烟的宣言，你知道吗？那些人让你感觉自己是个罪犯。我呢？我只赞成各管各的事，那就是我的座右铭。” “我完全懂你的意思。”我说。我们各自深深地吸了一口。 “他们总是喜欢替别人作决定，你知道吗？老管你应该吃什么、喝什么、跟谁约会。” “许多人确实非常专断又残酷。”我说。 “阿门。” 他又坐了下来，酒瓶状的阴影罩着他，我却被骄阳狠狠地烤着。“好吧。”他说，“那么，你是斯卓的医生，你想知道些什么？” “她死前有许多事情令人不解，我希望她的朋友能解答一些问——” “等等！”他打断我，从椅子上直起身子，“你说你是医生，指的是什么样的医生？” “我验过她……” “什么时候？” “她死后。” “哦，妈的！你是说，你是专门验死人的？”他不敢相信地叫道。“我是个法医。” “上帝！”他上下打量着我，“我永远不会猜到这一项。” 我不知道他是在夸奖我，还是在贬我。 “他们都会派你这样的……你刚才怎么说……法医来追踪线索吗？” “没有人派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 “为什么？”他的眼神再度充满怀疑，“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我在乎她遭遇的事情，非常在乎。” “你是说警方没派你来？” “警方没有权力派我到任何地方。” “很好。”他笑了，“这一点我喜欢。” 我拿起我的酒。 “他们全都是霸道的浑蛋，还自以为是兰博。”他灭掉香烟，“他们来这里，手上全戴着橡胶手套，上帝！我们的客人看了会怎么想？他们去找布兰特——我们这里的侍者，就快死了。结果他们怎么样？那群该死的警察居然戴着口罩，离他十英尺远讯问他。我发誓，就算我知道贝丽尔的事，也不会告诉他们。” 他提起的名字令我震惊。我们彼此相望，我知道他已经明白自己说的话意味着什么。 “贝丽尔？”我问。 他无声地靠向椅背。 我继续逼问：“你知道她叫贝丽尔？” “我刚说了，警察问了很多问题，一直提到她的名字。”他不自在地又燃起一根烟，却无法正视我的双眼。这位酒保撒谎的技巧很差。 “他们也和你谈过吗？” “没有，我一看见他们那副德行就自动消失了。” “为什么？” “我说了，我不喜欢警察。我有一辆旧跑车，从我年轻时就有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开那辆车出去，警察就一定找我麻烦，总是找理由给我开罚单。自以为有枪和雷朋太阳镜就威风了，又不是在演电视剧。” “她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她的真名。”我低声说，“你早在警方来以前就知道她叫贝丽尔·麦迪逊。” “知道又怎么样？有什么了不得的？” “她对名字很敏感。”我带着感情说道，“她不想让这里的人知道她是谁，她从不告诉别人，结账时都用现金，以免信用卡和支票泄露秘密。她已经恐惧到了极点，她在逃命，她不想死。” 他睁大眼睛望着我。 “请务必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拜托你，我有一种感觉，你是她的朋友。” 他站起来，一语未发地从吧台后走出来，背对着我收拾那些年轻人留下的空酒瓶和垃圾。 我安静地喝着酒，望着眼前的海。不远处一艘船上，一个古铜肤色的年轻人正扬起蓝色的帆航向大海。风中的棕棚树叶低吟着，一条黑色的大狗在沙滩上跳跃。 “祖鲁。”我唤着那条狗。 酒保骤然停止手上的动作，抬头看着我。“你说什么？” “祖鲁。”我重复道，“贝丽尔在信中提过祖鲁和你的猫。她说路易小酒馆的流浪动物吃得比人还好。” “什么信？” “她在这里写过几封信。她被杀后，我们在她的卧室找到这些信。她说这里的人已经变得像她的家人，她认为这里是世上最美的地方。但愿她不曾回到里士满，但愿她一直留在这里。” 这些话虽然是从我口中说出，听起来却像是另外一个人说的。我的视线模糊了。不良的睡眠习惯、累积的精神压力与朗姆酒加在一起，在我身上起了微妙的作用。烈日似乎蒸干了我脑中仅存的一点点血。 酒保回到草棚，动情地说：“我不知道能告诉你什么。不过，是的，我是贝丽尔的朋友。” 我转向他：“谢谢。我认为我也是她的朋友。” 他不安地低下头，我发现那是因为他的神情正在软化。 “你永远难以区分谁是对的，谁是不对的，”他说道，“尤其在这个时代。” 他话中的含义赶走了我的疲惫。“曾有不对的人来问过你贝丽尔的事吗？除了警方以外的人？除了我以外？” 他替自己倒了一杯可乐。 “有过吗？是谁？”我提高警觉，又问了一次。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喝了一大口可乐，“很英俊的年轻人，大概只有二十几岁。暗色头发，穿得很好，都是名牌，好像是从服装杂志里走出来的。这是两周前的事情，他说他是个私家侦探，鬼扯一通。” 是帕丁参议员的儿子。 “他想知道贝丽尔在这里时住在哪儿。”他说。 “你告诉他了？” “我根本没同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了吗？”我坚持问道。 “大概没有。” “为什么说‘大概没有’？还有，你到底要不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宇？” “‘大概没有’是因为知道答案的只有我和一个兄弟。”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名字，如果你先说你叫什么。” “凯·斯卡佩塔。”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彼得，彼得·琼斯。我的朋友都叫我PJ。” PJ住在离路易小酒馆两条街的地方，他的家是一栋完全被热带植物包围的小房子。要不是他说的那辆旧跑车就停在门前，我可能无法辨认出树林里有一栋房子。看了那辆车一眼，我就知道为什么警察总是盯上车主。那辆车很像大城市里画满涂鸦的地铁车厢，用的是超大轮胎，车尾被顶得高高的，车身画满了六十年代特有的迷幻花纹。 “这就是我的宝贝。”PJ充满怜爱地在车盖上轻敲一下。 “的确很特别。”我说。 “我十六岁时就有它了。” “你应该一辈子留着它。”我诚恳地说，同时拨开浓密的树叶，随他走进阴凉的树林。 “只是个小破屋。”他抱歉地开了门，“楼上多一个房间，贝丽尔就睡那里。这几天，我想我会再把它租出去，可我对房客很挑剔。” 客厅里堆满了像是从垃圾场里捡来的家具：粉红色的破沙发，绿得很难看的旧椅子，几盏不协调的台灯，有海螺和珊瑚形的，一张由橡木门改装成的茶几。此外，四处散布着漆色的椰子、海星、报纸、鞋子、啤酒罐。空气中有一种腐味。 “贝丽尔怎么发现你有房间出租的？”我边问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在路易小酒馆。”他打开几盏灯，“最初几天，她住在杜瓦街上的海洋饭店，那里挺高级。我猜她大概算出如果要在这里待上一阵子，那样的地方很快就会掏空她的口袋。”他在椅子上坐下，“那大约是在她第三次到路易吃午饭的时候。通常她都会点一盘沙拉，坐在那里看海。她那时还没开始写什么，只是坐着。那种消磨时间的方法不太寻常，我是指她花的时间，几乎是整个下午。最后，我刚说了，大概是她第三次来的时候，她走下酒吧，靠着围栏看风景。我开始替她感到难过。” “为什么？” 他耸耸肩。“可能是因为她看起来很迷惘、很沮丧。我看得出来，所以开始和她说话，她显得很不自在。” “她不容易亲近。”我同意。 “很难和她聊天。我问她几个简单的问题，像是‘你第一次来吗’、‘你从哪里来’之类的，有时她根本不回答我，就像我这个人不存在似的。奇怪的是，似乎有某种力量叫我不要放弃，继续陪着她。我问她要喝什么，然后聊到各种酒，这才让她感兴趣，整个人开始放松。后来，我让她尝试吧台最叫好的几种酒，一开始是科罗娜啤酒加青柠檬，她一下子就爱上了，然后是海地朗姆，就像我为你调的一样，那是很特别的款待。” “难怪她会放松下来。” 他微笑了。“你说对了，我调得有点烈。于是，我们开始聊其他话题，她就问我这附近哪里可以出租。我告诉她我有房间空着，如果她有兴趣，晚上可以过来看。那是个周日，周日我一向下班很早。” “她晚上真的来了？” “这让我很意外，我本以为她不会出现，结果她来了，而且居然还没迷路。那时华特也在家，他通常会待在广场卖他的垃圾，一直到晚上才回来。他刚进门没多久，贝丽尔就到了。我们三个就开始聊天，然后还一起去逛老街，最后到邋遢乔的酒吧。她是个作家，一聊起海明威就说个没完。她很聪明，真的很厉害。” “华特在卖银饰，在马娄里广场。” “你怎么知道？”PJ很惊讶。 “贝丽尔的信。”我提醒他。 他一度显得很悲伤。 “她也提到邋遢乔酒吧，我觉得她很喜欢你和华特。” “是啊。我们三个在一起，可以喝掉一大堆啤酒。”他从地上捡起一本杂志，扔到茶几上。 “你们俩是她仅有的朋友。” “贝丽尔很特别。”他看着我，“她实在很特别，以前我从未认识像她这样的人，以后大概也不会了。一旦你跨越她心中那道墙，你会发现她是很棒的人，聪明透顶。”他又说了一遍，同时把头靠在椅背上，仰面望着油漆已经剥落的天花板。“我真喜欢听她说话，她出口成章。”他弹弹指头，“我想十年都想不出的道理，她可以一语道破。我姐姐也是这种人，她在丹佛教英文，我对文字向来不敏锐。在当酒保以前，我一直在干粗活，盖房子、砌砖、做木工，我是因为华特才来到这里。我在密西西比的一个汽车站遇见他，开始交谈，一路坐到路易斯安那州。两个月以后，我们俩一起来到这里，真奇怪！”他看着我，“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现在我剩下的就只有这栋房子。” “你的生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PJ。”我轻声说。 “嗯。”他又抬头对着天花板，闭上了双眼。 “华特昵？” “上次我听到，是在劳德代尔堡。” “我很遗憾。” “这种事情总会发生，我能说什么？” 一阵沉默后，我决定冒险一试。 “贝丽尔在这里的时候写了一本书。” “你说对了。她没和我们廝混的时候，的确在写书。” “手稿失踪了。” 他没有回答。 “我相信你知道，你刚才提到的那位所谓私家侦探，还有一些人，都对这本书备感兴趣。” 他保持減默，闭着眼睛。 “我没有理由叫你相信我，PJ，但我希望你听我说。”我降低音量说道，“我一定要找到那份手稿，贝丽尔在这里写的手稿。我认为她从基韦斯特岛离开、回里士满时，并没有将手稿带走。你可以帮助我吗？” 他睁开双眼瞟向我。“我很尊重你，斯卡佩塔医生。可就算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违背诺言？” “你答应过她永远不说出手稿的下落吗？” “这不重要，而且是我先问你的。” 我深吸一口气，低头看着脚下污秽的金色地毯。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好理由能让你违背对一个朋友的诺言，PJ。” “胡扯，如果你没有好理由，你不会问我东西在哪里。” “贝丽尔有没有向你提过他？” “你是说那个威胁他的浑蛋？” “是的。” “我知道这件事。”他忽然站起来，“我要喝啤酒，你呢？” “麻烦你了。”我认为此时接受他的好意很重要，虽然我仍在因那杯朗姆酒而眩晕。 他从厨房回来，递给我一瓶冰凉的科罗娜，一片青梓檬浮在长长的瓶颈上。真好喝。 PJ坐下后再度开口：“斯卓，我是说贝丽尔，她简直吓死了。老实说，当我听到这件事时，我并不惊讶，我是说，我也觉得很可怕，但真的不惊讶。我叫她长住下来，不要付房租了。华特和我已经把她当妹妹看待，这真是很奇妙的事。结果，最后连那浑蛋也抛弃了我。” “对不起，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对他突如其来的愤怒感到惊讶。 “我是说华特，他也离开我了。那是在我们听到贝丽尔被杀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我不能说这全然是因为贝丽尔的死讯，我们的感情也出了问题，但这件事的确影响了他。他变得很逋远，不愿再和我说话，一天早上，他突然走了，就这么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几个星期前，警方来问话以后吗？” 他点头。 “这件事也影响了我，PJ，非常严重地影响了我。” “怎么可能？除了带给你一些烦人的工作，还能带来什么影响？” “我正重蹈贝丽尔的覆辙。”我简直说不出口。 他喝了一口啤酒，沉重的眼神望着我。 “其实在此刻，我也在逃命……理由和贝丽尔一样。” “上帝啊！我的脑子被你搞混了。”他摇头说道，“你究竟在说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报纸头版的那张照片？警车在里士满被烧的那张？” “看到了，”他困惑地说，“有点印象。” “那就在我家门前，PJ。那名警官正在我家与我谈话，结果他的车子被纵火。这已不是发生的第一件事了，你懂吗？他也盯上了我。” “谁？”他问道。我觉得他知道答案。 “杀了贝丽尔的人，”我很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也是杀了盖瑞·哈博的那个人，就是你听贝丽尔提起过的那个人。” “听过很多次了，妈的，我真不敢相信。” “请你帮助我，PJ。” “我不知道怎么帮你，”他难过地站起来，反复踱步，“那头猪为什么要对付你？” “他忌妒、妄想，他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他恨每个和贝丽尔扯上关系的人，我不知道原因，PJ，但我一定要查出他是谁，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如果我知道，一定会把他揪出来，扭断他的脖子。” “我需要手稿，PJ。” “她的手稿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他抗议道。 我将实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我告诉他盖瑞·哈博和项链的事。我又说了恐吓电话和纤维，还有我被控告偷窃贝丽尔手稿的事。凡与这件案子有关系的，我能想到的都说了，我的灵魂跟着这些事件发抖。我从来没有同警方和律师以外的人讨论这个案子的种种细节，这是第一次。当我说完，PJ安静地离开客厅，提回一个军用背包，放在我腿上。 “就在这里了。我向上帝发过誓，绝对不会这么做。很抱歉，贝丽尔。”他喃喃道，“很抱歉。” 我打开带子，小心地取出看起来至少有上千页的手稿和四张软盘，都用粗橡皮筋扎着。 “她对我交代过，如果她出了什么事，这些东西不能交给任何人，我也发过誓。” “谢谢你，彼得，上帝一定会保佑你。”我说，然后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贝丽尔有没有和你提过一个叫M的人？” 他僵硬地望着啤酒。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我自己。” “我不懂。” “M是Myself（我自己）的简写，她写信给她自己。”他说。 “我们找到两封信，也就是她死后，我们在卧室地板上找到的两封信，上面提到你与华特，信是写给M的。” “我知道。”他再次闭上眼睛。 “你怎么知道？” “你一说到祖鲁和猫，我就知道你读过那些信了。那时我就知道你没问题，也没有对我说谎。” “这么说，你也读过那两封信？”我感到不可思议。 他点点头。 “我们找到的只是复印件，找不到正本。” “那是因为她把东西都烧了。”他深吸一口气，试图稳住自己，“但她没有烧手稿。” “没有。她告诉我，接下来她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如果她继续受到威胁，将会怎么做。她说她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要把东西寄到哪里。如果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那么我要永远保存这些手稿，不能给任何人。结果她没打电话来，竟然没打电话来！”他背对着我，擦拭着眼睛。“这本书是她的希望，你知道，是她活着的希望。”他哽晒着说完，“她不曾停止希望人生会变得更好。” “她究竟烧了什么，PJ？” “她的日记。我想应该可以叫日记，就是她写给自己的那些信。她说那是她给自己的心理治疗，她不希望别人看到。那是非常私人的东西，是她最隐秘的想法。她离开前，把所有的信都烧了，只留下两封。” “我看到的两封？”我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了，“为什么？为什么她没烧那两封？” “她想留给我和华特。” “作为纪念？” “对。”他拿起啤酒，揉了揉眼睛，“那代表她的一部分，是她在这里的生活记录。她离开的前一天，拿这两封信去复印，她留下复印件，正本送给我们，她说这样我们三人就各持一份友情契约了。只要我们保存着这份契约，我们三人的心就永远在一起。” 他送我出门，我转身拥抱他，表达我深深的感激。 我走回旅馆，火红的夕阳和棕糊树陪伴着我。拖鞋的声音在杜瓦街的酒吧嘈杂作响，空气中充满了音乐和笑声。我步履轻快，即使身上的背包相当沉重。几周以来，这是我头一次感到快乐，几乎飘飘然了。对于接下来在房间中发生的事情，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第十六章 <er top">01 我不记得我离开时开着台灯，以为是服务员来换被单和烟灰缸后忘记把灯关掉。我锁上门，轻快地唱着歌走向浴室，才赫然发现这房间里不止我一人。 马克坐在窗边，椅子下还有一只打开的皮箱。我的腿完全不知该迈往何方。他望着我不说话，这使我备感威胁与恐惧。 他穿着灰色的冬季西装，一脸苍白，看起来似乎刚从机场过来。他的西装袋就放在床上。是斯巴拉辛诺派他来的。我想起手提包里的枪，但我知道即使在紧要关头，我也无法举枪指向马克·詹姆斯，扣下扳机。 “你怎么进来的？”我僵直地站着。 “我是你丈夫。”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 “你这浑蛋！”我低声说，心脏跳得更剧烈了。 “凯，我来是因为本顿·韦斯利叫我来。”他从椅子上起身。 我无声地盯着他从西装袋里取出一瓶威士忌，经过我身旁走向吧台，将冰块放入杯子。他的动作缓慢且细腻，好像尽量不想再引起我的猜疑。他显得很疲意。 “你吃过饭了吗？”他给我一杯酒。 我从他身旁走过，若无其事地把军用背包和手提包放在梳妆台上。 “我饿坏了。”他将领口放松，拉下领带，“妈的，我至少转了四班飞机，从早餐到现在只吃了花生。” 我没说话。 “我已经替我们叫了晚餐。”他低声说，“等一下送来就可以吃了。”我走向窗边，望着老街上方紫灰色的云彩。马克拉过把椅子，脱去鞋子，将双脚架在床沿。 “你什么时候可以听我解释？”他晃动着杯中的冰块。 “我不会相信你说的任何话，马克。”我冷冷地回答。 “没关系，反正我的工作就是说谎，我现在是专家了。” “对，你已经成了专家。你怎么找到我的？不是本顿告诉你的。他不知道我住的是哪一家旅馆，这座岛上至少有五十家饭店和无数小旅馆，你不会是刚好碰上。” “是的，但我只打了一通电话，就知道你在这里。” 我被打败了，受挫地坐到床上。 他从外套口袋里取出一张观光简介。“面熟吗？”他把简介交给我。 这份简介和马里诺在贝丽尔·麦迪逊的房间里找到的那份一模一样。档案里有一份复印件，我已经研究过好几次。我决定来基韦斯特岛时，忽然想起上面的一些资料。它的一面是餐馆、风景区和商店的介绍，另一面是街市地图，旁边有一些广告，包括这家饭店的广告，这就是我会到这里的原因。 “几次联络失败后，本顿终于找到了我。”他说，“他很难过，告诉我你已经走了，然后我们一起讨论要怎么追踪你。本顿的档案资料里有一张贝丽尔的观光简介，他认为你一定研究过，甚至可能复印了一份存档。我们猜你会用这份资料作为指南。” “你在哪里拿到的？”我把简介还给他。 “机场。刚好这家饭店是唯一刊登广告的饭店，我一打电话，他们就告诉我你订了房间。” “好吧，若我是逃犯，大概不会太成功。” “会一败涂地。” “我的确是这么来到这家旅馆的，如果这样说更能让你满意。”我生气地承认，“我反复研究过贝丽尔的文件，记得有那张简介，在上面看过杜瓦街的饭店广告。我对它印象深刻，因为我想知道贝丽尔刚来时，是不是住在这里。” “结果呢？”他端起杯子。 “没有。” 他起身为我们续酒，这时有人敲门。我吃惊地看到马克突然从外套后面掏出一把九毫米手枪。他举枪从门镜看了一眼，然后将枪收回，开了门。我们的晚餐到了。马克付给服务员现金，她露出灿烂的微笑：“谢谢你，斯卡佩塔，希望你喜欢我们的牛排。” “你为什么要佯装成我丈夫？”我要求他回答。 “我会睡在地板上，我绝不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他将盖着的菜肴移到窗边，动手取出酒瓶的橡皮塞。他脱下外套扔到床上，将枪放在梳妆台上，他随时可以拿到，而且离我的背包不远。 我等到他坐下来用餐后，才开始问他枪的事情。 “枪是个丑八怪，可或许是我唯一的朋友。”他边切着牛排边回答，“同理，我猜你也带了你的点三八，可能就在背包里。”他看了那个军用背包一眼。 “老实告诉你，在我的手提包里。”我憎恨地说，“你又怎么知道我有支点三八？” “本顿告诉我的，他还说你最近才拿到持枪证，他认为你最近都不会让枪离身。”他喝了一口酒，“不错。” “本顿有没有告诉你我穿几号衣服？”我勉强吃着东西，虽然根本没胃口。 “那个不用他说，我知道你穿八号。你还像上大学时一样漂亮，甚至更漂亮了。” “别再跟我装蒜，直接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本顿·韦斯利的名字，又怎么会对他提到我？” “凯，”他放下叉子，望着我暴怒的双眼，“我认识本顿的时间比你认识他还久。你还猜不出来吗？真的要我全部说明白？” “对，到天空上写几个大字把真相说明白，马克，我已经不知道要如何相信你了。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信任你，事实上，此刻我非常怕你。” 他靠入椅子，用罕见的认真态度说：“凯，我很抱歉让你感到害怕，也很遗憾你不信任我。这很正常，因为这世上真正知道我是谁的人很少，有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过去我不能告诉你真相，但现在没关系了。”他顿了一下，“在你认识本顿以前，他是我在FBI的老师。” “你是联邦调查局探员？”我不敢相信。 “没错。” “不。”我的脑子全乱了，“不！这次我绝不相信你，该死的！” 他静静地站起来，走到床头拨了一个电话。 “来。”他望着我。 他把电话交给我。 “哈啰？” 我马上听出对方的声音。“本顿。”我说。 “凯，你没事吧？” “马克在这里。他找到我了，是的，本顿，我没事。” “太好了，有马克在，你就安全了。我想他会对你解释一切。” “我想他会的，谢谢你，本顿，再见。” 马克从我手中拿过听筒，挂断电话。我们回到桌前，他凝视我许久后才说话。 “珍去世后，我就辞掉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做，但理由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在底特律出了一段时间任务后，就成了卧底特派员。我为‘奥德夫与伯格事务所’工作的事情全是假的。” “别告诉我斯巴拉辛诺也是调查局探员。”我颤声道。 “当然不是。”他将眼神转向别处。 “他涉入了什么案子，马克？” “他的小罪包括欺骗贝丽尔·麦迪逊，在她同其他几个客户的版权合约上做了手脚。此外，正如我之前所说，他在操控她，利用她对付盖瑞·哈博，将新闻炒热好从中捞一笔，这在他来说已不是头一遭。” “所以你在纽约告诉我的是实情？” “当然不包括每一件事，我不能什么都告诉你。” “斯巴拉辛诺事先知道我会去纽约吗？”几个星期来，我的脑子里一直萦绕着这个问题。 “知道，一切都是我布的局，我故意引你去，才可以从你这里知道更多消息，也才能安排你和他交谈。他知道你不会愿意和他谈，所以我自愿把你带到他面前。” “上帝！” “我以为所有情况都在控制之中，直到我们进了餐厅，才发现事态急转直下。”马克说道。 “为什么？” “他派帕丁跟踪我。我老早就知道他找了帕丁听他差遣，这样帕丁在等待戏剧、电视广告和内裤平面广告找上他时，才有能力付房租。显然，斯巴拉辛诺也开始怀疑我了。” “那他为什么要派帕丁，难道他不怕你会认出他？” “斯巴拉辛诺不知道我认得出帕丁。重点是，一在餐厅看到帕丁，我就知道是斯巴拉辛诺派他来确认我的确和你见了面，他想调查我在做什么，正如他派杰布·普瑞斯去调查你在做什么一样。” “杰布·普瑞斯不会也是快饿死的演员吧？” “不是。上周我们在新泽西逮捕了他，短期内他不会再出来烦人了。” “你认识岱斯纳的事情也是一派谎言？” “他是个名人，但我从没见过他。” “你到里士满看我，也是布局之一？”我强忍着眼泪。 他再度为我们斟满酒。“我不是从特区开车顺便经过你那里的，而是专程从纽约飞过去。斯巴拉辛诺派我去探你的口风，他想知道关于贝丽尔案的所有细节。” 我静静地饮酒，试着让自己恢复平静。 然后我问道：“他也涉入了这桩谋杀案吗，马克？” “刚开始我也怀疑，我原以为斯巴拉辛诺与盖瑞的游戏玩得太过火了，使得盖瑞愤而杀了贝丽尔。但盖瑞也被杀了，我又一直找不出斯巴拉辛诺涉案的证据。我猜斯巴拉辛诺一直想知道贝丽尔案的详情，是因为他已经紧张得有些神经质了。” “他担心警方会怀疑他，然后把他在合约上的诈骗行为揭出来？”我问。 “也许，而且我知道他真的很想要贝丽尔的手稿，毕竟手稿现在的价值水涨船高，但除此之外有什么目的，我不清楚。” “他和检察长的官司进行得如何？” “已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马克回答，“斯巴拉辛诺憎恨艾斯瑞兹，希望看到艾斯瑞兹受到羞辱，甚至想逼他丢官。” “斯科特·帕丁前不久来过这里。他也在打听贝丽尔的事情。” “有趣。”他只这么说，又吃下一口牛排。 “你跟斯巴拉辛诺多久了？” “两年多了。” “上帝啊！” “调查局很小心地把我安排在他身边。我化名为保罗·贝克到他那里求职，之后又假装急功近利，一步步接近他，取得他的信任。当然，他调查过我的身家背景，并发现其中有漏洞。他直接问我，我承认用了假名，因为我参加了联邦保护证人计划，我很难把细节说清楚。总之，斯巴拉辛诺相信我在别的州犯过罪，由于我答应配合作证，联邦调查局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身份。” “你有没有犯过法？”我问。 “没有。” “艾斯瑞兹说你犯过。他说你坐过牢。” “我不惊讶，凯。警方一向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密切，在所有文件上，你认识的马克·詹姆斯是个恶贯满盈的坏蛋，是个触犯法律、执照遭吊销、坐过两年牢的律师。” “我猜斯巴拉辛诺同‘奥德夫与伯格法律事务所’的关系也是个幌子？” “是的。” “怎么可能，马克？他只是善于炒作新闻，怎么会让你们花这么大功夫盯他？” “我们相信斯巴拉辛诺为黑手党洗钱，凯，那些钱是贩毒得来的。我们还认为他参与了赌场的犯罪组织，连政客、法官和其他律师都参与了，组织庞大到难以想象。我们得到情报已有一段时间，但对方都是熟知法律的律师与法官，办起案来特别棘手，所以我奉命去卧底调查。我发现案情越查越复杂，于是我的任务期从三个月变成六个月，又变成好几年。” “我不明白，他所属的事务所是完全合法的，马克。” “纽约是斯巴拉辛诺个人的王国，他在那里相当有势力。‘奥德夫与伯格’对他了解不深，我也从未替那个事务所工作过，他们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 “但斯巴拉辛诺知道，”我挑战他，“我听过他叫你马克。” “是的，他知道我的真名。如我所说，调查局非常小心，他们彻底改写了我的生命，把马克·詹姆斯变成了一个你不认识，当然也不会喜欢的人。”他的脸色变得阴沉，“斯巴拉辛诺同意在你面前叫我马克，其他时候我是保罗，我为他工作。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住在他家里，当他忠心的儿子，至少他这么想。” “我知道‘奥德夫与伯格’从没听说过你这个人，”我坦承道，“我打到他们在纽约和芝加哥的分部，他们都不认识我要找的人。我又打电话给岱斯纳，他也不认识你。我可能不是一个好逃犯，但你也不是一个好间谍。” 他沉默了一会儿。 终于，他开口了：“后来调查局把我叫了回去，因为我把局面处理得险象环生。凯，你出现在我办案的过程中，使我的情绪受到了影响。我很笨。” “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喝酒，欣赏基韦斯特岛上的月亮，这就是最好的反应。” “可是，马克，”我已经毫无指望地被他所控，“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明白。” “有许多事情你不明白，凯。我们已经分开很久了，其间发生了很多事，一个晚上也说不清楚。” “你说斯巴拉辛诺要你来探我的口风，他怎么知道你认识我？是你告诉他的？” “我们听说贝丽尔遇害后，他曾在一次对谈中提到你的名字，他说你是负责此案的法医，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我急了，不愿他骚扰你，于是决定自己出面处理。” “感谢你的好意。”我讽刺道。 “你应该感谢。”他凝视着我，“我告诉他我们以前交往过，要他把你交给我，他同意了。” “整件事就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可我想我的动机中还有其他复杂的情绪。” “复杂的情绪？” “我期望再见到你。” “我听过你说这话。” “我没骗你。” “难道你现在不是在骗我？” “我对上帝发誓我现在绝对没骗你。” 我突然发觉自己只穿着一件运动上衣和短裤，我的皮肤湿黏，头发乱作一团。我走进卫生间，半个小时后穿着最喜欢的绒袍出来，马克已经在床上睡着了。 他打着鼾，可当我一坐到他身边，他便睁开眼睛。 “斯巴拉辛诺是个危险人物。”我的手指温柔地理着他的头发。 “毫无疑问。”马克倦怠地说。 “他派帕丁来过，我不知道他如何得知贝丽尔曾经到过这里。” “贝丽尔从这里给他打过电话，凯，他一直知道她在这里。” 我点点头，心里一点也不意外。贝丽尔一直很依赖斯巴拉辛诺，但她后来一定开始有些不信任他，否则她会把手稿交给他，而不是一个叫PJ的酒保。 “如果他知道你在这里，会怎么样？”我轻声问，“如果斯巴拉辛诺知道你和我同在这个房间，说着这样的话，会怎么样？” “会很忌妒。” “说真的。” “如果他逃得过这次，那么他大概会把我们俩都杀了。” “他逃得过吗？” 他把我拉到怀里，对着我的脖子低声说：“绝无可能。” <er h3">02 次日早上，太阳叫醒我们。我们再次做爱，然后在彼此的臂弯中缠绵直到十点钟。 马克起身洗澡、剃须，我望着窗外。基韦斯特岛从未如此鲜艳过，阳光也从未那么灿烂。我想在这里买间小屋，和马克缠绵一辈子，我要重新骑童年后就再没碰过的自行车，我要再开始打网球；我要戒烟；我要和家人重新建立关系，露西可以常来我家；我要欣赏太阳在海上的舞蹈；我要为一个叫贝丽尔·麦迪逊的女人祈祷，她的死为我的生命注人了新的意义，教我可以重新去爱。 在房间里吃过午餐，我从背包里取出贝丽尔的手稿，马克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我。 “这一叠就是吗？”他问。 “对，就是这一叠。” “你怎么找到的，凯？”他从桌前起身。 “她留给了一个朋友。”我答道。接着我们把枕头塾在背后，把手稿放在两人中间，然后我告诉他PJ对我说的事情。 白天变成了晚上，除了把脏盘子放到门外，换来一些新的三明治和零食之外，我们不曾走出房门。几个小时之间，我们几乎没有交谈，只忙着一页页读着贝丽尔的一生。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令我多次落泪。 贝丽尔是风雨中的一只小鸟，尽管她的羽翅那么鲜艳美丽，她的生命却坎坷多难。她母亲早逝，父亲再娶，继母对她非常严苟。她无法接受现实的生活，便借由写作创造自己的世界。就像聋哑人士在艺术上常有过人的天分、盲人在音乐上常有杰出的才华一样，贝丽尔的写作能力相当杰出。她用笔创造出来的，是个可闻、可尝、可感受的自由天地。 她与哈博姐弟的关系错综复杂。自从他们一起住在河边那栋大宅院起，三人就像三种造成风暴的因素突然结合一般。盖瑞·哈博为贝丽尔买了那栋宅院，并全面装修。有一晚，就在我睡过的那个房间里，他夺走了她的童贞，那年她只有十六岁。 次日早上，她没有下来吃早餐，斯德琳·哈博上楼去看她，发现她以婴儿的姿态蜷伏在床上不停哭泣。哈博小姐无法接受自己著名的弟弟竟然强暴了他们心目中的女儿，于是决定采取否认的态度。她没对贝丽尔说过一个字，也没有介入这件事。到了夜晚，她只是静静地关上房门。 贝丽尔持续遭到性侵害，周而复始。直到她长大一些，次数才渐渐变少，而且那位普利策奖得主终于因为长期酗酒与吸毒，成了性无能患者。获奖作品为他带来的巨额版税终于也经不起他的肆意挥霍，他山穷水尽了。这时，他向朋友约瑟夫·麦克提格求救。麦克提格不仅伸出了援手，还让哈博重新富裕到有能力买一箱箱最好的威士忌，毒瘾发作时也能立刻得到满足。 根据贝丽尔所述，她搬走后哈博小姐画了火炉上方那幅油画，不知是故意还是潜意识驱使，她画的是一个被夺走童贞的女孩，想永远折磨哈博。他酗酒的情形更为严重，写作时间更少，而且患了失眠症。他成了考匹柏酒馆的常客，他姐姐也鼓励他常去，因为那样她就有机会同贝丽尔通电话。后来，对三人关系的最重大的冲击，就是贝丽尔受斯巴拉辛诺怂恿，违反了与哈博签下的合约。 这是她重新面对生命的方法，她写道：“这样做可以留住我的好友斯德琳的美丽，就像用书页夹住一朵绚丽的野花。”贝丽尔在哈博小姐被发现患有癌症后不久就动笔写作此书。她们之间的感情浓不可分。 自然地，书上也提到贝丽尔以前所写的作品，以及她的灵感来源。早期的作品也摘录了进来，我想这就是我们会在她的卧室找到早期手稿的原因。当然我不能确定，没有人能确定贝丽尔当时在想什么。但我知道这本书写得极好，而其内容足以让盖瑞·哈博战栗，令斯巴拉辛诺垂涎。 但我花了整个下午都没看到关于弗朗基的描述，她没有写到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受到的折磨。我想这件事一定已经严重到令她无法承受的地步，所以她无法提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希望这一切会随着时间消逝。 我快看完时，马克突然将手放在我的手臂上。 “怎么？”我的眼睛几乎离不开稿子。 “凯，看看这里。”他将一页纸放到我正在阅读的那页上。 那是第二十五章的开头，我已经读过这一页了。我愣了一下，才发现自己忽略了什么。这是一张复印件，不像其他那些都是手稿。 “你不是说这是唯一的一份稿子吗？”马克问我。 “我一直以为是。”我也迷惑了。 “我怀疑她曾经复印过整部稿子，结果将其中一页放错了位置。” “看起来似乎是如此。”我猜想着，“那么那份副本呢？我们至今还没发现。” “我不知道。” “你确定斯巴拉辛诺没有？” “如果他有，我会知道。我趁他不在时曾彻底搜过他的办公室，也找过他家里。再说，他应该会告诉我，他过去一直很信任我。” “我们最好去找PJ。” PJ今天休假。他不在路易小酒馆，也不在家。我们终于在邋遢乔酒吧找到他时，他已经半醉了。我抓住他的手来到一张桌前。 我匆匆地替他们介绍了一下。“这是马克·詹姆斯，我的朋友。” PJ点点头，举起啤酒瓶做敬酒状。他眨着眼睛，好像想看得更清楚一点，然后公开地称赞我的男伴很有魅力。马克似乎无动于衷。 我提高声音，努力压过酒客和乐团的嘈杂：“贝丽尔的手稿，她在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复印过一份？” 他灌了一口啤酒，身子随音乐摇摆着说：“不知道，她没对我提过。” “有这种可能吗？”我继续问，“会不会在她复印信件给你们的时候，顺便也复印了她的书？” 他耸耸肩膀，汗珠从太阳穴流下来，满脸通红。PJ不光喝醉了，还吸了毒。 马克只是个旁观者，于是我又问了一遍：“她去复印的时候，有没有带着手稿？” “……就像两个宝贝……”PJ跟着音乐粗声高唱，手敵击着桌沿。 “PJ！”我大声叫道。 “干吗？”他抗议道，眼睛仍盯着舞台，“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于是我靠着椅背，等他把歌唱完。表演好不容易暂停，我再次提问。PJ把瓶中剩下的啤酒喝完，以令人吃惊的清楚语调说：“我只知道那天她带了军用背包出去，好吗？袋子是我拿给她的，方便装她的杂物。然后她就去了复印店，她带了背包出去，没错。”他拿出香烟，“她可能把稿子放在里面，也可能把整本书复印了一份。我只知道，她给我的那份，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交给你了。” “昨天。”我说。 “对，昨天。”他闭着眼睛，又在桌沿打起拍子。 “谢谢你，PJ。” 我们走的时候，他丝毫不管我们。我们终于在人堆中杀出一条路，直奔夜晚清新的空气。 “这算是徒劳无功吧？”回饭店的路上，马克说道。 “我不确定。但我认为贝丽尔的确有可能在复印信件的同时，也复印了一份书稿。我无法想象她能把原稿全部交给PJ，自己却不留底。” “见到PJ以后，我也无法想象贝丽尔会这么做。他不像是个可信赖的人。” “他是的，马克，只是他今晚有点昏了头。” “应该说是失魂落魄。” “可能是我突然出现让他变成这样。” “如果贝丽尔复印了手稿，并把副本带回了里士满，”马克说，“那么一定是杀她的凶手把副本偷走了。” “弗朗基。”我说。 “也许这就是他也把盖瑞·哈博杀掉的原因。我们的朋友弗朗基妒火中烧，想到哈博夜晚摸进贝丽尔的房间就变得疯狂。哈博成为考匹柏常客这一点也在贝丽尔的书中出现过。” “我知道。” “弗朗基可能读了这一段，知道如何找出他的行踪。” “有什么比在无人之处袭击一个半醒半醉、走出车子正要回家的人更容易的呢？”我说。 “他没打算把斯德琳·哈博一起杀了，我很意外。” “也许他会。” “没错，只是他没这个机会。”马克说，“她替他省了这个麻烦。”我们牵起手，陷入沉默，两人之间只剩下脚步声。微风拂着树梢，我希望此刻可以永驻，不用再面对现实。当我们走入房间，一起喝酒时，我终于提出现实的问题。 “接下来昵，马克？” “华盛顿特区。”他扭开脸望向窗外，“明天就要走了，他们要派给我别的任务。”他深呼吸，“任务结束之后，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你自己想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凯。谁知道他们会怎么安排我？”他看着外面的黑夜，“我知道你不会离开里士满。” “不会，我不能离开里士满，不是现在。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命，马克。” “工作一直是你的生命。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命。这么说，我们之间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的话、他的脸庞都让我心碎。我知道他说得完全正确。当我再度开口时，泪水竟先滚落下来。 我们紧紧地拥抱对方，直到他在我的手臂上睡着。我小心地起身不吵醒他，来到窗前。我坐着抽烟，反复思索着，直到天色微亮。 我淋浴了很久，让热腾腾的水抚慰着我。等我稍微恢复情绪、走出潮湿的浴室，马克已经起床点好了早餐。 “我要回里士满了。”我坐到他身边，坚定地对他说。 他皱起眉头。“这不是个好主意，凯。我找到了手稿，而你又要离开了，我不想一个人在这里等着弗朗基、斯科特·帕丁，甚至斯巴拉辛诺本人出现。” “他们还没找到弗朗基，你回去太冒险，我会安排人在这里保护你。”他反驳道，“也许你应该去迈阿密，那里应该会好一点，你可以同家人住一段时间。” “不。” “凯……” “马克，弗朗基可能已经离开里士满了，警方可能几个星期甚至永远都不会找到他。那么我应该怎么办，一辈子躲在佛罗里达吗？” 他躺回枕头上，一语不发。 我握着他的手。“我不允许我的生命和工作就这样被迫中断，而且我拒绝再受任何屈辱。我会打电话给马里诺，要他来机场接我。” 他紧握我的手，深深凝视着我。“跟我到华盛顿，或者你可以在匡提科待一段时间。” 我摇头。“我不会有事的，马克。” 他将我拉得更近。“我无法不想到贝丽尔的遭遇。” 我也是。 我们在迈阿密机场吻别。我从他身边快步走开，没再回头。接下来，我只有在亚特兰大转机时是清醒的，其他时间我都在飞机上睡觉，我的身心都已疲惫到极点。 马里诺到登机门接我。他似乎一度感受到我的情绪，便耐心又安静地陪着我走。圣诞节的装饰和店里的圣诞商品更加深了我的沮丧，我对过节没有期待，只想知道何时可以再见到马克，但又深知没有答案。更糟糕的是，我们在领行李的地方痴痴地望着转盘走了一个小时，这给了马里诺对我唠叨的大好时机。最后，我终于去登记行李遗失。在填过一张巨细靡遗的申请表后，我驾车离开机场，马里诺开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 雨夜使得我家前院的残破景象显得模糊。我们停下车，马里诺告诉我，他们还未查到弗朗基的下落。他一丝不苟地用手电筒搜寻房子四周，看看有没有破损的窗户或其他被人破坏的迹象。他带我进门，将每个房间的灯打开，检查所有衣柜，甚至连床下都看过。 我们走进厨房，两个人都想喝咖啡，但马里诺的寻呼机响了。 “二一五，一〇三三……” “妈的！”马里诺边骂边从夹克口袋里取出寻呼机。 一〇三三是求救代号。广播声像是在空中穿梭的子弹，警车如喷气式飞机一样集体出动了。一名警员在离我住处不远的便利店遇袭，显然遭到枪击。 “七〇七，一〇三三。”马里诺朝着对讲机大叫他收到了，然后快速往大门走去。 “他妈的！居然是华德斯，他还只是个孩子。”他一边咒骂，一边跑向雨中，最后他回头叫道，“把门锁上，我马上派两名警察过来！” 我在厨房里来回踱步，然后坐下来喝纯威士忌。大雨像击鼓一样拍打着屋顶和玻璃窗。我的行李遗失了，点三八在里面。我忘了告诉马里诺，我累得把这件事情遗漏了。我感到神经过敏，无法入睡，于是开始翻贝丽尔的手稿，幸好我没把手稿放在托运行李内。我啜着酒等待警察到来。 快到午夜时门铃响了，我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 我透过门镜看了一眼，以为来的是马里诺派的警察，却看到了一个苍白的年轻人，穿着深色雨衣，戴着制服帽。他看起来又湿又冷，胸前抱着一本工作簿。 “谁？”我叫道。 “亚美加行李运送公闻，机场派来的。”他回答，“我把你的行李送来了，小姐。” “谢天谢地。”我解除了警戒设备，将门打开。 他将行李放到走廊，突然，我被极度的恐惧所笼罩。我想起一件事情，我在行李遗失申请表上填的地址是办公室，不是我家！ 第十七章 <er top">01 他的帽檐下露出暗色的头发。当他对我说“小姐，请你在这里签名”时，并没有直视我。他把签名板交给我，我脑中响起许多声音。 “他们来得很晚，因为航空公司把哈博先生的行李弄丢了。” “你的金发真美，那是天生的颜色，还是染的，凯？” “他们都走了。” “去年我们见过和这根橘色纤维完全一样的纤维，来自雅典的一桩劫机案。罗伊受托研究那架波音747在希腊雅典被劫后留下的遗物证据……” “是在送行李的伙计把东西送来以后发生的。” 我从他戴着棕色皮手套的手里接过笔。 我用一种连自己都听不出的声音要求他：“请你帮我打开行李，我要确认我的东西都在才签名。” 他苍白的面容流露出一丝困惑，眼睛睁得更大了。他一弯下腰，我立即用签名板猛击他的喉咙。他没有机会阻挡，我立刻像发狂的动物般开始奔逃。 我跑过餐桌，听到他的脚步声紧随而来。我冲进厨房，心脏猛烈地撞击肋骨，塑胶地板上的双脚几乎就要不听使唤。我提起冰箱旁的灭火器，他一追进来，灭火器的干粉就朝他脸上喷去。他捂住脸，手上的长刀掉落在地上。我从炉火上抓起炒锅，像挥网球拍一样往他的腹部痛击。他努力要呼吸，我又狠敲了一次，这次打中了他的脸。我听到软骨碎裂的声音，他的鼻子断了，大概还掉了几颗牙。他跪下来猛力咳嗽，满脸干粉令他看不到方向。突然，一只手抓住我的脚踝，另一只手摸索着长刀。我把平底锅朝他扔去，将刀子踢开，逃出厨房。我的臀部撞上桌子的尖角，肩膀又碰到门框。 一阵混乱和抽噎中，我终于从行李中抓到手枪，匆忙塞了两颗子弹。他已出现在我面前。我听到了雨声和他的喘息声，他手上的尖刀离我的喉咙只有几英寸，我第三次扣扳机，终于射出子弹。震耳的枪声中，子弹击穿了他的腹部，将他往后推了几英尺，倒在地上。他挣扎着要坐起来，眼睛瞪着我，脸上沾满血污。他再次举刀，开口想说什么。我耳边轰鸣作响，双手颤抖着握紧枪，将第二颗子弹射进他的胸膛。我闻到刺鼻的火药味和鲜血的腥味混杂在一起，弗兰克·埃姆斯的眼睛渐渐失去了光亮。 我崩溃了，风雨仍拍打着房子，弗兰克的血染遍了橡木地板。我号啕大哭，身体剧烈地发抖。电话响了五声以后，我才开始移动。 我只能说：“马里诺！哦，上帝！马里诺！” <er h3">02 弗兰克·埃姆斯的尸体从太平间移走后，我才回到办公室。他的血流满了不锈钢台，流到了水管，流进了城市恶臭的污水道。杀了他并不令我惋惜，我只惋惜他曾经活在这个世界。 “整件事看起来是这样的，”马里诺看着埋首于像山一般高的文件中的我，说道，“弗朗基于去年十月来到里士满，至少，那是他租下瑞迪街住处的时间。几周后，他找到一份运送遗失行李的工作。亚美加与机场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我没说话，拆着一封看似无关紧要的信。 “为亚美加工作的人都开自己的车。弗朗基的车在一月时出了问题，那辆产于一九八一年的水星牌老车的变速器坏了，他没钱修理，可没有车又不能工作，于是他找艾尔·哈特帮忙。” “他们俩此前有联络吗？”我问，我的声音带着无奈和倦怠。 “一定有。”马里诺回答，“这个我不怀疑，本顿也是。” “为什么？” “首先，弗朗基在一年半以前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柏特勒城，我们查过哈特老先生五年来的电话账单……这家伙什么账单都留，免得被查税，结果发现弗朗基住在宾夕法尼亚期间，哈特收到五个来自柏特勒的对方付费电话。此前一年，还有其他对方付费电话来自特拉华州的多佛市，再一年以前，有六个对方付费电话来自马里兰州的海格斯城。” “确定是弗朗基打的？” “我们还在证实，但我相信弗兰克偶尔会打电话给艾尔·哈特，大概把他杀母亲的事也告诉他了。这就是艾尔·哈特知道所有细节的原因，他根本没什么特异功能，只是转述他那病态朋友说过的话罢了。结果，弗兰克越病态，就离里士满越近。一年前，他来到我们这座可爱的城市，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弗兰克常到哈特的洗车房？” “根据几个在那里工作的人说，有一个与弗兰克外貌特征相符的人偶尔会去，这应该是一月时的事情。我们在他家找到一张单据，显示在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他修车花了五百元，应该是哈特借他的。” “你知不知道贝丽尔送车去洗的时候，他是否刚好也在洗车房？” “我想的确是这样。一月间，他送哈博的行李到麦克提格家，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贝丽尔。两周后，他去找艾尔·哈特借钱，大概又看到了贝丽尔。太巧了！他认为这是天意。后来他可能在机场运送行李时又见过她，说不定就是在贝丽尔搭机去巴尔的摩同哈博小姐会面的时候。” “你认为弗朗基曾向哈特提过贝丽尔吗？” “无法得知，但如果有，我也不意外。这大概就是哈特上吊的原因，他知道凶案会发生，他的朋友将对贝丽尔下手。后来连哈博也被杀了。哈特多半有很强的罪恶感。” 我稍稍移动疼痛的身体，翻动桌上的文件，寻找一枚几秒钟前还在我手上的日期图章。我全身酸痛，而且考虑要对右肩进行X光检查。至于心理上的问题，我认为没人帮得上忙。我觉得自己很不对劲，不知道是哪里，只知道自己无法安坐，无法轻松。 我说：“弗兰克见过贝丽尔几次，在麦克提格家、在洗车房、在机场都见过她，这会让他妄想两个人缘分匪浅。” “这个神经病以为上帝特意安排他与那位漂亮的金发女郎相识。” 这时罗丝走进来，将粉红色的电话留言单交给我，我把它塞进纸堆。 “他的车是什么颜色？”我拆开另一封信。警察到达时，我看到弗兰克的车停在我家门前，但警车上的红灯闪烁不停，让我忘记了细节。 “深蓝色。” “贝丽尔的邻居都没看到过一辆深蓝色水星牌老车？” 马里诺摇头。“黑夜里如果他不开前灯，那种颜色的车基本上不会引起注意。” “这倒是。” “至于他袭击哈博的时候，可能将车停在半路上，再徒步走到现场。”他顿了一下，“他汽车前座的椅垫已经破了。” “你说什么？” “他用一条毯子盖住破洞，那条毯子是他从某架飞机上偷拿的。” “橘色纤维就是这么来的？”我问。 “还要经过检验确定，但多半如此。那条毯子上有橘红色的线条，弗兰克去贝丽尔家前，必定坐在那条毯子上。这也解释了劫机案中为何会出现那条纤维。一定是有旅客用了和弗兰克一样的毯子，沾上了纤维，又转搭那架被劫的飞机。那个可怜的军人被杀后，纤维又掉落在他身上。你能想象转机时能转送多少纤维吗？” “很难想象。”我说，真想知道为什么所有垃圾文件都会寄给我，“这大概也说明了弗兰克身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类的纤维。他在行李区工作，一天到晚在机场走动，甚至还会到飞机里面，当然会沾上很多微尘。” “亚美加公司有制服。”马里诺说，“咖啡色的，戴诺纤维做成的布料。” “很有趣。” “你知道，”他望着我，“你枪杀他的那晚，他就穿着制服。” 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的暗色雨衣，和那张被喷满白色粉末又沾满鲜血的脸。 “好吧，”我说，“马里诺，你说的我都明白，除了一点，弗兰克怎么知道贝丽尔的电话？她的电话号码不在接受公开查询的资料库内。他又怎么知道贝丽尔在十月二十九日从基韦斯特岛飞回里士满？他又如何得知我何时回来？” “从电脑上查的。所有旅客的资料，包括行程、电话号码、住址，都在电脑里。我们猜弗兰克大概会趁柜台人员不在的时候偷偷使用电脑，清晨或夜晚时也有可能。整个机场都是他的地盘，没人会注意到他在做什么。他不太说话，行事低调，来去静得像只猫。” “根据他的智商测试结果，”我拿图章蘸印台，半开玩笑地说，“他的智商比一般人高。” 马里诺没说话。 “他的智商为一百二十。”我说。 “是，是！”他不耐烦地说。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还真的相信那些数字？” “不乏可相信的成分。” “那又不是什么金科玉律。” “没错，智商测试的结果不是什么金科玉律。”我同意道。 “我应该为不知道自己的智商有多少而高兴。” “你可以测一测，马里诺，永远不会太晚。” “希望比我打保龄球的成绩高，我只能这么说。” “不太可能，除非你的保龄球打得很糟。” “我上次的确打得很糟。” 我取下眼镜，揉揉眼睛。我头痛欲裂，我知道它永远不会消失。马里诺继续说下去：“本顿和我猜测弗兰克是从电脑上取得贝丽尔的电话号码，并且开始监视她的行动。当贝丽尔在七月发现车上的刮痕、逃往迈阿密后，弗兰克便从电脑上得知这件事——” “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刮的车吗？”我插嘴道，将垃圾篓又拉近一些。 “贝丽尔去巴尔的摩与哈博小姐碰面时，都会把车子寄放在停车场。上次她见哈博小姐的时候是七月初，一周后她发现了刮痕。” “所以车子停放在停车场时，弗兰克趁机刮了车？” “你认为呢？” “我认为可能性很高。” “正是。” “后来贝丽尔逃到基韦斯特岛，”我继续拆信，“弗兰克不断地在电脑中寻找她的回程时间，所以他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 “十月二十九日晚上，”马里诺说，“弗兰克计划好了，一切都很简单，他能自由领取旅客的行李，于是当行李上了传送带，他便开始寻找有贝丽尔名牌的行李。没多久贝丽尔便申诉她的咖啡色旅行袋遗失了。” 他不用说，我就知道弗兰克也用了同样的手段对付我。他监视我从佛罗里达州回来的日期，偷走我的行李，然后出现在我家门口。我让他进了门。 州长一周前请我吃饭，我错过了。我猜费尔丁代我去了，于是我把请帖扔进垃圾篓。 马里诺说到警方在弗兰克·埃姆斯的住处找到的东西。 警方从他的卧室里找到贝丽尔的旅行袋，里面有她沾满鲜血的上衣和内衣。他床边用来充当桌子的箱子上有许多暴力色情杂志，还有一袋打鸟用的小子弹，他就是用这种小子弹塞满水管，用来猛击哈博的头部。箱子里还找出贝丽尔的另一份电脑软盘，依然用厚纸板夹起来保护着。此外，还找到了贝丽尔手稿的复印件，其中包括第二十五章第一页的原始手稿。贝丽尔复印时确实放错了位置。本顿认为，弗兰克习惯在床上读贝丽尔的书，同时玩弄着杀害贝丽尔后得来的衣物。有此可能，我能确定的是贝丽尔始终没有反击的机会。弗兰克出现在她家门口，提着她的旅行袋，自称是送行李的。就算她想到曾在麦克提格家见过他送哈博的行李过去，也不会起疑。我也没有起疑，直到我把大门打开。 “要是她没让他进门就好了……”我喃喃自语。我的拆信刀跑哪里去了？真该死！ “她毫不怀疑，”马里诺说道，“弗兰克面带微笑，穿了亚美加的制服，手上又有旅行袋，袋里又有她的书稿。她松了口气，甚至感到庆幸。她解除安全锁，请他进门……” “但她为什么又要立刻重新设定安全锁，马里诺？我也有警戒系统，我也碰到过几次送货人员。如果有联邦快递的人来，而我又设定了安全锁，我会先解除，开门让他进来。但我绝不会马上设定，因为快递员马上就要离开，难道我又要解除一次，等他走后再次设定？” “你有没有把钥匙落在车上的经历？”马里诺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那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当然有。”我找到拆信刀了，就在我的腿上。 “怎么发生的？新的车型一般都有防止忘记钥匙的设备。” “对，但我还是会不假思索地把钥匙落在车上，锁上车门，接着发现钥匙就挂在插孔上。” “我觉得贝丽尔也是这样。”马里诺说，“她一定极依赖警戒系统，保持全天候设定。每次一带上门，她就会下意识地设定安全锁。”他迟疑片刻，望着我的书架。“很奇怪，她会粗心地把枪留在厨房的流理台上，却记得设定警戒系统。这表明她的内心真的是一片混乱，一切令她紧张失控。” 我好不容易整理出一叠药物反应报告和一叠死亡证明。当我看到显微镜旁堆积如山的证物报告，心里马上又沮丧起来。 “上帝！”马里诺终于抱怨了，“你可不可以坐好，听我说完？你这样快把我逼疯了！” “这是我回来的第一天。”我提醒他，“我没办法，看，这么乱！”我挥挥手，“好像我走了一年，至少要花一个月才能追上进度。” “你只需要忙到晚上八点，到那时所有事情就会重上轨道。” “谢了！”我断然说道。 “你的手下很优秀，即使你不在，他们也运作如常，那有什么不好？” “一点也没有不好。”我点了一根烟，将更多的文件推到一边，寻找烟灰缸。 马里诺从桌边拿起烟灰缸递到我面前。 “并不是说这里不需要你。” “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 “对，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我什么也没在想，我现在很不专心。”我从左手边的架子上取出日程表。罗丝已经把我下周的约会悉数取消，之后就是圣诞节。我突然很想哭，不知道为什么。 他倾身过来弹弹烟灰。“贝丽尔写的是什么样的书？” “会让你心碎，又让你欢喜的书。”我的眼睛都湿了，“了不起。” “是吗？那我希望能出版，那会让她继续活着，你懂我的意思？”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马克会想办法，斯巴拉辛诺不可能再控制贝丽尔的作品了。” “除非他在狱中控制，我猜马克已经把信的事情对你说了。” “是的。他告诉我了。” 马里诺在贝丽尔家找到过信件。在马克读完贝丽尔的手稿后，它们有了新的一层意义： 很有趣，贝丽尔。乔愿意帮助盖瑞，我很高兴当初能介绍他们认识。 不，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乔是我认识的最慷慨的人。我期待听到更多。 这么简单的一个段落有很多含义，也许连贝丽尔也没看出这一点。我不认为贝丽尔知道当她提到约瑟夫·麦克提格时，已经接近了斯巴拉辛诺的犯罪领域，其中包括几家洗钱用的空壳公司。马克相信，拥有大量金钱和土地的麦克提格先生对斯巴拉辛诺的不法行为一点也不陌生。他援助濒临破产的哈博，事实上是为了掩饰洗钱。斯巴拉辛诺从没看过贝丽尔的手稿，他很担心贝丽尔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披露出什么，所以急着要拿到稿子，其出发点不仅是贪财而已。 “他大概会把贝丽尔被杀那天视为自己的幸运日，”马里诺说，“从此他可以掌控书的内容，贝丽尔也无法抗议。凡对他不利的地方都可以删掉，然后把书卖掉大捞一笔。在他炒热了那些新闻以后，谁会不想买那本书？真不知道他会做到什么程度，说不定把哈博尸体的照片都卖给八卦杂志……” “幸好斯巴拉辛诺始终没拿到杰布·普瑞斯拍的照片。”我说。“不管怎样，连我都会去买贝丽尔的书。我至少有二十年没买过书了。” “真丢脸。”我说，“阅读是很棒的事，你应该多尝试。” 罗丝又进来了，我们都抬起头。这一次她抱着一个长长的白纸盒，上面扎着高档的红色缎带。她试图在我的桌上找到一个可以放下的空位，最后终于放弃了，直接交到我手上。 “怎么会……”我喃喃地说，脑中一片空白。 我退离桌子，将这份突如其来的礼物放在腿上，打开锻带。罗丝与马里诺在旁边观看。盒子里面是用绿纸包裹的两打长梗玫瑰，如红宝石般鲜艳夺目。我低下头，闭上眼睛享受它们的芳香，然后打开上面一张白色的小卡片。上面写着： 越身处逆境，人越坚强。越是坚强，越要滑雪。圣诞节在阿思本山上过，来与我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