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袍》 引子 伴着寥寥晨星，像无数晨练的上海人一样，老工人黄师傅正奔跑在淮海西路上。虽已年过古稀，但他的步伐依然矫健。他一边擦去脑门的汗水，一边自豪地想，这健康才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即便腰缠万贯，家中后院堆满金山银山又有何用呢？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物欲横流的变革时代，值得黄师傅这样的老工人骄傲的，除了健康的体魄，还有些别的东西。 黄师傅有着值得荣耀的辉煌历史。六十年代他曾是一位劳模，“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曾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在八十年代他还干过治安联防……简言之，他曾是光荣的中国工人阶级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可如今他却什么都不是。作为濒临破产的某国营钢铁厂退休工人，他只能靠越来越少的退休金艰难度日。就连“工人师傅”这一称呼都已经成了报纸上调侃的对象。 “好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快变成资本家的天堂了。”他想起最近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俏皮话。一切变得太快了，快得让人理解不了。 就连晨跑都变得跟过去不一样了。从前，独自奔跑在晨光之中，身边很少看到车来车往。那时的黄师傅很喜欢伴着城市的脉搏奔跑的感觉。而现在，他要随时注意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还要忍受它们时不时发出的刺耳的喇叭声。前方的街区，塔式吊机正在新开辟的建筑工地轰鸣，据说那儿正为城市的新贵阶层兴建一片高档住宅小区。 不远处就是黄师傅的家，一座石库门风格建筑，他与十几个工友一起住在这儿很久了。不过再过不久这里就要被拆了，将要兴建的是一座高层商用楼。当地居民都将迁往黄浦江东岸的浦东新区。那里曾经是一片庄稼地。对于黄师傅来说，搬迁后就再也不可能在市中心这熟悉的街道晨跑了。随之远去的还有“工农小吃店”那五分钱一碗的美味的汤。那用葱花、虾皮和油条煮成的汤啊，热气腾腾的，上面还飘着香喷喷的紫菜，想想就让人垂涎欲滴呢。可如今那家曾经深受劳动人民喜爱的小吃店已成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星巴克咖啡馆。 也许因为自己太老了，所以无法理解这些变化吧。想到这里，黄师傅叹了口气。他的脚步渐渐沉重起来，眼皮有些不祥地跳了几下。他在淮海路和东湖路的交会处一座安全岛旁边慢了下来。这座安全岛上的花坛一片荒芜，光秃秃的树枝随风摇摆。黄师傅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模样，一如他的心情。 但接下来猛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奇怪的物件。这个红白相间的东西，在昏暗路灯的眏照下，就像是刚从附近菜市场送货的农用车上掉下来的。那白色的部分，看上去好像是从红色麻袋中露出的莲藕。黄师傅曾经听说过，很多农民兄弟会用各种东西拿来包裹土产货物，甚至还有用红旗的。他还听说如今在高档饭店里糯米莲藕正日渐成为时尚美食。 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向安全岛，却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惊呆了。 之前被他看成莲藕的东西居然是一条湿漉漉的人腿！那红色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麻袋，而是被一件红色旗袍包裹着的年轻姑娘的躯体。那姑娘看上去也就二十岁出头，肤如凝脂。 黄师傅蹲下来试着查看这姑娘的躯体。她的旗袍被褪到腰部，惨白的灯光掩映着她的大腿和股沟，透着一丝淫靡的气息；旗袍已被撕破，前胸的盘扣开着；双峰裸露，脚上没穿鞋袜，她只是套着一件红色旗袍，没穿任何内衣。 他摸了摸姑娘的手腕，冰冷而没有脉搏。她的指甲依然粉嫩如花瓣一般。她到底死在这儿多久了？黄师傅把姑娘的旗袍拉下来遮住她的大腿。虽然这件旗袍看上去做工极其考究，但此时这样子穿在姑娘身上却让人感到怪异。这种服装原本属于曾在清代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满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旗袍逐渐脱离了少数民族的印记，成为风靡大江南北的时装，并被人们看做中国女性的民族服装。“文化大革命”时期，旗袍因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标志而销声匿迹。但近年来，它又出人意料地重新受到了富裕人士的追捧。但黄师傅从未见过这样不穿内裤和鞋子就穿着旗袍出门的人。 他冲着地面拍了三下——这是一种迷信习惯，意在破除霉运。 谁会选择在早晨把这样一具尸体丢弃在这里？估计是个变态杀人犯吧，黄师傅心想。 他必须报警。可这会儿实在太早了，附近又没有公用电话。正在焦急之际，他看到街道远处闪过一束亮光。那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方向。于是黄师傅开始大声呼救： “来人啊！杀人了！一个穿红旗袍的姑娘被杀了！” 第一章 丁零零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将上海市公安局大队长陈超从清晨的美梦中惊醒。 他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摸起电话听筒，瞟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闹钟，指针刚刚指向七点半。昨晚他睡得很晚，因为给远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引用了一位唐代诗人的作品，有些话实在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后来他便沉浸在这“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的梦境之中了。 “你好，我是上海法制改革委员会的钟保国。请问是陈超同志吗？” 陈超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这个委员会是上海市人大新设的一个下属机构，并不算是公安局的上级机关。但这个钟保国是党组织里的高层人物，之前从没有主动联系过自己，更不要说把电话打到家里来。想到这里，那些梦中的烟柳余韵很快就消散得无影无踪了。 估计是那种“敏感”案件，不方便在局里明说吧。陈超感到气氛有些凝重。 “你对‘西九区’案有耳闻吧？”电话那头说道。 “西九区？哦，是彭良心开发的项目吧？那可是市中心最好的地段啊。我看过一些报道。”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房地产业出现了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商机。多少年来，人们都依靠公家分房。陈超也不例外，在公安局宿舍分得一套住房。不过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政府逐渐将土地出售给新兴企业家们。人称“上海滩第一富商”的彭良心，就是其中早期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由于党政领导们掌控着土地价格和分配，腐败便随之而来。四处打点之后，彭良心成功地拿到了开发西九区项目的政府许可。随后，那里的老房子就全部被推倒，为新的工程让路。同时，他还强行驱逐了当地居民。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开始抱怨相关商业运作中的种种黑幕，并爆出一桩丑闻。 可陈超又能做些什么呢？很明显，像西九区这样的大工程，肯定牵涉到许多官员。此案很可能演变成一起大案，并在政坛造成灾难性影响。现在要交代给他的会是什么任务呢？收拾这烂摊子吗？ “没错。我们希望你介入调查这一案件。尤其是调查一个叫贾铭的律师。他是当地居民的代理人。” “贾铭？”听到这个名字，陈超更加摸不着头脑了。他对于这一腐败案件的细节并不了解。他知道贾铭是个不错的律师，可一个律师为什么会成为调查对象呢？“是那个为异见作家胡平辩护的律师吗？”陈超问道。 “就是他。” “对不起，钟主任。我恐怕帮不上忙。”陈超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而是机智地找了个理由。“我刚参加了上海大学的硕士学位进修班，主修中国古典文学。前几周的学习任务很紧，恐怕抽不出时间。” 这可不是个现编的理由。这件事他已考虑了许久。虽说现在还没有被正式录取，但他已初步向学校了解了一些情况。 “你在开玩笑吧，陈超同志？你可是个警察啊，中国古典文学跟你的职业一点也不沾边啊。你打算另谋高就了？” “我之前就是学文学的，英国文学。当今社会，要想做一名称职的警员，需要尽可能地掌握大量知识。这个进修班的课程还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 “好吧，你有求知欲这很不错。不过我认为，你在现在的职位上，很难抽出时间去学那些东西。” “课程安排比较特殊，”陈超答道，“只是在开始的几周要像学生那样，在教室里进行集中学习；接下来就是写写论文。之后的专业课学习就可以抽我工作之余的时间了。”其实这并非实情，因为根据学习手册上的说法，集中学习期并非眼下就要开始。 “我希望能说服你。是市政府的一位领导同志让我来找你谈的。”电话那头说道。 “我会尽量密切关注本案的。”陈超说道，算是顾及钟保国的面子。他根本不想知道那“领导同志”是何方神圣，爱谁谁吧。 “好极了，那我回头把相关卷宗发给你。”钟保国认为陈超已经做出了让步。 陈超顿时有一种挫败感，他觉得自己本应该明确拒绝的。 挂断电话之后，陈超意识到自己必须尽快弄清西九区案的相关信息，随即开始给各方面拨打电话。事实证明，他当初认为不该蹚这浑水的直觉是完全正确的。 房地产商彭良心最初只是一个卖水饺的小贩，但他在编织人际关系网方面极具天赋。他知道该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给领导塞红包。作为回报，某些领导干部帮助他在短短四五年里成为一名亿万富翁。他凭着大笔的贿赂与一纸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商业企划书，就拿下了西九区开发权。得到政府许可之后，他利用银行贷款搞起了开发，却没从自己腰包里掏过一分钱。他把当地原有居民驱赶出去，几乎没给什么补偿，还雇佣了黑道打手，以暴力的方式强行拔除了他眼中的钉子户。在“拆迁行动”中，有几名居民还被打成重伤。更有甚者，楼盘建好之后他拒不履行企划书中让原有居民返迁的承诺，却转手将房子高价卖给港台买家。当人们为此抗议之时，他故伎重演，借助黑道和政界的力量平息了事端。一些居民被拘留，罪名是“扰乱城市建设”。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中，政府不得不介入此事。 据知情人透露，彭良心之所以会惹上官司，多少与他那个绰号有关。这个城市中有很多比他有钱的人，但为人却很低调。一夜暴富的成功经历使得彭良心变得自大起来，“上海滩第一富商”的绰号更是正中其下怀。随着贫富悬殊的不断加大，老百姓对腐败现象愈加不满，而彭良心作为助长这一现象的代表首当其冲。常言说得好，枪打出头鸟嘛。 贾铭这样的优秀律师选择站在当地居民一边，更使形势变得扑朔迷离。凭借多年的法律工作经验，贾铭很快便在这充斥着暗箱操作的商业运作过程之中发现了更多的丑恶事实。而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主使不仅仅是一个彭良心，更有其政界“伙伴”深深地牵涉其中。此案开始被媒体广泛报道。政府担心事态失控，于是将彭良心拘留，并承诺尽快对此案进行公开公正的审理。 陈超眉头紧锁，拿起一份传真件。这份新传来的资料显示，国安部门正在秘密调查贾铭。一旦他们查到对贾铭不利的证据，这件反腐败案将因釜底抽薪功亏一篑。好在他们尚未发现任何问题。 他把这页传真揉成一个纸团丢在一旁，为自己刚才灵机一动想出的那个理由感到庆幸。至少以后他可以说，因为忙着上学才无法全心投入案件调查。 这次报名上学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通过参与此类进修班，像他这样平时工作繁忙的党员干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拿到学位。 对陈超来说，此次进修还有别的意义。在旁人看来，他在仕途上一切顺利。他是局里最年轻的队长，而且最有希望接替李国华书记成为市公安局党委的一把手。因为很多大案要案是他破获的，加上他业余时间喜欢翻译侦探小说，一些熟人有时也会称他为“大探长”。不过这样的职场生涯并不是他所希望的，起码在学生时代不是。尽管他出乎意料地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官，并曾在各种“事关政治”的案件中屡立功勋，但他却越来越厌恶自己的职业——因为许多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与警察的良知背道而驰。 孔子曰：“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然而在这样一个是非难分的变革时代，想要恪守这一准则却并非易事。陈超心想，也许这次进修能让他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一切。 于是他决定上午去拜访上海大学的卞龙华教授。虽说之前他把上学的事当成搪塞钟保国的理由，但毕竟自己还是想要认真对待的。 遵照孔子时代传承下来的拜师礼节，陈超在路上买了一根金华火腿，用牛皮纸包着拿在手上。据说当年孔子从不接受学生们馈赠的金钱，但对于火腿、烧鸡之类的礼物却是来者不拒。不过拿着一根火腿挤公共汽车实在是有些不便，他决定从局里叫一辆车。在火腿店等车的时候他又打了几个电话，询问那桩房地产案的情况。从这些电话中得到的信息，使他愈加下定决心不去蹚这浑水。 没过多久，局里的司机小周就来接他了。这家伙是侦探小说爱好者，很崇拜陈超，自称“陈探长的跟班”，估计早就把他要去拜访卞教授的事传遍全局了。陈超心想，这样也好。他开始为即将与卞教授进行的会谈打起了腹稿。 卞龙华的家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这是一座新建的公寓楼，位于黄金地段。很少有学者会住在这样的地方。为陈超开门的是卞龙华本人。这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中等身材，满头银发。他看起来饱经风霜，但依然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五十年代，年轻的他曾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年的他又因“历史反革命问题”遭到迫害；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又被称为“老学究”。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文学研究成了卞龙华最后的精神庇护所。 陈超递上火腿，说：“卞教授，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还请笑纳。”他试图找个地方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可看来看去，觉得实在不便用这油乎乎的东西玷污那些名贵的家具。 “谢谢你，陈队长，”卞龙华说道，“我们院长已经和我谈过你的情况。考虑到你的工作负担，我们决定你不必像其他学生那样坐班上课，不过论文你还是要按时交的。” “非常感谢你们的理解，我肯定会按时交上论文的。” 这时，一名年轻女子轻轻走进客厅。她看起来也就三十出头，身穿黑色旗袍，脚蹬一双高跟凉鞋。她接过陈超手中的火腿，放在茶几上。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最能干的女儿凤凤，”卞龙华说道，“她在一家中美合资企业当CEO。” “是最不孝的女儿吧？”凤凤笑道，“当年我没学中国文学，而是跑去学了商业管理。陈队长，感谢您选择我父亲作为您的导师，能有您这样大名鼎鼎的学生真是我父亲的荣幸呢。” “不不不，能有机会师从卞教授是我的荣幸。” “陈队长，你在警局干得好好的，怎么会想到来学中国古典文学呢？”凤凤一脸困惑地问。 “文学是一门与世无争的学问，”一旁的卞龙华插话道，他脸上带着一丝自嘲的微笑，“这丫头不听我的话，买下了这间公寓。买了就买了吧，我们现在住在一起，算是‘一国两制’吧。” 陈超明白，旁人对他这次的选择都颇有质疑，但他试着不去想这些。 “就像是一条从没走过的路，总想去尝试一下，”陈超说道。“想有机会干点别的，也权当是满足下虚荣心吧。” 凤凤说：“我有一个请求，我爸爸有糖尿病，血压又高，所以不能每天都去学校上班。您能来这儿听课吗？” “没问题，只要卞教授方便就可以。” 这时，卞龙华说道：“记得高适的那句诗吗？‘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你看，我这糟老头子也就会这么点儿雕虫小技咯。” “文章千古事。”陈超用杜甫的诗句回应道。 “嗯，你的确对文学有一股热情。唉，俗话说，同病相怜啊。当然，你恐怕也得为自己的‘消渴之疾’想想呢。我可听说你是个浪漫诗人。”卞龙华说道。 消渴之疾是糖尿病的别称，陈超听说过这个词。糖尿病患者通常会口渴、疲惫。卞龙华此话一语双关，既指自己所患的糖尿病，也指他对文学的求知若渴。可这与陈超是个“浪漫诗人”有何关系？ 当他下楼回到车里时，发现司机小周正捧着一本香港发行的《花花公子》杂志，垂涎欲滴地打量着上面的裸体模特。陈超顿时豁然开朗，中国古语中的“消渴之疾”，也许可以拿来形容年轻人无可救药的浪漫激情呢。 但他又不能确定。自己也许在哪儿读到过这个词，只是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信息充斥于脑海之中，让他一时想不清楚。坐进警车之后，陈超发现自己又恢复了警察的思维方式，并且正试图以这种方式解读卞教授的用词。看着后视镜中自己纠结的面容，他不禁摇了摇头。 不过他此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学一下古典文学，总能给生活带来一些变化。 第二章 上海市公安局。于光明警官正坐在办公室里沉思。这其实还不能算他的办公室，至少现在还不是。作为特案组代理组长，陈超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他将暂时在这里办公。 事实上，尽管他早就在组里掌握实权，却没几个人把他当回事。即便是在陈超忙于各种会议和翻译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他总感觉自己像是生活在陈超的阴影里。 陈超报名去学文学的决定令他颇感不解，局里同事们对此也是议论纷纷。按照廖国昌的说法，陈超这是试着在声名鹊起之后保持低调，以读书为掩护远离众人目光焦点。在小周看来，陈超一直就想考个硕士甚至博士的学位，这对他将来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因为在新的党员干部提拔任用机制中，拥有高学历就拥有巨大先机。而返聘老干部张政委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陈超的目的是出国留学，以便与远在美国的那位当狱警的红颜知己长相厮守。但这与那位传奇探长的诸多轶事一样，没人能辨明真假。 于光明对上述说法都不怎么赞同，或许这其中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陈超已就一桩房地产案向他询问过相关信息，却没有说明询问的原因。这不符合陈超平日与他交流案情时的风格。 不过在这样一个繁忙的早晨，已经没时间容他去细想这些了。党委李书记要他去廖队长办公室开会。 廖国昌是个四十出头的壮实汉子，鹰钩鼻、浓眉大眼，面容严肃。看到于光明走进办公室，他皱了皱眉，显得有些不悦。 在局里，一般只有那些有着重大政治影响的案件才会交给由陈超和于光明领导的特案组。廖国昌表现出的不悦，表明案件肯定不是简单的凶杀案。 “于光明同志，想必你对‘红旗袍杀人案’已经有所耳闻了吧。”与其说李书记是在提问，不如说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是的，这案子真是耸人听闻啊。”于光明答道。 一周之前，在淮海路一座花坛里发现一具姑娘的尸体。死者身穿红色旗袍。由于案发现场地处繁华商业区，在媒体的渲染之下，此案被公众称为“红旗袍杀人案”。案发之后当地曾出现交通阻塞现象，无数群众前来围观，还有无数记者和摄影师，夹在拥挤的人群中，作着各种报道。 一时间，报刊上充斥着各种推测。如果没有什么特定原因，哪个杀人犯会傻到把这般穿着的死者弃尸于如此繁华之地？一位记者发现，案发现场花坛所在的街道对面，正是上海音乐学院。还有人说这是一起政治案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丑恶价值取向的抗争。因为旗袍曾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如今却重新风靡上海。有家小报说得更悬，说此案幕后策划乃是时尚界某巨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媒体对于本案的热络报道，一些服装店旋即在橱窗里挂起了各色新款旗袍。 于光明感到此案迷雾重重。根据最初的尸检报告，死者臂部和腿部的伤痕显示在其窒息而死之前遭受过性侵犯。但死者身上和体内均未检出精液痕迹，且尸体被清洗过。死者在旗袍之下未穿着任何衣物，这于常理解释不通。弃尸地点位于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几乎不会有杀人犯选择在这种地方弃尸。 按照局里一般的办案经验，本案凶手应该是在行凶后为死者穿上衣服，以便于运输。但由于行动仓促，他忘了给死者穿上内衣，或者说他认为没必要这么做。也许死者在遭遇致命袭击之前所穿的就是这件旗袍。弃尸地点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可能就是凶手比较鲁莽，随便找了这么个地方丢下尸体而已。 于光明不怎么相信这种“偶然理论”，但他觉得这案子跟自己的特案组应该关系不大。他可不想越俎代庖。 “真是耸人听闻啊。”他重复着这句话，他觉得有必要这么重复一下，因为李书记和廖国昌都没吭声。“这案发现场有点儿意思。” 还是没人吭声。李书记轻轻地咳嗽起来，他的眼袋在这诡异的寂静气氛中显得愈加突出。说起来，李书记就快六十岁了，他的眼皮浮肿得很厉害，眉毛也早已变成灰色。 “调查有什么突破吗？”于光明向一旁的廖国昌问道。 “突破？”李书记插话道，“今天早晨又发现一具身穿红旗袍的女尸。” “又一个？在哪儿？” “南京路上。人民广场一号门的阅报栏前。” “真是令人发指，那可是市中心，”于光明说道，“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啊！” 廖国昌说：“我们比对了两名受害人，二者存在一些相似之处。特别是她们所穿的旗袍，面料和款式完全一样。” “这下那些记者们可又活跃起来了。”李书记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办公桌上堆着的那沓刚送来的报纸。 于光明拿起一份《解放日报》，上面发表了一张彩色照片，一个身穿红旗袍的姑娘倒在阅报栏前。 “上海第一起连环变态杀人案，”廖国昌大声读着报纸上的内容，“‘红旗袍’一词如今已变得家喻户晓，各种揣测四起，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不安之中……” “记者都疯了，”李书记打断了他，“啥图片和报道都发出来，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他的这种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上海一直以高效率的政府工作和相对突出的低犯罪率著称。其实，之前在这座城市并非从未发生过连环杀人案，只是得益于高效的媒体管控，那些案件从未见诸报端罢了。一旦这样的案件被媒体曝光，就会暴露出警方的工作不力。所以通常国有报纸对于此类案件都是尽量避而不谈的。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报界也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即新闻工作者必须揭露丑恶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管控就未必奏效了。 “如今书店里、电视机上都充斥着西方那些灯红酒绿的玩意儿，有些东西还是咱们的陈大探长翻译的呢！”廖国昌说道，“报纸专栏上都开始玩起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游戏了。看看《文汇报》，正预测下一起命案的发生时间呢。‘周五将会出现另一具身穿红旗袍的女尸。’” 于光明接话道：“这是常识，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通常会以相似的手法作案。只要不被抓到，他就会一直这么干下去。陈队长翻译过一些关于连环杀手的东西，我觉得咱们应该听听他的看法。” “去他妈的连环杀手！”李书记貌似被这个词激怒了，“你跟你的领导谈过了吗？我想还没有吧。他现在忙着写论文呢。” 陈超与李书记素来不合。于光明深知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沉默。 “担心啥啊，难道说死了张屠户咱就得吃混毛猪吗？”廖国昌话里带着几分挖苦。 李书记显得特别激动：“这些杀人犯简直是在抽公安局的嘴巴！他们就好像是在炫耀‘我又干了，你们警察能奈我何’？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通过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恐慌的方式威胁社会稳定！我们应当把调查重点集中在那些对政府心有怨言的人身上。” 看起来他的逻辑还停留在全民手捧《毛主席语录》的时代。于光明心想，照你这种逻辑，“阶级敌人”可多了去了。李书记向来以在刑事侦查上滥用政治理论而著称。这位局党组织一把手，貌似把自己也当成刑警队的一把手了。 “凶手肯定有个第一犯罪现场，很可能就在他家里。他的邻居也许听到了些什么呢。”廖国昌说。 “没错，通知所有居委会，特别是靠近两处案发现场的那些。毛主席说过，我们要依靠人民，”这时李书记拿出领导的威严指示道，“现在，为了尽快破案，廖队长、于警官，我授权你俩牵头组织一个专案组！” 直到李书记走出办公室之后，两位警官才开始正式讨论案情。 于光明先开了腔：“我对案情不甚了解，特别是对第一个受害人一无所知。” “这是第一个死者的资料。”说着，廖国昌递过一个鼓鼓的文件夹，“目前我们还在收集第二个死者的信息。” 于光明拿起第一个死者的放大照片。乌黑的头发遮住了这个姑娘的一半面庞，她身材姣好，旗袍将她的曲线勾勒得玲珑有致。 廖国昌介绍道：“从胳膊和腿部的伤痕来看，她貌似遭受过某种性侵犯，但在其阴道内没有检出任何精液和非正常分泌物。法医已经排除凶手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因为没有检出任何安全套润滑粉的成分。不管凶手对这姑娘做了什么，起码他给僵硬尸体穿上旗袍的时候很仓促很粗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旗袍上有撕扯痕迹，纽扣也没系好。” “我们可以确定这旗袍根本不属于死者吧？第二个受害人不也穿着同样的旗袍吗？”于光明提出疑问。 “没错，这旗袍不是死者本人的。” 于光明仔细查看着照片上旗袍开衩被撕破的部分以及那些未系的纽扣。如果凶手不辞劳苦地提前准备好这样精美而时尚的旗袍，他会如此仓促地把它穿在死者身上吗？何况同样的事也许还发生了两次。 “第二个死者的旗袍开衩部分也被同样地撕破了吗？”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廖国昌不情愿地点了点头，确实不像因仓促而撕坏的。 “你啥时候对外发布第一个死者相关信息的？” “发现尸体三四天之后吧。这个姑娘名叫田陌，二十出头，在邻近广西路和金陵路的海鸥饭店工作。她和瘫痪的父亲相依为命。听邻居们说她是个善良勤劳的姑娘。她没有男朋友，熟悉她的人也都不相信她能有什么仇家。” “看上去凶手是从车上把她扔下来的。”于光明说道。 “很明显就是这样。” “弃尸者会不会是个出租车司机或者私家车主？” “出租车司机都是十二小时轮班的，第二具尸体被发现之后，我们立刻调查了当晚和前晚当值的出租车司机。只有不到二十个人符合犯罪时间段。但每个人都有案发当晚载客的票据记录。忙着拉客的出租车司机怎么有时间杀人呢？而且清洗尸体的地点很可能是在家中的浴室里，更何况还要费劲巴力地给死者穿上红旗袍。”廖国昌摇了摇头，继续说道，“私家车倒是有可能。最近几年冒出来好多私家车，有些属于有钱人，有些属于官员。可即便捧着党委书记的尚方宝剑，咱们也不可能跑遍整个上海一一调查这些人啊。” “那么你怎么看那些案发地点呢？” “先说第一处。”廖国昌拿起一张背景为路口交通灯的照片，“凶手应该是亲自下车抛尸的。这很危险。因为在这种地方几乎是车流不断的。26路有轨电车末班凌晨两点半停运，但最早一班早晨四点就起运了。再说，即便在凌晨，附近也偶尔有车辆经过。马路对面的学校还有通宵学习的学生进进出出。” “你说，凶手把尸体扔在音乐学院门口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就像那些记者所说的？”于光明问道。 “关于这点我们也做过调查，田陌从来没在音乐学院上过学。姑娘嘛，都喜欢音乐，这个田陌偶尔也会唱个一首两首的歌，但仅此而已。她家与音乐学院也没啥关系。而且第二名死者是在别处被发现的。我可不信那些报纸上的胡言乱语，这事儿和音乐学院应该关系不大。” “换成李书记可能就信了。这两处案发地点都相当公开，凶手的目的像是在发布某种声明。”于光明说道，“你们应该已经通知附近所有居委会了吧？” “当然。不过线索都指向一种犯罪分子——有前科的强奸犯。到现在为止没有别的线索了，第二具尸体是今早才被发现的。”廖国昌耸了耸肩。 “跟我讲讲第二个死者的情况吧。” “发现第二具尸体的是一位《文汇报》职员。他当时正要给阅报栏更新报纸。他先是给女尸整理好旗袍，并用报纸盖住了她的脸，而后通知了报社而不是我们。当我们的干警赶到现场的时候，那儿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估计尸体早就被他们翻来覆去动过无数次了。所以说现场已经毫无取证价值。” “尸检报告出来了吗？” “暂时没有。咱们手上现在只有一份现场检验记录。这名死者也是窒息而死，但看上去并未受到性侵犯。不过和第一名死者一样，这个姑娘也是只穿了旗袍，没穿内衣。”说着，廖国昌拿起几张照片，“她身上和体内都没有检出精液痕迹。鉴证科也做了检验，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他人的毛发。” “会不会是模仿作案？”于光明提出了一个假设。 “我们鉴定了两具尸体身上的旗袍，相同的印花面料，款式也一模一样。这些细节是不可复制的。” “这第二名死者，你们还调查了些什么？” “我们发出了一份带有她照片的启事，已经有人打电话到局里来提供线索了。局里的总机都快被打爆了。” 于光明点了点头，说：“不管李书记愿不愿意，这件案子应该就是一起连环变态杀人案。我估计一个星期之内咱们就会发现第三具穿着红旗袍的女尸。” “但考虑到政治影响，市里是不可能承认有连环杀手的。要不李书记干吗把你们特案组也叫上。” 于光明很明白，长久以来刑侦队和特案组一直都在暗地里较劲。他说：“如果凶手是个连环杀手，那咱们就得总结一下他的特征了。” “嗯。首先那些旗袍很昂贵，这凶手应该挺有钱的。其次他得有辆车。他应该是独居——因为如果他没有一套公寓或者说私人别墅的话，就没有空间作案。当然，他不可能住那种许多人家挤在一起的筒子楼，否则他搬尸的时候难保不被邻居听到。” “没错，”于光明点点头说，“他应该是个独来独往的家伙，而且是个变态狂。受害者都被脱光了衣服，却没有遭受常见性侵犯的迹象。他是个疯子，通过这种杀人仪式得到精神放松，而给死者穿上红色旗袍就像是他特有的风格。” “变态狂？精神放松？”廖国昌大声说道，“省省吧我的于警官，你以为这是你们陈大探长翻译的那些故事里的情节，到处都是人们无法理解的怪物和疯子？” “可是通过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也许能进一步了解这个凶手呢。我记得在陈超翻译过的一本书里有类似的描写。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记不太清了。”于光明说道。 “好吧，不过我还是更倾向于通过实实在在的东西来给凶手定性，这样有助于我们缩小调查范围。至少我们不用在不符合这些条件的人们身上浪费时间。” “你怎么看那些红旗袍？”于光明话锋一转。他可不想跟这位廖队长针尖对麦芒。 “我本想悬赏征集线索，可李书记不同意这么干。他怕这样会闹得更满城风雨……” 就在这时，他们的对话被一位推门进来的年轻女警打断了。来人叫晓红，毕业于上海警察学院，如今是廖国昌的助理。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笑容甜美，明眸皓齿。据说她的男朋友是个牙医，正在国外留学。 “那就这样，我马上开始阅读这些材料。”于光明一边说一边站起身。当他走出房间的刹那，他猛然觉得晓红的样貌与最初那名死者有点相像。 <hr /> 注释： 第三章 早晨，陈超正在去图书馆的途中。 他步行在南京路上，一边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一边斟酌着第一篇古典文学论文的题目。 眼看就要走到福建路了，他在一片新开辟的建筑工地前停了下来，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前方有很多新开的店铺。虽然各种崭新的招牌五光十色熠熠生辉，他还是能从中辨认出一两家老店来。不过这些老店也都重新装修过了，就像是做了整容手术一般。 上海第一百货曾是全市最受欢迎的商店，如今已破败不堪，与周围的新建筑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陈超曾在这家商店破获了一起谋杀案。当时的受害者，一位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日渐下降的全国劳模，却没有预见商店的衰败。现在，这家国营商店在人们的心中已经不再是“质量可靠”和“体面去处”的代名词，而是以“质次服务差”著称。这种改变是标志性的，如今人们都变得唯利是图了。 橱窗里，一个外国女郎模样的假人模特儿向路人展示着自己诱人的身段，一双勾魂摄魄的眼睛正注视着陈超。他顿时从沉思中惊醒。 其实在与卞教授聊天的时候，论文的思路就已经在陈超的脑中成形。消渴之疾——这个词给了他一丝灵感。回家之后他专门翻了字典，但没有查到卞教授的那种用法。“渴”这个字大概可以用来形容向往之情，但“消渴之疾”却只是用来指代糖尿病而已。于是他决定今天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没准能在书中查到些什么，说不定在写的时候就文思泉涌了呢。 不知不觉间，图书馆大楼已在眼前，玻璃幕墙在阳光映照下分外耀眼。这是一座位于黄陂路街角的建筑，据说不久之后就要被拆迁了。它会被迁往何处呢？想着这些，陈超推开转门走进大楼。 来到图书馆二楼，他把要借阅的书单交给年轻漂亮的管理员苏苏。她伸手接过书单，莞尔一笑，露出两个俏皮的小酒窝。 陈超在阅览室找到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此处可以俯瞰人民广场。正当他翻开第一本书时，手机响了。他按下接听键，听筒里却没人说话。也许是打错了吧，他顺手关掉了手机。 “消渴之疾”一词最初见于司马迁《史记》所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之中。图书馆中收藏的这部《史记》是批注版的，陈超完全可以读懂每一句话。故事的一开始，就描述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如何通过音乐坠入爱河的过程： 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这个故事里的确提到了“消渴之疾”，不过只提到了一次：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 但随后作者便开始着力描写司马相如的文学创作生涯，再也没有提及“消渴之疾”。自《史记》之后，这段“凤求凰”的佳话还被后人进行过多次艺术加工，被视做中国式才子佳人浪漫故事的典范。 于是乎陈超开始查阅那些诗集和词曲文集。关于这段爱情故事最早的艺术化描写来自古代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 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文君遂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陈超对比了《史记》和《西京杂记》中关于这段爱情传奇的描写，发现“消渴之疾”在两段记述中出现的背景颇有不同。后者并未纠结于故事的铺垫阶段，而是将大量笔墨用于叙述夫妻两人来到成都之后穷困潦倒的生活。书中没怎么提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浪漫爱情故事，却着重描写了两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司马相如被描述成一个贪图享受的浑蛋，而美丽的卓文君被写成了一个品行不端的女子。 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消渴之疾”一词的语义明显与别处不同，这里它是一种“爱之疾”。在司马相如看来，性爱与他的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他曾试图禁欲，却徒劳无功。他太爱卓文君了，以至于纵欲而死。 所以说这里对于“消渴之疾”的解读最接近卞教授的本意，即因狂热激情而导致的结果。卞教授幽默地说陈超患有浪漫诗人式“消渴之疾”，原因也正在于此。 陈超翻开了一本《辞海》，其中对“消渴之疾”是这样解释的：“患此疾者，常感饥渴，多尿，消瘦。因而得名。”嗯，跟《史记》里的意思差不多，这本就是个没有任何其他含义的单纯医学术语嘛。 他把眼前的书籍推到一边，思索着中国古人那些关于性爱的迷信。起码据他所知，道家是反对性行为的，他们甚至认为射精会伤男人元气。 抛开古代哲学和迷信对文学中永恒的主题——爱与死亡的影响，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总会使浪漫本身大打折扣。 在后人的某些故事版本中，卓文君被描述成一位不祥的女子，并给人一种举止轻浮的感觉。陈超在笔记本上抄下这样一句话：“因为仰慕司马相如的才华，她跨越了礼教的樊篱。”礼教，在古代称之为“礼”。他在这个词下面重重地画了条线，想起孔子的一句名言：君子之行也，度于礼。 可如果人们坠入爱河，这“礼”又算得了什么呢？ 陈超决定去借更多的书。苏苏告诉他可能要等一等，因为此刻正值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午餐时间。于是陈超也决定去吃点午饭。在这个季节，如此温暖的午后还是很难得的。 他记得不远处的人民公园里有一家不错的小吃摊，多年前母亲曾带他去过。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开了手机，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那小吃摊。他点了一份炒饭，一份葱拌牛肉，还有一碗鱼丸汤。他闻了闻牛肉，心想，但愿这味儿没变，就像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吃的那样。 想点一瓶正广和柠檬水，却只看到可口可乐之类的洋饮料。可口又可乐，嗯，起码这翻译还是挺有中国味儿的。陈超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老陆，他中学时的好友，归国华侨。这家伙开了一家名叫“莫斯科郊外”的餐厅，专卖俄罗斯菜，还雇了一群俄罗斯姑娘当服务员。 “哥们儿，你在哪儿呢？”老陆一如当年的口气。 “在人民公园吃盒饭呢。这个礼拜我请假了，在家写论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 “别扯了。如今你可是平步青云啊，还有时间研究古典文学？”老陆似乎很吃惊，“我都说多少回了，啥时候你不想干警察了就来跟我混呗。就凭你的人缘，慕名而来的食客还不得把我这儿的门槛都踩破了？” 其实陈超很清楚，那些所谓的人缘，都是因为他在公安局里有点权力。一旦不干警察，谁还认识他啊。所以他才不会去跟老陆开饭馆，也不想谈这个话题。 电话那边老陆却还在喋喋不休：“到我店里来，我这儿的俄罗斯女服务员都改穿旗袍了，绝对是一景！老外穿旗袍！西洋景啊！秀色可餐……” “我想应该是颇有异域风韵吧。”陈超答道。 对老陆这样的商人来说，抓住一切机会赚钱是一种本能。他们才不在乎是土还是洋，是好看还是难看呢。 “我管它哪国风韵。哎，盒饭哪是体面人吃的，你这么讲究的人，吃盒饭不是自降身价么！赶紧来我这儿……” 陈超打断了他，说道：“我一定去，不过现在我得去图书馆。有人等我呢。” 其实是盒饭在等他，再不吃就凉了，凉了就真没法吃了。 没承想他刚打开盒饭，电话又响了。早知道就不开机了，陈超郁闷地想。这次打来电话的是刑侦队廖队长的助理晓红，他皱了皱眉，按下了接听键。 “晓红啊，你吓我一跳。” “不好意思陈队长，我刚从于警官那里问到了你的手机号。我先打了你家里电话的，可没人接。”晓红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拘谨。 “没关系。” “有个案子要向你汇报。” “我还在休假哪，晓红同志。” “可这案子很重要，李书记和廖队长都让我联系你。” “好吧。”陈超应道。在那位李书记看来，这世上就没有不重要的案子。至于廖国昌，他让晓红打这个电话无非就是摆个姿态罢了。 “你现在在哪儿呢？我马上去找你。” 看来又是那种“敏感”案件，不方便在电话里多说。可是，在人多耳杂的图书馆也不方便说啊。 “我在人民公园，你从三号门进来就能看到我了。”陈超对电话那头的晓红说道。 “你这个假期过得……人民公园，太巧了。” “你啥意思？”陈超一头雾水。 “今早发现了第二具身穿红旗袍的女尸，就在人民公园一号门那个阅报栏前。哦，忘了告诉你，于警官也被调入这个案子的特别调查组了。” “什么？难道是连环杀手？”陈超回想起早晨在那附近的确围了很多人。他当时没怎么注意。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的确很不寻常。 “所以我给你打电话啊，他们让我打的，说陈队长不会拒绝女孩子的请求。”晓红说道。 这种时候碰上这样的事儿真是雪上加霜。看来他没法安安静静地写论文了。他得去做些什么，对于局里来说这是“第一起”连环杀人案。陈超觉得自己起码得做出一个关注案情的姿态。 “晓红，你把相关材料带过来吧，我晚上回去看一下。” “好的，我马上过去。” 陈超手里的盒饭一口没动，却早已凉透了。他顺手把它扔进垃圾箱，站起身，若有所思地走向公园门口，回忆着早晨看到的那一幕。 那个阅报栏位于南京路和西藏路交界处，周围路边是禁止停车的。任何车辆停在那儿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那附近整晚应该都有警车巡逻。 陈超心想，这凶手一定计划得非常周密。 早晨的时候那有许多人在围观，但阅报栏周围却没有警方的封锁线。在案发现场也没看到警察的身影。 就在他陷入沉思的时候，眼前走过一位穿着白色风衣的年轻姑娘，在阳光映照下犹如一朵清丽的梨花。这么比喻可能有点牵强，毕竟现在才刚刚入冬。那姑娘自顾自地走过，她并不是晓红。 几位老人正站在阅报栏前，一如往常地边读报纸边谈论天下大事。不过让陈超颇感不可思议的是，来读报的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股市新闻。有张报纸的头版头条写着一行大字：股市涨势喜人。 第四章 于光明今天到家比平时晚了些。 公用盥洗室里，水池边的折叠桌上放着一个塑料盆，他的妻子佩琴正洗头。这个盥洗室和旁边的厨房是一楼五家住户共用的。于光明走到妻子身边，轻轻站住，爱怜地望着她那一头满是泡沫的秀发。佩琴笑了笑，示意丈夫先进屋。 走进家中，于光明看到桌上放着一盘肉末炒年糕，还有一盘泡菜。因为之前在局里已经吃了两个包子，他想，这炒年糕可以拿来当夜宵。儿子勤勤此刻应该正在学校上晚自习，为高考做着准备。 于光明转过头，眼光落在床铺之上，顿感疲惫。绣着龙凤呈祥图案的棉被已经铺好，松软的枕头也已安放妥帖。他甚至连鞋都没脱就一头扎到床上。可过了不到两分钟他又坐了起来，斜靠在床头板上，点燃一支香烟吸了起来。佩琴大概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而他需要整理一下自己混乱的思绪。 烟雾缭绕，脑中却依然如一团糨糊一般。于是他决定将红旗袍案的调查过程重新梳理一遍。 这一系列案子发生之后，局里就像是炸了锅。大家各显神通：有的人引经据典，有的人旁征博引，有的人更是就案情争得面红耳赤。似乎所有人都对案子了如指掌。 李书记“依靠群众”的调查方法未能奏效。案发现场附近的那些居委会老大妈们调查了无数“有作案嫌疑”的人，可被调查者都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没有任何突破性线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住房条件和生活资料配给制等原因，居委会曾是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得力助手。当时许多家庭都聚居于一处，共用厨房和卫生间，邻居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粮票之类的发放大权掌握在居委会手里，因而居委会在老百姓中间拥有比较高的权威。然而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和配给制的废止，居委会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虽说在那些待拆的贫民区，居委会还有一定影响力，但本案凶手貌似并非贫民区住户。他应该居住在更高级更私密的地方。时至九十年代中期，居委会干部已经不能像过去阶级斗争时代那样随便硬闯民宅了。 廖国昌提供的信息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虽然那些物证看上去似乎缩小了调查范围，但那些有性犯罪前科的家伙没有符合这一范围的。他们大多生活贫困，只有两三个人是独居，而有车的更是只有一位出租车司机。 而对红色旗袍本身的调查也是徒劳无功。警方已向所有生产旗袍的工厂和裁缝店发出了协查通报，以征集信息。但至今仍未得到任何关于这种特殊款型旗袍的线索。 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距离下一位姑娘遇害越来越近了。 于光明看着自己吐出的烟圈出神，这时他听到佩琴在盥洗室倒水的声音。他赶忙熄灭香烟，把烟灰缸藏了起来。 他可不想听到佩琴因为抽烟的事对自己唠叨，他希望同她探讨一下案情。从前她曾经用自己的方式帮他梳理过许多案件的调查思路。而这一次，她至少可以谈谈对那件旗袍的看法。像大多数上海妇女一样，她很喜欢逛街，虽然也跟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一样都是只看不买。 佩琴走进房间，边走边擦着头发。 “老公，你看起来气色不好。今天早点休息吧，我弄干头发就来。”她温柔地对丈夫说道。 于光明点点头，脱掉衣服躺下。被窝里有点凉，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过很快就感到一丝暖意。 佩琴回来了，光着脚走过来，掀起被子躺在丈夫身边，调皮地用冰凉的脚踢着他的腿。 “老婆，要不要帮你灌个？”于光明怜惜地问道。 “不要，有你就行。”她紧紧抱住他，“将来勤勤考上大学了，这儿可就只剩咱俩了。到时候家里肯定空落落的。” “担心什么，”他抚摸着妻子鬓角的一丝白发，借机直奔主题，“老婆，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别哄我了。” “我今天在商店看见一件旗袍，很适合你。你从前穿过旗袍吗？” “哎呀，你啊。你啥时候见我穿过旗袍？咱们上中学那会儿不是都说只有腐朽的资产阶级才穿那东西吗？后来咱们去云南插队，穿了十年军装。再后来回城了，住在你爹那儿，连个衣柜都没有。老公，你一点儿都不疼我。” “现在咱们有自己的房子了，我以后要好好补偿你。”于光明说道。 “不过你怎么突然对旗袍这么感兴趣啊？哦，我知道了，又是案子。红旗袍杀人案，我都听说了。” “你对旗袍懂得肯定比我多。没准在商店里试穿过吧。” “可能试过一两次。不过我可从没逛过那些高档专卖店。你觉得像我这种在小饭馆打工的中年妇女，穿旗袍合适吗。”佩琴笑道。 “怎么不合适了？”于光明用手抚摸着妻子玲珑有致的身体说道。 “少来，别跟你们陈队长学那一套甜言蜜语。旗袍才不适合劳动妇女穿呢，特别是我这种天天在饭店里烟熏火燎的。我在时尚杂志上看过一篇关于旗袍的文章，很长。不过我实在是弄不懂这玩意儿怎么又流行起来了。还是说说你的案子吧。” 于是于光明开始讲述案情，包括同事们为破案所做的努力，以及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挫折。 听完他的讲述，佩琴说道：“你跟你们头儿讨论了吗？” “昨天我俩通过电话了，他正在度假，写什么文学论文呢。关于这件案子，他所说的都是些让人听不懂的哲学词儿，估计是翻译东西把脑子翻傻了。” “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是，如果凶手是个疯子，那么旁人很难理解他的行为。因为疯子遵循的都是他自己的逻辑。”她说。 于光明等待着妻子说下去，却发现她似乎对这段讨论有点心不在焉。 “你们头儿学的是什么课程？他准备改行？”佩琴突然转移了话题。 “我不知道，谁知道他到底想干啥。”于光明答道。 “估计他正面临中年危机呢——工作缠身，压力又大，一个单身汉回家也没人疼。他现在还跟那个叫白云的姑娘约会吗？” “应该不了吧，他从未跟我提起那个姑娘的事。” “可是人家姑娘对他一往情深呢。” “你咋知道？” “他随队出访的时候人家姑娘多照顾他母亲啊，这还看不出来？”佩琴一笑。 “哎，没准儿他付她工钱呢。” “不是，人家姑娘不像是冲着钱去的。老太太挺喜欢她的。大学生，又知书达理。在老太太看来这可是儿媳妇的不二人选啊。再说他可是个大孝子。” “这倒是，他一直都跟我说自己对老妈不够孝顺。他说，他继承父亲的事业，而且至今没能成家，已经够让他老妈失望的了。”于光明说道，“昨天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他说这次报名参加学位进修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老妈。老太太身体不好，却还惦记着他。他很明白这一点，所以说即便这次拿不到硕士学位，至少也能拿个文学方面的文凭，对老人也是个安慰。” 说到这儿，于光明笑了笑，叹了口气：“听说算命先生说他交不上桃花运。不都说事业成功者多半爱情不顺嘛。” “得了吧，他可没少交桃花运，”佩琴道，“事儿分怎么说了。之前不还有个北京姑娘爱着他吗。没准儿白云就把他降住了呢。” “她爱上陈超我一点儿都不吃惊。问题是我觉得他俩不会有什么结果。好多人等着看陈超的笑话呢，要是他们知道白云在歌厅工作……” “歌厅怎么了？如今好多大学生都干着跟这差不多的工作啊。只要她把握好自己，这算什么问题。我相信她不会干出格的事儿。再说这跟做个好老婆有啥关系啊？人家又年轻又漂亮，还怕配不上你们那个书呆子队长啊？这不是别人看法的问题，我觉得是他自己不愿接受人家歌厅服务员的身份吧。”佩琴如连珠炮一般说道。 “老婆，真是一针见血啊！” “这家伙该成个家了，他总不能一辈子单身吧？再说这对健康也不好。我的意思是，不光是在家能有个人伺候他。” “就好像你是他老妈似的。”于光明笑了。 “作为搭档，你可得帮帮他。” “说得没错，不过这会儿他还是帮帮我吧。” “哦，对了，红旗袍杀人案。哎呀，我怎么跑题了。这案子可是火烧眉毛了，你们要不赶紧破案的话，不知道又有谁会死呢。你们现在的调查方向是什么？” “没有什么靠谱的调查方向，”于光明挠了挠头，“这是我代理组长以来第一起案子。我觉得廖国昌除了那一套老掉牙的东西之外就不会别的了，我打算试着从其他角度入手。” “所以你就去商店里看旗袍了？我就说嘛，你不会那么好心替我挑旗袍，你就知道办案。”佩琴笑着说，“你逛了不止一家店吧？那些卖旗袍的怎么说？” “老廖和我都查了好多专做旗袍的裁缝店，还有一些卖旗袍的高档商店，可没有一家店有那种老式旗袍。据那些伙计讲，整个上海市都找不到卖类似旗袍的地方。那种款式太老了，少说也是几十年前的样式了。如今的旗袍开衩更高、更性感，有的没袖子，有的还露着背。跟被害人身上穿的一点儿也不一样。” “你手上有那旗袍的照片吗？” “当然。”说着，于光明从床头柜上的文件袋里拿出几张照片递给妻子。 “这旗袍值得好好琢磨一番呢，”佩琴仔细观察着照片，“而且，第一个死者身上可能有什么东西使得凶手忽然变得精神错乱了。” “我也这么想。凶手杀害田陌之前，肯定是被这姑娘身上的什么东西搞得发疯了。可到底是什么呢？这正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之处。” 像从前一样，和佩琴的谈话使得于光明打开了一些思路。特别是对于田陌的重新梳理。他和廖国昌曾谈及此事，可廖国昌却坚持说他的手下已经查过她的背景，如果总是抓着她的事情不放，就是白费力气。然而和佩琴谈过之后，于光明决定明天一早去重新查一下田陌的底细。 想到这儿，他重新躺进被窝。抚摸着妻子半干的秀发，他的手变得不安分起来。 可此时佩琴却坐起身来。“儿子就要回来啦。你还没吃晚饭吧，我去给你热一下炒年糕。明早咱俩都得早起呢。” 于光明有些失望。不过他今天也的确有些累了，明天还要早点儿赶回局里呢。 <hr /> 注释： 第五章 第二天，于光明很早便来到了办公室。 他坐在办公桌前，用手指敲着桌面，盘点着办案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李书记的几次讲话、犯罪现场的照片、无数围观群众的证词、法医对于死者的尸检报告、组里为了破案专门配设的两台电脑、对有前科的性犯罪分子的反复排查、以及这些人在两次案发时段都在干什么等等。 对案件的调查依然毫无进展，而局里局外却早已流言四起。 司机小周没敲门就闯进了办公室。最近他刚参加了一个警察夜校班。 “于警官，你发现没，两件案子其实是有共同点的，”小周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俩姑娘都穿旗袍，还都光着脚，没穿丝袜也没穿鞋。如今女人们穿睡衣的时候可能会光着脚，但她们穿旗袍的时候都会配丝袜和高跟鞋。这是起码的搭配吧，要不肯定被别人笑话。” “没错，”于光明点点头，“说下去。” “既然凶手买得起这么贵的旗袍，又有时间给女尸穿上，那为啥不给她们穿上鞋袜呢？” “你怎么看？”于光明觉得这位“未来警探”的话颇有道理。 “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关于乾隆皇帝下江南的。你可知道这乾隆的身世？听说他可能是汉人而不是满人……” “别卖关子，没工夫听你跟这儿唱苏州评弹。” “好，那么你知道当时满汉女子的区别在哪儿吗？满洲女子不裹脚，可以光着脚走路。汉家女子当时以三寸金莲为美，光着脚很难走路。而旗袍只能给满洲女子穿，起码当时是这样。”小周说道。 “你的意思是，光脚和穿旗袍这两件事传递了什么信息？” “对。而且我们都看到了，现场女尸的姿势很下流。我想凶手是在针对满族人。” “小周，你是不是清宫阴谋戏看多了？这要放到辛亥革命以前也许还能讲得通，因为当时满汉关系紧张。可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如今电视剧里才会有这种情节。”于光明笑道。 “如今电视上到处都是这样的片子，不是讲伟大的清朝皇帝，就是八卦他们那些才貌双全的妃子什么的。没准儿有人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提个醒呢？” “小周你听我说啊，如今满族和汉族的区别已经不太大了，我有个认识多年的哥们儿，直到上个月我才知道他是个满族人。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有个工作岗位优先考虑少数民族，就因为这个我们才知道他是满族人。当然他最后得到了那份工作。但之前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发现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家连姓氏都改成汉姓了。” “可你怎么解释旗袍和光脚的事？两个受害人都是如此。”小周看上去不太服气。 “有可能凶手曾经被穿成这样的女人伤害过。” “穿成这样？穿着被撕坏的旗袍还不系扣子？伤害别人的人会穿成那副德行？”小周反问道。 事实上他并不是局里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人。 在李书记办公室召开的例会上，廖国昌正试着改变调查方向和重点。 “先抛开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不谈，我估计凶手有个车库。目前全市只有百十户居民有私人车库。”他说道，“我们可以逐个排查。” 李书记并不同意这一意见。“你打算怎么干？没有许可就去挨家挨户敲门？不行，你这么干会引起恐慌。” 于光明心想，那些拥有私家车库的人，要么是有后台的富商，要么就是高干。廖国昌要是真那么干了，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李书记肯定不会同意。 散会之后，于光明决定绕开廖国昌，自己去调查田陌的邻居。这么干肯定是值得的。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走出公安局。田陌和第二个受害者之间有些许差别是不容忽视的。她身上有伤痕，且尸身被仔细清洗过，这说明她似乎曾遭受性侵犯，而凶手试图掩盖罪行。但第二个受害者与此相反，更像是凶手随意选择的目标，死前并未遭受性侵犯，而且尸身未经清洗。 快到中午的时候，于光明来到田陌生前居住的街道。这是位于汕头路附近的一片贫民区，靠近老城区，似乎早已被现代化进程遗忘。 他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走进弄堂，几个木质夜壶晾在一边，两个妇女拿着竹子扎成的笤帚，一边扫地一边说笑。眼前的一切恍如昨日再现。 居委会位于弄堂最里头。居委会主任冯伯在他的小办公室里接待了于光明，递给他一杯茶，打开了话匣子。 “田陌啊……是个蛮好的姑娘，”冯伯说，“把她家中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您给我讲讲她家的情况吧。”看了材料后于光明对田陌的家事有一些耳闻，但廖国昌给他的材料并不详细。 “报应啊！这都是报应啊！她爹造的孽，却报到她身上，不公啊！”冯伯叹道。 “您能说得详细点儿吗，冯伯？” “嗯，老田，就是田陌她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算是个人物。不过后来风光不再了，蹲过大狱，再后来就瘫痪了，成了他闺女的累赘。” “那他在‘文化大革命’时都干了什么？”于光明问道。 “那时候他是造反派的，戴着个红袖箍，到处欺负人。后来不知怎么混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派到一个学校。你知道，这种人当时可以说是风光一时。后来他受到了应有的制裁。当年像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只是他被当成了典型，在牢里就蹲了两三年。”冯伯说。 “他坐牢时田陌还很小吧？”于光明问道。 “没错，那时她好像也就四五岁的样子。先是和她妈相依为命，后来她妈死了，她就搬回来了。老田从没照顾过他这个女儿。因为再后来，他就瘫了。”冯伯意味深长地喝了口茶，继续说道，“但是田陌却精心照顾他。挺不易的，她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儿花。老田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医疗保险。就因为这个老不死的，田陌连个男朋友都没交。” “因为她老爹？这和她交男朋友有啥关系？” “她不想丢下她爹不管。谁家小伙子想拖着这么个累赘啊？谁愿意啊？” “那倒是，”于光明点了点头，“她在弄堂里有朋友吗？” “没有。她总是忙于工作和照顾家，跟同龄的姑娘们不怎么来往。我总觉得她还干着些见不得人的买卖。”冯伯放下茶杯，说道，“跟我来，你自己看吧。” 冯伯领着于光明来到弄堂中段的一间老房子，推门进去。这座房子似乎是在一处庭院上建起来的。映入于光明眼帘的是一间杂乱的房间，屋子中间歪歪斜斜地摆着一张床，一副梯子通向后建的阁楼。床边有一个土灶，似乎已经熄灭很久了。旁边放着一个看上去有些年头的夜壶。除此之外再无他物。这些年老田应该就住在这鸽子笼般的小房间里。此刻他正躺在床上，手脚摊开，仰面朝天。 于光明向老田点了点头。他此刻意识到，也许这就是田陌平时不怎么待在家里的原因吧。 “这是老田，”冯伯介绍到，“老田，这是公安局的于警官。”若不是眼珠还能随着屋里人们的走动而转动，床上的老田看起来完全就是一具骷髅。 老田模糊地哼了一声，权当回答。 “只有田陌能懂他的意思，”冯伯说道，“我不知道现在谁能来照顾他，如今哪儿还有雷锋啊。” 于光明怀疑老田的神志是清醒的，能听懂他们的对话。也许听不懂还更好些。与其让他知道女儿已死而自己将老无所依，还不如什么都不告诉他。无论他“文化大革命”时做过什么，如今这报应已经够重了。 想到这儿，于光明拉过梯子，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 “田陌就住上面。”冯伯说道。这梯子对他来说太难爬了，所以他只能站在下面往上看。 其实这上面甚至都算不上什么阁楼，就是在老田那张大床上方，临时搭建的“第二层”而已。作为一个大姑娘，她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于光明感觉站直都很困难，他的头已经顶到了天花板。没有窗户，在黑暗中，他花了一两分钟才找到开关打开了灯。这里没有床铺，只有一张垫子，旁边摆着个塑料痰盂，也许是做夜壶用的吧。还有一个未刷漆的木箱，里面装着一些廉价衣物，大多数都已老旧过时。 看起来在这“阁楼”之上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于光明爬下梯子，什么也没问。其实问了也是白问，冯伯对这案子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告别冯伯，离开弄堂，于光明感到很失望。 如果一位妙龄姑娘选择如此生活，那她又怎么可能会成为变态杀人案的受害者，或是引发连环杀人案呢？ 于光明没有回局里，而是去了田陌生前工作的海鸥宾馆。这是一家不怎么高档的宾馆，位于老城区。不过由于它所处的地段不错，价格又很合适，所以深受自助游旅行者们的青睐。宾馆大厅里有一群背着睡袋的外国年轻人，显得有些拥挤。身穿红色制服的前台经理正在用英语与他们交流，看上去业务很娴熟。他看到于光明的警官证之后很紧张，嘴里也变得不太利索了。他将于光明领进一间办公室，转身关上门。 “那个，不管咱们在这儿说了什么，请不要让媒体知道，尤其是红色旗袍杀人事件和我们宾馆的关系。否则我们就没法做生意了。人们都很迷信的，要是知道我们宾馆里有人横死街头，肯定没人敢来住店了。” “我明白，”于光明说道，“来，给我说说田陌这个人吧。” “她是个好姑娘，又勤快脾气又好。对她的死我们都很震惊。如果说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可能就是她太勤快了。” “这个我知道，我在她家那边的居委会调查过了，他们也告诉我说田陌很勤快，而且平时不太待在家里。据您所知，她还有什么第二职业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经理答道，“她经常在这儿加班，为此我们多付她一半工资。白天她负责收拾客房，在餐厅帮忙，晚上也不闲着。她得给她父亲赚医药费。我们宾馆常常接待外宾，所以我们愿意雇用这种踏实肯干的员工。我们总经理让她干多少活儿她都毫无怨言。再说人们都喜欢漂亮的姑娘嘛。” “喜欢漂亮的姑娘？这是什么意思？”于光明问道。 “别误会，我们这儿可不提供特殊服务。像她这样漂亮的姑娘一般都去其他地方工作了，比如夜总会什么的，那里赚钱可比这儿多。可她就愿意在这儿干，没白没黑地工作。” “关于她的私生活你了解多少？比如说她有没有男朋友？” “不知道，”经理说话又结巴起来，“那是人家的隐私。我说了，她工作很努力，也很少和同事们聊天。” “有没有可能她跟某人在宾馆里同居呢？” “警察同志，我们这儿不是高档宾馆，没有大款会住在这儿。顾客们是来寻求一个物美价廉的旅馆住下的，不是来找乐儿的。”经理有些不悦。 “同志，我们必须把各种情况都问清楚。”于光明说着，掏出名片递过去，“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你想起什么，请联系我。” 这次对海鸥宾馆的探访也没能找到什么新的线索。如果说有进展的话，那就是使于光明确信，无论是在弄堂还是在这种中低档宾馆，像田陌这样的姑娘都应该不会引起一个变态杀人犯的犯罪欲望。 第六章 佩琴对于这次的红旗袍杀人案也颇费了一番脑筋。不仅因为此案纷繁复杂，更因为这是于光明作为代理组长接手的第一件案子。 像从前一样，她为自己划定了一条底线，即“有所为，有所不为”。她不可能掌握属于警方的那些资源，更没有时间和精力。所以她选择从红色旗袍入手。 作为饭店的会计，她并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地耗在办公室里。于是在去上班的路上，她走进了一家裁缝店。这家店并非以旗袍闻名，但她认识店里的一位老裁缝。她向他说明了来意，并给他看了那旗袍的放大照片。 “从这袖子和开衩看，这旗袍款式够古老的了。”满头白发的老裁缝扶着眼镜说道，“它应该不是现在那种批量生产的。看这手艺，还有这些盘扣。做这么件旗袍起码得一天时间。” “您觉得这旗袍是什么时候做的？” “光看照片我也不敢肯定。毕竟我一辈子也没做几件旗袍，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呢，如果顾客能带着布料和图纸来的话，估计我能做出来。” “再问您一下，您知道还有哪些店能做这样的旗袍吗？”佩琴问道。 “那可就多了去了。另外，还有好多私人裁缝是上门服务的呢，那些人连店面都没有。”老裁缝答道。 这又是一个问题。的确有很多私人裁缝是上门服务的，没固定营业场所，警方根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调查。 离开裁缝店，佩琴决定去一趟上海图书馆。如果她想帮忙破案，就得用一种与警方不同的思路。在图书馆，她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查阅书目，借了一堆杂志和书籍。 当她抱着一塑料袋书刊走进四海饭店的办公室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这天上午饭店经理华山没来上班，其实他已经两天没来店里了。他自己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不过仍保留着在四海饭店的职务。 尽管所处地段不错，这家国营饭店的生意依然举步维艰。在这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人们都在“为公还是为私”这个问题之上踌躇。连续几个月饭店都在亏损，所以有传言说，饭店将引入现代管理责任制：即名义上企业仍属国营，但今后经理将完全对饭店盈亏负责。 伴着楼下厨房里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协奏曲，佩琴试着尽量集中注意力，在小小的办公室里读起那些书来。午后。书社。 她当时并没有糊弄于光明，她的确不太懂旗袍。在学生时代，她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这种服装。 看着桌子上堆着的这些文字材料，佩琴有些不知所措。她快速浏览着一本又一本书刊，忽然间一张黑白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上是张爱玲，这位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重新想起的上海作家，身穿一件三十年代的华丽旗袍。佩琴想起，在最近看过的一档电视节目上，有一位年轻姑娘若有所思地漫步在黄河路上，双手指向背后古老的建筑物，仿佛置身于一种当今时尚的怀旧情绪之中。“也许就是在这里，张爱玲身穿自己设计的旗袍，走出这典雅的建筑。这是多么浪漫的城市啊！” 自诩时尚评论家的张爱玲，曾经设计过一系列海派服饰。桌上这本书结尾部分刊印了不少她的设计图样。但佩琴似乎对张爱玲的生平更感兴趣。这位作家很年轻时便出道了，以写背景在上海的故事著称。她曾与一个沉湎女色之徒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这段经历为她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一些素材。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去了美国，嫁给了一位江郎才尽的、落魄的美国老作家。唐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文章作者将她的婚姻称做“自毁”。她的第二任丈夫死后，她一直离群索居，直至孤独而终。她死后许多天才被人发现。 读着这些悲伤的文字，佩琴希望能从历史的角度解读旗袍的流行趋势。然而这两个小时的阅读却所得甚少。唯一的收获，就是她更加坚定了一个观点——穿旗袍的都是生活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旗袍是张爱玲那样的女人穿的，不是她这样的劳动妇女穿的。想到这里，她用手指轻轻叩着桌上的书，无意中看到自己脚上的袜子破了个小洞。 她好奇于文章作者对张爱玲“自毁”倾向的分析。也许陈超也有这种倾向吧。她听说他正在调查一起拆迁案。毁灭、拆毁、自毁……佩琴被这些字眼搞得很困惑。 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她抬头一看，发现潘大厨站在门口，手上端着一个砂锅。 “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砂锅。”潘大厨笑盈盈地说道。 “谢谢。”佩琴来不及收拾桌上那一大堆关于旗袍的书刊。 “看什么呢？” “哦，我打算给自己做件旗袍，正挑选款式呢。”佩琴道。 “哎，你真能干，”潘大厨把砂锅放到了桌上，“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啊，这半年多时间咱们一直在亏损。这不经济改革吗，大家最近都在传饭店改制的事呢。” 佩琴掀开砂锅盖，笑着说：“哦！真不错！” 潘大厨一脸茫然。 佩琴看到他的表情，补充道：“哦，我说的是这砂锅里的菜。”这砂锅剁椒鱼头可是潘大厨的拿手绝活。 “小心点儿，烫。这砂锅能长时间保温的。”潘大厨搓着手说道，“咱中国现在不是兴起什么中产阶级嘛，人家来饭店可不是为了吃家常菜的，人家是来尝鲜的。所以咱们也得与时俱进啊。你把饭店接过来怎么样？我一定鼎力相助。管他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到时候饭店就是咱们自己的。” “谢谢你啊潘师傅，我会考虑的。”佩琴答道，“不过我怕自己难当此任啊。” “好好考虑一下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胜任呢。”说着，潘大厨转身走出办公室。 佩琴拿起汤匙，喝了一大口汤。她心想，也许自己确实应该为饭店多做点事情，或者说干点至少比现在这个大闲差更有意义的事。但是家庭状况不允许她这么做。儿子勤勤正在准备高考，为了前途，他必须考上一所一流大学。而丈夫于光明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关键时期。她得把精力都放在家里。 吃过午饭之后，佩琴发现自己很难再专注于那些书刊了。楼下厨房好像有人吵起来了。一会儿华山打来电话，说自己今天不来上班了。这时候，佩琴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对调查红旗袍案有帮助的主意，于是她决定下午翘班走人。 也许可以从电影中找到一些线索吧。旗袍或许有某种含义，是每天过着乏味生活的她意想不到的。于是她离开单位，打算去四川路上一家音像店看看。 这是一家很大的音像店，架子上摆满了各色影碟。出乎意料的是，佩琴发现一些尚未正式发行的电影也赫然在售。 “怎么这些电影这么快就有碟了？”她问店主。这位店主是四海饭店的常客。 “这有何难，枪版呗。”店主咧嘴笑道，“不过保证质量。觉得不好随时可以全款退货。” 佩琴边走边打量着那些影碟，很快被西方经典电影货架上一张《意外收获》吸引。这部电影由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改编而来。她曾听于光明说起，那是陈超在外滩公园读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其中文版有个浪漫的名字——《鸳梦重温》。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鸳鸯”指的是形影不离的情侣，看来这是一部爱情故事。想到这儿，佩琴拿起这张影碟，放进了购物篮。 在国产电影区，她选了一张《护士日记》。这是一部五十年代拍摄的老电影。她依稀想起自己当年曾见过这电影的海报，上面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护士。从影碟封面看，这又是一部爱情故事。她还选了一张，这是一部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香港电影。 不过她并未找到“旗袍纪录片”之类的东西，甚至连题目中提到旗袍的都没有。 回到家之后，佩琴打开了影碟机。离准备晚饭的时间还差两个小时呢，她脱掉鞋袜，舒舒服服地坐到沙发上，用一条毯子盖住双脚。 那部《意外收获》她只看了十分钟，这种老掉牙的好莱坞电影对她来说真的是太无趣了。她实在想象不出陈超看到这部电影会有什么想法。 《护士日记》就不同了。这是一部年轻人决心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电影，不过按照如今的标准，这可算不上是什么浪漫爱情故事。那年轻的护士一门心思扑在革命工作上，哪还有心思玩浪漫呢。事实上，与其说这电影是在谈浪漫，还不如说是在教育人。不过佩琴还是被吸引住了，特别是那首家喻户晓的主题歌：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 歌词中所说的“这里”，应该是东北边境地区的某处吧。那里如今贫穷落后，估计没谁愿意去。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电影里，年轻苗条的护士哼着这首歌，脸上洋溢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多年过去，那位护士的扮演者在香港开了一家中国素食餐馆。她偶尔也会向来店里用餐的中国顾客唱起这首昔日的歌谣，只是此时的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位窈窕的少女。当然，人们不能强求一位女星终生都如同她年轻时饰演过的角色一般，保持那么曼妙的身姿。 然而电影中穿着旗袍的人却是那位护士的母亲，一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旧社会中年贵妇人。不过佩琴并不怎么感到失望。因为在她的印象中，无论在电影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旗袍都是属于上流社会妇女的时装。 正当她打算看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本被她带回家的书。扉页上白发苍苍的作者看起来与她的父亲颇为相像。照片下面有一行生平介绍：“沈文昌，文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服装史专家。” 佩琴翻开书，却发现其中真正涉及旗袍的部分只有寥寥数语。在后记里，找不到一位旗袍专家的名字。也就是说她只能从书中的某些段落找寻相关信息了。 作者拍摄那张照片时应该已经年过八旬了。她放下书，看着照片上这位老人。如果有幸能请教他这样的专家该多好啊，佩琴心想。 快到晚饭时间了，电话铃声响起。是陈超打来的。听到佩琴说于光明还没下班，他似乎有些遗憾。 “我们家老于最近挺忙的，总是很晚才回来。别管他了，你的论文写得怎样了？”佩琴问道。 “还可以，慢慢来呗。这种时候不在局里，我挺不好意思的。不过对我来说，要想尝试点儿不一样的东西，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你怎么样？”陈超道。 “我倒不怎么忙。只是在读一些书。大家都在谈论红旗袍的事，我觉得我也应该查点儿资料什么的。” “你又打算助老于一臂之力了吧，发现什么有意思的没？” “现在还没有。我刚开始读一本关于中国服饰史的书，书的作者也是个大作家呢。” “难不成是沈文昌？”陈超问道。 “你也知道他？” “当然，那可是著名学者。最近新拍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呢。” “我没看过你说的这个纪录片。哦，对了，我买了一张《意外收获》的影碟，知道你挺喜欢那部原著小说。老于跟我提过你在外滩公园的那些事。” “谢谢你，佩琴。你想得真周到，我巴不得现在就看看这部电影。”陈超说道，“那就这样，等老于到家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哦，还有啊，让他方便的时候把那张影碟捎给我。” 第七章 清晨，陈超从混沌之中醒来，仿佛还沉浸在思索之中。 市中心区已经发现了第二具尸体，而各大媒体已如初夏鸣蝉一般喋喋不休。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就算是为了于光明和晓红，他也得做点儿什么。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才能一步不落地了解案情的进展，好在那位牢骚满腹的廖队长面前挤出灿烂的笑容。 然而在看过同事们查到的线索后，陈超觉得自己很难比他们取得更多进展，至少在现在这种半工半读的“兼职”状态下是如此。论文目前依然占用他很多精力。办案与写论文类似，只有全神贯注才能找到灵感。 想到这里，陈超嘴里一阵发苦，于是他决定去刷牙。可正在刷得起劲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佩琴的思路。他曾与那位中国服饰史权威沈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这位沈文昌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是一名诗人，主要创作后来很流行的意象派诗歌。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上海博物馆谋了个差事，公开声明说自己曾经创作的诗歌都是糟粕，随后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去了。在五十年代中期那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这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好办法。如道家所云，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由于他突然从文坛上消失了，他所谓的“资产阶级文人”身份居然没被六十年代中期那些年轻的“红卫兵”们发现，从而免遭侮辱和迫害。到了八十年代，携其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卓越建树，这位沈老先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数种外国文字，而他本人也成了“国际知名权威学者”。此时的文坛充斥着各种新生面孔，已经没人记得他曾经的诗人身份了。 若不是曾经在与一位英国汉学家的会面中谈到这位沈老先生，陈超大概也记不得他了。那位汉学家对沈文昌早年的文学作品赞不绝口。陈超对一首沈文昌早年的小诗印象深刻： 怀孕了，他妻子因为将诞生的孩子充满幸福， 这会是一个上海孩子， 她想，轻抚乳房上绽现的淡青色经脉，仿佛像—— 他多年前离开的那天， 故乡的山峦映衬着白云，他的老祖母， 迈着小脚，跌跌撞撞地赶出来，把一团土塞进他手里，欷歔说： “这——（一条残缺的蚯蚓正从土块中蠕动出来）会给你带来好运。” 作为作家协会的执行会员，陈超将这首诗记下，收进了再版的《沈文昌诗集》中。再版这部诗集并不容易。沈老先生不愿提及曾经的诗歌创作经历，仿佛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那些出版单位因害怕经济损失也有所犹豫。不过最终诗集还是得以再版，成了弥漫于这座城市的集体怀旧情绪中的一部分。能够重新发掘出这样一位属于旧时代的诗歌天才，人们感到非常欣慰。一位年轻的评论家撰文称，美国意象派诗人们得益于中国古典诗词；而同样被称做意象派诗人的沈文昌，事实上是在恢复古代诗歌创作传统。这篇评论文章得到许多新民族主义者的肯定，那本再版的诗集因此销量大增。 陈超掏出电话本，拨通了沈文昌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沈老先生本人：“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接受你的请求。不过我得亲眼看看那些旗袍。” “没问题。不过我今天不在局里，您跟于光明警官或者廖国昌警官说就行了。他俩都会给您看那些旗袍的。” 挂断电话之后，陈超将沈文昌要去局里的事通知了于光明。不出所料，于光明对于这意想不到的帮助很是开心，他向陈超保证一定会让沈老先生亲自验看旗袍。说完这些，陈超补充道：“对了，佩琴记性真不错。说是有一张《意外收获》的影碟要捎给我。我老早就想看那部片子了。” “是的，她最近一直看影碟呢，想从电影里找线索。”于光明笑道。 “有发现吗？” “至今为止没有。不过看看影碟也能让她放松放松吧。” “你说得没错。”陈超就是嘴上一说，他心里可不这么想。就像这两周时间他一直在读书一样，如果他是抱着某个目的而严肃对待这件事的话，就根本谈不上是放松了。 正当他要出门去图书馆继续调查工作的时候，又有一份特快专递送到他的家中。这是钟保国寄来的一包关于贾铭的最新资料。 其中多数都是关于贾铭和政府作对的推测。贾铭一家人曾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他在那个时代便失去了双亲。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一名律师，而当时很少有人选择这一职业。律师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这个职业与股票一样都被看做万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大案要案如何办理，都是党政领导们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决定。担任过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曾未经审判而入狱，并最终含冤死去。而他的家人多年后才得知真相。贾铭决定当一名律师的时候，这一行业尚未成为热门。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想跟政府较劲。 由于他入行很早，所以很快便事业有成。随着改革进程不断深入，法制愈发深入人心。而贾铭因曾为一位异见作家辩护而声名鹊起，那一回他的精彩辩护驳得当庭法官好几次哑口无言，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这一切的观众们无不拍手称快。这种“新兴”法律实践引发了一波热潮，无数律师事务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贾铭与别的律师不同，他并不是只接那些有利可图的案子。一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从祖辈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他不用为了赚钱而工作。有时贾铭会去接手一些有争议的案件，这导致他在插手西九区案之前就被市政府中的某些人列进了“黑名单”。 陈超决定不再阅读这些材料了。他自己在大学时代也曾被列进“黑名单”，原因是私自翻译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现代诗。 当他来到图书馆时，已经是十点多了。长着一对迷人小酒窝的管理员苏苏为他端来一杯咖啡，杯中的香气浓郁扑鼻。 只是陈超的精力还没办法集中起来。也许相对于爱情故事来说，谋杀案更能引起他的兴趣。对此，他并未感到意外。 直到喝下第二杯咖啡，他才沉下心来看自己为论文选的第二篇古典文学著作——。 这部唐代传奇是著名诗人、政治家元稹的作品。据后人研究发现，这个故事很可能源自元稹自己的亲身经历。公元八○○年，元稹来到蒲州，遇到了一位叫莺莺的姑娘，两人坠入爱河。后来元稹去了京城，娶了韦家的千金大小姐。最后，元稹根据自己在蒲州的经历写下了。 陈超饶有兴味地读起这本书来。书中写道，一个名叫张生的学子来到普救寺游玩，而崔夫人携其女莺莺正在寺中暂住。当时正值附近兵荒马乱，张生借友人之力为居住在寺中的这家人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为了答谢，崔夫人设宴款待张生。张生正是在这次宴会上遇到了崔莺莺，两个人一见钟情。不过莺莺对张生恪守儒家礼教的陈旧观念作了批判。有一天晚上，她偷偷来到张生的西厢房，并献身于他。不久，张生进京赶考，在那里他收到了莺莺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 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没身永恨，含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 张生将这封信给他的朋友看了。然而后来他却以所谓的“道德”为由抛弃了莺莺。正如故事最后所写：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故事进行到这里，作者元稹以张生密友的身份，用自己的语言为他的所作所为作了背书： 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 在陈超看来，张生后来的选择简直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影响了故事的浪漫色彩。男主人公武断地给妇女下了一个定义——如果一位女子美貌非凡，那么她就应当被视为“妖孽”，因为她会如怪物般毁掉她身边的男人。 陈超觉得这种推卸责任的方式很不高明，他认为张生这些将莺莺比做“妖孽”的自我辩护只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虚伪的托词，目的是为自己始乱终弃的行为辩护，使得整个故事变得错综复杂。这部作品因此变得前后矛盾。举例说，故事的前半部分颂扬了浪漫的爱情，而后半部分却对这一美好情感提出了责难。 不过就写论文这件事而言，这个故事与陈超读过的其他类似作品一样，为他的论文提供了一个主题。无论还是《凤求凰》，在讲述浪漫故事的同时，都表现出了一种与美好爱情主题格格不入的矛盾心态。在《凤求凰》中，作者将男主人公的死归咎于女主人公，认为是卓文君在性爱方面的贪得无厌耗尽了司马相如的精力并最终导致他死亡。而在中，男主人公张生将责任都推给女主人公莺莺，说她是一个会将身边人全部毁掉的妖孽。这两个故事中的浪漫爱情最终都成了谴责对象。 这时陈超忽然想到了红色旗袍杀人案中凶手的矛盾心态。凶手剥光了受害者的衣服并杀害了她们，却又为尸体穿上了做工精细的名贵旗袍。 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行为。还未等陈超想个明白，这些东西便从他脑中一闪而过。他只得重新把精力集中到书上，试图找到元稹更多的背景资料。在文学鉴赏过程中，对作者生平的研究有时候会有助于理解复杂的原文。 可案子怎么办呢？现在连凶手的身份都没搞清楚。生物学分析已经无能为力，而那些相互矛盾的线索的含义似乎也无法解读。 陈超感觉自己的思路又成了一团糨糊，整个人被论文和案情搞得头昏脑涨，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沈文昌打来一个电话。 “沈老先生，有什么发现吗？”陈超问道。 “说来话长，”电话那头的沈文昌说道，“陈队长，我觉得咱们最好当面谈谈。我得给你看几张照片。” “太好了。我请您吃午饭吧。五香饭店怎么样？离图书馆不远。” 第八章 陈超刚走进饭店，一位熟识他的服务员便热情地迎上前来。 “陈警官，您可好久没来了！今儿吃点什么？” “随便来点儿吧，不过别太多，够俩人吃就行了。”陈超笑着说道。 “双人特别套餐怎么样？” “成，再来壶茶，沏浓点儿。” 在等菜的这段时间里，陈超又开始试着去思考论文的问题。也许只分析一两部作品远远不够。如果他能证明这种主题思想上的矛盾是古典爱情故事中的常见现象，那或许将成为具有独创性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所以他还得再选几个故事分析一下。陈超把这一新的计划写在了笔记本上。 他刚合上笔记本，就看到沈文昌拄着一根龙头拐杖，颤巍巍地走进饭店。这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虽然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身穿一件唐装，脚蹬黑布鞋。陈超连忙站起身来，搀扶老人坐到桌前。 看得出，沈老先生对公安局印象并不好。今天于光明刚好执行紧急任务不在局里，是廖国昌接待的他。那位廖队长一上来就说自己已经咨询过很多老裁缝，他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让沈文昌有些不快。 陈超心想，除了廖国昌的态度问题，这里面估计还有别的原因。是他让沈老先生去局里的，而廖队长显然是误会了。当然，实在没必要给这位老学者解释局里那些鸡飞狗跳的事。 “您不用管廖队长，他就那种驴脾气，有时做事不经大脑。您给我讲讲旗袍的发展史吧，我洗耳恭听。”陈超说着，为沈文昌倒了一杯茶。这时服务员把菜端了上来。 沈文昌吃了一口小葱拌豆腐，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为什么现在管这种服装叫旗袍呢？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满洲人不论男女，都穿色彩鲜艳的长袍。而满洲人又被分为八旗，于是他们的衣服就被称为旗袍了。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曾经的少数民族服装才不知不觉地在全国范围流行开来。‘文化大革命’之前，许多人都喜欢穿旗袍。八十年代中期这种服装重新流行起来，如今更是传遍了全世界，好莱坞电影明星们在奥斯卡颁奖晚会上都穿旗袍呢。人们认为没有什么服装比旗袍更能勾勒出女性的优美曲线……” 这段开场白颇显冗长，而陈超却听得津津有味。毫无疑问，旗袍是此案凶手的标志，作为一名警察，必须多了解一些相关知识。 “说到廖队长向我展示的那件旗袍，那应该是早些年制作的了，没准是十多年前的。”沈文昌边说边拿出一些照片，“年头久了，缝衣线的颜色都已经发黄了。旗袍的面料是一种考究的印花锦缎，可能更加古老。那些纽扣也是，只有六十年代或者更早时候的裁缝才用。八十年代早期开始，他们就改用塑料拉链了，那东西比纽扣更舒适也更贴身。旗袍的款式也属于旧式的，看看这整片袖子。现在时髦的人更喜欢单片袖，因为单片袖更适合勾勒曲线，而且做工也简单些……” 这时服务员端来几盘主菜，打断了沈文昌滔滔不绝的介绍。其中有一盘醉虾，被酒泡着的虾依然在蹦着，不过动作越来越小。 沈文昌道：“这菜倒是挺时髦的，不过也是一种老菜式了。” 作为一名耄耋老人，他的胃口着实不错。他夹起一只还在抽搐的虾放进嘴里，陈超也跟着夹起吃了一只。这醉虾吃起来有点甜，陈超并不喜欢它滑腻的口感。 “现在我说说这旗袍的做工，”沈文昌咂咂嘴说道，“百分之百手工货。只有经验丰富的红帮老裁缝花费起码一周的时间才能做得成这样的旗袍。你看如今高档商场里那些所谓的高价旗袍，做工根本就不入流。那些机器做出来的东西，跟廖队长给我展示的这件旗袍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就是说，这件旗袍起码是十年前做的，而面料和款式甚至可能是五六十年代的。”陈超一边将这些线索写到记录本上，一边说道，“换句话说，凶手得先弄到很久之前的面料，然后想办法找老裁缝做出来？” “这我可就无能为力了，”沈文昌说道，“不过就受害人穿旗袍方式我还发现了一些问题。旗袍的美感来自微妙的性暗示。比如说开衩，展示着女性的腿部曲线却又欲说还休。若隐若现的大腿能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想。” “就像中国的古典诗词一般，所谓‘犹抱琵琶半遮面’吧。”陈超说道。 “没错。这种感觉与袒胸露背完全不同。比如说，那些高大丰满的美国女星身上穿的那种露着背的超短裙一样的‘改良旗袍’。在我看来，失去点缀而裸露在外的脊背，已经完全失去了朦胧美感，而那些光溜溜的大长腿更像是一根根象牙。” “沈老师，您的联想能力还是那么强。” “换个角度看，旗袍展现的是穿着者的内在美。性感、微妙而又温和。不是随便谁都能穿出味道的。”沈文昌说道。 “的确是这样。这里面还真有不少学问呢。”陈超附和道。 “开衩长度是旗袍的另一个精妙之处。对于富裕人家的女性来说，旗袍开衩通常是适中的，以表现她们的端庄气质。严格说来，穿着旗袍的女性走路时步子都很小，姿态上不会有任何不得体的地方。时髦女孩儿们为了跳舞和走路方便，可能会选择高一些的开衩。而那些风尘女子则会选择尽可能高的开衩，以展现她们性感的大腿甚至臀部。从某种程度上说，旗袍的开衩是一种暗示。在三十年代的风月场上，穿成那样有可能招来生意呢。” “没错，穿旗袍也是一种礼仪。”陈超说道。他正囫囵个儿吞着一只醉虾。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卡到了喉咙。这玩意儿的味道实在不怎么好。 “另外，优雅的女士会在穿着旗袍的时候搭配长筒袜和高跟鞋，不过在家中倒不必穿得这么讲究就是了。但你看死者的样子，没穿胸罩，没穿鞋子，连内裤都没穿，而旗袍下摆都被褪到股沟的位置。这不仅是对死者不敬，更是对旗袍的侮辱。”沈文昌顿了顿，接着说道，“听说她是被奸杀的，但这旗袍也太古老了，看起来像是偶然得到的一般。而且这是一件很保守的服装，女人是不会穿着这种东西做爱的。这说不通啊。” “这件案子很多东西都说不通。”陈超清了清嗓子说道。 “陈队长，我对你们的案子一无所知，我只是对旗袍略知一二。”沈文昌疑惑地说。 “谢谢您，沈老先生。您的指导对我们办案很有帮助。” 事实上陈超并未言明——与其说沈文昌的这一番介绍对破案有帮助，倒不如说是为本案带来了更多的疑点。这件沈文昌认定很古老的旗袍，在它被制作出来的年代，并不是什么流行服饰。无论旗袍作者是谁，在当时制作这样的旗袍都是一种反潮流的行为。这也许将会引出一些深埋于历史中的东西，给本案带来更多谜题。 当沈文昌夹起最后一只虾的时候，陈超的手机响了。沈文昌似乎吃了一惊，筷子上的虾掉回碗中。这只虾跳了起来，似乎想要逃脱死亡的命运。 打电话来的是一位《文汇报》记者，他想听听陈超对红色旗袍杀人案的看法。 “对不起，无可奉告。我正在休假，写我的文学论文呢。”说完，陈超挂断了电话。他有点后悔自己说了论文的事。虽然这是事实，但总会引人好奇。 “真的，你在写文学方面的论文？”沈文昌似乎很感兴趣，慢悠悠地问道，“百无一用是书生啊，你看，像我这样的文人俯拾皆是。可像你这样的好警察不好找啊。” 陈超笑了笑，没说话。他站起身来，搀扶着沈文昌走向饭店门口。 在靠近饭店入口的位置，几个大玻璃缸里养着一些鱼虾。它们都在水里欢快地游来游去，却全然不知自己的命运可能会因为下一个食客的到来而改变。 第九章 出了饭店，沈文昌缓慢地走到路边，弯腰坐进一辆出租车里，那驼背的样子活像一只虾。 挥手告别之时，陈超不禁感到有些自责。沈老先生原本是一位诗人，一位学者。或许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来源于他那意象派诗人的气质。在他眼中，服装不仅仅是简单的纺织品，而是融内涵与联想于一体的美好意象。 那是一种富有生活感的原始意象，其中蕴含的东西远非语言所能表达。 陈超想到多年前他在外滩公园读过的那本《意外收获》。女主人公初次登场之时，头戴“土耳其式小皮帽”。文中这个“小皮帽”具有象征意义，因为主人公的侄女在其他场合也戴着同样的帽子。陈超觉得这是对两者之间相似之处的微妙暗示。当他第一次读那本书的时候，并不理解“土耳其式小皮帽”这个概念。查阅资料后他才知道这是一种“带黑穗的红色圆筒形无边毡帽”。 书中最感人的部分可能很难在电影中表现出来。所以看佩琴送来的影碟之前，陈超也曾试着说服自己别抱太大希望。只是看完之后他还是感到有些遗憾，影片是黑白的，那美丽的帽子显得根本不起眼。 可是眼下这起连环杀人案中红旗袍又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各种思绪再次纠结在一起。当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居然还站在街边挥手，而沈文昌乘坐的出租车早就开走了。 所谓成功的意象，通常包含着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一些特定思想感情。在沈文昌的诗歌中，“残缺的蚯蚓”生动地表达了他对于故乡的热爱。而反过来，失败的意象只有作者自己看得懂，读者看来确实一头雾水。 然而本案凶手并不是在创作文学作品，所以他不必去关心旁人是否能理解他的用意。别人越困惑，他就越有成就感。 忽然，裤兜里一阵振动打断了陈超的思考，是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打电话的是李书记。 “陈超同志，我希望你停止休假，别在论文上花那么多时间了。必须在凶手再次作案之前抓住他，这点用不着我再多费口舌了吧？”电话那头打着官腔。 “李书记，我一直在密切关注案情。” 这话倒是没错。不过对自己私底下进行的查访陈超并未多说。他隐隐有一种感觉，本案凶手不仅智商颇高，而且有后台。陈超目前身在幕后，这是一种优势。他想保持这一优势。 “市政府领导非常关注这件案子，今早开会时一位领导同志又点你的名了。”电话那头的李书记依然喋喋不休。 “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和于光明警官讨论过案情了。”陈超说道。 “那今天下午回局里来吧。” “今天下午啊……”陈超对李书记这种吆五喝六的口气很不满，况且自己也还没做好回局里的准备，“您也许听说了，我最近还在调查西九区房地产开发案，法制改革委员会的钟主任让我……” “这就是说，你写论文只是个借口，”李书记插话道，“你怎么不早说？” 言多必失啊，陈超原以为把钟保国和西九区案搬出来就能暂时应付一下李书记，可他忘了，李书记会因为这件事而恼火。因为这位书记毕竟是局党委一把手，却在西九区案上完全被陈超蒙在鼓里。 “不不不，那个，论文真的不是个借口。我必须得按时交上论文。至于那个西九区案，您可能也听说了，政治上有点儿敏感。不过我目前还没插手那件案子，所以暂时没向您汇报。”陈超解释道。 “陈大探长啊，咱们这座小破庙快装不下你这尊真神了！”听上去李书记很不高兴。 “李书记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保证马上回去和于警官讨论破案的事。” 仓促结束了这段尴尬的对话之后，陈超把电话打给了于光明。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上午执行任务去了，没见着沈老。”于光明在电话那头表达着歉意。 “没关系。我刚和他一起吃了午饭，沈老详细地给我讲了讲旗袍的事。” “你在哪儿呢？” “离上海图书馆不远。” “那你下午有空吗？咱俩见面聊吧。” “好的，我也打算找你聊聊。” “好极了，在哪儿碰头？” “我想想……”陈超明白，在图书馆讨论谋杀案挺不靠谱的。他环顾四周，看到街角有间陶艺风情咖啡厅，里面只坐着一对年轻情侣。 “凤阳路街角正对图书馆的那家陶艺风情咖啡厅怎么样？”陈超建议道。 “哦，挺时髦的地方啊。还陶艺风情呢。好，二十分钟后见。”于光明说完，挂断了电话。 走进咖啡厅，陈超发现里面的布局呈L型。较长的一边跟普通咖啡厅差不多，而较短的一边更像是手工艺作坊，摆着许多大桌子，桌上摆着陶土，桌子的尽头是一座烧窑。顾客可以在喝咖啡之余亲自动手做一件陶器。也许现在是白天的缘故，店里除了陶艺区坐着一对年轻情侣之外，没有其他顾客。陈超走到休闲区坐下，叫了一杯咖啡。这里的咖啡价格比普通咖啡厅贵不少。 他喝了一口温热的咖啡，看着那对做着陶艺的情侣，脑中浮现出一幅好莱坞爱情电影的场景，随后又想起女词人管道升的《我侬词》：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姑娘用沾满黏土的小手抹着小伙子的脸颊。陈超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只听到姑娘如银铃般的笑声。这是一幅感人的画面，恰似词中的描写。 陈超满足地喝了一口咖啡，开始试着解读沈文昌提供的那些信息。他想到了沈老先生对旗袍本身及其意象的表述。懂得旗袍所包含意义的也许不仅限于本案凶手一人，只是警方很难搞清楚这些意义罢了。因为，那些旗袍似乎都是比照着多年之前某位人物或是某种原始意象制作而成的。 佩琴大概就是想在电影里找到类似的原始意象吧。 如果按照这种思路追查下去，他肯定能比佩琴走得更远。不仅因为作为一名警察有着超凡的能力，更因为他的门路更广一些。 想到这，陈超掏出电话本，查着中国作家协会王主席的号码。这位王主席还兼任着中国艺术家协会第一书记，旗下会员包括时尚设计师、摄影家和导演等。不久之前，陈超曾以自己的方式帮过王主席的忙。 “王主席，您对上海的红色旗袍杀人案有耳闻吗？”长途电话费用颇高，所以陈超决定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哦，我在报纸上看到了。” “我想请您帮个忙。您看，旗袍这东西可能有什么象征意义。您能通过贵协会成员收集一些相关信息吗？比如说向全国各地的分会发一个相关内容的传真什么的。任何相关线索对我们破案都会大有帮助的。” “没问题，我回头就去联系所有认识的人。不过陈队长，谁没见过旗袍啊？电影电视里、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是啊。”电话那头话音里带着疑惑。 “本案的旗袍有三点不寻常之处。第一，你可能也从报纸上读到了，这旗袍是纯手工高档货，却是五六十年代的老款式；第二，死者穿着旗袍却光着脚；第三，死者也许与花坛和公园之类的场所有某种联系。” “这样就能缩小范围了，”王主席说道，“我会让我的秘书联系各省分会，不过我可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什么啊。”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知道您为了帮我要多费心了，王主席。”陈超答谢道。 “你也帮过我啊，就像上一次。” 陈超心想，这次跟上次可不一样，这次是要命的大事。 正当他挂断电话打算点支香烟的时候，于光明进了咖啡厅，大步流星地走过来。 “这地方挺清静啊，头儿。”于光明发现他们俩是休闲区仅有的顾客。 “有进展吗？”陈超一边问，一边把菜单递给他的搭档，“居委会那边有动静吗？” “没有。没啥有价值的线索。” 这时一位女服务员来到桌前，好奇地看着两个人。于光明立刻板起面孔，一头乱发配上他那身棉制服，再加上脚上那双蒙尘的鞋子，活脱脱一副滑稽模样。他向对面的陈超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而上身穿黑色夹克衫、下身穿卡其布裤子、身边放着一个皮夹的陈超倒更像是个来喝咖啡的普通顾客。之前那对年轻情侣起身准备离开，估计是被刚进来的警官打扰到了。 “来杯茶吧。”于光明把服务员打发走之后对陈超笑道，“老大，我还是喝不来咖啡啊。” “我猜居委会也查不出什么新东西，”陈超说道，“凶手在那些公共场所成功抛尸两次都没被看到，就别指望他的邻居能目击到什么了。” “廖国昌认为凶手应该有车库，可李书记反对普查全城的车库。” “不，我觉得凶手没有车库照样可以作案。” “哦对了，第二名受害者的身份查到了，叫乔春燕。是个坐台女，经常在明河饭店做活。” “三陪小姐？” “没错，她就指望那个活着，也因那个而死。”于光明脸上流露出一丝不屑。 其实他也不必多说。三陪小姐是个新名词，也是个新职业。所谓三陪，就是陪吃陪唱陪跳舞。虽然色情业在中国不合法，但总有人在各种掩护之下继续从事着这一行当。三陪小姐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法律并未禁止年轻姑娘陪客人唱歌跳舞吃饭，即便有进一步“服务”，有关当局一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干这一行的姑娘们也要面对许多危险，其中也包括面对变态杀人犯。 “就是说两名死者都从事社会最底层职业。”陈超若有所思地说。 “廖国昌有些新的想法。他认为凶手可能对这类女子怀恨在心，所以才搞出这样的连环杀人案。”于光明说道，“不过说句实话，我真没觉得这两名死者有什么联系。第二名死者可能是因为她自己的职业才碰到凶手的，可第一名死者不是这样的啊。” “是啊，那个田陌你也调查得很清楚了。” “她就是个宾馆打杂的，又不是三陪小姐。据我调查到的，她是个勤快的姑娘，为人正派。她是在宾馆的食堂帮忙不假。你想啊，大款和三陪们怎么会去那种地方吃饭。如果她做那种见不得人的皮肉买卖，又怎么会混在那种低档宾馆呢？” “我同意你说的。那你觉得两名死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陈超问道。 “关于她们之间的共同点，我列了一个表。”于光明边说边拿出一页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大部分廖队长已经调查过了。” “我看看。”说着，陈超接过那张纸。上面写着： 1.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漂亮姑娘，未婚，家境贫寒，文化水平不高，从事低收入职业，可能涉足一些不道德行业。 2.身穿精美高档红色旗袍，开衩被撕破，未系纽扣。裸露胸部和大腿，姿势淫秽。未穿任何内衣，不符合正常旗袍服装搭配规则。 3.赤足。乔春燕脚指甲涂有红色指甲油，田陌没有。 4.两者都未真正遭受性侵犯。虽然田陌身上有挣扎时留下的伤痕，但没有检出精液痕迹，而乔春燕身上没有性侵犯导致的伤痕；田陌的尸身曾被清洗，而乔春燕的没有。 5.抛尸地点均为公共场所。凶手抛尸时非常冒险，要想做到不被发现难度很大。 “你那有没有更多关于她们身份和生活背景的照片？”陈超问道。 “有，主要是乔春燕的。她似乎很爱照相。” “给我看看。” 于光明拿出一些照片，在桌上摆成一排。 陈超认真地观看着每一张照片，就像是一位挑选良辰吉日的媒婆。也许是巧合，他发现这两个姑娘各自都有一张夏天在人民广场拍的照片。田陌穿了一条白色棉布裙子，而乔春燕穿的是黄色紧身背心和牛仔裤。陈超把这两张照片摆在一起，看上去田陌个子更高一些，也更苗条。 “老于，你发现她们身材上的差别了吗？”他盯着这些照片问道。 于光明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陈超找出两处案发现场的照片，放在两名死者在人民广场拍摄的照片下面。 “按照沈文昌的说法，好旗袍都是专门量身定做并贴身剪裁的，只有那样才能勾勒出女性的完美曲线。你看这两处在案发现场拍摄的照片，这两件旗袍都挺贴身的。我们应该分别量一量这两件旗袍，看看尺寸上有没有区别。” “我会的，”于光明说，“可即便有区别那又能说明什么……” “说明凶手有许多类似这样昂贵的老式旗袍。颜色、面料和款式都一样，唯独尺寸可以选择。”陈超解释道。 “也许是因为他爱着或是恨着谁才弄了这些旗袍吧，可为什么要做成不同尺寸呢？” “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之处，”陈超说道，“这些旗袍至少在八十年代应该就已经做好了，样子参照的是更早些年的款式。做好之后这么多年一直都被凶手秘密收藏着，直到两周之前第一次作案才拿出来用。” “他干吗要等这么久？” “不知道，不过这大概能解释咱们为什么在旗袍上找不到任何线索。它们实在太古老了。八十年代初旗袍还没时兴回来呢，更别说批量生产了。这些旗袍估计都是一个裁缝做的，他也许已经退休了，也许回乡下老家了，也许都已经过世了。” “对，佩琴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如果这些旗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制作的，我打赌那个时代肯定没人会穿。佩琴说她只记得王光美穿过，还只是从照片上看到的，好像在受批斗。”于光明说道。 “那时候旗袍就像是一种罪证。局里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吗？”陈超问道。 “老廖坚持从物证入手。小周的看法我跟你说了没有？他觉得这案子是冲着满族人去的，到现在他还在局里宣传他这没头没脑的理论呢。” “这说法太扯淡了。我们要抓住那些主要矛盾。比如说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女子身穿名贵旗袍却赤着脚这事儿就说不通。这种情况对于凶手来说可能是他变态杀人仪式的一部分。” “可是无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什么矛盾，我都不认为第一位受害者是老廖所说的那种三陪女。”于光明说道。 “老廖觉得红色旗袍和皮肉生意有什么关系吗？” “按照老廖的理论，也许凶手是因为曾遭身穿旗袍的三陪小姐抛弃，才起了杀人动机。所以凶手才会给每一位受害者都穿上这样的旗袍，以宣泄不满。” “可这无法解释这些旗袍精细的做工和古老的款式啊，我觉得三陪小姐穿不起这样的旗袍。而且既然凶手费劲巴力地准备那些旗袍，说明他并没把受害者纯粹看做泄愤对象。” “那队长你对这些旗袍怎么看？”于光明问道。 “这些旗袍也许是某种心理仪式或者性幻想的一部分，对凶手来说可能有着特殊意义。” “如果他是个疯子，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老廖手里掌握的物证可能会帮到我们。不过既然他是个连环杀手，那我们还是要掌握他的心理档案。”陈超说道。 “我向李书记提起过你翻译了一些心理惊悚小说，可他根本听不进去。”于光明一脸无奈。 “在他心目中连环杀人案只可能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陈超笑道。 “我也读了一些侦探小说，不过没有系统研究过这些。我不知道心理学能给破案带来多大帮助。” “在西方国家，心理分析法是常见的办案手段。有精神问题的人多少都会有些病历什么的。医生们可以给嫌犯作出心理评估。警察也可以接受相关培训。我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学过心理学，只是为了完成论文才读了几本心理分析的书。至于侦探小说里那些玩意儿你大可不必当真。” “还是给我讲讲小说里那些心理学应用吧，就像老廖所说的，这样没准儿能缩小调查范围呢！”于光明显得很好奇。 “呃，我想想啊。咱们把这些东西结合红色旗袍案分析一下。”说着，陈超清了清嗓子。 “属下洗耳恭听！” “你看，第二名受害者的情况就符合侦探小说中的某些描述。像本案中这种针对特定目标的杀手通常都有强迫倾向。他应该有着深刻的意淫情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但并非妄想症。他不由自主地要消灭所有他认为低劣和卑微的人，三陪小姐也许就属于他要消灭的人。他这么做也许是想要摧毁色情业，所选择的作案对象也都是脆弱而易受攻击的。要是能抓住凶手，我估计他应该会跟老廖掌握的那些物证相吻合。” “那就是说，估计老廖已经查出点眉目了。”于光明点了点头说。 这时服务员端来一盘点心。陈超点了一份柠檬派，而于光明点的是一份熏肉蒸包。这家店，至少在点心这方面还算是中西合璧。 “所以，不管你信不信，那些侦探小说里的变态杀手常常都是些阳痿者。他们享受的不是生理上的高潮，而是精神上的。所以法医未必能从受害者身上检出精液痕迹。”陈超说道。 “没错，技术科的同事也排除了凶手使用安全套的可能，因为受害人体内没有安全套润滑粉的痕迹。所以说，起码到现在为止，凶手符合刚才你所说的特征。两个受害者都被脱过衣服，但并非被赤身抛尸，似乎也没被强奸。很可能就是那样的疯子。”于光明若有所思地说道，“你以前翻译过一本书中说，通常这种人小时候受过性虐待。他们的童年是扭曲的，长大之后也很可能患有阳痿。”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其一生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多数案例中，这一类变态杀手都曾经历过某些性虐待，而这些经历影响了他们的行为举止。” “可这对咱们破案有什么帮助呢？谁愿意谈及小时候被性虐待的事？承认这种事，比遭受性虐待本身更让人痛苦。人可都是要面子的。” “是的，人们都忌讳这种事，因为实在太丢脸了。”陈超说道，他不知西方心理学体系中有没有丢脸这个概念，“国外这些年渐渐开始流行讲述自己童年的悲惨经历。可在中国这还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上海这个地方，很多家庭祖孙三代挤在同一个屋檐下，目睹父母性行为之类的事情也会在孩子们心中留下阴影。又有谁会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呢。” “哎，这让我想起我以前一位邻居的事。那个小伙子结婚之后却不能圆房，因为他家床铺总是吱呀作响。他父母和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中间只有一层竹帘隔着，这边任何风吹草动父母那边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小伙子小时候就听见过父母亲热时床铺吱吱呀呀摇晃的声音，只是没告诉过别人。不过人家可没变成杀手，这么住了两三年之后，他和妻子有了单独的房间，问题才解决了。”于光明笑道。 “但如果他去看看心理医生的话，可能不用等上两三年呢。” “呃……起码我认识那家伙啊，所以我对他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有一点了解。咱们对本案凶手可是一无所知啊。” “但咱们知道他杀人和抛尸时基本遵循同一个模式。只要他不被捉拿归案，就还会继续那么干。” “那我们怎么利用这一点呢？”于光明问道。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如何挑选作案对象，那么至少可以假定，他很可能到另一处公共场所再次抛尸，很可能是在星期四晚上。所以那就是我们需要加强巡逻的时间和地点。”陈超说道。 “可像上海这么大的城市，不可能在所有嫌疑区域都派上人手啊。” “我们人手不够，可那些居委会有大把人手啊。不光是那些退休工人，现如今闲人可多了去了。咱们可以采取奖励手段，每人发十五块钱，只需蹲守周四一个晚上。让他们持续巡逻，盘查所有嫌疑车辆，特别是男人开车载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女人，准备在公共场合停车，或者已经停下的那种。” “嗯，可以这么干。我回去跟老廖商量一下。这老小子可能跟你脾气不对付。不过只要是有道理的建议，他还是能听得进去的。” “我暂时先不掺和了，”陈超把杯中的咖啡喝光，说道，“我得把论文写完，之前都跟卞教授保证过了。” 第十章 此刻，于光明正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眼下的局面实在让人摸不着头绪。他自己也承认，现在几乎没有任何破案的希望。更有甚者，也许接下来这三天就会出现第三名受害者，而他作为警察却无能为力。 从清晨开始，他就被各种调查报告和领导的命令搞得焦头烂额。电话铃如老电影里的葬礼钟声般响个不停。昨夜几乎未眠，一早又因为与北京的法医专家一起召开电话会议而错过了早餐，于光明身上正冒着虚汗。与组里其他干警一样，这个上午他感觉疲惫不堪，只能靠一杯又一杯浓茶勉强支持。 廖国昌看起来很失落，不再提及死者资料和调查车库的事。他提出的调查风月场所的建议也被李书记否决了。在这个城市里，色情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人愿意明说而已，更何况还牵涉到如此敏感的连环杀人案。 至于陈超的那番精神分析理论，于光明根本就没在局里提起。在他看来，没有谁会把这当回事的。通常观点认为，心理分析只有在抓获凶手之后才有意义。不过，他还是建议，借助居委会组织的力量加强星期四夜间的治安巡逻。这一次，李书记很痛快地答应了。 于光明决定再冲杯茶。正当他往杯子里倒茶叶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你好，我想找一下于光明警官。”电话那头的声音并不熟悉，听起来像是一位中年妇女。 “我就是，您有什么事吗？” “您好，于警官。我叫雅琴，是田陌的同事。您那天来过我们宾馆吧，我看见你和前台经理谈话了。” “是的。”于光明答道。 “那个……你们征集田陌死亡线索的悬赏还作数不？”这位叫雅琴的妇女显得有些紧张。 “当然，如果能帮助我们破案，奖励人民币两千元。” “哦，好。田陌有个男朋友，几个月前认识的。那人每次从美国回来都住我们宾馆，算是个常客了。” “听起来有点意思，你能说详细点儿吗？”于光明顿时来精神了。 “那人姓翁，看起来并不是那种大款，否则也不会住我们这种店。不过他应该有点钱，至少够他每次都住上几个月的。他有美国绿卡，就凭这点好多上海姑娘都愿意跟他。不过只有田陌和他合得来，有人看见过他俩手挽手一起出去吃饭呢。” “你亲眼看见过他俩出双入对吗？” “我倒是没见过，不过有一天下午，天挺晚的了，我瞟见田陌溜进姓翁的房间里。那天下午可不是她值班。”雅琴想了想，补充道，“对于姑娘们来说，这个姓翁的算是个实惠之选了。他比田陌年长十多岁，可他能给她办到美国去呢。” “你发现过这个翁先生有什么可疑之处吗？”于光明问道。 “呃，我不确定。他家人都还在上海，可是他却要住在我们店里。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他钱都是哪儿来的。虽然我们宾馆档次不高，可一次住三四个月也不少钱呢！” “那天我去的时候，你们经理没说起这个姓翁的，也没说起这人和田陌之间的关系。” “他可能不知道吧，要么就是不想多说。田陌死后，店里生意很受影响，经理可能不想再因为这事儿惹闲话了吧。”雅琴说道。 “那个翁先生这会儿在宾馆吗？” “他今天上午刚从美国回来，从那之后还没出过房间呢。” “好，那我马上就到。如果他要出门，请让他暂时留在宾馆里。”于光明说道，“你确定他前两周都在美国吗？” “田陌死的时候他不在。不过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他在哪儿。他是今天上午拖着行李到的。” “你能查查他的护照吗？特别是他最后一次入境记录。” “那简单，他把护照寄存在前台这边的保险箱里了，我替你查查。不过我可不想让人看见警察来找我。” “没问题，我理解，我穿便装去。一会儿见。”说完，于光明挂断了电话。 四十五分钟后，于光明走进了海鸥宾馆。他穿着妻子买给他的灰色夹克，似乎没人认出他。不一会儿他见到了雅琴。这是一位四十五六岁的矮个子妇女，梳了一个旧式的发髻。她塞给于光明一张护照复印件，上面清楚地表明，这位翁先生在田陌被害那天从广州出境，直到今天上午才重新入境。这个人几乎没有做下第一起案子的时间。至于第二起案子发生的时候，他压根儿就不在国内。 “谢谢。翁先生还在房间里吗？”于光明问道。 “307房。”雅琴低声答道。 “我一会儿给你打电话，这样回头我们可以去外面谈。”于光明也压低了声音。 雅琴点了点头，转身去倒烟灰缸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于光明走进老旧不堪的电梯，晃晃悠悠来到三楼。走过狭窄的过道，他在307房间门前站定，敲了敲门。 吱嘎一声，门开了。房间里的男人看起来也就四十出头，蓬头垢面，一双充血的眼睛略显肿胀。于光明知道这就是翁先生。与护照那张照片上英气勃发的样子相比，眼前这个家伙显得憔悴至极。估计他从住进来到现在还没换过衣服，皱得不成样子的外套包裹着矮胖的身躯，活像一个装满杂物的编织袋。 于光明掏出警官证，开门见山地说道：“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翁先生，说说你和田陌的关系吧。” “你们动作挺快啊，于警官。我今天上午才刚回来，你这会儿就已经把我当做嫌犯了。” “不，你误会了。你可能也知道，你在国外的那段时间里，国内这边又发现一个受害人。所以你不必担心自己被当做嫌犯。不过您提供的信息将有助于我们破案，你也想给田陌报仇，不是吗？”于光明试图安抚这位翁先生的情绪。 “好吧，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翁先生一边说一边将于光明让进屋里，“我该从何说起？” “就从你们怎么认识的开始吧……哦，不，从一开始吧，从你第一次回上海说起。”这时于光明掏出一个微型录音机，接着说道，“这只是例行公事。” “好吧，大概七八年前我离开上海，去美国留学。在那儿我拿到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可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来没办法进了一家美国公司，给他们充当中国地区特别买方代表。这家公司没有工厂也没有车间，只是在美国那边设计商品，再找中国这边的厂家加工产品，最后把东西卖到全世界赚钱。有时候他们甚至直接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一些东西，打上自己的商标然后转手卖掉。他们之所以雇用我，是因为我能讲好多种地方方言，而且在跟农村人讨价还价方面很有一套。所以我就以上海为基地到处飞来飞去。毕竟上海是我的故乡，以这儿为中心，到哪儿去都方便。” “等等，翁先生。既然你在这儿还有家，为什么不住在家里？” “我父母的房子是间只有十六平方米的屋子，我大哥夫妻俩和两个孩子都挤在那儿。哪里还有我的空？要是我回去住，我大哥可能不会说啥，我那嫂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再说，公司报销我的差旅费，我干吗给那些美国佬省钱啊。”翁先生说道。 “原来是这样。”于光明说道，“那就说说你和田陌是怎么认识的吧？” “我和她是因为半年前的一次电梯事故认识的。宾馆的那个老爷电梯当时卡在五层和六层之间，把我们两个人困住了。只有我们俩，仿佛下一个瞬间我们就要死在一起了。她穿着宾馆制服和套裙，赤脚踏着一双塑料拖鞋，提着一桶水。那一刻我忽然感觉她离我好近。接下来电梯里的灯也灭了，她慌乱地抓住我的手。大概过了五分钟，电梯恢复正常。那是我这辈子最长的五分钟。昏暗的灯光中，她的模样是那么惹人怜爱。我请她去餐厅喝点什么，可她拒绝了，她说这不合宾馆规矩。第二天上午我在一楼大厅又见到了她，她当时刚值完夜班，看起来很疲惫。我请她去街对面的饭店吃饭，我们就这么开始了。” “你觉得田陌是个怎样的姑娘？”于光明问道。 “非常好的姑娘！如今像她这样的姑娘真的不多了。一点儿也不物质。像她这么漂亮的姑娘，要是去夜总会混，赚钱肯定很多。可她宁愿选择在这么个破宾馆里打工。我不认为她拿我当大款，她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她对她那个瘫痪的老爹也很上心，多孝顺的女儿啊！” “是的，我也听说了。你去过她家里吗？” “没去过。她不想让我去。她不想公开我们的关系。” “就因为你住在她上班的宾馆里？” “你这么说也行。”翁先生耸了耸肩。午后。书社。 “可是你似乎经常跟她在一起，旁人早晚会发现你们的关系。” “也许吧，但是我们并不怎么腻在一起。我工作很忙，经常飞来飞去，而且她也要照顾她父亲。” “换个话题吧。你印象中田陌穿过红色旗袍吗？”于光明话锋一转。 “没见过，她不是那种赶时髦的姑娘。我曾想给她买些新衣服，可每次她都拒绝。她的睡衣都是拿她母亲十五年前的衣服改的。她……”翁先生忽然顿了一下，似乎陷入了回忆中，过了许久才重新出声。“老天爷不长眼啊！这样的好姑娘为什么会如此命苦，为什么要让她死啊……” 这时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翁先生很快抓起听筒，似乎他正在等这个电话。 “哦，纽曼先生啊！那单生意……您稍等一下，”他转过身，用手捂住话筒，对于光明说，“不好意思，这电话是国外打来的。咱们下次再谈好吗？” “好的，”于光明一边说一边掏出自己的名片递给翁先生，“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这次拜访收获不大，但至少可以排除两个可能性：第一，这位翁先生应该没有嫌疑；第二，田陌应该不是那种风尘女子，这点与廖国昌的判断相左。 然而于光明总有一种感觉，他在与翁先生的谈话过程中遗忘了些什么。只是他也想不起自己到底是哪里疏漏了。 第十一章 佩琴仍然在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协助调查。 她希望能查清那个名叫乔春燕的三陪小姐的底细。因为在饭店工作，佩琴很容易从别人那儿打听到这种人的事。潘大厨似乎就对这种事情了如指掌。 “哦，你说三陪小姐啊，”潘大厨一边大嚼着花生米和海带丝，一边开了腔，“中国特色呗。啥事儿都有个堂堂的名号，其实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党和国家明令禁止卖淫，于是那些人就发明了‘三陪’这个词。” “你在高档饭店工作过嘛，肯定懂得不少。”佩琴笑着给他倒了一杯茶。这种与人交流的方式还是从陈超那里学来的。 “圣人云，食色性也。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什么行业发展最快？当然是服务业和娱乐业，到处都是大饭店和夜总会。大款和贪官们在这些地方挥金如土，哪儿能没有三陪小姐相伴啊。” “可三陪小姐们靠什么挣钱呢？”佩琴佯装不知。 “只要客人们愿意花钱，就有小姐愿意跟他们共度良宵。怀抱美人，享用丰盛宴席，多满足虚荣心啊。大款们就好这一口。不过干这行也有挺高要求的，起码要生得一张好脸蛋儿，得让人家大款觉得这钱花得值吧。对三陪小姐们来说，既能吃大餐，又能赚钱，何乐不为。对饭店来说，卖出那些美酒佳肴，收入非常可观。三陪小姐们也能从中抽出一成提成，更别说客人给的小费了。吃饱喝足之后人家再去干啥，饭店可管不着了。总之，每次这些小姐们都能赚个盆满钵满的。” “潘大哥你懂得可真多。”佩琴笑道。 “三陪小姐才不会来咱们这种破地方呢。不过对饭店来说她们可是财神爷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将来也得改改规矩了。”潘大厨说着，又往嘴里塞了一把花生米。 “谢谢你。”佩琴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有些失望。为了查到线索，她需要更具体的细节。 从其他同事那儿听来的也都是些小道消息，特别是经过他们添油加醋的描述之后就更不靠谱了。这也难怪，毕竟这些人谁也没找过三陪小姐，大家都是道听途说。 于是佩琴决定更进一步。她通过关系，在乔春燕去年工作过的那家明河饭店，找到经理张四眼，他建议她跟“大姐头”阿容聊聊。 “阿容是小姐里年龄最大的，我记得有三十五六岁了吧。她经验丰富，路子野，更重要的是她手上掌握着一批常客。而且她在中国美食历史方面也算是行家了，老顾客都很喜欢她这一点，有些客人会打电话来预约小姐，阿容就替他们安排。那些初次来玩的客人有时候会放不开，这时候阿容的经验可就派上用场了。听说她还帮过乔春燕呢。”张四眼说道。 “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人，谢谢你啊张经理。”佩琴说道。 “那你也得让她愿意开口才行，阿容很有个性的啦。” 佩琴以一位新出道作家的身份拨通了阿容的电话。因为已经从张四眼那里听说对方是美食行家，她邀请这位阿容到秋风亭饭店共进午餐，那是一家以海鲜闻名的饭店。也许张四眼已经提前打好招呼，阿容很干脆地接受了邀请。 阿容走进秋风亭饭店。她身材修长，身穿一件白色夹克、一条牛仔裤，没有佩戴什么首饰，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位风尘女子。佩琴选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她向阿容解释说自己想了解一下中国的饮食烹饪历史，顺便也打听一下乔春燕的事，以便可以写作一部短篇小说。扮演一名作家对她来说不算是难事，因为平时她说话就喜欢带上一些新鲜词。不过她还是有些忐忑，怕被识破。 “有意思，现如今还有人想当作家啊。费劲巴力写好几个月，那点钱还不够出来吃顿饭的。”阿容说道。 “是啊。不过我也在餐饮业干了十多年了，想换个活法儿。”佩琴笑着答道。 “你这么做也许是对的。看来咱们算是同行了，那你就不用学那些大款的样子点菜了。”阿容的嗓音很清脆，她拿起菜单，点起菜来，“一份糯米莲藕，一份黄酒焖鸡，再来一份蒜香鲈鱼。这就不少了。” “开胃小菜呢？” “来两份炸蛎黄吧。我今晚还得去明河饭店。今天咱们主要是来聊聊。” “好。”佩琴感觉这位阿容要比一般的风尘女子好说话，于是她问道，“你认识乔春燕多久了？” “时间不长吧，也就从她来明河饭店时开始的。我想大概一年吧。” “我听张经理说你挺照顾她的，你应该很了解她吧。” “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一行，大家互相之间不打听的。她还年轻，也没什么经验，我就偶尔给她一些建议而已。再说现在她都死了，即便是那些我知道的事，我觉得也不该说太多。” “你所说的东西，我只是拿来当我小说的故事背景，不会涉及真实姓名的。阿容，我向你保证。”佩琴说道。 “就是说你并不是要专门写她？” “当然不是，”佩琴很理解对方的态度，大概是害怕她把乔春燕的事情捅给那些街头小报，“张经理很了解我的为人，否则他也不会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就是写个小说呗。” “好吧，那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阿容喝了一大口茶，拿起一块炸成金色的蛎黄，说道，“不过，按照我们这行的规矩，我不会透露什么真实姓名的。你权且听听当个消遣好了。” 阿容很聪明，从一开始就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她对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不负责。 “她大概生在七十年代初，”阿容边吃边说，“从小她爹妈就教育她‘漂亮脸蛋儿不能当饭吃’。她婴儿时代家中墙上就贴着毛主席时代劳动女青年的画片儿，特别强壮那种。你想啊，要是人们都吃不上饭，长得再漂亮又有啥用。她小学时候曾经画过一张饭店的画，她觉得饭店是梦中的理想家园。可是因为家境贫寒，直到十五岁那年，她才第一次走进饭店。 “那是八五年左右吧，她正值豆蔻年华，却依然遵守着爹妈从小教给她的那些法则。那时如果她有点门路的话没准就成了模特儿或者明星了。她只是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认为只有去国营单位，工作才是铁饭碗。高中毕业之后，她顶替母亲的工作，去了一家纺织厂。所谓替老换幼，等于是她母亲提前退休把工作让给她了。 “干这样的工作可用不上漂亮脸蛋儿。每天三班倒，拖着疲惫的身躯围着织布机转来转去，就像被蒙住眼睛的驴子。每天回到家中，脱下鞋子，都能看到脚跟的茧子。而窗外只有干枯的柳枝在秋风中摇来荡去。没多久她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而且她意识到，纺织女工老得快。 “不过那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中国正开始改革开放。她开始憧憬一个父辈不敢想的未来。每当读着那些花花绿绿的杂志，她都禁不住浮想联翩。听附近的媒婆们说，她从那时开始学着打扮自己了。 “后来她决定充分利用自己青春靓丽的优势。可能你也知道的，上海的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通常头一两次约会都会选择出去吃饭。至于去什么档次的饭店花多少钱，就看男方的经济状况和女方的魅力指数了。俗话说千金难买美人一笑嘛，特别是在恋爱初期关系尚未确定的时候。男人在这种时候一般都是毫不吝啬一掷千金的。一旦关系确定下来，上海姑娘都会劝对象省钱，因为将来要一起过日子。不过偶尔也会去像城隍庙市场之类好吃不贵的地方‘奢侈’一下，花上一两个小时排队，吃几个美味的小笼包。于是她便利用上海人的婚恋习俗精心制订了一个计划。她觉得自己这样的出身低微的姑娘要学会享受生活。 “她母亲对她不打算成家的想法很担心。她却对母亲说：‘我还没准备好呢，我可不想挤在九平米的鸽子笼里，当个天天做饭带孩子的主妇。我早晚会结婚的，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享受人生吧。’ “她所谓的享受人生，就是到处跟有钱人约会，去饭店里吃山珍海味。每次都拣贵的菜点，即便付不起账那也是男人的问题。她跟每个出来约会的有钱人都如胶似漆，但是每个关系都长不了。嗯，就是说如果对方没钱了，这甜蜜蜜的关系也就结束了。今天吃牛排，明天吃烤鸭，大后天吃大闸蟹……日复一日，天天如此。 “她第五个约会对象是个香港大款，带着她到处吃香喝辣。结果两个月之后，在一家大酒店消费时那人付不起钱了。她当时的确有点失望。不过跟那香港人分手还不到一个礼拜，她就在一家麻辣香锅店遇到了第六个冤大头。当时她用筷子夹起一片笋，说：‘春天的笋子真尖。’那冤大头赶忙讨好她说：‘跟你的手指一样美。’说完，傻乎乎地握住了她的手。她没有拒绝。结果那冤大头为她那桌昂贵的饭食埋了单。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她在一家淮阳菜馆钓到了第七个，在那儿他们享用了一桌全龟宴，据说这种菜能增强性能力呢。她用嘴把一片一片龟肉喂给那个男人吃…… “她这么折腾了没多久就闯祸了。邻居和同事介绍的那些人都是些平头百姓，他们都满足不了她的那些要求。据说有个小伙子为了请她去高档饭店吃饭，甚至去卖血了。 “可她却辩解说：‘这不是我的错，他们自己活该。那些饭店价格高是因为档次高。至于我，那还不是因为他们看上了我的美貌吗？我可不是单纯为了吃好吃的才跟他们出去的。在工厂里，我就像一部暗淡无光毫无生气的机器，只有在高档饭店里，我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被人尊崇的女王。’ “如果说高档饭店是雨后春笋，那三陪小姐就是长在春笋身边儿的野草。好多年轻姑娘都干这个了。于是她做出了人生中的另一个重大选择。她模样俊俏，又对美食了如指掌，客人们都愿意找她陪酒。这对她来说也是好事，能在这些大款里钓得金龟婿也不一定呢，起码比媒婆们介绍的那些穷光蛋靠谱。 “做三陪很赚钱。吃饭的时候，点上一壶陈年的花雕酒，配上‘龙虎斗’或者鲍参鱼翅之类的佳肴，就能抽取不菲的提成。如果客人需要进一步服务，可以私下商量。所以她就随波逐流，真正入了这一行。 “一天晚上，跟一个日本人吃了顿便饭之后，她跟对方去了一家五星级宾馆。在那儿她第一次尝到了客房专供的精美寿司和清酒。为了答谢这位客人，她换上了一套和服，跪在榻榻米上，羞涩如含苞欲放的莲花一般。酒过三巡，她的矜持逐渐褪去，伴着这价值千元的食物诱人的气息，她仿佛也变成了一朵盛放的夜来香。后来，那日本客人请她一同沐浴。在浴室里，她蹬掉脚上的木屐，席地而坐。那人像个婴儿一样吸吮着她的每个脚趾，仿佛在品尝世间美味。过了一会儿，她感到自己身上被涂上了青芥，那充满挑逗的抚摸让她禁不住呻吟起来。日本客人告诉她，这叫女体盛，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美食文化。清酒很有些后劲，恍惚间她都记不得这感官盛宴的细节了。第二天清晨，客人要付给她钱，却被她婉言谢绝了。因为她突然回忆起，自己的祖父抗日战争时死在日本人手里。于是她只是接受了一些宾馆餐厅的餐券，算是对得起自己了。 “走出那家五星级宾馆的时候，她似乎还沉浸在昨晚的云雨之中，直到被扫黄队押进警车才回过神来。当时对色情业控制很严，更不用说与外国人开房了。不过三天后她就被放出来了，因为她是初犯，而且身上也没搜出任何外币。虽说这是一次奇耻大辱，更是‘政治错误’，但她依然摆出一副骄傲的样子，向朋友们炫耀着那些客房专供食谱和餐券。 “当时城里的纺织业早已开始萧条。上海，这座曾经的工业中心正逐渐变成一个金融中心。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背后，是一家家老工厂的倒闭。纺织厂领导借机让她下了岗，理由是她作风不正派。于是她终于成了一个全职陪酒女。” 故事讲到这儿，阿容沉默了。她端起酒喝了一小口，晶莹的酒杯仿佛盛满了风尘女子破碎的美梦。 看来阿容的故事讲完了，佩琴有些失望，因为这故事更像是在讲述一个姑娘沦落风尘的全过程。阿容讲的这些似乎有些自传的味道，这从她的表情多少能看出一些。 这时一个服务员急匆匆地端上一大盘鱼。大概这就是最后一道菜了吧。 “瞧瞧这鱼，眼睛还眨着呢。”阿容说着，举起了筷子。 盘子里的鲈鱼裹着一层棕色的酱汁，尾部已经被炸成金黄。服务员用勺子盛过一扇鱼肉。佩琴看到那鱼身上的肉已经全部被煎熟，而鱼眼却似乎还在眨动。 “做这道菜有个诀窍。在活鱼嘴里塞上冰块，放到锅上用猛火煎，注意不要让鱼眼沾上油。差不多一分钟的时候把火关了，在鱼身上浇上特制的酱汁。每一步都要求精准迅速，然后趁热端上来。这下你知道为啥刚才服务员一路小跑了吧。”阿容的这番话证明了她在美食方面的造诣。这段介绍的确可以写成小说什么的，只不过佩琴想了解的不是这些。 “阿容，谢谢你。你刚才讲的那些很有用。只是我仍为乔春燕的遭遇感到痛心，她的结局怎么会结局如此凄惨啊。” “谁知道那些来买春的都是些什么人。”阿容突然看着佩琴的眼睛，说道，“不过我们似乎并没有谈到乔春燕吧。” “嗯，我只是举个例子。” “其实她的事我也不清楚。这种事我从来没遇上过。” “她会不会因为拉客人的事得罪别人了？”佩琴问道。 “据我所知不会。事实上，三陪女里，陪酒的是最不容易招惹到是非的。不像歌厅里，包厢中为了一点小费都能打个头破血流。在那种地方，好多服务都是不透明的。在饭店里，所有东西都明码标价。说不喜欢吃啥菜也不会让人觉得丢脸。比如说，天知道我给客人推荐过多少次猴脑了，可从没有人真正点过那道菜。我一点也不怪他们。因为那道菜实在是太残忍了，要砸开猴子的天灵盖，猴子会一直挣扎个不停……” “还是说说乔春燕吧，”佩琴打断了她的话，“她出事的那天晚上你和她在一起吗？” “没有。她当时应该过来的，可是她一直没出现。” “那她会不会是去了别的什么饭店呢？” “不，我觉得不会，”阿容答道，“三陪小姐这行竞争也很激烈，多数人都是约好了去某家特定饭店干活儿。说实话，我偶尔就负责组织这个。这里头水很深，小姐们要与饭店经理和服务员们分成，还要打点工商局、给黑道交保护费。有时还要孝敬警察，否则就会被找麻烦。如果随便自己找地方干活儿，就算不被别的小姐骂走，也会被人家店里的服务员和黑道打手轰出去的。而且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 “就是说，你觉得她不是在干活儿的时候碰到凶手的？” “至少不是在我们饭店碰到的。” “还有个问题。阿容，乔春燕有男朋友吗？” “没有，这一行的姑娘很少有能正经谈场恋爱的。你想啊，哪个男人能接受这个？想交男朋友就得隐瞒自己的职业，这样遮遮掩掩怎么能长得了。一旦男方发现真相，一切就都结束了。男人的自尊受不了这种伤害。”阿容苦笑着说。 “她跟你说过未来的计划吗？” “她说过想攒钱开个鲜花店，不想一直当陪酒小姐。”阿容想了想，补充道，“在开起花店之前，她说她不想考虑别的。” “那你怎么看她被杀这件事？”佩琴问道。 “也许凶手来饭店找她陪过酒，要到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过了几天约她出去吧。不过，也有可能她与凶手遭遇的方式与陪酒啥的没关系呢。” “嗯，你说得有道理。” “佩琴，你不会是警察吧？”阿容忽然这样问道，看上去神情严肃。 “我怎么可能是警察！”佩琴答道，“我从云南插队回来就一直在四海饭店工作。我们饭店是国营的，一直亏损。我们大厨还说呢，应该与时俱进改革经营。你能给我们点建议吗？” 这话不假，阿容也许真的能帮到四海饭店。只是佩琴并不希望看到自己工作了多年的饭店也跟三陪小姐扯上关系。 “我跟你说啊，佩琴，”阿容说道，“乔春燕前阵子可能碰上什么事儿了。她死前三四天吧，有个家伙孤身一人去明河饭店，看起来不像是那种来买春的人。乔春燕去勾搭他来着，不过那晚倒没出什么事儿。” “那人长啥样？” “他不像是那种暴发户，要不我也记不住。怎么说呢，他看上去像个绅士，中等个头。哦，对了，好像还戴了一副茶色眼镜。不过不是那种太阳镜。反正很少有人会在大冬天戴那么个眼镜。”阿容比画着。 “事后乔春燕跟你说什么了吗？” “没，她回来的时候都半夜了。那晚她陪了个老主顾。” “她平时用手机吗？” “据我所知她不用手机，她住处好像也没电话。我每次联系她，都要打电话给她三楼的邻居。那个电话号码很少有人知道。”说到这里，阿容笑了笑，“我想我该去梳妆打扮一下了，晚上还要工作呢。没准我就穿个红旗袍去，多性感啊。” 第十二章 清晨，一个硕大的包裹送到了陈超的家中。是局里发来的，里面装着许多报纸和近期的调查报告，以及于光明调查那位翁先生时录的磁带。 陈超本来打算今天看一些宋代和明代小说，看来计划又泡汤了。他只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开始阅读于光明提供的材料。 桌上的茶是昨晚上沏的，早就凉透了。一般人不喝隔夜茶，但陈超是个例外。 没过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包裹。这是从上海图书馆送来的，主要是一些心理学书籍。 陈超在大学时代就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文艺评论颇感兴趣。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发现自己依然能理解那些艰涩的心理学名词。比如说此刻映入脑海之中的“集体无意识”这个词。他忽然意识到，在之前读过的那些爱情故事中，结尾处之所以会出现那些让人不爽的转折，正是这个“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 或许在红色旗袍杀人案背后，也有它的影子吧。 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年间，人们都不愿承认心理疾病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只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就不会染上任何身心疾病。如果有人承认得了心理疾病，就得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心理学在当时被称为伪科学。在实践中也不存在心理分析，即便有心理医生，也没人会去看。因为，自己口中的心理问题，在旁人看来就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心理学才恢复了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得到重新发展。不过多数人对于心理疾病之类的话题，还是唯恐避之不及。 即便在公安局里，大家也大都觉得心理分析什么的就是旁门左道，不堪大用。于光明也是如此，他对心理学一向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这些洋玩意儿最多也就在撰写结案卷宗的时候能起点作用，在破案过程中是用不上的。 陈超开始认真地阅读他送来的调查报告。 于光明和廖国昌之间的合作并不愉快。除了两组人马素来不合之外，廖国昌对于光明专注于调查田陌的做法也并不赞同。他觉得自己的刑侦队已经把这方面的东西查个底儿掉了。在廖国昌看来，这凶手就是个疯子，随便选择袭击对象，如果纠结于为他的行为找出一个解释，那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但这就像是下围棋一般，经验老到的棋手会本能地抓住棋盘上的任何一个机会。即便是边路上几枚看似毫无意义的闲子，也可能成为扭转全局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于警官是一位直觉敏锐的围棋手。而这敏锐的直觉也总能让他在办案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次在宾馆与翁先生交谈之后，于光明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着他的调查。他查了翁先生可能去过的地方，包括机场。出入境日期上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却在翁先生的海关出入境申请表中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婚姻状况一栏上，明白地写着“已婚”。于是便有了他和翁先生的第二次谈话。 陈超把局里送来的磁带放进录音机，直接快进到文字记录中于光明问及翁先生与田陌关系的地方。 …… 翁：我第一次与田陌认识的时候，还没离婚，不过已经跟我老婆分居了。我当时等的就是一纸离婚判决书而已。田陌后来也知道了这一点。 于：她发现这一点之后生气了吗？ 翁：我估计她是生气了，不过她还是蛮大度的。 于：怎么讲？ 翁：我打算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如今中国市场发展得这么快，我认为凭借我的学识和能力，如果自己干的话，肯定比跟在那些美国二道贩子屁股后面混要好。所以我打算让田陌去美国，帮我照看生意什么的，我甚至想过把她父亲送进美国的敬老院赡养。不过她并不急着出国，她担心父亲适应不了美国的生活。其实，只要两个礼拜时间就能办完这些事。可能是她的命不好吧！ 于：你老说她命不好。举个例子说说吧，她怎么就命不好了？ 翁：那么多倒霉事儿都摊在她一个人身上，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更别说她父亲了…… 于：说到她父亲，那咱们就从田陌的童年开始说起吧。 翁：据说她父亲老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个造反派，应该不是啥好人。后来，在监狱里蹲了两三年，算是罪有应得。可他出狱之后厄运还是如影随形…… 于：这就叫因果报应吧。他邻居也这么说。 翁：报应？可能是吧。可当年那么多红卫兵和造反派，又有多少受到制裁了？反正我知道的只有这个老田。他离过婚、丢过工作、蹲过监狱，好不容易开了个饭店还闹到破产，最后瘫痪在床…… 于：哎，翁先生，等等。细节，说细节。 翁：“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老婆接到过匿名电话，说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乱搞。他们的婚姻就此结束。说实话，这老田的确算不上啥模范丈夫，可后来他那些风流韵事也没查到什么真凭实据啦。没人知道是谁打的那个匿名电话。后来，厂子里迫于上级的压力开除了老田，还把他送去法院判了刑。他老婆的事儿更悬，三十出头跟他离了婚，开始和别的男人约会，结果没过多久她跟人上床的照片就被公开了。那可是八十年代初啊，出了这种丑闻，她就自杀了。于是田陌搬回去和她父亲老田一起住。再后来老田借了一笔钱，开了个小饭馆。可没到一个月，就出了顾客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他们请了个律师，把老田告上法庭。最后老田赔钱赔到破产。 于：是很诡异，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会因为这种事上法院告状。 翁：你知道他怎么瘫痪的吗？ 于：因为中风吧？ 翁：饭店关门之后他感觉很失落，每天泡在麻将桌前跟人赌钱。后来被民警抓住，算是“二进宫”了。交了一大笔罚款，又被狠狠教育了一顿，回到家就中风了。 于：真是报应。现在说说为啥田陌命不好吧。 翁：她从小就没过几天好日子。虽然学习成绩很好，可在高考那天被一辆自行车撞了。其实当时她没受啥伤，可撞她那位非要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检查完，考试时间也错过了。 于：那属于交通事故，人家骑车的是对她负责。 翁：可能吧。可是她第一份工作又怎么说呢？ 于：工作怎么了？ 翁：当时她等不起来年再考了，于是就到一家保险公司当了个业务员。其实这工作不错，能拿到不少提成。毕竟当时保险还是新鲜事物。可她才干了三四个月，就有人给老板写匿名信告状，说她在跑业务的时候“乱搞男女关系”。她老板出于保护公司形象考虑，炒掉了她。 于：呃，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吧？ 翁：我以前也这么问过她。可是一个姑娘家有必要编这样的故事挤对自己吗？ 于：她自己对“命不好”这事儿怎么看？ 翁：她似乎一直无法走出这个阴影，后来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灾星了。她试着找其他工作，可是总找不到。直到最后才到了那家低档宾馆，干上了这辈子最后一份工作…… 于：她怎么想起来对你说起这些的？ 翁：她的自卑感很强。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的时候，当我谈到我俩的将来，她似乎都不敢相信自己转运了。如果不是那次电梯故障，她绝对不会跟我约会的。她有点迷信，觉得那次电梯故障是天意。你们也知道，她碰上的倒霉事儿太多了。 于：最后一个问题，你真的打算娶她吗？ 翁：我们算不上正式恋爱吧，不过我们觉得那是早晚的事儿——只要我离婚了…… 陈超很快听完了磁带，可他发现于光明几乎没发表什么评论。以往查案，那家伙有时是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次的书面记录里也没找到于光明的看法。 陈超站起身来，准备去煮一杯咖啡。这个早晨温度很低。窗外，一片枯叶从树上飘落，在风中飞舞。陈超想起，自己多年前读过的一部故事中也写到过这种情景。 他把煮好的咖啡放在床头柜上，拿着录音机重新躺到床上。 这会儿他脑海中浮现出于光明下围棋的样子——棋盘上黑白双方激战正酣，但局面尚不明朗——就像手头这件案子，至少现在还是如此，说不清道不明的。 说不清道不明。那个翁先生提到伴随田陌一生的“厄运”之时，也是这么说的。 老田算是罪有应得了，但“文化大革命”时大多数像老田这样的家伙依然逍遥法外。俗话说，杀鸡儆猴。估计老田就是那只“鸡”了，这也是他的命吧。 可田陌的事又怎么解释呢？高考那天被自行车撞上也许就是个交通事故。可后来那封匿名信就应该是恶意攻击了。当时她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谁会那么恨她？ 忽然，陈超的手机响了。 打电话来的是那位叫白云的姑娘。电话那头的她柔声说道：“一起去城隍庙市场吃顿饭吧，我知道你喜欢那儿的小笼包。” 这倒是个好主意，至少可以稍微轻松一下。再说，跟这丫头聊聊，对写论文和破案也会有些帮助。 没等他回话，白云就抢先说：“那儿有不少卖旗袍的时装店呢。虽说档次不算高吧，起码挺时髦的。还有卖复古款旗袍的呢。” 复古款旗袍？陈超一愣。 “那咱们一会儿就在南翔小笼包店见面啦！” 这可是为了查案，陈超自语道。虽说跟这丫头在一起挺不自在的，不过到时她也能充当一把时装顾问了。 为啥跟白云在一起就那么不自在呢？难道她是传说中的红颜祸水吗？自己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读了不少东西了，许多资料中倒是不乏类似描述。他曾经读过一份文学评论，文章作者认为崔莺莺之类的女子，就像现如今有些歌厅女服务员一样，出身不够清白。 还是换件衣服收拾一下抓紧出门吧，陈超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一副疲态。 二十分钟之后，陈超来到城隍庙市场，发现自己无意间走的还是以前常走的那条路。 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城隍庙本身没什么吸引力。在他们眼里城隍庙只是附近这座市场的名字而已。这是一个主要经营当地小吃和杂货的市场，每到庙会时节就到处是各种小摊。而陈超感兴趣的其实是那些小吃，像鸭血汤、小笼包、切糕、三鲜水饺、牛肉面、炸豆腐和酸辣粉什么的……好吃又不贵。在那个吃大锅饭的时代，大家都挣着很少的钱，吃着粗茶淡饭，但依然很快乐。 这里的一切都在发展。豫园附近也建起了高楼大厦。这园子本是古代的私人园林，完全按照中国南方古代艺术风格建造，到处是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陈超小时候常常跟随父母去豫园游玩。当时他觉得，去不了有天堂之称的苏杭，来这里体验一把也不错。 穿过豫园，就来到了九曲桥边。顾名思义，这座桥共有九道弯，曲折迂回。桥上站着一对老夫妻，正在向深不见底的池中撒着面包屑，看到陈超走上桥来，他们冲他点了点头。天气很冷，应该不会有鱼浮上来吃食吧，不过这对老人依然在等待。走下九曲桥，就到了著名的南翔小笼包店。 饭店一层的布局似乎跟过去有些不太一样了。顾客们排着长队等待进店，望眼欲穿地看着厨房的窗户。似乎永不停歇的厨房里，厨师们在长长的木质台桌边熟练地把蟹肉和猪肉馅儿混合在一起。陈超沿着旋转楼梯走上二楼，在这层就餐要花两倍的饭钱，但依然是人声鼎沸。于是他转身上到三楼，在这一层吃饭，一个包子要卖三个包子的价。这里的桌椅都是老式的，不过实际坐上去并不太舒服。这层的人终于少了点。陈超选了一个靠窗的席位坐下，在这个位置能看到不远处的湖水。 一位服务员走过来，为他倒了一杯茶。这时白云从楼梯间走了过来。她身材修长，穿一件白色的人造革风衣，脚上是一双高跟鞋。陈超接过她的风衣，发现她里面穿了一件改良款的露背旗袍，完美地勾勒出了她的曲线。圣人的一句话立刻浮现在陈超的脑海中——女为悦己者容。 “刚才你走过来的样子，还真挺像早晨天空中的白云呢。”陈超说着，点了四笼蟹肉小笼包。服务员写菜单的时候偷偷瞄了坐在旁边的白云一眼。 “陈大探长今天对我态度不错嘛。”白云看起来对他的赞美颇为受用。她把钱包拿出来放在桌上，那包的颜色倒是很配她身上这件旗袍。 “真是秀色可餐啊。”陈超笑道。 “你变浪漫了。”说着，白云变戏法似的拿出几个酒精棉球，把俩人的筷子一一擦过。这里是老上海饭店中仅有的几家不用消毒碗筷的店之一。 “准确点儿是怀旧。”陈超一边说一边用姜片蘸着醋。有个装醋的盘子边上破了个小口，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依稀回想起多年前和表兄裴山一起来这里用餐的情景。 七十年代早期，裴山成了第一批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中的一员。离开上海之前，他带着陈超来到这家小笼包店吃饭。那时这家店与其他饭店一样，只为“坚持艰苦朴素作风”的劳动人民服务。在当时那个年代，享用美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为了革命，大家都是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许多高档饭店因此关门了。南翔小笼包店由于价格低廉，是几家幸存的店面之一。当时一笼包子只要两毛四分钱，劳动人民吃得起。那个下午，裴山和陈超耐心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才吃上那顿包子。最后他们点了很多，一人四笼。看着那让人垂涎欲滴的包子，裴山感叹道：“啥时候我才能再回上海吃上这美味的包子呢？” 结果他再也没能回来。在那远离故土的山村里，精神失常的裴山跳进一口枯井了结了自己的性命。其实，即便他没有自杀，也可能会被饿死。 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陈超不打算对白云讲述这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悲惨故事，因为那和现如今的怀旧情绪并不搭调。新一代的年轻姑娘也许根本无法理解那些。 眼前的小笼包与当年的美味一脉相承，码在竹制的笼屉里，依然香气扑鼻。咬上一口，鲜美的汤汁四溢，真是一种享受。 “书上说，小笼包里的汤汁是猪肉冻和其他馅料混合而成。上屉一蒸，这些东西就化成美味的汤汁。不过吃的时候要小心，否则会被烫到的。” “这个你以前都说过啦。”白云边笑边小心翼翼地夹起一个包子。 “哦，我想起来了。当时在新世界你给我带过一袋这种包子。”陈超说道。 “能客串陈大探长的小秘，民女深感荣幸。”白云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帮我个忙吧，你不是有电脑吗，上网帮我查点东西好吗？” “没问题，需要的话我把顾太太的笔记本电脑拿给你都行。” “那倒不用，我平时也没什么时间，”陈超说道，“你可能也听说红旗袍杀人案了。帮我上网查查旗袍的事儿吧，查详细点，历史啊，发展过程啊，不同时期的款式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跟这种旗袍有关的信息，直接的间接的都要。不只是当下流行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的。” “没问题。不过你说的直接和间接是啥意思？”白云问道。 “怎么说呢，比如旗袍所占篇幅比较大的电影啊，书啊什么的。还有与旗袍有关的人啊，无论是做的还是穿的，还有评论之类的。当然，与红色旗袍有关的就更好了。”陈超顿了顿，继续说道，“那个，我还想请你帮我跑跑腿。” “乐意为陈大探长效劳！” “别怕花钱。我今年的办案经费还没用完呢。要是不抓紧用完，明年局里肯定给得就少了。” “就是说咱们的陈探长不打算辞职喽！” “这个……”话还没说完，陈超就不小心让汤汁烫了一下嘴，眼疾手快的白云马上递给他一张纸巾。陈超心想，当个队长也还不错，起码身边还有这么个知冷知热的“小秘”。 吃完饭之后，陈超正要掏钱结账，白云却在问服务员要发票。 “没事儿，这顿我埋单，不用再要发票去报销了。” “我知道你埋单啊，可咱这不是为国家好嘛。” 服务员递给她两张发票，一张五十元的，一张一百元的。 “政府税收上个月增加了两倍多呢。因为现在的发票可以刮奖。”说着，她拿出一枚硬币刮了发票的奖区，“看，我运气多好！” “咋了？”陈超问道。 “中了十块钱啊！” “这玩意儿还真新鲜。” “啥东西都不如钱好使。以前人们在饭店吃饭都不要发票，那些饭店老板们天天报亏损，逃了多少税啊。这下好了，有奖发票这么一弄，大家都开始要发票了。我听说有人还中过两万呢。”白云说道。 陈超也刮了一张发票，可惜啥也没中，不过他并不失望。此刻，白云的发丝正拂过他的脸颊。 他们离开饭店，去逛市场后面那些中式时装店。这里时常有外国游客，所以很多精明的生意人瞅准机会开起店来。许多店面的玻璃橱窗里展示着各色旗袍。白云挽着陈超的胳膊走进一家店。 “你要查的那种旗袍太老式了，估计这儿是没有。那家伙肯定是个变态，他就是想拿那样的旗袍羞辱被害人吧。”白云四下打量着店里的衣服说道。 “你是指凶手？说说看。” “我看到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了。凶手要告诉别人的就是，受害者是他的性幻想对象。那么高级的旗袍，做工那么好，却非要撕烂开衩，不系扣子。” “你这话说得跟个警察似的。”陈超说道。如今城里所有人都想把这案子破了，但是很少有人像白云这样说到个点子上，“看来你对时装很懂啦。” “别忘了我也有几件旗袍啊。有时候我也会慌慌张张地穿上旗袍，可是从来都没撕破过开衩。”白云说道。 “凶手也许是在受害者死后给她穿上旗袍的，当时也许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了，不那么好穿吧。” “就算是那样，也不至于把旗袍撕得跟破布片儿一样啊。怎么穿也不至于撕成那样，”这时白云转过身对陈超说道，“要不咱们做个试验？就拿我试试。” “怎么做？”陈超一愣。 “很简单。”她从架子上拿起一件红色旗袍，一把拉起陈超就进了试衣间。关好门之后，她把旗袍递给陈超，说，“给我穿上，动作怎么粗暴怎么来。” 不到一分钟时间她就脱掉了衣服，蹬掉了鞋子，只穿着白色的内裤和胸罩站在陈超面前。 这是为了工作，陈超在心里对自己说。他深呼吸了一下，开始笨手笨脚地为眼前这位漂亮姑娘穿旗袍。 白云模仿着受害者的样子，尽量保持全身僵硬的状态。虽然她脸上毫无表情，四肢收缩，仿佛死者一般，心中却升腾起一种暧昧的感觉。当陈超为她拉下裙摆的时候，她脸上闪过一丝绯红。 不管陈超怎么用蛮力撕扯，旗袍的开衩都没被撕坏。 这时他发现白云的嘴唇有点失去血色。试衣间没有暖气，穿这点衣服一直这样站着，换谁也吃不消。 不过白云的说法的确是对的，受害者身上的旗袍开衩部分肯定是被刻意弄坏的。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他坚持要为白云买下这件旗袍，说道：“就这么穿着吧，别脱了。你穿这件很漂亮。” “算了吧陈大探长，这是为了支持你的工作，”她掏出一个相机，对陈超说道，“来，帮我照张相。” 陈超牵着白云的手来到店门口。她穿上外套，拍了一张照片。 “谢谢你，”她依依不舍地说道，“我得回学校了。” 陈超决定独自步行回家，一个人稍微清静一下。 他的脑海之中一会儿是白云在试衣间穿着旗袍挣扎的样子，一会儿是她在歌厅包间里裸体陪客人唱歌的样子。两种画面交替出现，让他的思维有些混乱。 他对自己很失望。白云明明是在帮自己查案子，自己却总觉得她是个歌厅小姐，甚至还猜想着她不穿衣服的样子。 关键是，自己居然还在为这种想法感到兴奋。 陈超想到了那些“红颜祸水”的故事。也许这就是“先入为主”的心态在作祟吧。他试着解读那些古典爱情故事时，曾经读过一篇后现代主义评论，其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也许是那些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 第十三章 星期五清晨，人们发现了第三具身穿红色旗袍的女尸。 这次抛尸地点又是一处公共场所——外滩的一片树丛，靠近九江路和中山路的交会处。 发现尸体的是退休老教师南华，当时他正要去那个路口附近一个叫太极角的小广场，走上石阶的时候，他看到了被弃于路边的尸体。死者一半身体被树丛遮挡，另一半露在外面。听到南华老师的大声喊叫，周围晨练的人们都围了过来。附近各种媒体和报社的记者们蜂拥而至。他们从各个角度拍了照片之后，才想起来要报警。 于光明带人赶到之时，现场看上去混乱嘈杂如早市一般，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看法，像是在市场上讨价还价。 这里不仅是整晚车来车往的繁华之所，更是警方重点布控、附近居委会加强巡逻的“敏感地区”。凶手弃尸此处明显是在向警方炫耀，其挑衅意味远超之前两次。 这次，凶手应该是在开着的车上匆忙丢出尸体的。在这个地方，他无法像之前那样为尸体摆出个造型。这点从第三具女尸与之前两具完全不同的姿势上就能看出来。 死者仰面朝天，一只胳膊甩到头顶上，身穿与之前两名受害人一样的红色旗袍，开衩被撕破，未系扣子。左腿自膝盖向上弯着，露出大腿和阴毛。她看起来二十出头，脸上化着浓妆。 “这个狗娘养的！”于光明望着女尸，一边咬牙切齿地咒骂着凶手，一边戴上手套。 与前两名死者一样，这个姑娘也是窒息而死。从指甲颜色上看，于光明判断她的死亡时间应该在三四个小时之前。死者身上只穿了一件旗袍。没有皮外伤，没有性侵犯迹象。生殖器内外、股沟和阴毛等处未检出精液痕迹。指甲缝里未检出血液、泥土和皮屑。四肢皆没有抓咬伤痕。 警方正忙于在案发现场收集任何一处可能被遗忘的细节，诸如烟蒂、纽扣、废纸等。不过现场早就被破坏了，于光明估计手下们也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忽然，他在死者左脚底部发现一丝淡色的纤维。这或许是她生前所穿的袜子留下的痕迹，也可能是她赤脚在某处行走时沾上的。他将这条纤维小心取下，装进证物袋中。 之后，他站起身。伴着凄厉的呼啸，从河边吹来一阵刺骨的寒风。不远处海关大厦顶楼的大钟开始报时。光阴荏苒，这段旋律却从未变换，然而此刻它伴着天空中的阴霾，似乎更像是在为这位死于非命的年轻姑娘送葬。 于光明意识到自己应该马上回局里。于是他命令手下继续在现场调查，自己一个人离开了。 寒风中的公安局大楼似乎也在瑟瑟发抖。返聘回来的门卫老梁，被冻得像霜打的茄子，哆嗦着对于光明点了点头。 市政府、媒体、社会大众……电话正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般打到局里。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连环杀手在向警方挑战的事情。 这样的事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两次，而且很可能将继续发生。这给警方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连续三周都有人遇害，而警方对案件的调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估计下个星期还会有人遇害。 于光明的同僚们都已经被紧急派出去，他们要对每一处可能的角落进行排查。技术部门正在复查案发现场的情况。局里设了一部临时热线，以便市民提供线索。所有配备了对讲机的警车都在街头巡逻。 于光明掐掉了手上的烟蒂，从早晨到现在他已经抽了四根烟。这时廖国昌拿着初步法医报告走进办公室。报告证实死者的确死于窒息，女士身上的尸斑与僵硬情况证明其死亡时间与于光明推断一致。与第二名死者类似，没有迹象证明第三名死者死前有过性行为。 由于之前的第二名死者是三陪女，廖国昌表示他们正试着以排查色情从业者的方式调查死者身份。这与他的新推断一致。于光明也表示赞同。 上午十一点，死者身份被查清。果然，死者是一名陪唱小姐，叫汤秀眉，在一家歌厅上班，歌厅老板从照片上认出了她。 廖国昌颇感得意地挥了挥手上的照片，对于光明说：“你看，我之前说啥来着！” 陪唱小姐在歌厅包间里干的那点买卖，其实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如果大款喜欢她们，那么她们的服务可就不仅限于陪唱了，还有所谓的“出台”。对于这些，歌厅通常都不会阻止。跟汤秀眉一起干活的小姐们都说那晚她没来歌厅。不过因为她以前也经常这样，大家就没当回事。 据歌厅经理说，事发之前两个晚上汤秀眉都没来上班。至于她究竟去干什么了，歌厅就管不着了。经理和其他小姐们的描述，排除了死者在歌厅遇到凶手的可能性。 警方对汤秀眉常客的调查也是无功而返。经常点她陪唱的几位顾客，那晚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而她陪过的其他人都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于光明联系了死者以前居住社区的居委会。接电话的是刘云飞主任，也是汤秀眉同楼的邻居。 “对那样的丫头我还能说啥？从头到脚都散发着铜臭味。她有句口头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所以她就去歌厅混了呗，指望能傍个大款什么的。”刘主任不屑地说。 “最近几天您发现她有什么可疑之处吗？”于光明问道。 “她基本不跟邻居们打交道。就算她自己不害臊，我们也都为她臊得慌啊。” “邻居们周四那天发现她有啥不对吗？” “哦，和她住一层的熊婶说，那天那丫头走得挺早的，大概下午三点钟就出门了。一般她晚饭前是不出门的，那是她的习惯。当然，我们怎么搞得清她啥时候出去卖啊，您说是吧。”刘主任说道。 “那就是说她平时白天一整天都待在家里？” “也不一定，她可能也去干些别的事。不过如果是去歌厅上班，肯定打扮得花枝招展才出门呢，又是丝袜又是高跟鞋什么的。所以我们都看得出来。” “能麻烦您写一份书面材料给我吗？”于光明说道，“内容包括您和其他邻居所知的，关于这个汤秀眉的。” 随后于光明又给汤秀眉的邻居和同事们打了好几个电话，可忙了一个多小时也没问出啥新鲜东西。那些人告诉他的也还是刘主任之前说的那些。 没过多久，刘主任传真发来一份三页纸的书面材料。篇幅虽然很短，但细节还算详细。 汤秀眉的母亲在她很小时就去世了，后来，父亲又下岗了，她高中没毕业就去当了歌厅小姐。他父亲没脸继续住在弄堂里，就搬回苏北老家去了。从那之后她独自居住，偶尔带男人回来。居委会对此了如指掌，但毕竟时代变了，居委会干部们也不方便直接干涉。好在多数嫖客都愿意去酒店开房，因此弄堂里还稍微能消停些。 她家里没有电话，她也没有手机，这两样东西对她来说实在太奢侈，偶尔她会用弄堂口的公用电话。不过她有个汉显的呼机，所以传呼就是她平时的主要联系方式。 于光明找到传呼台了解情况，对方很快答复了。星期四晚上并没有人呼过汤秀眉。 他刚读完这些材料就接到局领导的通知，要他去参加紧急会议。 “看看！报纸头版头条！‘城市陷入危机’！”说这话的是李书记，此刻他面色铁青，几乎是在叫喊，“咱们公安局都成笑柄了！” 于光明和廖国昌都没做声。报纸上这个头条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不过局里现在倒是真的有些危机了。 “第三个！外滩！”李书记继续嚷着，“你们到底查到线索没？” 于廖二人都在闷头吸烟，整个办公室烟雾弥漫。站在一旁的晓红看上去脸色不太好，一手捂着鼻子，生怕被烟气呛到。 这时廖国昌开了腔：“调查得换个方向了。三名死者中有两名从事色情行业，第二、三名死者工作地点一个是饭店一个是歌厅，都很容易被人约出去。这些女孩儿的家人一般不知道她们的所作所为，所以关于她们失踪的线索很难查到。何况如果这种女孩儿跟客人出台，都会找个隐蔽所在。估计直到最后她才会发现自己处境不妙。” “那田陌的情况又怎么解释呢？”于光明问道。 “她在宾馆工作，也很容易被人约出去啊，事实上她那个男朋友不也是那么约她出去的吗。这就是我说要改变调查方向的原因。”廖国昌说道。 “你的理由是什么？”李书记问道。 “凶手的行为本身就是证据。他讨厌那种女孩儿。或许他曾经因为风尘女子吃过亏，比如染上过性病什么的。所以他要报复。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脱光死者的衣服却不和她们发生性关系。” “那红旗袍又怎么解释？”李书记又问。 “可能当时让他得性病的女子就是这么打扮的吧。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象征。”廖国昌答道。 “也许还有别的可能吧？也许是他爱上了一个女人，那女人却离他而去。在他眼里这样的女人跟婊子也差不多吧。”于光明说道。 “不过廖队长的说法可以解释凶手对抛尸地点的选择啊，”晓红插话道，“他意思是抗议如今盛行的色情业吧。他的抨击对象不仅是风尘女子，估计还有默许纵容这一切的政府部门呢。” “晓红！别把政府扯进来！”李书记似乎对晓红的话感到不悦，“别管凶手到底是为了啥杀人，他肯定还会接着干的。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何阻止他。” 众人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再找个目标对凶手来说易如反掌，而彻底取缔这一行业又不现实，办公室里几个人都深知这一点。 “我建议从医院查起，”这回又是廖国昌首先打破了沉默，“医院里总有性病患者的病历吧。” “那得查多久？没准你还没查完他就又杀一个。廖队长，我们可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再说，就算你的方向是正确的，难道凶手就不能找那些小诊所秘密治疗吗？”李书记表示质疑。 “大多数性变态杀手都是阳痿患者，”于光明说道，“按照陈队长的说法，这些杀手都是通过杀人获取精神快感。所以说‘凶手得过性病’的说法可能站不住脚。” “廖队这总算是个思路吧，”晓红的态度很坚决，“三名死者之中有两名涉足色情业，这起码是个线索。通常情况下，特定类型的受害者在凶手的性幻想中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别管他是被风尘女子伤过也好，没伤过也罢，至少证明他对她们怀恨在心。”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干？”李书记问晓红。 “我的看法是基于廖队的判断。如果凶手还要杀人，那目标估计还是风尘女子，咱们不妨设个诱饵引他上钩。” “这城里歌厅夜总会饭店什么的多了去了，咱们怎么能知道他下一次在哪儿下手？”于光明问道。 “我觉得他不会重复自己之前的行动。”晓红看上去胸有成竹。 “说说看。”李书记似乎颇有兴趣。 “除了田陌之外，其他两名死者一个是陪酒的一个是陪唱的。按理说接下来他的目标应该就是陪跳舞的了。人嘛，都有思维定式。估计凶手就是游走于这个城市的风月场所，随机寻找目标。就像刚才说的，那些女人很容易被约出来。何况这凶手挺怪的，既然红旗袍是一种象征的话，那么陪吃陪唱陪跳舞的三陪职业估计也是一种象征了。所以说他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个陪舞小姐，这样才算完满。” “你这样引他上钩跟守株待兔有啥区别，”于光明说道，“再说这凶手可比兔子危险多了。我之前也和陈超谈过，他觉得这样的疯子可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可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晓红态度颇有些强硬地反驳道，“还有你们那陈大探长，他有啥好招儿没？” “咱们局里可供不起陈大探长那尊真神啊。”廖国昌也借机讥讽道。 于光明被这二人的一唱一和戗得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看起来没人再提什么反对意见，大概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李书记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晓红打算下午找个舞厅去卧底。 散会之后，于光明觉得自己有必要马上联系一下陈超。报纸上都说“城市陷入危机”了，他不信陈超还有心情埋头苦读圣贤书。 提起电话听筒，他已经想到如何调动陈超的兴趣了。 “头儿，咱俩得谈谈。一会儿外滩公园见吧。” “外滩公园？”陈超显得有些蒙。 “今天早晨在外滩又发现一具穿着红旗袍的女尸，靠近太极角。” “你说什么，外滩？第三具尸体是在外滩发现的？”陈超明显提高了音量。 “报纸上都登了啊。估计这会儿都有读者写信给报社问‘咱们的神探去哪儿了？’” “别说了老于，我马上到！” 第十四章 二十分钟后，于光明再次来到外滩。 四下打量了一圈后，他选了一张面向公园的绿色长椅坐了下来。从这里他可以清楚地俯视案发现场的灌木丛，周围依然有很多人在围观。那处灌木丛看上去就像发现田陌尸体的那处花坛，也许是巧合吧。他不相信凶手会按照这样的标准选择弃尸地点。 中山路附近是交通要道，所以说封锁现场是不现实的。如果现场被黄色隔离带围起来，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围观群众。事实上封锁也没什么价值，因为现场早就被破坏了。 没过多久，于光明就看到远处陈超穿过人群走上台阶。陈超个子很高，穿着风衣夹着皮包在人群中很显眼，一副镶边茶色眼镜，显得他天庭更加饱满。穿成这样估计是不想让别人认出他吧，毕竟案发现场还聚集着一些记者。直到走上平台来陈超才摘下眼镜，这时他看到坐在不远处长椅上的于光明，便走了过去，坐在旁边。 “你对这次的案发现场怎么看？”于光明问道。 “凶手这么干明显是在挑衅啊。有线索了吗？”陈超答道。 “没。跟之前那两处一样，现场早被破坏了，提取不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 “死者身上没有被性侵犯的痕迹？” “没，至少我没发现。不过她也是穿了一件红旗袍，没穿内衣。” “死者身份查清了吗？” “这一次查死者身份倒是蛮快的。歌厅里的陪唱小姐。”于光明觉得自己不必说得太多。 “又是个风尘女子啊。” “是的，老廖打算朝这个方向调查。他觉得自己分析出凶手的动机了。在他看来，凶手一定是对风尘女子恨之入骨。这一点倒是有些符合你认为凶手有精神疾病和红旗袍意义的分析。” “红旗袍肯定有特殊含义，这点毫无疑问。对受害者心理的分析，或者说对受害者与凶手之间关系的分析也是有价值的。但是第一个受害者田陌并不符合后面两名死者的特征。” “这一点我也提过了。” “我暂时也想不明白，”说着，陈超站起身来，看了一眼不远处案发现场的树丛，“明知这里通宵都车流不息，还敢冒险把尸体扔在这儿，这家伙也太从容了。” “我想他太过自负了。这么做是为了表达他对警方的蔑视和羞辱吧。就像你说过的，连环杀手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犯罪方式，比如把尸体扔在公共场所什么的。疯子嘛，干的肯定都是疯事儿。” “老于，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凶手这么做不是因为自负，而是出于绝望。”陈超若有所思地说道。 “什么意思？” “他也许得了一种绝症。这样的人为了结束自己痛苦，啥事儿都干得出来。算是一种死亡冲动吧。”陈超似乎不想再解释这些了，于是他问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干？” “晓红打算装成舞女去卧底。” “如果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这么做应该是个好主意。但只差一个星期不一定能查出什么。这取决于她所处的环境。另外，卧底也是有风险的。” “是啊，我也这么说。可是这小警花有点年轻气盛啊。” “如果她坚持要去卧底，那就向局里申请，在暗处保护她。随时与她保持联系。” “我会跟老廖说的。” “还有，她去卧底的事要严格保密。” “对局里人也保密吗？” “对你那些手下不用，但对旁人一定要严格保密。没准儿凶手很有背景呢，”陈超皱了皱眉，“你就拿他昨晚选在外滩抛尸来看，他可能已经听说了让居委会参与巡逻的事儿。外滩这边恰好是此类巡逻覆盖不到的地方。中山路附近多是政府大楼和商业建筑，附近没有什么社区和居委会，而仅靠民警巡逻很难完全覆盖这一带。” “也许只是巧合呢？” “也许李书记这次蒙到点子上了，凶手这次选在外滩抛尸，的确会引起一些政治反响。不过我怀疑他的目的更像是在号召人们抵制三陪小姐。当然，他这是一种奇怪的暗示，充满了矛盾。而这些矛盾对我们来说或许是线索，就像精神病患者的症状之于精神分析师一样。正巧，我的文学论文里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陈超说道。 “是吗！那你的论文肯定挺有意思的。可是，本案的矛盾又在哪儿呢？” “说来话长，从我的论文开始给你讲起吧，”陈超说道，“我读了不少古典爱情故事。可故事中有些前后矛盾的叙述，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想到，红旗袍杀人案里的一些东西也是这样。” “别卖关子，快说快说！”于光明显得很急切，在这方面，他和他那个书卷气十足的上司陈超简直是一副德行。手头这个案子都有三个受害者了，他们的陈大探长居然在这儿谈论起学术问题来了。 “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有的患者也许会被他自己都理解不了的问题或者矛盾困扰，而精神分析师需要帮助他们找出潜意识里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在。我试着分析过本案中的矛盾，特别是红色旗袍的问题。于是，我列了个表。” “之前我列了个表，这会儿你也列了个表。”于光明笑道。 陈超却自顾自地继续说着：“首先是高档旗袍和死者淫秽姿态之间的矛盾。” “刚才开会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也许凶犯曾经被穿这种旗袍的女子伤害过，按照老廖的说法，可能还是个风尘女子。” “那就会引出一个他那种理论解释不了的矛盾了。死者身上旗袍的款式，对于三陪小姐来说实在是太保守、太古老了。按沈文昌老先生的说法，死者身上的旗袍至少是十多年前制作的，款式则是更早时候的。当时可没有色情业，更没有三陪小姐。”陈超说道。 “是啊，那时候是没有啊。”于光明点了点头。 “再看看那旗袍的细节，三陪小姐穿得起那么精致高档的旗袍吗？那可是名贵面料手工精制的。” “是的，我记得沈先生就是这么说的。” “再说旗袍的开衩部分。白云帮我做了个试验。” “哈，她都成你的助手了，”于光明想到佩琴之前说的陈超与白云的事，“啥试验？” “她对旗袍懂得比我多。她帮我证明了，无论多么暴力地穿旗袍开衩都不可能在无意中被轻易撕破。换句话说，凶手是故意弄坏开衩部分的。死者未遭受性侵犯，身上也没有检出精液痕迹，那为什么凶手要把她们摆成那种样子？其中肯定有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凶手这么干并不是为了误导我们，而是出于一种只有他自己才理解的动机？” “估计他自己都不理解。他这么干更像是一种仪式。也许在他看来，只有让死者穿上红旗袍、撕破开衩、不系扣子、光着脚，还要摆出淫秽的姿势，才算完成这个仪式。对他来说，这么做只有一小部分动机源自生理需要，更多原因是要在变态性心理驱使下完成这种仪式性的行动。那些古典浪漫爱情故事里的矛盾至少作者自己是懂得的，而本案的凶手，或许自己都不理解自己行为中的这些矛盾之处。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于光明重复道。这时他看到不远处的案发现场又围上来一群人，附近还停了一辆电视台的报道车，甚至造成了暂时性的交通阻塞。“我没学过心理学，不过我知道，找心理医生看病，至少要坐下来和他谈谈。可这个案子，咱们连凶手的身份都还没查到什么线索，怎么分析啊？” 上次于光明就提到过这个问题，那时陈超也没办法回答。 “那就分析这些矛盾吧。没准儿也能查到些什么呢。”陈超这次似乎有了新的思路。 “是吗？！”于光明很惊讶。 “首先，旗袍的面料估计是六十年代的。应该是六十年代早期，因为‘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按照沈文昌的观点，这应该是年龄在三十岁的已婚少妇所穿着的保守款式旗袍。如果当初穿着这种旗袍的妇人现在还健在，那她应该有六七十岁了。” “你的意思是查三十年前穿过这样旗袍的人？” “老廖没想到过当年有人也穿过这旗袍吗？对我来说，当年穿这旗袍的人女人跟本案中那些死者差不多，只是处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状态罢了。按照这一思路，应该可以找到一个跟当年那个女人相关的男人。如果他与那女人同岁，那么如今他也应该六七十岁了。” “哦？”于光明更糊涂了，“你怎么会想到这些的？” “想想看啊，三个星期杀了三个人，分别抛尸在三处公共场所。这是老年人能完成的吗？刚才我在那边的案发现场看了一会儿。那儿可是车流不息的，一辆汽车想要先减速抛尸然后再加速走人是不可能的，后面的汽车肯定会拼命按喇叭。所以说如果他在开车过程中抛尸，即便在夜间，也难免会被后面车辆的司机看到。他肯定开车在附近转了好久，才瞅准机会抛尸的。” “没错，想要这么抛尸，肯定得反应迅速而且身手敏捷。” “所以说凶手最多是个中年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与当年那个穿旗袍的女人相关的就只有一个人了。而当年他只是个小男孩儿。” “没道理啊。” “所以这就是另一处矛盾所在。不过，在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恋母情结’。”陈超说道。 “恋……恋母情结？”于光明一脸茫然。 “儿子潜意识里对母亲的一种性冲动。” “什么？凭这个我们能找到一个长大之后变成变态杀人狂的小男孩儿？这回我可是彻底晕了。”于光明话音里略微带着些讥讽。 “其实我也觉得这不太可能。”陈超似乎丝毫未受于光明那句话的影响，继续说道，“但是按照这一思路看，凶手很可能是个中年男人。他的童年时代应该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度过的，遭受过心灵创伤。他或许对当年穿着那种旗袍的女人有一种矛盾心理。” “这不扯吗。你的意思是说二十年之后他的恋母情结突然爆发，把他变成了变态杀人狂吗？” “老于，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这可以解释本案一些矛盾之处。”陈超说道。 于光明为自己刚才对上司的讥讽感到懊悔。至少陈超为了案子已经费尽心力，只是他那些关于心理学的分析太过学院派了。 “哦，对了，局里某些人对你这时候休假有些看法。”于光明转移了话题。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你就跟他们说我忙着写论文呢。”陈超对此不以为然。 “可就连我爸都说你应该把论文的事暂时放一放。” “我本来就打算把论文先放一放。不过这没必要告诉别人。” 这时一对年轻情侣走了过来，四处张望了一会儿之后，他们坐到了两位警官身边。在外滩，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城市里现在有越来越多适合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地方，但外滩依然是他们的首选。望着远处海面上行驶的各色船只，还有那些殖民时期精致的西式建筑，多么浪漫啊。再说这里还是免费开放的，情侣们可以随意坐在长椅上聊天。只是他们这么坐在旁边，于光明和陈超就没法再继续谈论案情了。 “你会按照你这个思路查下去吗？”于光明站起身，问道。 “那只是书上的思路，其实也许你对田陌被杀原因的追查才是正确的方向。不过我觉得咱们的调查应该更多从历史层面入手。” 于光明不知道对本案的调查能追溯到多少年前的历史。谁也说不准陈超还会想出什么花样。 第十五章 星期二早晨。 陈超从床上艰难地爬起来，依然疲惫不堪。昨晚没睡好，此刻头又开始疼了。陈超皱了皱眉头，揉了揉太阳穴。 上个周末他一直在忙红旗袍杀人案的事，取得了一些进展。 他给美国的一位朋友打了个电话，拜托她帮助调查田陌的男朋友也就是那个翁先生的背景。对方利用自己的关系很快发回了相关信息。翁先生对于光明所说的基本属实。他的确曾在美国一家公司担任买方代表。他和他老婆的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不出意外的话一两个月之内他们就可以离婚了。他老婆也盼着这一天，因为她也找了别的男人。 陈超还联系了一位市政府干部老熊。正是他向工厂揭发了老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老熊说，当时他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收到了一封揭露老田罪行的匿名信。因为老熊当时是主管领导，他的指示下级都会照办。于是老田的好日子就过到头了。匿名信这事儿干得很漂亮，既不会引起怀疑，又能借刀杀人。老熊也不知道是谁写了那封信。 陈超还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早期对于旗袍的批判。像佩琴一样，他也想到了当初王光美身穿旗袍遭受批斗的情景。他让白云帮忙在网上查了查，发现还有很多人有过这样的遭遇。通过白云，他还认识了杨阿姨，她是一位电影演员，当年也曾身穿旗袍被人批斗。不过据杨阿姨回忆，她被批斗的时候并不是光着脚的，而是被迫穿了一双象征“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破鞋；而且她旗袍的开衩是被红卫兵们用剪刀剪破的，直到她腰的位置，露出内裤。这些都与本案死者身上旗袍的情况不同。本案中的旗袍开衩部分似乎是被用力撕开的。陈超当时就联系了于光明，证实了他的想法。田陌身上的旗袍可能是凶手在盛怒之下撕破的，而另外两名死者的旗袍被撕破，很可能是凶手为了使所有受害人看起来都差不多而故意弄的。不论如何解释，这些都与性暴力有关。这一点是错不了的。 星期一的时候陈超约谈了律师丁家山，他曾是当年老田饭店食物中毒案中那些食客们的代理律师。按照丁家山的说法，那个案子有一些疑点，一般律师都不愿意接。而且食客们能从老田那里得到的全部赔偿也不够支付律师费的，可看起来他们却铁了心一定要打那场官司。似乎事先早有准备，食客们把饭店收据、医院病历什么的都拿出来了，给人一种铁证如山的感觉。于是，丁律师代表他们联系了工商局，狠狠罚了老田一笔，并强制关闭了他的饭店。食客们似乎对这初步胜利感到满意。但当几天之后丁律师试图联系他们以确定下一步行动的时候，他们却不约而同地拒绝接听电话。丁律师甚至怀疑这些家伙们留下的是不是真实姓名。 这些进一步证明了，有人在老田背后算计他。但是这与红旗袍杀人案之间并不构成必然联系。 与此同时，陈超阅读了于光明和晓红送来的文字材料。周末晓红并没打电话过来，估计正忙着卧底的事。 对于本案中的那些矛盾，陈超也颇费了些心力。只可惜，隐藏在那些矛盾背后的却是更多的矛盾。 时间到了星期二，陈超又一次发现，尽管他已经全力以赴集中精力查案，但还是与同事们一样，无法取得更大进展。 正当他无可奈何地要再去煮一杯咖啡的时候，卞教授打来电话，询问他的论文进度。 “我一直在写。”陈超撒了个小谎。 “你觉得自己能跟别人一样按时交上论文吗？你之前可是保证过的。”卞教授似乎有些不放心。 “没问题，我肯定能按时交上。” 挂断电话之后，陈超感觉有些头大。一直以来，做什么事他都喜欢给自己定期限。因为他工作的时候需要压力，比如说翻译诗歌和侦探小说什么的。而这一次情况不同。他现在压力已经够大了，案子调查毫无头绪，甚至短期内都无法取得突破。所以他决定还是先尽力完成论文。以前，一件事情搁置一段时间之后，他总能有新的想法。也许这就是潜意识和灵感的作用吧。 不过在家里是没办法集中精神了。电话一个劲儿地打来，又不能就此拔掉电话线。他家的电话好像突然很多人都知道了，包括一些媒体的人。即便在图书馆里，也会有人认出他来，向他打听红旗袍案的事。昨天晚上甚至有个《文汇报》女记者跑来敲他家的门，带来一包烤肉和一瓶黄酒，想借吃饭之际跟他讨论案情——就像那些古典浪漫爱情故事里泼辣的女主角一般。 于是陈超决定去四川路的星巴克咖啡厅躲清静。 近年来城里冒出来无数的星巴克、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些咖啡厅被看做精英阶层的休闲胜地，环境雅致安静。在咖啡厅里没人认得出他，他可以花一上午时间不受打扰地专心写论文。 陈超选了一个靠角落的座位坐了下来，从包里掏出几本书。他一共带来五六本著作，不过估计两三本就够用了。其中一本是《碾玉观音》。此书原本是宋代说书人用的话本，当年的人们在闹市嗑着瓜子玩着麻将，听说书人绘声绘色地讲着这些故事。 喝着咖啡，陈超开始读这本书。书中讲到，临安美女秀秀被卖给咸安郡王当绣女。郡王家有一个名叫崔宁的年轻玉匠，因能雕刻精美的玉观音而深受宠信。郡王许诺将来将秀秀许配给崔宁，而秀秀却不想这样等下去，于是诱使崔宁与她做了夫妻。当夜，郡王府失火，他们逃出王府，去了潭州，在那里成了家。一年后，他们突然撞见了郡王府里的郭排军。郭排军回到郡王府后，向郡王汇报了两个逃亡者的下落，郡王命他将俩人押解回府发落。押回后，两个人被分别处罚，崔宁被发配建康，途中碰到秀秀，秀秀说她在后花园被杖责完之后释放。于是，赶来随他去建康。两人在那里住下。直到有一日那个玉观音坏了，崔宁被召回京城修理，在那儿崔宁夫妇又遇到了郭排军。郭排军又把此事告诉郡王，郡王听后颇为疑惑，命他将秀秀请来，当秀秀的轿子被抬进王府后，却发现里边空无一人。郭排军因谎报被杖责。而此时，崔宁才得知秀秀早就被打死在后花园，一直以来跟他生活的是个鬼，回到家中，崔宁恳求秀秀放他一条生路。可秀秀却强行把崔宁带去地府，二人做了一对鬼夫妻。 刚开始读故事，陈超就发现其中暗含着隐晦的指责。故事的副标题里甚至都带着几分批判——崔宁的生死诅咒。毫无疑问，这其中的诅咒指的就是秀秀，她在爱的名义下牢牢抓紧崔宁不让他离开。正因为她，崔宁在主人家丢了饭碗，在公堂上挨了大刑，最后送了小命。秀秀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她深爱着崔宁，两人度过了甜蜜时光，而最后她却亲手毁灭了崔宁。这样的情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屡见不鲜。爱与恨交织在一起。 按照这些，陈超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划入艳鬼故事那类。“艳”者，多情丽人也。所谓“艳鬼”即是化作女子身形的鬼怪。 在西方文学中也有一个专有名词——蛇蝎美人。 《碾玉观音》中的秀秀就是这么个“艳鬼”。陈超用铅笔在文章最后部分标出了这样一段： ……崔宁到家中，没情没绪，走进房中，只见浑家坐在床上。崔宁道：“告姐姐，饶我性命！” 秀秀道：“我因为你，被郡王打死了，埋在后花园里。却恨郭排军多口，今日已报了冤仇，郡王已将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罢起身，双手揪住崔宁，叫得一声，匹然倒地。 这时，咖啡厅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陈超回头一看，是一位姑娘的鞋子。她和一位小伙子接吻的时候头伸得太靠前，想伸出脚保持平衡，结果高跟鞋被刮掉了，飞到了墙角。 看来咖啡厅里也不清静。顾客络绎不绝，多是些时髦的、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有个小伙子在玩游戏，按键拍得噼啪作响，那声音就像聒噪的麻雀一般。还有人拿着手机旁若无人地打电话。 陈超又叫了一杯咖啡。 秀秀为什么一定要夺了崔宁的小命呢？陈超往回翻了几页，看到了这样一段描写： 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 陈超明白了，原来是秀秀在“勾引”崔宁啊。看来她早就算计好了，一步一步将崔宁诱入彀中。 虽说故事里还有一些疑点没有搞清，但陈超认定自己已经发现这故事与其他古典浪漫爱情故事的相似之处。现在他就此可以编出一篇论文了，尽管这并非他之前想要研究的主题。 喝干杯中的咖啡，陈超打开了手机。有好几条短信，其中一条是白云发来的。他首先给她拨了电话。白云像个警员一般向他报告，说在网上查资料几乎没有进展。但最后她像小秘一样提出了一个建议：“放松一下吧陈大探长，去夜总会玩一玩。你可以借此机会获得受害人生存状态的第一手资料，自己也能轻松一下。只要你愿意，我随时可以陪你。你心事太重，弦绷得太紧了，我都心疼了。” 这是不是白云对自己的暗示呢？陈超不确定。因为以前她当过歌厅服务员，应该很了解此类行业。这也许对查案有帮助。 “谢谢你，白云。这主意不错，我这几天就能写完论文，之后我会考虑的。” 随后他拨通了卞教授的号码。卞龙华恰好在家中，第一时间就接起了电话。 “陈队长，你的论文写得怎样了？”卞教授上来就问。 “我正在研究另外一部作品。您觉得三部作品够写一篇论文的吗？”陈超说道。 “足够了。” “这三部作品有一个相同的要素：都有与爱情主题相抵触的矛盾叙述，女主角都出人意料地变成了‘红颜祸水’。前后文的矛盾叙述都是通过一些细节转换的，比如一场疾病、一首诗或者随便的一个短语。细看下来，每篇作品开头都为其后文戏剧性的‘揭示’埋下了伏笔。” “思路不错，不过我觉得，你必须揭示出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卞教授说道。 “深层次原因？”陈超重复着卞教授的话。就像警察办案一般，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心理分析也是如此。世间万事皆有原因。“卞教授，您说得没错。” “那些故事是不同朝代的人所写，作者的社会背景也不同……” “您的意思是，不论那些作者是否知晓，他们的故事背后都有着一些穿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共性的东西。”陈超说道。 “你这么理解也没错。这些东西深植于中国文化之中，你研究起来可能不太轻松啊。” “我会考虑的。卞教授，非常感谢您。” 陈超顿感醍醐灌顶。挂断电话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这一思想曾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二十世纪初之前它的地位几乎从未受到过挑战。 可据陈超所知，孔圣人没说过什么关于爱情的话啊。 不过他仍然感到很兴奋，仿佛胜利近在眼前一般。他也借了一些儒学经典，只是一直没时间读。现在他终于快要完成论文了。刚想起一个思路，手机却又响了。打电话的是钟保国。 “我一个上午都在找你。”电话那头语气有些不悦。 “不好意思我忘了开手机了，房地产案有什么新情况吗？”陈超赶忙问道。 “从现在开始，案子必须在两周内审结。这是上边的决定。” “为什么这么着急？” “可能是怕夜长梦多吧。谁都不想让这个案子拖下去。彭良心已经抓了，还拖什么啊？人民终将看到党和政府站在他们这边。” “那好吧。”陈超应道。看来这又会是一个政治力量操纵审判结果的案件了，“那我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可是那个贾铭不依不饶的，他坚称彭良心不是唯一的幕后黑手，谁知道这个律师犯什么病呢。彭良心可能确实认识市政府里的某些人，可认识也不等于就是腐败啊。你查出他什么没有？” “没啥特别的。”陈超说道。这话不假，他最近一直忙着各种别的事，没时间查贾铭。不过也没人对他讲起过贾铭有什么问题。“我会继续调查的。” 陈超再次关掉了手机。之前关于论文的思路又被打断了。他又喝了一杯咖啡，但无济于事。 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感觉很累。 第十六章 第二天清晨，陈超很早便醒来，头痛欲裂。 他为自己煮了一壶咖啡，早餐喝了两杯——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吃。头痛依旧没有任何缓解。 无论是论文还是案子，他都没有灵感。 局里又送来一份特快专递，里面是晓红关于她假扮成陪舞小姐前去卧底的报告。 陈超又煮了一壶咖啡，就着咖啡囫囵吞了一把高丽参片，点燃一支香烟。可过了没多久，他就感到恶心，浑身发抖，冷汗直流。 他似乎一瞬间失去了理智，被一种无法自制的冲动掌控。他想要用力踢墙，尖声号叫，想要砸碎眼前的一切。 汗水很快湿透了他的衣服。他把手指伸进嘴里按住剧痛的牙齿，跌跌撞撞地跑去把房门反锁，然后吞下几片安眠药，一头扎在床上。 过了许久，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就像是一个瑟瑟发抖的稻草人。他感觉自己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当年艾略特因为精神问题在瑞士休养的时候也是如此吧。想到这里，陈超感到一丝恐惧。 如果这样的状况再发生一次该怎么办？好在这次他在家中，可谁也说不准下次再发生这样的状况时，他会身在何处。如果在公共场合发生这样疯狂的状况，对他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也许自己真的快变成艾略特诗中的“空心人”了吧。他翻遍药箱却一无所获。 大约九点，白云打来电话，向他报告网络调查的进展。而陈超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好好待着，我马上就到！”电话那头的白云听起来真的急了。 半个小时后，白云敲响了陈超的家门。不过令陈超感到惊讶的是，她是和顾先生一起来的。顾先生是白云之前的老板，新世界集团总裁，他手上提着一包滋补草药。 之前陈超与这位顾先生曾在一起凶杀案的调查过程中见过面。这位神通广大的企业家总自称是陈队长的哥们儿，因为与陈超保持好关系对他的生意大有裨益。不过他也用自己的方式帮过陈超的忙。 “陈队长，您真得休一次假了。去亭山湖度假村吧，今天就去，我来安排。”顾先生说道。他投资了不少房地产项目，包括这处位于上海和浙江交界处的度假村。 听起来不错。最近几天，陈超已经因为西九区房地产案和红旗袍案，被来自市政府和公安局里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更何况还要完成那篇解读古典爱情故事的论文。度个假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那就谢谢你了，顾先生。给您添麻烦了。”陈超说道。 “咱哥俩谁跟谁啊，陈队长您不必客气。我这就叫辆车来接您。”顾先生说道。 “我可以做你的保健护士。你真的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白云俏皮地一笑。 “谢谢你，白云。我还是想自己静一静。不过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会联系你的。” “所以陈队长要找你的时候你得随叫随到啊，白云。去之前跟我打个招呼。”顾先生对白云说。 白云曾经在顾先生的歌厅里当服务员，后来做了他的秘书。不过二人之间是正常的工作关系，顾先生从未提过非分要求。 很快，去度假村的事情就办好了。顾先生和白云离开之后，陈超开始收拾行李。为了尽快恢复状态，他决定在度假期间暂时把所有职责和烦恼抛到脑后。当然，如果状态好一些了，论文还是要抓紧完成的。所以他打算带上几本儒家经典，写论文时可以作为参考。他觉得这也许是自己换个活法的最后机会了。对他来说，接下来的这段日子可以安心地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 陈超往包里塞了一盒安眠药。他将药藏在白云刚拍的那张穿旗袍的照片后面。这样，当他偶尔拿药的时候就像是在看姑娘的照片，旁人会觉得很自然。不过陈超自己很清楚，真正让他心安的，并不是照片上白云的笑颜，而是照片后面的那盒药。 这次去度假，陈超不打算带手机，否则他的假期又会泡汤。这几天他打算忘记自己陈队长的身份。再说以他现在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也无法履行警官的职责。然而当顾先生派来接他的司机在楼下按喇叭的时候，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把装着案件资料的文件袋塞进了包里。 坐在舒适的奔驰车里，陈超借用司机的手机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接下来一段日子里不在城里。他的母亲一定是以为他又去办案了，所以就没问他要去哪里。随后陈超又把电话打给了白云，请她随时与自己的母亲保持联系。他特别叮嘱白云，不要将自己的行踪透露给任何人。 前方，流云正勾勒出远山的轮廓。 第十七章 当天傍晚，陈超抵达了度假村。 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错落有致的建筑群，包括一座主楼和数栋别墅客房，以及配套的游泳池、桑拿房、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这一切被环抱在山谷之中，映着不远处湖水泛出的粼粼波光。 因为他是顾先生的贵宾，所以度假村前台经理为他专门预留了一套别墅。但陈超觉得没必要，就换了一间主楼里的普通客房。前台经理递给他一沓招待券，说道：“您可以凭这些招待券享受服务以及用餐，不用花钱。今晚我们裴总经理将设一桌‘大补宴’款待您——不过请您放心，不是那种难吃的药膳，是很美味的宴席。” “大补宴？”陈超听糊涂了。 所谓大补宴，就是按照传统中医理论调配菜肴招待客人，以达成阴阳调和的目的。不过这玩意儿到底能有多大效用，陈超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估计这又是顾先生的主意。 客房包括一间起居室，一间卧室以及一间宽敞的衣帽间。陈超把包里的书拿出来，码放在靠窗的桌子上，像一座小山。他今天实在不想读书了。 他花了很长时间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热水澡，然后倒在沙发上自顾自地睡着了。 当他醒来之时已近晚饭时间。也许是因为安眠药的劲儿太大了，抑或是自己已经开始适应度假村的闲适生活。 餐厅位于度假村建筑群的东头。这是一座宏伟的中式建筑，中间是朱漆大门，左右各摆了一只金光闪闪的狮子。身穿红色马甲打着黑色领结的侍女站在门两侧向陈超鞠躬致意。一位领班引他穿越巨大的前厅，绕过一座毛玻璃屏风，来到一处包间。 裴总经理正在餐桌前等待陈超的到来。这是一位矮胖的男人，戴一副黑框眼镜，笑容可掬。包间里还有其他一些陪酒的人，包括之前见过的前台经理。见陈超走进包间，众人都做出一副热络的样子，似乎他们熟识已久。 “我们早就从顾先生那里听说过陈大师的大名。要达成您那样的成就一定很辛苦，所以我们觉得这桌大补宴也许能助您一臂之力。” 陈超很纳闷，自己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师”了。不过他还是要感谢顾先生没把自己的警察身份透露给别人，而且还这么费心。 侍者首先端上一盘名为“佛头”的菜。这菜看起来有点像颗人头。但它其实是用白瓜雕刻成型，裹上荷叶上屉蒸制而成的。 “这可是我们的特色菜。”裴经理满脸堆笑，示意侍者用竹刀将菜肴切开。 陈超眼看着侍者在那白花花的“骷髅”上切开一个口子，用筷子夹出“脑子”——有麻雀的脑子、鹌鹑的脑子，还有鸽子的脑子。 “一个脑壳里装这么多脑子哪！”一个陪酒的家伙说道。 “这不是佛头嘛，不足为奇。”陈超微笑着答道。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可非常补脑呢，对长期用脑的人特别好。”另一个陪酒的附和道。 “这么多鸟的脑子，真可谓阴阳调和的绝品啊。”各种称赞声不绝于耳。 吃啥补啥，陈超倒是曾听人说过这样的理论。他的母亲曾专门为他烹制猪脑，但眼前的这道菜明显要更费一番苦心。 接着被端上桌的是冰糖黄酒蒸甲鱼，葱姜丝和火腿片点缀其上，甚是好看。 “大伙儿都知道，甲鱼是补阴上品。可是市面上卖的那些甲鱼都是人工养殖的，用了太多的激素和抗生素。我们这个不一样，是直接从湖里钓的。”裴经理抿了一口酒，似乎是要刻意强调这甲鱼的天然性，“说到这个阴阳调理，人们都有些误解，天气一冷就总想吃些羊肉啊狗肉啊鹿肉啊，一点儿也不知道对症下药……” “我听说冬天吃那些能补阳气，不过对症不对症的我也不太懂……”陈超插话打断了裴经理这一番高论。 “有些人阳气盛，再吃羊肉狗肉什么的会有害处，在那种情况下，吃甲鱼最好了，可以调和阴阳，”裴经理更像是在借着酒劲发表学术报告，“还有一个误区，人们都觉得男女之事会损耗阴气，所以很危险。但是他们忘了一点，干体力活儿也损耗阴气呢。” “没错，这里面的道理多了。”陈超说道，他想到了自己在论文中分析过的消渴之症。 “我们这桌菜完美调和了阴阳，对二者都有好处。孔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啥意思？这当然与味觉享受无干了。对孔老夫子那样的圣人来说，这话里是有深意的。吃东西，补身体，这样才能给国家作出大贡献嘛。” 别管这位裴经理引述这些名言是不是单纯为了商业目的，起码孔圣人对当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是颇有影响的。 之后他一直口若悬河地讲着饮食上的大道理。各种珍馐美味一盘接一盘被端上来，让人目不暇接，大开眼界：西洋参鱼头汤、娃娃鱼、银耳、枸杞燕窝粥…… “啊，说到这个燕窝，”裴经理举着汤勺，提高了嗓门，“燕子在峭壁上筑巢，用能找到的各种材料和它们的口水混合在一起，真正的原生态，真正的生命精华啊。” 长久以来燕窝都被视为滋补极品。眼前的这碗香甜的燕窝粥，让陈超想起中的一段描写，里面提到那些富家小姐们早餐吃的一碗燕窝粥，比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还贵。 “可为什么燕子的口水就这么特殊呢？”陈超问道。 “有时人们会觉得口干，特别是房事以后。这就证明身体阴气不足了。”裴经理笑道。 “好吧，口干。”陈超应道。可口干的原因多了，也不一定就是因为男女房事啊。 这时，一碗红烧肉被端上桌。陈超吃了一惊，这是一道家常菜啊，跟桌上这些滋补膳食形成了强烈对比。 “这是毛主席的最爱，”裴经理似乎看出了陈超眼中的惊讶，“解放战争时期，一次恶战之后，毛主席对卫士长说：‘这段时间累了，用脑太多，你给我搞碗肥些的红烧肉，吃了补补脑子。’在那个年代吃上肉可不是件易事，但党中央还是经常想方设法给毛主席做红烧肉吃。毛主席领导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说的话怎么会错呢？” “是啊，毛主席从来不会错。”陈超说道。其实他也觉得桌上这碗红烧肉的确很好吃。 不一会儿，晚宴的压轴大菜被送进包间——一只被锁在笼子里的猴子，四肢绑着，剃过毛的脑袋露在笼子外面。侍者手中拿着钢刀和铜勺，微笑着等待领导的指令。陈超曾经听人讲起过这道“菜”，猴子的脑壳会被锯开，然后食客们享用它的新鲜脑髓，相当血腥。 一瞬间，陈超感觉烦躁不安，浑身直冒冷汗，就像早晨在家中的状况一般。也许他一直都没恢复过来。 “陈大师您怎么了？”裴经理关切地问道。 “我没事。”陈超一边用餐巾擦去额头的汗水一边说道，“红烧肉不错，和小时候我母亲做的一样美味。不过我母亲是信佛的，我想站在她的立场上说句话，把猴子放了吧。按佛教的说法这叫‘放生’。” “‘放生’？”裴经理没想到陈超会这么说，不过他脑子转得也很快，“好吧，陈大师是位孝子。我们就听他的吧。” 其他陪酒的人也点头表示同意。侍者将笼子抬出房间，并表示保证会将它送到山上放生。虽然陈超不相信他说的，但还是表示了感谢。 作为主人的裴经理非常健谈，陈超很快就将猴子的事忘在脑后了。窗外，夜幕正徐徐降临，远处地平线上的落日余晖渐行渐远，一切看上去就像是一幅被慢慢卷起的山水画。在最后一缕晚霞的掩映下，不远处的那些山峰仿佛被涂上了一抹浪漫的色彩。 陈超手握酒杯，仿佛迷失在这美景之中。如果说这桌“大补宴”真的发挥了什么效用，大概是在这心灵层面吧。 宴席散去。当他回到房间时，感觉自己精神焕发，也很轻松。他靠在柔软的床上，一丝困意袭来。在城里，平时晚上很难睡着。看来他今晚不必为失眠担心了。是因为吃了“大补宴”吗？不知道是补了阴气还是阳气，总之陈超觉得此刻体内的阴阳算是调和了。 想着这些，他渐渐进入了梦乡。 睡眠过程中他醒过几次。但布帘遮住了窗外的晨光，也没有汽车来往的噪声，整个人都被一种慵懒的感觉包围着。他并没有起床，甚至连床头柜上的闹钟都没看一眼，反正肚子也不饿。虽说这种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但总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恢复有好处吧。 想到这里，他翻了个身，再一次沉沉睡去，仿佛时间已不存在。 第十八章 周四一早，上海市公安局忽然收到了一份“提示”。 这份提示——如果算是个提示的话——来自《上海晚报》。确切地说，是一片从报纸上剪下的分类广告被寄到了公安局，收信人是刑侦队长廖国昌。 好好研究一下三陪小姐吧。陪唱小姐和陪酒小姐之后，该是陪舞小姐了。至于地点嘛，百乐门怎样？还是老时间，你知道的。 ——文革红旗 看起来像是朋友之间的恶作剧。但既然收件人写明是廖警官，这事还是不可小觑。 “这不是提示。”廖国昌皱着眉头说。 红旗袍案的死者中已经有一个陪酒小姐和一个陪唱小姐，那么接下来，就像晓红所说的，应该是陪舞小姐了。 “老时间”就更让人心焦了。意思就是，要么周四晚上，要么周五早晨。 “文革红旗”肯定不是真名，这点毫无疑问。但九十年代的人谁会用这样冷僻的笔名呢？ “‘文革’里的红旗，听起来怎么这么像当年的造反派？”于光明说道。 “等等，红旗……红……红旗袍？”廖国昌自语道。 他当即联系了报社，编辑却坚称没发现广告里有什么不妥。这种业务，只要交钱，再找家快递公司送到编辑部，就能登报。送快递的人可能骑自行车，也可能开车，也许连驾驶执照和执业资格都没有。想通过快递公司寻找线索是不可能的。登这条信息的人根本没留地址和电话。 毫无疑问这是来自凶手的信息，更是不可容忍的挑衅。 凶手无视警方布下了天罗地网，还要继续他的杀戮游戏。这次他甚至将下一次作案的时间和地点都告知了警方。 很快百乐门的相关信息就汇总到了局里。这是一家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舞厅，位于华山路，距离南京路不远。历史上的百乐门曾经辉煌一时，三十年代上海滩各界名流都会去那儿跳舞。然而新中国建立后，这种聚众跳交谊舞的行为被视做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表，舞厅也被关停，改成了一家电影院。凭借这一身份，它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免于难。在那段时间里，百乐门这个名字几乎都被人忘记了。直到后来，年久失修的英文招牌掉下来砸死了一个行人，这个名字才重新被人想起。后来这一事故也被宣传为一个时代的终结。在九十年代早期，百乐门成了这个城市集体怀旧的对象之一。再后来一位台湾商人决定投巨资重现百乐门当年的辉煌，一切陈设都按照三十年代的样子。泛黄的海报被重新裱起来，饰品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生锈的灯具被返修一新，当年的乐队得以重组……当然还招募了许多年轻漂亮的舞女，穿着旗袍为客人们表演舞蹈。 总之，那儿又重新开张了。在上海的旅游指南里，百乐门被标注为必去的地点之一。 于、廖二人四目相对，他们已别无选择。晓红已经扮作陪舞小姐去做卧底了，现在正是破案的最佳时机。 于光明对卧底的事依然保留着意见，但他的同事们却坚持这么做。也罢，“死马当做活马医”吧。于是，晓红花枝招展地出入各家夜总会。据她报告，许多人对她表示过兴趣，但这里面没找到一个有嫌疑的。为了查清每个家伙的底细，她都要跟他们周旋到最后一刻。报告中并没有提到她究竟做出了多大牺牲。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这凶手就是个魔鬼。”于光明说道。 “晓红跟咱们共事也有两年了，无论在警校里还是在局里她也学了不少东西了……”廖国昌在自言自语，似乎在给晓红打电话之前先要给他自己壮胆，说服他自己，“她是个好姑娘，人又靠谱。” 虽然说于光明对晓红了解并不深，但他也在为她担心。晓红是个聪明踏实而又尽责的姑娘。对于一位年轻警员来说，选择可能有无数种，可她却去了工作压力最大的刑侦组。所以廖国昌此刻的踌躇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许凶犯是在故布疑阵。如果我们派人蹲守百乐门，他就会去别的地方作案。”于光明说道。 廖国昌点了点头，并未立刻回话。这时，李书记突然走进了办公室，气喘吁吁地大声嚷道：“够了，你们的任务是抓住凶犯。全局都会支持你们的行动。跟我说说需要多少人，我派给你们。” 晓红也走进了办公室，在廖国昌桌子对面坐了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她此刻穿着一件高开衩的旗袍，看上去倒真有点儿像个“小姐”。虽并未化妆，但脸上依然洋溢着晨光般的光彩。 廖国昌把从那份报纸上剪下的“提示”递给她，说道：“我想告诉你的是，这次任务属于自愿性质。和你之前做的不同，这次不是强制性任务，虽然你是不二人选，但你现在有权退出。” 晓红接过纸片看了一眼，用手理了理前额的发丝，点了点头，露出刘海后面弯弯的眉毛。 廖国昌继续说道：“如果你今晚去百乐门，我们也会去的。你只要在凶手出现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就可以了。” “我怎么知道哪个是凶手呢？那些家伙们跟小姐们搭讪的方式都差不多。”晓红问道。 “我觉得他不会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下手，他肯定会约你独处。只要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阻止他。我们会针对各种情况做好准备。”廖国昌说道。 于光明心想，这区区半天时间能做什么准备。警方可能啥准备都做不了。估计只有晓红不用准备吧，这还要拜她前两天的卧底经验所赐。 “那就这么干吧。我今晚留守办公室，你们行动过程中要随时与我保持联系。”李书记拍板了。 于是行动就此启动。晓红搭乘一辆出租车回家为晚上的行动梳妆打扮去了，而于、廖二人驾驶一辆外壳上写着“空调维修”的面包车到达百乐门，以此车作为前线指挥所。很快就会有其他警力前来增援。 考虑到凶手可能认识百乐门内部人员，参与行动的警员们决定不暴露自己的身份，穿便衣扮作顾客进入现场。 于光明在入口处拿了一本彩色小册子，按照上面的说法，大楼一至三层是规格不同的舞厅，价格也有区别。除了要买票入场之外，场内还有所谓的“跳舞费”制度，每跳一支舞收二十五元到五十元不等，当然这不包括小费。 “就是说除了正经来跳舞的人，还有陪舞小姐呗，跳舞赚小钱，跳完舞再去赚大钱。”廖国昌不屑地说道。 下午时间还早，所以只有一层在营业。舞厅一头是一排桌椅，另一头是舞台。一位身穿华丽旗袍的歌手正在随着乐队的伴奏歌唱，昏暗的灯光营造出一种纸醉金迷的怀旧氛围。来跳舞的人看上去多数是中年人，陪舞小姐年龄也都不小。 “这个时段费用相对低廉。”廖国昌在研究小册子上的价目表。 下午场人们可以跳到晚上七点，之后，舞场会移师到二三层。三层将主要表演一些俄罗斯舞蹈之类的，警方只要把注意力集中到二层就可以了。四五层是客房。 “谁愿意住这种客房啊，每天楼下都莺歌燕舞地折腾一宿。”于光明说道。 “你不懂了吧，这才是好地方呢。有些客人会下来跳舞，然后选个小姐上楼享受。”廖国昌笑道。 无论跳舞的还是住店的，所有客人都必须通过面向华山路那个出口才能走出大楼。那里安装了一部监控摄像头，不用担心有人会从那儿溜走。 于、廖二人回到面包车里，随后晓红和其他警员也到了，众人对当晚的行动详细谋划了一番。 计划是这样的：任务开始后，晓红将身穿一件粉色旗袍直接去二楼，她会随身携带一部特制的微型手机。只要她摁下其中一个按钮，所有执行任务的警员都会进入一级戒备状态；摁下另外一个按钮，警员将冲进现场。她在警校时曾学过少林功夫，应该足以应对突发状况，或者说至少可以及时通知她的同事。此外她还要定期与同事联络，不过她自己不想这样，因为她觉得这么做会使旁人起疑。 齐警官会扮作一位陌生顾客，跟随晓红一起入场。他将一直待在舞厅里，与其他警员保持联系，除了掩护晓红，还要观察任何可疑迹象。 二楼舞厅外围还将部署两名警员。他俩将装成需要休息的客人，轮流坐在靠近二楼舞厅出口的沙发上。他们的职责是等待晓红出来，无论她是和别人一起还是独自一人。 凶犯不太可能出现在三层，因为他很难轻易勾引到那些身处舞台之上且不会说中文的俄罗斯姑娘。但李书记坚持在三层也派驻一名便衣警员。 最后，他们在临近华山路的大楼出口也派了几名警员：有化装成卖报人的，有化装成卖花姑娘的，还有化装成街头摄影师的。 于光明和廖国昌届时将在楼外的面包车里坐镇指挥，听着耳机里的声响，以便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行动开始后的前半个小时，看上去一切风平浪静。于光明心想，也许时间还早吧。他向百乐门入口看去，却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母亲牵着自己七八岁大的儿子跪在台阶上，面前放着一个破碗，里面装着几个硬币。进出舞厅的人们却没有一个拿正眼看他们的，更别说施舍了。 这个城市正分化为两个阶层：富人和穷人。大款们随便给陪舞小姐的一点儿小费，就够这对可怜母子维持好几天的生活。于光明正想下车给她一点钱，却看到保安过来赶走了这对可怜的母子。 齐警官不断报告着舞厅里的情况“一切正常”。于光明还能听到那家伙随着音乐节奏吹口哨的声音。《何日君再来》，于光明听出了歌曲的旋律，这是三十年代上海滩颇为流行的曲目。 晓红仅仅与他们联系了一次，说是有很多人约她。 透过面包车的车窗，可以看到霓虹灯已经亮起，而无数客人正兴致勃勃地走进百乐门。在三十年代，上海曾被称做“不夜城”。 大约八点四十五分，耳机里突然没了声音。又过了约二十分钟，廖国昌联系上齐警官，但后者说只是虚惊一场。七八分钟前晓红从他视线中消失了，他找了一圈，发现她正在小酒吧的角落里喝酒。齐警官随后选了一个能同时观察酒吧和舞厅的座位，全程监视。 “放心吧，我这儿一览无余。”齐警官说道。 然后又是片刻寂静。于光明抽出一支香烟丢给廖国昌并帮他点燃，自己也点了一支。这时李书记打来了当晚的第三通电话，这位党委书记毫不掩饰自己的紧张和不安。 过了差不多十分钟，齐警官报告说听到酒吧里一位身穿旗袍的女士在尖叫，但不是晓红。 于光明赶忙拨打晓红的电话，却无人接听，也许舞厅里太嘈杂她没听到吧。廖国昌也试着拨打她的电话，依然无人接听。廖国昌随后联系了部署在大楼内外的警员，他们都说没看到晓红离开，因为他们不可能认错她那件粉色旗袍。 于光明与守在舞厅门口的警员通了话，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没有看到晓红离开，那么她一定还在百乐门大楼里面，于光明随即命令把守舞厅门口的两个人前去增援齐警官。 与此同时，廖国昌赶到百乐门的监控室，一位警员和大楼保安正在那里值班。 不到五分钟，于光明就看到廖国昌走出监控室，并且疑惑不解地摇着头。大楼正门的视频监控记录上并未发现晓红的踪迹。 随后舞厅里的警员报告说，他们搜遍了每个角落，但晓红似乎人间蒸发了。 一定是出事了。 此刻距离齐警官第一次报告晓红失踪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分钟。 于光明下令封锁大楼入口，这已经不是担心公共影响的时候了。不等舞厅人员疏散，廖国昌就召唤了紧急增援。 “她到底跑哪儿去了？”齐警官懊悔地说。 其实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晓红遭遇了什么。 “那家伙怎么带着晓红离开的？”廖国昌说道。 “看这儿。”齐警官指着吧台后面一处暗门说道。如果不走到吧台后面，很难看到这个暗门。 于光明冲过去一把推开门，发现门后有一条走廊，走廊侧面是一部电梯。 “他肯定是带着晓红乘电梯下楼然后逃走了……也不对啊，他出门的话肯定被我们的人抓个正着啊！”廖国昌几乎是在咆哮。 “我就不信了！他妈的，查所有客房！”于光明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前台立刻拿来一份客房台账。今晚一共有三十二间客房有客人登记入住，警员们立刻按照这份清单展开搜查。当他们敲响第三间房门的时候，房内没有任何回音。按照台账记录，住在这一间的客人只订了一天。服务员拿来钥匙，打开了房门。 警员们鱼贯而入，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一幕。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晓红的衣服被凌乱地丢在地上，粉色旗袍、内衣，一双高跟鞋被扔在墙角。 一片寂静。 她一定是被劫持到这间客房里，凶手在这儿脱光了她的衣服，然后带着她离开了。一切就像之前那些死者所遭遇到的那样。 于光明和廖国昌他们重新检视了监控录像，这一次他们注意到了之前被忽视的一处细节：一个男人搀扶着另外一个人，急匆匆地走出了大楼。二人都身穿夜总会制服，戴着帽子。男人看上去三四十岁的样子，帽檐压得很低，戴着一副茶色眼镜，从监控录像上很难看出他的相貌；被他搀扶着的人貌似是位女性，帽檐旁边露出几缕长发，她看上去似乎生病了，沉沉地斜靠在男人的肩上。 这时夜总会经理匆忙赶到，他看过录像后表示这两个人都不是他手下的店员。 看来凶手是用假名登记住店，将晓红劫持进客房，换掉她身上的衣服然后带她离开。从录像上看，晓红当时已经几乎丧失意识了，肯定是无法联系其他同事。被带出百乐门之后，凶手应该是通过事先停放在外面的汽车或者叫了辆出租车带她离开的。然而部署在店外的便衣警察却不记得曾看到有两个身穿夜总会制服的人乘车离开。 很快，附近的居委会和出租车公司就接到协查通报。按照通报要求，他们需要留意两个穿夜总会制服的人，其中一个神志不清。 局党委办公室里，李书记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转来转去，随后又冲着电话听筒大发雷霆。他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定论，命令在全市范围内搜查私家车库。当然这也需要居委会的帮助。 从监控录像的拍摄时间看来，凶手和晓红是二十分钟前刚刚离开百乐门的。理论上，警方依然可以在凶手回到其秘密巢穴之前拦住他，或者在他到达车库的一刻逮捕他。他们相信，这个恶棍还要费一番工夫给晓红穿上红色旗袍。 这时夜总会经理打来电话，一位女服务员说曾有一个中年男人向她问起今晚是不是有一位新来的小姐。但这位女服务员几乎说不出那人的相貌，只说他戴了一副金丝边茶色眼镜。当时他是坐着的，所以无法判断身高。 过了没多久，一位居委会主任也打来电话，说傍晚时分他曾在百乐门北边一处街边看到一辆白色的高级轿车。他无法确定那是辆什么牌子的轿车，但很少在那条街上看到如此豪华的汽车。 可是对于警方而言，所有这些线索在此刻都没有太大价值。 时间正一分一秒地过去。虽然全市警力都已投入搜索，但于光明等人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重，几乎要把他们压垮了。 最后，凌晨一点左右，负责在虹桥区一处公墓附近巡逻的警员打来电话，报告说发现情况。 这处公墓已经荒废了多年。根据公安局掌握的情况，这处公墓近期成了盗墓贼的乐园。所以派出所在其附近专门加派了巡逻警力。 一个小时前，一个盗墓贼发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东西，走近之后才看清那是一具穿着红色旗袍的女尸。干他们这行的人都很迷信，所以他尖叫着窜出了墓园，慌不择路间撞上了巡逻的警员。盗墓贼对红旗袍的描述让这位巡逻警员立刻绷紧了神经，他当即给局里打了电话。 廖国昌刚刚启动警车的引擎，就再一次接到了那位巡逻警员的电话。 “现场还发现一套夜总会制服，距离尸体不远。还有一顶帽子，夜总会服务员戴的那种。”电话那头补充道，“抓紧过来吧，盗墓那小子吓得够戗，他非说自己见鬼了。” 第十九章 星期五上午，陈超从睡梦中醒来，神清气爽，感觉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久违的活力。 他对于自己连续两天都能保持如此高的睡眠质量感到惊讶，大概是大补宴的作用吧，有些菜品确有奇效。裴经理的医学知识的确不是盖的，他一定通过顾先生的描述搞清了陈超的身体状况，从而对症下药安排了合适的滋补膳食。陈超对传统中医理论也略知一二，合理恰当的膳食能激发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陈超的情况属于过度劳累，所以说就要通过膳食调节睡眠，并补充长期以来身体因疲劳而积累的损耗。现在他体内的阴阳重新达到了平衡。反正不管怎样陈超很久都没感觉如此舒坦了。 不过他也感到一丝困扰。后半夜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来到一处西洋风格的园子里，看到一位年轻姑娘在跳脱衣舞。那姑娘边跳边唱，浑身散发着妖冶的气息。忽然，他被一阵莫名其妙的厌恶感掌控，将那姑娘按到一个花坛里，用双手牢牢掐住她的脖颈，似乎要置她于死地一般。恍惚间，他看到在自己身下挣扎的女子居然是白云。她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旗袍，与翠绿的草地相映，仿佛猩红的血液。 看来他的脑子里还装着那件红旗袍案。但为什么白云会出现在梦中呢？更不要说梦中的自己还要掐死她了。或许是因为之前在那个试衣间里与她近距离接触过吧；要么就是这两天滋补菜品吃多了，这么个补法让他有些精力过剩。不过这应该是个好的迹象，至少表明他现在已经恢复到可以像个小伙子那样做做春梦了。 陈超决定不去想这些。如此明媚的上午，为何要在解梦上浪费时间呢。他重新将红旗袍案完完整整地思考了一遍。今天是星期五，他本想给于光明打个电话，但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打了这个电话，他这刚开始的假期肯定就要终结了。他还没在这度假村好好转转呢，再说论文也还一个字没写。 他给白云打了个电话。案子的事她没查到什么新的线索，不过她在电话里劝他好好度假。她已经去探望了他的母亲。老人自己在家挺好的，她要他不必担心。 于是陈超决定去湖边走走。 外面有些冷。此时正值旱季，湖水比平时少很多。水边只有一位老人，身穿一件破旧的军大衣，独自垂钓，身边的竹篓空空如也。那位老人看起来似乎正在沉思，或者说他的姿势给人一种沉思的感觉。 陈超从旁边经过，脚步很轻，生怕惊扰了老人。 抬头仰望，青山轮廓尽收眼底。不远处似乎有瀑布的潺潺水声。转身回望，刚才那位垂钓的老人手上正拿着一条小鱼。在水色映照下，鱼鳞正发出点点银色的光芒。 只是这一闪而过的光芒在这萧索的气氛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瑟瑟寒风吹过山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如一声长叹。陈超心中忽然生出一丝莫名的悲凉。接着他拐进了一处湿滑的小径，两旁尽是落叶松和蕨类植物，他不得不放慢脚步。昨夜应该下了一场雨。很快地，眼前出现了一条由落叶铺成的地毯，走上去脚仿佛都被埋起来了。走着走着，路突然宽阔起来，他发现自己来到一处本地的集市。 此刻集市上人声鼎沸，多是些购买纪念品的游人。陈超穿过人群，来到一处出售纸钱的摊点。 “冬至就要到了，”摊主一边用银色的纸叠成元宝形状，一边热情地招呼着，“先人们也要添些衣裳。”在许多人眼中，另一个世界的主要货币依然是银元宝。 陈超一时冲动，买下了一沓纸钱。其实他并不相信这些，但是他母亲相信。她每年都要给他过世的父亲烧纸，特别是在冬至和清明之类的节气。 回到客房，陈超拿了几本这次一并带来的书，去了游泳馆。 游泳馆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窗，泳者可以在尽情畅游的同时享受窗外的湖光山色。畅快地游过一阵之后，陈超来到池边一张躺椅边，舒舒服服地躺下，开始阅读。 也许是拜在外滩公园学习英语的经历所赐，陈超可以在嘈杂的环境下集中精神阅读。不过当年在外滩，干扰他的仅仅是眼前的风景；而如今除了窗外的秀丽山水，还有泳池内外姑娘们的嬉笑声。虽然此刻他正手捧儒家经典，目光却会不由自主地投向那些活力无限的洁白躯体。孔子曰：“非礼勿视。”这可真是绝妙的讽刺。 管他“礼”不“礼”的呢，陈超感觉这样的环境至少让阅读变得不那么乏味了。他那已经过世的父亲称得上是一位新式儒生，而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依然具有深刻影响。之前享用那桌大补宴时，席间“孔子曰”便不绝于耳。不过陈超并未系统学习过儒家思想，因为这派学说在他的学生时代几乎是被排除在课堂之外的。他后悔当年没能多跟父亲说说话。老人过世得早，都没来得及将毕生所学的儒家经典传授给自己的儿子。 陈超掏出笔记本，之前做的一些功课好像与儒家的“礼”有些渊源。在孔子看来，“礼”无时无处不在。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只要人们都能按照古“礼”行事，一切都会变得和谐。不过，虽说几乎每件事都有相应的“礼”，但陈超却从未听说有关于爱情的“礼”。 陈超把带来的书翻了一个遍，却毫无收获。儒家的至圣先师们似乎完全无视爱情。 随后他将搜索范围扩大到“婚礼”。在古代中国，由于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男女双方婚前甚至对彼此一无所知，所以“婚礼”这个词与爱情之间关系并不大。但这次他多少还是找到了一些描述“婚礼之礼”的文字。 在儒家经典《礼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婚礼的描述：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 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直到婚礼那天才能见面。婚姻大事都是父母说了算，目的在于延续香火，与爱情无关。 在《孟子》中有这样一段话，将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视做罪过： 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而这所谓“钻穴”、“逾墙”，后来却成了青年男女约会的代名词。 想到这里，陈超合上书，试着闭眼回忆刚刚读过的内容。包办婚姻更符合以家庭为核心社会体系的要求，因为自由恋爱对于父母的权威来说是一种挑战甚至削弱。 “请问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来者是一位少妇。“哦，可以的，”陈超指了指旁边的躺椅，说道，“请坐。” 少妇在靠近陈超的椅子上躺了下来。这是一位三十出头风姿绰约的女子，樱桃小口，面容姣好，一头卷发透着魅惑。她身穿泳装，外面套一件薄如轻纱的罩衫，一双美腿若隐若现。她手上也拿着一本书。 “在这儿读书蛮舒服的。”少妇把双腿交叉在一起，然后点燃了一支香烟。 陈超并不想说话。不过身边有这样一位美女同自己一起阅读也不是什么坏事，于是他礼貌地对少妇笑了笑。 “前两天我在餐厅看见你来着，吃得不错嘛。”少妇说道。 “对不起，我想不起当时是否见过你。” “哦，当时我坐在大厅，能透过窗户看到你。当时好像那些人都在向你敬酒，你是个成功人士吧？” “不是。” “那就是大款喽？” 陈超再次笑而不语。她肯定想不到他是个警察，而且还是个躲到这里写文学论文的警察。他明白，在这种场合没必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可是这个女人是干什么的呢？美貌女子，孤身一人住在这价格昂贵的度假村。陈超发现自己又开始用警察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了。作为一个隐姓埋名来度假的游客，何必在意别人的事？ “你在读什么书？”少妇问道。 “一本儒家经典。” “有意思，”少妇看了一眼泳池里那些年轻姑娘，说道，“在这秀色可餐的地方读儒家经典。” 陈超听得出对方话里有话。孔子说得好：应好德如好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少妇也开始了她自己的阅读。阳光下，她乌黑的秀发闪着健康的光泽，同样乌黑的眸子让人不禁想起古典爱情故事中常说的“款款秋波”。脚踝系着一条由红色丝带和银铃编成的脚链，无形中平添了她双腿的美感。女人的美腿的确会让男人心猿意马。 回过神来，陈超暗暗地责备自己，他甚至有些后悔来度假了。家中那骇人的精神状态可能只是咖啡过量的副作用，也许自己太神经过敏了。既然自己已经恢复正常，为什么还要在这度假村里荒废时光呢？城里正被连环杀人案闹得沸沸扬扬，他作为一名警官，却在这数百里之外的泳池边一边悠闲地读书一边胡思乱想。 至少也应该好好写写论文吧。于是他翻开笔记本，把一些阅读心得记上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包办婚姻制度可以说是自由恋爱的死敌。那为什么古人还会创作出那么多浪漫爱情故事呢？虽说陈超只分析了其中两三部作品，但同类作品还有成千上万部。此类作品的发行和流传，明显是对包办婚姻制度的挑战，应该是不被容忍的…… 这时，有人走过来打断了陈超的思路。是一位侍者，端着一瓶冰镇的红酒。想必他认出了陈超就是餐厅包间里裴经理招待的贵宾。 陈超心想，莫非这是度假村的例行服务？ “我可没带招待券啊。” “别担心，先生，请您尽管享用。”侍者说完，将装着酒的冰篮放下，为他倒了一杯酒。 陈超示意他给旁边的少妇也倒一杯。 “你一定是个人物。”少妇抿了一口酒说道。 “应该说是‘独在异乡为异客’吧。”陈超引了一句唐诗作答。 “好吧，我也是，我丈夫出差去谈生意了，”少妇把双臂支在了桌子上，隐约露出迷人的乳沟，“所以我就孤苦伶仃地到这儿来了。‘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她引的是唐代诗人李益《江南曲》的后两句，陈超清楚记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少妇的这番聪明的自述使他备感惊讶。原来这是一位孤独的女子，丈夫腰缠万贯却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只留她一人顾影自怜。 “嫁给‘弄潮儿’的话，你就住不起这么精致高档的度假村了。”陈超说道。 “话是没错，但是这样的生活就快乐吗？”少妇说道，“我叫姗姗，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妇女问题研究课程。”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陈超，在上海大学读函授。” “我很喜欢旅行，所以说我也挺庆幸嫁了一个有足够经济实力让我去旅行的老公。哦，对了，顺便问一句，你很喜欢做学问吗？” “怎么说呢，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陈超说道，“你刚才引用了一首唐代的闺怨诗，诗中的女子也许别无选择吧。你觉得这种结局算不算是包办婚姻造成的呢？” “包办婚姻？不，我觉得要是这么去解释的话就太简单化了。我父母也是包办婚姻，但据我所知他们生活得非常幸福。”姗姗喝了口酒，接着说道，“可如今那些山盟海誓过的青年男女不照样离婚吗？” “不愧是研究妇女问题的！儒家经典只承认包办婚姻，对于爱情却几乎只字不提。所以我觉得有些疑惑，这没有爱情的两千多年，国人是怎么度过的呢？” “呃，这看你怎么去理解了。如果你相信父辈的生活方式，相信他们竭力给你灌输的一切，那么你就会按照那种方式去生活。就像如今的状况一样，如果你相信物质基础决定一切，那么爱情就只是个幌子。所以报纸上有那些寻求百万富翁的征婚广告也就不足为奇了。” “还真是中国特色啊。” “没错。你觉得爱情这东西是自古就有的吗？”姗姗笑道，“按照瑞士人鲁日蒙在《西方世界的爱情》中的说法，在法国游吟诗人们发明出‘浪漫爱情’这个词之前，浪漫自由的爱情是不存在的。” 陈超惊诧于眼前这位女子的阐述。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他一直都在忙于办案而没有太多时间读书，殊不知别人已经读了许多自己前所未闻的东西，有点“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现在才想去过不一样的生活，对他来说可能已经太晚了。 “那么你读儒家经典的目的是为了做一项关于包办婚姻的研究项目吗？”姗姗问道。 “我读过一些古典爱情故事，发现其中有个相似之处。所有故事的女主角都无法逃脱被妖魔化的命运，而故事的爱情主题最后都变味了。你是这方面专家，给我点提示吧？” “我喜欢你这个选题。嗯，妖魔化女性并弱化爱情主题，多年前鲁迅先生也提到过这一点。中国人总是把罪责归结到女性身上。商代灭亡的原因是纣王宠爱妲己，吴王夫差亡国是因为西施，董卓失败是因为貂蝉……这样的例子多了。” “可这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在西方也有个类似的词叫‘蛇蝎美人’。还有吸血鬼的故事什么的。”陈超说道。 “没错，但是你没发现其中有区别吗？吸血鬼故事里有女吸血鬼也有男吸血鬼呢。再说，所谓‘蛇蝎美人’并不是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起码在官方记录中并不承担主要责任。” “你说得对。包办婚姻是儒家思想中与生俱来的部分。那么在你看来，那些故事是不是因为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才变得扭曲了呢？” “对，别管用什么方式，那些漂亮女子的结局都很惨淡。这不可避免。”姗姗说道。 “不可避免……”陈超重复着这句话，心中却不由得再次想到了红色旗袍连环杀人案。 也许作家有时候跟连环杀手也差不多，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按照后现代主义文艺评论的观点，同身边其他因素比起来，人们更容易受到所处环境和别人普遍观点的影响。俗话说，见人做人事，见鬼做鬼事，就是这个道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行为是受自身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驱使的。红旗袍案中的凶手是个疯子这点毋庸置疑，但要想弄清驱使他杀人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如何影响了他的行为等，却绝非易事。 看到陈超走神的样子，姗姗以为他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之中，于是继续说道：“举个例子，比如说。按照书中的说法，西门庆的死因是纵欲过度，最终与潘金莲云雨之时命丧黄泉。就是说，潘金莲这个婊子要了他的命，把他吸干了。” “嗯，我记得这一段。”陈超说道。 “还有啊，在《肉蒲团》里，男主角为了戒除自己对女性的淫欲，最终选择了自宫。” 显而易见，姗姗的研究侧重点在于女性所遭受的偏见。二人之间的对话对于陈超的论文来说算是一次意外收获，因为这些内容间接支持了他的论点。 “没错，好多词儿都是形容这些的。比如红颜祸水什么的。”陈超说道。 此刻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事实上，尽管没有特指，但他的这篇论文还是很可能会探索到前人从未关注过的领域。这将是一篇完全原创的论文，符合卞教授的要求。 “其实发明这些词儿都是在为他们自己辩护而已。”姗姗话锋一转，“刚才你说到‘独在异乡为异客’，这是王维的诗。这么说你是为了写论文专门跑来这里的？” “呃，写论文算是一部分原因吧。我平时压力太大了，来这儿放松一下也许对我有好处。” 两人的谈话就这样转向了别的话题。 “如今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除了钱就是钱，谁还有工夫像那些唐朝诗人一样跑到这世外桃源来躲清静？也许这么待上一个上午都挺奢侈的。这就是我找个会赚钱老公的意义所在。”姗姗说道，“别太为难自己了，总是压抑自己没啥好处。” 陈超没想到姗姗能有如此见解，几乎近似于弗洛伊德的，对此，他稍感不安。不是因为她对此表现出的愤世嫉俗，也不是因为她是个女权主义者。想着这些，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姗姗脚踝上那条红丝带与银铃编织而成的脚链上。 回过神来之后，陈超做了一次深呼吸，强迫自己尽量不去想这些令人纠结的东西。他不是个学者，至少现在还不能算是，更不是那种可以一掷千金随便住这种度假村的大款。总之，他不是她想象中的那种人。 他只是个警察，隐姓埋名来度假——还得靠别人埋单。 游泳池里的人渐渐少了，大概快闭馆了。 “今晚有舞会，你来参加吗？”姗姗问道。她的声音显得有些慵懒，似乎染上了夕阳余晖的颜色。 “我很想去，但是我晚上还得打许多电话。” 这是个借口，还是说他跟自己的丈夫一样是个忙碌的商人？姗姗有些疑惑。 “我想咱们住在同一座楼，我的房号是122。谢谢你的红酒，回头见。”她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 “再见。” 陈超目送姗姗离开，望着她的背影，他看到她的头发随风飘起。在转角处，她转过身来轻轻挥手。 “再见，”他又一次说道，“祝你今晚玩得愉快。” 最后这句声音很低，只有他自己听得到。 第二十章 对于于光明来说，这一切是他警察职业生涯中所遭受到的最大打击。 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是个不眠之夜，从夜总会到墓地再到局里，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决定再去一趟百乐门。年轻的战友就死在那里，自己当时就在楼外，担负着保护她的职责，却辜负了她的信任。他现在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查出真相。 警方依然在百乐门搜查每一个房间，希望能找到之前被忽略的证据和线索。于光明并未加入他们的行列，因为他觉得那样做毫无意义。 他走到前台，索要常客名单。既然凶手能制订如此完美的计划，一定对大楼内部构造了如指掌。在他的坚持下，值班经理打印了一份名单。 “这……这真没什么意义，”值班经理看上去非常紧张，说话有些结巴，“他们都……都是好人，就……就是些常客而已。” “好吧，都是好人，”于光明说道，“那什么叫常客？” “我们这儿的最低消费不算贵。不过加上酒水和消费什么的，玩儿一晚上花五六百块也是常事。所谓常客，就是一个星期至少来一次的。” “那这些常客里有多少人住过楼上的客房？” “其实住客房的人并不多。大家都不愿住是因为楼下整晚都会很嘈杂，再说住客房也不是啥好主意，如果客人带着陪舞小姐上楼住客房，会有很多人说闲话。所以他们大多去别的地方开房。” “有道理。”于光明点了点头。 这份名单上列着常客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有一些还注明了客人的职业和爱好，更像是一份公关档案。 “我们有时会举行一些特别活动，那时我们都会通知这些客人。”经理解释道。 于光明认为自己应该给列表上某些人打电话确认一下。正在这时，一个人名进入了他的视线。贾铭，职业一栏写的是律师。于光明记得这个名字，陈超曾就西九区房地产案让他协助调查过这个家伙。 像贾铭这样知名的律师，每天都忙于各种官司，怎么会成为这种地方的常客？ “能给我讲讲这个人的情况吗？” “贾铭？不好意思，我也不太清楚，他其实并不是什么常客。”经理说完，抱歉地一笑。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名单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大款，他们来我们这儿就是为了烧钱，说白了就是泡小姐找乐子。可这位贾先生从来都是只买一张入场券，点一杯咖啡，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几乎不跳舞，也不带小姐出去过夜。他一个月也就来一两次吧。” “那他为什么在这个名单上？” “要不是市政府几个月之前打电话来让我们留意这个人，我们也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有人告诉我们，一旦发现他有不检点的行为就举报。可是这个贾先生很本分啊，我们从来没见过他找小姐什么的。所以我们只能如实上报。这个要求有点莫名其妙，不过我们也没办法。领导的要求我们都得认真执行。” 看来市政府有些人一直在监控贾铭，试图找他的茬儿，以便阻止他介入西九区房地产案。不过话说这些知识分子行为总是很古怪。陈大队长不也跟那个前歌厅陪唱小姐白云关系不错吗？ 想到自己这个搭档，于光明气就不打一处来。从星期三开始他就不断试图联系陈超，可总是联系不上。昨天晚上他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给陈超打电话，却还是打不通。今天一早，他就派司机小周开车去陈超家，却发现根本没人。 在这节骨眼上，陈大探长到底跑哪儿去了？ 于光明决定再去一次那个墓园。他并不指望找到什么新的线索，只是觉得在这光天化日之下自己能看得更全面一些。 墓园已经作为犯罪现场被警方封锁。一座脏兮兮的草棚孤零零地杵在园里。换做是平时，没人会注意到这种地方。于光明来到发现尸体的地方。他在寒风中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回想着昨晚的一切。那情景他永生难忘：晓红的尸体半掩在野草丛中，姿势呈“大”字形。她的皮肤在月光照映下泛着青光，乌黑的长发四散。她光着脚，穿着一件被褪到腰间的红色旗袍，露着大腿…… 一只乌鸦在空中盘旋着，发出凄厉的叫声，仿佛无家可归的游魂。 局里，关于此次抛尸地点有各种猜测。与前三处地点不同，这次抛尸的墓园是一个远离市中心的偏僻所在。李书记认为这是凶手迫于警方追捕的压力做出的无奈选择；而小周除了坚持以前的观点，还把这一切与一个清朝的鬼故事联系在一起。对这些说法，于光明一概不信。但是他自己也暂时没什么思路。 令他惊诧的是，这时居然跑过来一个报童，嘴里喊着：“号外号外！在这个墓园发现红旗袍案受害者！”于是于光明赶忙掏出钱来买了一沓报纸。 原来是昨夜在这里巡逻的警员把消息透露出去的。当时他大声讲电话的声音被四邻听到，“红旗袍”三个字在寂静的夜晚就像是平地惊雷一般，得到这一消息的人们无不心惊胆战。 看着报纸上那些“红旗袍案惊现第四受害者”的报道，于光明不由得暗暗叫苦。虽然那帮记者们还没弄清死者身份，却已经察觉到昨夜在百乐门发生了不寻常的事。甚至有一位记者指出百乐门和墓园发现女尸之间存在联系。 于光明发现报纸上对于昨晚的案件有许多迷信的报道。 比如说《文汇报》，以《墓园艳尸》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根据附近居民的口述，添油加醋地写了这篇骇人听闻的报道： 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一座豪华墓园，有专人维护且守备森严。墓园背靠青山，依托“龙脉”，在公众眼中是一处风水宝地，人们都认为将先人葬在这里，可以给子孙后代带来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当时只有富人买得起这里的墓穴。他们死后身穿绫罗绸缎，戴着金银珠宝，被敛入精美的棺木，葬在这里，以便在另一个世界可以继续过奢华的生活。 可即便是风水宝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难免遭受冲击。土葬作为封建陋习遭到批判，一夜之间许多埋葬在这里的人都被当成了“阶级敌人”。为了“消灭牛鬼蛇神”，红卫兵们甚至做出了掘坟鞭尸的行径。许多棺木被强行打开，以便“查找罪证”。 打着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名义，整座墓园几乎被摧毁。 “文化大革命”之后，这里埋葬的一些死者得以平反，但他们的坟墓却再也无法恢复。他们的家人每次来祭拜时都悲痛欲绝。有些家庭将仅存的遗骸移葬到别处。于是这座墓园彻底荒废了，成了野猫野狗的乐园。有些当地居民曾报告说看到有鬼魂在夜晚出没，但根据警方的说法，这些都来自盗墓贼的谣传。 后来有房产商看中了这块地。既然墓园已经荒废，又影响市容，何不换种方式加以利用呢？于是房产商从政府手中买下了这块地，计划建高尔夫球场。 在如今这个充斥着新兴科技的时代，仍然会有一些迷信的人。将墓园加以商业开发，被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许多附近社区的老人担心死者会报复活人。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房产商专门放了许多鞭炮，并请风水先生来“算了一卦”，说“文化大革命”之后此地龙脉风水已经复原，再加上邻近的地铁由此通过，这片地区将来必定会升值。 然而这次在墓园发现的身穿红色旗袍的女尸，让人们重新回忆起之前那些恐怖的流言。本地的一位老历史学家表示，正是对墓园的毁坏引发了红旗袍杀人案。几个月之前，有人说看见一个身穿红色旗袍的女人夜里在墓园里走来走去。按照这位历史学家的说法，那是一位死后被埋葬在这座墓园的电影明星，但他拒绝透露这位明星的身份。她生前曾屡遭不幸，死后更未得安宁。她的尸身被拖出棺木，身上的红色旗袍被红卫兵们撕破。而这正是红旗袍案中那些死者身穿老式旗袍的原因。 …… 文章非常长，于光明实在懒得再读下去了。媒体这么一掺和，会让市政府和公安局更加头疼。案子一日不破，此类猜测就一日不会停止。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猜测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对于光明这样的警察而言，整件案子也透着一丝灵异的气息。尽管警方部署严密，凶手依然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其独有方式杀死四名年轻姑娘。他更像是一个幽灵，特别是在百乐门。当晚他每一步行动都有被察觉的危险。他从侧门离开，随时可能被服务生看到；他穿着夜总会制服，搀着不省人事的晓红，很容易引起怀疑并被夜总会员工拦下……然而他还是轻易逃离了。 于光明翻开另一份报纸。这是局里很重视的《东方早报》，其中写道：“昨夜警方突袭了百乐门夜总会，目的是抓捕三陪小姐。也是在昨晚，红旗袍案惊现第四名死者，弃尸地点远在虹桥区某墓园。” 他相信记者们查出晓红的身份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正在他继续读报纸的时候，技术科同事打来一个电话。 “老于，你在第三名死者脚趾发现的那根纤维是羊毛，是她袜子上的吧。我认为应该是双红色的羊毛袜。” “谢谢。”于光明说道。他老婆佩琴也常穿羊毛袜，因为现在天气很冷，她上班的那家饭店又没有暖气。但在关掉手机的一瞬间，他想起一件事。根据第三名死者邻居的描述，当天死者出门时穿的是丝袜和高跟鞋，怎么又变成羊毛袜了呢？ “你好啊，于警官。” 于光明一惊，抬头看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人。来者名叫段平，是《文汇报》记者，曾到局里采访过陈超。 “你读过了？”段平指着桌上那篇名为《墓园艳尸》的文章。 “写得也太扯了吧。” “人世间的事儿啊，谁也说不清。阴间的事儿也一样，”段平说道，“最近这段时间的事儿，毛主席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心。” “你自己编鬼故事别扯上毛主席。” “这就是个鬼故事，爱不爱看是你自己的事儿。大半夜的把尸体扔在坟地里，为什么？凡事皆有缘由，大家相信这是因为很多事之前在这里埋下了伏笔。他们相信是鬼魂复仇，凶手拥有非凡的力量。否则还能有谁杀人之后选择在这里抛尸，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反正我是理解不了。于警官你有线索吗？” “你说的些这纯粹是迷信。那些暴行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如果真是鬼魂报复，它二十多年前就报复了，何必等到现在？” “这你就不懂了吧？当年人们还笃信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这些鬼魂当然不敢出来惹事儿了；可到了如今这个年代，它们已经无所畏惧了。”段平说道，“现在还有一种新的说法，我也是二十分钟之前才知道。红旗袍案里这些被害女子都是当年红卫兵们的后代。” 看起来人们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了。按照那个历史学家的说法，因为墓园中埋葬着一个哀怨的女子，所以才有了红旗袍案；然而此刻，事件在人们眼中，已经演变成墓园里的阴魂向当年掘坟者的后代集体复仇的故事了。 “简直是无稽之谈。”于光明说道。 “于警官，我想问你个问题。在你看来，‘文革红旗’有什么意义？” “你的意思是？” “你没看到《上海晚报》上那则奇怪的广告吗？署名就是‘文革红旗’啊。想想这次发现的死者吧——之前先后有过陪唱小姐和陪酒小姐了，那则广告里的信息是有道理的。我听说当年捣毁这座墓园的红卫兵团体就叫‘文革红旗’，这其中的联系多明显啊。所以你不能说这些是无稽之谈。”段平说道。 “这也太异想天开了。应该是巧合。”虽然嘴上这么说，其实于光明也不相信仅仅是巧合，“你是怎么看到那则广告的？” “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你们的人搜查了上海晚报社，我们和他们就在一座楼里办公啊。我觉得凶手想把人们的目光引向‘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某些人的暴行，特别是针对一位曾经穿过红旗袍的女性的暴行。你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到这则广告了吗？” “省省吧你，‘文化大革命’时代红卫兵组织叫那种名字的多了去了。我得提醒你啊小段，你可不能这么信口开河，传播谣言是要负责任的。”于光明说道。 “于警官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只要案子不破，这样的传言就只能越来越多。我估计我的很多同行马上就要赶到这里了。”段平指着一辆正准备停在墓园门口的车说道，“顺便问一句，陈大探长怎么今天没和你一起过来？回头代我向他问好啊。” 随着记者越聚越多，于光明觉得自己还是早撤为妙。他一边快步走向墓园后门，一边拨通了陈超母亲的电话。 “小于啊！谢谢你给我打电话。我挺好的，不用担心，”陈妈妈说道，听上去她好像一直在等这个电话。 “大娘，我想找陈超，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这个……两三天前吧，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要出去执行重要任务什么的，估计是不在上海吧。我还以为他告诉你了呢，出啥事儿了？” “没啥，估计他走得匆忙。不过大娘您别担心，他肯定会联络我的。”于光明安慰道。 “要是有他的信儿一定告诉我啊。”陈妈妈说道。她也意识到这次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否则自己的儿子不会连于光明都瞒着。 “一定。”于光明回想起前阵子陈超有点不在状态。也许如佩琴所说，是压力过大吧。但于光明不这么想。谁身上还没点压力啊。 “哦，对了，昨天白云给我打电话来着。”陈妈妈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她说超儿一切都好。” “看来他给白云打过电话了。我回头有他的消息一定打给您。您多保重！再见！”于光明挂断了电话。 话虽这么说，但眼下他有更火烧眉毛的事情要解决。手机还没揣回兜里，李书记的电话就来了。 “今天由你去主持新闻发布会。”电话那头命令道。 “可是李书记，我从来没主持过新闻发布会啊。”于光明说道。 “别蒙我，你以前跟着陈超参加过不少新闻发布会了，就算是个香炉也得薰出点味儿了吧？”李书记说道，“对了，陈超到底跑哪儿去了？” “我刚给他发了短信，很快他就会回我电话的。” 在回公安局的路上，于光明打电话给佩琴，要到了白云的号码。 他心中暗暗叫苦。跟陈大探长做搭档，真不是啥美差。 第二十一章 星期三早晨。陈超已经回到上海。此时，他正坐在出租车上，晓红的死讯让他深感震惊和无措。 一个星期之前的今天，他正坐着一辆豪华的大奔前往度假村，以便调整自己糟糕的精神状态；如今却要赶回局里，为红旗袍连环杀人案的最新情况伤脑筋。在他像个白痴一般躺在度假村客房里柔软的床上，为千百年前的爱情故事劳神时，上海这边发生了太多的事。 陈超想到上个星期五早晨自己在山村集市买纸钱的事，顿时感到脊背发冷。他并不是个迷信的人，但这次的巧合让他不寒而栗。因为警方发现晓红尸体时，正是上个星期五凌晨一点钟。 于光明联系上了白云。虽然她也意识到事情很严重，但由于担心陈超的健康问题，她似乎不情愿第一时间把晓红的死讯告诉他。这不能怪白云，她毕竟不是警察。当听说陈超的状态几乎已经恢复正常，她才将百乐门发生的事告诉他。得知这一切之后，陈超立刻终止了休假，甚至没来得及给裴经理他们打招呼，就乘早晨第一班长途汽车回了上海。 坐在车里，陈超的脑中总是浮现出晓红的形象。之前他并不熟悉这个姑娘，直到红旗袍案发生后两人才算真正认识。 据说晓红的男朋友在中日友好医院当外科大夫，并且一直劝她改行，在他看来，晓红当警察既危险又赚不到钱，更何况每天还要为她担惊受怕。但晓红却深爱着自己的职业。在一次局里的新春茶话会上，她朗诵过一首名为《人民警察》的小诗，其实那都算不得诗，却表现出了一位年轻警察维护一方平安的热忱。陈超记得其中一句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只是她却再也看不到这每天冉冉升起的朝阳了。 延安路上车来车往，人声鼎沸。陈超知道，如果不能抓到凶手为晓红报仇，他的心中将再也无法回复平静。 他打开文件袋，想要开始翻看红旗袍案的资料。前几天在度假村他努力说服自己不去捧这些东西。可这次刚刚打开文件袋，就看到自己的手机装在其中。当然，是被关掉的。原来自己居然还是把这东西带去度假村了，陈超无奈地摇了摇头。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去度假之前是决定不带手机的，他实在想不明白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这个文件袋里来的。也许弗洛伊德的遗忘机制理论可以解释这一切吧。不过陈超明白，此刻可不是琢磨弗洛伊德的时候。 打开手机，很快收到了许多之前被错过的短信。内容几乎都是于光明、李书记以及其他同事在急切召唤他归队。甚至连于光明的父亲——局里的老资格老于头都因为他不在而感到不安，发短信催他回去。一位年轻警察在侦查连环杀人案的过程中献出了生命，而凶手却轻易逃脱了追捕，这是公安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 更有甚者，他们都不能公开调查，只能打掉牙齿和血吞。一旦公众得知最新一名死者的真实身份原来是卧底警察，这将不仅仅是警方的耻辱，更会在社会上引起严重恐慌。 虽然公众尚未知悉晓红的身份，但局里每个人都知道，纸里是包不住火的。按照于光明一条短信上的说法，记者们已经有所怀疑。如今于光明和其他同事更关心的是，这周还将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还有不到两天时间又是星期五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出办法并阻止凶手，简直是天方夜谭。 陈超看了看手表，已是上午十点。他决定先不去局里，甚至暂时不打算联系于光明。 他发现整个事件中有一处疑点。这次围绕百乐门发生的事，从报纸上的奇怪广告到舞厅酒吧间的暗门，似乎凶手在晓红决定去卧底的那一刻就计划好了一切。凶手的一切行动都拿捏得极其精准，可谓天衣无缝。陈超越想越觉得当时登在报纸上的那则奇怪的广告是刻意为之。这一切，极有可能是凶手在掌握了内部情报的前提下设置的反陷阱。 所以说，无论陈超下一步要干什么，都要绕开局里的那些人。既然已经有人说他陈超为了查案和写论文迷失了自我，那就让他们去说吧。他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继续保持在幕后。 “师傅，我突然想起件事，咱们改去百乐门吧。”他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百乐门？上个礼拜警察刚查了那儿呢。” 出租车司机这大概是出于善意的提醒吧。陈超此刻的打扮，看上去倒真像是一位不愿错过这座城市任何一处景点的游客。 “对，就是那个百乐门。”他点了点头。 陈超认为自己比局里任何人都更应该对晓红的牺牲负责。如果他没去度假而是领导破案的话，一定会在晓红去百乐门之前就阻止她；或者至少他自己也可以与其他警员一起埋伏在舞厅门口。 陈超拿出那份在汽车站买的《东方早报》。报纸上刊登着晓红躺在墓园里，四肢张开的照片。她身穿一件红色旗袍，与墓园里东倒西歪的墓碑形成鲜明对比。照片下方是这样两行字：这身穿红旗袍的魅影，仿佛潮湿枯枝上的一片花瓣。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租车终于钻出滚滚车流，来到了百乐门。 此刻尚早，还未到常客们平时来玩的时间。楼前只有两三个拍照的人，估计不是游客就是便衣警察。陈超低着头走进大楼，坐在前台的中年男子对他的到来几乎毫无反应。 陈超明白，局里的同事们应该已经彻底搜查过这里，自己也找不到什么新的线索。但他依然想亲眼看一看这里的一切，仿佛要找寻死者与生者之间的某种联系。 走在靠边的楼梯上，他看到墙上贴着三十年代的电影海报。那上面的明星都来这里跳过舞。时过境迁，他们留给后人的也只有海报和那些或风流或悲凉的故事。 走到二层，陈超发现这里的陈设与一层差不多。他走进一间包厢，在那儿站了许久。他望着楼下空荡荡的舞厅，嘴里默念着晓红的名字，仿佛看到了她翩翩起舞的样子。 舞厅职员们正摆放着桌椅，为晚上的营业做准备。生意总还是要做下去的。 陈超决定离开。走出百乐门之后，他抬头看见不远处的一座佛寺。阳光映照着寺院的琉璃瓦，显得分外耀眼。那是静安寺，一座千年古刹，最近刚刚重新整修过。在陈超小时候，父母曾带他去那儿斋僧礼佛。或许是一时冲动吧，他买了一张门票，走进了这座多年未曾重游的寺庙。 寺院一如多年前的模样，不过地上的鹅卵石倒是新铺的。陈超低头走过，像一位虔诚的香客。他依稀想起小时候的情景——陈列着各种佛门法器的殿堂，身披袈裟的僧侣，墙上的壁画，还有夏天夜晚那亦真亦幻的诵经声。 他感到有些恍惚。走过幽静的长廊，眼前的景致既熟悉又陌生。佛堂依然如当初的模样。善男信女们或在打坐，或在磕头。佛像前的供桌上点着香烛，烛台之间摆放着各色瓜果供奉。一队僧侣鱼贯而入，敲着木鱼，做着功课，仿佛要在经文中超脱这尘世…… 这时，有人打断了他的思绪。他猛然回过神来，看到眼前站着一位小和尚，戴一副金边眼镜，手上握着一部手机。小和尚冲陈超行了一个礼，泛光的镜片似乎都遮不住他眼神里的贪婪。 “施主，欢迎您来到敝寺。捐一份功德吧，捐一份就能青史留名。所有捐功德的施主我们都记录在案。您看，那儿都写了。” 陈超抬眼看到一块广告牌，上面的佛像伸着手，似乎在等着香客们掏出钱来。按照广告牌上的说法，捐一千块钱，就能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理石碑上；捐一百块钱的话名字就会被记录在电脑上。靠近广告牌的地方是一间办公室，门虚掩着，可以看到里面有几台电脑。大概那些捐功德的香客名字就记在那些电脑里吧。 陈超掏出一张百元钞，投入了功德箱，却没去登记自己的名字。 “哦，这是我的名片，施主以后如还想施舍，也可以用支票，”小和尚皮笑肉不笑地说，“看那边，都烧香呢。您也去烧烧吧，很灵验的。” 陈超接过名片，走到香炉前。除了烧香的，还有很多人在烧纸钱。 一位老妇人拿出一袋纸钱，每一枚都折成元宝的样子。陈超没工夫像她那样，就随便买了一沓纸，扔进香炉。一阵寒风呼啸而过，纸灰如疯狂的舞者飞向天空，转眼无踪。 目送纸灰随风飞走，老妇人眼中透出一丝虔诚：“这也算是个念想吧。你不用担心那个姑娘冬天在那边受冻。” 老妇人的话让陈超心理一惊。她怎么知道他是在给一位姑娘烧纸？的确，这些纸是烧给晓红的。他一边烧一边想象着她穿着红色旗袍的样子。 也许真的存在一个人类不了解的时空吧。然而有云：子不语，怪力乱神。陈超并不相信人有来世。像多数中国人一样，他这么做是出于传统习惯。不过在他看来，烧些香烛纸钱之类的东西寄托一下哀思也未尝不可，没准通过这些，能与逝者达成某种沟通呢。 烧完纸钱，他学着其他人的样子，买了一炷高香，默默点燃。他向佛祖祈祷，希望能尽快抓到凶手，晓红能得以安息。 祈祷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将香插进香炉，而是暗自发誓：如果这次能成功抓到凶手，他愿意抛弃所有私心杂念，一辈子做一名警察，一名认真尽责的、有良心的好警察。 走出佛堂，陈超来到寺院后方，沿石阶走上一处高台。倚着汉白玉石栏，伴着现代高楼大厦与古代寺庙交辉的奇特景色，他试着去静心思考，却被一位僧人打断了思路。 来者是一位年迈的和尚，看上去饱经风霜，脸上长满皱纹。老和尚手捻念珠，脚步很轻，陈超甚至没能听到他走路的声音。 “施主，您有心事啊？” “大师，您说得没错。我辈凡夫俗子，难免被红尘琐事所累。”说完这句话，陈超心想，这位该不会也是来讨香火功德钱的吧。 “尘由心生，尘由心生啊。”老和尚说道。 “大师，您说得很好。”看到眼前的老和尚像是一位高僧，陈超的语气也变得恭敬起来。听说人在困惑时，来寺庙这种地方常常会得到意外的点解。也许跟这位大师聊聊能带来查案的灵感呢。于是他说道：“佛说要看破红尘。我也很是向往这个境界，却一直达不到。” “依我看，施主并不是凡夫俗子。不知施主是否读过六祖慧能的那首诗？” “读过，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初弘忍大师要在徒弟中间选一位继承禅宗的人，于是便命他们每人写一首畿子。大徒弟神秀写的是‘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写得还不错吧？但当时在寺里干杂活的慧能却写出了那首千古流传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老和尚说道。 “没错，我读过这个故事。慧能更胜一筹，所以继承了弘忍大师的衣钵。”陈超答道。 “所以说，一切皆由心生。菩提树、明镜台，你、我、万物众生，皆是如此。” “可身在这尘世之中，难免要沾染尘埃啊。超脱尘世谈何容易。” “那是因为你在这尘世之中还有事情要做。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您说得有理，也许是晚辈愚钝吧。” “不是你愚钝，而是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并非易事。不过你可以试着在一段时间里排除杂念。路要一步步走。” “大师，谢谢您。” “今日你我在这里相见便是缘分，施主不必道谢，”老和尚双手合十，说道，“后会有期。” 按照佛家的说法，无论尘世的柴米油盐，还是寺中的清静洞天，世间万物皆有因果。 所以，为何不像老和尚所说的那样，忘记之前的所有杂念，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整个案件呢？ 想到这里，陈超再次倚在石栏上，闭紧双眼，试着“入定”。开始他的精神并不容易集中起来。之前那些先入为主的分析和想法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于是他深吸了一口气，将精神集中到丹田，这是他当年在外滩公园学到的技巧。慢慢地，他感到自己全身心地融入到了一种和谐的冥想状态。 忽然间，一幅红色旗袍的画面映入了他的脑海。 陈超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仿佛自己正置身于六十年代的中国，身边到处是红旗招展。他戴着红领巾，与革命群众们一起高喊着口号。那个时代，无论电影作品还是日常生活，旗袍都是备受争议的东西。事实上即便是在今天，旗袍仍然无法被保守派接受。 回过神来，陈超拿出手机拨通了作协王主席的电话，但对方并未接听。于是他发了一条短信，内容主要是说，除了之前他们讨论的那些东西，红色旗袍在六十年代初是否引起过争议。 陈超感觉冥想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于是他试着继续，却再无收获。他索性坐到地上，盘起腿来，将整件案子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次他摒弃了警察的思维方式，试着让自己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思索这一切。虽然很快又进入了冥想状态，但仍一无所获。不远处传来了洪亮的钟声，他有些无奈地睁开了双眼，从随身携带的档案袋里拿出卷宗，如和尚念经般阅读起来。 翻了几页，陈超偶然看到那份关于田陌悲惨身世的资料。按照佛教的说法，世间是存在报应的。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无论是谁，得到恩惠或是遭到惩罚，都取决于今生甚至前世的所作所为。多数中国人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也许这可以解释田陌的遭遇吧。只是，对于一位年轻姑娘来说，这样的结果太过沉重了。陈超并不相信前世报应之类的东西。但是在他看来，田陌和她父亲的遭遇也都绝非偶然。 他想到自己在中学时代读过的那本。在那部书中，一切令人费解事件的幕后主使，都是那位在不停复仇的基督山伯爵。 难道田陌被杀的情况也是如此吗？ 要知道，厄运不仅仅降临在她的头上，还有她的父亲老田。也许曾被老田迫害过的人要来报复。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红色旗袍的款式和面料就能得到解释了。 可为什么还要报复田陌呢？毕竟“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多年了。复仇者难道真的会为了报“文化大革命”时的一箭之仇等这么久吗？ 其他被杀害的姑娘情况又如何呢？ 陈超一时想不清楚。不过最后这个问题让他注意到田陌与其他被害者的不同之处。 也许其他受害者和田陌一点关系也没有。 还是没什么头绪。一阵风伴着钟声吹过，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该回局里了，陈超觉得自己应该跟于光明谈谈。从他度假期间于光明给他发的那些短信来看，自己的这位搭档一定是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关于不辞而别去度假这件事，陈超不知道能不能给搭档一个满意的解释。不过他决定对自己当时糟糕的精神状态绝口不提。即便对于光明，这事也是不提为妙。 刚要走出寺门，陈超接到了王主席的回电。 “不好意思啊陈队长，刚才我在洗澡所以不方便接电话，我看到你的短信了。说到受争议这事儿，我想起一个人——天津的退休记者熊明。这个人是我的老朋友，编纂了一本受争议文艺作品辞典。我之前就这件事联系过他，他说，当年有一张关于穿旗袍女人的获奖摄影作品，后来那张照片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呢。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陈超拿笔记下了号码，说道：“王主席，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这条线索很有价值。” 挂断电话，他又掏出一张钞票，塞进了寺门口的功德箱。接下来他拨通了熊明的电话。 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陈超直奔主题：“熊先生，听王主席说，您对一张关于旗袍女子的受争议摄影作品很了解。您编纂了一部集合此类作品的辞典，是吗？” “没错，”熊明在电话那头答道，“在当年那种政治环境下，对文艺作品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争议，如今的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你该记得那部叫《早春二月》的电影吧？” “是的，我记得。六十年代初那部电影曾遭禁。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在抽屉里偷偷藏过女主角的照片呢。” “那部电影受争议是因为女主角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张旗袍女子的摄影作品也是如此。”熊明说道。 “关于那张照片您能给我详细讲讲吗？相片中人物的旗袍是红色的吗？”陈超问道。 “相片上是一位美丽的女子，身穿一件精致的旗袍。身边是她的儿子，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小男孩儿牵着母亲的手，指着远处。照片标题是《妈妈，咱们去那儿吧》。照片背景看上去像是私家庭院。因为是黑白照片，所以我也说不准那旗袍是什么颜色。但看得出来，旗袍的做工真的很精致。” “这样的作品怎么会引起争议呢？”陈超有些不解，“又不是电影，也没有情节。” “陈队长，我问你个问题吧，”熊明说道，“在那个时代，优秀女性的典型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女青年或者女民兵什么的吧？她们一般都穿着和男人一样的衣服，所谓‘不爱红装爱武装’。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种旗袍照片肯定会受争议，更何况它还得了全国大奖。” “这里面还有什么说法吗？” “首先，有人认为照片里的那位穿着旗袍的母亲，体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其次，作为照片背景的私人园林也不符合当时的价值取向。” “您能说得更详细点儿吗？”陈超问道。 “不好意思啊，我能记得的就这么多了。那张照片不在我手头上。不过你肯定能找到。它好像是发表在一九六三年或是一九六四年的一期《中国画报》上。当时国内就这么一家画刊。” “谢谢您，熊先生。您提供的信息对我们的工作很有价值。” 陈超决定去图书馆查找那张照片。 在苏苏的帮助下，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他就找到了那期《中国画报》。而通常查找这么一本六十年代的杂志起码要一个多小时。 正如熊明所说，这是一张黑白照片。画面上那名女子面容姣好，身穿旗袍。从照片上看不出旗袍的颜色，但可以确定绝不是浅色。 女子赤脚站在一个园子里，身后是一条涓涓小溪。她也许刚在溪水中洗过脚。站在一边的男孩儿牵着她的手，看上去也就七八岁的样子，他戴着红领巾，应该是个少先队员。除此之外画面中再无旁人。 陈超向苏苏借了放大镜，细细观察着旗袍的细节。 照片上女子身穿的旗袍与红旗袍案中死者所穿着的款式完全相同，同样是短袖和低开衩设计，甚至连衣服上的盘扣都一模一样。 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照片上这位女子的旗袍穿得很整齐，没有破损，所有的扣子也都系得很好。她的确也光着脚，但是单从画面上看，却像是一位幸福的母亲。 照片拍摄者名叫孔建军。从文字介绍中，陈超得知这个孔建军也是上海艺术家协会的成员。 走出图书馆时，陈超听到天空传来一阵鸟鸣。那一定是晓红的灵魂在提示自己吧，他心想。 掏出手机，他拨通了上海艺术家协会的号码。接电话的是年轻的秘书：“孔建军几年前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得很惨。” “您有他家的地址吗？”陈超问道。 “有倒是有，不过是很久之前的记录了。他没有子嗣，只有一位孀妻，恐怕也得七十多岁了吧。这样，我把他的档案传真一份到你的办公室吧。” “发到我家吧，我正在度……等等，发到这个号码吧。”陈超把图书馆的传真号码告诉了对方。 “好的，如果他夫人还住在那儿的话，你也可以去那边的居委会了解一下情况。” “谢谢，我会去的。” 传真很快发了过来。苏苏把传真递给陈超，同时端来一杯咖啡和一块榛子蛋糕。 “怎敢劳烦美女大驾。”陈超说道。 “就会说这一句啊，下次说点儿新鲜的。”苏苏说罢，甜甜一笑。 其实此刻浮现在陈超心中的是多年前的那副场景，另一个城市的另一座图书馆……可谓“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照洿宫”。 时光荏苒，往事如流水般一去不返。陈超将杯中咖啡一饮而尽，苦涩的感觉涌上心头。面前这位姑娘并不知道他当下面临的问题。 他开始阅读孔建军的档案。此人曾在国营的王开照相馆当过摄影师，同时也是艺术家协会的会员，作品曾多次获奖。与其他“资产阶级文人”一样，孔建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批斗，“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就去世了。其孀妻健在，独自住在杨浦区。档案中并未提及孔建军与那张受争议摄影作品的关系。 至于照片里那位身穿旗袍的妇女，更是只字未提。 陈超很想再喝一杯咖啡，但忍住了。他站起身，向苏苏打了个招呼，便离开了图书馆。 第二十二章 当陈超赶到军工路孔建军家时，已是下午一点半。 从破败不堪的楼道、斑驳掉漆的木质信箱看，这里应该属于六十年代兴建的“工人新村”。如今这“新村”饱经岁月风霜，已显得老态龙钟。他从信箱上看到了孔建军的名字。 走进楼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堆着各种锅碗瓢盆的公共厨房。这进一步印证了他的之前的判断。孔建军的妻子就住在这样一座“筒子楼”里。 陈超来到二层，敲响了203房间的门。开门的是一位白发苍苍、戴着眼镜的老妇人。 “请问您是孔太太吗？” “这儿的人都叫我孔姨。”老人说罢将陈超让进家中。 她穿着一身棉衣，脚上趿着一双绣着茉莉花图案的棉拖鞋。房间很小，里面随意摆放着一些破旧的家具。一把只剩三条腿的椅子靠在墙角，椅子旁边摆着一个老式的藤筐，大概是老人用来垫脚的。窗上糊着发黄的窗纸，屋里温度很低。 “坐吧。”孔姨招呼道。 “谢谢您，”陈超小心翼翼地坐在那张椅子的边缘，“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孔姨。” 他向老人说明了来意，随后掏出自己的名片以及那本杂志。 孔姨仔细看着杂志上的照片，沉默良久。她的脸上流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 陈超闻到屋子里有食物的味道，发现墙角的煤气炉上有一个小铁皮里正煮着什么，大概是猫食吧。对于多数上海人而言，养猫就是为了抓老鼠。虽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猫当成了宠物养，但在这种老旧的居民区，它们的职责还是抓老鼠。铁皮盒子里那鱼骨头和碎米煮成的东西，大概是孔姨唯一能负担得起的猫食了。煤气罐立在小木桌旁边，桌上放着塑料盆和一些碗盘。 “没错，这照片是我老伴儿六十年代拍的，”孔姨的声音有些颤抖，“可他都死了这么多年了，我一个老太太还能想起些啥呢。” “孔老先生当年凭借这张照片得了全国大奖，他一定跟您谈到过这些事吧。拜托您回忆一下，孔姨。任何您回想起的东西也许都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呢。” “还全国大奖呢！这东西带给他的只有厄运！这张照片简直是个诅咒啊。” “诅咒？”陈超重复着孔姨的话。这个词很微妙，她一定想起了什么。也许是一条重要线索“您能给我讲讲这‘诅咒’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谁愿意再说‘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 当年的事情对于孔姨来说肯定是一段痛苦的回忆。陈超对这一点非常理解。再说他作为一个初次登门的陌生人，很难轻易让主人打开心扉。于是他决定耐心诱导。 “孔姨，您是说与照片有关的人都受到诅咒了吗？” “我老伴儿因为这张照片而被批斗，罪名是‘宣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如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是让他安息吧。” “其实这是一张非常好的摄影作品。”陈超沉着而又不失时机地掏出另一张名片递给孔姨。上面写着他是艺术家协会会员。“我是个写诗的。依我看，这张照片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 “充满诗意的画面”在传统的中国文艺评论中算是最高程度的褒扬了，陈超是认真的。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这么个破地方，”孔姨说着用手指向角落里的煤气炉，“我连公共厨房都不能用，大家都嫌弃我。就算告诉他们我老伴儿拍过一张伟大的摄影作品，这一切就能改变了吗？” 说罢，她站起来走到煤气炉边，掀开铁皮盒子的盖子，用筷子搅动着里面糊状的东西。之后，她自顾自地走向椅子边那个藤筐，说道：“小黑，出来吃饭了。” 一只猫从筐里跳出来，用头蹭着老妇人的腿。 陈超有些不情愿地站起身，准备离开。而孔姨并没有要留他的意思。走在楼道里，他又看了一眼那个公共厨房。两张摇摇欲坠的桌子上随意堆放着一些蔬菜和未洗的碗筷，还有几块发臭的豆腐。 走出楼门，他看到弄堂对面挂着居委会的木牌，于是他朝那个方向走过去。探访居委会是警察常做的事。 接待他的是居委会一位费姓主任。让陈超感到有些惊讶的是，当他掏出名片递过去时，这位头发花白的主任并未表现出任何惊讶。他向费主任提及了孔姨，特别提到她的丈夫孔建军曾以一张摄影作品赢得全国大奖，认为居委会应该关注一下她的生活状况。 “孔姨是你亲戚？”费主任用手捋着头发，态度十分不屑地说。 “不是。我今天第一次见到她。但她也应该有权利使用公共厨房吧？”陈超说道。 “我告诉你吧。邻里之间因为公用设施吵架的事已经够让我们头疼的了。据我们所知，在她之前，住在那间屋子的人就没用过公共厨房。再说其他邻居都用煤球炉子，孔姨要是把她那个煤气罐搬进去会引起爆炸的。” “好吧，”陈超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能用一下您这里的电话吗？” 他拨了附近派出所所长的电话。这位所长同时也是这片社区的安全负责人。电话接通之后，陈超把电话听筒递给了一脸惊讶的费主任。 放下电话之后，费主任马上换了一副腔调：“陈队长啊，我想起您来了。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我在电视新闻里看见过您，也听说过您的那些事迹。” “那您多少给我个面子吧。”陈超笑道。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邻里纠纷真的很难处理，但我们一定会努力办好的。这样，咱们现在就去。” 陈超不用去想也知道派出所所长对这位居委会主任说了些什么。二人一起走向孔姨居住的居民楼。 所有楼里居民都被叫了出来，站在楼洞两侧，陈、费二人站在中间。费主任宣布了居委会和派出所的联合决定，专门在公共厨房划出一片区域供孔姨使用。虽然地方不大，但足够她用煤气灶做饭了。考虑到安全需要，居委会将在煤球炉和煤气罐之间砌一堵隔离墙。在场居民无一表示反对。 正当陈超打算离开之时，却被孔姨截住：“陈警官。” “怎么了，孔姨？” “能借一步说话吗？” “当然可以。”说完，陈超转身对费主任说道，“您可以先回去了，谢谢您的大力协助。” “看来你是个人物。”孔姨将陈超让进屋子，转身关上门，“十多年了，我只能在这里做饭。你今天才用了半个钟头就给我解决了。”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我只是仰慕孔老先生的艺术造诣，”陈超说道，“再说居委会就在弄堂对面，举手之劳。” “我想你这么做是为了感动我吧。的确，我被感动了。没有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儿。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孔姨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这时那只黑猫跑了回来。她抱起猫，放到自己的膝盖上。可是那只猫却跳了下来，跑到了窗台上。 “不，您别多想，助人为乐嘛，这是一个警察应该做的。”陈超说道。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关于那张照片的事，你不会拿出去到处宣扬吧？那是几乎伴随我老伴儿后半生的噩梦。” “孔姨，实话告诉您吧，今天中午我去过静安寺，我在佛祖面前发誓，要做一名有良心的好警察。您信也好，不信也罢，发下这句誓言之后不久，我就听说这张照片的事了。” “我相信。但这张照片对你真的很有价值吗？” “也许它有助于我们侦破一起凶杀案，否则我也不会这样贸然来访。” “一张三十多年前拍的照片会和现如今的凶杀案有关？”孔姨的话音里带着怀疑。 “目前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能忽视任何可能性，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个人相信这件案子与您和您的丈夫无关。” “如果说我能记得些什么，肯定是因为我老伴儿在那照片上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孔姨有些不情愿地开始了讲述，“他几乎把所有公休时间都用在拍摄那张照片上，简直跟着了魔一样。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跟那个不知羞耻的模特儿有一腿。” “艺术家嘛，都会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之中。一个伟大的作品通常会耗费创作者大把的时间和精力。”陈超说道。 “嗯，后来事实证明那女人是个良家女子。我老伴儿还因为这个事跟我开玩笑呢，他说：‘我跟她有一腿？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嘛。我兴奋的原因是在我之前从未有摄影师发现她的美丽。对于摄影师来说，这就像是发现了金矿一样。’” “那么孔先生跟您说起过他是如何认识这个模特儿的吗？” “我记得他们是在一场音乐会上认识的吧，当时那女人在台上演奏小提琴。一开始她不让我老伴儿拍照，我老伴儿花了有一两个礼拜才说服她。她最后答应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拍一张照片。这给了我老伴儿新的思路——与其拍一位孤独的美女，不如拍一对幸福的母子。” “看来她非常爱自己的儿子。”陈超说道。 “我觉得也是。谁看了那张照片都会被感动的。” “孔先生告诉过您那位模特儿的名字吗？” “应该是告诉过我，不过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照片的拍摄过程您了解多少细节？比如说，旗袍的选择之类的。” “这个，我老伴儿比较欣赏东方式的美丽，而旗袍可以展示那女人最美的一面。不过那肯定是她自己的旗袍，那么高级的旗袍我老伴儿可买不起。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照片上那件旗袍是谁选的。”孔姨摇了摇头。 “照片是在哪儿拍的呢？” “那女人住在一栋豪华的公馆里，估计是在她家院子里拍的吧。我老伴儿在那里拍了一整天，用了五六卷胶片呢。接下来一个星期他都像只鼹鼠一样窝在暗房里冲洗照片。他太投入了，有一天晚上把所有照片拿回家来，问我哪张好。” “所以是您帮您老伴儿选出了最好的一张？” “嗯，可那张照片得奖没多久，我老伴儿就开始变得忧心忡忡的。一开始他没告诉我原因。我读过报纸之后才知道那照片引起争议了，有些人说照片里暗含‘政治信息’。” “呵呵，什么东西都可能被涂上一层政治色彩。”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老伴儿因为那张照片被整得很惨。毛主席说有人借文学作品对党进行攻击，于是那些红卫兵们就说我老伴儿借照片对党含沙射影。跟别的‘牛鬼蛇神’一样，我老伴儿也被挂上牌子游街示众……” “许多人都经历过这些，我父亲也是，挂着牌子游街……”陈超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还不算完呢，还有人逼我老伴儿说出照片上那女子的身份。这让他非常愤怒。” “谁逼迫的孔先生？他对他们说什么了吗？” “我记得当时整我老伴儿的是一伙造反派吧。他最后还是招了，因为那些人的手段太狠毒了。再说，在他看来，给摄影作品当模特儿也不是啥罪过，起码没有任何裸体和淫秽的内容。” “孔老先生知不知道后来那模特儿怎么样了？” “不，至少一开始他不知道。过了一年多之后他才听说那女人死了。这不是他的错，当年死了很多人。更不要说那个女人出生在那种家庭，还当了‘资产阶级’摄影模特儿。但是这件事却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老伴儿的心里。” “其实孔老先生没必要那么自责，那些造反派也可能在别处得知那模特儿的身份。”陈超说道。也许老摄影师很在乎那位模特儿吧。考虑到此时谈论这个没什么意义，于是他换了话题：“刚才您说孔老先生当时拍了五六卷胶片，其余照片保存下来了吗？” “保存下来了。他这么做是冒很大风险的，当时连我都不知道它们藏在哪儿。不过他去世以后我无意中发现了那些胶片，还有一个笔记本。他给这些照片起的名字是‘红旗袍集’。我实在不忍心扔掉它们，因为我知道它们对我老伴儿来说意义非凡。” 说完，孔姨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一大一小两个信封，大的里面装着一个笔记本，小的里面装着一沓照片。 “就是这个，陈警官。”说罢，她把两个信封递给了陈超。 “太感谢您了，孔姨。”陈超接过东西，站起身来，“看过之后我一定如数奉还。” “没事，我拿着也没用，”孔姨说道，“不过别忘了你在庙里对佛祖发下的宏愿啊！” “我不会忘记的。” 真是意外收获。陈超在弄堂外上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开始阅读那个笔记本。那是一本工作记录。按照上面的说法，孔建军当时是在一场音乐会上邂逅了那位模特儿，当时他就被“音乐高潮处她无与伦比的美丽”折服。后来一位少先队员模样的小男孩儿跑上舞台向她献花。那小男孩儿就是她的儿子，母子二人在舞台上亲密拥抱。音乐会后的一个星期，孔建军一直在劝说她当自己的摄影模特儿。这个过程并不轻松，因为这位女子对名利都不感兴趣。最后他好不容易说服她带着儿子拍一组照片。拍摄地点是她家后花园。 陈超快速浏览着这本记录着各种拍摄参数的工作笔记，发现那位模特儿的工作单位是上海音乐学院。笔记上还写着她的办公室电话。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孔建军在笔记中只提及了一次她的名字——梅老师。 合上笔记本，他开始查看那些照片。 眼前的照片数量很多。如当年那位摄影师一般，陈超也有些入迷了。 回过神来，他对出租车司机说道：“师傅，调头去上海音乐学院吧。” 第二十三章 陈超对音乐学院的探访一开始并不顺利。 学院现任党委书记赵奇光接待态度倒是不错，但他对梅老师几乎一无所知。查过校史资料后，他告诉陈超，这位梅老师和她的丈夫明老师当时都在学院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明老师自杀了，而梅老师死于一场意外。至于梅老师作为模特儿拍摄的那张照片，赵书记表示完全不了解。 “我是五六年前才调到学院的，”赵书记解释道，“大家都不愿提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情。” “是啊，都要朝前看的。” “你可以去问问那些老人，他们或许认识梅老师，应该知道些什么。”赵书记在纸上写下一串人名，递给陈超，“祝你好运。” 不过认识梅老师的人如今应该都退休甚至过世了吧。拿着纸条看了一会儿，陈超决定先去拜访器乐系的刘正权教授。 “没错，这的确是梅老师！”刘教授看着照片说道，“不过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张照片啊。” “您能给我讲讲她的事吗？”陈超问道。 “梅老师当年可以称得上是校花了。只可惜她死的时候还那么年轻。” “她是怎么死的？” “我也记不清了。当时她才三十四五岁，儿子才十岁。太悲剧了。” “她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刘教授说道，“当时我们在不同的院系，你得去问别人了。” “那您给我推荐个人吧。” “那个，你去找向子龙吧。他已经退休了，住在闵行区。这是他的地址。据我所知他钱包里一直放着一张梅老师的照片。” 看来这位向子龙当年曾仰慕梅老师，要不然这些年也不会一直把她的照片放在自己的钱包里。 离开刘教授家，陈超看了看表。他得抓紧去闵行区找向子龙，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里曾经是一片工业区，距离市中心很远，所幸如今通了地铁。陈超打车赶到地铁站，然后坐了二十分钟地铁赶到闵行区，一路小跑出站，又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向子龙的住处。 不一会儿他便来到一片居民区，走进了一栋居民楼。来到二层的一户人家门前，他敲了敲门。一阵沉默之后，屋里的人有些迟疑地打开了那扇仿木门。陈超掏出自己的名片，递给这个趿着拖鞋披着棉袍的瘦高男人。那人看了一眼，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 “没错，我就是向子龙。阁下是中国作协的人？” 陈超才发现自己递给他的是一张中国作协的名片。情急之下他掏错了名片。 “不好意思，我把名片搞混了。我叫陈超，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不过我的确也是中国作协的成员。” “哦，陈队长。我好像听说过您，”向子龙说着，将陈超让进家中，“不过不知道阁下今日上门有何贵干？是以诗人的身份还是以警察的身份呢？” 说着，他给陈超倒了一杯茶，给自己的杯中也续了一些水。他走路时一瘸一拐的。 “向教授，您的脚扭伤了吗？” “不是，我三岁那年得了小儿麻痹症。” “不好意思今日贸然登门找您是为了调查一件大案，需要向您了解一些事情。”陈超在茶几边一个塑料折叠椅上坐了下来。茶几看起来是定制的，比常见的长出一截。环视四周，他看到墙上有一个巨大的书架。除了这两样，房间里就没什么别的大件家具了。“是关于梅老师的事，她是您的同事吧？” “梅老师？没错，她的确曾是我的同事，可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你们问这些干什么？” “您别误会，我们要调查的案件并不牵涉到梅老师。但一些关于她的事情对我们的调查有帮助。您提供的信息我们都将严格保密。” “您该不会是以她为题材写诗什么的吧？” “您为什么这么问？” “几年前曾经有人向我打听过梅老师的事，我当时拒绝了他。” “那是个什么人？您还记得他的姓名吗？”陈超问道。 “我也忘了他叫什么了。不过我记得当时他给我看过身份证的。他自称是一位作家。估计是蒙我呢。” “您能给我详细描述一下那个人吗？” “好像三十出头吧，要么就是三十四五岁。很有教养，但说的话有点莫名其妙。我就记得这些。”向子龙喝了一口茶，“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种集体怀旧的氛围里，关于那些曾经是显赫家族的故事特别流行，就像那部《上海的红颜薄命》。我凭什么让别人拿着她的故事去换取名利？” “向教授，您做得没错。那所谓的作家企图拿着梅老师的遭遇去牟利，的确令人无法接受。” “是啊，她当年受的屈辱够多了！” 向子龙显得有些激动。作为一名仰慕过梅老师的异性追求者，他此刻的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屈辱”一词证明，他了解一些内情。 “向教授，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是为了编故事骗钱才来拜访您的。”陈超说道。 “但是您说是关于一件案子……”向子龙还是有些迟疑。 “目前，我不方便详细说案子的事，可以告诉您的是，凶手已经杀了很多人，如果我们不抓住他，他还会杀死更多的人。”说着，陈超拿出那本杂志和其他照片，递给向子龙，“您可能看过这本杂志吧？” “哦，还有这些照片，”向子龙急切地翻看着照片，脸色苍白。他走到书架前，拿出一本相同的《中国画报》，“杂志我这也有一本，这些年我一直都留着它。” 向子龙保存的这本杂志中间夹着一个系有红丝带的书签，翻开正是梅老师照片所在的那一页。书签很新，上面印着东方明珠电视塔。这座电视塔是九十年代才建成的上海的地标建筑。 “都这么多年了，关于这张照片一定有许多故事吧？”陈超问道。 “是啊，说来话长。‘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你多大？” “还在上小学。” “那您知道‘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背景吗？” “当然。不过，您还是从头说起吧，向教授。” “在我看来，一切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我刚被分配到音乐学院，而梅老师己经在那儿工作两年了。她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是学校里最出色的女教师。陈队长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对于我来说她更像是个良师益友。当时在学校里不能演奏那些古典名曲，只能吹吹打打一些简单的革命歌曲。我为此感到非常苦恼。如果没有她的鼓励，我也许就放弃音乐之路了。” “正如您所说，梅老师当年在学校里是最出色的女人。那么肯定有很多人仰慕她，甚至追求她。您听到过这样的传闻吗？” “您什么意思？”向子龙盯着陈超问道。 “向教授，我并不是要对梅老师不敬，请别误会。为了调查，我需要了解各种情况。”陈超赶忙解释道。 “没有，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传闻。像她那种出身的女人得夹着尾巴做人，一旦闹出绯闻就意味着灾难。当年那种政治气氛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那个时候，全国都没有一首真正的浪漫情歌。” “那是因为当时毛主席希望人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和建设之中吧……我听说她丈夫也在音乐学院工作，是吗？” “是的，她丈夫叫明德仁，也是学院的老师。他没啥特别的。他们二人的婚姻在我看来就是父母包办的。明老师父亲曾经是个大财阀，而梅老师的父亲是个努力讨生活的小律师。当年的明府在上海滩也是显赫一时的豪宅了。” “嗯，对于那座豪宅我也有耳闻。他们的婚姻生活有什么问题吗？”陈超不明白向子龙为什么要提到包办婚姻。 “我不太清楚。不过大家都说明德仁配不上梅老师。” “好吧，”陈超意识到，在向子龙眼里，没人配得上梅老师，“那么，您是怎么知道这张照片的？梅老师向您提起过吗？还是说给您看过这本杂志？” “都不是。当时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有一次我偶然听到她与那位摄影师讲电话了。所以我买了一本那期杂志。” “照片上她穿了一件旗袍。您后来见过她穿那件旗袍吗？” “没见过，而且拍那照片之前我也没见她过穿。她有许多件旗袍，演出的时候常穿。但从来没穿过照片上那件。” “梅老师是因为那张照片惹上麻烦的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照片发表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她公公去世了，丈夫也自杀了，罪名是反党反革命。而她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赶出豪宅，住进‘牛棚’——一间小阁楼里。而明府被一些‘革命群众’占据了。当时梅老师遭受了最屈辱的迫害。” “她就是因为这个死去的吗？” “关于她死去的那些情况，”向子龙喝了一口茶，仿佛在回忆着什么，“我的回忆可能有靠不住的地方，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理解，毕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不过您不用纠结于细节是否准确。您所说的一切我都会去二次核实的，”陈超也喝了一口茶，“看看这张照片吧，真应了那句话，红颜薄命啊。我们应该为她做点儿什么。” 这句话让老教授一惊。 “你是说真的？”向子龙说道，“是啊，你们警察也应该为她做点儿什么了。” 陈超点了点头。他怕打断老教授回忆的思路，就没说什么。 “年轻人，你应该听说过当年那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专院校里的所作所为吧？”向子龙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陈超的回应，“在那个时代，他们自称代表正确的政治立场。我们学校也来了一伙，他们打着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名义无恶不作。我们这些老师很快给那些人的头目起了个外号，叫‘革命行动同志’。为什么呢？因为那家伙到处跟人宣扬他的那些‘革命行动’。其实他干的无非就是批斗、殴打、咒骂我们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可我们这些教书匠除了背后给他起个外号，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梅老师是他‘革命行动’的对象吗？” “嗯，他一直在找梅老师‘谈心’。有人说他找女老师谈心的时候都是关着门的。不过说句公道话，我倒没看出他有什么不轨举动。他每次找梅老师‘谈心’时间都不长，而且门也不是一直关着的。梅老师见到他就像耗子见了猫一般。我意思是说，她一直尽全力想避开那个家伙。” “您也在替他担心吧？告诉过她吗？” “没有，当年随便怀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可是犯罪啊，”向子龙苦笑道，“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她家。不知道谁在明府墙上用粉笔写上了一串反革命标语。当时有十几家‘革命群众’住在那儿，但居委会却坚称这是阶级敌人的‘又一次疯狂反扑’。有个邻居指认说曾经看到梅老师的儿子手里拿着粉笔，还有人说梅老师是事件的‘幕后黑手’。于是居委会派人来我们学校，与‘革命行动同志’碰头。他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对梅老师的儿子进行了单独隔离审查。什么隔离审查啊，根本就是把孩子锁到小黑屋里，不认罪就不放出来。” “这也太过分了，”陈超说道，“隔离审查的时候他们虐待孩子了吗？” “审查组具体干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革命行动同志’一直在她家附近活动。不过梅老师倒是没被隔离审查，她每天还是来学校上班，只是看起来愁眉不展的。有一天下午，她光着身子从阁楼跑出来，跌下楼梯，当场就摔死了。有人说她失心疯了，有人说她当时正在洗澡，因为孩子回家太过激动。” “就是说她儿子是那天被释放的？” “没错，那天下午回去的。可是他刚到阁楼门口就转身跑下楼梯。按照他们家邻居的说法，梅老师当时就跑出来追她儿子。” “这说不过去啊，即便小男孩儿撞见自己母亲在洗澡，也不至于那样跑吧。再说梅老师也不至于就光着身子跑出来。”陈超皱起眉头。 “她太爱自己的儿子了，可能是儿子回家带来的喜悦让她不能自己吧。”向子龙叹了口气。 “关于她的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怎么说？” “他们说那是一场意外，仅此而已。” “难道当时没人对她的死提出疑问吗？” “没有。当时我也在受批斗，罪名是‘用西方靡靡之音毒害青年学生’。说实话我那时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向子龙说道，“‘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曾经去‘革命行动同志’工作的工厂了解情况，可他却从来都不提当年每天在梅老师家附近转悠的事。他是宣传队领导，应该在我们学校工作，而不是每天都去梅老师家附近转悠。那他到底去干什么了？我也不敢确定，因为我没有真凭实据，再说我实在不想在梅老师的痛苦上再添一笔。不过我听说那个‘革命行动同志’最后没得好，遭了许多灾祸，被工厂开除，也被惩罚了。” “等一下，您记得那个‘革命行动同志’的姓名吗？”陈超问道。 “忘了。不过我可以找找看。你打算调查他吗？” “他还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吗？” “还真有。‘文化大革命’时期，通常派驻某学校的宣传队都是由同一家工厂的工人组成的。但是来我们学校的却不一样，‘革命行动同志’和他手下的队员来自不同的两个工厂。” “这的确很奇怪，”陈超拿出本子和笔，“他是哪个工厂的？” “上海第三炼钢厂。” “当时他多大年纪？” “三十八九、四十出头吧。” “好的，我会去调查的。”陈超说道。不过，不论这个“革命行动同志”做过些什么，他如今也得六十多岁了。可是按照于光明提供的情报，百乐门监控录像里那个人大概也就三十多岁，“梅老师的后事是怎么办的？” “说到这事儿我就很生气！我本想给她送个花圈什么的，说实话我也应该这么做。可是她的遗体当晚就被拉到火葬场烧了，骨灰被随便撒掉了。她活着的时候我没能为她做点什么，甚至连她死后都不能！这是我的终生憾事。” “您不必自责，向教授，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向子龙拿出一张唱片，“我把一首宋词谱成曲子了，就是为了纪念她。” 陈超接过唱片。封套正面印着一个身穿红裙翩翩起舞的女子，背面则印着晏几道的那首《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梅老师若泉下有知，一定会很喜欢这张唱片的。”陈超说道。 “我会烧一张给她的，”向子龙忽然显得有些尴尬，“不过我从来没对我太太说起梅老师的事。” “放心吧向教授，您说的这些我都会保密的。” “我太太快回来了，”向子龙把唱片重新放回书架，“她有点小心眼儿。” “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梅老师的儿子，他后来怎样了？” “关于那条反革命标语他们啥都没查出来。总之那孩子后来成了孤儿，跟亲戚住在一起。我听说他‘文化大革命’之后好像上大学了。” “您知道是哪所大学吗？” “不知道，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都已经是几年前了。不过如果这个事情很重要的话我可以打几个电话问问。” “可以吗？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陈队长，别这么说。终于有一位警官愿意为梅老师做点什么了，该说谢谢的是我。”向子龙诚恳地说道，“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们的调查结束后，能帮我复制一份那套照片吗？” “没问题，我明天就洗一套寄给您。” “十年生死两茫茫啊……”向子龙说道，“哦，对了，去她邻居那里也许能打听到些什么。” “您有她当年的住址吗？” “你知道衡山路上那个老洋房吧，离宝庆路不远，你去问问就知道了。现在那儿已经被改成一家饭店了。我去过一次，手上有一张他们的名片，”说着，向子龙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陈超，“喏，就这个，老洋房饭店。” 第二十四章 待陈超赶到衡山路，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他花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到此处的居委会。“真不容易。”他自语道。天气很冷，找到居委会起码意味着可以进屋暖和一下。 既然红色旗袍当年的穿着者身份已经确定，那么接下来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案件展开调查了。 单凭向子龙教授的一面之词恐怕不能断定梅老师没有其他追求者。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热年代，以梅老师的才华和美貌，应该也会有很多男人为她倾倒。 那位被称做“革命行动同志”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也值得调查，也许他加入宣传队的目的就是为了靠近梅老师。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也是后来导致惨剧的嫌疑人之一。 总之，陈超需要先通过居委会了解更多关于梅老师的情况。 居委会办公室所在的衡山路上，多数房屋都是年久失修的两层小楼，远远望去像是一排火柴盒。街角有一块木牌，指向不远处的农贸市场。居委会似乎已经下班了。于是陈超走到路边一个小贩跟前，向他打听居委会主任的姓名和住址。 “居委会主任啊，叫翁尚涵。你看见市场旁边那座小楼的二层那家了吗？”小贩边说边从陈超手中接过一支香烟，一阵寒风吹过，他打了个冷战，“那就是她家了。” 陈超按照小贩的指点来到翁尚涵的家门口，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女人，身材不高，显得很精明，手上拎着一个暖瓶站在水泥地面上，脚上没穿鞋，只套着一双棉袜。她就是翁尚涵，正皱着眉头看门外的陈超。她把他当成前来求助的社区住户了。他们的房间很小，似乎并不适合接待陈超这样贸然来访的不速之客。 翁尚涵将陈超让进屋里，她正跟丈夫一起叠纸钱。这样的迷信行为似乎不符合她居委会干部的身份。但陈超很快意识到，冬至就快到了。他自己也买了纸钱，还在庙里给晓红烧过一些。看来主家这时候的确不适合接待客人。 “翁主任，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来打扰您，”陈超一边致歉一边将名片递给对方，“我想向您询问一下关于明家的情况。” “恐怕我帮不了你，”翁主任说道，“我是五年前搬来的，在那之前明家就不住在这儿了。这些年衡山路附近的居民换了一茬又一茬。按照政府的新政策，之前被强占的私宅都要物归原主，所以很多原住户搬回来了，很多曾经住在这里的人都搬走了。” “那为什么明家没搬回来呢？” “新政策有个问题不太容易解决。你想啊，‘文化大革命’时代住进这些私宅的住户怎么办呢？的确，他们当时是强行霸占的，但是现在也不能让他们睡马路去啊。所以政府正试着从私宅主人那里购买这些房产。很多人是不愿卖自己家房子的，但是明家少爷同意了。他都没回来看一眼那房子。后来那房子成了饭店……” “对不起打断您一下，明家少爷叫什么名字？”陈超问道。 “我查查啊，”翁主人拿出一个文件夹，哗啦哗啦翻了半天，“不好意思啊，查不到了。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个成功人士。” “谢谢，”陈超说道，“他卖掉老房子得到了多少钱？” “那是他和区政府的事儿了，不在我职权范围内啊。” “关于明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遭遇有什么记录吗？” “我估计那个时代的记录很难保存到现在了，前几年我们居委会办公室很混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前任把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的唯一一本居委会工作日志销毁了。” “您是说前任居委会主任吗？” “是的，不过她已经去世五六年了。” “那的确很难查了，”陈超说道，“不过我还得向您打听一下明家少爷的母亲梅老师的情况。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了，大概是死于意外。您听说过这方面的事吗？”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您问这个干吗？” “因为这些可能牵涉到一起凶杀案。” “什么！”翁主任显然是吃了一惊。 “我可是久仰陈队长大名了，”说话的是翁主任的丈夫，他对妻子说道，“陈队长破过不少大案要案。” “当初我们听说明家的事，也是因为那个姓潘的玩了个鬼把戏，”翁主任说道，“就是老洋房饭店的老板。” “有点儿意思。您能详细说说吗？”陈超问道。 “明家少爷把房子卖给政府没多久，那个姓潘的就盯上了那座老房子。可是里面的住户都不愿意搬走。也可能是当初盯上那座房子的买主不只姓潘的一个人吧。于是他开始编故事，说明家老房子闹鬼。很快就闹得沸沸扬扬的，我们居委会当时还介入调查了。” “您要操心的事儿还真不少。” “这事儿说起来也怪。我们发现，明宅闹鬼的传闻大概‘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最早传出这个风的是老童家。当年梅老师和他儿子被逼住进阁楼，童家人就住他们楼下。童家人说，梅老师死后，他们总是听到阁楼和楼梯上有人走路的声音，即便梅老师的儿子后来搬走了也依然如此。住户们都觉得梅老师可能是冤死的，所以这大概是明宅里阴魂不散吧，起码那个阁楼上应该是这样。后来处理结果就是童家得到了那个阁楼，因为别家没人敢去……” “不好意思再打断您一下，您刚才提到梅老师可能是被冤死的，您能给我讲讲吗？” “细节我也不清楚。她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了不少罪，她丈夫和公公都死了。只留下梅老师孤儿寡母的还被赶进了那个破烂的阁楼。没两年，她儿子就惹上了官司。后来有一天，梅老师光着身子冲出阁楼，滚下楼梯摔死了。也许是遭太多罪了让她精神崩溃了吧，反正她死得挺邪乎的。” “当时是夏天吗？”陈超问道。 “不，是冬天。有人说她当时在洗澡，但这说不过去啊，那阁楼又没有暖气，她干吗在那儿洗澡？”翁主任摇着头说，“反正最后那个姓潘的造谣成功了。他说整个明宅都闹鬼，结果没几天楼里住户都吓得搬家了，连老童家都搬走了。很快姓潘的就得到了整座宅院。” “关于梅老师死的事您还了解其他情况吗？” “且不说闹鬼不闹鬼的啊。有住户说他们的确听见过梅老师家那个阁楼上有奇怪的声音，就在她儿子被释放之前那天晚上，像是有谁在呻吟的声音。梅老师死了之后，住户们就再也没听到那声音了。童家人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那晚他们还听到过梅老师的哭声。不过他们没当回事，以为是梅老师想念儿子了。” “那他们看到有谁在梅老师家了吗？或者说有谁进出过她家？” “童家人说他们好像听到有男人打呼噜的声音。不过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们也无法确定。” “如今社区里有谁了解当年明家的事？我想直接去询问一下。”陈超说道。 “唉，我刚才不都说了嘛，当年的住户都搬得差不多了。不过我可以帮你查查，如果能查到的话，最早下周我就能给你一份名单。那些老住户们应该还有人住在这附近吧。” 无论是否能找到当年的住户，翁主任这么一查就得花去好几天的时间。可是明天就到星期四了，凶手很快又要作案了。 然而陈超明白，这位居委会主任所了解的情况也仅限于此了，再谈下去不会有什么新的收获。他刚要起身，翁主任的丈夫突然插话道：“我觉得你可以去找范德宗谈谈。老爷子退休之前是这个社区的片警。” “真的？我今晚能去找他吗？”陈超很兴奋，像这样的片警一般住得不会太远。 “他在这附近倒是有个住处，不过多数时候他都在他儿子那里，帮忙带孩子。他一般早晨会回来转转，周末也会回来。一般早晨他会在农贸市场转一圈儿。” “那您有他的地址或者电话吗？”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说话的是翁主任，“不过你明天清晨过来一定能见到他。” “早晨五点到七点半他都会在农贸市场转悠，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啊。一辈子老警察，估计是习惯了。”翁主任的丈夫说道。 “太好了。谢谢你们。”陈超说道。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对翁主任夫妇抱歉地一笑，接起了电话。 “陈队长吗？是我，向子龙。梅老师儿子的事我暂时还没查到什么，不过我想起那时候他妈妈总是叫他‘小佳’。可能他叫明佳吧。你也知道，父母总是喜欢在孩子的名字前面加个‘小’字。另外就是我查了当时的一本工作笔记，那个‘革命行动同志’姓田。他的工作单位不是第三炼钢厂，是第一炼钢厂。” “这些非常重要。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向教授。” “明天我再给老伙计们打几个电话，问问梅老师儿子的事。有眉目了我会通知你的。” 挂断电话之后，陈超陷入了沉思，仿佛忘了自己还在翁主任家中，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真是太谢谢您了，翁主任。” “哪里哪里。您能大驾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翁主任边说边送陈超走出门外，“明天一早我就去查，我知道这事儿挺大的。这会儿天挺凉了，您可以到路边打一辆出租车。” 第二十五章 翁主任说得没错，此刻外面的确很冷。 走在路上，陈超看了一眼手表。已快九点半了。 衡山路上有很多饭店和夜总会，霓虹闪烁，仿佛一条美丽的光带。前不久他还和白云一起来过这条街上的一家怀旧酒吧。 今晚她会在哪儿呢？ 陈超试着不去想这些。此刻的他也并不急于回家，便边走边在脑中整理着今日的探访所得。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脉络之前，他需要将那些琐碎的线索串起来复习一下。与灵光乍现不同，梳理线索是个艰苦的过程。 走着走着，那家老洋房饭店映入了他的视线。每到夜晚，那里都会聚集很多宾客。人们仿佛能从那里寻回上海当年那“不夜城”的感觉。 陈超走进饭店，坐在门廊里等待侍者引他入座。这里生意着实不错，就餐都需要排队等待。 墙上挂着一些老照片。有一张上面是一座新建成的洋房，一位中年男人和几个外国人笑着站在门前。这张照片拍摄于三十年代，照片下面是一行小字：明正章先生，原房主。陈超并未在这些照片中找到梅老师。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今提及那些回忆不是什么好主意，没人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看来店主着实花了一番工夫修复这座洋房。屋里放着精心雕琢的橡木家具，大厅中央摆着三角钢琴，墙上挂着名家油画，各色鲜花插在晶莹剔透的玻璃花瓶里……更不用说餐桌上那些闪闪发亮的银器了。这一切营造出一种极具旧时代感觉的用餐氛围。九十年代的宾客置身其中，几乎都会认为自己来到了三十年代的上海滩。 可这两个时代之间的时期呢？历史不像餐桌上的污迹，用抹布就可以简单擦掉。这时一位漂亮的女侍者引领陈超来到一张靠近落地窗的餐桌前。 他向女侍者打听这座洋房变饭店的事。 “我们总经理花了一大笔钱打发走了原来十几家住户，然后重新返修了整座房子。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女侍者抱歉地一笑。 陈超翻开那厚得像本词典的菜单，看到最后两页上写着“老洋房特色菜：鲜猴脑”，估计跟度假村那种吃法差不多吧。还有一道菜叫“三吱儿”——活吃小白鼠。陈超不敢想，如果当年梅老师穿着精美的旗袍手上却端着这样的菜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女侍者站在桌边，满脸堆笑。 “能只点一杯咖啡吗？”陈超问道。 “对不起，咖啡只有饭后才能点。我们这里的最低消费是二百元。再说，您不觉得这么晚了喝咖啡不合适吗？”女侍者说道。 她说得没错。前阵子那个可怕的早晨之后，他的确应该少喝点咖啡了。 “那就来壶茶吧。然后上几道便宜实惠的凉菜——我看看，来个糟猪舌、糯米莲藕、卤鹅掌，再来个小葱拌豆腐吧。不忙上菜，先给我把茶端来吧。” “好，茶在这儿，您慢用。”女侍者瞟了他一眼，转身走开了。 陈超意识到自己在这里只能算是个“穷光蛋”，因为他点的都是些廉价菜。他甚至能看得到女侍者那眼神里的鄙夷。 按照孔姨的说话，她丈夫，也就是摄影师孔建军，正是因为拍摄了那张照片才惹上了麻烦。梅老师大概也是如此。她在照片里穿的那身旗袍与连环杀人案中那些受害者所穿的几近一致。据向教授所说，对梅老师的死大概负有责任的那个“革命行动同志”应该就是老田，而老田的女儿田陌又是本案第一个被杀的受害者。按照翁主任的说法，梅老师的死有着诸多疑点，其中牵涉到一个男子。 此刻，陈超至少已经可以在当年照片中身穿旗袍的梅老师和本案那些身穿旗袍的受害者之间建立联系了。正如他之前和于光明谈论案情时提及的，第一个死者田陌才是凶手真正的目标，而其余受害者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遭到毒手的。凶手可能是与梅老师有关联的某人，了解她的死亡真相，知道她的死与老田之间的关系。 有些问题貌似可以解释清楚了，比如说为什么梅老师去世这么多年之后田陌才被杀害。相比致命一击，凶手也许更愿意看着老田这么多年一直遭罪。 所以说，很有必要见见那位叫范德宗的老片警。他也许是唯一一个了解梅老师死亡真相，以及她的死与老田之间关系的人。 只有搞清楚这些，陈超才能继续调查下去。 这时女侍者开始上菜了。 “明天就是冬至了，我们还有特供菜品哦，您要不要尝尝看？” “冬至特供？不了，谢谢。” 看着眼前这红红绿绿的美味，陈超却毫无胃口。他囫囵吞了一口小葱拌豆腐，然后掏出了笔记本。 这么晚了，给于光明家里打电话不太合适。于是他拨通了于光明的手机，却没人接。 从去度假村那天直到现在，陈超都没给母亲打过电话。他知道老人每天睡觉都很晚，于是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我就知道你得打电话回来了。你同事小于之前打给我来着。”母亲说道，“别担心我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小超。” “小超”这个称呼他已经很久都没听到过了。在这冬至前夜，母亲似乎也伤感起来了。陈超感觉自己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揉了一下。 “妈，我会尽快回家看您的。” “明天就是冬至了，如果你能回来多好啊。不过没关系，你回不来也没关系。”母亲在挂断电话之前这样说道。 陈超喝完茶，示意女侍者给他的茶壶里续水。她端着热水瓶走上前来，手上还拿着一页账单。 “先生，您能现在付账吗？已经不早了，我们快要打烊了。” 他掏出二百五十块钱递给她：“不用找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很少有人给服务员小费。但这家饭店是“资本家”开的，那就无所谓了。 陈超试着为明天制订着计划。距离凶手再次作案只有一天时间了，现在必须制订一个能够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计划。 当他再次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已经是大厅里仅剩的一个还在用餐的客人了，其余的餐桌都已经被收拾干净。也许是因为拿了他的小费吧，女侍者并没有来赶他。 陈超忽然想到多年前读过的一首诗：快走吧，到时候了。 于是他站起身离开。桌上的菜几乎未动。 “先生慢走，先生晚安。”门口的迎宾小姐还是那么殷勤，只是在寒风中她们的声音有些发抖。 陈超心中又开始为是否回家而感到纠结。他明天要很早起，如果把时间都耽误在回家和去上班的路上，肯定就没办法好好睡觉了。再说早晨五点他必须见那个老片警，而那时几乎打不到车。 所以说还不如在这附近找一家通宵的咖啡店待一晚。明早也好去农贸市场。 夜空在霓虹灯映照下显出一种诡异的深蓝色。陈超掏出一支香烟，刚要点燃，却看到不远处有个女人向他走来。 “先生，我是衡山夜总会的妈妈桑，”那女人操着北方口音，“跟我来嘛，上百位姑娘随您挑，开房只要一百块钱，不设最低消费。” 陈超感觉自己似乎置身旧上海的红灯区，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他从未想过自己也会碰上这沿街拉客的风尘女子。 他并未在第一时间拒绝对方。 其实他并不熟悉色情业。即便与顾先生那样的大款混在一起，他也很拘谨。即便对方包揽所有开销，他也会很好地维护自己的警察形象。 但这次情况不同。虽然他并不打算做那些苟且之事，但适当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对调查或许会有帮助。再者说，他正好可以找个地方过夜。有年轻姑娘相伴，一定舒服又惬意，总比如孤魂野鬼般游荡在这寒夜里来得好些。 “大哥，来嘛，”那妈妈桑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看您样子就不是一般人，我不会耍您的。” 不是一般人？大概是因为陈超刚从老洋房饭店走出来吧。那是整个上海最著名的饭店。这会儿他钱包里还有一千块，够在夜总会待一晚的了。 “我们的姑娘可都是才貌双全啊。不想唱歌也没关系，有些姑娘学历高着呢，别说硕士，博士也有啊。陪您聊天包您满意！” “那就带我去吧，”陈超故意用上海口音说道。也许跟这些风尘女子聊聊能了解到一些情况，这是跟白云聊天得不到的。 夜总会门口站着几个满脸横肉的打手。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陈超，因为他看起来不像是这风月场的常客。 妈妈桑领着陈超来到二楼的一个包间，服侍他在一个黑皮革沙发上坐下。这时，一群姑娘鱼贯而入，一时间无数身穿比基尼的诱人胴体在陈超眼前晃来晃去。 “选一个呗。”妈妈桑说道。 陈超冲其中一个姑娘点了点头。这姑娘长得很漂亮，杏眼樱唇，笑容甜美，看起来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比其他姑娘年长一些。姑娘坐到他身边，头自然地靠在他的肩上，好像二人已经熟识多年。 其余姑娘离开了包间。侍者端来一个果盘放到桌上，并递给陈超一个菜单。那姑娘靠得如此之近，让他有些不太自在。他给自己点了一壶茶，为姑娘点了一杯果汁。果汁应该不会太贵吧。陈超曾经听说有些风尘女子会点一些名贵洋酒，以借机宰客。 “我今晚太累了，陪我聊聊天吧。”陈超说道。 “好啊，一看就知道您是见过世面的人。说吧，是谈巫山云雨呢，还是桃花春风呢？哦，对了，我叫碧玉。” 又是云雨。那些古典爱情故事里常提到这个词。这个姑娘很聪明，像是宋词里那种“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角色。 只是她此刻穿的是一件比基尼，没有红巾也没有翠袖。她踢掉了脚上的高跟鞋，把腿蜷了起来。 “给我讲讲你的工作吧。”陈超笑着说道。 “你愿意听？那好吧，”碧玉喝了口果汁，“干我们这行，赚钱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容易。夜总会又不给我们开工资，反倒是我们要交‘台费’。当然，我能从您这样的客人手上拿到小费，一次能有个两三百块。有时运气好一晚能陪两个客人。竞争虽然激烈，但总会有被客人连包几天的机会。” “为什么要交钱？” “按照夜总会老板的说法，他租房子招人都要花钱，更别说还得给黑白两道交保护费。” “除了陪唱歌你们还提供什么服务？” “那就看您需要什么服务了。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啦，”碧玉说道，“我先给您唱首歌吧。” 或许是陈超问话的方式吓到她了吧。也可能是她需要唱一两首歌换点小费。不过她选的歌却有点让人出乎意料，居然是苏轼那首描写中秋的《但愿人长久》。她在红色地毯上边歌边舞的样子，仿佛一朵洁白的莲花。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不知何时，那位妈妈桑走进包间，说道：“这姑娘不错吧，她以前可是跳过芭蕾舞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您看，我介绍了这么多，您总得意思意思吧。” “还有这规矩呢？”陈超掏出两张十元钞票递过去。 “上海人哪有不知道这规矩的，”老鸨一边把钱塞到裤兜里，一边转身离去，“真抠门儿，这么点钱让我喝西北风去啊。” 大款们应该懂这些规矩吧，反正陈超是不懂的。 “别管她，”说着，碧玉坐到了陈超腿上，“她就是个拉皮条的。” 也许他应该抓紧多问些情况，然后抽身离开。 “我听说最近有一起连环杀人案，凶手专杀风月场上的女子。你不怕吗？” “当然怕啊，”碧玉紧紧靠在陈超怀里，“我听说其中有一个受害者就是我这样在夜总会里混的。每个人都很紧张，可紧张又有什么用呢。” “怎么？” “怎么？你第一次来这儿吧。你是个成功男人，但绝非那种暴发户。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估计是个律师什么的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过如果你要包夜的话，我会跟你走的，什么都不问。那件杀人案一出，我们这行更不好干了。客人们怕警察来查，就像上次百乐门那样。很多人恐怕要等到风声过去才敢重新来玩……” 忽然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 碧玉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门就被推开了。一个看上去也就五六岁的小男孩儿走进来，说道：“妈妈，熊叔要听你唱《哭砂》，妈妈桑阿姨让我来叫你。” “对不起，这孩子是我儿子，今天晚上家里没人照顾他。”碧玉对陈超说道，“熊叔是这儿的常客，他特别爱听《哭砂》。我一会儿就回来。” “好吧。”陈超说道。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妈妈桑有意安排的。碧玉应该已经发现他并不是那种土大款了。 “你不是一般人。”说完这话，碧玉低头在陈超额前轻轻一吻。然后她对小男孩儿说，“回办公室去，不许随便出来。” 陈超被单独留在包间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环顾四周，他发现这包间与普通歌厅包房差不太多，只是装潢更为考究而己。外面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这让他有些不安。也许是那孩子在跑来跑去吧。他妈妈不应该把他带到这种地方来的。陈超心想，好在自己不是那种来买春的“常客”，否则刚才那孩子就会撞到龌龊淫荡的一幕了。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他想到了梅老师的儿子。 当年的那个下午，他被释放回来，却在家门口撞见自己的寡母与别的男人行苟且之事。这足以解释他为什么转身就跑，而梅老师要光着身子追赶。 如今那些关于梅老师儿子的线索可以被串起来了。他有犯罪动机，他熟知那种红色旗袍，更熟知梅老师的一切。 这也能解释老田和他的女儿田陌所遭到的报复。当初田陌的尸身被扔在那样一个地方，而且穿着红色的旗袍…… 可梅老师的儿子现在究竟是什么身份呢？连向教授和翁主任都不甚了解。可以确定的是，他肯定没失踪。后来他曾经回来过，还卖掉了明府的老洋房。 这一切都符合之前陈超和于光明讨论过的那种心理模型：孤独；童年曾遭受精神创伤，大概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或许有恋母情结。 一位女侍者走进包间，将一小筐爆米花放在桌上。陈超掏出一张十元钞票。 “不好意思先生，五十。” “好吧，”他试着装成一个有派的顾客，拿出钱包。这一次他是心甘情愿的，因为正是这个包间里发生的一切让他对案情有了新的认识。他抽出一张百元大钞放在桌上，示意那姑娘可以走了。 “谢谢您，先生。我以前是个模特儿，可是青春饭吃不了几年……” 这时碧玉回到了包间，盯着那个卖爆米花的姑娘，仿佛看见了外星人。那姑娘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碧玉说道，“我能再点一杯果汁吗？” 果汁很快就被端进包间，另外又送来一个果盘。可能是这家夜总会的规矩吧。侍者甚至都没征求他的同意，就放下这些东西离开了。 这让陈超有点犯难。虽然他并不打算享受碧玉之前所说的那“巫山云雨”般的特殊服务，但类似小费之类的开销也越来越高了。 碧玉剥了一个橘子递给他。他没接，而是找了个借口暂时离开了包间。他来到卫生间，走进一个隔间，关上门，拿出钱包数了数，发现里面还剩九百元钱，应该够今晚的开销了。但他并不想立刻回包间去，他需要整理思路。在包间看着碧玉和那些侍者们进进出出，是很难集中精神的。 隔间门上一个小窗忽然被打开，伸进来一只手，递来一条热毛巾。也许是所谓的卫生间服务吧。陈超感到很厌恶，便开门走出了隔间。离开卫生间之前，他往洗手池边的一个白碗里丢了一把零钱。 当他重新坐到包间的沙发上时，碧玉靠上前来用她那纤纤玉手喂给他一瓣橘子。包间里灯光昏暗，弥漫着一股暧昧的气息。 “今晚你打算去哪儿？”碧玉柔声说道，“天不早了。外面烟雨蒙蒙的，路也滑，别走了吧。真的，街上这会儿哪儿还有人啊。” 这番话让陈超想起一首描写昏君的宋词。 看眼前的男人没答话，碧玉抓起他的手，放到了自己光滑的大腿上。 “对不起，碧玉，我得走了，”陈超说道，“我埋单吧。今晚能和你在一起我很开心。” “如果你一定要走的话，怎么着也得给我点儿小费吧。” 陈超递给她三张百元钞票之后，碧玉让侍者进包间结账。 可看了一眼账单陈超就愣住了。一杯果汁要一百块钱，碧玉点了两杯；他自己要的那壶茶价格是一百二十块；两个果盘，每个一百五十块；桌上的四盘干果也都要照价付钱，八十块一盘，还有百分之二十的服务费……单子上，各种项目加起来共要一千三百块。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可他却又不能亮出警官的身份。如果他那样做了，今晚倒是好说，以后就要为这一夜的“风流韵事”付出更高昂的代价了。 “怎么了？”碧玉问道。 “对不起，碧玉，我钱不够了。”陈超尴尬一笑。 “呃……你手上还剩多少？” “之前是九百块，现在就剩六百块了。” “没事，别担心。你要是真没带够钱的话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碧玉在陈超耳边轻声说道，“不过你得跟他们说你就给了我一百块钱小费。” 看来这就是她为什么先要小费的原因了。陈超心想，这姑娘果然很有经验。这时一个大块头男人走进了包间。 “这是我们张经理。”碧玉介绍道。 “对不起，张经理，这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玩，身上没带够钱。”陈超把钱包里的钞票都码在了桌子上。 “你有多少？”桌上的钱那位张经理看都没看一眼。 “六百，”陈超说道，“下个礼拜给你再送七百来。我保证。” “他给你小费了吗？”张经理问碧玉。 “给了，就给了一百，”碧玉说道，“他就玩了两三个小时，其间我还去陪了陪熊叔。” “有卡吗？”张经理又转向陈超，问道。 “什么卡？” “信用卡。” “没有。”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张经理看了一眼桌上的钱，随手拿起两张百元钞票，把剩下的推给了陈超。 “第一次来玩嘛，那些果盘啊干果啊算是我们店里请客了。这外面天怪冷的，我总得给大哥你留点儿钱打车吧。”张经理说道。 这前后反差也太大了。难道是为了揽回头客？陈超感到自己很幸运。 “那真谢谢你了，张经理。” “不客气，我也见识过不少人了，我觉得你不是一般人。风水轮流转，没准将来哪天咱们还能打交道。” 张经理一路送陈超走到电梯。门一打开，走出一个醉醺醺的客人。伴着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陈超看到一大群姑娘争先恐后地迎了上去。碧玉也在其中。 而她却根本没往他这里瞧一眼。 “下次再来啊，大哥。你到那边那个路口就能打着车。”张经理挥手告别。 走出夜总会，陈超却并没有去打车。 已经接近凌晨四点了。他此刻想到一句词“到底是良宵常短梦常空”。他也说不清自己刚才在夜总会里的经历能否算是“良宵”，但起码时间消磨得很快。 寒夜将尽。刚才在包间里想到的思路，此刻似乎被阵阵冷风吹得七零八落。其实有的想法还是显得牵强了些。 不过陈超决定从当年梅老师儿子卖掉老洋房这件事入手，去调查一下他的背景。作为明府老洋房的继承者，他卖房子的时候一定会留下签名之类的个人身份信息。 已经是星期四了，不能再在错误的方向上浪费时间了。 只是此刻陈超还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天气很冷，他不得不加快脚步。霓虹灯大多已经熄灭，整条衡山路呈现出一副前所未见的奇异景象。 就这么茫然地走了一阵，陈超发现自己又来到了老洋房饭店跟前。一阵风吹过，惊起房顶一群鸟。这一幕与洋房在黑暗中的剪影呼应，一丝孤独萧索的气息油然而生。 他不由得想到了苏轼的那首《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为盼盼，因作此词》：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 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 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这是一首悲伤的词。燕子楼因唐代名妓关盼盼而闻名。她曾嫁给一位文武双全的将军为妾，丈夫死后，她就到燕子楼上闭门守节，直到死去。宋代苏轼游燕子楼时专门写下了这首词。 陈超脑中浮现出梅老师当年在明府豪宅后花园中的样子。她身穿精致的旗袍，牵着儿子的手，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不知不觉间，陈超来到了农贸市场。晨星暗淡，不时有枯叶从树上飘落，掉在地上沙沙作响，仿佛远古巫师占卜用的竹简被火焰烧灼的声音，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市场里没什么人，门口却颇有秩序地摆着一排篮子，有竹制的、藤编的、塑料的，大小各不相同。这应该是赶早市买黄花鱼的家庭主妇们排队的方法吧。 这一情景让陈超感到有些似曾相识。他在风中费力地点燃了一支香烟。 砰、砰、砰……不远处忽然传来敲东西的声音。他抬头望去，看到有人正拿着锤子敲打着冻成一坨的黄花鱼。对方也发现了陈超，转过头来看了一眼。那人脖子很短，脑袋藏在棉大衣高高的衣领里，看上去很是奇怪。谁在清晨看到这样一个怪异的人都会被吓一跳。 陈超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还是不太好。 一群中年妇女慢慢聚拢到市场门口，拎起那些摆放整齐的篮子，排队等待购买黄花鱼。这市场开始渐渐醒来了。 随着一阵铃声响起，市场正式开门营业。小贩们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有的人推着小车，有的人站在租来的柜台后面，有的人干脆把货品摆在地上。 这时，陈超看到一位戴着红袖标的老人走进了市场。 第二十六章 那位戴着红袖标的老人一会儿看看蔬菜，一会儿看看鱼虾，手上却并没有提篮子。看来他一定是老片警范德宗了。 其实不久之前陈超刚见到过类似的情景，于光明的父亲老于头经常在另外一个市场巡查。只是范德宗肩负着不同的职责。在这个人人向钱看的时代，小商小贩随处可见，但是有些小贩会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如今他们坑人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注水肉之类，而是转向染色剂、地沟油等更“高明”的手段。这些行为会危害消费者健康，这位老范的职责就是监督并制止这些丧良心的行为。 这会儿他正在一个卖虾小贩的摊位前检查着。陈超走上前去，礼貌地问道： “您是范叔吧？” “没错，你是？” “能跟您单独谈谈吗？”陈超掏出名片递了过去，“有很重要的事情。” “好吧。”范德宗转身对小贩说道，“你，下不为例啊！” “咱们去那边喝壶茶吧，”陈超指着黄花鱼摊点旁边的小吃店，“咱们可以坐下聊聊。” “那家不卖茶水。不过我倒是可以让他们帮忙沏一壶。”范德宗说道，“叫我老范同志吧，我喜欢这个称呼。每次别人这么叫我，都能让我回想起当年那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岁月啊。” “好的，老范同志。”陈超心想“同志”这个词在港台年轻人中都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了，也许眼前这位老人不知道这个词现在有了那么一层意思吧。语言总是随着人们意识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 小吃店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早餐午餐晚餐，餐餐如此”，下联是“去年今年明年，年年相同”，横批是“吃才是真”。 陈超盘算着，自己兜里剩下的钱应该足够在这里请老范吃顿早餐了。服务员端来一壶茶，顺便向他们推荐了店里的特色早餐——羊肉泡馍。 “老范同志，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陈超端起茶杯。 “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知道陈队长你也挺忙的。今天来找我这个老头子，想必不是为了请我吃顿羊肉泡馍吧。” “是的，我想请教您几件事。听居委会同志说只有您能帮我。” “是吗，那你说说看。” “我们最近在调查一起凶杀案。梅老师曾经住在这附近吧？我想问问关于她的事。她当时是明家的儿媳妇，而您那时是这附近的片警。” “梅老师？哦，是的。不过她早就去世了啊。她跟你们的调查的案子能有什么关系呢？” “目前我只能说，她的资料也许会对我们的调查有帮助。” “哦。我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两三年调到这个社区当片警的。当时你多大，还在上小学吧？” “没错。”陈超点了点头。 “如今片警可能算不了什么，”老范往汤碗里掰着馍，“可在那个阶级斗争的时代，片警身上担负的责任可不轻啊。任何人都可能是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在这种地方。附近很多住户出身都有‘问题’。建国以后，好多这样的家庭都因为他们历史上跟国民党的瓜葛被赶出自己的家，取而代之住进去的是一些工人家庭。然而有些家庭跟新政权和旧政权都有联系，所以保住了自己的房产。明家就是这样的。” “明家是个什么情况呢？” “明家老爷子曾经在四十年代末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的统治，于是在建国后被划成了‘爱国民主人士’，家产也没被充公。他儿子在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娶了同在学院教小提琴的梅老师为妻。夫妻俩生了个儿子，好像叫小真还是什么的。一家人生活在那所大房子里，日子过得很不错。周围的穷邻居们对明家很有意见，作为片警我得特别注意明家才行。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明家老爷子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免了被批斗。梅老师三口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她丈夫被当成英国间谍隔离审查了，因为他偷偷听英文广播。他们家的房子也被别人强占了，梅老师孤儿寡母的只能被迫住到了从前用人住的阁楼上。” “没人帮梅老师母子说话吗？都眼睁睁看着？”陈超问道。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非常荒谬。‘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他们一家人也是被造反派们从三室一厅的公寓里赶了出去。 “你忘了毛主席那句话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那些造反派看来，革命就是从富人那里抢东西。” “是的。我记得。当年红卫兵们也洗劫了我家。不好意思打断您了，请您继续说吧。” “‘文化大革命’第三年，明府围墙上不知怎么被人写上了一串反革命标语。其实那‘标语’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词是‘打倒’，一个词是‘毛主席’。很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孩子在不同时间写上去的。因为是写在明府围墙上的，人们怀疑的对象就很容易地落到了住在那个大宅子里的人身上。由于那时的阶级斗争观念，怀疑的焦点最终落到了梅老师母子，特别是她儿子身上。没人能证明是他干的，但是也没人能证明不是他干的。于是居委会和驻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以隔离审查的名义把那个小男孩儿单独关进了小黑屋。当时这被认为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最好办法。事实上当初梅老师的丈夫就是被隔离审查了一个星期之后，上吊自杀的。梅老师很怕儿子也会步丈夫的后尘，到处求人。她甚至来求过我，可我也无能为力啊。那时候派出所基本都被造反派把持着，我一个小片警又能怎么办？结果你猜怎么着，有一天下午她儿子突然就被释放了，据说是没查到他写那些反革命标语的证据。还有就是他在隔离审查的时候发了高烧，当值的守卫不想担责任。于是他就回家了。据说他刚一推开家门像见了鬼一样转身就跑，接着梅老师光着身子就追出来了，结果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当场摔死了。那孩子也不知道听没听见他妈妈摔下楼梯，反正就是像疯了一样一直跑，不回头。一直跑回他被关的那个小黑屋。”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老范停下来喝了一口茶水。 “太奇怪了，”陈超说道，“那天下午发生的事，你问过明府内外的住户吗？” “当然问了，我找了好几个人了解情况呢，”老范说道，“特别是住在旁边房子里的老张，那天下午他刚好下夜班在家睡觉呢。他听见一声尖叫之后就跑出去了，看到梅老师光着身子，一边跑一边叫儿子的名字。老张没看到梅老师的儿子，还以为她做噩梦吓着了。他本想去拦住梅老师问个究竟，可心里又害怕。因为如果让他那个新婚不久的母老虎老婆看见他和一个裸体女人在一起，他肯定没好果子吃。所以老张最后还是没敢出门。直到几个小时之后人们才发现梅老师已经摔死了。她儿子连着病了一个星期，高烧不退。后来有些好心邻居送他去了医院。那孩子出院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他那时候还挺小的，很难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什么都没问，估计是知道问了也没用。” “当时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梅老师的死展开调查了吗？”陈超插话道。 “没有，当时像梅老师这样出身不好的女人死了是没人过问的。居委会的结论就是意外死亡。我试着跟梅老师的儿子交流，可他什么也不肯说。” 说到这里，老范叹了口气，把最后一块馍丢进碗里，搓了搓手。 老范的描述让陈超对梅老师的死亡过程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但其中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新线索。 陈超感觉到老范的话里有所保留。像他这样的老警察，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陈超这样的小字辈们拿他们是没什么办法的。 当初老范是不是也在暗恋梅老师呢？陈超并未立刻下结论。他很快掰好了馍，服务员将二人的碗端到后厨。一位老妇人从他们身边走过，手里的念珠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听说梅老师当年是位大美女，”陈超说道，“有人追她吗？或者说她有情人吗？” “你这话问得有意思，”老范答道，“在那种年代，像她这样出身不好的女人怎么可能有秘密情人啊。有时候即便是夫妻，都会因为政治因素离婚呢。老话怎么说得来着？‘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嗯。老范同志，您能给我讲讲梅老师的儿子吗？” “后来他搬走了，投奔亲戚去了。听说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上了大学，找了个不错的工作。我就知道这些。” 陈超并未提及梅老师的儿子可能有作案嫌疑的事。目前尚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一点，至少得查阅一些档案资料之后才能下结论。 “真是个悲剧啊，”陈超说道，“有时候回想当年那些事，都觉得难以想象。” “这世间事儿啊，别管过去还是现在，也别管对还是错，酒桌上聊聊就行了，”老范笑道，“没有酒，茶也凑合了。” 仿佛古典故事里的桥段。 这时候陈超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于光明。 “怎么着，头儿？你昨晚上打我电话了？”电话那头问道。 “是啊，不过昨天实在太晚了。我正打算上午再打给你呢。” “什么事？头儿，你跑哪儿去了？这几天我到处找你，你到底在哪儿呢……” “我知道，回头跟你细说。我正跟老范同志在一起，他退休前是衡山路这边的片警。我正找他帮忙呢。” “衡山路附近的片警？” “没错。你现在干吗呢？别干了，去第一炼钢厂查老田，查得越详细越好。特别是他‘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队长时的所作所为。查到什么给我打电话……” “等等头儿，李书记说今天上午要开个紧急会议，今天是星期四啊。” “别管他了，他要问你，就说是我给你下的命令。” “好吧，还有别的事吗？”于光明问道。午后。书社。 “哦，对了。让于叔给我回个电话吧。我有要紧事找你们家老爷子。你刚才也说了，今天都星期四了。” 这时服务员端上一盘剥好皮的蒜瓣。这是吃羊肉泡馍时的一种佐餐调料。 陈超刚挂断电话，老范就问道：“于叔？你说的可是老于头儿？” “是的，他儿子于光明是我的老搭档。像您和于叔这样的老同志人脉要比我们这些晚辈广得多。他老人家如今在交通协勤干得有声有色的。” “我想起来了，你当时在交警队当头儿来着，你介绍他去干交通协勤的，老于头儿跟我提起过。”老范一边说一边放下筷子，“你刚才好像还提到第一炼钢厂的什么人了？” “嗯，第一炼钢厂的老田，”陈超说道，“关于我现在的调查，我给您交个底吧。梅老师很多年前就死了，但是她死亡的全部真相，对如今的一起大案有着深远影响。而这起案子牵涉到很多现在仍然活着的人，包括老田。” “可是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你还能做些什么？如今谁还愿意提及那时候的事啊。” “孔子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像你这样引用孔子的话的年轻警官可不多见啊，你是说……” 老范的话还没说完，陈超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老于头儿。 “怎么了，小陈？” “于叔，我想拜托您一件事，”陈超说道，“又得像上次那个关那样，请您来帮我忙了。我也不愿让您受累，只是觉得局里那些人实在靠不住。” “又有新案子了？” “我回头会详细给您解释这次的案子。发生任何事都由我承担责任。” “没事没事。小陈，你什么也不用解释。我很明白，只要是你交代的事，肯定不会违背我作为一个老警察的良心。直说吧，这次让我干什么？” “您帮我准备一张交通违章罚单，再弄一辆拖车吧。还有就是，您今天最好待在办公室，这样我可以随时去找您。哦，对了，我正在跟您的旧相识老范同志聊天呢，您要跟他说话吗？” “嘿，老于！”老范接过手机，“是啊，我正跟他聊天呢。你跟他共过事吧？” 一连几分钟，老范都是在认真听着，偶尔点点头说句“是啊”。他的手机音量已经开到最大，旁人几乎都能听到电话那边老于头儿的声音，大概是在向老范讲着他个人对陈超的看法。应该都是些正面评价吧。老范就那么一直认真听着，偶尔蹦出一两个字。 最后，他终于说了一句完整的话：“当然，我会的。老于啊，这辈子我欠你个大人情。” 服务员端回两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金色的馍浸在香气扑鼻的羊肉汤里，与翠绿的葱叶相映成趣。这美食将清晨的寒气一扫而光。 “老于头儿干了一辈子警察，”老范拿起了筷子，“摸爬滚打了三十年，却还是混在基层。你应该很了解老于头儿吧，他可是个好警察，有能力，心也好。那么棒的人才，埋没了。哎。我虽说比不上他，但我也是很坚持原则的。” “孔子还说过‘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陈超说道。 “老于头儿刚才跟我说，你父亲是个儒生。”老范夹了一块泡馍放进嘴里，“好多年前，我跟老于头儿一起办过一桩杀人案。那一次我因为坚持原则惹了大麻烦，最后是他帮了我。虽然说我对自己当时的选择不后悔，但还是被调离工作岗位，成了一个片警。这对一个年轻警官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如果没有老于头儿帮我，我可能早就被整死了。所以，刚才从他那儿了解了你的为人和做派之后，我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谢谢您对我说起这些。可您究竟在担心些什么呢？” “梅老师的死有一些疑点。我刚才没细说是因为——”说到这里，老范清了清嗓子，“因为我这糟老头子的记性也许不太可靠，毕竟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说自己记性不好大概是为了挽回面子吧。陈超心想，看来提到老于头儿的确管用。 老范接着说道：“再说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想查什么，我不愿随随便便就提起当年那些往事。” “我理解。”陈超想起，当时向教授差不多也是这样说的。 “我刚才是不是提到一个叫老张的人？” “是的，您说那个老张害怕他老婆，就没敢出门去救梅老师。” “他关门之前看见有人鬼鬼祟祟地从梅老师房间里溜了出来。他怀疑那人是老田，但又不敢确定。” “老田？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头头吗？” “没错，就是你让你同事去查的那个老田。”老范点了点头。 “关于那天下午的事，当时有人问过老田吗？” “按照老田的说法，当时他正打算找梅老师谈话，但那女人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于是他就离开了。但是这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老张说，他看到老田离开是在梅老师摔死之后，而不是在那之前。然而在那个年代谁敢审问他那种身份的人啊？总之结论就是梅老师死于意外，谁都不用负责。” “派出所就没查到什么线索吗？” “当时的我跟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大，”老范喝了口汤，“接到报案之后我很快就赶到了现场，拍了一些照片，还向包括老张在内的附近住户询问了一些情况。按照另外一位住户的描述，事发两三天之前的夜晚，他听到梅老师房间里有奇怪的声音，只是他不想多管闲事，就没向居委会和派出所报告。我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那个老田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进出梅老师家；再说，如果梅老师想求人帮忙，肯定会去找老田。那可怜的女人已经绝望了，当时只有去求老田才能救出自己的儿子。” “您说得没错。而且老田作为第一炼钢厂的人，却出现在第三炼钢厂驻音乐学院的宣传队，这本身就不正常，更别说他后来还参加了联合调查组。”陈超说道。 “梅老师的儿子被释放得很突然，我跟居委会的一位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我听说是老田亲自下的释放命令。他并未限定具体的释放时间，因为当时那孩子发着高烧，所以那天下午就被释放了。” “这足以解释那孩子在他自己家门口的表现了——他肯定看见不该看见的事情了。” “没错。那样的情景对他来说非常难以接受，所以他转身就跑，所以他母亲追了出来。只是梅老师忘记自己是光着身子的，滑下楼梯摔死了。” “那孩子很爱他的母亲，所以才会头也不回地跑开，”陈超说道，“的确，这样就都能解释得通了。” “可问题是当时公安局和派出所都形同虚设，掌握实权的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我跟领导讲过这些，可他根本不予理睬。” “老范同志，有个问题，那些照片还在吗？我是说您在现场拍的那些。” “还在，都在我家里。不过我得花点时间找找。” “如果今天能看到那些照片就好了。” “等我一会儿，我回去找找。”说罢，老范离开了小吃店。 陈超独自坐在餐桌前，叫服务员来结账。不出所料，他兜里剩下的钱对于这顿羊肉泡馍来说富富有余。两碗加起来才十几块钱。如果每天都来吃一顿，那么昨晚在夜总会的消费足够他在这家小吃店吃上两三个月了。 里那些富家小姐们在大观园随便吃上一顿饭，花销就足够一个农夫整整一年的口粮。如今这个时代，此类差距依然存在。 结完账走出小吃店，陈超又抬头看了一眼门口那副对联。那句“吃才是真”的横批既诙谐幽默又引人深思。 “其实嘴也不单单是用来吃饭的嘛，”店主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笑着说道，“嘴的两大功能，吃饭、说话。人嘛，每天吃的饭食有好有孬，说起话来也有真有假。” “嗯。您的话让我想起里的一副对子……” “我知道您说的那个，好像是什么太虚幻境里的来着？”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陈超说道。 “对对对，就是那个。您真有学问，肯定是个大律师什么的吧？”店主看到了陈超手中的皮夹。 这个皮夹是意大利货，顾先生送给他的礼物。真讽刺，昨天在夜总会，碧玉也是看到了这个皮夹才觉得他像个律师吧。 “里好多地方都是一语双关啊，”那店主说道，“就连那里边儿的人名都是这样。就拿贾宝玉来说吧，贾宝玉，假宝玉，不就是假的宝石嘛。还有那个甄士隐，甄，不就是真嘛……” 听到这里，陈超忽然一惊。 他连忙回到店里坐下，打开皮夹，拿出一些资料。他去度假村之前曾收集了一些西九区房地产案的材料，跟红旗袍案的放到了一起。前几天他匆匆忙忙赶回上海，都没来得及细看。 他抽出一张关于律师贾铭的材料，细细阅读起来。 材料很简略，主要关注的是贾铭跟政府作对的行为。其中提供的实际证据很少，只提到这个贾铭童年不幸，“文化大革命”时父母双亡，甚至连他父母的姓名都未提及。 但这些已经足够让钟保国认定，他接手西九区案是为了报复。 陈超将阅读的注意力转向了贾铭最近几年的个人生活情况，内容依然很简略，尽管他接手的案子很有争议，可能是他一直都很低调的原因吧。材料上说祖父留给贾铭价值数百万元的美国股票，使他成为本市著名的钻石王老五之一。所以他的婚恋之事备受关注。甚至有人质疑他的性取向。事实上他有过女朋友，是个模特儿，不过他们已经分手了。那模特儿姓夏，比贾铭小十五岁。 看到这里，陈超掏出手机给白云打了个电话。 “白云，你认识一个姓夏的女模特儿吗？” “姓夏的，你说的是夏季吧？我不认识她，但是她在风月场上挺有名的。她早就不当模特儿了吧，据说在金色年华洗浴中心有股份。她应该算这行里混得不错的了，所以我也有些耳闻。” “洗浴中心？”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洗浴中心、按摩房里的那点儿事儿……不过这个夏季应该只是参与经营。” 陈超想起自己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夏季”这个名字。对了，在新世界集团组织的选美比赛上。那次比赛，陈超因为出版过诗集而应顾先生邀请参加了评审团。当时这个夏季也是评审团成员。两人在比赛评审过程中没说几句话，在那之前更是不相识。 “谢谢你，白云。我回头再打给你。”陈超挂断了电话。他看到老范正拿着一个信封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老范，您能再告诉我一次梅老师儿子的名字吗？” “啥？哦，应该是小真吧。他可能是叫明真，要么就是明小真，好像梅老师有时也叫他小佳，我也记不太清了。你也知道，爹妈称呼自己孩子的时候一般都在名字前面加个‘小’字。” “是啊，我母亲也经常叫我小超呢。” “你想说什么？”老范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咱们中国人的名字通常都有些特殊含义。比如说这个‘明真’，倒过来就是‘真名’了。如果有人叫贾铭的话，没准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名字是假的呢。” “陈队长啊，你到底想说啥？” “那个叫明真或者明佳的小男孩儿，会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贾铭’了呢？” “咱们中国人改名的时候很少会改姓。不过你要说梅老师的儿子这么干了，我还真信。对他来说，过去的一切都是痛苦的回忆。也许他为了忘记过去，改头换面，会改个让别人都认不出来的名字也说不定。可你刚才说的那个贾铭又是谁啊？” “现阶段我这也只是个猜测。”陈超决定换个话题，“哦，您把照片拿来了。” 老范从一个信封里拿出一沓照片递了过来。这是一沓黑白照片，从不同角度拍摄了梅老师的死亡现场。但有些照片明显对焦不准，看起来并不十分清晰。但照片上的一切依然令人震惊。一具苍白的女尸，赤裸裸地躺在脏兮兮的水泥地板上。陈超不禁想起梅老师身穿旗袍和他儿子的那张合照…… 就像写诗一样，一旦两种意象合二为一，往往会给人带来一种全新的启示。虽然暂时还未能全部领会这一启示，但陈超确信他现在的方向对了。 “老范同志，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您。” “我当时是以一位警察的身份拍摄这些照片的，”老范的语气忽然显得有些凝重起来，“但是我很快意识到没人会介入调查。谁愿意花闲工夫去查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女人是怎么死的？再说我也不希望她的裸照被传得路人皆知。你肯定能明白我的苦心。” “您是一位有原则的老同志，”陈超说道，“今天能认识您是我的荣幸。”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也想过重新调查那件事。可没有物证，也没有人证，我又能怎么办呢。虽然说梅老师的死那个老田脱不了干系，但从技术上说这根本算不上谋杀案。” “您说得没错。”陈超应道。但他想不明白，老范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你说梅老师的儿子可能改名了，我认为你也许是对的。他想忘记过去的一切，这也是他卖掉明府老房子而且再也不回来的原因。”老范顿了顿，接着说道，“我当时没帮上梅老师的忙，如果我跟你讲的这些事情再对她儿子不利的话……” “目前的一切都仅仅是推断。您对我讲述的那些情况不会被拿去针对梅老师的儿子，”陈超说道，“那并不是犯罪，而是他在那个特定年代的遭遇。” “谢谢你，陈队长。” “老范同志，我有个请求。我能借用一下这些照片吗？我保证不会对任何不相干的人展示它们。用完马上还给您。” “拿去就是了。” “谢谢您，您真的帮到了我很多。” “不，你不用谢我，”老范说道，“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正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 <hr /> 注释： 第二十七章 多日以来，陈超这还是第一次感觉自己看到了破案的曙光。 和老范告别后，他掏出手机，拨通了贾铭事务所的号码。接电话的秘书说贾铭出差了，下午才能回来。陈超心想，这样也好，他需要时间来思考。 他联系了区政府的房地产开发办公室，打听明府老洋房当年的交易情况，尤其询问了卖房人的真实姓名，及其与原房主的关系。房地产开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许诺将尽快提供相关材料。陈超暂时不想惊动法制委员会的钟保国主任。 但是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还有别的事情要做。迄今为止，对于贾铭这个人，他所了解的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故事。现在他需要了解的是此人近年来的状况。 事关重大，值此紧要关头，陈超已经不能再犯任何错误了。 他给小周打了个电话，约好在老洋房饭店门口见面。 陈超徒步走到老洋房饭店门口，发现这座老宅子此刻的样子与午夜时分截然不同。没有霓虹灯的迷离闪烁，也没有礼仪小姐的殷勤身影，白天的它更像是一座古旧的民宅。 抽了一根香烟之后，陈超正打算给老陆打电话，小周开车到了。 “你知道‘金色年华’吗？” “浦明路上那家洗浴中心？”小周说道，“听说过。” “咱们去那儿。对了，找个银行停下车，我得取点儿钱。”陈超一闪身坐进了车里。 “是啊，去那种地方可得花不少钱呢。”小周猛地一踩油门，车子一下就冲了出去。 陈超坐在后排，看到小周正通过后视镜盯着他看。是啊，大早晨起来去洗浴中心本身就够奇怪的了，更别说上个礼拜他还平白无故地“消失”了。 路上车堵得很厉害，两人花了四十五分钟才到那家名叫“金色年华”的洗浴中心。这家店装修奢华，活像一座皇宫。停车场里停满了各式名车。 陈超来到洗浴中心一楼大厅，向前台打听夏季。 “没错，夏季在这儿呢，”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说道，“她在三楼餐厅呢。” 正如白云之前所说，夏季是这家洗浴中心的股东。她负责公关娱乐业务，自然也包括餐厅里的时尚秀了。 陈超买了一张入场券，换上了浴袍和塑料拖鞋，小心隐藏着自己的警察身份。 他乘电梯来到三楼，看到餐厅的舞台附近有张桌子，而夏季就坐在桌前。她穿着一身宽松的居家服，正在指挥一群姑娘们练着台步。 不是每个模特儿都能像夏季这样出人头地，有句诗叫“一将功成万骨枯”，模特行业也是如此。此刻，陈超又想起红旗袍案中的那些受害者。 他并没有走上前，而是让一位服务员将自己的名片捎了过去。不一会儿，夏季便站起身朝他走了过来。 “刚才我就看见您了，只是一眼没认出来，”她温柔一笑，拉起陈超的手来到一张桌前，“陈队长，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您的照片。您今日大驾光临，真是贵客啊。” “夏小姐，您在电视上的出镜率更高些吧。”陈超说道，“不好意思贸然来访，我需要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找我？您是说找我了解情况？”夏季很惊讶。 “是的，而且就是现在。” “不凑巧啊，我们今天店庆，要搞时尚秀，一会儿就开始了。” 所谓时尚秀，与其说是秀时装，倒不如说是姑娘们秀肉。不过既然是店庆，肯定会来很多“贵客”，夏季得费不少心思。 “您自己要亲自上台走秀吗？” “那倒不必。” “如果不是火烧眉毛的事，我也不会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跑来找您，”陈超望着舞台说道，“时尚秀开始以后咱们谈谈吧。” 夏季看起来有些不情愿的样子。舞台上的姑娘们正等着她的指令，乐队已经开始奏响轻柔的旋律。此刻貌似并不适合谈话。 “我就知道您不是来看节目的，”她说道，“要不您先去贵宾室休息一下，一会儿节目开始之后我去找您。” “好吧，我在那儿等您。” 一位女服务员将陈超领到二楼的一个豪华套间。房间里摆着两个高档沙发和一张茶几，墙角立着一个衣帽架，落地窗的采光效果非常好。陈超坐下之后，女服务员走出房间，带上了门。 房间里温度适宜，让人有些昏昏欲睡。于是陈超脱掉浴袍走进了浴室。洗个澡也许可以清醒一下。 然而事与愿违，洗过澡之后他依然感觉脑子不太灵光。他发了个短信，让于光明结束炼钢厂的调查之后赶到洗浴中心来与他会合。 他放下手机便躺到了沙发上，伴着阳光和柔和的背景音乐，不知不觉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走进房间惊醒了陈超，是夏季。她披着一件浴袍，光着脚走在地毯上，几乎没发出任何声音。看样子她刚洗过澡，发梢还在滴水。她走到陈超的背后，双手搭上他的肩膀。 “你看起来精神不太好，我给你揉揉肩吧。” “不好意思，我……”陈超把后半句话又咽了回去。没必要告诉她自己昨晚一夜没睡。 “我朋友顾先生经常对我提起你，”夏季的手指在陈超的肩上轻柔地按摩着，“他说你对他生意挺照顾的。” 难怪她这么殷勤。陈超并未言明自己这次的来意，夏季肯定是误会了。在她这种混迹在风月场上的生意人看来，如果跟警察处不好关系，就难免会被找麻烦；而适当献一献殷勤，没准就能换来所谓的“生意上的照顾”。 “顾先生说得有点夸张，你不必拿他的话当真。” “是吗？他说你可是帮了他那个新世界集团不少忙啊。” 陈超明白，坊间关于他与那些大款之间的传言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但此刻他并不打算否认。也许这样更容易取得夏季的信任，以便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 “谢谢你的按摩，”陈超说道，“怎敢劳烦美女大驾啊，何况劳烦的还是夏小姐这样既是模特儿又是企业家的风云人物？” “我觉得你更像是个穿着警服的诗人。我又不能一辈子都做模特儿。‘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说完这句话，夏季隐约露出一丝落寞的神情。 她弯下身子，开始按摩背部。陈超回头看了一眼，感觉自己无意中瞥见了她那若隐若现的双峰。 “你背后有好多小疙瘩啊，”夏季聚精会神地按压着陈超的背部。她的脚指甲被涂成红色，在白色浴袍的映衬下非常显眼。 陈超不禁想起中将美丽女子称为妖孽的那段文字。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些。有些奇怪。 “谢谢你，夏小姐。你的按摩技术真不错，我想我下次还会请你帮我按摩的。”陈超示意让夏季停下来，“但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点儿别的。” “好吧。想谈什么？”夏季走到另一张沙发前坐下，叉起腿来，一双美腿展露无余。不出陈超所料，她除了浴袍以外似乎什么都没穿，“在这儿没人会来打搅我们，餐厅里下一场秀要六点钟才开始。整个下午都属于我俩。” “我不想拐弯抹角。我今天来的目的是想跟你谈谈你的前男友——贾铭。” “贾铭？为什么？我跟他分手很久了啊。” “我们怀疑他与一桩大案有关。” “我才不管他牵涉了什么案子，”夏季貌似有些恼怒，在沙发上坐直了身体，“是他接的那个房地产案让有些大人物们睡不着觉了吧。我也就从报纸上看过两眼，其他的我一无所知。” 看来她认为陈超是为了西九区案而来。 “那是个反腐败案子，他做得没错。就像你说的，有些大人物可能睡不着觉了。但那些并不是我今天来的原因。相信我，在那个案子上我也站在贾铭和那些住户一边。我今天想跟你谈的事，牵扯到的是另外一个案子。” “好吧，我相信你。可你究竟想谈什么？” “另外一桩案子。当然，这件案子也牵涉不到你。”陈超说道。 “那你想从我这儿知道些什么？” “你所了解的关于他的一切。你对我说起的事情，除了你我，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我不会把这些材料用在西九区案上，我向你保证。” “好吧，那说来话长了，”夏季重新跷起了二郎腿，“不过我想我还是先咨询一下我的律师吧。” 对于夏季的这种态度，陈超早有准备。她并不是那种见到警察就不知所措的平庸女子。如果按照常见的套路，想从她那儿了解到足够的情况要花去好几天的时间。 “夏小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来找你吗？我来的目的是为了调查红旗袍连环杀人案。” “什么？不可能吧，难道你们认为是贾铭干的？” “他现在是我们的主要怀疑对象，”陈超顿了顿，继续说道，“公安局不会停止调查的，任何与贾铭有关的人都会被反复排查。一旦那样，就会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对你的生意也不好。所以我提前来和你谈谈，以免你以后受委屈。” “谢谢你这一番苦心。”夏季说道，“非常感谢。” “如果他是清白的，你提供的信息只会对他更有利。这与西九区案无关，”陈超伸出手，拍了拍夏季的手背，“顾先生有句话说得没错，多个朋友多条路。我希望这次你能帮帮我。” 言下之意就是将来如果她需要，陈超也可以出手相助，而且程度甚至可以超过这次她对他提供的帮助。夏季作为混在风月场上的商人，怎能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呢？所谓礼尚往来，大抵就是如此吧。 “那我从哪儿开始说起呢？”夏季说道。 “最开始，从你们如何相识说起吧。” “那大概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是个大学生，在读大三。贾铭来我们学校做了一次关于‘职业选择’的学术报告，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个月之后我得到了一个当模特儿的工作机会，就去找他咨询了。说句实话，当时是我先动的心，不过我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时候他送了一束花给我。后来我们就开始约会了。他挺开明的，从来没对我的职业表示过不满。” “如果以旁人的角度看，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好人，聪明、诚实。而且也算得上事业有成。” “他对你谈起过他的经历吗？” “没有。我只知道他父母‘文化大革命’时都去世了，他的童年过得不怎么好。” “他给你看过父母的照片吗？比方说，他母亲是不是很漂亮？” “没有。他从不谈及他的母亲，不过我知道他出身不太好。有一次我无意中问起这些，他都跟我发火了。所以后来我再也没提过。” “他经常乱发脾气吗？” “不，他有时候会发点小脾气。他毕竟是个大律师嘛，又那么忙，可以理解。” “他对你说起过他身上背负着压力之类的话吗？” “如今谁还没点儿压力啊。他没提过，不过我能感觉到。你也知道，他老是接那些有争议的案子。我在他办公室看见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可能他是想自我排解吧。有时候他会突然走神，就像是想到什么案子一样，甚至在我们亲热的时候他也会那样。” “你觉得他身上还有其他反常的地方吗？” “反常？呃，睡眠不好算不算？” “你俩亲热的时候，你发现过他有什么嗜好吗？” “你能问得具体点儿吗？” “比方说，让你穿上特定的衣服之类的。” “怎么说呢，说实话，在生活中我不想像个模特儿那样打扮，他对此也没什么意见。他给我买过一些衣服，都是那种价格很高做工很精致的，只是样子老土了点。我想他的品位也就那样儿吧。”夏季想了想，说道，“哦，对了。有一次他让我在一个公园里光脚站着，跟个村姑一样，那次我脚都被石子划破了。不过就那一次，之后他再也没那样过。” “当时他让你穿什么特定的衣服了吗，比如说旗袍之类的？” “旗袍？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穿旗袍的。我个子太高，也太瘦了。我跟他解释过，他也就没再坚持让我穿。”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夏小姐，贾铭在性生活中有异常举动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夏季盯着陈超说道，“你是说我和他是因为那方面的事儿才分手的吗？” “不好意思，夏小姐。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调查来说意义重大。” 夏季并没有立刻回答。她深知跟眼前这样一位高级警官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此刻，在自己或许还牵涉进一桩大案的情况下。她抓起一个抱枕垫到背后，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又从桌上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 “那些事啊，还真得在这个私密的地方说，”夏季尴尬一笑，“你知道我和贾铭为什么分手吗？” “你说说看。”说罢，陈超帮她点燃了香烟。 “人们总是在谈论我俩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真的没那么亲密。在大庭广众之下他让我挽着他的胳膊，而那就是我们最亲热的接触了，信不信由你。开始的时候贾铭都没真正吻过我，最多是轻轻亲一下额头之类的。直到一年前，有一次我要去千岛湖参加时尚秀，恰好他也要去那里开会，于是我们就订了同一个酒店。那天晚上我去了他的房间，我俩才第一次像真正的情侣那样拥抱和亲吻。也许是因为那里海拔比较高吧，我们很快就被激情掌控，半推半就地双双滚到床上。可是他突然间停下了，说他‘不能’。这种事，换成谁能受得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了酒店。这次经历成了我们之间挥不去的阴影，我们就这么分手了。” “你说的这些，对我们的调查也许会很有帮助。谢谢你，夏小姐，”陈超说道，“但我还需要再了解一些情况。” “你说。” “在酒店，贾铭那句‘不能’的意思，是不愿意那么做还是他压根儿做不了？” “他做不了。估计他登记酒店房间的时候都没想过这个事。” “那看来是他的性能力有些问题了？” “没错，多多少少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我每次劝他去看医生他都不听。我之前说过他办公室里有不少书吧，其中也有一些性学和病理学的书。他肯定也想好起来。” “看得出来。后来你一直跟他保持联系吗？” “其实我并不恨他，那不是他的错。我们分手之后他还是每个月都送我花，洗浴中心开业的时候他还送了花篮。所以当我听说他接手西九区房地产案的时候，就在一天傍晚去找他了。” “贾铭事先知道你去找他吗？” “不知道，我之前没打电话。因为他对我说起过，他的电话可能会被窃听。” “这也太夸张了点儿，”陈超说道，“可万一他不在办公室怎么办？再说没准有人会看到你去了他那儿。” “他经常加班工作到很晚。我们还没分手的时候，我经常去他办公室。他给了我一把办公室侧门的钥匙，所以我就算去他那儿也不容易被别人看到。我和贾铭都不喜欢被当做公众的谈资。” “你说他办公室有个侧门？他弄个侧门干吗？” “那栋大楼还没建好的时候他就买下了那间大办公室。八十年代那种楼房，很少带车库，每户在楼后倒是都有一个停车位。贾铭的办公室在一楼拐角，那里有一块小空地可以额外停一辆车。所以他就给办公室开了个侧门，方便把车停在那个空地之后直接进办公室。” “等等，照你这么说，他往来于办公室和车里，很可能不会被任何人看到？” “如果他把车停在那个小空地，走侧门的话，那就不会被人看到。虽然说他在楼后也有个正常的停车位，但是偶尔会有一些不愿暴露身份的客户来找他，他们一般都把车停在侧门那里。我记得他跟我说起过。反正他给了我侧门的钥匙，我能从那里进他的办公室。一般不会有人看见我，特别是在傍晚以后。” “好吧。你那次去是什么时候？” “一个月之前吧。” “看来你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他谈？” “说实话吧，我自己也有一些政界的关系，也知道西九区那件案子非常棘手。这不仅牵涉到市政府，还牵涉到更高层。无论判决结果如何，贾铭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是的，我也有些耳闻。那他呢，他都对你说什么了？” “他让我别担心。高层有人联系过他，保证案件将有公正公平的判决结果。反正他跟我也没细说，但是他一直强调说让我以后再也不要联系他。” “你问为什么了吗？” “我问了，他没多说。但是他告诉我这一切并不完全是因为西九区那个案子。” “你当时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吗？” “他那次好像比平时更加焦躁不安，好像心事重重的。我打算离开的时候，他抱住我，吟了一句‘恨不相逢未娶时’。” “未娶时？这倒挺奇怪的，贾铭不是一直都没结婚吗……” 陈超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 “我都跟他们说了别来打扰，”夏季抱歉地说。她起身前去开门。 站在门外的是于光明。显然，看到开门的是个女人，他也吃了一惊。 第二十八章 “头儿！”于光明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金色年华洗浴中心。令他吃惊的并不是陈超急着约他见面，而是后者在“人间蒸发”多日之后选在这种地方和他碰头。 而此刻他站在门口，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更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陈超居然和一位绝代佳人一起，身穿浴袍待在这豪华包间里，仿佛一对度假的情侣。 “哦，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于警官，我的搭档，”陈超站起身来作着介绍，“这位是夏小姐，著名模特儿，也是这家洗浴中心的股东。” “于警官，久仰，欢迎您，”夏季微笑着说道，“陈队长，我该回去工作了。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就给我打电话。” “谢谢你，夏小姐，”陈超说道，“哦，对了，那把钥匙还在你手上吗？” “钥匙？应该还在吧，我可以找找看。” 说罢，夏季优雅地转过身走出房间，随手关上了门。 于光明知道，自己这位古怪的领导兼搭档一向不按常理出牌。但他的话音里还是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丝嘲讽。 “头儿，你就在这种地方度假找乐子吗？” “我马上跟你解释这一切，”陈超笑道，“不过我得打个电话。” 他拨通了一位熟人的号码，让对方来金色年华洗浴中心。 打完电话，陈超转身对于光明说：“坐吧，你去调查老田了吧，跟我说说你查到的情况。” “我今天上午去了第一炼钢厂，”于光明一边坐到沙发上，一边说道，“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要么早就退休了，要么已经过世了。我查到的那些东西，都写在调查记录上了。” “是吗，不过我不一定有时间读调查记录。还是你给我讲讲吧，从头说起。” 房间里比外面温暖得多，于光明脱去了身上的外套，擦了擦额头的汗。陈超给他倒了一杯茶。 “谢谢头儿，”于光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老田是五十年代初进厂的，当时是个普通工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处都是各种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老田加入了一个叫‘红旗’的造反派组织，那个组织的成员来自全市各家工厂企业。凭借‘打倒走资派’的名义，老田一夜之间就成了个人物，打着‘镇压阶级敌人’的幌子到处迫害人。没过多久他又加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音乐学院。从那时开始他更加飞扬跋扈了，学校里那些知识分子可都让他欺负惨了。” “他在宣传队的时候有过什么异常表现吗？”陈超插话道。 “通常情况下，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都来自一家工厂。而老田却是主动报名参加其他工厂宣传队的。至于他都干了些什么，我也没查到具体的。那家厂子两三年前就破产了，没人真正知道老田干过什么，反正他干过不少坏事就是了。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老田被赶出音乐学院，灰头土脸地回了工厂。后来政府开始清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三类人’，老田就属于其中之一。不过像他这样的造反派成千上万，总不能都抓起来审问吧。后来市政府收到了一封检举他的匿名信，说来也巧，接手匿名信那位市领导的父亲，恰是‘文化大革命’时被老田迫害过的一位老教授，信中也说了老田就是将老人肋骨打折的人。于是上面开始调查这件事。调查过程中，有人检举说老田曾经把一位老师打成瘫痪，有人说他强抢民财，还有人说他凭借职权强迫一名妇女和他发生性关系。虽然这些都没有得到证实，但后来老田还是被工厂开除了，又被判了三年徒刑。他老婆跟他离婚，带着女儿走了……” 于光明话音未落，就听到有人在敲门。陈超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两位年轻姑娘。 “您需要按摩服务吗？”其中一位姑娘笑盈盈地问道，“免费的。夏总吩咐我们来的。” 另一位姑娘拎着一个暖瓶，走进房间，给桌上的茶壶续上了水。 “谢谢，不需要。告诉夏总她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会给她打电话的。”陈超说完，示意两位姑娘离开。 关好门之后，他转身对于光明说：“呃，看来这就是老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历了。关于他后来那些不幸，你查到了什么？” “别提了，后来老田和他的家人碰上的都是些倒霉事。他前妻找了个男朋友，这对于一个三十出头的离婚女人来说并不稀奇。但不知怎么，她跟那男人上床的照片被公开了，有些照片甚至传到她的工作单位。八十年代初啊，那时候婚外性行为还是耸人听闻的呢。于是她就自杀了。当地派出所也调查过，他们怀疑这是她的一位追求者耍的花招。总之调查毫无结果。只留下一个女儿，重新回去投奔她父亲老田了。” “这的确很奇怪，”陈超说道，“老田的前妻是个普通的工人，还带着个孩子。她交的男朋友应该也是个普通工人吧。那些不雅照是怎么拍的呢？请摄影师拍的吗？难道一位普通工人会专门请摄影师拍那种照片？” “老田后来开的那个饭店也碰上了奇怪的事……” “是的，我调查过饭店的事。关于老田后来的这些倒霉事，你问过他的同事吗？他们什么看法？” “跟邻居一样，他们也说那是报应，”于光明答道，“不管怎么说，要说是报应的话，老田受的大概是最严厉的，简直都跟神话故事里的差不多了。” “神话故事里总是会提到因果报应。你真的相信那些？” “难道你觉得老田那些‘报应’是有人专门策划的？”于光明看着陈超，说道，“他都瘫痪成那样儿了，半死不活的，难道会跟红旗袍案有关联？” “昨天上午我去了静安寺，在那儿我重新阅读了你和田陌的男朋友也就是那位翁先生的对话记录，读过之后我忽然有了一个思路。老田所遭遇的这一系列‘报应’会不会是某人蓄意策划的呢？你在老田厂子里的调查到的一些情况加重了我的怀疑。” “这的确是个思路，但我还是不明白这些与红旗袍案有什么联系。”于光明说到。他觉得陈超说话的方式跟他父亲老于头儿差不多，总是喜欢绕来绕去，这让他有些不耐烦。 “你刚才说了，老田曾经强迫一位妇女和他发生性关系。” “是的，有人曾经这样指认，但是后来并未查实。” “你知道那位妇女叫什么名字吗？” “没人提到她的名字，不过我听说是音乐学院的老师。” “你查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给你看样东西，”陈超站起身，从挂在衣帽架上的衣服兜里拿出一张照片，递了过去，“看看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于光明接过照片，看了看，“她穿了个旗袍……” “看看旗袍的样式。” “啊！我的天啊！”仔细看过照片之后，于光明明显吃了一惊，“这样式！你是说……” “照片上这个女人是梅老师，当时在音乐学院教小提琴。她就是那个被老田侮辱的女人——确切地说她当时是为了救自己的儿子才委身于老田的。她意外身亡那天下午，有人看见老田从她房间里鬼鬼祟祟地溜了出来。” “是老田杀了她吗？” “不，理论上说她是意外身亡的。但那个老田脱不了干系。” “可我在炼钢厂调查的时候没听人说起这事儿啊。” “他们应该是不知道这事儿，或者说觉得这事儿没必要说。毕竟都过去二十多年了，老田也已经瘫痪到半死不活了。” “难道这位梅老师的家人就没向政府检举老田吗？很多人后来都检举了啊，就像那位被他打折肋骨的老教授的儿子。” “你看看照片里那个小男孩儿。”陈超说道。 “怎么？” “他就是贾铭。” “贾铭？接西九区房地产案那个律师？就是你让我……” “没错，就是那个贾铭。老田父女的遭遇很可能与他有关。” “好吧……如果贾铭真的是照片上这个小男孩儿，那么他有足够的作案动机，”这突然爆出的猛料显然让于光明吃了一惊，“可作为一名律师他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报复啊。” “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吧，他并没有如你所说选择其他报复方式。我想这与梅老师的死亡真相有关。对他来说，那一定是一场令他终生难忘的噩梦，所以他才选择这样报复。我认为他是老田后来那些遭遇的幕后主使，包括那封写给市政府的匿名检举信。” “还包括老田前妻的那些不雅照吧，”于光明点了点头，说道，“这样就都能串起来了，特别定制的老式旗袍，还有老田当年加入的那个名叫‘文革红旗’的造反派组织。还记得吗，在报纸上发消息给我们的那个人就署名‘文革红旗’。另外，还有田陌被弃尸的地点——正对音乐学院大门。只是，他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杀死田陌呢？” “比起一击致命来说，他可能更喜欢让仇人长时间受尽煎熬吧。” “倒是有可能。可后来他为什么又突然杀了田陌呢？” “不好说，一切目前还只是推测……” “另外，其他几名受害者的情况又怎么解释呢？” “我刚才说过了，目前这些还都是假设。有些思路还没理清。” “好吧，头儿，你又开始假设了。” “母亲死后，贾铭就成了孤儿。他怀着一颗复仇的心长大成人，复仇成了他人生的唯一目的。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清算一切。” “你杀了我母亲，我就杀了你女儿……”于光明说道。 “这不仅仅是他母亲的悲剧。贾铭的心理也遭受到极大的伤害，以至于他无法过正常的生活。”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无法过正常男人的生活，他无法和女人发生性关系。怎么说呢，如果说老田导致了贾铭和他母亲的悲剧，那么反过来贾铭也导致了老田与他女儿的悲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算是一种宣泄吧，这也是他报复的方式。” “头儿，你能说明白点儿吗？” “说来话长啊，”陈超拿过皮夹，却并没有打开，“总之，亲眼目睹老田与母亲做那种事的经历，使得他变成了一个性无能。可以想见，他的生活从那之后变得多么黑暗。他希望自己的仇人也承受同样的痛苦。他原本是想让田陌受尽屈辱和折磨，但后者决定嫁人并移民美国的决定，促使他提前实施了自己的杀人计划，他必须要在田陌远走高飞之前完成自己的报复，当然这一切都是设想。本案中很多东西都不能按照常理去推断。” “无论如何我们得做点儿什么，”于光明说道，“万一他要是再杀人……” 他的话还没说完，又传来一阵敲门声。这次是夏季。她走进房间，手上挎着一个竹篮。 “二位还没用午餐吧？” 竹篮里装着几盘精美佳肴：茶叶虾、猪肉炖鱿鱼、烧汁牛蛙腿，一盘说不上名字的青菜，另外还有两小碗看起来像是汤面的东西。 “夏小姐，您想得真周到。”陈超说道。 “哦，对了。还有一件东西要给你，”说着，夏季往陈超手里塞了个小信封，“送你一张贵宾卡，以后要多多来捧场哦。”说完，她莞尔一笑，转身离开了。 信封里装得当真是贵宾卡吗？于光明有些怀疑，但他并不打算过问。 “这粉丝真不错，就是短点儿，得用勺吃，”于光明说道，“头儿，你怎么认识她的？” “你啊，真是个土包子。什么粉丝啊，那是鱼翅，这一小碗就值五六百块呢。”陈超笑道，“我怎么认识她的？告诉你吧，这位夏小姐是整个线索的关键一环啊。” “你说什么？” “她是贾铭的前女友。他们分手就是因为贾铭的性无能。” “这就是说，刚才的那些推断，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是事实了？”于光明一边说一边将手中的碗放回到桌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把那些姑娘的衣服都脱光，却不与她们发生性关系了。那我们还等什么啊，头儿，这都星期四下午了！” “明天上午西九区房地产案就要庭审了，”陈超说道，“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我们贸然抓捕贾铭，会被人们看做对西九区案庭审的阻挠。” “等等……明天那件案子就要开庭了？” “没错，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西九区案的政治影响很大。无论我们手上是否掌握确凿证据，一旦我们现在就抓捕贾铭，肯定会被人们看做政治阴谋。再者说，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点。因为明天的案子非常重要，贾铭作为辩护律师肯定也很紧张，应该不会按原定计划继续作案。” “是啊，如果我们不能提供确凿证据，那么肯定会有人为他鸣冤叫屈。”于光明说道，“不过我想我们应该想办法拖住他，至少二十四小时，这样可以确保他今晚没时间去作案。说实话，我对西九区案几乎一无所知。所以这事儿让我去办吧，回头上边即便怪罪下来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不，今晚还是我来拖住他吧。有个办法之前从来没试过，我觉得这次值得一试。如果我的方法没能奏效，你再来干。毕竟，这两件案子我都不是官方负责人……” “你说啥呢，头儿？”于光明打断了他，“无论你干啥，都得算我一个！” “哎，你也有事要做啊。还记得上次全国劳模案里咱们玩的那个‘违章停车’把戏吗？” “记得。难道你让我去查他的车？” “我今晚先拖住他，然后你把他的车拖走，详细搜查。你们家老爷子会帮你的，我跟他老人家打好招呼了。” “可如果我在他车里找不到什么线索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超说着，打开了夏季塞给他的那个小信封，“这个就是贾铭办公室侧门的钥匙。哦，还有停车位的地图。” “她居然把钥匙给你了？”于光明吃了一惊。佩琴说陈超不会跟女人相处，但他的确有一套对付女人的办法。 “如果你在他车里找不到什么，那就开着那辆车去他办公室，门卫认识他那辆车，肯定会放你进去的。按照这张地图，你把车停到他办公室旁边那个空地上，从侧门进去，没人会发现你的。” “好的，这不是问题。那你准备怎么拖住贾铭？” “我会约他去衡山路的一家饭店，这是地址，”陈超掏出纸笔把地址写给于光明，“在那儿部署一些便衣警察，让他们等我的命令。没有命令不要轻举妄动。” “贾铭真的会赴约吗？都已经是星期四下午了。对于今晚的计划和明天的庭审，他肯定有应对方案。” “问问就知道了。”陈超掏出手机，用免提扩音的方式拨通了贾铭办公室的电话，“您好，贾律师在吗？” “我就是，您有事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自信满满的声音。 “贾先生您好，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陈超。” “哦，陈大队长啊！久仰！我能为您做点儿什么呢？”贾铭的话音里明显带上了一丝讥讽，“我所料不错的话，您是为西九区房地产案的事儿找我吧。很不巧啊，明早就要庭审了。您怎么不早点儿打来啊？” “不，您误会了。那是您操心的案子，跟我没关系。我想求您帮忙的事与那案子毫不相关。”陈超说道，“我最近在写一部小说，需要大量法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资料。我听说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今晚想请您共进晚餐。” 电话另一端忽然沉默了。贾铭一定在犹豫是否接受邀请。于光明有些坐不住了，贾铭的沉默让他有些不安。 “您过奖了。”沉默之后，贾铭开腔了，“只是很不凑巧，今晚我可能没时间。我得为明天的庭审做准备。” “别啊，贾先生。庭审就是走个形式，这一点儿大家都心知肚明。还用得着准备吗？我的那本小说可是十万火急啊，马上就到交稿日期了，得请您给我参谋参谋。要是写得根本不靠谱，那出版了还不得丢人啊。” “那明天晚上行吗？我请客。有机会认识陈队长也是我的荣幸。” “听我说，贾先生，我是做了一番思想斗争才决定今晚约您的。有些人能等到明天，有些人等不到。”陈超说道。 “明天就要开庭了，在今晚这个特殊时间段，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何况国内外媒体都密切关注此事，有些人今晚会很忙的。”贾铭说道。 在于光明看来，陈贾二人貌似开始互相暗示了。只是这些话只有他们自己听得懂。 “呃，说到这个媒体的关注，我想我这本小说会比您手上的案子更吸引记者们的眼球呢。另外我还有一些与故事密切相关的照片，有一张曾经以《妈妈，咱们去那儿吧》为题刊登在《中国画报》上。那照片是……哦，六十年代初拍摄的，拍得非常棒。” 又是一阵沉默。 陈超忽然提到那张照片的事，似乎让电话那头的贾铭一时呆住了。 “那照片拍得非常棒。”陈超故意又说了一次。此刻的他，仿佛牌桌上胸有成竹的玩家。 “你手上都有些什么照片？不止杂志上那一张吧？” 这应该是贾铭下意识的反应。无论陈超手上到底有些什么照片，他都想知道它们之间的关联。于光明拿出一支香烟，在桌上弹着，像是牌桌边全神贯注的观战者。 “专业摄影师通常都会拍个一两卷胶卷，然后再选择要发表的照片吧。”陈超并没有直接回答贾铭的问题，“来吧，今晚我会拿给您看的。放心吧，吃个饭而已，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误不了您的大事儿。” “您保证不会影响明天的庭审吗？”贾铭问道。 “我保证。” “那好吧。晚上在哪儿见面？” “我正在找地方。得找个僻静所在，咱们才能安静地谈一谈。我秘书正在打电话预约呢，”陈超说道，“五点钟在衡山宾馆前见面吧。我今天下午在那附近有个会。我听说那边有不少饭店。” “那好，不见不散。” 挂断电话，陈超对于光明说道：“我就知道他非常迫切地想看那些照片。” 陈超的话音里带着无比的兴奋。但于光明却有些不太理解：“为什么在宾馆前见面，而不是直接去那家饭店呢？” “如果直接说去老洋房饭店见面的话，他可能就不来了。其实我也不想太过于惊动贾铭。” 说罢，陈超又拨通了另外一个号码。这次他的手机依然是免提扩音模式。 “老陆吗？我想请你帮个忙啊。” “哥们儿你有事就说呗！”接电话的是陈超那位开饭店的华侨同学老陆。 “你认识衡山路老洋房饭店的经理吗？” “认识啊。” “今晚帮我在那儿定个包间吧。记住，一定要一个能看到洋房后花园的包间，我要在那儿见个人。这事儿很重要，人命关天！”陈超补充道，“可能要占用很长时间。别管超时还是什么额外服务，一切开销我都包了。” “没问题。需要的话你用一宿都行，我来办。” “谢谢了，老陆。我就知道你办事儿靠谱。”陈超说道。 “客气什么。再说了，你不是说这事儿人命关天嘛！” “还有，你不是美食家么。帮我准备一些‘残忍’的菜，越折腾越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哎哟喂，这事儿听起来越来越带劲了！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我会亲自带一些生猛的食材过去的。” “那就晚上在那家饭店见。”说罢，陈超挂断了电话，拿起一条毛巾擦额头的汗。 “残……残忍的菜？”于光明问道。 “前阵子在一次酒席上，有一道非常残忍的菜可把我吓得够呛。今晚该吓吓咱们这位大律师了。” “头儿，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没事，不用担心，”陈超似乎仍在回忆那所谓残忍的菜，“哦，对了，上周佩琴不是从一个陪酒小姐那儿了解了一些情况吗？” “是的。录音资料我夹在一个包裹里寄给你了。” “我听了。她干得不错，让那个陪酒小姐说出了不少情况。我之所以要给贾铭讲个故事，灵感就是从那儿来的。” 于光明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决定不再多问。他很清楚，自己的这位领导兼搭档总是神神秘秘的，这种个性有时甚至有点儿惹人烦。直到现在陈超也没把之前的“人间蒸发”解释清楚。不过此刻并不是纠结于这些的时候，于光明也有自己的事要做。从现在开始，不能让贾铭离开视线一分一秒了。 于光明起身刚要离开，就被一阵敲门声吓了一跳。他把门打开之后，却发现白云站在门外。 白云对于光明笑笑，闪身走进房间，对陈超说道：“陈大队长，需要小女子为您做些什么？” “那件在城隍庙买的红旗袍还在吗？”陈超问道。 “当然了。你给我买的，我肯定会好好保存着。” “那今晚带着那件旗袍跟我去一趟老洋房饭店。你知道那家饭店在哪儿吗？” “知道，衡山路嘛。” “很好。你可能得在那儿待很久，没准待一宿呢，可以吗？” “当然可以，只要你愿意，给你当小秘都行。”白云果真如小秘一般只答不问。 “不不不，扮演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到了那儿我再给你解释吧。” “那我几点到？” “大概五点吧。哦，你得先回家拿那件旗袍，不好意思我把这事儿忘了。老陆今晚也会过去。” “很不错嘛。你就像个大将军一样发号施令，这洗浴中心都成了你的中军帐了。”白云离开之前，笑着对陈超说道。 陈超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我得先去照相馆，”陈超说道，“今晚就看咱们的了。” “头儿，前几天你一直在琢磨这些事儿吧，”于光明为之前自己对陈超的态度表示着歉意，“看来你玩失踪那几天把一切都想明白了。” “也不是，其实主要是昨晚才想明白的。我昨天一宿没睡，跟个孤魂野鬼似的在衡山路上逛了一宿。” 也许于光明永远看不透他的这位领导。但他深知，即便再古怪，陈超也是个有良心的、认真尽责的好警察。所以说，当陈超的搭档还是很有意义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于光明离开了洗浴中心。 第二十九章 事实上，陈超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具体该怎么办。 走出照相馆，他朝衡山路的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思索着。 他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现在已经别无选择。最明智的就是等明天的西九区案庭审之后再抓捕贾铭。如果在开庭之前就实施抓捕，人们肯定会将这视做一场阴谋。而今晚他必须拖住贾铭。具体怎么拖，陈超没办法跟于光明他们解释。他自己也是到时随机应变的。 总之，这次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如果局里人知道，他们会作何反应呢？廖国昌肯定会将陈超排除在外。这不仅是出于廖的明哲保身，更因为长久以来他对陈超的不信任。他们两个人已经有过多次针锋相对的正面冲突。自从晓红牺牲之后，廖国昌甚至再也没给陈超打过一个电话。 陈超暂时也不想让李书记知道。就算那位局里的党组织一把手要发飙，也等到这一切过去之后吧。至于那位幕后的钟主任也是如此。 很显然，贾铭不会因为听他陈超讲个故事就轻易认输。作为一名精明的久经沙场的律师，他很清楚：只要自己不认罪，就没人能证明他有罪。 转眼间，陈超来到了金陵西路。他看到一位老妇人正在路边烧着纸钱。老妇人身穿黑色棉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伴着她的呢喃低语，火盆里燃烧的纸钱化作灰烬越飘越高，仿佛逝者的魂灵在空中飞舞。陈超忽然意识到，冬至到了。 按照农历计算，冬至在一年之中是黑夜最长的一天。这一天在阴阳交替轮回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冬至这一天，阴气达到极盛，从这一天之后，阳气逐渐恢复。于是这一天也被看做活人与逝者之间交流的最佳时刻。 在陈超的童年记忆里，冬至意味着丰盛的食物。然而那些美食却只能放在供桌上，与香烛一起，让逝者享用。陈超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当年她总是在阁楼上独自烧着纸钱。 在这样一个日子里与贾铭见面也许不是偶然。因为对于某些事情来说，这次约见也将是一次转折，就像冬至之于阴阳的意义一般。 就这样继续走了没多久，陈超来到了老洋房饭店。 一位女侍者毕恭毕敬地引他走进饭店，老陆和白云都已经在大厅等候了。老陆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扎一条玫瑰色领带，手上硕大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白云穿着那件在城隍庙买的红色旗袍。 “饭店经理同意全方面提供帮助，”老陆兴奋地说道，“他同意我负责你那个包间，到时候等着我给你上菜吧，绝对生猛，哈哈。” “谢谢你，老陆。”说罢，陈超转向白云，递给她一个信封，“也非常感谢你，白云。你先去换件别的外套，像这家饭店服务员那样的。今晚你就在包间里假扮服务员。当然，你不用一直守在包间里。老陆准备什么菜你端上来就行。到时候我只要一发信号你就换上旗袍，扮成照片上那个女人的样子回到包间里来。” “红旗袍哟，”白云从信封里拿出一张照片，边看边说道，“光着脚，胸口的扣子不系，还要撕破开衩？” “没错，就是那样。尽管撕吧，回头我再买一件新的送你。”陈超笑着说道。 “我的老天！”老陆看了一眼那照片，估计是吓了一跳。 交代完这些，陈超离开饭店去了衡山宾馆。两家店靠得很近，步行只需要两三分钟。 在宾馆门口等了不到五分钟，陈超便看到一辆白色轿车开了过来，那是贾铭的丰田轿车。在它后面，另一辆车不远不近地跟着，那应该是正在执行跟踪任务的于光明的。 陈超快步走上前去，很友好地向刚刚下车的贾铭伸出了手。贾铭看上去不到四十的样子，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在霓虹灯的映照下，他的脸色苍白，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贾先生，您能来赴约我深感荣幸。我秘书帮我在老洋房饭店订了一个包间。那饭店就在不远处，您应该对那家店有耳闻吧？” “老洋房啊！陈队长真是费心了！” 贾铭明显是绕开了陈超的问题。但从他的话音里能听得出，他已经意识到陈超对他的身世作了详细调查。 不久二人便来到了老洋房饭店。门口的迎宾小姐热情地打着招呼：“欢迎二位光临，希望二位今晚能在这儿找到家一般的温馨。” 大厅里站着几位推销啤酒的姑娘，她们的装束显得与这饭店的怀旧气质格格不入。 “家一般的温馨，”贾铭带着一丝自嘲的语气说道，“家里哪会有这么多穿成这样卖啤酒的。” 一位女侍者引领他们穿过大厅，走进一间装潢精美的包间。这个房间应该原本是做日光浴室用的，如今成了接待贵宾的豪华雅间。在这房间里可以跳望洋房的后花园。后花园被保留得很好，虽然已是深冬，景色依然迷人。一张餐桌摆在靠窗的位置，桌旁放了两把座椅，桌上精美的银质餐具和天花板上的吊灯交相辉映，有种梦幻般的感觉。餐桌的转盘上已经摆上了八碟开胃小菜。 白云走进包间，为他俩各倒上一杯茶水，并将菜单打开放到桌上。她此刻正像其他高档包间里的女侍者一样，穿着黑色的无袖露背礼服。 “来，贾先生，为我们携手完成这部伟大的小说干杯！”陈超端起茶杯说道。 “呵呵，小说，”贾铭笑了笑，“您觉得创作小说比警务工作更有意义吗？” “意义吗，看您怎么想了，”陈超说道，“您可能不知道，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写诗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好吧。不好意思，我是个律师，有点儿一根筋，理解不了您这境界。” “不，律师职业本身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一个案子里，对您来说非常重要的线索，对于别人而言可能就一钱不值。如今这个时代，有没有价值取决于个人的思考方式。” “听起来真像在演讲。” “对我来说，这部小说的创作正走到一个关键时期，生与死的问题让我很是纠结啊。这园子能让我的心静下来。”陈超看着洋房的后花园说道。 “看来您无论做什么事都不是随意为之，”贾铭也把目光投向了洋房后花园，但他的表情很平静，“无论今天是警察陈队长请我还是作家陈先生请我，能与您共进晚餐都是我的荣幸。” “我现在还不饿，”陈超说道，“如果您也不饿的话咱们可以先聊一聊。” “好啊，我也不饿。” “好极了。”陈超转身对白云说道，“我们要单独聊聊，你先出去吧。” “好的，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就摇一摇桌上的银铃。”白云转身走出包间。 “说起我这部小说，”陈超对贾铭说道，“首先得声明一点，我目前还没写完。书中一些人物暂时还是无名氏，因为我还没给他们起好名字。为了叙述方便，我权且称呼主人公为J先生吧。” “呵，有意思。J先生。跟我名字拼音的首字母一样。” 贾铭依然显得很镇定，甚至有些大胆地跟陈超开起了玩笑。陈超也很明白，目前还不是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的时候。就像打太极拳一样，一招一式都有它本身的顺序，不必心急。 陈超拿出那本《中国画报》，放到桌上。 “咱们就从照片开始，”他不紧不慢地掀开杂志翻到照片所在的页码，“从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说起吧。” “哦？”贾铭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 “讲故事嘛，可以从很多种角度入手。但最方便的还是用第三人称来讲，您觉得呢？” “怎么都成，反正是您来讲。我听说您以前学的是文学专业，怎么就当警察了？” “‘时势造英雄’啊。您也知道，八十年代那会儿，大学生毕业都是国家分配工作的。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没的可选，国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呗。小时候都有理想，长大了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不是吗？”陈超用手指了指杂志上的照片，“这张照片大概是六十年代初拍的，上面那个小男孩儿就是J，论起来他应该比我大几岁。看看，照片上的他多开心多朝气蓬勃啊，而且还有这样一位美丽的妈妈疼他爱他。你看他脖子上的红领巾，我想，那时候他心里想的都是将来如何为祖国建设作贡献吧。” “陈队长果然有作家风范，您请继续。”贾铭说道。 “照片拍摄的地点应该是一座洋房，大概跟咱们现在所处的这座差不多。照片上那个园子简直跟咱们身后这个一模一样呢，只不过照片上看应该是春天。您可能知道，这个老洋房饭店从前也是一处私宅。”陈超顿了顿，继续说道，“六十年代初，国内处于‘文化大革命’前夕，所有事情都开始逐渐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不过咱们这位J先生的童年依然很幸福，他的祖父曾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新中国成立后家境也还算富裕。他是家中的独生子，父母都在音乐学院工作。他很爱自己的母亲，在他眼中，母亲是一位年轻漂亮又聪慧的女子。最重要的是，母亲也非常爱他。 “的确，J的母亲是一位出众的女子。据说当年有很多人挤破头去听她的演奏会，为的就是一睹她的芳容。她在生活中很低调，可她的美貌和气质还是被一位摄影师发现了，他煞费苦心地说服这位美丽的女教师为自己当摄影模特儿。于是在那个春天的早晨，他在她家中后花园为母子二人拍下了这张照片。那个明媚的早晨，大概是J先生童年时代乃至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他的笑容和阳光交织在一起，被胶片完美地定格。 “可那张照片拍完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J先生一家陷入到无休止的灾难之中——” 这时，白云走进包间，打断了陈超的讲述。她用银质餐盘端来了四碟小菜。 “炸雀舌、糟鹅掌、清炖牛眼，还有姜汁鱼唇，”她介绍道，“这些是我们这儿的特色菜品，都是按照前房主遗留下来的菜谱精心烹制的。” 看来老陆为了准备这些菜颇费了一番苦心，几乎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拿那一小碟炸雀舌来说，就要杀死上百只鸟。还有那份姜汁鱼唇，鲜嫩欲滴，仿佛有生命一般。 “顺便说一句，这些菜让我想起故事里一些很残忍的东西，”陈超说道，“难怪孔子说‘君子远庖厨’。” 贾铭显得有些不安。这正是陈超想要的效果。 “来，咱们继续讲故事。‘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像照片上那样的美好时光就彻底远离了J，”陈超拿起筷子夹了一片炸雀舌送到嘴里，“他祖父过世了，他父亲自杀了，他母亲被人批斗，而他自己则被人称为‘资产阶级小孽种’。他家的洋房被别人抢占，相依为命的母子二人被驱赶到破败的阁楼里。后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事？”贾铭拿筷子的手颤了一下，本己夹起的一只牛眼重新落回盘里。 “现在我就要讲到整个故事最残忍的部分了，”陈超说道，“不过对您而言这段故事应该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还是念念草稿好了，免得我遗忘细节。” 陈超掏出笔记本，上面记着他之前了解到的情况。当然，坐在桌子另一侧的贾铭是看不到本子上的内容的。陈超清了清嗓子，开始根据笔记临时“拼凑”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人们在洋房外墙上看到一串反革命标语。当然，那标语不是当时还年少的J所写，他甚至都毫不知情。但大家都怀疑是他干的，于是他被关进小黑屋‘隔离审查’了。一个孩子，被单独关在阴暗的房间里，每天能见到的，只有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和一个姓田的男人。这个姓田的家伙是驻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头头，是唯一有权力释放J的人。支撑着J熬过那些日子的就是对母亲的思念。他曾经发誓，绝对不让自己的母亲受一丁点儿委屈，更不会留下她孤身一人。所以他一直没有‘认罪’，也没有选择步他父亲的后尘。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出去和母亲团聚，一切都会好起来，那张照片上的幸福场景一定会重现。 “然而对于一个小男孩儿来说，这么硬撑着谈何容易！很快他就生病了。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有一天下午，一位居委会领导把他放了出来。那位领导并没有向他解释这其中的原委，只是告诉他，可以回家去了。 “于是J飞快地赶回家中。上楼梯的时候他的脚步很轻，生怕惊吓到家中的母亲。站在门口，他一边想象着重逢的情景一边掏出了钥匙。他已经迫不及待要扑到母亲的怀里。 “可打开房门之后，眼前的一幕却让年少的J终生难忘：母亲正光着身子和那个叫老田的家伙做着苟且之事。她赤裸的臀部迎合着那男人的每一次动作，她嘴里正发出一阵阵呻吟…… “不知是因为吃惊还是愤怒，J转身冲下楼梯。这一切对他来说犹如一场噩梦。对于当年还是个孩子的J来说，母亲在他心目中神圣的形象，被这龌龊的一幕击得粉碎。他感到自己身处地狱之中。 “J的母亲看到儿子转身离去，不顾自己还光着身子，当场追了出去。看到母亲追来，J加快了脚步。他的意识已经模糊，无法辨别身后的声音是因为有人摔下楼梯还是整个世界的毁灭。他跑下楼梯，穿过庭院，头也不回地冲出大门。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跑。家中那龌龊的一幕似乎依然萦绕在眼前：母亲绯红的脸颊、晃动的乳房、湿漉漉的头发，还有房间里淫靡的气息…… “一路奔跑，J一直没有回头。那情景犹如一块通红的烙铁，深深地在他的心底烫出了一块伤疤——一个赤身裸体、披头散发的女人、疯狂地追逐着他，就像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心魔……” “你不用描述得这么详细。”忽然，贾铭用沙哑的嗓音说道。他看上去有点恍惚，仿佛遭受了重重的一击。 “不，这些细节对于分析J的心理状态发展非常重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心理。”陈超微笑着说道，“来来来，继续讲故事。J一直跑回到居委会关押他的小黑屋，然后一下晕倒在那里。在他的潜意识里，只要待在那间小黑屋里，母亲就还会在家中等他回去团聚。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跟有些人妄想通过回拨时钟指针来逆转时间是一个道理。在那个小黑屋里，他没有意识到母亲己在那个下午死去了。 “当他最终醒来的时候，发现一切都变了。家中的阁楼已经空空如也，只有墙上挂着母亲的遗像。对J来说住在那里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他选择了搬家。”说着，陈超合上了笔记本，“我觉得没必要一句一句地把随后的事都读出来。简言之，他经历了无数的打击、背叛、沮丧和愤怒。这一切感情在他心中堆积、发酵，逐渐变得扭曲。‘文化大革命’之后，J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获得了法学学位。当时很少有人对法律这种东西感兴趣，但为自己家庭尤其是母亲平反昭雪的强烈愿望支撑着J选择了这个职业。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窥探那个老田的情况。 “但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类人’都加以法办，是不可能的。政府也不希望人们总是沉浸在过去的混沌之中。再者说，即便J成功将老田告上法庭，也不可能以谋杀罪判他重刑；相反这样做很可能让母亲生前的痛苦成为人们的谈资。 “于是J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讨回公道。在他看来，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有情可原的，因为他别无选择。他报复了老田，但在外人看来却像是老田遭遇了一连串不幸。后来J将报复对象扩展到与老田有关的人，包括他的前妻和女儿。如猫戏老鼠一般，他欣赏着老田一家人长时间的痛苦，就像是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 “听起来还真像是基督山伯爵的逻辑，”贾铭插话道，“难道真会有人按照那本书的逻辑报仇吗？” “呃，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读的。说来也很有趣，当时很多西方文学作品都被禁掉了，那本书居然还在出版发行。您知道为什么吗？听说江青对它的评价还不错。事实上，那时候她就是在报复那些曾经蔑视过她的人，就是按照基督山伯爵的逻辑。” “这种女人，”贾铭的语气像是一位看客，“三十年代在上海就是个三流演员而已。” “但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现在暂且把她搁到一边，”陈超伸筷子夹了一只牛眼，那只眼似乎一直在瞪着他，“这其中有一处区别：基督山伯爵除了复仇之外还有自己的人生。而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J先生，复仇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切。” “我不同意您的说法，”贾铭一边说话一边试着去夹鱼唇，却没能夹起来，“按照你之前的说法，J先生应该成了一名不错的律师，他怎么就没有自己的人生了呢？” “理由有二。第一是因为职业理想的破灭。作为一名律师，他很快就发现凭借一己之力很难维护正义。从前，那些大案要案的审理，都由领导们拍板决定。而到了九十年代，金钱交易与腐败又侵蚀着社会的公正。随着律师这个行当变成某些人捞钱的工具，J越发觉得自己长期以来对原则和理想的坚持变成了时代的笑柄。” “陈队长，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是一位优秀的警察，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为正义而战吧。别告诉我您的理想也早就破灭了。”贾铭说道。 “说实话，这也是我再一次报名学习文学的原因。我正在写的这个小说也是此次学习的一部分。” “哦，怪不得很久没在报纸上看到您破案的消息了。” “哟，看来贾先生一直很关注我啊。” “哪里哪里。最近报纸上天天都是关于那个连环杀人案的，好多警察都挺露脸的。您是警察中的精英，”贾铭装做很钦佩的样子举起酒杯，“在报纸上老看不到您，我倒是有点想您了呢。” “咱们回到正题。对于J先生来说，第二个理由或许更关键，”对于贾铭的举杯，陈超并未回应。前者似乎已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居然开始在酒桌上讨好他了。“J有个难言之隐——他无法与女性发生性关系——这是严重恋母情结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他潜意识里，母亲是他的性幻想对象。从其他任何角度看他都是个健康的成年男子，但母亲赤身裸体的形象，在他心中永远是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这阴影游荡在他如今的欲望和过去的悲惨经历之间，让他不能摆脱。无论事业上多么成功，他都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对J而言，真正的正常生活，早已被定格在母亲牵着他的手所拍的那张照片上。而那个下午母亲赤裸着摔死在楼梯上的一幕，彻底击碎了那美好的画面。之后的这些年，他为了保守秘密并摆脱心魔，耗尽了全部精力。” “陈队长，您活像个心理学专家，”贾铭话音中带着嘲讽，“我真不知道您还学过心理学呢。” “我只是读过一两本相关的书籍。您一定比我懂得多，这也是我请您来替我出出主意的原因。” 这时，又传来一阵敲门声。白云走进包间，端着一个大号餐盘，上面摆着一个玻璃罐子，一个装满虾的水晶碗，还有一个小小的火炉。那些虾被浸在特制的酱汤里，却依然活蹦乱跳。火炉底部铺了一层木炭，上面覆盖着一层被烧到通红的鹅卵石。 白云首先把鹅卵石弄进玻璃罐子，然后将碗里的虾倒在滚烫的鹅卵石上。伴随着嗞嗞作响的声音及升腾的白色烟气，那些被烧成通红的虾都蹦了起来。 “它们就像那些受害者一样，明知必死无疑，却还要拼力挣扎一番。”陈超说道。 “陈队长，我发现您看这道菜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啊。” “现在我就要讲到故事的高潮部分了。当然，在讲述这段的过程中，我还要时不时地插进一些细节，所以听起来不一定那么舒服。 “年复一年，J受尽煎熬。他感到自己精神近乎崩溃。于是他决定以自己的职业生涯为赌注，接手一件极具争议的案子。在这个国家，律师需要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而他此次接手的案件很可能让政府下不来台。诚然，若他能辩护成功，很多平民百姓就能重新得到应有的公正，但这桩房地产丑闻引发的案件毕竟会牵涉到很多官员。对于J来说，这一次的选择，要么给人生带来一些意义，要么就是毁了自己。在他潜意识里，只要能结束这荒谬的人生，怎样都可以。可不幸的是，这件案子如此棘手，让他感到更加不安。 “其实接受这个案子之前，J就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无论在别人面前如何表演，人格的日益分裂已经将他逼到了悬崖边上。一方面他是一个公正司法制度的诉求者，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极度恶劣的违法者。更不必说混乱的人生了。 “直到有一天，一位叫田陌的姑娘，也就是老田的女儿，突然死在他的手上。” “陈队长，难道您的意思是这位J先生因为压力过大精神崩溃而变成了杀人犯？”贾铭插话道。 “其实一切在最终爆发之前便己埋下种子。不过，除了上述那些原因，他杀人之前肯定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陈超说道。 “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贾铭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重复着陈超的话，“我还真想不出。” “他害怕复仇计划落空。他本想看着田陌一步步走向堕落，他认为她沦为风尘女子只是个时间问题。可出人意料的是，田陌遇到了一个想娶她的好男人，两人很可能会远走高飞到美国去。若事情果真如此，田陌就彻底逃出J的手掌心了。J千方百计地把田陌逼到一家饭店工作，而后者却在那儿遇到了真命天子！很讽刺，不是吗？田陌去美国幸福生活，这是J万万不能容忍的。他面临着一个抉择。于是有一天晚上，他劫持了田陌。 “很难说J到底对田陌做了些什么，因为警方并未检出任何性侵犯痕迹。但是可以想象得到，他勒死了田陌，给她套上一身跟母亲在照片上所穿的一模一样的旗袍，然后弃尸音乐学院门前。他选择的这个弃尸地点是有象征意义的，这既是J对九泉之下母亲的祭祀，也是他的一番‘宣言’，更是一次对历史错误的报复。事实上，这番‘宣言’所包含的信息，或许连他自己都很难说清。无数恩怨情仇交织在他的脑海里，剪不断，理还乱。 “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田陌窒息而死那一刻，J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释放感，似乎之前压在他心头的苦闷在那一瞬间得到了宣泄。然而恶念一起便一发不可收拾。二十年的压抑感终于释放出来，J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快感，这快感大概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性高潮——我怀疑这就是他脱光那些受害者衣服的原因吧。如同染上毒瘾一般，J极度渴望再次得到这种快感。” “陈队长，我怎么觉得这像是您翻译的那些推理小说里的桥段啊，”贾铭说道，“那种书里倒是经常讲到有些人为了寻求刺激而杀人，如您所说，像染上毒瘾一般。一般都把这种人定义为疯子。难道您的小说也是这么个玩意儿？” 墙上的挂钟响了，仿佛重复着贾铭的问题。陈超抬头看了看，已是夜里十一点了。看起来贾铭并不急着离开。他问话的时候表情还很严肃认真，对陈超来说，这不是什么坏兆头。 “贾先生，还是先听我把故事讲完吧。”陈超说道，“于是J开始了他的连环杀人行动。此时这已经不再是复仇了，驱使他的是无法抑制的杀人欲望。他深知警方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所以他把袭击目标锁定在了三陪小姐那个群体。她们代表堕落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很容易得手的袭击对象。J就像是着了魔，他根本不管那些被杀的女人是否与自己的复仇计划有关，更不在乎她们是不是无辜。” “无辜？”贾铭重复道，“很少有人把‘无辜’这样的词用在三陪小姐身上。当然，作为讲述者，你有你看问题的角度。” “从精神学角度看，这一点非常关键，”陈超并未对贾铭的话作出回应，而是继续讲述着，“J并不是个妄想狂。多数情况下，他大概就是像你我这样的正常人。所以说，有时在潜意识里他会拷问自己的良知。但扭曲的心态告诉他，三陪女干的都是下三烂的活，这样被脱光衣服杀死也是罪有应得。” “陈队长，您没必要在故事讲到半截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番说教。在如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 “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连环杀人行为都是不能被容忍的。J很明白这一点。他并不把自己当做连环杀手看待。” “您真是太有想象力了。”贾铭说道，“好吧，就算您要出版这部小说，可又能换来什么？这并不是什么高品位的文学作品，至少不符合您著名诗人的身份啊。” “所谓小说，本身就是写给特定人群看的东西。只要愿意读的人喜欢就可以了。至于这本小说嘛，我所预设的目标读者只有一个，就是那位J先生。” “就是说您要通过这部小说给他传达一个信息喽？‘我知道是你干的，所以你赶快投案自首吧。’是这个意思吗？可他又会怎样应对呢？”贾铭刻意在这句话上加重了语气，“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反正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来说，我觉得这故事根本站不住脚。一切都是基于对二十年前的事情的揣测，论据都是些中国人看不懂的国外心理学理论。您觉得凭这些就能让J自己送上门来？别忘了，您既没有物证也没有人证。现在不比从前了，陈队长。” “已经有四个受害者了，总能找到些物证吧。我会努力去查的。” “以警察的身份？” “我是个警察。但您别忘了，此时此地，我是在讲一个故事。贾先生，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算是个好故事呢？” “要有可信度。” “是吧。这个可信度来源于大量生动翔实的细节。您看，除了这张照片，我给您讲的都是些条条框框的故事梗概。如果要成书，我还得加进去不少细节。我写的时候肯定不会用诸如‘恋母情结’这样枯燥的词汇。我会详细描述一个小男孩儿对自己母亲的性幻想……” 贾铭忽然站起身来，为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好吧。如果您觉得这玩意儿写成小说能卖出去，那您就写吧，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故事呢，您也讲完了。我想我也该走了，明早我还要开庭呢。” “不不不，您别这么着急嘛，贾先生，几道大菜还没上。再说，我还想再听听您的独到见解呢。” “我觉得您纯粹就是在编造一个哗众取宠的故事，”贾铭依然站在那里，“我估计在读者看来，这完全是一个警察为了骗稿费而编的故事，一个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故事。但凡有一点证据，也不至于写成小说。” “如果读者们知道这书是一个警察写出来的，他们没准会更关注呢。” “难道‘警察’就是金字招牌？‘警察’就一定代表可信？”贾铭说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您的故事漏洞百出。没人会把您这部小说当回事儿的。” 这时两人的对话再次被打断，因为白云又来到了包间。这一次，她戴着蓝色头巾，穿一身短衣短裤，扎着白色围裙，赤脚，活像一个乡下姑娘。她抱着一个玻璃坛子，坛子里有一条蛇，正吐着血红的信子。 看着眼前这一幕，陈超回忆起在“王朝KtV”第一次见到白云时的情景，当时她也端上来一盘以蛇为食材做成的菜。莫非这一次她要当着他俩的面做这道菜？ 说时迟那时快，白云将蛇从玻璃坛子里抓出来，将蛇头摔到地上，然后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切开了蛇的肚皮。新鲜的蛇胆被她掏出，放进一个盛满烈酒的杯子。看这架势，她一定接受过专业训练。 她的手脚和头巾上沾上了一些蛇血，那些带着腥味的血滴，在她如凝脂一般的肌肤映衬下，仿佛片片落英。 “这是专供贵宾的。”白云一边说，一边为贾铭倒了一杯浸了新鲜蛇胆的酒。那酒的颜色犹如晶莹的翡翠，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诡异的光泽。 贾铭面不改色，端起来一饮而尽。放下杯子，他掏出一张百元钞票拍到桌上。 “感谢你的服务。这是给你的。”他说道，“找到这么高水平的服务员，恐怕陈队长费了不少心思吧。” “谢谢您。”说完，白云转向陈超，问道，“这蛇您想怎么吃？” “你们看着办就好。”陈超答道。 “那就照陆大厨的老规矩吧，一半油煎，一半清蒸？” “可以。” 白云转身离开了包间，地毯上留下一串血红色的脚印。 “这儿还真不大适合聊天呢，”陈超对贾铭说道，“不过还请您说说我故事里的漏洞吧。” “有一处漏洞，”贾铭说道，“按照您的说法，J先生多年来一直掌控着田陌的命运，而后者却忽然得到了一个摆脱他的机会。可问题就在这儿，他是个神通广大的律师，完全可以不杀人而用其他办法解决问题。” “也许他试过其他办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奏效。但您说得还是很有道理的，贾先生。” 很显然，贾铭想要从基础上推翻陈超的整套推理，这正是陈超愿意看到的。他希望借此看看贾铭的反应。 “还有一处，如果他真的那么迷恋自己的母亲，又为什么要脱光那些受害者的衣服，还为她们穿上旗袍打扮成母亲的模样？这种对母亲的迷恋，本应该是他极力要掩盖的，不是吗？”贾铭的语气开始有些咄咄逼人。 “简单说来，J的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的确爱着自己的母亲，但他无法容忍母亲与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在他看来，那是一种无法饶恕的背叛。但我们可以从精神层面更详细地进行解读，”陈超说道，“我之前提到过恋母情结吧。所谓恋母情结，本身就包含两个方面：性欲和隐秘的罪恶感。作为一位生活在六十年代中国的孩子，这其中性欲的部分只能深深地藏在心里。 “对J来说，身穿旗袍的母亲是性感的，但如此美丽的母亲却在别的男人身下婉转承欢。亲眼看到母亲与老田那龌龊的一幕，是J最恐怖的回忆。他无法忍受，更无法释怀。因为在J的潜意识里，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母亲唯一的爱人。于是，这亦爱亦恨的情绪在他的脑海里交织成了一个矛盾体。所以他会那样对待受害者。这矛盾，甚至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 “对不起，虽然说我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什么文学评论家，”贾铭说道，“但我觉得，您这样随意套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这一切，有些不妥。您这么做只能让别人头晕。假如我是您这本小说的读者，我会认为，J先生母亲的死与他变成一名杀人犯之间所谓的联系是站不住脚的。” “您说得没错，用西方的精神理论分析中国人的犯罪行为的确很难。西方人所说的恋母情结来源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俄狄浦斯的母亲作为一位女性是完全无辜的，一切都是命运造成的悲剧。但咱们这位J先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其实我在写论文的时候，也无意中发现了一些类似的现象。在很多中国古典爱情故事中，比如和《碾玉观音》，美丽女子往往最终被写成了恶魔。无论这些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多么富有魅力，她们都会给身边的男人带来灾难。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本身就存在这样的观念。女性，特别是涉及性行为的女性，往往都会被妖魔化。所以，J的心态更像是恋母情结与中国传统观念的混合产物。” “我听不懂您的这些大道理，”贾铭似笑非笑地说道，“依我看，您还是写本这方面的专著得了。” 其实陈超也为自己刚才这番灵光一现的阐述感到惊奇。事实上，正是贾铭给了他这些灵感。无论对于他的论文还是手头这件案子，这番阐述都意义非凡。 “所以，就J的这个故事来说，他之所以会变成连环杀手且作案手法如此奇特，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他个人，更在于普遍存在的传统观念。” “陈队长，我对这些高深的理论不感兴趣，想必您的读者们也一样。您的整个故事还是漏洞百出，而您却解释不通。” 显然，贾铭认为陈超已经用尽所有招数，自己依然毫发无伤。在他看来，眼前这个警察只知道用一些晦涩高深的精神分析理论唬人，自己却可以轻松戳穿对方言语间的漏洞。 其实陈超心里很明白，故事中的这些漏洞只有贾铭才能填补。他的思路也正是如此。 这一思路看似不可行，但陈超还是打算试一试。也许贾铭想从他自己的角度讲讲这个故事呢——他的立场和着眼点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前提是贾铭要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主角去讲这个故事。 “贾先生，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评论者。呃，如果让您来讲这个故事，您会怎样去改进呢？”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刚才不是说我这个故事漏洞百出吗？我的那些解释又说服不了您。作为创作者，我需要了解您作为读者需要什么样的解释，这样才能进步。” 贾铭盯着陈超，并没有立刻回答。很明显，他已经看出这是一个陷阱。 陈超继续说道：“贾先生，您是本地最棒的律师，我希望您能用您的职业经验帮帮我。” “那就说点儿具体的吧，您想填补哪个漏洞？”贾铭的话音里充满了戒备。 “从红色旗袍开始吧。从样式和面料看，J先生应该是在八十年代，也就是大约十年前，就备好了那些旗袍。难道他那时候就计划着要杀人吗？我不这么认为。可他到底为什么囤积了这么多各种尺寸的旗袍呢？难不成他当时就预料到自己会杀死许多身材各异的人吗？” “是啊，这一条就需要解释，作为一名听众或者说读者，有一种说法我认为更靠谱，也能跟故事的其他部分相吻合。”贾铭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似乎在组织着语言，“因为怀念母亲，所以J试着复制照片上的旗袍。可是那种面料已经停产很久了，他花了好一番工夫才弄到一些。后来他找到了当年为母亲制作那件旗袍的老裁缝，于是他决定用搞到的面料做一大堆旗袍，估计其中肯定有一件跟原来他母亲那件一模一样的。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自己会在将来杀人的时候用到这些旗袍。” “您说得太好了，贾先生。看来这位J先生永远忘不掉当年与母亲牵手拍照的那个下午啊。难怪他会在旗袍上寻求精神寄托了，那毕竟是唯一还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触摸那些旗袍就像是触摸当年那些美好时光。”陈超点着头说道，“下面咱们说说您指出的另一处漏洞吧。您说得没错，J的确有能力通过其他方式阻止田陌去美国。不过，田陌和其他几名受害者不一样，她并不是三陪女，怎么会情愿接受陌生人的邀请呢？” “呵呵，”贾铭笑了笑，“您凭什么认定J要杀死田陌呢？也许他是劝她跟那个男人分手呢。只是后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怎么劝？他怎么劝田陌跟那个男人分手？” “不好意思，我不是编故事的人啊。这是您要写的故事。也许他掌握了那个男人一些生意上和婚姻上的可疑之处吧，他完全可以约田陌出来谈谈这些事。” “好吧，这的确解释得通。您很有想象力。” “J希望田陌跟她那个男朋友分手，但她拒绝了。于是J用各种可能发生的后果威胁她，比如说曝光他们的地下恋情或者以重婚罪起诉那个男人之类的。结果他们越吵越凶，田陌甚至开始尖叫。J用手捂住她的嘴，不让她出声。恍惚之中，J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当年的老田。老田曾经在他眼前侮辱了他的母亲，而如今面对老田的女儿，他要以彼之道还治彼身。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仿佛轮回转世一般。与其说是J在侮辱田陌，不如说是还魂的老田在侮辱自己的女儿……” “除了最后一分钟，”陈超插话道，“J的心中依然饱含着对母亲的回忆。于是他没有强暴她，而是直接勒死了她。这足以解释田陌手脚上的抓痕，以及他清洗尸体的行为。J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害怕在这次失败的尝试后留下痕迹。” “随您怎么说吧。” “谢谢您，贾先生。您帮我填上了这处漏洞。”陈超说道，“只是还有一处漏洞，就是J选择在公共场所弃尸的事。我明白这是一种挑衅。但最后一名死者的尸体却被扔在一处荒废的墓园，这是为什么？如果不是那个盗墓贼无意发现尸体，可能警方过上几天才会找到那里。” “看来陈队长并不了解那座墓园啊。” “是的，我的确不了解。” “五十年代，那里是一处富贵人家的墓园。简单说吧，你所说的J先生，他的家人都埋在那里。” “可据我所知，那座墓园后来被破坏了。而且他父母都是火葬的，那里应该已经没有他的直系亲属的墓地了吧。” “怎么说呢，很多人会提前很久买好墓地，他的祖父和父母也不例外。所以在J看来，那里应该是他母亲的安息之所……” 这时陈超的手机忽然响了。这通电话来得真不是时候，陈超一边在心里抱怨着，一边急忙接起电话。打来电话的是钟保国。 “谢天谢地，我终于找着你了。上边已经对西九区案做出了指示。” “哦？”陈超背过身子说道，“你是说明天的审判结果吗？” “这件案子非常棘手，但同时也是显示我们党反腐败决心的一次绝佳机会。在广大群众眼中，那个彭良心就是腐败行为的代表。所以我们可以把他树成一个反面典型。” “很抱歉，我没能在这个案子上起什么作用。不过明天我一定会到庭审现场的。那些贪官污吏必须受到严惩。” 电话那头的钟保国并不知道，贾铭与陈超此刻仅一桌之隔。 “那咱们明天见了。”钟保国挂断了电话。 陈超转回身，对贾铭抱歉地笑了笑，说道：“对不起，贾先生。打断您说话了。” 当、当、当……墙上的挂钟连敲了十二下。那声音悠远，仿佛寺庙里的铜钟一般。 已是午夜时分了。 第三十章 理论上说，现在已经进入新的一天了。 陈超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那挂钟样式古朴，看来店主为了营造旧上海金迷纸醉的氛围，真是下了一番工夫，连这样的细枝末节都未曾放过。 不必再兜圈子了，已经是星期五了。贾铭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在庭审前再去杀一个人了。 于是陈超拿起桌上的银铃，摇了摇。 白云应声走进包间。她已经换掉之前那身乡下姑娘的装扮，穿上了一件华贵的礼服，仿佛一朵美丽的夜来香。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 “上今晚的主菜吧，”陈超说道，“不要忘记任何细节啊。” “请您尽管放心。” 白云离开之前，点燃两根蜡烛摆到了餐桌上。 面对这略显诡异的情景，贾铭选择了一言不发。 陈超点燃一支香烟，默默地吸着。整个包间陷入一片寂静之中，静到能听见挂钟时针走动的声音。 忽然间，电灯全部熄灭。黑暗中，桌上两根蜡烛发出昏暗的光。这时，包间的门再度被打开，白云回来了。 她光着脚走进房间，身上穿着一件红色的旗袍。那旗袍的开衩被撕破了，胸前的纽扣也都没系。 贾铭站起身来，脸色煞白，仿佛见了鬼一般。 这一幕不禁让人想起包公案中的一个传奇故事：罪犯看到被他杀害女人的“阴魂”之后被吓坏了，于是供认了全部犯罪事实。 看得出，贾铭颇费了一番力气才让自己重新坐回到座位上。他低着头，试着不去看这个穿着红色旗袍的女人，并不停地用纸巾擦着额头的汗水。 白云端着一个小火炉，上面坐着一个玻璃坛子。她把它们放到桌上，俯身点燃了炉火。透过那没系扣子的旗袍前领，隐约可以看到她饱满的双峰。 玻璃坛子里有一只甲鱼。它若无其事地在汤里游来游去，两只眼睛不断向坛子外面张望，全然不知水温正悄悄升高。水煮活甲鱼，又是一道“猛菜”。炉中充其量只能算是文火，所以这道菜要煮很久。 “坛子里的汤是用扇贝和鸡肉精心煲成的，”白云介绍道，“随着温度增高，甲鱼会在汤里挣扎，这样它的肉会别有风味。另外它挣扎的过程也会让汤汁更加美味。” “不同寻常的饭店，不同寻常的菜品啊，”虽说额头直冒冷汗，贾铭却依然保持着镇定的神态，“连服务员的服装都这么不同寻常。” “这座饭店曾经是一处私宅，而女主人是一位绝色美女，尤其她身穿旗袍的时候更是倾国倾城。”陈超说道，“我不知道她当年穿的是不是这样一件旗袍，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做过这样的菜。难道您不觉得这道菜跟那个凶手杀人的过程很像吗？看着受害者绝望地挣扎，并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快感和满足。” “您真会联想。”贾铭冷笑道。 事实上贾铭也面临着相似的命运。陈超望着坛子里的甲鱼，仿佛看到它幻化成一个小男孩儿的模样，徒劳地挣扎着…… 陈超忽然感到胃里一阵翻滚。 但作为警察，他必须坚持下去，将杀害了包括晓红在内几名年轻姑娘的凶手绳之以法。 “很残忍是吗？”陈超喃喃自语道，“我也会做……” “陈队长，您走火入魔了吧？” “没有。” 陈超站起身，从衣帽架上取下他那件外套，给白云披上，说：“小心着凉。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这儿没你的事了，不早了，你该回去跟家人团聚了。” “不，我不回去。”白云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为她披上外套的男人，无限温柔地说道，“我在外面等你。”说完，她离开了包间。 陈超转向贾铭，说道：“贾先生，说句实话，今晚实在不适合讲故事，更不适合吃大餐。” “您的意思是冬至应该与家人团聚吧。” “首先我感谢您为我填充了故事里的那些漏洞，”陈超说道，“不过我觉得咱们也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您之前说是要讲个故事的。当然我也明白这故事里可能涉及一些别的东西，可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红色旗袍连环杀人案上来了？！” “咱们不用再遮遮掩掩的了。贾先生，你就是我所讲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也是红色旗袍案的凶手。” “陈队长，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你的小说，但这样的指控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您既没有物证也没有人证。” “证据早晚会有的，但说句实话现在它们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即便没有证据，凶手早晚也会开口的。” “凭什么？我觉得您真的有些走火入魔了。从一个读者的角度看，我觉得您根本就不能把故事里写的这些情节诉诸真实的法律程序，”贾铭依然竭力保持着镇定，摆出一副旁观者的架势，“如果您真有那份自信，早就不写小说，改写结案报告了。” “你提到了‘小说’这个词。我倒要提醒你，这还是一部纪实文学。如今纪实文学更受欢迎。” “你所说的‘纪实文学’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篇关于梅老师母子的真实故事，这座老洋房见证了这故事中提到的一切。这样的故事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我甚至暂时都不用提及红旗袍案的事，只要随便点上几笔，这本小说的销量就肯定会很不错。” “难道为了书的销量，你就这样自甘堕落吗？” “我要写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悲剧以及它对现在这个时代的影响。作为一名警察和一位作家，我不觉得这有什么自甘堕落的。如果这书的销量不错，我会把所有的稿费和版税收入捐给南京的一家私人‘文革’博物馆。” “你可别忘了，写纪实文学也许会因为诽谤而惹上官司。” “我是一名警察，我以警察的方式创作。我所写的细节都是以事实证据为基础的，干吗要担心惹上官司？这本书一定会引起公众的关注，还会吸引很多记者，他们会仔细分析书中所有与红旗袍案有关的内容的，别指望他们遗漏细节。另外，除了文字，我还有一些吸引眼球的东西呢。” “你到底还有些什么底牌没亮出来？”贾铭问道。 “还记得我在电话里跟你提到的那些照片吗？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忘了早点儿拿出来给你看。当时那个摄影师用了四五卷胶片，对吧？我会把它们全部发表出去的。”说完，陈超拿出照片，摊在桌上。 看上去贾铭用尽了全部意志力才忍住没去碰桌上的照片。他装做漠不关心地瞟了一眼，淡淡地说道：“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些什么照片。当然，是否发表它们，是您的权利。” “其实这权利不在我，而在那位摄影师的遗孀。对于一个生活困苦的老妇人来说，发表这些照片换点稿酬，对她维持生计也能有点儿帮助。”陈超舀了一勺汤，然后再次拿起那本《中国画报》，“知道吗，我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的时候，想到的是《奥赛罗》里的一段话：‘要是我现在死去，那才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怕我的灵魂已经尝到了无上的欢乐，此生此世，再也不会有同样令人欣喜的事情了。’怎么样，挺荒谬的吧？不过我后来渐渐理解了你给每个受害者都穿上红色旗袍的原因。你要记住母亲最幸福的时刻，因为那同时也是你最幸福的时刻。公正地说，你杀人的那一刻，或许也想让那些受害者们体验那种幸福和美丽吧。 “所以我会作出暗示，让人们注意到这些照片与红色旗袍杀人事件之间存在联系。有几张照片上梅老师的旗袍领口是没系扣子的，而有几张照片上她是光着脚的，更不用提旗袍相同的款式、面料和做工了。我咨询了一位旗袍方面的权威专家，他会为我做旁证的。再看看照片拍摄的背景，是一处私家花园。除了最后一位死者之外，其他死者的尸体都是在有花有草的地方找到的。而这种带有象征意义的相似性也是不容忽视的。还有，发现第一名死者的那个花坛正对着音乐学院大门！” “你这明显是在误导别人……” “不，我有必要去误导别人吗？”陈超说道，“这座老洋房饭店的前身就是明宅，而当年明宅美丽女主人的照片就能说明一切。我手头上现在一共有大概八十张照片，除了用在我这本小说里，我还会提供给报刊媒体一两张——这样能引发不少关注吧。还有，咱们给小说起个名字吧，叫《最初的红旗袍》怎么样？我想人们很快就会弄清楚所有细节。肮脏的细节、耸人听闻的细节、淫靡的细节，到时候最高兴的肯定是那些记者了。当然，我也会尽全力帮助他们……” “陈队长，我觉得咱们已经没必要再谈下去了。您以谈创作讲故事为由邀请我来这里，而我非常耐心地听完了您的故事。现在您却忽然开始说起这些莫名其妙的话，甚至指控我是杀人犯。我觉得我没必要再待在这儿了。我干了这么多年律师，知道自己的合法权利。”贾铭盯着陈超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完全可以明天拿着逮捕令来抓我，无论是在开庭前开庭时还是开庭后，随你便。” “贾先生，先别走，”陈超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对方耐心点儿，“我这本小说还有个卖点没跟你讲呢。为了给故事增加一些浪漫色彩，我会把对夏小姐的采访内容也加进去的。” “什么？你去见了夏季？！”贾铭看上去很是惊讶，“好吧，也是。为了西九区那个案子，你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不不不，你误会了。一个成功律师和一位顶级模特儿之间的爱情故事是这本书的卖点之一。” “我告诉你，你这么干是徒劳的，我们很早以前就分手了。不论你的书是小说也好纪实文学也罢，跟我和她的事都扯不上关系。” “男女之间相遇或分手，旁人都无能为力。但是为什么要分手呢？人们总会议论纷纷。夏季可以选择坦白，也可以选择沉默，但我相信她躲不过那些狗仔队。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了解到很多你私生活的细节，然后把这些细节与变态杀手的心理特征一一对号入座。他们一定非常愿意搞清楚一件事：为什么凶手要把受害者的衣服脱光，还给她们穿上红色的旗袍呢？其实之前那些记者们就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了。” “你错了！”贾铭拍案而起，高声喊道，“在你成功吸引到记者们的眼球之前，也许会再出现一两个受害者的！恐怕人们不会为一个不负责任的警察写的三流小说叫好的！” 俗话说，狗急跳墙。陈超明白，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必须加以重视。贾铭既然这么说了，就肯定干得出来，就像当时他在警方重兵包围的百乐门夜总会依然从容作案一样。 白云又一次来到包间，她依然穿着那件红色旗袍。 “对不起打扰了，该给汤加佐料了。”她往坛子里倒进一些佐料，又帮陈贾二人更换了一套碗碟。做完这些，她对贾铭抱歉地一笑，“不好意思，请您再坐下等一会儿。” 其实白云刚才就站在包间门外。隔着门上半透明的玻璃，她应该已经听到或者看到包间里发生的一切。 坛子里的汤正慢慢被煮沸，那只甲鱼徒劳地挣扎着，想从渐渐接近沸腾的汤汁里逃出来。 当着白云的面，陈贾二人都没说一句话。她轻轻地转身离开了，房间再一次陷入寂静，只有那只煮着甲鱼的玻璃坛子伴着炉火嗞嗞作响。 “今天是祭奠先人的日子，也是家家户户团聚的日子，”陈超打破了沉默，“我母亲希望我回家陪她。不过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别无选择，我不想看到又有一位姑娘身穿红色旗袍被人杀害。这是我的职责。” “在这里拉着我胡说八道的工夫，真凶早就溜走了。到时候你更得负责。”贾铭冷笑道。 “不，真凶此刻就像这瓮中之鳖，不可能再溜走了。”陈超望着那玻璃坛子，“读者们一定会很喜欢那段关于儿子对母亲性幻想的描写的。” “你是说‘恋母情结’吗？很可惜，读者可能对这个词没兴趣。” “你说得没错，但是读者们不会纠结于这些概念性的东西。他们会这样去解读：‘这小子只爱他母亲的身体，所以他没办法跟其他女人做爱，所以他用极其变态的手法杀死那些姑娘，并把她们幻想成自己母亲的样子，以此获取快感和高潮。’” 贾铭没有说话，而是看着炉火上的玻璃坛子。那只甲鱼还在挣扎，只是动作幅度越来越小了。 “我曾经翻译过一本恐怖小说，”陈超继续说道，“里面有个连环杀手，他对生活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并不在乎自己的结局会是怎样，只要他所爱的那个女人不受伤害就可以了。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本案，你愿意让自己的母亲再度受到伤害吗？如果那些给她带来伤心屈辱的往事再次被放到桌面上，每一处细节都被完整曝光，你觉得那些记者们会怎么做？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情，局势可就不是我这小警察能控制的了。” “反正你现在都已经编出一个这么荒谬的故事了，到那时你肯定会不顾警察的职责而去推波助澜的，”贾铭盯着陈超说道，“但有些事情你得想清楚，陈队长。西九区房地产案是一件备受争议的案件，任何针对控方律师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为意图掩盖贪污罪恶的政治阴谋。你知道，媒体一直在追踪这件案子的进程。” “贾先生，我想我也得向您表明一下我的态度。一个月前，市政府有人找到我，希望我调查西九区案，我拒绝了。为什么？因为我也想让那些贪官污吏受到制裁。不过上面还是一直给我传送案件最新进展的材料。还记得刚才我接的那个电话吗？上面已经就这件案子如何判决达成了妥协。这一点，我相信你通过关系也了解到了。” “妥协？所以你也知道这里面水有多深了吧？”贾铭顿了顿，继续说道，“这件案子牵涉到上面不止一名官员，而他们却还在争权夺利！陈队长，我觉得你并不太懂政治。如果上面真的想了结这个案子，就不可能容忍我一直跟进到现在了。所以说，你觉得在这节骨眼上他们真的愿意出岔子吗？” “其实我也听说上面有些权力斗争。”陈超说道。 “在正常情况下，律师必须尽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所以有些暗地里的交易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西九区案的审理受到干扰，一切结果都有可能出现。所有涉案的官员都会被揪出，所有见不得人的事都会被曝光，甚至包括那些上层的权力争斗。那将会是一场政治灾难！想必这已经超越了你们警察的职责范围。陈队长，你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些后果。” “贾先生，这些我已经考虑过了。但无论如何，对无辜者的杀戮必须停止。待到人们读了这个故事并看到那些照片之后，自然会有公论。” “西九区案的内幕我知道一点点。一些记者的消息很灵通的，一旦他们知道整个事件幕后的政治背景，你觉得就凭你那个故事还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吗？” “贾先生，我敢说，即便他们知道了那些所谓的政治背景，就凭我手上的照片也能继续抓住他们的眼球。” “你现在说的又是些什么照片？” “二十多年前那个下午的照片啊，片警老范在现场拍的。他怀疑那是谋杀，所以在楼梯拐角的地方拍了那些照片。当时医护人员还没到，死者还光着身子……” “你是说她死时的照片……” “没错，她死时的照片。她光着身子，僵硬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我知道，虽然你当时不在场，但那个场面你已经想象过无数次了。” “不可能……我是说不可能会有那些照片，老范从未对我提起。不，这不是真的！你在唬我！” 贾铭之前一直装成一个无关的外人，否认自己与故事有关。而这一次他没有。 “我给你看一张，”陈超拿出一张照片，递给贾铭，“这照片挺小的，不过我已经去照相馆放大了。所有照片我都有放大后的版本。” 这是一张梅老师一丝不挂地躺在楼梯拐角地板上的照片。也正是贾铭当年没敢回头看的一幕，这一幕在之后的这些年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手中拿着这张照片，贾铭没有质疑它的真实性。 汤里的甲鱼再一次疯狂地挣扎起来，绝望地想从玻璃坛子里爬出来，却不断地滑回去。这是毫无意义的垂死挣扎。 “很恐怖是吗？”陈超拿起筷子伸向玻璃坛子。 的确如此。贾铭已经清楚地看到这照片上的情景，他很清楚，一旦照片被读者们看到之后他们会怎么想。 让死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更不必说死者身上一丝不挂了，这也是老范这么多年来一直隐瞒这些照片的原因。然而这是陈超最后的底牌。 “老范拍摄的这些照片，还有那位老摄影师在明宅后花园拍摄的，再加上警方在红旗袍案弃尸现场拍摄的那些，一旦都落入记者手中……” “好了……你不觉得自己这么做很卑鄙吗？”贾铭说话的时候似乎很费力，嗓音有些沙哑，“难道你就是这种人吗？” “作为一名警察，为了破案，我觉得这算不得卑鄙。”陈超说道，“提到卑鄙，我写论文的时候倒是见识了一些卑鄙的事，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些古典爱情故事里对女性前后矛盾的描写。依我看，那是男性对于女性和性爱的错误观念的具体化产物。这是一种我们民族文化潜意识里典型的错误观念，我称其为‘对女性和性爱的妖魔化’。我知道，现在不是讲这些理论的时候。我想说的是，你正是被这种观念绑架了。” 说完，陈超揭开玻璃坛子上的盖子，为贾铭盛了一碗汤，然后给自己也盛了一碗。 “当你被关在居委会小黑屋里的时候，你母亲去找过老范，她很担心你。绝望之中，她对老范说，只要能救你，她什么都愿意做。老范明白她的意思，但他拒绝了。他告诉你母亲，只有老田才有权力放了你。很遗憾，你母亲接受了他的建议。老范一直都相信，你母亲是为了救你才委身于那个老田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或许你曾经也想到过这种可能性，却一直不愿接受。当时在小黑屋里，支撑你坚持下去的是那段纯洁美好的回忆，那段在后花园与母亲手牵手的回忆，那段被定格成一张照片的回忆。即便你失去了整个世界，母亲也只属于你一个人。 “所以当你回家的时候，家里那一幕把你彻底吓坏了。母亲从圣洁的女神一下变成了荡妇，而且还委身于迫害你们一家的那个人。在你心中，这是不可饶恕的背叛，正是这一幕把你推到了悬崖边上。 “但是你错了。根据我的调查，老田是想尽办法才混进音乐学院的。跟别人一样，他大概也是看了你母亲的演出之后，被她的美貌和气质迷住了。‘文化大革命’给了他机会，他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借机接近她。但你的母亲却不畏权势，与他保持着距离。如果她屈服于他的淫威，老田根本就不会去主持那个调查组。如果你没惹上麻烦，他根本就没有机会。知道吗，你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就是你，她对你的爱，是一种无私的忘我的爱。即便在那种情况下，她先去求助的也是老范，而不是那个老田。 “过了几天之后你突然被释放了。如果你的母亲和老田之间发生了什么，也就是那短短几天的事，而且是为了救你！拍拍你自己的良心想想，你母亲委身于老田的时候，心里该有多么绝望多么痛苦！” “可她没必要那样做。就算她不那么做我也不会被……”贾铭说不下去了。 “你是想说即便她不那么做，你也不会被怎么样，对吗？我对此深表怀疑。在那个年代你很可能被当做政治犯而判刑，会被枪毙也说不定。你母亲很明白这一点，她知道那个老田什么都干得出来！ “而你却一直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这一切，根本不理解她的苦心。她在其他男人身下婉转承欢的样子激怒了你，使得你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爱与恨交织在一起，你为了宣泄这些情绪，最终走上了连环杀人的道路……” 陈超的话音未落，他的手机铃声便再次响起。这次打来电话的是于光明。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陈超站起身来，走开一段。 “头儿，他车里什么都没有，”于光明说道，“我查了那个停车位。他的确能从那里通过侧门进办公室而不被别人发现。前面有一片小竹林，能挡住别人的视线。所以我用夏小姐的那把钥匙开门进去了。” “在他办公室里有什么发现吗？” “他那房子真挺大的。除了办公室还有专门的接待室、书房，另外还有一个带浴室的小卧室。” “这倒没什么值得惊讶的，听夏季说他经常在那里过夜。” “也许他就是在那个浴室里清洗了田陌的尸体。” “应该就是这样。” “不过我在那里并没有发现任何血迹。地毯后来肯定被洗过了，有一股清洗剂的味道。我还看到了一部真空吸尘器，这就有点可疑了，一般像这种高档写字楼，都有专人负责打扫卫生的，为什么一位律师要自己干这些活儿？” “的确很可疑。” “我还发现了一些线索，头儿。还记得第三个死者脚趾上的纤维吗？和这里地毯的颜色一样。” “他当时一定是把她带到那儿了。但他并没有发现死者脚趾沾到了地毯上的纤维。” “要等到明早才能拿到相关的对比检测结果。再说类似纤维这样的物证在谋杀案中一般是不采信的。” “那也够拘留他几天了，足够我们做详细调查。”陈超说道，“起码他被拘留的时间没法再去作案了。” “今晚动手吗？” “别急，等我的消息。” 挂断电话，陈超坐回到桌边。此刻，那只玻璃坛子里的甲鱼已经四脚朝天一动不动了。 “作为一名警察，”贾铭说道，“您真的是慈悲为怀了。” 陈超不知贾铭说这句话到底是出于讥讽，还是他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慈悲是人类的本能，”陈超说道，“你或许认为没人能理解你，没人在乎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遇的那些屈辱和不幸。你就像是由那些事件编成的程序，按照你自己都理解不了的方式运行着。但是我想要说的是，我一直试着去理解你。了解到你的那些经历之后，我一直对自己说：我很幸运，否则发生在贾铭身上的那些事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不禁与照片上的那个小男孩儿产生了共鸣。多么幸福的情景啊，牵着母亲的手，就像拥有全世界一般，却对不久后将要发生的灾难全然不知。我曾经试着从你的角度思考这一切，我觉得我都快疯了。 “母亲死后的那段日子里，无论邻居们对你投来怎样的目光，你都觉得他们是因为看见了你母亲光着身子追你而耻笑你。这就像是一个梦魇，让你无法自拔。于是你选择搬家，想要忘掉这一切，后来你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可是这世间事就是这样，‘不思量，自难忘’。 “无论我是不是警察，我都真的不愿去指责你。因为你想用自己的方式讨回公道，起码一开始是这样。我明白，复仇的怒火是盲目的。我的一位年轻同事也死在了你的手上。我曾在静安寺发下誓愿，为了给她报仇，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你慢慢失去了理智。你意识到自己有性方面的障碍，而原因很明确。作为一名以涉足政治敏感案件而闻名的律师，你非常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所以你只能一直忍耐，就像当年在小黑屋里一样。唯一的区别是，那时年少的你，心中怀有希望，因为你相信母亲在家中等你。 “但发现田陌要出国的事之后，对复仇失败的惶恐使你变成了一个杀人犯。当你双手掐上她脖子的那一刻，多年来被压抑的情绪在一瞬间爆发了。至于其他的，我觉得没必要再重复了吧。 “我并不想像一个法官那样审判你，贾先生，但我不得不尽一个警察的职责，这就是我今晚约你到这儿来的原因。希望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和你谈一谈……” “不同的方式？就像你刚才所说，我是一个对人生绝望的人。对我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不同……”贾铭缓慢地说道，“你想得到什么？” “作为一名警察，我想得到的结果就是，停止对无辜者的杀戮。” “好吧，如果明天的庭审能按计划进行，如果没有意外发生……” “那也正是我所希望的，明天的庭审不要节外生枝，”说着，陈超看了一下手表，“希望一切顺利。” “现在已经是星期五了，你不用担心了，”贾铭顿了一下，仿佛在思索着什么，“你能把所有照片都销毁吗？” “全部都会销毁的，包括底片。我保证。” “那你还打算写那本小说吗？” “不写了，除非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即便要写，也不会写成那种纪实文学。” “请不要写成纪实文学，也不要涉及那些细节。不过说起来，至今也没有一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好书啊。” “是啊，很可惜。” “我个人有个请求。” “什么请求？请说吧。” “请不要改行。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可能辱没了你。但是，你这样的警察十分罕有，你知道很多情况下都不是简单的黑与白，很少有警察能达到你的境界。” “谢谢你的评价，贾先生。” “也谢谢你给我讲故事，陈队长。我想我该回去准备明天的……哦，不对，应该说是今天的庭审了。”贾铭站起身来，说道，“庭审结束之后，你想怎么做都可以。我会全力配合。” 两人走出包间。白云依然在外面等待，只是已经斜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她光着脚，依然穿着那件凌乱不堪的旗袍，似乎没穿内衣。 贾铭愣了一下。当一切幻想都烟消云散之后，眼前的情景反而吓了他一跳。 第三十一章 星期五上午，西九区房地产案正式开庭审理。一切进行得还算顺利。 庭审地点设在西九区所在的静安区人民法院。这座法院大楼二十年代曾是一所教会学校。陈超记得这里六十年代初曾被改成青少年宫。而现在，能唤起人们过往记忆的只有仅剩的几扇茶色玻璃窗了。 据陈超刚刚收到的内部消息，彭良心将被判处三年徒刑。在这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年代，对于所有人而言这都算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以侵吞国有资产和非法商业运作等罪名惩办了彭良心，政府也可以尽快息事宁人。对于公众来说，这样的一个结果似乎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一些腐败分子可以因此侥幸免于受审，与此同时，政府也可以借此机会展现其坚决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边的立场。被追回的国有资产将被拿来当做安置费，以及支付其他补偿，当地居民也会很满意的，其中有些人可能还会选择回迁。至于彭良心，他应该明白这三年徒刑背后的深意。以他的人脉，最多坐几个月的牢就可以被放出来。 陈超知道，在高层以及市政府与贾铭之间，都己经达成了某种妥协。这也是贾铭能为当地居民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所以，所谓审判无非就是走个形式而已。 现场来了一大批西九区居民，还有很多包括外国记者在内的媒体界人士。外国记者们能来现场报道庭审过程，应该是得到了市政府的特批。 贾铭坐在原告代理律师席上，依然穿着那身黑色的西装。在法庭灯光照射下，他的面色苍白如纸。 陈超选择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他揉着太阳穴，因为那里正像针扎一样疼痛。经历了昨晚的交锋，他都没来得及换一身衣服。无所谓了。他拿出一副墨镜戴上，希望别人不要认出自己。 于光明一身便装，坐在陈超旁边，他昨晚也几乎一夜未睡。上午早些时候他去鉴证科拿到了贾铭办公室地毯纤维的检验报告，并为抓捕行动做好了一切准备。但陈超让他再等等。 根据陈超的建议，在法庭内外都布置了便衣警察。不过于光明并未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红旗袍案。 其实陈超也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于是他决定等庭审结束再说。可即便到那时再抓捕贾铭，也会被很多人解读为事后报复和政治阴谋，会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陈超甚至开始觉得自己不该来到庭审现场。虽然贾铭犯下的罪孽不可饶恕，但陈超还是禁不住站在他的角度看待这一切。正如他们昨夜谈到的，所谓公平和公正，是人们站在特定角度而形成的观念。然而无论贾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多少不公正的待遇，对无辜者的杀戮都应当停止。 刚华——彭良心的辩护律师，正站起身来做结束陈词。他要求对彭良心宽大处理，理由有三：一是彭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二是彭退还了被侵吞的国有资产，三是彭对手下员工的不当行为毫不知情。刚华特别提出了一个被他称为“时代大环境”的概念。 “是的，彭良心确实是低价买入土地，而后建成公寓楼高价卖出。但上海的房地产价格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飞速上涨，这并不是彭良心的这项工程独有的现象。至于那块土地的使用问题，项目一开始并未确定。给当地居民的赔偿金也未谈妥，不过那只是给钱多少的问题。为了项目按时开工，彭良心专门花钱雇用了一家拆迁公司，也许是那家公司的雇员太过心急了，才做出了那些不合情理的事。对此，彭良心一无所知。 “对于西九区居民所遭遇的不愉快甚至伤害，我们深表同情和理解。但从长远看，该房地产项目有利于群众利益。难道广大群众还要过《七十二家房客》那样的日子吗？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我并不是要为彭良心的不当行为开脱责任，我要说的是，大家应该着眼当前的‘时代大环境’。从宏观上看，大家应当看到彭良心的商业运作对城市繁荣作出的贡献。如果大家明年去西九区看一看，一定会看到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相当聪明的一番陈述。按照刚华的说法，彭良心作为一名商人，犯罪之时“出发点都是好的”，一切原因都在于当前的“时代大环境”。但他却“忘记”了彭良心勾结贪官的事情。 台下听众的反应不一。有的人在交头接耳，有的人在默默自语。大家关注的都是自身的经济利益，对于其他的没有兴趣。 这时贾铭站了起来，开始做他的结束陈词。 他朝台下扫视了一眼，发现了坐在后排角落里的陈超。他朝那个方向稍稍点了点头，然后端起杯子喝了口水。他的样子看起来自信满满，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奇异光彩。也许是上午的阳光在作怪吧。 “按照对方辩护律师的说法，这场审判的结果似乎已经很明朗了，”贾铭说道，“彭良心将因‘商业管理失职’而被惩处，而西九区居民将得到一笔拆迁安置赔偿金。我大胆地预言一下明天的报纸头条吧，是《市政府为人民讨回公道》呢，还是《上海第一富商彭良心终落网》呢？一切就这么结束了。有些人拿到赔偿金会很满意；有些人会选择住进新建成的公寓楼；有些人会把一个大款的堕落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有些人则乐于看到整个事件尘埃落定。 “然而这样的‘满意结果’背后却留下无数未解的谜团。 “彭良心，这样一个五六年前还是街头小贩的家伙，既不懂法术，又不会点石成金，怎么就变成了上海第一富商呢？当年和他一起竞争地皮的有很多更具实力的地产商，为什么他这样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家伙就能脱颖而出？即便他脚踩黑白两道，可怎么就能轻易获取政府的土地批文，而后又剥夺了当地原有住户的返迁权利？即便‘拆迁安置’还是个新鲜事物，可他又怎么能在政府眼皮底下强行驱逐了那些住户？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他背后有人撑腰！ “是谁在给他撑腰？”也许我根本没必要说得太明白，因为即便我说了，有些人也会说我是在造谣。 “其实任何事情都能被解释清楚，而任何罪恶都能得以开脱。下面在座的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句话没错，但是他却忘记了是谁在左右人们看问题的角度。” 没想到贾铭会把他的观点用在这里，陈超无奈地揉着太阳穴。 “刚才对方辩护律师提到了‘时代大环境’，”贾铭继续说道，“其实这个概念并不是他的原创。我们时常听到类似的说法，特别是回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是吗？” “头儿，我们要不要阻止他？”于光明对陈超耳语道，“这个疯子到底要说些什么？” “不，我觉得他不会太出格的。再等一会儿。”陈超说道。 这场审判，是贾铭一人单枪匹马面对彭良心及背后给他撑腰的官僚集团。这将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搏。再者说，陈超不想让红旗袍案影响到这场审判。因为这本就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案件。 “当然，我们在这儿并不是要讨论那些社会和政治问题，”贾铭继续着他的陈述，“但是，那些在本案中承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和痛苦的人们要怎么办呢？举个例子，张培的父母，在被强行赶出家园后不久便饮恨离世。郎天平，被拆迁公司野蛮殴打之后全身瘫痪。还有刘国庆，他因为遭到拆迁公司殴打反抗了几下而被拘留，他的未婚妻因此弃他而去…… “看看他们的遭遇，大家觉得仅仅定彭良心一个‘非法商业运作’罪公平吗？” 听到这里，陈超也有点困惑了。贾铭到底想干什么？这难道是他提前就计划好的？“反腐败”在这个年代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共鸣，这番激昂的陈述很明显会为他赢得热烈的掌声，但这些对他来说重要吗？ 难道贾铭真的要将每个人都推向深渊吗？站在他的角度看，倒也真有这种可能。这也许是他最后的报复，也是终极报复。在贾铭看来，应该有人对“文化大革命”负责。在如今这个案子里，政府希望以最小的政治影响尽快息事宁人。一旦贾铭如昨夜所威胁的那样，让所有贪官浮出水面并检讨之前政府的错误决策，将会是一场灾难。 为了维护党的利益，陈超应该想办法阻止贾铭。可现在已经到了结案陈词阶段，该说的都得说出来。他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陈超并不认为贾铭嘴里没有把门儿的。俩人昨夜便已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妥协，约定在庭审过程中不做出任何过激的行为。如果贾铭希望陈超允许他完成庭审过程，就要遵守这个约定，况且陈超手上还掌握着那些照片。对于贾铭来说，陈超来旁听庭审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警告。如果他真的说了不该说的话，那么面临的后果就不单单涉及他自己，更涉及他的母亲。对于这一点，陈贾二人都心知肚明。 想到自己最终还是蹚进了西九区案这潭浑水，陈超感觉像吃了苍蝇一般不舒服。 但陈超还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事情似乎有些不太对劲。可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他试着静下心来，以贾铭的角度去思考这一切。 贾铭一定认为庭审结束之后自己就会被捉拿归案。已经没有退路了，对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 他如何面对自己的失败呢？作为本市最成功的律师，一直标榜着公平和正义，不久的将来却要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受到审判并低头认罪。无论他如何为自己辩护开脱，结果都将是一样的，那就是死。 更有甚者，这一切还是会牵涉到他的母亲。即便没有那些照片，人们还是会探察到一些细节。 可现在贾铭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陈超决定不再想下去了。也许贾铭真的疯了。 忽然间，贾铭开始咳嗽，他的胸部剧烈起伏着，面色铁青。 “控方律师，你还好吧？”审判长问道。他怀疑贾铭是否还能完成结案陈词。 “没关系，老毛病了。”贾铭说道。 法官在迟疑是不是让他继续说下去。一旦庭审进程就此被打断，将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对不起，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与本案不相干的故事，”贾铭的话音里似乎重新有了力量，“这是一个小男孩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遭遇。他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失去了家园，后来又以一种极端残忍的方式失去了他深爱的母亲。他的心灵因为这一系列遭遇深受创伤，从那以后他就像一棵发育不良的小树一样畸形地成长着。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其实覆巢之卵即便外表毫发无伤，也是因为别人看不见它身上的裂痕！这个小男孩儿慢慢长大了，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自己的家庭讨回公道。可后来人们都说‘文化大革命’是个善意的错误，是特定历史时期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小男孩儿绝望了。于是他最终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讨回公道。 “诚然，众所周知，讨回公道应该在这法庭之上，而不是用什么自己的方式。可是，我们有专门审判‘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罪人的法庭吗？或者说将来会有吗？” 陈超几乎就要站起来的时候，贾铭又一次咳嗽起来。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严重，他的脸涨得发紫，然后又瞬间变得煞白，他的身体几乎开始颤抖。 法庭陷入一片寂静。 “请别担心，就是个老毛病而已……”话音未落，贾铭便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上。 “他病了吗？”于光明一脸惊讶地说道。 陈超摇了摇头。他怀疑贾铭这根本不是什么老毛病，看起来出大事了。陈超忽然意识到，直到刚才，自己一直都忽略了一种可能性。 这，也许是贾铭自我解脱的方式。 台上的贾铭翻了个身，虚弱地对陈超做了个手势。 陈超站起身来，摘掉眼镜，向法官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冲上台去。 一位记者认出了他，大声喊着：“陈队长！陈超队长！” 陈超一个箭步冲到贾铭身边，蹲下身子。现场的人们都惊呆了，个个不知所措。审判长走下台，犹豫了一下就走进了旁边的休息室。接着审判员和书记员等也紧跟着离开了，就像是逃离犯罪现场一般。其余人都一动不动。贾铭用微弱得只有陈超能听见的声音说道：“没想到一切结束得这么快。不过，我的结案陈词是不是能说完已经无所谓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吧……这是给那些受害者家庭的支票，我已经签过了。你帮我给他们吧。”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陈超。 “给那些受害者家庭？”陈超接过了信封。 “陈队长，我已经尽全力信守了咱们的约定。我知道你也会的。” “是的，我一定会遵守约定的。可是……” “谢谢你，”贾铭勉强一笑，“说真的，我非常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陈超相信他所说的。这是一个多年来一直孤独挣扎着的可怜人，陈超也愿意给他一个了结的机会。 “我知道，妈妈是爱我的。她做的那一切都是为了我，”贾铭的脸上忽然浮现出一种幸福的光彩，“陈队长，你让我重新找回了整个世界，谢谢你。” 陈超紧紧抓住了贾铭的双手，它们正慢慢变凉。 “我知道，你喜欢诗歌，”贾铭拼尽最后一丝力气说道，“那个信封里……还有一首诗，送给你，算是我的谢礼吧。” 说完，贾铭闭上双眼，停止了呼吸。 陈超拿出手机，准备叫救护车。也许一切已经太晚了，但他还是要这样做，至少要做给台下的观众看。 这也是他作为一名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摆出的姿态。 手机没有信号，这样也好。陈超心中感到一丝安慰。 不过现场有其他人成功联系到了急救中心。医护人员冲进法庭，很快就围到贾铭身边，把陈超挤到了一边。 陈超低头轻声说道：“我也会遵守咱们的约定……” 医护人员正在把贾铭抬到担架上。没人听到他这句话。 陈超并未打开信封。那些贾铭签过名的支票，将是最好的物证。因为那是贾铭当着现场众人的面亲自交给他的。 于光明拿着手机来到陈超身边。他刚才一定在向其他警察下达命令，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无论对西九区房地产案，还是红色旗袍连环杀人案来说，这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整个审判厅此刻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于光明从陈超手上接过信封，打开来，抽出里面的支票看了看，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红旗袍案受害者的家属？居然还包括晓红家，”于光明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这家伙肯定为他们都设立了档案。这下得了，他签了这些支票，就相当于是认罪了。看来咱们可以结案了。” 陈超并未立刻回应，他还没想好如何了结案子。 “他的亲笔签名，证据确凿。”于光明说道。 “是的，我想是的。” “陈队长，请问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刚才那位认出陈超的记者问道。他正试图穿过法警们围成的隔离人墙。 “请问您负责这件案子吗？”另一位记者在人群中喊道。 整个审判厅都处于混乱之中。如果说刚才乱得像一锅粥，那么此刻这里就像是倒扣过来的粥碗一般。 记者们仍然在挤来挤去。陈于二人站在贾铭几分钟前摔倒的地方。越来越多的记者的目光正聚焦到两位警察身上，照相机的镁光灯闪个不停。 陈超拉着于光明走进一旁的休息室，顺手带上了门。然而紧接着就传来无数双手敲门的声音，看来记者们已经围到了门口。然而过了没一会儿，敲门声停止了。看来敲门的人被法警赶走了。 “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头儿？”于光明问道。 “不是，”陈超明白自己这位搭档话里有话，“至少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其实他本应该预见到这个结局的。对于贾铭来说，家族的悲惨遭遇，母亲赤身惨死的照片，个人的犯罪过程，甚至恋母情结这样的隐私，都被别人揭露出来，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如果换成陈超，或许会作出同样的选择。 于光明的反应让陈超颇感困惑。也许在于光明看来，陈超又意气用事了，或者说是被贾铭昨晚的表现迷惑了，给了他一个如同受伤士兵般的光荣自裁的机会。其实并非如此，于光明并不了解其中的内情。 “这些支票的数额真大啊，”于光明语带讥讽地说，“不过，这些钱对他而言已毫无用处了。” 贾铭最后一刻的言行，也是他悔悟的表现。他并不是陈超之前所说的那种妄想杀人狂。在内心深处，他明白自己是在犯错，他签署的巨额支票就是他的赔罪方式。尽管就像他刚才在结束陈词中所说，这世间没有绝对的正义。 除此之外，这其中包含的深意也许只有陈超才能读懂。就像是下了一个巨大的赌注一般，贾铭把自己的全部信任都交给了陈超。如果陈超是个不守信用的人，他完全可以把贾铭的信任当成破案的工具，并且把那部所谓的小说和那些照片发表出去。贾铭签署的支票，表达了他对陈超的完全的信任。就像古代战场上将死的战士那样，贾铭将命运交给了自己尊敬的对手。 陈超意识到自己最后还是落入了贾铭的“圈套”，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其实贾铭没必要这么做，”陈超说道，“他非常聪明，不可能猜不到结果。签署这些支票就等于是认罪。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我：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所以现在该轮到我信守诺言了。” “什么诺言？”于光明有些糊涂了，但是他决定不再追问，“头儿，你是不是该写结案报告了？” 是啊，这结案报告该怎么写呢？ 党组织肯定会要求对案件有一个解释。作为党的干部，陈超不能拒绝这项任务。看来得编个故事了。 陈超明白，这故事不一定全部按照事实真相去写。只要他把故事编得圆满一些，上面是不会深究的。如果这报告中涉及太多历史上的丑恶，将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他得想办法把那些细节掩盖起来。也许他最终能写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欣然接受的报告吧。这份报告很有可能是一篇关于连环杀手忽然猝死的流水账，报告中不会提及杀手的真实身份，也不会涉及事情真正的起因。无论他最终写出怎样的一份报告，总有一些人是不会相信的。只要别再出现新的身穿红色旗袍的女尸，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 “他死得也太轻松了，”于光明被陈超的沉默弄得有些不爽，“四条人命啊！包括咱们的同事晓红！” 看起来他还没从晓红牺牲的阴影中走出来，陈超很理解这一点。可是话说回来，于光明也不了解贾铭，或者说不了解这件案子背后的那些事。陈超不知道该如何对他的搭档解释。 不过对于这个结案报告，他倒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何不让于光明来写呢？ “不这样的话，他还会有什么别的结局吗？”陈超说道，“我说，你来写结案报告吧。” “我？” “对。当初是你去调查的田陌的背景资料，是你在百乐门那个名单里发现了贾铭的名字，是你让我注意到了老田，也是你查到了老田在‘文化大革命’时曾经担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更不要说佩琴在咱们办案过程中帮的那些忙了。在我研究旗袍的时候她给了我很大启示。” “你别这么说啊，头儿。我也许会沿着那些线索查下去，但是我肯定什么都查不到。如果不是你让我去查老田过去的那些事儿……” “不用说那些了，其实我是想让你帮我个忙。这个案子，你说我该怎么跟别人解释呢？” “你的意思是？” “老廖估计得气坏了吧。他肯定觉得我在局里跟他玩捉迷藏，把他蒙在鼓里。李书记也一样，肯定会拿出他那一套政治理论压人。” “可事实是你给上海第一起连环杀人案画上了句号啊！” “我向贾铭承诺过，这案子里有些东西我永远不会说出去。其实这不只是因为他。他现在已经死了，他该做的都做了，我也应该信守诺言。老于，这些别人是理解不了的。我相信，只有你能理解我。” 其实陈超也不知道于光明能不能理解。但他知道，自己这位老搭档是不会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他们不仅是好搭档，更是好兄弟。 “那我怎么写？难道要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报复吗？这样说也太不靠谱了吧。” “呃，贾铭承认他犯罪的时候有一些暂时性精神错乱，后来他很懊悔。所以他才为受害者家属签了那些支票。” “可他为什么会把支票交给你呢？” “我恰好在调查西九区案，所以见到了他，这是事实嘛。法制改革委员会的钟保国主任可以证明，昨天晚上他还因为西九区案的事情给我打电话呢，当时贾铭也在场。” “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这套说辞吗？” “我也不知道。但与这个比起来，上面更不愿意接受‘对“文化大革命”的报复’那种说法吧。但愿他们不要追究其中的细节。事实上，说得越少，对所有人越好。事情在这儿了结就行了，”陈超补充道，“我估计上面都不希望披露连环杀手的真实身份呢。写上‘他已经死了’，然后画个句号。结了。” “难道他们不会把贾铭树成‘跟政府作对’的反面典型吗？” “不会吧，那样会惹来很多麻烦的。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话还没说完，陈超的手机响了，铃声在空旷的休息室里显得格外响亮。是卞教授打来的。他原本约好跟陈超见面，可他这位警察学生却未能赴约。 “陈队长，我知道你很忙。但是你的论文很有见解，我就是想看看你进行到哪儿了。”卞教授说道。 “我会按时交上的，”陈超答道，“我只是在结尾的部分稍微有些卡住了。” “要在论文结尾的地方推而广之本身就有难度，”卞教授说道，“你的主题起点很高，如果你能在一系列古典爱情故事中找到相同的观点，这篇论文就算是成功的。将来你还可以把它扩展成你的硕士学位毕业论文。” 陈超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他并没有立刻回答。其实关于论文他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思路。 这新的思路也不过是在旧的论文基础上加以深入解读而己。不管他写不写这篇论文，人们都还是会去读那些古典爱情故事。他也许会写一下中国旧式包办婚姻对爱情本质的违背和破坏，或者写一下典型的中国式红颜祸水的故事。可这又能怎么样呢？不同的作者，写出的爱情故事本身就是内容与风格各异。就像破案一样，任何警察都不可能用一套理论侦破所有的案件。 “好的，卞教授，我会认真考虑的。对于‘消渴之疾’我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或许过阵子他会重新考虑硕士学位进修班的事，但眼下暂时得把它先搁置起来了。 对陈超来说，此刻有更加迫切需要去做的事情。就像这件案子，人们对这样的结局可能并不觉得完全满意，但起码对无辜者的杀戮停止了。作为一名警察，他不用担心用什么来支持他的观点，这不像写论文。况且，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件案子，他自己也不清楚…… “头儿，你还要继续去读你的硕士学位进修班吗？”于光明的话打断了陈超的思路。 “不去了，你不用担心那个了。”陈超说道，“但我会写完这篇论文的。不管你信不信，这篇论文在破案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于光明看上去松了一口气，把信封递还给陈超，“哦，对了，里面还有张纸条呢。” “我知道，那是一首诗。” “他打算托你发表？” 陈超取出那张纸条，念了起来： 妈妈，我想让那些遥远的回响， 给我所遭遇的一切带来头绪， 在老房子里，人们来来往往， 只看到他们自己想看的东西。 我累了，回想，回想着， 红旗袍，你赤裸的脚， 你柔软的手，花丛中闪亮， 记忆夺走我醒来的时分。 但在镜头中的瞬间，我们被框起，被调节， 云雨迅速来临，灾难的阴霾，注定又一次掠过远方地平线。 那是我知道、看到的一切所有， 妈妈，你为我喝下这一杯酒。 “可那照片里没有酒杯啊。”于光明摸着脑袋说道。 陈超不能确定，诗中最后关于酒的描述，是否来自《哈姆雷特》。在那个故事里，王后为儿子饮下了毒酒。他在大学时代曾经读过一篇关于那一情景的精神学分析作品，而那文章里具体写了些什么，他已记不清了。 “可能是关于哈姆雷特和他母亲的吧。”陈超决定不去做太多解释，“这世间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事，别总是想着那结案报告了。” 于光明摇了摇头，活像一只拨浪鼓。 “头儿，我真是服了你了。”他说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