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特岛迷宫》


 引言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时至今日，都很少能够看到有关这个题材的如此翔实的资料，更何况是在1917年了。然而，援引近代一位美国总统的话说，要想弄清何谓“克里特岛之谜”，首先要看你怎样对这个“之”字定义了……

    克里特岛的神话是有据可依的。早在举世闻名的古希腊文明前几百年，米诺斯文明就已存在，但它后来在一场大灾难中消失，被毁于火山爆发和蛮族入侵。其后的几代人，创作了有关这个消逝的海上帝国的诸多神话，诸如《荷马史诗》、《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米诺斯王与弥诺陶洛斯（人身牛头怪）》，甚至如本书作者提及的《亚特兰蒂斯》，在各种传闻和猜测中都曾受过消逝的克里特帝国的影响。

    在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们终于开始了对米诺斯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包括迈肯齐在内的诸多学者，根据发现的种种证据：光鲜动人的岩画艺术，令人叹为观止的女神肖像画……创造出有关古克里特岛的一系列新神话。这些神话被后来的新教徒们欣然接受，甚至他们中的一员，罗伯特葛雷夫，还以此为主题写了一本鲜为人知的科幻小说：《看北风起》。

    今天我们究竟对克里特文明了解多少？答案只有四个字：一无所知。克里特文明创造了欧洲最早的写作体系：线性A和B。线性B由麦克?凡特里斯在1952年破译，从以线性B记录下来的遗留文献中找到的只有一些商业文檔，不过这倒是与其海上贸易帝国的身份十分相符。而以线性A记录的其它文献则仍是未解之谜。尽管线性A系统中的某些符号可以凭着语音特点勉强识别出来，但是仍然不能被翻译成完整的文稿。尽管我们能够推断出某些线性A文本肯定是与巫术或宗教有关——因为它们被刻录在各种宗教仪式的器物上，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任何可供研究的克里特文明的宗教文献。

    在这些反映宗教仪式的图谱上，有着一个十分普遍的特征，那就是大量的女性图像，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克里特岛人崇拜一位或多位女神。我们也认为动物在他们的仪式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蛇和公牛。然而，在此方面，人们至今还未找到任何在相关宗教神话方面的确切描述，因此对它的研究还只限于推论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做了些基于事实的修正。在第五章98页提到的有关谢里曼述说的亚特兰蒂斯遗产的故事，已经被证实是场不折不扣的骗局。这则奇谈于1914年被长于此道的赫斯特先生在报纸上渲染得轰动一时，几年后，这本书便应运而生了，有鉴于此，因此我们也不该责怪迈肯齐先生在书中援引这个故事作为事实。在此，我们将这篇“我怎样找到消逝的亚特兰蒂斯”，连同我们的分析一起，一并纳入本书。

    与此同时，迈肯齐还将他的另一篇作品“古埃及的神话传奇”引入此书，并把这一内容扩展成为一本厚达300页的书，其内容翔实丰满，调查研究充分，非常值得一读。最后，笔者再次强调，“克里特岛之谜”是本关于一段人们至今尚未了解的历史的十分独特的书。

    J.B.hare

 序言

    这卷书讲述的是有关于古克里特文明的神话传说，同时也讲述了文明本身的兴衰发展。在研究古克里特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过程中，许多令今人痴迷并且十分重要的问题引发了大量的思考，进而带动了现代考古学对此进行的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古克里特文明对早期的欧洲影响显著。在前两章里，欧洲文明史被带回了遥远的旧石器时代，莫索（Mosso）特别指出，在已经被列入人类古代艺术的法国和西班牙的穴居文化与克里特岛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很显然，这些文化并不是共存于同一时代，而是相隔了成千上万年，要解释它们之间存在的种种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无疑是对当代的“独立进化论”的一次严峻考验。在介绍部分里总结的那些资料无非想强调一点：运用假设以试图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这或许可以解释部分相似的原因，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为何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的原因，比如在人类近现代文明史上的新石器、黄铜与青铜时代之间就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有关欧洲最早的人类活动踪迹及其进化过程（正是他们奠定了以后文明的基石）的相关地质学、人种学和考古学证据，作者在第一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这些内容作了叙述。而至于出现在一则传奇故事中的科学资料，则是秉承了赫西奥德在《工作和日子》中对神话年代描述的语言风格，和印度圣人玛肯得亚在《摩诃婆罗多》中对“时代”的描述风格，以及马可凯瑞尔先生对他经历的不同爱尔兰时代的叙述风格。脚注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参考。

    同时，在对待克里特岛的起源问题上，本书也引入了谢里曼关于“消逝的亚特兰蒂斯”的假说，以及他坚信的存在于墨西哥、早期欧洲和尼罗河文明之间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此举并非对此种观点如何推介，而是旨在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即对于柏拉图传说中的历史是容许有不同的解释的。

    事实上，长久以来，克里特文明始终都如一团迷雾般呈现在人们面前，至于流传于世的关于它的各种版本也都因缺乏考证而使其变得愈发扑朔迷离，直到近代随着一批考古学家再次对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深入研究，随后各种理论便如雨后春笋般被纷纷抛出，阿瑟?伊文思先生便堪称是其中的一位杰出者。我们可以仔细审视米诺斯皇宫中每个角落的遗迹；踏遍这座古老王国所有小城街道上的砾石路；查验那一历史时期的陶器什物；端详描绘古克里特人日常生活景象的岩画，还有那些雕版图，向我们展示了在比腓尼基人更久远的年代地中海的统治者们是如何建造大船，水手们是如何在海上纵横驰骋，被供奉的众神的尊容，以及所举行的各种仪式的场面；我们可以通过一幅画面上的石棺，而了解到另一个世界的丧葬习俗和观念，而在一些石瓶上则会发现那个年代的拳手、斗牛士、士兵以及游行队伍的生动画面；当然，吸引我们的还有那个古老族裔的珠宝、武器以及各种工具。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数据的帮助，我们才得以重新勾勒出这座古岛文明的轮廓，研究它在数个世纪中的起落沉浮、兴衰发展。我们甚至可以依据从尼罗河及其周边区域发现的克里特史前古器物的大概存在年代（很显然这些器物是从埃及输入的）来排列出一部克里特人的编年史。与此相比，所谓的“希腊奇迹”也将黯然失色。无疑，克里特人是古希腊人的祖先，而希腊人受用了克里特文明的恩惠，但自古以来的希腊人却从未意识到他们仅仅是继承了克里特人的衣钵。

    在研究克里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全新的问题又不断被提了出来，人们愈来愈能感觉得到克里特岛文明对后来的中西欧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这其中既包括人种遗传问题，也有移民问题，因为这些地区是最先采纳同样的农业生产模式的，此外还有文化接触的问题，比如无论从海上还是陆路都可以找寻到贸易往来的踪迹，比如对于同一种信仰表现出来惊人相似的顶礼膜拜，因为无论在物质文明还是信仰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在本书后面的篇幅中，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将被提到，同时为了表述清楚某些观点，还将对其中一些典型的例证进行十分详尽的解析。

    在盛行的关于克里特人生活的传说中，读者不可能不对其显著的现代特征印象深刻。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米诺斯的艺术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附属会员约翰?邓肯先生正是怀着一份独特的热忱，绘制出这卷彩绘图集的。在这些计划的准备过程中，邓肯先生费尽心思搜集了克里特艺术家们的各种作品，比如陈列出来最近出土的岩画遗迹、陶器制品、雕版印章和印图等。尽管它们因用途不同而被工匠们漆成不同的色彩，但共同的装饰镶边在本质上并未脱去其独特的克里特风格。在版画饰面上绘有一个让人联想到凯尔特与克里特图案特征的明显的平行符号。言及此处，我们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在对一些共同的复杂图案的处理上，凯尔特人使用的方法与克里特人相比，在风格上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却又显得更为深刻与合理。比如，比较阿拉伯数字3和4，前者是不完全的曲线，而后者则是完整的直线。这些差别在绘制的代表埃及和利比亚神话中的女神奈斯（Neith）的象征符号中得以体现。

    第3节：序言(2)

    现代人给予克里特艺术的赞誉和推崇毫不吝惜，甚至达到热衷和痴迷的程度。一位声名显赫的考古学家曾这样宣称“在此（克里特）之后你很难再找到更璀璨的文明了”。这实在是个伟大的宣言，尤其是当我们想想至今仍神秘莫测的古埃及艺术已经令世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时。毕竟，对于克里特岛我们至今仍一无所知，在这块神秘的大陆上，我们既没有发现古埃及那样具有熟练技术和高超艺术造诣的蔚为壮观的巨石雕塑，也没有发现类似的凝聚高度智力和精神品质的景观；同样，在这里我们也尚未见到亚述人艺术中最为典型的英武矫健的男子、组织有素的骁勇善战以及那迷人的率直个性；此外，我们也没有发现希腊艺术中的空想主义元素，其作用正是促使智力、精神、情感等较为抽象的事物更为形象化，从而使得无论从形式上还是特质上都能将此种文化的精髓思想尽情展现。但是，请不要对它产生丝毫质疑，因为克里特艺术中已经注入了抒情诗般的不羁与自由，这绝不仅仅只是体现在作品的主题上，作品本身也尽是如此，克里特文明正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现代人的眼球。在这方面当然有许多匠心独运的优秀典范，对于色彩的偏爱即是如此——有例为证，试问谁能抑制自己对瓦希里基陶器（Vasiliki pottery）那种“金色午后”效果的赞叹和喜爱呢？——一件如此简单自然却能令人赏心悦目的器物，一件完全超脱了形式主义的拘泥但却堪称经典的艺术极品，一种发挥到极致的令人眩目的优雅，这种工艺在象牙制品中发挥得尤为淋漓尽致。事实上，我们有可能高估了诸如“收获瓶”这类作品的艺术价值，人们往往非常容易被表面上那些鲜活的动作和表情所吸引，甚至赞美起它的瑕疵，而忘记了在埃及还有许多更为精致的矮身浮雕，毫无疑问，那些艺术家们也在向我们传递着他们的思想；当然，他们也很可能会拒绝接受我们那些像考古学家一样狂热的批评家们的品头论足。比如，当我们举目凝视岩画作品“侍酒者”（the Cup Bearer）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只是画面外的一个非常普通的，相貌英俊的少年，无论眼神、手势还是肢体都与我们毫无二致。然而，总体说来，克里特艺术目前还远未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所以也便处于与其真实价值极不相称的位置上，这种状况从展台上的这一时期重要作品的寥寥就可见一斑。象牙雕刻品“跳跃者”便是这类作品之一。它的巴黎式优雅和希腊样板式的精巧与华丽立即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虽然它已破败不堪，但透过残存下来的依稀痕迹，足以展示出其卓越的工艺。特别是作品中人物肩膀及手臂的骨骼与肌肉，充分表达出自然的质朴与动感；而其中丝毫没有在亚述艺术中司空见惯的夸张手法。另外一件杰出的作品是刻在滑石上的公牛头像。凡是看过它的人，无不被它的威严所震慑，它那高傲的姿态，机警的眼睛，竖立而起的灵活的耳朵，将朴素、优雅与高贵融为一体的自然主义的表现张力充分展现。无独有偶，另一尊关于牛头的石膏浮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煜煜生光的铜铃大眼，嘴巴和鼻孔一张一合，气喘吁吁；这头高贵的巨兽显然已臣服于绳环之下；但即使是死亡也无法撼动它那天生神力与傲然之气。笔者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这样一幅作品：一头母山羊在给它的羔羊哺乳。这堪称是一幅令人叹服的优雅而有穿透力的写实主义作品。

    这种在克里特艺术中跳动的自然主义脉搏在旧石器艺术中也频繁涌现，其中非常著名的代表是在岩洞中发现的两幅岩画。这些非同寻常的更新世时代的遗迹是典型的旧石器艺术产物，其深邃的地质环境表明其悠远的历史，在如此遥远的年代，能存在这样的艺术不能不叹为奇迹，况且这并非个体创作的结果，而是一个有机的训练体系。而通过这一艺术折射出来的当时的社会文明绝非简单的体系状态。很显然，它是在第四纪冰河时代的灾难中被毁灭的，但同时代的考古发现表明，它对人类的影响并未彻底消失。

    D. A.麦肯奇

 内容简介-1

    第4节

    关于克里特岛是如何神奇地崛起并发展成为伟大的古代文明帝国的？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种说法听来却令人耳目一新，让人不禁想起那个美丽的灰姑娘的传说。考古学对于它的描述首先始于谢里曼从梯林斯和麦锡尼的古城伯罗奔尼撒废墟遗址中获得的惊人发现——独具价值的前希腊文明的踪迹，他将其归为荷马时代文化。随后发现的证据表明，这一文化并不具备本土特征，而是从某个未知的地区泊入的，当时这一文明已经发展到其巅峰，并已开始显露出衰败的迹象——这并非考古学家们的奇思异想，那些伟大的古迹足以说明一切。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考古搜寻开始了，从文明的中心一直到受其影响的边缘地带。既然那双漂亮的水晶鞋已经找到，灰姑娘会在哪儿呢？最后，在种种断言被逐个推翻后，冰山的一角终于渐渐浮出水面——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那个神秘文化殿堂中的小公主，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克里特。但由于受土耳其统治下纷乱的政治环境影响，对克里特岛的深入研究始终被一拖再拖，无法顺利进行。

    克里特文明的发现标志着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此，欧洲文明史的第一章将被重新书写。人们不再把古希腊当作欧洲文明的起源，不再相信希腊文化中那些无限夸大的历史，它们就像寓言中描绘的众神一样虚无缥缈。本书将引述史上不同作家笔下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神话和传奇，这些文献一直流传至今，被奉为人类至今发现的关于希腊文化最有价值的证据之一，而“英雄时代”的传统到底源于哪里，恐怕源头决不仅是这些诗人和剧作家们的凭空想象。当然，纵使我们现在千般聪慧，毕竟早已时过境迁，我们不必为此而揶揄历代的史学家们，也无需再叩问他们为何对那些无从捉摸的神话传说如此轻信，为何对荷马、修西得底斯及其他人的未必完全忠于史实的著作深信不疑，在未经过缜密、严谨的科学论证并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情况下，就认定宙斯和得墨忒耳是克里特的缔造者，对如此重要的一段历史妄下断言。

    直到近年，随着大量无可辩驳的考古数据的陆续出土，才使得古文明的研究者们逐渐真正相信克里特文明的存在，可从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众多神秘记忆却仍旧令我们困惑不解。

    研究发现，克里特岛便是爱琴文明的发源地，其势力在前希腊时代就已影响到整个欧洲——正如欧洲的一句俗谚，“一点点酵母足以把全团的面发起来”——不仅如此，事实上，如果给这项研究设置一个极限的话，那便是将解决所有以往悬而未决的历史性问题。

    尽管克里特文明的存在已变得毫无争议，它即是埃及王朝时代的源头，当时闪族人刚刚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实现其历史上的首次鼎盛，但我们仍就无法弄清其遥远的起源问题。但在其遗址上发现的史前古器物清楚地显示，岛上早期定居者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水准的新石器文化——建筑材料上使用石头、粘土及枝条；出现最早的海上贸易——从早期爱琴文明的中心米洛斯岛进口黑曜岩；社会的局部地区甚至已经采用原始的农业生产模式。此外，宗教信仰也已发展并初具规模，它最终作为克里特整体文明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被希腊人继承下来，遗憾的是，在历经漫长岁月的洗礼后，它的真实身份竟已被人们彻底忘却。根据考古学的地层数据推断，克诺索斯岛上的最早定居者大致应该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

    但是从欧洲大陆循到的文化痕迹来看，最早的文明应该属于一个更遥远的年代。尽管在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或者石器时代后期，就已存在着野人部落，正如今天在世界各地仍广泛分布着不同野人族群的情形一样，当时无论是在克里特、埃及还是巴比伦王国，都存在着已经进化了的、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人，他们是“所有伟大时代的后嗣”——在此期间，古欧洲经历了地球史上的几次大规模气候震荡，这也便是被人类史学家们宣称的，在交错间隔的热带、温带和极地的地层发现的动植物化石特征显示有人类生存的迹象。而其所处的时期——即人类历史上距今最为遥远的文明，是在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或者石器时代早期。直至这一文明消亡，估计至少也是在公元前两万年前后，当时在欧洲至少存在着两个族落，他们的文化在今天分别被称作奥里尼雅克期与马格德林期。而这一时期亦被称作中石器时代，即为连接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间的过渡期，它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传承下来，这一事实现今在史学界已经得到十分广泛的认同。

    第5节

    如上所述，克里特文明的故事很可能是成立的，如果将整个欧洲的发展史写作一本书，那么它便应是这本欧洲史的开篇。但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引言”部分竟然会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也就是在第四纪冰川期之前和之中——这在地质学家们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之所以这样肯定，完全是因为从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旧石器时代的穴居岩洞，关于这部分内容本书将在第一、二章中详细介绍。但是，在已发现的这些有限的人类印痕中，还不能找到特别充分而确凿的证据。我们只知道这些人很像希腊或者克里特的早期居民，但很显然，他们不但创建了伟大的克里特文明——塑造了克里特时代的艺术风格，甚至奠定了此后在米诺斯岛、尼罗河流域以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地区出现的特定的风俗习惯。

    所有这些与克里特发生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从而使得人们对它更是期待良多，以至包括安吉洛?莫索（Angelo Mosso）在内的众多作家都认定在新石器时代确已存在人类文明，且奥里尼雅克期与马格德林期艺术便是克里特文明的起源。但地质学家们让人们彻底打消了对这一文明的置疑，他们指出该文明应该属于更新世时代的后期，当时在空旷的法兰西山谷中正四处游荡着原始驯鹿。

    所以，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自然也就成就了旧石器时代的那些猎手们，他们都是相当出色的艺术家和雕刻家，骨骼和象牙经过他们刻刀的精雕细琢后便成了精美的艺术品。他们在居住的洞穴屋顶用刻刀、用油彩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动物图案，这种兼纯粹的写实主义与浪漫的自然主义的艺术手法即使到了希腊时代仍然没有被超越；此外，他们还用象牙雕刻出许多女性图案，这一点与埃及发现的艺术品比较起来十分相似，但又所区别。

    对此，莫索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不可思议，在人类历史上这些最古老的文明中，在表现女性图案的艺术手法上，法兰西人、新石器时代的克里特人与埃及人竟然惊人的相似，简直如出一辙。”在这些表现女性的岩画中，他发现“无论环佩裙裾还是发髻样式都带有典型的埃及风格”。在描述一幅旧石器时代的画作时，他这样说道：“那些女子都是长发披肩，这与米诺斯时代的女人极为相似；她们的胸部没有受到任何束缚，因而发育得更为丰满。而其头部呈三角形则表明她们戴着头巾或头冠。其中有两位女子在上臂靠近肘部的位置佩戴了手镯，所有人都是杨柳纤腰，体型宛如一个沙漏。”在评论另一幅图画中的身着裙裾的妇女时，他指出这也是克里特人的显要特征。[1]此外，包括阿贝?步日耶（Abbé Breuil）、唐?让?卡布里?阿吉拉（Don Juan Cabre Aguila）在内的许多大陆考古学家都将法国、西班牙等国在旧石器时代的岩洞绘画同克里特岩画进行了各种比较。

    作为奥里尼雅克与马格德林时代的一个族群，或者是该文明衍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克罗马尼翁人（Cro-Magnon）是这一时期的主角。对此，高理雍（Collignon）博士指出，我们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可以循到他们昔日的踪迹，特别是法国的多敦河（Dordogne）流域及北非的柏柏尔人地区。[2]考古学家们在对捷克和斯洛伐克中部地区摩拉维亚等地的传统殡葬习俗研究时发现，克罗马尼翁人的一支很可能在更新世时代后期从比利时迁徙于此。而在奥里尼雅克文明消亡几千年之后，它又是如何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对克里特产生影响的，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但是，有一种假设听来颇有见地，那就是这一文明在人类中其实并未绝迹，而是随着移民的迁徙已经远播到世界的另外某个地方。也就是说，希腊人就是克里特文明的继承者，这一事实最近以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佐证。

    克里特文明中不仅缔造了欧洲的艺术古迹，而且从考古学上收集的旧石器时代证据来看，克里特人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某种宗教信仰。而且很有可能，某些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像那些从法国和西班牙出土的岩画及象牙雕刻品一样年代久远。当然，这些只是考古学家们的推测而已，毕竟，谁又敢称自己就能说出那个源远流长的美丽传说的起源呢？这个传说讲的是：一双恋人从巨人的洞穴中逃出后，情急之下向身后抛出一把石子，这些石子落地后化作山脉，发出枝条，结成森林，以此来阻止那个暴怒的追逐者。最近，史学家安德鲁?朗先生宣称，他已经在祖鲁人、盖尔人、挪威人、马尔加什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的民间文学中均发现了类似的传说。他在其作品中写道，这些故事的作者“将永远无法被世人所知”，尽管，在所有的讲述者当中，他的声名最为显赫，甚至“四海之内，莫不侧目”。[3]

    第6节

    目前，被学界十分推崇的一种理论是由休?米勒首先提出的，即米勒假想，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它首先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各种传说整理到一起，然后找出它们之间的种种联系，最后再以一种结论性的假想来阐释其中不可思议的关联。米勒先生大约在八十年前曾这样写道，“我仔细察看了一整套保存完好的石制战斧，它们中有一些甚至形成在比弥赛亚时代更早的时候。在诸如美洲一些原始部落、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曾挖掘出一些类似于我们自己国家古代的石冢、墓穴，很显然，它们就是记录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前那些不为世人所知或已被人们忘记的古战场的证据。我被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所深深吸引，这种相似有时甚至可以说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即使是那些非常有经验的专家，也很难辨别出古苏格兰与古新西兰武器之间的差异……当人类还处在蛮荒年代的野人阶段时，可以说，遍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都是同样的一种野兽，它们具有同样的创造力，不管它们是不是那些战斧的主人，看起来，我们今天几乎能够从这个世界的所有地方，都寻到同样的人类历史发明的残迹……因此，我们之所以认定它（克里特）就是最早阶段的人类文明，完全是有据可循的，比如这些遍布于全世界的在古代战争中广泛使用的冷兵器。”[4]

    自从米勒时代以后，考古学家们每当再面对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工具及武器时，便不会感觉由于年代久远而使得研究起来困难重重，这不仅用于鉴别不同地域出土的代表性器物方面，而且也适用于在鉴别某个特定地域内的不同历史年代，不同文明阶段的文物古迹方面。尽管如此，但我们发现在实际中，人们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神话传说时，还是很少与这一理论进行联系。因此，虽然米勒假想已经受到一定程度地认可，但它仍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被人们所接受。毫无疑问，这一理论为人们揭示了历史中那些的惊人的相似之谜，尽管它没有为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做出同样合理的解释。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每次都千篇一律地套用甚至无限夸大它的作用，那么考古研究的工作将会变得多么简单机械、索然无味。正如贺加斯先生提醒人们的那句名言，“今天的社会正蔓延这样一种趋势，人们试图找到一个公式来解决所有问题，然后再用另外一个同样毫无生趣的公式取代上一个。”[5]

    事实上，对于像克里特或者埃及这样有着独特文明背景的神话来说，要对其中任何一个都有着通透深入的研究，而又能将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了若指掌，又谈何容易呢？因此，每当我们发现某个传说中的一星半点的踪迹，或者某种古老宗教习俗的一丝线索，比如像克里特这样的文化中心，在对这一文明进行大量搜寻、挖掘、考证以期恢复其原貌的工作将是异常艰苦而繁杂的，我们可能今天从澳洲搜集一点材料，明天又从中国补充一点思想，后天再到俄罗斯、格陵兰岛或者墨西哥，如此反复，庞征博采，耗时巨大，期间历经数次挫折磨难，才能彻底完成一项看似简单的论证工作，其中的风险性自是不言而喻。在考古工作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发现相似的象征符号，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最初都代表相同的意义；同样地，很多看起来相似的字母符号，其发音却经常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思想并不是一块简单的模板，只能机械地复制出与其母体完全一样的形状，我们不可能总是用同一种思维去解释看似同样的问题。

    神话源自信仰，而信仰则源于经历。它们也是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的图像记录。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类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经历，因为各个地区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千差万别。举例说，某个民族在农业生活模式基础上创建了很高程度的文明，那么他们的信仰很自然也是受到其农业经历影响的结果，因此，在这一民族内流传的神话就要被赋予农业意义。在日历被发明以前，农民就是靠从祖先那里继承农耕经验，然后再把这些知识薪火相传，施与后代，他们从不会说“春种秋收”这样的话，也不会去解释为何不能在冬季播种、春季收割的理由。他们通常会编制出一个非常完美的神话体系，再用它去指引族裔亲属世世代代的农耕操作。在印度，时常会在一个季节出现大旱的天气，于是农民们便设想出有个专门控制干旱的魔鬼，一直被天神困在一个山洞的水潭中。仅仅当世界濒临枯竭之时，浑身披挂雷霆霹雳的鬼神因陀罗才会出来拯救世人。霎时间，闪电交加，瓦釜雷鸣，他与魔鬼展开一场大战，最后将其毙命。之后，他面对苍生，放声而云：吾乃雷霆之神，妖孽已除，天下无忧，苍生可尽享雨泽矣！

    第7节

    在这场雷电大战之后，便是雨水丰盈，枯萎的草儿重新放绿，稻米丰收在望。

    在古巴比伦帝国，也有一水魔，名唤恶龙之神提亚玛特，它潜入幼发拉底河兴风作浪，使得洪水肆虐。后被巴比伦王米罗达将其毙殁，农民方能耕作如初。在埃及传说中，太阳神曾经为了摧毁人类的叛逆者，遂开尼罗河以放水，后因动了恻隐之心将洪水退去，大地才得以重新孕育生命，种子发芽，苗儿吐绿，春华秋实，生生不息。对于那些掌握着自然之力的神，虔诚的信徒们希望用某种仪式表达他们的感恩之心，并宰杀牲口，摆放果品，以示供奉那些帮助他们或能给他们以慰藉的神灵。因此，各个地区的宗教形式都要受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神话传说正是其生动的反映。

    而生活在崇山峻岭和林间田园中的人们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因为他们的粮食供给要依赖于河谷山涧。在风调雨顺、雨水充沛的地区生活的人们根本不会知道印度的干旱之苦或者埃及的洪水之殃。但是，他们却可能要经受另一种严寒的气候，寒气逼人的霜冻，阴风怒号的暴雪，尤其在暴风雪过后，他们可能要不得不迁徙到气候适宜的地方过冬，他们豢养的鸡鸭鹅狗、大小牲畜也才能得以度过严冬。因此，他们的神话也肯定是建立在这样的自然现象背景下，并与在尼罗河畔、两河流域生活的人们所信奉的神话相去甚远。显而易见，在这些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下发展而成的宗教信仰也一定是各不相同。同样道理，那些居住在海岛或者沿海依靠捕鱼为生的人们，那些栖息在深林依靠水果和狩猎为生的人们，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各自独特的、与其环境相辅相成的生活及思维模式，并繁衍出不同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等精神产品。所以，很显然，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类的思想决不会沿着“同一种发明的轨迹”向前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其实是在沿着各自独立的、完全不同的轨迹发展，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其结果便是，每一种宗教文化都会打下深刻的民族烙印，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的便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相互产生的影响。随着最近一次冰川期的到来，全球气候发生剧烈震荡，这引发了地球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不同的人种、民族不断交汇融合，繁衍出新的族裔，今天已很难再识辨其根源。这种情况到石器时代末期或新时期时代初期达到鼎盛，各个种族无论在智力程度[6]还是体貌特征方面，差异都在迅速消失。他们广泛地分散于世界各地，寻找到适宜他们过去生活习惯的地方定居。在此期间，由于漫长的冰川期造成的巨大的天然冰雪屏障，使得同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天各一方，无法相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温暖的阳光重新照耀大地后，随着各民族逐渐发展繁荣，重又开始彼此之间的交流。让我们在脑海中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生活在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来到了被农耕民族开垦的一片山谷间的洼地，除了与当地村庄里的庄稼人语言不通外，他们还带来了其祖先传下的信仰和习俗。年轻的庄稼汉们会把他们当作入侵的魔鬼，同他们进行战斗，要么被其征服，要么将其驱逐。如果这些“入侵者”获胜的话，他们便得以在该地区定居，那么迟早他们会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到一起。然后，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也随之逐步融合，其结果便是在原本两种特色鲜明的信仰中求得一种折衷和妥协。最后，更早扎根于此的本土信仰将会占据上风和主体，因为那些外来的迁入者并没有传统的农业信仰，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根本找不到诸如“谷物”、“垄沟”、“耕犁”这样的词汇。但是，作为植入民族的附属物，他们原有的一部分传统习俗——例如游牧和狩猎，也将在他们村落周边的草场和丛林中得以延续，因为他们在那里又找到了另一座被其信奉的神明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因此，一座全新的万神殿也将顺利成长地拔地而起——其中供奉的既有征服者的神，也有被征服者的神。

    第8节

    商品交换在不同民族群落间架起来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循着贸易通道我们便可轻易找到各种文化交错影响遗留下的痕迹。当然，各种农业耕种的知识也便在各个部族间传播开来。而那些原本出没于与世隔绝的北方山林中的猎手们在转变为农夫后，引入的不仅是农具和中子；伴随着农耕知识传授给他们的还有许多农业社会的传统风俗，例如祈求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祭神仪式。

    因此，埃及或者巴比伦在农业方面的传统习俗得以传遍整个欧洲和亚洲，而这些古老的文化所到各地，当地人又会将其与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独特的地方特色相融合。

    在丹麦，北部的猎户和渔民在与南方的部分农业民族或部落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其中，形成统一的丹麦民族文化。他们学会了各种传统的农业习俗，诸如要在忧伤的气氛中进行播种，而在收获庄稼的时候则要一边敲打自己的胸脯，一边笑逐颜开地挥舞谷穗，以示对农神的感激。在他们的意识中，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可是决定一年耕耘是否能够获得丰收的关键，因此，这些农业民族非常重视这些从地中海沿岸或尼罗河流域舶来的农俗。所以，我们会从丹麦的传说中知道塞弗（Scef）的神话，也就是带着第一片谷穗飘洋过海翩翩而至的少年神，而这与古巴比伦关于塔穆兹的神话是如此相似——传说中他是个来自地下世界的孩童，每到新年便会抵临这个世界普济众生。

    而对于那些在深山老林中四处漂泊的非农业民族来说，他们对“送粮童子”的传说则一无所知。他们的民族文化深受大山的影响，因此，他们塑造的神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一手持锤，一手放电，每敲击一下都是一声轰雷。就这样，他把天空锤炼成型。人们发现，从天空坠下的陨石由铁构成，因此人们相信天是铁做的，这样也便有了“金属天堂”的说法。铁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具有保护性的巫术，于是它也被同铲除恶魔的天神联系起来。在这个民族看来，任何一个凡人只要拥有了“触铁”（touch iron），便可以掌握降妖驱魔的法力，因为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雷神的神奇法力。

    山神的膜拜者遍布世界各地。随着人口向北方迁徙，北欧人称雷神为“托尔”；在亚洲，人们称他为太阁（tarku）和提修普；在印度，他是天空神帝奥斯的儿子，即因陀罗；在希腊，他是宙斯。当这些人来到巴勒斯坦，又称他为Pathach（希伯莱语）；在埃及人们称他为卜塔。尽管埃及很少有雷暴天气，但孟斐斯人从来不曾忘记卜塔的铁锤和被他锻造成型的铁制天幕。而且，卜塔还在被人们继续神化，他被尊为工匠之神——发明了埃及人的陶器模具盘，并用它创造了太阳和月亮，以及第一个男人和女人。这样，卜塔又被赋予了地方色彩。尽管如此，但它在埃及神话的众神中还是保留了非常明显的特点。

    传统很难消亡。正如一旦某种思想深入到人的脑海，它便会在那里根深蒂固，生生不息，并不断有更新的思想源源涌现，汩汩流淌。所以在埃及文化中，不但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而且也流传下许多人类原始的信仰和习俗。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希腊人身上——他们从未忘记过克洛诺斯，那个嗜杀成性的神，他残暴已极，推翻父亲的统治，吞吃自己的孩子，最后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所杀。当然，这些古老的信仰和思维模式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图腾被继承和留存下来，但它本身与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是相悖的，或者说，这种文化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并不意味着传承这些文明的人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愚昧与血腥。比如说，即使在人类社会已经达到高度文明的今天，许多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还是会忌讳撒盐，视黑猫为走运的象征，不会选择住旅馆的13号房间一样，在许多汽车和飞机上还会带着吉祥物，而这与古代的埃及、克里特或腓尼基人的习惯一模一样。作者就曾亲眼见过一位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当时还为女子学院）的女孩仍在沿用她祖先的宗教习惯，将一条毯子系在一口“许愿井”边的树上，像当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或远隔重世的苏格兰高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一样，虔诚地跪在那里默默祈愿。

    第9节

    迷信活动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它们在基督教影响世界的将近两千年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谁又能标注出它们的起源日期呢？果真要追溯的话，很可能要回到青铜时代、石器时代晚期、甚至旧石器时代的间冰期。本书后面有相当篇章将对至少一个以上显著的民间信仰进行详尽阐释与深刻剖析。

    在上埃及曾经有一项考古发现格外引人注目，那是大约六万年前被埋在热沙下的木乃伊。其保留完好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不仅骨骼、皮肤、毛发、肌肉、眼睛等完好无损，甚至连内脏器官都保留得一应俱全。俄罗斯科学家内托里斯基（Netolitzky）博士对其肠胃系统进行了细致检查，以期探知古人的食物结构。“偶尔在孩子们的肠道中能够发现遗留下来的鼠肉的残渣，这表明当时的人们曾将一些小型啮齿类动物拨皮后用来食用”，艾略特?史密斯教授这样写道，“这真是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内托里斯基告诉我，在几千年前的东方，医药从业者就已经使用老鼠的身体进行试验以救治濒死的孩子们。”[7]但是直到最近，考古学家才在苏格兰高地发现一颗老鼠的肝脏，专家分析，这项被称作“老妇人的救治”的试验是用以研究治疗某种极为危险的儿童病的。本书作者曾多次被一些女士提醒，应关注更多地方在此方面的发现。她们宣称，早在比埃及人用鼠来进行医学实验前更久远的年代，人类就已经有过用鼠治病以取得疗效的先例了。

    在英国东部的萨福克郡，人们常常用将活鼠烤成灰的办法，来治疗风湿病。而在林肯郡，人们则习惯用油炸鼠肉来治疗孩子的百日咳与扁桃腺炎等病症。亨德森（henderson） 先生[8]——英国北部郡一位哮喘病患者这样介绍他的治疗经验，他被要求骑在一头驴子背上，面向驴尾，这期间他要吃掉一只老鼠。在莱斯特郡，也有一种古老风俗十分盛行——将一只活鼠埋在一棵岑树下，可以去除孩子的疾病或者诱使牲畜反击进攻。[9]类似的习俗在苏格兰也有，在那里，人们相信如果碰巧有鼩鼱从身边爬过的话，人的肢体便会麻痹。[10]因此，在当地妇女中害怕老鼠的传统与此渊源甚笃。另外，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一些郡县，也有吃烤老鼠治疗伤寒或咽喉疼痛的土方。

    在埃及，老鼠被与月神透特联系到一起，他用此法治愈了被毒蝎咬伤的太阳神何露斯，使他被邪恶神赛特放出的黑猪弄瞎的眼睛重见光明，并帮助冥王欧西里斯复原了身体。传说中，老鼠蜷在命运柱下的台阶上，算计着人类的寿命。[11]在希腊，老鼠又被与太阳神阿波罗联系在一起。阿波罗是被罗马人命名的太阳神，但是荷马却在中把他称作史鸣修斯，意为“鼠神”，以斥责他施放鼠疫之箭镇压希腊人的行为。[12]据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Strabo，前63？-前21？，古希腊地理学家）在史籍中记载，在古希腊的许多地方，人们都十分忌惮阿波罗鼠这个名字。[13]在罗得岛（Rus），传说是这样的——一大群老鼠吃掉军队将士的弓弦和盔甲的皮装，于是他们决定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创建家园。[14]在印度，老鼠被与风暴、愤怒和毁灭之神楼陀罗联系到一起，诗人在颂歌中这样祷告：

    万能的天神楼陀罗，恳请您赐予我对付病魔的神药，让您的子民排除忧患，安享百年。[15]

    同阿波罗一样，楼陀罗也是司掌疾病之神，因此他既能散布疾病，也能阻止和治疗疾病。

    在古代文人的笔下，鼠宴能够使人延年益寿。比如埃及人，他们将老鼠与月亮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象征着富饶的资源、昂然的生机，并司职计算人间岁月。埃及月神孔苏（底比斯三圣神之一）是执掌医药与爱的神。因此，他不仅护佑着大地丰盈，而且也负责医治疾病。当年在法老王阿孟和蒂三世重病之时，米坦尼国王派人送去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司爱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依诗塔的画像。以赛亚书是这样记述食鼠传统的：“上帝有云，那些整天狂妄自大、在人前屋后孤芳自赏、背地里却躲在花园树下饕餮猪肉、蝇营狗苟的家伙，应连同天下所有秽物以及老鼠一起被毁灭。”[16]当来自于克里特岛的（中东古国）腓力斯人深受鼠疫之灾时，他们便将五座黄金鼠像放进方舟，把它送回以色列人那里。[17]因此，我们发现，在欧洲高地地区盛行的关于鼠疗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回6000年前一些地中海民族在这个世界最遥远的定居地。其他的迷信起源或许同样久远，或许更加古老。例如古埃及人，如同我们今天的人一样，他们也从他们的原始祖先那里继承了许多信仰。

    第10节

    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将详尽列举旧石器时代的种种习俗和信仰，以此来阐释这样一种观点，即散落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只要环境相似，便很可能也会产生近似的文化，当然，其中有些思想是由新石器时代前的欧洲和埃及的游牧民族在漫长的迁徙旅途中散播到世界各地的。因此，如果鼠疗的传统能够被追溯6000年的话，那么很可能在另一个更早的6000年前这一习俗就已经被世人所知了。在距今至少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一条鱼的脊骨就被放于下葬的尸体身上——它被作为死者的护身符，是冥王欧西里斯的脊椎象征，被系于古埃及木乃伊的脖颈之上。人类学家们始终对埃及兽头神兴趣浓厚，他们对存在于这些动物和半人半兽的神之间的关系进行着不懈探寻。而在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岩洞绘画中，竟然发现了与埃及的兽头神一样的高举双臂、满怀肃穆的神祗画像。如果推断属实，那么这一变化过程昭示，一定是埃及人在尼罗河流域创建王朝前的数千年，就已有类似的文明存在了。因此，在考古学界也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腓尼基人是字母表的最初发明者，但是考古学家们又会为时常在驯鹿角、象牙或者岩石表面上发现的各种奇特的字母图形甚至图形组啧啧称奇，因为这些可是第四季冰川期中旧石器时代的民间作品啊！“这肯定是某种标记”，阿瑟?伊文思先生这样说，“它们雕刻于一些驯鹿角的残片上，这与我们原先预期的它们可能是腓尼基人的作品的想法相去甚远……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应该生活在欧洲的最北端，因为他们的生存环境与古老的驯鹿民族最为接近，象形文字的残迹一直被保留至今……这些拉普兰式的象形文字应该广泛地散布在各个原始族群中——被雕刻或绘画在岩石和其他材料上——它穿越整个芬兰-鞑靼人（Fenno-tataric）地区，从靠近欧洲北端的白海到乌拉尔河，贯穿西伯利亚直至中国边界。”

    费斯托斯出土的赤土圆盘。

    盘面上刻有清晰可见的象形文字图案，从中心向外阅读，但该文字至今仍未破译。据信其源自小亚细亚西南部临地中海古国吕西亚。盘面显现的戴有羽毛头饰的头像与腓力斯人的装束十分相似。

    克里特出土的雕刻石碑残片

    “从盘面文字的精细程度如同中国书法一般来看，它很可能是古人类使用象形符号的大家族早期的一个分支。”埃文斯先生说。类似的象形文字还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被发现，它们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爱尔兰、布列塔尼半岛（法国西北部一地区）、葡萄牙、西班牙、西北非、加那利群岛、阿尔卑斯山麓、孚日山脉、达尔马提亚（前南斯拉夫一地区）、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特洛伊早期的史前古器物。[18]

    除了象形文字以外，还有一些丧葬习俗从旧石器时代沿袭至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装饰图案也由动物绘画发展到带有明显女性特征的女神雕像，在克里特岛就发现了许多穿着喇叭形裙装的女子图像雕刻。在比利时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陶器也带有明显的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同时，这些器物也再次证明中石器时代文化是衔接石器时代早期与末期文化的纽带和过渡阶段。在第四季冰川期结束后，地中海沿岸民族的早期开拓者们开始进入欧洲，他们既带来旧石器时代的遗留文化，也与当地的本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最近，从格拉斯哥的墓地中发现了大量的头盖骨，它们与当地土著居民在特点上截然不同，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些人应属于外来移民，并且很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一支人种。看起来，这片墓群应该是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早期修建的。如果以上推断属实，那么很明显，在近现代各拉斯哥的建设者中，应该有一定数量的旧石器时代人种的后裔。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一部份古人类信仰、习俗和民间传说随着驯鹿民族的迁徙、壮大而被传承下来，当然，这些文化在当时也肯定是最为流行的。作为第四季冰川期的文化，如果从这一时期早期就开始发展，那么很可能这些思想存在的历史已经超过了四万年。在法兰西，反映第二段间冰期的阿布维利文化的手斧流传甚广；它们穿越意大利大陆架到达非洲，最远渗透到好望角的殖民地；在亚洲的情况也极为相似，它们穿越白令海峡大陆架来到美洲，一直到达南美洲的最南端。惟一的例外是，它始终没有登临澳洲。或许朗先生讲述的“远行的故事”与那段遥远的人类历史往事更为贴切吧。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抵达地球上遥远的另一端，来到其创始者可能从来不曾涉足过的地方。所以，任物换星移，岁月流逝，我们今人仍能够对这些文化熟知如初。因为它们已经深深地沉淀在人类的意识中，尽管在洪荒年代，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类能够孕育相似的思想，创造相似的故事，但总的来说，大部分民族会更倾向于保留下自己独有的传统，而不致被后引进的文化所完全同化。没有什么比最初的思想能够令深受神话影响的信徒们更加印象深刻。后来注入的思想只能充当补充的角色，而非重新确立规则。每当远古人类要被迫改变其原有的宗教思想，要么是因为受到异族的入侵，要么是由于迁徙改变居住环境后受到自然现象的影响。即使这种变化已不可避免，但其原有的宗教习惯也不可能被完全根除，结果只能是新旧观念相互影响，逐步融合，最终实现统一。

    第11节

    在对待克里特这种神话的时候，由于其尚未被完全还原本色，其文字也尚未被破译，因此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找到其宗教思想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以及来自不同文化中心的在这座岛上的定居者的思想。有些遗迹表明其曾受埃及文化影响，有些则显示其与古希腊信仰存在密切联系。没有人怀疑克里特文明中有很多是埃及文明的沿袭；而在地属克里特殖民地的一些希腊州地则明显挪用了克里特风格。但是，至今仍有许多谜团有待我们证实，比如当克里特人在他们的岛屿定居以后，是与其他地方的远古人类一起平行发展，还是他们此前已经度过了其宗教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考古学证据或许可以揭示其中奥秘。

    今天，我们有时也从思想本源的层面定义人类宗教史发展的图谱，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自然主义阶段（即对自然现象的崇拜阶段）、图腾崇拜阶段、精灵崇拜阶段（即万物有灵论）、鬼神信仰阶段、部落一神论到部落多神论阶段、绝对一神论阶段。所有这些阶段都能被追溯到一个特定地区，但是我们不要指望在所有地方都能找到它们的踪迹，因为人类的思想并不像地质学或考古学中的地层那样有规则的次序排列。比如，在Sonic peoples的历史上，就不曾创造过任何神，甚至连有独特个性的动物精灵族群也没有出现过。里斯利（Risley）先生指出，在印度半岛东北部乔塔纳格普尔高原的布须曼人对神甚是敬畏，他们会经常向一种神秘力量祷告祈求赎罪，“他们崇拜的对象无论怎样说都绝对不是人类，如果非要用比较确定的术语来描述的话，”他接着说道，“应该说他们的宗教根源依赖的是一种力量，或许多种力量……他们经常会供奉牺牲祭品，在特定的节日在身体上涂抹朱砂，却从不会试图解释这种神秘力量。他们能感觉到某种力量的存在，这对他们来说已经足矣……在整个乔塔纳格普尔地区我们都能发现这种敬神的丛林，到处都能见到一些同样神秘莫测的神龛，他们没有任何具体的标志，没有统一的形式，至于他们的功能也没人能够给出清楚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尚未被披上个体化的外衣，仍处在宗教发展的非个体阶段。”[19]但另一方面，他们还远算不上最原始的阶段，在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宗教原始程度较之乔塔纳格普尔的布须曼人还要更早，他们甚至以“公牛的咆哮”来模仿所尊崇的神的声音。据说，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驯鹿民族，用象牙雕刻出兽头神的形体和女神的雕像。在埃及和巴比伦，从人类刚一知道它们，就有一些半人半兽的合成神。中国人也有神，但是已被其原始的崇拜者们形象化了。我们都知道，辩论是典型的“脑力思辨过程”，应该也没有人反对，全世界的宗教现象不可能用一种科学猜想就解释得了，我们很难用假设来证明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历程中是全都处在同一阶段还是各自处在不同阶段。同样，在克里特和希腊，或许存在过图腾信仰阶段，或许从未经历。这种假设直到将来获得确凿的证据后才能盖棺定论，在此之前，这一问题都只能搁置在那儿。类似的情况还有，对于学术界提出的母系族长社会要先于男性族长社会、以及由此得出的各地对女性神的崇拜也要先于男性神的假想推论，我们也应持怀疑态度。有例为证，在印度的吠陀梵语时期，男性神就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而直到后吠陀梵语时期，女性神才逐渐告别模糊的状态，“大母神”便是典型的例子，她被赋予了非常鲜明的人物个性。

    这也将我们对克里特的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探究推进到一个十分有趣的阶段。从崇拜物、绘画艺术、象征性符号以及传统习俗这些考古学证据来看，很明显，对大母神的崇拜在这座岛上居于主导地位，女祭司像也如同在多多纳（Dodona，希腊伊庇鲁斯地区的古镇）一样在社会上地位显要。事实上，女性在一些宗教仪式中也是处于领导者的角色，正如在耶路撒冷发现的耶利米书记述的那样——在那里要由女性来烤制糕点供奉给“天后”，也就是东方的大母神。[20]

 内容简介-2

    第12节

    “或许在克里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比在埃及还要高，这种情况最重在宗教事务中也被体现出来，甚至可能当时的国家权力也是在妇女的掌控之中。至少可以肯定，当时社会男女平等的程度比其他任何古文明都要高，这一点我们从克诺索斯的墓穴岩画所反映的男女之间亲近开放的关系上便可见一斑，端坐在米诺斯宫廷中的妇人们珠圆玉润雍容华贵，举手投足落落大方，这与我们今天的社会几乎别无二致。”[21]从苏美尔人对女神的尊崇程度看，这里的妇女同样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在闪米特人的祭神史上，情形却并非如此。同样，亚述人对女性的描述也远没有克里特人那样深刻，只是在巴比伦文化的影响进入到亚述宫廷后，塞米勒米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才被提升到更加显著的地位上。塞伊斯（Sayce）教授在研究闪米特文化的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闪族人将苏美尔人的圣歌翻译过来后，他们将“女人和男人”调了个顺序（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女士们、先生们），也就是变为了“男人和女人”。在埃及和地中海沿岸的其它民族中广为流传的母系氏族制度很可能是受到某种更早的宗教传统影响的结果。

    所以，在今天的考古学界中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在原始社会中，以女性为主导的母系社会要强过父系社会，由此，对女性神的崇拜程度也要超过男性神。这一观点并非直到今天才被广泛接受，实际上，早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既是男性神的崇拜者也是女性神的崇拜者。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男性神与女性神之所以能在埃及和巴比伦以及其他地方实现完美融合，实际上也是不同民族相互融合的结果。在某些国家，可能完全由男性组建国家机器，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那么其社会就必然会实行男性氏族制度。但是也有证据表明，即使在这些社会，统治者也还是采用了一种更高明的办法，将财产和权力的女性继承人与男性联姻，以赢得臣民的效忠和支持。埃及就是一个最有力的明证，“母权”一直伴随这个国家兴衰发展的始终。所以说，这个问题涉及的因素非常复杂，我们很难用一种假设来解释全部。

    从各种迹象看来，克里特妇女的活动范围似乎主要还是限于户内。正如在埃及的情形一样，画家笔下的克里特妇女也是清一色的白皮肤，而男人们除了王宫贵族之外，大都是统一的暗红肤色。此外，在着装修饰及佩戴珠宝方面，女性也较男性更为精细。

    在探索古代文明时，墓葬传统通常是考古学家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重点。毫无疑问，它与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考古学家们认为任何古代文明都一定会有非常隆重的葬礼仪式，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葬礼的目的所在就是道别亡灵、告慰生者。例如在埃及王朝，死者的尸体会被制成木乃伊下葬，因为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不可能再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除非他的身体能够完好无损地在墓穴中安放。与此相反，荷马笔下的阿卡亚人（Ach?an）则通常会将死者火葬，为的是使灵魂可以借助火被超度到“西天极乐世界”，否则的话，逝者将永远不得重新转世。[22]在前埃及王朝时代，人们是将死者的尸身蜷缩着埋在一个浅坑里，并在尸体旁摆放一些餐具、劳动工具和武器。类似的风俗一度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巴比伦以及整个欧洲都十分盛行。而在北欧沿海国家，人们一般是把亡者的尸身放置在漂浮在水面的小船中，其情形就像古老的北欧诗集《艾达》（Edda）中的光神巴尔德（Balder）和《贝奥武甫》（英国8世纪古代史诗）中的塞弗一样。此外，还有一些民族将逝者尸体葬于山洞中、抛于荒滩绝壁天葬或者食葬。

    某些情况下，一些地方性现象完全可以反映葬俗与宗教的联系。在上埃及，逝者的尸身通常都是被制成木乃伊后埋在干热的沙堆下。因此，很可能在埃及的一部分地区中流行的往死者尸体上涂抹香油的习俗就是由其传统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考古学家分析，这可能是一些移民在迁徙到新的地区后发现尸体不能被完整保留而衍生的无奈之举。但是如何解释在其他地区流行的火葬的习俗呢？很显然不能再用这种方法解释了。

    第13节

    当然，我们也不能迷信地认定，所有的殡葬习俗都能为研究宗教信仰提供清晰的线索。这在很多时候都能得到印证，比如比较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人、古巴比伦帝国的苏美尔人以及新石器时代盛行“蜷葬”的欧洲人，如果据此来衡量男子的社会地位就很难得出统一的结论。而且，即使是同样的信仰在不同的地方也无统一的发展轨迹可循；同样，在一个国家内，也会有多种不同的信仰并存。比如在威尔士这样一个“寸土之地”，对于未来的描述，就有数种截然不同的“版本”。民间传说和中世纪的诗集中都有关于地下世界的描述，在那里死者可以继续延续他们的生命，他们也有秩序井然的社会，也同他们生前的人间一样有劳作，有争斗，他们也渴望来到远离大海的幸福岛，他们的灵魂可以在河流或者湖泊的下面像精灵一样的生活，他们甚至会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回到远古时代的苏格兰家园，那里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群山环绕、宛如仙境。在一首威尔士诗歌中，那个世界被描绘如斯“地球上的阴暗牢狱，死亡者的安乐家园，一块苍凉无爱的土地”。[23]古巴比伦的地狱判官同样如此阴森恐怖。因此，司爱情、生育和战争的女神依诗塔便从天而降——

    那里毫无安乐家园……

    光明的窗口尽被魔鬼堵死，

    尘埃成为魂灵们争抢的美食，

    暗黑之神有如巨鸟身披双翼。

    但是在前王朝时期的埃及，人们也像威尔士民间的一部分人那样信奉冥王欧西里斯（Osiris），他们相信那个世界同人间一样，也有春华秋实五谷丰登。其中一个关于天国的传说被认为与苏格兰极北部的一个民间传说十分相似。这里所指就是在佩思郡流传的一个神话故事。故事的梗概大致如此：一位产婆被带到一个幻境中的土墩旁为一个仙女接生婴孩，仙女给她一种绿色的液体，让她用来擦亮孩子的眼睛。然后，那仙女又用这液体润湿产婆的右眼，并为其诵念开启天门的祷语。随即，“她便眼清目明”，故事继续讲道，她看到她已故的一些朋友熟人正在那里劳作，收割庄稼采摘水果。仙女说，“这是对他们生前所行恶事的惩罚。”[24]而在古埃及，据说这个仙女来到人间便是“对多行善事的人的赏赐”。

    殡葬习俗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以证明与那些形形色色的土生土长抑或从外地舶来的宗教信仰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联。在埃及，膜拜冥王欧西里斯和太阳神拉（Ra）的信徒们相信将死尸制成木乃伊后就会升入天堂，尽管人们也相信，如果能在另一个世界获得幸福,那是天神对凡人今世善行的赏赐。另一方面，普通人通过祭拜神名的仪式也可以掌握“通天之术”，即通过这个“开门咒”可以确保亡者的灵魂顺利登上太阳之舟。

    同样，其他的传统祭拜仪式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也并不是总是代表同样的意义。在中，魔灵帕特罗克洛斯（Patroklos）宣称只有满足他得到天火的要求，他才返回冥府，永不再为患人间。现代印度人采用火葬的风俗，[25]但他们认为死者的灵魂既可能被超度升入天国，也可能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只是生活在人类看不见的介质中。在印度的梵语文学中有一位火神阿格尼，即“尸体吞噬者”，他负责引领死者的灵魂抵达“天父之国”。而古代波斯民族中的拜火者却并不会焚烧死者的尸体——尽管他们也曾一度那样做过，他们是将尸体曝于露天供飞禽啄食。与世界大多数民族相比，生活在贝加尔湖畔的蒙古人的一支——布里亚特人的葬俗格外引人注目，当地人通常将在秋冬季节去世者的遗体存放在树林中的一个木屋内。当次年五月春暖花开，布谷鸟开始鸣叫的时候，这座木屋会被点燃，所有摆放在那里的尸体被集体火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夏季死去的人则会被立即火葬。[26]要想对印度雅利安人（Aryo-Indians）时期的印度宗教有所了解，只要读一读印度古代梵文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便能洞悉其中的方寸。书中在描述阎王世界的章节中，援引那烂陀长老（Narada）的话说他看见“所有在人间犯有罪过以及那些在冬至日死去的人”都在那里。[27]从这些话中，我们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天然存在幸运与不幸的时辰、日期以及月份，这些都决定着每个人生与死的宿命。一颗生命在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甚至预见他将来死亡的方式。一位苏格兰产婆这样预言：

    第14节

    月满之日，潮水漫溢，

    此时将有伟人降世，

    亦将有人暴疾而毙。[28]

    关于死亡的预言也揭示了人们的身后命运。布利亚特人的葬俗很显然由来已久。也许这最初是因为人们相信那些在冬季过世的人命中注定就要在这个世上停留得更长久（严寒的天气与漫长的黑夜正是保留尸体的天然条件）。但是，当这种风俗传入印度后，它便迟早要失去其原本的意义。在新的国度人们对自然又会产生新的恐惧，随之传统的一些风俗也将逐渐被取代，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一个民族宗教信仰的发展。

    但是在希腊阿卡亚人（Ach?an）、印度雅利安人及其他一些民族中，人们并不相信灵魂可以通过火被传送到天堂，相反，他们认为用火焚烧尸体是对人的一种惩罚。在古埃及和苏格兰的民间传说中，作奸犯科的妇女通常会被捆绑在树桩上烧死。[29]同样，女巫也会被活活烧死。阿瑟?伊文思先生搜集了大量充实的证据证明“在中世纪以后的近现代欧洲，火葬习俗便再度复兴以剔除吸血鬼的传说。”[30]关于吸血鬼的传说也曾在欧洲大陆盛极一时，传说中有些人死后灵魂会变成吸血鬼，他们会攻击熟睡中的人，吸食活人的血液，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吸血鬼，使他们不再为患人间，人们会把死尸从坟墓中掘出当众焚毁。据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记载的一个故事，当波斯大帝居鲁士（Cyrus）的残暴成性的儿子坎彼塞斯（Cambyses）焚毁了法老王阿玛西斯（Amasis）的木乃伊后，他便触怒了波斯人和埃及人。他说，“波斯人奉火为神，从不会用火焚烧尸体。事实上，这种行为在当地是违法的，在埃及也同样如此，因为人们认定将人的尸首送给神是对神的不敬；对于埃及人来讲，他们认为火是一种活的动物，它威力无比，能够吃掉任何被它捕获的‘猎物’，它的胃口很大，直到‘吃饱喝足’之后才会死去。显然，将人身去飨食野兽与他们民族的传统并不相符，所以，这也正是埃及人在死者身体上涂抹香油的原因所在，即以此来防止尸体在墓穴中被虫类咬食。”[31]

    因此，考古学家们在克里特发现的墓葬遗俗也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从克里特文明的早期直至青铜时代结束，这一地区始终沿袭土葬的传统。后来，火葬习俗随着入侵者的到来也被引入这一地区，考古学家相信这些入侵者可能就是荷马笔下的阿卡亚人（Ach?ans）。这样，对这种新的风俗的研究，就不仅具有宗教方面的意义，而且对于该地人种的了解也颇有裨益。

    像西欧的某些旧石器时代的部落一样，早期的克里特人也是将死者的尸体埋葬在岩洞中或山岩的掩蔽下。因为岩洞是用来居住的，所以这是一种屋葬的方式。正如在巴比伦城一样，在克里特也发现了许多屋墓。这一传统在埃塞俄比亚被同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联系到一起。故事是这样的，这位传奇英雄同印度婆罗门的一位长老展开了一段对话，他问：“你们既然没有墓穴，那么你们当中一旦有人去世，又在哪里埋葬他们呢？”长老身边的一位随从答曰：“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经历从出生到童年，由童年到成年，由成年到老年，再由老年到死亡的过程，最后当（他们中的）任何人去世时，我们会把他葬在他在世时生活的地方；因此，我们的坟墓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房屋。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对这种事情的渴望要超越所有人都会对美味佳肴产生的欲望；这便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民族世世代代将自己葬在屋墓中的传统。”[32]这种对话在印度是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有趣的是，它却着实影响了作者所熟知的一种信仰。

    在旧石器时代，当一个部落的首领去世后便会被安葬在其生前居住的岩洞内，而洞中的其他人都要另寻居所。但是，他们也有墓葬。比如克罗马尼翁人（Cro-Magnon），他们有时候会将整个部落葬于一起，有时候会将部落中的一部分人埋于一处。一个洞窟至少能安葬下十七具尸骸。在克里特，岩洞同样被用来安葬死者。但是,那里的人们已经形成修建墓室的习惯，尽管还只是一些仿制的洞穴。例如在克里特南部中心位于费斯托斯（Pos）附近的哥希亚-特里阿达（Agriadiryns）发现的陵墓则已发展成蜂窝形。它们的历史可追溯到米诺斯时代的早期（公元前2800年）。其他诸如在克诺索斯（Knossos）发现的陵墓则呈矩形分布。克里特人也会将他们中的故去者葬在用赤土制成的“棺木”里，死者的尸体被蜷缩着安放在里面，这种方式同王朝前的埃及墓葬习俗非常相似。这种石棺很可能是起源于埃及。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也发现了类似的棺木。有时克里特的石棺表面还有一些精美的装饰。同墓室一样，这些装饰物也包括古瓶、图章、短剑和护身符等。

    第15节

    克里特人是大母神的膜拜者，她也被安葬在克里特人的“集体墓地”。她是大地之母。人们认为，岩洞是通往她统管的地下世界的入口。在克里特，

    在哥希亚-特里阿达出土的石棺

    薄薄的石膏棺盖上绘有与祭奠先人的仪式场景图案。（见第289-290页）但在那里并没有高高竖起的石碑和庙宇，所有祭祀的贡品被摆放在岩洞里，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些陵墓都在迪克特山（Mount Dicte）与艾达山（Mount Ida）上。按照希腊神话记载，泰坦女神瑞亚（Rhea）就是在克里特的洞窟中产下大神宙斯的。并且，生性残暴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母性神也都是住在岩洞中，这些内容将在第三章中详细介绍。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将许多神奇的动物图案画在这些巨大洞窟的深处。

    希腊神话中执掌农业、结婚和丰饶的女神的得墨忒耳也是居住在岩洞中，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对它虔敬如初。同时，这尊被奉为克里特之母的神也被与神秘的石柱圆环联系到一起。保萨尼亚斯 (Pausanias，公元二世纪希腊旅行家、地理学家，希腊史著者)——在记录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赫尔迈厄尼之城的城志中这样写道，在这座城的附近，“有一圈由巨石围成的圆环，它们纯属天然之作，丝毫没有经过人工的雕饰，这里的人们始终保留在石圈内祭祀得墨忒耳的传统。”[33]

    这个石圈如果分开来看，完全是一群孤立的石头，但合在一起就宛如布列塔尼半岛的卡纳克（Carnac）巨石墓群一样。这里同样有牺牲祭祀，而被供奉者的魂灵已经被与大地之母联系在一起。这些魂灵在他们的坟墓中可能受到神明的召唤，并为人类传递神谕。当北欧神话中在讲到奥丁神来到地下世界向女先知瓦拉（Vala）请教光神巴尔德（Balder）的命运时，这样描述——

    他一路驭风疾行，直奔东方门庭而来，

    只因此地乃先知幽居之所，

    他面朝Vala，将亡者名讳一一唱诵，

    只求女圣召尸还魂。[34]

    这些在民间记忆中留存下来的古代招魂传统在今天的许多乡村地区仍然十分盛行。最近，一位考古学家在考察苏格兰北部地区的一处石圈时询问当地的一位农夫，问他是否了解有关招魂术的事。农夫这样答道：“据说如果你在正午顶着太阳绕着它（石圈）走上三圈，魔鬼就会得到救赎。”这也说明，鬼神学是异教徒神话的最后阶段。所谓招魂，即召唤魔界中的魔怪，或者地下世界的魂灵，它是一种为实现预言或强行获取非人魔力而实施的仪式。考古学家发现，一座墓穴时常会被建在一片石圈中，这些石柱可能是在一位伟大领袖或神父去世后被竖起的，为的是死者的灵魂能够在他或她的亲人需要帮助时接受召唤以“鼎力相助”。因此，在原始部落中，当一位族长或师者去世后，便会受到后人神一般的膜拜，特别是会把他作为一位与冥界连通的向导。古巴比伦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被后人视为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他是走进传说中能通向天堂的洞窟的第一人。印度神话中的阎罗王同样如此，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发现通往地下世界之路的那个人，便被尊为统管阴曹地府的神。同阿普阿图（Apuatu）一样，欧西里斯也是“地狱之门的开启者”，于是他也成为冥府的主宰。在荷马笔下的《奥德赛》中，克里特之王米诺斯像欧西里斯一样，也是一位阴司判官。在希腊神话中，负责指引归西的灵魂们的向导是赫尔墨斯。他的名字可能是源自赫尔密斯方形石柱——其标志着一座古代石冢。色雷斯人的赫尔墨斯方形石柱是一个有着一颗人头像拱顶的石柱——这种造型显然已将石柱和半人神雕塑联系到一起。因此，很可能有些半人半神像就是人们对祖先、神父们的神化。

    克里特人与希腊文明前的东南欧洲的民族都崇拜大母神，她是主掌凡人生死、荣辱尊卑的女神。作为人类的祖先，她将后裔们死后的魂灵全都聚集到她的住所。同时她也掌控着人类的食物供给，并通过增加风暴，诱发洪水，或者散布干旱和瘟疫来控制着人间万物。因此，提前洞悉她变幻莫测的情绪——通过了解神谕以探知她的意图，以便及时平息她的怒气，便成为那些在神秘色彩笼罩下的原始魔幻仪式的神圣使命。随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和沙漠海洋森林草原等环境的不同，她也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形态和面孔。时而她是地球上的魔鬼撒旦，时而是藏于深岩暗洞的巨蟒毒蛇——正如巴比伦人眼中的混沌母神提亚玛特（tiamat），她有时是代表死神的乌鸦，有时是象征生机的鸽子；她有时还会变成身后跟随着凶猛野兽的山林女巫，有时化身为幽居黑暗洞窟的合成魔鬼，就像希腊神话中长着马头的丰饶女神得墨忒耳一样。被希腊雕刻家们塑造的美丽的北女神是后荷马时代诗歌中的一个神话人物，她生性善良，慈悲心肠，被世人广为赞颂。而另一位女神瑞亚（Rhea）则给世人留下一种淡淡的阴冷的印象——在她的王座旁总是蜷伏着一头狮子，让人不寒而栗，这便是她凶残性格的一个表现。

    第16节

    那些有着火葬传统的阿卡亚人（Acammuz）在西亚古城拉伽什也被描绘成一只狮头雄鹰。赛勒斯被认为是阿契明人（Ach?menian，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即阿凯美内斯王朝统治者的后裔，据说他在幼年时曾受到一只雄鹰的保护和哺育。

    说到人类对鹰的崇拜，至今仍被俄罗斯皇家武器所广泛采用的鹰系列图案便取自原始的希泰族人膜拜的双头鹰，它是人类伟大祖先所崇拜的神。在埃及的民间传说中有两个天国，一个是冥王欧西里斯掌管的冥府，而另一个则是在天空之上——太阳神何露斯化身为鹰振翅升入的天堂。在巴比伦神话中，也有一些关于苍天之神阿奴（Anu）、所罗门王七十二柱的魔神巴力（Bel）以及战争女神和地母神依诗塔（Isana）长老也是乘在鹰背上升入天空遨游，另外他所到之地还有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发现的天堂岛，以及那个黑暗的地下世界，在那里满是阴森可怖的景象——鬼魂们饿吞尘埃，渴饮泥水。这样的传说在许多融合民族的合成神话中都有所记载。

    在克里特和希腊发现的考古学证据清楚地表明，古代各地的火葬传统都带有非常强烈的宗族色彩。那么，荷马笔下有着火葬习惯的阿卡亚人（Ach?ans）是从何而来，或者说，至少我们能够从悠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将这个民族辨认出来吗？里奇韦（Ridgeway）[35]教授曾经从大量的史前民族埋葬传统中总结出许多重要的考古学数据，他在考古文献中这样写道：“从这些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火葬传统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并没有被沿袭，同时，另一方面，这种习惯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却得到广泛地采纳，甚至可能在由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就已经开始。但是，阿卡亚人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时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因此，很有可能他们是从欧洲中心地区迁徙到希腊的移民，因为长着金发的欧陆民族早在青铜时代结束前或至少公元前1200年时就已经采用火葬的方式。”里奇韦教授认为，那些有着火葬传统的印度人——包括雅利安人和其他印欧语系的民族——是在铁器时代到来之前由欧洲大陆迁徙到亚洲的。

    那种认为阿卡亚人即是日尔曼人以及火葬传统起源于德国森林的观点在考古学界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要验证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再次提及前面谈到的蒙古族中居住在贝加尔湖畔的布利亚特人的古老的火葬习俗，因为在欧洲我们根本找不到这种季节性的火葬习俗存在的痕迹。阿卡亚人可以在一年之中的任何时候对死者进行火化。很显然，任何人都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历史上某个遥远的年代，布里亚特人的祖先可能就已经与另一个已经采用火葬习俗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了吗？这可是发生在欧洲中心开始采用这一习俗之前啊！

    从迪克提恩岩洞出土的祭品

    上面三排为青铜制品；下面两排为赤陶制品。

    迄今为止，人类获得的最早的火葬史证据是来自于法国南部。M?冯诺（M. Verneau）是旧石器时代格里马尔迪环形山（Grimaldi）的岩洞定居者的葬俗研究的作者，他通过研究第三间冰期的克罗马尼翁人的殡葬仪式发现土葬是当时普遍通用的惯例。但是，他也发现，那时已经存在火葬的特例。同土葬一样，生者也要为死者准备祭品，只不过它们要随尸骨一同烧掉。当然，至今我们仍无法弄清克罗马尼翁人对死者亡灵的宿命是如何看待，又存在怎样的信仰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人种的大多数身材都较高大，平均身高大约有5英尺10英寸。但是，M?冯诺却在当地发现了两具相异类型的骨骼，他将其称之为“一个新种族”的成员。

    第17节

    接下来，按照编年史顺序，是在时隔几千年之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居住在基色（Gezer）山洞的巴勒斯坦的火葬民族。麦卡利斯特（Macalister）教授写道，“其中的一个洞穴，能够明显地看出来，就是被这一民族用来安葬死者的地方。死者的尸体被安置在一张面向透气孔的岩床上，在经过火化后，存留下来的骨灰则全部散落在那里。从考古学的层面来看，这是不幸的：因为大量的人体骨骸在经过这种火化后都被彻底销毁了，考古学家将很难鉴别他们的人种学特征。我们对这一人种的全部了解是——他们应该属于非闪族人，身材矮小，头骨粗厚，有迹象表明他们大都肌肉发达，身体强健，这些都是适应蛮荒恶劣的原始生活的必备条件。”[36]但我们至今对新石器时代巴勒斯坦人在火葬习惯方面的信仰一无所知。

    在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有时他们也会采用火葬的方式，火化之后的骨灰被装入一个便于携带的皮袋中。另外，在一些地区还流传着其他不同的葬俗，其中包括史书中记载的食葬——即将死者的尸体吃掉。而澳大利亚的火葬民族对于人死后灵魂命运的信念，在特征上它们既不同于印度雅利安人也不同于阿卡亚人。

    火葬传统在青铜时代的欧洲已经形成一种仪式，因此更具有严谨的学术意义。它的出现既不代表一种对死者的惩罚，也不是对于吸血鬼攻击的一种安全防卫，而是保障死者的灵魂藉此可以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方法。这种火葬文化一经形成，便紧随着军事侵略者的步伐，迅速向西、向北、向南扩张蔓延，并逐渐在武士贵族中流行起来。在瑞典，只有富人才可以享受火葬的待遇。从英国发现的考古证据表明，火葬与土葬两种习惯在某些地区同时并存，在一个族群中甚至只有一个人能够被给予火葬的待遇——那个人很可能是该部落的首领，而其他人死后都是土葬。在古不列颠，火葬习惯最终逐渐绝迹了。但是在南部欧洲，一些早期的宗教信仰却始终长盛不衰，一直延续到基督教时代（Cian times）的早期，就像木乃伊在埃及文化中的影响一样。而基督徒们之所以如此反对这些特殊的葬俗传统，正表明它们具有非常浓厚的宗教意义。

    多普菲尔德（D?rpfeld） 教授[37]就坚持认定那种对阿卡亚人火葬习惯由来的假想毫无根据，他认为阿卡亚人只是在外遭遇战争时才对殉难者实施火葬，而在其家园内则仍采用土葬方式。他猜想火葬这种习惯之所以兴起主要还是因为这种处理方式比起土葬来更加卫生。

    可是，无论在王朝时代前的埃及古墓，还是在欧洲其他广大地区类似的墓穴中，都没有发现局部焚烧尸体的痕迹。尽管如此，多普菲尔德教授仍然列举在迈锡尼（Mycen?）及其他地区发现的焦炭残迹来佐证他的理论。因此，我们才再一次强调，在克里特发现的考古学证据对于这一研究更是独具特殊意义。在克诺索斯（Knossos）附近的古墓出土的古器物中，还包括食物容器、粘土烧制的盘子以及灰泥制成的三脚桌，而它们都带有燃烧过的木炭痕迹。这些器物都很轻便，易于搬动，可以被用来温暖僵硬的尸体，或者，从另外一个层面考虑，它们或许与那些神秘的祭祀仪式有关。在几乎整个欧洲都经常能够发现青铜时代的木炭灰，这表明在那些墓穴中都曾有过烹煮食物以供奉死者的传统。另一方面，这些墓穴火焰也可能被用来保护尸体免受魔鬼幽灵的侵袭。通常，那些木炭灰并不足为奇。根据考古学家对古代民俗信仰的研究，那些灰烬应该与人类早期的土葬习惯有关。在民间素有“死亡之光”的传说——据说，有人在突然猝死前曾看见一道强光在沿着一条大路射出很远后，进入一片墓地，而其穿越的那个点，正好是一座即将被开启的坟墓。早期的土葬都是在夜里进行，[38]部落的首领会将他手中的火把抛入敞开的坟墓中，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为死者奔赴另一个世界的道路照明。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就是引领死魂灵们的向导，并一度被人们当作掌管睡眠和梦乡的暗夜之神。

    在克里特出土的便携式火盆，在当时或许是火把的替代物。同时，在那里的许多墓穴中，还发现了古代的“灯”——炬火。而在迈锡尼及其他地方的墓葬中，偶尔也能发现个别存在燃烧痕迹。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其中某些燃烧灰烬可能是由于意外的房屋火灾导致的结果。

    第18节

    根据对考古学提供的证据进行研究，学界观点普遍认为，那种认为火葬传统起源于德国的理论很难令人信服。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一习惯很可能是源自旧石器时代欧洲或者亚洲的某个地方。在基色山洞中发现的火葬证据就能够佐证这一观点。基于火葬在青铜时代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因此这一理论也极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先哲创立或规范宗教仪式的一项重要原则，比如佛祖释迦牟尼（Budder）以及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Moers）。在欧洲，他们则似乎被广大的多瑙河流域文化区所征服，并在那里及其他一些地区逐渐形成武士贵族。我们尚不清楚是否他们的成功是由于更为出众的组织能力还是对于铁器的使用。在里格-吠陀（Rig-Vedic）时代，印度雅利安人使用的一种金属叫做阿雅什（ayas），这是一个表示铜或铁的词汇，抑或二者的意思兼而有之。在婆罗门时代，铁被称作syama ayas，即黑色铁的意思。而铜或青铜则被称作ohayasa，即红色的铁。[39]荷马史诗中的阿卡亚人也已经使用青铜器和铁器。但是早期的一些阿卡亚人漂泊到了希腊南部，并登上了克里特岛，当时的克里特人还仅会使用青铜器，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也并非采用火葬的方式。因此，也许后来的阿卡亚人是受到入侵的色雷斯人的影响而采纳的火葬习惯，同时也接受了色雷斯人的宗教信仰，并将其与他们自己的信仰融为一体。当火葬习惯逐渐在希腊南部普及的同时，几何形状的陶器与铁制武器也开始被引入到那里。

    当希腊文明开始兴起，并逐渐达到早期的鼎盛繁荣时，这块领土上并存着的各个民族也在相互之间争斗不休，以夺取统治者的至高权力。但无论如何，他们共同接受的这块领土上的最早期的文化，即克里特文化，始终都被保留着。这一文化首先进入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尽管在那里和其他一些地方由于受到多里安人的入侵而导致连年战乱、动荡不安，但是克里特文化却能够始终保持延续，并在与爱奥尼亚（Ionia，位于小亚细亚西岸，包括爱琴海的岛屿）人的安纳托利亚殖民地的异族文化交往中不断发展，这一事实也再次验证了“一点点酵母足以使全团的面发起来”这句亘古不变的真谛。

    在此之前，我们还尚未提及任何与此相关的语言方面的证据，其实在这方面上一代学者也已经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但尽管如此，我们就一定能确认它们与此关系重大吗？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印欧语系的民族应该都是现已消失的那些宗教信仰的缔造者们的人种后裔。正如十八世纪英国绘画家和雕刻家贺加斯先生所说，“语言是经历的生动再现，它（的民族）一旦被征服，将比其长期建立起来的文明更加容易被改变……正如土耳其人所征服的小亚细亚的一些少数民族，如爱奥尼亚（Ionia）、吕底亚（Lydia）、佛里吉亚（Phrygia）及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等，土耳其人不但征服了他们的土地，而且也将自己的语言影响永久地留存在那里。即便如此，可是这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类型及其最根本的宗教祭仪和信仰仍然有别于真正的土耳其人。”在谈及希腊时，他这样说道，“后来的希腊语言可能主要还是受到中欧的影响，伴随着惨遭屠戮后幸免的列吉昂人被留下的文化遗产；也许正如我们自己语言（英语）的鼻祖——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主要沿袭了诺曼底征服者们的语言一样，希腊语很可能也是主要源于列吉昂人与中欧入侵民族等多民族语言的融合。”[40]

    以下的章节将从更新世的旧石器时代开篇，本书将向读者详细展示和介绍在克里特和希腊获得的众多珍贵的考古学发现，这些内容能够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前希腊文明的发展史。同时，许多古典神话也将在本书中被重现，并将克里特与希腊的众神进行比较。作者将二者进行比较后得出的证据用以揭示人类原始信仰发展的轨迹及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并尽量将目前在学术界流行的各种理论充分展示给读者，当然，这其中既有保罗万象的一言之蔽，也有浓缩之后的点睛之笔。毫无疑问，环境在宗教信仰和民族生活习惯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无以复加的决定作用，正因如此，本书对于诸如爱琴海地区的许多不同自然景观的描写，更能引领读者细细品味前希腊文明是如何在此条件下发展与兴盛起来的，置身其中，仿佛一次美妙温馨的视觉旅行。最后，笔者希望指出的是，一直以来，在许多历史典籍中，对于与克里特几乎同一时代的埃及、巴比伦、亚述（Assyria）以及赫梯（tites）都有大量记载和提及，而且在这些论著中频繁提及它们与早期的克里特之间通过陆路和海路发生的贸易联系，而今天生活在中欧、西欧的许多民族的远古祖先就是这些贸易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可以说，这段历史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绝对是意义非凡的一段黄金时期，它将永远值得人类子孙的铭记。

    脚注

    [1]《地中海文明的黎明》，安吉洛?玛索著，第175页。

    [2]引自《欧洲民族》，里普利著，第172页。

    [3]《传统与神话》，第87页。

    [4]《遗址与传奇》（1835年），第31-32页。

    [5]《爱奥尼亚与东方》，第107页。

    [6]此处根据头骨容量做出的推断。

    [7]《古代埃及人》，第43页。

    [8]《北欧国家的民俗》，第144页。

    [9]《莱斯特郡民俗丛书》，第29页。即怀特在《赛尔伯恩博物志》中提到的汉普郡的“shrew ash”。

    [10]《苏格兰的黑暗迷信》，达尔泽尔著，第191-192页。

    [11]《古埃及人的宗教》，A?魏德曼著，第226页。

    [12]《伊里亚特》，第一卷，第1页。

    [13]《斯特雷波》，第十三卷，第604页。

    [14]《斯特雷波》，第十三卷，第604页；《阿埃兰h. A.文集》，第十二卷，第5页。

    [15]《梨俱吠陀》，第二卷，第33页。

    [16]《以赛亚书》，第九十六卷,第17页。

    [17]《塞缪尔文集》，第一卷，第5-6页。

    [18]《米诺斯印象》，第3、4、6页。

    [19]《印度调查》（1901年），第I卷，第一部分，第352页。

    [20]《印度神话与传说》，第148页。

    [21]《近东古代史》，第48页。

    [22]《伊里亚特》，第二十三卷，第75页。

    [23]《凯尔特人的宗教》，E.安维尔著，第60页。

    [24]《佩思郡风物志》，格雷厄姆著。

    [25]在罗马（葬俗）的情况是，婴儿的尸体将不被火葬。在印度，所有未满十八个月大的孩子夭折后会被头朝下装在坛子里土葬。而因难产死亡的孕妇也同样是土葬，而非火葬。

    [26]《南西伯利亚之旅》，耶利米?哥廷著，第101页。

    [27]Sabha Parva，第八卷（罗伊 译，第27页）。

    [28]《菲弗编年史》（注：菲弗为苏格兰一郡名）拉蒙特著，第206页。

    [29]《印度神话与传说》，第37页，《埃及神话与传说》，第143页。

    [30]Comptes Rendus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rchéologie ，1905年，雅典，第166页。

    [31]《希罗多德传》，第三卷，第16页。

    [32]《亚历山大大帝传》，E. 沃利斯?巴奇著，第133-134页。

    [33]《保萨尼亚斯》，第二卷，第34页。

    [34]《老艾达》(又称《诗体艾达》,古冰岛两文学集之一)，O. 布雷著，第241页。

    [35]《希腊前史》，第一卷，第481页。

    [36]《巴勒斯坦文明史》，第15、16页。

    [37]《尼科尔杂文集》,朱尔斯?尼科尔著，1905年，日内瓦，第95页。

    [38]“葬礼中火把及其他照明物使用习惯详解”，见《古代民俗》，布兰德著，第二卷，第776页（1899年）。

    [39]《吠陀梵语名物索引》，麦克唐纳、基思著，第一卷，第3、11、32、151页。

    [40]《爱奥尼亚与东方》，第105-107页。

 冰川时代的远古欧洲

    第20节：冰川时代的远古欧洲(1)

    克里特岛之谜与希腊前的欧洲

    第一章冰川期与间冰期时代的远古欧洲

    世界上的地质和神话年代——神话是自然环境作用下的结果——大洪水和漫长的冬天的传说——新世界的灾难——世界历史神话发展学说——“流浪的犹太人”式的圣人——地质与神话学说中的妖魔——更新世时代——第一纪冰川期——海德堡人——第二纪冰川期——阿布维利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初期较早阶段文化）——皮尔当人头骨（英国考古学家陶逊声称发现的史前人化石，后经鉴定系伪造）——阿舍利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第三纪冰川期与莫斯特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克罗马尼翁人与格里马尔迪地区的“布须曼人”——奥里尼雅克期（法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岩洞绘画与信仰——梭鲁特文化（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第四纪冰川期与马格德林文化——原始石器的问题——旧石器时代的存在时间。

    在现代科学搭建的历史框架中，将地球的历史大致分为地质时代、人类史前期和文明阶段，这也是创建世界神话时代学说的古文明理论家们始终期待的一个结果。毫无疑问，这些人类早期的学者对于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信仰理论的关注程度，就像课堂上渴望不断汲取知识的学生一样。每当他们阐述人类进化历程与揭示人类起源问题时，便总会提到各地的神，以此来反驳那些对他们自身的文化和政治产生影响的敌对势力。也正因如此，许多与其对立的民族的宗教信仰才得以久盛不衰，源远流长。当然，对于不同国家的城邦教士而言，都必须藉此以解决许多共同性问题。而对于其他问题，他们则要考虑到不同民族的信仰范式，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来传递“神谕”；自然，他们不会忽视一些“意外发现”，这些偶然的发现可能是来自于一些古老而未知的民族留下的遗迹和已经灭绝的动物骨骼。

    当然，这些神话的缔造者掌握的仅仅是对他们自己国家历史的一点“贫瘠”的知识，因此，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凭借想象力来补充一些内容；但是，我们也不要因此而将他们仅仅看作是异想天开的造梦者与神奇故事的杜撰者。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们的许多主张理论并非全无科学依据。因为他们常常都是自然现象的细心观察者，有时还要对观测结果做一些归纳和演绎，只要我们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可供他们研究的地域空间是多么有限，也就不难理解那些思想家要向前推进每一步都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了。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当年巴比伦和埃及的科学家们的言论，其许多论断的确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他们通过观察河床淤泥的堆积带动陆地作物的生长，河水的灌溉可以使贫瘠的荒漠变得肥沃丰饶，从而得出水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源泉和最基本要素，又有谁能说这不是对自然界生存定律的最具远见卓识的千真万确的精辟论述呢？

    正是这一永不变更的真理，统筹着宇宙万物各种存在形式的循环往复、更迭轮回，这便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最后，当人的意识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信念或信仰便势必应运而生，这种信念或信仰其实告诉我们，原本死气沉沉的自然力必将臣服于至高无上的人类意识的控制，这就是第一因。而在此之后的理论便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一元论”。它在巴比伦、印度和埃及都以不同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在埃及，孟斐斯古城的主神被这样描写到：

    卜塔，乃万物之主，是掌管众神思想和语言的主神……

    他的意志是打开每一扇成功之门的钥匙……

    他是众神的缔造者。

    所有的神谕都是秉承他的旨意，授之以他的语言。[1]

    在埃及和巴比伦，在许多河谷流域都会爆发周期性的洪水，并且少有间隔，过度泛滥的洪水经常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建筑被毁，生灵遭涂，甚至有时还会带来政治上的动荡，这在多次由于颠覆性的大洪水造成的新旧王朝的更迭后被历史所验证。在北欧，早期的科学家们所获得的一些推论很可能是源自其自然环境提供的证据，并显然深受在此环境下形成的独特思维模式的影响。当他们看到在海水的冲击下，海边沙洲隆起，沙砾布满海滩，就好像这些沙子本身存在某种具有创造性的源动力，遂构想出在大洋深处的底床之上运转着一台被女巨人推动的巨型的“世界之磨”，它不停地滚动碾压着原始世界的巨人族们的身体，使其完全被大地吞噬。一位传奇作家在其作品中如是说道，“据说，在遥远的海角那边，岛上的九位女仆全力摇动她们残暴主子的礁岩巨磨——在过去的岁月中她们在时刻不停地碾压着哈姆雷特的美餐。所以，有经验的船长通常会利用船首的铁嘴乘风破浪。”[2]

    第21节：冰川时代的远古欧洲(2)

    而在北欧神话经典《老艾达》中，也有这样一位磨神，他几乎同司丰饶和平及耕耘之神的弗雷（Frey）与最初的哈姆雷特（）一样，被称为蒙多尔佛（Mundlefore），即“手柄扳动者”，诗中有云：

    手柄扳动者，乃月之父，亦日之父也。

    这台“世界之磨”以北极星为固定支点推动天地不停旋转，周而复始。这被称作“维拉达尔?纳格利”（veraldar nagli），即“世界之柱”。

    他们相信日月皆由洋底而来，因此光明应是来自黑暗，并断定一年的轮回应是始于冬而终于夏。

    天地苍茫，万籁俱寂，一切皆由冬天而始，

    咆哮的Bergelm自此降生；

    其父乃雷神thrudgelm，其声如钟，响彻云霄，

    其祖为Ymer，其音嘹亮，四海振聋。[3]

    在北欧，人们还注意到，每当冰雪融化之际，也便是万物复苏之时，于是先哲们推论，当电光闪现南国，天地间的第一人——Ymer便宣告诞生，或者“大海中的一滴甘露”洒落原始冰山之上，于是迅速化冰为水，润泽大地。

    狂风卷起漫天巨浪涌向万丈冰山

    遂逐渐生成巨人佐顿（Jotun）之形。

    然而在巴比伦，则完全是另一幅画面，那里河流众多，气候温润，淤泥积聚生成平原，天然筑起肥沃堤岸，芳草萋萋，绿树成荫，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书中有云——

    马杜克（巴比伦的太阳神）撒麦秸于水面。

    掸浮尘于其表，孕育天成……

    遂人生其形。[4]

    也或许，那些当初构建出神化框架并演化出各具地方特色的神学的古代先哲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将用伪科学的方法推导出来的理论、许多令人不解的奇思异想、无人知晓的早期移民的传统以及不同地区民族的独特经历有机融汇到一起。有些传统可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或石器时代晚期前就已经出现。正如下文中将要提到的，其中的某些传统对于古文明的研究者来说可谓了如指掌，它们在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期及石器时代的早期在原始民族中十分流行。这些保留下来的传统习俗很可能与一些地方的传说有关联或者就是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既然这种可能性存在，那么，人们记忆中的波斯神话所反映的历史就不仅只是发生在那些冬季气候格外严寒的山区——就像洪水经常泛滥的那些河谷地区一样，甚至可能是在更早的冰河世纪后期的某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在一部叙事史诗中提到一位名叫伊马（Yima）的长老——后来成为冥界之王，他专门辟出一块乐土，供人类和他们饲养的牲畜躲避“万劫不复的魔鬼冬天”，只因他曾经受到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即阿修罗，袄教中的善神）的警告，才得以率领众人逃出这场即将到来的世界灾难的。或许那片“乐土”是南方的一个山谷，当年第一批波斯人由于冬天的严寒不断加剧，山区周围的高原被冰雪覆盖的面积越来越大，所以被迫迁徙，并最终在那里定居。这部分内容在祆教圣典《火教经》(一部波斯人的圣书)中也有所记载，“在冬天到来之前，大地是一片葱葱郁郁的草地……河水流淌其间，冰雪纷纷融化。”在冰岛，也有一个类似的关于预言漫长的冬季将要来临的神话。根据《散文艾达》记载，这是一个由多个零散的传说拼凑在一起的神话，每人知道这些传说始于何时，来自何处，但这个神话应该早于在冰凌族和火（闪电）族恣意肆虐下导致世界毁灭的传说。书中这样写道，“在冬天将要降临的第一个地方，被称作菲姆布尔之冬，在整个冬季，寒冰刺骨，狂风怒号，天气暴虐，漫天的飞雪从世界的四角簌簌而落，阳光惨淡，大地死寂，天地间毫无生气。”[5]

    从《老艾达》中的著名诗篇《女预言者的预言》（Voluspa）中，有着下面的描述——

    在一个锋剑利斧大行其道的年代——再坚硬的盾牌也不堪一击，

    在一个阴风怒号豕突狼奔的年代——也就是天地即将塌陷之时。

    接着，在描绘完这样一个世界毁灭的时期之后，占卜家继续说道：

    我看到又一个崛起时代的到来，

    大地从海洋中冒出，绿色重新开始；

    雨水由天而降，雄鹰在苍穹自由翱翔，

    鸟儿重回陆地，从水中衔起鱼儿。[6]

    第22节：冰川时代的远古欧洲(3)

    凡此种种，各式各样关于全球大灾难的描述在新世界层出不穷。这其中的代表便包括巴西北部的阿拉瓦人（Arawaks，南美洲的一支印第安人）关于洪水、风雹和黑暗的传说以及在墨西哥人中广为流传的关于早期的一些民族由于大洪水引起的持续的饥荒而灭绝的故事。

    但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对那段历史记忆最为详尽，理论体系发展最为完善的还数印度、希腊和爱尔兰的神话。对于那段历史时期，在印度的雅利安文化中有着更多的描述，印度教将构成一个历史循环的周期分为四个地纪（Yugas，意即地球上的时期）。这些学说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年代中经久不衰，对于现代地质学家们的研究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四个地纪总共持续了12，000天年，等于人间的4，320，000年，每1000个包含着这样地纪的年代（Maa Yuga，4800天年），被称为白色时代；然后人类开始了逐渐退化的过程，它们分别是特雷达纪（treta Yuga，3600天年），为红色时代；达夫帕拉纪（Dwápara Yuga，2400天年），为黄色时代；最后是卡里纪（Kali Yuga，1200天年），为黑色时代。巧合的是，这些地纪（yugas）分别近似于希腊神话中的金、银、铜、铁时代。。

    赫西奥德（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在其著作《造物时代》（ork and Days）中，提到希腊的历史始于黄金时代，其后分别是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以及铁器时代，很显然，这应该只是不同地区对这四个时代的称谓差异而已，与印度教中包含的内容几乎毫无二致。

    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希腊，人们都会注意到，同经历了一个由完美的原始状态逐渐衰败退化的过程。在爱尔兰发现的此方面的理论体系，很可能是从高卢人那里引入的，但其灵魂轮回学说及烧死或杀死寡妇的习惯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爱尔兰的第一个时代，也就是帕索伦人（Part. Patrick，公元432年，圣帕特里克受教皇派遣前往爱尔兰劝说爱尔兰人皈依基督教，其后被爱尔兰人尊为圣父）来到爱尔兰并开始布道的。

    新世界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可能要从埃及和巴比伦开始追溯。在那些地方，为了适应不同宗教在不同地区发展的需要，许多神被创造出来，并且像人间百姓与国王那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很久。在印度，有四个世袭阶级分别与一个“地纪”相匹配：即婆罗门（印度四大阶级中的最高等级），起源于白色时代；刹帝利（四大阶级中第二等级，传统上为武士贵族），兴起于红色时代；吠舍（四大阶级中第三等级，即平民），盛于黄色时代；首陀罗（四种阶级中之最低等级，为德拉威人及更早的人种），强大于黑色时代。在希腊，人所共知的一个时代便是因纪念特洛伊的英雄们而起。在爱尔兰，菲尔伯格、丹南和爱尔兰时代都是因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在那里发现的曾经存在的人种而命名。

    印度传说中关于神话时代的版本之一与不死圣人玛肯得亚（Markandeya）有关，他的生命贯穿所有“地纪”，甚至在大洪水时期也因受到童神纳拉亚纳（Narayana）的庇护而毫发无损。在爱尔兰的神话中，所有关于历史的叙述都是出自图安?麦克卡莱尔（tuan MacCarell）之口——他是帕索伦人时代的惟一见证者，此后历经牡鹿、野猪、雄鹰及鲑鱼等多个不同化身，最后他的鲑鱼化身被卡莱尔王后所食，以借胎还魂的方式得以再生，从而终将这段神话保留下来。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例子，在冰岛的《布拉格达?马古斯传奇》（Bragda Mágus）中，闻名于世的马古斯就也是这样的一位圣人，他是通过蜕皮来不断获得新生。在查理曼大帝的传奇中，对他也有所描述。

    第23节：冰川时代的远古欧洲(4)

    如果这些古代的先哲们，果真如记载所言，为“流浪的犹太人”似的圣人，早在远古时代就对只有在今天才可能获取的科学数据了若指掌，那么，他们用言语记录下的那些“史海沉钩”，实际上将远比其构想出的任何内容都更加神秘，撩人心魄。并且，这些描述对今人同样不乏如诗如画的强力吸引。岂若如斯，这些如僧侣般虔敬的圣人们也就不必言诗铭志以追忆它们了：

    难道所有的符咒，

    不只有在对那段冰冷世界的沉思中才漫天飞舞？

    对于它的丝丝缕缕，

    我们了解得深入纹理；

    在任何一本史志的冗长目录中，

    它都会赫然在目。

    在他们的哲学冥想中，哪怕是再凶神恶煞的魔怪，也会在他们的笔下煜煜生辉，活灵活现，构筑成一段段逼真如画卷般的传奇。不过，与古埃及和巴比伦的那些合成鬼怪不同，在欧亚大陆盛行的龙，在尼罗河谷的飞天狂蟒，以及在大洋中盘踞的巨蛇，这些神话讲述的是在地球三叠纪与侏罗纪时期盛极一时的巨型爬虫动物，活跃于第三纪的大型哺乳动物，以及在更新世时代与人类为伴的所有动物，比如皮毛蓬生、肢体肥大的猛犸（古生代的巨象），生性凶猛、皮坚毛厚的犀牛，躯体庞大的岩洞熊以及长着巨大锋利牙齿的老虎。古代神话中对于任何魔怪的描述，其细致和精确程度都远不及现代科学家们对那些灭绝动物种群的描述。同样，无论是埃及人发明莎草纸（papyri，一称蒲草纸，一种记录在纸草上的文献）的神话，还是巴比伦人发明砖块的传说，都不及印度人的棕榈叶书卷对于地球的四个伟大的地质期故事的宏大叙述与神奇魅力更加具有说服力。

    《图安?麦克卡莱尔传奇》（tuan MacCarell legend）的作者在这本书的起笔处，就从更新世时代之初讲起，众所周知，那可是前后跨越至少62万年的历史长河。但尽管如此，与第三纪的四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始新世、渐新世、中新世和上新世）相比，它还是要短暂得多。

    根据猜测，图安是在上新世之后或者更新世早期在欧洲从巫术般的睡眠中醒来的。当时，他两眼盯着由各种奇特的参天大树组成的郁郁葱葱的森林中的景观，惊讶不已。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野生动物在森林中往来穿梭，其中有些长得很似大象的样子，它们中身躯最为庞大的就属长着长牙的乳齿象了；成群的河马在水中懒洋洋地喷着鼻息，在岸边的阳光下徜徉休憩；还有那貌如海牛似的身躯笨重的恐兽，长着向下弯曲的獠牙还有伸出的短鼻子；在宽阔而碧绿的草原上，成群的小马在尽情奔腾；而可怕的长着锋牙利齿的老虎则蜷伏在丛林中，伺机捕获它的猎物。

    图安，这个已在半梦半醒中昏睡了千百年的不死之人，像传说中的犹太人一样在大地上四处游走，他继续讲到，“当我下一次醒来，我发现欧洲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在它的中心平原上再也看不到郁郁葱葱的大森林；被冰封的裸露大地四处伸展，从德国北部一直到极地，所有的山谷与河流统统被结了冰的海洋所覆盖。惟有巍峨突兀的山峰从一望无际蜿蜒曲折的冰河中冲冠云霄，犹如从泛起白沫的大洋中凸起的孤岛一般。冰山肆意蔓延，漂过大西洋彼岸一直漫过西班牙海岸线。这便是第一次冰川期。”

    “当我再次醒来，所有的冰雪正在消融，涓涓之流从业已融化的冰河中汩汩涌出。无数的河谷又开始洪水泛滥，河床附近植被繁茂，绿树成荫。在接下来的数年中，我看到森林从地中海沿岸不断向北扩展，波涛汹涌的大海开始渐渐退去，越退越远，陆地则重新从地面上升起，越扩越广，直到许多高耸的岛峰从广袤的平原中拔地而起，整个世界的大陆环环相连。在我再一次陷入昏昏睡眠之前，我有必要先细细描述一下此时欧洲大陆的样貌。地中海被分割成两个巨大的湖泊，而意大利就附着在从北非海岸突出的一个三角形平原上。直布罗陀海峡几近闭合，一个宽广的山谷将西班牙与摩洛哥紧紧相连。当热那亚海湾[意]渐渐消失，科西嘉岛[法]与撒丁岛[意]又形成一个隆起的岬角，而巴里亚瑞群岛（tland Isles，英国苏格兰东北部一郡），直抵挪威海岸。这样，在拉斯角（Cape ratay)的河水。汹涌的湍流穿越众多山谷，那里亦曾是水势漫溢的摩瑞湾(Moray Firt）。”

    第24节：冰川时代的远古欧洲(5)

    “在欧非陆桥间出没着许多大型动物，这是我在更新世时代的第一段时期所发现的。由于气候温暖，甚至连原本一向在南方定居的犀牛也向北迁移，而凶猛的老虎也开始在英格兰平原的高地上四处游荡，此外，在那里我还看到各种个头巨大的动物，如树懒（产于南美洲的一种哺乳动物，行动迟缓）、河马、乳齿象、三趾马、海龟、扁角鹿(falloodon，俗名大犰狳，更新世—全新世时代分布于南美洲的无齿目雕齿兽科动物），还有数不清的巨蟒和各种动作敏捷的猿猴。”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地寻找人类的踪迹，但是最后只是在内卡河（the River Neckar）畔的摩尔（Mauer）发现了最原始的野人，那里地势宽阔低洼，靠近现在的海德堡（heidelberg）所处的位置。这些野人靠猎捕野马和麋鹿为生，他们的猎物甚至包括那些可怕的犀牛和穴居岩洞的狮子。他们把家安在高树上的枝杈间。他们的长相丑陋到骇人的地步：他们长着低低的明显后倾的额头，趴伏的鼻子，向前隆起的嘴巴，几乎没有下颌。[8]除了在第一段间冰期时代，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野人。”

    “当我再次从世纪沉睡中醒来，我发现欧洲又变样了。地中海已将原来的意大利路桥一分为二，流经达达尼尔海峡汇入黑海；其间形成一道蓝色海峡将直布罗陀与摩洛哥隔开。不列颠群岛已完全从大陆孤立出来了，咆哮的潮水不断冲击着英吉利海峡，而在辽阔的北海海域，此时则正经受着另一场暴风雨浩劫，海面上到处都被星罗棋布的冰山覆盖着。并且，在随后的每一个冬天，冰冷的大洋都会继续向欧洲内陆不断扩张，将森林中的高大树干埋入深沙，将富饶的河谷彻底吞噬，只留下怪石嶙峋的戈壁滩，而昔日的这里可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致：遍地绽放着绚烂的野花，成群的鸟儿四处欢歌筑巢。最后，不断向前的滔天巨浪将这座陆岛的周围冲刷出一圈比原来足足高出40英尺的海岸线。但是迟早，这块大陆会重新浮出水面，肆虐的海水也将再次退去，所有的一切恢复如初。”

    “后来，苏格兰境内诸多高山的雪线越降越低，冰川期再一次到来了。再后来，整个北海海面到处都覆盖着大面积的冰块，波罗的海即使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也始终处于冰封状态。最后，这些冰山在漂移到多格海滩（Dogger Bank，为北海中一个孤立的沙洲，距英格兰东北海岸大约60英里，约在公元前6100年被一场大洪水冲入海底）后搁浅，在随后的初夏到来时，它们沿着英吉利海峡顺流而下，并在英格兰浓浓的雾霭笼罩下，汇入比斯开湾（terre）周围。”

    “当我再度陷入睡梦之时，这片苍茫的冰雪大地进一步扩大，它们淹没了荷兰、比利时，漫及到易北河流域，几乎推进到波希米亚（Boer）以北的广袤大地上，除了这一地区的中心地带和约克郡东区（East Riding of Yorkshire）由于冰山碰撞留下残存的几块空地，其余地方全都覆盖着皑皑冰雪。这便是第二纪冰川期。当时，全球的冰山运动已达到一个极致，我继续我的行走，向南穿越法兰西，然后是一片毫无生气的荒地，接下来我终于再次发现鲜活的生命，成群的麝香鹿、驯鹿、行动迟缓的长毛犀、长着长长的向后弯曲獠牙的肥大的猛犸，以及蓬头垢面的红色精灵。”

    “为躲避暴戾的天气，我在一个荒山边的山洞里找到一处栖息之所，继续沉睡。当我再次醒来，踱步走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洼地的丛林中。这是一个阳光明媚花香四溢的清晨，尽管看来似乎已近盛夏时节，但晚春的馥郁之气还尚未散尽。此时正值第二纪间冰期的初期，涓涓细流重新汇成滔滔江河，水势越涨越大，河流越拓越宽，日复一日，随着气候逐渐转暖，厚厚的冰川开始大面积融化，干实的陆地终又重见天日。春华秋实，每一个夏季过后，后冰河时代留下的湖泊便会日益缩减，直至最后彻底消失，而剩下的河床则变成滋养鲜花绿草的温床。我又向北而行，发现不列颠群岛再次成为大陆的一部分。非洲河马在泰晤士河中嬉戏打鼾，成群的犀牛沿着英吉利海峡两侧的平原笨重地行走。而在北海流域附近的森林中，开始出现人类的踪迹。在距巴黎旧址以东八英里的塞纳河畔的谢勒（Chelles），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们。这些谢勒人比起我此前提到的那些奇形怪状的栖息在树上的摩尔人要高大了许多。从他们黝黑的肤色判断，其祖先应该是起源于南方，而且看起来，很像是澳大利亚野人的某些部落。他们赤身裸体，毫无遮拦。男人们扛着被削成尖头的长木杆，用它们来叉鱼或者猎捕个头稍小的野马。我看到他们正钻燧取火，打磨斧具[9]——这对他们来说有很多用途，比如可以用来砍伐树木的枝杈，将捕获的猎物剔皮切碎，以及打造武器等等。此外，他们还学会用一些粗糙的弯曲的重物制成刮刀和匕首。”

    第25节：冰川时代的远古欧洲(6)

    “在英格兰、中欧乃至西欧，我都能看见这些人四处捕猎的身影。他们跨越意大利陆桥，绕过直布罗陀海峡，沿着巴勒斯坦周边，一直来到非洲，他们在波斯和印度也为数甚众。在我再次陷入昏睡之前，我游遍了整个世界，看到有成千上万的追逐猎物的民族遍布从亚洲到加拿大的北部大陆的各地，而且人类的足迹向南一直延伸到南美洲的西海岸。自此我又重新陷入长久的沉睡。”

    “转眼间，这一觉又睡了几千年。当我再度醒来，发现眼前的欧洲又变了模样。汹涌的海水冲击着不列颠群岛周围的海滨，原来从意大利通往非洲的陆桥已所剩无几，岌岌可危。克里特不再是大陆的一部分，从水势澹澹的河谷中有一片崇山峻岭突兀而起，将希腊与小亚细亚连在一起——这便是爱琴海中的克里特岛。此时，这个星球上的温度又降低了。夏天越来越短，冬季越过越长，而且严寒的天气还在不断加剧。在温暖的季节里，那些南方的动物们会在法兰西境内四处游荡，而当雪花儿开始飘落之时，成群的猛犸、长毛犀以及驯鹿则会由北向南迁徙，寻找食物。这时候，我又看到一支新的人种从亚洲迁来。在有些地方，他们会与谢勒人杂居一起融洽相处；在其他地方，他们则可能为争夺一片狩猎场而与谢勒人大打出手。此时的不列颠，同样也散落着许多部落，他们彼此隔绝，老死不相往来，而当时这块大陆的形势已不容乐观，海水在不断上涨，地面则越降越低。在索赛克斯（Sussex）也有一些亚洲人，在阿克菲尔德（Uckfield）附近的皮尔丹（Piltdown）的乌斯（Ouse）河畔，我看见有些亚裔人在那里安营扎寨。[10]冬天时，他们便会钻进山洞以躲避严寒。”

    “全球气候的变化导致生存的竞争日趋加剧，这也使得人类的智慧被不断激发。在圣阿舍尔(St. Acheul，位于法国北部)、在亚眠（Amiens，位于法国境内）、在索姆河（Somme）流域，我都发现燧火技巧提高以及发明各种新式工具的痕迹，这表明人类为适应改变了的自然环境而做出的必要的应对措施。不仅如此，阿舍利人（Acheulian）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那些仍然留在西欧和中欧的部落，也在严寒气候的迫使下，发现用兽皮制成衣服穿在身上是保暖的必需。但是大部分民族还是选择迁移到气候温暖的地区生活，所以这些人仍旧保留着他们原有的生活习惯。我在第二纪间冰期行将结束的时候再次开始沉睡，这一觉比以往任何一次睡得都更香、更长。”

    “当我睁眼醒来，已是第三纪冰川期的中期，我继续在欧洲的山谷河畔间漫游。但显然这一次冰川覆盖的范围要比第二纪冰川期时小了一些。整个英格兰只有三分之二以及爱尔兰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土地被冰层覆盖着，甚至须德海（Zuyder Zee，荷兰西北部海湾）在夏天也不结冰了。但是，当时的柏林还处在冰河区域的范畴内，华沙（arsaw，波兰首都）亦是如此。阿尔卑斯山（Alpine）的雪线已经下降到3000英尺的高度。尽管当时的欧洲看起来还很象今天的格陵兰岛及西伯利亚北部的一些地方，但我却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类部落散居在欧洲大陆的各地。他们普遍身材矮小，但肌肉结实，活泼好动。他们脑型狭长但块头不小，面部也是如此，尽管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智力，但那满脸皱褶的样子，看起来实在有失瞻观；他们都长着浓眉大眼，黑珍珠般的眼球在高挺的眉骨下有些黯然失色，此外，同前面提到的摩尔人几乎一样，他们也长着宽阔而扁平的鼻子，向前凸起的嘴巴，以及毫无下巴可言的颌骨。[11]他们将家安在洞穴中，他们会点起篝火，然后围坐在那里工作，比如捣碎燧石和缝制兽皮衣服。”

    “下面我将要讲述的是，当我在法国西南多敦河（Dordogne）流域的莫斯特（Le Moustier）想要寻找一处栖身之地时，所看到当地一个部落的场景。当时，维泽尔河（Vézère）的流域要比现在高出许多。那是一个阴冷潮湿的夏日，我钻进一个山洞，发现一个用石块搭建起来的火炉，上面烤着好多鹿腿,在这旁边，有几个家伙正蹲在那里忙着撞击火石。如果将其与谢勒人和阿舍利人相比，很明显，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劳动工具，并且在利用材料方面展示出更大的技巧性，比如，他们能够把石片打磨得更薄，使用更加小巧轻便的器物，而且任何一种新创造出来的工具都会经过十分细致的雕琢打磨，直到它变成一件看起来令人相当满意的工艺品。这些人能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乐趣，并且相互之间比较各自的劳动成果以博得同伴的夸奖。裁缝们用锋利的手斧剥下死去动物身上的干皮，然后两腿交叉地蹲伏在地上，将一块块碎皮缝合成一件件比较美观的服装。同时，他们还使用燧火用的打火锥在衣服上穿个窟窿，用来插同样由干兽皮制成的腰带。傍晚时候，一队猎手满载着一天的战利品凯旋而归——他们拖着一个兽皮制成的雪橇，上面放着一头麝香鹿的尸体；当他们围坐一团举行盛大的晚宴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大谈起同山洞里的狗熊进行殊死搏斗的英勇，从洞中强悍的狮子以及可怕的长毛犀那里虎口余生的幸运，拼命杀死一头巨象的惊心动魄，以及最后又是如何看护好他们的猎物免受四处游荡的鬣狗、狼獾、北极狐们的劫掠的经过。此时，女人们则忙着在山洞口将麝香鹿的尸体切割成块，用燧石刮刀将其皮表清理干净。然后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部落的首领宣布第二天他们将会继续向东以猎取更多的麋鹿。我逐渐了解到这些人是在夏天时候迁移到北方，而在寒冷的季节即将到来之时，再次迁徙回南方的山洞中。而在此期间，他们时常不得不与觊觎他们暖巢的其他部落展开捍卫家园的战斗。”

    第26节：冰川时代的远古欧洲(7)

    旧石器时代艺术样品

    图中包括：用象牙和骨头雕刻的刀柄和匕首柄；野生动物的图案；人或魔鬼的面庞、兽头怪或高举双臂的神像（酷似埃及人对于灵魂的崇拜）；佩挂着‘弓箭矫直器’的野马；人类经常围捕的野牛、海豹、驯鹿和狗熊；以及穿孔的护身符等。

    “随后我便继续进入我的酣梦，渡过这个漫长的冬天。当我再次醒来，我发现第三纪间冰期已经拉开了帷幕。冰川开始融化，大规模的洪水再度在山谷河畔泛滥，大陆冰层从苏格兰低地再次消退。中欧的夏季格外爽朗怡人，但是并不像阿布维利时代那样温暖，也没有频繁肆虐的沙暴天气。森林中重新枝繁叶茂、绿树成荫，我看到不断有越来越多的南方动物向北迁徙，加入其中。即使在冬天，也会有猛犸和长毛犀从南方的普鲁士（Prussia）赶来。莫斯特人能够从巍峨的崇山峻岭间捕获到他们的猎物，他们在深山中找到适合的洞穴栖居，以防夜里野兽们的侵袭。当冬天来临，暴戾的风雪将那些他们最为忌惮的成群的凶猛巨兽赶向南方的时候，他们也随之回到地势平坦的山谷河畔。”

    “我看到新的人类种群。在多敦河流域，又出现了一支部落，他们肢体纤细，身材高挑，英勇善战，凌驾百兽之上。他们中有些高达6英尺6英寸。但是，他们不仅在身材上与业已消失的莫斯特人（很少超过5英尺3英寸）对比鲜明，而且他们的头颅更大更长，面部更为宽阔丰满，额头高翘，褐色的眼睛深陷眉下，突起的颧骨，曲线分明的嘴唇，以及轮廓有致的颌骨。他们比以往我看到的任何人都更加接近现代的欧洲人。他们的面部由于风吹日晒而变成棕褐色，看起来警觉而机敏，尽管纹路粗糙，但每当他们绽放开心笑容露出洁白牙齿的时候，表情是那样的柔和。我发现在这群人中，年轻人总是对年长者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许多人聚拢在一个洞口处，聆听某位白发老者的教诲。一位曾经作为开拓者与部族领袖率领众人出生入死、见多识广的老者，就居住在克罗马尼翁的一个洞中，他常常都要被请出解决困扰众人的纷争，为部落的重大事件出谋划策；同时，他还精通疗伤医病之术，为部落中的伤员患者袪除病痛。此外，这些人也比他们的先辈——莫斯特人更加敬重部族中的死者。我曾经在奥里尼雅克（Aurignac）目睹过他们将一位牺牲的勇士的尸体安放于部落的家族墓穴中的场面。死者身穿专门为他缝制的兽皮衣服，头上戴着一串海贝头饰，项上挂着一圈串在一起的驯鹿牙齿，还有一具象征着智慧的鲑鱼的骨架被放在他的胸口，他的全身被喷洒上一种神秘的颜料。然后，熊熊的篝火被点燃，所有的武士围绕着坟墓缓步而舞，与此同时，一位长者年颂着死者生前的丰功伟绩。女人们则跪于一旁，齐声为他悲歌哀泣。在尸身旁边，摆放着勇士生前使用的武器、工具连同人们为他烹制的食物和提神之水；最后，人们用一块巨大的石灰石板将这座墓室封闭。这说明，这些克罗马尼翁的奥里尼雅克人已经是对同胞具有怜爱之心的人类。”

    “这一时期，我又看到来自亚洲的一些其他部族进入到法国南部地区。在靠近蒙通（Mentone）的格里马尔迪我居住的一处山洞附近，生活着一个黑皮肤的族群，他们长着阔鼻和突出的嘴。他们有一点像现代南非的布须曼人，也是一样的矮小身材，但是他们的头脑和面部则要大得多，也更加聪明。成年女性已经发育得相当丰满；她们那脂肪臀的形体确实相当的怪异，但在当地却很受青睐。”[12]

    “这些奥里尼雅克人崇拜大母神，在他们中有一些能工巧匠用象牙和骨头、石灰石和滑石雕刻出代表他们信奉女神的塑像。不过有时她们是柳腰长发的克罗马尼翁女子，有时她们又是长着一头羊毛般的卷发的格里马尔迪姑娘。在那些被高大的狩猎民族征服为奴隶的长相酷似布须曼人的地区，有时会挑选一位长着脂肪臀的女子在宗教仪式上作为大母神的象征。”

    第27节：冰川时代的远古欧洲(8)

    “奥里尼雅克的艺术家们习惯于用各种野生动物的图案来修饰他们的山洞，他们通常先用带尖儿的燧石在岩壁上勾勒出图画的轮廓，然后再用红色的赭石或者装在骨制颜料管的其他颜料给图画涂上颜色。在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的深洞中，我看到一个规模很大的画廊，不同风格的艺术家将各自作品齐聚那里。一部分拱形屋顶上满是各种逼真的可食用动物的画像，其中包括野马、驯鹿和野猪，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艺术作品同样价值不菲。在一些始终有人居住的山洞中，经常会留下人类双手的印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保佑人类平安而不受魔鬼的攻击。猎手们在夏季狩猎时，一般会在狩猎区的岩洞墙壁上刻下一些符号作为对他们经历的记录，以便提示附近的人如何在那里更容易求得生存。此外，他们还描绘出那些必需受到敬畏的魔鬼的样貌。奥里尼雅克时代的猎手是我看到的最早使用弓箭的民族。为了准备箭支，他们学会了利用由穿孔骨头制成的弓箭矫直器。[13]同时，他们的燧石工具及其使用的技巧性也已远远超越了莫斯特时代的人类。”

    “至于这一次我到底睡了多久，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总之，当我再次醒来，我发现地球的温度已经骤降。克罗马尼翁人仍旧居住在法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14]但是我也发现又有新的人种出现。在法国中部的索恩河-卢瓦尔河（Saone-et-Loire）畔的梭鲁特（Solutre）出现的高矮不等的人种类型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已经出现种族融合的证据，我发现那里的工匠已经具有相当高超的技术，他们能够将标枪的矛头打造成桂叶或柳叶的形状，并且能够将其用通过骨器的打压锤炼为更为精细的薄片。他们也会用穿孔的骨针缝制穿着舒适的兽皮衣服。[15]此时的冬天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冷，索鲁特时期的人类正是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不断抗争中取得了迅速进步。猎人们喜欢捕杀野马，但也绝不放过驯鹿。”

    “接下来便是第四纪冰川期，全球气温普降，当我再次醒来，环陆而行，发现这个世界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从维泽尔河右岸的玛特兰纳（La Madelaine）醒来，当时这条河的海拔高度要比今天高。在这个地区，生活着类似于克罗马尼翁人的高个子民族，但人数更多的则是马格德林时期的一支入侵民族，他们身材矮胖，很像今天的爱斯基摩人（Esquimaux）。他们为混血民族，但绝非怪异人种。这种身材矮小的民族与莫斯特人相比，面部更加清秀，智商也更高；他们的前额很大，下颌突出，他们穿着紧身得体的兽皮衣服以抵御副极地地区的寒冷气候。同奥里尼雅克期的山洞民族一样，他们也堪称技艺精湛的艺术家。史上的格里马尔迪人曾向南迁徙，其典型的大母神的象牙雕刻为细腰女子的形象。这些艺术家们仍延续古人的习惯，继续用动物图案来装饰山洞，此外，他们也在日常工具、武器甚至岩石或石板上刻下他们的作品。野牛和野马是他们经常描绘的对象，但最为他们热衷的是在那个寒冷的时代出没于欧洲北部的各种动物。此时，由于人类捕捉技术的提高，猛犸的数量正变得愈来愈少，艺术家们便在象牙护符上刻下它们那臃肿庞大的躯体。当然，他们对于游荡在雪域旷野的成群结队的驯鹿的研究也兴致颇高，画面上的驯鹿千姿百态，有的蜷伏在湖边河畔，有的在野狗或猎人的箭下夺命奔逃。此外，马格德林期的艺术家们的画作还包括咆哮的岩洞熊，长着双角和突出鼻子的长毛犀，羚羊以及奔跑能力极强的狼。在鸟类中，他们比较熟悉的有鹅和天鹅，同时，他们也是经验丰富的渔民，他们能够雕刻出各种特点鲜明的水生动物，如优雅的鲑鱼和目光敏锐的海豹。许多猎手都能用他们手中的匕首熟练地雕刻出他们经常追踪和捕杀的动物的形象。”

    旧石器艺术：野牛与鹿的代表画作

    出土于西班牙桑坦德附近的阿尔塔米拉岩洞。显然这头野牛是在夏天画的，因为它身体上用于冬季御寒的大部分粗毛已经脱落。

    第28节：冰川时代的远古欧洲(9)

    “在这一时期，燧石的使用已经有所减少，因为用象牙、骨头以及鹿角制成的带尖儿的长矛和弓箭逐渐得到普及。随着又一项伟大发明的诞生，猎人们又多添了一件新式武器——鱼叉，即一种由鹿角制成的投掷武器，它可以飞行出更远的距离，并准确命中目标。猎人们在鱼叉上系上一根长绳，用它来捕捉鲑鱼和海豹。这项发明意味着人类的食物种类大幅增加，这也使得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改善，特别是在部落人口不断增多的情况下。”

    “当第四纪冰川期行将结束之时，整个世界再度发生巨变，所有的一切都朝向越来越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发展。随着冰川面积的节节减退，马格德林期的狩猎民族不断向北迁移，因为驯鹿放弃了那些不能给它们提供足够的地衣食物的地区。”

    在爱尔兰历史上的盖尔人的传说中有这样的记载，当图安结束他的述说时，“所有听者无不动容，他们连声称谢……整整一周他们都在与他倾心交谈。”但是他那现代式的叙述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解决很多问题。它只能蜻蜓点水式的触及一些争论问题的边缘，对漫长的历史做出一个相当模糊的描述，并且很可能还是不确定的。但是，这卷史册主要向我们揭示了早期人类的智力活动，因此它也不必对欧洲的地质时期和早期人类种族等诸多争议点一一给出答复；但无论如何，它还是对现代考古研究可能得出的结论做出了一个简要概括，而广大读者对于这其中的每一特定阶段都会非常熟悉，因为它们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的确意义深远。

    在图安对欧洲早期人类的描述中，他一共提到六个发展阶段，或称文明程度，它们在前面都已被谈到，分别是：

    1. 阿布维利文化，处于第二纪间冰期

    2. 阿舍利文化，处于阿布维利文化的后期阶段

    3. 莫斯特文化，处于第三纪冰川期及以后

    4. 奥里尼雅克文化，处于第三纪间冰期及以后

    5. 梭鲁特文化，处于第三纪间冰期后期及以后

    6. 马格德林文化，处于第四纪冰川期

    有些考古学者将阿布维利文化以前又分为两个阶段，即梅斯韦尼阶段（Mesvinian，为第一阶段）和斯特雷皮阶段（Strepyan，为第二阶段），但是学界普遍认为，此二者皆为阿布维利文化前的早期阶段。此外，还有一个叫作马弗里（Mafflian）的更早阶段的文化，被与盖雷山人（Galley hill，位于英格兰东南端的肯特郡）化石联系到一起，这已被归为阿布维利文化的斯特雷皮时期。其中，各个不同阶段又被细分为高级、中级和低级阶段。

    近些年来，一些科学家又创建一个代表前旧石器时代的名词——原始石器时代（Eolitertiary）中的上新世（Pliocene，更新世之前），而且再往前贯穿整个中新世（Miocene）、渐新世（Oligocene）直至始新世（Eocene），期间出现过的所有“人类”全都一并纳入到这一概念体系中。第三纪的文明阶段被称作鲁特里时期（Reutelian），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1. 始新世时代，杜（Duan）

    2. 渐新世时代，法格尼（Fagnian）

    3. 中新世时代，坎塔里（Cantalian）

    4. 上新世时代，肯蒂（Kentian）

    5. 更新世早期，泰晤士盆地

    此后便是阿布维利文化早期的梅斯韦尼和斯特雷皮阶段。

    詹姆斯?盖基（James Geikie）教授坦言他对有关地球第三纪各个阶段可能存在人类的构想持怀疑态度。对此，他这样说道，“我们必须从始新世时代开始向前追溯，在数百万年以前，整个哺乳动物种群还处在调整和变化过程中，持续不断地进化最终导致大量物种都发生或多或少的彻底性变化，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其他物种则永久性灭绝了。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原始石器时代的观点，并将此作为始新世和渐新世时代存在人类的证据的话，那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就必须承认——仅仅是在此问题上——生物进化很可能在其漫长的持续时期内出现过一定的中断和停顿。因为它首先要向人们解释清楚，所谓的原始石器时代，即古老的第三纪所构成的几个阶段，是怎样用分别代表中新世、上新世乃至更新世的地质运动沉积物截然区分开来的。在我看来，要做到这点，是根本不可能的。”[16]

    第29节：冰川时代的远古欧洲(10)

    由于人为或者自然的原因，这些“原始石器”基本都已经被破坏殆尽，最多也只是一些薄薄的碎石片——这在挤压或者水蚀作用影响下的地层运动中十分常见。所以这个问题将很难得以解决。达克沃斯（Duckh）教授对此这样讲道，“客观的说，我们将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思维，期待着未来更加具有决定性的证据的到来，但迄今为止，它还没有出现。” [17]另外，索勒斯（Sollas）教授甚至坚信，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能够证明在更新世之前有人类存在的确凿的地层证据。[18]

    此外，学界对于更新世时代的大致存续时间的推断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盖基比较认同彭克（Penck）的观点，给出的时间是至少62万年；鲁托特（Rutot）为其界定的时间则是13万年，这大幅缩减了“原始石器”的历史；而斯特奇（Sturge）则认定它持续了70万年。但大部分主流观点更倾向于彭克的论断时间，并将以阿布维利文化为起点标志的旧石器时代的持续时间设定为最少40万年，而在欧洲南部和巴勒斯坦地区最先出现的新石器文化，则大致是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开始的。

    在下一章中，读者们将在作者的引领下，从旧石器时代保留至今的宗教信仰和神异崇拜的印痕中，置身对人类历史长河的无尽遐思。同时，这些尘封已久的历史证据再次表明，提出“克里特和希腊前的欧洲”这一课题，对于研究神秘的史前文明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正如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巴比伦和埃及的神话传说孜孜不倦的研究一样，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尚不为人所知或知之甚少，但其历史重要性丝毫不容忽视的古代文明，而我们正是怀揣这些困惑和疑问，跋涉在神秘之旅上的探索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脚注

    [1]《埃及史》，布雷斯特德著，第357页。

    [2]《阿姆洛蒂传奇》（Amlodi Saga），约克?鲍威尔译。

    [3] Bergelm 与thrudgelm皆为巨人种族，Ymer为原始世界的巨人。《老艾达》，O. 布雷著，第471、49页；《日耳曼民族的神话与传说》，第1页。

    [4]《造物的七种黏土片剂》（tablets of Creation），L. . 金，第129页。

    [5]《北方古代史》，马莱著，第451页。

    [6]《老艾达》，O. 布雷著，第291、295页。

    [7]与犰狳类似。

    [8] 最早的欧洲人的颌骨发现于一个距地表78英尺深的摩尔人的沙地中。索勒斯认为这种最原始的德国人不属于现存人类中的任何一种。其颌骨具有类人猿特征。

    [9] t即法国考古学界所说的“手斧”（coup-de-poing）；又称布歇尔斯（bouchers），由半个多世纪前的M. 布歇尔?佩特兹命名，以纪念他对人类原始器物及在远古时代灭绝的野生动物的研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10]为1913年在英国皮尔丹发现的一具女性颅骨，骨架较为宽大。

    [11]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是史上最成功的人种之一，他们曾经凭借着惊人的环境适应力,克服冰河时代严寒的极地气候,主宰欧洲长达25万年之久。

    [12]现已发现的两具格里马尔迪人颅骨带有鲜明的黑人特征：颌骨明显突出。

    [13]这一工具也被称作“sceptre”（节杖）；很可能是一种“弓箭矫直器”。

    [14]仍旧在那些地方，又收获到新的考古发现，这验证了许多人种学专家此前的论证。

    [15]穿孔的骨针是这个时期的一项发明。

    [16]《欧洲民族古代史》，第５页，1914年。

    [17]《史前人类》，第106-21页，1912年出版。

    [18]《古代狩猎者》，第67, 69页，1911年出版。

 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

    第30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1)

    第二章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

    旧石器时代的智能生命——人类源自今天野人的证据——旧石器时代人类大脑的发展——布须曼与克罗马尼翁文化——奥里尼雅克期纪年表——原始艺术的启示——巴比伦、马耳他及埃及古代山洞民族中共同的脂肪臀雕像——原始的大母神——山洞岩画中跳着丰收舞的蜂腰女性——山洞中的手印——断指——印度魔眼符——脚印之谜——图腾中的动物——澳大利亚马格德林艺术的证据——巫术武器——旧石器时代丧俗仪式——巫术饰物——巫术与宗教——古代兽头神的历史——裸体女神的起源——奥里雅尼克之说。

    在研究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智能生命时，人们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从那些无下颌的颌骨和眉骨显著突出的颅骨化石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证据，即使是作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两个重要阶段的阿布维利文化和阿舍利文化，那一时代的器物也至多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些古人类的基本生活习惯和手工技术的大致发展程度。直至我们将研究推进到第三纪冰川期的莫斯特文化阶段，才发现那些以猎取驯鹿和猛犸为生的山洞民族开始有了为死去的同伴举行葬礼的习惯。至此，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对于困扰人类始终的生与死的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初步形成了与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信仰。但是仅仅凭借这些证据，就草率得出一个对人类自身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在对旧石器时代遗留的诸多信仰和习俗进行比较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表明，那种认为第二纪间冰期中阿布维利文化和阿舍利文化时代的人类因为处在智力发展的低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诸如“思考未来”之类的高等思维能力的假说成立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当我们追溯澳大利亚野人的历史时就会发现，他们沿袭已久的葬俗传统和许多古老的神话正是深度思维的产物。事实上，我们都没有任何根据断言今天生活在世界各地的野人部落是缺乏智力的生命体。

    因此，阿布维利人的文明程度很可能比其他一些原始民族更为高级。这一观点能够从他们明显的进化趋势中得到有力的支持。我们从阿布维利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够发现其向更为高等的阿舍利文化发展的清晰线路，而随着大量精美的史前器物的不断出土，则向我们更加清楚地表明，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莫斯特文化的高级阶段时，已经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高度。通过对遗留下来的莫斯特文明时期的人类颅骨进行研究，专家们发现，尽管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人的面部看起来还比较突兀不平，满是皱褶，但其大脑已相当发达。当然，总体说来，当时人类的颅脑容量，特别是就个体而言，这还不足以被当作人类已经具有高等智力的证据。尽管如此，但迄今为止，这些考古发现仍是远古人类中颅脑容量最大的记录，这对于人类本身已经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进步。因此，正如许多发明家曾经做过的一样，在西欧地区发现的早期居民的文明程度超过了思想家们以往比较过的所有古人类文明。奥里尼雅克期的格里马尔迪头骨可能还带有布须曼人的特征，但就其智力发展程度而言，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时运不济的非洲游牧民族——他们很早就进入欧洲大陆并与白人种族进行联系，但是他们的手却没有得到进一步进化，所以始终没能超越奥里尼雅克和马格德林时期的文明水平。事实上，布须曼人在由其文明的发源地脱离出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处在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中。甚至很可能，在这段期间内，他们还发生了退化。

    很有可能，生活在奥里尼雅克时期的克罗马尼翁人是一支起源不明的古老民族，在他们身上明显地表现出他们接触过的其他同时代民族的影响痕迹。与以往其他古代民族相比，他们的脑颅容量是最大的。事实上，按照人类学家的观点，克罗马尼翁妇女的颅脑容量甚至要超过近代欧洲男性的平均水平。

    第31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2)

    奥里尼雅克文化存在的年代，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20，000年，其他为公元前30，000年。他们不仅为今天的人类学研究提供出大量脑力活动的证据，而且还表现出很高程度的思维和情感方面的迹象。正如更新世时代的神话——图安?麦克卡莱尔（tuan MacCarell）在其故事中所讲，生活在第三纪间冰期晚期的克罗马尼翁的山洞民族都掌握了十分熟练的制图和象牙雕刻的手艺。所以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民族艺术史。很显然，他们已经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所以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发展艺术方面；这使得他们在发明新工具以及继承和发展莫斯特人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辉煌。此外，如一幅岩画所示，他们还掌握了驯养家畜的技术，妇女们扮起了放牧人的角色。最后，他们逐渐由狩猎民族发展为游牧民族，步入到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

    他们在艺术方面的活动始于比较粗糙的“孩子似的”涂鸦，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期后，达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顶峰，即形成了现实主义的绘画与雕刻风格，这尤其表现在一些装饰图案中，这与后来更为复杂的文明产物相比，其价值不容忽视。当人们首次发现他们的山洞岩画，无不惊叹于这支旧石器时代的民族竟然具有如此深刻的艺术鉴赏力，掌握如此高超的技术工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在对奥里尼雅克和马格德林文明阶段的艺术成就进行评定时，又一个有趣的问题被提上桌面。那么它们是否与葬礼仪式、宗教符号以及巫术信仰之间存在联系呢？或者说，难道它们仅仅应被视为在经过长期发展后的燧石民族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一种展现吗？看看那些完全按照均匀比例精心打磨出来的古器物吧，它们展现出来的是人类经过努力所产生的无尽的创造力，可都堪称是天才的杰作啊！

    毫无疑问，奥里尼雅克时期精美的石雕、骨雕及象牙雕像作品都是人类对于女性之美的主观映像，而克罗马尼翁的艺术家们同后来对优雅的索鲁特文化（其典型标志为桂叶和柳叶造型的投枪）产生影响的民族一样，都是狂热的艺术崇拜民族。但是，在其所有雕塑作品中，男性雕塑的凤毛麟角，则向我们昭示出，这一远古时代的艺术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而这些对裸体女性的研究则显然是宗教图腾和象征。这种推论在人们发现那些奇异的脂肪臀的女性雕塑后更加被确定，因为这其中的一些雕像单从技术层面来看，并无多少可塑之处。人们很难相信，当年的艺术家们挑选那些长着异常突出的臀部和大腿的女性作为模特，仅仅是出于审美的考虑；其实不难发现，这些艺术家的真正意图一定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从而才尽可能夸大这种性别特征的。

    毋庸讳言，与其他古文明存在联系的这一证据，颇具考古学价值和意义。例如在巴比伦出土的赤陶雕塑中，“就特别注重突出女性性征”，在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司爱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伊师塔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代表。[1]而脂肪臀雕塑在史前的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避难所”遗留下来的古器物中也屡见不鲜，比如穿孔的斧形护身符和在其他巫术或宗教中常常出现的饰物等。在王朝前的一些埃及墓穴中挖掘出来的雕塑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束着细腰的女性；另一种是蓄着短须、长着脂肪臀的女子。[2]因此，那种认为生活在奥里尼雅克期的民族，也同早期的埃及雕塑一样，是形成古代崇拜女神的部落，以及最初的“有须的阿芙罗狄蒂”（quot;bearded Apequot;，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的观点，非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极具种族意义。

    除这些雕塑外，在遥远的奥里尼雅克时代，还有其他宗教仪式活动方面的证据。在西班牙列利达省（Lerida）附近的科古尔（Cogul）的一处山洞中，有一些做工十分精巧的女性岩画，她们束着“蜂腰”，穿着过膝的喇叭口形长裙，围着一尊裸体男像翩翩起舞。而同一文明阶段的另一幅阴茎画像也已被发现。

    第32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3)

    关于奥里尼雅克期的信仰，我们可以从残留在洞窟石壁上的人类断指印记中了解得更多。其中的某些手印是先在手掌上涂上油彩，然后再按到裸露的石壁上的；而其他手印则是直接被按在潮湿的岩石表面，后历经沧桑巨变，在饱受尘埃的荡涤后才留下或红或黑的沉积物的。很多指印清楚地表明，有一个或更多的指关节被除掉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出于偶然还是故意留下的。

    从爱琴海的帕莱卡斯特罗出土的赤陶雕塑群

    画面为围绕蛇女神舞蹈的女祭司们，两侧飞翔的鸟为鸽子，一旁矗立的雕塑代表一位右手举起作“敬礼”状、正在祈祷的崇拜者

    类似的“断指”行为在布须曼人、一部分澳大利亚部落及许多加拿大印第安人村落中都被发现。有些独立研究者断定，这一现象通常与葬俗和疾病过后的伤疤有关。当家中有近亲去世时，布须曼的女人们会割掉一个小指关节；而在加拿大土著居民中，也有类似的风俗，每当有瘟疫流行时，人们通常会采用这种方法“切断死亡”。断指这种习惯在澳大利亚也用于其他方面，比如偶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标志。[3]

    在盖尔人的传说中，也有提到“断指”方面的内容。传说中的大英雄们在完成他们的壮举——奋勇击退魔鬼与其他敌人之后（或之前），便进入沉沉的睡眠。而女英雄们只有通过割下一个手指关节，一块耳朵儿，或者头顶部的一块头皮的办法，才能把他们唤醒。在爱尔兰早期关于科纳尔?古尔班（Conall Gulban）的传说中，有一个巨人夺走了科纳尔心爱的姑娘——“光明天使”，而科纳尔此时仍深陷酣睡之中。“恐惧使她忘记割断小指，因而她也未能唤醒科纳尔”，故事这样描述道。[4]这种野蛮的行为明显带有魔幻色彩。这一行为的目的便是要重新获得力量和延长生命，或许也是面临危险时的一种逃生之策。而在后者的情况中，它很可能与宗教里的洗礼仪式有关。在许多原始部落中，那些挖掘坟墓或者触摸过尸体的人在一定时期内都是受人忌讳的，他们不能接触别人，甚至连自己的食物也不能碰；某些情况下，他们必须要靠别人来喂食，直到洗礼仪式结束。

    由于手形手势的千变万化，这方面的学问也颇为源远流长。某些手指的特定姿势代表着巫术中的特殊寓意。一位英国老人在书中这样说道，“孩子们，我教给你们一种躲避危险的方法，当你身临险境时，将双手拇指收于手掌内并拢，便可化险为夷。这是祖先在遇到危险时经常使用的巫术……古人有一种传统，在安葬死者时会把他们的拇指在手心内弯起，这样便会阻止幽灵的力量超越死者。”[5]在印度，手指中靠上的关节代表着幸运，而靠下的关节则表示不幸。因此，前者仅仅在向神祷告时才被使用。在整个欧洲，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十分重视手指。朝小指轻啐表示幸运；而右手食指则被认为有毒，在处理伤口时绝不能使用。甚至过去还流传过这样的说法——在某些日子修剪指甲也是不吉利的。无论何时，修剪指甲都被当作是女巫用咒语驱使魔鬼来攻击人类的做法。许多母亲在孩子出生的头一年都不敢替他们修剪指甲，她们宁愿选择用牙齿来代替指甲钳。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些没有修剪指甲便被埋葬的死者，将不被举行葬礼，这意味着他们在阴曹地府将要遭受折磨。另外，在北欧神话中，有一艘“臭名昭著的”大船，妖魔鬼怪们正是驾驶着它同天神进行了一场善恶大决战，并最终导致世界的毁灭，而这艘船便是用邪恶者身上剪下的指甲建造而成的，它被称作Naglfar，意为“地狱恐怖之船”，这个名字源自nagl，是一个人的指甲的意思。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相信，会看手相的人通过识别一个人手上的纹路就能预见到他一生的命运。对于指甲上的小圆点，也有着各式各样的解释：黄色的点预示着死亡，白色的斑点象征着礼物，而黑色斑点则代表坏运气。此外，手印还被用在契约上作为印章，它被认为能给人带来好运，而吻手则是异教徒们最常见的举止。

    第33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4)

    奥里尼雅克时期遗留下来的这种在岩石上按手印的传统，在现代的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地区仍然十分流行。在印度，它则作为一种祈求好运仪式的一部分。一位著名研究专家埃德加?瑟斯顿先生在其研究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在麦底加人（Madigas，印度西部的一支民族）的婚礼上，要杀掉一只绵羊或山羊作为祭祀摆放在新婚洞房的供桌上。祭祀官把他的手蘸上羊血，然后在通向摆放祭品房间的门旁墙壁上按上血手印。据说此举是为了转移幽灵的视线。在印度东部德拉维拉地区的泰卢固人（telugu）中，在婚礼的前两天，也要做两个标记：用油或者木炭分别标在洞房的门两侧，当然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在迈索尔省（Mysore）的卡多尔（Kadur），我曾经在婆罗门的房子里就看到过墙上有手掌印儿。那是被涂成红色的手印，手指向外张开着，它们在清真寺和许多伊斯兰教建筑中都能见到。[6]在很多欧亚民间传说中，“巨手”是惟一人们都能见到的与魔鬼有关的一部分。

    另外，那些用手印来给房子施符咒的印度人，还把门前台阶和通向门庭两侧的过道设计成起伏不定的交错形状。类似的曲线在布须曼人的狩猎图和法国、西班牙的奥里尼雅克期的岩画中也有所发现。很有可能，这些符咒除了用于降妖除魔外，还会起到震慑野兽的作用。在古埃及的碑上法老王名字的周围都会有一种椭圆形的象形文字花框，此之谓“名符”。在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地区的一些石碑上，也能看到一些“人类的脚印”，它们被装点成蜿蜒的曲线环绕在碑文的四周。或许这些被称作“幸运线”的曲线，是雕刻者为祈祷保佑即将开始的旅行平安而刻上去的吧。远古民族大多有着这样一种共同的传统，即在一项新的“事业”正式开始之前，一定要举行某种祈祷好运的仪式。这在1656年9月5日的丁沃尔长老会（Dingery）的会志记录中曾被提及，文中提到在罗斯郡（Ross-s ale），被那些正试图开创新事业的人们奉为祈运之物。”[7]在苏格兰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有着这样的传统，即在新年的第一天，很多人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象征性的“起步”仪式。另外，在英语中有一句人人耳熟能详的俗语——“putting ones foot in it”（说错话，做错事，搞得下不了台），看来这其中似乎也有该段有趣的典故。<strike>ｈｔｔｐ://ｗｗｗ.9９ｌib?nｅt</strike>

    第34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5)

    弗雷泽教授（Frazer）曾这样说道，“故意把脚弄伤以踩出伤脚印，这是一种流行于全世界的迷信。”[8]如果在布列塔尼的石雕群中发现的脚印曲线不是用来保佑那些来参拜它们的人的话（常见于巫术仪式中），那么它们被刻于石碑之上的真正意图会是限制葬于地下的英雄们的灵魂出来游荡吗？那些古老的民族或许认为，当脚印被“幸运线”圈起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地下的鬼魂不会再来滋扰这个世界。

    与布列塔尼同样的一个脚印，只是周围没有那些弯曲的间隔线的装饰——这便是在奥里尼雅克期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山洞中的发现，而这个脚印就在“喘息的鲑鱼和受伤的野牛”岩画旁边。[9]据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山洞民族或许已经在祈祷仪式中，将他们本身与喜欢猎捕的动物联系在一起。“愿好运与我的脚印同在，”他们很可能这样大声祈祷，就像高原上的男孩子们一样，当他们准备要对山上的鸟巢开始一番“探索之旅”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地在路上的一个土堆上画出一些鸟蛋的形状，而且口中振振有词：“但愿我能找到这个那个……”。

    此外在岩画上，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神秘的符号，那便是一行行的圆点。这些图案在澳大利亚和布须曼人的绘画中都时有出现。而且，同样的图案竟然也出现在奥里尼雅克时期的艺术作品之上或者旁边，有时他们也用这种排列方式来表示天空的星河。但是更多时候，这些神秘莫测的标志则是用来代表天上飞翔的鸟群、水里游动的鱼群、山中林立的枝条以及他们的智慧结晶和亲密伙伴——战斧，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原始的象形文字。

    有些人类学家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画在山洞及其他地方的动物，实际是当时人类部落或者家族的图腾。以下这个观点就颇具研究价值。它同样是出自弗雷泽教授之口，“在岩画中的所有动物，似乎都是可食用性的动物，并且几乎都不是凶猛的食肉类动物。[10]因此莱纳赫先生（M. S. Reinach）早就有创建性地提出，创造这些艺术作品的真正意图很可能是想要靠巫术来‘繁殖’它们所代表动物的数量……他推断史前欧洲艺术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或许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情心驱使下的巫术活动的增多。”

    在弗雷泽教授的论著中，他援引了斯宾塞（Spencer）、吉伦（Gillen）两位先生的论述，[11]表明在澳大利亚土著中也通行着这样的巫术仪式，其目的便是要“增加袋鼠和鸸鹋（emus，产于澳洲的一种体型大而不会飞的鸟）的数量”。而在澳洲的阿兰塔(Arunta)部落中信奉的鸸鹋图腾一直延续至今。他们祭拜图腾的仪式十分肃穆，首先要在地面上洒扫出一小块干净的空地，然后割破自己的胳膊，让血液流淌出来，直到滴落到地面，面积达三平方码左右，将地表浸湿为止。当流淌出来的血液风干成块，形成一块又硬又厚的血痂，他们便在上面画上神圣的鸸鹋图腾标志，特别是这种鸟身上最好吃的那部分，也就是脂肪和鸟蛋。制好以后，人们便围着这幅画坐下来唱歌。崇拜袋鼠图腾的民族也有着类似的祭拜仪式。人们在一块岩石的表面刻上袋鼠的画像，并且用“象征袋鼠红皮、白骨的纵横交错的红白两色线条”来进行装饰。自此，这块岩石也便被尊为圣物，它被认为是袋鼠灵魂的栖息之所，等候母亲的到来，人们相信，当把人的血液洒于石面，它们便会获得重生。[12]

    莱纳赫关于奥里尼雅克期艺术富有神学意义的理论似乎是被一份偶然的证据验证的，这份证据也是人类近期的记录（1913年）。法国考古学家安德里亚?贝古安（Andreas Begouen）伯爵在孟德斯鸠-亚梵蒂斯（Montesquieu-Aventes）地区有一处研究基地——塔斯?蒂鲍伯特（tus Ditboubert）石窟。因在这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迹，而使得它久负盛名。洞窟内的壁画固然珍贵异常，但真正使之轰动于世的发现却是在伯爵敲碎其中的一大块钟乳石后，发现里面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内洞。在这个隐藏的洞窟中，伯爵发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就已经开始掌握了陶土工艺。在一堵墙的根基处，他惊奇地发现了一些很小的关于动物的陶土雕塑，雕塑看起来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界景象。一位法国作家这样写道，“其中的一幅雕塑，描绘的是一头雄性野牛和另一头雌性野牛。前者长26英寸，后者长30英寸。它们几乎都是完整无缺的，尽管陶土已经有些干裂。在对这个隐藏洞窟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野牛骸骨，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这里曾经是一块驯养场或者是洞穴居民的一处厨房。”另外，在这个奇异的山洞中，旧石器时代的居民显然已经在举行神秘的仪式了。但是，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呢？伯爵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是一个老农夫给了他线索。‘这是一道符咒，’老人看了看一块残片，肯定地说道。在被问及这样讲的根据时，这位农夫继续讲道，这周边的庄户人家都保留着一项古老的传统，这里的人都相信用这种传统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捉到经常骚扰鸡窝的狐狸。这种方法就是，人们和着狐狸的血用陶土捏出一个狐狸像，然后把它藏在某些地方的石堆中。在这附近埋上一具狐狸尸体。最后再在旁边设下圈套，凭借这种方法，其他的狐狸便会在这种魔力的驱使下自投罗网，直奔诱饵而来，结果自然是纷纷‘束手就擒’。”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这项证据的重要性。从旧石器时代人类民族从法国南部兴盛起来开始，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类似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开来。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用蜂蜡和陶土拿捏出魔鬼的形象，并把它们投入火中，以此来伤害和毁灭人类憎恶的那些生命体。此外，各种巫术中存在的形象在希腊、罗马也被创造出来，并且直到今天，它们仍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被不断地制造着。在苏格兰高地，流传着一种叫作“黏土人”（clay body）的人像雕塑，它的制作者本意可能就是想要用巫术来折磨或杀死被塑对象。[13]人们用针或钉子来刺它，为的就是让被诅咒的对象感到疼痛。最后，这个泥人会被扔进河流中，那是人们想让它像废水一样被冲掉的愿望。鱼、海龟以及儒艮（dugong，一种海生哺乳动物）的塑像是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s）的岛民青睐有加的幸运符，每当他们出海捕鱼，都不会忘记带上这些“吉祥物”，因为它们可以引诱真正的海中动物主动上钩；对于那些喜欢猎捕儒艮的渔民来说，他们会非常精心地装饰其“诱饵”——让死儒艮惟妙惟肖地在水中游起来，以此诱使其他同类靠近，并被生擒活捉。[14]因此，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很可能也是使用在石头上画出动物图案的方法来达到类似的目的。

    第35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6)

    布须曼人的岩画在许多地方非常贴近奥里尼雅克期的作品，甚至还保留了一些古欧洲艺术家们独有的风格特点。尽管如此，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确定，这些石器艺术被赋予了某种神学意义。但当大部分土著居民在被问及与此有关的情况时，却都选择了避口不谈，就像大多数从事迷信活动的人惯常的做法一样，将此视为“天机不可泄漏”。在苏格兰，保存着许多古老的遗迹，人们相信，如果上天将欲昭示于人，必将打破一道符咒。凡事要想取得成功，保密是绝对必要的；如此既能保存实力又能防止符咒被提前打破。土著居民误导研究学者的事情在过去屡有发生——只因那些家伙强烈的好奇心，令当地人不敢相信，而其结果往往也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沽名钓誉，不惜选择背信离义，出卖誓言。

    在第四纪冰川期的马格德林文明阶段，曾经出现过一段伟大的艺术复兴时期。在这一阶段的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极地与副极地动物，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展现出来，这其中蕴涵了艺术家们细腻的艺术触感和对这些动物真挚的友爱情怀，透视出当时人与自然界动物之间的亲密和谐的关系，而其对动物的观察技巧也已相当熟练。这些艺术作品上的装饰设计显示出超凡的艺术想象力。毫不夸张地说，马格德林时期的工匠们触摸过的每一件作品都是精妙瑰丽的艺苑奇葩。比如，他们用各种野生动物的骨骼、触角或者象牙雕刻而成的各式武器的柄手，其工艺之精湛，足以堪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正如M. Piette所说，“很明显，正是首先出于模仿的本能，才造就了装饰艺术的蓬勃发展。”[15]

    同奥里尼雅克文明阶段的人类文化一样，马德格林时期的艺术作品也都表现出很强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特征。“每一件武器背后都有它的魔鬼”，这是盖尔人的一个古老信条。在印度古代两大梵语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Maa）和《罗摩衍那》(Rámáyana)中，都有关于天上的神兵利刃的守护神现身于人间英雄面前的传说，他们告诉这些英雄，自己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礼物，他们愿意听从这些英雄的指令，帮助人类降服妖孽、铲除恶魔。我们发现在马格德林时期的匕首把柄上，雕刻着长着突出象牙的猛犸或奔跑的麋鹿，据此可以推断，它们的主人相信这些动物是力量、尊贵和敏捷的象征。而出土的马格德林时期的石器“咆哮的公牛”（bull roarer）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事实。在澳大利亚，这一器物最初被用来在祭祀仪式上召唤神灵，后来在其他地区又被用来“祈风”，即用它来呼唤风神的注意。在埃及，每当寺院中叉铃（sistrum，一种手摇乐器，古埃及祭祀司繁殖女神伊希斯(Isis) 时使用）的叮当声响起，那便是在进行类似的召神仪式。

    而早在莫斯特时期或旧石器时代的中期，以及奥里尼雅克文化晚期，就已经出现的葬礼仪式，则毫无疑问地表明当时已经存在宗教信仰。有时，在死者的山洞墓室中也会立起石碑，但随后即归为荒芜之地了；有时，他们也会造出一些洞穴，作为家族或部落的墓葬群。有些骨骸看起来在埋葬之前已被脱去皮肉，之后再将赭石和骨灰撒于其上。还有一些专门建造的石墓被用来存放死尸。

    尸首通常被置放在墓室的右边，双腿蜷缩，头部枕于右臂之上，左臂伸展开来。但是，偶尔也有双臂交叉的情况。很显然，这些姿势表明他们是在睡觉，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的人们一定相信这些死者还将醒来，因为他们生前使用的武器、工具以及被烹制好的食物也一并被放在墓室中。此外，死者的尸身上还被佩戴一些饰物，显然它们都是护身符。这一事实明显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死者同样需要保护，或许是要戒备魔鬼的侵袭吧。玉黍螺（periwinkle，一种长春花属植物）编织的花环被放在死者的头上，毫无疑问，这也是给活人戴的。这些习惯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在距今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带有魔幻色彩的信仰已经在人类中发展起来并相当流行。古代民族佩戴的护身符可能出于几种不同的原因——祈求好运、祛病除灾、身体康泰、祈祷力量与勇气、盼望得到他们垂青的对象等等。正因如此，在并非作为“一种象征永远美好与欢乐的事物”的情况下，玉黍螺就已经深受旧石器时代欧洲民族的青睐。只有在近代，当这种古老传统的色彩淡化以后，人们才单纯是出于饰物本身的质地和价值方面的原因，来选择这种植物作为饰品的。所以，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就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仅仅在装饰物的佩戴上，他们就已经兼顾到美观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统一。考古学家分析，给遇难勇士头戴玉黍螺符的意义，正如切罗基族（Cherokee，北美易洛魁人的一支）妇女通常用蟹钳擦拭宝宝小手的象征意义，祈愿他们身后依旧能够强壮勇猛。[16]看起来，当时的人们相信给死者的头上摆放玉黍螺将会使他们难以收到伤害，并能迅速地躲避敌人的攻击，就如同灵巧的海蜗牛的头一样。无独有偶，爱尔兰英雄库楚林（Cuchullin）就在他的头发上戴满了珍珠，其寓意不言自明——珍珠虽然脆弱，但在牡蛎壳的保护下就有如穿上了钢盔铁甲，所以穿戴上它们即代表自我保护的意味。根据这些习惯，我们不难看出，人类祖先之所以信奉巫术符咒，完全是从生活习惯中总结出来的理性经验。

    第36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7)

    旧石器时代的猎手们通常还习惯佩戴鹿牙串起的项链，所以，葬礼时它们也会作为护身符被挂在死者的脖子上。这些鹿牙项链象征着步伐快捷以及耐力持久。与此类似，非洲的土著经常会选择豹子的脚爪作为项链，这是因为人们希望，它们能够带给人类这些可怕动物的剽悍与智慧。此外，人们还相信，在脚踝上戴上龟腿镯之上，走起路来便会不知疲惫。在某些南美洲的部落中，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人们会随身携带上野猪的獠牙，以此来保佑自己犀利威猛、勇不可挡。

    一些人类学者将巫术从宗教中剥离出来，并提出前者是一个阐释为何要敬奉神的过程，而后者则为一个通过吁求确保人类服从神旨的过程。另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巫术是将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宗教崇拜和与之相对的邪恶力量的一种完美结合。在大多数原始民族中，都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获取超自然力量的方式，即正确的和错误的。遍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事例，比如浮士德（Faust，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同魔鬼之间的肮脏交易，但这些向来被虔诚的人们所不齿，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自己恪守信念，在死后必将修成正果。

    当然，笃信巫术的原始民族不可能对此做出十分精辟的论断，更不可能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生命哲学的高度。他们只是对那无所不在但又不见其形的永无止尽的自然能量做出了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尽管他们竭尽所能地试图探寻到这些能量的源头。这种能量在许多方面以不同形式展现在人类面前。有时它专指力量或耐性，有时化身为智慧与机辩，有时又突显在愈合力方面，乃至非凡的繁殖能力。这种无形的力量在不同的季节呈现出的状态也有所不同。

    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中，人类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和需求，所以，也就必须不断提高在利用这种超乎人力所及范畴的能力。因此，人类便通过捕食强悍动物来增强自身的强悍，通过食用狡诈动物来增强自己的心智，因为人类相信，生命力存在于血液中，饮食鲜血将会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人类同样也重视动物的价值，比如，除了肉和血液，它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被充分利用。人们将鹰的羽毛摘下戴在自己的头上，相信它们能够带给自己鹰一样的敏捷与犀利。人类自身的服饰、足迹、唾液、头发以及指甲，一旦被施加巫术，便被注入新的能量，它们也便与人的受伤与否或者成败得失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受伤的脚印，一截被施以符咒的剪掉的指甲，一摊混杂了沾上“魔鬼法力”物的口水，就能够预知一个人的旦夕祸福，事情进展的顺利与否。当然，还有其他的获取这种超能力的方法。比如，通过一些仪式或者念诵咒语就能将人引入某种途径。因此，这种信仰也便慢慢滋生——人们相信，无论是神还是动物，都可以被人类的意志力进行催眠。如果要捕捉一头麋鹿，猎手事前会演示一遍他所希望看到的结果——麋鹿奔跑着，然后如他所愿般跌倒；渔夫也会扮起被捕获的鱼儿在网中扭曲挣扎的动作，或者游向诱饵上钩的样子；水手们出海时会习惯性地吹起口哨，那是希望海风的到来，而一旦停止吹哨，则是风势已经足够强烈了。此外，在某些季节里，还有着类似的祈雨仪式。

    看起来，在人类早期似乎存在着两种巫术——一种能带来好运，另一种则是厄运。通过在仪式上施以法术来影响能带来好运的源头，那些古老民族将自己的幸福全部寄托于此。所以，泉眼便成为幸运的象征，所有带着愿望去参观的人，都会留下一件东西，以确保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满足欲望的动力；还有一些树木被当作好运的源头，而另一些树木则是厄运之源。因此，人们通常会采用扔石子的方法来表示避免遭遇厄运，比如，朝一座墓冢或曾经发生过灾难的地点扔石子，或者当提到一个不祥的名字或路遇一种不吉利的动物时吐唾沫。

    第37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8)

    “宗教信仰影响着我们的始终，也勾勒出我们的未来。”“它带有说辩的性质，是在人类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智力阶段，意识到这个世界实际是受到智慧控制的——那便有了神学。”凡此种种，这类假说在今天有着不小的舞台。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把它们放到现实中应用的时候，都必须受到这样那样的条件限制。即使在巴比伦和埃及那样的文明地区，最高端的宗教理念通常也是与最原始的巫术信仰和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神被认为是掌握和控制着这些“力量”，但是他们自己似乎也深受其影响。在巴比伦，能够登临万神殿之顶的主神，掌握着这世界的“命运石板”（tablets of Fate）；他引导“力量”进入特定通道，但其他年龄更老的神则通常能够创造出它们。比如，米罗达（Merodach）是众神之王，但是，他也必须同他的父亲“伟大的巫术师”依亚（Ea）配合才行。埃亚能够用火和水创造出力量。此外，在古代信仰中，我们还能找到“月亮是力量的最高源头”的说法，后来，它又被赋予诸如阴阳同体的双性神南纳（Nannar，巴比伦神话中的月神，在阿卡德语中被称为“辛”神）的神话色彩。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月亮却从未被具体化过，它永远都只是一种巫术中的坩埚，神圣却又简单。

    今天，我们可以把巫术与宗教分离开来，但是远古时代的人类不可能这样，在他们的信仰中，二者没有区别。他们将祖先的各种信仰和思想全部沿袭和继承下来。宗教所包含的各项内容在原始民族群落中都能够发现，其中巫术占据着十分显著的位置，因此，巫术中的各项要素也都能从宗教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寻到线索。看起来，这种观念上的混淆在旧石器时代似乎也存在。在我们今天看来，原始人类的思想既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也缺乏整体上的同一性。可以说，当时的人们对各种并存的甚至是矛盾的信仰一律采纳和接受。他们简直堪称最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即使是在接受了那些原本是用来代替陈旧观念的新思想之后，仍旧会继续坚持原有的信仰。

    当人类面临危急关头时，宗教思想似乎便开始萌发了。在每个原始部落中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时期，即人们不得不承认，巫术也帮不了他们：受到符咒保护的房屋照样在劫难逃；佩戴护身符的勇士一样在战场上倒下；即使在所有祈求食物的仪式上祷告一遍，一个家族或一个部落还是要面对饥荒的威胁。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不得不怀揣着信仰和勇气去面对灾难和未知的明天。正如马雷特先生（R. R. Marett）所说，“宗教就是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心态。正是得益于它的精神才使得人们的心理获得安慰……这种在所有现存宗教中都含有的精神通常是与一定的坦诚和谦逊并存的。”[17]

    这种宗教情感成为人类对于超自然意志认识的必要条件，它给人类原本脆弱的心灵带来一种对于超凡能力的模糊概念，这种想法在人类的思维中是很自然地萌生出来，它是对人类思想与情感要求的一种回应。天上的众神，或者是众神中的主神，与人类社会的构成和秩序完全一样，但却不受自然力的控制。随着这一思想的发展，人们逐渐相信好运是来自于天神，他们是人类的朋友，而厄运则来自于魔鬼，他们是人类的敌人。因此，人类有必要去赢得天神的帮助，而确保自己不受到魔鬼的侵袭。

    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却并未意识到，巫术只是一种渴望超越被自然力控制的意识。归根结底，这种信仰是源自于“整个世界都要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社会现实。可能有些人在偶而使用这些方法获得成功后便迷信它们是亘古不变的天律，但是当他们在为这些巫术为何不能总是奏效而深感困惑时，却不曾醒悟，原因其实很简单，只因他们忽略了自然规律。他们对自然力的认识是建立在那个时代的科学基础上。他们在实践中会竭力利用这些认识，就如同他们的后人利用尼亚加拉瀑布发电一样——从一种已被认识的能源中汲取能量，就像无线电通讯设备是利用从电流中获取的振动波一样。在试图解开这些自然之谜时，他们往往是无功而返，但他们通常会将这些“障眼法”运用得十分巧妙，比如，对于那些祷天祈雨的仪式，是轻易不会使用的，除非在久旱不雨，万般无奈的情势之下，才会将其昭然示众。一般说来，老谋深算的巫术师们很少去做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尝试。他们总会获得成功，不管用何种方法，只要能满足他们影响普通民众的目的即可。可以说，原始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中。人们头脑中的许多思想是不牢固的；几乎没有人不生活在那种紧张到近乎疯狂的社会秩序中。而巫术师们正是通过不断调整这种不稳定的信仰来达到种种人力难以企及的效果。对他们来说，通过催眠的办法来控制那些受伤或生病的人与其配合并非什么难事。在今天，许多原始部落中的野人都被发现出现过类似歇斯底里的症状，当然，这完全是巫术师们的“杰作”。一个有勇气单独面对一头狮子或一挺马克西姆重机枪（Maxim gun，一种老式机枪）的野人，当他一看到在一个旨在影响权力分配的可怕而神秘的仪式上兴奋地手舞足蹈的巫术师时，便可能吓得战战兢兢。

    第38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9)

    因此，当我们发现一个有着鲜明特色的神鬼信仰的独特部落时，应该可能想到，这是一个已经拥有超自然的意识，并且该意识是有别于一般概念的巫术学说的民族。当人类随着这种兴趣的日益浓厚开始用各种行动来实现这些想法时，也就产生了宗教活动。所以说，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巫术仪式，其实质却可能只是宗教内核的一种折射。实际上，很多古代民族，在进行一些驱魔活动时，都会像对待神明一样套用宗教的形式来施展巫术。正如希腊哲学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338)所说，“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好运之源的神都被冠以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头衔；而那些总是与灾难和惩罚相关联的神则要承载遭人避忌的恶名；对于前者，无论在民间庙堂还是城邦祭坛，他们都是受万众景仰俯首参拜的对象；而对于后者，无论在祈祷还是供奉的过程中，都不会有他们的位置，当然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在驱魔仪式中。”[18]在印度婆罗门的祭神仪式中，会参杂进一些法术内容，这些举动的目的是驱逐魔鬼，免得供奉给神灵的祭祀被中途截取。在埃及，祭司在供奉神的祭拜仪式中也会施展一些法术，以期对神产生影响，在巴比伦也同样如此。宗教与巫术的融合衍生出许多相互结合的活动和更为复杂的信仰体系。

    旧石器时代的民族有他们的神或魔鬼，抑或二者皆有，以及有关巫术的信仰。在他们的岩画中描绘的兽头神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有的手臂高举，如同埃及人敬神的姿态一样；有的像巴比伦神话中的半人半兽神和布须曼人中流传的兽头神一样跳起了“丰收之舞”。这种庆祝丰收的舞蹈也是巫术的一部分；舞者是一个信奉超自然主义的民族，这当然是一种宗教上的概念。

    在巴比伦，最古老的那些神与妖魔之间是不能辨别的。甚至连慈祥的埃亚也不例外，他按照魔界样式教授他的信徒们怎样建房造屋，耕种土地，制定人间法律。旧石器时代的神身上同时还兼有十分明显的半魔的特征，“破坏者”与“保护者”、“人类的敌人”与“人类的朋友”、“灾难制造者”与“祝福给予者”，这些对立的角色却恰恰都集于他们一身。

    在塑造神的过程中，早期人类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最想要什么或者最畏惧什么。象征健美与运动的神身形会如同参天大树一般伟岸，他掷起巨石来比人类抛小石子投得还远；代表爱与美的女神则完全不受世俗的约束，妩媚风骚，恣意放荡，在与其媲美者的面前极尽夸张之能，尽情展示她的娇媚柔美，她的追求者就像伊师塔的仰慕者一样多如牛毛。她们通常被描绘成丰乳肥臀的女性特征，这丝毫也不为过，因为从古至今这一直都是人们心目中完美女性的象征，当然，有时她们也被描绘成那种杨柳纤腰、曲线玲珑的女性之美，毕竟这同样也是令男性心旌摇荡的佳丽形象。总之，在当时人类的心目中，神便是超人，而女神自然也就是女超人了。

    当然，这些神的思想同样也要受到当时人类信仰的局限和影响。崇拜动物的民族，自然会相信他们的祖先是一种独特的动物，于是，他们一定会将其与半人半兽神联系起来。例如，巴比伦文明中的天神埃亚，身上就穿着远古时代的鱼皮，这在祭祀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在图腾祭仪上的祭司通常身披类似的象征部落祖先所崇拜动物的皮毛，因为这些动物是人类主要的食物；或者戴上一个面具，以此象征图腾与他们部落的合二为一。有关兽头神的另一种理论这样解释，他们是联系人类神与动物神的一个纽带；人类从一开始崇拜“巨兽”（Great Beast）逐步发展到崇拜“巨人”（Great Man），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尽力尝试从奥里尼雅克时期南欧和西欧的兽头神着手来解开这个千古之谜，而不是埃及或者巴比伦。

    克诺索斯的象牙雕塑——“跳跃者”

    复制于“雅典不列颠学院年鉴”（Annual of tis Athens），编撰委员会、麦克米伦先生（Macmillan）及其公司授权。

    第39节：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10)

    因为，对于远古时代散居各地的人类来说，早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文明之前，这种进化过程就已经在这些地区开始了，它甚至比埃及人开始土耕火种的时间还要早。这样一个漫长的文明年代为未来文明的缔造者们始终在进行着铺垫和准备，这一时期的人类将祖先对于丛林的懵懂敬畏和信仰，连同那些在第四纪冰川期之前和期间发明的装饰图案一起，被沿袭和发展下来。甚至这一时期的服饰风格也同早期的样式一脉相承：喇叭口式的裙子，蜂腰周遭悬挂的饰物，（这些特征与克里特文明联系在一起，）都在奥里尼雅克山洞中的岩画上有所展现。不过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即使是亚述人的女神造型也要早于其文明本身。一尊像埃及女神一样的伊师塔的象牙雕塑在库扬及克（Kuyunjik）被发现。“这尊塑像带有典型的埃及人的特征，” 金先生（L. . King）[19]这样写道，“先看眼睛……事实上，几乎这尊塑像的每一处特征都像是埃及人，只有一处例外——她的手势。女神手抚胸部的动作顿时昭示出她的亚洲人的特征……事实上，这的确是十分典型的西亚人的特征，后来又进一步延伸到爱琴海地区。”这一姿势同时也是奥里尼雅克时代的特征；有些脂肪臀的女子象牙雕塑也有类似的手抚胸部的动作。“现在还不能确定，”金先生继续补充道，“是否裸体女神最早可以被追溯到巴比伦、安纳托利亚或者爱琴海文明。”或许裸体女神是奥里尼雅克时期散居各地的旧石器时代民族的后裔与新石器时代初期迁至欧洲的后来移民两种文化交融后的结果。在下一章，我们将引领读者一起追溯不同地区祭拜古代女神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生活在后冰川年期的旧石器时代民族，他们与地中海沿岸最早期的居民交往并相互融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脚注

    [1]《巴比伦和亚述的宗教信仰》，莫里斯? 贾斯特罗 著，第136页。

    [2]女性胡须表明这一地区为寒带特征。另一方面，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古埃及人中“中性人”的最早证据。

    [3]见《南非内陆行记》，?J?波切尔，第二卷，第61页（1824年）；《南非土著民族》，G??斯托，第129页（1905年）；《加拿大西北地区部落报告》，英国协会代表（1889年），第837页；《古代狩猎者》，?J?索勒斯，第238页（1911年）。

    [4]《西部高地传说》，坎贝尔，第3卷，第225页。

    [5]《诺森伯兰郡史》，哈奇森，第14卷，第4页。

    [6]《南印度巫术与迷信》，第119页（1912年），《人类学学院期刊》，第19期，第56页（1890年）。

    [7]《古代民俗》，布兰德，第2卷，第333页。

    [8]《金树枝——摩法的艺术》，第1卷，第207页。弗雷泽教授给出众多这种信仰的例证。[9]《古代狩猎者》，?J?索勒斯，第235页。

    [10]尽管在石壁上绘有许多熊的图案，但是这一直被认为是它们被人类捕食的有利证据。除此之外，原始狩猎者还很可能捕食猛犸和长毛犀。

    [11]《澳大利亚中部土著部落》，第176页。

    [12]《金树枝——摩法的艺术》，第1卷，第85-88页，第3版。

    [13]《苏格兰高地及群岛的巫术与第二重视界》，J?G?坎贝尔，第46-48页（1902年）。注：这些习俗至今仍被沿用。

    [14]《巫术与物神崇拜》，A?C?哈登，第19页（伦敦，1906年）。

    [15] LArt pendant lAge du Renne.《雷恩古代垂饰艺术》。

    [16]《美国人类文化研究署1900年年度报告》，第308页（华盛顿，1900年）。

    [17]《谦卑的诞生与人类学》，第212页。

    [18]《演说》，伊索克拉底，第5卷，第117页。

    [19]《埃及考古学期刊》，第1卷，第Ⅱ部分，第107页（1914年）。

 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

    第40节：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1)

    第三章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

    克里特与旧石器时代人类——马耳他、埃及、巴勒斯坦及腓尼基的民族——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联系——法国、丹麦和不列颠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地质和民族的证据——神话传说——现代英格兰中的旧石器时代典型人种——地中海民族中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到来——克里特之蛇——女神，鸽子——女神与“野人中的女性”——克里特的“母亲”——证实泰坦女神瑞亚——作为破坏者的原始女神——英格兰的女巫黑安妮丝（Black Annis）和印度教女神黑卡莉（Black Kali）——黑、绿、黄三色的得墨忒耳（希腊神话中执掌农业、结婚、丰饶之女神）/克瑞斯（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利比亚的绿色女神奈斯（Green Neitu）与苏格兰-爱尔兰的黑女巫——埃及的狮头女神赛克美特（主司战争和破坏）——对树木和高山的崇拜——橡树、许愿柱（Maypole）及“尘埃崇拜者”（Ses）——在希腊和苏格兰的地咒（Earths）——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盖亚——凯力敕（英国传说中令冬天寒冷的妖精）与阿尔特弥斯（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风婆——女神崇拜与女性地位——创造神话的过程。

    在克里特，至今仍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头骨，尽管早就有迹象表明这里曾经存在过比中石器时代更早阶段的人类文明。因为这座岛屿曾经一度与大陆紧密相连，所以也不排除与此相关的早期人种和动物的骨骼化石被埋在爱琴海底的可能——历史上，在几个冰河时代中间隔的间冰期，这里曾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周围遍布水势澹澹的河流和郁郁葱葱的森林。这块大陆十分广袤，从北非海岸一直延伸到史前利比亚才逐渐消失。

    而在地中海岛国马耳他，人们相信这里的古代文明遗址可能比克里特更少地受到后来建筑者们的破坏，因为在这里已经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头骨。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Valetta）的博物馆中，一共陈列了十一种在哈尔?萨夫列尼（hal Saflieni）地下宫殿发掘出来的人种样本。其中有些是融合后的人种，但是有两种人具有明显的莫斯特人的特征，特别是突出的眉脊表明他们是生活在第三纪冰川期的人类。

    一颗在哈吉亚?金（a Verna）出土的一具男性骨架经测量，身长为5英尺9英寸。“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民族，”一位考古学研究者声称，“他站起来一定有6英尺高，他的颅骨厚重且比较有形，颌骨与牙齿整齐均匀，肢体有力。”[1]地中海民族中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体形纤细，中等身材。

    最早的克里特人属于地中海民族类型，但是他们中有些具有异族人才有的较宽的头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民族在这座岛上定居之前，他们便与岛上的居民进行接触，很明显，他们是来自北方的山地民族，或者旧石器时代民族的后裔。同时，在克里特岛的新石器时代的地层下面也发现了长着脂肪臀的女性雕塑。

    在埃及，在新旧两个石器时代之间并不存在裂缝。所以，不仅在王朝前的埃及人和努比亚人（Nubian）的墓穴中都发现了脂肪臀雕塑，而且不断出土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燧石证据更是表明，后来阶段的石器工艺与早期的石器制品在风格上呈现出明显的连贯性与延续性趋势，前后一脉相承。有观点认为，在巴勒莫（Palermo）发现的第一王朝时期的石器“穴居人的征服者”（Smiting of troglodytes）所展现的可能就是旧石器时代山洞民族的后代。

    第41节：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2)

    巴勒斯坦位于埃及以北，是其直通东欧的必经之路，在那里繁衍出许多人类早期阶段文明的人种。阿布维利与阿舍利时代的燧石“已经在海底平原被采集到，在耶路撒冷南部的高原数量更多，在安曼（约旦首都）以南地区数量也相当可观。另外，在位于死海和约旦境内阿克巴湾之间的古城佩特拉（Petra）以南的广袤地区也发现了一些。”引用麦卡利斯特（Macalister）教授的话说，“巴勒斯坦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民族消失了，但是，在它的邻邦法兰西，人类文明却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发展。”从地中海古国腓尼基的莫斯特人的岩洞中，已经发现典型的燧石化石以及骨器制品，其中包括骨针。马克斯?布兰肯霍恩博士（Dr. Max Blanckenhorn）认为这一地区出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时间应为公元前10，000年。在哈拉杰尔（harajel）的腓尼基人山洞里，发现了许多陶器碎片，它们“与一些灭绝的古生物的骨骼化石咫尺相隔，特别是那些长毛犀。” 考古学家在考察基色（Gezer）晚期的一些普通洞穴时收获颇丰，“表面装饰着一些简单图案或红色线条的粗糙陶器；燧石薄片，刀具以及刮削器具；磨石；可用于搭建壁炉的被磨圆的各种卵石；加热食物用的石头；投掷武器以及磨光器等等。”另外，还有“一两个用穿孔的骨器或石器制成的悬挂形护身符。”[2]

    在法国，衔接旧石器时代与后来时代最显著的纽带是克罗马尼翁人，他们首先出现在第四纪冰川期前奥里尼雅克时代的多敦河流域。这些民族“最奇特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他们都长着超长的脑袋，宽阔的脸型——也就是说，他们有着地中海人的典型特征，并且与居住在山林中的类亚美尼亚人的宽额头十分相像。在总结高理雍博士（Dr. Collignon）对于今天生活在多敦河流域的居民的研究成果时，里普利（Professor Ripley）教授说道：“我们以上描述的民族在身体特征上与人类学家掌握的另一人种十分吻合，这便是闻名于世的克罗马尼翁人，（他们）很久以前就被考古学家们证实曾经在史前时代居住在西南欧洲。”尽管与其他类型的人种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仍旧很容易被辨别出来。今天，在北非的柏柏尔人（Berbers）地区也发现了长着克罗马尼翁人式颅骨及“怪异脸型”的民族。[3]此外，在北及比利时的广大地区也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克罗马尼翁人的骨骼。施利茨博士(Dr. Schliz)通过对克罗马尼翁人曾经聚居的当代西欧的众多地区进行调查后发现，即使是较之更早的莫斯特时代的穴居民族也仍然依稀保留着几许与众不同之处。[4]长久以来，大部分苏格兰人的身高和体重一直令人类学家们感到困惑，或许是因为这是一支混杂着强烈旧石器时代特点的新石器时代民族，而在序言中提到的从格拉斯哥的墓地中获得的考古学证据则显然与此密切相关。

    在旧石器时代文化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中间漫长的过渡期的法国马斯?阿兹尔（Mas dAzil）地区，也已经发现了令世人瞩目的证据。这一阶段的文化被称作中石器时代（Azilian），它前后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在苏格兰发现的所谓的这些“中石器时代器物”却与此前在该地区发现的文明之间存在一段相当长的间隔期。克罗马尼翁人和马格德林人的行踪贯穿整个第四纪冰川期。后来随着地球气候的小幅震动，他们为了捕捉驯鹿及其他动物也随之北迁。然后，似乎也有一些游猎民族中的一部分人选择留了下来，并改换了新的生活方式。随着多敦河流域的克罗马尼翁人开始掌握驯养动物的技术，他们无疑发现自己选择的留守家园所面对的生存压力要比同时代的其他民族小得多——主要是马格德林文化中的小部分民族，包括狩猎民族和渔业民族等。

    再后来随着第四纪冰川期部分陆地的重新上升，马格德林人中的“巡游者”们得以能够将他们的足迹踏上英吉利海峡的河床地带。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驯鹿也来到了不列颠诸岛，并且到（第四纪冰川期）中期时已经在苏格兰岛上繁衍生息。在本威维斯山（Ben yvis）山坡采集到的一个雕刻着捕猎场景的鹿角古器，就指引着作者在此后不久果真发现了那片狩猎场。这个鹿角在丁沃尔（Dingwall）一家酒店的展厅里陈列了多年，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后来失踪了。根据判断，这应该是较晚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在欧洲北部高地的遗留下来的历史见证。其上雕刻的图案看起来带有马格德林人的特征。

    第42节：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3)

    詹姆斯?盖基教授（James Geikie）表示，在第四纪冰川期之后，随着地壳运动的变迁，很多生物又开始在苏格兰繁育起来。这一时期，大片土地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此前历史的陈迹都被深埋在泥煤草炭和地衣苔藓下的地层中。盖基教授还专门赋予它一个称谓，叫作“下层森林”（Loian）。此后，随着又一个冷冬期的到来，冰川层再次从山地向下扩展，甚至有些地方的冰层直至延伸到海边，触到海水后才会融化。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这片森林自然也不可能幸免，郁郁葱葱的参天巨树最终全都“零落成泥碾作尘”，进而化为泥煤，见证着此后到来的每一个越来越冷的寒冬，以及每一个越来越短暂、越来越潮湿的夏季。与此同时，这片大陆也开始下沉，周围的海平面又上升了45至50英尺。接着，是另一个间冰期的到来，在此期间，森林再度繁茂起来。这在盖基教授的理论中，称之为“上层森林”（Upper Forestian）时代。如此往复，周而复始，直至地球上最近一次冰川期的到来，伴随着冰川面积的逐步缩小和地区化，陆地在几次冰河时代中的起落沉浮，后来的泥煤地床也层层覆盖在前一时代沉陷的森林之上。至此，当大陆再次“拔地而起”、全球气候逐渐转暖之时，我们今天这一时代也便宣告到来了。

    此外，在苏格兰亦发现有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痕迹。[5]在可以俯瞰整个奥班（Oban）地区的麦克阿瑟山洞（Macartirling），同样的捕鲸叉也曾在一段时间内用于捕捉到近海喷水的鲸鱼。在后来对布莱克岛（Black Isle）的罗斯玛基（Rosemarkie）的洞穴居民进行的一次考古挖掘中，也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骨器和其他器具，以及一些人类遗迹，其中包括一个巨大的火炉——它由圆石底座堆砌而成，中间留有笔直的烟道，侧壁的石块都已被熏黑——就是这样一座庞然大物被置于一片空地之上。这个山洞大约位于今天的陆地上海拔15英尺的高度。

    将这些岩洞与其他主要居住在旧时海岸线山脊的早期人类联系起来的是贝陵（Schen middens）一样，都被认为是从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混血儿。当新石器时代最初的地中海民族中的先驱者登上这片岛屿，他们遇到了盖尔人民间传说中提到的穴居民族，并与他们进行了融合。[7]

    “很有可能，”詹姆斯?盖基教授这样说道，“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从比利牛斯山（Pyrenean）地区消失之前，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南部欧洲出现，这两类人种很可能在这一地区有过接触。”今天，大部分考古学家已经放弃了原来的裂缝理论（us t Munro）博士指出，他在对欧洲地区最近的相关证据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表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在延续性上并不存在中间的断档，”并且他也接受基思（Keith）博士的观点，“在今天的不列颠民族中，就像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一样，仍然十分普遍地保留着旧石器时代民族的血统。”[8]基思博士在英格兰的很多地区都发现留有大量旧石器时代“河床”民族的典型特征。

    在欧洲的很多地方，都留下新石器时代的民族与旧石器时代民族的残余者接触过的痕迹，其中尤以分布甚广的地中海民族（或者称作棕色民族）为突出代表。他们中等身高，长脑袋，又高又窄的额头，优雅的面庞，黑黑的眼睛和头发，苗条的身材。他们浅黑的肤色表明具有这种特点的地区应该在北非海岸。有些人类学者倾向于这种观点，即这一血统民族的发源地应该在东非的索马里兰（Somaliland）——非洲文明的摇篮，那里就如同阿拉伯半岛一样，永远孕育和承载着超常负荷的大量人口。在埃及，他们在人类历史揭开近代文明之前的更早时候就已经采用了农业生活模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时常会出现周期性的移民潮，当然这一民族也不例外，大量的移民向西向东涌出，一路沿着海岸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穿过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进入到欧洲腹地。同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们遍及到欧洲的南部、中部和西部，以及不列颠群岛。很有可能，他们在穿越了苏格兰之后，又来到爱尔兰。他们的墓葬习惯表明，他们的宗教信仰伴随着这种“民族性的大迁徙”也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发展历程。欧洲和非洲的新石器时代墓穴有着十分相似的建筑轮廓，而其中所葬的大多数髅骨也都呈现出人种类型上的极其相似。“实在是太惊人了，”艾略特?史密斯教授（Elliot Smith）对此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不列颠诸岛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民族与地中海民族之间存在十分相像的亲族特征，而就人种整体上的身型而言，他们无论是与古代还是近现代的埃及和东部非洲民族相比，也都极为相似。从对远古时代不列颠早期人种骨骼的描述中，我们也能发现其与索马里兰的居民几乎在所有实质内容上都保持一致。”[9]

    第43节：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4)

    那种对于他们向旧石器时代欧洲的狩猎民族和渔民发动种族灭绝战争，从而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假想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的游牧及田园式的生活方式能够确保他们过更大规模的群体生活，所以，在这样一个更小的区域中显然要比那些必须依赖不断向野外扩展生存空间的旧石器时代狩猎民族更容易获得繁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从未超越过客罗马尼翁人时代的多敦河流域的民族。很有可能，在西欧地区和不列颠诸岛，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民族融合在一起。罗伯特?芒罗博士提出，后者在当时就已经沦为农业民族的附庸和苦劳力。

    克里特的蛇女神

    约翰?邓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附属会员)绘

    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众多民族一样，新石器时代的民族也是对女神的崇拜者。他们信奉“大母神”缔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众神、魔鬼和凡间人种。处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中的各个国家仍然延续着他们早先的信仰，这一点我们从发现的散落于各地的处在同一文明水平的普通民族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出现“大母神”的概念而得以确认。一般看来，居住在那些相对隔绝地区的原始人类的观念，因为其生活环境和习惯更少受到干扰和阻断，而更不容易被改变。

    在克里特，有三种突出的女神形态——蛇女神、鸽女神和“百兽夫人”，这些形式可能与最初的神，或者说是与一组将母亲和女儿合成后的形象有所差异。正如在埃及和巴比伦一样，在这里也发现有一位女神趋于吸收了所有其他众神的品性特征。母性神可能被假定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区展现女性的不同形态的一种浓缩形式，她是地区性祭以发展的结果之一，着重突出了最初的神的某一具体形式。但是，毫无疑问，母性神的概念应该是为克里特人信仰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位伟大的女神被描绘成穿着一条镶边齐腰长裙，腰际绕着一条扣口腰带（详见第六章）。整个上身裸露，乳房十分丰满。她有时立于一座山顶，身边由两头雄狮守护；有时则会端坐在树丛边。除了那些狮子以外，常伴她左右的动物还包括野山羊、带角的绵羊、公牛、红鹿、蛇以及鸽子；在所有与她密切相关的象征性符号中，包括公牛角、双斧、神柱、新月和权杖。这些器物显然表明她是负责掌管死亡、战争、丰饶以及狩猎的女神。人们将祭祀给她的供奉物摆放在一个被认为是她居住的山洞中。

    需要指出的是，当初在这位古代神刚被人们创造出来的时候，基本同其他神一样，并未被赋予如此富有魅力的性格。比如，我们对她的认识就绝不仅仅只限于那具个性十足的希腊雕塑。人们相信她的身份就等同于泰坦女神瑞亚（Ra）、农神得墨忒耳（Demeter）、天后赫拉（hera）、冥王哈得斯（hades）、海神波塞冬（Poseidon）及大神宙斯（Zeus）的母亲。在古希腊雕刻家菲迪亚斯（Phidias）的刻刀下，她便被描绘成一位慈祥和蔼、威严高贵、温柔可亲、美貌端庄的母亲。最初的大母神完全是一付万人敬仰、普度众生的形象，苍生百姓对她无不充满着敬畏的感情。一言以蔽之，她就是定夺凡界生灵生死命运的天数，她既能一手遮天、酿造灾难，也能福荫天下、济世苍生。而这一切，都与陪伴她左右的骇人的雄狮、阴冷的巨蟒、温顺的鸽子和灵逸的奔鹿。此外，她还会时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另一面——骄奢淫逸、放浪形骸，俨然一付风骚荡妇的嘴脸。与巴比伦神话中的女神伊师塔一样——她曾一度是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情人，但随后又投入他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怀抱，大母神在情感方面也表现出像风一样的薄情寡性、轻浮多变。正因如此，她才更加名噪天下，当她绝情绝意之时，盛怒之下爆发出的威力足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当她对苍生的慈悲心肠全部化为乌有，便会出现下面的一幕——

    俯视滚滚红尘，

    满眼皆是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瘟疫肆虐、地动天摇，山呼海啸、烟笼尘嚣，

    第44节：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5)

    四面挥戈，烈焰屠城，折戟沉舟，万民合手。

    在希腊神话中，各种民族的信仰元素都被融汇到一起，野蛮人的原始习惯经过哲学思辨的升华后彻底改头换面，从而得以将一个文明时代的璀璨文化传承千载。尽管如此，但诗人和艺术家们却从来不会从根本上抹灭它质朴的原始风骨。现在，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不会再把克洛诺斯（Cronus，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神，传与瑞亚结合，生下宙斯）的野性与阿尔忒弥斯（Artemis，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的愤怒当成一种纯粹的象征主义——他们的每一次怒火都会毁灭一位美丽的少女，很显然，它们只是建立在自然现象基础上的民间神话，而非古人对于“过往所有不幸的、难以企及的事物”（即原始民族在许多祭拜仪式上供奉某位嗜杀成性的神的活动）的一种反映。

    对于大部分古代欧洲民族来说，他们在原始膜拜中的神都是不可战胜和永恒不灭的，直到后来随着异教的兴起，才给人们留下一些黑色的记忆。比如，爱尔兰的神克劳姆?克鲁埃奇（Cromm Cruaich）就曾因在其自己的金像前亵渎圣徒，而留下极其不光彩的一页，有诗为证——

    《天国的罪恶》

    这是多么的悲哀和危险，

    他们竟要亲手扼杀自己可怜的儿女，

    将子孙后代的鲜血喷溅在克劳姆?克鲁埃奇的四周。

    《挤奶与撒盐》

    人们拼命跪地祷饶，

    只求换得三分之一的苟活，

    除了无耻的恫吓，他还剩下些什么。[10]

    同时，古代欧洲的母性神在民间传说中还有另一重不光彩的形象——被当成吃小孩的魔鬼。比如在英格兰的传说中，她就是一个生性残暴的魔鬼。在爱尔兰东部的莱斯特郡（Leicesters Anna）的传说版本。在近代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最早提及她的是十八世纪的下面这篇文章：“那些经常或部分地与她相关的土地都被称作是‘黑安妮丝的园庭小路’。”

    但是，绝不能就此论断，黑安妮丝只是到了近代才被引入到这些地方的。看起来，她就如同与她名字相关的其他传统一样，是一件伟大的古物。再缜密的科学方法也不可能准确无误地划定类似的这些保留至今的传统和信仰的形成年代，而且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那些偏僻的荒郊地区，即使是作为文明中心的都市和那些曾经的文化胜地，在经历过许多个世纪的基督教精神的教化后，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些传统和信仰确实已经存在了很久，那么尽管在此后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中饱受诸如教堂、印刷物和学校的影响，但其仍然顽强有如花丛中的杂草，历经沧桑岁月的洗礼与荡涤，超然浩劫以苟生，混隐于野而不灭。或许有人会问，“它们在被世俗诟病为文明社会的垃圾之前是否也有过曾经的繁荣呢？”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在这些岛上，有很多传统和信仰是从最早期的居民那里传承下来的，而他们又是在某个遥远的间冰期时代将这些从欧洲大陆带到这些岛屿的，在石器时代的晚期，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时至今日仍被人们随身佩带的许多护身符、吉祥物的原型也就是在那期间诞生的，比如今天经常被人们挂在表链上的幸运猪，装饰在汽车和飞机机身上的吉祥物等等，这些习惯自古以来就有，只不过当时的装饰对象是用树干掏空的小船而已。

    所以，我们丝毫不必诧异为何古代女神能在今天的莱斯特地区仍旧“香火不断”。这座城市的名字本身就带有浓烈的古朴韵味。在被称作里尔（Llyr）——不列颠的海神后，[11]它甚至成为莎士比亚由此创作的最为著名的剧作之一—《李尔王》（King Lear）。英国十二世纪蒙默思郡（Monmouter）。”[12]

    第45节：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6)

    黑安妮丝的园亭是位于丹尼山（Dane hills）顶的一处洞窟，[13]它已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埋没。在岩洞上方，长出了一棵橡树，蓬勃丛生的枝杈好像故意将女巫掩藏起来，以便她出其不意地捕获猎物——尤其是孩子。当地一位诗人曾经写下一首不朽的诗句，来描述女巫和她的山洞：

    一株橡树，山涧丛中突兀而出，

    枝杈招展，直掩乱石岗上一洞窟，

    杂草丛生，荆棘密布，

    神秘之洞无人敢入。

    这里的黑安妮丝“唯己独尊，统治着方圆这片死亡与神奇之地。”每当牧羊人丢失了羊羔、母亲们不见了自己的孩子，便会担心是黑安妮丝所为。据当地一位诗人讲述，在上一代的孩子们中，那些“到过丹尼山的人都确信黑安妮丝就守候在那里，把那些进入到她庭园里的猎物抓住。”

    “常常是少女闻之色变，母亲为之颠狂。”

    这位诗人留下了下面这样一段关于女巫的引人注目的描述——

    “世人皆传，凡界之人闻之无不丧胆，

    但见黑安妮丝两眼如炬，凶神恶煞，嗜血如命；

    张牙舞爪，血肉横飞，貌似蓝靛。

    时而化身纤腰娇娘，荡妇淫娃，

    可怜无数痴人命丧黄泉、血尽皮枯。”[14]

    看起来，她与盖尔人传说中的“黄穆里耶蒂希（Yelloeach）”颇为相似：

    她面似蓝靛，通体煤光，

    血腥满身，齿红如锈，

    目似深潭，直刺骨髓，

    睛转如电，寒星划空。[15]

    此外，还有另一篇对她的描述：

    叫人不寒而栗的鬼蜮威名，

    那便是红皮“白鬃”的穆里耶蒂希。

    她的面如炭青，

    她的颚齿血红；

    她头生独眼，目光滞弱，

    但致命一击却比鲭鱼追捕猎物更迅捷。

    她头上遍布灰黑刚毛，

    有如霜降前夕的丛草。

    但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女巫却与身披人皮的黑安妮丝相去甚远——

    奥斯卡（Oscar）身着一袭镶边长裙，

    摘下那些倒霉蛋的喉结。

    同时，她还有一条与阿芙罗狄蒂（Ape）一样的腰带。[16]在印度，也有一位性情凶猛的女神，她与莱斯特的安妮丝十分相似。她的名字叫作黑卡利（Black Kali）。与奥里尼雅克和布须曼人的女神一样，她也通常被描绘成翩翩起舞的丰饶女神。现代艺术家们赋予了她正常人的眼睛，但仍旧保留了她原始的额头眼。她颈戴一串骷髅头，腰带上挂着人手和人皮。这就是传说中的卡利——浑身上下满是血腥——地女神的又一形象；而她的另一种形象则是雅格德高丽（Jagadgauri），一个黄皮肤的女人。但是，作为象征爱与丰饶的女神，也有着形象，比如美丽的吉祥女神拉克什米（Lakshmi）和斯莉（Sri），此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战争女神杜尔加（Durga）。[17]希腊女神得墨忒耳在费加里亚（Phigalia，详见第八章）是黑色皮肤，但有关她的古代黑色雕塑，在保萨尼亚斯的时代已经只剩下一抹残留的记忆。毫无疑问，随着“旧时代的远去，老习俗的变革”，对地女神的膜拜连同其仪式一起都已经被世人所遗弃。但在人类残存的记忆中，黑色得墨忒耳仍旧是年轻的谷物女神珀尔塞福涅（宙斯侄女，被冥王劫持娶为冥后）的母亲。此外，还有“绿色得墨忒耳”，是指绿色的谷物；“黄色得墨忒耳”，专指成熟后的庄稼。正如罗马女神克瑞斯被人类认作谷神一样，得墨忒耳同样也被视作上天赐予人间的礼物。[18]

    利比亚女神奈斯也很有“特色”，她被描绘为长着一副绿色面孔。她的形象被与很多事物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梭子”或霹雳，丰饶与弓箭，闪电、雨以以及战争。在巴比伦，许多神和女神都是以魔鬼的形式出现在诗文中的符咒上，这其中，拉巴图“Labartu”（闪语称蒂默“Dimme”）就是一个女性魔鬼。她与英格兰的安妮丝及苏格兰-爱尔兰的穆里耶蒂希十分相似，这位原始女神经常出没于山林与沼泽地，专门攻击那些没有在脖子上佩戴护身符的迷途的孩子，把他们吃掉。在埃及，也有这样一位破坏之神——赛克美特-哈索尔（Sek-hor，古代埃及司生育、繁殖及爱的女神）将埃及后来的所有女神都赋予了人性，这在菲莱岛（Philae，埃及北部）的一部古籍中有所提及——

    第46节：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7)

    她既如芭斯（Bast，猫女神）特般温柔，

    又似赛克美特一样面目可怖。[19]

    关于克里特的大母神与树和山之间的联系，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更加详尽的介绍。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指出，那个被描述为魔鬼的英格兰女巫黑安妮丝，既是一棵树也是一个洞仙。在考古学上的狩猎年代，小孩子可能会被当作供品继嗣给这个女巫，正如进入农业时期的爱尔兰人对女巫克劳姆?克鲁埃奇所做的一样，以此换得生存必需的牛奶和谷物。在爱尔兰东部莱斯特郡，橡树被人们认为是女神栖息之所，因而备受世人侧目。在查恩伍德森林，“科普特人（古埃及人之后裔）橡树”被当成是“旧时古人幽会之所”。长期以来，在历代诗文中，这片树林都被描写成是一块“情人眷属托身铭誓的圣地（普通人的集会地），新人们将在那里正式步入婚姻殿堂，庄严宣誓。”无独有偶，在苏格兰高地说盖尔语的民族中，也有一块类似的空地，只是人们把这里当作审判的集会地。同样地，我们在莱斯特郡的“情人山”（swains one）。“皇家橡树日”（Royal Oak Day ，5月29日）对于莱斯特郡的孩子们来说，便是“五月节”。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通常有一种用橡树制成的五月柱（为庆祝五朔节），人们把它作为权力、公正以及丰饶的象征。一位作者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曾经写道，“五月柱是在五朔节期间，对于公众而言最高权威的司法审判规格。在五朔节到来时，人们都会聚集到五月柱所在的广场，听取对王公贵族们的审判过程，直至他们被裁决废黜或受罚。”

    每当那株被挑选出来的“五月柱”从森林中搬运出来时，青年男女们便会齐声唱诵：“我们已将夏天请到家”。[20]在年轻人当中，有一种十分盛行的游戏，即头戴鹿角装扮成冬季和春季进行战斗。一位十七世纪的作家曾经说过，“一队年轻人在五朔节的清晨，趁天光破晓之前敲锣打鼓走入乡村，以迎接五月柱回家，随即引得附近的居民惶恐不安，误以为是有敌人入侵他们的家园进行洗劫。在把这根柱子带回家竖立起来后，人们便开始举杯庆祝，直至喝得酩酊大醉方才尽兴。”[21]五月柱传统与在橡树下举行婚典的习惯显然是古人树崇拜的遗痕。或许克里特女神在人间的代表，也是在丰饶与生长的季节里，坐在象征权力的树木下面，像五月女王一样发号施令，主持共道。

    在苏格兰，也有类似的“圣坛”，某些教会领地被发现在古代与一些宗教巫术仪式有所关联。[22]盘桓蜿蜒的小径通向流水的源头与突兀的山丘，这也许便是神话国度中“路权”的遗留。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以土而誓”的习惯也曾盛行一时。在盖尔人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与此有关，每当群雄集聚，歃血为盟，发誓要为他们中受人侮辱与伤害的成员复仇时，英雄们便会“捏一撮土向天而誓，口中大喊‘复仇’二字。”进而，他们也影响到与地母女神有关的一种仪式。“在希腊的公众中最流行的一种起誓形式是，当一种协议签定完毕，或者一个联盟形成之后，祷念大神宙斯、太阳神赫利俄斯以及地母盖亚的符咒。” 法尼尔博士（Dr. Farnell）这样写道，“并且毫无疑问，”他继续补充说，“世界上最早的誓言形式都是来自于某些原始的宗教团体，人们总是习惯将自己与神的力量联系在一起。”[23]

    地母盖亚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古代神的形象，有时她还会以巨蛇的形式出现。她是泰坦巨神（titans）、独眼神赛克罗普斯（Cyclopes）以及百臂巨人赫卡同刻伊瑞斯（oncheires）的母亲。与此相似，苏格兰—爱尔兰传说中的女巫“卡利”、“灰眉毛”、“穆里耶蒂希”等也都是巨人族的母亲，她们都长着十分怪异的相貌，并成为神界、凡界在战争中的领袖。人们祭祀给盖亚的供奉是一只黑羊羔。而同样享受供品的还有卡利，经常摆放在她面前的是黑野猪或绿野猪，这些都是民间传说中英雄们的猎物。

    第47节：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8)

    由于地母是人们起誓的对象，所以人类当初一定是将她设想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并进而形成一种具体的形象。瑞亚、得墨忒耳、阿耳特弥斯（Artemis，月神与狩猎女神），以及其他神，都可能是她在不同季节中的表现形式。

    在长着青面獠牙、血盆大口的卡利身上，人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带有另一位女巫穆里耶蒂希的痕迹，这其实便是由于当时恶劣的海洋与陆地气候所致。在以山林为主的狩猎时代，她被描绘成不停游荡于深山中的神，跟随于牧群和野兽们的身后，这其中包括驯鹿、山羊以及野猪。在她的右手握着一把锤子或魔杖，正如骑于狮身、立于山颠的巨人克里特女神一样。当竖立满地的巨石受到魔杖的点击，便立即变为巨人武士，全副武装地准备投入战斗。除此之外，卡利还作为丰饶和权力的象征，化身为一块海边的巨石，驻足眺望海面上的一举一动。进而，她还被与河流、湖泊以及顺流而下的泉源联系起来。

    根据一则民间故事记载，这个女巫“早在很久以前的世界就已经存在”，她不仅是巨人族的母亲，而且也是人类不同部落的共同祖先。在爱尔兰，她以较早时期的丹努神（Danu）的身份出现——也就是后来的丹努神和丹努人的母亲；而另一个山林女巫——阿努（Anu），则与以双胞胎小山命名的女神（the Paps of Anu）联系在一起，在当地，她是以掌管生育力、牛和繁荣而著称的女神。“作为一位古老的生育女神，她接连在七个时代生儿育女”,昆诺?梅尔教授（Kuno Meyer）这样写道，“以至于曾经与她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所有人先后都老去、死去了，她的孙子、曾孙的队伍在不断壮大，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支人类部落和民族。”[24]在许多故事中，都有这样的描述，在遇到一位大英雄以前，她一直是个令人生厌的女巫，然而当那一刻到来，瞬间她变为一位温柔美丽的少女。

    作为山中百兽的守护神，卡利很像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其勃朗宁式的风格，颇有几分希腊诗人的韵味，超然、质朴、完美、理想主义……完全剥去她野性的一面。

    我从地狱中解脱，用栅栏为苍生筑起安宁，

    我在地球之巅，荫庇万物生灵，

    每一条受孕的黄狼和母狐，

    都会受到我的保佑与爱护，

    每窝羽翼未丰、嗷嗷待哺的幼雏，

    都会得到母亲温暖的照顾，

    而所有的天堂之爱，

    皆来自这片绿色的幽冥之地。

    阿耳特弥斯间或也会以野兔、红雌鹿或熊的形式现身。作为狩猎女神，她常常被描绘成端骑于牡鹿之背或者手持弓箭、头戴兽头站在山坡的形象。人类对她的祭祀由来已久，随着历史的沉淀，逐渐形成了有关于她的各种神话，而祭品也由原始的野兽变为漂亮的姑娘和英俊的小伙。在斯巴达人祭拜阿耳特弥斯的仪式上，小伙子们便要经受鞭打，并在身上喷洒鲜血。在希腊神话中，作为掌管风的女神，当阿伽门农（Agamemnon）的舰队在奥里斯（Aulis）集结完毕，准备大举攻打特洛伊时，她要求将他的女儿作为祭品。在苏格兰-爱尔兰的神话中，卡利也是掌管风的女神，她指挥着一众魔女在阿尔卑斯上南麓的蒂罗尔（tyrol）山脉呼风唤雨。而在希腊神话中，阿耳特弥斯则时常出没于厄瑞曼色斯山（Erymantaygetus）以及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的拉哥尼亚（Laconia）境内的埃罗塔斯河谷（Eurotas）。而在流传至今的希腊神话中，正是在克里特岛，她亲手杀死了巨人奥利安（Orion）——罪名只因他不该爱上自己。

    遍翻各民族的古代神话，你会惊奇地发现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女神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印度、爱尔兰，还是整个埃及，莫不如此。尽管她与地中海民族（or Broherland）的提法。

    第48节：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9)

    作为母神，尽管形式各异，但是她总能反映出那些崇拜她的民族的生活习惯与文明程度。很有可能，正是由于在宗教活动中女性至上的法则，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在崇拜女性神的民族中，对女性的尊重程度明显高于那些崇拜男性神的民族。J. R. 霍尔先生（J. R.  ory in t）中，在谈到克里特女性的社会地位时，这样说道，“可以肯定的是，她们比其他任何古代文明中的女性都享有更大程度的与男性的平等……我们从克诺索斯（Knossos）的壁画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我们用社会的概念去衡量，那里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绝对是一种开放而自由的关系，在米诺斯宫廷中，这种平等的地位展露无遗，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这方面的文明程度完全可以和我们今天的社会相提并论。”在评论女性的社会地位时，凯撒曾经谈到，在古代英国的某些地方，（女子的地位）曾经盛极一时。在苏格兰的皮克特人（Picts，古代部落，居住在英格兰）中，家族血统是以女方族谱计算，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埃及和一些南欧国家的皇室家庭中。很有可能，在奥里尼雅克时期，许多部落或多或少都受过这种女性至上文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突出体现在巫术与宗教仪式过程中。事实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类学家并不在少数，比如瑞士学者巴霍芬（Bachofen）就指出，女性在原始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其影响远比男性要大得多。“无论如何，”他解释说，“性别问题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宗教之谜与此息息相关，母性作为一个重要元素被与某些神结合起来。”[25]从一些民间传说中收集而来的证据表明，正是由女性负责训练年轻猎手和武士们的尚武之力、搏击之术的。当年在爱尔兰英雄库楚林造访奥尔本（Alban），完成其军事“学业”之时，他是由一位亚马逊女战士进行最后的测试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说中奥丁神的女儿布琳希尔德（Brynhild），就如同德国著名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中的女英雄布伦希尔特（Brunhild）一样，骁勇善战，无人能敌。

    本章中大量证据都是用来着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对待克里特和王朝前的希腊神话中的神时，必须要从可追溯到的人类历史文化积淀的各种神话传说中寻求人类最初的思想模式。在制造神话的过程中，许多影响便应运而生。但此后所发生的每一段历史，都必须与人类在一个新环境下的生活中所获取的经历结合起来。人类文明在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宗教信仰的时代特征。当旧有的原始行为被抛弃，神话自然也要随之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变革，例如，被阿伽门农献给阿耳特弥斯作为祭品的无辜女孩伊菲革涅亚（Iphigenia）后来就被一头牡鹿所替代，这皆因与另一段神话的诞生有关，即在阿耳特弥斯在带她升上云霄之后，决定让其成为祭司。在祭祀中，人们供奉祭品的习惯也在不断改变，从最初的同族牺牲到后来的异族牺牲，很可能是随着人们在情感上的爱憎转化而最终完成转变的。

    在下一章节中，将向读者展示人类是如何通过对古代神话的研究进而实现对克里特与爱琴文明古遗址的发现的，这使得我们今天重现两千多年前的史前希腊文明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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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注

    [1]《马耳他与地中海民族》，R. N. 布拉德利，第72页。

    [2]《巴勒斯坦文明史》，第9页。

    [3]《欧洲民族》，第172页。

    [4]《人类学考古》，第351卷，第239页。

    [5]旧石器时代早期民族部分见《石器时代的英国北部及爱尔兰》，雷夫?弗雷德里克?史密斯（伦敦）

 谢里曼的发现

    第49节：谢里曼的发现(1)

    第四章神话传说中的历史——谢里曼的发现

    希腊人与皮发斯基族——民间传说的证据——爱琴文明中的克里特起源：修西得底斯——关于太阳的神话学说——两位太阳神：阿基里斯与奥德修斯——雅利安人与?——特洛伊战争与吠陀神话——谢里曼对传统的信仰——他生命中的故事——童年时挖掘特洛伊的决定——他如何变为商界王子——位于希萨利克的特洛伊（今土耳其境内）——早期的发现——最初的宝藏——土耳其官员们的烦恼——在希腊的挖掘——在提林斯的工作——希腊的巨石城墙——巨人的传说与仙女工匠——希泰族人建筑方法——在迈锡尼的挖掘——狮门——拉姆齐在佛里吉亚（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的发现——富庶的迈锡尼墓葬——“阿伽门农之墓”——一封著名电报——后期挖掘——谢里曼对克里特的探索计划——著名发掘者之死。

    从欧洲上一代学者对史前希腊文明的了解情况来看，他们对此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甚至多数人持怀疑态度。希腊历史给人类记忆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史诗般的英雄时代。在罗马人描述他们眼中的希腊时，通常会从这些历史讲起——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在希腊周围有许多城邦——如阿提卡、阿卡狄亚、亚该亚等等——在当时，希腊（us)这些千里之外的古城也都成为希腊城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人们也意识到，后人所说的希腊人并非是指最早在希腊生活的居民。在入侵者占据这片国土之前，这里的居民原本是两支截然分开的不同的“野蛮人的部落”，其中包括贝拉斯基族（史前居住在希腊、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的一个民族）及他们的同类考寇涅斯人（Caucones）和列列该斯人（Leleges）。在众多学者中，瑟尔沃尔（totle）曾经以此来证明位于伊庇鲁斯(Epirus)地区的古镇多多纳 (Dodona)就是希腊人最初的王权中心，他们在大约公元前1384年左右首先出现在塞萨利（希腊东部一地区）。今天的人们相信，正是这些希腊人的征服者创建了以后希腊文明的根基。

    此外，格罗特（Grote，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则倾向于接受另一种理论，他认为希腊文明是原本就生活在希腊的土著居民皮发斯基族人建立的本土文化。他说，“贯穿整个希腊历史，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融汇了各种因素的希腊文化，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始于……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或者还要包括之前更早的一些因素，这样一个合成体随着历史的积淀而逐渐凝聚成型，并不断调整改进，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它们的渊源了。事实上，对于古代希腊各地的居民也有着许多推断——诸如贝拉斯基族（Pelasgi）、列列该斯人（Leleges）、库莱特斯人（Kuretes）、考克尼斯人（Kaukones）、艾奥尼斯人（Aones）、泰米克斯人（temmikes）、海安蒂斯人（es）、泰尔奇尼斯人（telcelebo?）、埃菲利人（Ephyri）、弗莱基阿伊人（Phlegy?）等等。但这些都是仅仅属于传说的范畴，而不属于希腊编史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从各式各样相互矛盾的传说中萃取希腊历史的范畴——他们将过往历史中的许多线索联系起来，穿起一段假想的历史，所以有时单从一些个别历史现象看来，很难令人理解。这些假定的名字或许是一些真实的民族，但是我们对此的了解也仅此而已。以人类目前的智慧，还有相当多的不解之谜，比如这些民族存在的年代，他们居民人数的多少，活动的范围及其性格特点；我们同样尚不能知晓的还有，这些被冠以希腊人或对希腊人产生影响的民族距离真正的希腊人到底有多远，尽管我们一直以来都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并非这个国家最初的居民，但却是我们从所有可接受的证据中最先了解的民族。”持审慎态度的历史学家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在今天不同的考古学家以各种方式将皮发斯基族应用到他们的理论中时，关于他们的身份应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有说法称皮发斯基族人是地中海民族中的爱琴人（?geans），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他们是史前入侵希腊民族中较晚期的征服者。格罗特认为，在希腊历史的早期，几乎所有镇区的居民都说着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1]但是，他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野蛮人”与希腊语中的这个词汇含义并不相同，“它与厌恶的情感有关，”尽管这个词的起源确实如此。“希腊人，”他解释说，“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对于从外地后迁入的居民一概而论的贬斥，不管他们的性格是否温顺，也不管他们的文明程度到底如何。”换言之，所有非希腊人，用中国人惯用的说法就是“洋鬼子”。

    第50节：谢里曼的发现(2)

    因此，相比较格罗特而言，更多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不能单凭宗源来为那些希腊民族的传统作出定论，除非他们坦诚自己是来自于“东方”，宣称自己是与赫楞（hus），他的儿子阿卡俄斯（Ach?us）和伊翁（Ion），则分别是阿卡亚人（Ach?ans）与爱奥尼亚人（Ionians）的祖先。

    在世界的第四赫西奥德时代之后，也就是从早期希腊定居者的沦落到特洛伊城的陷落这段时期被称作英雄时代，或者叫荷马时代，这段时期的文明在伟大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都有十分详细的描述。

    在对待史前时期的问题上，历史学界一直存在分歧。瑟尔沃尔的观点是倾向于从民间传说中寻找线索，解决古代历史中的问题。但格罗特则明显对此持怀疑态度。“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我的观点，那就是terra Incognita（拉丁语：未知的土地）”，对此他这样说道，“在他（瑟尔沃尔）看来，只要站在一个固定的点上，每一块土地都能尽收眼底，但事实是，他所描绘的地图上几乎都是未被确定的地点，所以这与信口空谈毫无二致。”[2]在对待特洛伊战争的态度上，他这样宣称，“尽管从文字表面它无懈可击，被虔敬的人们奉若经典，在希腊学家们对过往的恢宏描述中屡屡提及，但若以现代质问的眼光看来，其本质仍只能算是一则普通的传说，仅此而已。”他对到底是否曾经发生过这场战争的回答是，“其可能性当然不能被否认，但同样也不能肯定它就一定是事实。”[3]那些“事后诸葛”们可能又会对格罗特嗤之以鼻，但我们必须铭记他曾写过的一句话，当人们对古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知之甚少时，那些来自正统作家和圣经上的资料便成为人们评判的惟一准则。但是，他也认为，即使这些神话不具有历史价值，在心理学方面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对此他写道：“在这对待神话的态度上，完全是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而且只有两种，它们是公开的：要么将所有的神话统统忽略，这是现代历史学家处理旧时英国荒诞故事的典型态度；要么千篇一律将它们捧上天；很显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对于每个具体情况，应该区别对待，充分认识和考虑它们的实质内容，而绝不能一概而论，将它们与正常的、业已明了的历史混为一谈。在涉及希腊神话时，尤其要注意尽量避免过分追捧第二种方法，我们应当充分考虑构成人类思想史上重要一章的希腊式思维，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人类惯常性的思维。”[4]但是，他也并不赞同那些将荷马式的图景描绘一概视为编造的故事的态度。事实上，与其他人一样，他也从这些史诗中提取相关的诸如早期希腊人生活习惯和方式等信息，尽管他认为“这并非是出于历史方面的因素”。

    人们通常认为，在希腊那些相对规模较小的城邦是受世袭首领们的统治，而他们的统治权威也主要是取决于军事贵族的力量大小。“强取豪夺的海盗行径成为人人效仿的通行准则，”正如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战争是贵族骨子中崇尚的乐趣。”某些研究修西得底斯（thucydides）的权威历史学家将这种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5]，他们认为，希腊文明的起点可能始于克里特的米诺斯王朝时期，当时，米诺斯王的军队肃清了爱琴海上的海盗。另一方面，格罗特并不相信米诺斯神话具有任何历史真实性。他写道，“我们现在所有的猜想都是来自于对史上雅典海上帝国的类推，用传说中的事件来替代它们，并附上米诺斯的名字。”[6]

    第51节：谢里曼的发现(3)

    我们不必惊讶，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所谓的“不信的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很可能就是神话传说演变的结果。格罗特认为，如果他继续用审慎的态度考察特洛伊和底比斯故事的历史原型，那么他将不得不去解决类似的诸如“克里特的宙斯、得洛斯岛的阿波罗与阿耳特弥斯（位于爱琴海中，据传为阿波罗与阿耳特弥斯的诞生地）以及赫耳墨斯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问题。那么，是否我们应该再仔细推敲一下希腊神话中其他众神的原型呢？比如阿基里斯，尽管他是一位掌控着超自然能力的天神，还有柏勒罗丰（Belleropheseus）以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宙斯之子），他们是否也应受到客观的分析呢？”

    随着新兴科学“比较神话学”的异军突起——最初时，它主要是建立在语言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它开始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众多研究古典历史的学生对此更是乐此不疲——在他们的理论中，古典传说只是远古时代宗教神话的历史继承和展现，只是神话中的神与女神被转化为人类的英雄与女英雄而已。有一种主张认为，“在希腊神话中，每种不同的自然现象都有许多不同的名字，因为一些简单的自然力已经被具体为许多不同的形式。这就是为何有如此之多的神和女神的原因。”尽管其中一些可以被认可，但现在的人们越来越相信，这种观点是有其狭隘性的。可是当这种理论被付诸实践，就会对那些奇异的角色做出非常全面的判断。一位专家写道，“宙斯曾娶过多位妻子。晴朗的天空笼罩着缤纷大地。他到过许多不同的地方……阿基里斯是海洋女神之子；因此太阳通常是从海平面上升起。他的新娘被人捋走，他在帐榻内独自生气；遂太阳离开黎明，乌云遮蔽天日。他将盔甲借给普特洛克勒斯（希腊战士，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杀）；再无他人可挥动阿基里斯之矛：没人可与太阳的光芒之力相提并论。”如此云云，至此这则神话可以做出结论：“阿基里斯踏着赫克托（or，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一勇士）的尸体，但赫克托代表的是黑暗的力量，而阿基里斯自己则是贵族；因此也就有了一轮耀眼的红日压住黑暗的情景。最后，阿基里斯死于一名特洛伊士兵射来的暗箭之下。他浑身上下只有一处软肋，那就是他的足跟，但这支箭恰恰就射中那里。于是太阳再次被黑暗征服、坠落、消失，只留下短暂而绚烂的一抹残阳。”

    一位流浪者以及他的冒险经历为我们描绘了通常在一天内太阳从升起到降落的现象……他的旅程充满了奇异的变化，快乐与苦恼，成功与失败，就像阴天里的光线与阴云间隔交错此起彼落一样。”

    《伊里亚特》虽是一篇宏大的叙事史诗，但在有些人看来却并不值得称道。“在神或英雄中，并没有高人一等、养尊处优的现象。”一位太阳符号象征主义者（solar symbolist）如此评说，他称自己是“深邃的思想家之一”。“每个人都知道，”他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幽默继续说道，“《伊里亚特》是一篇讲述了两段故事的史诗：一是发生在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为夺回斯巴达王妻子海伦（helen）的一场战争，起因是海伦带着一大笔财富背叛了她的丈夫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私奔；二是希腊英雄阿基里斯的愤怒，其结果是希腊军队云集在特洛伊城周围的平原，对其形成包围之势。”但是，要证实这则“美丽的传说”，则必须找到一种自然的解释。马克斯?穆勒教授宣称：“对特洛伊城的包围实际是希腊人为了夺回他们在西方的太阳光源，而每日从东方重新包围的一次重复而已。”而作为批评家与他的理论支持者的考克斯先生，则在评论中对穆勒教授的理论倍加推崇，称这一理论“一点也不简单”，只是他又“画蛇添足”地力促一个新的假想，却不想使得原本的理论平添出几分混乱。“没有人会冒然否认，”带着以往对这位理论家的一贯信心，他继续讲道，“凭借暗夜之力盗取日落的光辉，疲惫的人们穿过漫漫长夜执着地搜寻着它们的踪迹，当日光之主前进的战车隆隆驶过，用战斗将盗贼击退，把黑暗赶跑，这些便成为吠陀诗人们钟爱的永恒话题。”于是，希腊饱经它的英雄们的劫掠，而特洛伊则惨遭清洗。“如果确实爆发过这样的一场战争，”考克斯先生反驳道，“它必定是向前追溯到一个非常久远的时代，也就是雅利安人各部落从他们最初的家园向欧洲迁徙的时候。”

    第52节：谢里曼的发现(4)

    但是，类似的这些被安德鲁?朗先生指斥为“学生式的愚笨”的例子却引起许多知名人士的关注——而且不在少数，一群学生持之不懈地埋头对荷马时代的传奇进行研究，把它们作为“基于大地与天空的不同现象”而衍生出的传统神话的产物。在这群人当中，自学成才的商人亨利?谢里曼（henry Schliemann）便是之一，他对于荷马的信仰激发了他渴望揭开早期爱琴文明神秘面纱的强烈欲望，并最终导致那些太阳神话论者们的理论被彻底击碎。他在1878年这样写道，“特洛伊战争长久以来始终被许多赫赫有名的学者们视为一个神话，但是对于那场战争的考证，他们却只会纸上谈兵，徒劳地从吠陀经上竭力去寻找它的起源。但是在所有的历史证物中，阿伽门农统帅下的希腊将士对那座古城的包围和征服是公认的无可辩驳的史实，它已被研究修西得底斯的大量权威专家所接受和认可。[7]这种惯例甚至已经作为对那场战争许多细节的记录被保留下来，而它们是曾经被荷马所忽略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始终对特洛伊战争这段历史笃信不疑；我对荷马以及其他从未被现代批评家们动摇过的传统充满着强烈的兴趣，正是因为这个信仰，我才幸运地发现了特洛伊和它的财富。”[8]

    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传记故事为人类在小亚细亚和希腊划时代的伟大发现掀开了序幕，正如霍斯（hawes）先生所说，“早在20世纪之前人类就已经发现克里特了。” 海因里希?谢里曼1822年1月6日出生于德国小镇新布科夫（Neu Buckow）——麦克兰博格-施威林（Mecklenberg-Schwerin）公爵的领地，在他还不足12个月大时，就随着作为传教士的父亲举家迁往位于魏登（aren）附近的安克斯哈根（Ankershagen）。在这段乡村生活时期，这位未来的考古学家成为一个明显比同龄人成熟的孩子，在他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对考古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一直伴随了他的一生，并最终激励他在前希腊文明考古研究领域中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取得举世公认的不朽成就。安克斯哈根是一个将旧世界的环境保存得很好的地方；事实上，这里确实是一处非常理想的“家园”，无论是它的历史、传说乃至迷信，对于海因里希?谢里曼来说，无论从性趣还是精神方面都深深地被它们所吸引。他父亲拥有一套作为牧师所享有的夏季别墅，当地人流传着这所别墅的花园里经常会“闹鬼”，而所谓的鬼魂就是他父亲的前任鲁道夫牧师的灵魂，在别墅附近有一个小池塘，人们传说，每天夜里当午夜的钟声一敲响，就有一个少女的幽灵从池塘中升起，在她的手中握着一只银杯。在村中有一个被沟渠环绕的土墩，它被当地人称作“野蛮人的坟墓”——它背后有一个典故，讲的是一位江湖大盗将他最喜欢的孩子用一个黄金编就的摇篮盛着埋葬于此。同时，在这些岛上还流传着类似的传说——“巨人族的坟墓”。此外，当地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当地领主的花园中的一座圆塔下面埋藏着财宝。“我对这些财宝的痴迷程度是相当巨大的”，谢里曼在若干年后这样写道，“无论何时，每当我听到父亲抱怨自己的贫穷时，我都会感到非常震惊，他为什么不去挖掘埋在地下的那只银碗或者金摇篮呢？那样不就会变得富有了吗？”[9]

    此外，还有一座古城堡为这个孩子的想象“插上了迷幻而曼妙的羽翼”。在人们的想象中，有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会通向某个地方，每到夜晚，那里便会受到鬼魅的眷顾。传说中有一回，在一个声名狼藉的强盗武士——汉宁?布拉登科尔（henning Bradenkirl）的家里，当他埋藏好抢来的财宝后正准备自杀，此时，他图谋加害麦克兰博格公爵的诡计已经败露，他的据点被那位贵族包围了。汉宁听到了外面那群年轻人的低声咕哝，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于是他拔腿而跑，很明显是奔向他藏宝的地方。“我常常央求父亲，”谢里曼回忆道，“去挖掘那个坟墓，就是想看看为何那个山麓不再向前凸出。”正是这种对古代传说的执著信仰最终促使他去寻找古特洛伊城的遗迹，去打开那些在经典名著的描述中屡屡被提到的英雄们的坟墓，那里埋着他们的盔甲和一些贵重的饰物。“我对那些传统深信不疑，”他在1877年写道，“（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使我最终完成了对迈锡尼卫城的挖掘，在那里我发现了五座藏有无尽宝藏的坟墓。”[10]所以，那个男孩也就成为“人类之父”。

    第53节：谢里曼的发现(5)

    那位贫穷的安克斯哈根的牧师铸就了他的儿子——海因里希的思想，凭的是古典神话传说的魔幻般的魅力。他所讲述的这些启悟孩童心智的故事不是关于神仙鬼怪，而是关于庞贝（意大利古都，公元79年火山爆发，全城淹没）和赫库兰尼姆（附近的另一处古罗马遗迹）的最后岁月——这些地方在后来均被挖掘，并被广为关注和探讨，以及发生在特洛伊风之平原上的荷马时代的英雄故事。

    在海因里希的生命中，有着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天，那是在他八岁时，收到的一份圣诞节礼物——一本关于世界史的儿童插图读物，正是这其中的一个通俗故事激发了他那颗年轻的渴求知识的心灵。那是一幅雕版图，描绘的是被包围中的特洛伊的最后景象。那座“废墟中的无顶古堡”被熊熊燃烧的火焰所包围，在滚滚的浓烟中，到处是一片混乱，有人看见受伤的勇士埃涅阿斯（?neas）腾空飞起，在他宽阔的背上载着他的父亲安喀塞斯（Anchises），而他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而在前面牵引着他的手，为他领路。从那时起，一个强大的特洛伊的印象就始终萦绕在这个德国少年的心头，他对特洛伊战争的熟悉程度甚至与他对村头绿地和安科斯哈根的感觉毫无二致，当然，在他头脑中的特洛伊并非是战后满目疮痍的那个。

    海因里希曾极力向他的男孩子伙伴们推荐荷马史诗的译著，但均以失败告终。然而他的热情却感染了两位女孩朋友的思想。其中的一位是明娜?麦恩吉（Minna Meincke）——一个农夫的女儿，在她长大以后决定要嫁给海因里希，帮助他找到那个强盗的金摇篮，池塘女仙的银杯，还有被汉宁藏起来的财宝，跟丈夫一起到达梦想中的那片土地，去发掘特洛伊古城的遗迹。说来有趣，半个世纪后，正是在谢里曼夫人的帮助下，海因里希最终实现了他一生的梦想，而且他们挖掘出的宝藏足以令任何考古学家一生都会梦寐以求，然而这个女人却并非是明娜。

    海因里希的父亲曾经打算让他接受正统的教育，但由于家庭不幸陷入财务困境，结果是当这个孩子刚刚14岁时就不得不到村里一家杂货铺做学徒工。在他19岁时，因为一次举个沉重的木桶时受伤，他遂离开家园前往汉堡，在那儿他成为一艘双桅船上的水手，启程前往委内瑞拉。但是，当船驶到泰瑟尔岛(texel)附近时由于赶上风暴天气而在岸边沙地上搁浅，幸运的是，所有船员都登上一条小船上岸。此后，海因里希又在汉堡的一家货栈找到了工作。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各门语言，并很快掌握了荷兰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

    在24岁时，他受雇在B. ）的指导下研究了现代、古代希腊语和拉丁文。

    为了拓展公司业务，他开始大范围的旅行。他曾在中国和日本生活了数月，他在回国后在巴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我在中国和日本》（La C Le Japon），书中谈到，他已开始着手研究考古学。这项计划很快便被提上日程，不久后他便来到了荷马描述中的旧址，开始搜寻特洛伊古城的遗迹和埋藏着财宝的墓穴。他决心要实现自己童年时代的梦想，多年以来无论他怎样为了生计而奔波，心中都始终珍藏着这个梦想。在回想当年那双懵懂少年的眼睛被挖掘特洛伊古城所深深吸引时，他曾这样说道，“如果那些城墙的确存在过的话，那么它们就不可能被彻底摧毁；一定会有大片的废墟残留下来，只是它们被深埋在岁月的尘埃下而已。”每当他追问父亲这些，他的父亲便会摇头，但为了使儿子开心，他便承认这是有可能的，然后答应儿子将来他们可以一起寻找和挖掘那座闻名于世的古城的废墟。

    1868年，谢里曼生平第一次来到此后令他声名大振的那片遗址，并写下一本名为《伊萨卡、伯罗奔尼撒和特洛伊》（Itroy）的书，书中他历数同时代那些相信特洛伊确实曾经存在的学者们的理论，他认为，特洛伊并非是位于布纳尔巴什（Bunarbasreid?）的墓穴很可能也在这里。因为这篇原创论文，他还在罗斯托克获得了博士学位。

    第54节：谢里曼的发现(6)

    1870年春，谢里曼博士决定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于是，他从希萨利克开始了他的考古挖掘。当他挖到16英尺深的时候，第一堵墙终于“浮出水面”，至此他已经完全确信，只要一鼓作气，成功即将到来。据此，他开始着手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挖掘。然而，这时土耳其当局给他制造了极大阻力，直至次年年底，他才得以重新开始他的挖掘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挖掘深度取得更大进展，虽然也算颇具成效——在一条宽阔的深沟里面裸露出一排城墙和一组精美的希腊雕塑品，但却仍不足以据此得出明确的结论，进而获得进一步的启示和希望。可以说，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艰难地向前推进着这项工作，“除了一份渴望找到特洛伊的激情外，几乎没有任何动力能够支撑我们继续工作。”数周以后，久违的微笑终于再度展露在人们脸上，当年那个男孩的梦想距离现实近在咫尺。一天傍晚时分，挖掘人员还在吃着晚餐，几乎没有其他人在现场，这时，幸运突然降临在谢里曼博士和他的妻子头上，他们意外发现一批宝藏——黄金、钻石、短剑、银瓶、铜制器皿和武器，兴奋之余，他们并未声张，而是马上将现场恢复原貌，把宝藏掩盖起来。仅仅这些零星古物的货币价值就已经不低于1000英镑。在那个冬天，谢里曼博士撰书详细记述了这次发现，该书名为《特洛伊古物》。他在对希萨利克地质层进行了细致的考古挖掘后，断定这里曾先后出现过多个连续的城镇。在底层底部倒数第二个小镇被他命名为“荷马的特洛伊”（roy）；他把这里最大的建筑称作“普里阿摩斯的宫殿”（Priams Palace），而他与妻子在这里发掘的宝藏，则被称为“普里阿摩斯的财宝”（Priams treasure）。然而，大部分考古学家现在都相信，在这一系列的城镇之中，第六座远比第二座还要大得多，这就是在荷马笔下煜煜生辉的大都会。

    谢里曼的理论几乎在欧洲各国都受到“权威们”的奚落和嘲笑。在这些人眼中看来，谢里曼就是个“门外汉”，而理论家们对他的独树一帜也都持怀疑态度，他们始终深信特洛伊不可能位于希萨利克。一些漫画报纸甚至取笑他简直是在做“白日梦”，但还是有个别开明的学者被此深深吸引，并渴望获得更多信息。面对激烈的批评和浅薄的嘲讽，谢里曼并没有灰心丧气。但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土耳其政府的态度，因为他们不可能面对漫天的质疑与诋毁声而无动于衷。在希萨利克的考古挖掘不得已暂时中断，但这位无所畏惧的开拓者并未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纷争中。他将目光从特洛伊开始转向希腊境内的迈锡尼，传说它是由阿伽门农之灵所建。在迈锡尼和提林斯，谢里曼的考古挖掘最终也取得重大收获，在那里也发现了与在希萨利克的“第六座城市”十分相似的古迹。这一系列考古“战役”发生在1876至1877年间，其结果发表在1878年出版的《迈锡尼》一书中。后来. E.格莱斯顿（. E. Gladstone）先生专门为本书撰写了长达数页的序文，这也反映出当时整个欧洲都对谢里曼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他在提林斯与迈锡尼的发现在英格兰公布时，”格莱斯顿先生写道，“就个人而言，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既有惊讶、羡慕，也对有关希腊都城的集市和其他全新论点的提出深感疑惑。我必须承认，这种震撼与知识的更新几乎将我们以往的理念完全推翻……通过仔细研读谢里曼博士的书卷，我看到他发现的证据通常都与荷马诗集有关，而且这些远远超过我以往搜肠刮肚对其做出的各种猜想，这完全要归功于谢里曼在春季里的英国之行。”[11]

    根据保萨尼亚斯的记述，提林斯是希腊神话中百眼巨人阿尔戈斯（Argos）的一个儿子。它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出生地，并以其巨石城墙著称于世。“它的环形城墙，” 保萨尼亚斯写道，“由巨石筑成，是保留至今的惟一遗迹。城墙由许多未被打磨过的石块组成，每一块石头都大得惊人，甚至动用一队骡子都无法撼动其中最小的一块；为了巩固这个庞然大物，许多小石块被填进巨石之间的罅隙。”[12]

    第55节：谢里曼的发现(7)

    迈锡尼还有另一个举世闻名之处，那就是由一群巨人工匠修筑而成，他们共有七人，都是来自于吕西亚（小亚细亚西南部临地中海一古国名，后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照谢里曼的观点，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传说，整个阿戈尼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都被殴里庇德斯（希腊悲剧诗人）当作“泰坦大地”而反复提到。与此类似，在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许多废墟都因塞米勒米斯（古代传说中的亚述女王）的传说而得名，而埃及的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则被人们想象为在不同地方竖起了巨石建筑。这种将古代遗址解释为是出自于神话或者半神话中人物之手的习惯是一项年代久远的传统和流传甚广的特征。无论是仙女、侏儒还是巨人，他们都被认为曾经竖起过巨石墓碑和圆环。比如在今天，生活在路易斯的盖尔民族仍将卡勒尼什（Callernisursachor）通过用他的大锤重击山脉而形成山谷，而那些“燧石小山”则是在他击碎一个巨人族的敌人向他砸来的一块巨石后，由散落的碎片落地形成。在苏格兰，每当人们谈起许多小山丘的由来时，都会提到它们是女神在为她的孩子们造山建屋时从篮子底漏掉的石块。类似这种传说的对象不仅仅是山丘，也包括一些建筑，这些超自然的传说甚至一直到基督教时代还久盛不衰。在这些岛上，许多早期礼拜堂的遗址仍旧流传着关于它们当初被创建时的神话，传说中，这些建筑都是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

    谢里曼并未将赫拉克勒斯的传说当作一段重要的历史而过分渲染，尽管赫拉克勒斯在提林斯相当长的历史上赫赫有名。事实上，与马克斯?穆勒一样，他也倾向于把这位著名的神话英雄看作是太阳神。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十分肯定巨石城墙的确是伟大的古物，并为获得能将提林斯文明与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联系起来的证据而展开一系列的挖掘工作。结果，他发现了许多赤陶女人雕塑，其胸部明显是被过分夸大了的；还有赤陶母牛雕塑，这显然带有宗教上的意义。他将这些与天后赫拉联系起来。另外，还有一些原始的陶器也随着谢里曼的考古挖掘得以重见天日，其中包括手工打磨的黑色瓶和体积很大的坛子。后来，当他挖到史前地层时，他又搜集到许多用黑色矿石制成的刀具，蓝色和绿色石头制成的螺旋环，等等。在一些地方，他发掘出用未被打磨过的粗石修建而成的城墙遗址。这些组成古代巨石城墙的石头每个大约有7英尺长，其中最厚的约有3英尺，甚至有些整体尺寸还要更大。

    迈锡尼的狮门

    迈锡尼，“位于牧马场阿尔戈斯的最深处”，荷马在其史诗中这样写道。[13]谢里曼在其早期的研究显得更加硕果累累。他竭尽全力证明他的理论——阿特莱达伊的墓穴并不在城堡以外而是以里。结果，他发现这些城墙的建筑风格表明其分别采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所以他将它们归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它们都是巨石城墙，都是用一些小石块来加固那些大石头；它们都是经过打磨之后恰到好处拼接在一起的多边形状；拼接之后它们都呈矩形，这使得整座城墙相当坚固。

    在城墙的西北角，他发掘出著名的“狮门”。狮门高10英尺8英寸，顶宽9英尺6英寸，底宽10英尺3英寸。而其最受世人赞叹的巨型门楣，有15英尺长8英尺宽，它也是矩形结构，由6、7英尺长的巨石组成，许多石块之间唇齿相依、彼此咬合。这种尚显粗糙的鸠尾榫结构带有典型的希泰人（tite）建筑风格。位于卡尔基米什 (叙利亚古城,临幼发拉底河,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军队曾在此处击败埃及军队 )的幼发拉底河城墙，是闻名于世的最古老的工程建筑，即使在今天，它的建筑风格仍被工程师们广泛利用，而“巴格达铁路”便是建筑学上矩形风格的一个典型例子。

    第56节：谢里曼的发现(8)

    在通向迈锡尼卫城主路的巨型门楣的上方，横着一块巨大的石灰岩浮雕石板，浮雕上两尊雄狮威风凛凛，相向而立，它们的两对前爪扶在祭坛上，祭坛的柱子造型别致，线条悠美，“顶部是一座奇特的王冠，由平缘、线脚、旋涡饰和冠板组成。” 拉姆齐教授（Professor Ramsay）在佛里吉亚（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也发现了类似的狮子和石柱群。只是由女神西布莉（古代小亚细亚人崇拜的自然女神，同希腊女神瑞亚）取代了石柱。“狮子的寓意就是作为大门的守护者”，拉姆齐教授这样认为，“在一个崇拜西布莉的地区，人们相信死去的首领的灵魂都被他的母亲——女神所收走……佛里吉亚人在将古老的纹章类型修改后来表现他们的思想……在经过佛里吉亚和希腊两种文明艺术形式的交流和改进后，狮形雕塑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或者更可能是在8世纪期间进入到迈锡尼。”[14]

    指引谢里曼到迈锡尼的是保萨尼亚斯，他在书中写道[15]：“矗立在迈锡尼古墙群中的是大门旁边的狮子。据说它们（城墙与大门）是赛克罗普斯（古罗马、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位独眼巨人）的杰作，他在提林斯为普罗秋斯（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定的海神）修筑了城墙。在迈锡尼的废墟里包括一眼泉源，叫做波塞亚（Perseia）；有阿特柔斯（Atreus）和他的子孙们的宫殿，在那里他们储藏了无数的财宝；有阿特柔斯的坟墓，还有阿伽门农的伙伴们的坟墓，他们是在从战场返回后的庆功宴上被埃吉斯托斯(?gistra）的坟墓。泰勒达姆斯（teledamus）与珀罗普斯（Pelops）被葬在同一座墓穴中，因为传说中卡姗德拉十分憎恶这对孪生兄弟，在他们还是婴儿时，就被埃吉斯托斯连同他们的父母一起杀掉。赫拉尼科斯（公元前495-411年）曾经写道，匹拉第兹（Pylades）在俄瑞斯忒斯（Orestes，阿伽门农之子）的支持下，娶了厄勒克特拉，并生有两子，分别是梅登（Medon）与斯特洛菲斯（Stropemnestra）与埃吉斯托斯则被埋于城墙外附近的一个地方，因为人们认为他们不配在城内拥有坟墓——那里应该是被他们谋害的阿伽门农和其他人长眠的地方。”

    这段故事曾经被某些作家所曲解，但谢里曼早在他开始挖掘之前就坚持认为，他所提到的那面墙并非是都城的城墙，而应该是卫城的城墙。此外，他还争辩说，这座都城应该是保萨尼亚斯时代（公元170年）的废墟，他此前从未见过比它更小的城墙遗址。谢里曼并非空谈理论，而是在实践中寻求证据，他将大量标杆插入地层，然后进行大范围的挖掘工作。当他清扫干净尘封狮门的瓦砾碎片后，许多历史的证物相继在那里被挖掘出来，这是阿哥斯人（希腊东南古城）在公元5世纪时劫掠后的卫城。谢里曼发现有证据表明，这座城市在沦陷以后曾经得到部分地收复，尽管狄奥多罗斯?塞克鲁斯[16]（公元前一世纪西西里的希腊历史家）与斯特雷波[17]（前63？-前21？，古希腊地理学家）曾经对此作过针锋相对、完全相反的辩述。

    谢里曼突破前人的最伟大处之一就在于，他挖掘出更低更早的迈锡尼城市，并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蜂窝似的墓葬群”，而这些都是保萨尼亚斯的“宝藏”。

    此外，谢里曼还挖掘出五座坑墓，他相信这些便是阿伽门农和他的同伴们的墓葬，他们是在从特洛伊返回的路上被他的老婆克吕泰涅斯特拉伙同情夫埃吉斯托斯密谋害死。这些墓葬的建筑风格极其相似，而所葬物品也被证明属于同一时代。“在迈锡尼出土的那五座墓葬，或者说，至少其中三座，”他后来这样写道，“里面能储存如此之众的宝藏，说明它们肯定是属于皇室家族的成员。”在这些神秘的地下墓室中，谢里曼挖掘出价值成千上万英镑的古代器物。

    第57节：谢里曼的发现(9)

    这次考古发掘立即轰动了整个欧洲，接下来是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而这则爆炸性新闻的主角是一封电报：谢里曼致电希腊国王，宣布了他的伟大发现。电报内容如下：

    “迈锡尼，1876年11月16日（28日）”

    “在此我无比兴奋地谨向您——尊敬的陛下宣布，我已经发现曾经被保萨尼亚斯宣称的古代传说中的墓葬，它们分别属于阿伽门农、卡珊德拉、尤利马登（Eurymadon）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同伴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在庆功宴上被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她的情夫埃吉斯托斯加害的。所有这些墓室都是被一种双行的薄金属平行线条装饰着，在古代只有在祭奠伟大的人物时才会使用这种规格。在这些墓穴中，我发现了大量古老的宝物，它们可都是纯金锻造的。这些宝藏的数量甚至足够装点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它将是世界上最为奇妙而壮观的，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数个世纪中，它将吸引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来到希腊。纯粹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我才选择这项工作，所以我不会宣称占有这些财富，而是怀着最大的热情将它们毫无保留地献给希腊。愿主保佑，这些财富能够成为一个伟大时代即将到来的里程碑。”

    “海因里希?谢里曼”

    至今人们仍不甚相信谢里曼所发现的就是阿伽门农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坟墓，但却偶然发现那些王室家族成员的坟墓是属于另外一个鼎盛时代。但是，保萨尼亚斯理论的专家们还不足以解决这个历史之谜。尽管当年，那位著名的作家曾经亲自来到这座跨越千年的迈锡尼废墟——自从特洛伊之战以后它便销声匿迹了。众所周知，阿伽门农在民间传说中享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在无数早已沦为历史尘嚣的王侯将相中始终被世人所铭记。但是，与此相似的人物还有一位。他，就是亚瑟王，在人们的记忆中，总是将他与神话人物的事迹联系在一起。他身居仙境，高山是他的座椅，据说，在苏格兰高地，有一位近代的英雄——查理王子曾藏身此地，在那些他从未涉足过的地方，就包括远及北部的凯思内斯郡。

    但是，即使你不屑于谢里曼对“阿伽门农之墓”的盖棺定论，但是也不必对他所发现的那些伟大的考古发现的价值存在丝毫怀疑。在追求他童年时代的英雄梦的过程中，他绝对配得上“功勋卓著的时代先锋”的称号，正是他“为我们开启了一道尘封已久的通往历史的大门”。至少，他已经令希腊早期的历史被重新改写，正是由于他的发现和成功，才使得我们今天对几千年前的爱琴文明进行部分重现的梦想成为可能。

    要探寻谢里曼的成功，人们可以发现，安德鲁?朗（Andrew Lang）先生后来关于荷马时代著名的十四行诗对他也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神圣之门既已开，特洛伊城顷欲摧，

    大地沉陷，滚滚洪水漫天舞，

    仰望苍穹思绪飞，茫茫原野谁可追，

    时空倒转，西斯二神亦逐鹿；

    卡珊德拉身疲惫，娇躯玉展迈锡尼，

    命运三神，怒气终消和为贵，

    阿伽门农气盖世，可怜忠骨恨天离，

    断壁为证，王侯霸业留千古；

    尘埃难掩英雄宝，重见天日终有时，

    世人空叹，遍寻天涯皆枉然，

    惟有荷马真豪杰，投石引路尤未迟，

    天妒斯人，拭文残目弗能言；

    呜呼，天生顶戴一华冠，

    千秋芳名斩不断。

    注：西斯二神即河神西摩伊斯（Simois）与斯卡曼德洛斯（Scamander）

    在迈锡尼取得巨大成功后，谢里曼倍受鼓舞，于是他准备在1878年的夏天重回特洛伊。但是由于土耳其官方的问题，他的工作迟迟得不到进展。然而，这些困难却在他的朋友——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的帮助下成功化解，他是以对亚述人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当时刚好正在担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我终于可以完成一件最令我感到惬意的工作”，谢里曼在其作品《伊利奥斯》(Ilios)中这样写道，“首先我必须要感谢莱亚德阁下的杰出才能和对我的工作所给予的巨大帮助，如果没有他我便永远也不可能完成我的工作。”

    第58节：谢里曼的发现(10)

    在等待土耳其政府所批示的许可证的过程中，谢里曼登上伊萨卡岛（Itos）山上发现了一座王室宫殿和近两百座巨型建筑房屋。随后他又回到特洛伊，但在那里他的工作再次一度受到土耳其当局的妨碍和阻挠。翌年，魏尔肖（Virchow）教授加入了他的工作，此外，谢里曼还得到圈内更多学者的认同和帮助，1880年，他出版了其一生最伟大的著作《伊利奥斯》；1882年，多普菲尔德（D?rpfeld）博士加入他的工作，他们携手在一座城市中进行了大量工作，那里如今已被证明的确与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有关。1884年，他在后期的发现成果全部被记录在《特洛伊》上公诸于世，塞伊斯教授专门为其撰写了序言。这群不知疲惫的考古学家随后又在提林斯展开了工作，在那里他们同样发现了一座古代宫殿。次年，多普菲尔德博士在此继续工作，他在谢里曼的下一本书中亲自执笔书写了多个章节，奥地利心理学家F. 阿德勒（F. Adler.）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接下来，谢里曼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埃及，在那里他同魏尔肖合作又挖掘出许多考古发现。他又考虑向位于克诺索斯山上的克里特发起挑战，但当时岛上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允许在那里进行系统化的考古挖掘工作，土耳其政府对于他的提议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岛上的居民应该被唤醒，了解他们伟大的祖先们的历史。就这样，谢里曼不得以放弃了原本希望为找到“迈锡尼文明最初的家园”而要在克里特进行的考古挖掘。

    1890年，汉诺威克斯特纳博物馆（Kestner Museum）馆长C.舒哈特（C. Sc）博士针对谢里曼的考古挖掘发表了一本评论专著。书中写道：“谢里曼博士现在已经69岁了，但他旺盛的精力和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执着热爱却丝毫未露出减退的迹象。我们能够期待他对科学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要向他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因为他发现了英雄时代的希腊，包括它的初期和没落期，那也许就是在克里特——米诺斯的领土上被发现的。”[18]

    然而，不幸的是，正是在这年的12月26日，谢里曼博士突然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撒手人寰，阖然长逝。他的遗体被送到雅典，安葬在利斯索斯（Ilissos）附近的希腊公墓中，在他的墓前竖起一座高高的墓碑，以示对他的纪念。“他安息了，”塞勒斯（Sellers）先生这样写道，“躺在他一生挚爱的这片热土；但他对科学的高尚追求和缜密研究的态度为这个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他的精神将与世长存，不仅在考古学界，而且在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那就是他对古代人类文明孜孜不倦的热爱和追求。”

    在离世前夕和仙逝以后，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又被授予了各种荣誉，其中级别最高的应属牛津大学法学博士（D.C.L. of Oxford）和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特别研究员。英国皇家建筑学院也授予他金质奖章，可以说，他的功绩已足以令他彪炳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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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注

    [1]《希腊史》，第二卷，第350页。

    [2]《希腊史》，第二卷，第358页。

    [3]同上，第一卷，第434-435页。

    [4]《希腊史》，第一卷，第65页。

    [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3-4页。

    [6]《希腊史》，第一卷，第311页。

    [7]《修西德底斯》，第一卷，第8、10页。

    [8]《迈锡尼》，第334页。

    [9]《伊利奥斯》，第1页至文末。

    [10]《迈锡尼》，第335页。

    [11]《迈锡尼》，序言，第6页。

    [12]《保萨尼亚斯》，第二卷，第25、8页，《迈锡尼》，第2-3页。

    [13]《奥德赛》，第三卷，第163页。

    [14]《希腊社会杂志》，第五卷，第242页。

    [15]《保萨尼亚斯》，第二卷，第16、6页，《迈锡尼》，第59、60页。

    [16] 同上，第十一卷，第65页。

    [17]同上，第八卷，第372页。

    [18]《谢里曼的挖掘》，E. 塞勒斯译，第16页。

 遗失的亚特兰蒂斯

    第59节：遗失的亚特兰蒂斯(1)

    第五章 克里特?：遗失的亚特兰蒂斯

    寻求前希腊文明的中心——传说中的线索——遗失的亚特兰蒂斯的神话——谢里曼的丰厚遗产——谢里曼之孙的研究——猜想中的埃及与中美洲文明的联系——地质学家对沉没大陆的观点——盖基（Geikie）与赫尔（hull）的理论——新、旧世界动物种群的证据——人种问题——柏拉图对亚特兰蒂斯的描述——消失的海岛对克里特的印证——海上贸易、宫殿与斗牛——希腊人与利比亚人的传说——遗失的亚特兰蒂斯的神话探源——宙斯与欧罗巴的传说——“水牛”与“河马”的故事——传说中的米诺斯与欧西里斯——弥诺陶洛斯（人身牛头怪）的传说——代达罗斯（建造克里特迷宫的名匠）在巴比伦和印度类似的传说——雅典与克里特——忒修斯的传说——对传说的评价。

    虽然在谢里曼宣称自己发现的就是普里阿摩斯的财宝与阿加门农的墓葬后，引来了一场铺天盖地的批评风暴，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的确发现了一段璀璨的前希腊文明的踪迹，这一文明对于以后的希腊与小亚细亚在很多年里都保持着影响。然而，至于它到底从何开始的问题，却让人们困惑至今，为解开这个历史之谜，众多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始终在为之进行不懈的努力。事实上，这一问题很快就成为考古学界炙手可热的话题。从历代学者对它研究积累的证据来看，很可能与克里特有关。荷马、赫西奥德、斯特雷波、修西得底斯以及希罗多德等人都曾对米诺斯国王——这位当年威震四方、荡平爱琴海强盗的伟大立法者，有过彪炳青史的传世之作。他被世人奉为众神之神宙斯的儿子之一，据传说记载，他出生在克里特的一个山洞中。虽然只是一则普通的传说，但谢里曼却从未对这些线索有过丝毫的怠慢，他始终都在努力地从这些线索中求证、发掘，最后正如前文所讲，他终于在克诺索斯寻到了梦中的宫殿。此外，他还同魏尔肖一道，对埃及北部的塞斯附近进行了考察，但结果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前希腊文明的中心是从这些地方诞生，哪怕是全盛时期的法老王属地。这时，一个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谢里曼的头脑中：埃及文明又是起源于何处呢？

    一直到去世前，谢里曼始终都在逐渐形成和完善着他的一个惊世理论，它解释的内容不仅包括早期的北欧和北非文明，而且还涉及更远的中美洲地区。他的这个理论是建立在柏拉图关于遗失的亚特兰蒂斯的神话基础上。他深信这座巨大的海岛现实中肯定曾经存在过，而在一个距今十分遥远的年代，那个神秘岛国上的人便已征服了墨西哥、埃及和希腊，并将他们盛极一时的文明引入到这些国家。

    在这里，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一样，谢里曼再次凭直觉意识到，深埋在这些残砖碎瓦下面的，就是那个神秘的文明中心。如果他能活得更久一点的话，无疑他会根据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调整他的观点，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克里特便是柏拉图提到的那个神秘岛国。

    注：最先在赫斯特的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有关谢里曼的亚特兰蒂斯文明中心论后经证明为不实之说。关于它的具体内容，详见《我的发现——遗失的亚特兰蒂斯》（保罗?谢里曼博士著）（ Atlantis, by Dr. Paul Schliemann）——约翰?布鲁诺?海尔（John Bruno hare）

    在谢里曼有生之年的最后几个月中，这位伟大的先驱对亚特兰蒂斯的理论充满强烈的兴趣，一如孩提时代的他对特洛伊理论的痴迷一样。然而不管怎样，既然他生活在那个年代，纵使他的意志再坚定，也很难摆脱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对他的打击，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把那些梦想变为现实了。但是，他希望这项工作可以由自己的一位亲属继续完成，于是他便将自己心中的这些秘密记录下来，再将手稿封存在一个信封中保存。这封信内容大致如下：

    这封信只有谢里曼家族的成员才有权开启，且该成员必须庄严宣誓要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对那些地方的研究。

    第60节：遗失的亚特兰蒂斯(2)

    临终前，他支撑着孱弱的身体要来笔和纸写下了这封信。

    这封信写完后被放在信封里秘密封存在一个猫头鹰形状的瓶中，所以只有打破它才能知道信的内容。信中提到了亚特兰蒂斯，谈到了他对塞斯神殿废墟东部以及查科纳山谷（Chacuna valley）的祭仪的考察。这些考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验证了我的理论。黑夜正在降临——永别了。

    就这样，谢里曼生前的最后手卷被封存起来，此后便随同其他遗物一起被他授权的委托人存放到法国的一家银行。同时，他还留下一大笔资金作为支付这项神秘事业的经费。

    1906年，这位伟大的前希腊文明的发现者的孙子——保罗?谢里曼博士（Dr. Paul Schliemann）发誓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这个信封所包藏的考古事业中，遂决定打开信封，了解里面的内容。几年以后，他将这段尘封的历史之谜签名授权在纽约和伦敦的一些报纸上公诸于众，[1]就此，他祖父生前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馈赠终大白于天下。

    第一张纸上这样写道：

    无论是谁开启这封信，他都必须向上帝庄严宣誓要继承我这项未竟的事业。我已经断定，亚特兰蒂斯不仅仅是位于美洲与非洲、欧洲西海岸之间的一片巨大土地，而且，它也是我们今天人类文明的摇篮。关于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引发了不少争论。有一些人认为，亚特兰蒂斯的传说纯属虚构，它是人类对发生在基督纪元前数千年的一场大洪水的支离破碎的记忆残留。另一些人则宣称这个传说完全是史实，但却不能拿出足够的证据。

    谢里曼博士的这封书信页数甚众。概言之，里面主要公开了他在特洛伊的发现，其中包括：一个装有陶器碎片的青铜瓶、一些雕塑和用“一种特殊金属”制成的硬币，以及“一些用骨骼化石打造的器物”。他继而补充道：“其中的一些骨器和那个青铜瓶上面刻着一个用腓尼基人的象形文字书写的一段话。这段话读起来是，‘不朽的亚特兰蒂斯王’。”

    十年以后，在巴黎的卢浮宫，他展出了从中美洲的蒂亚瓦纳科(位于玻利维亚与秘鲁交界处)文化遗址挖掘的一系列器物，“在‘普里阿摩斯的财宝’中有一个青铜瓶，在那里面我发现了一些陶器碎片，而且这些陶器无论在外形还是质地上都完全一致，另外我从那里发现的骨器也都是如此”，谢里曼这样写道。在这些器物中有一个猫头鹰形状的古瓶。此外，他还表示自己曾经读过保存在圣彼得堡博物馆的埃及蒲草纸抄本中有关“亚特兰蒂斯之地”的摘记，其中提到“3350年前”，埃及人的祖先从那而来，以及“亚特兰蒂斯的先人类”在“13900年”前曾鼎盛一时。在迈锡尼的狮门附近，他又发现了另外一块碑文，上面讲述了透特（埃及神话中的月神）是“亚特兰蒂斯的一位牧师”之子，“他在漫游了许多地方后在埃及停留下来。他在塞斯建起了第一座神殿，并在那里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传道授业。”

    保罗?谢里曼博士在巴黎开启了那尊“猫头鹰瓶”，里面记载着他祖父生前的最后笔录，述说了他在那个瓶里发现的一枚硬币或者称之为“类似银的金属”，上面用腓尼基文字刻着：“来自透明墙的神殿”。他也声称，自己在埃及、墨西哥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发现已经验证了他祖父的理论。“我有理由证明，”他这样写道，“这些奇特的金属是四千年前的亚特兰蒂斯的钱币。”

    而针对后来的这位谢里曼博士的理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遗失的亚特兰蒂斯”在事实上真的存在过吗？对于这点詹姆斯?盖基教授这样写道：

    “地质学家们常常推测新、旧世界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毫无疑问，在地质年代的近期，在欧亚两块大陆之间一定连接着另外一块大陆。而且很可能，在欧洲与北美之间的法罗群岛（Far?e Islands）附近也曾存在过一个陆桥。[2]但另一些人认为，这个已经消失的陆桥可能是在更远的南方。他们猜想，今天的北大西洋原来很可能是一片干燥的陆地——自西向东横贯地中海——现在的地中海与墨西哥湾便是被它分割后的部分。但现实却是，所有这些猜想都被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解释。无论如何，至少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确实曾经有一片相当大的与欧洲有关的陆地消失了。今天的大陆从前是更加向西延展的。但我知道，并没有地质学证据能够否认亚特兰蒂斯盘层就是那块沉没的大陆。与之相反，我们更愿意相信一直引导我们的那个信念，即如同太平洋海底一样的亚特兰蒂斯盘层，就是我们一直所追寻的那个原始文明的发源地。”[3]

    第61节：遗失的亚特兰蒂斯(3)

    而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爱德华?赫尔教授，则对此问题持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这样写道：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任何现实依据的话，那种认为亚特兰蒂斯‘位于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附近’的传说会无端从人类的思想中诞生。在北大西洋的中心海面，亚述尔火山群岛突兀而起，这群拔海而起的岛上山峰分别与欧洲大陆、美洲大陆遥相呼应。根据英国海军部绘制的海底平面图显示，目前这片海域的洋底平面已经从海拔7000英尺上升到10000英尺，在过去的若干年中，这片大洋的深度已经大大缩减，并且裸露出越来越多的陆地，这也使得这两块大陆的早期居民使用小船横渡大洋抵达亚特兰蒂斯成为可能。根据我们的研究[4]，我们知道这种海底陆地的上升是发生于第三纪以后时期，[5]也就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9000至10000年期间。如果给我们的时代再增加1000年，那么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被提出来：是否可以用时间的流逝来解释这种地区的沉陷现象，即是否只有用时间才能使陆地与海洋回复到它们现有的标尺呢？当然了，这也要看下沉的速度。但是，无论如何，结果都会像亚特兰蒂斯一样，迟早要沉陷到大洋之下，除了目前的那些岛屿。距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一个冰川期时代，也就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及英伦三岛都被冰雪所覆盖的那个时代，最多也就是在10000年前，而这个时间也正是推测中的亚特兰蒂斯帝国存在的时间。”

    都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沙夫博士（Dr. Scharff）也是一位“遗失的亚特兰蒂斯”理论的支持者。他在对美洲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动物迁徙活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6]曾经有一块陆桥跨越大西洋，将南部欧洲与西印度连接起来。“在迈锡尼时代，”他说，“这块大陆很可能被分离开了。但在那以后，它曾再度与我们的大陆连接起来，尽管可能连接得不是那么紧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更新世时期。它在第三纪早期与西印度和中美洲的连接，可能一直持续到渐新世时期[7]乃至更晚，然后才部分地下沉，最后只留下个别孤岛独自矗立在浩瀚的大洋中央。”

    你会发现，对于这个所谓的位于大西洋中部的大陆的存在问题，在科学界至今仍众说纷纭。但是，即使赫尔与沙夫的观点被接受，他们也不能证明柏拉图所说的亚特兰蒂斯就是位于“赫拉克勒斯之柱”附近。而谢里曼的假想，根据他孙子的解释，则认定这个假想中的业已消失的国家确实存在的必然性，“它使用古代金属作为劳动的等价交换物，他们的流通体系甚至比我们今天还要发达。”不过倘若果真如此的话，那看起来的确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高度发达的文明竟然没在留存至今的那些海岛上留下一些痕迹呢？要知道，它们可是这块沉没大陆露出海面的为数不多的山峰啊！

    另外，那支所谓的来自亚特兰蒂斯的特殊民族至今仍没有得到证实。会是欧洲早期的阿布维利民族吗？阿布维利民族的“手斧”已经被从法兰西追溯至南非，穿越亚洲，跨越“陆桥”抵达北美，然后继续向南贯穿整个南美。当然，也有这支民族从未涉足过的地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有一个事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此前在考古学界一直认为，阿布维利人是一支野人部落，事实上，他们的文明发展程度并没有比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高出多少。另一方面，克罗马尼翁人确实曾经取得过更高的文明发展程度，但可惜的是，从现有的在新世界发现的考古学证据中，我们既无从判断他们所属人种的类型，也无法从他们的岩洞壁画中追溯到更多的史前线索。此外，在现代考古学面前，克罗马尼翁人的文化发展轨迹业已渐趋明朗——从阿布维利文化开始，然后历经阿舍利与莫斯特两个文化发展阶段。正因如此，自然也就不能将他们宣称为亚特兰蒂斯的居民了。至于地中海民族，同样不具备这种可能性——早在金属时代以前，他们就已广泛散布于埃及和北非海岸，并在西欧、南欧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长久定居下来，尽管在美洲并无此种类型的土著居民。

    第62节：遗失的亚特兰蒂斯(4)

    难道是亚特兰蒂斯的居民在进入新世界（或旧世界）以后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吗？他们是否也同墨西哥、印度、巴比伦、希腊以及爱尔兰等国史上那些神秘的古老民族一样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了呢？

    另一个困扰考古学家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史前同时期的埃及与中美洲，都还没有使用铜器的历史。埃及人与苏美尔人直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才开始使用这种金属。在克里特，铜器时代大约是始于公元前3000至2800年，而在大不列颠岛则更晚——公元前1500年上下。美洲人开始使用这种金属的时间则一直等到欧洲人已经用铁器代替了铜器之后的若干年间。“大部分考古学者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墨西哥人与秘鲁人的铜器并不能算作‘伟大的古物’之列，在铜器开始在新世界兴起之前，中国的铜器时代都已经结束了。”[8]

    在海因里希?谢里曼博士的时代，中美洲的文明史曾经在考古学界中名噪一时。我们现在都知道位于墨西哥高原上的玛雅文明在公元8世纪前并没有获得多大发展，而阿芝台克人（Aztecs）更是直到大约公元1200年的时候才来到那里；后来的墨西哥联邦在被考特兹人（Cortez）[9]击溃之前只有过区区一百年的“发迹史”。总而言之，透过存在于埃及和中美洲之间众多的相似之处，我们或许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它们的历史也是同样的“浅薄”。

    柏拉图关于“遗失的亚特兰蒂斯”的传说起源于埃及。这在他的两段对话录《克利蒂亚斯篇》(Critias)和《蒂迈欧篇》(timaeus)中均有所提及。一次，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公元前638 一558 年，为古雅典立法家)来到塞斯，在那里他受到崇拜奈斯女神的神父们的“非常尊贵的礼遇”。在谈到希腊文明时，这群垂垂老者中的一位对其嗤之以鼻，甚至将其比作是“愚蠢幼稚的谎言”，他说：“你并不了解其实史上最高贵、最优秀的民族就曾经住在你们的国家，你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的遗产，尽管在这支令人景仰的民族中只有一少部分延续到今天。”他又继续说道，根据埃及的编年史，雅典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当时“一股异常强大的势力”从大西洋席卷而来，然后以近乎不可阻挡的势头迅速蔓延，传遍整个欧洲和亚洲大陆。他这样描述道：“当时那片大海（大西洋）是能够航行的，在出海口的正前方有一座岛，也就是你们所说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利比亚和亚细亚加在一起都没有它大；当时有一条水上通道能到达周边的其它岛屿，并且从那些岛屿上翘首望去，可以看到在滨海之央有一块大陆……在这座大西洋中的海岛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权力联盟，而这些王国连同其它许多海岛上的政权一起，都依附于那块大陆；此外，臣服于它的还有利比亚的内陆地区、埃及、欧洲大陆以及提伦尼亚(tyrrhenia)。所有这些力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军事同盟，对你们和我们两国以及位于他们势力附近的所有邻国发动猛攻。就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啊，梭伦，当时你们国家（雅典）的军队为胜利和强大而举国欢庆；因为他们在国势和军事力量方面都超越了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有时甚至会遵奉希腊的指挥和领导，当然有时也会在惨烈的战斗中濒临绝境，危机重重，但不管怎样，最终他们仍旧能够化险为夷，旗开得胜，将缴获敌人的战利品高高举起，保持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确保像我们这些位于赫拉克勒斯之柱范围之内的国家和民族最大程度的自由。但是后来，突然袭来一场灭顶之灾，一昼夜间，火山喷发，大地震荡，随后又引发全球性的大洪水，这支骁勇善战的民族瞬间全都被淹没在地平面以下；这座大西洋之岛整个陷入海中，彻底消失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这片海面都既不能航行也无从考古，只因伴随海岛的下陷沉积在海底的淤泥实在太深。”[10]

    一封寄给时代杂志（times ）[11]的匿名投稿最先让人们注意到在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传说与克利特岛之间存在的惊人相似。柏拉图对话中关于埃及神父的言论是建立在传说中的克里特海上风暴以及考古学界普遍认可的在十九、二十世王朝时期埃及海岸的地层带曾经受到剧烈冲击的现实基础之上的。

    第63节：遗失的亚特兰蒂斯(5)

    克里特，为地中海中最大的岛屿之一，该岛长约160英里，岛宽不等，中部最宽，为35英里，在雷提莫（Retimo）与斯法基亚（斯法基亚）之间为10英里，而在米拉贝洛湾（Gulf of Mirabello）与希拉皮特拉（ra）海岸之间则最窄，只有6英里宽。数条深沟自东而西穿行而过，直抵葱葱郁郁的比斯洛里提山（Mount Psiloriti）的腹地——古代的艾达山，山高约为8159英尺。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将位于莱乌卡奥雷岛西部的小山称为“白山”（te mountains）。群山向西南延伸，一直隐没在海岸边缘。那座古代都城就坐落在克诺索斯，北部毗邻坎蒂亚（Candia）。在古代，从埃及到这座岛需要四天的航程，而从昔兰尼加（Cyrenaica，利比亚东部一地区）则只用两天就可以到达。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克里特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在那个年月，肯定有这么一条能够抵达其他岛屿的海上通道，正如由那些海岛可以直通对面的大陆一样。”

    在《克利蒂亚斯篇》[12]中，波拉图这样描述亚特兰蒂斯：

    “据说，从这一地区朝向大海的地势十分陡峭，险峻异常，而这座城市（克诺索斯？）所处的平原正是在这些群山环抱中，山势突兀而起，向海边渐次回落，这一区域地质结构复杂多变，包含有三千种地质层，而在海洋中心部分也超过两千种。岛上的这片区域继而向南而去，而在与它相反的方向——北面，也同样如此。在当时，岛上周围的崇山峻岭无论在数量、大小以及峻秀程度上，与今天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在它们中间会孕育繁衍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村落与本土文化。”

    在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或者说在克里特，这个岛上王国的繁荣都是赖于其海上贸易。他们（岛上的国王们）是“统治者”，那些神父这样告诉索伦，“在这些岛屿周围的海上（爱琴海），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个帝国的势力一直向外延伸，触及的国家远至埃及与提伦尼亚。”

    最近几年，考古学家们又发现了一个伟大文明——欧洲最早的文明——早在迈锡尼与提林斯崛起前的许多个世纪克里特就出现的繁荣。在开罗附近的金字塔被竖起前，在第十二世王朝初期的一座宫殿尚未在克诺索斯被建好前，这一文明就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第十八世王朝期间，在大名鼎鼎的埃赫那吞(公元前1352～1336年执政)还尚未出生时，克里特还是个任人宰割的岛国，正如希克索斯王朝（公元前18-16世纪统治埃及，亦称“牧人王朝”）的早期被埃及法老王统治一样，这一时期的入侵者也成为本土民族的统治者。突如其来的这场灾难，给这座海上王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它也令那些与这座闻名遐迩的王国有着各种商业往来的大陆城邦对此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值得一提的是，这座王国与埃及在海上贸易方面，维持了很多个世纪的亲密伙伴关系。目前已经有证据表明，他们至少早在埃及的古王国时期（ts，前1504年—前1482年，是埃及第18王朝的女法老)和托特美斯三世(约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时期，有关于他们的图像便出现在底比斯人（theban）墓葬的墙壁上，他们被称作“来自绿色大洋中群岛上的王公贵族们”。但是，自从第十八世王朝中期以后，他们就再未被提起过。从此，克里特岛的海上商人们就彻底消失了，而他们昔日的位置也最终被腓尼基人所取代。

    在亚特兰蒂斯的传说中，有几处描述明显与克里特的文明十分相似。我们所读到的繁忙的码头、远行的商队，还有一座由巨石修建而成的王宫，很像是克诺索斯宫殿，此外还有私人的与公共的浴室；“国王的浴室”，柏拉图说道，“与其他的私人浴室是区别开来的”，另外还有“单独的女性浴室”。克里特在祭祀仪式上的斗牛十分有名，而亚特兰蒂斯同样如此；这表明这两座岛上的居民都掌握不用武器捕获动物的方法。柏拉图在谈起这方面时说道：“在海神波塞冬的神殿内自由放养着公牛群，有十个人专门负责在那里看守，每当召集祭神时，就会将它们作为祭祀供奉给神，那时候，人们不会使用利器去捕捉它们，而是只用棍棒链索之类的器具，在捉住公牛后，将其带到指定地点进行宰杀。”[13]

    第64节：遗失的亚特兰蒂斯(6)

    过去，柏拉图对话中与此方面的传说常常被欧洲的学者们当作“彻彻底底的神话”。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这些传说应该是具有真实的历史基础的。

    在克里特的古代海上霸权地位被剥夺一千多年后后，梭伦才来到埃及，在塞斯，那位年长的神父显然是在向他复述与此相关的这段历史。不管他是亲耳听到，还是自己从埃及的相关资料中得出结论，但有关亚特兰蒂斯位于“赫拉克勒斯之柱”的说法仍旧不足凭信。它是“最靠西方的海岛”，这恰好“是对克里特的准确描述”，霍斯提出，“根据位于底比斯帝国旧址的一位土著埃及人所讲”。

    正当克里特国势昌隆直抵巅峰之时，不想却突遭外侮入侵，并惨遭灭顶之灾，旋即，那些曾川流不息浩如繁烟的舰船商队从地中海上销声匿迹了，一时间，形形色色的谣言四起，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却是无人能知其下落。所以，当你发现有人相信这座岛屿“沉入了海底”时，我们丝毫没有必要感到奇怪，这些人认为，在克里特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时，无论是其国君、海上商人还是诱捕公牛者，“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演绎着今天的神话”，修西得底斯曾在另一篇与此相关的言论中如此论述。

    克诺索斯的滑石公牛头：头部剖面图

    柏拉图并不知道克里特是如此的“历史悠久且它的古代岛民就是欧洲文明的缔造者，尽管他或许也同希罗多德（希腊历史学家，约公元前485-425年）一样，相信这座岛上曾经‘大量居住着原始人群’[14]（并非希腊民族）。他甚至对于大西洋的了解都知之甚少，否则他也就不会贸然相信过了赫拉克勒斯之柱就是‘遗失的亚特兰蒂斯’的旧址了（那里由于淤泥阻滞导致航船无法继续前行）”。

    很有可能，埃及人的传说是受到古代民间故事——“一艘沉船上的幸存水手”的影响。故事中的主人公曾经在一座海岛上寄居，后来那座岛在大海中消失了。[15]也或许，某位埃及的航海家曾经在克诺索斯沉陷之后启程前往克里特，但却阴错阳差偏离了航线，陷入了一片沙地的困扰。可能是在他回去以后，便描述了那个奇妙的“幸存水手”的故事，很显然，他相信他一直寻找的那座海岛真的已经被大海淹没了。

    塞斯的那位神父似乎也是将古代传说中有关亚特兰蒂斯的部分与在北非海岸定居的欧洲人的记录以及在马尼他王(公元前1224 – 1215年)和拉美西斯三世（公元前1184 - 1153 年）统治时期的海上袭击[16]（据一部埃及人的史书记载，当时“海上群岛皆不得安宁，时时受到彼此之间的骚扰”）等诸多因素综合到一起后才得出的那些结论。当时这些岛上的一些部落——他们曾在利比亚创建过文明，都在拉美西斯三世的雇佣下出兵出船，将“后来的入侵者”驱赶出他们的国度。[17]正如柏拉图所说的亚特兰蒂斯的统治者们一样，他们“都服从利比亚内陆部分的统治，这个势力范围甚至远至埃及”。

    不难想象，当谢里曼证明柏拉图假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就是爱琴文明的摇篮时，他本人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惊叹和困惑。但是如果他能够像此前表现出的那种强烈欲望一样，投入到挖掘克里特的工作中，那么，他就或许能够改变对这个希腊-埃及神话真实意义的看法了。

    古希腊的诗人和史学家们留下了大量有关克里特的传说。其中谈到许多关于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事情，在特洛伊战争之前，这座王国可是异常强大的。根据斯特雷波[18]的描述，米诺斯就住在克诺索斯，正是由此才有了后来被希腊人虚构出来的许多由他制定的法律。修西得底斯[19]谈到米诺斯是人类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的航海家，也正是他清除了爱琴海上的海盗。《奥德赛》中有诗为证：

    在葡萄酒般浓郁深沉的大海中有一片叫做克里特的大陆；

    它土地丰饶、物产富庶，但却时常要受到海浪的困扰；

    它富甲天下，人丁兴旺，建有九十座城市……

    它们一座连着一座，越延约广，越拓越宽，克诺索斯就是米诺斯统治下的其中一座，

    这位国君九岁便登上王位，

    秉承宙斯的旨意一统天下。[20]

    第65节：遗失的亚特兰蒂斯(7)

    根据传说，米诺斯为宙斯与凡间女子欧罗巴——腓尼基国王阿革诺耳（Agenor）的女儿所生的孩子。这则传说讲述的是有一天欧罗巴她的女仆的陪同下正在洗澡，这时被宙斯看见并爱上了她。宙斯将自己变为一头公牛，身形健美、脾性温顺，很快便吸引了这位公主的注意。她朝这头公牛走去，她已完全被它迷住，竟然情不自禁地骑到了它的背上。突然，这头公牛迅速猛跑进水中，然后游到克里特。在那儿，她成为了宙斯三个儿子的母亲，他们分别是米诺斯、拉达曼提斯（Rhus）和萨耳珀冬（Sarpedon）。

    这个故事与苏格兰民间传说中“马形水鬼”的故事十分相似。当人一骑到这些神怪动物的背上，便马上发现自己已经不可能下来，然后被载入一片汪洋大海中。有时，苏格兰传说中的“马形水鬼”也会以人形出现在爱情故事中。

    希罗多德曾经谈到，“某些希腊人很可能就是当初一部分克里特人在腓尼基海岸的提尔（腓尼基著名港口，现属黎巴嫩）登陆后演化而来的，也正是他们缔造了那位美丽的小公主欧罗巴”[21]他提出，欧罗巴这个名字可能是在提尔有一位同名公主出现之后才被这样叫的，在此之前，那里原本为无名之地。[22]

    人们猜测，米诺斯是被他的父亲宙斯授命才登上王位的，当时，宙斯来到他在艾达山的山洞将人们聚集到一起宣布了他的圣谕。[23]后来，当他去世以后，他便同欧西里斯一样，成为冥府里的一位判官。《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尤利西斯曾在言语中谈及到访过这块蒙荫之地：

    在那里我见到了米诺斯，大名鼎鼎的宙斯的子嗣；

    他手握金杖，位列冥府判官席之上；

    判官们依次问话，侃侃而辩，不胜其忙，

    厅内站立者有之，端坐者亦有之，好个济济一堂，

    气势恢宏的对开大门赫然敞开，从不关张。[24]

    这就是他所描述的米诺斯——这位叫作米诺斯的国王——在继承克利特王位这件事上一直饱受争议。

    为了强调至尊无尚的王权，他自称天神授予了他一切权力。因此，他恳求海神波塞冬从海里给他送来一头公牛，为此，他许诺将供奉牺牲祭祀。然而，当这头美丽的公牛出现在米诺斯的眼前时，他不禁深深地迷恋上这头野兽，于是他私自将其换为己有。这件事波塞冬知道以后勃然大怒，为了惩罚米诺斯，他先是令那头公牛发疯，然后使之与米诺斯的妻子帕西法尔（Pasipaur）。

    于是，米诺斯必须为弥诺陶洛斯专门修建一处居所，并不得不为它供奉祭品。因此，米诺斯雇来代达罗斯——一位技艺精湛的雅典工匠[25]，在从埃及到雅典的中途，也就是克诺索斯修建了一所迷宫，使它与另一座位于米瑞斯湖（Lake M?ris）附近的宫殿极为相似。当这项工程完成以后，米诺斯设计将代达罗斯困在迷宫当中，但被帕西法尔王后秘密解救出来。然后代达罗斯为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Icarus）装上翅膀，两个人一起飞越过爱琴海，但是由于伊卡洛斯飞得离太阳太近，以至于绑缚在他身上的翅膀上面的蜡被熔化掉，于是他失身跌入伊卡洛斯海中——这也便是这片海的得名由来。幸好代达罗斯最终平安着落在意大利的库迈 (公元前750～1025意大利那不勒斯以西的古城)，他在那里为太阳神阿波罗竖起一座神殿，并将自己的翅翼供奉给他。[26]

    另外，伊卡洛斯的命运同巴比伦神话中的伊塔那（Etana）也十分相似；在《可兰经》的传说中，他是尼姆罗德（Nimrod）；而在印度古代梵语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中，他又是神鹰揭路荼（Garuda，类似大鹏金翅鸟）的儿子。伊塔纳与尼姆罗德都是骑在鹰背上升入天空，而他们坐骑的翼梢均被太阳灼伤，而在人们的假想中，那只印度神鹰也受到了类似的惩罚。[27]

    第66节：遗失的亚特兰蒂斯(8)

    此后，代达罗斯到西西里岛寻求庇护，并在那里受到科卡罗斯(Cocalus)国王的热情招待。为此，米诺斯派出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前往西西里岛以追捕代达罗斯，显然，他已下定决心，必置其死地而后快。但在那里，他却遭到科卡罗斯及其女儿们的背叛和谋杀。为此，当地建起一座神庙以纪念女神阿芙罗狄蒂（Ape）。

    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位

    此前，米诺斯还曾颁布法令，雅典每年要向克里特供奉七对童男童女供弥诺陶洛斯飨食。

    这条法令之所以被强加到雅典人的头上，是因为他们曾出于怨愤而将米诺斯与帕西法尔所生的儿子安德鲁吉奥斯（Androgeos）杀害，因为他在雅典城邦的博弈中击败了他的所有对手。

    起初两年，这些被用作祭祀的活人贡品是由雅典下面的附属城邦来出。但最后有一位英雄挺身而出，他就是忒修斯，

    他发誓要将自己的生命，

    奉献给挚爱的祖国雅典，

    为了殉葬的大船从此不必再

    载着那些无辜的生命前往克里特海岸。[28]

    于是，在第三年，他带着他在雅典城中的贵族儿女一同驾船驶往克里特。当他一到克里特，便被通知他必须独自一人赤身裸体进入那所迷宫，在那里他将被弥诺陶洛斯吃掉。[29]这时，他向女神阿芙罗狄蒂求助，在女神的帮助下，使一位美丽的克里特公主爱上了他，她便是米诺斯的女儿——阿里阿德涅（Ariadne）。她偷偷给了忒修斯一把魔剑，用这把剑能够杀死弥诺陶洛斯，又给他一个线团，通过它能够使这位大英雄从迷宫中解脱出来。当他穿绕那些错综复杂的通道时，便解开了那个线团。结果当然是，他杀死了弥诺陶洛斯，将雅典从这种残忍的活人进贡赋役中解救出来。阿里阿德涅与他一起踏上了返回雅典的征程，但忒修斯却将她抛弃在纳克索斯岛（Naxos，基克拉迪群岛中的最大岛，位于爱琴海南部）。

    今天，每当人们提起这段传说，都会想起雅典要臣服于克里特法令的那段时光——雅典人必须要交出一些男人女人作为斗牛士，让他们在克诺索斯的斗牛场上惨遭屠戮。根据太阳神话理论的解释，米诺斯就是太阳，而帕西法尔则是月亮；或者弥诺陶洛斯是太阳，而那个迷宫则是黑夜里的星空，迷宫里那些错综复杂的路径都是围绕着月亮布局的。

    赫西奥德、荷马、修西得底斯以及希罗多德不约而同地都提到只有一个米诺斯——宙斯的儿子，伟大的立法者。但是狄奥多罗斯[30]与普鲁塔克(希腊历史学家，约公元46—120年)[31]则向我们描述了另一种版本的米诺斯，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雅典人民的压迫者，当然也是克里特的国王，并从海神波塞冬那里得到了公牛。此外，还有一部分考古学家认为，米诺斯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被用在圣经中代表法老王的一个皇家头衔，从这重意义上说，克里特的每一任统治者都曾经是一个米诺斯，就像每一任埃及国王都是一个欧西里斯一样。另外还有人认为，米诺斯只是一个流行甚广的王位名称而已，就如同拉美西斯之于埃及或凯撒之于罗马一样。

    但不管怎样，最主要还是因为源远流长的希腊神话给予了克里特充分的肯定，将其视为前希腊文明和宗教的源泉，正因如此，才激发了后来的考古学家们决意在这座海岛上进行挖掘。在下一章，您将会看到针对这一神话假想在岛上进行的风起云涌般的考古试验，而其结果也没有辜负世人的期望，甚至远远超过最乐观的猜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脚 注

    [1]该文出现在1912年11月17日出版的《伦敦要闻》上，该报现已停刊。

    [2]见第一章。

    [3]《伦敦要闻》，1912年，12月8日。亦可参看盖基（Geikie）所著的《太平洋海底及其探源》、《大洋时代》、《史前欧洲》及《欧洲人类的古迹》等书目。

    [4]详见赫尔教授和J. .斯宾塞教授所著的《北大西洋的次大洋地文学》（伦敦，1912年），及赫尔教授在《伦敦要闻》报上1912年12月1日所著文章。

    [5]在更新世时期。

    [6]《美洲生物的分布和起源》。

    [7]一段巨大的年代间隔——或许数百万年——将渐新世时期从最早的更新世时代的文化阶段中剥离出来。

    [8]《英国博物馆铜器时代古器指南》，第110、111页。

    [9]《穿越南墨西哥》，h. Gadow (1908年)；美洲人类文化学研究署，E.弗尔斯特曼，《公牛》，第28页（1904年）。

    [10]《蒂迈欧篇》，第六节。

    [11] 1909年，2月19日。

    [12]第十三节。

    [13]《克利蒂亚斯篇》，第十五节。

    [14]《希律王》，第一卷，第173页。

    [15]《埃及神话与传说》，第248-251页。

    [16]同上，第349-350页。

    [17]在公元前1200至1190年间。

    [18]《斯特雷波》，第十卷。

    [19]《修西得底斯》，第一卷，第4页。

    [20]《奥德赛》，第十九卷，第170页。

    [21]《希罗多德》，第一卷，第2页。

    [22]同上，第四卷，第45页。

    [23]《斯特雷波》，第476页。

    [24]《奥德赛》，考珀 译，第十一卷，第696-700页。

    [25]《修西得底斯》，第一卷，第4页。

    [26]《维吉尔》（古罗马诗人，公元前70-公元前19年），第六卷。

    [27]《巴比伦神话与传说》，第165页。

    [28]《卡图卢斯》，第64页（马丁译）。

    [29]《古典神话传说》，第182页。

    [30]第四卷，第60页。

    [31]《忒修斯》，第20页。

 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

    第67节：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1)

    第六章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

    在克里特的早期发现——“残旧传说”如何被“披上新装”——在克诺索斯的惊世发现——著名的岩洞壁画“侍酒者”（tiu）——腓尼基人的蓝色染艺来源于克里特——“遗失的亚特兰蒂斯”人的蓝色长袍——米诺斯的王宫与议事厅——法官如何判案——神圣公牛的石膏浮雕——早期宫殿的遗迹——走进克诺索斯——岛上王国的“木墙”——王国官员、神职人员与家庭成员——女王中央大厅的壁画——“戏院”里的拳击和舞蹈——克里特人与苏美尔人的排水系统——荷马史诗中的腓尼基人即克里特人？——从《奥德赛》中看宫廷生活——神祠与岩洞中的祭祀贡奉——维多利亚女王与古代遗俗——神圣的动物与图腾——蛇女神与女祭司——克里特女人如何穿衣——希腊与马耳他人的十字架——伊希斯（古代埃及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的星形符号。

    关于克里特的历史，一直以来，书中总是习惯于这样介绍，“它始于英雄或神话时代。历史学家和诗人们告诉我们有一位叫做米诺斯的国王，他存在的年代是在特洛伊战争以前。然后就是那些世人皆知的关于弥诺陶洛斯、忒修斯以及阿里阿德涅的故事。”但太阳符号象征主义者们仍然热衷于在史诗古籍中出现的各色传说。

    关于谢里曼在迈锡尼与提林斯的发现，很久以来在学界就存在争议，但这一切在一位克里特本地人从克诺索斯挖掘出带有明显迈锡尼特征的几个坛子和一些陶器碎片后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显然，它又重新唤起人们对那些消逝许久的古老文明的怀念。在一些考古学家（包括谢里曼博士与多普菲尔德博士）对这块古文明遗址进行初步考察后，确信这是一座古代宫殿的遗址，它部分地使用了石膏作为建筑材料，深藏在陈年的残砖碎瓦下面。然而，在当时，他们却无法得到当地领主以及土耳其政府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挖掘工作显然很难有序进行。这件事在. J. 斯蒂尔曼（. J. Stillman）先生的记录中能够得以证实，他认为，这些废墟正是那座著名迷宫的残迹，但在当时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少关注。

    1883年，一些住在岛上东部的农夫偶然在底克泰里安（Dict?an）山洞发现了古代祭祀器物，而那座山洞此前一直是被他们用作羊圈的。他们把发现的这些器物拿到集市上变卖，没想到购买者络绎不绝，一时间这股争购克里特古董的商业旋风在当地迅速飙升起来。于是，考古学家们再次被吸引到这座岛上，但是在这座山洞前的考古挖掘却并未再能取得任何突破。这也使得当初发现它们的那些农夫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更加努力地四处挖掘，并且随着他们工作的不断进展，考古学家们也越来越确信很可能这座岛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考古工作研究的对象。1894年，亚瑟?埃文斯先生（Arth）来到克里特岛，他们考察了克诺索斯的旧址与底克泰里安山洞。但由于当时岛上正掀起一股强劲的反抗土耳其政府的运动，所以他们的工作开展得也很不顺利。尽管如此，亚瑟先生仍然能够影响人们对于克诺索斯地下出土文物的购买，并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坚信在这里将会收获另一个伟大发现。在当时，最令他心动的是刻在一些石膏块上的属于迄今仍未破解的史前文字系统的神秘符号。但是，直到1900年，他才能够通过购买下克诺索斯的全部遗址的方式，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挖掘工作。

    在此期间，有更多的考古学家对底克泰里安山洞进行了深入的考古研究，因为洞穴内部具有非常奇特的复式结构。工作的确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一些刻有文字的石碑和其他发现相继出土，但所有的研究工作在1897年全部被迫停止，当时，人们发现它的上层洞穴开始坍塌，并被不断落下的碎石塞满。此外，由于岛上政治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外国人连在这里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就更不用说在一个安静的氛围下对古代文物进行挖掘工作了。

    第68节：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2)

    但是，在1900年，亚瑟?埃文斯先生在克诺索斯，贺加斯先生在底克泰里安山洞，两人分别在两地几乎同时取得超乎想象的突破性进展。他们实现了一个实质性突破，那就是完全揭开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的面纱，与此相比，早先发现的迈锡尼文明只能算作这个文明下的一个分支。自从25年前，谢里曼在寸土未动的情况下就宣称发现了阿伽门农及其同伴的墓葬以来，考古学界还再未取得过如此重大的发现。正如阿斯奎斯先生（Asquith）在雅典举行的一次英国学校捐赠仪式的年会上发言所说，[1]“这是对那些怀疑论者的又一次有力抨击。那些被勉强拼凑起来的古老神话如今重又焕然一新。人们猜测这座山是宙斯在劳作后休憩的场所，而奠定人类法学原理的米诺斯所创造的那座宫殿，则正被从神话的迷雾中剥离出来，还原为它可能存在的真实面目。”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亚瑟?埃文斯先生从1900年3月登上克里特岛开始，就得到邓肯?麦肯奇博士的协助，麦肯奇博士此前凭借其对米洛斯岛（Melos）的挖掘工作而名噪一时，此外，参与协助埃文斯这项工作的还有雅典英国建筑学院的法伊夫先生（Fyfe）。总之，埃文斯为此组建了一支相当庞大的团队，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当年6月份这期工程行将结束时，使得克诺索斯宫的大部分得以重见天日。

    在他的这一系列发现当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就是宫殿走廊与厅堂内的墙壁上用油彩描绘的壁画。这些壁画更加激发了公众对前希腊文明的兴趣，甚至超过了那座被焚毁的特洛伊古城以及在迈锡尼山洞中发现的国王的金面具。因为这里描绘的是栩栩如生的古代生命的美景，因为这是与早期圣经上记载的法老们生活在同时代的享有高度文明的欧洲人，因为他们生活在那样一个富丽堂皇甚至有些奢侈淫逸的古老的世纪，它甚至比所罗门（？-932BC，以色列国王，在位期间，发展贸易，以武力维持其统治，使犹太民族达到其鼎盛，以智慧著称于世）雇佣腓尼基的能工巧匠去装修他的庙堂宫殿还要早出许多个世纪。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又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可以明确一点，他们绝不是在等待希腊文明的曙光降临的面目丑陋的野蛮人，相反，他们中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是那么的容貌清秀，身材娇好，他们的装束既不同于埃及人、希腊人，也不同于罗马人。从画面上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艺术与生活样态来看，他们是古代中的现代主义。画面上那些妇人盈袖浅舒，玉臂轻展，纤腰款摆，裙裾飘飘，或许走起路来更是风姿婀娜，美轮美奂，驻足于这些图景之前，你怎么可能想到这会是来自一座克里特的宫殿，这分明就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巴黎风行一时的贵妇们出入的沙龙吗！

    在亚瑟?埃文斯先生首次向公众介绍他在克里特的考古发现时，他对其中最经典的一幅被命名为“侍酒者”的壁画进行了娓娓动听的描述。

    他这样写道，“它的颜色，几乎同它在三千多年前被放进去时一样光鲜亮丽，色彩缤纷。更重要的是，这还是这支神秘的迈锡尼人的真实肖像画首次在世人面前亮相。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幅画，就被画面上那个青年的朝气蓬勃、英武俊朗所深深打动和吸引，让我不禁突然想起在经过这段一个漫长的历史记忆真空之后，那个恍如昨日的被遗忘的世界重新依稀出现在世人眼前。以至于，我对今天仍生活在克里特岛上的那些懵懂无知的劳动工人都产生一种莫名的神秘感。”

    克诺索斯的侍酒者

    摘自亚瑟?埃文斯先生所供照片

    “实际上，对于他们（指克里特岛土著居民）来说，在地层中间发现的这幅画无异于就是奇迹，他们会虔诚地瞻仰这位圣人的肖像！另外，这幅壁画的搬运本身也是一件需要特别细致而繁冗的地下工程，并且在夜间需要有人看守，于是，我们决定让团队中大家最信得过的老马诺利斯（Manolis）担任这项工作。一夜，不知何故，他竟迷迷糊糊打了个盹儿，梦里，这位怒气冲冲的神圣出现在他面前。随即他马上醒来，他意识到有一种神秘物体在自己身边；他周围的动物们也开始低吼嘶鸣，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看见了一种‘幻象’（φαντ?ξει {希腊语 fantáksei}），第二天早晨他在向同伴述说这段经历时称，‘整个这片古墓里都是鬼影瞳瞳！’”[2]

    第69节：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3)

    这幅与真人大小相当的画像在大腿以上部分都保存完好，它被收藏在克里特岛上的坎蒂亚博物馆中。画面上，年轻的侍酒者双臂前曲托起一尊细长形状的尖头容器，容器表面用金银来进行装饰，瓶口泛起“酒沫”似的流体，青年侍者一只手举起握住容器的手柄，另一只手则抓在容器底端的末梢上。画面上的青年是一个侧立的轮廓，从身材比例特征来看，完全是现代人类，此外他的胡须也剃得十分干净；他的额头饱满，长着深黑色的眼睛，黑色的卷发。亚瑟?埃文斯先生认为，从其颅骨结构分析，他应该属于“短颅型”（brachycephalic）人种；但也有人把他归作“中等类型”（mesacephalic）。他的脖子上戴着一串银链，在惟一能够看得见的这只耳朵上戴着耳环，看起来上面似乎镶嵌着一块蓝宝石。在他右臂的肘部以上戴着一只臂环，而在其左腕上套着一只印章似的手镯，看起来就像今天人们戴的腕表。他的身材修长而健美，腰上束着一根腰带。他穿着一身十分得体的紧身衣服，上面还带着十分精美的装饰。

    在这幅著名的画像被挖出以前，挖掘者们先清理出一条将近4码宽的铺石走廊。左面的墙壁还保留着灰泥强的痕迹，墙上绘制着一幅连贯的一群男母权贵的人物壁画。遗憾的是，这些画面人物的脸部都已无法识辨。但考古专家们注意到，这些画像与埃及古墓中描绘的那些“凯弗提尤”人（Keftiu）十分相像。

    这些画像与此后发现的其他一些画像都有一个有趣的特征，那就是它们证明了克里特人曾经广泛使用一种蓝色染料。画面上几位男性人物穿着淡蓝色长袍，而其他人则身穿镶有蓝边的白色长袍。很显然，腓尼基人并不是最先使用这种著名的染料的，而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把它们同腓尼基人联系在一起。随着后来不断有新的证据出现，这种推测也最终被彻底否定。很多年以前，腓尼基人取代克里特岛上的海上商人开始缝制这种淡蓝色的长袍，不过看起来，人们似乎只是在举行一些特殊仪式的时候才会穿上它们。于是，人们很容易将其与柏拉图作品中的亚特兰蒂斯联系起来，因为那里的居民也有着类似的传统。当祭祀的公牛被贡奉上来，敬神的酒器也在神庙的祭台上摆放完毕，“笼在牺牲周围的篝火被渐渐熄灭，所有的祭祀人员穿上漂亮的深蓝色长袍……然后人们彼此之间进行公堂对簿似的问讯，与现实中对触犯法律者的法庭审判几乎分毫不差。在‘审判’程序结束后，随着旭日东升，天色放明，他们便将‘鏖战’一夜的结果刻在一块金匾上，再把它连同他们在仪式上穿着的服饰一并保存起来作为纪念。”[3]

    埃文斯在其中的一个小间中发现了一个浴缸大小的陶土容器，里面就存放着一批刻有字迹的黏土牌匾。它们是埋置在一堆木炭中，表明曾经是被放在一个木箱里，并在后来的某个时期在火灾中被烧毁。

    随着挖掘工作的不断向前推进，许多引人注目的发现在那段时期如梅花间竹般相继出土，这大大激发了当时考古学界对克利特的强烈兴趣与无限遐思。透过那些残破不堪的壁画，人们仿佛看到消逝弥久的克利特岛上的圣灵们的归来；夜风瑟瑟，掠过挖掘过后的废墟，有如“幽灵们清盈的脚步”在肃穆的回廊间往复行走；又似“一颗忧郁深沉的心灵在默默倾诉着经年旧事”。当我们闭目凝思，脑海中浮现出那年那月——

    一缕夺目的日光刺透晶莹欲滴的露珠，

    霎那间，幻化出一个瑰丽的缤纷世界，

    流光溢彩，灿若繁星，

    此情此景，让人直想昔日雅典的气势恢宏；

    惊涛拍岸，洪波涌起，

    声声震耳，四面八方的声势交相呼应，

    这亘古不息的风吟穿越神秘的群山、密林与海峡，

    古老的预言此刻在我们眼前变得豁然清晰。

    挖掘者们的预言并非虚妄的梦幻；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几乎昨夜它们还是依稀的概念，此刻竟已全都展现在人们眼前。考古学家们坚信，要彻底揭开这个谜团，就必须去搜罗足够的证据?——证明这座宫殿的主人就是传说中的米诺斯，或者是被冠之以这个称谓的其他国王，随着他的地下宫殿重见天日，最古老的欧洲之王也便呈现在世人眼前。

    第70节：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4)

    在这座地下宫殿的腹地，埃文斯们最终挖掘出弥足珍贵的古文明遗迹，几千年来，这些被深埋在历史尘埃下的古老遗迹，见证着荷马时代的过往英雄，亚述文明的兴衰沉浮，巴比伦帝国的繁盛凋零，埃及王朝的权赫天下，以及波斯人的辉煌，希腊人的权贵，罗马人的称王。而当初端坐在这座宫殿王位之上的帝王们，在历经岁月的荡涤沉淀后，演化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甚至在学究们如刀锋般锐利的目光下，它们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但是这里，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童话般的古老王朝的如烟往事。

    “王位室”（throne Room）位于宽阔的宫殿中厅上层与西配殿的“长廊”之间。但是，只有从宫廷的正门才能够进入到那里。要找到“王位室”，首先必须得穿越一间大约只有七码见方的小前厅，四壁是用碎石垒起的墙，挖掘者们发现，当初这些墙壁在修建时就已经被涂上了灰泥，而且经过古代艺术家们的装饰，墙壁表面十分美观，可以想象，这些古代的建筑师已经具备熟练的绘图技术与高超的着色水平。

    在“议事大厅”内的墙壁四周排列着许多石椅，而在北面的两张石椅之间有一块凸起的石板，那便是国王的王位。显然，米诺斯王就是端坐在这里，为满堂的达官显贵们主持会议的。这个房间内大约有二十张左右的座椅。

    那个王位在被发现时仍完好无损，造型十分别致。这与第四王朝的埃及国王卡弗拉 (Kafra)的金字塔中的布局结构形成有趣的对照。王位的靠背较其他座椅都要高出一块，并且造型也更加简约。它的外形为一种凹凸起伏的轮廓，有点类似于橡树叶的样子。王位的底座坚实而宽阔，石椅中部被打磨得平整光洁，坐上去正好合适。而它的边缘部位也都雕刻精美，从正面看那些“双线条花边”，还有些像“近代的哥特式”设计风格。

    挖掘者们像传说中的勇士尤利西斯一样被带到这间房厅——不过他当初是渴望早一点回到自己的家园。传说中，他发现了这座神秘宫殿，看到米诺斯王端坐在众大臣中间，他身下的石椅“打磨得异常光滑”，就像《奥德赛》中对腓尼基王的描述一样——

    首领们，（元老院的）议员们!

    下面我将发表我的讲话，请诸位注意。

    这位与我素不相识的客人，在旅途中误入了我的宫殿，

    哦，他或许是来自东方，抑或是我们西边的某个邻国。

    他请求能够在我们的指引下安全返回家园，

    我们可以满足他的愿望，这里我便宣布批准他早日返回的要求，

    作为大国，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帮助我们的邻邦；

    对于此刻这位陌生来客，

    尽管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以及如何闯进我们的宫门，

    但他既然已经抱怨在这里停留得太久，

    那我们就尽快——

    让他乘坐我们的神舟，哦，那是一艘速度最快的大船，

    再从我们的勇士中选出五十二位青年，要保证他们是最好的；

    然后，给他们配上最快的船桨，

    一切准备就绪，把船停在那里，在我的宫殿举行一个送行宴会，

    我将亲自来为这位客人提供各种方便。

    因此，我命令所有为他送行的随从们，

    还有这里所有的贵族大臣们，

    你们要像对待我一样照顾好我们的客人，

    现在，让我们一起尽情享受这快乐的时光吧，

    尊贵的客人，您可一定不要拒绝啊。

    还有啊，叫来我们的伟大歌手得摩多科斯(《奥德赛》中的盲诗人 )，

    一起分享我们的宴会，神赋予了他吟诗诵歌的超凡天分，

    他的文辞隽永，他的乐音曼妙，

    天才的灵感一旦燃起，四海之内便无人能及。[4]

    在米诺斯“王位”的正对面，是一个有石板防壁的浅槽。至于它的作用，还不得而知。尽管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诸如外交使节之类的人在此等候国王的召见时，会在这里洁身净面，但这一理论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在这座巨大的宫殿里，在别处有专门的盥洗室，人们可以在那里洗去一身的旅途劳顿，疲态倦容。因此，它或许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仅是装饰整体的一部分而以。此外，这里还使用了鱼尾板作为结合板，这与绘在四面灰墙上的壁画景致融为一体，十分和谐。这是一幅河边的景象，画面上在潺潺的流水边上，是一撮撮茂密的芦苇、嫩绿的水草以及姹紫嫣红的花儿，这些美景令厅堂之内顿显盎然生机，充满欢愉之气。在门口的两侧是两只光芒四射的鹫头飞狮，它们身披孔雀翎，亚瑟?埃文斯先生对此评述道，“这表明，这种印度飞禽在所罗门时代之前更早的时候就已经被东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所知”。这样一幅绚丽多姿的花圃图构成了整个画面的奇特对比，另外，在那缓缓地蓝色溪流之畔，还散落着一些蕨类植物和棕榈树。

    第71节：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5)

    在那场大火吞噬掉这间艺术画廊，以至于摧毁整座宫殿之前，这里一定曾经富丽堂皇、景致典雅。不难想象，当初在这些石椅上面肯定铺着镶满花边的地毯和衬垫，从而与屋内整体华丽的色彩相吻合。而这其中，王位显然也是经过一番精心装饰的。对此，亚瑟?埃文斯先生这样写道，“整面墙壁都被刷成亮丽的白色，并且是用不同的方法反复粉刷。那张王位至今能够显现出清晰的大红痕迹。在对王位的靠背进行细致的检查后，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上面有许多细线条（这些线条在墙壁上面的壁画中也大量存在），而它们与埃及工匠习惯使用的一种技术装置画出的引导线十分相似。因此，这似乎表明，王位的靠背是曾经经过异常精心的图案装饰设计的。”[5]此外，经过铺就的地面明显在四面墙壁之间设置了一道边界，同时也是一种艺术的装饰。

    另一个有趣的早期发现是宫殿中的“酒窖”——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地下室”。在那个长长的走廊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排排摆放完好的大坛子，“侍酒者”在宴会上所端的酒应该就是储存在这里，此外其中的一些坛子还装着一些油类液体。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在其中一个房间的墙壁上，画有一头公牛的浮雕像。“它与真牛大小相当，或者还要大一点”，它的发现者当时留下这样的记录。“它的眼睛格外突出，瞳孔为黄色，虹膜略显淡红，在眼球周围以上部分绕着眼白有一条明显的狭长箍迹。牛角呈淡灰色……总之，这幅浮雕彩绘堪称是迈锡尼文化流传至今的雕塑艺术中最具价值的艺术典范。从对这头公牛浮雕像的描绘工艺来看，当时的艺术家表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也使得画面上的这头牛是如此的生机勃勃、活灵活现。可以说，这种表现手法是在高度的自然主义中融入了恢宏肃穆的表现张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此后的古典艺术中，我们再未见到过刻画得如此真实、如此充满力量的公牛画像。”[6]

    克诺索斯的浮雕彩绘图——公牛头

    亚瑟?埃文斯先生供图

    在克诺索斯宫的第一期发现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座宫殿的规模异常庞大，当初定曾显赫天下。尽管考古学家们收获颇丰，但却没能发现任何迈锡尼时期以后的器物。这也进一步证明在公元前十三世纪之前的一场大火彻底摧毁了这个前希腊时代的王朝。此外，他们又发现了另一个更早时期的宫殿，在其下面是新石器（或旧石器晚期）时代的地层。遗憾的是，正当曙光乍现的时候，亚瑟?埃文斯先生却不得不于1900年6月中断了对这个神秘旧址的挖掘，原因是恶劣的瘴气环境以及从利比亚吹来的强劲的南方形成的遮天蔽日的沙尘天气。这样，大概过了九个星期后，天气开始好转，挖掘工作重又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下进行了，另外，又有一位像亚瑟先生一样幸运的考古学家，他既有着谢里曼的运气，又有着丰富的考古经验和技术支持。至此，已经没有人再会怀疑，在克里特这块土地上曾经存在过一段伟大的前荷马时代的文明，随即，米诺斯便被太阳符号象征主义者彻底从神话国度中“解救”出来，重新恢复了其古代伟大君王的身份。

    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位挥舞权杖的巫术师，在我们眼前这座神秘的宫殿前召灵施法，就像埃及在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统治时期以及托特美斯三世为攫取王位而所作的一样，但无论如何，最令我们震撼的一定是这座皇宫的现代建筑风格。

    像《奥德赛》中的那位英雄一样，我们从海边被一路指引，来到腓尼基国王阿尔基努斯(Alcinous)的宫庭。站在一条两侧满是白杨树的大路旁的一处视野开阔的高点上，我们一眼便能望到克诺索斯宫。这座宫殿位于一座低矮的小山脚下的河边[7]，周围是一大片肥沃的河谷洼地，此地距坎蒂亚约有3.5英里。这片地形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圣山朱克塔斯（Mount Juktas），远远望去，突兀起伏的山峰十分惹人注目。细细端详，它就像是传说中的“宙斯神槌”故意要修理山的形状一样。同时又很像埃及的金字塔，每一座山峰都自成一体，一座挨着一座，连绵不绝。

    第72节：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6)

    宫殿的门前，路面被铺得齐整而平坦，形成一个宽敞的广场，每一面都约有130码长。宫殿的四周并没有围墙。这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克里特与“古老的英格兰”一样，都是依赖它强大的海军保护——那应该算是它的无形的“木墙”吧。历任米诺斯国王都十分重视对海盗的镇压，以防他们对岛上那些失去军事保护的城市进行劫掠，进而抢夺海上霸权。[8]

    我们从北门进入到这座宫殿，沿途遇到一队队进行巡查的士兵。这里是进入克诺索斯宫的必经之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要少量布防，就足以把持住两边高大城墙之间的狭窄通道，我们便由此进入到王宫的中心大厅。一路上，仍然设有大大小小的塔楼和哨岗，里面的防卫士兵可以轻易地向入侵者施射乱箭。在我们的脚下，距地面二十余英尺深的地下，是暗无天日的地牢，被关在里面的犯人将在黑暗与焦虑中度过他们的余生，那时候，也许他们会时时怀念起“他们的祖国、妻儿，还有奴隶”，这一切都将永远地告别他们，环顾四野，到处是“了无生趣的阴冷死水”，这就是他们为挑战米诺斯的权威所付出的代价。

    中心大厅位于宫殿的正中，长约60码，宽约30码。在它的东面是皇族的私家寓所，但从大厅却无法通向那里，入口隐藏在迷宫一般的通道深处。走出它西侧的第一道门，我们穿过一间前厅走向国王的王位室。再往前走，在宫廷中心的附近，是供奉蛇女神的祠堂。在它的后面是东西厢房和一间存放祭物的神舍；这些房间似乎应该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继续向南是一间很大的“祭仪礼堂”。我们穿越这个礼堂朝着最北端走去，然后通过宫中的西配殿。我们发现，宫殿的中间地带被“长廊”分割成若干部分。向南走，我们一路穿行，沿途的右侧有许多储藏室，直到我们到达一个出口，从那里可以通向供奉蛇女神祠堂后面的那间神舍。我们就这样在这座迷宫似的建筑里穿来穿去，不知不觉中天已经亮了，不过这也不足为怪，如果这座迷宫仅仅是徒有虚名，那么那位著名的勇士忒修斯也就不必靠着阿里阿德涅公主的帮助，才艰难地从这些错综复杂、千回百转的通道中成功脱逃了。宫殿内的房间一个连着一个，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一路向前，遇到无路可走便转身返回，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意识到，在这里面，如果没有向导的帮助，要想通过蜿蜒曲折的长廊顺利返回中心大厅是多么的困难。同样的，东配殿也是这种迷宫似的布局结构。在东配殿的南侧，分别是迎宾间、会客室、卧房和盥洗室。这些建筑包括“柱廊大厅”、“双斧大厅”、“女王中央大厅”（古希腊和小亚细亚建筑的中央部分，由敞廊、门厅和大厅三部分组成，中间有火炉及宝座，周围4根木柱）和“长椅休息室”。[9]在这里有楼梯通向宫殿的上层。

    这些房间是属于女眷们的，要进入这个区域必先经过一条黑暗的“狗腿形走廊”（dogs-leg corridor）。我们一走进“女王中央大厅”，便立刻被大厅内高贵典雅的装饰风格惊呆了——不但在铺好的地面上覆盖上镶边地毯，而且五颜六色的整体布局也令室内蓬荜生辉，四壁上都装点着壁画，看起来就像置身于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中，华冠霓裳的鸟儿自由飞翔。在北侧的墙壁，是一位明眸善睐的姑娘在翩翩起舞的画面，她飘逸的长发如湖面的涟漪微微起伏，她修长的胳膊和着音乐的节拍动感十足。她的身体稍稍向前探出，俨然一副“金鸡独立”的身姿。她身着一袭黄衫，低口短袖，裸露出青笋般姣美的小臂，衣衫半红半兰，犬齿交错，相映成趣。其他的舞伴围绕在她的身边轻歌曼舞。在不远处，就是吹拉弹奏的乐师们。[10]此时，我们不由想起在那首著名诗歌《阿基里斯之盾》（the Shield of Achilles）中所描绘的一幅场景：

    第73节：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7)

    丝竹声起，弹者抱琴轻抚弦，

    舞姿曼妙，众星捧月仙乐飘，

    美景如斯，幻如昔日科诺索斯名匠代达罗斯再世，[11]巧夺天工，方使阿里阿德涅美名传天下。

    舞步轻盈，裙裾飘扬手相牵，

    俊俏少年，共与群姝舞翩跹：

    银装素锦，束带薄纱溢芬芳……

    但见众人踏歌而舞，足尖轻点身影飞旋，

    似陶工之手灵动如梭，转眼化出奇葩万朵。

    舞者动则敏如脱兔，合则齐似归雁，

    观者望之如醉如痴，叹其美轮美奂。[12]

    另一件壁画则是一幅生动的对海洋生命全景图。画面中，只见鱼儿在海上往复穿梭，两条大海豚跃出海面喷水嬉戏，不时从它们的鳍间和尾部冒出串串气泡，表明它们在不停地游动。[13]

    每当烈日炎炎的酷暑天气，克里特的贵妇们便聚集在“女王中央大厅”交流她们的家长里短，她们会喋喋不休地炫耀自己身上的花边刺绣，会对墙壁上的艺术品啧啧称叹，亦会对住在“三宫六院”的各色人等统统评头论足一番。她们会对那些造型典雅、做工精细的小器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对于那些与她们的居室布置无甚关系的物件都被置之一旁——她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唯美主义者，所以这样一个广阔的艺术空间的魅力对她们来说简直就是难以抗拒的。一幅巨型壁画需要足够的展示空间，任何可能分散人们注意力的额外装饰都只会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那些风尘仆仆来到克诺索斯宫的客人，都会被领到盥洗室洗漱——它位于宫殿的西北角。这里的墙壁装饰风格相对简约，但有一点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连绵的螺旋形墙裙，中心为圆花饰。房间里备有多个浴盆，这里的侍者会为前来洗漱的人喷洒净身水。

    我们从宫殿的东南侧转到东北侧，发现这里是供那些频繁进宫来不断装璜宫殿的艺术匠师们休息的区域。艺术，从来都是王室证明其高贵身份的一种重要形式。自然，这里也包括乐师们的居所。继续向前，是仆役长们的房间；同时，这里也是为厨师们贮备各种材料的基地，而厨师们的睡房则被安置在“女王中央大厅”南面的生活区及下面一层。

    前面又是有警卫驻守的岗哨，只有在经过他们的许可后方能通过。我们沿着北面出口的走廊一路走来，在这里转过哨楼后来到“戏院区”，它位于宫殿的西北角。这里的两侧都是石阶，观众便坐在这里。其中的一块为“皇家看台”，能够容纳二百人左右；另一块是为年轻人准备的看台区。而其他观众则只能站在一个用木栅栏隔开的区域外围观。有时这里也会上演竞技运动。拳击和摔跤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运动。此外，舞蹈家们也会在此向人们展示他们的舞技，当然，这要在国王的召集下方能进行，因为他们的舞蹈是带有宗教意义的。

    从戏院区向南，我们走进宫殿外层的西院，这里十分宽敞，地面被铺成平台。由于几乎整个西配殿的外部区域都布满了商家店铺，所以这块平台也便成了市场集散地。商人们会在这里兜售水果、蔬菜以及陶器；当然，凡是来到这里从事此种交易的人都需交税。可以想见，这里曾经的官员商贾车来人往的那种热闹景象；同时，这里也是与埃及进行物资运输的一个集散地。检查人员要在这里不停地核对发货单，并签上它们的配送地点。一群年轻人围在一位水手跟前，水手身边是一个埃及人，他们在倾听发生在尼罗河及其两岸的城市中的逸闻趣事。

    我们朝宫殿的正南方向径直走去，来到通向“祭坛厅”和另外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房间门口。再往前，在东配殿的南侧是“圣堂”。在我们身边，一群工人正在忙碌着将王室内宫的部分向外拓宽。

    至此，我们已经将科诺索斯宫的全貌大致浏览了一番。尽管如此，但还是有许多地方没有被我们注意到。克里特人不仅是伟大的建筑家，而且也是经验老道的卫生工程学家。

    克诺索斯宫遗址俯瞰图

    克诺索斯宫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相当完备的排水系统。这其中包括用陶土制成的排水管，看起来这似乎应该是人类历史的昨天刚刚具有的技术，与厕所排水系统的连接“几乎与现代人相差无几”，盥洗室中也建有一个很大的隔间和检修孔，足够工人们由此穿行检修系统。另外，雨水也被导入到宫殿中，而且水的流动完全受人力控制。

    第74节：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8)

    但是，也需指出，克里特人也并非是这些现代排水方法的惟一使用者。在克里特晚期之前更早的时候（时间大约始于公元前1700年），苏美尔-巴比伦人就已经拥有了排水系统。今天，人们从当年尼普尔 (Nippur，美索不达米亚古城，曾是宗教活动的中心 )所在的地层中挖掘出明显的水槽和管道，根据地质学家的推算，它的时间要早于萨尔贡一世（约公元前2650年）统治时期，类似的工程还发生在拉伽什(古代西亚巴比伦尼亚南部的奴隶制城邦，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下游)附近的色古尔（Surghul），法拉（Fara）——即苏鲁巴克(今伊拉克南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旧址等地。但是，目前还不能肯定，是否克里特人是从苏美尔人那里“搬来”这种相当精细的排水系统的。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当年在这座岛上的王国，以及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城市，他们都能依靠科学的方法成功解决如何阻止洪水泛滥的人类痼疾。

    对于克诺索斯宫的景象描述，如果不是发掘出宫殿本身的话，我们就只能从《奥德赛》中洞悉它的一二，而在这部史诗中与此相关的描述也多是针对“王位室”的。

    《奥德赛》中的尤利西斯——也就是那位独闯迷宫的盖世英雄——迷失在谢里尔岛 (腓尼基人所在的岛)的岸边，他惊讶之余，发出这样的感慨，“曾经住在辽阔的海珀里亚岛上（ityos)——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之子。”[17]据说，拉达曼提斯是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亲兄弟。“那他在科希拉岛都做些什么呢？”巴罗斯教授问道。“腓尼基人，”同一位作者接着说，“这个民族的人们既是能征善战的水手，又是气质高雅的艺术家，同时还是活力四射的欢宴者和舞蹈家，他们一定就是克里特人。”

    在《奥德赛》中，迷路的尤利西斯在海边被瑙西卡公主（Nausicaa）发现，小公主给了他衣服和食物，对他说——

    快起来吧，陌生人！去寻找那座城市。

    我愿意领你回到我父王的宫殿，

    在那儿你会见到腓尼基的所有贵族。

    这里瑙西卡公主提出的建议便是指引尤利西斯前往她父亲的王国，在那里他会看到一个安全的港湾，

    我们豪华的帆船舰队

    秩序井然地列于岸边，每一艘都有其自己的位置，

    那里，与金壁辉煌的纳普丘（Neptune）[18]神殿咫尺相隔，

    广场上竖立着巨石标志，那是从别处拖运到这里，

    然后再把它们建筑得牢固无比，为了运送这些石料，

    需要帆船上面的帆布和绳索，并且把船桨打磨光滑。

    公主本想将尤利西斯留在这里，但又害怕水手们会问，“和瑙西卡公主走在一起的那个家伙是谁啊？”这样将会玷污了她的名节。显然，那个年代的流言蜚语同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令人生厌。于是，她天真无邪地说道：

    第75节：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9)

    我应该自责，对于一个处女而言，

    这样的行为即是罪过，违背父母的意志，

    就是不计后果的亵渎自己，我将不能原谅自己，

    我只有在与一个男人结为连理，

    将要踏上红地毯时才能保持如此的距离。

    小公主然后告诉这位迷途者，如何从这片王室农庄前往皇家宫殿——

    你只需一路打听阿尔基努斯的住所，勇敢的阁下。

    他的住所在这里远近闻名，连孩子都可以为你引路。

    等他走近宫殿，就应立即寻找她的母后，女王陛下。

    她坐在一个圆柱旁边，

    壁炉里的熊熊火焰映衬下，她身披的蓬松外套不停舞动，

    她穿着淡紫色的袍子，闪亮，高贵，

    身后，她的女仆们列队相随。

    如果他直接向这位皇族贵妇提出请求，定能“心愿得遂，返还故里”。尤利西斯被腓尼基国王这座华丽的宫殿深深吸引，他在灰眼睛女神雅典娜的指引下径直朝宫殿走去——当然，此时的雅典娜是化身成一个手持瓶子草的姑娘站在他面前的。尤利西斯走到宫殿门前，两眼盯着内墙上的银饰，不愿往前多走一步。接着，他来到宴会厅，只见靠墙摆放着许多座椅，上面盖着用“精细的整经”编制的苫布，显然它们是出自女性之手。那里，腓尼基人正在一尊金人雕像的下面宾客满座、举杯欢宴，金人手中的火把映得满堂华彩，盛景非凡。

    五十位女仆侍于国王与王后身旁——有的在把金黄玉米捣碎成泥，有的正纤指如梭纺棉织锦，如白杨树叶在微风中拂动不息。

    他们将亚麻布织得如此细密，甚至达到滴油不沾的程度。正如腓尼基的男子都是天生的水手一样，这些女人在织布机前面也是同样的卓绝天才。雅典娜女神赋予了她们工匠的娴熟、艺术家的智慧，以及天才的想象力。

    宫殿的庭院外部是一个巨大的用樊篱圈起的花园，园内遍植奇花异草，枝繁叶茂，古木参天。但见——

    石榴树、梨树、苹果树姹紫嫣红，

    甜如蜜的无花果，香似油的橄榄树笔直挺拔，

    这里的各色果木，不畏冬天的严寒，夏日的酷热，

    不曾枯萎，不会凋零，永远四季常青……

    梨花落罢梨儿圆，密密层层悬于枝杈间，

    无花果串串相连，葡萄藤蔓儿束束重生。

    累累硕果饱满丰盈，枝枝垂落触手可及……

    花园深处，香风四溢，一年四季莫不如此，

    美景如斯，万花丛中，两眼清泉喷涌而出，

    一支环抱花园，一支温润地下，沁入宫殿的庭院之中，

    滋育着这个人间天国的万千子民。

    尤利西斯一路流连，不知不觉走进宫殿。他看到人们在夜幕降临前，向杀死百眼巨人阿尔戈斯的赫耳墨斯不断泼酒庆祝。此时，雅典娜女神再次出手相助，她用一团薄雾护送尤利西斯从容走过，没有被任何人发现，直至他见到女王。尤利西斯向女王讲起他的困境，请求在安全的护送下回到自己的家园，结果，他的一席话深深博得这位伟大王后的怜悯和同情。她赐予了尤利西斯食物和酒，让他不必担心，并在他去休息之前，安排他见到了阿尔基努斯国王，他向国王陛下详细讲述了自己如何在海上迷失方向，误登岛上，又是怎样在公主的帮助下来到这里等等。阿尔基努斯国王听闻此言，想起自己的女儿的确发过这样的誓言，遂准其与公主之婚，并承诺——

    我会赐给你房子和嫁妆，

    所有这些你都可以挑选。

    但是，阿尔基努斯又说道，如果他坚持要回家，不留在岛上的话，“将被强行扣押在此”。对此，这位此刻已无自由的迷途者答曰，“那么，请恩准我能够再次回到家乡的海滨上去看一看”。于是，这个婚约便告达成。随后，奥德修斯（尤利西斯的希腊名字）便被带去休息，所到的这个房间装修依旧华丽——

    一把蓬松的羊毛睡椅，

    在门廊的下面，铺着紫色的地毯，

    雍容华贵，整个地面都是各色花毯，

    房间四壁悬挂着一张宽大的羊毛篷帐。而国王与王后则在“内室”（inner chamber）中休息。

    第76节：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10)

    翌日晨起，国王与众大臣便齐聚一堂，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克诺索斯宫的“王位室”内发生的一幕。最后，他们做出决定，满足奥德修斯的心愿，护送他回家一趟。临行前，国王为他举行了一个宴会，席间，那位“备受爱戴的歌手”得摩多科斯 (《奥德赛》中的盲人歌手 )吟诵了特洛伊战争的诗篇。随后，他又去参观了“戏院区”，并在那里看到力士们的表演。此时，一位傲慢的年轻人向奥德修斯发起挑衅，这激起了他的愤怒，奥德修斯说道：

    年轻人啊，你说错了，

    我非但不是什么新手，而且还统领过千军万马，

    像你这样的青年力士，只能跟在我的鞍前马后。

    正是战争，带给我无尽的悲痛与不幸，

    在那其中，人类的命运受到暴虐的蹂躏。

    言毕，他拿起一个铁环便向目标掷去，结果全都命中。随后，又向那个奚落他的年轻人提出挑战——

    年轻人，你要同我比试什么呢？

    拳击、摔跤，还是赛跑……

    随便什么人类的运动项目，对我来说都一样。

    但是，年轻人没有接受他的挑战。然后国王说道：

    我们既不炫耀拳击手的技巧，

    也不吹嘘摔跤手的力量；

    而是擅长赛跑中的步履轻盈，

    这是航海家必备的素质。

    我们的娱乐是宴会、弹琴和舞蹈，

    多变的服装，温暖的沐浴还有睡床。

    来吧，腓尼基的姑娘小伙子们，

    展示我们真正的技巧，踏出美妙和谐的舞步，

    在我们面前尽情展示你们的才华吧；

    我们的客人即将回到他的家乡，

    他会告诉他的朋友，我们的船艺有多么高超，

    步伐有多么轻盈，舞姿有多么曼妙，歌声有多么甜美。[19]

    从这些篇章中，我们或许已经能够有所领悟，正像某些专家所想的那样，这就是人们记忆中真正的克里特。我们不清楚是否在现实中，克里特的诗人真如《奥德赛》中所述那般深受帝王的尊崇。巴罗斯教授提出，阿尔基努斯宫殿的辉煌“一定是现实中人们的耳闻传唱，即使它们并非为亲眼所见；那些曾经到过这些宫殿（克诺索斯和费斯托斯）的人们，如果不是它们的主人，至少也是商人或者海盗。”[20]

    仔细寻味一下阿尔基努斯所说的那番话吧，腓尼基人并不过分炫耀他们的搏击技巧。但是，人们却发现拳击家的形象被刻画在克里特人的图章与古瓶上，这表明当时的人们还是对这项充分展示力量与技巧的“男子汉的运动”青睐有加、引以为豪。然而，也或许，在克里特文明的最后阶段（米诺斯三世晚期），岛上的拳击手被肌肉类型更加结实的北方人全面超越，这些人不断来到克里特岛安家落户，人数迅速激增。对此，巴罗斯教授这样写道，“米诺斯三世的晚期，持续了很长时间，它经历了克里特文明由盛及衰的一个漫长的持续过程。”关于“克里特人的记忆”，在荷马的诗集中“提到过米诺斯三世的晚期”。[21]显而易见，当时岛上的居民仍旧以高超的航海技术而著称，同时他们的舞蹈技巧也令人艳羡；但在竞技运动和行兵尚武方面却不得不承认已经落后于后来登陆上岛的入侵民族，尽管那些入侵民族的文明程度比不上克里特人。

    此外，我们再提一下克诺索斯宫中的那些与宗教相关的房间。与埃及人不同，克里特人并不兴建神庙。他们的宗教仪式一般都是在自己的家中进行——既可是屋内、田间，也可在祈神的山洞附近。亚瑟?埃文斯先生在宫殿内的东南部分，也就是妇人们的房间附近，发现了一座小小的神殿，尽管它的规模小到几乎容纳不了几个人。

    宫殿内的另一处神殿，是从中心大厅进入，位于西配殿王位室的南面。从外表看来，这里似乎是整个宫殿中最为圣洁的地方。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通道上便立着几个盛放圣器的箱子，头两个应该是已经被洗劫一空了。接下来是一只未受破坏的箱子，它箱口敞开，里面的物件全都原封未动。从箱内大量的物件来看，显然具有明显的宗教特征——包括用来盛放烧过的玉米的容器——这应该是给一位或多位神准备的、小木板、祭祀用的供桌，等等。在陶器的碎片上，可以看见清晰的女神画像、母牛和牛犊、山羊与羊羔，以及各种植被。此外，还有大量的海扇、牡蛎及其他人造的海贝，贝壳上被绘得五颜六色，煞是好看。显而易见，这些箱子表明它们是用作同一目的的，即宗教仪式上祭器的存放地。

    第77节：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11)

    这种将宗教仪式与某个特定的“圣地”相联系的传统至今仍被保留。比如，将祭祀时穿着的服装挂在树上就可以许愿，罩在井上，井水便成为能治病的灵泉。人们有时还会向这些目标投掷硬币，所以也就有了“便士井”的叫法。在某些地区，人们还会把钉子投到那些树上去。特别值得一提的便是位于苏格兰罗斯郡境内的玛丽湖（Loch Maree）地区，素有这方面的传统。1877年9月的一个星期日，维多利亚女王曾专门到访过此地。在那里，女王陛下向她的随从们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布道文，然后面带微笑，向一棵许愿树献上了供奉的祭品。这些祭物从未被动过，因为人们相信，一旦触怒神灵，必将大祸临头。在古埃及，祭品是被摆放在坟墓中的，而在巴比伦，受到供奉的神像会被装裱好放进神祠。

    在克里特宫殿的箱子里发现的图章也别具特色。在其上的图案中，有猫头鹰、鸽子、鸭子、山羊、狗、不是种的柿子、仗着角的绵阳、以及神和女神的图象。此外，还有鲜花、海贝、房子等等，也出现在画面中。另外，一件陶土拳击手人像表明这是一位拳师在为即将在戏院区举行的一场重要比赛祈祷好运。海贝表明那是水手在出海前祈祷得到海神的庇佑。另外一件图章上的画面则更为生动，它上面清楚地显示船上的一个人正在攻击一个狗头海怪。至于那些绘有各色植物的图章，很可能是在春天祭祀给地母女神的。至于母牛哺育幼仔和山羊带着羊羔的画面，则毫无疑问是祈祷丰饶的象征。

    复原的克里特神殿（亚瑟?埃文斯先生提供）

    图为蛇女神、女神或女祭司、“物神崇拜仪式上的十字架”、贝壳、祭祀用的水壶、被掏空用来盛放祭品的石头等等

    其中一件野山羊和其幼仔的彩陶浮雕是克里特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典范。它的表面呈灰绿色，并带有深褐色的边纹。画面上的这几个动物刻画得相当逼真，与旧石器时代的岩洞绘画十分相像。其中的一只羔羊正蜷伏着身体吸吮着母山羊的乳汁，而其他几只则不耐烦地走在前面。腿脚灵便的母山羊头部竖起，两只眼睛张大远望。这既是一位十分警觉的守护者，又是一位对子女充满爱意的母亲，具有明显的母性象征。另外一幅母牛与牛犊的画面同样也是一件精美的作品。在评价这些古代艺术珍品时，亚瑟?埃文斯先生如此说道，“在造型美与画面的生动性方面，无论是埃及人、腓尼基人，以及包括古希腊人……，都无法企及米诺斯艺术家的高度”。

    在关于描绘海洋生物的彩陶中，有一件是表现两条“飞鱼”的（即现代希腊语中的“海燕”sea swallows），画面上，两条“飞鱼”在海边的岩石丛与沙滩上的海贝间游来游去。

    尽管如此，但在这些所有的祭祀仪式后的纪念品中，还没有比蛇女神与女祭司的彩陶肖像更为逼真和活灵活现的。前者为一件半人神画像——她长着牛或者其他动物的耳朵。这种夸张的耳朵意为“阔耳”，是苏美尔人传说中的海神依亚（Ea）的家族成员的特征之一。她之所以被塑造为这种形象，也是在提醒崇拜她的人们，她永远准备聆听他们的请愿。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她在某一时期曾被视作母牛或母猪的首领。这也不足为怪，在费加里亚（Phigalia），得墨忒耳就是长着马首，头发中还舞动着无数的蟒蛇。

    这位克里特女神的头上有着一种高高的螺旋造型的饰物，在那上面盘着一条巨蟒，但是它的头部却明显不见了，向前突出的样子就像是埃及王室的“头盔”。另外，还有一条蛇被她右手抓着蛇头，左手攥住蛇尾，蛇身蜿蜒盘桓在她向前伸出的胳膊上，而在她的肩膀上方，蛇身向后隆起一个圆环，她的腰部纤细，胯下部分则明显加宽。此外，还有两条蛇盘在她腰身以下的臀部四周。这些爬虫动物周身发绿，并带有紫褐色的斑点。很明显，它们是庄稼丰饶和果蔬繁茂的象征。女神头戴鹿角，身穿“蜂腰”的喇叭裙，短袖、束身、低领胸衣，丰乳毕现。她的皮肤白皙，眼珠浓黑。她颈戴项链，如瀑长发后垂及肩，并在脑后挽起一个发髻。

    第78节：神圣的克诺索斯之殿(12)

    而那位女祭司，或者称作女神的信仰者，胳臂像埃及人敬神时一样高高举起。双手各抓着一条小蛇。一条紧身腰带束于纤细的腰际。可惜的是，图上的女祭司的头部不见了。她身着的紧身胸衣与女神的穿着有些类似，丰满的乳房同样裸露在外。对此，埃文斯夫人这样写道，“她身穿的裙子，明显是在一块底料上面镶上了七种荷边装饰，以至于每一层装饰的镶边都是紧压在上一层的边上……在这条裙装的外面，又套上一件双层的围裙或者称作波兰连衫裙（polonaise），这与女神的穿着也有几分相似，只是裙摆没有那么低，裙面上的装饰也不似那么花哨。裙身的表面上是一种网状图案，每个网格的上半部分都画了很多水平线，这样的效果有点像现代人常穿的小格子花呢……两个人物图像身上的装束风格看起来都是经过细致的裁剪，使得外型果真堪称天衣无缝，丝毫不露裁衣用料的痕迹。”[22]

    在所有这些象征物中，有一些被赋予了明显的宗教含义，它们中包括“祭仪用的鹿角”，与神相关的柱子和树木，双斧，（类似纳粹党所用的）十字标记，带手杖的方形十字架，以及普通的双臂对称的十字架。这些图像无论在图章、彩陶还是石绘上都有体现。亚瑟?埃文斯先生提出，他所发现的一支大理石制成的小十字架——他称之为“物神十字架”——在克里特祭祀地母女神的神殿中被摆放在正中心的位置。他说，“这种正统的希腊式的十字架，不仅在米诺斯的祭仪中充当着一种宗教符号，但它似乎可以被追溯到从加沙（西南亚地中海岸港市，巴勒斯坦的一部分，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迁徙到埃里克斯（为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山名，山上有一座著名的维纳斯庙）的米诺斯宗教的后期分支”。他继而补充道，“而且，它一定是源自那种两臂等长的东方十字架——其保持了人们从原始星象中演变出来的象征符号的形式，正如我们从米诺斯的祭祀仪式中所使用的那些工具一样……在巴比伦和亚述人中，这种十字架同样也被视作一种象征物或护身符。看起来，刻在（巴比伦和亚述的）圆筒形石印上的十字架（根据塞伊斯教授研究，定为喀西特王朝{公元前16世纪初～约前1157年，西亚两河流域古代王朝}时期），明显是一种象征神的符号。作为亚述人脖子上戴的一种护身符，它与在克里特岛上的帕莱卡斯特罗（Palaikastro）发现的一种模型十分相似，它是一种具有（太阳）光线和半月形符号的标志——换言之，它更可能曾经代表的是一颗星。马耳他人的十字架最先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埃兰人的陶器上，更晚些时候它才被传至巴比伦。在埃及，它是以一种非常著名的中期王国公主头戴的花冠形式出现，它被发现在达舒尔（Dashur），因此有些研究人士相信它是起源于希泰族人。”

    如果克里特人的十字架是一种星形符号的话，那么它似乎应该与蛇女神或鸽女神有关，正如埃及女神伊希斯和巴比伦女神伊师塔一样——占卜星象学认为天狼星或另外某颗星与食物供给有关。在埃及，天狼星的升起恰好与尼罗河开始汛期同时出现。于是，它被认为预示着“黑夜的降临”。人们解释为这是女神伊希斯为冥王欧西里斯所落的第一滴泪，此后随着女神身体的潮湿，人间也就变得雨水丰盈，万物滋育，河水从此上涨，大地得以收获充足的庄稼。而每当春天来临，万物复苏的季节，也便成为欧西里斯重生之时。

    克里特的其他遗址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陆续出现。但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在对这座岛上的早期文明和早期居民的相关发现进行萃取，对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从农业生活方式中获得的宗教信仰进行比较（这是奠定所有伟大文明的最根本基础）后注意到，在所有过往的人类文明中，克里特文明无疑是其中最为璀璨、最为夺目的一颗明珠。

    脚 注

    [1]伦敦，1900年10月30日。

    [2]《每月评论》，1901年3月，第124页。

    [3]《克利蒂亚斯篇》，第二章，第15页。

    [4]《奥德赛》，考珀 译，第八卷，第30-54页。

    [5]雅典英国学院年鉴，第六卷，第38页。

    [6] 雅典英国学院年鉴，第六卷，第52-53页。

    [7]这条河在过去比今天更靠近宫殿遗址。

    [8]《修西得底斯》，第一章，第2-4页。

    [9]宫殿内所有房间名称均由亚瑟?埃文斯先生给出。

    [10]这幅壁画中仅有一个舞蹈者的画象基本保留下来。

    [11]或为“梳着美丽长发的阿里阿德涅”。

    [12]（德比 译），第十八章，第590页。

    [13]这些海豚与苏格兰石刻中所谓的“游泳中的大象”十分相似。同鸽子一样，它们也都明显带有宗教意义。按照保萨尼亚斯的描述，女神得墨忒耳一手持海豚，一手持鸽子。

    [14]《荷马》（1903年），第130页。

    [15]《克里特的发现》（1907年），第207页。

    [16]第三章，第291-300页；第十九章，第172-179页，第188-189页，第200页，第338页。

    [17]《奥德赛》，布切尔与朗 著，第113页。

    [18]原作中的海神。

    [19]选自《奥德赛》，考珀 译，第七、八卷。

    [20]《克里特的发现》，第209页。

    [21]《克里特的发现》，第209-210页。

    [22]雅典英国学院年鉴，第九卷，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