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号孩子·一个如同俄罗斯狼一般残酷的故事》 莫斯科·1953年2月11日 雪球重重地击中霍拉的后脑勺，他措手不及，雪球在两耳附近散开。在身后的某个地方，他能听到弟弟的笑声，那种为自己感到自豪的爽朗笑声，好像这一击是绝无仅有的侥幸事件，让他如此开心。霍拉将冰块从外套领子上扫下去，但有些雪片已经慢慢滑向他的脊背。雪片在融化，冰水沿着他的皮肤一直往下滑行。他将衬衫从裤腰拉出来，手伸到背后，尽力去够，想要刮掉冰块。 阿尔卡迪简直不敢相信，哥哥是如此沉得住气——他不是去阻止对手，而是忙着整理自己的衬衫——于是他不急不忙地又开始堆雪球，抓了好几把雪挤在一起。雪球太大，成了一发哑弹：扔起来困难，在空中飞行速度缓慢，而且容易闪躲。这是他犯的一个错误，花的时间太长，雪球做得太大。这么大的雪球不仅没有造成更大的冲击力，反而在空中受到挤压，多半时候雪球本身在还没击中哥哥的时候就已经土崩瓦解。他和霍拉经常在雪地里嬉闹。有时候会有其他一些孩子加入，但大多数时候就只有他们俩。通常都是漫不经心地开始，但一次次交手之后，嬉闹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阿尔卡迪总是甘拜下风，哥哥投掷雪球的速度和力量总是让他应接不暇。游戏的结局始终一样：沮丧、认输、懊恼、甚至更糟的是，流泪或号啕大哭。他讨厌自己总是输家，更让人讨厌的是，他为此如此心烦意乱。他之所以愿意一直玩下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总认为今天会有所不同，今天他会赢。今天就是那一天。他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慢慢地靠近，但又保持一段距离。他希望自己能够击中哥哥，近距离的攻击不算数。 霍拉看到雪球直逼而来，一团白色雪球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不太大，也不太小，就像他扔过的雪球。他此时束手无策。他的双手正在背后呢。他必须承认，弟弟扔雪球的速度变快了。 雪球击中他的鼻尖，溅得眼睛、鼻子和嘴巴到处都是。他倒退了一步，脸上蒙上一层白色的外壳。这真是漂亮的一击——游戏该结束了。他被自己的小弟弟击败了，而他不过五岁而已。而只有到现在，他第一次尝到失败滋味的时候，他才领悟到胜利的重要性。弟弟又笑起来——这真是让他出尽洋相，好像脸被雪球击中成了最滑稽的事情。可是，至少他从来没有像阿尔卡迪这么幸灾乐祸；他从没这么笑过，战胜弟弟也从未给他带来如此大的满足。弟弟是个糟糕的失败者，但作为赢家，他的表现更为恶劣。这个小家伙需要接受一点教训才对，要杀杀他的威风。他已经赢了一场，到此为止了，一次微不足道的侥幸胜利，不过是百分之一的机会——不对，应该是千分之一。现在他自认为他们扯平了，甚至可能觉得他比哥哥更加厉害？霍拉蹲下来，开始用手在雪地里挖，一直挖到积雪底下冰冷的地面，挤压了一把混有冻土、沙砾和小石头的雪球。 看到哥哥做了一个雪球，阿尔卡迪转身就跑。这肯定是报复，雪球做得肯定更花心思，而且扔的力量肯定也是尽可能的大。他可不想让那样一个雪球击中自己。如果跑掉的话，他可能就安全了。雪球无论做得多么讲究，无论投掷得多么精确，但在空中只能飞行一段距离，之后就开始变形、破裂。即使被击中，超过一段距离，雪球也就不具杀伤力，几乎跟没扔差不多。如果他跑掉，他就会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这场游戏。他可不希望自己的胜利被颠覆，不希望他哥哥接下来一连串的“狂轰滥炸”玷污了自己的胜利。趁胜逃跑！现在就结束这场游戏。这种胜利的感觉他至少可以享受到明天，也许明天他就又以失败告终。但那也是明天的事情，今天他可是赢了。 他听到哥哥在叫自己的名字。他回头看了看，但仍然在跑，在笑——确保自己在有效攻击范围之外。 雪球的冲击力就像是迎面而来的一记重拳。他的头开始眩晕，双脚离开地面，有那么一刹那，他仿佛飘浮在空中。等到他双脚再次着地，他的腿已经发软，他瘫倒在地——由于过于眩晕，甚至没来得及伸出双手去支撑地面——砰的一声栽倒在雪地里。他就那么躺在雪地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的嘴巴里塞满了沙砾、泥浆、唾液，还有鲜血。他犹豫不决地将戴着连指手套的指尖伸进双唇之间。他的牙齿感觉到粗糙，就好像被强行喂了沙子。有个缺口，一颗牙齿被砸掉了。他开始哭泣，朝雪地里吐了一口痰，在周围一片狼藉的雪地里一通乱找，想找回那颗被砸掉的牙齿。那是他当下能想到的所有事情，也是他当下关心的全部内容。他必须要找到他的牙齿。牙齿在哪儿呢？但是，面对着白皑皑的积雪，他根本找不到。牙齿不见了。他感觉不到疼痛，唯有愤怒，对这种不公正待遇感到愤怒。他难道就不能赢一场比赛吗？他是公平取胜。他的哥哥难道就不能认输吗？ 霍拉跑向弟弟。这个混有泥土、沙砾、冰块和石子的雪球一出手，他就后悔了。他大声叫弟弟的名字，本来是想让他闪躲，避免被击中，没想到阿尔卡迪却转过头来，直接迎面接受到那股巨大的冲击力。他的喊声非但没有帮助到弟弟，反而显得用心更加险恶。当他走近时，他看到雪地上有血，顿时感到痛心。这就是他干的。他将一场自己本来尽情享受的游戏变成了可怕的局面。他难道就不能让弟弟赢一回吗？他本来可以明天再扳回一局，或者后天，大后天……他此时深感羞愧。 霍拉一屁股坐到雪地上，一只手搭在弟弟的肩膀上。阿尔卡迪一把推开他，用蓄满泪的红眼睛直勾勾地瞪着他，嘴巴还在流血，就像一头凶恶的野兽。他一声不吭，整张脸充满愤怒。他有点踉跄地站起来。 “阿尔卡迪？” 阿尔卡迪张开嘴巴，大声哭出来，仿佛是某种动物的嚎哭声，这就是他的回答。霍拉看到了两排脏兮兮的牙齿。阿尔卡迪转身往回跑。 “阿尔卡迪，等一等！” 但阿尔卡迪没有等——也没有停下来，他不想听哥哥道歉。他的舌头在摸索门牙前面的缺口。找到缺口之后，他一边用舌尖感觉牙龈，一边心想，再也不要见他的哥哥了。 2月14日 里奥抬头凝视18号楼公寓——这是一栋由灰色混凝土板砌成的低层建筑。现在是傍晚，但天色已暗。整个一天都用来处理一项毫无趣味又无足轻重的任务。根据民兵事故报告，在铁路上发现一名死亡的男童，只有四岁零十个月大。该男童一直在轨道上玩耍，就在三天前，被一辆客车从身体上轧过。这趟21点前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列车司机在停靠第一站的时候就发送信息，说列车在离开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后不久就看到轨道上有人或东西。列车到底有没有撞到该男童，现在尚不能确定。也许司机不愿承认自己撞到这个小孩，但实在没有必要对这件事情追根究底：这是一场不幸的事故，不是谴责谁的问题。事情本该就此了结。 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部成员里奥·斯特帕诺维奇·德米多夫是不会卷入到此类事故当中的。他能做什么呢？对家人和亲戚来说，丧子固然令人心痛，但坦白地说，从一个国家的标准来看，这没什么意义。除非他们出言不慎，否则粗心的孩子不会成为国家安全部关心的对象。然而，这个特殊的情况已经变得出乎意外地复杂。孩子的父母亲有些悲痛过头，他们似乎无法接受儿子（里奥看过报告，记得孩子名叫阿尔卡迪）要对死亡自行负责这个事实。他们逢人就说自己的孩子是被谋杀的，但至于被谁谋杀——他们也不得而知；谋杀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同样不得而知；这样一个事故怎么会发生——他们还是不得而知。然而，就算他们没有合理可信的论据，但他们掌握情感力量。他们也正是靠这种情感上的东西说服那些容易轻信的人：邻居、朋友以及陌生人，所有听他们讲述的人。 让情况更加恶化的是，孩子的父亲费奥多·安德列夫本人也是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基层成员，是里奥的一个下属。他除了更了解情况之外，还利用职权影响力让人相信这个不可能的说法，简直让国家安全部名誉扫地。他的行为已经越界，已经让情绪模糊了自己的判断力。如果情况一直得不到缓和，里奥今天来这里的任务可能就是拘捕这个人。整个事情一团糟。为了赶快解决这件事，里奥被迫暂时丢掉一项真正敏感的任务。 里奥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想与费奥多见面，而是从容不迫地上楼，一边思忖今天如何了结此事——警察的反应。他从未打算进入国家安全部；他的职业生涯源于兵役期间。在伟大的爱国战争期间，他被招进特种部队——负责特殊任务的独立运动步枪旅。这个部门的第三、第四队伍从中央体育大学选拔人才，他当时就是该大学的一名学生。他们在竞技与体力这两方面进行严格挑选，然后将这批人送往位于莫斯科北边的梅季希的一个训练营，在那里接受近距离搏斗、武器训练、低空跳伞以及使用炸药等训练。该营地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这是国家安全部成立之前的苏维埃秘密警察组织。这两支队伍直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不是在军事上，而是他们的任务性质反映了这一点。被派往敌人后方、破坏基础设施、收集情报、执行暗杀任务，他们就是秘密袭击者。 尽管需要谨守秘密，但里奥还是很享受独自行动的整个过程。他喜欢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事实，或者说这样一个感想。他一直发展得很顺利，曾受过苏沃洛夫勋章二等奖章的奖励。他的客观冷静、战绩、出众的相貌，尤其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国家绝对忠诚的信仰让他成为苏联解放德占区的功臣。他和一帮来自不同部门的士兵围着一辆被烧毁的德军坦克拍照，他们将枪举向空中，脚边都是死亡士兵的尸体，他们脸上流露出胜利的表情。背景是来自被烧村庄的缕缕浓烟。破坏、死亡、胜利的微笑——里奥，由于长了一口整齐的牙齿和一副宽厚的肩膀，被推到照片的前面。一周之后，照片被刊登在《真理报》的头版头条，里奥收到各方人士的祝贺，有陌生人、军队、市民等，他们想要和他握手拥抱，他成了胜利的象征。 战争结束之后，里奥从独立运动步枪旅调往内务人民委员部。这种安排似乎顺理成章。他对这种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这是上级为他铺的一条路，他只需要趾高气扬地去走就行了。他的国家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情，他会义不容辞。如果他们要求，他会去科力马河地区的北极冻原管理那里的劳改营。他唯一的抱负就是：服务于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战胜了法西斯，这个国家提供免费教育与医疗保险，这个国家在全世界宣扬工人的权利，这个国家支付给他父亲——装配线上一名普通的弹药工人——的薪水相当于一名完全合格的医生。尽管他自己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并不总尽如人意，但他对工作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他们有必要保卫自己的革命不受国内外敌人的破坏，不让那些等着看好戏的人称心如意。为了这个目标，里奥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为了这个目标，他也可以将他人的生命置之度外。 今天的任务与他的英雄主义情怀或军事训练丝毫沾不上边。这里没有敌人，只有一个同事兼朋友，一个伤心欲绝的父亲。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国家安全部的规定，这位服丧的父亲就是被调查的对象。里奥需要慎之又慎。他不能让自己也被费奥多失去判断力的情绪所影响，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已经让一个美满的家庭岌岌可危。如果再不加以控制，这种毫无根据的关于谋杀的无聊言论将会如星火燎原一般，在这个社会蔓延开来，会让那些不安的人们对新社会的一个基本支柱产生质疑：没有犯罪。 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一点。这个社会还有瑕疵，这个社会尚处在过渡阶段，还不够完美。作为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官员，里奥的职责是研究列宁著作，其实这也是每个公民的职责。他知道，当贫困消失，社会暴行——犯罪就会消亡。他们尚未到达那个阶段。偷窃、酗酒闹事时有发生，还有犯罪团伙存在。但人民必须相信，他们正在朝一个更好的生存状态迈进。把这次事件称做谋杀，简直是后退了一大步。里奥曾听他的上司雅努·库兹明——也是他的导师——讲过1937年大审判的情况，斯大林在那次审判上总结说：那些被告已经失去信仰。 党的敌人不仅仅只是搞阴谋破坏的人、间谍以及行业破坏者，还包括那些对政党路线以及等着他们的那个新社会表示怀疑的人。根据这条原则，里奥的朋友兼同事费奥多的确已成为一个敌人。 里奥的任务就是去制止一切莫须有的揣测，将他们从悬崖的边缘拉回来。谋杀的言论自然就具有一种戏剧张力，对那些想入非非的人无疑具有某种吸引力。如果事态真的演变成那个样子，他一定得严加阻止：孩子是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没有人需要为他的粗心大意遭受痛苦。这也许有点过头了，他也没必要这么严厉，事情也许可以解决得更圆通一点。他们无非也就是难过沮丧——仅此而已。对他们要耐心一点，他们只是思路不清晰，向他们陈述事实。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威胁他们，至少无须马上就表现出这个样子：他来这里是帮助他们的，他来这里是帮他们找回信仰的。 里奥敲了敲门，开门的是费奥多。里奥低下头：“对你的丧子之痛，我深表遗憾。” 费奥多后退一步，让里奥进门。 屋里座无虚席，挤满了人，好像在召开村会议。有老人，有孩子——显然，整个家族都聚齐了。不难想象，在这种氛围下，情绪很容易就会被煽动起来。他们无疑在相互鼓动，认为存在某种神秘的力量导致男孩死亡。也许这么想要比甘心接受这个不幸的事实更加容易；也许他们在为没有教男孩远离铁路而深感内疚。里奥认识其中几个人，他们都是费奥多的工作伙伴。突然被发现在这里，他们感到非常尴尬。他们手足无措，不敢正视他，想赶快脱身，但却无能为力。里奥转身对费奥多说：“就我们两个人谈谈，也许会比较好一点。” “拜托了，他们都是我的家人，他们也想听听你要说些什么。” 里奥环顾屋内，大约有二十双眼睛正盯着他。他们已经料到他要说什么，他们也不喜欢听他说这些话。他们生气的是，他们的孩子已经死了，这是他们表达伤痛的方式。里奥暂时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他成了他们愤怒的焦点。 “我认为，丧子之痛是人生最大不幸之一。你和你妻子庆祝儿子诞生的时候，我是你的同事，也是你的朋友。当时祝贺你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而我现在却让你节哀顺变，这多么让人难过。” 听上去可能有点生硬，但里奥认为这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屋里鸦雀无声。里奥开始仔细酝酿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从没经历过丧子之痛，所以我也不清楚自己会对这样的事情作何反应。我可能也会觉得要去指责某人，要去恨某人。但是，如果客观冷静地去想，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阿尔卡迪的死因毫无争议。我将事故报告带来了，如果你们愿意，我也可以将报告留给你们。除此之外，你们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解答，这也是我今天被派到这里来的目的。” “阿尔卡迪是被谋杀的，我们希望你能协助调查。如果你个人不能帮助我们的话，那么我们会希望国家安全部对检察官施加压力，让他设立一个刑事案件。” 里奥点点头，试图维持一种和解的氛围。这个开头极其糟糕，不利于接下来的商讨。孩子的父亲态度坚决：他们牢牢占据自己的位置，丝毫不肯让步。他在要求正式设立一个刑事案件，如果不确定这个的话，民兵是不会展开调查的。他的要求简直是天方夜谭。里奥凝视着这个工作伙伴。他们意识到，“谋杀”这个词对屋里在座每一个人都是玷污，但有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 “阿尔卡迪是被途经列车撞到的，他的死亡是个事故，一次可怕的事故。” “那么他为什么没穿衣服？为什么他的嘴巴里塞满了脏东西？” 里奥想要彻底了解刚才听到的话。孩子没穿衣服？这可是他头一次听到。他打开事故报告，上面写着： 现在他看到这句话，就像一个奇怪的规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句话明明写得很清楚：孩子被发现的时候穿着衣服。他继续浏览报告内容： 由于被沿地面拖拉，孩子嘴里有污物。 他合上报告。屋里人全都在等着。 “你的孩子被发现的时候，衣服穿得很整齐。的确，他嘴里有污物。但他的身体被火车拖拉了一段距离，嘴里有污物也属正常。” 一位年长的妇女站起来。尽管她年事已高，背都已经驼了，但目光依然犀利：“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却不是这样。” “非常遗憾，但你们得到的是误传消息。” 这位妇女往前逼近了一点，显而易见，她是这种揣测背后的重要力量：“一个捡破烂的人发现了尸体，他叫塔拉斯·库普林，就住在两条街之外。他跟我们说阿尔卡迪没穿衣服，你听到了吗？全身赤条条的，什么也没穿。与火车相撞，并不会脱掉孩子的衣服。” “库普林，的确是这个人发现了孩子。他的陈述都写在这份报告里了，他声称孩子是在轨道上发现的，穿戴整齐。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都白纸黑字写在这份报告里了。” “那他为什么跟我们说得不一样？” “可能他也糊涂了，我不知道。但这个人在他的声明上签了字，他的声明就在这份报告里。我怀疑，我现在问他的话，他说的内容可能也会有出入。” “你看过孩子的尸体吗？” 她的问题让里奥有些措手不及。 “我来这里不是调查事故的，我的工作不是这个，而且也没什么好调查的。这是一场可怕的事故。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跟大家讲清楚，让事情水落石出，不要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将整个报告的内容念给你们听。” 这位年长的妇女接着说道：“报告内容不属实。”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里奥没有说话，极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必须要让他们有所意识，这中间没有妥协方案。他们必须让步，必须接受孩子的死就是不幸的事故这个事实。里奥来这里是为了他们着想。他转身面对费奥多，等着他纠正这名妇人刚才说的话。 费奥多上前一步：“里奥，我们已经掌握新的证据，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证据公布出来。住在附近公寓里的一个女人从窗户往外看的时候，看到阿尔卡迪和一个男人一起出现在轨道上。我们所知道的也仅限于此，这个女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前从没见过她，她得知谋杀——” “费奥多……” “她听说了我儿子的死亡消息。如果我们得知的消息属实的话，她可以对这名男子进行描述，她一定能认出他来。” “这个女人现在在哪儿？” “我们现在就在等她。” “她要来这里？她要说什么，我也非常感兴趣。” 有人递给里奥一把椅子，但他谢绝了。他愿意站着。 再也没有人说话，大家都在等待敲门声。里奥后悔没有坐那把椅子。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在静默之中，大家听到一声微弱的敲门声。费奥多去开门，自我介绍之后，把该女子领进屋里。她差不多三十岁：长相和善，一双略显紧张不安的大眼睛。这么多人让她感到有些惊讶，费奥多试图让她放松下来：“这些都是我的朋友和家人，无须担心害怕。” 但她根本没听进去，只是紧紧盯着里奥看。 “我叫里奥·斯特帕诺维奇，是国家安全部官员。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叫什么名字？” 里奥拿出他的便笺本，找了干净的一页。该女子没有回答。他抬头看了她一眼，她还是没有说话。里奥正准备重复这个问题时，女子最终说道：“加琳娜·莎波利娜。” 她的声音非常轻柔，简直像在耳语。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 她环顾屋内，然后低头看着地面，接着又看看里奥，又恢复沉默。费奥多想要提醒她，声音里明显透着紧张：“你看到一个男人？” “对，一个男人。” 费奥多就站在她身旁，不停地看她，终于松了一口气。该女子继续说道：“一个男人，可能是个工人，在铁路上——我从我家窗户里看到他。当时天色很暗。” 里奥用铅笔轻叩便笺本：“你看到他和一个小男孩在一起？” “没有，没看到男孩。” 费奥多错愕地张开嘴巴，脱口而出：“但我们听说，你看到一个男人牵着我的儿子。” “不是，不是，不是——没有男孩。我想，他拿着一个包——包里应该装满了工具。对，没错。他在轨道上工作，可能在维修轨道。我看得也不是很仔细，就一瞥，仅此而已。我真不应该来这里。我为你儿子的死感到非常抱歉。” 里奥合上便笺本。 “谢谢你。” “还有什么问题吗？” 里奥还没来得及回答，费奥多就抓住女人的胳膊：“你看到了一个男人！” 女人挣脱开来，环顾四周，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着她。她转身对里奥说道：“你需要晚些时候来找我吗？” “不用了。你可以走了。” 加琳娜没有看周围人的目光，赶紧向前门走去。但就在她还没走到前门跟前，那位年长的妇女大声说道：“你这么容易就失去勇气了吗？” 费奥多走到妇人跟前。 “请您坐下吧。” 她答道，语气里既没表示反感，也没表示赞同：“阿尔卡迪是你的儿子。” “是。” 里奥看不到费奥多的眼睛。这两个人之间在做怎样的无声交流，里奥无从得知。不管怎样，妇人坐了下来。加琳娜就趁着这个当口溜之大吉。 里奥很高兴费奥多碰了壁。他希望这意味着他们到达一个转折点。聚在一起搬弄是非、造谣生事对谁都没有好处。费奥多走到里奥跟前：“请原谅我的母亲，她太难过了。” “这正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因此，我们今天就可以在这间房子里把所有事情都讲清楚。一旦我离开这间房子，我希望谈话从此结束。如果再有人问你儿子的事情，你不能再说他是被谋杀的。我不是命令你这么做，而是因为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了。” “费奥多，我希望你明天休一天假，这已经被批准了。如果还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不，没有了。” 在门口，费奥多握着里奥的手说道：“我们都非常难过，对于我们的冲动，请见谅。” “这些都不会留下任何记录。但就像我说的，事情到此为止。” 费奥多的表情变得非常生硬，他点点头，就好像这些话硬是从他嘴里挤出来的，说的时候非常痛苦：“我儿子是在一场可怕的事故当中死去的。” 里奥一边下楼梯，一边深呼了一口气，屋里的气氛简直让人窒息。事情终于解决了，这真令他欣慰。费奥多是个好人，关于他儿子的死，一旦谈妥，他就比较容易接受真相。 他停下来，因为听到背后有声音，他回头一看，是个男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 “先生，我是霍拉，我是阿尔卡迪的哥哥。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当然。” “是我的错。” “你犯了什么错？” “我弟弟的死：我朝他扔了一个雪球，雪球里有石子、泥土和沙砾。雪球砸到阿尔卡迪的头上，他受伤了。然后他就跑掉了。也许他的头被砸晕了，所以才没看到火车。他们在他嘴巴里看到的脏东西都是我造成的，是我扔的雪球。” “你弟弟的死是场事故，你无须有任何负疚感。但你把真相告诉了我，你做得很对。现在去你爸妈那里吧。” “我还没告诉他们雪球的事情呢。” “他们也许没必要知道。” “他们一定会非常生气，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先生，我们大多数时候都玩得很开心，我们本来可以还像以前那么开心的，我们本来也可以和解，本来还可以再做朋友的，这一点我敢保证。但是现在我无法对他进行补偿了，我再也无法跟他说对不起了。” 里奥听着男孩的坦白。这个小男孩需要宽恕。他开始哭泣。里奥感到有些窘迫，拍了拍孩子的脑袋，低声说道，好像在低吟一支催眠曲：“谁都没有错。” 莫斯科以北一百六十公里基莫夫村·同一天 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三天三夜都没睡觉。他已经筋疲力尽，就连最基本的事情也需要集中全力。他面前的谷仓门被锁住了，他知道自己要强行打开这扇门才行。即便如此，就连这个想法也似乎遥不可及。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天开始下雪。他抬头看了看夜空，一时有些恍神，等他最终记起自己身在何处以及来此的目的时，他的脸上已经积了一层雪。他舔了舔嘴唇上的雪花，意识到如果他不进去，就会死在外头。他开始全神贯注地踢门，铰链已经有些松动，但门依然紧闭。他又接着踹了一脚，听到木头裂开的声音，在这个声音的鼓励下，他铆足最后一丝力气，准备再踢一脚。木门裂开了，门踢开后又被弹了回来。他站在入口，在暗中摸索。谷仓的一侧是一个围栏，里面有两头牛，另外一侧堆放了一些工具和干草。他在冰冻的地上铺了一些粗麻袋，扣好衣服，躺下，双臂抱在胸前，闭上眼睛。 米克哈伊尔·季诺维夫从卧室窗户看到谷仓门被打开了，在风中来回地摇摆，雪花被卷进谷仓里。他转过身来，妻子已经在床上睡着了。为了不吵醒她，他悄悄地穿上外套，套上毡靴，走了出去。 外面寒风凌厉，地面上的积雪被肆虐卷起，朝米克哈伊尔迎面扑来。他抬起手，挡住眼睛。待他走进谷仓，他从指缝里看到谷仓门锁已被砸毁，门也被踢开了。他费力地朝谷仓里张望，凑着清凉微弱的月光，他隐约看到一名男子的轮廓，正躺在垫着稻草的地上。还没来得及想清楚自己打算怎么办，他就走进谷仓里面，操起一把长柄叉，走到正在睡觉的这个人跟前，抬起叉尖，准备刺向这个人的腹部。 安纳托里睁开眼睛，看到距离自己脸部不到数厘米的地方有一双被雪覆盖的靴子。他翻过身来，抬头看着这个逼迫在眼前的庞然身影。叉子的叉尖正对着他的肚子，在微微晃动。两个人谁也没动。他们的呼吸在两人的面前形成一团雾气，雾气忽隐忽现。安纳托里并没有去争夺长柄叉的意图，也没有任何闪躲的意思。 他们就这样僵持着，米克哈伊尔突然羞愧难当。他喘着粗气，仿佛肚子被某股无形的力量所击中，他将叉子扔到一边，跪倒在地上：“请原谅我。” 安纳托里坐了起来。他被突如其来的刺激惊醒，但他浑身疼痛。他睡了多长时间？不长，时间还不够长。他嗓音沙哑，喉咙干燥：“我知道，我不应该来这里，不应该来寻求你的帮助。你需要考虑你的家人，我这样会将你们置于危险的境地。请求原谅的人应该是我。” 米克哈伊尔摇了摇头：“我当时很害怕，很慌张。原谅我吧。” 安纳托里凝视着屋外漆黑一片的雪地。他现在没法离开，他会活不下去的。当然，他也不会再睡觉了。但是，他仍然需要一个避难之处。米克哈伊尔在等他回答，等他原谅：“没有什么可原谅的，你没有错。换作我，也会这么做的。” “但你是我的朋友。” “我仍然是你的朋友，而且永远都会是你的朋友。听我说，我希望你忘掉今晚发生的一切，忘掉我曾经来过这里，忘掉我向你求助这件事。只需记住我们以前的样子，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时候的样子就可以了。你要这么做，我同样也会这么做。我向你保证，天一亮我就走。等你醒来的时候，照常继续你的生活。你放心，没有人知道我来过这里。” 米克哈伊尔低垂着脑袋，他在哭泣。在今天晚上之前，他一直都以为自己可以为朋友做任何事情。然而那不过是自欺欺人。他的忠诚、勇敢、友谊结果证明全都不堪一击——经不起任何真正的考验。 对于安纳托里那天晚上出其不意的到来，米克哈伊尔似乎理所当然地感到惊讶。安纳托里悄无声息地来到这座村庄，但他依然受到热情款待，朋友还是为他提供吃住。只有当他的主人们得知他正准备北上赶往芬兰边境时，他们才终于明白他突然造访的原因。他从未提及自己正在被国家安全部通缉的事情，他没有这个必要，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他是一个逃亡者。随着事实渐趋明朗，欢迎的气氛已经慢慢消失。对于帮助与支持逃亡者的处罚就是死刑。他知道这点，但希望自己的朋友能有接受这个风险的心理准备。他甚至希望自己的朋友能和他一起北上。国家安全部不会注意到两个人，而且米克哈伊尔一直到列宁格勒这一路上都有熟人，包括特维尔和高尔基。的确，这可能是个过分的要求，但安纳托里曾经救过米克哈伊尔的命，他从未认为这是需要偿还的一笔债，也仅仅是因为他从未想过他需要偿还。 在他们谈话的过程当中，他也越来越清楚，米克哈伊尔并未准备好要承受这种风险。实际上，他没有做好承受任何风险的心理准备。他的妻子经常打断他们的谈话，不时要求单独和丈夫谈一会儿。每次打断谈话的时候，她都盯着安纳托里，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恶意。环境让日常生活都变得草木皆兵。而且，毫无疑问，他让朋友的家庭面临危险境地，而这是他热爱的一家人。他马上降低自己的期望值，告诉米克哈伊尔除了在谷仓睡一晚上，他别无他求。第二天一早他便会离开，他会走到最近的火车站，他同样也是乘坐火车来到这里的。另外，他刻意砸坏了谷仓的门锁。万一他要是被捕，就可以保留这家人的清白，造成他私自闯入的假象。他认为这些警惕的行为可以让他的主人们放心。 安纳托里对朋友的哭泣视而不见，将身子凑近些说道：“没有什么可内疚的，我们不过都只是为了生存。” 米克哈伊尔停止哭泣，擦掉眼泪，抬头看着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这两位朋友拥抱在一起。 米克哈伊尔抽回身子：“你比我高尚，祝你好运。” 他站起身，走出谷仓，小心地关上门，踢了一些雪，将门固定住。他转过身去，逆着风，迈着沉重的步伐，朝家中走去。干掉和举报安纳托里就会保全一家人的性命，现在他必须得准备冒险。他一定要去祷告。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懦夫，就算在战争期间，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时，他也没认为自己是个懦夫。有些人甚至说他勇敢，但是家人让他忧心忡忡，他能够想象还有比自己的死糟糕千倍的事情。 回家之后，他脱掉靴子和外套，走到卧室。他打开房门，惊讶地发现窗边站着一个人。他的妻子醒了，凝视着窗外的谷仓。听到他进门，妻子转过身来。从她娇小的身躯，很难看出她不仅什么活儿都能干，而且能够二十四小时连续劳作，以及将整个家人凝聚在一起的魄力。她不在意安纳托里是否曾经救过丈夫的命，不关心他们的过去和友谊。忠诚与受恩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安纳托里对他们的安全就是个威胁，这才是事实。她希望他消失，尽可能地远离她的家庭，就在这个当下，她对他的恨意超过任何人——虽然她曾经喜欢这个亲切体面的朋友，将他奉为座上宾。 米克哈伊尔亲了亲妻子，她的脸颊冰凉。他拉起她的手，她盯着他看，注意到他刚才一直在哭泣：“你在外面干什么呢？” 米克哈伊尔理解她的迫不及待。她希望他已经采取必要手段，她希望他将自己的家庭摆在首位，已经干掉了那个人。这才是最正确的行为。 “谷仓门开了，有人会看到的，我就把门关上了。” 他能够感觉妻子握他的手松了下来，她的失望之情显露无遗。她认为他软弱，她想得没错，他既没有能力干掉这个朋友，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他只是试图说一些安慰人心的话：“没什么可担心的，没人知道他在这里。” 莫斯科·同一天 桌子被砸得稀巴烂，床被翻个底朝天，床垫也被撕成碎片，枕头被扯成两半，地板也被捣毁，然而截至目前为止，对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公寓如此这般搜查，关于他的去处还是一无所获。里奥蹲下来检查壁炉，里面有焚烧过纸的痕迹。从一层层完整的灰烬可以看出是将通信记录码在一起烧掉的。里奥用枪口耙了耙残留物，希望能够发现没有被火烧着的残留碎片。灰烬散作一团——所有的东西都烧成黑色的灰烬。这个叛国者逃跑了。这都是里奥的错，他假定这个人——一个陌生人是无辜的，这是一个新手才会犯的错误。 十个无辜者遭罪要强过一个间谍逃跑。 而他们本职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假定有罪。 尽管要承担责任，里奥还是不禁会想，如果没有浪费一整天时间处理那个小男孩的事故，布洛德斯基还会潜逃吗？与相关工作人员见面，制止谣言——这不是国家安全部高级官员的工作。他没有亲自去监视，而表示同意抽身，去处理一件几乎就是个人的事件。他根本就不应该答应。他对布洛德斯基造成的威胁甚至感到有些自鸣得意——这是自他进入国家安全部以来第一次判断失误。他也知道，有机会犯第二次错误的官员寥寥无几。 他尚未仔细考虑这桩案件：布洛德斯基受过良好教育，掌握一点英语知识，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理由，然而，正如里奥所指出的那样，在一座训练有素的兽医并不多见的城市，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兽医。外国外交官不得不将自己的猫和狗交给某人看护。而且，这个人还在红军队伍里担任过战地医生。他的背景可谓无可挑剔。根据他的军事记录，他属于志愿军，尽管他并不是一名合格的医生，尽管他的专业知识只能治疗受伤的动物，但他在好几所战地医院工作过，并受到过两次嘉许。这个嫌疑犯一定拯救过数百个人的性命。 库兹明少校很快就猜到自己这位门徒疑惑的理由。在里奥自己的军事生涯期间，他就因多次受伤被战地医生治疗过，显然是某种战友情谊束缚了他。库兹明提醒里奥，多愁善感只会蒙蔽一个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真相，那些看似最让人信任的人最值得怀疑。里奥想到斯大林那句有名的警句：信任，但检查。 斯大林的话可以解读为：检查那些我们信赖的人。 对于那些信任或不信任的人，都需要进行同等程度的明察秋毫，那么这至少意味着一点——某种平等。 侦查员的职责是一点一点剥去无辜的表面，直到罪行昭然若揭。如果没有揭露出任何罪行，就表明他们挖掘得还不够深。在布洛德斯基这个案件当中，问题不是外国外交官是否因为他是兽医而跟他接触，而是嫌疑人成为兽医的目的是否是便于公开与外国外交官接触？他的诊所为什么距离美国大使馆只有几步之遥？而且，为什么——在他的诊所开张后不久——美国大使馆的几名工作人员都买了宠物？最后，为什么外国外交官的宠物比一般市民的宠物需要更加频繁的看护？库兹明首先就表示所有这些都存在奇怪的一面，正是这种解除武装的特征才让他愈发不安。清白无辜的状况仿佛都是巧妙的掩饰和伪装，这一切就好像是在嘲笑国家安全部，其后一定藏有严重罪行。 细想整个案件并听完导师的分析之后，里奥决定与其直接逮捕犯罪嫌疑人，不如跟踪他，弄清楚他到底是不是一名间谍，以及他的犯罪同伙有哪些，弄清楚之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尽管他没这么说，但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逮捕人还是会让他感觉不舒服。当然，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这个顾虑一直陪伴着他。他曾经仅凭某人的姓名、地址以及不被人信任的事实逮捕过很多人。只要成为嫌疑犯，罪名就会成立。至于证据，在审问过程中就会得到。但里奥不再是一个只执行命令的跟班，他决定要利用自己的权力，采取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行动。他是一名侦查人员，他希望去调查。他对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最终被捕一点也不怀疑，他只是需要证据；而不仅仅只是推测。简而言之，他希望拘捕他时能够做到问心无愧。 里奥负责白天的监视行动，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对嫌疑人进行跟踪。连续三天，他没发现任何异常迹象。这名嫌疑人工作、外出吃午餐，然后回家。简而言之，他看上去就是一名合格的好公民。也许正是这种看似无害的表面现象迷惑了里奥的判断力。今天早上，当他被盛怒的库兹明拉到一旁，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一下费奥多·安德列夫的情况——意外身亡的男童以及家属歇斯底里的反应——并命令他立刻去处理这件事时，他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只是默然接受。事后看来，所有这一切是多么荒谬。当这个嫌疑犯在潜逃、嘲笑里奥的时候，他正在和家属们交谈，在哄劝孩子，想起来就让人沮丧。委派继续监视的那名工作人员竟然愚蠢地以为兽医诊所一整天都没有一个顾客光顾。直到傍晚，这个工作人员才发现有点不对劲，假装成一名顾客走进诊所，结果发现整个诊所空无一人。后面的窗户被撬开，嫌疑人早就逃跑了，极有可能早上抵达诊所没过多久之后就跑掉了。 布洛德斯基不见了。 当里奥听到这几个字时，他感到一阵难受，他就在家里与库兹明少校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在里奥终于找到犯罪证据之时，犯罪嫌疑人却跑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的导师似乎很满意。这个叛国者的行为证实了他的理论：他们的工作就是不信任。如果一项指控只有百分之一的真实性，那么宁愿相信整个指控都是真的，也不要忽略了它。里奥接到命令，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抓到这名叛国者。里奥不吃不睡也要抓到这个人，他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让这个人锒铛入狱——按照库兹明沾沾自喜的说法就是，他早在三天前就应该被关进监狱。 里奥擦了擦眼睛，他愁肠百结。说好听点，他这是天真，说难听点，就是无能。他低估了对手的能力，胸中突然涌出一股无名怒火，他真想踹一脚那张四脚朝天的桌子。但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已经被训练得喜怒不形于色。一名下级军官匆忙走进屋内，也许是迫切地想要帮忙，以表忠心。里奥把他打发走，他只想一个人待会儿。他稍作冷静，盯着已经覆盖全城的雪地发呆。他点起一根烟，朝窗玻璃上吐了一口烟圈。到底哪里出了差错？嫌疑人一定是看到有人跟踪，然后才计划潜逃的。如果他烧毁文件，这表明他迫切地想要隐藏与自己间谍活动或目的地有关的资料。里奥认为布洛德斯基已经制订一套潜逃计划以及一条逃出这个国家的路线。他必须要找到这个计划的部分证据。 邻居是一对七十多岁的退休老夫妇，他们与儿子、媳妇以及两个孙子住在一起。一家六口人，只有两间房间，这并不常见。这六个人全部肩并肩坐在厨房里，一位下级官员站在他们身后，以示威胁。里奥可以看出，他们知道自己由于另一个人的罪行而全部受到牵连，他能够看到他们的恐惧。他马上将眼前看到的一幕摒除脑外——他已经为自己的多愁善感而犯过一次过失了，他走到桌前：“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是一个叛国者。如果你们以任何形式帮助他，甚至什么都不说，都会被视为是共犯。你们的压力是如何证明对国家的忠诚，而你们有没有罪对我们来说构不成任何压力。现在，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那位长者，也就是祖父，无疑是一位精明老练的幸存者，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所有信息都全部供述出来。他模仿里奥的语气，字字斟酌，表示这个叛国者那天早上去上班比平时稍微早了一点，他拿着和平时一样的公文包，穿的衣服与戴的帽子也和平时一样。这位祖父不希望给他们留下不合作的印象，于是提出这位叛国者可能会出现在哪里的想法和建议，所有这些在里奥听来不过就是妄加揣测。祖父最后表示，他们家所有人都不喜欢布洛德斯基这个邻居，对他也都不信任，以及唯一喜欢他的人就是齐娜·莫罗索夫纳，也就是住在楼下的那位女士。 齐娜·莫罗索夫纳年纪约莫五十岁，但就像个孩子一样在颤抖，她想要通过抽烟来掩饰什么，但并不成功。里奥发现她站在一幅斯大林著名肖像——光滑的皮肤、智慧的双眼——的廉价复制品旁边，这幅复制品挂在她家壁炉上面一个显眼的位置上。也许她认为这幅画可以保护她。里奥连自我介绍都懒得作，也没有出示自己的身份证件，而是直切主题，想要让她措手不及：“为什么整栋楼的人都不喜欢也不信任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而你却和他成为这么好的朋友？” 齐娜有点不设防，这个谎言让她颇为愤慨，一时忽略了自己的谨慎意识：“楼里的每个人都喜欢安纳托里，他是个好人。” “布洛德斯基是名间谍，但你说他是个好人？叛国难道是美德？”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已经为时已晚，齐娜开始重新润色自己所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他非常注意不制造出任何噪音，他非常有礼貌。” 这些补充说明说起来结结巴巴，已经无关紧要。里奥未加理会。他拿出便笺本，用大写字母写下措辞不当的几个字： 他写得非常清晰，她也看得清清楚楚：她今后的十五年岁月就被他这样一笔勾销了。这几个字足以宣判她是一名共犯，她将要接受作为一名政治犯的长期刑罚。在她这个年纪，她几乎没有机会活着走出劳改营了。他无须明确说出这些威胁，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齐娜退到屋子角落，熄灭香烟，但立刻又后悔了，胡乱伸手又掏出另一根香烟：“我不知道安纳托里去哪里了，但我知道他没有家庭。他的妻子在战争中遇难，儿子死于肺结核。他几乎没有任何访客，据我判断，他几乎没有朋友……” 她突然停下来。安纳托里一直是她的朋友，他们共度过许多夜晚，一起吃饭喝酒。曾经一度她甚至希望他可能爱上了她，而他则没流露出任何兴趣。对于妻子的过世，他一直从未真正忘怀。她陷入在回忆当中，偶尔看了里奥一眼，但他好像并不太感兴趣。 “我只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并不关心他死去的妻子或孩子。他的生平事迹我不感兴趣，除非与他现在在哪儿有关。” 他的生命悬而未决——他只有一条生路。但她能否背叛她爱过的一个男人呢？令她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稍欠考虑的决定却收到她本来期望的效果：“安纳托里不与人来往，但他的确有书信往来。偶尔他会让我去邮局帮他寄一些信件，有一个固定的通讯地址，好像是基莫夫村的某个人。我想就是这里以北的某个地方。他曾提过他在那里有一个朋友，我不记得他这位朋友的名字了。这都是真的，我所了解的就是这些。” 她的声音充满愧疚。尽管她的脸部表情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流露，但里奥的本能告诉自己，这个女人正在背叛某种信赖。他从便笺本上撕下足以定罪的那张纸，递给她。她接过这张纸，这是她背叛的代价。他在她的眼睛里看到蔑视，但他并未因此受影响。 莫斯科以北某个村庄的名字，这个线索很渺茫。如果布洛德斯基是名间谍，他很有可能被自己的同伙保护起来了。国家安全部一直都相信，在国外势力的控制下，存在一个藏身处的网络。一名受国外资助的叛国者求助于一个个人关系——而且是个集体农场的农民，这有悖于他是名专业间谍的推测。但里奥还是认为，他应该去跟踪一下这条线索。对于这些矛盾想法，他统统置之不理，他的任务就是抓住这个人。这是他掌握的唯一线索，含糊其辞已经让他付出惨重代价。 他匆忙来到停在外面的卡车上，开始重新阅读案件档案，想找一些可能与基莫夫村有关的信息。但他的副指挥官瓦西里·伊里奇·尼基京这时回来了，打断了他的思路。瓦西里今年三十五岁，比里奥大五岁，一度曾是国家安全部最有前途的军官。冷酷无情、好胜心强，他一心只为国家安全部着想。里奥个人认为这些人的忠心与其说是爱国主义，不如说实际上考虑的都是自身利益。在早期还是一名调查员期间，瓦西里就公开谴责自己唯一的兄弟发表反斯大林言论，以此来表忠心。其实，他的兄弟不过就是对斯大林开了一个玩笑而已。当时他在庆祝自己的生日，而且喝醉了。瓦西里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他的兄弟因此被判了二十年劳改徒刑。这次逮捕让瓦西里的工作大为受益，一直到他的兄弟三年后越狱，并在越狱过程中杀死几名看守和一名劳教所的医生。由于之后一直没有抓到他，所以这次事件一直让瓦西里备感难堪。如果他再不在追查这名逃亡者这件事情上卖命，他的职业生涯恐怕再无起死回生的机会。相反，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岌岌可危。他已经没有其他兄弟可以供他公开谴责了，里奥明白他的副手正在密切关注有没有其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在完成对兽医诊所的搜查之后，瓦西里显然对自己很满意。他交给里奥一封皱巴巴的信件，并解释说他在叛国者的书桌后面发现了这封信。其他所有信件都被烧毁——就像他们在公寓里所看到的那样——但在匆忙之中，嫌疑人遗漏了这封信。里奥开始读信。这封信是一个朋友写来的，信上说随时欢迎他的到访。通讯地址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但城市名还很清晰：基辅。里奥将信折好，交回给他的副手：“这是布洛德斯基自己写的，不是哪个朋友。他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这封信，他没有去基辅。” 信在匆忙之中写就，笔迹不连贯，伪装得比较拙劣。内容很可笑，似乎只想让读信的人相信写信的人是他的一个朋友，布洛德斯基可以随时去找他。地址显然是故意弄得不清楚，防止很快对真正的住户进行调查确认，从而得知信件是伪造的。信件被发现的地址——丢到书桌后面——也似乎是事先策划好的。 瓦西里对这封信的真实性提出抗议：“如果不对基辅这条线索进行彻底调查的话，会显得有些大意。” 尽管里奥对信件伪造这个事实确信无疑，但他转念又想，如果不派瓦西里前往基辅调查，就会显<kbd>ｈｔｔp://ｗｗｗ?9９liｂ?ｎｅt</kbd>得不够慎重，因为随时可能会让他面临忽视证据的指控。他很快消除了这个想法，如果没有找到嫌疑人，他的职业生涯就会被葬送，他的调查进行得如何已经无关紧要了。 他又将注意力放回到案件档案上。根据档案记录来看，布洛德斯基与一个叫米克哈伊尔·季诺维夫的人是朋友，这个人在患有慢性冻伤之后，从红军退伍。他的几个脚趾都被截断，差点丧命。他的身体恢复之后，从部队退伍。帮他做手术的就是布洛德斯基。里奥的手指沿着档案文件一一划过，搜索那个人目前的地址： 基莫夫。 里奥转过头来，看到瓦西里烦躁的表情：“我们现在就出发。” 莫斯科以北三十公里·2月15日 出了莫斯科，道路都被结上一层厚厚的冰，尽管卡车轮胎要与防滑链协调一致，但时速还是很少会超过十五公里。他们四周风雪交加，仿佛是有意要阻止里奥到达目的地。挡风玻璃的雨刷卡在驾驶舱的顶端，但还是在费力地擦拭哪怕只有一小块的窗玻璃。卡车在可视范围不到十米的状态下缓慢前行。在这样的状态下开始一段行程，在里奥看来，完全是铤而走险。 里奥坐在瓦西里和司机的旁边，弓着背在看铺在大腿上的地图。他们三个人的衣着打扮跟在户外没什么两样——全都用外套、手套、帽子紧实地包裹住自己。驾驶舱铁皮顶和铁皮地板唯一的热气就来自嘎嗒嘎嗒作响的发动机。但驾驶舱至少保护了他们不受恶劣天气的袭击，而跟在他们后面的那九名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却没有享受到如此奢侈的待遇。ZiS-151型卡车有一个防水帆布罩，但里面灌满了冷空气，甚至雪片也被卷了进去。由于最低温度可降到零下三十度，ZiS-151卡车后车厢的所有隔间的地板上都安装有一个烧木头的炉子。这个圆胖型的奇异装置只有靠近它才能感受得到暖气，于是这群人不得不挤成一团，并不时地轮流交换位置。里奥自己也曾多次坐在那里：每隔十分钟，靠炉子最近的两个人极不情愿地离开暖气炉，换到长椅末端最冷的位置，而其他人则依次往前推进。 里奥第一次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感受到队伍内部持有异议，原因既不是不舒适的环境，也不是缺乏睡眠。他的手下过去经常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不对，一定另有隐情。也许是因为他们本来可以不需要执行这次任务，也许他们对基莫夫这条线索没有信心。但他之前已经为他们加油打气。可是就在今晚，他感觉到一丝敌意与反抗。除了瓦西里之外，这种情绪并不常见。他姑且不考虑这些想法，他是否受欢迎，现在是最不值得关注的事情。 如果他的想法证明是正确的，如果嫌疑人就在基莫夫，里奥认为，那么无论他是一个人，还是在朋友的帮助之下，他都会在天亮时分就上路。里奥抱着一种侥幸心理，认为他们一定要及时赶到基莫夫村。他并没有调度驻扎在最近的城镇扎戈尔斯克的当地民兵，在他看来，这些民兵水平业余、纪律涣散、训练不足。对于这样一次行动，即使是国家安全部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也不足以信赖。已经成为通缉犯，布洛德斯基不可能自投罗网，他一定会顽抗到底。一定要将他活捉，他的招供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他的潜逃已经让里奥个人陷入尴尬境地，他一心想要亡羊补牢，一心想要亲自逮捕嫌犯。这不仅仅只是自豪感的问题，也不仅仅只是职业生涯成败与否的问题。结果要严重得多。这样一个受人关注的间谍案件一旦失败，里奥可能就会面临故意妨碍调查的指控。如果未能再次抓住嫌犯，可能会让他受到进一步的牵连。他的忠诚将会受到质疑。 调查那些我们信任的人。 这条规则无一人能幸免，哪怕是执行规则的人。 如果布洛德斯基不在基莫夫，如果里奥判断失误，那么瓦西里将会第一个上交保证书，详细描述他的上司如何忽视基辅这条线索。一旦感觉到他处于劣势地位，部门其他人就会像动物们团团围住受伤的猎物一样，肯定都会上前指责他是一名不合格的领导者，而瓦西里自然就会将自己看做是里奥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在国家安全部的等级结构中，在一夜之间关系就有可能发生逆转。这两个人的命运都与这名叛国者现在所在的位置紧密联系在一起。 里奥瞄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副手，这是一个既长相英俊又让人讨厌的家伙——仿佛在一颗腐烂的内心外面贴了一张漂亮的面具，一张英雄的脸庞却长了一颗狗腿子的灵魂。在他那张吸引人的脸庞上有个几乎看不见的瑕疵，在他的嘴角隐约会看到一丝嘲讽，如果你洞察秋毫，就会明白其姣好的面容下面隐藏着黑暗的思想。可能感觉到里奥现在正在打量他，瓦西里转过头来，朝他讳莫如深地浅浅一笑。他好像很高兴。里奥马上就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 他检查了一下地图。基莫夫村的人口不足一千，简直只是苏联这块帆布上的一粒尘土。他警告司机不要期望看到任何路标。即使卡车以十五公里的时速在前进，但依然还是看不到村庄在哪里，是不是哪里出现问题了。然而，当里奥的手指在地图路线上划过的时候，他开始怀疑他们已经错过转弯路口。他们本来应该西转，但却一直在往北行进。根据周围的地形来看，想要掉转方向几乎已不太可能，他便开始根据公里数来计算他们目前所在的位置。他们往北走了太远，司机将车开过头了。 “掉头！” 里奥注意到司机和瓦西里听到这个要求时都没表现出丝毫惊讶之情。司机还嘟囔道：“但我们没有看到出口啊。” “我们已经错过出口了。把卡车停下。” 司机逐渐放慢车速，为了防止车在冰上打滑，他一点一点踩着刹车。卡车慢慢地停了下来，里奥跳下车，开始指导司机在一个暴风雪的天气条件下完成极难操作的原地掉头，而且这辆ZiS-151卡车几乎和路面一样宽。就在掉头掉到一半，卡车朝向路面正确方向的时候，司机似乎不再理会里奥的指示，倒退得太远而且太快。里奥冲向前猛敲车门，但为时已晚。其中一个后轮胎滑出路面，在一块雪堆上徒劳地打转。里奥的怒气逐渐转为对司机的怀疑，他所表现出来的不称职似乎不太可能。瓦西里已经控制了这辆卡车和这个司机。里奥打开车门，在风中咆哮道：“下车！” 司机走出车门。到目前为止，后车厢的军官们也都跳下车来了解情况。他们盯着里奥，流露出不赞成的神情。他们是在对计划被耽误而感到烦躁，还是对任务本身或里奥的领导能力感到不耐烦？他无从辨别。他命令其中一个人扶住车轮，其他所有成员，包括瓦西里在内，将卡车推出雪堆。轮胎一直在旋转，喷得这些人的制服上面都是污浊的雪泥。最后，雪链终于爬上路面，卡车也开始蹒跚前行。里奥将这名失宠的司机打发到后面坐着。此类错误足以写一份书面报告和判处劳改徒刑。瓦西里一定会担保这位司机免遭处罚，如果里奥失败，这个担保就会被证明属实。里奥在想，还有多少成员认为他会失败，而不会成功。一阵孤独感涌上心头，就在这种被孤立的情绪下，他决定自己开车。他来开车，他来把握方向，他来将他们带到那里。他不相信任何人。瓦西里上车后坐在他旁边，明智地没有说一句话。里奥发动了卡车。 这时他们才走上正确的方向，向西开往基莫夫，暴风雪也已经过去了。一轮微弱的冬日太阳开始升起。里奥已经筋疲力尽。顶着暴风雪驾车让他耗尽体力，胳膊和肩膀变得僵硬，眼睑开始下垂。他们一路经过农村的核心地带——田野和森林。车子拐进一个宁静山谷时，他看到了这座村庄：一排排木制农舍，有的坐落在路边，有的与路面有一段距离，但一律都是四方地基和高高的三角屋顶，这个景象在百年内未发生任何变化。这就是古老的俄罗斯：社区围绕水井和古老的神话建立起来，在这些社区中，牛群的健康拜园子里的一种精灵所赐，父母们经常告诉自己的孩子，如果他们不听话，这些精灵会将他们带走，然后将他们变成树皮。父母们在孩提时代也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但他们一直未能摆脱这些故事的影响，他们会花好几个月的时间缝制衣服，只是用来供奉那些森林精灵，他们认为这些森林精灵在树木之间摇摆，它们要是选定某个人，会将其瘙痒致死。里奥在城市里长大，这些农村迷信在他看来毫无意义。他们国家的意识形态革命怎么没有革掉这些原始民俗，他对此感到有些迷惑。 他将卡车停在第一家农舍前面。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玻璃瓶，瓶里装满形状不规则的白色结晶体——这是纯甲基苯丙胺，也是纳粹非常喜欢的一种麻醉药。当他的国家军队赶走侵略者，他还在东部前线作战期间，就一直有人向他推荐这种药。他们当时俘获了不少战俘，同时也学会了他们的一些习惯。在有些行动中，里奥根本没时间休息。这次行动应该就是这样。现在国家安全部的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自战争结束以来，只要任务需要通宵熬夜，他就会反复服用该药。药物的作用还真不可低估，但大约在二十四小时之后，代价就是完全崩溃：彻底的筋疲力尽，这种疲劳只有靠服用更多药物或者睡上十二小时才可消除。药物的副作用这时就开始出现，体重下降，脸部轮廓更加紧绷。他的记忆力开始衰退，想不起来具体细节和名称，之前的案件与拘捕情况在他的记忆当中混成一团，他现在不得不养成记笔记的习惯。由于对他们来说，妄想症应该是一项基本品质，是应该加以培训和培养的品德，因此他变得愈发妄想多疑到底是否是服药的结果，现在也无从判断了。如果是因为纯甲基苯丙胺的作用，这倒是很有利。 他倒了少量药片在掌心，然后又加了一点点，努力想要记起正确的剂量到底是多少。不管怎么说，过量好过不足。确定剂量之后，他就着随身带的扁平小酒瓶，把药吞了下去。伏特加让他的喉咙感到丝丝灼痛，未能掩藏住化学药物的辛辣味道，这令他有些作呕。他等到这种感觉平复之后，开始仔细打量周围环境。周围一切都被刚下的雪所覆盖。里奥很高兴，因为出了基莫夫村，几乎没有藏身之地。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通过足迹，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人。 他不清楚哪片农田是米克哈伊尔·季诺维夫家的。一辆军车停在路边足以让所有人惊讶，里奥跳下车，拔出手枪，朝最近的房子走去。尽管甲基苯丙胺尚未发挥作用，但在大脑不可避免地被麻醉之前，他现在已经开始感到比较清醒和敏锐。他在靠近走廊的时候，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武器。 就在他刚要敲门之前，一位皮肤像皮革一样的老妇人出现了。她穿着一件蓝色图案的裙子，露出白色的袖子，头上裹着一个绣花披肩。她丝毫也没在意里奥，无论是他的手枪、制服还是军车，她都没放在眼里。她毫无畏惧之色，眉宇间的不屑神情显露无遗。 “我在找米克哈伊尔·季诺维夫。这是他家吗？他在哪里？” 她将头扭向一边，没有任何反应，好像里奥说的是外语。在两天之内，这已经是第二次有老妇人对他公然表示藐视，一副要跟他干架的架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让这些妇人触碰不得，他的权威对她们而言毫无意义。幸好这时妇人的儿子——一名体格健壮的男子冲出房子，僵局才被打破，这名男子结结巴巴地说道：“请原谅她，她上了年纪。我能帮你什么忙？” 同样，又是儿子为母亲找借口。 “米克哈伊尔·季诺维夫。他在哪里？他家在哪儿？” 意识到里奥不是来逮捕他们，他和家人又可以安然度过一天时，这名男子放下心来。他欣然地向里奥指出自己朋友的家。 里奥返回卡车。他将人员集合起来，然后分成三个小组。他们从不同方向包抄这个房子，一前一后，第三个小组靠近并包围谷仓。每个人都佩带由国家安全部专门配发的9毫米斯捷奇金接入点自动手枪，另外，每个小组都有一个人拿一把AK47。他们已经做好阵地战的准备，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要活捉叛国者。我们需要他的招供。只要有任何迟疑，都不允许开枪。” 里奥一再重申这个命令，并对由瓦西里带队的那个小组着重强调。杀死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足以构成可处罚的罪行，与嫌犯的性命相比，他们的安危是次要的。瓦西里拿起他们这个小组的AK47，答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这样。” 为了防止瓦西里破坏这次行动，里奥将最不重要的区域分派给他们：“你们这个小组去搜查谷仓。” 瓦西里正要动身，里奥抓住他的胳膊：“我们要活捉他。” 队伍在朝房子行进的中途朝不同方向兵分三路。邻居们都从自家窗户朝外偷偷窥探，然后又缩回到屋里。里奥在距离大门三十步左右的地方停下来，让其他两支队伍各就各位。瓦西里的队伍将谷仓团团围住，而第三支队伍也到达房子后门，所有人都在听候里奥发号施令。屋外一片死气沉沉。一缕炊烟从烟囱里袅袅升起，小小的窗户前面晾着褴褛的衣衫，根本看不见屋子里的动静。除了扣动AK47的咔嗒声之外，周围悄无声息。突然，一个小姑娘从一个长方形的小房子里走出来，这是主屋后面的一个茅房。小姑娘在哼着歌，歌声沿着雪地迎面飘来。距离里奥最近的三名军官纵身跃向一侧，将枪瞄准她。小姑娘吓呆在原地。里奥挥了挥手：“别开枪！” 他屏住呼吸，希望不要听到机枪扫射的射击声。谁都没有动。然后这个小姑娘没命地朝房子奔去，一边跑，一边尖声叫着妈妈。 里奥第一次感觉到苯丙胺在发挥作用——他的疲惫感已经消失。他迅速向前移动，手下紧随其后，就像一个套索紧紧勒住颈脖一样，他们将房子团团围住。小姑娘推开前门，冲进屋里。里奥和她只有几秒钟之隔，他用肩膀撞开前门，举起枪，闯入屋内。他发现这是一个温暖的小厨房，屋内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早餐味道。屋里有两个小姑娘，大一点的可能十岁左右，小一点的约莫四岁，俩人都站在一个小火炉旁边。她们的母亲，一个长相肥硕强健的女性，她看上去似乎能把子弹吞了，然后再吐出来回射他们，她就站在两个孩子面前，每只手分别护住她们的胸膛。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从后屋走了进来。里奥转身问道：“米克哈伊尔·季诺维夫？” “是。” “我是里奥·斯特帕诺维奇·德米多夫，国家安全部官员。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是名间谍。他现在正在被通缉，告诉我他在哪里。” “安纳托里？” “他是你的朋友。他现在在哪里？不要撒谎。” “安纳托里住在莫斯科，他是兽医，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见过面了。” “如果你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我会忘掉他曾经来过这里这件事情。你和你的家人都不会有任何危险。” 米克哈伊尔的妻子朝丈夫瞥了一眼，这句话对她极具诱惑力。里奥顿时感到一阵巨大的放松，他的判断没错，这个叛国者就在这里。他没有等他们回答，就示意手下开始搜查房子。 瓦西里走进谷仓，举着枪，手指按在扳机上面。他朝干草堆走过来，这是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其高度足以隐藏一个人。他连发几枪，干草堆的稻草立马飞了起来，枪管里冒出一缕青烟。他身后的几头母牛发出哼哼的鼻息声，用蹄子踢着地面，四散开来。草堆里没有渗出血来。那里什么人也没有，他们不过是在浪费时间。他走出谷仓，将枪吊在肩膀上，点起一根香烟。 枪声惊动里奥，他从屋子里冲了出来。里奥对着他喊道：“这里没人。” 麻醉药物已经开始让里奥感到兴奋，他匆忙赶到谷仓，下颚咬得紧紧的。 这种被忽略的感觉惹恼了瓦西里，他将香烟丢到雪地里，看着雪地里的那一小片雪在慢慢融化：“他不在那里，除非他把自己伪装成一头母牛。为了以防万一，你也许应该射杀这些母牛。” 说完之后，瓦西里看看大家有没有笑，大家马上配合地发出笑声。但他并没有被蒙骗，他知道这些人并不认为他的话多么有趣。可实际情况要比这理想得多，他们的笑声暗指了均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对里奥的忠心正在削减。也许是行动让大家耗尽精力；也许是在本该逮捕布洛德斯基的时候，因为里奥的决定才让他得以潜逃。但瓦西里在怀疑这是否与费奥多和小男孩的死亡有什么关联。组织派里奥去查清这件事情的原委，而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是费奥多的朋友。如果这里出现什么怨恨情绪，那么可以利用这种怨恨情绪大做文章。 里奥弯下腰检查雪地里的足迹。雪地上有一些靴印，看上去留下来的时间不长，有些是他们军官自己留下的，而在这些脚印下面有一串脚印一直从谷仓通往田野。他站起身，走进谷仓。瓦西里在他的身后喊道：“我已经检查过那里了！” 里奥没有理他，摸摸门上那把被砸坏的锁：他看到地上铺着谷物麻袋，于是走出门外，盯着田野的方向。 “我需要三个人跟着我，速度最快的三个人。瓦西里，你留在这里，继续搜查这座房子。” 他脱掉自己那件厚重的棉夹克，递给他的副手，但并没有刻意冷落他的意思。他开始沿着足迹朝一望无际的田野方向跑去。 三个被命令跟随的军官倒没有费劲脱掉自己的外套。他们的长官连自己同事儿子的尸体都懒得检查，现在却要求他们脱掉外套在雪地里奔跑。一个孩子的死就这样被轻松打发掉了，就好像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这些人肯定不愿因此得上肺炎，更不会盲目顺从一个快要穷途末路的人，一个无意要罩着他们的人。但里奥现在还是他们的长官，至少目前还是如此，这三个人与瓦西里交换眼神之后，他们假装顺从，但只是慢吞呑地跑动起来，而为首的那个人已经跑出几百米之外了。 里奥一直在加速。甲基苯丙胺让他的注意力变得高度集中，除了雪地里的足迹和脚步移动的节奏以外，这时什么都不存在了。他不能停下来或放慢脚步，不能失败，不能感觉到寒意。即便他猜测嫌犯至少比他们提前一个小时动身，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困扰到他。这个人不知道他们已经尾随而来，一定是在步行。 前面露出一座小山顶，里奥希望能够从山顶上看到这位嫌犯。到达山顶之后，他驻足观望，仔细观察周围的地貌情况。四周全是一望无际白雪皑皑的田地，前方不远处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就在树林边缘前面一公里的山下，有一个人影正在雪地里艰难跋涉。这人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就是那位叛国者，里奥对此确定无疑。这个人正朝北向森林迈进。如果他走进森林，他就有了藏身之地。里奥没有带狗，因此到时无法对他进行追踪。他回头看了看——那三位手下被他远远地用在了身后。他与他们之间的纽带已经被截断，已经无法再指望他们了，他必须得亲自抓住这位叛国者。 仿佛被第六感所提醒，安纳托里停下脚步，转过身去。看到一个人沿着小山坡朝他跑过来，这显然是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军官。安纳托里已经确认自己已经销毁与这座偏远山村有关的所有证据，于是，他怔了一会儿，追捕者的意外出现显然让他有些反应不过来。他被发现了。他感到自己的肚子开始发胀，脸也涨得通红，紧接着，他意识到被这个人追上就意味着死亡，他马上转过身来，开始朝林子里奔跑。一开始，他的脚步笨拙而慌张，跌跌撞撞地滑到更深的雪堆中去。他很快就发现外套对他是个阻碍，于是他将外套脱掉，扔到地上，开始逃命。 安纳托里再也没有回头看一眼，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面的森林。以这个速度奔跑的话，他会在追捕者撵上他之前跑到林子里面。森林对他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藏身地。如果真的打起来，森林会让他有更多的逃生机会，那里有许多树枝和石块，这远比徒手暴露在外要强得多。 里奥加快速度，一直往前冲，仿佛在跑道冲刺一般。他的意识提醒他这里的地形相当危险，以这个速度奔跑可得当心。但甲基苯丙胺的药效让他相信无所不能——他能够迅速跨越他们之间的这段距离。 里奥的身体突然失去重心，身体滑向一侧，然后一头栽到一个雪堆上。他摔了个眼冒金星，身体陷在雪地里，他翻过身来，躺在雪地上，一边盯着淡蓝色的天空，一边在想自己是否受伤。他没有任何疼痛感。他站起来，将脸和手上的残雪拍打干净，丝毫不在意受伤的裂口。他在寻找布洛德斯基的身影，以为会看到他已经消失在森林边缘。但令他大为惊讶的是，这位嫌犯也停止了跑动。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里奥一头雾水，匆忙向前赶去。他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这位逃亡者似乎什么也没干。他就那么盯着自己跟前的地面。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几乎只有百米，里奥拔出手枪，慢慢地在靠近。他瞄准目标，但心里却非常清楚，在这个范围内，他不能冒险开枪。他的心开始怦怦乱跳，每走一步都会跳两下。甲基苯丙胺的另外一个药效开始发作：他的口腔顶开始发干。他的手指因能量过剩而抖个不停，背部也已经渗出汗来。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几乎只有五十步。布洛德斯基转过身来，他没有任何武器装备。他两手空空，似乎会突然不可思议地举手投降。里奥继续往前走，越走越近。最后，他终于明白了是什么挡住了布洛德斯基的去路。在他与森林之间有一条冰雪覆盖的河流，大约有二十米宽。在厚重的冰雪覆盖下，从山顶看不到这条河流。里奥大声喊道：“都结束了！” 安纳托里反复思量这句话，然后转向森林那个方向，走到结成冰的河面上。他步履蹒跚，脚步在光滑的河面上一直打滑。冰块在其体重的压力之下咯吱咯吱作响，几乎承受不了。他并没有放慢脚步，一步，一步，一步，冰块开始出现裂缝——河面形成一条条黑色的、扭曲的线条，在他的脚下呈十字形和扇形散开。他移动的速度越快，线条出现的速度也越快，并在四面八方蔓延开来。冰凉的河水从裂缝中渗出。他奋力向前，他现在正处在河中央，距离对岸还有十米。他低头看着脚下流出来的黑色冰冷的河水。 里奥抵达河岸，拔出手枪，伸出手臂：“冰块承受不住。你到达不了那片森林的。” 布洛德斯基停下来，转身说道：“我不是要去那片林子。” 他抬起右腿，由于动作迅猛，靴子踩碎了冰块，冰块爆裂开来。下面的河水涌了出来，冰块断裂了，他坠入水中。 惊吓之中，他完全回不过神来，任由自己下沉，抬头望着投射下来的目光。接着，感觉到来自上面的拉力，他将自己蹬到下游，距离冰块上的裂口渐行渐远。他完全没有浮出水面的打算，他沉没到黑暗的水域中。他的肺部开始感到刺痛，已经感觉到身体在违抗想死的决定。他将自己蹬得更远，尽可能地往远离光线的地方游移，想要远离任何生还的机会。最终他的天然浮力将他推向河面，他并没有呼吸到空气，而是脸部顶到一块坚硬的冰块。缓慢流动的水流将他向下游拉得更远。 这位叛国者没有浮到水面；他无疑是故意游离冰块裂缝，目的就是为了杀死自己，保全自己的共犯。里奥赶紧沿着河岸跑，估计他在冰面以下的位置。他解开厚重的皮带与手枪，将它们扔到地面，走到冰冻的河面上，他的靴子在河面上打滑，几乎就在刹那间，河面的冰块开始扭曲。他继续移动，尽量放轻自己的脚步，但冰块还是裂开了，感觉到冰块在他的体重下开始下沉。到了河中央的时候，他蹲下来，疯狂地将积雪扫到一边。但是根本没有看到嫌犯——四周全是暗沉沉的河水。里奥沿着下游继续走，但每走一步，冰面都会咔嚓断裂一块，周围全剩下断裂的冰块。河水开始上涨，裂缝积聚到一起。他抬头看着天空，肺里有注满的感觉，当他听到啪嗒一声的时候，他抱住自己。 冰面崩塌了。 尽管他并没有彻底感觉到河水的刺骨冰凉，但由于服用苯丙胺的缘故，他清楚自己的游动速度一定得快。在这个水温下，他也只有几秒钟的工夫。他在水里转了个圈。除了从冰块裂缝处射进来一道光束之外，其他水域由于浓密积雪的覆盖，一片黑暗。他顺水而下，向下游游去。他什么也看不见，只能越游越远，在暗中胡乱摸索。他的身体现在极需要呼吸空气，于是他加快速度，用力蹬腿，以更快的速度在水里穿行。很快，他就面临两个选择：回去或死亡。意识到自己没有第二次机会，两手空空地回去同样也是死路一条，他又向下游奋力划去。 他的手突然扫到某个东西：是布料，衣服，一条穿着裤子的腿。这是布洛德斯基。然而，他的触碰仿佛令他起死回生，他开始挣扎。里奥游到他的身下，用手箍住他的脖子。他的胸部开始剧烈疼痛，他必须得回到河面去。他一只手搂着嫌犯的脖子，一只手试图击打头顶上的冰块，但拳头总是划过光滑的坚硬冰面，使不上力。 布洛德斯基不再动弹。他集中全力，控制自己身体的每一次脉冲，他张开嘴巴，任由冰冻的河水灌进肺里，迎接死亡的到来。 里奥的目光锁定在上游的那道光束上。他用力蹬腿，拖着嫌犯朝光束游去。他的俘虏一动不动，毫无意识。里奥这时已经头晕眼花，再也无法呼吸了。他又用力蹬了一下腿——感觉到阳光就照射在脸上——身体被推向上面。这两个人浮出水面。 里奥大口大口地喘气，但布洛德斯基没有呼吸。里奥将他拖向河岸，一路将有裂缝的冰块压得粉碎。他的双脚触碰到了河床上，他拖着俘虏站到了岸上。他们的皮肤都已经变成浅蓝色。里奥忍不住一直哆嗦，相比之下，这位嫌犯一动也不动。里奥掰开这个人的嘴巴，将水压出来，让空气进入到他的肺部：“快点！” 布洛德斯基开始喷溅唾沫，慢慢恢复意识，弯着身子，将灌满腹部的冰水吐了出来。里奥来不及感到欣慰，在几分钟之内，他们就有可能因体温过低而死亡。他站起身来，看到那三名军官已经就在不远处。 这三个人看到里奥消失在河中，意识到自己的这位长官一直都是正确的。就在刹那间，力量均势已经由瓦西里转向里奥。对于处理费奥多事件所产生的厌恶心理此时显得毫无意义。他们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流露自己的不满情绪，是因为他们以为行动会以失败告终，里奥会因此而被免职。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地位将比以前更加稳固。他们没命地跑起来，他们的性命就取决于这一刻的表现。 里奥俯身蹲在被捕者的一侧，布洛德斯基已经闭上眼睛——他又恢复到无意识状态。里奥击打他的脸部，他必须要保持清醒。里奥接着再打。嫌犯睁开双眼，但很快就闭上了。里奥接着一直打，一直打。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站起身来，招呼自己的手下：“快点！” 他的声音变得很虚弱，精力开始衰退，最后寒意紧紧包裹住他，直到他那战无不胜的化学药品失去效力。他的身体再次出现不可抗拒的倦意。这时，他的手下纷纷赶到。 “把外套脱下来，生个火。” 三个人全都把外套脱下来，将其中一件裹住里奥，另外两件裹住布洛德斯基。这还不够，他们还需要一堆火。这三名军官开始寻找木头，不远处有一个木栅栏，两名军官朝栅栏方向跑去，另外一名军官开始将自己粗棉衬衫的袖子撕成细条。里奥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被捕者身上，一直在击打他，让他保持清醒。但里奥也开始犯困，他需要休息，他的双眼几乎快要合上了。 “快点！” 他本来是想喊出来，但却几乎都听不到他的声音。 那两名军官带着从栅栏上拆下来的木板返回来，他们清理出一块地，将所有积雪都踢到一旁，将木头堆在冻土上。然后，他们再将棉条放在这些木头上面，在棉条四周，他们又小心地摆放了一些薄薄的碎木片，堆成金字塔的形状。其中一名军官掏出点火器，在棉条上倒了一些液体。火石散发火花，棉条被点着了，开始燃烧。木头开始冒烟，但由于过于潮湿，一时无法引燃。烟气呈螺旋形袅袅上升。但里奥感觉不到任何热气，木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干燥。他从外套里面扯下内衬，将它丢到火里，如果火熄灭了，他们俩都得死。 在他们之间还剩一个点火器，一名军官小心翼翼地将点火器部件拆开，将所剩无几的一点燃料倒在奄奄一息的火苗上。在皱巴巴的香烟盒与撕成碎条的香烟纸的帮助下，火苗逐渐蹿升起来。所有军官都跪在地上，往火里添加燃料。木头开始燃烧起来。 安纳托里睁开双眼，盯着眼前的火苗，木头在火里发出噼啪噼啪的声音。尽管他一心想死，但暖气还是让他的皮肤感到非常舒服。随着火苗越烧越旺，火苗的琥珀色已经转为红色，他的意志虽然有些模糊，但还是意识到自己即将活下去。 里奥坐起来，全神贯注地盯着火堆的中央，他的衣服已经蒸发出热气。其中两名军官迫切地想要表现自己对里奥的支持，继续去拾柴火，另外一名军官就在一旁紧张地看护着火堆。一确认火堆不再有熄灭的危险，里奥便命令其中一个人返回村庄的房子，为他们回莫斯科作准备。他问布洛德斯基：“你可以走路吗？” “我过去常和我的儿子去钓鱼，晚上我们就生一堆火，像现在这样，然后围着火堆而坐。他并不那么爱钓鱼，但我想，他很喜欢火堆。如果他没死的话，应该和你现在差不多年纪。” 里奥没有接话，这位被捕者继续说道：“如果你们没问题的话，我想稍微再多待一会儿。” 里奥又往火堆里添了一些柴火，他们可以再多等一会儿。 在回去的路上，大伙儿一声不吭。里奥在不到三十分钟就赶上的路程，回去的时候差不多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当甲基苯丙胺在他体内消失的时候，他每走一步，脚步都会越来越重。现在，他能够支撑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成功拘捕这个事实。他要回莫斯科证明自己，夺回自己的地位。他曾经一度站在失败的悬崖边缘，但现在已经起死回生。 在靠近农舍的时候，安纳托里开始思忖他们到底是如何发现自己的。他意识到，他一定是向齐娜提起过自己与米克哈伊尔的友谊。她背叛了他。但他并未感到丝毫愤怒，她只不过是为了活命。没有人会为此感到不满。不管怎么说，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说服这些人，米克哈伊尔与此事无关，他从未参与进来。他转身对里奥说道：“我昨天晚上来这里的时候，这家人让我离开。他们希望与我撇清关系，并威胁我要向当局汇报，这就是我为什么闯进他家谷仓的原因。他们以为我走了，这家人没做错什么，他们都是好人，都是艰苦朴素的人民。” 里奥试图想象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叛国者来寻求朋友的帮助，但朋友并没有提供帮助。这不太像是一次潜逃计划，而且肯定不是一个有能力的间谍所设计的潜逃计划：“我对你的朋友不感兴趣。” 他们走到农场边缘，就在他们前面，米克哈伊尔·季诺维夫、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在谷仓门口跪成一排。他们的手都被双双捆在身后，身子在瑟瑟发抖，在冰天雪地里打着寒战。显而易见，他们的这个姿势已经维持很长时间了。米克哈伊尔的脸显然被人打过，鼻子在流着鼻血；下巴垮着，角度看上去特别别扭，肯定被打断了。军官们漫不经心地在他们周围站成一圈，瓦西里就站在这家人身后。里奥停下来，正准备开口说话，瓦西里突然松开胳膊，拔出手枪。他将枪门对准季诺维夫的脑袋，砰地就是一枪。这个男人的身体轰然栽倒在雪地里，他的妻子和女儿一动也没动，直勾勾地望着眼前的这具尸体。 只有布洛德斯基有所反应，他发出一声非人类的声音——没有任何言语，只是夹杂着悲伤与愤怒的叫声。瓦西里向旁边挪动一步，又将手枪指着他妻子的脑袋。里奥举起手：“放下手枪！这是命令。” “这些人都是叛国者，我们需要杀一儆百。” 瓦西里扣动扳机，手受到手枪后坐力的反弹，随后听到第二声枪响，这个女人的身体砰的一声倒在雪地里，和丈夫的身体并排在一起。布洛德斯基试图挣脱，但两名看押他的军官将他踢跪在地。瓦西里又向一侧挪动一步，将手枪指向大女儿的脑袋。她的鼻子被冻得通红，身体在微微发抖，她怔怔地看着母亲的身体。她将和自己的父母亲一起，死在这片雪地里。里奥拔出手枪，瞄准他的副手：“放下手枪。” 所有倦意在瞬间顿时消失，这不是麻醉药的效果，愤怒与冲动席卷全身。他的手指架在扳机上，闭着一只眼，仔细瞄准瓦西里。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可能失手。如果他现在开枪，这个女孩子就可以生存下来。这两个孩子都会活下来——谁都不会被杀害。他没有想太多，脑海里只有一个词： 谋杀。 他将手枪扣到击发状态。 瓦西里在基辅问题上判断失误；他被布洛德斯基的信所愚弄；他试图说服其他人他们前往基莫夫村不过是在浪费时间；他还暗示今晚一旦失败，他就会成为新的带头人。这些令人难堪的错误都会被里奥写进报告里面。就在此时，瓦西里能够感觉其他军官都在看着自己，他的地位受到屈辱地打击。他一方面想看看里奥是否有胆量杀了他，后果一定很严重。但他不是个笨蛋。他打心眼里清楚自己是个胆小鬼，而他同样也很明白，里奥不是。瓦西里放下枪，装出一副很满意的样子，向着这两个孩子示意道：“这两个孩子也学到宝贵的一课，等她们长大以后，和她们的父母相比，她们可能会成为更为优秀的公民。” 里奥走向他的副手，经过两具尸体，在血迹模糊的雪地里留下一串鞋印。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动手枪，手枪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枪支边缘划过瓦西里的脑袋一侧。瓦西里倒在地上，握住自己的太阳穴。皮肤擦破的地方渗出一滴血，但就在他能够起身之前，他感觉到里奥的枪管直压向他的太阳穴。除了那两个女孩直勾勾地盯着地面等死以外，所有人都看着这一幕。 瓦西里的脑袋慢慢地歪向一边，抬头看着里奥，下巴一直在颤抖。虽然他人的死亡对他来说如此轻易，但是他怕死。里奥的手指放在扳机上面，但他并没有扣动扳机，他不想蓄意杀人，不想成为这个人的死刑执行人。让国家来惩罚他吧，要相信国家。他把手枪插进枪套里。 “你就待在这里，等民兵过来。你向他们解释情况，协助他们调查。你自己回莫斯科。” 里奥帮助这两个女孩站起来，陪她们向房子走去。 需要三名军官押着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走到卡车后座，他的身体软弱无力，仿佛生命从体内被掏空。他喃喃自语，这一点情有可原，悲伤令他有点处于癫狂状态，当军官们让他闭嘴的时候，他也完全没有注意。他们不想听他哭泣。 在屋里，这两个女孩一声不吭，还无法接受躺在外面雪地里的两具尸体就是她们的父母这个事实。她们随时都盼望着母亲能够回来为她们做一顿早餐，父亲从田里干活回来。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父母亲就是她们的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他们，她们该怎么活下去？ 里奥问她们是否还有什么家人，这两个女孩谁也没说话。他让大一点的女孩收拾行李——她们也要来莫斯科，两个女孩谁也没动弹。他走进卧室，开始找她们的衣物，为她们收拾行李。他的双手开始颤抖，他停下来，坐在床沿上，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他跺了跺脚跟，浸着血水的细密雪末洒落一地，他盯着看了半天。 当卡车出发的时候，瓦西里抽着最后一根香烟，站在路边看着。他看到那两个女孩坐在前排里奥旁边的位置上，而这本来应该是他的位置。卡车掉转车头，消失在路的尽头。他环顾四周，附近农舍的窗户背后，一张张脸在探头张望。这个时候，他们不再害羞。他身上还带着手枪，这一点让他很欣慰。他往屋里走回去，瞥了一眼躺在雪地里的那两具尸体。他走进厨房，烧了一些热水，给自己沏了点茶。茶水很浓，他加了些糖。这家人有一小罐糖，本来大概要吃个把月。他差不多将一罐糖都倒进茶杯里，结果味道令人作呕。他啜饮了一小口，突然感到筋疲力尽。他脱掉靴子和外套，走进卧室，拉开被褥，躺了下去。他希望，如果自己可以选择做梦，他会选择做一个复仇的梦。 莫斯科·2月16日 即使过去五年都在这个地方工作，里奥在国家安全部总部——鲁布央卡从来都没有过自在的感觉。在这里很少有随意的聊天；所有反应都受到监视。鉴于他们的职业性质，所有这些都不足为奇，但在他看来，这个建筑本身也让人紧张不安，仿佛恐惧也成了设计因素之一。由于他对建筑师的设计意图一无所知，他知道自己的理论毫无意义可言。这座建筑建于革命前，在被布尔什维克秘密安全部队占领之前不过就是一个保险公司。但他发现很难相信他们竟然选择一栋比例如此失调的建筑：它既不宏伟也不敦实，既不宽敞也不狭窄，总是介于之间某种尴尬的境地。建筑外观给人戒备森严的印象：一排排窗户被塞在一起，一层一层堆上去，一直堆到顶上的那口钟为止，而那口钟就像一只晶亮的眼睛，俯视着全城。建筑四周似乎存在一条无形的界线，行人都避开这条假想的边界线，唯恐被拖了进去。逾越那条界线，不是意味着你是里面的员工，就意味着你被判有罪。在这高墙之内，不可能找到清白无辜的人。这里是犯罪装配线。也许鲁布央卡不是刻意用恐惧建筑而成，但恐惧依然处处呈现，恐惧在这座前保险公司安了家。 里奥递过自己的身份证明，这个证明不仅意味着他能够进入这座建筑，而且可以随意离开。那些没有身份证明的男男女女被领进门之后，通常就再也没见他们出来过。他们可能不是被带到劳改营，就被带到这座建筑后面位于瓦索诺夫耶夫斯基巷的另外一栋建筑，这里是国家安全部枪毙人的另一个围场，围场里地面倾斜，装有木头隔墙，以及能够将血水洗刷一净的粗大水管。里奥不清楚死刑执行的具体数量，但数量肯定很高。在这个水平上，像如何方便而迅速地清理这些尸体等实际考虑就成为一个问题。 步入主通道，里奥在想，在没有任何出去的希望以及求助无门的情况下，被带往地下室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在这里，司法系统完全被忽略。里奥听说囚犯被扔在一旁，一扔就是几个星期，而医生的作用就是研究疼痛感。他教自己要学会接受一个道理，这些事情的存在并不仅仅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的存在是为了一个原因，一个更加重大的利益。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吓唬人，恐怖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安全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为什么还要有意散布关于这座建筑的谣言，颇有策略性地在地铁或有轨电车上交头接耳，仿佛他们在向人群释放某种病毒一样？恐怖气氛就这样营造出来了。恐怖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为了维持这样一个恐怖的氛围，就需要不断地有人充当牺牲品。 当然，鲁布央卡不是令人心生恐惧的唯一建筑。还有布提尔卡监狱，这里壁垒森严，环境污秽，逼仄的牢房里挤满了囚犯，犯人们在等待被押往劳动营期间在牢房里玩火柴棒。还有勒夫特沃，他们将被调查的犯人们运往这里接受审讯，尖叫声能传到几条街之外。但里奥明白，鲁布央卡在人们的心里占据特殊地位，是处理那些反苏联分子、反革命分子与间谍的地方。为什么此类囚犯会让所有人的内心都产生特殊的恐惧？尽管你很容易就可安慰自己，自己永远也不会盗窃、强奸或谋杀，但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不会成为反苏联分子、反革命分子或间谍，因为包括里奥在内，没有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知道这些罪行到底是什么。在刑法一百四十条当中，里奥只靠一条来引导自己，其中一条分项对政治犯的定义是从事推翻、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活动的人。 这句富有弹性的话如果加以延伸，可适用于任何一个人，上至高级政党官员，下至芭蕾舞者、音乐家和退休的补鞋匠。就连那些在鲁布央卡围墙内工作的人员，那些让“恐怖”这台机器维持运转的人们，他们都心知肚明，自己尽力维持的体系终有一天也会将他们呑噬。 尽管里奥已进入室内，但仍然穿着户外服装，包括一双皮手套和一件羊毛长外套。他在瑟瑟发抖。当他站立不动时，地板似乎从一侧向另一侧晃动。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足足有几秒钟。他感觉自己快要倒下来了。他在两天内什么都没吃，但一想到食物，都会觉得恶心。即便如此，他还是固执地不愿意认为自己可能生病了，他当然是受了点风寒，可能也有点疲惫，但这些很快都会过去。在服用甲基苯丙胺之后，他需要的只不过就是睡眠。他根本就不需要休一天假。更不会在今天，在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接受审讯的日子。 严格来讲，审讯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国家安全部有这样一批专家，他们除了与嫌疑犯面谈之外什么事也不干，他们在牢房之间穿梭，用一种漠不关心与自命不凡的态度从招供中断章取义。他们就像大多数员工一样，一点小事就能让他们受到激励，比如如果嫌疑犯无条件地及时签字就能为他们带来业绩奖金或奖励。里奥对他们的工作方法略知一二。他个人并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个人。审讯者似乎自成一个派系，都是团队工作，通常集合起来，利用各自独特的才能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嫌疑犯进行“狂轰滥炸”。残忍冷酷、能说会道、解除警备，所有这些品质都缺一不可。在工作之外，这些男女审讯者一起吃饭，一起走路，一起说三道四，一起切磋工作方法。尽管他们看起来或多或少地像其他人，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里奥总是一眼就能辨别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许多极端行为都限制在地下室，他们在那里可以控制像热量和光线这样的环境因素。相比之下，里奥作为调查人员，大多数工作时间都是在楼上或户外度过。他很少来到地下室，对他来说，地下室是一个他不愿直视的世界，一个他宁愿踩在脚底下的世界。 稍微等了一会儿，有人叫里奥进去。他有点摇摇晃晃地走进库兹明少校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里，没有一样东西是随意摆放的：所有一切都经过极其精心的布置。墙壁由装框的黑白照片装饰，其中包括一张斯大林与库兹明握手的照片，这张照片摄于领导人七十岁寿辰当天。黑白照片四周是从不同年代搜集来的各种宣传海报，里奥根据年代范围推断，库兹明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整肃运动以来就一直占据该职位，问题还不在这里。他还曾效力于情报机构。在一张海报上，一个胖嘟嘟的大白兔被关在笼子里。多吃兔肉！三个强大的红色人物拿着红色锤子砸向表情阴郁、胡子拉碴的人。打击懒惰的工人！三位笑容满面的女性朝一间工厂走去。由我们来托管你们的存款！最后一张海报中的“我们”不是指那三个笑容满面的女性，而是指国家储蓄账户。在另外一张海报当中，一名圆嘟嘟的男子穿着套装，戴着高帽，提着两个塞满钞票的袋子。资本家小丑！另外还有一些浓淡不匀的图片，内容都是关于码头、造船厂、铁路、面带微笑的工人、表情愤怒的工人以及一排排火车头，全部都是向列宁同志致敬。建设！这些海报定期轮流更换，库兹明对于炫耀自己的大量收藏颇为讲究。对于自己的藏书，库兹明同样用心。他的书架上摆放的都是恰如其分的书籍，而他自己那本《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几乎从未离开过他的书桌，正文内容从斯大林本人开始。即使废纸篓里的东西也是经过严格挑选。从级别最低的职员到高级官员，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你真正想要处理某事，你就应该学会巧妙回避，应在回家的路上谨慎地处理。 库兹明正站在窗前，俯瞰鲁布央卡广场。他身材矮胖，神情疲惫，制服紧紧裹在身上，显然小了一号。他的眼镜镜片很厚，经常从鼻梁上滑下来。简而言之，他是一个看起来很滑稽的男人，掌握生杀大权并未赋予他任何庄重感。尽管据里奥所知，库兹明不再参与审讯，但有传言说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也是个中好手，尤其喜欢用他那双肥胖的小手。现在这样看着他，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里奥坐了下来，库兹明仍然站在窗边。他喜欢看着窗外问问题，这是因为他认为，除非当事人没有意识到别人在观察自己，否则应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情绪外露这件事，这个观点也时时提醒着里奥。他现在已经非常精于此道，表面上似乎在看窗外的风景，实则是在透过玻璃的映像观察人。这个方法尽管有用，但包括里奥在内的每个人意识到自己都是观察对象时，这个事实让该方法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不管怎么说，在鲁布央卡内部，几乎所有人都保持很高的警惕性。 “祝贺你，里奥。我知道你已经抓到他了，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 里奥点点头。 “你生病了吗？” 里奥踌躇片刻，他看起来显然比想象中更加糟糕：“没什么。也许是感冒了，但很快就会过去。” “我猜想，我让你中止布洛德斯基的案子，去处理费奥多·安德列夫的事情，一定让你很生气。我说得没错吧？你认为费奥多的事情无关紧要，而我本来应该让你继续负责布洛德斯基的行动，对吗？” 他面带微笑，好像有什么事情逗乐了他。里奥全神贯注，感觉到潜藏着一丝危险：“不是，上校，我没有生气。我本应立刻拘捕布洛德斯基，这都是我的错。” “对，但你并没有立刻拘捕他。这么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我让你中止间谍案件，而让你去跟一位伤心的父亲谈心，我是不是错了？这是我的问题。” “我想到的只是自己没有立即逮捕布洛德斯基。” “你这是在含糊其辞。我的想法非常简单：费奥多的家庭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这是国家安全部内部本身的腐败现象。你的一个手下因悲伤过度而扭曲，不明智地让自己和家人成为国家的敌人。你抓到布洛德斯基，尽管这让我很欣慰，但我认为处理费奥多的工作更加重要。” “我明白。” “那么我们来谈谈瓦西里·尼基京的问题。” 他的行为显然被汇报上去了，瓦西里会毫不迟疑地用这些东西来攻击他。里奥无法指望库兹明能够支持他，也无法猜测此次事件的哪个方面与他最为息息相关。 “你用枪指着他？然后你还打了他？他说你当时已经失控，他说你服用麻醉药，这些药物让你失去理性。他极力要求对你进行停职处罚。你要明白，他很心烦意乱。” 里奥完全明白：死刑在这里不是问题。 “我是高级军官，而且我下达命令。瓦西里不服从命令。如果都无视于命令，我又如何维持秩序，我们中的所有人又如何遵守命令？整个体系都将会瓦解。也许这是我的军事背景所造成的，在军事行动当中，不服从命令就是死刑。” 库兹明点点头。里奥巧妙地利用军法方针为自己作辩护：“您说得当然没错，但瓦西里性格暴躁易怒。他其实承认的够多了，他不服从命令，这是事实。但这家人的勾结行为激怒了他，我不是宽恕他的行为，您明白吗？对于此类违法行为，我们已经拥有适当的体系，应该将他们带到这里才是。但瓦西里已受到适当斥责。至于药物——我已经二十四小时都没睡觉了，而且这些药物是这里的医生开给我的。” “药物是我最不关心的事情。我告诉过你，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就采取什么措施。但我希望给你一句忠告。殴打军官同事会让你受到关注，大家很快就会忘掉你这么做是否有合理的理由。瓦西里一放下手枪，这件事本该就告一段落。如果你想进一步处罚他，你也应该先将他不服从命令这件事汇报给我。你完全是自作主张，这是不允许的，永远都不允许。” 库兹明离开窗边，站在里奥身旁，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我有一个新的任务交给你：审问布洛德斯基。我希望你亲自处理这件事，你也可以要求任何人——比如某个审讯专家来协助你，但我希望当他在审讯的时候，你能够在场。弄清楚这个人的真正身份至关重要，尤其你曾经还被他表面装出来的清白无辜所愚弄。”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库兹明注意到里奥的惊讶之情：“这对你会有好处。我们应该根据一个人自己的所为来评判他，而不是根据他人为他所做的事情来评判。你有什么异议吗？” “没有。” 里奥站起身来，拉直自己的外套：“我马上就开始审问。” “最后一点：我希望你和瓦西里来共同处理这件事。” 这里的牢房有三种。一种是关押牢房：呈正方形，地板上铺着稻草，空间足够三个成人男子并排躺着。每一个牢房里总是有五个犯人，这样一来就过于拥挤，以至于谁也不能动弹，谁也不能伸展，就像是人类四肢的拼图玩具。由于没有厕所，必须要腾出空间摆放一只桶，这些人不得不当着大家的面在这个桶里大小便。一旦小便漫到桶沿，看守就让囚犯把它拎到最近的下水道去，并警告一旦洒出一滴，就毙了他们。里奥听着看守们在谈论他们一路盯着晃晃悠悠的粪便和尿液时的滑稽表情，这桶晃晃悠悠的粪便和尿液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死。这显然是残暴行为，但这种暴行出于一个目的：为了获得更重大的利益。 更重大的利益，更重大的利益。 有必要重复这一点，应将它深深印刻在每一寸思想当中，让它成为自己脑海深处接受信息的用纸带。 在关押牢房之后，是不同设计的刑罚牢房。有些牢房里的冰水足有脚踝深，四面墙壁上覆盖着霉菌和黏液。五天的刑期足以让一个囚犯的身体永无恢复之日，疾病会在他的肺部永久地安家落户。还有一些逼仄狭窄的牢房，就像木头棺材一样，他们会在牢房里留一些臭虫进行繁殖，然后将囚犯脱光，让臭虫大快朵颐，直到囚犯在招供上签名。还有软木牢房，通过建筑的通风系统对里面的囚犯进行加热，直到他们的毛孔渗出血来。还有些牢房里装有钩子、铁链和电线。对于不同的囚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处罚手段。想象力是唯一的障碍，在这些处罚手段面前相形见绌。 如果想要为这些处罚手段进行辩解，其实很简单，而且理由也令人信服，只需要不停地重复“这些人都是敌人”就行了。如果里奥没有在战争期间看过同样极端的处罚手段，又该如何？的确，情况会更加糟糕。如果战争没有为他们赢得自由，又该如何呢？如果这不是同样的情况，如果这不是一场反对不同敌人的战争，尽管是内部敌人，但同样也还是敌人，又该如何？这还有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这个体系的生存才证明一切；一个黄金时代的前景才证明一切，在这个黄金时代，任何暴行都将不复存在，在这个黄金时代，人民生活富足，贫穷将成为记忆。这些惩罚手段虽不称心如意，不值得称赞，以自己工作取乐的那些军官们也令人不可思议，但里奥不是傻子。这种自我辩解的结果文雅娴熟，但其中多少夹杂着些许否定，这种否定就像一颗不消化的豆荚滞留在他的上腹部。 终于，最后一种牢房就是审讯牢房。里奥来到一间审讯牢房跟前，叛国者布洛德斯基就关押在此，钢门上留有一个小观望孔。他敲了敲门，心想会在里面发现什么。一个年纪约莫只有十七岁的男孩打开门。牢房很小，为长方形，光秃秃的水泥墙壁和水泥地面，但却灯火通明，以至于里奥进去的时候不得不眯起眼睛。天花板上吊着五个大功率的灯泡，背靠着后墙摆放着一个沙发，与惨淡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就坐在沙发上，他的手腕和脚踝上都被绳子捆绑着。年轻的军官骄傲地解释道：“他一直闭着眼睛，一直想要睡觉。但是我，我一直打他。我向你保证，他一刻也没得到安宁。沙发起到极好的作用。他最想的就是靠着沙发，小睡一会儿。沙发很舒服，真的很柔软。我试过。但我就不让他睡觉，这就好比将食物摆在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跟前，但又让他够不着。” 里奥点点头，他能够看到年轻军官由于没有得到盛赞而稍显失望。这名军官手握着他那根黑色木警棍，走到房间一角。拘谨、煞有介事、红脸颊，他看起来就像是个玩具士兵。 布洛德斯基坐在沙发边缘，背朝前弓着，眼睛半睁半闭。房间里没有椅子，里奥在沙发上坐下来，与他并排坐着。这是一个荒谬的安排。沙发的确非常柔软，里奥陷入其中，不仅欣赏起此类牢房的这种特殊折磨。但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必须得尽快工作。瓦西里随时都会来这里，里奥希望在他来之前，能够说服安纳托里配合审讯工作。 安纳托里抬头看了一下，眼睛睁开一条缝。过了一会儿，他那昏昏欲睡的脑袋才认出坐在他身边的这名男子。这就是抓住他的那个人，这也是救他一命的那个人。他表情呆滞，言语含糊，就好像服了麻醉药：“孩子们呢？米克哈伊尔的女儿呢？她们现在在哪里？” “她们已被安置在一个孤儿院，现在很安全。” 孤儿院——这难道是开玩笑吗，还是惩罚的一部分？不会，这个人不会开玩笑的。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你去过孤儿院吗？” “没有。” “如果你让她们自己待着，她们活下去的机会会更大。” “现在国家在照顾她们。” 这时，让里奥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囚犯竟然伸过手来摸了摸他的前额，尽管他的双手还被捆绑在一起。年轻军官跳向前，举起那根木警棍，准备重击在他的膝盖上。里奥挥挥手，示意他退后，这名军官很不情愿地退后一步。 “你在发烧，你应该待在家里，你们这些人有家吗？你们都在哪里吃喝拉撒？” 这个人让里奥感到诧异，即便是现在，他还是一名医生；即便是现在，他仍然表现出不恭敬。他是有胆量的，而且粗鲁，里奥禁不住喜欢起他来。 里奥侧过身子，用外套袖子擦了擦湿黏黏的前额：“如果你跟我老实交代，你就会免遭不必要的惩罚。我们审讯的每一个对象都希望坦白从宽。你一言不发，会有什么好处？” “没什么好处。” “那么你是否会把真相告诉我？” “可以。” “你在为谁工作？” “安娜·乌拉迪斯拉沃夫纳，她的猫快要瞎了。还有多拉·安德列娃，她的狗不吃东西。阿卡迪·马斯洛，他的狗摔断了前腿；马提亚·拉克斯，他养了一些珍奇鸟类。” “如果你无罪，你为什么要逃跑？” “我逃跑是因为你们跟踪我，没有其他原因。” “这并不合理。” “我同意，但的确如此。你一旦被跟踪，你总会被拘捕；一旦被拘捕，你总是有罪。清白无辜的人是不会被带到这里的。” “你和美国大使馆的哪些官员合作，你为他们提供了什么信息？” 安纳托里终于明白了。几个星期以前，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一名普通职员带着他的狗来检查，这只狗的身体被割了一道口子，受了些感染。它当然需要一点抗生素，由于一时没有抗生素，他非常仔细地清理这只狗的伤口，给伤口杀菌消毒，并留在宠物医院观察。不久之后，他就发现有个人在他家门口徘徊。那天晚上他整宿未眠，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出了差错。第二天早上就有人跟踪他去上班，然后又跟踪他回到家里。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在第四个无眠之夜之后，他决定出逃。现在，在这里终于道出了他的犯罪细节，是因为他给一个外国人的狗治病。 “我相信，你们希望我说什么，我最终都会说什么，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我——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是一名兽医。你们的记录很快就会说我是一名间谍，很快就会有我的签名和招供。你们会强迫我提供其他人的名字，然后会有更多人被逮捕，会有更多人签名，会有更多招供。但无论我最后说什么，不过都是在撒谎，因为我就是一名兽医。” “你不是第一个声称自己无罪的犯人。” “你真的认为我是一名间谍吗？” “仅就从此次谈话，我就足以判定你犯有颠覆罪，你已经明确地表示出自己憎恨这个国家。” “我不憎恨这个国家。你们才憎恨这个国家，憎恨这个国家的人民，要不你们为什么要逮捕这么多人？” 里奥开始变得焦躁。 “如果你不老实交代，你知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就连孩子也清楚来到这里会有什么下场。” “但你仍然拒绝坦白从宽？” “我可不想让你们轻易就得逞。如果你们希望我承认自己是间谍，你们就来折磨我吧。” “我希望能够避免这种现象。” “你以为在这个地下室里，还能维持尊贵体面吗？去把你们的刀子拿来吧，去拿你们的成套工具。当你的双手被我的鲜血所覆盖时，让我听听你们是否有合理的理由。” “我所需要的就是一份名单。” “事实最顽固，这也是你们为什么这么憎恨事实，因为它们总是冒犯你们。这也是为什么我只要说一句，我——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是一名兽医，就会让你们烦躁不安的原因。我的清白冒犯了你们，因为你们希望我有罪。你们希望我有罪，因为你们拘捕了我。” 这时有人敲门，瓦西里到了。里奥站起身，嘟囔了一句：“你应该采纳我的建议。” “也许有一天你会理解我为什么不采纳的原因。” 年轻军官打开门，瓦西里走了进来。在他被打的地方有一些被消毒的痕迹，里奥怀疑这么做并没有实际效果，不过是为了引起争议，让自己有机会尽可能向更多的人描述事件经过。一名中年男子陪同瓦西里一起前来，这名男子头发稀疏，穿了一身皱巴巴的套装。看到里奥已经和安纳托里在一起，瓦西里似乎颇为关心：“他招供了吗？” “没有。” 瓦西里显然松了一口气，示意年轻军官让囚犯站起来，这时，那名身穿棕色套装的中年男子微笑着走上前，将手伸向里奥：“罗曼·沃斯托夫医生，我是一名精神病医生。” “里奥·德米多夫。” “很高兴认识你。” 他们握了握手。沃斯托夫朝囚犯做了个手势：“不要担心他。” 沃斯托夫带领他们来到他的诊疗室，他打开诊疗室的门，招呼他们进来，就好像他们就是一帮小朋友，而这里是游戏室。诊疗室小而整洁，一个红色的皮椅子用螺丝锁在白色瓷砖地面上。通过一系列控制杆操作，这个椅子可以平躺成床铺，也可以完全直立起来。在四周墙壁上，有许多玻璃柜，柜子里摆满了药瓶、粉末和药丸，每个上面都贴有干净的白色标签，标签上用黑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各种名称。在柜子下面，是一排铁质医疗器械。屋里散发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布洛德斯基没有挣扎，因为他已经被绑在椅子上，他的手腕、脚踝和颈脖都用黑色皮带固定。里奥用皮带固定他的双脚，瓦西里系他的胳膊，等他们弄完之后，他已经丝毫不能动弹。里奥退到后面。沃斯托夫在水槽里洗了洗手：“我曾经在靠近莫洛托夫的一个劳改营工作过，医院里到处都是假装精神有问题的人，他们为了不愿配合而装疯卖傻。他们会像动物一样到处乱跑，大声说猥亵的语言，撕扯自己的衣服，当着众人手淫，在地板上大小便，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让我相信他们精神错乱。你什么都不能信。我的工作就是识别他们谁在撒谎，谁真的疯了。我们作过无数的学术测试，但囚犯们很快就心领神会，他们之间相互分享这些信息，很快每个人就知道如何蒙混过关。比如，有个囚犯认为自己是希特勒，要么就是一匹马之类的东西，看上去行为古怪，其实在装疯卖傻。于是，囚犯们不再假装自己是希特勒，在欺骗手法上也更为巧妙复杂。最后，想要获得真相，只有一个办法。” 他在注射器里注满一种浓稠的黄油，然后将它摆在一个铁盘上，小心翼翼地割开囚犯的衣服，在他的上胳膊处系了一根橡胶止血带，一根粗大的蓝色血管暴露出来。沃斯托夫对囚犯说道：“我听说你有一些医学知识，我准备在你的血液里注射樟脑油，你清楚这会对你产生什么效果吗？” “我的医学经验只局限于救助病人。” “这也是救助，它会帮助那些受蒙骗的人，它会导致发作，当你在发作的时候，就不可能撒谎。实际上，你到时候不可能说太多的话，如果你能够说话，也只会说实话。” “那么开始吧，注射你的樟脑油。听听我要说什么。” 沃斯托夫对里奥说道：“我们要使用一个橡胶塞口物，这可以避免他在发作最激烈的时候咬断自己的舌头。但等他平静下来，我们可以安全地拿掉这个塞口物，你们可以继续问问题。” 瓦西里拿起一把解剖刀，开始用刀尖清理自己的指甲，然后将脏东西在外套上擦了擦。清理完指甲之后，他放下解剖刀，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医生摇了摇头，说道：“请别在这里吸烟。” 瓦西里拿掉香烟。医生检查了一下注射器——针尖上已经渗出一滴黄油。他看上去很满意，将针尖插入布洛德斯基的血管：“我们需要慢慢注射，太快的话，会阻塞他的血管。” 他缓慢推动活塞，如糖蜜般浓稠的黄油从注射器进入囚犯的胳膊。 没过多久，黄油就发生作用。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眼里的所有智慧顿时消失。他们把他的脑袋转过来，他的身体开始颤抖，仿佛椅子充了一千伏的电压。注射器的针尖仍插在他的胳膊上，只有一小部分黄油被注射进去：“现在我们再多注射一点。” 他们又多注入五毫升，布洛德斯基的嘴角开始出现泡沬，那种白色的小泡沫：“现在我们等一下，等一下，再等一下，现在我们再将剩下的黄油全部注射进去。” 沃斯托夫将剩下的樟脑油全部注射进去，拔出针尖，用一块棉球压住胳膊上的注射口。弄完之后，他退到后面。 布洛德斯基这时已不像是个人，更像是个失灵的机器，一台被推到极限的发动机。他的身体在被束缚的状态下拉扯着，感觉就像某种外力施加在他身上。突然听到噼啪一声。当他在挣脱束缚的时候，手腕上的一根骨头咔嚓断掉。沃斯托夫盯着这个受伤的地方，这里已经肿胀起来：“这不常见。” 他一边说着，一边瞥了一眼自己的手表。 “再等一会儿。” 两道泡沫从囚犯的嘴角两侧流了下来，泡沫沿着下巴，一直流到大腿。颤抖开始有所缓和。 “好了，你们可以提问了。看看他说什么。” 瓦西里走上前，抽掉橡胶塞口物。布洛德斯基吐了他一腿的泡沫和黏液，瓦西里看了看四周，面露怀疑的表情：“他这个样子，能跟我们说什么？” “试试看。” “你在为谁工作？” 布洛德斯基脑袋低垂，喉咙里发出咯咯咯的声音，血从鼻子里流出来。沃斯托夫用一块纸巾擦掉鼻血：“再试试看。” “你在为谁工作？” 布洛德斯基的脑袋歪向另一侧，就像个酷似实物的玩偶，能够移动，但实则没有生命。他的嘴巴一张一合，舌头也伸了出来——机械地想要模仿说话，但却没有声音：“再试试看。” “你在为谁工作？” “再试试看。” 瓦西里摇了摇头，转身对里奥说道：“这很愚蠢，你试试看。” 里奥背靠着墙，似乎尽量保持距离。他走上前：“你在为谁工作？” 他的嘴里传出一个声音，声音很滑稽好笑，就像婴儿在急促地胡言乱语。沃斯托夫抱着双臂，盯着布洛德斯基的眼睛看。 “再试试看，开始可以问一些简单的问题，问他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再试试看，相信我，他就快说出来了，请再试试看。” 里奥走得更近些，他现在可以伸手摸到他的前额。 “你叫什么名字？” 他动了动嘴唇。 “安纳托里。” “你在为谁工作？” 他的身体不再颤抖，他的眼珠转到前方。 “你在为谁工作？” 沉默片刻之后，他开始说话，虚弱而急促——就像一个人在梦呓：“安娜·乌拉迪斯拉沃夫纳，多拉·安德列娃，阿卡迪·马斯洛，马提亚·拉克斯。” 瓦西里拿出便笺本，匆匆记下这些名字，问道：“知道这些名字吗？” 是的，里奥知道这些名字：安娜·乌拉迪斯拉沃夫纳，她的猫快要瞎了。还有多拉·安德列娃，她的狗不吃东西。阿卡迪·马斯洛，他的狗摔断了前腿。那颗滞留在里奥腹部未经消化的豆荚突然裂出一道缝来。 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是个兽医。 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不过是个兽医。 2月17日 扎鲁宾医生戴上他的貂皮帽，拿起皮包，在拥挤的有轨电车上边推边向前走，一路敷衍地道歉。人行道上结满了冰，他一边下车，一边扶着电车的一侧作为支撑。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些老了，脚步有些打滑，生怕自己会摔倒。有轨电车开走了。他环顾四周，希望自己没有下错站——他对东郊不太熟悉。但是他很快就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他要去的目的地在冬日灰色天空的映衬下蔚为壮观。马路对面绵延数百米的是一排四栋U字形的公寓小区，从周围环境中脱颖而出，建筑成对耸立，仿佛其中一幢建筑是另外一幢建筑的倒影。医生对这种现代设计感叹不已，这里是数千个家庭的住宅。这不仅仅只是一个住房规划，而是通往新时代的纪念碑，再也没有人可以私自拥有一层或两层房产。所有这些已全部消失，被夷为平地，而就在原地耸立着规划完美、政府设计及拥有的公寓，公寓层层叠加，鳞次栉比，全部被漆成灰色。他从未在任何地方看过一模一样的形状朝这么多的方向重复蔓延，每一栋公寓就是下一栋公寓完美的复制。每栋建筑顶层上的厚厚积雪仿佛都是上帝画的一道白线，似乎在说够了，剩下的天空是我的。扎鲁宾心想，这是他们接下来的挑战：剩下的天空。它当然不属于上帝。在这四栋建筑当中，其中124号公寓是国家安全部军官里奥·德米多夫的家。 今天早晨，库兹明少校跟扎鲁宾医生说里奥突然离开了。他在一次重要审讯过程的一开始就走开了，声称感觉有些发烧，无法再继续工作。少校对他离开的时间颇为关心。里奥是否真的病了？还是他的缺席另有原因？为什么他确定自己身体没有问题，绝对可以工作，但在审问嫌疑犯之后就改变主意？为什么他企图单独审问那位叛国者？这位医生就被派到这里来调查里奥病情的真实情况。 从医学观点来看，即使尚未检查，医生也认为里奥健康不佳是由于长时间接触冰水所造成的，麻醉药的服用也有可能加重了肺炎。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他真的病了，扎鲁宾就会表现得像个医生，帮助他恢复。但如果他装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扎鲁宾就要像国家安全部军官，就假装给他服用普通药物或补药，给他服用一种药效强劲的镇静剂，让里奥在二十小时之内卧床不起，防止他逃跑，这样一来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决定如何处理。 根据第一栋建筑底层水泥柱上贴着的建筑平面图，124号公寓就位于第三个小区的第十四层楼。一个金属盒子，也就是所谓的电梯，只能乘坐两人，如果不嫌挤，乘坐四人也未尝不可，电梯咔嗒咔嗒地一直开到十三层楼，在那里稍停片刻，好像是喘息片刻，然后再继续往上走。扎鲁宾需要靠双手扒开转动不太灵活的电梯门。在这个楼层高度，从水泥通道灌进来的风吹得医生两眼蓄泪。他瞥了一眼冰雪覆盖的莫斯科，然后向左转，来到124号公寓跟前。 一名年轻女子打开门。医生看过里奥的资料，知道他跟一个名叫瑞莎·加夫里洛夫娜·德米多瓦的女子结婚，她二十七岁，在学校当老师。资料上没提她是否漂亮。她姿色出众，出众程度足以列到资料当中。这些事情至关重要。他尚未准备好这一点。他是个好色之徒，他不喜欢那种张扬炫耀的美丽，而偏好那种含蓄之美。这个女人就是如此。不是因为她没在自己的外表上下工夫，相反，她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美丽不受人注意。如果有款式可言的话，她的发型和衣服都属于最普通的款式。她显然不希望任何男人关注自己，这在医生看来更具魅力。她会成为一个挑战。在年轻的时候，医生就是个沉溺于女色之人，在某些社交圈中也算是个人物。想到自己以前战无不胜的经历，他对她报以微笑。 瑞莎瞥见两排长满污垢的牙齿，显然是吸烟太多所致。她也笑了一下，作为回应。即使国家安全部没发出任何警告，但她还是预料到安全部会派人过来，她等着这个人自我介绍：“我是扎鲁宾医生，我被派到这里来给里奥看病。” “我是里奥的妻子瑞莎。你有身份证明吗？” 医生脱下帽子，找到身份证，递给她：“请叫我伯里斯吧。” 公寓里点着蜡烛。瑞莎解释说现在只是间歇停电——十层以上的楼层定期都会出现停电问题。他们经常会碰到停电问题，有时持续一分钟，有时持续一天。她对此表示道歉，她不知道电什么时候会再来。 扎鲁宾说了句话，看似像个笑话：“他会活下去的，他可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只要保暖就行。” 她问医生是否想喝点什么，也许应该喝点热的东西，因为外面很冷。他接受了她的建议，当她接过外套时，他碰了一下她的手背。 在厨房里，医生斜倚在墙上，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她准备茶水。 “我希望水还是热的。” 她的声音非常动听，柔和而平静。她在小茶壶里泡了一些茶叶，然后将茶倒进一个高玻璃杯中。茶水很浓，几近黑色，水倒到杯子的一半时，她转身问他道：“你喜欢多浓的茶水？” “你泡多浓都可以。” “就像这样？” “再多点水也许更好。” 当她用茶壶将水杯注满时，扎鲁宾的眼神在她身体上下游移，在她的胸部和腰际逡巡。她的衣服有些过时寒酸——一件灰色的棉裙子，厚袜子，白衬衫上罩了一件针织衫。他奇怪里奥为什么不利用职位之便让她穿一些国外裁剪的高级服装。但即使是大路货和粗糙面料也难掩其魅力。 “说说你丈夫的情况。” “他发烧了，他说他身体发热，但又感觉到冷。他一直在发抖，不吃东西。” “如果他发烧，最好暂时别吃东西。但他没有食欲也与他服用甲基苯丙胺有关。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这与他的工作有关，我一无所知。”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变化？” “他有时候不吃饭，整晚都在外面，但这也是他的工作需要。我注意到他在长时间工作之后，容易有一点神不守舍。” “他健忘吗？” 她将水杯递给医生：“要加糖吗？” “果酱会比较好。” 她伸手去够架子最上层，衬衫后面被拉扯上去，露出一块白嫩的肌肤。扎鲁宾觉得自己有点口干舌燥。她拿下来一罐深紫色的果酱，转开盖子，递给他一个勺子。他舀出一勺果酱，放在舌头上，啜了一口热茶，果酱顿时在口中融化。他有意火辣辣地盯着她的眼睛，意识到他的欲望，她满脸通红。他看着红晕一直蔓延到她的脖颈。 “谢谢。” “也许你想检查一下？” 她将盖子拧上去，将罐子放在一旁，朝卧室走去。他没挪窝。 “我想先喝完茶，不着急。” 她不得不返回。扎鲁宾撅起嘴唇，吹了吹茶水表面。茶水热而甜。她有些紧张不安，而他却享受着让她等待的过程。 卧室里没有窗户，空气燥热污浊。扎鲁宾仅从味道就可判断躺在床上的那个人病了，出乎意外的是，他竟然颇感失望。他坐到里奥的床边，同时思忖如何掩盖这种情绪。他给里奥量了体温，体温很高，但不至于危险。他把听诊器放在里奥胸部，听不出任何异常症状。里奥没有罹患肺结核，所有症状表明他得的就是感冒。瑞莎站在一旁，观察着。医生能够闻到她手上的肥皂香味，他喜欢和她保持这么近的距离。他从包里拿出一个棕色的玻璃瓶，倒出一勺浓稠的绿色液体：“请把他的头抬起来。” 她扶起丈夫，让他坐起来。扎鲁宾将液体倒进他的喉咙里。等他呑下去之后，她将里奥的头放到枕头上：“这是管什么用的？” “是一种滋补药——帮助他睡眠。” “他不需要有助于睡眠的药物。” 医生没有回答，他不想花心思去编一个谎言。这种伪装成药物的液体实则是医生自己的发明：一种巴比妥酸盐与迷幻药的混合物，并用糖浆调了口味。它的作用是使身体和心智失去能力。口服之后，在不到一小时之内，肌肉首先松弛，哪怕动一下都像是难以想象的高难度动作。没过一会儿，迷幻药就开始发挥作用。 扎鲁宾的脑海里浮现一个想法，瑞莎在厨房里脸红的时候这个想法就已成形，等到他闻到她手上的肥皂香味时，这个计划已经具体化。如果他向上汇报，里奥没有生病，他只是借故离开，这个人一定会遭到拘捕和审问。加上关于他行为的其他所有疑虑，他会受到严重怀疑，就极有可能被捕入狱。他的妻子，这位美丽的妻子最终会落得形单影只和脆弱伤感，到时候她就需要一位盟友。扎鲁宾在国家安全部的地位与里奥旗鼓相当，甚至略高一筹，他确定自己到时候能够提供一份令人满意的、舒服的方案。扎鲁宾虽然已婚，但他可以让她成为自己的情妇。他相信瑞莎的生存本能会重新进行调整。但既然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想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可能就没那么复杂了。他站起身来：“我们能单独谈谈吗？” 在厨房里，瑞莎抱着胳膊站着。她皱着眉头——本来完美的白皙皮肤上出现一点点细纹。扎鲁宾真想用自己的舌头舔平那道细纹。 “我的丈夫会好吗？” “他在发烧，我正准备说这个。” “你准备说什么？” “我准备说他真的病了。” “他真的病了，你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 “因为你是医生，而我丈夫病了。” “我被派到这里的目的是看看你丈夫到底是真的病了，还是只是想逃避工作。” “但他显然是病了。不管是不是医生，谁都能看得出来。” “是这样的，但只有我在这里，话由我说了算，他们只相信我说的话。” “医生，你刚才说他病了，你说他在发烧。” “如果你准备和我睡觉的话，我准备在记录上这么说。” 她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反应。她的冷静让扎鲁宾更想得到她，他继续说道：“当然一次就够了，除非你爱上我，如果是这种情况，关系可能会继续。我们说得更清楚些吧，只要合情合理，你想要什么东西都可以。重点是没有人会知道。” “如果我不同意呢？” “我就会说你的丈夫撒谎，我就会说他出于我不知道的原因极力想逃避工作，我会建议对他进行调查。” “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你确定吗？他们本来已经有所怀疑了，我只需要稍微旁敲侧击一下即可。” 她没有吭声，扎鲁宾姑且把这当做默许，于是他走到她跟前，试探性地将一只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她没有动弹。他们可以在厨房里做爱，没有人会知道。她的丈夫不会醒来，她可以愉悦地呻吟，想发出什么声音都可以。 瑞莎恶心地将目光瞥向一旁，有点不置可否。扎鲁宾的手顺着她的大腿往下滑：“不用担心，你的丈夫睡得很沉，他不会打扰我们的，我们也不会打扰他。” 他的手移到她的裙子底下。 “你会喜欢的，许多女人都很喜欢。” 他靠她这么近，她都能闻到他的呼吸声。他的身体凑向她，嘴巴微张，黄色的牙齿离她越来越近，仿佛她就是一个苹果，他马上一口就能把它咬掉。她一把推开他，他抓住她的手腕。 “十分钟就能换回你丈夫的性命，这不是一个很高的代价。你为他也该这么做。” 他把她拉得更近，抓得也更紧。 突然，他松开手，双手举向空中，瑞莎正拿着一把刀对准他的喉咙：“如果你对我丈夫的情况不太确定，请通知库兹明上校，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让他再派一名医生过来。他们可能更愿意听第二个人的意见。” 两个人各自闪到一旁，刀子依然架在扎鲁宾的脖子上，直到他走出厨房。瑞莎还站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握着那把刀。医生拿起外套，胡乱地穿在身上。他拿起皮包，打开前门，面对射过来的明亮的冬日阳光，他不得不眯起眼睛：“只有孩子还相信朋友，而且只有愚蠢的孩子才相信。” 瑞莎走上前去，抓起挂在挂钩上的帽子，扔到他的脚下。趁他弯腰捡帽子之际，她啪的一声关上前门。 听到他走了以后，瑞莎的双手还在颤抖，她仍然握着那把刀。也许她给了他一些暗示，让他认为自己会跟他睡觉。她在脑子里将事情过了一遍：开门，对他可笑的笑话报以微笑，接过他的外套，沏茶。扎鲁宾被迷惑了，她根本没做什么。但也许她应该和他调情，假装自己接受了诱惑；也许这个老浑蛋只需要以为自己的殷勤已经博得芳心就已足够。她摸摸自己的眉头，这件事情被她搞砸了，他们现在已面临危险。 她走进卧室，坐在里奥身边。他的嘴唇在嚅动，仿佛在无声地祷告。她将身子凑近些，试图听懂那些话，但几乎听不见，都是只言片语，让人无法理解。他在发呓语。他抓住她的手，他的皮肤又湿又冷。她抽出手，起身吹灭了蜡烛。 里奥站在雪地里，面前就是河，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站在河对岸。他已经成功渡河，几乎到达森林这片安全地带。里奥跟着他走过去，结果只看到，在自己的脚下，被厚厚的冰层锁住的都是他拘捕的男男女女。他环顾左右——整条河里塞满了他们冰冻的尸体。如果他想到达那片森林，如果他想抓住那个人，他就不得不从这些尸体上走过去。毫无选择——这是他的职责——他加快了步伐。但他的脚步似乎让尸体都苏醒了过来，冰块开始融化，河流开始流动，翻滚。里奥陷入一片泥泞，现在能够感觉到靴子下面踩着的每张脸。他无论跑得多快都没用，这些脸孔无处不在，后面前面到处都是。一只手抓住他的一只脚——他挣脱开来。另外一只手抓住他的脚踝，接着第二只手，第三只手，第四只手。他闭上眼睛，不敢再看，等待着被拖下去。 当里奥睁开眼睛时，他正站在一间单调的办公室里。瑞莎站在他的身边，穿着一件淡红色的裙子，这条裙子是他们结婚当天从一位朋友那里借来的，为了穿在她身上不至于显得过大，临时匆忙改过。她的头发上戴着一朵从公园里摘得的白花。里奥穿了一套不太合身的灰色套装，这身套装也不是他的，是他从同事那里借来的。他们在一间破旧的办公室里，办公室位于一栋破旧的政府建筑里。他们就那样肩并肩地站在一张办公桌前，一名秃顶男子耸着肩在看桌上的文件。瑞莎递上他们的文件，等待着那个人检查他们的身份证明。没有誓约，没有仪式，没有鲜花，也没有宾客，没有眼泪，没有祝福者——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穿着借来的最好衣服。没有小题大做，只有中产阶级才会大惊小怪。他们唯一的见证人，这个秃顶的公务员，将他们详细的资料放进一本厚厚的、经常翻阅的账本里。文件审阅结束之后，公务员递给他们一张结婚证书。他们就是夫妻了。 他们回到他父母的老公寓庆祝自己的婚礼，邻里朋友展现了他们的亲切殷勤。老人们唱一些不太熟悉的歌曲，但回忆总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人群中总是出现一些冷漠而严厉的面孔，费奥多的家人都在现场。里奥还在跳舞，但婚礼已经变成葬礼。所有人都盯着他看，窗户上出现了一个窃听器。里奥转过身去，看到一名男子的轮廓贴在玻璃上。里奥走向他，擦掉玻璃上的水蒸气。这人是米克哈伊尔·季诺维夫，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脑袋，下巴被击得粉碎，脑袋也被打得稀巴烂。里奥退后一步，转过身来。屋子顿时空无一人，只剩下两个小女孩——季诺维夫的两个女儿穿着脏兮兮的破衣裳。这两个孤儿肚子胀得老大，皮肤上起着水泡，衣服上爬满了虱子，眉毛埋在蓬乱的黑发下面。里奥闭上眼睛，直摇头。 瑟瑟发抖，寒意袭人，他睁开眼睛，他正在水下，快速地在下沉。头顶上就是冰块，他试图向上游，但水流一直将他往下拉。冰上站满了人，全都低头看着他，看着他淹死。他的肺部一阵剧痛，无法呼吸，他张开嘴巴。 里奥急促地喘息，睁开眼睛。瑞莎坐在他的身边，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他迷茫地环顾四周，他的神志一半留在梦境当中，一半面对现实世界。这才是现实世界，他回到自己的公寓，回到现在。松了一口气之后，他抓住瑞莎的手，一口气咕哝咕哝说了一长串话：“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你觉得我很粗鲁，盯着你看。就是为了打听到你的名字，我在地铁上下错了站。而你却不告诉我，但你不说，我就不走。于是你就撒了谎，说你的名字叫蕾娜。整整一个星期我谈论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个名叫蕾娜的漂亮女人，我告诉每一个人蕾娜有多漂亮。当我最后再看到你时，说服你和我一起走走，我一直叫你蕾娜。走完路之后，我准备亲你，而你只准备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第二天我就跟每个人说，这个叫瑞莎的女人有多棒，所有人都笑话我，说上个星期是蕾娜，这个星期是瑞莎，下个星期不知道又是哪个人。但从来都没有别人，永远都只是你。” 瑞莎听着丈夫一口气说完这些话，这突如其来的多愁善感让她感到惊诧不已。这种感伤来自哪里？也许每个人在生病的时候都会变得多愁善感。她让他躺下来，没过多久，他又沉沉睡去。扎鲁宾医生离开差不多十二个小时了。一个微不足道、自负无耻的老人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她暂时放下焦虑心情，跑去煮汤——这是用五花肉熬成的浓稠鸡汤，而不只是用蔬菜和鸡骨头随便煮煮的汤水。鸡汤在慢火上炖煮，等到里奥能够开口吃东西，就可以准备给他吃。她用勺子搅动鸡汤，为自己盛了一碗。刚弄完，就听到一声敲门声。现在已经很晚了，而且她也没在等什么访客。她操起一把刀，还是同一把刀，走到门跟前时，将刀放在背后：“谁？” “库兹明上校。” 她的手开始颤抖，打开门。 库兹明上校站在门外，两名表情严厉的年轻士兵陪伴在其左右。 “扎鲁宾医生已经将情况汇报给我了。” 瑞莎脱口而出：“请你自己看看里奥吧——” 库兹明露出惊讶的表情：“不，没有必要，我没必要打扰他，我相信医生在医学方面的看法。再说，别认为我是个胆小鬼，我担心被传染上感冒。” 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医生说出真相了。她咬住嘴唇，试图不让他们看出自己松了一口气。上校继续说道：“我已经跟你的学校联系过了，我说你需要请假照顾里奥，我们需要里奥恢复健康。他是我们最优秀的军官之一。” “他有你们这些体贴的同事真是很幸运。” 库兹明对这句话置之不理，他示意站在身边的年轻军官。这个人正抱着一个纸袋，他上前一步，将纸袋递给她：“这是扎鲁宾医生送的礼物，因此没必要感谢我。” 瑞莎背后还握着那把刀，她需要双手接受礼物，便将刀片插在裙子背后。插好之后，她走上前，接过纸袋，纸袋很沉，有点超出她的意料之外：“你们进屋吗？” “谢谢，但现在已很晚了，而且我也累了。” 库兹明跟瑞莎告别。 她关上门，走进厨房，将纸袋放在桌子上，从裙子背后抽出刀。她打开纸袋，满满一袋都是橙子和柠檬，这在一个食物短缺的城市可是奢侈品。她闭上眼睛，想象着扎鲁宾因她的感谢而获得的满足感，她感谢不是因为这些水果，而是感谢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感谢他将里奥生病的真实情况汇报上去。橙子和柠檬不过是在告诉她，她欠他的。只要他突发奇想，他可以让他们俩都双双被捕。她将水果全部倒进垃圾桶里，她盯着这些色泽鲜艳的水果，然后又将它们一一从垃圾桶里捡起来。她可以吃他的水果，但她不会哭。 2月19日 这是里奥四年来第一次没有事先安排就休假。劳改营里有一批囚犯的罪名是违反职业道德，他们不是离开自己的职业一段时间，就是玩半小时才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宁愿去上班，哪怕倒在工厂的地板上，也远比先发制人地待在家里安全得多。要不要工作的决定从来都不会困扰工人。但里奥不可能再有任何危险了。瑞莎告诉里奥，有名医生过来帮他检查身体，库兹明上校也来看过他一次，他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完全没有问题。这意味着他焦虑的心情另有所指，他想得越多，这种焦虑心情就变得越明显。他不想再回去工作。 过去三天里，他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公寓。他待在床上，将外面的世界抛在脑后，喝热柠檬糖水，喝罗宋汤，与妻子玩牌，妻子丝毫不顾及他的病情，几乎每把都赢。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第一天之后，他就没再继续做噩梦。但他感觉到自己家里有一种沉闷的气氛。他希望这种沉闷能够逐渐消退，并说服自己这种忧郁心情不过是甲基苯丙胺消失过后所产生的副作用。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糟糕。他拿起这些药物——几瓶浑浊的白色晶体——并将它们倒到水槽里。他再也不想依靠麻醉药来拘捕任何人了。是因为麻醉药？还是因为拘捕？等他身体稍微有所恢复，他已经能够合理考虑过去几天来发生的事情了。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一直就是个错误。他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却被卷进一个至关重要但并非绝对有效的国家机器的齿轮当中，并被碾碎。这件事情虽然简单，但极其不幸。个人影响不了他们行动的意义。他又怎么能够做到？他们的工作方针会依然有效。对一个国家的保护要比某个人更加重要，比一千个人也更加重要。苏联的所有工厂、机器与军队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与此相比，大多数个人根本不值一提。里奥有必要分清事情的实际重要性，能够继续的唯一途径就是分清事情的实际重要性。这个推断似乎很合理，但他根本不信。 在他面前的鲁布央卡广场中央竖立着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雕像，雕像四周有一片绿地和往来车辆。里奥深刻铭记捷尔任斯基的事迹，每一个地下工作人员都深刻铭记他的事迹。作为秘密警察组织契卡（契卡是列宁在沙皇政权被推翻之后建立的政治警察组织）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前辈。他就是一个榜样。训练手册上乱七八糟地写满了他所说的话，他最有名也最常被提及的话就是： 一名军官必须经过训练，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残忍。 残忍已经深深铭刻在他们的工作代码当中；残忍就是一项美德；残忍是必须的；残忍是一项追求！残忍手握打开完美国度的钥匙。如果说一名契卡分子近乎遵循宗教教义，那么残忍就是主要戒律之一。 里奥的教育侧重体育活动，侧重体能——这对其职业生涯的帮助良多，让他更容易获得信任，而一名学者则更容易遭到怀疑。但这的确又意味着，他每周至少不得不花一晚上时间费力抄写一个地下工作人员所必须铭记的话语和文章。由于受记忆力不佳所累，再加上服药的恶化，他并不是一个爱读书之人。但他们必须具备背诵重要政治讲话的能力。任何疏漏都表明缺乏信仰与奉献。现在，三天之后，当里奥朝鲁布央卡大门走去，再次看着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有些不连贯——出现在脑中的那些句子不仅不完整，而且顺序混乱。在成千上万条话语中，在契卡分子的整个“圣经”中，他真正能够记住的就是残忍的重要性。 里奥来到库兹明的办公室，这位上校坐在那里，他示意里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好点了吗？” “好点了，谢谢。我妻子告诉我您去拜访了。” “我们都很关心你，我检查了一下你的记录，这是你第一次生病。” “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你很勇敢，跳到河里。我们都很高兴你救了他，他提供了一些关键信息。” 库兹明拍了拍摆在办公桌中央的那本薄薄的黑色文件夹。 “你不在的时候，布洛德斯基都招供了。花了两天时间，两次樟脑油注射。他非常固执，但最后他绷不住了。他给我们提供了七个英美支持者的名字。” “他现在在哪里？” “布洛德斯基？他昨天晚上就被枪决了。” 里奥想知道什么消息？他极力保持不动声色，就仿佛他刚才听到的不过就是外面很冷这样一句话。库兹明拿起黑色文件夹，递给他：“你可以在里面看到他所有的招供内容。” 里奥打开文件夹，他看到第一句话就是：“我——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是一名间谍。” 里奥匆匆扫了一遍打印内容。他清楚这个格式，以道歉开始，在描述罪行性质之前表示悔意。这个模式他已经看过上千遍。只是细节有所不同：名字、地址，等等。 “您是要我现在看吗？” 库兹明摇了摇头，递给他一个密封的信封。 “他提到六个苏联人和一个匈牙利人，这七个人都与国外政府勾结。我已经将那六个名字交给其他地下工作人员，第七个人由你去调查。鉴于你是我最优秀的军官，我将最难查的那个人委派给你。信封里面有我们的预备工作、一些照片以及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关于这个人的所有信息，你会看到，信息并不十分多。你的命令就是收集更多信息，如果安纳托里说得没错，如果这个人是名叛国者，按照正常惯例，你就逮捕他们，把他们带到这里。” 里奥撕开信封，抽出几张大幅黑白照片，都是从远处街对面偷拍的监视照片。 照片上的人是里奥的妻子。 同一天 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瑞莎终于轻松了一些。她在八小时里上的都是同样的课。通常她负责教授政治必修课，但今天早上她收到教育部在学校里公布的指示，命令她遵守停课计划。莫斯科的所有学校似乎都收到了这些指示，并立即执行；明天恢复正常上课。指示规定，她必须花一天时间与每个班进行讨论，讨论的内容就是斯大林如何爱这个国家的孩子们。爱本身就是一堂政治课。没有什么爱比领袖的爱更重要，因此，对领袖的爱也同样最重要。作为这种爱的一部分，斯大林希望提醒所有的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他们在过马路前应左右张望两次，乘坐地铁也应保持小心，最后，不可在铁路上玩耍——这一点尤其要强调。在过去一年当中，出现过几起铁路悲剧。在这个国家，孩子的安全最为重要。孩子就是未来。他们还为孩子们做了一些略显可笑的示范。最后，每个班级都进行了一次小测验，以确保学生们已经理解所有信息。 谁最爱你们？正确答案：斯大林。 你们最爱谁？ 正确答案：见上。 （错误答案被记录下来） 你们不应做什么？ 正确答案：在铁路上玩耍。 瑞莎只能推测，官方的这道最新命令背后的原因是政党担心人口水平。通常来说，她的课都很索然无味，可能比其他学科更加无聊。尽管不指望学生们在成功计算出数学方程式时鼓掌叫好，但对于她说出任何关于最高统帅斯大林、苏联或者世界革命前景的宣言时，他们一定要拍手称赞。学生们相互竞争，没有人愿意自己的表现落后于他人。每隔五分钟，全班都会停下来，孩子们站起来，用脚跺着地板，要么就用拳头击打桌面，瑞莎这时理所当然地也站起来，加入其中。为了防止擦痛手掌，她在拍手时，手掌几乎碰触不到，相互稍微滑擦一下，装出热情洋溢的模样。最初的时候，她怀疑孩子们是否喜欢这种喧嚣的行为，并利用各种机会打断。但她后来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他们都很害怕，因此纪律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她几乎不需要提高嗓门，也无须恐吓威胁他们。即使是六岁的孩子都明白，蔑视权威、抢先发言是在冒生命危险。 尽管班级规模较大（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对人口造成的重大破坏，班级规模可能会更大），但瑞莎一开始就坚持记住了每个学生的名字。正因如此，她对每个学生都非常关心。但很快她就注意到，她能够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反而让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不安，仿佛这里面暗藏着某种威胁： 如果我记住你的名字，我就可以公然指责你。 这些孩子已经领略匿名的价值，瑞莎意识到，他们更希望她对自己的关注越少越好。不到两个月之后，她就不再喊他们的名字，回到用手指点的方式。 但她几乎没有理由抱怨。她任教的这所学校——第七中学碰巧是国家教育政策的一个典范。这是一所建立在粗短混凝土支柱上的长方形建筑，经常被拍成照片，得到广泛宣传。学校的创办者不是别人，正是尼基塔·克鲁什切夫，他在新体育馆发表演讲，新体育馆的地面打着厚厚的蜡，他的保镖为了避免滑倒，不得不小心翼翼。他声称，教育必须适应国家的需要。而这个国家需要的就是具有高度生产力、年轻健康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奥运会金牌运动员。这个教堂大小的体育馆紧挨着主楼，比学校本身更宽敞、更深长，体育馆里设有一个室内跑道以及一系列垫子、铁圈、绳梯和跳板，通过课程表安排，所有这些都得到很好的利用，每一个学生不论年龄和能力，每天都要在这里训练一小时。瑞莎对他的演讲以及学校设计背后的含意总是非常清楚：这个国家不需要诗人、哲学家和牧师。它需要可以衡量和量化的生产力，需要能够以秒表计时的成功。 在同事当中，只有一个人算得上是瑞莎的朋友，他就是伊万·库兹米奇·朱可夫，一位语言和文学教师。瑞莎不清楚他的确切年龄，他不肯说，但看上去应该在四十岁左右。他们之间的友谊纯属偶然。有一次伊万不经意地感叹学校图书馆之狭小——在地下室紧挨着锅炉房的一间像壁橱一样的房间，房间里堆着小册子、过期的《真理报》、被许可的文本，没有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听到他这么说，瑞莎低声让他小心一点。这一句耳语开始了一段本来不太可能的友谊，在她看来，鉴于伊万直言不讳的习惯，这段友谊可能不太明智。其他老师都相信在他的地板下面一定藏有禁书，更恶劣的是，他自己也在创作，并将颠覆性的内容偷偷传到西方。的确，他曾经借给她一本《丧钟为谁而鸣》的非法译本，整整一个夏天，她不得不在公园里读完这本书，永远也不敢把它带回自己的公寓。瑞莎之所以还敢于与他保持这种友谊，是因为她自己的忠诚从未受到过于详细的检查。她毕竟是国家安全部军官的妻子，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包括一些学生都知道。按理来说，伊万应该保持距离。但他无疑对瑞莎感到很放心，他推断，如果瑞莎想举报他的话，早就这么做了。因为瑞莎曾多次听到他大放厥词，而且向自己的丈夫举报他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结果就变成在所有同事当中，她唯一信任的人就是最让人怀疑的那个男人，而他唯一信任的人是最不应信任的那个女人。他已婚，有三个孩子，但她仍然怀疑他爱上了自己。她并不老想着这件事，她希望为了他们俩，他最好也不要老想着这件事。 在学校大门口外面的马路对面，里奥站在一栋低层公寓的走廊上。他脱下制服，换了便衣，这身衣服是他从工作单位借来的。在鲁布央卡，有许多衣柜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零碎东西：外套、夹克、裤子——什么尺寸和品质的衣服都有，就是为了便衣这个目的所准备的。里奥从没想过这些衣服来自何处，直到他在一件棉衬衫的袖口上发现一块血渍，他才明白这些是在瓦索诺夫耶夫斯基巷被枪决的那些死刑犯的衣服。衣服当然被洗过，但有些污渍还很顽固。里奥穿了一件长及脚踝的灰羊毛外套，一顶厚重的皮毛帽子拉至前额，他相信就算妻子偶尔朝自己这个方向匆匆一瞥，也不会认出他来的。他一直靠跺脚来保暖，不停地看自己的手表，这是一块“宝杰”不锈钢表——他妻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现在离她下课没有多长时间了，他瞥了一眼头顶上的灯，伸手抓了一根废弃的拖把，砸碎灯泡，走廊陷入黑暗当中。 这不是他妻子第一次被跟踪。三年前，里奥就曾派人监视过她，不过原因与她是否是个危险人物无关。他们当时结婚不到一年，她变得越来越冷淡。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却是分居状态。他们都工作很长时间，早上匆匆地瞥对方两眼，晚上也几乎没有互动，就像每天从同一海港起航的两艘渔船。他认为自己作为丈夫没什么变化，因此无法理解她作为妻子为什么会有变化。无论他什么时候提起话题，她都声称自己感觉不舒服，但又不愿去看医生，不管怎么说，谁会每个月都感觉不舒服呢？他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她爱上了别的男人。 基于充分的怀疑，他派了一名很有前途的年轻地下工作人员跟踪自己的妻子。这个地下工作人员跟踪了一个星期。里奥认为此次行为理所当然，尽管不太令人愉快，但至少因爱所致。但这还是冒风险，不仅是担心瑞莎可能会发现，而且如果同事们发现的话，他们对这件事的诠释可能会有所不同。如果里奥在性生活方面不相信自己的妻子，那么他们如何相信她的政治态度？不论是否不忠，是否是颠覆分子，将她送往劳改营对每个人来说都比较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瑞莎并没什么婚外情，也没有人发现这次监视事件。他放下心来，认为自己不过只是需要耐心和体贴，无论她碰到什么困难，都应帮她度过才是。几个月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有所好转。里奥将这位年轻人调到列宁格勒的某个职位，美其名曰升迁。 但这次任务完全不同，调查的命令来自上面。这是正式的国家事务，事关国家安全问题。这不是危及他们的婚姻，而是他们的性命。在里奥看来，瑞莎的名字无疑是瓦西里硬塞进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的招供里面的。另外一名地下工作人员证实的招供细节毫无意义。这要么就是一场阴谋，一场厚颜无耻的谎言，要么就是瓦西里在审讯的关键时刻将名字植入到布洛德斯基的脑海里，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里奥有些自责，临阵脱逃给了瓦西里一个发挥残忍无情的完美机会。里奥被设了圈套。他无法声称招供本身就是个谎言——它是官方文件，与其他招供一样真实有效。里奥对此表现出深深的怀疑，这也表明叛国者布洛德斯基试图牵连瑞莎不过就是一场报复行动而已。听到这个解释之后，库兹明问道，这名叛国者如何知道他已经结婚。里奥孤注一掷，不得不撒谎，表示自己在与他的谈话过程中提到妻子的名字。里奥并不是个撒谎的高手，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他宁愿连累自己。想要支持某人，就需要将彼此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库兹明认为，应对这样一次潜在的安全破坏行为进行彻底调查。要么里奥亲自去执行，要么就让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去接手。听到这个最后通牒，基于要澄清妻子的名声，他接受了这次任务。三年前，他消除了她是否忠诚的疑虑，现在他同样要消除她对国家是否忠诚的疑虑。 马路对面，孩子们一窝蜂地拥到校门口，一出校门口就四下里散开来。一个小姑娘穿过马路，径直朝里奥这个方向走来，走进他藏身的这个公寓小区。当她在暗中经过时，她的双脚嘎吱嘎吱地踩在灯泡的玻璃碎片上，她稍停片刻，估摸着到底要不要说话。里奥转身看着她，这个小姑娘长着长长的黑发，用一根红丝带绑着。她约莫七岁，双颊冻得通红。她突然跑起来，小鞋子拍打着楼梯，赶快离开这个陌生人，回到家里，她现在还太小，还相信家是安全的所在。 里奥走到玻璃门跟前，看着最后一批学生陆陆续续走出学校。他知道瑞莎不参加任何课外活动——她很快就会走出校门。她出来了，和一个男同事站在校门口。这个男同事留着灰胡子，戴着圆眼镜。里奥注意到他并不是一个毫无魅力的人。他看起来很有教养，很文雅，眼神很活跃，背着一个装满书的书包。这一定是伊万，瑞莎提起过他，是个语言老师。里奥猜测这个人比他至少年长十岁。 里奥希望他们在校门口分开，但他们却一同离开，一路肩并肩地走着，悠闲地谈着话。他等待着，让他们继续往前走。他们彼此非常熟悉，瑞莎听了笑话之后哈哈大笑，伊万看上去似乎心满意足。里奥是否让她开怀大笑过？并不如此，也不经常。每当他犯傻或笨拙的时候，他当然不反对被笑话。他在这方面也有某种幽默感，但不对，他不说笑话。可瑞莎爱说笑话，她喜欢玩语言游戏，玩智力游戏。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以来，她就戏弄他，让他以为自己叫蕾娜，她比他聪明，他对此从不怀疑。鉴于风险总是与智力密切相关，所以他从未嫉妒过这一点——直到现在看到她和这个人在一起。 里奥的双脚有些麻木。他很愿意继续往前走，以五十米左右的距离尾随着自己的妻子。在微弱的橘黄色街灯灯光的掩映下，跟踪妻子并不是什么难事——街上几乎没什么人。等他们拐到主路阿夫托扎沃德斯卡亚路时，情况有所改变，这里有个同名地铁站，他们一定是朝地铁站走去。食品店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人群堵在人行道上。里奥发现现在开始难以跟踪自己的妻子，她那平庸单调的服装让跟踪难上加难。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加快脚步，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现在，他在她身后不到二十米的地方。这个距离存在一定风险，她很有可能会看到他。瑞莎和伊万拐进阿夫托扎沃德斯卡亚地铁站，从视线中消失。里奥匆忙往前赶，在行人中来回穿梭。她很容易就淹没在地铁人群中。正如《真理报》经常所鼓吹的那样，这是世界上最繁忙最优秀的地铁系统，每天有成千上万人使用。 到达地铁站入口之后，他走下石阶来到地下大厅——这是一个豪华的大厅，接待大使的地方，奶白色的大理石柱，桃花芯木栏杆擦得锃亮，磨砂玻璃的圆顶将室内装点得更加辉煌。现在是高峰期，人群密密麻麻，地面连一厘米的空隙都找不到。成千上万的人裹着长长的厚外套和围巾，在检票口的队伍中推推搡搡。里奥逆着人群，走上台阶，借着高度在人群中搜索。瑞莎和伊万已经走过检票口，正等着上手扶电梯。里奥重新加入蜂拥的人群，见缝插针，一路挤着往前走。但是被卡在一大堆人身后，这时他也顾不上什么礼貌，不得不用双手将人群拨向两边。除了面露愠色之外，没人敢说什么，因为没人知道里奥的身份。 来到检票口，里奥正好看到自己的妻子正消失在人群中。他赶紧走过检票口，排队并争取第一个走上手扶电梯。他从机械木制台阶顶上望向对角的底层，看到的是上百个戴着帽子的头顶。由于无从辨认，里奥将身体侧向右侧。瑞莎就在他身后的台阶上，大约差了十五个台阶的距离。伊万站在她上面的一个台阶上，为了和伊万交谈，她侧过身，抬头向上看着。里奥就在她的视线之内。他缩回到前面的那个人身后，不希望再被她看到，一直等到电梯下来。地下通道有两个：分别是为开往南北方向的两辆地铁而设计，每个通道上都挤满了人，都拖着脚步往前走，试图走到站台上，希望能在下一趟车上抢到座位。里奥看不到自己的妻子。 如果瑞莎回家，她就会向北坐三站，到特拉尔纳亚站换乘。无奈之下他姑且认为妻子就是这么做的，于是他沿着站台往下走，左右环顾，研究着挤在一起的人群的脸，全都盯着同一个方向，等着列车的到来。他走到站台中间，没有看到瑞莎。她是否会乘坐相反方向的列车？她为什么要向南走？突然之间，有个人往前移动了一下，里奥瞥见一个书包。那是伊万。瑞莎就在他身边，他们俩人都站在站台边缘。里奥距离他们非常近，几乎能伸手触碰到她的脸颊。只要她稍微偏一下头，他们就会面对面。他几乎就在她的周边视觉内；如果她没看见他，只是因为她没想到会看见他。他无计可施，无处可躲。他继续沿着站台往下走，等着她喊自己的名字。他无法解释这是一个巧合，她会看穿他在撒谎，她知道他在跟踪自己。他往前走了二十步，然后在站台边缘停了下来，盯着面前的马赛克画看。他的脸庞流下三道汗珠，他不敢擦拭，也不敢转身去看个究竟，唯恐她朝自己这个方向看过来。他努力让自己全神贯注在马赛克画上，画面在称颂苏联的军事力量——一辆坦克的炮筒笔直伸着，两侧是重炮，坦克上的俄罗斯士兵挥舞着手枪，长长的外套随风飘扬。里奥非常缓慢地转过头来，瑞莎正在和伊万说话，她没有看见他。一股暖流从拥挤的站台下方吹过来，列车正在进站。 所有人都转头看着列车，里奥看到对面有个人正直视着他。就是这极其短暂的一瞥，眼神交流不过一刹那。这个人大概三十岁，里奥之前从未见过他。但他马上就知道这人也是契卡干部，是国家安全部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个站台上还有另外一个地下工作者。 人群朝车门蜂拥而去，这个地下工作人员不见了，消失在视线之外。车门打开。里奥还没移动，他的身体就被推向列车，他盯着某个地方，看着身边一双双淡漠却专业的眼睛。纷纷下车的乘客从他身边鱼贯而过，他从惊讶中回过神来，走上列车，在瑞莎隔壁的那节车厢。那个地下工作人员是谁？他们为什么需要另外一个人跟踪他的妻子？他们难道不信任他吗？他们当然不信任。但他没想到他们会采取如此极端的附加措施。他从人群中挤到窗户旁边，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透过窗户观察相邻的车厢。他可以看到瑞莎的手握着扶手，但没有看到那个地下工作人员。车门马上就要关了。 那名地下工作人员上了里奥的车厢，漠不关心的眼神扫过里奥，站在距离他几米的地方。这个人训练有素，冷静沉着，如果不是刚才那短暂的一瞥，里奥也许不会察觉到他。这个人不是在跟踪瑞莎，而是在跟踪他。 他早就该猜到，这次行动不会由他全权来负责，他有可能受到连累。如果瑞莎是间谍，他们甚至可能怀疑他和她一起工作。他的上司有义务确保他能够出色完成任务，他向上汇报的任何内容都经过另一个地下工作人员的再三确认。出于这个原因，瑞莎必须直接回家。如果她去了别的地方——不该去的餐厅或书店，不该去的某个人家——她都将处于危险之中。她唯一的逃脱机会，而且机会渺茫，就是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什么人也别见。她只能工作、购物和睡觉，其他任何活动都容易引起误解。 如果瑞莎回家，她会在这趟列车上乘坐三站地，到达特拉尔纳亚站之后换乘阿巴-特克罗线，然后乘坐向东行驶的列车。里奥回头看看那个跟踪他的军官，正好有人下车，这个人趁机找了个空位。现在，他悠闲地看着窗外，眼角无疑是在仔细地观察里奥。这名地下工作人员知道里奥在看他。这也许甚至是他的意图，只要瑞莎直接回家，一切都无关紧要。 列车停靠在第二个站台——诺沃库兹内特斯卡亚站。离他们换乘的地铁还有一站地。车门打开了，里奥看着伊万下车，心里想着： 请留在车上。 瑞莎也下车了，沿着站台直接向出口走去。她没有回家，里奥不知道她要去哪里。如果跟踪她，会将她暴露在第二个地下工作人员的周密调查中；如果不跟踪她，他的性命将会面临危险。他必须面临抉择。他转过头来，这名地下工作人员也没有动。从这个位置，他看不到瑞莎下车。他的线索来自里奥，而不是瑞莎，他认为他们俩人的行动是一致的。车门即将关上，里奥待在原地没动。 里奥透过窗户望向一侧，好像瑞莎还在隔壁车厢里，自己还在监视她。他在干什么啊？这是不顾后果的冲动决定。他的计划取决于让这名地下工作人员相信他的妻子还在地铁上；这充其量也是个不牢靠的计划。里奥没有指望人群。瑞莎和伊万还在站台上，以极慢的速度朝出口走去。由于这名地下工作人员一直盯着窗外，列车一开始开动，他一定会看到他们。瑞莎慢慢移到出口处，耐心地排着队。她不着急不忙慌，她没有理由，她不知道自己和里奥的性命正岌岌可危，除非她消失在视线之外。列车开始向前行进，他们的车厢几乎与出口呈一条直线。这名地下工作人员一定看到瑞莎了——他也一定知道里奥是佯装不知。 火车开始加速——现在与出口平行。瑞莎站在那里，应该能被看得一清二楚。里奥感觉血液在往上涌，他慢慢地转过头来看那个地下工作人员的反应。一个强壮的中年男子和他同样强壮的妻子站在过道上，挡住了一部分视线。列车咔嗒咔嗒地驶进地下通道。他没有看到瑞莎走出出口，他不知道瑞莎已经不在地铁上。里奥没有显露任何放松的心情，装模作样地盯着隔壁的车厢。 在特拉尔纳亚站，里奥有意过了很长时间才下车，假装还在跟踪自己的妻子，好像她正往家赶。他朝出口走去，同时回头看了一下，看到那名地下工作人员也下车了，并试图赶上他们之间的距离。里奥加快速度，极力往前走。 乘客们拥到通道上，有的去换乘其他路线，有的朝出口走去。他必须若无其事地甩掉这个尾随者。右边的通道是朝东行驶的阿巴-特克罗线——回家的路线。里奥向右拐，一心等着下一趟列车赶快到来。如果他拉开一大截距离，在那个人追上来之前，他可能会先上车，那个人就不会知道瑞莎已不在站台上。 现在，他已经在通往站台的通道里，面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之间，他听到列车靠站的声音。前面这样一大群人，他想立即上车已经不太可能了。他把手伸进外套口袋里，掏出国家安全部的身份证明，拍了拍前面那个人的肩膀。仿佛被热水烫了一样，这个人闪到一边，前面的女人也闪到一边，人群很快朝两边闪出一条路来，里奥顺着这条路匆忙往前赶。列车已经到站，车门打开，准备出发。他收起身份证明，登上列车。他转过身来看看尾随者距离他有多远，如果这个人追上来，上了这趟车，一切都完了。 散开的人群马上又聚拢起来，那名地下工作人员又被卡在人群后面，他只能借助蛮力，推搡着挤出一条路来。他追了上来。车门为什么还不关？这名地下工作人员已经出现在站台上，只有数米之遥。门开始关起来。他猛地伸出手，抓住门的一侧。但是机械装置不会缩回去，这个人——里奥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他——别无选择，只能听之任之。里奥继续维持一种漫不经心的表情，尽量不作出任何反应，他看着窗外，余光看到这个人被列车远远地甩在身后。当列车驶进黑漆漆的通道时，里奥脱下那顶被汗水浸透的帽子。 同一天 电梯在顶层十五楼停下来，门开了，里奥走出狭窄的过道，过道里都是做饭的味道。现在是晚上七点，这是大多数家庭吃晚饭的时候。经过一家家公寓时，他能够听到从薄薄的胶合板门后传来的准备晚餐的动静。距离他父母的公寓越近，他越感到疲惫。他花了几小时时间在这个城市往来穿梭。在特拉尔纳亚地铁站甩掉那名地下工作人员之后，他回到家里——124号公寓，打开灯和收音机，拉上窗帘——即使他们住在十四楼，这也是必要的预防措施。然后，他又离开了，他有意乘坐一条迂回的路线回到市内。他没有换掉衣服，这让他有些后悔。衣服已经有些让人不舒服；衬衫被汗水湿透了之后又干了，现在粘在后背上。尽管他自己闻不到，但他相信现在一定很臭。他把这些顾虑暂且搁到一边，他的父母是不会介意的。只要他征求他们的建议，就能够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开，这件事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做了。 他们之间关系的平衡已经发生变化——他现在对他们的帮助远多过于他们对自己的帮助。里奥喜欢这样，喜欢那种让他们享受轻松工作的感觉。他只是一声客气的请求，他的父亲就从装配线上下来，成了军用品工厂的领班，而他的母亲以前成天缝制降落伞，职位上也获得类似提升。他还改善了他们的伙食状况——他们不用再为面包和荞麦粉等一些基本生活用品而排上几小时的队。他们还有机会去那种不对公众开放的特殊商店购物，在这些专用商店有一些来自国外的新奇商品，如新鲜的鱼、藏红花，甚至纯的黑巧克力，而不是用黑麦、大麦、小麦和豌豆等混合物替代可可粉而做成的合成物。如果他的父母与好斗的邻居发生纠纷，过不了多久这个邻居就不再好斗。这其中无须涉及暴力，无须粗鲁的威胁，只需稍加暗示，让他们明白自己有更好的家庭关系即可。 这个公寓也是由他出面分配给他父母的，位于城市北部一个比较宜人的住宅区——这是一个低层小区，每家公寓都有私人盥洗设施和一个小阳台，从阳台上可以俯瞰一小块草坪和一条幽静的马路。这些都是独家享受，这在这座城市里属于非常现象。经过五十年艰苦奋斗之后，他们终于享受到一种特权生活，父母对这一点也是极为感激的。他们已经沉溺于这种舒适的生活，但里奥职业生涯所受到的威胁让这种舒适的生活命悬一线。 里奥敲了敲门。他的妈妈安娜打开门，她有些意外。由于意外，她稍微怔了一会儿，然后走上前去，抱住自己的儿子，激动地说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要过来？我们听说你病了，我们去看你，但你睡着了。瑞莎让我们进屋，我们看着你，我还拉着你的手，但我们能做什么呢？你需要休息，你睡得就像个孩子。” “瑞莎告诉我你们来过，谢谢你们的水果——橙子和柠檬。” “我们没有带任何水果，至少我想我们没有带水果，我老了，也许我们带了。” 听到他们的对话，他的父亲史蒂芬从厨房走出来，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妻子。她最近稍微胖了一点，他们俩都胖了一点，两人气色看起来都不错。史蒂芬抱了抱儿子：“你现在好点没？” “对，好多了。” “这就好，我们都很担心你。” “你的背怎么样了？” “现在有一阵子没疼了。行政工作的一个好处是监督他人辛苦工作，我只要拿着一支笔和一个写字板走来走去就可以了。” “别内疚了，你花了时间。” “也许，但当你不是他们的一分子时，他们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你。我的朋友也不再那么友好了，如果有人迟到，我就得举报他们。谢天谢地，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迟到。” 这些话被里奥听进脑子里：“如果他们迟到，你会怎么做？你会举报他们吗？” “我只是每天晚上一个劲地叮嘱他们，别迟到了。” 不，换言之，他的父亲是不会举报他们的。对于这样的情况，他也许已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忽略过一两次了。现在不是警告他们的时机，但这种慷慨的举动迟早会被发现。 厨房里，一口铜锅里正煮着一棵大白菜，他的父母亲正在准备晚餐，里奥让他们继续，他们可以在厨房里交谈。他站在后面，看着父亲将肉馅（这是新鲜的肉馅，不是干肉馅，也许这也要归功于里奥的工作性质）、新鲜的胡萝卜碎块（这可能同样也是因为他）和煮好的米饭和在一起。他母亲则准备从煮好的大白菜上将菜叶撕下来，他的父亲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并没有急着问他，只是耐心等待着里奥开口。看着父母亲忙着做饭，让他觉得很开心：“我们从来都没怎么谈我的工作，这是出于好意。有时候我会发现自己的工作很困难，我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虽不感到自豪，但这些始终都是必要工作。” 里奥停下来，想要找一个最好的方法继续下去。他问道：“你们有没有什么熟人被拘捕了？” 这个问题很生硬，里奥也感觉到这一点。史蒂芬和安娜相互看了一眼，接着处理手中的食物，他们显然很高兴现在有事可做。安娜耸耸肩：“每个人都有熟人被拘捕，但我们对此从不表示怀疑。我自己认为：你们这些军官都有证据。我只知道从表面去看一个人，而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好，很正常，很忠诚。你们的工作就是看透这些表象。你们知道什么对这个国家最有利，这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所能评判的。” 里奥点点头，接着说道：“这个国家有许多敌人，全世界都憎恨我们的革命，我们必须保护它，不幸的是，我们甚至要保护这个国家免受我们自己的破坏。” 他停下来，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重复关于这个国家的华丽修辞。他的父母放下手中的活儿，转过头来看着自己的儿子，手指上还沾着肉末的油脂。 “昨天他们叫我告发瑞莎，我的上司认为她是一个叛国者，他们认为她是一个为国外机构服务的间谍。他们命令我去调查。” 史蒂芬手指上的一滴油脂滴落到地板上，他盯着这滴油脂看了半晌，然后问道：“她是叛国者吗？” “父亲，她是学校老师。她上班，回家，上班，回家。” “那么就把这些告诉他们。他们有什么证据吗？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在一个被枪决的间谍招供当中，提到了她的名字。这个人声称他们一起工作，但我知道招供不过是在撒谎，我知道这名间谍其实只是一名兽医，我们在拘捕他时犯了错误。我认为他的招供是另外一个军官捏造的，是他想要牵连我。我知道自己的妻子是清白的，整件事情不过就是报复行为。” 史蒂芬在安娜的围裙上将手擦干净：“把真相告诉他们，让他们听你讲清楚，揭露这名军官，你有这个权利。” “这份招供不论是否捏造，都已经被认为属实。这是官方文件，她的名字就在上面。如果我为瑞莎辩护，就等于是对国家文件的有效性提出异议。如果他们承认一份文件有漏洞，就等于承认所有文件都有漏洞。他们就回不去了，影响将会是巨大的，这就意味着所有招供都受到质疑。” “你能不说这个间谍——这个兽医是个错误吗？” “可以，我正打算这么做。但如果我说出真相，他们是不会相信我的，然后他们不仅会拘捕她，而且也会拘捕我。如果她有罪，而我声称她是清白的，那么我也有罪。这还不是全部，我知道这些事情会如何演变下去。他们很有可能会逮捕你们俩，部分法典就是针对已定罪罪犯的家庭成员。我们也会被株连。” “如果你告发她呢？” “我不知道。” “你知道。” “我们会活下来，但她不会。” 锅里的水还在炉子上沸腾着，史蒂芬最后说道：“你来这里是因为你不清楚该怎么办，因为你是好人，你希望我们让你做正确、正派的事情，你希望我们为你提供正确的建议。让他们知道他们错了，瑞莎是清白的，会有怎样的结果？勇敢面对这个结果会怎样？” “对。” 史蒂芬点点头，看着安娜。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但我无法给你任何建议，我不认为你真的相信我会给你提出什么建议。我怎么可以？事实上，我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活下来，自己的儿子能够活下来，而我也想活下去。为了这个，我愿不惜一切代价。我明白这种情况了，事关三条人命。我很抱歉，我知道你期望我能给你更多建议，但我们老了，里奥。我们不会活着走出劳改营的，我们会分开，我们会孤独地死去。” “如果你们还年轻，你们会有什么建议？” 史蒂芬点点头：“你说得没错，但我的建议还是一样，但不要迁怒于我。你来到这里，期望我们会给你什么建议？你是否期望我们会说没事，我们不介意去死？那么，我们的死是为了什么目的？你的妻子会被救吗？你们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如果是这样，我会为了你们两个欣然放弃我妻子的性命。但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的，事情的结果将会是我们全部都会死——我们四个人——你虽然死了，但心里明白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 里奥看着自己的母亲，她的脸色就和手里拿着的白菜叶子一样苍白。她非常平静，没有反驳史蒂芬的话，只是问道：“你有多长时间作决定？” “我有两天收集证据的时间，然后我就必须向上级汇报。” 他的父母亲继续准备晚餐，用白菜叶子包着肉馅，将它们一个一个并排摆在烤盘上，看起来就像一排排被肢解的大拇指。没有人说话，直到烤盘被装满之后，史蒂芬问道：“你和我们一起吃饭吗？” 里奥跟着母亲走到客厅，看到那里已经准备了三个座位：“你们有客人？” “我们在等瑞莎。” “我妻子？” “她来吃晚饭，你敲门的时候，我们还以为你是她。” 安娜在餐桌上加了一个盘子，解释道：“她几乎每周都来，她不想让你知道她有多孤单，吃饭的时候只有收音机作陪。我们都非常喜欢她。” 里奥从没在晚上七点下班回家过，这是事实。他失眠，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四小时。里奥听说，在斯大林书房熄灯之前，政治局没有人敢离开，而这有时经常会超过午夜。尽管这条规定并不完全适用于鲁布央卡，但这里的工作人员同样还是希望有类似的奉献精神。哪怕几小时都无所事事，但几乎没有哪个军官的工作时间会低于十小时。 有人敲门。史蒂芬打开门，让瑞莎走进客厅，她看到里奥时的表情和他父母同样吃惊。史蒂芬解释道：“他就在附近工作，这一次我们全家可以吃个团圆饭。” 她脱下外套，史蒂芬接过外套。她走到里奥身边，上下打量他：“这是谁的衣服？” 里奥瞄了一眼自己的裤子、衬衫——这些死人的衣服。 “我从单位借的。” 瑞莎凑上前去，对着里奥的耳朵嘟哝道：“这件衬衫有味道。” 里奥朝浴室走去，到了门口他回头瞥了一眼，看到瑞莎在帮他父母摆餐桌。 在里奥的成长经历当中没有用热水洗过澡。他的父母亲和他父亲的叔父及其家人一起住在老公寓里，公寓只有两个卧室，每家一个。公寓没有室内洗手间或浴室；楼里居民不得不使用户外设施，那里没有热水。早上那里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在冬天，他们经常在大雪纷飞的天气下排队等候。自己水槽里盛满热水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奢侈，是个梦。里奥脱掉衬衫，洗了洗。洗完之后，他打开门，问他父亲可不可以借他一件衬衫。尽管父亲的背已经驼了——他在塑造坦克车身的同时，装配线也在塑造他的身体，但他们的体格还是差不多，强壮的体形，宽阔结实的肩膀。这件衬衫肯定合身。 换了衣服之后，里奥坐下来吃饭。当白菜肉馅在烤箱里烘烤时，他们先吃一种泡菜香菇沙拉，然后每人薄薄的一片小牛舌，小牛舌用墨角兰烹制，放在凝胶中冷却，然后就着辣根吃。那是一种特别丰盛的涂抹酱。里奥禁不住盯着它，心里计算着每道菜要花多少钱。墨角兰的代价会是谁的死？那片小牛舌是否是用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的性命所换的？他感到一阵恶心，说道：“我明白你为什么每周都来这儿了。” 瑞莎笑道：“对，他们把我惯坏了。我告诉他们荞麦片很好，但是——” 史蒂芬插话道：“这只是一个借口，我们不过是想惯坏自己。” 里奥尽量表现得随意一点，问他的妻子道：“你下班就直接过来的吗？” “对。” 她在撒谎。她先跟伊万去了别的地方，但就在里奥还没继续深想之前，瑞莎就更正道：“不对，平常我都是下班就直接过来，但今天我有个约会，所以稍微晚了一点点。” “约会？” “去看医生。” 瑞莎开始微笑：“我本来是想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再告诉你，但既然……” “告诉我什么？” 安娜站起来：“你们希望我们离开吗？” 里奥示意他母亲坐下来。 “请坐下，我们都是一家人，没有什么秘密。” “我怀孕了。” 2月20日 里奥夜不能寐。他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妻子的呼吸均匀而缓慢。她的背抵着他身体的一侧，不是出于有意的亲密行为，而是无意的辗转所致。她睡觉真不老实。就这个原因是否足以告发她？他知道这可以，他知道如何进行添油加醋： 睡觉不安稳，受梦干扰： 我妻子显然正饱受某种秘密之苦。 他可以将调查的责任转交给另外一个人，他自以为可以拖延审判。他太亲近了，太牵扯其中了。但是，任何这样的调查都只会有一种结论。案件已经展开，没有人能够逃脱犯罪的推定。 里奥从床上起来，站在客厅窗边，从这里看不到城市风貌，只能看到公寓小区的对面。一整面墙只有三扇窗户还亮着灯，一千户人家只有三家还亮着灯，他在想，到底这三户人家遇到什么麻烦，这样夜不能寐。他突然与这三个浅黄色的窗户产生了某种奇怪的亲密感。现在是凌晨四点，这是拘捕时间——是抓获某人的最佳时间，将他们从睡梦中抓获。这时的他们正处于迷糊的状态，也最脆弱。当军官们蜂拥至他们家的时候，毫无防备的话语通常会在审讯中成为不利于嫌疑犯的证据。当你的妻子被拽着头发沿着地板拖的时候，你很难再继续保持审慎的态度。里奥有多少次用靴底踹开门的经历？有多少次他看着一对已婚夫妇从床上拖起来，手电筒直接射向他们的眼睛和睡衣上？有多少次他听到军官看到某人生殖器时发出的笑声？有多少人被他从床上拉起来？有多少公寓被他拆毁？他记不清了。他只有一个粗略的印象：姓名和脸孔。模糊的记忆反而让他感觉舒服。他是否故意为之？他服用甲基苯丙胺其实不是为了长时间工作，而是为了驱散工作时的记忆？ 军官之间流传着一个笑话： 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在床上睡觉，突然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由于担心出现极其糟糕的状况，他们从床上起来，相互吻别： 我爱你，妻子。 我爱你，丈夫。 他们吻别之后打开前门，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狂乱的邻居，过道里全是浓密的烟雾。男人和妻子宽慰地笑了，感谢上帝道：只是大楼着火了。 里奥听过这个笑话的不同版本，有的用武装强盗代替着火，有的用带着噩耗的医生代替武装强盗。在过去，每每听到此类笑话，他都哈哈大笑，相信这事永远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他的妻子怀孕了。这个事实是否会改变一切？这可能会改变他的上司对瑞莎的态度。他们永远也不会喜欢她，她也永远不会给里奥生任何孩子。在这个时期，国家期望并要求夫妻生孩子。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战争中丧命之后，孩子成了社会责任。瑞莎为什么不怀孕？这个问题一直纠缠在他们的婚姻当中，唯一的结论就是她有问题。最近瑞莎的压力越来越大：她更加频繁地被问到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瑞莎定期去看医生。他们的性关系在外界压力的刺激下也变得比较务实。讽刺的是，正当他们如上司所愿时——瑞莎怀孕了——他们却希望她死掉。也许他可以提提看她怀孕的事情？但他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叛国者就是叛国者，没有任何免罪的情况。 里奥去冲了个淋浴，水是冷的。他换上衣服，做了燕麦早餐。他没有一点食欲，看着燕麦在碗里变硬。瑞莎走进厨房，坐下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他站起来，在他热燕麦的时候，他们谁也没说话。他将一碗燕麦放在她面前，她也什么都没说。他泡了一杯淡茶，将它放在桌上果酱罐的旁边：“我会尽量早点回家。” “你没必要为我改变习惯。” “不管怎么说，我会尽力而为的。” “里奥，你没必要为我改变习惯。” 里奥关上前门。现在是黎明时分，从通道边上他看到大家在楼下几百米开外的地方等有轨电车。他赶到电梯，电梯到了之后，他按了一下顶楼的按钮。到了第三十层楼，也就是顶楼，他走出电梯，沿着通道一直走到顶头的送货入口，上面写着“不准入内”的标志。门锁很长时间以前就被砸掉了，这个入口进去有一段楼梯，沿着楼梯可以到达楼顶。以前当他们第一次搬到这栋楼的时候，他就来过这里。面朝西，能够看见整座城市，朝东，看到的是乡村边缘，莫斯科在这里被隔开，那边就是白雪覆盖的田地。四年以前，由于对这个视野赞叹有加，他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这一点有报纸剪报可以证明。他有一份权威的工作，一个漂亮的妻子，他对国家的忠诚毫无疑问。他是否怀念那种感觉——彻底的、坚定的自信？是的，他怀念。 他乘坐电梯下到第十四层，回到公寓。瑞莎去上班了，吃早餐的碗放在厨房里没有洗。他脱掉夹克和靴子，暖了暖手之后准备开始搜查工作。 里奥组织和监督过许多房子、公寓和办公室的搜查工作。国家安全部的那些工作人员竞相表现，为了证明自己的忠心，军官们表现出非凡的认真仔细。珍贵物件被砸毁，肖像画和艺术品从画框中切割下来，书籍被撕毁，整面墙都被踢倒。即使这是他的家，这些也都是他自己的东西，里奥也会一视同仁地对待这次搜查。他撕掉被套、枕套和被单，将床垫翻个底朝天，一英寸一英寸地摸索，就像盲人在用点字法阅读。床垫里可能缝有纸文件，这是眼睛无法看到的，找到这些秘密藏匿物的唯一途径就是靠触摸。一无所获，他转向书架。他翻阅每一本书，检查书里是否藏有东西。他发现了一百卢布，这还不到一周的周薪。他盯着这个钱，在想它的来头到底是什么，直到记起这是他的书，这钱也是他自己的，这也算是一个私藏物。如果有其他工作人员在，他可能会声称这证明了所有者是一个投机商人。里奥把钱放回去，他打开抽屉，低头看着瑞莎折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他拎起每件衣服，摸索和抖动之后丢到地板上，衣服在地板上堆成一大堆。待所有抽屉都空了之后，他检查每个抽屉的背面和侧面。又是一无所获，他转身来到房间。他背靠墙壁，用手指在墙壁上敲动，看看是否有保险箱或中空的地方。他摘下一幅裱框的剪报，剪报上是他自己的照片，站在燃烧的装甲车旁边。当时的感觉很奇怪，虽被死亡包围，内心却无比喜悦。他将相框拆开，里面的报纸滑落到地板上。将照片和相框放回到一起之后，他将床翻过来，侧靠到墙上。他跪在地上，地板牢固地拧在一起。他从厨房里找到一把螺丝刀，掀起每一块地板。地板下面除了灰尘和管道，什么也没有。 他走进厨房，洗干净手上的灰尘。最后终于有了热水，他花了一点时间悠闲地在自己的手上涂抹肥皂：所有灰尘都洗干净之后，他还在擦洗自己的皮肤。他想洗掉自己手上的什么？背叛吗，不是——他对隐喻不感兴趣。他洗手不过是因为手脏而已。他搜查自己的公寓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不必想得太多。 有人在敲门，他的手从手腕到胳膊肘都是肥皂泡，他用清水将肥皂泡冲掉。那人接着敲门。胳膊上还滴着水，他就走到客厅，大声问道：“谁？” “瓦西里。” 里奥闭上眼，感觉到心跳在加快，他极力控制内心往上翻腾的怒火。瓦西里又敲了敲门。里奥走上前，打开门。瓦西里有两个人陪同，第一个年轻军官里奥并不认识，他长着柔和的五官和苍白的皮肤，他的两个眼睛毫无表情地盯着里奥，就像生面团上插了两个玻璃弹珠。另一个军官就是费奥多·安德列夫。这两个人一定是瓦西里精心挑选的。苍白皮肤的那名军官是他的亲信，一定是身体强壮、枪法精准或刀法敏捷。带费奥多来，无非是让他来泄私愤。 “怎么回事？” “我们来这里协助搜查，库兹明上校派我们过来的。” “谢谢你们，但调查在我的控制当中。” “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只是来协助工作。” “谢谢，但没有这个必要。” “拜托了，里奥。我们大老远地跑来，而且外面很冷。” 里奥闪到一边，让他们进来。 三个人谁都没脱靴子，靴底结着厚厚的冰块，大块的冰从靴底掉下来，在地毯上融化。里奥关上门，知道瓦西里来这里是想要故意惹恼他。他希望里奥发脾气，他想要一个论据，一个考虑欠周的评论，可加重其罪行的任何东西。 里奥问客人想要喝茶还是伏特加。瓦西里好酒是众人皆知，如果这也算恶习的话，应该是最轻微的恶习。他摇摇头，拒绝了里奥的提议，朝卧室瞄了一眼：“发现什么了？” 没等里奥回答，瓦西里就走进房间，盯着翻过来的床垫：“你甚至没把它切开。” 他弯下腰，拔出他的刀，准备切开床垫。里奥抓住他的手：“用手触摸也可感觉得到床垫里是否缝有东西，你不用切开它。” “这么说，你准备再让这里恢复原样？” “对。” “你仍然认为你的妻子是清白的？” “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我能否给你一些建议？另外再找个妻子。瑞莎很漂亮，但漂亮的女人有很多。跟个不这么漂亮的妻子也许对你更好。” 瓦西里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叠照片，把它们递给里奥。这些照片都是瑞莎和那个语言老师伊万在外面时被偷拍的。 “她和他发生关系了，里奥。对你和这个国家来说，她都是叛徒。” “这些都是在学校拍的，他们都是老师，当然有可能会拍到他们在一起时的照片。这不能证明什么。”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我想是伊万。” “我们已经监视他有段时间了。” “我们监视很多人。” “也许你也是他的朋友？” “我们从未谋面，也没交谈过。” 看到地上那堆衣服，瓦西里弯下腰，拾起瑞莎的一对内衣，他将内衣放在手指之间摩擦，将它皱成一个球体，然后放到鼻子底下，眼神却从未离开过里奥。里奥对这种挑衅不仅没有感到丝毫愤怒，反而用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方式看待他这位副手。这个恨他入骨的男人到底是谁？他是受职业嫉妒心还是赤裸裸的野心所驱使？现在看着他嗅着瑞莎的内衣，里奥意识到这种憎恨里面夹杂有个人情绪。 “我可以看看公寓其他地方吗？” 担心这里面藏有某种陷阱，里奥答道：“我和你一起。” “不用，我更愿意自己看看。” 里奥点点头，瓦西里走开了。愤怒的情绪束紧里奥的喉咙，他几乎无法呼吸，盯着翻转过来的床铺。身边突然传来一声柔和的声音，这令他颇感意外，是费奥多：“你要完成所有这些搜查工作，检查你妻子的衣服，将床铺翻个底朝天，撬开自家地板——将你的生命撕扯开来。” “我们所有人应该准备服从这种搜查。最高统帅斯大林——” “我也听说过这个，我们的领导人说如果有必要，即使他的公寓也可以被搜查。” “我们所有人不仅可以被调查，而且必须被调查。” “但你都没调查我儿子的死？你会调查你的妻子、你自己、你的朋友和邻居，但你看都没看他的尸体一眼？你连花一小时都不肯看看他的肚子是怎么被切开的，他死的时候嘴里塞满了泥土？” 费奥多表情平静，声音柔和——他的愤怒不再赤裸裸，而是冷若冰霜。他现在可以用这种方式同里奥说话——开放坦率的方式，因为他知道里奥不再是个威胁。 “费奥多，你也没看到他的尸体。” “我同那个发现他尸体的老人说过话，他把他看到的都告诉我了。我看到这个老人的眼神，他的震惊。我跟目击者说过话，就是那个被你吓跑的女人。一个男人牵着我儿子的手，沿着铁轨走，她看到那个男人的脸，她能够说清他的样子，但没有人希望她开口说话。现在，她也害怕，不敢讲话了。我的儿子是被谋杀的，里奥。民兵让所有目击证人改变了他们的证词，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你是我的朋友，你来到我家里，让我的家人闭嘴。你威胁一个悲痛的家庭，你给我们读捏造的内容，然后让我们从心底接受这些谎言。你不仅没有找杀死我儿子的凶手，反而监视整个葬礼。” “费奥多，我是想帮助你。” “我相信你，你在给我们指明一条活下去的路。” “对。” “从某些方面讲，我心存感激。从另一方面讲，这个人杀死了我的儿子，同时也杀死了我和我的家人。你救了我们，这也是我能在这里的原因。我来这里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为了答谢。瓦西里说得没错，你必须牺牲掉你的妻子，不要再费力找任何证据了，告发她，你就会活下来。瑞莎是间谍，这已成定论，我已经看过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的招供。白纸黑字，就像我儿子的事故报告。” 不对，费奥多说得不对，他还有愤怒情绪。里奥提醒自己，目标很简单——就是调查他的妻子，然后将调查结果汇报上去。他的妻子是清白的。 “我相信这位叛国者的话不过是报复行为，到目前为止，我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瓦西里又回到房间，不清楚他到底听到多少谈话内容。他答道：“所列的其他六个人全部被逮捕了，也都招供了，这证明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提供的信息是非常宝贵的。” “那么我很高兴，是我逮捕了他。” “你的妻子是被一名有罪的间谍指证的。” “我看过他的招供，瑞莎的名字出现在名单最末位。” “名字不是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的。” “我认为他是出于恶意加上去的，我认为他想要对我个人进行伤害。这不可能愚弄所有人，这明显是一个不顾死活的诡计。我欢迎你们来协助搜查工作——如果这是你们过来的原因。正如你们所看到的……” 里奥示意被撬开的地板。 “我已经搜查得很彻底了。” “放弃她吧，里奥。你要现实一点，一边是你的职业生涯，你的父母亲——另一边是一个叛国者和荡妇。” 里奥瞥了一眼费奥多。他的脸上看不到半点幸灾乐祸的表情，也没有丝毫恶意。瓦西里接着说道：“你知道她是个荡妇，这也是为什么你以前会跟踪她。” 里奥的怒气转而被震惊所取代。他们都知道，他们一直都知道。 “你以为这是秘密吗？我们全都知道。告发她吧，里奥。结束这一切，让所有疑虑都结束吧，让你脑子背后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都结束吧。放弃她，然后我们一起去喝一杯，到了晚上，你就有另外一个女人了。” “我明天会将自己的搜查结果汇报上去。如果瑞莎是叛国者，我会如实汇报，如果她不是，我也会如实汇报。” “那么我祝你好运，同志。如果你能从这次丑闻中幸存下来，有一天你会管理国家安全部，我对此确信无疑。在你的手下工作，我会感到很容幸。” 走到门口的时候，瓦西里转身说道：“记住我说的话。你和你父母的性命，她的性命，到底谁更重要。这并不是很难的决定。” 里奥关上门。 听到他们走远之后，他注意到自己的手在颤抖。他回到卧室，重新调查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将所有地板归位，重新拧紧。他接着去铺床，仔细地将床单拉直，然后又稍微弄皱一点，尽量做出当时的样子。他将瑞莎的所有衣服全部折叠好放回原处，但他实在记不住衣服抽出来时的准确顺序，也只能恢复大概的样子。 当他拎起一件棉衬衫时，一个小东西从衣服里面掉下来，砸到他脚上之后滚到地面。里奥弯腰把它捡起来，是一枚铜币，他把铜币扔到旁边柜子的顶端。由于受到冲击，硬币一分为二，两半硬币分别滚向柜子两端。他跪下来，找到这两半硬币，发现其中一半被掏空了，当两半拼在一起时，看起来就像是枚普通的硬币。里奥以前见过这种硬币，是走私微缩胶片的一种装置。 2月21日 出现在里奥免职仪式上的有库兹明上校、瓦西里·尼基京和提姆尔·拉法伊洛维奇——在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审讯期间接替里奥职位的军官。里奥对他只有个粗略的印象：是个寡言可靠、有抱负的人。当发现拉法伊洛维奇准备为招供的所有内容（包括对瑞莎的提及）作担保时，里奥感到十分震惊。这个人不是瓦西里的跟班，拉法伊洛维奇既不尊重他，也不害怕他。里奥一直疑惑是否是瓦西里将瑞莎的名字硬塞到招供当中，他从未怀疑过拉法伊洛维奇，而且根据他们的级别，在审讯期间他一直都是下属军官。在过去两天里，里奥一直以为这是瓦西里的报复行为，看来他错了。瓦西里不是幕后黑手，唯一能够组织捏造这样一份招供并得到这样一位高级军官作证的幕后黑手只有库兹明上校。 这是一场故意安排好的骗局，策划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导师，那个曾经将里奥呵护在翼下的人。里奥曾经没听他对处理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的建议，现在他正接受教训。库兹明以前是怎么告诫他的？ 感性令人失去判断力。 这是一次考验，一次锻炼。这里被调查的问题是里奥是否有资格担任一名军官，与瑞莎无关，完全无关。为什么会派嫌疑犯的丈夫去调查他的妻子，除非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看看这位丈夫在调查过程中的表现如何。里奥难道没被跟踪？瓦西里难道没有来检查他是否对公寓进行过适当搜查？他对公寓的搜查内容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里奥的搜查方法。这下他全恍然大悟了。瓦西里昨天刺激他，让他告发自己的妻子，不过就是希望里奥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跳出来维护自己的妻子。他并不希望里奥告发瑞莎，他不希望他通过这次考验——他希望他将自己的个人性命置于政党之上。这都是诡计。他需要做的就是向库兹明上校表明，他愿意告发自己的妻子，证明自己对国家安全部保持绝对的忠心，证明自己的忠诚绝不值得怀疑，证明他的内心也很冷酷——如果他这么做了，他们——瑞莎、未出生的孩子、父母亲就都安全了。他在国家安全部的未来就可得到保证，而瓦西里则是个不相关的人物。 这难道不是一个假设吗？就像他招供的那样，万一这名叛国者真的是叛国者？万一他在以某种方式与瑞莎一起工作？也许他说的是实话。里奥为什么这么确定这个人就是清白的呢？他为什么这么确定自己的妻子就是清白的呢？毕竟，她与持不同政见的语言老师是朋友。他家公寓里的那枚硬币又是干什么用的？招供中的其他六个人不是被拘捕并全部审讯成功了吗？名单是得到证实的，而瑞莎就在这份名单上。是的，她是间谍，他口袋里的那枚铜币就是足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他可以将硬币放到桌子上，建议应将她和伊万·朱可夫抓来审问。他一直在被戏弄。瓦西里说得没错：她是一个叛徒。她怀的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孩子。他不是总认为她对自己不忠吗？她不爱他。他对此很确定。那为什么要为她冒一切风险——这样一个对他冷淡的女人，这样一个充其量不过是折磨他的女人？对于自己所有的工作目标，对于他为自己父母及自己所赢得的一切，她都是个威胁。她也是这个国家的威胁，而这正是里奥极力保护的国家。 事情一目了然：如果里奥说她有罪，那么他和他的父母亲都会安全。这是肯定的。这是唯一的安全举动。如果这是对里奥性格的考验，那么瑞莎也将得以幸免，而且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她是间谍，这些人一定已经掌握了证据，并等着看里奥是否与她有所勾结。如果她是间谍，那么他就应该告发她，她罪有应得。里奥唯一明智的行动就是告发自己的妻子。库兹明上校开始讲话：“里奥·斯特帕诺维奇，我们有理由相信你的妻子在为国外机构工作。你个人未受到任何罪行的怀疑，这也是我们要求你去调查申诉的原因。请将你的调查结果告诉我们。” 里奥清楚他想要什么，库兹明上校的提议非常明白。如果他告发自己的妻子，他将会得到他们持续的信任。瓦西里是怎么说的？ “如果你能从这次丑闻中幸存下来，有一天你会管理国家安全部，我对此确信无疑。” 晋升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屋里鸦雀无声。库兹明上校身体前倾：“里奥？” 里奥站起身，拉直身上的制服：“我妻子是清白的。” 乌拉尔山脉以西·沃瓦尔斯克镇·3月13日 汽车装配线转到晚班。伊莉娜亚下班了，她开始用一块散发着腐臭味的黑肥皂洗手，这是能买到的唯一一种肥皂。水很凉，肥皂不起泡——只分解成油渣，但她脑子里想的全是现在和下次上班之间的这几小时。晚上的时间她已经规划好了。首先，她得将自己指甲下面的油脂和金属屑刮下来，然后回家换衣服，在前往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餐厅巴萨洛夫之前往自己的双颊上涂抹一些腮红。 那些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出差的公务人员在这里换车时都喜欢在巴萨洛夫就餐。伊莉娜亚认为这个餐厅的食物糟糕透顶——粟米汤、荞麦片和腌鲱鱼等。更重要的是，餐厅还提供酒水。由于在公共场合在不提供食物的情况下单独出售酒水属于违法行为，食物就成了幌子，一盘食物不过成了喝酒的许可证。实际上，这家餐厅也就是一家中转站的廉价酒馆。不得向个人出售一百克伏特加的法令在此被忽略。这家餐厅的经理巴萨洛夫总是喝得酩酊大醉，而且时常对人暴力相向，如果伊莉娜亚想要在他的地盘经营生意，也得分给他一部分利润。她不可能只是假装来这里喝酒消遣，而与偶尔前来花钱消费的顾客溜走。到这里来喝酒的人没有谁只是为了消遣，这里都是过往客人，没有当地人。但这是一个优势。她从当地人那里不再能得到什么工作机会，她最近病了——溃疡和皮疹之类的问题。一两个老顾客患上了差不多的症状，在城里到处说她的坏话。现在，她不得不把生意对象锁定在那些不认识她的人身上，这些人不会在城里久待，等到他们抵达海参崴或莫斯科（取决于他们要去哪里）之后才会发现自己已经罹患尿肿。即使这些人也不算什么善良之辈，但如果将某种疾病传染给他们，她也不会因此而高兴。但在这座城镇，去看性病要比感染性病更加危险。对于一名未婚女子，这无异于递交一份招供，并在上面签字画押。她不得不去黑市治疗，这需要钱，也许需要很多钱，而现在她正在为别的事情省钱，这件事情要重要得多——逃离该镇。 她到达餐厅的时候，餐厅里挤满了人，窗户上布满了雾气，空气里弥漫着廉价烟草的味道。在穿过餐厅门五十步开外，她就听到醉醺醺的笑声。她猜想他们可能是士兵，她猜得应该没错。在山区经常有一些军事训练，下班后的士兵通常会被带到这里。巴萨洛夫会特别款待此类顾客。他会提供兑水的伏特加，如果有人抱怨，事实上经常有人抱怨，他就会狡辩说这是他发挥高尚品德，限制醉酒现象。这里经常有人打架斗殴。她知道尽管他说自己的生活多么艰苦，他的顾客是多么可怕，但靠出售撇去浮皮却未经稀释的伏特加还是能为他带来可观的利润。他是一个投机商人，是一个人渣。就在两个月前，她去楼上给他交当周分成，透过他卧室门的缝隙，看到他在一张一张地数钞票，然后将这些钞票储藏在一个锡盒里，用细绳扎好，再用一块布将锡盒包好，然后藏到烟囱里。当看到这一幕时，她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自那以后，她就梦想着能够偷到那笔钱，然后带着这笔钱逃亡。当然，如果巴萨洛夫逮到她，一定会掐断她的脖子，但她转念一想，如果他发现自己的锡盒被席卷一空，他的心脏当场就会被掏空。她很确定，他的心脏和那个盒子是连在一起的。 据她推算，这些士兵还要再喝上一两个小时。此刻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和她调情，这是他们不用付钱就享受到的一种特权，除非你把免费伏特加也算作付钱。她仔细打量了一下其他顾客，相信在这些士兵开始报到之前，她还能再多挣一点钱。军队代表团占了前排座位，其他顾客被赶到后面。这些顾客自顾自坐在那里——只有他们自己，酒水和一盘根本连碰都没碰的食物。毫无疑问，他们在寻找性伴侣，要不没有其他理由在此地闲坐。 伊莉娜亚整理一下自己的裙子，将酒杯丢到一边，从这堆士兵当中穿过去，对他们的动手动脚和言语挑逗置之不理，来到后面的一张餐桌跟前。坐在那里的那名男子大约四十岁，也可能更年轻一点，不太容易辨别。他并不英俊，但她心想他可能会因此多付些钱。相貌好一点的人有时会认为没有必要付钱，就好像这可能是两厢情愿的安排。她坐下来，拿腿去蹭他的大腿，笑着说道：“我叫坦雅。” 有时候把自己当成别人会有所帮助。 这名男子点起一根香烟，将手放在伊莉娜亚的膝盖上。他都懒得给她买杯酒，他手边有许多脏杯子，他顺手拿来一个，将自己杯中剩下的伏特加倒进一半，然后推给她。她玩弄着酒杯，等着他说话。他喝掉杯中酒，丝毫没有想说话的意思。她尽量不闪躲眼神，想找一些话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回答，只是将手伸进外套口袋里，摸索半天。他抽出手，紧握拳头。她明白这又是一个蹩脚的游戏，她期待和他玩下去。她拍拍他的指关节，他将拳头翻过来，一根一根慢慢地摊开手指…… 在他的掌心是一小块黄金。她将身子凑过去，在她还没看个究竟之前，他又合上手掌，将手塞进外套口袋里。他仍然没发一言。她仔细打量着他的脸，他醉眼朦胧，眼睛布满血丝，她一点也不喜欢他。但她不喜欢的人有很多，和她睡觉的人中，她一个也不喜欢。如果她挑剔，她也许就不做这种工作了，就会和一个当地人结婚，永远乖乖地留在这座城镇算了。她回到列宁格勒——她家人居住的地方、在被迫来到这座她从未听说过的城镇之前一直生活的地方——的唯一方式就是积攒足够的钱贿赂官员。她不认识什么能帮助她完成调动的有权势的高官朋友，因此她需要那块黄金。 他敲敲她的杯子，第一次开口说了两个字：“喝酒。” “首先你得付给我钱，然后你再告诉我怎么做，这是规定，也是唯一的规定。” 他的脸开始不安地颤动起来，好像她朝他的脸上扔了一块石头。过了一会儿，她看到在他乏味、圆胖的外貌之下潜藏着的某种东西，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让她想撇过头去，不愿再看。但是那块黄金让她继续看着他，让她继续坐在位置上。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块黄金，递过来。当她伸过手去，想从他汗渍渍的手掌上拿起黄金时，他合上手掌，将她的手指也一并握起来。虽然不疼，但她的手指被他紧紧握住。她既不能任由他握着，也不能拿出那块黄金。她心里猜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边像个无助的小姑娘一样哈哈大笑起来，让自己的胳膊放松下来。他松开手，她拿起那块黄金，盯着它看。黄金的形状像牙齿。她转而盯着这名男子：“你怎么弄到手的？” “在困难时期，大家有什么卖什么。” 他微笑着，她感到一阵恶心。这算什么货币？他敲敲伏特加的杯子。这颗“牙齿”是她走出这里的门票。她一口喝掉他倒的那半杯酒。 伊莉娜亚停下来，问道：“你在工厂工作？” 她知道他不在工厂工作，但这里除了工人宿舍以外没有其他房子。他甚至都懒得回答。 “嘿？我们去哪儿？” “快到了。” 他带着她来到城镇边缘的火车站，尽管火车站本身是新建的，但它坐落在一个最古老的区。这个区域到处都是散发着污水臭味的街道，街道两旁挨家挨户尽是破旧不堪的单间小屋，铁皮屋顶，薄薄的木墙。木材加工厂的工人就住在这些小屋里，一般一间屋里住六七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会有什么好的想法。 外面天寒地冻，伊莉娜亚变得非常清醒，她的腿开始感到有些累了。 “这是你的时间，金块换你一小时，这是我们事先讲好了的。如果你想反悔，那么我就回到餐厅，从现在开始你只有二十分钟了。” “这已经在车站后面了。” “那后面有森林。” “好吧。” 他往前走，走到车站一侧，指向暗处。她将双手插进外套口袋里，追上他，眯着眼睛往他指的方向看了看。她除了看到轨道消失在森林深处，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让我看什么？” “那里。” 他指着距离森林边缘不远、位于轨道一侧的一间小木屋：“我是工程师。我在铁路工作，这是维修木屋，非常私密。” “房间才非常私密。” “我不能将你带到我住的地方。” “我知道一些地方，我们本来可以去。” “这里就比较好。” “对我来说不是。” “规则只有一条，我付给你钱，你就服从。要么还给我金块，要么就按我说的做。” 除了金块，其他的真是糟糕透顶。他摊开手，等着她将金块还给他。他看起来既不生气，也不失望，也不焦躁。伊莉娜亚发现这种漠不关心竟然让人舒服，她开始朝小木屋走去：“你在里面只有十分钟，你同意吗？” 没有回答——她认为这就等于默认。 小木屋被锁住了，但他有一串钥匙，摸索到正确的钥匙后，弄了半天锁也没打开。 “冻住了。” 她没有反应，将头转到一边，叹了口气，以示不满。保密是个问题，她推断他已经结婚。但由于他不住在该镇，她无法理解他会有什么问题。也许他和家人或朋友同住；也许他是一位高级党员。无论怎样，她并不介意，她只希望赶快结束接下来的十分钟。 他蹲下来，双手捧着挂锁，对着它呼气。钥匙插进去了，咔嗒一声，锁被打开了。她还待在外面，如果没有灯，交易就结束，她就将金块藏到靴子里。她已经给这个家伙足够的时间了。如果他愿意将时间浪费在这么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那就随便他。 他走进小木屋，消失在黑暗之中。她听到划火柴的声音，一盏防风煤油灯的灯芯被点亮了，男人将煤油灯悬挂在从屋顶伸进来的一个弯钩上。她站在外面向里张望，木屋里堆满了备用轨道、螺丝、螺钉、工具和木材，一股焦油的味道扑鼻而来。他开始清理其中一个工作台。她哈哈大笑：“我的屁股会被碎片扎到。” 出乎她意料的是，他竟然脸红了。情急之下，他将自己的外套铺在工作台上。她走进木屋：“真是十足的绅士啊……” 通常她都会脱下外套，也许会坐在床头，脱下丝袜，好好地表现一下。但这里没有床铺，没有暖气，她只能让他将裙子撩上去，其他的衣服还穿在身上。 “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还穿着外套。” 她关上门，但并不指望屋里会比屋外暖和多少。她转过身去。 在她的印象中，这个男人贴近她。她突然看到某个金属东西向她砸来——她来不及看清楚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碰到她的脸庞一侧，疼痛感从撞击的地方遍及全身，一直从脊背扩散到大腿。她的肌肉变得软弱无力；双腿扑通瘫倒在地，好像跟腱被剪断。她整个人倒在木屋门上，视线开始模糊，脸部开始发热，嘴巴里流出血来。她即将死去，即将失去意识，但她强撑着，逼自己保持清醒，她集中注意力，听到他的声音：“按照我说的做。” 屈从是否就会博得这个人的欢心？断裂的牙齿碎片卡进牙龈里，让她明白事情并非如此。她不相信他会有恻隐之心。如果她死在一座她讨厌的城镇，死在一座被国家强制性文件调来的城镇，死在一座距离家乡一千七百公里的城镇，那么她会将这个王八蛋的眼珠挖出来。 他抓住她的胳膊，无疑觉得她不再会有任何反抗。她将一口血痰吐向他的眼睛，他一定没有想到，因为他松开了手。她感觉到自己被拉到门前，朝门推去——门被撞开了，她躺在外面的雪地里，双眼盯着夜空。他抓起她的两只脚，她拼命地踢他，想要挣脱。他抓住一只脚，又将她朝小木屋里拉。她集中注意力，瞄准目标，用脚后跟踩他的下巴颏儿。这一脚跺得很漂亮，他的头被弹到一边。她听到他叫出声来，被迫松手。她一骨碌坐起来，起身跑掉了。 她跌跌撞撞地往前跑，两秒钟后才回过神来，径直跑出了小木屋，沿着轨道一直向远离城镇、远离火车站的方向跑去。她的本能是要摆脱他，但她的本能又使她放慢脚步。她距离安全地带越来越远，她回头看看身后，他追了上来。她要么继续朝这个方向跑下去，要么回头迎上去，身边没有其他路可走。她想放声尖叫，但满嘴都是鲜血。血水堵住了她的嗓子，接着开始唾沫喷溅，呼吸不畅，他们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他追了上来。 突然之间，地面开始震动。她抬起头，一辆货运列车朝他们奔驰而来，高高的火车头冒出一股股浓烟。她举起手臂，挥舞着。但即使司机看到她，他们之间几乎只有五百米，及时刹车已不太可能。只有几秒钟工夫就要发生碰撞，但她并没有走下轨道，而是继续迎向火车跑去，而且越跑越快——有意想将自己塞进火车底下。火车没有任何减速的迹象，听不到金属制动器尖锐刺耳的叫声，也没有鸣笛声。她与火车如此之近，震动声几乎让她无法站稳脚跟。 火车即将将她碾得粉碎，她扑向一侧，从轨道上跌向厚厚的雪地里。火车呼啸而过，将附近树顶上的积雪震得纷纷直落。她几乎透不过气来，回头看向身后，希望追赶者已经被火车轧得粉碎，或者被火车挡在了轨道另外一侧。但他也很沉着冷静，他跳到她这一侧，也正躺在雪地里。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朝她走过去。 她将嘴里的血水吐出来，高声尖叫，绝望的求救声。这是一辆货运列车，没有人听到或看到她。她站起身来，开始跑，跑到一片林地边缘，从伸出来的树枝当中闯进去，丝毫也没有放慢速度。她打算绕过去，顺原路返回到通往城镇的轨道上。她无法藏在这里，他跟得太紧了，而且月光也明亮皎洁。即使她知道最好应该集中精力专心跑路，但她禁不住好奇。她必<bdo>ｈtｔｐ://ｗww?９９lｉｂ.ｎeｔ</bdo>须得看看，必须得知道他在什么位置。她转过身去。 他不见了，她看不到他了。列车仍在轰隆隆地往前开。她一定是在进入森林的时候甩掉了他，这时她改变方向，转身向城里跑去，这样才比较安全。 这个男人从一棵树后跳出来，拦腰抱住她。他们纠缠着栽倒在雪地里，他压在她身上，一边大声叫着，一边撕扯她的外套。由于列车的轰鸣声，她听不到他的叫声，她只看到他的牙齿和舌头。然后她想起来，她为这一时刻已做好准备。她将手伸进外套口袋里，摸到一把凿子，这是她从工作的工厂里偷出来的。她以前用过这把凿子，但只是吓唬吓唬人，只是向人证明如果需要干架，她也可以奉陪。她紧紧握住木头把柄，她终于有了一次机会。当他将手从她裙子下面伸进去时，她将凿子的金属尖端砸向他头部的一侧。他坐直身子，抓住自己的耳朵。她再次用凿子砸向他，砸到他那只握住耳朵的手。她本可以再连续攻击他，本可以杀了他，但她逃脱的欲望实在太强烈。她就像只昆虫一样开始往回爬，手里仍握着那把血淋淋的凿子。 这个男人跪在地上，双手着地，跟在她后面爬行。他的一部分耳垂松垮垮地吊着，他的面部表情因愤怒而扭曲。他扑向她的脚踝，她成功摆脱，勉强才跑得比他快一点，最后退到一棵树后。她突然一停，他就赶了上来，抓住她的脚踝。她猛挥凿子朝他的手又是戳又是砸。他抓住她的腰，往自己身边拽。面对面的时候，她将身体凑过去，想要咬他的鼻子。他腾出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越掐越紧。她透不过气来，想要挣脱，但他抓得实在太用力了。她快要窒息。她将身体斜向一边，这两个人开始抱在一起在雪地里翻滚。 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松手了，松开了她的脖子。她开始咳嗽，喘过气来。这个男人依然压在她身上，但不再朝她这个方向看，注意力在他们一侧别的什么东西上面。她转过头去。 在她身边，雪地里躺着一具年轻女子的裸尸。她苍白的肌肤几近透明，金黄色的头发几乎发白，张开的嘴巴里塞满了泥土，在她薄薄的蓝色嘴唇上方形成一个小丘。女孩的胳膊、腿和脸部似乎都未受伤。尸体被一层透明的雪层所覆盖，躯干受到猛烈攻击，大部分皮肤都不见了，器官都被撕裂，暴露在外，仿佛曾遭到一群野狼的攻击。 伊莉娜亚抬头看着那个男人，他似乎已忘记她的存在。他盯着这个女孩的身体，弯下身子开始作呕，他感到恶心。她想都没想，将手放在他的后背以示安慰。突然想起自己，想起这个男人是谁以及他对她所做的行为，她将手拿开，站起来开始跑。这一次，她的本能让她不再放慢速度。她冲出森林边缘，朝火车站跑去。她顾不上这个男人是否追上来，这一次她不再尖叫，不再放慢速度，不再回头看。 莫斯科·3月14日 里奥睁开眼睛，一时一道手电筒的光束令他目眩。他无须看手表——这是拘捕时间，凌晨四点。他下床，心脏怦怦地在跳。他在黑暗中蹒跚前行，摸不着方向，与一个人相撞，被撞到一边。他一个踉跄，失去平衡。灯亮了。适应明亮的光线之后，他看到三名军官：三个年轻人，不会超过十八岁。他们个个全副武装。里奥不认识他们，但他知道他们属于哪一类军官：不假思索地服从一切命令的低级军官。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施加暴力，任何轻微的反抗都会遭致极端的暴力。他们身上散发出烟酒的味道。里奥猜想这些人还没睡觉，整宿喝酒，熬夜等待执行这次任务。酒精让他们反复无常，激动不安。想要安然度过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奥必须小心谨慎，任由他们摆布。他希望瑞莎也明白这一点。 瑞莎穿着睡衣站在那里，全身瑟瑟发抖，但不是寒意所致，她不确定到底是因为震惊，还是因为恐惧或愤怒。她就是忍不住地颤抖，但她的眼神不会闪躲。她并不感到难堪，让他们为自己的暴行感到难堪吧，让他们看看她皱巴巴的睡衣和凌乱的头发吧。不，他们个个无动于衷，对他们而言都是一回事，这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她在这些男孩子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感情。他们是迟钝的，卑鄙阴险的眼睛从一边转到另外一边。国家安全部上哪里找到的这些铁石心肠的男孩子们？是他们将这些孩子塑造成这个样子，她对此确信无疑。她瞥了一眼里奥。他站在那里，双手搁在身前，低着头，避免眼神交流。谦卑温顺这时也许是明智的选择，但她现在感觉不到这有什么明智可言。三个恶棍出现在他们的卧室里，她希望他起来反抗，表现愤怒。这当然是本能反应。普通人都会感到愤慨，但即使现在，里奥的表现也很具政治性。 其中一个人离开房间，但很快就拿着两个小盒子返回了。 “你们只能带两盒东西，除了衣服和文件，其他什么个人用品都不许带。一小时之后，不管你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都要离开这里。” 里奥盯着这两个盒子，盒子由一块帆布紧紧绷在木头框架上做成。他们提供了一个适度的空间，足够当天来回的短途旅行。他转身对妻子说道：“尽可能地多穿衣服。” 他瞄了一眼身后，一名军官正在一边抽烟，一边观察他们。 “你能出去等吗？” “不要浪费时间提任何要求，答案都是不可能。” 瑞莎在换衣服，她感觉到这名警卫卑劣的眼神在她身上肆无忌惮地游移。她尽量合理地将更多衣服穿在身上，一层套一层。里奥也是如此。要是在其他情况下，这可能有点滑稽，他们的胳膊和腿被棉衣和羊毛撑得肿胀起来。穿好衣服之后，她就开始琢磨，在所有物品当中，他们应该带些什么，留下什么。她仔细看了一下自己的盒子，盒子不过九十厘米宽，大约六十厘米高，二十厘米深。他们的生活被迫要适应这个空间。 里奥知道，这些人可能不会对他们进行任何情绪干扰，不施加任何暴力，只是让他们收拾行李之后将他们送到某个地方，转而一想，他们这一去也可能就是死路一条。如果他们坚持自己会活下去的想法，无论这个想法多么渺茫，将他们转移到某个地方总还是要相对容易一些。但他能做什么呢？放弃，还是战斗？他在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空间虽然宝贵，但不得不作必要的浪费，《宣传者之书》与《布尔什维克的短期历程》这两本书一定得带上，否则这会被诠释为具有颠覆性的政治姿态。在他们目前的危境当中，如此轻率的行为无异于自杀。他抓起这两本书，将它们放进盒子里。年轻的警卫在一旁观察一切，看着他们装进什么，作了哪些决定。里奥碰了碰瑞莎的胳膊：“穿上鞋子，挑最好的，一人一双。” 优质的鞋子可是罕见贵重的商品。 里奥将衣服、贵重物品和相集——他们的婚礼照片、他的父母亲史蒂芬与安娜的照片，但没有瑞莎家人的照片——收拢起来。她的父母亲在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双双遇难，她所在的整个村庄被彻底摧毁。除了穿的衣服，她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一切。盒子满了以后，里奥的眼睛停留在墙上挂着的那幅裱框剪报上：他自己的照片，他曾是战争英雄，坦克摧毁者，被占领土地的解放者。他的过去与这些年轻的警卫毫无分别：在逮捕证上签字，每一次英雄主义的行为与个人牺牲都变得毫不重要。里奥将剪报从框中取出来。剪报经过多年精心保管，悬挂在墙壁上，仿佛就是一个神圣的标志；他将报纸沿中间对折，将它扔到盒子里。 时间到了。里奥关上盒子，瑞莎也关上盒子，他在想他们是否还会有机会再看到这套公寓，似乎不太可能。 他们被护送着下楼，五个人挤在一起，将电梯塞得满满的。外面有一辆车在等着他们，两名军官坐在前面，另一名坐在后座，夹在里奥和瑞莎之间，呼吸散发着污浊的气味。 “我想看一下我的父母亲，想跟他们告别。” “别提什么要求。” 清晨五点，出站大厅已经热闹起来。士兵、普通乘客、车站工作人员都在准备登上西伯利亚特快列车。火车头上覆盖有战争期间装上去的装甲板，车身上印有凸起的字样“为共产主义欢呼”。当乘客们纷纷登上列车，里奥和瑞莎各自拿着自己的盒子，在武装警卫的陪同下，站在站台末端等待。仿佛他们携带有某种传染性病毒，没有人靠近他们，在熙攘忙碌的车站里，他们似乎成了一个隔离的气泡。警卫没有作出任何解释，里奥也懒得问他们。他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现在等谁。他们有可能被送往不同的劳改营，也许再也看不到对方了。但这显然是一趟客运列车，不是用来装运囚犯的红色运牛卡车。他们是否有逃生的可能？毫无疑问，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算幸运。他们还活着，还在一起，这远远超出里奥的想象。 在里奥作证之后，他被遣送回家，在制定判决之前，他被软禁在家。他认为这最多需要一天。在回公寓的路上，在上第十四层楼的过程中，他突然意识到口袋里还装有那枚足以受牵连的中空硬币，他将硬币丢到一边。也许是瓦西里藏了这枚硬币，也许不是，但这已无关紧要了。当瑞莎从学校回到家里，她发现门外站着两名武装军官；军官对她进行搜查之后命令她待在屋里。里奥向她解释了他们所处的危境：对她无充分证据的断言，他自己所做的调查工作以及最后自己对指控的否认。他无须解释他们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因为当他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她一言不发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等他说完之后，她的反应让他有些出乎意料：“以为我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太天真了。” 他们坐在公寓里，等着国家安全部随时派人过来。由于接下来的事情不可知，现在尽量地多吃一点东西才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但他们俩谁都懒得做饭，谁都感觉不到饿。他们既不脱衣睡觉，也没离开过厨房餐桌半步。他们只是静默地坐着——等待着。由于考虑到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相见了，里奥有一种想与妻子交谈的冲动：交代一些有必要交代的内容，但他一时却无法阐述清楚。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他意识到这是他们共处时间最长的一次，在他的印象当中，很少出现这种面对面的、不受任何干扰的共处。他们俩谁也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局面。 当天晚上，没人敲门。凌晨四点过去了，也没人来逮捕他们。第二天快要中午的时候，里奥做了早餐，心想他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么长时间。后来终于听到有人敲门，他和瑞莎站起来，急促地呼吸，心想到此为止了，军官们来拘捕他们了，他们会就此分开，各自接受审讯。没想到竟是一点小事：警卫们换班，一名军官要借用他们的洗手间，然后又问了一些购买食物的问题。也许他们没找到任何证据，他们也许得到澄清，起诉他们的案子将不成立。里奥的脑子里只是简单地闪过这些念头：指控从来不会因为缺乏证据而被推翻。同样，一天变成两天，两天变成四天。 他们就这样在家里被囚禁了一个星期之后，一名警卫脸色苍白地走进公寓。看到他，里奥确定他们的时间终于到来，结果听到这名警卫用一种激动颤抖的声音宣布，他们的领袖斯大林去世了。就在那一刹那，里奥暗自思忖，也许他们还有一丝幸存的可能。 报纸已经歇斯底里，警卫的情绪也过于激动，关于他们领袖的逝世，里奥将各种模糊不清的信息贯穿起来，得知斯大林是平静地死在自己的床榻之上。据说他最后的遗言是关于他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以及这个伟大国家的未来。他从工作中获悉，斯大林最近逮捕了这个国家医术最高明的医生，这些医生为了保持他的健康状况倾注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他觉得斯大林明显死于自然原因，而没有医学专家能够查明他突然发病的根源，这并不是巧合。将这些医生关押起来，无疑给了那些冒充医生的刺客随心所欲的机会，他们可以袖手旁观，看着他坐以待毙，并安全地知道能够制止他们的那些专家正在监狱服刑。虽说如此，也可能只是因为斯大林已经生病，但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释放这些医生。如果斯大林痊愈，他们可能已经因违抗命令而被处死。 这种阴谋诡计对里奥来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已经死了。所有人的秩序与确定感都会被打乱。谁会来接管这个国家？他们会如何管理这个国家？他们会制定怎样的决策？哪些军官会得势，又有哪些军官会失宠？在斯大林统治之下被接受的东西也许会被新制度摒弃。没有领导人意味着这个国家一时会陷入瘫痪，除非自己的决策受到认可，否则没有人愿意制定决策。数十年来，没有人根据自己的信仰对错来采取行动，而是根据他们的想法是否取决于自己的领袖。而一个人的生死取决于名单上的注解：名字上画一道线就可挽救这个人的性命，没有任何标记则意味着他将被处死。这就是司法体系——就看有没有线条。里奥闭上眼睛，能够想象鲁布央卡过道里那种静默的恐慌气氛。他们的道德罗盘被忽略了这么长时间，以至于现在已经失去控制，东南西北全部错位。至于孰是孰非的问题——他们完全没有概念。他们已经忘了如何作决定。在这样的时期，最安全的举措就是尽可能地按兵不动。 在这种情况下，里奥·德米多夫与妻子瑞莎·德米多夫的案子虽被证明是具有分裂性、煽动性及有问题的，却被暂时搁置一边，这也是案子为什么被拖延的原因。没有人愿意触碰这个案子，所有人都忙着调整自己在克里姆林宫新权力集团的定位。为了让问题更为复杂，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拉夫连季·贝利亚——如果有人给斯大林下毒，里奥推测一定就是他——承担起他的衣钵，摒弃了关于阴谋论的想法，并下令释放那些医生。嫌疑犯因为清白无辜而被释放——谁听说过这种事情？里奥当然想不起任何先例。在这种情况下，起诉一个被授予勋章的战争英雄，一个曾经上过《真理报》头版头条的人，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这可能会被视为冒险。因此，在三月六日，不仅没有人敲门带来决定他们命运的消息，里奥与瑞莎反而获准参加他们伟大领袖的国葬。 严格来讲，里奥与瑞莎还在软禁当中，他们与两名警卫恭顺地加入人群，所有人径直朝红场走去。许多人都在哭泣，有些人的情绪处于失控状态，这其中有男有女，也包括孩子。里奥心想，在成千上万个悲恸欲绝的人当中，能否看到一个人没有因他们正在哀悼的这个人丧失亲朋好友。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伤感，也许这与对死者的盲目崇拜有关。里奥听说，即使在最残酷的审讯当中，许多人都大声疾呼，只要斯大林知道国家安全部的过分行为，他也会干预。不论这种伤感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葬礼为多年郁积的痛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出口，人们可以借机放声大哭，借机拥抱自己的邻居，借机表达一种之前从未有机会表达的伤感，因为这暗示了对这个国家的某种批评。 主要街道与国会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简直让人无法呼吸，人流汹涌往前，走在人群当中就像崩落的岩石无法自控。里奥一直拉着瑞莎的手，尽管四周都是挤压的人群，但他确定他们不会被人群冲散。他们很快就和警卫走散了，当他们靠近广场的时候，人群越聚越拢。感觉到周围人群越来越挤，情绪越来越激动，里奥下定决心。这时，他们碰巧被挤到人群边缘，他跨进一个门道，并将瑞莎拉出人群。他们就躲在门道下，看着熙攘人流继续往前涌动。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前面的人群几乎要被压死。 他们本可以趁着混乱逃走，他们再三思量，在门道下小声争论。跟随他们的警卫不见了。瑞莎想逃跑，但逃跑会让国家安全部有十足的理由对他们处以死刑。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他们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藏身之处。如果他们决定逃跑，里奥的双亲也会遭到枪决。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够幸运了。里奥决定孤注一掷，勇敢面对。 最后一批乘客都已经上车。火车站站长看到这些穿着军服的军官们簇拥在火车头附近的站台上，不让他们离开。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想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好奇的乘客透过车窗偷偷地打量这对年轻的夫妇到底遇到什么麻烦。 里奥看到一名身着制服的军官朝他们走过来，正是瓦西里。里奥一直都在等他出现，他绝不会错过幸灾乐祸的机会。里奥隐约觉得心中有一股怒火，但他有必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也许还有什么陷阱。 瑞莎以前从没见过瓦西里，但她听过里奥对他的描述： 英雄的脸庞，狗腿子的灵魂。 即使只是扫了一眼，她觉得对他的有些描述并不太准确。他当然是非常英俊，但他的笑容似乎很单纯，并无恶意。当他最后走近他们时，她注意到他对里奥蒙羞的幸灾乐祸及失望之情。 瓦西里脸上的笑意更深：“我坚持让你们等我，这样我可以来与你们告别，并向你们解释最后的决定。我希望由我亲自来告诉你们，你们明白吗？” 他在自我陶醉。尽管这个男人曾让里奥受过惊吓，在他们活到现在的这个时候，再去激怒他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嘟囔道：“我对此很感谢。” “你被重新分配工作。鉴于你的脑海里有太多没有答复的问题，你不可能在国家安全部继续待下去了。你被分到民兵部队，不是作为侦探，而是最低级的职位。你去做一些打扫关押牢房、记笔记等工作——人家吩咐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需要习惯接受命令。” 里奥理解瓦西里的失望心情，这种惩罚——在当地警方雇用流放——算是很轻的判决了。鉴于证词的严重程度，他们可能会面对在科利马河挖掘金矿的二十五年有期徒刑，那里的气温在零下五十度，囚犯的双手因冻疮而变形，预期寿命只有三个月。他们不仅死里逃生，而且重获自由。里奥不敢想象这是库兹明上校的感性之举，事实上是，起诉自己的手下让他自己有些无地自容。在政治动荡时期，借重新安置的名义将他打发走，这种做法要稳妥精明得多。库兹明也不希望他的审判受到详细调查，毕竟，如果里奥是间谍，为什么库兹明一直对他偏爱有加，一直提拔他？不行，这些问题都会让人很尴尬。将他分配到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才是比较容易和安全的做法。里奥清楚任何如释重负的表情都会惹恼瓦西里，于是尽力表现得垂头丧气一些：“哪里需要我，我都会履行我的职责。” 瓦西里走上前，将车票和文件塞到里奥的手里，里奥拿着文件，朝火车走去。 瑞莎走上车厢，瓦西里突然大声说道：“听到自己的丈夫跟踪自己一定很难过，而且不止一次。我相信他跟你说过这些，他跟踪过你两次，另外一次不是国家公务，他不认为你是间谍，但他认为你是个荡妇。你必须原谅他这一点，每个人都会有疑虑，而且你很漂亮。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你不值得他为你放弃一切。我怀疑当你的丈夫意识到自己被送往怎样该死的地方时，他会恨你的。要是我的话，我会保留那套公寓，让你被当做叛国者而枪毙掉。我唯一能猜想到的就是你一定和他干得很爽。” 这个男人对自己丈夫的耿耿于怀令瑞莎感到诧异，但她保持沉默，哪怕一次顶嘴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她都没有留意到自己的鞋带已散，拿起自己的盒子，打开车厢门。 里奥跟在她身后，尽量不回头。他怕自己如果看到瓦西里得意的笑，他可能无法控制住自己。 列车徐徐离站的时候，瑞莎的眼睛盯着车窗外面。 车里已没有座位，他们只得挤在一起站着。两个人谁也没说话，看着城市渐行渐远。最终，里奥说道：“对不起。” “我相信他在撒谎，他无非是想激怒你。” “他说的是实话，我跟踪过你，而且与我的工作无关。我以为……” “以为我和别人睡觉？” “有一段时间你不愿和我交谈，不愿碰我，不愿和我睡觉，我们就像两个陌生人，而我不清楚为什么会那样。” “嫁给一名国家安全部军官，就别指望不被跟踪。但告诉我，里奥，我怎么能不忠呢？说现实点，我那是在冒生命危险。我们没有谈论那件事，否则你会逮捕我的。” “那就是你认为会发生的事吗？” “你记得我的朋友左娅吗，我记得你们见过一次面？” “也许……” “对，这就对了——你从来记不住任何人的名字，不是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不是只有将发生过的事情从脑海中清空，晚上才能够睡个安稳觉？” 瑞莎语速很快，语气平静，但话语中夹杂的那种激烈程度是里奥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她继续说道：“你肯定见过左娅。她没有注册，但那时她在党内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她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他们逮捕她的时候，她正从一座教堂里走出来，指控她在做反斯大林祷告。祷告，里奥——他们根据她脑子里的想法就宣判她有罪。”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也许能够有所帮助。” 瑞莎摇摇头。里奥问道：“你认为我告发了她？” “你怎么知道？你甚至连她是谁都记不得了。” 里奥大为震惊：他与妻子以前从未这么说过话，他们的谈话内容只局限于一些家常琐事和礼貌性的对话——他们从没高声说过话，也没争论过。 “就算你没有告发她，里奥，但你又如何能够帮助她？逮捕她的人就像你一样——都是一心要将自己奉献给这个国家的人。当天晚上，你没有回家。我想，你可能也在拘捕某个其他人最好的朋友，其他人的父母亲或孩子。告诉我，你逮捕过多少人？你自己知道吗？跟我说个数字——五十、两百还是一千？” “我不想跟你说这个。” “他们不是有意针对我，而是针对你。逮捕陌生人，你都会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他们可能有罪，你都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出于某种目的，但对他们来说这还远远不够。哪怕你心里知道这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但无论他们要求什么，他们都希望你去证明，他们希望你去证明自己的盲目服从。我想，妻子就是证明这一点的有效测试。” “也许你说得没错，但我们现在摆脱了。能获得这第二次机会，你知道我们有多幸运吗？我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够重新开始生活。” “里奥，没这么简单。” 瑞莎停下来，仔细打量自己的丈夫，就好像这是他们初次见面：“我们在你父母家吃饭的那天晚上，我在门口听到你们的谈话。我听到关于你是否检举我是间谍的讨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死，所以我回到街上，走了一会儿，试图整理自己的思绪。我在想——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放弃我吗？你父亲的话很有说服力。” “他当时吓坏了。” “三条命对一条命？这个数字很难让人反驳，但如果三条命对两条命呢？” “你没有怀孕？” “如果我没有怀孕，你还会为我担保吗？” “而你到现在才告诉我？” “我担心你改变主意。” 这就是他们的关系，赤裸相见。里奥感觉到一种无常。他现在站着的火车，身边的人，盒子，衣服，车外的城市——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变得很恍惚。他什么都不相信，包括可以看见、触碰和感觉的任何东西。他曾相信的一切不过都是谎言。 “瑞莎，你爱过我吗？” 尴尬的沉默，这个问题就像一股难闻的气味久久不肯散去，两个人随着列车一摇一晃。瑞莎最后还是没有回答，只是跪下来系自己脚上的鞋带。 沃瓦尔斯克镇·3月15日 在一间拥挤不堪的宿舍的角落，瓦尔拉姆·巴比尼奇盘腿坐在肮脏的水泥地板上，他背靠着门，用身体遮住前面摆放的东西。他不想其他男孩随便摸弄这些东西，他们一看到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往往都会这样。他瞄了一下四周，屋里差不多有三十个孩子，谁都没有注意他；大多数孩子都并排躺在八张被尿浸湿的床上，这么多人就挤在这几张床上。他看到两个男孩在相互挠对方背上被臭虫咬的地方。很高兴没人来烦他，他的目光重新回到摆在眼前的这些东西上面。这可是他多年的“收藏”，每一样对他来说都很珍贵，其中包括他最近的新发现，今天早上偷来的——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 瓦尔拉姆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偷走这个婴儿肯定不对，如果有人发现，他一定会有麻烦，而且这个麻烦比他以前碰到的麻烦都要大。他还意识到，这个婴儿不高兴，因为他一直在哭。他并不特别担心哭声，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另一个吵闹的孩子。当他发现这个婴儿的时候，他对包裹婴儿的那条黄色毯子的兴趣比婴儿本身更大。他为自己新找到的这件东西感到非常自豪，他将婴儿搁在自己藏物当中最醒目的位置，这些藏物中有一个黄色的铁罐，一件黄色的旧t恤，一块漆成黄色的砖头，一张有着黄色背景的破海报，一支黄色的铅笔和一本黄色封面的书。每到夏天，他会在这堆藏物中添加一些从森林里采摘的黄色野花。这些野花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就开始凋谢，看着黄色色调逐渐褪去，花瓣变成干瘪的褐色，对他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难过的事情了。他过去常常想：“这些黄色去哪儿了呢？” 他无从知道。但他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去那里，也许那就是他死的那一天。黄色之于他比任何东西或任何人都更重要，黄色是他被送到这里的原因——这里是儿童疗养院，是沃瓦尔斯克镇为有心理缺陷的儿童开设的国有设施。 还很小的时候，他就追逐太阳，相信只要自己跑得够远，最终就会撵上太阳，将它从天上摘下来，带回家去。他跑了差不多五小时之后被父母逮住带回家，他尖叫着，为自己的追逐被打断而愤怒。他的父母打他，希望能够把他的怪癖掰过来，但最终发现自己的方法并不奏效，于是他们把他交给国家，没想到国家采取的方法也大同小异。在他被送到这里的头两年里，他们用链子将他拴在床架上，就像农村里将狗系在树上一样。但他是一个强壮的孩子，拥有宽阔的肩膀和坚强的意志。经过几个月时间，他成功挣脱链条，逃了出去。他跟在一趟黄色的列车后面追逐，一直跑到城边，最后因为又累又渴返回儿童疗养院。这一次他被锁进柜子里，但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里的工作人员开始信任他了。他已经十七岁了，已经明白跑得再远也追不到太阳，爬得再高也无法将它从天上摘下来。他反而集中精力在附近寻找黄色，就像这个从人家窗户里偷来的婴儿。如果不是因为仓促，他可能会尽量将黄色毯子解开，把孩子留下。但由于他太过慌乱，担心自己被抓住，因此连同孩子一起偷走。现在，他低头凝视这个哭闹的婴儿，注意到毯子让婴儿的皮肤泛着淡淡的黄色。他很高兴自己把他们两个都偷了过来。 两辆汽车停了下来，沃瓦尔斯克的六名民兵走了出来，领队的是内斯特洛夫将军，这名中年男子有着集体农场劳工一般高大健硕的体格。他示意队伍将房子围住，他与自己的副官往入口走去。尽管民兵不是按照惯例配备武装，但今天内斯特洛夫让他的手下都带上枪，他们准备射杀某人。 行政办公室大门敞开：一台收音机以很小的音量在播放着，桌子上散丢着一副扑克牌，空气中残留着污浊的酒气，没有看到一个工作人员。内斯特洛夫与副官一直往前，进了一个过道。这时，酒气被粪便的恶臭和硫黄味所取代。硫黄是用来赶走臭虫的，粪便的臭味就无须解释了，地板上和墙头到处都是大便。他们经过的宿舍挤满了小孩子，一个房间大概有四十人，这些孩子不是穿了一件脏兮兮的衬衫，就是一条脏兮兮的运动短裤，似乎没有哪个孩子是穿戴整齐的。他们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挤在薄薄的、肮脏的床垫上。大多数人都不动——呆呆地盯着天花板。内斯特洛夫在想是否有人已经死了，真的很难判断。站着的孩子跑过来，想要抓枪，摸摸他们的制服，特别想要和大人进行互动。他们很快被这些孩子团团围住，无数双手伸过来又抓又摸。尽管内斯特洛夫已做好应付恶劣环境的准备，但他没料到情况有这么糟糕。他打算将这件事向机构负责人提起，但还是另找机会吧。 对一楼进行搜查之后，内斯特洛夫直奔楼上，他的副官同时制止这群孩子跟上去，他板起面孔，用严厉的手势加以制止，结果招致孩子们的哄然大笑，就好像在跟他们玩什么游戏。他一把孩子哄到后面，他们就又立刻冲上前来，希望再被他撵回去。内斯特洛夫实在不耐烦了，发话道：“别管他们了，随他们去。” 他们别无选择，只得任由孩子们尾随而来。 楼上房间的孩子要大一些，内斯特洛夫估计宿舍是根据年纪随便划分的。他们的嫌疑犯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该机构的年龄限制就是这个岁数。之后，他们就被送去做非常辛苦、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工作——神志正常的人是不会从事这些工作的，从事这些工作，寿命只有三十年。他们来到走廊尽头，只剩一间宿舍没有搜查。 瓦尔拉姆背靠着门，全神贯注地抚摩着这个婴儿的毯子，心想这个孩子为什么不哭了呢。他用脏兮兮的手指戳了他一下。突然房间里传来一个声音，瓦尔拉姆禁不住挺直脊背。 “瓦尔拉姆，站起来，慢慢地转身。” 瓦尔拉姆屏住呼吸，闭上眼睛，仿佛这样可以让声音消失，但并不起作用。 “我说最后一遍，站起来，转身。” 内斯特洛夫走上前来，靠近瓦尔拉姆的位置。他无法看到这个男孩藏了什么，也听不到婴儿的啼哭声。宿舍里其他所有的孩子全都坐直身子，疑惑地盯着他们。瓦尔拉姆猛地回过神来，胳膊上捧着什么东西，站起来，转过身。他正抱着那个婴儿。婴儿开始啼哭。内斯特洛夫如释重负：至少这个孩子还活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脱离危险。瓦尔拉姆正紧紧地将婴儿贴在自己的胸前，他的胳膊正圈在婴儿脆弱的颈脖上。 内斯特洛夫看了看身后，他的副官还在门边，另外一群好奇的孩子们正簇拥在他身边。他用枪瞄准瓦尔拉姆的脑袋，将扳机抠到击发状态，就等着下达命令，随时准备射杀。他架势十足，但充其量也就是个普通的射手。一看到手枪，有些孩子开始尖叫，有些孩子哈哈大笑，在床垫上兴奋地跳跃，局面有些失控。瓦尔拉姆开始有些慌乱，内斯特洛夫将武器塞进枪套里，举起他的手想要让瓦尔拉姆平静下来，他在喧嚣声中说道：“把孩子给我。” “我有大麻烦了。” “你没有，我可以看看孩子有没有问题，我很高兴看到你，你做得很好，你把他照顾得很好，我在这里祝贺你。” “我做得很好？” “对，你做得很好。” “我可以收留这个孩子吗？” “我需要看看这个孩子有没有问题，只是为了确定一下，然后我们再谈。我可以看看这个孩子吗？” 瓦尔拉姆知道他们生气了，他们会把孩子从他这里抢走，然后将他锁在一个没有黄色的房间里。他将婴儿抱得更近、更紧，将他挤在自己胸前，黄色的毯子堵住了他的嘴巴。他退回到窗边，看着窗外民兵的汽车停在街边，武装民兵将这栋楼团团包围。 “我有大麻烦了。” 内斯特洛夫一点点往前蹭。他不可能依靠武力将婴儿从瓦尔拉姆的怀中抢过来——婴儿会在搏斗中受到伤害。他扫了一眼副官，他点点头，表示他已经做好射击的准备。内斯特洛夫摇摇头，孩子距离瓦尔拉姆的脸太近，一旦有闪失，风险就太大，必须要采取另外一种方法。 “瓦尔拉姆，没人会打你或伤害你，把孩子给我，我们再谈谈。没有人生气，我向你保证，一言为定。” 内斯特洛夫又向前迈了一步，挡住了副官的射击。内斯特洛夫低头看了一眼地板上那些黄色的东西，他在之前一次黄裙子失窃事件中碰到过瓦尔拉姆。他还注意到，这个婴儿是用一条黄毯子包裹着的：“如果你把孩子给我，我会问问他妈妈愿不愿意将这条黄毯子送给你，我相信她会答应的。我想要的只是这个孩子。” 这听上去比较像公平的交易，瓦尔拉姆放松下来。他伸出手臂，将孩子递给内斯特洛夫。后者一跃向前，一把从他手里抢过小孩。他发现小孩似乎平安无恙，将他交给自己的副官：“把孩子带到医院去。” 副官冲了出去。 瓦尔拉姆坐下来，背靠着门，重新摆弄他那些东西，填补婴儿离去留下的空间，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宿舍里的其他孩子再次平静下来。内斯特洛夫在他身边跪下，瓦尔拉姆问道：“我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这条毯子？” “你首先得跟我走一趟。” 瓦尔拉姆继续摆弄他的那些东西，内斯特洛夫看了一眼那本黄色的书，这是一本《民兵手册》，属于机密文件。 “你从哪里弄到它的？” “我找到的。” “我看一下，我看的时候你会保持平静吗？” “你的手干净吗？” 内斯特洛夫注意到瓦尔拉姆的手指很脏。 “我的手很干净。” 内斯特洛夫拿起书，随便翻了翻。书中间好像夹着什么东西，他将书倒过来，晃了晃。一缕金黄色的头发落到地板上，他捡起来，放在手指之间摩擦。瓦尔拉姆涨红了脸：“我有大麻烦了。” 莫斯科以东八百公里·3月16日 关于她是否爱他这个问题，瑞莎一直没有回答。她只承认自己在怀孕这件事上撒谎了，因此，如果她说是的，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这样的话，里奥也不会相信她。她当然不会盯着他的眼睛，清楚地说出令人浮想联翩的话语。不管怎样，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这就好像他突然之间顿悟，恍然发现他们的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爱情和情感之上。如果她深信不疑地回答“不，我从没爱过你”，他就会突然沦为受害者，言外之意就是他被她涮了一把。她就是个骗子，玩弄了他容易受骗的心灵。他莫名地成了一个浪漫的人，也许是因为失业所受到的震惊，但从何时开始爱情已经成为商定的一部分？他以前从来没问过她这个问题，而且他也从来没说过： 我爱你。 她也从来没期望他说这句话，他是求过婚，这是事实，她也答应了。他想要一个婚姻，想要一个妻子，想要得到她，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这就够了。失去权威，失去想逮捕谁就逮捕谁的权力，他只是有些多愁善感而已。那么，导致这种美满婚姻假象坍塌的原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她的实际考虑，而不是他由衷的不信任人？她为什么就不能要求他让她相信他的爱？毕竟，他曾错误地推断她的不忠，并组织一支监视团队，而这很容易就导致将她拘捕归案的结果。在她被迫怀疑他之前很久，他就破坏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她选择婚姻的动机一直都是为了生存，而他的动机则是一种可悲的男性忧虑。 自从他们注册成为丈夫和妻子开始，甚至在此之前，自从他们开始约会以来，她就意识到，如果她触怒到他，他肯定会把她杀了。这显然已成为她生活中的事实，她得一直取悦于他。当左娅被捕的时候，一看到他——他的制服，他对于国家的侃侃而谈——就让她气不打一处来，但她发现自己不可能对他有任何微词。到最后，问题变得非常简单。她想活下去吗？她是一个幸存者，幸存这个事实以及她是她们家唯一的幸存者这个事实限定了她。对左娅被捕感到义愤填膺是一种奢侈的行为，这么做没有任何收获。于是她睡在他的身边，和他一起睡觉；她为他做晚餐——她讨厌他吃饭时发出来的声音；她给他洗衣服——她讨厌他的体味。 在过去几周里，她无所事事地坐在公寓里，心里十分清楚，他一直在为作出正确决定而权衡再三。他应该饶她一命吗？她值得他冒这个风险吗？她够漂亮，够善良，够优秀吗？除非每一个手势和每一个眼神都能让他高兴，否则她就会面临致命的危险。哎，那段时间终于过去了。她对这种无能为力，以及对他的依赖感到厌倦。但是现在，他的感觉似乎是她亏欠他。他的声明很清楚：她不是国际间谍，而是中学教师。作为回报，他希望听到她爱的告白。这很无礼。他不再能够提出任何要求，他对她不再有任何影响力，就像她对他没有影响力一样。他们俩都处于同样悲惨的境地：他们所有的家当都分别在这两个盒子里，双双被流放到某个偏远的小镇。他们现在旗鼓相当，就像他们以前从未平等过一样。如果他想听到爱，他首先应吟诵一节诗歌。 里奥坐下来，瑞莎的话让他陷入沉思。她似乎赋予自己评判他的权利，她一方面对他表示轻蔑，另一方面假装清白。但她跟他结婚时就很清楚他的工作性质，她享受他的职位带来的特权，她享用他带回家的名贵食品，她可以到备货充足的店里购买衣服。如果他的工作让她心惊胆战，那么她为什么不拒绝他的求婚？所有人都知道，为了生存，就有必要妥协。他所做的事情固然令人不快——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保持清醒的良知是难以实现的奢侈行为，她一个瑞莎几乎不能提出任何要求。她根据自己真正的信仰给学生上课吗？鉴于她对国家安全组织的愤慨，显然不是——但在学校，她一定是表达自己对它的支持，向学生们解释他们的国家是如何运转的，歌颂这个组织，教导他们支持这个组织，甚至鼓励他们相互检举。如果她不是这样，她早就会被自己的某个学生检举。她的工作不仅是要严守规定，而且还要扼杀学生的提问能力。而且，到了新的城镇，她的工作还将如此。在里奥看来，他和自己的妻子不过是一丘之貉。 列车在木塔瓦停留一小时，瑞莎率先打破一整天的沉默：“我们应该吃点东西。”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应该继续这种实际安排，这是他们关系走到今天的基础。他们之间的黏合剂是要安然度过各种挑战，而不是爱情。他们走下车厢，一个女人拿着藤编篮子在站台上来回踱步。他们买了水煮鸡蛋，一小纸袋盐和几块全麦面包。他们肩并肩地坐在一条长凳上，将剥下来的鸡蛋壳放在大腿上，共同蘸着盐吃，谁也没说一句话。 列车驶进山区时，开始放慢速度，随后经过一片黑松林。透过树顶，远处凸起的山峰就像下颌中一排参差不齐的牙齿。 轨道朝林中空地延伸——一个巨大的装配工厂映入他们眼帘，高耸的烟囱，像仓库一样的建筑突然出现在一片荒凉地的中央。这就好像一个神坐在乌拉尔山上，将拳头重重砸向面前的风景，树木全都不见了，然后用烟囱和钢铁厂房填满了这块新开辟出来的区域。这是他们对自己新家的初次模糊印象。 里奥对该镇的了解来自宣传资料和文件。这里以前不过就是一些锯木厂，以及一批供锯木厂工人居住的小木屋，这个曾经只有两万居民的小镇却吸引了斯大林的注意。在对这里的自然资源及人造资源进行进一步研究之后，他宣称这里的生产力不发达。乌法河流经附近，东边的斯弗罗夫斯克的钢铁加工厂距离这里只有一百六十公里，这里的山上含有丰富的矿产，而且西伯利亚铁路也是一个优势——每天都有无数趟列车经过该镇，但除了运送木板以外，没有为该镇带来其他任何东西。斯大林认为这里是嘎斯-20汽车组装厂的理想地点，该车旨在与西方生产的车辆相抗衡，所以都是以最高规格来生产。这之后即将推出的新款汽车——伏尔加嘎斯-21——目前正在设计当中，被视为是苏联工程学的巅峰之作，该车型能够适应恶劣天气，距离地面高，有令人艳羡的悬置机构和一个防弹引擎，外壳防锈技术在美国听都没听说过。是真是假，里奥无从得知。他只知道这种汽车只有极小一部分苏联人才购买得起，对于汽车生产厂里的那些男女员工来说更是遥不可及。 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这里就开始修建工厂，十八个月之后，伏尔加组装厂就屹立在松树林的中央了。他现在记不清有多少囚犯在这次修建过程中丧生，并非这些数字不可靠，而是因为里奥只是在工厂建成之后才积极投入到工作当中。成千上万名自由的工人经过审查之后，被强制令不远千里地调到这里，来填补这里新产生的劳动力缺口，在五年里，这里的人口翻了五倍。有些莫斯科工人被调往这里时，里奥曾调查过他们的背景。如果他们通过调查，立马就得收拾行李，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出发。如果未通过调查，就被逮捕。他曾经是该镇的把关人之一，他相信这也是瓦西里选择这个地方的一个原因，这种讽刺一定是想取笑他。 瑞莎错过了对他们新家的初次印象，她睡着了，整个人缩在外套里头，脑袋靠在车窗上，跟随着列车前进的节奏轻微地一摇一晃。他坐到妻子旁边的座位上，面朝他们要去的方向，这样他可以看到城镇主体如何与广袤的组装厂边缘相衔接，就仿佛一只狗蜱粘在一条狗的脖子上。这里首先是一个工业生产地点，其次才谈得上是生活的地方。在灰色天空的映衬下，公寓的窗户里透出暗淡的橘黄色灯光。里奥轻轻地碰了碰瑞莎。她醒了，看着里奥，然后又看看窗外。 “我们到了。” 列车停靠到站。他们抱起盒子，下车来到站台上。这里比莫斯科更冷一点——气温至少要低两度。他们站在那里，就像两个逃难儿童，首次抵达某个国家，怯生生地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没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他们举目无亲，甚至连个可以拨打的电话号码都没有，也没有人在等他们。 除了售票处里坐着的一个人之外，车站里空空如也。这个人很年轻，不超过二十岁。当他们步入车站时，他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瑞莎朝他走过去：“晚上好，我们要去民兵总部。” “你们是从莫斯科来的？” 这个年轻人打开售票处的门，走到车站大厅，他指着朝向外面街道的玻璃门说道：“他们在等你们。” 距离车站入口一百步的地方停着一辆民兵车。 瑞莎和里奥朝那辆车走去，经过一尊斯大林石雕像，雕像顶部被雪所覆盖，感觉就像是他的化石。走到跟前，发现这是一辆嘎斯-20汽车，无疑是该镇制造的。他们看到两个人坐在前排，车门被打开，其中一个人走出来，这是一名肩膀宽阔的中年男子：“里奥·德米多夫？” “是。” “我是内斯特洛夫将军，沃瓦尔斯克的民兵首领。” 里奥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劳神来接他们，一定是瓦西里下达指示，尽量给他们找些不愉快？但是，瓦西里说了什么并不重要——来自莫斯科的国家安全部前探员到访都会让民兵处处提防着。他们不会相信他来这里只是为了加入他们的社会，他们一定怀疑他的到来属于秘密安排，并推测，他会将这里的情况汇报给莫斯科。瓦西里愈想说服他们，他们就愈起疑心。为什么一名探员会不远千里地来加入小规模的民兵活动？这根本就不合理——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民兵也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群。 所有孩子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都认为谋杀、盗窃和强奸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象征，民兵的角色一直都在作相应的排列。公民之间无需偷盗，无需暴力，因为人人平等。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民兵只不过就是内务部的低级分部：薪水低廉、不受尊重——通常由中学辍学生、被集体农场踢出去的农场工人、被解雇的部队人员以及那些用半瓶伏特加就可收买的人所组成。官方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犯罪率接近于零。报纸经常指出，美国在打击犯罪方面被迫花费重金，因为他们需要锃亮的警车，在每个街角需要看到身着干净挺括警服的警察，如果没有这些，他们的社会将会崩溃。西方社会雇用大量勇敢的男女警察来打击犯罪，而这些人本来可以更好地投身其他建设。这里就无须浪费这样的人力资源：这里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群强壮但无用的乌合之众，他们一无是处，只需要能够调解酗酒闹事就可以了。这不过都是官方意见而已，里奥不清楚真正的犯罪数据，他也不想去弄清楚，因为知道内幕的人可能会被定期消灭。《真理报》头版、中页和末页都充斥着工厂生产数据。好消息才是值得印刷的消息——高出生率、穿越山顶的火车轨道和新开凿的运河，等等。 考虑到这些，里奥的到来算是惹人注目的反常现象。国家安全部的职位几乎比其他任何工作都能赢得更多特权、尊重、影响与物质利益。一名军官是不会主动放弃职位的，而且，如果他遭到贬谪，为什么不直接将他拘捕呢？即使国家安全部拒绝接受他，他仍然有着一些余威——还是一笔潜在的资产。 内斯特洛夫毫不费劲地将他们的盒子拿到车上，好像盒子是空的一样。他将盒子放进汽车的后备厢里，然后为他们打开后座门。在车里，里奥观察着他的这位新长官坐上前排副驾驶的座位。哪怕是在这种宽大的车型里，他的体型都显得过大，他的膝盖几乎抵到他的下巴。驾车的是一名年轻军官，内斯特洛夫也懒得介绍他。这和国家安全部的方式差不多，每辆车都有专属司机。军官们没有专车，也不亲自驾驶。司机挂上挡，将车开上一条空荡荡的马路，路上看不到其他任何车辆。 内斯特洛夫等了一会儿，显然是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在审问他的这位新成员，然后他从后视镜里瞥了里奥一眼，问道：“三天前我们被告知你们要来这里，这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调职。” “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必须去哪里。”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被调到这里了，我肯定没有要求再调人过来。” “工厂产量是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为了维护该镇治安，人手再多也不为多。” 瑞莎转头看了看自己的丈夫，揣测他这些高深莫测的答案一定经过深思熟虑。即使被降职，即使被国家安全部踢了出来，他仍然在利用国家安全部逐渐给人留下的恐怖气氛。在他们目前不稳定的状态下，这似乎是明智的做法。内斯特洛夫问道：“告诉我，你是侦探吗？命令让我们有些迷惑不解，他们不肯说清楚，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对你的一次重大降职。” “我的命令是向你汇报工作，我现在在你的手下工作。”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瑞莎猜想这位将军不喜欢问题又被推到他那里，对这种局面感到不舒服。他生硬地补充道：“你们暂时只得住在旅馆里，等我们找到公寓，就分配给你们。我先打声招呼，排队等着要公寓的名单很长，但我对此无能为力。作为民兵，得不到任何好处。” 汽车在一个看起来像餐厅的地方停下来。内斯特洛夫打开后备厢，拿出盒子，将它们放在人行道上。里奥和瑞莎站在那里，等候指示。内斯特洛夫对里奥说道：“等你把盒子放到房间里，请再回到这里，你的妻子没必要过来。” 听到这话，就好像瑞莎不存在一样，瑞莎抑制住自己的不满情绪。她看着里奥按照内斯特洛夫的说法，拿起两个盒子。他这种外强中干的表现让她感到惊讶，但她决定不让他难堪。如果他愿意，他会替她说句话。她只是走在前面，推开门，走进餐厅。 餐厅里光线很暗，百叶窗都关着，空气里弥漫着腐臭的烟味，昨天晚上喝剩下来的脏酒杯堆在桌子上。里奥放下盒子，敲了敲油腻腻的桌面。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我们还没营业。” “我是里奥·德米多夫，这是我的妻子，瑞莎。我们刚从莫斯科来。” “丹尼尔·巴萨洛夫。” “内斯特洛夫将军告诉我你为我们提供住宿。” “你是说楼上的房间？” “我不知道，我想是的。” 巴萨洛夫挠挠肚子。 “我带你们看看房间。” 房间很小，两张单人床拼成一张双人床，两张床之间露出一条缝隙，两张床垫都往下陷。壁纸鼓起许多泡泡，就像青春期少年的皮肤，一摸上去油腻腻、黏糊糊的。里奥估计这一定是做饭的油烟，因为卧室就在厨房上面，透过地板缝隙就能看到厨房，厨房里的所有气味都透过缝隙飘到房间里——比如烹煮的内脏、软骨和动物脂肪等各种气味。 内斯特洛夫要求巴萨洛夫腾出房间，这些床铺和这间房间一直是他的员工在使用，据说是那些为顾客提供服务的女性员工。但他无法拒绝这个要求，因为他不是这栋建筑的所有者。而且，为了做生意，他也需要和民兵搞好关系。他们知道他赚钱，只要他们也分得一点好处，就都万事大吉。这是一种不公开的、非正式的封闭体系。如果真相败露，他对自己的这两位客人感到有些紧张，听说他们曾在国家安全部工作。这让他不敢像平常那样造次，他向下指指门厅里一扇半开的门说道：“那是浴室，我们在室内只有那一个浴室。” 瑞莎想打开窗户，但窗户被钉死了。她盯着眼前的景况，破烂不堪的住房，脏兮兮的积雪：这就是家。 里奥感觉到有些疲惫。当还只是一个想法的时候，他就能够去处理这次蒙羞事件，但是现在这个想法已经落实——就是这个房间，他只想睡觉，闭上眼睛，将世界关在门外。由于必须得回到外面，他将盒子放在床上，他的眼神躲着瑞莎，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出于羞愧。他一言不发地走出房间。 汽车开到该镇的电话局，他们将里奥带进去，有几百个人在排队等待他们的指定时间——两分钟而已。这些人当中，大多数人都是被迫抛家弃子来到这里工作，里奥可以理解这几分钟有多么珍贵。内斯特洛夫无须排队，直接走进小隔间。 他拨通电话，与电话那头说了几句话，里奥听不清内容，之后他将听筒递给里奥。里奥将听筒搁到耳朵边上，等着那头说话：“住宿怎么样？” 是瓦西里，他接着说道：“你想挂电话，是不是？但你不能挂，你连挂电话都做不到。” “你想干什么？” “保持联系，这样你就可以把那边的生活告诉我，我把这里的生活告诉你。在我忘记之前，我要告诉你，你为你父母安排的那间舒服的公寓已经被收回了。我们已经在别的地方找到更适合他们身份的公寓，也许稍微冷一点，拥挤一点，当然也很脏。他们现在和一个七口之家住在一起，我想，其中有五个是小孩子。顺便提一下，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患有严重的背痛毛病。很遗憾他退休才一年就不得不回到装配线上工作：你要是不享受自己的工作，一年感觉就像十年，但你很快就明白其中滋味了。” “我父母是好人，他们都很努力工作，他们也没有伤害过你。” “但我还是要伤害他们。”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道歉。” “瓦西里，对不起。” “你甚至不知道你在为什么道歉。” “我曾亏待过你，对不起。” “你为什么道歉？说具体点。你的父母就靠你了。” “我不该打你。” “你说得不够诚恳，你要尽量说服我。” 里奥感到绝望，声音在颤抖：“我不明白你想要什么，你拥有一切，而我一无所有。” “很简单，我想要听你恳求。” “我求求你，瓦西里，听听我的声音吧。我在求你，放过我的父母亲吧，求你……” 瓦西里已经挂断电话。 沃瓦尔斯克村·3月17日 走了一晚上，他的双脚起了水泡，袜子被血水浸透——里奥在一条公园长凳上坐下来，将头埋在手里，痛哭起来。 他不睡，也不吃。昨天晚上，瑞莎想要和他交谈，他也是置之不理。她从餐厅为他拿来一些食物，他也是视而不见。他再也无法继续留在这间臭气烘烘的小房间了，走下楼去，从人群中挤过去，直接走到外面。他漫无目的地乱走，心情太沮丧，太愤怒，再也不能若无其事了，但他也意识到这正是他所处危境的性质——无能为力。他再次面对不公正行为，但这次他不再有干预的能力。他们不会一枪毙了他的父母——这太痛快了，对他们而言这无异于大发慈悲。相反，他们要一点一点地折磨他的父母。他能够想象，那样一个有条不紊、残酷成性和心胸狭窄的灵魂，会想出怎样的花招。他们会在各自的工厂里被分配最艰苦、最肮脏的工作——这些工作就连年轻的男孩女孩做起来也都费劲。他们还会拿里奥流放和失宠蒙羞的可怜经历去刺激他的父母。也许甚至有人会告诉他们，他现在正在劳改营，被判二十年苦役。至于与他父母共处一室的那家人，他们一定也会竭尽全力地和他父母捣蛋。他们会承诺孩子们，如果他们制造的噪音越多，他们就会得到巧克力作为犒赏；他们也会承诺大人们，如果偷他们的食物、吵闹以及想方设法让他们的家庭生活无法忍受，他们就会拥有自己的公寓。他无须猜测细节。瓦西里会乐此不疲地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他知道里奥不敢挂断电话，因为他担心自己的父母亲会遭到变本加厉的折磨。瓦西里会从远方摧毁他，有条不紊地在他的命门——他的家人施加压力。他没有还手之力。只要稍微下点工夫，里奥就会弄清楚父母的地址，如果他的信件不被截取和烧毁的话，他能做的也就是让他们放心，自己是安全的。他为他们构建了一个舒适的生活，结果没想到在变化面前，这种生活坍塌在他们脚下。 他站起身，浑身冻得瑟瑟发抖。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他开始按原路返回，回到自己的新家。 瑞莎坐在楼下的一张桌子跟前，她整晚都在等他。她知道，正如瓦西里所预测的那样，里奥现在开始为没有告发她而后悔了。代价实在太高，但她该做什么呢？假装他为了一份完美的爱情牺牲了一切？这不是她一经要求就能想象的事情。即使她想假装，她也不知道怎么去装：她不知道要说什么，要讨论些什么。她本可以对他更宽容一些，说实话，她甚至有点喜欢他被降职。这并非出于恶意或报复心理，她只是想让他知道： 这就是我每天的感受。 无力、惊慌——她希望他也有同样的感受，希望他也理解和亲自体会这样的感受。 她疲惫不堪，眼皮都快合上了，这时，里奥走进餐厅，她抬头看着他。她站起身，朝她的丈夫走过去，注意到他眼里布满血丝，她以前从未见过他哭。他转过身去，就近拿了一瓶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她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就在刹那间，里奥迅速转过身，一把掐住她的脖子：“都是你干的好事。” 她的血管紧缩，脸涨得通红——她无法呼吸，被勒得几乎窒息。里奥将她举起来：她踮起脚尖。她的双手在笨拙地摸弄，但他就是不松手，她无法挣脱。 她将手伸向桌面，手指尽量去够一只玻璃瓶，眼睛开始有些模糊不清。她终于碰到一只玻璃瓶，将它打翻。瓶子正好倒向她这个方向，她伸手抓住瓶子，挥起瓶子就朝里奥的侧脸砸去。玻璃瓶在她手中裂开，割破了她的手掌。仿佛咒语被解开，他松手放开她。她向后跌倒，搂住自己的脖子，不停地咳嗽。他们互相盯着对方，就像两个陌生人，仿佛他们所有的过往在刹那间全被洗刷干净。一块玻璃碎片插在里奥的脸颊上，他摸了摸，将碎片拔出，放在掌心仔细打量。她慢慢走向楼梯，没有回头看他，突然加快速度，离开了他。 里奥没有跟随他妻子上楼，他将刚才倒的那杯酒一饮而尽，之后又一杯接一杯地喝了起来，当他听到内斯特洛夫的汽车停在屋外时，他已经喝了大半瓶。踉跄的脚步、没洗脸、没刮胡子、酩酊大醉、粗野以及没有良知的暴力——不到一天工夫，他就沦落到民兵所期望的标准。 驾车途中，内斯特洛夫没有提及里奥脸上的伤口，他一口气简短地谈了谈该镇的情况。里奥没有在听，对周围的环境几乎没有意识，心事重重地在想自己刚才到底干了什么。他是想掐死自己的妻子，还是大脑因缺乏睡眠而产生的幻觉？他用手摸了摸脸颊上的伤口，看到指尖上有血迹——这是真的，这是他干的，而且他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如果再过两秒钟，他掐得稍微再紧一点的话，她可能会死。他被激怒的原因是，他放弃了一切：父母、事业。所有这些都只因一个虚假的借口，对家庭的承诺，他们之间存在某种情分的想法。而她，她欺骗了他，以作弊的方式稳操胜券，嘲讽他的决定。她等到自己安全之后才承认怀孕是撒谎，而他父母却在遭罪。然后她得寸进尺，公然表示对他的轻蔑。她操控了他感性的一面，然后向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他的牺牲，他忽略证明她有罪的证据，所有这一切换来的就是一无所有。 但里奥一点也不相信，自我辩白的时间结束了，他的行为无法原谅。她对他表示轻蔑，这不无道理。他逮捕过多少别人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双亲？他与那个自认为道德观念完全相反的人——瓦西里·尼基京有什么分别？难道分别只是在于瓦西里的残忍没有良知，而他的残忍属于理想主义？一种是空虚的、冷漠的残忍，而另外一种是有原则的、自命不凡的残忍，后者自认为是合理而必要的。但就现实与破坏性而言，这两个人几乎无甚分别。里奥是不是缺乏想象力，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比这更糟糕——他是否故意选择不去想它？他将这些想法搁置一边，懒得再理会。 在关于道德问题的千思万绪中，只留下一个事实。他为了瑞莎牺牲自己的人生，结果却想要杀死她。这是极其愚蠢的行为。照这种情形看来，他真的一无所有了，甚至连和他结婚的那个女人也不属于他。他想说自己爱这个女人。他爱她吗？他都娶了她，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不对，并非如此——他娶她是因为她漂亮，她聪明，他为她能够站在他身边，成为他的人而感到骄傲。这是向完美的苏联式生活又迈进了一步——工作、家庭和孩子。在许多方面，她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只是他通往野心的车轮上的一个嵌齿，是他事业成功以及他作为模范公民必要的家庭背景。瓦西里是否说得没错，她可以被任何人所替代？在火车上，他要她表白对他的爱，以此来安慰他，用一个浪漫的幻想来奖赏他，而他是这个浪漫幻想里的英雄。这很可悲。他微微叹了一口气，几乎都听不到，用手擦了擦前额。他一直都是输家——在与瓦西里的交手过程中也是如此，一场胜负比赛，筹码的名称却是悲惨。不是瓦西里在攻击他的妻子，在伤害她，而是里奥在替他行动，帮助他实行他的计划。 他们到了，车子靠边停下，内斯特洛夫已经下车等他。不清楚自己在车里到底坐了多久，里奥打开车门，下车跟着他的上司走进民兵总部，开始他第一天的工作。与同事相互介绍、握手、点头、同意但不理解；姓名以及各种细节朝他一股脑涌过来——直到他独自走进更衣室，面前悬挂着一件制服时，他的心思才重新开始集中在眼前的生活上面。他脱下鞋子，慢慢地将袜子从流血的脚趾上剥下来，将脚泡在凉水里，看着水逐渐变成红色。由于没有干净袜子，他也不方便向他们再要一双，他只得将脏袜子又穿上，当袜子划过水泡时，他疼痛得抽搐了一下。他脱下衣服，将便服丢在更衣室地上那一堆衣服上面，穿上他的新制服：镶有红边的劣质裤子和宽大的军用外套。他看着镜中的自己，他的眼睛下方有黑点，左脸颊上有一道伤口。他瞄了一眼外套上的徽章，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警员，一个无名小卒。 内斯特洛夫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各种裱框的证书。一路看过来，里奥发现他的上司曾经赢过业余摔跤比赛冠军及步枪射击比赛冠军，而且他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军官”，不管是在这里，还是他以前生活的地方罗斯托夫。鉴于他的职位不太受人尊重，这种卖弄也情有可原。 内斯特洛夫仔细打量他这位新手下，但还是捉摸不透。为什么这样一个人，曾获得过战争勋章的国家安全部前高级军官会沦落到如此邋遢的境地——他的指甲塞满污垢、脸上血迹斑斑、头发凌乱肮脏、浑身散发着酒气而且对自己的降职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漠然？也许他就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非常无能、没有责任心。但内斯特洛夫并不相信：也许这种不修边幅的模样只是在耍什么花招。从听到这次调动那一刻起，他就很不安。这个人对他和他的手下有可能会造成什么秘密破坏。一份证据确凿的报告就可毁了一切。内斯特洛夫决定，最佳举措就是观察这个人、测试他并与他保持亲近。里奥最终总会摊牌。 内斯特洛夫递给里奥一个文件夹，里奥将文件仔细看了一会儿，想要弄清楚到底希望他做什么，为什么要将这份文件给他。不管是什么，他并不在乎。他叹了口气，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这份文件。里面有一些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孩。她躺在那里，周围一片黑雪。黑雪……雪成了黑色，因为浸染了鲜血。照片看上去，女孩似乎在尖叫，仔细一瞧，发现嘴里塞有东西。内斯特洛夫解释道：“她的嘴里塞满了土，所以她不能呼救。” 里奥放在照片上的手开始绷紧，眼睛虽然盯着这个女孩的嘴巴在看，脑子里想的全是瑞莎、他的父母和他自己。女孩的嘴巴大张，塞满了泥土。他迅速看了一眼下一张照片。女孩一丝不挂：未被破坏的皮肤像雪一样白皙。上腹部遭到粗暴攻击，被撕裂开来。他快速地一张接一张地翻阅照片，看到的不是一个女孩，而是费奥多的小儿子，这个男孩没有被剥光身体，他的上腹未被割开，他的嘴巴没有被塞满泥土——这个男孩没有被谋杀。里奥将照片放在桌子上，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盯着挂在墙上的那些证书。 同一天 费奥多小儿子的死与这个女孩的谋杀案件这两件事不可能存在任何关联，两起事故的事发地点相隔几百公里。这不过是恶意的讽刺罢了。但里奥草草了解费奥多的证词是不对的，这个女孩被谋杀的情景就如同费奥多所描述，这类事情的发生是可能的。现在，已经无从得知费奥多的儿子阿尔卡迪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里奥从未亲自费神去调查这个男孩的尸体。或者，也许这件事本身一开始就有所隐瞒，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里奥对这次文过饰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当时的行为无非就是奚落、逞威风，以及威胁一个悲恸欲绝的家庭。 内斯特洛夫将军对这次谋杀的细节直言不讳，直接将之称为“谋杀”，而无意用其他东西加以粉饰，认为这就是一桩残忍可怕的犯罪行为。他的坦率让里奥有些担心。他如何能够这么冷静？他的部门的年度数据应该符合事先决定的模式：降低犯罪率，增进社会和谐。尽管该镇人口出现剧增，八万背井离乡的工人大批拥入，但犯罪率应该有所下降才是，因为照理说，就业机会越多，社会就越公平，剥削就越少。 受害者名叫拉瑞莎·佩特罗娃，四天前在火车站附近的森林里被发现。关于尸体被发现的细节尚不太清楚，当里奥想要追根究底时，内斯特洛夫似乎急于顾左右而言他。里奥得到的所有信息是一对喝醉酒的男女跑到森林里通奸时发现了这具尸体。他们被这具在雪地里躺了几个月的尸体所绊倒，尸体在冰天雪地之中被保存得非常完好。她是一名在校学生，十四岁。民兵都认识她，她因性生活不检点而臭名昭著，她不仅跟同年龄段的男孩子发生性关系，还与年长的男子往来；他们因此会给她买一大瓶伏特加。拉瑞莎在失踪当天与母亲发生争吵。她的失踪没有引起重视，因为她扬言要出走，大家还以为她不过是说到做到，没有人去找她。根据内斯特洛夫的说法，她的父母亲在当地也算是备受尊敬的人物，她的父亲是装配厂的会计。他们为这个女儿感到羞耻，不希望做任何调查，因此只能算保密，不能算隐瞒，总之没有对外公开。他的父母亲表示不为孩子举办葬礼，假装她只是失踪而已。当地人无须知道此事，除民兵以外，只有一小撮人知道这次谋杀事件。包括那对发现尸体的男女在内，这些人都很清楚谈论此事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件事很快就能了结，因为他们已经逮捕了一个人。 里奥心里很清楚，民兵只有在刑事案件公开之后才会进行调查，只有在确定能够成功破案的情况下才会公开案件。无法给嫌疑犯定罪这种情况是不被接纳的，而且后果很严重。一桩案件能上法庭只意味着一件事：就是嫌犯有罪。如果案件是困难的、复杂的、模糊的，那么就不可能开庭。内斯特洛夫和他的部下表现得这么平静，只意味着他们相信自己已找到案犯。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调查、出示证据、审问及最终起诉等脑力工作都是这个国家调查小组、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律师队伍的职责。他没有要求里奥协助工作：只是让他观摩一下，希望他们的办事效率能让他大为惊讶。 牢房很小，没有一间像鲁布央卡那样富有创意。这里的牢房一色的水泥墙壁和水泥地面。嫌疑犯坐在牢房里双手被铐在背后。他很年轻，不超过十六七岁的样子，长着成人般健壮结实的骨架，却是一张稚气的脸庞。他目光游离，似乎并不害怕。他很平静，但不是那种沉淀过后的平静，也没看到任何被殴打的迹象。当然有些伤害并不见得会显现出来，但里奥的直觉反应告诉他，他们没有伤害这个男孩。内斯特洛夫指着这个嫌犯说道：“这是瓦尔拉姆·巴比尼奇。” 听到他的名字，这个年轻人盯着内斯特洛夫，眼神就像一只狗看着自己的主人。内斯特洛夫接着说道：“我们发现他有拉瑞莎的一缕头发，他有一段时间老是跟踪拉瑞莎——在她家屋外徘徊，在街上挑逗她。拉瑞莎的母亲见过他很多次，她记得女儿曾发过他的牢骚。他过去常常喜欢去摸弄她的头发。” 内斯特洛夫转身对这名嫌疑犯慢慢地说道：“瓦尔拉姆，把事情经过告诉我们，你怎么会有她的一缕头发？” “我割了她，是我不对。” “告诉这位军官，你为什么杀了她。” “我喜欢她的头发，我想要她的头发。我有一个黄本子，一件黄t恤，一个黄罐头，和一些黄头发。这就是我割她的原因。对不起，我不该这么做。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那条毯子？” “我们回头再说这个。” 里奥打断道：“什么毯子？” “两天以前他绑架了一个婴儿，婴儿由一条黄色毯子包裹着。他迷恋黄色。所幸婴儿没遭到任何伤害，但他没有对错的概念，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不考虑后果。” 内斯特洛夫靠近嫌疑犯：“当我在你的书里发现拉瑞莎的头发时，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有麻烦了？把你告诉我的内容说给这个人听。” “她从来没喜欢过我，她一直叫我走开，但我想要她的头发，想要得不得了。而且，当我割她头发的时候，她什么也没说。” 内斯特洛夫转身问里奥：“你有什么问题吗？” 他希望自己会问什么问题呢？里奥思忖片刻，然后问道：“你为什么用土塞住她的嘴巴？” 瓦尔拉姆没有马上回答，他似乎有些迷惑：“对，她嘴里有东西，我现在还记得。不要打我。” 内斯特洛夫答道：“没人会打你，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忘记了。她的嘴巴里有土，对。” 里奥接着说道：“说说看你杀她的时候都发生了什么？” “我割了她。” “你割了她还是她的头发？” “对不起，我割了她。” “仔细听我说，你割了她的身体还是她的头发？” “我发现了她，然后割了她。我本该跟别人说，但我很担心。我不想碰到麻烦。” 瓦尔拉姆开始哭：“我有大麻烦了，对不起，我只是想要她的头发。” 内斯特洛夫走上前：“暂时已经足够了。” 这句话让瓦尔拉姆放下心来，他不再哭了，再次平静下来。只看他的脸，几乎让人无法相信他会涉嫌谋杀。 里奥与内斯特洛夫走出牢房，来到过道，内斯特洛夫关上牢门：“我们有他在犯罪现场的证据，雪地上的脚印与他的靴子完全吻合。你知道他来自儿童疗养院吗？他是一个傻子。” 里奥现在终于明白内斯特洛夫为什么在说起这桩谋杀案时这么理直气壮，他们的这名嫌疑犯患有精神病。对于苏联社会和政治，瓦尔拉姆是个局外人——这是情有可原的。他的行为无损于党，不会改变对犯罪的老生常谈，因为这位嫌疑犯不是真正的苏联人，他是个另类。内斯特洛夫接着说道：“这不应该让你就以为他没有施暴的能力。他承认自己杀了她，他有犯罪动机，虽然不合理，但也是动机。他想要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她的金黄色头发。对于他无法获得的东西，他曾有犯罪史：比如偷窃和绑架。现在，他转向谋杀。对他而言，杀死拉瑞莎和偷一个婴儿没什么差别。他的道德观尚未形成，这真让人难过。他应该在很长时间之前就被关押起来，现在就是律师的问题了。” 里奥明白了，调查结束了，这个年轻人将面临死亡。 同一天 卧室里空无一人，里奥跪下来，趴在地板上看，瑞莎的盒子不见了。他站起身，跑出房间，下楼跑进厨房里。巴萨洛夫正在从一块黄色的肉骨头上剔肥肉，到底是什么肉，无从辨认：“我妻子呢？” “把酒钱先付了，我再告诉你。” 他指了指空酒瓶——里奥今天凌晨喝光的那瓶廉价伏特加，补充道：“我不管是你还是你妻子喝光了它。” “求你了，告诉我她现在在哪里。” “先付酒钱。” 里奥没有钱，他现在还穿着那身民兵制服，所有的东西都留在更衣室里了。 “我回头付给你，不管你要多少钱。” “回头，好啊，回头你付给我一百万卢布。” 巴萨洛夫继续剔肉，拒绝讨价还价。 里奥跑回楼上，将他的盒子乱翻一通，把所有东西都倒出来。在《宣传者之书》后面有二十五卢布纸币，这四张纸币是他藏起来应急用的。他站起来，跑出房间，又回到餐厅，将其中一张纸币塞到这个人的手里，这远远超出一瓶酒的价值。 “她现在哪里？” “她两小时前离开的，拿着她的盒子。” “她去了哪儿？” “她没跟我说话，我也没跟她说话。” “多长时间以前，说具体一点？” “两三小时……” 三小时——这意味着她离开了，不仅走出这家餐厅，而且很有可能出了该镇。里奥无法揣测她会去哪儿，或去往哪个方向。 里奥的慷慨之举让巴萨洛夫主动多提供一点信息：“她不可能赶上下午的火车了，我记得大概只有现在才有一趟火车。” “什么时间？” “七点半……” 里奥还有十分钟。 他朝火车站狂奔，丝毫顾不上他的倦意。但是绝望让他心里发堵，他上气不接下气，对火车站的位置也只有一个粗略的印象。他盲目地奔跑，边跑边回忆汽车开过的路线。他的制服被路上的雪泥溅了一身，廉价的衣服变得越来越重。脚上的水泡磨破了，脚趾又开始流血——鞋子里全是血。每跑一步，他的腿都感到一阵灼热的疼痛。 他转过街角，结果却是死胡同——一排木房子。他迷路了。太迟了，他的妻子一定走了，他现在无能为力。他弓着背，想要喘口气，他记得这些破败不堪的木房子以及恶臭的污水。他已经靠近火车站了，他对此深信不疑。他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继续往前跑，他走进一间木屋的后面，一家人正坐在地板上吃饭。他们围坐在一个炉子四周，抬头盯着他，一声不吭，他的制服让他们有些畏惧。他也没说一句话，跨过孩子身边，跑了出去，跑到大街上；他们到达该镇时，汽车就是沿着这条街开的。火车站就在眼前了。他想跑得再快些，但速度却在放慢。他已经体力透支了。 他闯入火车站，用肩膀把门撞开。车站时钟显示七点四十五分，他晚了十五分钟。她走了，也许这一去就是永别，这样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翻腾。里奥没来由地坚持最后一丝希望，她可能因故就在站台上，因故未能上车。他走出来，环顾左右。他看不到自己的妻子，也看不到列车。他感觉很虚弱。他的身体侧向前，双手放在两膝上，汗水从他脸的两侧流了下来。他眼角的余光看到一名男子正坐在长凳上，为什么站台上还有一名男子？他也在等火车吗？里奥直起身。 瑞莎躲在站台顶头的暗处。他尽量让自己别跑，走过去抓住她的手。他一边等呼吸顺畅下来，一边想要说些什么。他瞄了一眼自己——他汗流浃背，整个人肮脏邋遢。但她甚至都没在看他：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里奥转过身去，树顶上升起浓重的烟雾。延迟的列车正在靠站。 里奥已经想好准备花时间好好道歉一番，要找合适的词语，内容要具有说服力。但这个计划泡汤了。现在，他只有几秒钟时间去说服她。他脱口而出：“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抓住你的时候，那个人不是我——或者说我并不想那样。” 没有希望——他必须得有更好的表现。慢一点，集中精力——他这一次一定要成功：“瑞莎，你想离开我，你没有错。我可以告诉你，你独自生活会有多么困难，你可能会被制止、被审问、被逮捕；而且你没有适当的文件，你会成为一个游民，但这不是你要留下来陪我的原因。我知道你想自己碰碰运气。” “文件可以伪造，里奥。我宁愿伪造文件，也不愿意再伪装这场婚姻。” 这就对了，这场婚姻就是一个骗局。里奥词穷了。列车就停在他们身边。瑞莎面无表情，里奥闪开来，她朝车厢走去。他就这样让她走吗？在嘎嘎作响的刹车声中，他抬高声音：“我没有告发你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相信你怀孕了，这与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无关。我这么做是因为家庭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对此并不感到惭愧。” 出乎意料的是，瑞莎转过身来：“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晚上想通的吗？这真让人羞愧。扒掉你的制服，你的职位，你的权力，现在你不得不将就和我过了，是不是这样？以前对你来说从来都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变得重要了，是不是？” “你不爱我，我知道。但我们结婚总有理由，这就是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某种联系。我们已经失去这种联系，我已经失去它了，但我们可以再次将它找回来。” 车厢门打开了，为数不多的乘客从车上下来。时间不多了。瑞莎看着车厢，仔细考虑到底该做何选择。他们真是可怜啊。她没有朋友可以投靠，没有家庭可以庇护，没有钱，也没有养活自己的手段。她甚至连车票都没有。里奥分析得没错，如果她离开，她可能会被当局捉拿。一想到这些，她简直就精疲力竭。她看着自己的丈夫，无论他们是否喜欢对方，但除了对方，他们什么都没有。 她放下盒子，里奥露出笑容，显然相信他们可以达成和解。对他这种白痴般的行为感到厌烦，她举起手，让他别得意得太早：“我嫁给你是因为我害怕，我害怕如果我拒绝你的求婚，我可能会被拘捕，也许不是马上，但在某个时间、某个情况下迟早会这样。我当时很年轻，里奥，而你又很强大。这就是我们结婚的原因。你说的那个我假装自己名叫蕾娜的故事，在你看来很有趣，很浪漫。我告诉你一个假名字，其实是因为我担心你们追捕到我。你误以为是诱惑，而我以为是监视。我们的关系就建立在恐惧之上。从你的角度也许不是这样——你没有理由害怕我，我有什么权力？你让我嫁给你，我默认了，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他们容忍一切，就是为了生存。你从没打过我，也不对我大声嚷嚷，你也从没喝醉过。因此，总的来说，我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幸运。当你抓住我脖子的时候，里奥，你将我和你在一起的唯一原因都拿走了。” 列车离站了。里奥一边看着列车离开，一边消化她刚才说的话。但她并没有住嘴，这些话仿佛在她脑中酝酿多年，现在一打开话闸，想刹也刹不住：“问题是，当你没有权力的时候，就像你现在这样，大家才开始把真相告诉你。你以前不是这样，你以前活在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被你产生的恐惧所保护。但是，如果我们准备继续在一起，就让我们撕掉自欺欺人的浪漫主义吧。环境才是我们之间的黏合剂，你拥有我，我拥有你，我们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如果我们准备继续在一起，从现在起，我都会跟你实话实说，而不会说一些让人舒服的谎言——我们现在平起平坐，就像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平等过一样。你要么接受，要么我可以等下一趟火车。” 里奥没有回答，他毫无准备，这通直言不讳的话说得他无以招架。过去他曾利用职权谋得优越的住宿和优质的食物，他没想到他还利用它找到一个妻子。她的声音稍微柔和了一点：“有太多事情值得害怕，你并不是其中一个。” “我再也不会那样了。” “我很冷，里奥。我在站台上站了三个小时了。我想回到我们的房间去，你来吗？” 不，他不想走回去，虽然肩并肩，但两人之间有隔阂。 “我想再待会儿，等会儿屋里见。” 瑞莎拿着盒子回到车站大楼，里奥坐在长凳上，望着森林发呆。他在梳理他们过往的关系，重新检阅每一个人，调整自己的思维，重写他的历史。 他一直坐在那里，不知道坐了多久，突然他感觉有个人站在他身边。他抬头一看，是售票处的那个小伙子，他们刚来时曾见过面：“先生，晚上没车了。” “你有香烟吗？” “我不抽烟，我可以从公寓里给你拿一根，公寓就在楼上。” “不用了，谢谢。” “我是亚历山大。” “里奥。你介意我再在这里待一会儿吗？” “完全不介意，那我去给你拿根烟吧。” 还没等里奥回答，小伙子就一溜烟跑走了。 里奥重新坐下来，等小伙子回来。他看到轨道后面有一间木屋，那个女孩的尸体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他可以依稀辨认在森林的边缘，也就是案发现场，积雪被侦探、摄影师、调查律师等研究女孩尸体的所有人践踏得乱七八糟。 里奥突发奇想，站起身，匆忙往前走，跳下站台，穿过轨道，朝树林走去。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你干什么？” 他转过身，看见亚历山大站在站台边上，手里拿着一根香烟。里奥示意让他跟过来。 里奥来到积雪被践踏的区域，靴印来自四面八方。他走进森林，走了两分钟，走到他认为尸体躺着的大致区域。他蹲下来，亚历山大赶上他。里奥抬头看他：“你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吗？” “是我看到伊莉娜亚跑到火车站，她被打得很严重，身体一直在抖，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就给民兵打了电话。” “伊莉娜亚？” “她被尸体绊倒，发现了尸体。她和那个和她在一起的男人。” 在森林的一对男女——里奥就知道这里面有蹊跷。 “她为什么被打？” 亚历山大看起来很紧张：“她是一个妓女，那天晚上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是一位重要官员。求你别再问了。” 里奥明白了，这名官员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文件当中。但他是否会是谋杀这个女孩的嫌疑犯呢？里奥冲小伙子点点头，想要安慰他：“我不会提到你的，我发誓。” 他的手插进薄薄的雪层。 “女孩的嘴巴里塞满了泥土，是松土，想象我在与你搏斗，就在这里，我伸手抓住某个东西塞进你的嘴里，因为我担心你尖叫，担心有人听到你尖叫。” 里奥用手指敲敲地面，地面如石头表面一般坚硬。他试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又接着试了几个地方，都没有松土。地面被冻得像冰一样坚硬。 3月18日 站在379医院外面，里奥重新阅读验尸报告，他从原报告上抄下来的要点是： 嘴巴塞满泥土，但并非窒息而亡，鼻腔未堵塞。 泥土是出于其他原因——让她保持安静？ 里奥将最后一点圈住。由于地面冻住了，凶手一定是随身携带了泥土。这是一场计划好的谋杀事件，凶手有备而来。但是为什么要携带泥土呢？如果是想制止某人发出声音，这绝对是个笨拙的方法；破布、衣服甚至腾出一只手都会比这容易得多。里奥无从回答，他这次决定听从费奥多的建议，亲自去查看尸体。 他打听到尸体保存在379医院。他没期望尸体会存放在法庭实验室、病例学家那里或者专用停尸房，他知道对于这种非法死亡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处理。可是，怎么会没有非法死亡？民兵在医院不得不游说医生腾出一点时间，比如午饭休息时间或在手术前抽出十分钟。这些医生除了自己的医学知识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训练，他们只会从理论上对受害者的遭遇妄加揣测。里奥看的那份验尸报告就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下所做的记录，这些记录是综合不同医生的意见打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真相无疑就这么流失了。 379医院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医院之一，据报道还是世界上对全民免费开放的最优秀的医院之一。医院坐落在奇卡洛瓦街的顶头，占地数公顷，风景优美的庭院一直延伸到森林深处。里奥为之动容，这可不仅仅只是宣传项目。在这些设施上一定投入了大量的钱，他此时终于理解了为什么那些显贵要人不远千里来到这片风景如画的环境下康复。他推测，这大批的资金主要是为了保证那些生产“伏尔加”汽车的工人能够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富有成效的生产力。 他在前台询问能否和医生说话，解释说他需要医生协助他对一名被杀者的尸体进行调查，这具女尸就在他们的停尸房里。这个请求似乎令接待人员面露难色，问这事是否紧急，里奥可否在一个不太繁忙的时间再来。里奥明白了：这人不想与此事扯上任何关联。 “这事很紧急。” 这个人勉强地去看看可以找到谁。 里奥用手指敲着前台，他有些不安，扭头看了看入口。他这次过来纯属个人行为，没有得到批准。他希望找到什么呢？他的工作就是找证据证明嫌疑犯有罪，而不是质疑罪行本身。尽管他从政治犯罪的名望世界被流放，面对的却是这种传统犯罪的肮脏秘密，过程几乎一模一样。他没有任何证据就将费奥多儿子的死草草归结为事故，只是因为政党政策必须得撤回诉讼。他根据交给自己的名单逮捕这些人，而名单都是秘密写就的。这一直就是他的工作方法。里奥不至于天真到相信自己可以改变调查的方向，他没有权力。即使他身为高级军官，他也无法扭转这种诉讼程序。确定一个方向，就选定一个嫌疑犯。巴比尼奇不可避免地会被发现有罪，不可避免地会死。这个体制不容许出现任何偏差或错误。效率远比真相重要得多。 但这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城镇不是他的，这里的人民也不属于他。他也没有向女孩的父母亲发誓要找到真凶。他也并不认识这个女孩，或者对她的故事有所触动。而且，这个嫌疑犯对社会也是个危险分子——他曾绑架过婴儿。这些都是让他不闻不问的充足理由，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能改变什么？ 接待人员和一名四十出头的男子走回来，这是提亚普金医生，他表示只要不涉及任何书面文件，只要他的名字不出现在任何文件里面，他就带里奥去停尸房看看尸体。 在去停尸房的路上，医生对女孩的尸体是否还保存在停尸房表示怀疑：“如果没人要求我们，我们不会保存太长时间。我们觉得民兵能够掌握需要的所有信息。” “你参加过最初的验尸吗？” “没有，但我听说过这个杀人犯，我想你们应该已经抓住这个人了。” “对，可能。” “我希望你别介意我这么问，但我以前没有见过你。” “我最近才来。” “你从哪里来？” “莫斯科。” “被调到这里？” “对。” “我是三年前被派到这里的，也是从莫斯科来的。你一定对这里感到失望吧？” 里奥没有说话。 “对，不必回答。我当时是挺失望的，我在那里有一定的声誉，熟人家人也都在那里。我与沃伏西教授是好朋友，我觉得来这里是降职，当然，结果证明是件好事。”里奥知道这个名字——沃伏西教授是被捕的众多一流医生当中的一个。 提亚普金医生没有意识到身边这个人的思绪已经跑到九霄云外，仍然没心没肺地接着说道：“我担心自己会被发配到某个乡村诊所，但没想到379医院是该地区众人艳羡的地方。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这里好太多了。与家里相比，许多工厂工人更愿意在我们这里过一晚上，我们这里有干净的床铺，室内洗手间，还有自来水。我们后来渐渐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说的那样，都真的有病。有些工人为了能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不惜切断自己的手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病房留给国家安全部的军官。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同情这些工人，我们也都了解他们的家庭环境，但如果整体生产力因病而有所下降，我们就会被指控为玩忽职守。让大家维持健康已经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不仅事关病人的生死，也事关我们医生的生死。” “我能理解。” “你以前是莫斯科民兵吗？” 里奥是应该承认自己以前在国家安全部效力，还是撒谎，假装自己只是一名民兵？撒谎可能会简单一些，他不想破坏这位医生的谈兴。 “对，是的。” 停尸房在地下室，在地下修建得太深，在整个漫长的冬季都冻住了。因此，过道里非常寒冷。提亚普金领着里奥走进一间大房间，房间里地面倾斜，天花板很低。房间一侧有一个长方形的大容器，形状就像一个小游泳池。房间的远端是扇大铁门，这道门就通往停尸房：“除非亲属们自有安排，否则我们会在十二小时内将尸体火化，结核病人的尸体一小时之内就火化，我们没必要储藏这些尸体。在这里等着，我马上就回来。” 医生打开铁门，走进停尸房。在等的时候，里奥走进这个大容器，从盆沿上往里看，里面装满了一种凝胶状的黑色液体，除了自己的倒影，什么也看不见。黑色的液体表面凝固不动，但从水泥边缘的污点可以看出液体实际上是暗橙色的。容器一侧有一个钩子，一根长长的金属杆顶端有一个带刺的叉尖。他拿起那根金属杆，试探性地捣了一下液体表面。液体就像糖浆一样，光滑的表面被打破之后又恢复成以前的平静。里奥将钩子沉得更深些，这次感觉到有东西在动——而且是比较重的东西。他再用力一些，一具赤身裸体的尸体浮上液体表面，慢慢地旋转一百八十度之后又沉了下去。提亚普金推着一张轮床从停尸房里走出来：“那些尸体都要用冰块包好，运到斯弗罗夫斯克解剖，那里有一个医学院。我找到你要找的女孩了。” 拉瑞莎·佩特洛娃躺在那里，皮肤苍白，蓝色的血管就像细细的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地分布于全身。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大部分刘海都被参差不齐地剪掉：就是瓦尔拉姆保留的那缕头发。她的嘴巴里不再有泥土——已经被掏空，但她的下颌依旧张着，保持着同样的姿势。牙齿和舌头都很脏，泥土的残渣将嘴里染成棕褐色。 “她的嘴里有泥土。” “有吗？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尸体。” “她的嘴巴以前被塞满了泥土。” “也许医生为了检查她的喉咙，将泥土洗掉了。” “泥土被保存下来了吗？” “我想不太可能。” 女孩的眼睛睁开着，眼睛是蓝色的，也许她的母亲是从靠近芬兰边境波罗的海地区的小镇被调到这里的。想起有个迷信的说法，杀人犯的面孔会印在受害者的眼睛表面，里奥于是将身子凑近些，仔细地看那双淡蓝色的眼睛。突然觉得有些尴尬，他直起身。提亚普金微笑道：“医生和侦探有个通病——都喜欢核实。我们的大脑是否告诉我们那里有东西，这并不重要，我们想要的就是确认。当然，如果真是这样，这会让你们的工作容易得多。”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凶手们总是会挖掉受害者的眼睛。” 由于之前从未研究过尸体，至少没有从法医角度研究过，因此里奥不太确定该如何进行。在他看来，肢残属于狂乱行为，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有这些举动。她的躯干已经被撕裂开来，他有些看不下去了。瓦尔拉姆·巴比尼奇的确是合理的嫌疑犯，他一定出于自己让人无法理解的某种原因才随身携带这些泥土。 里奥准备离开，但是提亚普金一直从地下室那头走过来，似乎并不着急。他也将身子凑近一些，盯着那团被破坏得乱七八糟的肉和神经组织。他用笔尖戳进被剁碎的上腹部，仔细检查伤口：“你能告诉我验尸报告上是怎么说的吗？” 里奥拿出笔记，读给他听。提亚普金继续检查：“报告上并没有提到她的胃不见了，胃被切除了，从食管上被切除了。” “这么精确，我的意思是……” “你说是不是某个医生做的？” 医生微笑道：“有可能，但伤口参差不齐，不像外科手术般精确和娴熟。虽然我不太清楚这是不是他们第一次拿刀，但他们至少切过肉。刀法虽然不太娴熟，但非常自信，这是有目的为之，不是随便切的。” “这可能是他杀的第一个小孩。” “我很吃惊。” 里奥摸摸前额，发现这里很冷，但他却在流汗。这两桩死亡——费奥多的儿子和这个女孩——是否有何关联？ “她的胃可能有多大？” 提亚普金用笔尖在女孩躯干的上方大致地比画了一下胃的形状。他问道：“在附近没有找到吗？” “没有。” 要么是在调查过程中弄丢了，这似乎不太可能，要么就是被凶手带走了。 里奥沉默半晌，然后问道：“她有没有被强奸？” 提亚普金检查了一下女孩的阴道：“她不是处女。”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被强奸了。” “她之前有过性经验？” “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她的外阴部没有创伤，没有淤伤，也没有切口。我还注意到这些伤害都不是针对她的性器官，胸部或脸部都没有伤口。凶手似乎只对她胸腔以下和阴道、肠子以上的狭窄地带感兴趣，也就是她的消化器官。这看起来很残暴，实际上被控制得很好。” 里奥之前匆匆下结论，认为这是疯狂攻击，血迹和肢残都代表了凶手混乱的思维。但实则不然。这是有条理的、精确的、事先安排好的。 “你们把尸体拿进来的时候是否贴有什么标签，以便于识别？” “我不太清楚。” “那是什么？” 女孩的脚踝周围是一圈细绳，细绳打了个死结，一小段细绳沿着轮床垂下来。这看起来就像是贫民的脚镣。在细绳摩擦皮肤的地方有灼伤的痕迹。 提亚普金首先看到了他，内斯特洛夫将军正站在门口。不清楚他到底在那里站了多久，就那么看着他们。里奥从尸体旁边走开。 “我来这里是想熟悉一下程序。” 内斯特洛夫对提亚普金说道：“能麻烦你走开一下吗？” “好的，当然。” 提亚普金离开前瞄了一下里奥，似乎希望他好运。内斯特洛夫走过来，里奥开始总结刚才的调查结果，生硬地想转移注意力：“最初的验尸报告并没有提到她的胃被切除了，我们可以明确地问瓦尔拉姆：他为什么要切除她的胃，之后又怎么处理了。” “你到底来沃瓦尔斯克干什么？” 内斯特洛夫就站在里奥对面，女孩的尸体就横在他们中间：“我被调到这里。” “为什么？” “我不能说。” “我认为你还在为国家安全部效力。” 里奥没有说话，内斯特洛夫接着说道：“这并不能解释你为什么对这个凶手这么感兴趣，我们毫无理由就释放了米高扬，因为有人命令我们这么做。” 里奥不知道米高扬是谁。 “是，我知道。” “他与这个女孩的谋杀没有任何关系。” 米高扬一定是那位政党官员的名字，他受到保护。但是，那名殴打妓女的男子和杀害这个小女孩的凶手是同一个人吗？里奥认为不太可能。内斯特洛夫接着说道：“我逮捕瓦尔拉姆不是因为他说错了什么，或者忘记参加红场的游行。我逮捕他是因为他杀了这个女孩，因为他是危险分子，因为如果他被关押，该镇就会更加安全。” “不是他干的。” 内斯特洛夫用手划了一下他的侧脸：“无论你因为什么原因被派到这里，但记住，你现在不是在莫斯科。这里，我们自有一套解决办法。我的人都是安全的，他们从来也从不会被拘捕。如果你的行为危及到我的队伍，如果你将任何损害我权限的事情汇报上去，如果你违抗命令，如果你破坏起诉，如果你说我的手下无能，如果你敢检举我的手下：如果你敢做这些事情，我都会杀了你。” 3月20日 瑞莎用手摸摸窗框，钉死卧室窗户的钉子全被撬了出来。她转身朝门口走去，打开门。在过道里，她能够听到楼下餐厅的嘈杂声，但没看到巴萨洛夫。现在是深夜，是他最繁忙的时间。关上门，锁好，瑞莎又回到窗边，打开窗户，她朝下张望。窗户的正下方是一个斜屋顶，是厨房屋顶的一部分。在里奥爬下去的地方，积雪被踩出脚印。她勃然大怒。他们死里逃生，现在他却拿他们的性命在冒险。 今天是瑞莎在151中学上班的第二天。校长维塔利·科兹洛维奇·卡普勒已年近六十，他对瑞莎的到来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她接手了他的许多课程，让他轻松了很多，他可以趁机赶赶档案文件工作。她的到来是否真的让他有时间去处理其他工作，还是让他少做些工作，瑞莎并不确定。基于第一印象，他似乎是那种喜欢书本研究胜过教学的人。但立刻开始工作还是让她很高兴。从她目前教的这几堂课看来，她发现这里的孩子政治觉悟没有莫斯科的孩子高。提到重要政治人物时，他们不会爆发出掌声，他们也不争先恐后地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普遍来讲，他们看上去更像孩子。学生的背景也各种各样，他们的家庭来自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他们的集体经验也截然不同。教职工的情况也是如此，几乎所有教师都是从各个地区被调往沃瓦尔斯克。由于这些人也都经历过她刚刚遭遇的剧变，所以对她都够好。他们当然也会怀疑她。她是谁？她为什么会来这里？她是外表看上去的这个样子吗？但她对此并不介意，每个人相互之间都会问这些问题。自从第一次来到该镇，瑞莎就想过在这里重建生活。 她在学校一直逗留到深夜，读书，备课。151中学比臭气熏天的餐厅里那间闹哄哄的房间不知要舒服多少，肮脏破旧的环境实际就是惩罚，而在他们给里奥制造麻烦的同时，他们也成了间接攻击她的武器。最重要的是，她对新环境极其适应。她对建筑、城市或财产等都无任何眷恋。自从她在孩提时代亲眼目睹家园被毁的那一天起，这些情感就已经从她身上被掏空。在战争刚刚打响的第一年，她十七岁，在森林里到处搜寻粮秣，一个口袋放蘑菇，一个口袋放莓果，突然有炮弹落下来，幸好不在她身边，而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她爬上最高的那棵树，还感觉到树干在震动，她就像只鸟儿那样栖息在一根高高的树枝上面，看着几公里之外自己的家乡转眼之间就化为灰烬，仿佛整个城镇蒸发到天上去了。地平线消失在人造的烟雾之下，像是从地面被惊扰。毁灭的过程对她来说太迅速、太广泛、太彻底，以至于她对自己的家庭未抱任何希望。在炮弹狂轰滥炸之后，她从树上爬下来，惊恐不安地往回走，被压碎的莓果汁浸透了她右边的口袋。她的眼睛一直在流泪——这不是难过的泪水，因为当时她没有哭，或者说从此以后她都没再哭过——这只是对尘土的反应。刺鼻的浓烟呛得她一直咳嗽，这就是她对家园最后的印象，她发现炮弹不是从德国战线发射过来，而是直接从苏联前线从头顶呼啸而来。后来，身为难民，她听说自己祖国的部队下令毁掉任何有可能落入德军手上的城镇和村落。这个对她孩提时代家园的彻底消灭就是一次： 预防措施。 就这几个字足以证明任何死亡都合情合理，就算毁灭掉自己的人民，也不能让德国士兵有机会找到一片面包。不许对此有任何良心上的谴责，无须道歉，不能有任何疑问。反对这些屠杀就是叛国。父母教给她关于爱与情感的课程，一对相爱的人对一个小孩的耳濡目染，统统都被挤到她思维的犄角旮旯。那种行为属于不同的时代，拥有一个家，归属感——只有孩子才会紧握着这个梦想不放。 瑞莎从窗边走开，极力维持平静。里奥央求她留下来和他在一起，罗列离开的各种危险。她毫无理由地认为这是上策，算不上高明，但仍然是上策。而现在，他将他们的第二次机会也置于险境当中。如果他们想要在这个初来乍到的地方生存下来，他们就必须保持低调，不得有任何出格的行为——要保持沉默，不要招惹任何人。他们一定在监视当中，巴萨洛夫一定也是个密告者，瓦西里在该镇可能也安排有地下工作人员在监视他们，只要稍有闪失，就让他们罪加一等，将他们关禁闭或枪决。 瑞莎关上灯。她站在黑暗中，凝视着窗外。外面没有人，如果有人在监视他们的话，他们几乎一定就在楼下。也许这就是这扇窗户为什么会紧闭的原因吧。她必须得让里奥把钉子给带回来，好让窗户恢复以前的状态。他们去上班的时候，巴萨洛夫可能会上来检查。她戴上手套，穿上外套，爬出窗户，趴在冰冻的屋顶上，努力不弄出一点动静。她关上窗户，爬到地面。她已经让里奥发誓答应一个条件——他们现在平起平坐，就像他们以前从未平等过一样。但他现在已经食言了。如果他以为出于自己的个人原因而让她冒生命危险的时候，她还会安静地陪伴其左右，还是他温顺合作的妻子，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同一天 在拉瑞莎尸体被发现的地方，周围五百米的范围都被搜查过，这是官方调查的一部分。即使在谋杀调查方面没有经验，里奥仍觉得这个范围太小。除了女孩的衣服，什么也没找到，衣服被扔在距离尸体差不多四十步的位置，稍微靠近森林深处一点的地方。为什么她的衣服——衬衫、裙子、帽子、外套和手套——这么整齐干净地堆在距离她尸体这么远的地方？衣服上没有任何血迹，没有刀痕，也没有划口等。拉瑞莎·佩特洛娃不是被脱光了衣服，就是自己脱光了衣服。也许她想朝森林边缘逃跑，但就在空地前面被抓住。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一定是裸跑。凶手一定说服她陪自己，也可能是性交易。当他们来到森林深处，当她的衣服被脱掉之后，他可能就开始攻击。但里奥发现很难找到犯罪逻辑。那些让人无法理解的细节——泥土、胃部的切割和细绳——在他看来都格格不入，但与此同时，他又忍不住要想到这些细节。 对于拉瑞莎的死，几乎不可能再找到任何新证据，就连疏忽大意造成的漏洞都没有。因此，里奥带着一种矛盾的心情去找第二具尸体。在冬季，森林成了无人问津之地，一具尸体可能会在这里躺上几个月，而且会像拉瑞莎的尸体一样保存完好。里奥有理由相信她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医生已经表明凶手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种能力和自信一定出自不断实践。方法暗示惯例，惯例暗示连续性。当然，还有阿尔卡迪的死——这件事里奥这次得暂时搁置。 借助月光以及配合手电筒的谨慎使用，里奥开始搜查，这时如果有人发现他，他的性命可能就保不住了。他对内斯特洛夫的死亡威胁深信不疑。但那个在火车站工作的小伙子亚历山大看到他走进这片树林，这可能会成为他秘密搜查行动的一个障碍。小伙子当时叫他的名字，他一时想不出合理的谎言，被迫说出真相，表示自己在搜集关于这个女孩被谋杀的证据。他倒是让亚历山大不要对任何人提及此事，表示这可能会破坏整个调查。亚历山大答应了，并希望他好运，并说他始终认为凶手已经乘坐火车逃跑了。尸体为什么距离火车站这么近呢？如果是居住在该镇的某人，肯定知道一些更为偏僻的地方。里奥也同意这个案发地点具有暗示性，心里暗暗提醒自己要调查一下这个人。尽管他看起来人很好，但天真的模样根本不代表什么——但里奥又暗自思忖，就算天真，也谈不上多么重要。 凭借从民兵办公室偷来的一张地图，里奥将火车站周围的树林分成四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受害人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大片地面被数百双靴子所践踏。就连沾有血迹的积雪都没有留下，无疑是想清理掉所有犯罪痕迹。据里奥判断，剩下的三个区域都未被搜查：因为积雪还原封不动。搜查第二片区域花了他差不多一小时，他的手指已经被冻得麻木。但积雪的好处在于他的移动速度可以相对较快，可以用足迹搜查大片区域，足迹就可以表示自己已经搜查过哪些区域。 在快要搜查完第三个区域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因为他听到脚步声——踩着积雪的嘎吱嘎吱声。他关掉手电筒，躲到一棵树后，蹲下。但他无处藏匿，因为他们似乎是循着他的足迹而来。他应该跑掉吗？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里奥？” 他站起身，打开手电筒，是瑞莎。 里奥将光束照在她脸上。 “有人跟踪你吗？” “没有。” “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来这里是想问你同样的问题。” “我告诉过你，一个小姑娘被谋杀了，他们找到一个犯罪嫌疑人，但我不认为——” 瑞莎极不耐烦地打断他：“你不认为他有罪？” “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件事对你来说这么重要？” “瑞莎，我只是想要——” “里奥，别说了，因为我不想听你说什么受正义感驱使之类的话。这一定会带来严重后果，对你造成严重后果的话，对我也是一样。” “你让我撒手不干？” 瑞莎变得很生气：“我应该忍受你这种个人调查行为吗？在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冤假错案，我除了极力不要让自己成为其中一分子之外，我无能为力。” “你以为我们低眉顺眼，明哲保身，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了吗？你以前也没做错什么，但他们还是想把你当做叛国者来处决。什么事也不做并不能保证我们就不被拘捕——我是得到教训了。” “但你就像是一个找到新证据的小孩子。每个人都知道不会有什么保证，这是在冒险，是不被允许的。你以为如果你抓到真正的罪犯，以前被你逮捕的那些无辜的男女都会慢慢消失吗？这根本无关什么小姑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乖乖服从命令的时候，你讨厌我；现在我做正确的事情，你还是讨厌我。” 里奥关掉手电筒，他不想让她看到自己沮丧的模样。当然，她没有错，她说的字字句句都是实话。他们的命运现在被牢牢捆绑在一起，没有征得她的同意，他无权开始调查。而且，他也不能说教。 “瑞莎，我认为他们不会让我们就这样待着，我猜想，可能过一两个月，或者一年，他们会逮捕我的。” “你并不知道啊。” “他们是不会让人就这么闲待着的，他们也许需要找个合理的案件起诉我，也许只是想在要我命之前让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泯灭掉。但我没有太长时间了，这也是我要利用这段时间找到真凶的原因。一定要抓到这个人，虽然这不会对你有所帮助，但你有办法活下去。就在我被捕之前，他们一定会加强监视。从现在开始，你就应该投靠他们，将关于我的线索提供给他们，假装背叛我的样子。” “那之后我应该做什么呢？坐在那间屋子里等着？替你撒谎？做你的幌子？” “对不起。” 瑞莎摇摇头，转过身朝镇里走去。只剩一个人的时候，里奥再次打开手电筒。他的精力受到破坏，行动开始有些迟缓——心思也不再停留在这个案件上面。这难道只是自私而徒劳的举动吗？他还没走多远，就又听到雪地里传来脚步声。瑞莎又回来了：“你确定这个人以前也杀过人？” “对，如果我们发现另外一名受害者，案件就得重审。现在的证据对瓦尔拉姆·巴比尼奇很不利，但如果有另外一名凶手存在，起诉他的案件将会以失败告终。” “你说瓦尔拉姆这个男孩遇到麻烦了，听起来好像一个好人成了替罪羊，但他们也可能让他对两起案件负责。” “你说得没错，这是在冒险，但是如果能找到第二具尸体，是重审案件的唯一机会。” “这么说，如果我们找到另外一具尸体，你就可以调查。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找到，你答应我就此罢休。” “好的。” “那么现在开始吧，你带路。” 带着尴尬而不确定的心情，他们朝森林深处走去。 差不多三十分钟以后，俩人并肩往前走。瑞莎指指前方，横在他们路前的是两排脚印，一个大人的，一个小孩的，并排着。从脚印看不出任何混乱的迹象，孩子并不是被拉扯着往前走的。大人的靴印大而深，可见这是一名身形高大的男子；孩子的脚印很浅，应该是很小的小孩。 瑞莎转身对里奥说道：“这可能有几英里长，可能通向某个乡村。” “可能。” 她明白了，里奥是想循着脚印走到头。 他们沿着脚印一直走，不错过任何痕迹。里奥开始想，也许瑞莎说得没错，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犯罪。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下来。前方的一片区域被弄平了，好像是人为的。里奥往前走，那两串脚印开始变得杂乱起来，仿佛在挣扎。大人的脚印离开混乱的局面，而小孩的脚印则跑向相反方向，脚印纷繁凌乱——孩子一直在跑。从雪地里的脚印来判断，小孩显然摔倒了：因为雪地里出现了一个手印。但小孩爬起来了，接着再跑，不过随后又摔倒了。小孩再次从地面挣扎起来，但想摆脱挣扎的对象似乎不太可能。前面再也没有出现任何脚印了。这里无论发生了什么，小孩都已经试图站起来，再一次逃跑。从雪地里就可看出绝望的心情。却再也看不到大人的脚印了。但就在几米之外，脚印又出现了，深重的靴印出现在树林之外。但有些奇怪——大人跑的路线曲曲折折，与孩子的位置并不重合。这么看来，看不出任何名堂。从孩子身边走开以后，这个人当时改变了想法，但又奇怪地跑了回去。从脚印的角度来判断，大人在下一棵树的某个地方被抓。 瑞莎停下来，盯着前方脚印重合的地方，里奥碰碰她的肩膀说道：“待在这里。” 里奥继续往前走，绕着这棵树走，首先看到沾有血迹的积雪，紧接着看到赤裸的双腿和一个被肢残的躯干。这是个小男孩，可能也就十三四岁。他身材瘦小，就像那个女孩一样，他也是躺在雪地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空。他的嘴里也有东西，他的余光瞥见有人在动，他转身看到瑞莎就站在他身后，低头盯着男孩的尸体。 “你还好吧？” 瑞莎慢慢地将手捂住嘴巴，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里奥在男孩身边跪下来。男孩的脚踝处也系了一根细绳，细绳被剪断了：只有一小截拖在雪地里。男孩的皮肤被细绳磨红了，被割到肉里。里奥鼓足勇气，转身看着男孩的脸。他的嘴巴里也被塞满了泥土，看起来像尖叫的样子。与拉瑞莎不同的是，他的身上没有覆盖雪层。他在她之后被杀，也许就在前两周。里奥凑过身去，伸手从男孩的嘴里掏出一小撮黑土。他将黑土放在食指与大拇指之间揉搓，泥土粗糙而干燥，质地不像土壤，里面有不规则的大块颗粒。他一使劲，大块颗粒被捏碎了，这根本就不是泥土，而是树皮。 3月22日 在他们发现男孩尸体之后大约三十六小时，里奥尚未将发现结果汇报上去。瑞莎说得没错。案件可能不仅得不到重审，而且还会将第二桩谋杀案强加到瓦尔拉姆·巴比尼奇的头上。这个男孩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只要有人在他耳边低语几句，他就会附和。对待这两起可怕的谋杀案，他想到一个方便而快速的解决方案。既然已经关押了一名嫌疑犯，为什么还要寻找第二名嫌疑犯呢？巴比尼奇不可能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儿童疗养院的员工不会记得他的行踪，而且也不会为他作担保。到时候罪状将会由一起谋杀案升至两起。 里奥不能只是简单地公开发现结果，他首先得确定瓦尔拉姆·巴比尼奇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是救他的唯一途径：推翻民兵对主要嫌疑犯——也是唯一嫌疑犯的诉讼。然而，这恰恰是内斯特洛夫警告里奥不许做的事情。这就意味着会在没有任何嫌疑犯的情况下审理一起刑事案件：一起起诉未知者的刑事案件。问题是，巴比尼奇的招供让此事雪上加霜。如果当地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听说招供遭到民兵怀疑，肯定要干涉。招供是司法系统的基础，不惜一切代价都要保护其神圣性。在里奥确定巴比尼奇对此事不知情之前，如果有人发现第二起谋杀的线索，他们可能会认为，让所有人都掺和进来修改招供内容以及将必要细节——几周前，一个男孩在轨道另外一侧的树林里被刺——灌输给犯罪嫌疑人要容易得多，简单得多，而且也安全得多。这个解决办法干净有效，不会冒犯到任何人，甚至连巴比尼奇本人可能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保证不走漏关于第二具尸体的风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里奥保持沉默。回到火车站的时候，他既没有报警，也没有给自己的上司打电话。他既没有将谋杀案汇报上去，也没有提出保护犯罪现场。他不动声色。让瑞莎迷惑不解的是，他让她什么也别说，解释说自己要到次日早上才能见到巴比尼奇，这也就是说要将尸体留在树林里过夜。如果这个男孩有机会受到审判，他就再也看不到其他选择了。 巴比尼奇就不再受到民兵的看护了——他会从检察部门被交到律师那里。律师团队已经获得关于拉瑞莎·佩特洛娃谋杀案的一份招供。里奥看过文件，民兵获得的招供与律师得到的招供稍微有些区别，但这几乎不重要：基本上来讲都是一样——他是有罪的。在任何情况下，民兵的文件不属于正式文件，法庭将不作参考：他们的工作就是指出可能性最大的嫌疑犯。等到里奥要求与囚犯谈话的时候，调查工作已基本结束，他们已准备送去审判。 里奥被迫提出主张，认为嫌疑犯可能杀害更多女孩，而且，为了确认是否有更多受害者，民兵与律师应该共同对他进行审问。内斯特洛夫已经谨慎地表示：他们本应该这么做。他坚持参与审问过程，这比较合里奥的意；证人越多越好。在两名律师与两名民兵在场的情况下，巴比尼奇坚持自己对其他受害者的事情一无所知。后来，团队一直认为这位被告没有杀害他人的可能性。他们也意识到，再也没有其他金发女孩失踪，而金发才是这起案件的犯罪动机。在达成共识——巴比尼奇不可能杀害别人——之后，里奥装作半信半疑的模样，声称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应该对森林进行再次搜查，应拓宽搜查范围，在距离该镇步行三十分钟的范围内进行搜查。感觉到里奥似乎有备而来，内斯特洛夫的紧张感有所加剧。要是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里奥与国家安全部毫无关联，他的请求早就被草草打发了事。把民兵的精力和时间耗费在积极寻找罪犯上的想法真是荒谬至极。但就算内斯特洛夫不信任里奥，他似乎也不敢否决该提议，担心这么做可能会招致危险，因为这可能是来自莫斯科的命令。于是下令当天就开始搜查工作：在里奥与瑞莎发现男孩尸体三十六小时之后。 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里，男孩躺在雪地里的画面一直在里奥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在夜里一直重复做着噩梦，一个男孩光着身子站在林中，内脏被挖去，问他们为什么要弃他：“你们为什么要扔下我？” 梦中的男孩一直都是阿尔卡迪——费奥多的儿子。 瑞莎跟里奥说，当知道森林里躺着一个死去的孩子时，她很难集中精力若无其事地上课。她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想警告学校里的那帮孩子无论如何在镇上要小心一点——家长们对身边的危险浑然不知。没有一个家长汇报说自己的孩子失踪了，学校记录也没有无故缺席的情况。那么，林子里的男孩是谁呢？她想弄清他的名字，找到他的家人。里奥只是让她再等等看。尽管她感到紧张不安，但她还是听从了他的判断，认为这才是解救那位无辜年轻人和开始追查真凶的唯一办法。这种推理尽管滑稽，但听起来完全合情合理。 内斯特洛夫从木材厂招募工人组成搜查队伍，将这些人分成七个小组，总共有十个小组。里奥被分配的那个小组搜查靠近379国家医院附近的森林，相对于尸体发现地点，是城镇的另外一侧。这种安排比较理想，因为不是由他发现尸体，这比较好，而且他们还有可能发现更多的尸体。他相信，这些受害者不是首批受害者。 里奥队伍的十名队员被分成三个分组，两组三人，一组四人。里奥与内斯特洛夫的副官一起工作，毫无疑问，这个人一定是派来盯他的。他们这个分组另外还有个木材厂的女工。他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完成分配区域的搜查工作，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到处都是雪堆，每一个雪堆都需要拿棍子去戳，以确保雪堆下面没有埋任何东西。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尸体。在医院会合的时候，其他两个分组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林子是空的。里奥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该镇的另外一端到底进展如何。 内斯特洛夫站在靠近铁路维修木屋的森林边缘，这间木屋已经被征用，现在是临时总部。里奥走过来，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内斯特洛夫问道：“你们找到什么了吗？” “什么也没有。” 有意停顿一下之后，里奥问道：“这里呢？” “没有，什么也没有。” 里奥开始有些晃神，装出来的闲适模样开始有些绷不住了。意识到对方在观察他的反应，里奥转过身去，想要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差错。他们怎么可能没有发现那具尸体呢？它还在那里吗？那些足迹明晰可见，有可能搜查范围没有到达尸体的位置，但至少一定到达了足迹的位置。搜查小组是不是没有循着足迹走到头？如果他们没有动力，一旦足迹超出他们指定的搜查范围，他们很有可能就放弃了。大部分队员都回来了：整个搜查行动就快结束了，而那个男孩的尸体还躺在林地里。 里奥开始问那些回来的人，其中两名民兵军官，他们的年龄都不会超过十八岁，他们的搜查范围距离尸体最近。他们承认看到足迹，但似乎与案件无关，因为是四排足迹，而不是两排：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来此地探险的某家人。里奥疏忽大意了，没有考虑到他和瑞莎的足迹。他懊恼不已，忘记自己不再拥有权力，而是命令那两个人再回到林子里循着足迹看个究竟。这两名军官有些不服。足迹可能会延伸好几公里呢，再说了，你里奥是谁啊，随便下达命令？ 里奥没有办法，只得走到内斯特洛夫跟前，指着地图解释道，靠近那个方向并没有村庄，坚持认为足迹非常可疑。但内斯特洛夫站在两名年轻军官那边，四排脚印与该案件不可能有什么关联，不值得尾随。里奥一时无法抑制自己的沮丧之情，说道：“那么我一个人去好了。” 内斯特洛夫盯着他看：“我们俩一起去。” 里奥循着自己的足迹朝林子深处越走越远，只有内斯特洛夫陪伴在其左右。他稍后才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身边唯一的一个人还一心想置他于死地。如果对方想杀他，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内斯特洛夫看起来很平静，他在抽烟：“告诉我，里奥，我们要在这些足迹的尽头找什么？” “我不知道。” “但这些是你的脚印？” 内斯特洛夫指着他们面前的脚印，然后又指指里奥刚刚留下的脚印，它们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要去找一个孩子的尸体。” “你已经发现了？” “两天前。” “但你没有汇报？” “我想确定瓦尔拉姆·巴比尼奇对这起谋杀一无所知。” “你担心我们会将这起谋杀案栽赃给他？” “我现在仍很担心。” 内斯特洛夫会掏出他的手枪吗？里奥等着。内斯特洛夫抽完手上那根香烟，继续往前走。在看到尸体之前，他们没再说话。男孩躺在那里，和里奥记忆中的情景一模一样，赤身裸体地躺着，嘴里塞满树皮，躯干被破坏得一塌糊涂。里奥往回退了一步，看着内斯特洛夫检查。他从容不迫地检查着。里奥看得出来，犯罪行为让他的这位上司感到很愤慨。这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欣慰。 最后，内斯特洛夫走到里奥跟前：“我想让你先回去，打电话给检察部门，我在这里守着尸体。” 想起里奥的担心，内斯特洛夫补充道：“瓦尔拉姆·巴比尼奇显然与这起谋杀案无关。” “我也这么认为。” “这是两起不同的案件。” 里奥茫然地看着他，这句话令他有些迷惑不解：“但这些孩子都是被同一个人杀害的。” “一个女孩遭到性攻击和杀害，一个男孩遭到性攻击和杀害，这是两起不同的案件，是两件不同的堕落行为。” “但他们的嘴里都被塞满树皮，被磨碎的树皮。” “拉瑞莎的嘴里塞的是泥土。” “不对。” “瓦尔拉姆·巴比尼奇已经承认在她的嘴里塞了泥土。” “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是他杀了那个女孩——地面被冻住了。如果是泥土，他从哪里弄到的？和这个男孩一样，女孩的嘴巴里也塞满了树皮。树皮是事先准备好的，但我不知道原因。” “巴比尼奇已经招供了。” “如果你问他的次数足够多的话，他会承认一切的。” “你为什么这么确定凶手就是同一个人？一个小孩在靠近火车站的地方被谋杀：大意轻率，这一切几乎就发生在人前，尖叫声很有可能被乘客听到。这是白痴的犯罪行为，而且白痴也坦白了。但这个小孩几乎走了一小时才来到林子深处，一定是非常谨慎小心，这样就不会有人打扰到他，这是另外一个人。” “谁知道那个女孩发生了什么呢，也许那个人想往林子里走得更远些，但女孩改变主意了，于是他决定在那里杀掉她。为什么他们俩脚踝周围都有细绳？” “这是不同的案件。” “告诉我，你并不是真的想要当两件案件起诉吧。” “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人会强奸一个女孩，杀了她，然后又强奸一个男孩，再把他杀了？这样的人会是谁？我在民兵组织已经工作二十年了，从来没碰到过这样一个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人。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女孩没有被强奸。” “你说得没错，女孩被杀定有原因——她是因为金发被杀的。她就是被一个有病的人杀死的。男孩被杀也定有原因，他是被不同的人杀害的，那个人一定也患有不同的心理毛病。” 3月23日 亚历山大关上售票处的门，放下百叶窗之后，坐到椅子上。尽管售票处很小，不超过两平方米，但这是属于他自己的小天地，他喜欢这种感觉。没有人和他分享，也没有人监督他的工作。他拥有某种自由度，没有配额和生产效率的压力。这份工作只有一个不足之处，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一定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失望。 五年以前，亚历山大是151中学速度最快的短跑选手。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会在全国运动会上崭露头角，如果苏联参加奥运会的话，他甚至可能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然而，他最终只落得一个坐在售票处卖票的工作，看着人群往来，而他哪里也去不了。他曾经花了数年时间执行极其艰苦的训练计划，在地方运动会上赢得冠军。但结果是什么呢？时刻表和车票：所有人都可以做的工作。梦想泡汤的那一刹那，他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他与父亲乘火车到莫斯科，参加中央陆军运动倶乐部——中央陆军队的选拔，中央陆军队是国防部的一部分。中央陆军队的闻名之处在于从全国各地选拔最优秀的运动员，将他们训练成杰出运动员。百分之九十的申请者都被拒之门外。亚历山大参加了短跑比赛，最后却在跑道一侧吐了起来。这一次他比以往的速度都快，打破了自己的最佳成绩。他未能成功入围。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尽量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次失利，表示这次失利会激励他更刻苦地训练，明年他一定能够被选拔上，他也在追寻梦想的路上变得更加坚强。但亚历山大已经倾其所有，他再也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了。明年也没有希望了。尽管父亲继续施加压力，但亚历山大的心思已不在这上面了，不久之后他父亲的心思也转移了。亚历山大此后辍学，开始工作，选择了一条轻松的生存之道。 他晚上八点下班，离开售票处，锁上门。他不用走太远，因为他和父母就住在火车站上面的附属建筑里面。严格来讲，他的父亲是火车站的负责人。但他父亲的身体不是很好，除了肥胖和饮酒过度之外，医院里的人也说不清楚他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毛病。他母亲身体很好，除了父亲身体不好之外，她一般总是很高兴。高兴也是理所当然——这是幸运的一家。 在火车站工作，尽管薪水微薄，影响力也不大，但真正的好处在于住宿。他们不仅不需要与人共享一套公寓，而且独自享用装有管道设备、有热水和隔音效果好的公寓——公寓就和火车站一样新。作为一种交换吧，他们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得处于待命状态。在火车站里可以按响一个铃铛，铃声能够直接传到公寓里。如果有夜车或早班车，他们都必须在场。但与他们享受的舒适环境相比，这些小小的不便由他们一家人来分摊，根本算不上什么。他们的公寓足以住两家人。亚历山大的姐姐嫁给一个在汽车装配厂工作的清洁工，她本人也在该厂工作，他们结婚之后就搬到一套新公寓，这套新公寓位于该镇比较好的区域。一家人都在期待他们第一个孩子的诞生，这意味着他们对二十二岁的亚历山大没有任何担心的地方。他迟早有一天会接管这个火车站，这套附属公寓也会归他所有。 他到卧室脱掉制服，换上家居服，坐下来与父母共进晚餐：青豆鳕鱼汤与炒荞麦片。他的父亲正在吃一小块牛肝，尽管价钱昂贵，而且极难买到，但肝脏是医生推荐的食品。亚历山大的父亲正在严格节食，其中包括不能饮酒，医生们告诉他饮酒只会让他的身体越来越糟。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没有交谈，他的父亲似乎有点不舒服，几乎都不能吃东西。洗完餐盘之后，亚历山大为自己找了个借口：他要去看场电影。这时候他父亲已经躺下了，亚历山大跟他道晚安，并让他不用担心，他会起床去处理首班车的到来。 沃瓦尔斯克镇只有一家电影院，而且直到三年前才有这么一家。一座教堂被改成一个拥有六百个座位的礼堂，在这里放映大量国产影片，其中许多影片镇上的人都没看过，比如《斗士》、《无罪的罪行》、《反间谍的秘密》以及《在易北河上相会》等，这些都是过去十年最成功的影片，亚历山大都看过好几遍。自从电影院开张以来，这里很快就成了亚历山大最喜欢的休闲场所。由于跑步训练，他从来都没养成好酒的习惯，而且他也不是很爱社交。到达影院门厅的时候，他看到《再见上帝》正在上映。亚历山大两天前曾看过这部电影，而且以前也看过很多次。他发现电影很有意思，影片本身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让演员扮演斯大林的想法有趣。他怀疑斯大林本人是否也参与了选角工作，他心想，这就好像看着另外一个人假装你自己，告诉他们哪些地方对或不对。亚历山大穿过门厅，他没有排队买票，而是朝公园走去。 在胜利公园的中央有一尊三名战士的青铜雕像，他们肩膀上斜挎着来复枪，拳头挥向空中。公园正式关闭时间为八点，但由于没有围墙，而且从来也没有强行规定。亚历山大知道走哪一条路：从街上有一条路通往公园，而且藏在树木和灌木丛后面，几乎看不见。一如往常，每当他绕着公园缓缓而行的时候，他的心跳都会扑通扑通地加快速度，似有某种期待。今晚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绕第二圈之后，他考虑回家。 前面有一个人，亚历山大停下来，这个人转过身来面对他。紧张而短暂的对峙之后，两人都明白他们来这里的目的相同。亚历山大继续往前走，那人则待在原地没动，等着他走过来。等到他们并排站到一起时，两人环顾一下四周，确定这个地方只有他们两人时，才相互看着对方。这个人比亚历山大年轻，大概只有十九、二十岁。他看上去不太确定，亚历山大猜想这可能是他的第一次。亚历山大打破沉默：“我知道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 年轻人再次环顾四周，然后点点头，没有说话。亚历山大继续说道：“你跟着我，保持一段距离。” 他们各自走开，亚历山大走在前面，与年轻人保持着差不多两百步的距离。他回头看了一下，年轻人还跟在后头。 回到火车站，亚历山大确定自己的父母亲不在自家公寓的窗前，趁他们不注意，他走进火车站大楼，就好像要搭乘火车。他没有开灯，打开售票处的门，进去之后，让门依然开着。他将椅子推到一边，虽然空间不大，但足够了。他在里面等着，看了看手表，心想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到。最后，他听到有人走进大楼，售票处的门被推开。那个人走了进来，两人第一次能够好好打量对方。亚历山大走上前把门关上，门锁上的声音让他兴奋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安全了。他们的姿势欲拒还迎，俩人都不太确定谁应该先动手。亚历山大喜欢这一刹那的感觉，他一直等着，等到再也按捺不住，才凑过身子去吻他。 有人在敲门。亚历山大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是他父亲——他一定都看见了，一定都知道了。但紧接着他意识到声音不是来自门外，而是这个人在捶门，大声嚷着。他改变主意了吗？他在跟谁说话？亚历山大糊涂了。他能够听到售票处外面的声音，这个人不再怯懦紧张，而是变得狂躁气愤起来，他朝亚历山大的脸上啐了一口，一团浓痰挂在他的脸颊上。亚历山大将痰擦掉，想也没想，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一拳挥过去，将那人击倒在地。 门把手此时在咔嗒咔嗒作响，外面传来一个声音：“亚历山大，我是内斯特洛夫将军，和你待在一起的那个人是民兵军官。我命令你打开门，你要么服从命令，要么我就让你的父母下来看我逮捕你。你父亲身体不好，不是吗？知道你犯罪，他一定会没命。” 他说得没错——这一定会杀了他父亲。亚历山大赶紧去开门，但由于空间太小，这个人倒在那里，将门挡住了。他只有先将这人拖到一边，才打开门。门一开，他就被拉了出去，来到大厅里。 里奥看着亚历山大，这是他从莫斯科来到这里见的第一个人，是给他拿香烟的人，是帮他在林中搜查的人，但现在却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他。 内斯特洛夫朝售票处里看了看，低头看着他的手下，那人仍然头昏眼花地躺在地上，被制伏的场面令他尴尬不已。 “把他弄出来。” 两名军官走进去，帮助那位受伤的军官上了停在外面的车里。看到自己的人挨打，内斯特洛夫的副官朝着亚历山大的脸就是一拳。副官还想再打时，内斯特洛夫发话了：“够了。” 他围着这位嫌疑犯绕圈子，斟酌着应该怎么说。 “抓到你干这些勾当，我感到很失望，我从没想到会是你。” 亚历山大将嘴里的血水吐到地上，没有回答。内斯特洛夫继续说道：“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犯了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法官至少会判你五年有期徒刑，无论你道歉多少次都没用。” “我不会道歉。” “有胆量，亚历山大，但如果众人皆知的话，你还能这么有胆量吗？你会丢人现眼，出尽洋相。就算服完五年徒刑之后，你仍然无法在这里继续生活或工作。你会失去一切。” 里奥走上前：“问问他就行了。” “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出丑，我们需要一份名单，将该镇所有跟男人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与年轻男子发生性关系的男人、与男童发生性关系的男人都列在上面，你帮我们来列这份名单。” “我不认识其他人，这是我第一次……” “如果你不帮助我们，我们将会逮捕你，将你送上法庭，然后邀请你的父母亲去旁听。他们现在是不是准备睡觉了？我可以派一个手下把他们叫下来。” “别。” “为我们工作，我们也许就不需要向你的父母提及任何事情；为我们工作，你就无须去接受审判，这次不光彩的事情也许就是个秘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一个小男孩的谋杀案，你这是在做公益服务，为你的罪行赔罪。你愿意提供这份名单吗？” 亚历山大摸了一下从嘴里流出来的鲜血：“出现在名单上的人会有什么后果？” 3月29日 里奥坐在床沿，思忖自己发动再次调查的努力如何沦为了一场全城范围的大屠杀。在过去一周时间里，民兵就围捕了一百五十个同性恋者。就在今天，里奥一人就逮捕了六人，他的逮捕人数已经升至二十人。有些人是在工作地点被抓获，在同事的众目睽睽之下被铐走了。有些人是在家里或公寓里被抓获，在家人——妻子的哀求声中被带走，他们认为这中间一定有误，对指控表示无法理解。 内斯特洛夫有理由感到高兴，他极其偶然地发现了第二种不良分子：他可以在不颠覆社会理论的前提下把他们称做杀人犯。谋杀属于越轨行为，这群人也属于异己分子，这正好配合得天衣无缝。他宣布，他们现在正发动一场最大规模的杀人犯搜捕行动，这在沃瓦尔斯克镇可谓史无前例，并表示如果他不针对这一小撮不被社会接纳的人群，他的职业生涯将会完蛋。由于地方不够，办公室已经成为临时关押牢房和审讯室。即便采取这些临时措施，每间牢房里还是有必要关押几个人，并对看守下达明确指令，必须对这些人进行二十四小时严防盯守。如此严防的原因可能是担心出现不正常性行为的发生，没有人真正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但他们都很确信，如果在民兵总部发生此类性行为，就会损害机构声誉，这将是对司法原则的公然侮辱。除了这种周密调查之外，每个军官都采取十二小时轮番工作制，每天二十四小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不间断审问。里奥也不得不反复问同样的问题，答案中哪怕出现最细微的差别，也都给挑出来。里奥就像个愚笨的机器人在执行这项任务，哪怕在每次逮捕之前都相信其实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民兵对亚历山大名单上出现的名字进行广泛搜捕。在罗列这份名单时，他解释道他能写出这些人的名字，并不是因为自己性关系杂乱，至少没到与一百多个男人性交的程度。实际上，其中许多人他连见都没见过。他的信息来自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十个人的对话。每个人再算上与其他不同男人的性关系，就有可能画出一幅性关系的网络图，每个人都清楚相互之间的关系。里奥听了这个解释之后，一个隐藏的世界在他眼前敞开，这是构建在普通社会内部一个完全密封的存在。密封的完整性至关重要。亚历山大描述名单上的这些人如何在日常情况下偶然相遇，他们排队买面包，然后在工厂餐厅的同一张桌子吃饭。在这些日常环境下，闲聊是不允许的，最多只能相互瞄一眼，就连这个也需要伪装得很好。这些规则不是来自协议或法令，也不需要有人告诉他们，所有这些都出于自我保护意识。 第一拨逮捕行动一开始，肃清的消息就在这个圈子不胫而走。秘密约会地点——此时已不是秘密——被这些人弃而不用。但这种铤而走险的抵制措施徒劳无益，这里有一份名单，他们世界的封条被扯开了。内斯特洛夫无须在惹人怀疑的性活动中逮捕任何人。看着打印出来的名单，一个名字挨着一个名字，其中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他们这个世界的秩序被打乱，不得不屈服于这种背叛的压力。就像长期没于水面之下的德国潜艇，突然发现所有的位置都被泄露出去。当他们被迫浮出水面时，他们面临一个选择，谈不上是一个选择，因为就那么一个选择：他们可以否决鸡奸的控告，但要面临公诉、某种判决与监禁等。要么他们就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对这次可怕的犯罪——小男孩的谋杀案负责。 在里奥看来，内斯特洛夫似乎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患有某种疾病。有些人病症较轻，对其他男人的感觉就好比一个正常人患有长期头痛，而另外有些人则病入膏肓，病症就是需要靠男童才能发泄自己的情绪。这是同性恋最极端的形式，杀人犯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里奥出示犯罪现场的照片时，照片上男孩的内脏被切开，所有嫌疑人的反应都一样——他们都被吓坏了，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看起来都被吓坏了。谁会有这样令人发指的行为呢？不是他们当中的某个人，也不是他们认识的任何人。他们当中没有人对男童感兴趣，而且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态度坚决：他们不认识什么杀人凶手，如果他们认识，也绝不姑息。内斯特洛夫希望在一周之内找到主要嫌疑犯。一周之后，除了一份长长的名单，他们没看到任何工作成绩。名单上又出现一些名字，有些不过是泄愤行为，名单已经成为一个残忍有效的武器。民兵也将自己对手的名字添加到名单上，声称招供中出现过这个人的名字。名字一旦出现在这份名单上，就不可能表示他是清白的。于是，关押人数从一百人扩大到将近一百五十人。 由于毫无进展，地方国家安全部建议由他们来负责审讯工作，准备进行严刑逼供。令里奥沮丧的是，内斯特洛夫竟然同意了。尽管地面上溅满了血迹，审讯工作尚未有所突破。内斯特洛夫最后别无选择，只有对这一百五十人进行起诉，希望这么做会让他们当中有人出来说话。羞辱、折磨，这些远远还不够，他们需要明白，自己可能会丧命。如果法官接到指示，他们会因政治破坏罪而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那就不是因鸡奸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了。他们的性行为被认为是一项危害这个国家根本结构的罪行。面对这种前景，有三个人跳出来，开始指控他人。但他们指控的并不是同一个人。不愿意接受调查结果的失败，内斯特洛夫认为自己面临某种反常的犯罪团结——变态者之间的信誉。 里奥也感到非常恼怒，他走到这位上司跟前：“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内斯特洛夫迷惑不解地看着他：“所有这些人都有罪，问题是哪一个才犯有谋杀罪。” 瑞莎看着里奥将靴子蹭下来，脏兮兮的雪块掉到地板上。他盯着地面，没有注意到她就在房间里。她发现他的失望情绪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他一心认为自己的调查可以赢来一次机会。他将希望牢牢锁定在赎罪的幻梦上面：最后的公正行为。那天晚上在森林里，她就嘲笑了他这个想法，但事情的转变已远非嘲笑这么简单了。为了追求公正，他制造了恐怖；为了寻找一名杀人犯，一百五十个人将因此丧命，就算不是如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失去了家人和家庭。看到丈夫缩成一团的身体和疲惫憔悴的脸庞，她意识到他从来不会做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他身上没有任何愤世嫉俗或工于心计的东西，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也相信他们的婚姻：他一定相信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爱情之上的。他脑中所有的幻想——关于这个国家，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一点一点幻灭。即使现在，即使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他仍然心存希望。他仍然希望有所相信。她走上前，在他身边坐下，她试探性地牵过他的手。他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但一言未发，接受了这个举动。他们俩一起看着地板上的雪块开始融化。 3月30日 80孤儿院是一栋五层楼的砖房，一面墙壁上用白漆漆着“劳动才能长寿”的字样，油漆有点褪色。屋顶上有一长排烟囱，这家孤儿院曾经是一家小工厂。窗棂上悬挂着脏兮兮的破布，没办法看清里头。里奥敲了敲门，没人答应。他拧了拧门把手，门是锁着的。他走到窗户跟前，拍拍窗玻璃，破布被人拉扯了一下，一张小姑娘的脸庞出现不到一秒钟，就又像幽灵一样闪了回去，破布依旧被放下来，遮住窗户。 和里奥同行的是莫伊斯耶夫，在里奥看来，这人不过就是一个穿着制服的恶棍。 等了很长时间之后，大门打开了，一名年长的男子拿着一串黄铜钥匙盯着这两名军官。看到他们穿的制服，他的表情由烦躁转为敬意。他微微低下头说道：“你们需要什么帮助吗？” “我们来这里调查被杀男孩的事情。” 孤儿院大厅以前是工厂车间，所有机器都被清理出去，现在已被改成一间餐厅，不是因为摆满了餐桌和椅子，这里一张桌椅都没有，而是整个地板上都是盘腿而坐的孩子们，孩子们相互挤成一团在吃东西。每个孩子手里都攥着一个木碗，碗里盛着看上去像白菜汤的东西。但似乎只有年纪大的孩子才有汤匙，其他孩子要么坐在那里等汤匙，要么干脆直接拿碗就喝。一个孩子吃完之后，会将汤匙从上到下舔个干净，然后再交给下一个孩子。 这是里奥第一次来到国家孤儿院，他走近些，仔细观察这间房间。很难猜出这里到底有多少孩子——一两百或者三百，年龄从四岁到十四岁不等。孩子们谁也没注意里奥：他们要么忙着吃饭，要么忙着等其他孩子的汤匙。没有人说话。唯一的声音就是刮碗声和吃喝发出的啧啧声。里奥转身对那名男子说道：“你是孤儿院的负责人吗？” 负责人办公室在二楼，朝向挤满孩子的孤儿院大厅，就好像他们是批量生产出来的。办公室里有几个十几岁的男孩，比楼下的孩子稍大一些。他们在负责人的桌子上玩牌，负责人拍了拍手：“请你们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玩吧。” 孩子们看着里奥和莫伊斯耶夫。里奥只能猜测，他们可能因被打扰而有些恼怒。他们都长着一双聪明的眼睛，透出一种超龄的老到。他们自发地聚到一起，就像一群野狗一样行动一致，迅速收起扑克牌和用作财注的火柴，然后鱼贯而出。 等孩子们离开之后，负责人给自己倒了杯水，示意里奥和莫伊斯耶夫就坐。莫伊斯耶夫坐下来，但里奥仍继续站着，仔细研究这间房间。屋里有一个金属文件柜，最下面的那个抽屉被踢凹陷下去，最上面的抽屉没有关上，乱七八糟地插着一些文件：“有个小男孩在林子里被杀了，你听说过这件事吗？” “有些军官来这里给我看了那个男孩的照片，问我知不知道那孩子是谁，我想我恐怕不知道。” “但你也说不清这里是否有孩子失踪？” 这位负责人挠了挠耳朵：“我们四个人照看三百个左右的孩子，而且孩子来来去去，不断有新的孩子过来，如果文件档案出现什么错误，你们也请见谅。” “孤儿院的孩子是否会去卖淫？” “年纪稍大的孩子基本上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无法监视他们。他们会喝醉吗？会。他们会卖淫吗？很有可能，但我对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我没有介入此事，当然我就不会从此事当中获益。我的工作就是保证他们有东西吃，有地方睡觉。而且，考虑到我的资源问题，我的工作还算出色，但我并不想得到什么赞扬。” 负责人带他们上楼参观睡觉的地方，当他们经过一间淋浴室时，他说道：“你们以为我对孩子们的福利漠不关心吗？其实不然，我已经尽力了。我保证他们每周能洗一次澡，每月刮胡子和除虱。我用开水煮他们的衣服，在我的孤儿院里没有虱子。你们去其他孤儿院看看，那些孩子的头发和眉毛里都长满虱子，真是恶心。这里没有。我这么说不是要他们感谢我。” “我们可以自己跟这些孩子说说话吗？你在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些害怕。” 负责人笑道：“他们不怕我，但无论如何……” 他指了指楼梯：“大一点的孩子住在顶楼，那里是他们的地盘。” 楼上的卧室，其实就是挤在屋顶下面的空间，没有床架，只是在地板上随意摆着几张薄薄的床垫。年纪稍大的孩子显然在合适的时间吃了午餐；他们无疑吃过了，而且吃了最好的食物。 里奥走进第一个房间，他看到一个女孩躲在门背后，并看到一个金属闪了一下。她手里拿着把刀，看到他穿着制服之后，她将刀丢到一边，刀片从她的裙褶之间消失。 “我们以为这是男孩子们的房间。” “他们是不允许来这里的。” 大约有二十个女孩，年纪在十四岁与十六岁之间，一个个表情淡漠地盯着里奥。里奥的思绪回到自己当初对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的承诺，说那两个女儿在莫斯科的孤儿院里会很安全。这是一个空洞而无知的担保。里奥现在明白了，布洛德斯基一直都是对的。那两个女孩自己待着会比较好，她们可以相互照顾。 “男孩子睡哪里？” 年纪大一点的男孩子全都挤在自己房间的后面等着他们，其中有几个在负责人的办公室里已经见过。里奥走进房间，跪下来，将相册放在他们面前的地板上：“我想让你们看看这些照片，告诉我这些人当中是否有人曾经想接近过你们，对你们提出过性交易？” 这些孩子谁也没动，好像他提了一项不合理的提议：“你们没做错什么，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里奥打开相册，慢慢地翻阅一张张照片，一直翻到最后。这些青少年盯着照片，但全无反应。他又开始往回翻，孩子们仍然没有反应。正当他准备合上相册时，后排的一个小男孩伸手碰了碰其中一张照片。 “这个男人向你提出过性要求？” “给我钱。” “他付给你钱了？” “不是，你给我钱，我再告诉你。” 里奥和莫伊斯耶夫凑了凑，给了这个小孩三卢布。这个男孩快速翻阅相册。翻到一页停下来，指着一张照片说道：“这个人看起来像那个人。” “这么说，不是这个人？” “不是，但是很像。”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不知道。” “你能跟我们说说他的情况吗？” “给我钱。” 莫伊斯耶夫摇摇头，拒绝再付钱。 “我们可以因谋取不当利益而逮捕你。” 里奥清了清嗓子，掏出最后一点钱，交给这个男孩。 “我只有这些钱了。” “他在医院工作。” 同一天 里奥拔出手枪，他们现在位于7号公寓楼的顶楼：14号公寓就在走廊尽头。这个地址是医院员工提供给他们的。这名嫌疑犯在休病假，而且已经休了一个星期，这个时间长度意味着，如果国家安全部所有军官都没有忙于审讯，他一定会受到质疑。结果发现，他开始生病的时间恰巧与该镇第一拨逮捕同性恋者的时间吻合。 里奥敲敲门，没有反应。他大声报上自己的姓名与身份，仍然没有反应。莫伊斯耶夫抬起脚，准备踹门时，门打开了。 看着枪正对着自己，提亚普金医生举起手，退了回去。里奥几乎不认识他了，这正是那个帮助他检查女孩尸体的医生，也就是那个从莫斯科转调过来的名医。他头发凌乱，眼神涣散，衣服皱成一团。里奥看过因焦虑而崩溃的人，他看到他们的肌肉变形，松懈无力，仿佛已被恐惧吞噬掉。 里奥用脚将门推开，环视公寓。 “你一个人吗？” “我最小的儿子也在屋里，但他睡着了。” “他几岁？” “四个月。” 莫伊斯耶夫走进公寓，用他的金属枪托砸向提亚普金的鼻子。提亚普金跪倒在地，双手捂住鼻子，鲜血从指缝中间溢出来。莫伊斯耶夫军衔较高，命令里奥道：“搜查他。” 莫伊斯耶夫开始搜查公寓，里奥蹲下来，将提亚普金扶起来，将他带到厨房，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 “你妻子呢？” “去买食物了……她很快就会回来。” “医院说你病了。” “在某种程度上是病了。我听说逮捕的事情，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迟早的事情。” “将事情经过告诉我。” “我当时疯了，要不没有其他解释。我不知道他多大，他很小，大概十五六岁。我不想找那些会找我说话或者会跟别人提起我的人，我也不想再跟他们见面，或看到他们，或跟他们说话。我只想做个匿名者。我推测，没有人会听一个孤儿说什么，他的话毫无价值。我只要给他一点点钱，事情就可了结。我只想找个隐形的人——你明白吗？” 草草搜查一番之后，莫伊斯耶夫也走进厨房，他将枪插进枪套，抓起提亚普金受伤的鼻子，左右拧被砸断的鼻梁，提亚普金发出痛苦的尖叫声。隔壁房间里的婴儿醒了，开始哭。 “你干完这些男孩，然后又杀了他们？” 莫伊斯耶夫松开手，提亚普金跌落在地，蜷缩成一团。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能开口说话：“我没有和他发生性关系，我没有那么做，我不能那么做，我叫了他，给了他钱，但我没有办法那么做，我就走了。” “站起来，我们要走了。” “等我妻子回来我们再走吧——我们不能把我儿子一个人丢在家里。” “孩子会活下去的，站起来。” “至少让我止一下血。” 莫伊斯耶夫点点头：“让浴室门开着。” 提亚普金离开厨房，踉踉跄跄地走到浴室，门上留了一个血迹斑斑的手印，但仍听从指示，将门开着。莫伊斯耶夫环顾公寓，里奥能看出他的嫉妒。这名医生有一个舒适的家。提亚普金将水放进水槽里，用一块毛巾按住鼻子，转过身对他们说道：“我对自己的行为深感抱歉，但我从没杀过人，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是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名声会被破坏，我知道自己已经身败名裂，但杀死那个男孩的是别人，一定要抓住这个人。” 莫伊斯耶夫开始不耐烦了：“走吧。” “我祝你们好运。” 听到这几个字，里奥冲进浴室，将提亚普金转过来。他的胳膊上插着一根注射器，腿已经开始发软。他跌倒在地。里奥抓住他，让他平躺在地板上，将注射器从他胳膊上抽出来。里奥摸摸他的脉搏，提亚普金已经死了。莫伊斯耶夫低头看着尸体：“这让我们的工作更加容易。” 里奥抬头一看，提亚普金的妻子回来了。她站在公寓门口，手里拿着给家人买的食物。 4月1日 亚历山大关上售票处的门。在他看来，内斯特洛夫当真言而有信，他的性丑闻一直没有被抖搂出去。他的顾客中也没有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他，没有人在他背后嘀嘀咕咕。家人也没有躲避他，母亲依然对他关爱有加，父亲也对他的努力工作感谢不已，他们俩人依然以他为傲。维持这种现状的代价就是一百多人的名字，这一百多人已经被拘捕，而亚历山大则继续售票，继续回答乘客的问题，继续处理火车站的日常事务。他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每日行程几乎一模一样。他和父母共进晚餐；带父亲去医院看病；打扫车站；看报纸，等等。但他再也不去看电影了。实际上，他连镇中心都再也没去过。他担心会碰到某个民兵，他们会心照不宣地对他报以讳莫如深的微笑。他的世界缩小了，在他放弃运动员梦想的时候，这个世界就缩小了，他当时就告诉自己要像以前那样适应现状。 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些人是否猜到是他背叛了他们，也许已经有人告诉他们了。逮捕的数字说明他们可能互相被关押在一起。除了推测名单由谁而写之外，他们如何打发时间呢？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不再需要隐藏。当他想着这些人的时候，他甚至希望自己能够用他的自由换取这种公开羞辱。但是，没有人欢迎他进监狱。他现在无处可去，既无法回到这个世界，也无法进入他们的世界。 他将门关上，锁上，检查是否锁好，然后将钥匙放进口袋里，走到站台上。一对情侣正在等火车，他见过他们，但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朝他挥挥手，他也挥挥手，然后走到站台尽头，看着火车靠站。火车准时到达。亚历山大走下站台，走到轨道对面，抬头望着夜空。 他希望父母能够相信他留下来的那张字条，他在字条中解释说自己再也无法从短跑运动员的失败中恢复过来，让父亲感到失望，他无法原谅自己。 同一天 在过去四年里，内斯特洛夫一直向家人承诺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直到最近他还常常在重复这个承诺。他不再相信他们会被分配到一个环境较好的居所；不再相信如果他和妻子都努力工作就会换来优越的物质条件。他们住在该镇郊外的克罗波特金斯基街，靠近木材厂。这条街上的房子都是胡乱建造的，所有的房子形状大小各不相同。内斯特洛夫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改善家庭环境。他是一名合格的木匠，窗框和门框都是他亲自换掉的。但是多年以来，房子的地基已经下沉，房子现在已经朝前倾斜，门只能开到一定程度，否则就会卡到地面。几年以前，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扩建，用扩建的房子作为工作室。他和妻子伊内莎在里面制作餐桌、椅子、修理房子，在这里制作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除此之外，他们还为这条街上的其他住户制作东西，大家只需要将原材料拿过来就可以，也许顺带再拿些食物饮料以表心意。 然而，到最后这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也无法弥补房子本身的不足。这里没有自来水——最近的水井也需要走十分钟；没有管道设备——房子后面有一个茅坑，茅坑污秽破败，而且过于狭窄逼仄，臭气熏天，一进去就得捂住鼻子。内斯特洛夫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修建了一个新茅坑，花了一晚上时间才盖好。新茅厕有像模像样的墙壁，茅坑也深得多，并准备了一桶锯屑，完事之后将锯屑倒进茅坑里。即便如此，他还是意识到自己的家庭环境在舒适与卫生程度方面还是很落后，而且前景也并不乐观。他已经四十岁了，他的薪水比许多二十多岁的汽车装配厂工人还低。他的愿望——提供像样的家庭环境——结果终未实现。 有人在敲门。现在已经很晚了，内斯特洛夫仍然穿着制服，他听到伊内莎去开门了。没过一会儿，她来到厨房：“是来找你的，是你的同事，我不认识他。” 内斯特洛夫走到客厅，里奥站在门外，内斯特洛夫转身对他妻子说道：“我来处理。” “他要进来吗？” “不用，不需要太长时间。” 伊内莎瞥了一眼里奥，转身走开了。内斯特洛夫走出去，关上门。 里奥一路跑到这里。亚历山大的死已经让他丢掉所有谨慎的心态。他现在不再有任何失望和忧郁的情绪，尽管这种情绪一直笼罩着他整整一个星期。他感到心神不宁，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可怕荒谬的猜谜游戏的一部分，自己成了一幕荒诞闹剧的演员——天真的梦想家，一心要追求公正，结果却造成一连串毁灭性事件。他的愿望只是要逮捕真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桩桩流血事件。瑞莎一直都很清楚，在森林里她就知道了，两天前她就知道了，她试图警告他，但他执意不肯罢休，就像个冒险的孩子。 一个人能完成什么？ 他的答案是：两百个人的生活被破坏，一名医生丧命，一个年轻人的身体被火车碾成两半。这就是他的工作成果。这就是他不惜生命代价所追求的结果；这就是他不惜以瑞莎的生命作为代价所追求的结果。这就是他的赎罪。 “亚历山大死了，他自杀了，卧轨自杀。” 内斯特洛夫低下头：“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我们给了他一个机会调整自己，也许他做不到，也许他病得太严重了。” “我们要对他的死负责。” “不对，是他自己有病。” “他只有二十二岁，他父母健在，他爱看电影，而现在，他死了。但好处是，如果再发现另外一具小孩的尸体，我们只需要归咎于亚历山大就行了，在规定的时间内解决案件。” “够了。” “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因为你并不是为了钱。” 里奥看着内斯特洛夫倾向一侧的房子，内斯特洛夫答道：“提亚普金自杀是因为他有罪。” “我们开始逮捕那些人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会审问那些孩子，他就知道我们会找到他。” “他有割掉孩子胃部的外科技术，关于那个女孩子的谋杀案件，他向你提供了假供词，故意迷惑我们。他很狡猾奸诈。” “他跟我说的是实话，和那个男孩子一样，女孩子的胃也被割掉了，嘴巴里塞的也是树皮。她的脚踝处有根细绳，男孩子也有。他们是被同一个人杀掉的，这人既不是提亚普金医生，也不是少年瓦尔拉姆·巴比尼奇。” “回家吧。” “莫斯科也找到这样一具尸体，是个小男孩，名叫阿尔卡迪，才七岁。我没有看到尸体，但我听说尸体被找到的时候也是赤身裸体，胃部被切开，嘴巴里塞满污泥，我怀疑他的嘴巴里也是树皮。” “突然之间莫斯科也有儿童被杀了？这很不正常，里奥。我不相信。” “我本来也不相信，但是我亲眼所见。一家人伤心欲绝，就在我眼前，告诉我他们的儿子被杀了，但我并不相信，我跟他们说这不是真的。还有多少事故都被掩盖了？我们无从得知，无从查证。我们的体制为这个人提供完美空间，想要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而且他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会继续逮捕无辜的人，继续逮捕那些我们不喜欢或者不赞成的人，而他也会不停地杀下去。” 内斯特洛夫不相信这个人，他从没相信过他，当然也就不会对这个国家作任何评论，他转过身去，要去开门。 里奥抓住他的肩膀，将他转过来，这样他们再次面对面。他本来是想好好地再讲一番道理，但一时语无伦次，里奥竟朝他挥了一拳。这一拳打得可真漂亮，着着实实。内斯特洛夫的脑袋被打到一侧，他依然保持那个姿势，只是头侧向一边。然后，他慢慢地将脸转向他的这个手下。里奥尽量稳住自己的声音：“我们没解决任何问题。” 内斯特洛夫一拳挥过去，里奥双脚腾空，摔倒在地。这一拳还不至于使他受伤。内斯特洛夫低头看着他，摸摸自己的下巴颏儿： “回家吧。” 里奥站起来：“我们没解决任何问题。” 他又是一拳，但被内斯特洛夫挡住了，还击了一拳。里奥躲闪过去。他是一名优秀的拳击手：训练有素，技术娴熟。但内斯特洛夫块头较大，而且速度很快。里奥的腹部被击中一拳，他弯下身子。内斯特洛夫对准他的侧脸又是一拳，里奥跪倒在地，脸颊上出现一道裂口。里奥开始视线模糊，一头栽倒在地。他翻过身来，喘着粗气。内斯特洛夫站在他跟前：“回家吧。” 里奥朝他的腹股沟就是一脚，他弓着身子，仓皇退后。里奥踉跄着站起来：“我们没解决……” 他还没说完，内斯特洛夫就冲了过来，将他撞倒在地，压在他身上。他用拳头捶打他的腹部、脸部，就在这两个部位轮番攻击。里奥躺在那里，任由他攻击而无任何还手之力。内斯特洛夫的指关节已经渗出血来，他停了下来，调整呼吸。里奥一动没动，他闭着眼睛——右眼已经被打得血肉模糊。内斯特洛夫站起来，看着里奥摇了摇头。他一边擦着裤子上的血迹，一边朝家门走去。正当他伸手抓住门把手时，他听到后面传来一个声音。 里奥疼得脸部直抽搐，他费力地站起身。脚步还没站稳，他就举起手，一副准备作战的模样。他的身体左右摇晃，仿佛站在海面上的某条船上。他只模糊地知道内斯特洛夫在什么位置，声音虚弱得像在耳语：“我们……没解决……任何问题。” 内斯特洛夫看着里奥来回摇晃，他朝他走过去，紧握拳头，准备再将他击倒在地。里奥在空中无力地挥舞着拳头——内斯特洛夫闪到一边，从胳膊下面抓住里奥，将他扛了起来。 里奥坐在厨房餐桌跟前。伊内莎已经在炉子上烧水，她倒了一碗热水，内斯特洛夫在热水里放了一块布，然后将里奥的脸擦干净。里奥的嘴唇已经裂开，眉骨在流血，腹部疼痛已经有所缓解。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胸部和肋骨，发现没有骨头断裂的现象。他的右眼已经肿大，无法睁开。尽管如此，能够引起内斯特洛夫的注意，这点代价不算什么。里奥想知道，从内部了解案件是否比从外部了解更具说服力，内斯特洛夫在他妻子面前是否也这么粗暴，他们的孩子就在隔壁睡觉：“你们有几个孩子？” 伊内莎答道：“我们有两个儿子。” “他们上学要穿过树林吗？” “他们以前常常走那条路。” “现在不了吗？” “我们让他们从镇上走，路程较长，他们会有抱怨。我不得不跟他们一起，以防他们趁我们不注意就溜到树林去。放学的时候我们也无能为力，只能信任他们。我们俩都要工作。” “他们明天会从树林走吗？现在凶手已经被抓住了。” 内斯特洛夫站起身，将茶倒掉，在里奥面前放了一个玻璃杯：“你想喝点味道浓的东西吗？” “如果你们有的话。” 内斯特洛夫拿出半瓶伏特加，分别倒了三杯，一杯给自己，一杯给他的妻子，一杯给里奥。 一口下去，酒精让嘴里的裂口又辣又疼，也许这对伤口有好处。内斯特洛夫坐下来，往里奥的杯子里添了些酒：“你为什么来沃瓦尔斯克镇？” 里奥将沾有血迹的那块布放进水碗里，清洗掉血迹之后，又将它放在眼睛上。 “我来这里是调查这些孩子的谋杀案。” “你撒谎。” 里奥必须得赢得这个人的信任，如果没有他的帮助，他在这里将一事无成。 “你说得没错。但莫斯科的确有这样一起谋杀案，可我的命令不是去调查事情原委，而是去摆平。从这方面来讲，我是尽责了。我失责的地方在于我拒绝检举自己的妻子是间谍，他们认为我值得怀疑，作为处罚，我被送到这里。” “这么说，你真的是被贬职的军官？” “对。” “那么，你为什么要调查这些案件呢？” “因为三个孩子被谋杀了。” “你不相信瓦尔拉姆杀了拉瑞莎，因为你认为拉瑞莎不是这个凶手的第一个受害者，是这样吗？” “拉瑞莎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她不可能是。凶手以前就杀过人，莫斯科的男孩可能也不是第一个受害者。” “拉瑞莎是该镇第一个被谋杀的孩子，这是事实，我发誓。” “凶手不住在沃瓦尔斯克镇，案发地点都在火车站旁，他到处走。” “他到处走？他谋杀孩子？这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不知道，但莫斯科有个女人曾见过这个人，她看到这个人和受害者在一起，目击证人可以向我们描述这个人的模样，但我们需要各大城镇的谋杀记录，比如斯弗罗夫斯克和列宁格勒等。” “没有集中的记录。”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走访每个城镇，逐一收集案件资料，你必须说服他们，如果他们不配合，你就必须从当地居民那里了解。” 这是个奇怪的想法，内斯特洛夫应该报以哈哈大笑，应该逮捕里奥，但他反而问道：“我为什么要为你做这些？” “不是为我，你已经看到他对这些孩子都做了什么。这么做是为了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民。为了我们的邻居，为了在火车上与我们相遇的那些乘客，为了我们不认识的孩子。我没有权力去要求获得这些案件资料，我也不认识任何其他民兵。但你不一样：你认识这些人——他们相信你。你可以拿到这些资料，你可以去调查这些儿童谋杀案件：破获的或未破获的。这些案件都有一个固定模式：受害人嘴里塞满树皮，胃部被割掉。在公共场合可能会发现这些尸体：树林、河边，也许火车站旁。他们的脚踝处都绑有细绳。” “如果我一无所获呢？” “如果只有三起，正好被我偶然发现，以后应该还有更多。” “我要冒一个很大的风险。” “的确，这是在冒险。而且，你还必须要撒谎，你不能将真正的原因告诉每个人，也不能将它告诉你手下的军官。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但作为对你勇气的回报，你的家人可能会在劳改营里了结此生，而你可能会死。这就是我的提议。” 里奥将手伸到桌子对面：“你愿意帮助我吗？” 内斯特洛夫走到窗户跟前，站在妻子旁边。她没有看他，在晃动杯中的伏特加。他会为家人、家庭以及他努力为之奋斗的一切冒险吗？ “不。” 罗斯陀夫·奥布拉斯特东南·古科沃镇以西·4月2日 天还没亮，佩特亚就醒了。他坐在农场冰冷的石阶上，迫不及待地等着太阳快点出来，这样他就可以央求父母同意自己进城去。经过几个月的省吃俭用，他现在终于有足够的钱再去买一张邮票，这样他的集邮册就可以插满了。在他十五岁生日那天，他父亲送给他第一套邮票，他当时对这份礼物并无多大兴趣，但后来他逐渐把集邮当成自己的爱好，对邮票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慎重变成现在的痴迷。在过去两年里，他在第12集体农场挨家挨户地收集邮票，他的父母就分配在这个农场工作。他甚至在最近的城镇——古科沃镇也认识了一些熟人，希望能从他们那里收集邮票。随着邮票数量的增多，他为自己买了一个便宜的集邮册来存放邮票。他将这本集邮册放在一个小木盒里，这个木盒是他父亲专门为他做的，主要是用来保护集邮册。这个盒子很有必要，因为集邮册简直让佩特亚夜不能寐，不是担心屋顶漏水，就是担心老鼠啃了珍贵的邮票。在收集的所有邮票当中，他最爱的还是父亲当初送给他的那四张。 他的父母不时会给他一些戈比，但并不是白给，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也该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作为交换，他通常得在农场附近干点小活儿。他花了好几个月才攒了一些钱，一心想着接下来到底要用这些钱买什么邮票。昨天晚上他父母又给了他一点戈比，但他母亲很快就认为时机不太合适，不是因为她反对他买邮票，而是她知道这意味着他可能又整晚无法入睡。果然如此。 太阳一出山，佩特亚就冲进屋里，他妈妈坚持让他在出发之前吃碗麦片。他狼吞虎咽起来，能吃多快就吃多快，完全不管他妈妈害怕他得胃病的叮咛。吃完之后，他就冲出房子，跑到铁轨上，铁轨蜿蜒穿过田野，一直通往城镇。他慢慢地放下轻快的脚步，商店还没开门呢。他也可以一路享受那份期待。 来到古科沃，出售邮票和报纸的书报摊还没营业。佩特亚没有手表，他不知道具体营业时间，但他不介意等待。来到镇上，有钱购买新的邮票，这足以令他兴奋，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他知道火车站里面有时钟，就在附近停了下来。现在时间是七点五十分。一辆列车准备出发，他决定去看看，就走到站台上，坐了下来。他以前在这个火车站乘过车，那是一趟通往罗斯陀夫的慢车，每个站点都停靠。尽管他和父母到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罗斯陀夫，但他和同学偶尔也会跑来乘坐火车，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他们可以免费乘坐火车，没有人检票。 他正准备回到书报摊去买邮票，这时，一名男子在他身边坐下。这名男子穿着体面，拿着一个黑色的皮箱，他将皮箱搁在双腿之间，好像担心会有人把箱子抢跑似的。佩特亚抬头看了看这个人的脸，他戴着厚重的方框眼镜，黑色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穿着一身西服。佩特亚看不出这人多大年纪，他并不是那么老，但黑发中夹杂有银丝，也不是非常年轻。他似乎没意识到佩特亚的存在。佩特亚正准备站起来离开，那名男子突然转过头，微笑着说道：“你今天要去哪儿呢？” “我哪儿也不去，先生。我的意思是说，我今天不乘火车，只是在这里坐一会儿。” 父母从小就教佩特亚对待长者要有礼貌。 “没有理由地坐在这里有点奇怪。” “我等着要去买邮票，但是书报摊还没开门，但现在可能营业了，我要去看看。” 听到这句话，这名男子将整个身体转向佩特亚：“你集邮？” “是的，先生。” “我和你差不多大的时候，也是个集邮爱好者。” 佩特亚坐下来，完全松懈下来——他不认识其他任何集邮爱好者。 “你收集新邮票还是旧邮票？我两个都收集。” “我所有的邮票都是新的，和你一样，我从书报摊购买邮票。” “我希望我所有的邮票都是新的，但大部分都是旧的，我都是从信封上撕下来的。” 佩特亚将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把铜戈比，给这个人看：“我攒了三个月。” 这个人瞥了一眼这堆硬币：“攒了这么长时间，但钱不多啊。” 佩特亚低头看着硬币，这人说得没错，他并没多少钱。而且，他还意识到，他从来就没有很多钱。他的兴奋感有点受挫，他的邮票数量也不是很多。别人的邮票总是比他的多：无论他多么努力工作，他也追赶不上。他有点沮丧，想要离开，正准备站起来时，那个人问道：“你是个很爱整洁的孩子吗？” “是的，先生。” “你打理那些邮票？” “我打理那些邮票，我将邮票放在集邮册里面，为了安全存放集邮册，我爸爸还为我做了一个盒子。我们家的屋顶有时会漏水，有时候还会有老鼠。” “将集邮册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这很明智。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有类似做法，我将集邮册放在抽屉里。” 这个人脑子里似乎在考虑什么事情：“嗯，我自己也有孩子，我的两个女儿对集邮一点也不感兴趣，她们一点条理都没有。至于我，我也没时间集邮了——我的工作太忙了。你能明白吗？我相信，你的父母亲也很忙。” “他们总是很忙，先生，他们工作非常努力。” “他们是不是也没时间集邮？” “对，先生。” “我的情况和他们一样。我突然有个想法：我想将我收集的邮票送给一个喜欢邮票的人，一个可以打理这些邮票的人，就像你这样的人。” 佩特亚幻想着集邮册插满新邮票的情景，这些邮票的历史一直要追溯到这位先生集邮的那个时代，这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收藏。他什么也没说，无法相信自己的运气。 “怎么样？你有没有兴趣呢？” “是的，先生，我会把它放进我的木盒子里，它会很安全。” 这个人似乎不太确定，摇了摇头：“但我的集邮册装满了邮票，它太大了，你的盒子恐怕装不下。” “我父亲会再为我做个盒子的，他很善于制作盒子，而且他一点也不介意。他喜欢做东西，他的手很巧。” “你确定你会照顾好这些邮票？” “是的，先生。” “向我保证。” “我保证，先生。” 这个人笑了。 “我相信你，这些邮票归你了。我住的地方离这里只有三站地，来吧，我给你买车票。” 佩特亚正要说不需要买票，但他还是咽下了那句话。他不想承认自己逃票的事情，直到他拿到那些邮票之前，他需要给这个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坐在列车的木质座位上，佩特亚两眼盯着窗外的森林，双脚来回地晃荡，鞋子几乎触及地板。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需要用这些戈比再买新邮票。考虑到他即将获得的那些邮票，似乎没有必要再买新邮票了。他决定将钱还给父母，如果他们能够分享自己的好运该多好啊。这个人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打断了他的思绪：“我们到了。” 列车在森林中间的一站停靠，距离沙克提镇还有一大截距离。佩特亚有点糊涂了，这一站是旅游观光的车站，那些想远离城镇生活的人才会在这里下车。穿过树丛有一些小路，都是被徒步者踩出来的。但现在可不是徒步的好时间。雪才刚刚融化，树林里一片荒凉。佩特亚转身看着那个人，看着他体面的鞋子和黑箱子，问道：“你住在这里？” 这个人摇了摇头。 “我的乡间邸宅在这里，我没有把邮票放在家里，我实在太担心我的孩子们了，怕她们用脏手弄脏邮票。但我准备打算卖掉这栋邸宅，你也知道，所以我也没地方可以存放那些邮票了。” 他下了车，佩特亚跟在后面，走下站台。除他们之外，没人下车。 这个人走进林子，佩特亚只是跟在后面，拥有一栋乡间邸宅，这也算合理。佩特亚不认识哪个拥有避暑豪宅的富人，但他知道这些房子通常都座落在林间、湖边或海边。这个人一边走，一边继续说道：“当然，如果我的孩子对邮票有兴趣，这会是件好事，但她们就是不喜欢。” 佩特亚考虑要不要跟他说，也许他的孩子需要一点时间，他也是花了一点时间才成为一名认真的集邮爱好者的。但他很机敏，明白这个人的孩子如果对邮票不感兴趣，这其实对他有利。于是，他什么也没说。 这个人走到林间小路上，开始加快速度，佩特亚努力跟上。这个人已经开始大踏步向前，佩特亚这时几乎一路小跑。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我想跟我父母说是谁给了我这些邮票，否则他们不相信我。” “不用担心你父母，我会给他们写个字条，将你如何拥有这本集邮册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他们。我甚至可以把我的地址给他们，以便他们确认。” “非常感谢你，先生。” “叫我安德雷。”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停下脚步，弯下腰打开箱子。佩特亚也停下来，环顾四周，寻找乡间邸宅的踪影。他什么也没看到，也许他们还需要再走点路。他调整一下呼吸，抬头望着高大的树木，光秃秃的树枝在灰色的天空下纵横交错。 安德雷低头看着男孩的身体，鲜血从他的头部流下来，弄得整个侧脸都是。安德雷跪下来，将手指放在孩子的脖子上，感觉到脉搏的跳动。他还活着。这很好。他将孩子翻过来，让他平躺在地上，他开始脱男孩的衣服，就好像他是个玩偶。他脱掉他的外套，衬衫，然后是鞋子和袜子。最后他脱掉他的裤子和内裤。他将衣服拢成一堆，拿起箱子，从孩子身边走开。走了大约二十步之后，他在一棵倒下来的树边停下，将衣服丢在地上，一小堆廉价的衣服。他把箱子放在地上，打开箱子，拿出长长的一根粗绳子。他回到男孩身边，将绳子的一端系在他的脚踝处。他紧紧地打了一个结，拉拉男孩的腿，试试看是否结实。这个结很牢固。他一直向后走，小心谨慎地松开绳子，就好像在引爆炸药的导火线。他走到倒下的那棵树边，藏在树后，在地上躺下。 他选择了一个有利地点。树的位置意味着当这个男孩醒过来，根本就看不见他。他的视线顺着他手中的那根绳子一直越过地面，直到男孩的脚踝。他手里仍然剩下一大截绳子，松散地悬在那里，至少得有十五步左右的长度。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由于过于兴奋，有点想小便。由于担心错过男孩醒过来的那一刹那，他躺着侧过身来，还没解开裤子前面的开口，他就躺在地上把小便给解决了。小便完之后，他移开尿湿的那块地方，稍微调整了一下姿势，继续盯着男孩。男孩仍然毫无知觉。现在是最后的准备时间了：安德雷摘下眼镜，将眼镜放进眼镜盒里，然后放进外套口袋里。现在，回头看，树木、绳子和男孩都是一片模糊。他眯着眼睛使劲看，也只能看到大致轮廓，不太清楚的粉红色皮肤与地面形成反差。安德雷伸出手，啪嗒一声折断附近树上的一根树枝，开始咀嚼树皮，他的牙齿顿时变成粗糙的棕褐色。 佩特亚睁开眼睛，努力盯着灰色的天空和光秃秃的树枝在看。他的头部已经血肉模糊，他用手摸了一下，然后看着自己的手指，开始哭泣。他太冷了，他光着身子。发生什么事了？他有些惶惑，不敢坐起来，因为害怕看到那个人就在身边。他确定那个人就在附近。而现在，他能看到的就是那片灰色的天空。但他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不能就这么赤身裸体地躺在地面上。他想回家见自己的父母，他那么爱他们，他相信他们也爱他。他的嘴唇在颤抖，整个身体也在颤抖，他坐起来——看看左边，看看右边，几乎不敢呼吸。他没看到那个人，他又看看身后，看看侧身，那个人不见了。佩特亚蹲伏下来，盯着森林里面。他一个人被丢在树林里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放下心来。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也不想弄明白。 他瞄瞄四周，想找自己的衣服，衣服不见了，但这并不那么重要。他跳起来开始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他的脚嘎吱嘎吱地踩过脱落的树枝以及雨雪融化的潮湿地面。他赤裸的双脚如果没有踩到树枝上，就会发出啪嗒啪嗒的巨大响声。他不知道自己在往哪个方向跑，唯一知道的就是赶快逃离现场。 突然之间，他的右脚被向后拉扯了一下，仿佛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踝。他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他翻过身来，望向身后。谁也没看见。他一定是被绊倒了，正当他准备再站起来的时候，他看到自己右脚踝处系了一根绳子。他的视线尾随着这根绳子一直延伸到森林深处，就像一根钓鱼线跨越地面，绳子一直通往四十步之外的一棵坍塌的树木跟前。 他抓住绳子，试图解开绳结，但绳结太紧，几乎嵌进皮肤里面。绳子又被拉扯了一下，这次比刚才更加用力。佩特亚身体在地面扭动，背部沾满污泥。他停下来之后，抬头一看，那个人从树后站了起来，正将他一点一点地拉近。佩特亚手里死死拽住一些树枝和污泥，但这无济于事，他被拉得越来越近。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绳结上，他无法打开绳结，无法挣脱绳子。他别无选择，只能用力往下猛扯绳子，用手刮擦脚踝处的皮肤。绳子又被拉扯了一下，这次绳子已经吃到肉里去了。他咬紧牙关，没让自己尖叫出来。他抓起一把湿乎乎的泥巴，想要对绳子起到润滑作用。就当这个男人再拉扯绳子的时候，佩特亚从绳套里挣脱了。他跳起来，开始跑。 绳子在安德雷的手里松垂下来，绳子的另一端什么也没有了。他再次用力拉扯绳子，感觉到自己的脸迅速涨得通红。他眯着眼睛看，但距离太远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一直都很信赖绳子的牢固程度。他应该要戴上眼镜吗？不，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没这么做过。他突然之间几近眼盲，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在森林里穿梭。 他把你甩在身后了。 安德雷跳起来，从那棵倒下的树上爬过去，他的鼻子几乎贴到地面，他循着绳子跑过去。 佩特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跑，他会跑到火车站——火车应该还在那里。他会跑上火车，火车会在这个人到达之前出发。他就会活下来。 我可以做到。 他转过身，看到那个人就在自己身后奔跑，但他的头凑近地面，仿佛在寻找丢失的什么东西。而且，他跑的方向也不对，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佩特亚会甩开他的，会成功逃脱的。 跑到绳子另外一头时，安德雷的心跳开始加速——他停下来，环顾四周，眯着眼用力在看。他感觉自己满眼泪水，他看不到他。孩子不见了。安德雷孤身一人，被丢下了。突然，右边，有动静——浅色，皮肤的颜色，是一个男孩。 佩特亚回头张望，希望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这次他看到那个人跑起来，速度非常快，而且是朝他这个方向跑过来。他在大踏步奔跑，外套在身边啪嗒啪嗒地飘动。他张开嘴笑着。佩特亚看到他的牙齿上不知什么原因完全变成棕色，他停下来，明白自己再也逃不掉了。他感觉到虚弱无力，血从腿上流下来。他将手举过头顶，似乎这样能保护他，他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回到了父母的怀里。 安德雷冲向男孩，由于力量过大，两人一起倒地。安德雷压在男孩身上，孩子在他身下蠕动；对他的外套又抓又咬。安德雷将身体伸直，死死压住男孩，以防他逃跑，嘟囔了一句：“还活着！” 他拔出插在腰上的那把长长的猎刀。他闭上眼睛，将刀片刺向身体下方，刚开始刺得还比较谨慎，用刀尖一点一点地刺，听男孩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他等待着，享受着这一时刻，感受着男孩的腹部因挣扎而引起的震颤。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啊！他兴奋起来，刀刺得更深更快，直到最后深至刀柄为止。这个时候，孩子已经一动不动了。 罗斯陀夫·奥布拉斯特东南·亚速海·7月4日 内斯特洛夫坐在沙滩上，将脚趾埋在沙里。这片沙滩深受附近城市罗斯托夫顿居民的喜爱，该城距离这里大概四十公里左右。今天也不例外，沙滩上人群熙攘。好像该城的居民全部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漫长的冬季让他们的皮肤都失去血色。他能从这些人的体型猜测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吗？体型较胖的人也许是某号重要人物，不是工厂管理人员，就是国家安全部高级军官——不是拿脚踹门的那种，而是在表格上签字的那种。内斯特洛夫尽量不与他们的视线接触。他只关注自己的家人，他的两个儿子正在浅水里嬉戏，他的妻子就躺在他身边，侧着身在睡觉——双眼紧闭，两手插在脑袋下方。乍一看，他们似乎非常满足：完美的苏联家庭。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放松下来——他们在度假，驾驶的是官方民兵用车，用的是国家燃料券，这些都是对他成功、谨慎、有效地处理两桩谋杀案件调查工作的奖励。他们让他放松放松，这是对他的命令。他在脑海中重复着这些话，仔细咂摸话中的讽刺意味。 瓦尔拉姆·巴比尼奇的审判持续了两天，他的辩护律师提出“精神失常”的抗辩。根据法律程序，被告方只得依靠原告及律师所使用的相同的专家证词。他们不能有自己的独立证人。内斯特洛夫不是律师，无须理解这种安排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在巴比尼奇的案件中，这名被告必须在检察当局没有安排证人的情况下证明他的“精神失常”。由于379医院没有精神病医生，检察当局挑了一名没有经过任何特殊训练的专家来做鉴定。这名医生声称，他认为瓦尔拉姆·巴比尼奇能够明白是非之间的差别，知道谋杀是不对的；被告的智商诚然有局限，但足以理解犯罪的概念。毕竟，他在被逮捕的时候说了一句： 我遇到大麻烦了。 被告别无选择，只得再传上同样这位医生，试图提出不同观点，但瓦尔拉姆·巴比尼奇被判定有罪。内斯特洛夫收到一封打印信件，信件内容确认子弹穿过这位十七岁少年的后脑勺，他双膝跪地而亡。 提亚普金医生的案件所花时间较少，几乎不到一天。他的妻子出庭作证，说他具有暴力倾向，描述他的病态幻想症状，声称她之前没有提出来的唯一原因就是担心自己和孩子的性命不保。证词内容换来的结果是她被调到乌克兰的一个城镇——沙赫蒂，在那里，她可以不用继续活在丈夫的污名之下。由于出了沃瓦尔斯克镇，没有人听说过这起犯罪，她因此也无须改名换姓。 随着这两桩案件的尘埃落定，法院以反苏行为对将近两百个人进行诉讼。这些同性恋者分别被判五到二十五年苦役。为了尽快处理这么多案件，法官根据这些人的雇用记录、拥有几个孩子以及最后根据他们指称的性伴侣数量来制定判刑方法。如果是党员，则被认为与被告身份不相符合，因为他们让党名誉扫地。他们的觉悟本来应该更高，因此被剥夺党员身份。尽管开庭程序枯燥反复，内斯特洛夫自始至终都陪着这两百名被告，一直挨到最后。在最后一个人被判刑之后，他才走出法庭，发现地方政党官员都纷纷向他表示祝贺。接下来一两个月之内，他就会拥有新公寓了，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就算不是，年底应该没有问题。 在审判结束的几个晚上，当他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的时候，他的妻子跟他说，他迟早会答应帮助里奥；她希望他能义无反顾地干到底。他难道一直在等她同意吗？也许如此。他不仅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而且还会赔上全家人的性命。这还不是提问或调查时出现的技术问题，而是单独行动。独立行动始终都是在冒险，因为这暗指了国家设置的结构是不成功的，意味着他个人能完成的事情是国家所做不到的。但他仍然相信自己可以不动声色地开始调查工作，从与同事之间的谈话中做一些随意的调查。如果他发现并没有类似案件，没有其他儿童被谋杀，那么他就有理由相信由他促成的残酷惩罚就是公正适当的。尽管他不信任里奥，对里奥鼓动起来的怀疑氛围感到愤慨，但他无疑假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的工作有意义吗？或者它只是一个谋生手段？想要生存下去，这并无羞耻可言——大多数人的职业就是如此。但这是否就足以让人卑鄙地活着，甚至无需一点自豪感，无须为某个目标而服务？ 在过去十周里，内斯特洛夫都是独自行动，不与里奥讨论或合作。由于里奥一定处在监视当中，所以他们之间接触越少越好。他所做的就是草草给里奥写了一张字条——我会帮你的——其中包括马上毁掉字条的指示。 想要获得地方犯罪卷宗并非易事，他打了电话，也写了信。在这两种沟通形式中，他只是轻描淡写地顺便提一下这事，夸一夸自己部门迅速破获两起谋杀案的效率，目的只是想要激起他们类似的夸耀。渐渐有了回信之后，不当班的时候他就乘坐火车去拜访了几次，和他的同行们见面，把酒言欢，相关案件还没说上两句，就开始大聊特聊别的事情去了。对于收集信息而言，这显然是最没效率的途径。喝了三小时的酒，有用的谈话可能只有两分钟。过了八周，内斯特洛夫还没挖掘出一桩未破获的犯罪案件。这时，他将里奥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里奥走进办公室，关上门，坐下来。内斯特洛夫在他进门之前，往过道里看了又看，然后锁上办公室门，手伸到办公桌下面。他拿出一张苏联地图，在办公桌上摊开，用书压住地图的四个角。然后，他又抓起一把大头针，将两颗大头针插在沃瓦尔斯克，两颗插在莫洛托夫，乌亚特卡两颗，高尔基两颗，喀山两颗。这些大头针将一排城镇连接起来，正好与从西开往莫斯科的铁路线重叠在一起。内斯特洛夫没有去莫斯科，有意回避那里的民兵，他担心他们可能会怀疑自己在做什么调查。至于莫斯科以西，他的信息收集工作相对没那么成功，但他发现在特维尔可能发生过一起类似案件。再往南走，他在图拉城插了三颗大头针，奥勒耳与贝尔格拉德各两颗。现在进入乌克兰，他拿起大头针盒，往手心里倒了至少二十颗大头针，继续在地图上插放这些大头针：哈尔科夫与格罗夫卡各三颗，扎波罗杰四颗，克拉玛托斯基三颗，基辅一颗。离开乌克兰，在塔甘罗格插了五颗，最终在罗斯陀夫及附近插了六颗。 内斯特洛夫理解里奥的反应——简直目瞪口呆，在收集信息的过程当中，内斯特洛夫也经常出现类似反应。一开始，他试图忽略其中的共性：孩子嘴里都塞有磨碎的物质——不论军官们将之称为污泥或泥土，被肢解的躯干。但这些共性实在太突出：脚踝处都有细绳，都是赤身裸体，衣服都堆放在一段距离之外。案发地点不是在森林就是在公园，通常都靠近火车站，从来都不是入室或室内犯罪。即使有些案件发生在五十公里之内，但城镇之间没有保持任何沟通。在这些大头针之间，没有发现任何关联。 这些案件都以对酗酒者、盗贼或强奸犯等人的控诉为结束，对于这些社会不良分子，罪名容易成立。 他算下来，一共发生了四十三起类似案件。内斯特洛夫伸手从盒子里又拿了一颗大头针，将它插在莫斯科的中心，让阿尔卡迪成为第四十四个孩子。 内斯特洛夫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脸压在沙子上，嘴巴微张。他坐起来，将脸上的沙子擦干净。太阳已经躲到云层背后，他在沙滩上找寻自己的孩子，大伙儿都在嬉戏玩耍。他七岁的大儿子埃菲姆正坐在水边，但只有五岁的小儿子却不见了。内斯特洛夫转身看妻子，她正在切腌肉，准备他们的午餐。 “瓦迪姆去哪儿了？” 伊内莎抬眼张望，马上就找到了他们的长子，但却没看到小儿子。她站起来，手里还拿着那把刀，转过身去，在她的身后寻找，还是没有看到。她放下刀，两人都走向前，走到埃菲姆跟前，在他身旁跪下来，一边一个：“你弟弟呢？” “他说他等会回来。” “什么时候？” “不知道。” “想想看。” “不是很长时间以前，我不确定。” “我让你们待在一起。” “他说他等会就回来！” “他没下水？” “他去了那边，朝你们那个方向去了。” 内斯特洛夫又站起来，盯着海面。瓦迪姆没有下水，他没有去游泳。他还在沙滩上，在这几百号人当中的某个地方。关于案件卷宗的画面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一个小姑娘就是在一个受欢迎的水边小路被谋杀的，另外一个小女孩也是在一座公园的纪念碑后面被害，距离她家只有一百码远。他在儿子身边蹲下来：“回到毯子那里，无论什么人和你说话，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不要理他们，就待在那里。就算他们是需要尊敬的长者，你都待在原地别动。” 想起有多少孩子都被哄骗到森林里，他改变了主意，拉起儿子的手说道：“跟我来，我们俩一起去找你的弟弟。” 他的妻子往沙滩北面走去，内斯特洛夫往南走去，他敏捷轻快地在人群中穿梭，对埃菲姆来说，他的速度太快了，于是他将儿子抱起来。很快就走到沙滩尽头了，尽头是一片野草和芦苇，但并没看到瓦迪姆的身影。 埃菲姆对父亲的工作多少有一点点了解，他知道在家乡镇上发生的那两起儿童谋杀案，因为父母亲向他说起过此事，但让他发誓不要对其他任何人提及。本来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因为案件已经破获。埃菲姆知道弟弟正面临危险。他是一个健谈、友好的小男孩，对任何人都很有礼貌。埃菲姆本来应该看好自己的弟弟，意识到自己对此负有责任，他哭了起来。 在沙滩的另外一头，伊内莎在呼唤自己儿子的名字。她看过丈夫的那些调查文件，案件的经过细节她都非常清楚。她既慌乱，又自责。她让丈夫去帮助里奥，她鼓励他，只是建议做好调查的保密工作就好。他天性耿直，而这份工作又需要谨慎。他的邮件在发出去之前，她都读过，她还给丈夫提些建议，比如有些词语的出现可能会让信件被拦截。当他给她看插满大头针的地图时，她挨个挨个地去摸这些大头针。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当天晚上，她和儿子们睡在一起。利用度假期间进行调查也是她的主意。由于案发地点主要集中在这个国家的南部，内斯特洛夫能够进行大量调查的唯一途径就是以家庭度假作为幌子。她将他们带到这次神秘恶性事件的中心地带，她还是低估了他们所调查事件的破坏力。没有哪个孩子是安全的。他们似乎随便就能被带走，然后在近在咫尺的地方被谋杀。现在，她的小儿子也被带走了。 她上气不接下气，对着沐浴在沙滩上的人大声叫着自己儿子的名字，眼眶里都是泪水。周围的人表情麻木，眼神涣散。她央求这些人帮帮自己：“他只有五岁，他被人带走了，我们要找到他。” 一位表情严肃的妇女试图拉住她：“他会回到这里的。” “你不明白，他现在非常危险。” “什么危险？” 她将这名妇女推到一边，不停地在转圈子，嘴里呼喊着他的名字。突然，她感到一名男子有力地抓住了她的胳膊。 “我的小孩被带走了，请帮我找找他。” “你为什么不平静一点？” “不，他会被人杀死的，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这个人哈哈大笑。 “没有人会被杀的，他非常安全。” 她开始挣扎，但这个人就是不松手。周围的人全都露出同情的表情，她努力想要挣脱：“放开我！我要去找我儿子。” 内斯特洛夫推开人群，拉住自己的妻子。他在高高的芦苇丛里发现了自己的小儿子，现在，两个孩子都在他身边。这个人这才松开伊内莎的胳膊。她抱住瓦迪姆，紧紧捧着他的头，仿佛这是易碎品，随时有摔碎的可能性。他们一家人又团聚了，周围的人个个都露出不友善的表情。他们为什么要表现成这样？他们到底怎么了？埃菲姆小声说道：“我们走吧。” 他们从人群中走开，匆匆收起自己的东西，朝他们的汽车走去。肮脏的路边只停了四辆车，其他沐浴者都是乘坐电车而来。内斯特洛夫发动引擎，驾车而去。 在沙滩上，一名身材瘦削、头发有些灰白的女性一直目送汽车离去，她将车牌号记了下来，认为需要对这家人进行调查。 莫斯科·7月5日 直到昨天为止，即使里奥被拘捕，他未经允许的调查工作与瑞莎也无直接关联。她可以检举他，这样她可能还有幸存的机会。但现在，事实并非如此了。在靠近莫斯科的一趟列车上，俩人持着伪造文件出行，这时，他们的罪行已经不可分割。 瑞莎为什么要踏上这趟列车，陪里奥同行呢？这有悖于她的指导原则——生存。当她面临选择的时候，她接受了巨大的冒险。她本可以留在沃瓦尔斯克镇，什么也不用做，或者选择一种更安全的做法，她本也可以背叛里奥，而这种背叛可以保障她的未来。这种做法让人讨厌，伪善而卑鄙，但为了生存，她已做过太多不中意的事情，比如嫁给里奥——她厌恶的那个人。发生什么变化了？这无关爱情。里奥现在是她的伙伴，并不是从单纯的婚姻意义而言。他们是这次调查工作的搭档，他信任她，听从她的建议——不是出于殷勤而是出于平等。他们现在是一个团队，有着共同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这个目标比他们俩人的生命更重要。她备受激励，兴奋不已，再也不想回到自己以前的生存状态当中去了，她想知道为了生存，她要割掉或出卖自己多少灵魂。 列车停靠火车站。里奥实在太清楚回到这里的意义，列车穿过这些铁轨——阿尔卡迪的尸体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自从几个月前他们被放逐以来，这是他们首次回到莫斯科。他们来这里不是出差，如果被发现，他们的性命与调查将毁于一旦。如果被抓住，他们将是死路一条。他们此次冒险是冲着一个名叫加琳娜·莎波利娜的女人来的，这个女人曾经亲眼目睹过凶手，她可以描述这个人的外貌特征和年龄范围，让他的形象鲜明突出起来。直到目前为止，里奥和瑞莎都不清楚到底该找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到底年长或年轻，身材清痩或魁梧，衣着寒酸或体面，他们全无头绪。简而言之，他可以是任何人。 除了找加琳娜谈话之外，瑞莎还提议同她的学校同事伊万谈谈看。他对被查禁的西方材料阅读广泛，能够找到一些禁止的出版物、杂志文章、报纸及未经许可的翻译作品等。他可能对国外发生的类似案件有所了解：任意的、多起的、程式化的凶杀案。瑞莎对此类犯罪细节了解不多。她听说过一个叫阿尔伯特·费希的美国人，这个人谋杀儿童，然后再把他们吃掉；她还听说过法国人佩蒂奥特的故事，这个人在伟大的爱国战争期间，借提供安全的名义将犹太人引诱至他家地窖，然后谋杀他们，并焚烧他们的尸体。她不知道这是否只是苏联对西方社会堕落的宣传，凶手被描述成病态社会与邪恶政治的产物。从他们调查的观点来看，决定论者的理论是无用的。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寻找的唯一嫌疑犯就是外国人，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但显而易见，这名凶手可以随意地在这个国家到处游走，他说俄语，蛊惑儿童。这是一个在他们国家机构内部活动的凶手。关于这种类型的犯罪，他们所知道的或听到的信息不是错误的，就是不相关的。他们必须舍弃每一条假定，重新开始。而且，瑞莎认为，伊万对敏感信息的掌握对他们重新接受教育至关重要。 里奥认为此类资料固然有用，但同样也希望尽量少接触其他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同加琳娜·莎波利娜交谈。伊万才是其次，里奥并不完全认为他值得去冒这个险。但他心里也清楚，他这么认为多少夹带个人因素。他在妒忌伊万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吗？是的，他妒忌。他希望伊万分享他们的调查工作吗？一点也不。 里奥看向车窗外，在等所有人下车。火车站有很多便衣地下工作者在巡逻，所有重大交通枢纽都被认为需要做到滴水不漏，马路上设有武装检查站，港口也一直处在监视状态。没有哪个地方像莫斯科这样戒备森严，他们竟然想要溜进这个国家警备力量最为雄厚的地方。他们唯一的优势在于，瓦西里没有理由会认为他们会鲁莽到冒这个风险。正在下车之际，里奥转身对瑞莎说道：“如果你碰巧与某个警卫甚至某个看起来像市民的人四目相交，不要马上闪躲眼神，也不要微笑或有任何表示。只需要保持眼神交流，然后再看往别处即可。” 他们走下站台，俩人都没有拿太多行李，大行李更可能引起注意。他们健步如飞，避免让自己往前冲。里奥心中暗自庆幸火车站的熙攘忙碌，同时也感觉到自己的衬衫领子已被汗水湿透。他尽量安慰自己，这里不可能有地下工作者在搜寻他们。在沃瓦尔斯克镇的时候，他们已经谨慎地摆脱任何监视。他们做出一副去山里徒步的模样，他们已经递交度假申请，由于他们的身份有限，他们只获得为期两天的假期。在过度的时间压力下，他们从森林里出发，在森林里徒步绕了一大圈，确保没人跟踪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返回森林靠近火车站的地方。他们换掉沾满泥泞的衣服，并将衣服和露营设备埋在地底下，坐在那里等待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上车。根据计划，如果他们顺利到达莫斯科，他们就去收集目击证人的报告，完了之后回到沃瓦尔斯克镇，溜进林子里，拿回他们的设备，换回那身脏兮兮的衣服。最后，再从森林北边的一条小路返回镇上。 当他们几乎就要走到出口的时候，身后突然有名男子大声喊道：“证件。” 里奥马上转过身来，半点犹豫都没有。他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尽量做出放松的样子。检查证件的那个人正是国家安全部军官，但里奥并不认识他。真是幸运。里奥将证件递过去，瑞莎也递上自己的证件。 里奥仔细观察这个人的脸，他身材高而结实，眼神迟钝，动作散漫。这不过就是个例行公事的检查工作。但不管例行公事与否，他现在看的是伪造证件，充其量也只是个伪造通行证。在里奥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从未被这些伪造证件糊弄过。这些伪造证件由内斯特洛夫帮忙弄到，里奥再加以修改。他们花了不少工夫，但是，他们花的工夫越多，就越意识到这些伪造证件的不足之处：证件上的刮擦痕迹、墨水印、盖两次印章留下来的重叠印迹。他现在奇怪当初自己怎么就对这些证件那么有信心，并意识到他本不应该如此，他希望他们最好不要检查证件。 瑞莎看着这位工作人员在仔细研究证件上的字迹，后来发现这人其实几乎不识字。他拼命装出一副仔细阅读的模样，实则是在掩饰自己不识字的真相，但瑞莎看过太多孩子在无法识别时都会表现出同样的神情。当这个人的眼睛扫过一行文字时，他的嘴唇跟着在上下嚅动。意识到如果她流露出识破真相的表情，这个人定会破门大骂，瑞莎的脸上继续维持着敬畏的神情。她推测，他可能会享受这种令人敬畏的感觉：这多少会让他的不安情绪有所减轻。确定之后，这位工作人员仔细观察他们的表情，不是因为他对文件表示怀疑，而是担心他们不够怕他。发现自己仍然备受敬畏之后，他似乎心满意足，将文件啪一声拍了一下自己的手掌，明确地表示他在估量他们，他仍然有权决定他们的性命。 “让我看看你们的包。” 里奥和瑞莎打开各自的小包，他们只带了换洗衣服和一些基本用品。这名军官突然变得厌烦起来，他耸耸肩，作为回应，他们满怀崇敬地看着他，朝出口走去，尽量不走得太快。 同一天 由于当初制止费奥多对儿子谋杀事件的调查，并威逼利诱让他保持沉默，里奥现在打算请求他协助调查工作。他需要费奥多带他去见加琳娜·沙波利娜，因为他未能找到她的地址。实际上，他连她的名字都记不太清了。他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并未投以太多关注，没有费奥多，找到这位目击证人的希望不大。 里奥做好了自取其辱的心理准备；只要将目击证人的报告拿到手，他准备好迎接蔑视与嘲笑。尽管费奥多是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里奥希望他的忠诚现在只体现在他对儿子的缅怀之上。无论费奥多是多么憎恨里奥，他对正义的渴望一定能让他们结成同盟。虽然如此，里奥在四个月前对形势的判断还是正确的。未经批准，就对儿子的死进行调查，这会让他全家都面临危险。也许费奥多也同意这个说法。到底是要保护生者，还是将里奥交给国家，如果他这么做的话，既能自保，又报复了里奥。他到底会作何决定呢？里奥别无选择，敲了门就知道了。 18号公寓，四楼，一位老妇人开了门——是那个曾经勇敢面对他的妇人，那个敢直接说出“杀人犯”这三个字的妇人。 “我叫里奥，这是我的妻子，瑞莎。” 老妇人盯着里奥，想起他来，马上露出厌恶的表情。她瞥了一眼瑞莎：“你们想干什么？” 瑞莎压低声音说道：“我们来这里是想了解阿尔卡迪被谋杀的事情。” 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老妇人仔细打量这两张脸，然后说道：“你们走错地方了，这里没有孩子被谋杀。” 当她正准备关门时，里奥将一只脚伸了过去。 “您说得没错。” 里奥期待着老妇人大发雷霆，没想到她竟然哭了起来。 费奥多、他的妻子与这位老妇人——费奥多的母亲全都站在一起，这构成平民三人领导班子——百姓裁判席，他们看着里奥脱掉外套，将外套放在椅子上。他脱掉毛衣，开始解开衬衫纽扣，在衬衫下面，紧贴着他身体的是谋杀案的所有细节——照片、描述、声明、标有案发地点的地图——他们收集到的最重要的证据。 “携带这些材料到处跑，我不得不釆取适当预防措施。这是四十多起儿童谋杀案的详细材料，有男孩也有女孩，几乎遍布我们国家的整个西部。每起谋杀案的模式几乎相同，这些同样的方式现在让我相信你的儿子是死于谋杀。” 里奥将文件从胸口拿开：贴近皮肤的那几张文件已经被汗水浸湿。费奥多拿起这些文件，翻阅起来。他的妻子走到跟前，母亲也跟了过来。这三个人马上开始阅读文件内容，看完之后就交给另外一个人。费奥多的妻子最先开口：“如果你们抓到凶手，你们打算怎么做？” 里奥显然吃了一惊，这是第一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直到目前为止，大家都一门心思地只想要抓到这个人。 “我会杀了他。” 里奥刚一解释完自己这种个人调查的性质之后，费奥多根本没有浪费时间侮辱他或对他反唇相讥。显然，他的脑子里完全没有闪过一丝不协助他们的念头，也没有怀疑他们的真诚，或担心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费奥多的妻子与母亲似乎也没有这些想法，至少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费奥多表示马上带他们去加琳娜的公寓。 去加琳娜公寓的捷径需要跨越铁轨，而阿尔卡迪的尸体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这片地方很空旷，有几条平行的轨道通过此地，两边长满参差不齐的乔灌木。借着渐浓的夜色，里奥仔细琢磨这片偏僻的无人地带散发出来的某种吸引力。尽管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但这里却让人感觉到某种诡异的空虚。小男孩是在这些枕木上奔跑的时候，被那个人追赶上的吗？他有没有为了不顾一切地挣脱而摔倒在地？在夜色当中，是否有火车冷漠无情地快速驶过？走下轨道，终于让里奥松下一口气。 快到公寓的时候，费奥多表示里奥应该留在外面。之前里奥让加琳娜受惊不小：这次不能再让她继续保持沉默了，他们不能再冒这个风险。里奥表示同意，于是只有瑞莎与费奥多进去。 瑞莎跟在费奥多后面上楼，走到公寓门前，敲门。她能够听到屋里有孩子玩耍的声音，顿时高兴起来。当然，她不认为一个女性只有做了母亲才会意识到该案件的严重性，但加琳娜自己的孩子也会面临危险，这个事实应该让她更容易提供帮助。 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女人打开门，她裹得严严实实，仿佛现在正是寒冬。她好像生病了。她的眼神很紧张，仔细打量瑞莎与费奥多身上的每个细节。费奥多似乎认出她来：“加琳娜，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费奥多，阿尔卡迪的父亲，就是那个被谋杀的小男孩。这是我的朋友瑞莎，她住在沃瓦尔斯克镇，那是靠近乌拉尔山的一个小镇。加琳娜，我们来这里的原因是这个杀死我儿子的男人在其他城镇也谋杀儿童，这也是瑞莎来莫斯科的原因，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工作。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加琳娜的声音很柔弱，几乎像在耳语：“我怎样才能帮助你们呢，我什么都不知道。” 瑞莎料想到她会这么回答，于是说道：“费奥多来这里的身份并不是国家安全部军官，我们是代表广大的父亲和母亲，代表所有对这些案件都义愤填膺的公民。你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文件里头，因为没有文件。你将也不会再看到或听说我们，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他长什么样子？他多大年纪？有多高？什么发色？衣着昂贵还是廉价？” “但是我看到的那个人并不是和孩子在一起，我之前已经说过。” 费奥多说道：“求求你了，加琳娜，让我们进去一会儿吧，不要在过道里说话。” 她摇了摇头：“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什么也不知道。” 费奥多变得有些激动，瑞莎碰碰他的胳膊，让他安静下来。他们必须得保持平静，不能吓唬到她，耐心才是关键：“好吧，好吧，加琳娜。你没有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在一起，费奥多说你看到一个拿着工具箱的男人，对不对？” 她点点头。 “你可以向我们描述他的样子吗？” “但他没有跟孩子在一起。” “我们明白，他不是跟一个孩子在一起，你对此很清楚，他只是拿了一个工具箱，但他长什么样子呢？” 加琳娜在慎重考虑。瑞莎屏住呼吸，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要爆炸了。他们不需要记录在案的信息，不需要签字的证词，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描述，然后同样遭到拒绝。三十秒钟，足足过去了三十秒钟。 费奥多突然打破沉默，说道：“告诉我们一个拿着工具箱的男人长什么模样，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坏处，描述一个铁路工人的样子不会让任何人陷入麻烦。” 瑞莎盯着费奥多，他说错话了。人们会因为描述一个铁路工人的样子而陷入麻烦，他们甚至会因为更小的事情而陷入麻烦。最安全的举动从来都是什么也不做。加琳娜摇了摇头，往后退了一步：“对不起，当时天已经黑了，我没有看清他。他只拿了一个包，我记得的就是这些。” 费奥多将手按在门上：“不要这样，加琳娜，求求你了……” 加琳娜摇了摇头：“你们走吧。”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就像一头慌乱的动物，她的声音因恐惧而变得尖锐起来：“走吧！” 然后就是沉默。孩子玩耍的声音停了下来，加琳娜的丈夫走了过来：“发生什么事情了？” 过道里，其他住户的门纷纷打开，大家都在探头张望，指手画脚：这更造成了加琳娜的恐慌。感觉到他们即将无法控制局面，他们马上就会失去这位目击证人，瑞莎走上前，抱住加琳娜，仿佛在告别：“他长什么样子？告诉我，就在我耳朵边上说。” 加琳娜的丈夫试图将她们俩分开：“够了！” 加琳娜在挣扎，但瑞莎不依不饶，紧紧抓住这个陌生人的胳膊——央求着，重复着：“他长什么样子？” 她们脸颊贴着脸颊，瑞莎闭着眼睛，充满希望地等待着。她可以感觉到加琳娜的呼吸，但加琳娜一个字也没说。 罗斯托夫顿·同一天 猫高高坐在窗台上，尾巴来回轻轻地拍打，绿色的眼睛冷漠地看着纳蒂娅在屋里走动，仿佛在考虑随时猛扑过去，而她似乎就是一只超大的老鼠。这只猫的岁数比她还大，她只有六岁，而猫有八九岁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它为什么对纳蒂娅会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姿态。按照她父亲的说法，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老鼠是个问题，因此养猫是必要的。好吧，这话也有几分准确：纳蒂娅确实看到过许多老鼠，有些老鼠体型和胆子都很大，但她却从没见过这只猫对这些老鼠做过什么有用的事情。这是一只懒猫，被她的父亲给宠坏了。要不然，一只猫怎么会认为自己比她还重要？它从来不让她碰自己。有一次，这只猫碰巧走过，她温柔地抚摸她的背部，而换来的反应竟是它将身体扭转过来，冲她发出嘶嘶的叫声，然后赶紧蹿到墙角，身上的毛全部张开，就好像她犯了某种罪行。从那时候起，她就放弃和它友好相处的打算了。如果这只猫不喜欢她的话，她会加倍地不喜欢它。 由于再也无法忍受这只猫盯着自己看，纳蒂娅走出房子，尽管这时天色已晚，家人都在厨房准备晚餐。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她出去走一走，所以她也懒得问，迅速穿上鞋子之后，她从前门溜了出去。 她和妹妹、爸爸妈妈住在顿河岸边，这是位于郊区的一个小区，街道坑坑洼洼，房子也都是砖砌的简陋小屋。城市的污水以及工厂废水都从上游排到这条河里，纳蒂娅有时坐在河边，看着各种油污、污物和化学废品漂得水面到处都是。岸边有一条被踩得很平的小路，这条小路可通往两个方向。纳蒂娅转身向下游乡村方向走去。尽管光线暗淡，但她对路线依然了如指掌。她的方向感很好，在她的记忆当中，她从未迷过路，一次也没有。她想知道，等她长大以后，一个有着良好方向感的女孩可以从事什么工作。也许她可以成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成为火车司机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他们从来不需要知道火车开往哪里：火车几乎不会迷路。她的父亲曾经跟她讲过战争期间轰炸机女驾驶员的故事，她对这样的故事很感兴趣，希望能够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她的脸也出现在报纸头版头条，被授予列宁奖。这会引起她父亲的关注：这会让他以她为豪，这会让他将注意力从那只愚蠢的猫身上转移。 她一路走，一路哼着歌儿，离开那只猫，出来透透气真让人心情愉快。她突然停了下来，她看到前方有个男人的身影正朝她走过来。这个人身形高大，除此之外，在黑暗中，她看不清这个人的其他任何特征，他手里拿着个箱子。通常来说，看到陌生人一点也不让她感到苦恼。为什么要苦恼呢？但她的母亲最近做了一件特殊的事情：她让纳蒂娅和妹妹坐下来，郑重其事地警告她们不要同任何陌生人说话。她甚至说宁愿有不礼貌的表现，也不要听从陌生人的请求。纳蒂娅回头看看自家房子，还好，走得不算太远；如果跑的话，不到十分钟她就可以跑回家里。但问题是，她真的想去看看下游那边她最喜欢的那棵树。她喜欢爬到树上，坐下来，在那里做梦。她只有走到那棵树跟前，这段路她才算没有白走。她幻想着，这可以说是她的一次军事任务：走到那棵树那里，不允许失败。她很快作了个决定，不同这个人说话，直接从他身边走过去，如果他开门说话，她只说一句“晚上好”，但决不停下脚步。 她继续往前走，与这个男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他是不是加快了步伐？好像是的。天色太暗，看不清楚他的脸，他好像戴了一顶帽子。她稍微往路边靠了靠，让这个男人有足够的空间走过去。现在他们之间只有两米左右的距离，纳蒂娅开始心生恐惧，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想要赶紧从他身边走过去。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甚至怪自己的母亲，轰炸机驾驶员从来都不会胆怯。她突然跑起来，担心这会侮辱到这位绅士，她大声说道：“晚上好。” 安德雷用空着的那只手拦腰攫住她，她小小的身体马上被腾空抱起来，他将脸凑近她的脸，盯着她的眼睛，她被吓坏了，屏住呼吸，小小的身体因紧张而绷得僵硬。 紧接着，纳蒂娅突然大笑起来，她从惊讶中回过神来，将胳膊圈住她爸爸的脖子，紧紧地抱住他：“你吓死我了。” “你为什么这么晚还往外跑？” “我想散散步。” “你妈妈知不知道你出来？” “知道。” “你在撒谎。” “没有，我没撒谎。你为什么从这个方向过来？你从来都没有从这个方向回来过，你去哪儿了？” “我一直在工作，我在城外村庄里有一些业务，除了走路，没有其他途径回来，也只是走了两小时而已。” “你一定累了。” “对，我是累了。” “我能帮你拿箱子吗？” “但我正抱着你呢，所以，即使你拿着我的箱子，还是同样的重量。” “我可以自己走，然后帮你拿箱子。” “我想我自己可以拿。” “爸爸，你回家真让我高兴。” 他抱着女儿，用箱子底部推开家门。他走进厨房，小女儿的脸上流露出爱慕之情，跑过来迎接她的爸爸。他看着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迎接他回来，她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无论他什么时候出去，都会回来。 纳蒂娅看着那只猫，显然它在嫉妒父亲对她的关注，它从窗台上跳下来，加入家庭团聚当中，不停地蹭她父亲的腿。安德雷将她放下来的时候，她无意中踩到猫的爪子，猫尖叫着跑走了。她还没来得及享受这点小小的满足感，她的父亲就抓住她的手腕，透过厚厚的玻璃镜片看着她，他的脸气得直哆嗦：“不要再碰它了。” 纳蒂娅想哭，但她咬住嘴唇，她已经知道，哭不会给她的父亲留下任何印象。 安德雷松开女儿的手腕，站起来。他感到又慌张又热，他看着自己的妻子，她没有走上前来，但微笑着看着他：“你吃了没？” “我先将东西放回去，我不想吃东西。” 他的妻子没有抱他或亲他，她不会在孩子们面前这么做，因为他对这些事情感到不自在。她很明白这一点。 “工作还顺利吗？” “他们希望我两天后再出去，但我不清楚需要多长时间。” 没有等他妻子回答——他已经感到有些幽闭恐惧——他就走到通往地下室的那道门跟前。那只猫将尾巴翘得老高，兴奋地尾随他而去。 他锁上门，走下楼梯，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立刻感觉好多了。以前一对老夫妻占据着这楼下的空间，但老妇人死了之后，老先生就搬去和儿子同住了。房管所还没有将房子分给其他人。这不是什么好房子：是一间嵌在河岸以下的地下室。砖墙始终都是湿漉漉的，冬天的时候，房间就跟冰窖差不多。屋里有一个烧柴的火炉，在一年当中，这对老夫妇有八个月时间都在烧炉子。尽管这间地下室有诸多缺点，但它有一个好处，这是属于他的空间。房间角落里摆放着一把椅子，以及老夫妇留下来的一张窄床。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他偶尔也会睡在这里。他点上煤气灯，没过一会儿，另外一只猫从墙壁的管道里钻出来。 他打开箱子，在文件和中午的剩饭当中，有一个盖着螺旋盖的玻璃罐。他转开螺旋盖，罐子里头有一个用过期的《真理报》包裹着的东西，鲜血已经渗透报纸，里面就是他在几小时之前谋杀的那个女孩的胃。他小心翼翼地将报纸撕开，确保肉上没有沾上一点纸屑。他将胃放在一块洋铁皮上，先将它切成片，然后再将它切成小块儿。切完之后，他打开火炉，一直等到热气足以烹制这些肉块，这时他的身边围着六只猫。他在炉子上煎这些肉块，等到肉块变成棕色，他再将这些肉块倒回洋铁皮上。安德雷站在那里，看着猫儿在他脚边缠绕，他拿着食物馋它们，看着它们喵喵地叫，它们饥肠辘辘的模样让他备感满足。它们都饿疯了，这种熟肉的香味简直令它们发狂。 直到将这些猫逗惹得焦躁难耐时，他才放下食物。这群猫将铁皮团团围住，一边吃着肉，一边发出愉悦的咕噜咕噜声。 楼上，纳蒂娅盯着通往地下室的门，不明白到底什么样的父亲爱猫胜过爱自己的孩子。他只会在家待两天而已。不对，她在生父亲的气，这是不对的。她不想责怪他，应该责怪的是猫。她脑子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杀死一只猫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比较难的是杀死猫之后如何侥幸逃脱。 同一天 在沃洛夫斯基街，里奥和瑞莎加入到在食品杂货店排队的队伍当中。需要排上几个小时，才能走进店里，到店里点完东西之后，交款还需要再排一次队。排完两次队之后，还需要排第三次队去拿东西。排队混时间比较容易，这些队排下来至少需要四小时，这样他们可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等伊万回家。 由于劝说加琳娜·沙波利娜失败，这让他们有可能两手空空地离开莫斯科。瑞莎被推出公寓，门几乎摔在她脸上。她站在过道里，周围都是邻居们好奇的目光，其中很多人可能是告密者，他们也不可能再试试看了。加琳娜和她的丈夫有可能会通知国家安全部，里奥认为这不太可能，加琳娜显然认为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尽量不要有任何动作。如果她想通报国家安全部，她就有可能会让自己受到牵连，让自己受到关注。这么想，会让他们稍稍感到安慰一点。到目前为止，他们唯一的收获就是让费奥多和他的家人加入调查当中了。里奥已经告知费奥多，如果他发现任何信息，就写信给内斯特洛夫，因为他们一直在截查里奥的邮件。即便如此，对于他们要找的人，他们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瑞莎极力推荐去和伊万谈谈。除了两手空空离开莫斯科之外，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里奥勉强同意了。瑞莎没有办法获得伊万的消息，他们不可能通信或打电话。她只是在碰运气，希望他还在这里。但是她知道他很少离开莫斯科，更不会离开一段时间。他不度假，对乡村地区也不感兴趣。她认为他不在家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被逮捕。她只能希望他安全无事，即使她盼望能够再次看到他，但她也心知肚明——这将是一次尴尬的碰面。她和里奥同行，而伊万讨厌国家安全部的所有军官，里奥也不例外。在他看来，这些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但最令她担心的不是伊万不喜欢里奥这件事，而是她对伊万的感情。尽管她在性方面从未背叛过里奥，但在其他所有方面，她与伊万都背叛了他，比如智力上，情感上，在里奥的背后说他的坏话，等等。她与一个与里奥所代表的一切划清界限的男人建立起友谊，将这两个男人摆在一起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她想尽快告诉伊万，里奥不是以前那个人了，他已经变了，他对国家的盲目信仰已经崩塌了。她跟他解释，她一直错怪了自己的丈夫。她想让他们俩都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别要比他们各自想象的小。但是希望不大。 里奥可不盼望见到伊万——这个与瑞莎志同道合的人。他不得不面对他们之间迸发的火花，不得不近距离看看如果由瑞莎自由选择她会嫁给他的这个人。这仍然会伤害到他，这种伤害比失去地位、失去对国家的信仰更为严重。他曾盲目地相信爱情。也许他始终抱着这种想法，只是希望能对自己的工作性质起到中和作用；也许他在潜意识里需要靠相信爱情让自己更人性一点。这也是他对她的冷淡作出的极端辩解，他始终不愿意认为她有可能会不喜欢自己。相反，他闭上眼睛，庆幸自己拥有一切。他告诉自己的父母，她是自己一直以来梦想中的妻子。他说得没错——她一直都是一个梦，一个幻想，她也一直乖巧地予以配合。而实际上，她始终担心自己的安全，却向伊万吐露自己真正的心声。 这种幻想在几个月前被击碎，但是，伤口为什么还没愈合呢？当他对国家安全部的忠诚已经改变时，他为什么还不能改变这种幻想呢？他一直都能够将对国家安全部的忠诚与另外一个事业——对这种调查工作的热爱进行交换。但他没有别人可以去爱；从来都没有。事实上，他不能放弃这小小的希望，不能放弃她也许（只是也许）真的爱他这个幻想。尽管他不愿相信自己的情感，因为之前他可以说错得一塌糊涂，但他还是感觉自己和瑞莎之间要比以前更加亲近。这只是俩人共同工作的结果吗？的确，他们不再亲吻或做爱。自从瑞莎对他实话实说之后，彼此都觉得有些不对劲。他不得不承认，他们以前所有的性经验对她都毫无意义，甚至更糟，它们可能都是不愉快的经历。然而，环境远非是让他们在一起的唯一因素——你拥有我，我拥有你——里奥更愿意认为环境一直在拆散他们。里奥一直是国家的象征，而这是瑞莎所厌恶的。但是现在，他只代表他自己，他的权力被剥夺，他被瑞莎如此憎恨的体制踢出局来。 当他们看到伊万从街道另一头走过来时，他们几乎快排到商店门口了。他们没有叫伊万的名字，不想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也没有从队伍中走开，只是看着他走进公寓大楼。瑞莎正准备要离开队伍时，里奥碰了碰她的胳膊，制止了她。他们这时出现不同意见：可能有人在监视他。里奥这时突然想到，那枚中空的硬币也许是伊万的：可能他一直都是间谍。硬币怎么会在瑞莎的衣服里呢？她难道在伊万的公寓里脱衣服，然后误拿了这枚硬币？里奥暂且将思绪搁到一边，意识到自己的嫉妒心在作祟。 里奥仔细观察了一下街面情况，他在公寓周围没有看到地下工作人员的身影。有几个明显的监视场所——电影院门厅、这种食品杂货店的队伍、有遮掩物的门口。无论这些地下人员多么训练有素，对一栋建筑进行监视还是比较困难，因为这实在太不自然：一个人保持静止不动，什么事也不干。几分钟之后，里奥确定无人跟踪伊万。他们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在几乎快要走进商店的时候离开队伍。这很令人怀疑，但里奥相信，大多数人都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 他们走进公寓大楼，上楼。瑞莎敲门，里面可能已经听到脚步声。―个紧张的声音从门里传过来：“谁？” “伊万，我是瑞莎。” 门闩被拉开，伊万谨慎地打开门。一看到瑞莎，他的怀疑顿时烟消云散，脸上露出笑容。她也报以微笑。 里奥站在两步之外，看着他们在昏暗的走廊里重逢。她看到他很高兴，他们在一起轻松开心。伊万打开门，走上前，和她拥抱，她仍然活着，这让他如释重负。 伊万这才注意到里奥，他的笑容从脸上消失，就像一幅画从墙上坠落一样突然。他放开瑞莎，突然之间觉得不确定起来，看看她的表情，看不出有任何背叛的痕迹。感觉到他的不安，瑞莎说道：“我们慢慢跟你解释。” “你们为什么来这里？” “我们最好能屋里谈。” 伊万似乎不太相信他们，瑞莎碰碰他的胳膊：“拜托，相信我。” 公寓不大，但家具配置不错，木地板也洁净光亮。到处都是书：乍一看似乎都是审定读物、高尔基、政治论文、马克思。卧室门是关着的，大房间里没床。里奥问道：“还有别人吗？” “我的孩子和我父母在一起，我妻子住院了，她得了肺结核。” 瑞莎又碰了碰他的胳膊：“伊万，这个消息真让人难过。” “我们还以为你会被捕，我担心出现最糟糕的状况。” “我们很幸运。我们被发配到乌拉尔山以西的一个小镇，里奥拒绝检举我。” 伊万无法掩饰自己脸上的惊讶之情，仿佛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一件事。里奥没有说话，而伊万一边盯着他，一边琢磨：“你为什么拒绝检举？” “她不是间谍。” “从什么时候开始，事实变得重要了？” 瑞莎打断他们：“我们现在不要深入讨论此事了。” “但这很重要，你还是国家安全部成员吗？” “不是，我被降职为民兵了。” “降职？那你算逃过一劫。” 这是个问题，像在指责。 “这只是暂缓行刑，降职、流放——是一种默默无闻的长期惩罚。” 为了安慰他，瑞莎补充道：“我们来这里，没有人跟踪，我们很确定。” “你们就这么长驱直入地跑到莫斯科来？为什么？” “我们需要帮助。” 听到这句话，他有些迷惑不解：“我能帮你们什么呢？” 里奥脱掉外套，毛衣，衬衫——取出用胶带贴在身体上的文件。他简单扼要地描述了一下案件情况，将文件交给伊万。伊万接过文件，但并没有看，在椅子上坐下来，将文件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拿出一个烟斗，小心翼翼地往里面添烟丝：“我认为民兵本身并不会调查这些谋杀案。” “所有这些谋杀案要么被误判，要么被掩盖真相，要么就归咎到心理疾病患者、政治敌人、酒鬼和无业游民身上，但他们与此事毫不相干。” “这么说，你们俩人现在一起工作？” 瑞莎脸红了：“对，我们现在一起工作。” “你信任他？” “对，我信任他。” 在伊万问他妻子的时候，里奥不得不保持沉默，仔细打量他们俩人在自己面前是否诚实。 “你们计划一起破获这起案件？” 里奥答道：“如果国家做不到，那么只有人民出面。” “说得就像一场真正的革命。除此之外，里奥，你耗尽毕生都在为这个国家杀人——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俄国人。现在，我应该认为你是在违抗官方政策，在独立思考吗？对此我不相信。我认为这是个陷阱。对不起，瑞莎，我认为他是想靠此一搏，想再回到国家安全部。他欺骗了你，现在他又想糊弄我了。” “不是这样的，伊万，看看这些证据吧。这些都是真的，不是什么诡计。” “我已经很长时间都不相信书面证据了，你也不应该相信。” “我亲眼见过一个这样的尸体，是个小男孩，他的胃部被切开，嘴巴里塞满树皮。我亲眼所见，伊万。我就在案发现场。有人对一个孩子做了这些，有人似乎在享受这整个过程，他们不会撒手的，而民兵是抓不到他们的。我知道你有千万个理由怀疑我们，但我可以向你证明。如果你不信任我，那么我很抱歉，打扰了。” 里奥走上前，准备拿回文件，伊万将手按在文件上面。 “我想看看，关上窗帘，你们俩都坐下，你们让我感到很紧张。” 将整个世界挡在屋外，里奥与瑞莎在伊万身边坐下，向他详细描述案件特征，尽量将他们所掌握的有用信息都说给他听。里奥自己的总结是：“他说服这些孩子都跟他走，雪地里的脚印都是并排的，这个男孩同意跟他走进森林。即使案件似乎丧心病狂，但如果一个表面看起来丧心病狂的人不可能到处游走，这解释不通，一个表面看起来丧心病狂的人首先就会吓到这些孩子。” 伊万点点头：“对，我也这么认为。” “如果没有一个指定的原因，他很难在这个国家四处游荡，他一定有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需要到处旅行。他一定有证件，有文件证明。他一定融入在这个社会里头，他一定是被社会接受的，尊敬的。我们不能回答的问题是——”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能抓住他？我的脑子里完全没有这个人的形象。他会是什么类型的人呢？到底年轻还是年长？富有还是贫穷？我们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除了基本信息，比如他有工作，至少在外表看起来还算神志清醒，但这几乎可以是任何人。” 伊万在抽烟斗，仔细回味里奥说的话：“我恐怕不能帮你们。” 瑞莎坐直身子：“但你不是读过一些关于此类犯罪以及变态谋杀案的西方文章吗？” “这对你们有什么用呢？我也许可以想起一两篇这样的文章，但这并不足以为你们提供这个人的形象，你们不能从两三篇骇人听闻的西方报道中构建这个人的形象。” 里奥将身体往后一靠：这次行程一无所获。更让他担心的是：他们是在执行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无论是现实方面，还是智力方面，他们的准备都毫无希望。 伊万抽了一口烟斗，在观察他们的反应：“但我认识一个人，他可能会对你们有所帮助，他是佐扎叶兹教授，是一位退休的精神病医生，国家安全部前审讯员。他现在视力丧失了。失明让他顿悟，就像你一样，里奥。他现在在地下圈子里相当活跃，你可以将对我说的内容说给他听，他可能会帮助到你们。” “他值得信任吗？” “完全没问题。” “他到底能做什么？” “你把这些文件内容读给他听，向他描述照片细节。也许他能够为你们提供一些线索，比如凶手会是什么样的人，年纪，背景——诸如此类的事情。” “他住哪儿？” “他不会让你们去他的公寓，他非常谨慎。如果他愿意来的话，他会来这里。我会尽量说服他，但我不能保证。” 瑞莎笑了：“谢谢你。” 里奥也很开心：专家显然强过报纸文章。伊万站起来，将烟斗放下来，走到旁边的柜子跟前，拿起电话： 电话。 这个人有电话，在他的公寓——这间家具设备不错、整齐干净的公寓里竟然有电话。里奥仔细打量房间的各个角落。有些不太对劲。这不是适合一家人居住的公寓。他为什么住在这样一个比较奢侈的环境？他如何做到逃脱拘捕？在他们被流放之后，他应该也会被卷入。毕竟，国家安全部有他的存档：瓦西里给里奥看过照片。他如何巧妙地闪避当局？ 电话接通了，伊万开始对着话筒讲话：“佐扎叶兹教授，我是伊万·朱可夫。我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任务需要您的帮助，在电话里讲不清楚。您现在有空吗？您现在可以来我的公寓吗？对，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尽快。” 里奥的身体开始绷紧。他为什么称呼他为教授——如果他们关系如此亲近的话？为什么要这么称呼，除非他们有共同的利益？不对，所有一切都不对了。 里奥一跃而起，椅子在身后弹得老远。他冲到房间另一头，伊万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抓起电话，将电话线紧紧地缠绕在伊万的脖子上。里奥现在站在他背后，背部抵在房间角落，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电话线越缠越紧。伊万的腿在光滑的地板上直打滑，他喘不过气来，无法说话。瑞莎惊呆了，从椅子上站起来：“里奥！” 里奥举起手指，示意她别说话。电话线依然缠绕在伊万的脖子上，他拿起话筒：“佐扎叶兹教授？” 电话里没有声音，电话被挂断了。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里奥，放开他！” 但里奥将电话线拉得更紧，伊万的脸已经涨得通红。 “他是地下侦探。看看他的居住环境，看看他的家，根本没什么佐扎叶兹教授，那是他在国家安全部的联系人；他现在就在路上，要来逮捕我们。” “里奥，你弄错了，我了解这个人。” “他假装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人，实际是地下工作者，揪出其他反对当局的人。” “里奥，你说得不对。” “没什么教授！他们正在路上呢。瑞莎，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 伊万的手指在疯狂地拽住电话线，想要挣脱。瑞莎摇摇头，走上前，用手指将电话线拉开一点，让他的脖子释放一点压力。 “里奥，放开他，让他证明自己。” “你所有的朋友不是都被捕了吗，所有人，除了他？那个叫左娅的女人，你认为国家安全部从哪里弄到她的名字？他们不是根据她的祷告而逮捕她的，那只是他们的借口。” 由于无法挣脱，伊万的双脚开始在地板打滑，整个人靠在里奥身上，里奥再也无法支撑。 “瑞莎，你从没和我谈及过你的朋友，你从来都不信任我。你信任谁？你自己想想！” 瑞莎盯着里奥，然后又盯着伊万。的确，她所有的朋友不是死了，就是被捕了，除了他。她摇了摇头，不敢相信这一切——这是当今时代的多疑症，被这个国家制造出来的多疑症，以至于无论是多么牵强的主张，都足以杀死一个人。她看到伊万的手伸到柜子抽屉里，她松开电话线：“里奥，等等！” “我们没有时间了！” “等一下！” 她打开抽屉，在里面翻找。里面有一把锋利的开信刀——伊万想找来自卫的东西，她不会为此而责备他。这把刀后面是一本书，封面上写着“丧钟为谁而鸣”。这本书为什么没有藏起来呢？她拿起这本书，书里有一张纸，纸上写有一串人名：都是借过此书的人。其中有些人的名字已被画掉，她的名字就已经被画掉。这张纸的另外一边是打算借此书的人的名字。 她转身面对伊万，将这张纸举到他面前，她的手在颤抖。这里面还有清白的解释吗？没有，她已经知道没有。没有哪个持不同政见的人会蠢到列出借书者名单，他将这本书借出去，就是将别人牵连进来。 里奥挣扎着托住伊万：“瑞莎，转过身去。” 她听从了，走到房间另外一侧，手里还拿着那本书，耳朵里听到的是伊万脚踢家具的声音。 同一天 由于身为国家安全部侦探，伊万的死立即就被定为谋杀，这一定是由反体制分子、反苏联分子所犯下的暴行。罪犯是一个局外人，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因此应该马上展开全面合法的调查工作，没有欲盖弥彰的必要。对里奥和瑞莎来说，幸运的是伊万一定树敌太多。这个人的一生都在出卖好奇的平民百姓，用审查材料吸引他们，就像捕猎者用诱饵吸引猎物一样。审查资料一直都是国家向他提供。 离开公寓之前，瑞莎拿走了名单，将名单揉成一团塞进口袋里。里奥匆忙将案件材料收好，他们不知道国家安全部接到伊万的电话之后，会在多长时间内作出反应。他们打开前门，跑下楼梯，等到他们离开的时候，情绪已接近平静。他们走到街道尽头时回头望了一眼，地下工作人员刚好走进公寓大楼。 在莫斯科，没有人相信里奥和瑞莎回来过，他们不是直接嫌疑犯。就算负责调查的军官想到这点，他如果与沃瓦尔斯克镇地方国家安全部确认，会发现他们当时正在山区度假。这个借口可能会成立，除非有目击证人证明一个男人和女人曾经进过这栋公寓大楼。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要对他们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做进一步周密调查。但里奥知道，所有这些事实都微不足道。就算没有证据，就算他们真的去山区度假，这次谋杀也会成为逮捕他们的托词。这与证据完全无关。 在目前这种处境下，想要去看他的父母，纯粹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但开往沃瓦尔斯克的列车要到凌晨五点才开，更重要的是，里奥认为这可能是同父母的最后一次见面机会。尽管离开莫斯科之后，他一直没有和父母联系，对他们的下落也不太清楚，他在几周前才弄到他们的地址。知道国家各部门有意独立操作，里奥感觉到向住房部门打听史蒂芬与安娜的问题，请求就有可能不会被转交到国家安全部那里。为了以防万一，他报了一个假名字，装出一副履行公事的模样，并问了好几个名字，其中包括加琳娜·莎波利娜。尽管其他所有的名字都没有找到，但他还是成功找到了父母的地址。瓦西里也许一直在期待这样一个努力，实际上，他甚至可能下令公开这个地址。他知道在流放过程中，里奥的弱点就是他的父母。如果他希望看到里奥违抗命令，他父母就是完美的陷阱。但在四个月当中，他父母似乎不太可能都处于长期监视当中。他父母被迫与之共处一室的那家人似乎更有可能兼当告密者的角色。他必须在没有其他人看见、听见或知道的状态下去见他的父母，他父母以及他们自己的安全都取决于这次行动的秘密性。如果他们被抓获，他们就会与伊万的谋杀联系起来，他们全家人都会是死路一条，也许甚至在天亮之前就被枪决。里奥准备要冒这个风险，他必须要与父母道别。 他们按照地址找到那里，房子还是革命前的老房子——用一些脏床单分割成上百间小公寓。这里没有舒适的环境，没有自来水，没有室内洗手间。里奥看到从窗户里伸出管子，将炉子里的烟雾排出来，这是最便宜、最肮脏的暖气设备。他们从一个安全的距离仔细观察这栋建筑，蚊子落在他们脖子上，他们一个劲地拍打皮肤，手上沾满点点血迹。里奥知道，无论他在这里站多久，他都无法确定这是否是个陷阱。他必须进去。他朝瑞莎转过身去，还没等他开口，她就说话了：“我在这里等你。” 瑞莎自觉羞愧。她信任伊万；她对他的态度只基于他对书籍和报纸的收集，他对西方文化的沉思，他声称要帮助将持不同政见的重要作家的作品偷渡到西方的计划。谎言，全都是谎言——有多少作家和反对政府的人受到陷害？他焚毁多少手稿，以至于这些手稿在这个世界上绝迹？他指挥秘密警察逮捕了多少艺术家与自由思想家？就因为他明显不同于里奥，她就深深迷恋他。这种不同只是伪装而已。持不同政见者一直是秘密警察，而警察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持不同政见者背叛了她，而警察却救了她。她无法与丈夫一起，装成忠诚、恩爱的妻子，去向他的父母道别。里奥拉起她的手：“我想让你和我一起。” 楼下公共的门没有上锁，里面的空气又闷又热，他们马上开始出汗，衣服粘在后背上。楼上的27号公寓的门锁上了。里奥曾经闯入许多公寓，通常来说，老式锁要比现在的锁更难开。他用一把弹簧刀尖转开金属板，锁的机械装置显露在外。他将刀尖插进去，但锁却打不开。他将脸上的汗擦去，稍停片刻，深呼吸，闭上眼睛，在裤子上将手擦干，完全顾不上蚊子——让它们吃个饱吧。他睁开眼睛，集中精力，锁咔嗒一声开了。 唯一的光线来自朝街的那个房间，屋里睡满了人，发出一阵恶臭。里奥和瑞莎在门边等了一会儿，适应屋里的黑暗。他们能够辨别三张床的轮廓：两张床上分别睡着成人夫妻，小床上好像睡了三个小孩。厨房里的地毯上睡着两个小孩，就像小狗睡在桌子上一样。里奥走向熟睡的大人，两对夫妻都不是他的父母。他拿到的难道是错误地址吗？这样不称职的行为可以说司空见惯。也有可能是故意给了他错误地址？ 在黑暗中，他又看到另外一扇门，他朝门走去，每走一步，地板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瑞莎就跟在后面，脚步轻得多。睡在最近的那张床上的那对夫妇微微动了一下。里奥停下来，等他们安静下来。这对夫妻依然是熟睡状态，里奥继续往前走，瑞莎跟在后头。他伸出手，握住门把手。 房间里没有窗户，当然也没有光线。为了看见里面的情况，里奥必须让门开着。他依稀能看到屋里摆着两张床，两张床之间几乎只有一条缝，甚至连一张脏床单都没用。一张床上睡着两个孩子，另外一张床上是一对夫妇。他靠近一些，发现是他父母，在一张狭窄的单人床上正相互挤在一起睡觉。里奥站起来，走到瑞莎跟前，小声说道：“关上门。” 屋里此时一片漆黑，里奥几乎是蹲在地板上摸索到自己的父母身边。他听到他们睡觉的声音，很高兴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他哭了。这间房间比他们之前公寓的浴室还小，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更不可能与这家人切断联系。他们被送到这里等死，以及他将来被处死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羞辱。 他几乎是同时将两只手分别放在他们的嘴上，他能感觉到他们醒了，而且被吓了一大跳。为了不让他们大声喊出来，里奥低声说道：“是我，里奥。不要出声。” 他们身体的紧张感顿时消失了，他将手从他们嘴上拿开。他听到他们坐了起来，他能感觉到他妈妈在摸他的脸。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她在摸他的脸。当她的手指摸到眼泪时，手没有再继续滑动。他听到她的声音，几乎是在耳语：“里奥……” 他父亲的手也跟着摸过来，里奥将他们的手按在脸上。他发誓要照顾他们，但他没有做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喃喃自语：“对不起。” 他父亲答道：“你没什么需要道歉的。如果不是你，我们一辈子都会这么生活的。” 他母亲打断他们，她的脑子里想起所有想问的问题：“我们以为你们死了，我们听说你们俩都被捕了。” “他们撒谎，我们被送到沃瓦尔斯克镇。我被降职了，没有坐牢。我现在是一名民兵。我给你们写过很多信，让他们把信转交给你，但他们一定截取并销毁了。” 旁边床上的孩子在翻身，床架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所有人都陷入沉默。里奥一直等着，等到他听到孩子们发出深沉、缓慢的呼吸声：“瑞莎也在这里。” 他将他们的手引到瑞莎那里，他们四个人手牵着手，他的母亲问道：“孩子呢？” “没了。” 为了不想让这次团聚变得复杂，里奥补充道：“流产了。” 瑞莎也说话了，她的声音非常激动：“对不起。” “这不是你的错。” 安娜继续说道：“你们要在莫斯科待多久？我们明天能够见面吗？” “不行，我们完全不应该在这里。如果我们被抓到，我们都会被监禁，你们也会。我们一早就走。” “我们可以去外面说说话吗？” 里奥想过这个，但不可能，他们只有在不吵醒任何人的前提下才能离开这间公寓。 “这比较危险，会吵醒他们，我们只能在这里说话。” 一时间，所有人都没说话，四双手在黑暗中紧紧地握在一起。最后里奥说道：“我必须要给你们找一个更好的地方住。” “不用，里奥，听我说。你的表现经常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爱是基于你能为我们做多少事情。甚至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这样。事实不是这样的，你必须关注你自己的人生。我们都老了，我们住在哪里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继续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等着听到你的消息，我们必须接受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这个事实。我们不必白费力气，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必须道别。里奥，我爱你，并以你为豪。我希望你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可以效力。” 安娜的声音现在非常平静：“你们拥有对方，你们爱对方，你们会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我相信这点。对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们，事情会有所改变，俄罗斯也会不一样的，我对此充满希望。” 这是一个幻想，但她宁愿相信，里奥也没有反驳。 史蒂芬抓住里奥的手，将一个信封塞到他手里：“这是我在好几个月以前给你写的一封信，我一直没有机会给你，因为你们被送走了。我也不想寄给你，你在火车上如果安全的话，再看。答应我不要早看，答应我。” “信上写什么？” “这封信的内容，我跟你妈妈仔细考虑了很久。里面包括我们想对你说但出于某种原因又不能对你说的话，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在很久之前就对你说。” “父亲……” “拿着，里奥，权当是为了我们。” 里奥接过信，四个人最后一次在黑暗中拥抱在一起。 7月6日 里奥朝火车走去，瑞莎跟在他身边。站台上的军官会比平时多吗？他们可能在找他们了吗？瑞莎走得太快了：他抓住她的手，只一刹那，她就放慢了脚步。他父母写的信已经与案件文件藏在一起，都贴在他的胸前。他们几乎快要走到自己的车厢了。 他们登上拥挤的火车，里奥低声对瑞莎说道：“待在这儿。” 她点点头。他走进逼仄的洗手间，锁上门，盖上马桶盖，减轻难闻的味道。他脱掉夹克，解开衬衫纽扣，拿出他自己缝的薄棉布袋，这个棉布袋是用来装案件文件用的。布袋已被汗水浸透，打印文件的油墨印得胸前墨迹斑斑。 他找到信，翻过来，信封又脏又皱，上面没写名字。他想知道父母亲是如何在那家人的眼皮底下藏好这封信的，这家人肯定搜查过他们的东西。他们其中有个人一定是日夜随身揣着这封信。 火车开始移动，开出莫斯科。他遵守了承诺，现在才看这封信。他一直等到他们离开火车站，才打开信封看这封信，是他父亲的笔迹： 里奥，你母亲和我都没有任何遗憾。我们爱你。我们一直期望能有一天和你谈论这件事。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一天永远都不会来了。我们以为如果你准备好了，你会提出来。但你没有，你始终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也许学会忘记对你来说比较容易？这就是你什么也不说的原因。我们认为这是你处理过去的方式。我们担心，你已将这段记忆抹去，我们重提往事会给你带来伤痛。简而言之，我们在一起很幸福，我们不想破坏它。我们都很怯懦。 我再说一次，我和你母亲都非常爱你，我们都没有任何遗憾。 里奥看不下去了，将头扭到一边。是的，他记得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这封信会继续说什么。的确，他这一辈子都努力在忘却。他将信折好，然后仔细撕成碎片。他站起来，打开小窗户，将碎片扔出窗外。这些不规则的碎片在风中起落，消失在视线之外。 罗斯陀夫·奥布拉斯特东南·距离罗斯托夫顿以北十六公里·同一天 内斯特洛夫拜访乌克兰州的最后一天在古科沃镇度过，他现在正在返回罗斯陀夫的火车上。尽管报纸没有提及这些罪行，但儿童谋杀案事件还是被谣言传开了。到目前为止，各个封闭地区的民兵仍然把每起谋杀案视为独立事件。但民兵之外的人们考虑不到什么犯罪性质的负担，开始将这些死亡案件串联起来。民间的解释开始传播开来。内斯特洛夫听过这样一种说法，在沙赫蒂附近的森林里有一头野兽，孩子们就是被这头野兽攻击而死。不同地方有不同想象的野兽，各种超自然的版本传遍该地区。他还听到一位担心的母亲声称，这是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它是一个被熊抚养长大的孩子，现在痛恨所有正常的小孩，这些小孩都成了它的盘中餐。有个村庄信誓旦旦地认为，这是一个复仇的森林精灵，村民们还煞有介事地举办仪式，试图抚慰这位森林恶魔。 罗斯陀夫州居民尚不清楚发生在几百公里之外的这些案件，他们认为这是当地人们的灾难，他们遭到了魔鬼的纠缠。在某种程度上，内斯特洛夫同意这种说法。在他看来，自己无疑正处在谋杀案的核心地带。谋杀案在该地区的集中程度远比其他地方要高。尽管他不相信这些迷信说法，但某些广为流传的说法还是让他半信半疑，他们认为这是希特勒最后的报复行动，他留下一批纳粹士兵，最后的命令就是谋杀俄罗斯儿童。这些纳粹士兵接受过专门训练，懂得如何融入俄罗斯社会，按照俄罗斯方式生活，但同时根据一种业已决定好的仪式有组织地谋杀儿童。这种说法对谋杀案的规模、地理范围、残忍程度以及不涉及任何性侵犯等特征都作出合理解释。凶手可能不止一个，而是多个，也许多达十至十二个，每一起案件都是独立操作，他们在各城镇之间游走，随意地进行谋杀。这种说法愈演愈烈，甚至连有些地方民兵对所有会讲德语的人都表示怀疑，这与他们之前已破获案件的说法又自相矛盾。 内斯特洛夫站起身，伸了伸双腿。他已经在火车上坐了三小时，火车运行速度缓慢，车内环境也不舒服，他不惯于久坐。他在车厢里来回走动，打开窗户，看着城市的灯光慢慢在靠近。听说一个叫佩特亚的小男孩被谋杀，男孩就住在古科沃附近的集体农场，他今天早上特地去了一趟农场。他没费什么周折就找到男孩的家长，尽管他报的是假名字，但他还是诚心地解释自己正在调查类似的儿童连环谋杀案。孩子的父母对纳粹士兵的说法深信不疑，并认为这些德国人甚至可能得到叛逆的乌克兰人的帮助，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这些德国人才得以在这个社会鱼目混珠，随意杀人。孩子的父亲还给内斯特洛夫看了佩特亚的集邮册，这对夫妻将存放集邮册的木盒子摆放在自己的床底下，这成了他们死去儿子的神龛。父母俩人看了邮票无不痛哭流涕，俩人都拒绝看儿子的尸体，但他们都听说了儿子所遭遇的恶行。儿子受到的残害仿佛遭到野兽攻击，嘴巴里塞有脏物，似乎想要让他们更为痛心。孩子的父亲在爱国战争中打过仗，他知道，德国士兵为了让自己更为残忍、歹毒和没有道德，他们会服药。他相信这些凶手一定是某种此类纳粹药物的产物，也许他们已经嗜饮孩子的鲜血，并赖以生存。否则，这些人怎么会犯下如此罪行？内斯特洛夫除了承诺一定要抓住真凶以外，也说不出什么安慰家属的话。 火车到达罗斯陀夫。内斯特洛夫下车，确信他已经找到犯罪的中心。他在四年前被调往沃瓦尔斯克之前，曾经在罗斯陀夫民兵队效力，他几乎不费周折就能收集信息。根据他最近的记录，有五十七名儿童在他认为类似的环境下被杀害。该州的案发比例较高。是不是那些纳粹渗透者有可能被留在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大片土地已经被国防军所占领。他自己在乌克兰打过仗，直接遇到过撤退军队杀人强奸的行为。他决心不让自己偏向某一种说法，于是将这些想法暂且搁置一边。里奥去莫斯科的任务至关重要，希望他能带回一些关于凶手身份的专业信息。而内斯特洛夫的任务则是收集关于案发地点的数据信息。 在假期当中，他们一家人一直住在他母亲位于新社区的公寓，该社区属于战后住房规划的一个项目，建筑毫无特色可言：建造的目的就是完成配额，而不是为了居住。建筑已经处于衰败状态：它们甚至在未完工之前就已经开始衰败。公寓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中央管道设施，和他们在沃瓦尔斯克的家差不多。为了让他母亲放心，他和伊内莎都同意对她撒谎，表示他们已经搬进新公寓。他的母亲感到很欣慰，就好像自己现在也住在新公寓里。快到母亲公寓的时候，内斯特洛夫看了一下手表。他早上六点出发，现在差不多晚上九点钟了。十五个小时，几乎无功而返。他没有时间了，他们明天就要回家了。 他走进社区院子，两边挂满了晾晒的衣服，里面也有他的衣服。他用手摸了摸，衣服已经干了。他从这些衣服当中穿过去，走到母亲公寓门前，走进厨房。 伊内莎坐在一张木凳上，脸上都是血，双手被捆绑在一起。她的身后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还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内斯特洛夫就怒不可遏地冲上前。他不在乎这个人穿着制服：他同样可以杀了他，不管他是谁。他举起拳头，在他尚未靠近之前，他的手感到一阵剧痛。他往旁边一看，看到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她手里正拿着一根黑色的警棍。他以前好像见过这张脸，想起来了一两天前在沙滩上。她的另外一只手随意地拿着一把枪，这个显威风的姿势让她颇为享受。她对自己的军官做了个手势，军官走上前，将一摞文件扔到地板上。落在他脚边的正是他在过去两个月以来收集的所有文件、照片、说明、地图——儿童谋杀案的案件卷宗。 “内斯特洛夫将军，你被捕了。” 沃瓦尔斯克·7月7日 里奥和瑞莎走下火车，在站台上等着，假装在修理自己的行李包，一直等到所有乘客都走进车站大楼。现在时辰不早，但天色尚未暗下来，有一种被暴露在外的感觉，他们爬下站台，匆忙溜进林子。 到达藏物地点时，里奥停下来喘口气。他抬头看着树木，对自己毁信的行为感到惊讶。他是否伤害了自己的父母？他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写下来：他们希望和解。但瑞莎以前说得没错：“你是不是只有将发生过的事情从脑海中清空，晚上才能够睡个安稳觉？” 她虽然不知道真相，但却判断准确。 瑞莎碰碰他的胳膊：“你没事吧？” 她问他信里都写了什么。他考虑撒谎，就跟她说是家里的一些事情——他忘记的一些个人细节。但她知道他在撒谎。因此，他跟她说了实话；告诉她自己将信撕了个粉碎，扔到窗外去了。他不想看。他的父母可以轻松地以为他们已经卸下心理重担。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她没有对他的决定表示质疑，之后再也没提起过。 他们用手扒开树叶和松土，挖出藏好的东西。他们脱去在城市里穿的衣服，打算换回出发时穿的徒步行装——这是掩盖的必要部分。他们各自脱下衣服，停下来，赤身裸体地看着对方。也许是因为危险，也许是因为正好，但里奥想要她。不确定她对他的感受，他什么也没做，就是等在那里，不敢主动出击，就好像俩人之前从未有过性经历，就好像这是他们彼此的第一次，不确定界限在哪里，不确定哪些是接受的，而哪些又不是。她伸出手，碰碰他的手。这个举动足以说明一切。他把她拉过来，亲吻她。他们一起杀人，一起行骗，一起制订阴谋计划，一起撒谎。他们都是罪犯，是与这个世界抗争的两个人。这是他们新关系达到完美的时刻。只要在这一刻，他们能留在此地，能在这里生活，隐居山林，他们可以永远地享受这种幸福的感觉。 他们从林间小路走回城里，到达巴萨洛夫餐厅，他们走进大厅。里奥屏住呼吸，估计会有双手抓住他的肩膀。但这里没有人，没有地下工作人员，也没有军官。他们安全无事，至少可以再安度一天。巴萨洛夫在厨房忙活儿，听到他们回来甚至都没转身。 他们打开楼上的房门，门下塞着一张字条。里奥将行李包放在床上，捡起字条，是内斯特洛夫写的，日期是当天：“里奥，如果你按照计划回来，晚上九点在我办公室碰面。一个人过来。将与我们所讨论事情有关的所有文件都带来。里奥，不要迟到，这很重要。” 里奥看看手表，还有半小时。 同一天 即使回到民兵总部，里奥也力求做到万无一失，他将文件藏在官方文件里面。内斯特洛夫办公室的百叶窗被拉上了，无法看到里面。他看了下手表：他迟到了两分钟。由于不清楚迟到两分钟是否会产生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他敲了敲门。敲门声刚落，门就被打开了，仿佛内斯特洛夫一直就站在门后等着。内斯特洛夫赶紧让里奥进门，然后马上关上门，里奥感觉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紧张。 内斯特洛夫表现出平常少有的不耐烦，他走到办公桌跟前，桌子上堆满了案件资料文件。他抓住里奥的肩膀，压低声音，仓促地说道：“仔细听我说，不要打断我。我在罗斯陀夫被捕了，我不得不坦白从宽，我别无选择，我家人在他们手里。我把一切都跟他们交代了，我以为我也许能够说服他们提供帮助，说服他们将我们的案件定为官方正式调查案件。他们将此事汇报给莫斯科，他们控告我们煽动反苏联，属于报复行为。他们对我们的调查结果置之不理，认为这是西方宣传：他们确信你和你妻子都在从事间谍工作。他们不给我任何机会，除非我将你和我们收集的所有信息都供出去，他们才会放了我的家人。” 里奥的世界崩塌了。尽管他知道危险正在逼近，但没有料到现在就已经降临：“什么时候？” “马上。这里被包围了，地下工作者十五分钟内就会闯进这里，在这间办公室里逮捕你，并没收我们收集的所有证据。我来这里是花几分钟时间找你在莫斯科发现的所有信息。” 里奥退后一步，看看手表，现在是九点过五分。 “里奥，你听我说，你有一条逃生之路，但为了能够成功逃生，不要打断我，不要问任何问题。我已经制订了一个计划，你用我的枪打我，让我不省人事。然后你离开这间办公室，下一段楼梯，在楼梯右侧的办公室里藏起来。里奥，你在听吗？你需要集中精力。办公室的门没有上锁，进去之后不要开灯，将门锁好。” 但里奥听不进去——他脑子里想的全是：“那瑞莎呢？” “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们正在拘捕她。对不起，但你对她无能为力。你需要集中精力，里奥，否则，就全完了。” “已经完了，你把一切都告诉他们的时候就已经完了。” “他们掌握了一切，里奥。他们控制了我的工作，挟持了我的妻子。我能做什么？让他们杀死我家人吗？他们尚未逮捕你，里奥，你要么跟我生气，要么逃走。” 里奥挣脱内斯特洛夫的双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尽量整理出思绪。瑞莎已经被捕了。他们俩都知道这一时刻会到来，但也都明白那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想法。他们并不了解这将意味着什么。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她，这简直让他难以呼吸。他们的关系，不到两小时之前在森林里完美复活的关系，全结束了。 “里奥？” “好吧，你的计划是什么？” 内斯特洛夫继续往下说，将最开始的部分又重新说了一遍：“你用我的枪打我，让我不省人事。然后你离开这间办公室，下一段楼梯，在楼梯右侧的办公室里藏起来。躲在办公室里，一直等到地下工作者进入这栋大楼。他们会直接到这一层，经过你躲的办公室。他们一经过，你就下到一楼，从后面的窗户里逃出去。那里停了一辆车，这是车钥匙，这钥匙是你从我这里偷走的。你就往城外开，无论碰见谁或什么事情，都不要停下来，就一直开车。你有一个小小的优势，就是他们会以为你是徒步逃跑，一定藏在镇上某个地方。等到他们发现你有车时，你已经成功逃脱。” “我为什么要逃脱？” “破获这些案件。” “我去莫斯科的行程完全失败，目击证人拒绝配合，我对这个人是谁还是毫无头绪。” 这让内斯特洛夫备感惊讶。 “里奥，你能够破获的，我知道这点。我相信你。你需要去罗斯托夫顿，这是案件的多发地点。我相信，你应该将精力集中在该地区。关于是谁杀了这些孩子，当地也有一些说法，有种说法认为一群前纳粹——” 里奥打断他：“不是，这是个人行为，是单独行动。他有工作，他表面上是个正常人。如果你确定案发的集中地带在罗斯陀夫，那么他很有可能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将这些案发地点联系在一起的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让他有机会到处游走：他出门在外的时候杀人。如果我们能查出他的工作，那我们就能找到这个人。” 里奥看看手表，没有几分钟了，他必须要走了。内斯特洛夫将手指放在提到的两个城镇上：“罗斯陀夫与沃瓦尔斯克之间有什么联系？该镇以东就没出现谋杀案，至少据我们了解，没有。这就意味着这是终点，是他的目的地。”里奥表示同意：“沃瓦尔斯克有个汽车装配厂，除了木材厂，这里没有其他重要的工业，但罗斯陀夫有很多工厂。” 内斯特洛夫比里奥更了解这两个地方：“汽车装配厂与罗斯特马西有紧密的联系。” “罗斯特马西是什么？” “拖拉机厂，很大，是苏联最大的拖拉机厂。” “他们共享零部件吗？” “嘎斯-20的轮胎在这里生产，发动机零件也是在这里生产。” 这可能是某种联系吗？谋杀案的案发地点沿着铁路沿线，由南部一直北上，跨越西部地区，从罗斯陀夫到沃瓦尔斯克。根据这个思路，里奥说道：“如果沃瓦尔斯克往罗斯特马西工厂送货，那么工厂一定会聘请一位工作人员来这里确保汽车装配厂能够完成配额工作。” “这里只发生过两起儿童谋杀案，而且都是最近才发生的，工厂之间的合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最近发生的谋杀案都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也就是说他刚刚才获得这份工作，或者他只是刚刚派驻这条路线。我们需要知道罗斯特马西的聘用记录。如果我们推断得没错，将这些记录与案发地点进行对照，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人。” 他们就快接近答案了。如果他们未被抓获，如果他们有从容行动的自由，在本周末他们就能够找到凶手的名字。但他们没有一周的时间了，也得不到国家的支持。他们只有四分钟了。现在是九点十一分。里奥必须要走了。他拿了一份文件——谋杀案名单，上面注有案发时间和地点。他需要的就是这个。他将名单折起来，放进口袋，走到门跟前。内斯特洛夫拦住他，他拿了把枪，里奥拿起武器，迟疑片刻。内斯特洛夫看见他有些犹豫，便说道：“否则我家人都会死。” 里奥用枪击打他头部一侧，他的皮肤顿时裂开来，跪倒在地。但仍然意识清醒，内斯特洛夫抬头看着他：“祝你好运，下重手吧。” 里奥举起枪，内斯特洛夫闭上眼睛。 里奥冲到走廊，刚走到楼梯口，想起忘了拿车钥匙，钥匙在办公桌上。他转过身，又沿着走廊跑回办公室，从内斯特洛夫身上跨过去，一把抓住车钥匙。他晚了——九点十五分了，地下工作人员进了大楼。里奥还在办公室里，正好在他们希望看到他的地方。他跑出来，沿着走廊跑下楼梯。他能够听到朝他这个方向上楼的声音。跑到四楼时，他冲向右侧，抓住最近的办公室门。和内斯特洛夫承诺的一样，门没锁。他跑进去，刚在身后锁上门，地下工作人员就跑上楼梯。 里奥在黑暗中耐心等着。所有百叶窗都关上了，所以从外面无法看到里面。他能够听到沉重的脚步声，上楼的至少有四个人。他特别想留在这间房间里，在这扇锁上的门背后，暂时是安全的。主要广场上的窗户是开着的，他朝外看了看。在主要入口外面，站着一排人。他从窗前闪开。他必须跑到一楼和建筑后面，他打开门，朝外张望，走廊是空的。他关上门，走到楼梯。他能够听到楼下地下工作人员的声音，他跑到下一层楼梯。他没有看到任何人，也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他一开始跑，就听到顶楼传来喊声：他们发现内斯特洛夫了。 第二拨地下工作人员被同事们的喊声惊动，跑进大楼。跑到下一级台阶，放弃内斯特洛夫的计划会冒太大风险，里奥仍然留在第二层楼上。在这些人组织成搜查队伍之前，他的惊慌状态最多只能持续几分钟。由于无法跑到一楼，他沿着走廊跑，跑进洗手间，洗手间正好对着大楼的后面。他打开窗户，窗户高而且窄，几乎只能将身子挤进去。他只能先将头伸出去，然后再爬上窗台。他向外张望了一下，没有看到任何军官。他现在距离地面大概有五米高。他钻出窗外，高高地站在窗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他只能用双手护着头，直接跳到地面。 落地时，他用手掌撑着地面，手腕啪嗒一声。他听到一声喊叫，抬头一看，一位地下工作人员正站在顶楼的窗户跟前。里奥被发现了。他顾不上手腕的疼痛，站起来，朝汽车停放的边道跑去。这时听到枪响，砖灰在他的脑袋边上散开。他蹲下身子，但仍然在跑。更多的子弹击打在街面，发出砰砰的声音。他在街角转弯，逃离了射程范围。 汽车停在那里。他钻进汽车，将钥匙插进点火装置，发动机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之后马上就熄火了。他又试了一次，还是发动不了。他又在试，心里一边默念着“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这次终于发动了。等汽车发动之后，他开始加速，尽量不让轮胎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不能让尾随而来的地下工作人员看到这辆车，这一点至关重要。路上行驶车辆不多，他就混迹其中。由于这是一辆民兵车辆，希望那些看到它的军官会以为他是自己人，然后继续步行搜查。 路上交通顺畅，里奥一路快马加鞭，往城外开去。内斯特洛夫说得不对：他无法一路开到罗斯陀夫去。首先，罗斯陀夫在数百公里之外，他没有足够的汽油，而且也没办法去加油。更重要的是，一旦他们发现他偷走了一辆车，他们会关闭所有道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车能开多远就开多远，然后将车丢掉，藏起来，溜进乡间，然后再搭乘火车。只要他们找不到丢弃的车辆，不开车对他来说会更加安全。 他在连接城里城外的唯一一条主要公路上一直加速向西行驶。他看了看后视镜。如果他们对周围建筑进行全面大搜查，以为他是步行逃跑，那么他至少还能这么畅通无阻地往前行驶一小时。他还在加速，加到车的最高时速八十公里。 前方，一些人簇拥在一辆停泊的民兵车周围。这是路障，他们已经采取严密措施，不放过任何漏洞。如果往西的道路被封锁，那么向东的道路势必如此，他们应该将全城都封锁了。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从设置的路障闯过去。他加足马力，重重地将停放在马路中央的车辆撞到一边。他不得不控制好冲击力。由于他们的车被撞坏，他们应该不会马上追上来。现在已经到了孤注一掷的地步了，他的优势缩减到只有几分钟的工夫。 前方的地下工作人员开始射击，子弹击中汽车前面，与金属接触迸发出火花。一颗子弹穿透挡风玻璃，里奥将身子缩在方向盘后面，几乎无法看见前方的道路。汽车现在又回到公路上，他只要保持稳定就可以。子弹继续扫射而来，穿透挡风玻璃，玻璃碎片如雪花般散落。他仍然在马路上——随时做好冲撞的准备。 汽车东倒西歪地往前开，一直开到道路一侧。里奥坐直身子，努力维持控制，但汽车却转向左边，将他也拉向左边，无法控制。汽车轮胎被击中了，他一时无能为力。汽车急速翻过来，侧边的车窗玻璃被击得粉碎。他自己被压向车门，距离地面只有几厘米，车子一直往前滑行，火花四溅。汽车的正面这时又与另外一辆车碰撞在一起，里奥的车开始原地打转。车身彻底翻过来，车顶在地面打转，一直转到路边上。里奥从车门的位置被丢到车顶，他团团抱住自己，最终汽车停了下来。 他睁开眼睛。他不清楚自己是否还能动，也没有一点力气。他盯着夜空，意识在慢慢地恢复。他不在汽车里面了，一定是有人将他拖出来了。一张脸出现在他的眼睛上方，挡住了天上的星星，正低头看着他。里奥集中注意力，看着这个人的脸。 是瓦西里。 罗斯托夫顿·同一天 亚隆一直以为民兵工作一定令人兴奋，或者说至少比在集体农场工作有意思。他也知道民兵收入低微，但有利的一面是，竞争也不激烈。谈到找工作，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力的候选人。问题不在于他，实际上，他在校功课十分优秀，但他天生上唇唇裂。医生是这么告诉他的——这算畸形，以后他什么事也干不了了。从表面看起来，他的上唇像被割掉一块，其他部分缝合在一块儿，以至于中间部分往上翻，前面的牙齿便暴露在外。整个看起来，他似乎永远在嘲笑。尽管这与他的工作能力无关，但却与能否得到一份工作有关。对他来说，民兵似乎是最理想的工作，他们迫不及待地在招人。他们恃强凌弱，背后捣鬼——这都是他的惯常伎俩，只要他动一下脑子，他就能容忍所有这些问题。 他现在在夜幕之下，坐在灌木丛中，忍耐着臭虫的叮咬，看着公共汽车候车亭，寻找有没有什么异常活动的迹象。没有人告诉亚隆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他也不知道“异常活动”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为部门最年轻的成员，只有二十岁，他在想这是否是某种入会仪式——在考验他的忠诚度，看他能不能遵守命令。顺从可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加宝贵的一项品质。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女孩出现在候车亭附近。女孩很年轻，大概只有十四五岁，但极力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些。她好像喝醉了，衬衫的纽扣也被解开了。他看着她拉着衬衫，拨弄头发。她在候车亭干什么呢？到早上之前都不会有公共汽车。 一名男子走了过来。他个子很高，戴了一顶帽子，穿着长外套。他戴着一副有框厚眼镜，手里拎着一个体面的箱子。他站在时刻表跟前，边看时刻表内容，边用手指在上面搜索。这女孩就好像是衣着单薄的蜘蛛，在角落里等待着，她立刻站起身，朝他走过去。她绕着他打转，用手触碰他的箱子、手和外套，而他仍然在看他的时刻表。这个男人对这些挑逗似乎置若罔闻，最后他的目光从时刻表上移开，开始仔细打量这个女孩。他们开始说话，亚隆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女孩似乎不同意什么事情，在摇头。然后她耸耸肩，俩人似乎达成共识。男人转过身来，似乎直接盯着亚隆，直接看着候车亭背后的灌木丛。这个人难道看到他了吗？似乎不太可能——他们在明处，他在暗处。男人和女孩开始朝他走过来，直接朝他藏身的这个地方走过来。 亚隆有点糊涂了，确认了一下自己的位置——他完全藏在灌木丛里呢。他们不可能看到他。就算他们看到了，他们为什么要直接朝他走过来呢？他们只在数米之外，他现在能听到他们对话。他蹲伏在灌木丛中，等待着，结果发现他们直接从他身边走过，往林子里走去。 亚隆站起身：“别动！” 男人停下来，耸着肩膀。他转过身来，亚隆极力表现得比较有权威：“你们俩干什么？” 女孩似乎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或担心，答道：“我们散步呢。你的嘴唇怎么了？真难看。” 亚隆尴尬得满脸通红，女孩用明显嫌恶的表情看着他。他稍停片刻，努力保持镇静：“你们准备在公共场合发生性关系，你是一个妓女。” “不是，我们只是去散步。” 男人补充道，他的声音非常可怜，几乎都听不见：“没有人做错什么事情，我们只是说说话而已。” “把证件给我看看。” 男人朝前迈了一步，从夹克里掏出证件。女孩退到后面，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她之前无疑一定被制止过，她并无丝毫胆怯之意。他看了看男人的证件，男人名叫安德雷，证件内容没什么问题。 “把箱子打开。” 安德雷有些犹豫，开始直冒汗。他被逮住了，他从未想过这一幕会发生：他从没想过自己的计划会失败。他举起箱子，打开扣环。这位年轻的军官瞥了一眼箱子里面，手试探性地在里面摸索着。安德雷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等待着。等他抬头时，军官的手里拿着他的刀，一把锯齿长刀。安德雷感觉自己快要哭了。 “你为什么要带刀？” “我经常到处跑，通常都在火车上吃东西，我用这把刀切香肠，是那种廉价香肠，很硬，但我妻子不愿意买其他种类的香肠。” 安德雷吃饭时要用这把刀，年轻军官还发现了半截萨拉米香肠，的确又便宜又硬。香肠边缘毛毛糙糙，是被同一把刀切割成这样的。 亚隆拿起一个密封盖的玻璃罐，罐子很干净，里面没有装什么东西。 “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收集的零件当中有些容易损坏，有些很脏，这个罐子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听着，军官，我知道我不应该跟这个女孩跑到这边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上了什么当。我到这里看明天公共汽车的时刻表，她就走过来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她再三劝说，我还真就被其中某个理由鬼迷心窍了。但是你看看我箱子里的口袋，我的党员卡还在里面呢。” 亚隆发现了那张党员卡，他还看到这个男人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照片。 “这是我的女儿。没有必要再深入了解了，不是吗，军官？要怪就怪这个女孩：要不然我都在回家的路上了。” 一个体面的公民被一个醉醺醺的女孩——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暂时贿赂了。这个男人彬彬有礼：他没有盯着亚隆的嘴唇看，也没说什么不恭敬的话语。他对他一视同仁，即使年纪稍长，工作优越，而且还是党员。他其实是受害者，女孩才是罪魁祸首。 尽管感觉到捕获他的那张网即将将他网住，安德雷此时意识到自己几乎已安全脱身。家人的照片在很多情况下都证明是极其珍贵。有时候，他用这张照片说服那些不情愿的孩子们，自己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位父亲。他依稀还能感觉到裤子口袋里的那根绳子。今晚就算了，他必须要有点耐心，未来还有机会。他不能再在自己的家乡行凶了。 亚隆正准备让这个男人离开，将他的党员卡和照片放回箱子里，这时他突然看到箱子里还有个什么东西：一小张对折的报纸。他将报纸拉出来，摊开。 看着这个唇裂的白痴用他脏兮兮的手指触碰这张报纸，安德雷简直无法忍受。他几乎无法自控地将报纸从他手里夺回来：“我可以拿回这张报纸吗？” 男人的声音第一次听起来有些激动。为什么这张报纸对他来说这么重要？亚隆仔细看着报纸，这是几年前的一张剪报，油墨已经有些模糊。剪报上读不出任何文本内容——几乎无法辨认是从哪份报纸上剪切下来的。剪报上只剩下一张拍摄于爱国战争期间的照片，照片上是一辆装甲车被烧毁的残骸，俄罗斯士兵欢欣鼓舞地将枪指向空中，脚边全是德国士兵的尸体。这是一张胜利的照片，一张宣传照片。唇裂的亚隆非常明白为什么这张照片会出现在报纸上，照片中央的那名俄罗斯士兵长相英俊，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 莫斯科·7月10日 里奥的脸肿了，一触就痛。他的右眼还是闭着的，周围的皮肤肿胀得几乎将眼睛埋在下面。胸部以下剧痛，好像断了好几根肋骨。在车祸现场，他得到一些基本护理，但一旦确认他还活着，没有生命危险时，立马就被运上卡车，受到武装监视。在返回莫斯科的路上，路面每颠簸一下，他就感觉好像内脏被重击一拳。由于路上没有止痛药，他昏厥了好几次。警卫们由于担心他死在他们的看护之下，每次他昏厥过去，他们就用枪托将他戳醒。一路上，里奥忽冷忽热，他心里知道，这些伤害仅仅是个开始。 落到这般田地，里奥觉得这真像是讽刺——坐在鲁布央卡地下室的审讯椅上。国家的守卫者现在沦为囚犯，这种命运大逆转并不常见。他感觉自己成了国家的敌人。 门开了，里奥抬起头。这个长着蜡黄色皮肤和满口污垢牙齿的人是谁？他是以前的同事，他记得的也仅是如此，但他记不得这个人的名字了。 “你不记得我了吧？” “不记得。” “我是扎鲁宾医生。我们在一两次场合见过面，没有几个月以前，你生病的时候，我去你家看过你。看到你沦落到这般境地，实在让人难过。我认为，无论对你采取什么行动，都不要批评，这些行动都是公正的。我只是想说，我希望你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我做过什么事情？” “你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医生摸摸里奥的肋骨，每摸一下，他都疼得咬紧牙关。 “你的肋骨没有断，跟他们告诉我的一样，它们只是被撞伤了，当然一定很疼，不过不需要做任何手术。我接受到的命令是来这里帮你清理伤口和换衣服。” “受刑前的待遇，是这个地方的惯例。我曾经救了一个人的性命，结果却将他带到这里，我就应该让布洛德斯基淹死在那条河里。”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 里奥陷入沉默。一旦形势扭转，所有人都会为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他终于明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他唯一的救赎机会已经从指缝间溜走。凶手将会继续为非作歹，他的逍遥法外不是因为多么高明的手段，只是因为他的国家甚至不愿承认这样一个人的存在，赋予他完美的豁免权。 医生检查完里奥的伤口，这在为接下来的严刑拷打做充分准备，检查伤口是为了稍后更大程度的伤害。医生凑过身子，在里奥的耳边低语道：“我现在要去照顾你的妻子了，你漂亮的妻子，她就关押在隔壁牢房里，非常地无助，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接下来要对她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你的不对，我准备让她在爱你之日开始恨你，我准备让她大声说出这句话。” 仿佛他在说外语，里奥花了一点时间才明白这番话的含义。他不怨恨这个人，因为他几乎不认识他。那他为什么要威胁瑞莎呢？里奥想要站起来，扑向医生。但椅子被固定在地面，而他整个人则被绑在椅子上。 扎鲁宾医生后退一步，就像一个人将头放在靠近狮子笼的地方。他看着里奥怒不可遏，脖子上青筋毕露，脸涨得通红，眼睛肿得可怜。这很有意思——就像看着一只苍蝇陷入玻璃杯中的情形。这个人不明白自己危境的性质： 无助。 医生拎起箱子，等着警卫给他开门。他期待着里奥会在他身后大喊大叫，也许扬言要杀了他。但是，至少在这方面，他是失望了。 他沿着地下室的走廊走了几米远，来到隔壁的牢房。牢门开着，扎鲁宾走了进去。瑞莎坐在椅子上，被绑的姿势和她的丈夫几乎如出一辙。医生一想到她认出他来，一想到她可能会接受自己的提议，便兴奋莫名。如果她从了他，她就安全了。她显然不是他所想象中的那种老练的谋生者。她有着非凡的美貌，但却没有加以利用，反而选择忠贞。也许她相信有来生，相信有天堂，在那里她的忠诚会受到嘉奖。但在这里，忠贞毫无价值。 他相信她后悔了，他期待着她会央求他： 救救我。 现在提出任何条件，她都会答应的：他可以向她提任何要求。他就算有龌龊的想法，她也会愿意接受，并会要求更多。她会对他完全心悦诚服。医生打开墙壁上的格栅，尽管这个格栅从表面上看是通风系统的一部分，实际上是用来传递两个牢房之间的声音。他希望里奥能将字字句句都听得真切。 瑞莎抬头盯着扎鲁宾，看着他流露出夸张的悲伤神情，无疑是想要传达一种怜悯，仿佛在说： 只要你接受我的要求。 他放下箱子，开始检查她的身体，尽管她并没有受伤。 “我需要好好检查你身体的每一部分，你知道，我要写报告。” 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瑞莎抓获。餐厅被包围：地下工作人员闯进餐厅，直接将她抓获。当她被押送出去的时候，巴萨洛夫跟在后面起哄，说她罪有应得，他的下流表现实属意料之中。她被绑在一辆卡车的后面，任何解释都没有，她也不知道里奥怎么样了，直到她偷听到一名军官说他们抓到了他。她从那个人满意的口气中判断，里奥至少当时想逃跑。 当医生的双手在她身上蠕动时，她的眼睛仍然直勾勾地望着前方，仿佛他不存在。但她还是忍不住偷瞄他两眼。他的指关节长着浓密的绒毛，指甲非常干净，修剪得也很整齐。她身后的警卫开始笑，非常幼稚的笑声。她集中注意力在幻想，幻想他触碰不到自己的身体，无论他做什么，他连碰都碰不到她。但幻想无法持久，他的手指顺着她的大腿内侧缓慢地往上移动，她感到自己眼眶里蓄满了泪，然后将泪水忍了回去。扎鲁宾凑得更近些：他的脸就贴着她的脸，他吻她的脸颊，将皮肤吸在嘴里，好像要马上咬一口。 这时，牢门开了，瓦西里走了进来。医生后退一步，站直身子。瓦西里很生气：“她没有受伤，你没必要在这里。” “我只是确认一下。” “你可以走了。” 扎鲁宾拎起箱子，走了。瓦西里关上格栅，在瑞莎的身边蹲下来，看着她的眼泪说道：“你很坚强，也许你认为自己可以撑下去。我理解你忠实于自己丈夫的愿望。” “你理解吗？” “你说得没错，我理解不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马上将一切告诉我，你的处境可能会好些。你可能会认为我是个恶魔，但你知道我这招是从哪里学会的吗？你的丈夫，以前他在审讯之前就老是对受刑者说这句话——其中有些人就是在这间牢房里接受审讯，他可是由衷的。” 瑞莎盯着这个男人英俊的脸庞，心想不知道为什么三个月前在火车站，他看起来那么丑陋。他的眼睛阴沉，既不是没有活力，也不是愚钝，只是冷漠。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但这足够了吗？” 里奥应该一直在储存自己的体力，等到有一天厚积薄发。但现在肯定不是那个时刻。他看过太多囚犯拿拳头砸地板，大吼大叫，在逼仄的牢房里来回踱步，他们不过是在浪费自己的体力罢了。每当那个时候，他都在想，他们难道看不到自己行为的徒劳无益吗？现在，他和这些人的处境相同，他最终体会了他们的感受。就好像身体对这种监禁过敏一样，与逻辑或推理都无关。他就是不能坐，不能等，什么也做不了。相反，他想挣脱束缚，直到手腕开始流血。他内心某个地方真的以为自己会挣脱这些铁链，即使他见过上百个男男女女被铁链束缚，却没有一次挣脱过。他的胸中燃烧着胜利大逃亡的想法，他完全顾不上这种希望就和他们所遭受的酷刑一样危险。 瓦西里走进来，示意看守在里奥面前摆一张椅子。看守遵照吩咐，将椅子摆在里奥够不着的地方。瓦西里上前一步，将椅子拉得更近一些。他的膝盖几乎碰到里奥的膝盖，他盯着里奥，后者的整个身体似乎都想挣脱束缚。 “放松，你的妻子没有受到伤害，她就在隔壁。” 瓦西里示意看守将格栅打开，大声喊道：“瑞莎，对你丈夫说点什么。他在担心你呢。” 瑞莎的声音传过来，就像是虚弱的回声：“里奥？” 里奥往后一靠，身体放松下来。里奥还没来得及答应，看守就关上了格栅。里奥看着瓦西里。 “没有必要折磨我们俩，你知道我也看过多少类似情形，我明白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吧，我都回答。” “但我基本上已掌握所有情况，我看过你们收集的文件材料，我也同内斯特洛夫将军交谈过，他很聪明，很清楚自己的小孩不应该在孤儿院里长大。瑞莎对他的信息也都确认了，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你。那就是，为什么？” 里奥没有明白，但他的斗志全丧失了。这个男人想听什么，他就会说什么。他就像一个小孩对老师说话那样：“对不起，我无轻蔑之意，但我不明白，你是问为什么……” “你几乎一无所有，为什么还要为了这件异想天开的事情去冒险？” “你在问谋杀案的事情吗？” “谋杀案已经全部被破获了。” 里奥没有回答。 “你不相信，对不对？你认为某个人或某群人没有原因就在这个国家到处随意地杀人吗？” “我错了，那是我以前的看法，这个看法不对，我现在完全收回。我承认有罪，我会在招供上签字。” “你意识到自己犯了最严重的反俄罗斯煽动罪，这感觉像是西方宣传，里奥。这个我可以理解，如果你为西方工作，那么你就是叛国者。也许他们用钱、权力以及你失去的一切来收买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至少还可以理解。是这样的吗？” “不是。” “这正是我担心你的地方，也就是说你真的相信这些谋杀案之间都有关联，而不是变态、游民、酗酒者和不良分子的所作所为。老实说，这是疯狂行为。我和你共事过，也见识过你办事的条理性。说实话，我还真羡慕你这一点。因此，当我听说你新的冒险时，我简直不敢相信。” “那是我以前的看法，这个看法不对，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 “为什么有人想杀死这些孩子？” 里奥盯着他对面的这个人，这样一个人会因父母与一名兽医交往就想枪决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会朝他们的后脑勺开枪而毫无感觉，但他现在却这么正经八百地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人想杀死这些孩子？ 死在他手下的人堪与里奥要找的这个人相提并论，甚至更多。然而，对于这些犯罪，他都有正当借口。这难道就是他不能理解那些在国家安全部之外或不是劳改营看守的人就不能杀人的原因吗？如果这是他的观点的话，里奥对此表示理解。有太多合法途径去杀人，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非法的方式呢？ 但这些孩子不是他的重点。 瓦西里的迷惑来自这些犯罪显然没有动机这个事实，不是因为这些谋杀案高深莫测，而是从中能获得什么，立场是什么。杀死这些孩子既没有合法的必要，也无法谋取更大好处，获取物质利益。这是他想不通的地方。 里奥重复那句话：“那是我以前的看法，这个看法不对。” “从莫斯科被驱逐，从一个你忠心效力多年的军队被驱逐，你所受到的打击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毕竟，你是一个骄傲的人。你的神志无疑受到重创，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帮助你的原因，里奥。” 瓦西里站起身，仔细考虑所处情况。国家安全部已经接到命令，在斯大林死后，对拘捕者禁用所有暴力行为。瓦西里向来善于苟且偷生，立刻就遵照命令行事。但是现在，在他手上的是里奥。瓦西里能否只是走开，让他去面对审判？这样就够了吗？这样会让他心满意足吗？他朝门的方向转过身去，意识到自己对里奥的这种强烈冲动会将自己置身于与里奥同等危险的境地。他能感觉到自己平常的谨慎被某种个人的东西所取代，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强烈欲望。他发现这种欲望无法遏制。他示意警卫过来：“让沃斯托夫医生过来。” 即使时间不早了，但临时被招来工作并没让沃斯托夫感到不便。他甚至很好奇，到底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他与瓦西里握手，听瓦西里简单描述情况，注意到瓦西里提到里奥时用的是“病人”，而不是“囚犯”。他明白这是防止出现囚犯会控告遭受人身伤害的情况。简短地了解病人对某个儿童杀人犯抱有某种幻想之后，医生让警卫陪同里奥来到治疗室。他兴奋地想要知道，这个古怪的想法之下隐藏着什么真相。 诊疗室与里奥记忆当中一模一样：小而整洁，一把红色的皮椅子用螺丝锁在白色瓷砖地面上。有许多玻璃柜，柜子里摆满了药瓶、粉末和药丸，每个上面都贴有干净的白色标签，标签上用黑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各种名称。一排铁质医疗器械，还有消毒水的味道。他被固定在布洛德斯基曾经固定过的那张椅子上，他的手腕、脚踝、颈脖都用同样的皮带所固定。沃斯托夫医生将一个注射器里灌满樟脑油，撕开里奥的衬衫，找到血管，一切都无须解释，里奥以前全都看过。他张开嘴巴，等着他们用橡皮塞塞住自己的嘴巴。 瓦西里站在一旁——当他看着这一切准备工作时，因期待而兴奋地发抖。沃斯托夫用樟脑油注射里奥。过了几秒钟之后，里奥开始翻白眼，身体开始摇晃。这是瓦西里梦寐以求的时刻，他为了这个时刻，在脑海中计划过成千上万次。里奥看起来可笑、虚弱而可怜。 他们等待着这种极端的身体反应平复下来，沃斯托夫点点头，表示可以了：“看看他说什么。” 瓦西里走上前，拿开橡皮塞。里奥吐了一些黏液在自己的大腿上，他的头软弱无力地垂着。 “和以前一样，从简单的问题开始问。” “你叫什么名字？” 里奥的脑袋从一侧晃到另外一侧，嘴里还在流口水。 “你叫什么名字？” 没有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里奥的嘴唇动了动，他说了什么，但瓦西里没有听到。他靠近些：“你叫什么名字？” 他的眼睛似乎在集中焦点——他盯着前方，然后说道：“帕维尔。” 同一天 你叫什么名字？ 帕维尔。 他睁开眼睛，看见自己正站在森林中的雪地里，积雪没过脚踝，空中一轮明月，皎洁的月光照射在他身上。他的夹克是用装谷物的粗麻袋缝合而成，缝合的仔细程度不亚于最精致的皮革。他抬起一只脚，脚上没有穿鞋，而是由一根细绳用破布和橡胶将脚紧紧捆绑在一起。而他的手是一双孩子的手。 他感觉到有人拉了一下他的外套，他转过身，站在身后的是一个穿着同样粗麻袋衣裳的小男孩，男孩的脚上也是同样的破布和橡胶。小男孩在眯着眼睛看，鼻涕从鼻子里流出来。他叫什么名字？有点笨拙，有点忠心，又有点愚蠢——他就是安德雷。 在他的身后，一只瘦得皮包骨的黑白花猫开始尖叫，在雪地里挣扎，似乎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所折磨。猫被拉进林子里，猫爪上套着细绳，有人在拉扯这根细绳，将它往雪地的另外一个方向拖。帕维尔跟在后面跑，但这只猫仍在挣扎，而且被拉得越来越快。帕维尔加快步伐，他回头看，看见安德雷无法跟上，被远远地落在身后。 他突然停了下来，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细绳另一端的人不是一个年轻人，而是一名长者——他的父亲史蒂芬，他在莫斯科道别的那个人。史蒂芬捡起猫，啪嗒拧断猫的脖子，然后丟进一个大谷物袋里。帕维尔走到他跟前：“爸爸？” “我不是你爸爸。” 史蒂芬举起一根粗粗的树枝，准备朝他的脑袋抽过来。 睁开眼睛，帕维尔发现自己在那个谷物袋里，鲜血在他的脑袋上已结成块，嘴巴也已经干裂。他被一个大人扛走了，他的头很痛，这令他感到恶心，他的身下还有什么东西，他伸手一摸，原来是只死猫。他身心疲惫，闭上了眼睛。 感觉到一丝火的温度，他醒了过来。现在，他不再在麻布袋里了，他被倒在一家农舍的地面上。史蒂芬——这时是名年轻男子，也就是林子里那个枯瘦而凶暴的那个人——坐在火炉旁，手里抱着一个小男孩。安娜坐在他身边：她当时也很年轻。史蒂芬手里的男孩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几乎只剩一副骨架——皮肤松垮，骨骼突出，眼睛瞪得老大。史蒂芬和安娜俩人都在哭泣，安娜温柔地抚摸这个死婴的头发，史蒂芬用低低的声音呼唤这个男孩的名字：“里奥。” 死婴就是里奥·斯特帕诺维奇。 最后安娜转过身来，红着眼眶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你住在哪儿？” 他还是不知道。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你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他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安娜继续说道：“你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吗？” 他摇了摇头。 “你本来会死，这样他可能就会活下来。你明白吗？” 他不明白。她说道：“但我们的儿子救不活了，在我丈夫打猎的时候他就死了。既然他死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去哪儿呢？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也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他对自己一无所知，他的思维一片空白。 安娜站起来，走到他跟前，伸出手。他费力地站起来，身体虚弱，头脑晕眩。他在那个麻袋里待了多久？他被背着走了多远？感觉像有好几天。如果他不吃东西，他很快就会死掉。她给了他一杯热水。第一口让他感到一阵恶心，但喝第二口就感觉好多了。她把他带到外面，坐在一起，用几条毯子紧紧地裹住自己。由于身心疲惫，他靠着她的肩膀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史蒂芬已经出来了。 “准备好了。” 走进农舍，男孩的尸体不见了。炉子上放着一个大锅，锅里在咕噜咕噜冒泡，不知炖着什么。安娜领着他坐到炉旁，史蒂芬盛了满满的一碗递给他。他低头盯着这碗热气腾腾的汤：碗面漂着压碎的橡实、关节和一条条的肉。史蒂芬和安娜看着他。史蒂芬说道：“你本来会死，这样我们的儿子可能就会活下来。既然他死了，你就可以活下来。” 他们递上来的是自己的亲骨肉，是自己的儿子。史蒂芬将汤举到他的鼻子跟前，由于太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他开始流口水，这时本能占了上风，他伸手接过碗。 史蒂芬解释道：“我们明天开始动身去莫斯科，在这里我们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在城里有个叔叔，他可能会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动身之前的最后一顿饭，这顿饭会帮助我们到达城里。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去，也可以留在这里，自己找回家去。” 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他应该留在这里吗？万一他永远都想不起来呢？万一他没有恢复任何记忆呢？谁会照顾他？他要做什么？或者，他应该跟这些人走吗？他们有食物，有计划，有生存之道。 “我想和你们一起去。” “你确定吗？” “对。” “我叫史蒂芬，我妻子叫安娜，你叫什么名字？” 他想不起来任何名字，除了一个，他之前听到的那个名字。他能说那个名字吗？他们会生他的气吗？ “我叫里奥。” 7月11日 瑞莎被领到一排桌子跟前，每张桌子都配有两名军官，一名坐在桌旁检查一摞文件，另一名就对囚犯进行搜身。男女没有区别：他们全都并排站在一起，接受同样方式的搜身。由于不知道自己的文件摆在哪张桌子上，瑞莎被推到一张桌子跟前，另外一张桌子的人却挥手示意她过去。搜身检查已经结束，但她的文件尚未找到，看管她的警卫似乎有些恼怒，将她领到一旁，她是唯一一位有陪同的囚犯，并可以省略整个程序的最初部分。这些找不到的文件当中包含她的罪行声明和判决结果。周围所有囚犯都表情茫然地听着宣判结果，军官们用职业化的冷漠宣读着： 五年！十年！二十五年！ 但她不得不为这些警卫的麻木不仁辩解——他们实在是见多不怪，他们每天要接触这么多人，要处理这么多囚犯。当宣读判刑结果时，她注意到几乎所有囚犯的反应都一样：疑惑。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感觉如梦似幻，仿佛他们被拉出现实世界，扔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相信规则。管理这个地方的是什么法律？大家吃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洗澡吗？他们都穿什么？他们拥有权利吗？他们是一群新生儿，无人保护，无人教授他们新的规则。 警卫拉着她的胳膊走出宣判室，来到火车站站台，瑞莎没有上车。相反，她一直在一旁等着，看着其他所有囚犯装进一排排由牛车改装的车厢，他们将被运往劳改营。站台虽然属于喀山车站的一部分，但为了遮人耳目，这里一直处于修建当中，普通乘客的视线触及不到这里。瑞莎从鲁布央卡的地下室被带来车站，然后被带上一辆黑色卡车，卡车车身上漆着“水果蔬菜”的字样。她明白，国家不会开什么残酷的玩笑，这么做不过是隐瞒拘捕规模。有没有哪个活人不认识被逮捕的某个人？然而，他们却一直热情高涨地玩这种欲盖弥彰的游戏，可是这又糊弄得了谁呢？ 粗略地估摸一下，站台上也有好几万囚犯。他们进入车厢的方式好似警卫想要打破纪录，几百号人被塞进应该只能装下三四十人的空间。但她几乎忘了——旧世界的规则不再适用。这是行使新规则的全新世界，装盛三十人的空间现在能装三百人。人们之间不需要空气，在新世界里，空间成了宝贵商品，不能轻易被浪费。运输人的后勤工作与运输谷物无异；塞进去之后，损失百分之五算正常。 在这些人当中——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有些人衣着考究，但大多数人都破衣烂衫——她没有看到自己丈夫的身影。按照惯例，家庭成员会被分送到相反方向的劳改营。这个体制以切断各种关系和纽带为荣，一个人唯一重要的关系就是与这个国家的关系。瑞莎就是这么教育自己的学生的。她心里想着里奥可能被送往另外一个劳改营，突然警卫命令她在站台上等候，这令她颇感惊讶。之前他们被流放到沃瓦尔斯克时，他们也是叫她在站台上等候。这是瓦西里的特殊招待，尽可能地羞辱他们似乎让他乐此不疲。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还不够，他还想要一个靠近比赛场地的席位，以便看得真切。 她看到瓦西里领着一个驼背的长者朝她走过来，在不到五米的地方她才认出这人是她的丈夫。她盯着里奥，他的面目全非令她不知所措。他看上去非常虚弱，似乎老了十岁。他们对他做了什么？瓦西里一放手，他似乎就会跌落。瑞莎扶住他，看着他的眼睛。他认出她来，她将手放在他的脸上，抚摸他的眉毛：“里奥？” 他回答得很费力，嘴巴直哆嗦才发出声音：“瑞莎。” 她转身看着瓦西里，后者正目睹这一切。她气得眼里蓄满泪水，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她将泪水擦去，但仍然抑制不住地往下流。 瓦西里不禁感到有些失望，不是因为他没有得到自己一直想要的东西，他得到了，而且超出了预期。不知什么缘故，他希望自己的胜利能够比较甜蜜——而这已经是他无比光荣的时刻了。他对瑞莎说道：“通常来说，丈夫和妻子都是分开的，但我想你们可能希望在一起，这是我小小的慷慨之举。” 当然，这番话本来是恶意的嘲讽，但他们让他有些说不出口，没有让他称心如意。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可悲。他没有碰到真正的反抗，他长期以来锁定目标的这个男人现在非常虚弱，垂头丧气，精疲力竭。他不仅没有强大的胜利感，反而觉得自己的某个部分被伤害。他本来准备了一番话，但只说了这么一句，然后他就盯着里奥。这是什么感觉？是对这个男人的某种爱慕吗？这个想法很荒谬：他恨这个男人。 瑞莎之前看过瓦西里的这种表情，他的恨意不是职业化的，而是某种迷恋、依恋，好像某种单恋演变成某种丑陋可怕的情感。尽管她不同情他，但她猜想，他的内心曾几何时可能也有人性化的一面。他示意警卫过来，警卫将他们带向火车。 瑞莎帮助里奥走进车厢，他们是最后上去的囚犯，车门就在他们身边关上。在暗淡的光线之下，她感觉到数百双眼睛都在盯着他们。 瓦西里站在站台上，双手背在身后。 “安排好了吗？” 警卫点点头：“俩人都不会活着到达目的地。” 莫斯科以东一百公里·7月12日 瑞莎与里奥蹲在车厢后面，自从头天上车以来，他们就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由于是最后上车，他们只得在剩下的那点空间里将就待着。最令人垂涎的位置，沿着墙壁摆放的三个不同高度的木椅子都已经坐满了人。这些椅子宽不足三十厘米，上面却并排躺着三个人，全部挤在一起，就好像在做爱。但这么可怕的亲密程度，却与性没有任何关系。里奥与瑞莎唯一能够找到的地方是在一个洞旁，这个在地板上挖的一个洞——供全车厢人用的厕所——只有拳头般大小。没有分隔物，没有选择，只有在众目睽暌之下大小便。里奥与瑞莎距离这个洞只有不到一只脚的距离。 起初，在臭气熏天的黑暗中，瑞莎感到不可遏止的愤怒。这种羞辱不仅不公正，可怕，而且奇怪——就是居心不良。如果他们是去劳改营工作，为什么要这样装运他们，好像要去执行枪决一样？她让自己不要这么想：他们这么义愤填膺是不会活下去的。她必须学会适应，她不断地提醒自己： 新世界，新规则。 她无法将现在的处境与过去进行比较，囚犯没有权利，应该也没有期望。 尽管没有手表，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瑞莎知道现在一定过了正午了。天气倒是配合警卫，太阳照射在铁皮车顶上，整个车厢简直像个蒸笼，像是也在实施一种刑罚，在数百个人的身体上投射一种挥散不去的热量。列车缓慢前行，木墙的缝隙之间感觉不到一丝风。哪怕有一丝风，可能也被坐在长凳上的那些幸运的囚犯吸收了去。 她强迫自己释放怒气，这些无法容忍的温度和气味都变得能够容忍。生存意味着适应。其中一个囚犯就选择不接受这些新规则，瑞莎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死的：一个中年男人。他没有大惊小怪——没有人注意到他，或许有人注意到，但没人说什么。昨天晚上，当列车停下来，所有人都下车喝一小杯水，这时有人大声嚷嚷，说一个人死了。经过尸体的时候，瑞莎怀疑他可能发现这个新世界不适合自己。他放弃了，就像一台机器那样关闭了。死因：绝望，对生存下去没有兴趣，如果这些是生存下去的所有条件。他的尸体被从火车上扔下去，沿着一个河堤滚下去，消失在视线之外。 瑞莎转向里奥，他依偎着她，像个孩子一样，几乎一路睡到现在。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看上去很平静，既没有不舒服，也没有沮丧，他的思绪好像在别处，他皱着眉头，好像极力要想清楚某些事情。她检查他的身体，看看有没有受刑的痕迹，发现胳膊上一大块淤青。脚踝和手腕处都有皮带捆绑的红印，他一定被绑过。她不清楚他都经历了些什么，但一定是心理和化学伤害，而不是简单的刀伤和烫伤。她抚摩他的头，拿起他的手——亲吻他。这是她能够提供的所有药物。她给他拿了一块黑面包，一条咸干鱼，这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食物。干鱼的松脆白鱼骨上蒙上一层盐霜，有些囚犯就将它们拿在手里，哪怕饿得要死，但一想到吃完以后没水喝就觉得痛苦不堪。口渴比饥饿更糟糕。瑞莎尽可能地将盐弄掉，然后再一小块一小块地喂给里奥吃。 里奥坐起来，自从上车以来第一次开口说话，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瑞莎将身子凑得更近些，努力去听。 “奥克萨娜是一位好母亲，她爱我，我离开他们了，我选择不回去。我弟弟总是想和我玩牌，但我总说自己很忙。” “他们是谁，里奥？奥克萨娜是谁？你弟弟又是谁？你在说谁？” “我母亲不让他们拿走教堂的钟。” “安娜？你说的是安娜吗？” “安娜不是我母亲。” 瑞莎将他的头捧在手中，在想他是否神志不清。她仔细观察了一下车厢，意识到里奥的虚弱很容易就会让他成为目标。 大多数囚犯都过于恐惧，不会造成任何威胁，除了坐在远角高板凳上的那五个人。与其他乘客不同，他们毫无惧色，在这个世界悠然自得。瑞莎猜测他们是专业罪犯，可能犯有盗窃罪或人身伤害罪，他们的刑期要比他们周围的政治犯——教师、护士、医生、作家、舞蹈家等人——轻得多。监狱是他们的地盘，是他们的适当场所。与其他世界相比，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法则的了解要透彻得多。这种优越感不仅来自他们明显的身体优势；她注意到警卫授予他们以权利。他们平等地说话，就算不是平等，至少也是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说话。其他囚犯对他们也都惧怕三分。囚犯们都给他们让路，他们上厕所，拿水，随便离开座位，也丝毫不担心丢掉有利地位。没人敢抢占他们的座位。他们让一个明显不认识的人把他的鞋子给他们，当这个人问为什么时，他们用理所当然的语气解释说要用他的鞋子当赌注。瑞莎很庆幸这个人没有再继续和他们理论： 新规则，新世界。 这人递过鞋子，结果换回来一双破烂的鞋子。 火车停了，每节车厢里要水喝的声音不绝于耳。警卫对这些请求要么置之不理，要不就是轻蔑地模仿： 水！水！水！ 似乎这些请求不知道什么缘故是令人讨厌的，好像所有警卫都簇拥在他们的车厢周围。车厢门被打开了，警卫冲着囚犯们大声喊，让他们待在车厢别动。然后他们招呼那五个人，这几个人就像是丛林动物一般从长凳上晃荡下来，一路对囚犯们推推搡搡，下了火车。 有点不对劲，瑞莎低下头，呼吸开始急促。没过多久她就听到那几个人回来了，她耐心等待着。然后，她慢慢地抬起头，瞥见那几个人爬回车厢。所有那五个人都在盯着她。 同一天 瑞莎捧起里奥的脸：“里奥。”她听到他们在靠近，除非将囚犯们推倒在地，否则在拥挤的车厢里，根本没有活动空间。 “里奥，听我说，我们遇到麻烦了。” 里奥没有动，似乎也没明白怎么回事，感觉不到危险正在逼近。 “里奥，求求你了。” 还是没有用。她站起身，转身面朝走过来的那几个人。她能做什么呢？里奥仍然蹲在她身后的地板上。她决定：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反抗。 为首的那个人，也是他们当中个子最高的那个人走上前，抓住她的胳膊。知道他会来这么一招，瑞莎用空着的那只手朝他的眼睛打过去。她的指甲没有剪，也很脏，戳进他的皮肤里。她本就应该将他的眼珠挖出来，她的脑中闪过这一念头，但结果只在他脸上抓了一道口子。这个人将她掀翻在地，她跌倒在其他囚犯身上，他们马上闪到一边。这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不会拔刀相助。她只能靠自己。瑞莎想要躲开攻击者，结果发现自己动弹不得。有人抓住她的脚踝，好几双手一起抓住她，将她拎起来，丢到地上。一个人跪下来，抓住她的胳膊，按住她，为首的那个人将她的双腿踢开，他的手里拿着一块锯齿状的厚铁片，就像一颗巨大的牙齿：“我操完你之后，就用这个操你。” 他挥了挥那块铁片，瑞莎明白了，这是警卫刚刚给他们的。由于身体无法动弹，她转头看里奥。里奥不见了。 里奥的思绪从森林、猫、村庄、弟弟那里转移开来，他的妻子正面临危险。他冷静下来，对所处情况作了一下判断，在想他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他。也许这些人得知他已经失去知觉，造不成任何威胁。不论是什么原因，他都要挺身而出，不能让他们为非作歹。为首的那个人开始解裤子的纽扣，这时，他注意到里奥站起来了，他们之间只有一臂之遥。 为首的那个人冷笑了一声，转过身去，一拳打在里奥的脸上。里奥既无法阻挡，也闪躲不及，倒在地上。他躺在木板上，嘴唇裂开了，听到周围哄然大笑。让他们笑吧。疼痛感反而有好处，可以让他集中精力。他们过于自信，但训练不足——身体强壮但没有技巧。里奥慢慢地站起来，故意表现出一副摇摇晃晃、笨手笨脚的样子，背对着这些人，这可是个诱人的目标。他听到有人朝他走过来，有人上钩了。他扭头从肩膀上方瞥见为首的那个人拿着那块铁片朝他冲过来，想要一下子把他解决掉。 里奥闪到一边，移动速度之快出乎那个人的意料。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里奥一拳打在那个人的喉咙上，掐住他。那个人喘不过气来，里奥抓住他的手，将铁片夺下来，尖头刺向那个人肌肉发达的颈部。里奥又将铁片刺过去，全部插进去，割断每一根肌腱、静脉和动脉，他拔出武器，那个人瘫倒在地，捂住脖子上的伤口。 那伙人中离他最近的那个人走上前，张开双臂。里奥让这个人抓住他的脖子，相反，他用铁片朝这个人的腹部插去，刺破这个人的衬衫之后，横向一拉。这个人的腹部开始汩汩地流血，但里奥继续在拉铁片，铁片割穿了这个人的皮肤和肌肉。这个受伤的人松开里奥的脖子，站起来，低头看着自己一直在流血的肚子，好像感到有些迷惑不解，随后就瘫倒在地。 里奥转向剩下的三个人，他们对继续搏斗已经丧失兴趣。无论他们得到什么好处，都不值得再打下去了。也许他们得到的承诺无非就是分到的食物多一点，或者在劳改营里的工作轻松一点。其中一个人也许趁机想要充当老大，发话了：“我们和你们没有过节。” 里奥没有说话，他的双手沾满血迹，手里还握着那块铁片。这三个人全都撤退了，扔下那两个死伤人员。事情很快就了结。 “对不起。” 受伤的那个人开始呼救，第一个被切断脖子的人已经死了。但是被割破肚子的那个人还活着，还有知觉，他紧紧捂住自己的伤口。里奥低头看着他，根据他的伤口作出这样的判断，他可能要很长时间才会死去：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他死有余辜。但对其他囚犯来说，他最好应该死快一点，没有人愿意听他惨叫。里奥蹲下来，用手掐住他的脖子，将他憋死。 等这个人死了之后，里奥转身面对他的妻子。她低声说道：“是警卫命令这些人来杀死我们的。” 想到这个，里奥答道：“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逃跑。” 火车放慢速度。最终火车会停下来，到时候警卫会打开车厢门，他们期待看到的是里奥和瑞莎的尸体。如果他们发现死的是自己的两名刺客时，他们肯定会问是谁杀了他们。一定会有囚犯因为害怕刑讯折磨或希望得到奖赏而开口举报，这样警卫就有足够的理由枪决里奥和瑞莎。 里奥转身看着这些囚犯，他们是孕妇、年纪太大而无法在劳改营生存下去的老者、父亲、兄弟姐妹——都是普通人，是他自己曾经逮捕并带到鲁布央卡的那类人。而现在，他不得不请求他们的帮助：“我的名字并不重要，我在被捕之前在调查一起儿童连环谋杀案，四十多个孩子被谋杀，案发地点从乌拉尔山脉一直延伸到黑海。被害的孩子当中有男孩也有女孩，我知道这种犯罪行为令人难以相信，你们当中有些人也许也不会相信。但我本人看过尸体，我相信都是同一个人所为。他杀死这些孩子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性，或者我能够解释的某种理由。他会在任何城镇杀死任何孩子，而且他不会撒手。我的罪行就是调查他，我被捕就意味着他可以逍遥法外，继续杀人。没有人找他，我的妻子和我必须逃出去制止他，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不可能逃跑。如果你们通报警卫，我们就死定了。” 车厢里鸦雀无声，火车马上就要停了。车厢门随时会被打开，警卫随时都会进来，他们随时都会端起枪。当面对枪杆子的时候，谁敢不说出真相？一个坐在长凳上的妇女大声说道：“我来自罗斯陀夫，我听说过这些谋杀案。孩子们的腹部都被切开了，他们将这些谋杀案归咎于渗透在我们国家的一帮西方间谍。” 里奥答道：“我认为凶手就在你们那座城市生活和工作，但他是不是间谍，我表示怀疑。” 另外一个妇女大声说道：“你如果发现他，你会杀了他吗？” “会。” 火车停了，可以听到警卫正朝车厢走过来。里奥补充一句：“我没有理由期待你们的帮助，但我仍然会请求得到你们的帮助。” 里奥和瑞莎蹲在囚犯当中，她用胳膊搂住里奥，遮住他血迹斑斑的双手。车厢门被打开了，阳光顿时照射进来。 发现那两具尸体，警卫开始大声质问：“谁杀了他们？” 车厢里一片沉默，无人回答。里奥从妻子的肩膀上方偷看这些警卫，他们都很年轻、漠然。他们只遵从命令，但不独立思考。他们没有亲手杀死里奥和瑞莎，这表明他们没有接到这样的指示。这事必须得找人偷偷地处理，没有明确的命令，他们不会妄自行动。这些警卫没有主动性。但是，鉴于某些正当借口，他们可能也会抓住机会。一切都取决于这一车厢的陌生人了。警卫在大吼大叫，用枪指着附近那些囚犯的脸。但是囚犯什么也没说。他们挑中一对年迈的夫妇，他们都很虚弱，可能会说出真相。 “谁杀死这两个人的？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说！” 其中一个警卫将铁头靴子抬到老妇人的脑袋跟前，老妇人哭了，她的丈夫开始求情。但他们俩谁也没有回答问题。第二个警卫朝里奥走过来，如果他让他站起来，他就会看到他衬衫上的血迹。 那一伙人当中的一个人，也就是跟里奥说他们之间不再有过节的那个人，从凳子上下来，走到警卫跟前。他现在无疑是想要得到承诺给他们的好处，这个人大声喊道：“别管他们，我知道事情经过，我告诉你们。” 警卫分别从那对年迈的夫妇和里奥身边走幵。 “跟我们说。” “他们因为打牌而相互残杀。” 里奥明白了这伙人不愿交出他们的荒谬逻辑，他们会为了蝇头小利去强奸和杀人，但他们却不愿成为警卫的告密者。这事关地位的问题。如果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发现他们为了小钱出卖同伙时，他们将永无翻身之日，甚至有可能被杀。 警卫面面相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决定什么也不做。他们并不着急，前往太平洋沿岸的伏托拉亚雷切卡还需要几周时间呢，他们有的是机会，他们要等接到其他命令再说。他们想到另外一个方案，其中一个警卫对整个车厢说道：“作为惩罚，我们不打算将这两具尸体弄下车。在这个温度下，尸体很快就会腐臭，你们都会生病，到时候你们也许就会开口了。” 说完这番话，这个警卫颇为自得，跳着离开车厢，其他警卫跟在其身后。车厢门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火车再次开动。一个戴着破裂眼镜的年轻人透过裂纹斑斑的镜片看着里奥，低声问道：“你们怎么逃跑呢？” 他有权知道，现在他们的逃跑计划仰赖于全车厢的人，他们现在就是一个整体。里奥举起血迹斑斑的铁片，这就是他的回答。警卫忘了把铁片拿回去。 莫斯科以东两百二十公里·7月13日 里奥平躺在地板上，他的胳膊伸进那个用作囚犯厕所的小洞。他用铁片刮擦固定地板与车厢下侧之间的铁钉，从车厢里面接触不到任何铁钉：它们都是从车厢下侧钉上去的。唯一的接触点就是这个还没有他手腕粗的小洞。里奥将死人的衬衫脱下来，尽可能地将那个区域擦干净，不过也只是表面功夫而已。为了摸到铁钉，他不得不将脸平贴在臭气熏天的、被屎尿泡湿的木板上面，一边胡乱摸索，一边作呕。碎片扎进他的皮肤，瑞莎提出由她来做这件事，因为她的手和手腕较小、较细。尽管事实如此，但里奥的手更长，更有可能摸到所有钉子。 他将衬衫撕成一条，绑在嘴巴和鼻子周围，希望能遮住一些恶臭，他找到第三颗和最后一颗铁钉，用铁片刮擦，对木头又是割又是凿，就是让自己有更多的空间将铁片尖头插在钉头下面，将它撬起来。花了好几小时才撬掉两颗钉子，中间不时有人要上厕所而不得不受到中断。 最后一颗钉子是最坚固的，疲劳可能也是部分原因——已经很晚了，可能是凌晨一两点一一但好像还有其他什么问题。里奥的指尖可以伸到钉头下面，但铁钉丝毫也不松动。铁钉感觉有点歪，好像是从某个角度硬塞进去的，在敲进去的过程中，铁钉可能弯了。这就拔不出来了。他必须将木头挖得更深，甚至可能要挖穿。意识到这一点，可能又需要再花上个把小时，一阵倦意涌了上来。他的手指已经裂开，在流血，胳膊酸痛，臭气一直对着鼻子熏。火车突然颠簸了一下，他一闪神，铁片从指尖滑落，咔嗒一声掉在下面的铁轨上。 里奥将手从洞里抽出来，瑞莎在身旁问道：“可以了吗？” “铁片掉下去了。” 他后悔莫及，恨自己不该将其他铁钉扔掉，现在他什么工具都没有了。 看到丈夫流血的手指，瑞莎抓住厚木板，试图将木板拎起来。木板的一端稍微被拎起来了一点，但还不能完全拉起来。里奥擦擦手，往四周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我必须得把木头刮穿了，才能把那颗钉子给取出来。” 瑞莎看到每一位囚犯在上车前都经过彻底大搜身，她怀疑没有人会携带任何类型的金属工具。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的目光转移到最近的尸体上面。这个人正躺在地上，嘴巴张开。她转身问她的丈夫：“工具需要多长或多么锋利呢？” “已经差不多了，只要比我手指硬就可以了。” 瑞莎站起来，走到之前想要奸杀她的那个人的尸体跟前，没有丝毫正义感或满足感，只有恶心的感觉，她掰过那人的下颌，让他脸朝上。她将自己的鞋拿到他的下颌上方，有点犹豫，四下里看了看。所有人都在看她，她闭上眼睛，将鞋跟朝他的门牙砸去。 里奥爬过来，手伸到这人的嘴里摸索，把一颗仍粘在血淋淋的牙根上的牙齿往外拉，一颗门牙，虽不十分理想，但对于继续刚才的刮擦工作已经足够锐利和坚硬了。他回到洞跟前，趴在地上，拿着那颗牙齿，将胳膊挤进洞里，找到那颗剩下的铁钉，继续挖木头，将碎片一点点拿掉，直到松动为止。 铁钉完全暴露在外了。他将这颗牙齿握在掌心，以防需要进一步的挖掘，里奥抓住钉头，但由于手指已经裂开，无法抓牢钉头。他抽出胳膊，擦掉手指上的汗和血，在试之前用一块衬衫布包裹住手指。他努力保持耐心，用力往外拉铁钉，慢慢地将它从木板上拉出来。这就是了：大功告成。第三颗铁钉也被拿下来了，他摸摸木头，确认一下还有没有其他铁钉，至少他发现没有了。他坐起来，将胳膊从洞里抽出来。 瑞莎将双手伸到洞里，抓起木板。里奥也伸出手，这是测试，他们俩一起拉那块木板。木板的上端抬起来了，但底端仍保持固定。里奥挪过去一点，抓住木板底端，尽可能地往上抬。往下看，他能够看见车厢下面的轨道，计划有效。木板铺设的地方现在有一道宽度为三十厘米左右、长度为一米多的缝隙，塞进去一个人很困难，但也足够了。 在其他囚犯的帮助下，可以将木板折断，但担心折断的声音会惊动警卫，他们决定不这么做。里奥转身对全车厢的人说：“我们从这个缝隙跳到轨道上的时候，我需要有人帮我抬着这块木板。” 立刻就有几个人自告奋勇，走上前来，抓住木板。里奥对缝隙估摸了一下，在他们挤进去之后，他们应该笔直落下，直接跳到火车下面。车厢底端与轨道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米多一点，也许一米半。火车虽然运行缓慢，但对于跳车还是存在一定危险。然而，他们不能再等了。他们必须马上就走，趁着火车在夜间行驶的时候。等到火车在白天停靠的时候，警卫可能就会发现他们。 瑞莎抓住里奥的手：“我先跳。” 里奥摇了摇头，他曾经见过这些囚车的设计图纸。他们还面临一个障碍：为了防止囚犯逃跑而设计的最后一道陷阱。 “在这趟列车的下面，在最尾端，也就是最后一节车厢，有一系列朝下悬挂的钩子，如果我们现在马上落到铁轨上，等着，随后一节车厢从我们头顶经过的时候，钩子会钩住我们，会拖着我们和火车一起往前跑。” “我们能躲过这些钩子吗？要是滚到一边呢？” “有好几百个钩子呢，所有的钩子都挂在铁丝网上面，根本无法从下面滑过去。我们会被缠绕在下面。”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能等到火车停下来。” 里奥仔细看着那两具尸体，瑞莎站在他身旁，显然不明白他的意图。他解释道：“当你跳下铁轨时，我就在你后面扔下一具尸体，希望它能落在靠近你的地方，无论它落在哪里，你都必须爬到它旁边，一旦你爬到它旁边，就躺在它下面，就让它完全压在你身上。当最后一节车厢经过的时候，上面的尸体会被钩住，而你就逃脱了。” 他将尸体拖到撬松的木板跟前，接着说道：“你希望我先跳吗？如果不成功，你就应该留在这里。任何死亡都比被这辆火车拉着跑要强。” 瑞莎摇摇头：“这是个好办法，会成功的，我先跳。” 当她准备爬下去的时候，里奥重申道：“火车运行速度不快，落地可能会疼，但不会太危险，一定要滚几圈，减轻冲击力，我会扔下一具尸体，你没有太多时间……” “我明白。” “你必须找到尸体，当你找到的时候，钻到尸体下面，确保你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得暴露在外。即使只有一个钩子钩住你，你也会被火车拖着往前跑。” “里奥，我明白了。” 瑞莎亲了亲他，她在发抖。 她从木板之间的缝隙当中挤进去，双脚悬挂在轨道上方，她放开木板落下去，消失在视线之外。里奥抓住第一具尸体，从缝隙中塞下去。尸体也落在轨道上，看不见了。 瑞莎别扭地落到地面，身体在轨道上滚动，侧身被碰得淤青。她晕头转向，摸不着方向，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太长时间了，她在浪费时间。里奥的车厢已经开去很远了，她看见他丢下来的尸体，开始朝尸体爬过去，与火车行驶的方向一致。她朝身后瞄了一下，到车尾只剩下三节车厢了，但她并没看见任何钩子，也许里奥弄错了。现在还剩两节车厢了，瑞莎还没有爬到尸体跟前。她被绊倒了，现在她与车尾之间只有一节车厢了。在还差几米最后一节车厢经过她上方的时候，她看见了钩子——好几百只钩子全都系在长短不一的金属线上，整个车厢下面都是，完全无藏身之地。 她爬起来继续往前爬，能爬多快就爬多快，最终爬到尸体旁边。尸体面朝下趴着，头靠近她的身体。她没有时间将尸体翻过来，于是她翻过来，将尸体抬起来，爬到尸体下面，头正对着那个人的头，就那么与那个曾经进攻过她的人面对面躺着，眼睛盯着他那双死去的眼睛，尽量让自己越缩越小。 突然之间，尸体从她的身上被拖走了，她看到身边全是金属线，就像钓鱼线一样，每根线上都装着许多锯齿状的钩子。尸体被吊起来，仿佛活了一样，就像一个玩偶，缠绕在一起，甚至连轨道也触碰不到。瑞莎仍平躺在轨道上，一动不动。她能看见头顶上的星星，慢慢地站起身来，没有钩子钩住她，她看着火车渐行渐远，她成功了，但是没有看到里奥的身影。 由于体型比瑞莎高大，里奥认为自己需要比较大的那具尸体，他需要更多的身体面积来保护自己不被钩子钩住。但这具尸体又太大，无法从木板缝隙中塞进去，他们脱光尸体身上的衣服，想要缩减宽度，但它太过于身高肩宽，没有办法将它从洞里塞下去。这个时候，瑞莎已经跳到轨道上有几分钟了。 情急之下，里奥将头伸到洞里往下看，他能看到火车末端勾着一个人。这是瑞莎还是那具尸体呢？从这个距离他判断不出，只能希望是那具尸体。于是他决定调整计划，认为自己只要姿势恰当，他可以借由那具被钩住的尸体逃脱，因为尸体已经挡住那个部分所有的钩子。只要他躲到这个下面，他就可以幸免。他和其他囚犯道别，感谢他们，然后跳到铁轨上。 滚到靠近巨大的钢铁车轮跟前，他停住，面向火车尾端。金属线上吊着的那具尸体在快速靠近，纠结在左侧部分。他相应地调整姿势，除了等，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尽量地平躺在轨道上，蜷缩得越小越好。火车尾端几乎就在他的身体上方，他将头从地面上抬起，看到那人不是瑞莎。她活下来了，他必须也要活下来。他平躺在地上，闭上眼睛。 尸体从他身上擦过。 然后，一阵疼痛——一个钩子钩住了他的左臂。他睁开眼睛，钩子划破了他的衬衫，戳进肉里。就在金属线拉紧，就要将他拖起来之前一秒钟，他抓住钩子，将钩子拔了出来，顺带将一块肉和皮肤拉了出来。他紧紧握住胳膊，当鲜血从伤口流出来的时候，他感到一阵晕眩。他踉跄地站起来，看到瑞莎向他这边冲过来。他顾不上疼痛，把她抱在怀里。 他们自由了。 莫斯科·同一天 瓦西里有点不舒服，这是他前所未有的举动——休假。不仅是因为这样的行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而且也不符合他一贯的性格。他宁愿抱病工作，也不愿意在家休息。他设法整理自己的住宿环境，以至于大部分时间可以一个人独住。他当然结婚了；一个男人保持单身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生孩子是他的社会责任。因此，他遵守规则，娶了一个毫无主见的女人，或者说至少她没表现出任何主见，这个女人尽责地生了两个孩子——如果不希望出现什么疑问，这是可以接受的最低数量。她和孩子们住在城郊的一间家庭公寓，而他则住在城里的工作单位。他这样安排，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为了拈花惹草更加方便，但实际上，他涉足婚外恋情的次数非常有限。 里奥被流放到乌拉尔地区之后，瓦西里申请搬进里奥和瑞莎的公寓——124号公寓。他如愿以偿，头几天他还十分享受，他让自己的妻子去特殊商店购买一些精制的食物和饮品。他在新公寓里举行了一个工作派对，参加派对的人都不许携妻前往，他的副手们在派对上大吃大喝，庆祝他的成功。以前在里奥手下工作的一些人现在向他汇报工作。但是，这种命运的意外结局和美妙逆转并未让他欢欣鼓舞，反而感到空虚。他再也没有人可以去恨了，再也没有人可以作对了，他再也不会因里奥的升职或工作效率或受欢迎程度而烦恼了。虽然还有其他的竞争对手，但感觉不一样。 瓦西里从床上下来，决定畅饮一番。他倒了一大杯伏特加，但只是盯着玻璃杯，看着酒在杯子里来回地晃，就是无法送到嘴边。酒味让他感到恶心，他将杯子放下。里奥死了。他很快就会收到通知，告诉他两名囚犯没有到达目的地。和许多囚犯一样，为了争夺鞋子、衣服、食物等而相互残杀，死于途中。这是一个羞辱他的人最后的失败。里奥的存在一直是对瓦西里的某种长期惩罚。那么，为什么他会想念他呢？ 有人敲门。他以为是国家安全部派人来核实他是否真的生病。他走到门跟前，打开门，看见两名年轻军官就站在他面前。 “先生，两名囚犯逃跑了。” 但他说出这个名字时，他感觉自己体内的隐痛突然消失：“里奥？” 军官点点头，瓦西里现在感觉好多了。 莫斯科东南以东两百公里·同一天 他们边走边跑，一直往身后看——他们的速度取决于恐惧与疲倦到底哪个占上风。天气对他们来说比较有利：阳光不太强烈，天空中飘着淡淡的云彩，不是很热，至少比起车厢里面凉快舒服很多。里奥和瑞莎从日头在空中的位置判断现在已是傍晚，但无法知道确切时间。里奥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或怎样把手表弄丢了，还是别人拿走了。他估计他们最多可以领先警卫四小时，他粗略地估算了一下，他们每小时可以走八公里，火车平均时速不超过十公里，他们之间大约会拉开八十公里。这属于最好的情况，警卫也有可能很快就发现他们潜逃的事情。 他们冲出林地，来到空旷的乡间，在没有树木遮掩的情况下，他们在几公里之外就能被发现。他们除了继续赶路之外别无选择，就任由自己暴露在外。看到斜坡下面是一条小河，他们改变方向，加快速度。这是他们需要蹚的第一条河，他们走到河跟前，他们跪下来，双手捧着水，贪婪地喝起来。这还不够，他们将脸埋在水里。里奥开玩笑道：“至少我们可以干净地死去了。” 这个玩笑有些不太合适。他们还没有竭尽全力去阻止这个人，还没有人看到他们的努力。他们一定得成功。 瑞莎注意到里奥的伤口，裂口还没愈合，还在一个劲地流血，被撕掉太多皮肤和肉了。捆绑在伤口四周的一条衬衫现在已经被鲜血浸透。里奥撕开衬衫：“我能忍受。” “这会给狗留下强烈的味道。” 瑞莎从河里走出来，走到最近的一棵树跟前。有两根树枝之间结了一个蜘蛛网，她用手指非常小心地将蜘蛛网整个弄下来，将它放在里奥上臂被撕裂的肉上，一接触到这些细细的银丝，鲜血仿佛一下子就凝固了。她这样反复好几次，寻找更多的蜘蛛网，把它们弄下来，放在伤口上，最后伤口上交叉布满了许多丝线，一直等到止血为止。 里奥看着她照顾自己的伤口：“我们应该尽量沿着这条河走，树木是唯一的遮蔽物，而河水可以隐藏我们的味道。” 河水很浅，最深不过没到膝盖。他们走得既不是很快，也不是很有力，这样一来，他们几乎是随着水流在漂浮，反而不用行走。他们又饿又累，里奥知道他们还要继续这样维持很长时间。 尽管警卫对囚犯是死是活并不关心，但潜逃就是不可饶恕。这不仅是对警卫的嘲弄，也是对整个体系的嘲弄。无论囚犯是谁，无论他们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人物，但潜逃就让他们成了重要人物。里奥和瑞莎已经被归类为高调的反革命分子，这个事实让他们的潜逃成为举国关注的一件事情。一旦火车停下来，警卫注意到金属线上钩住的那具尸体，这都要算到所有囚犯头上。逃犯的车厢会被确定，然后会对全车厢的所有囚犯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回答不出来，可能就遭枪决。里奥希望有人能够足够明智，最好马上说出真相。那些男女囚犯为了帮助他们，可以说已经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就算他们承认，也无法保证警卫不会从全车厢当中揪出一个替罪羊来。 他们的搜捕行动一定会沿着轨道开始，他们一定会用搜猎犬。每趟火车上随行都有许多经过训练的狗，它们所在的车厢环境远比装人的车厢好。如果在他们逃跑的地点与开始搜捕的地点之间落下足够距离，想要循着气味找到他们就变得比较困难。考虑到他们可能已经跑了差不多快一天，还没有看到追捕者，里奥推测只可能是那样一种情况。这意味着莫斯科都注意到了。搜捕行动将会加大范围，卡车和汽车都将会被调动起来，可能的潜逃区域都会被布下天罗地网。飞机会对乡间地区进行搜捕，地方军队和安全组织也将被通知到，他们都将会努力与国家组织密切配合。搜捕他们的热情甚至会超出职业范围，国家会提出悬赏捉拿，投入追捕工作的人力和机构将没有限制。他都知道，他曾经就亲自参加过这些搜捕工作。而这是他们唯一的优势。里奥知道他们如何组织搜捕工作，他接受过内务部的训练，如何在敌人阵线背后展开秘密活动，而现在，敌人阵线就是他自己的边界，他得奋力保护这个边界。这些搜捕规模让他们有点手足无措，难以掌控。他们必须得集中目标才行，尽管他们是大规模扫荡，但却没什么效率。最重要的是，他希望他们搞错了区域。按照逻辑来说，里奥和瑞莎应该朝最近的边境，朝波罗的海沿岸的芬兰边境逃跑，船是他们逃离这个国家的最佳途径。但他们却朝南跑去——穿过俄罗斯最中心地区，奔向罗斯陀夫市。朝这个方向行进，最后几乎就是死路一条，不会有什么自由和安全可言。 在水里行走，速度要慢很多，他们还经常被绊倒。每次站起来都比上一次更加困难，就连肾上腺素也无法支撑他们，里奥还需要小心谨慎地不要让河水冲走了他胳膊上的蜘蛛网，一直将胳膊抬着。到目前为止，他们俩都不再谈论自己的处境，好像他们能活一天就是一天，根本无须做什么计划。里奥估计他们现在大约在莫斯科东南两百公里的地方，他们在火车上待了将近四十八小时。照推测，他们现在在靠近弗拉底米尔镇的某个地方。如果他的判断没错，他们现在正朝梁赞那个方向赶。通常来说，从这个位置，乘坐火车或开车，到达罗斯陀夫至少要往南开二十四小时。但他们没有钱，没有食物；他们还伤痕累累，穿着污秽肮脏的衣服。他们还在受到国家和地方各个国家安全部门的通缉。 他们停下来，河流流经一个小村庄，这是一个集体农场。他们从水里走出来，距离河流上游五百步的地方就是聚集在一起的农舍。时辰不早了，天色已暗。里奥说道：“有些村民可能还在劳作；他们可能还在地里干活。我们可以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溜进去，看看能不能找点吃的。” “你想偷东西吃？” “我们没办法买东西，如果他们看见我们，会将我们交上去。对于逃跑的囚犯，都是悬赏捉拿，好处比这些人一年的收入要多得多。” “里奥，你在鲁布央卡工作时间太久了，这些人对国家并不热爱。”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需要钱，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需要生存。” “我们还有几百公里的路程要走，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你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没有朋友，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我们必须说服陌生人来帮我们——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理由解释给他们听。这是唯一的途径，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我们是逃犯，窝藏我们会让他们遭到枪决，不是某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村庄都要被枪决。国家军官才懒得花心思给每个人判上二十五年徒刑，而是直接将所有人赶到北边一个营地，孩子也不例外。”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帮助我们。你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信心，是因为你周围都是当权的人。这个国家并不代表这些村庄，这个国家也不理解他们，对他们也不感兴趣。” “瑞莎，这是城市反对组织的言论，与现实世界无关。他们如果会帮助我们，那他们真是失去理智了。” “里奥，你真是记忆力差啊，我们刚刚是怎么逃跑的？我们把真相告诉同车厢的人，他们全都愿意帮助我们，有几百个人呢，可能跟这个村子里的居民差不多。我们车厢里的囚犯几乎也会因为不通报警卫而面临集体处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又为他们提供什么了？” 里奥陷入沉默，瑞莎继续她的观点：“如果你偷这些人的东西，你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而大家本来其实是朋友。” “那么，你是想要走进村子中央，就好像我们是一家人，和他们打招呼？” “我们就是要这么做。” 他们肩并肩地走进村庄，就好像是劳作而归，就好像他们理所当然就住在这儿。男女老少将他们团团围住。这里的房子都是土木结构，他们的农具还是四十年前的老式工具。他们只需要将他们交给国家，就能够拿到一大笔犒赏。他们怎么能拒绝这么做呢？这些人一无所有。 看着周围都是充满敌意的面孔，瑞莎开口说话了：“我们都是囚犯，我们从装运囚犯的火车上逃跑了，火车本来要开往科力马河地区，去了那儿，我们就是死路一条。他们现在在追捕我们，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请求你们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最终还是被抓，被杀。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结果，但我们在死之前必须完成一项任务。请让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需要你们的帮助。如果你们不喜欢我们讲的内容，那么你们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走上前，脸上流露出妄自尊大的神情：“作为这个集体农场的主席，我有义务指出来，我们最好是将他们交上去。” 瑞莎看着其他村民。她难道错了吗？国家已经派人渗透到这些村民当中，已经在管理位置上安插自己的间谍和告密者了吗？一个男人大声喊道：“那么你会怎么处理那笔奖金？也将它们交给国家吗？” 村民哄然大笑。主席脸涨得通红，非常尴尬。瑞莎放下心来，明白这个人只是一个滑稽人物，是个傀儡，并不是真正的掌权人。在人群后面，一位年长的女性开门说道：“给他们饭吃。” 仿佛一道神谕，争论停止。 他们被带进最大的一间房子，在主厅里准备了食物，他们就座，有人给他们倒水喝。他们在往炉子里添火。与此同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把整个屋子都挤满了。孩子们钻在大人们的腿缝里，就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盯着里奥和瑞莎。热腾腾的新鲜面包从另外一个屋子拿到这里，他们吃着面包，湿漉漉的衣服在火炉前散发着蒸汽。当一个人为不能给他们提供一套新衣服而感到抱歉时，里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被他们的慷慨弄得惊慌失措。他唯一能提供给他们的就是一个故事；仅此而已。吃完面包，喝完水之后，他站起来。 当全村的男女老少听里奥叙述的时候，瑞莎在一旁看着这些人。他从阿尔卡迪被谋杀的事件开始说起，当时他接受的命令就是去息事宁人。当他提到自己跟这个男孩的家人说这只不过是一次事故时，他表示自己为此深感羞愧。他继续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被逐出国家安全部，然后又被发配到沃瓦尔斯克。他讲到当他发现另外一个小孩以同样的方式被谋杀时，他是多么惊讶。当听众听到这些谋杀案遍布全国时，他们都惊讶得屏住呼吸，仿佛他在表演某种魔术。当里奥警告他们自己即将描述的内容十分可怕时，有些家长将自己的孩子带回了家。 甚至在里奥还没讲完之前，这些村民已经开始在思考谁是凶手的问题了。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些谋杀案会是一个有工作、有家庭的人所为。听众发现很难相信，凶手没有立刻被查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人一定是个恶魔，他们只要看到他的眼睛就能认出他来。环顾屋子，里奥知道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已经开始动摇。他为自己让他们知道现实世界还存在这样一个凶手而感到抱歉。为了让他们放心，他强调凶手只在铁路沿线的各大城镇活动。他只在自己活动的路线进行谋杀，他的路线不会将他带到这样一个小村庄。 即使里奥一再保证，瑞莎在想，这些人是否还会再继续这么信任人和热情好客。他们还会招待陌生人吃饭吗？或者从现在起，他们是否会担心陌生人会隐藏某种他们无法看到的邪恶？这个故事的代价就是村民的淳朴。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暴行和死亡，而是他们从未想过谋杀孩子会带来快感。 外面天色已暗，里奥讲了也有一个多小时。正当他的故事快接近尾声时，一个小孩突然跑进屋子：“我看到北边山头上有灯光，是卡车，他们朝这里开过来了。” 所有人都站起来，里奥看着身边人的脸庞，他知道这些卡车只能是国家的。他问道：“我们有多长时间？” 提出这个问题，他已经将自己和他们归为一个整体，认为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些人轻而易举就能将他们交给国家，然后领取那笔奖金。但是整个屋子里好像只有他才有这样的想法，就连那位主席也表示服从大伙儿的决定，愿意帮助他们。 一些大人冲出房子，也许是想亲自瞧个究竟，那些留在屋子里的人在问那个男孩：“哪座山？” “有多少卡车？” “多长时间之前看到的？” 有三辆卡车，孩子在父亲农田边上看到有三对车前大灯。卡车从北边开过来，距离这里有几英里，可能几分钟就能到这里。 这些屋子都无藏身之地，村民们都家徒四壁。而且搜查一定都很彻底，整个村庄会被翻个底朝天。就算有藏身之处，也会被发觉。里奥知道在危急关头，这些警卫会表现得多么蛮横。瑞莎抓住他的胳膊：“我们可以跑走。他们一定会先搜查村子，如果他们假装我们从来没来过这里，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走，我们也许可以躲在乡间，反正天已经黑了。” 里奥摇摇头，感觉到腹部一阵紧缩，他的思绪回到安纳托里·布洛德斯基身上。当他回头看到里奥站在山顶上时，他一定是这种感受，他已经意识到追捕大网就出现在他身边。里奥还记得那个人停下来，怔了一会儿，除了在想自己已经被抓了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然后他就开始跑。但是他们不可能逃过这些警卫的追查，他们精力充沛，装备齐全——远程步枪、望远镜、能够照亮天空的手电筒，还有能够找到可疑路径的搜猎犬。里奥转身对那个看到卡车的小男孩说：“我需要你的帮助。” 同一天 小男孩紧张得双手直哆嗦，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下蹲伏在马路中央，面前是一小袋撒了的谷物。他听到卡车在靠近，轮胎扬起尘土：他们几乎就在两百米之外，来势汹汹。他闭上眼睛，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自己。他们开得这么快，可以及时刹车吗？他听到一声尖锐的紧急刹车声。他睁开眼睛，扭过头，被罩在刺眼的前照灯光束之下。他举起胳膊，卡车突然歪向一侧，金属保险杠几乎擦到男孩的脸。驾驶室的门打开了，一名士兵大声喊道：“你在干吗呢？” “我的袋子撒了。” “闪开！” “如果我不把谷物收好，我父亲会杀了我的。” “如果你不闪开，我会杀了你。” 男孩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继续捡谷物。他听到一声金属撞击的咔嗒声：是枪声吗？他从没见过枪，不清楚枪声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虽然很慌张，但仍继续在往袋子里捡谷物。他们不会射杀他：他只是一个在帮父亲捡谷物的孩子。随后，他又想起这个陌生人讲的故事：一直都有孩子被谋杀的事件发生。这些人也许也一样。他能捡多少谷物，就捡多少谷物，然后收起袋子，朝村子跑回去。卡车跟在他身后，一路按着喇叭，追逐他，让他跑得更快。他听到身后士兵们的笑声，这是他一生中跑得最快的一次。 里奥与瑞莎藏在唯一一个他们认为士兵不会搜查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卡车下面。趁男孩转移士兵注意力的时候，里奥已经溜到第二辆卡车下面，瑞莎躲到第三辆卡车下面。由于不知道他们会在卡车下面待多长时间，也许一小时，里奥将衬衫撕成条，将两个人的手紧紧裹住，试图减轻疼痛感。 当卡车停下来的时候，里奥将双脚塞进车轴里，脸部贴近卡车木质底面。当士兵们走过的时候，厚木板就朝他这个方向弯曲，他顺势跳到卡车后面。他从脚趾上方往下看，看到其中一位士兵蹲下来在系靴子的鞋带。如果有人回头，就会看到里奥，他就会被抓获。这位士兵站起来，匆匆赶往其中一个房子，他们没有看到里奥。他重新调整一下姿势，让自己能够看到第三辆卡车。 瑞莎很害怕，但更多的还是生气。的确，这个方案很聪明，她也没有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但这要完全取决于他们攀附在卡车下面的能力。她不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士兵：她没有多年在战壕里摸爬滚打和飞檐走壁的经验。她的上身力量也不足以支撑这项任务。她的胳膊已经在痛，不仅仅是痛——简直是受伤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是否还能再坚持一分钟，更别说一小时了。但她不愿意因为自己不够强壮而被抓获，不愿意因为自己虚弱而导致计划失败。 她的胳膊疼痛难耐，她心情沮丧地默默哭泣，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得趴在地面，让胳膊休息一下。但是，即使休息片刻，她接下来也只能再坚持一两分钟。她能够支撑的时间越来越短，到最后她实在坚持不了了。她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需要靠力气完成的解决办法？衬衫碎条——如果她支持不了，她可以将自己系在卡车下面，将手腕吊在车轴上。只要卡车是静止的，这就没有问题。她不得不又再次躺到地上，将自己绑起来。一旦躺在地上，即使在卡车下面一动不动，被看到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她朝左右两侧看了看，想要判断士兵们的位置。司机留在车上看车，她看得见他的靴子，也能闻到飘过来的烟味。实际上，司机在场让她反而感觉安心，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怀疑有人爬到卡车下面。瑞莎慢慢地将双腿放到地上，小心不要弄出任何声音。哪怕是一点点失误也会让那人发现她的存在。她解开衬衫碎条，将左腕固定在车轴上，然后又来系右腕，她必须用固定的那只手来给另外一只手打结。一切大功告成，她正满心欢喜，正准备抬起双腿，这时，她听到狗的咆哮声。她向旁边一看，发现一只狗正盯着自己。 里奥看到士兵们牵着一群狗站在第三辆卡车旁边，牵着狗的那个人尚且还没有发现瑞莎，但是狗发现了。他能够听到狗在吠叫：它们的视线高度正好与瑞莎齐平。他无能为力，转过头去，看到那个在马路上帮助过他们的小男孩。男孩无疑被整个事情经过吓呆了，他正从自己家里往外看着这一切。里奥躺到地上，想要看个仔细。负责的士兵正准备离开，但是其中有只狗一直想要挣脱皮带，一定是看到瑞莎了。里奥扭头看那个小男孩，他还需要他的帮助。他用手指指狗，小男孩冲出房子。里奥看着男孩朝那群狗走去，男孩的冷静让他印象深刻。所有的狗马上都转向这个男孩，冲着他叫。士兵大声喊道：“回屋里待着去！” 男孩伸出手，好像想要打其中一只狗。士兵大笑道：“它会你的胳膊咬下来。” 男孩退后，士兵将狗带走了，不停命令男孩回家待着。里奥重新趴到卡车下面，这个男孩救了他们的性命。 瑞莎不知道自己在卡车下面被吊了多久，感觉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路程。她听到士兵们搜查时的动静：家具被踢翻，锅被掀个底朝天，东西被砸掉。她还听到狗的吠叫声，看到手电筒的光束。士兵们回来了，重新回到卡车上。他们大声地喊着命令，狗被带到她所在卡车的后面，他们准备离开。 她很兴奋，意识到计划成功了。然后，发动机启动了，车轴开始颤动。几秒钟之后，卡车开始旋转。但是她仍然被吊在车轴上，她必须得解开自己。但她的手腕被绑得死死的，想要打开结很困难，她的双手已经麻木，手指已经迟钝。她在挣扎。最后一批士兵都已经上了卡车，村民们团团围在卡车周围，瑞莎还没有把手腕解开。卡车就要出发了。她身体前倾，用牙齿用力拉扯那个结，结终于被解开了，她跌落到地上，背部砰的一声先着地，正好被发动机的声音给挡住了。卡车开走了，她躺在马路中央。在村子灯光的照射下，坐在卡车后面的士兵会看得到她，但她无能为力。 村民们簇拥上来，当卡车离开的时候，将瑞莎丢在马路中央，他们走上来将她团团围住。士兵们回来看时，未发现任何异样，瑞莎藏在村民们的腿后面。 瑞莎蜷缩在马路上，等待着。最后有个人伸出手。她安全了，站起身来，没有看到里奥。他没有冒险，等卡车行驶到暗处再松手。她猜测他可能是担心会被第三辆卡车上的司机发现自己，也许他是想等卡车拐弯的时候再跳下来。但她并不担心，他知道该怎么做。所有人都安静地等待着。瑞莎牵起小男孩的手，是他救了他们。没过多久，他们就看到一个人朝他们跑了过来。 莫斯科·同一天 尽管成百上千的士兵和地下工作者都在搜捕这对亡命之徒，但瓦西里相信，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成功发现他们。尽管形势对国家绝对有利，但他们追捕的这个人曾经接受过如何逃避侦查以及如何在险境下生存的训练。有些营地相信里奥和瑞莎一定获得某种帮助，不是某些叛逆的警卫帮了他们，就是有人在铁路沿线某个指定地点等着他们，精心策划了这次大逃亡。但这与里奥同车厢囚犯的招供自相矛盾。在胁迫之下，这些闪犯声明他们是自己逃跑的。这并不是警卫们想要听到的内容——这让他们有些自取其辱。到目前为止，搜捕工作已经集中在斯堪的纳维亚边境，北部沿岸与波罗的海。他们想当然地以为里奥会潜逃到另外一个国家，有可能乘坐的是渔船。一旦到达西方国家，他会与政府高级人物取得联系，为了获取信息，他们乐意为他提供帮助和庇护。出于这个原因，拘捕他被视为最紧急的一项任务。里奥有可能会对苏联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瓦西里排除了里奥是在别人帮助下逃跑的想法，原因很简单，没有人知道囚犯们在哪趟火车上。将囚犯运往劳改营的过程全都是匆忙的、临时的、到最后一分钟才敲定的。他完成整个过程没有任何适当的文件或程序。唯一能帮助他们潜逃的人就是他。这意味着，无论这个想法多么荒谬，有可能对此事负责的人就是他。里奥似乎终究有可能会毁了他。 截至目前，没有一个搜查小组发现他们的任何踪迹。里奥和瑞莎在那个地区都没有家人或朋友——他们应该衣衫褴褛，身无分文。当他最后一次同里奥讲话时，这个人竟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现在显然已经恢复神志。瓦西里必须弄清楚里奥现在去了哪里：最好的办法是他们掉入陷阱，而不是漫无目的地在乡间搜查。由于没有再次抓到被自己检举的哥哥，他这次一定要成功抓获里奥。如果再失败一次，他可能再也无法幸免。 瓦西里认为里奥对逃亡西方国家没什么兴趣。他会回到莫斯科吗？他的父母住在这里。但是父母帮不了他，而且如果他出现在他们公寓门口，还会为他们带来杀身之祸。他们现在受到武装监视。也许他想回来复仇，也许他想回来杀了瓦西里？这个想法在他脑中过了一下，有点让自己受宠若惊，但很快就排除了这个可能性。他从来都没有感觉到里奥对他有任何个人厌恶情绪，他不可能为了这样一个复仇行动让他妻子的性命受到威胁。里奥有一套计划，它一定与这个被缴获的案件卷宗有密切关联。 瓦西里研究里奥和那个当地民兵军官在过去几个月里收集的一大摞文件，文件里有被杀孩子的照片，有证人供述，也有定罪嫌疑犯的法庭文件。在他审讯期间，里奥已经抨击了这个工作。瓦西里知道这种公然的斥责是个谎言。里奥是个有信仰的人，他相信这种虚幻的想法。但是他们到底在相信什么呢？所有这些没有动机的谋杀案全是同一个凶手所为——案发地点遍布全国几百公里范围内的三十多个不同地方？除了这个想法本身奇怪之外，这意味着他可能去任何地方。瓦西里几乎不能从这些地方当中挑选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等着。他有些沮丧，重新研究那张标着每起谋杀案的地图，按时间先后顺序标着一个数字： 44。 瓦西里用手指轻轻点着这个数字，拿起话筒：“让费奥多·安德列夫军官过来。” 自瓦西里被提升之后，他就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空间诚然不大，但也足以令他深感自豪，仿佛每一平方米都是他个人在战役中征服所得。有人敲门，费奥多·安德列夫走进办公室，他现在是瓦西里的一个下属：稍显年轻，忠诚苦干，但又不太聪明，这些都是一个下属所必备的美德。他有点紧张。瓦西里微笑着示意他坐下：“谢谢你过来，我需要你的帮助。” “当然，长官。” “你知道里奥·德米多夫现在是个逃犯吗？” “知道，长官。我听说了。” “你知道里奥被捕之后的原因吗？” “不知道。” “我们认为他在为西方政府工作，收集情报——也就是间谍。但结果并非如此，我们都错了，在审讯过程当中，里奥拒绝告诉我们任何事情。现在，我发现他在调查这些事情，但有些迟了。” 费奥多站起来，看着桌子上的案件卷宗。他以前就看过这些文件，当时是用胶带贴在里奥的胸前。费奥多开始冒汗，他身体前倾，仿佛是第一次仔细阅读这些文件，试图想要隐藏自己一直在哆嗦这个事实。他眼角的余光看到瓦西里已经从办公桌前离开，现在就站在他身旁，低头盯着这些文件，就好像他们现在是共同合作的伙伴。瓦西里的手指在地图上慢慢地滑过，定格在莫斯科，用手指敲着这个数字： 44。 费奥多感觉很不舒服，他转过头看瓦西里挨得很近的脸庞。 “费奥多，我们知道里奥最近来过莫斯科，我现在认为他不是来进行间谍活动，而是来调查这件事。你看，他认为这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你的儿子是被谋杀的，对不对？” “不对，长官，他死于事故，他是被火车碾死的。” “当时是派里奥去处理这件事的，对吗？” “对，但是——” “那个时候，你认为孩子是被谋杀的，我说得没错吧？” “当时我心情非常沮丧，很难……” “这么说，里奥回到莫斯科调查此事的时候，他感兴趣的不是你的小孩？” “不是的，长官。” “你怎么知道？” “长官……” “你怎么知道里奥有没有感兴趣？” 瓦西里坐下来，看着他的手指甲，假装出一副受伤害的样子：“费奥多，你显然有些轻视我。” “不是这样的，长官。” “你必须明白一点，如果里奥是对的，如果的确有这么一个谋杀儿童的凶手，那么就需要抓住这个人。我想要帮助里奥。费奥多，我自己也有孩子。制止这种恐怖的犯罪行为既是我作为父亲的责任，也是军官的职责。这超越了我与里奥之间的任何个人怨恨。如果希望里奥死，我可以什么都不用做。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他和他妻子是间谍。他们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枪决，我担心他们的调查会不了了之，会有更多的孩子继续丧命。但是，如果我掌握所有事实，我也许能够说服我的长官撤销搜捕工作。如果我不出面，里奥和瑞莎会有什么机会？” “没有。” 瓦西里点点头，对他的确定非常满意。那么，这是真的了：里奥相信只有一个人要对所有这些死去的儿童负责。瓦西里继续说道：“这正是我的观点，他们没有钱，他们距离目的地还有好几百公里。” “他们在哪儿逃跑的？” 费奥多犯了第二个错误，表明他太相信里奥有意要抓住这名凶手。瓦西里现在所需要的是这个目的地。他指着莫斯科以东的铁路沿线，看着费奥多的眼睛从那个位置移开，沿着地图向南游移。里奥往南去了。但瓦西里还是需要知道一个地名，他继续哄诱费奥多：“大多数谋杀案都发生在南部。” “只是从这个地图上看……” 费奥多没有说下去，他认为有可能在让自己不受牵连的同时向瓦西里透露信息。然后，他们可以共同向长官申请，改变他们对里奥和瑞莎的想法。费奥多一直在找机会帮助他们，现在机会来了：他会将他们从罪犯转变成英雄。当他们在莫斯科见面的时候，里奥提到一位民兵军官去过罗斯陀夫，确定凶手最有可能在那个城市。费奥多假装仔细端详这些文件：“从这些谋杀案的集中地点来判断，我看应该是罗斯托夫顿这个城市。所有早期的凶杀案都发生在南部，他一定住在那里或者靠近那里的某个地方。” “罗斯陀夫？” “你认为什么才是说服我们长官的最佳方法？” “我需要把一切搞清楚，我们在冒一个很大的风险，我们需要确定。再说给我听听，为什么你认为凶手住在南部？” 当费奥多正全神贯注地看这些文件时，瓦西里站起来，绕过办公桌，拔出手枪，指着费奥多的胸膛。 罗斯陀夫·奥布拉斯特东南·7月14日 里奥和瑞莎待在一个一米高、两米宽的货箱里，被走私到南方的入口货品——违禁品。部队对集体农场进行彻底大搜查之后，村民用卡车将里奥和瑞莎带到最近的城镇梁赞，将他们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在一间闷热的小公寓里，面对着将近三十人的听众，在烟雾缭绕的廉价烟味当中，里奥把自己调查的事情说给他们听。没有人对此事的紧迫感表示怀疑，也没有人怀疑民兵在调查凶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他们从来不求助民兵，也不求助官方机构解决纠纷，他们总是相互帮助。这次也一样，问题只是不知道有多少孩子的性命危在旦夕。 大家共同计划如何将他们运到南方去，其中有个人是卡车司机，在莫斯科与萨马拉和卡尔科夫等城镇之间往返运输货物。卡尔科夫位于罗斯陀夫以北三百公里的地方，开车需要半天时间。尽管开车去罗斯陀夫实在太冒险，因为司机在那里没有业务，但他还是准备带他们去附近的沙赫蒂，探望家人可以成为一个合理的借口。听完里奥的经历之后，那家人也表示要帮助把里奥和瑞莎带到那座城市。 他们至少在这个货箱里待了一天半，完全被关在黑暗当中。司机运的是香蕉等奢侈商品，专门运往那些特殊商店。他们的箱子放在卡车后面，塞在其他装有珍贵水果的箱子下面。箱子里又热又干，整个路途都让人不舒服。每过三四个小时，司机都会停一次，将他们上面的箱子搬下来，让他们伸展伸展腿脚，在路边方便一下。 在漆黑一片的箱子里面，里奥与瑞莎分坐箱子两端，两人的腿相互交叉在一起。瑞莎问道：“你相信他吗？” “谁？” “司机。” “你不相信他吗？” “我不知道。” “你这么问一定有什么理由？” “在所有听完故事的人当中，就他没有提任何问题，他似乎没有在听，当别人受震惊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震惊。对我来说，他看起来茫然、实际、冷漠。” “他没必要帮我们，他不会出卖我们，否则他无颜见他的亲朋好友。” “他可以捏造啊，比如说军警设有路障，我们被抓了。他想要帮我们，但他无能为力。” “你有什么建议？” “等下一次停的时候，你把他制伏，将他绑起来，然后你自己来开卡车。” “你是说真的吗？” “唯一确定无疑的方式就是把卡车弄过来。我们得有他的证件，我们的性命得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像这样，我们没有希望，我们不知道他会将我们带到哪里去。” “是你教我要相信陌生人的好意。” “这个人和其他人有点不太一样，他看上去野心勃勃，他每天都在运输奢侈物品，他一定在想：我想要那些东西，想要那些精美的纺织品，想要那些珍奇的食物。他知道我们是个机会，他知道可以拿我们换来什么，而且他也知道一旦我们被抓，他将要付出多大代价。” “瑞莎，我其实是最不应该说这话的人，但是你现在说的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这个人似乎在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 “我现在说的是我们要保证能够到达罗斯陀夫。” “这难道不是已经出发了吗？你现在有理由这么去相信，可以为了这个理由去送死。很快，这个理由就变得让你可以去杀人；再后来，你可以为了这个理由去杀死无辜的人。” “你不一定非要杀死他。” “会的，我们可能会杀死他，因为我们不会将他捆在路边，这样风险会大很多。我们要么杀了他，要么相信他。瑞莎，事情就这么被搞砸了。这些人给我们提供食物，给我们找藏身之处，现在又将我们运往目的地。如果我们反过来攻击他们，不为其他原因只是为了预防就将他们的一个朋友弄死，我就和那些在莫斯科被你蔑视的人没两样。” 即使他看不见她，他知道她现在一定在微笑。 “你在考验我吗？” “只是聊聊天。” “我考验过关了吗？” “这要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到达沙赫蒂。” 沉默一会儿之后，瑞莎问道：“这一切结束之后会是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西方国家会希望你过去的，里奥。他们会为你提供保护。” “我绝不会离开这个国家。” “哪怕这个国家会杀了你？” “如果你想要逃跑，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你弄上船的。” “你准备怎么做？躲在山里？” “一旦这个人死了，一旦你安全地离开这个国家，我就去自首。我不想过流亡生活，不想活在一堆只想要从我这里获取信息但却憎恨我的人当中，我不想以外国人的身份活着。我不能这么做，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莫斯科那些人关于我的言论都是真的。” “这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瑞莎听起来有些受伤。里奥碰碰她的胳膊：“瑞莎，我没明白。” “问题有那么复杂吗？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 里奥沉默片刻，最后答道：“我不能带着叛国者的身份活着，我做不到。” “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二十四小时了？” “对不起。”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共处的时间。” “怎么充分利用呢？” “我们相互跟对方说实话。” “实话？” “我们一定都有秘密，我知道自己是有一些，你难道没有吗？就是你从来没对我说的事情。” “好。” “那么，我先说。我曾经在你的茶水里吐过口水，当我听到左娅被捕的消息之后，我就认定是你举报的她。于是，我朝你的茶水里吐口水，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你朝我的茶水里吐口水？”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 “为什么没有继续？” “你似乎并不在意。” “我没注意到。” “可不就是。好吧，该你了。” “说实话——” “这是这个游戏的重点。” “我认为你嫁给我，不是因为你害怕，我认为你在侦察我。你装出一副害怕的模样，你告诉我的是假名字，我追求你，但我认为我才是你锁定的目标。” “我是外国地下工作者？” “你可能认识一些在西方地下组织工作的人，也许你在帮助他们，也许你在跟我结婚的时候，才突然有了这个想法。” “那不是秘密，那是推测。你一定要分享秘密——不可否认的事实。” “我在你的衣服里面发现一个戈比，这枚硬币可以分成两半——这是可以走私缩微胶卷的工具。地下工作者才用这种工具，其他人都不会有这种东西。” “那你为什么没有举报我呢？” “我不能这么做，我就是不能这么做。” “里奥，我和你结婚不是为了要接近国家安全部，我之前告诉过你，我是因为害怕。” “那么硬币呢？” “硬币是我的……” 她的声音有些游离，似乎在权衡该不该继续往下说：“我不是用它来装缩微胶卷，当我是难民的时候，我用它来装氰化物浆。” 瑞莎从未谈及过自己的家园被毁之后在马路上流浪的那段岁月——那是她生命中最黑暗的阶段。里奥紧张地等待着，不知道接下来会听到什么。 “我相信你能想象对女性难民来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士兵，他们都有需求，他们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国家亏欠他们，我们就是他们的补偿。一次之后——发生过几次——我被伤得很严重，我发誓，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如果看起来像要发生这种事情，我就将这种浆擦在他的牙龈上。他们可能会杀了我，把我吊起来，但他们再对另外一个女性这么做的时候可能会三思。不管怎么说，它成了我的幸运硬币，自从我带上它之后，我就没碰到过任何问题。也许一个女人身上带着氰化物，男人能够感觉得出来。当然，它并没有治愈我所受的伤，因为没有药物，这是我不能怀孕的理由，里奥。” 里奥在黑暗中盯着妻子可能所在的位置。在战争期间，女性先遭到被占领敌军的强奸，然后又被本国士兵强奸一轮。作为一名士兵，他知道此类行为已被国家所认可，被认为是战争内容的一部分，也是对某个勇敢士兵的适当犒赏。有些女性为了预防可怕的局面，会用氰化物来保护自己的性命。里奥认为大多数士兵可能会检查女人身上有没有带刀或带枪，但不会检查她们有没有带硬币——这会逃过他们的注意力。他揉搓她的手掌。他还能做什么呢？道歉？说他表示理解？他自豪地将那张报纸剪报裱框挂在墙上，却没注意到这场战争对她意味着什么。 “里奥，我还有另外一个秘密。我已经爱上你了。” “我一直都爱你。” “这不是秘密，里奥，这根本就不算什么秘密。” 里奥吻了吻她：“我有一个弟弟。” 罗斯托夫顿·7月15日 屋子里只有纳蒂娅一个人，妈妈和妹妹都去外婆家了。一开始纳蒂娅是和她们一起去的，但快到外婆家小区的时候，她假装肚子疼，央求妈妈说要回家。妈妈同意了，纳蒂娅跑回家。她的计划很简单，就是想打开地下室的门，看看她父亲为什么会把那么多时间消磨在楼下那样一个阴暗、寒冷的房间里。她从来没去过楼下，一次也没有。她沿着建筑走了一圈，感觉到壁砖很潮湿，想象着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炉子通风口，在这栋房子里，这是严格禁止的，已经超出规定范围。 她的父亲现在在出差，但他很快就会回来了，要是回来早的话，也许明天。她听父亲说要好好弄一下他们的家，包括给地下室换扇新门。要换的不是前门，不是他们每个人都用的那扇门，不是可以御寒保暖的那扇门，他第一个想到的却是地下室的门。不可否认，地下室的门很轻薄，但所有的门都一样啊。为什么地下室的门就那么重要？再过两天，父亲就会装一扇新门了，她可能会打不开。如果她想闯进来看看，如果她想亲自找到答案，她就得趁现在。现在门上只是一个门闩，她仔细研究过，用一把刀插进门与门框之间，然后就可以将门闩挑开。 门闩被挑开了，纳蒂娅把门推开。她又兴奋又害怕，下了一个台阶。她放开门，门弹回去关上了。有些灯光从她身后的门缝里溜进来，除此之外，地下室唯一的光线从通风口里照射进来。她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到楼梯底端，开始仔细打量她父亲的秘密之室。 一张床，一个炉子，一个小桌子和一个箱子——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她有些失望，四下里窥探。墙壁上悬挂着一盏旧旧的灯，灯的周围用大头针钉着各种各样的剪报。她走到这些剪报跟前，发现这些剪报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名俄罗斯士兵站在一辆被烧毁的坦克旁边的照片。有些照片已经被裁剪得只剩那名士兵。这名士兵很英俊，但她不认识这个人。她被墙上这种剪报拼贴弄得迷惑不解，随后她捡起放在地板上的马口铁皮，这一定是给猫用的。她的注意力转移到箱子上，她把手放在箱子顶端，稍微将箱子抬起一点点，只是想看看有没有上锁。木盖很重，但是没有锁。里面有什么呢？她将箱盖又往上抬一点；突然，她听到一个声音——前门被打开的声音。 接着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她妈妈的脚步声没有这么重，一定是她爸爸提早回来了。地下室门被打开的时候，看到光线射进来。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慌张之余，纳蒂娅放下箱盖，尽量不弄出声音，她听到他父亲下楼的脚步声。她盖上箱盖，跪到地板上，爬到床底下，缩在一个小角落里，看着最底下的那个台阶。出现了，父亲那双黑色的大靴子，正朝她走过来。 纳蒂娅闭上眼睛，期待等自己睁开双眼时，他那张愤怒的脸已经离她而去。相反，整个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并陷下来。他坐在床上了。她睁开眼睛，不得不爬到一边。尽管床与地板之间的缝隙不大，但她看到他开始解靴子的鞋带。他不知道她在那儿，她关上门之后，门闩一定又锁上了。她还没有被发现。她接下来要干什么呢？她的父亲会在地下室里待上好几小时。她的母亲到时候回来会发现她不在家，他们也许会以为她不见了，然后出去找她。如果这样的话，她可以趁机溜回到楼上，然后随便撒个谎说去了哪里。这是她最希望出现的情况。在那之前，她只能一声不响地原地待着。 她父亲脱下袜子，伸伸脚趾。他站起身，床板也跟着恢复原状，他打开灯，灯光很微弱。他朝箱子走去，纳蒂娅可以听到箱盖打开的声音，但看不见他从里面拿出什么。箱盖一定开着，因为她没听到关上的声音。她父亲在干什么呢？现在，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在自己的脚上系什么东西。是一根橡皮带，他似乎想要用细绳和破布做一种在家穿的鞋子。 意识到身后有东西，纳蒂娅转过头，看到那只猫。猫也看到她了，它弓着背，毛全张开。她不属于这个地下室，它很清楚这一点。她吓坏了，转过头看她父亲有没有注意到她。他跪到地板上，脸出现在床与地板间的缝隙里。他什么也没说，站起来，将整张床竖起来，她缩成一团的身体暴露无遗。 “站起来。” 她的胳膊和腿都不能动——她的身体似乎不听使唤了。 “纳蒂娅。” 听到自己的名字，她站起来。 “从墙壁跟前走开。” 她乖乖地朝他走过来，低着头，看着她父亲一只脚光着，另一只脚包着破布。他将床放回原位。 “你为什么到下面来？” “我想知道你都在下面干什么。” “为什么？” “我想和你待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一点。” 安德雷能够再次感觉到那股冲动——房间里就他们两个人。她不应该来到这里：他已经告诉过她，那是在为她着想。他现在是另外一个人，他不是她的父亲，他从女儿身边走开，一直到背抵住墙壁，尽可能地离她远一点。 “爸爸？” 安德雷将食指放在嘴唇上。 控制你自己。 但他控制不住。他将眼镜拿下来，折好，放进口袋里。他再看着她时，她只是一团模糊的轮廓，不再是他的女儿——只是一个孩子。那个形象模糊不清，他可以把它想象成任何小孩。 “爸爸？” 纳蒂娅站起来，径直朝她父亲走过去，抓起他的手：“你难道不喜欢和我待在一起吗？” 她现在站得这么近，即使没有戴眼镜，他也能看到她的头发，她的脸。他用手擦擦额头，又将眼镜戴了回去。 “纳蒂娅，你有妹妹——为什么不喜欢跟她玩呢？我和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成天和我的哥哥待在一起。” “你有哥哥？” “对呀。” “他在哪儿？” 安德雷指着墙上那名俄罗斯士兵的照片。 “他叫什么名字？” “帕维尔。” “他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 “他会来的。” 罗斯陀夫·奥布拉斯特·罗斯托夫顿以北八十公里·7月16日 他们坐在一趟市郊列车上，列车正开往市郊，距离他们的目的地——罗斯托夫顿市中心越来越近。卡车司机没有出卖他们，他带他们经过几道关卡，最后在沙赫蒂镇将他们放下，他们在那里和司机的岳母，一个名叫莎拉·卡尔洛夫娜的女人及她的家人一起过夜。莎拉五十多岁，和她的几个孩子住在一起，包括一个已经结婚并生了三个孩子的女儿。莎拉的父母也住在那间公寓里，三室公寓里一共住了十一个人，一代人住一个房间。这是里奥第三次讲述自己调查谋杀案的经历。和北方的城镇不同，他们对这些儿童谋杀案已略有耳闻。听莎拉说，在他们这个州，几乎所有人都听说过这些谣言。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有证据。当一对证估计有多少受害者时，整个房间都陷入沉默。 他们是否愿意提供帮助，这从来就不是问题：这个大家庭立刻计划起来。里奥和瑞莎决定等到傍晚再进城，因为晚上厂区的人较少。凶手也可能在家，这种可能性也较大。大家还决定他们不应单独行动，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现在由三个小孩和两个精力充沛的爷爷奶奶陪着。里奥和瑞莎扮演父母的角色，而真正的父母则留在沙赫蒂。乔装打扮成一家人主要是为了预防，如果搜捕范围已经到达罗斯陀夫，如果国家已经推测他们的目标并未逃离国外，那么他们就会专门寻找那种结伴而行的一男一女。他们俩无论是谁，想要从外表上彻底改头换面已经不太可能，只是都将头发剪短，各自换上一身新衣服。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家人围在身边，还是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瑞莎对用到孩子表示担心，生怕给他们带来危险。他们共同决定，万一事情败露，万一他们被抓住，那么这对祖父母就一口咬定是里奥威胁他们，如果他们不帮忙，他们担心性命不保。 火车停了。里奥朝窗外看了看，火车站人群熙攘：他能够看到几名身穿制服的军官在站台上巡逻。他们一行七人下了火车，瑞莎抱着最小的孩子，是个男孩。大人们已经让所有这三个孩子都要表现出活泼喧闹的样子。两个大一点的孩子都明白其伪装的道理，忠心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但最小的孩子却有些迷惑不解，只是嘴巴微张地盯着瑞莎看。他们对危险很警觉，无疑希望把他留在家里。只有观察力最敏锐的军官才会怀疑这家人是个骗局。 警卫分散在站台和大厅各处，对于一个普通的火车站，在一个寻常日子里，警卫人数太多了。他们在找什么人。尽管里奥试图让自己消除疑虑，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搜捕，但他的本能告诉自己，他们要找的人就是他们。出口在五十步之外，注意力集中，他们马上就到那儿了。 两名武装警察走到他们前面：“你们从哪儿来，要去哪儿？” 瑞莎一时间无法说话，言语像被蒸发了。为了看起来不那么僵硬，她将男孩从一个胳膊换到另一个胳膊上，笑道：“孩子真重！” 里奥插过来：“我们刚刚探望她姐姐，她住在沙赫蒂，她要结婚了。” 祖母接着说道：“跟了一个酒鬼，我不同意，我让她别嫁给他。” 里奥笑道，对祖母说道：“你难道希望她嫁给一个只喝水的男人吗？” “这样才比较好。” 祖父点点头，说道：“他虽然能喝酒，但他为什么要长那么难看呢？” 祖父母哈哈大笑起来，两名军官可没笑，其中一个转身问小男孩道：“他叫什么名字？” 问题是直接问向瑞莎的，她的人脑再次出现空白。她想不起来了，她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她从记忆里挑出一个名字：“亚历山大。” 男孩摇摇头：“我叫伊万。” 瑞莎笑起来：“我就是喜欢逗他，我总是将他们几个兄弟的名字搞混，我都快疯了。我现在抱着的这个小男人叫伊万，那是米克哈伊尔。” 这是站在中间的那个孩子的名字，瑞莎现在想起来最大的那个孩子名叫阿勒克塞，但为了圆谎，她只能假装最大的儿子名叫亚历山大。 “我大儿子名叫亚历山大。” 男孩张开嘴想要纠正她，但祖父很快插进来，亲切地摩擦他的头。男孩有点不耐烦地摇摇头：“不要这样，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 瑞莎尽量让自己不要露出一副松口气的样子，那两名军官走开了，她带着这个假冒的家庭走出火车站。 他们一旦逃开火车站的视线范围，就与这家人告别，分手了。里奥和瑞莎叫了一辆出租车，他们已经将关于调查的事情的所有信息都告诉莎拉一家人了。如果里奥和瑞莎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失败了，如果谋杀案件继续发生，那么这家人会将调查工作进行到底。他们会组织其他人找到这名凶手，并保证一旦有任何组员失败，他们都会找到候补人员。凶手一定活不下去了。里奥很庆幸这是民众处决，没有法庭，不需要证据或审判——这个处决只基于旁证，正是为了寻求真正的正义，他们才去效仿自己所面对的司法系统。 出租车是“伏尔加”牌，一定是沃瓦尔斯克制造的，坐在出租车后座，里奥和瑞莎都没有说话。他们不需要说话，计划已经安排就绪。里奥正准备去罗斯特马西厂查看雇用记录。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查，他只有根据情况临时想招。瑞莎继续留在出租车上，确认司机不会起任何疑心。他们提前付给司机不少钱，目的就是让他保持乖乖地在车里等他们。一旦里奥找到凶手的名字和住址，他们还需要司机带他们去凶手住的地方。如果凶手不在家，如果他出门了，他们还要试图弄清楚他何时回来。然后，他们就得回到沙赫蒂，待在莎拉的家里，等着。 出租车停了，瑞莎碰碰里奥的手，他有些紧张，声音几乎就是在耳语：“如果我一小时之内还没回来——” “我知道。” 里奥下车，关上车门。 工厂大门有警卫把守，但他们似乎并不特别警惕。从戒备措施安排来看，国家安全部肯定没人会猜到里奥的目的地是这个拖拉机厂。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他们有意减少大门警卫的数量，诱惑他进去之后来个瓮中捉鳖，里奥对此表示怀疑。他们可能已经猜测到他来罗斯陀夫了，但不清楚他要去的具体位置。他绕到后面，发现有个位置的铁丝网被一栋砖砌建筑的一侧挡住视线。他爬上去，跨过带刺的铁丝网，跳到墙下。他进了工厂。 工厂的生产线是二十四小时运转，有一些值班工人，但人不是很多。场院面积很大，这里的员工一定有好几千人，据里奥估计至少得有上万人——簿记、清洁、运输以及生产线本身。再加上工人都是日夜两班倒，里奥怀疑可能没有人会发现他是个陌生人。他表现得沉着冷静，就好像自己在这里工作一样，直接朝最大的那栋建筑走去。两个人从建筑里走出来，一边抽着烟，一边朝大门的方向走去。也许他们刚刚下班，他们看到他，停下来。里奥不能假装没有看到他们，朝他们挥挥手：“我是沃瓦尔斯克汽车厂派来的，我本来应该早点过来的，但火车误点了。行政大楼在哪儿？” “没有独立的行政大楼，办公室就在里面，楼上，我带你过去吧。” “我想我能找到。” “我不着急回家，我带你过去吧。” 里奥笑着默认了，他无法拒绝。这两个人相互道别，里奥跟着这位并不太受欢迎的陪同走进主装配厂。 走进去之后，里奥一时间几乎忘记自己的存在——巨大的厂房规模、高高的屋顶、机器运转的声音，所有这一切竟然产生一种神奇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只有在宗教场所才能感受得到。但是，当然，这就是新的教堂，人民的大教堂，敬畏感和这里的机器同等重要。里奥和这个人肩并肩，一边走，一边闲聊。里奥突然很高兴这个人能陪同前往，因为没有人会对他们俩多瞅两眼。尽管如此，他还是想方设法想摆脱这个人。 他们从工厂车间下来，上楼去行政部门。这个人说道：“我不知道行政部门还有多少人在上班，他们通常都不上夜班。” 里奥仍不太清楚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做。他能够虚张声势到底吗？他似乎不太可能能拿到自己想要的敏感信息，无论他想出什么借口，他们也不一定会给他。如果他还有国家安全部的身份证明，事情可能就容易多了。 他们拐了一个弯，在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能够对车间情况一目了然。不管里奥决定做什么，下面的工人都能够看得见。陪同的人敲门，现在的一切情况都取决于里面有多少人。办公室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是簿记人员，穿着一身套装，皮肤蜡黄，表情刻薄。 “有什么事情？” 里奥从簿记人员的肩膀上方朝办公室里瞧，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了。里奥转过身，一拳打在陪同的腹部，那人弯下身子。还没等那个簿记人员反应过来，里奥已经紧紧地掐住老者的脖子：“照我说的做，否则我就杀了你，明白吗？” 他点点头，里奥慢慢地松开他的脖子：“关上所有百叶窗，把领带解开。” 里奥将那个仍在咻咻喘气的年轻人拉进办公室。他关上门，将门反锁。簿记员解开领带，丢给里奥，然后走到窗户跟前，关上百叶窗。里奥用领带将年轻人的手反绑在身后，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簿记员。他怀疑这间办公室里没有武器或报警器，因为这里没有值得偷的东西。关上百叶窗之后，那人转身问里奥：“你想要什么？” “雇用记录。” 这人有些困惑不解，但还是顺从了，他打开文件柜，里奥走上前，站在他身旁：“站在这里，别动，将双手放在柜子顶端。” 这里有成千上万份文件，不只是目前员工的资料，离职人员的资料也保存在这里。外派人员的资料可能不在这里，因为他们的资料会暗指分销与生产方面出了差错，他们的文件不可能以那个文件名称来保存。 “你们外派人员的文件在哪里？” 老人打开一个柜子，从里面取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文件夹封面上写着“研究人员”。据里奥判断，目前工厂的员工名册上有五名外派人员。里奥开始感到紧张——他们整个的调查全都集中在这几份文件上面——他仔细查看了一下这几个人的雇用记录。他们都在什么时候派往什么地方？ 如果这些日期与谋杀案案发时间相一致，他就能发现这名凶手。如果差不多吻合的话，他就可以去找那个人对质——他相信与罪犯面对面时，凶手会垮掉。他的手指在名单上滑过，将上面的日期及地点与自己记忆当中的日期与地点进行对照。第一份名单没有重合之处。里奥稍微停了一会儿，整理一下自己的记忆。但有三个日期是他不会忘记的，就是沃瓦尔斯克的两起谋杀案和莫斯科的一起谋杀案。那名外派人员从未到过那里或者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任何地方。里奥翻开第二个文件夹，忽略个人信息不看，直接跳到雇用记录上，这个人上个月才开始上班。里奥将文件夹推到一边，打开第三份。第三个人的信息也不符合。现在只剩下两个文件夹了，他快速翻阅第四份文件。 沃瓦尔斯克、莫洛托夫、维亚特卡、高尔基——向西通往莫斯科铁路沿线的一连串城镇。从莫斯科往南，还有图拉和奥勒尔。现在进入乌克兰，里奥看到卡尔科夫、戈尔洛夫卡、扎波罗杰、克拉玛托斯基。在所有这些城镇都发生过谋杀案。他合上文件夹，在他研究个人资料细节之前，他看了看第五份文件。他几乎无法集中精力，手指粗略滑过第五份文件的名单，有一些相互参照的地方，但并不完全吻合。他回到第四份文件，快速翻到首页，盯着上面那张黑白小照片。这个人戴着一副眼镜，他的名字叫安德雷。 同一天 瓦西里坐在宾馆的床上抽烟，任由烟灰掉到地毯上，直接拿起酒瓶就喝。他没有任何幻想：如果他不把逃犯——里奥和瑞莎交到上司手里，他们一定会不客气地看待费奥多·安德列夫的死。在他离开莫斯科之前，他们已经处理掉这件事。他知道，唯有他将里奥带回去，他们才会相信他编造的费奥多与里奥串通一气的故事，才会相信费奥多得知真相败露时想要袭击瓦西里的这个说法。无法捉拿这对手无寸铁、身无分文的夫妇，这让国家安全部颜面扫地，这对夫妇似乎人间蒸发一样。如果瓦西里能够抓到他们，他的一切罪行都将得到赦免。国家安全部的官员们准备接受这个事实，里奥已经逃离国外，已经被西方外交部门所掌控。他们自己在国外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接到指示，他们已经向本国在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发送了里奥和他妻子的照片，他们还正在制订暗杀他们的计划。如果瓦西里能够帮助他们省掉这样一次代价昂贵且外交手续复杂的国际搜捕工作，他的历史便可洗刷清白。 他将烟蒂丢到地毯上，看着它在地毯上闷烧了半天才用脚后跟将它碾碎。他一直与罗斯陀夫的国家安全部保持联系，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他已经给他们看过照片，而且他还告诉过那些军官，应该注意里奥有可能蓄须或剃短头发；他们有可能不是成双成对出行，他们可能有不同分开出行的方式，其中有个人可能死了；他们也有可能在别人的帮助下结伴而行。军官不应只注意证件，因为里奥知道怎样伪造各种证件。只要有一点点可疑，无论是谁，他们都应将其扣押下来，是否释放他们，最终由瓦西里说了算。他手上总共有三十个人，他设立一系列岗哨和随机搜查工作。他命令每一位军官将所有事件都记录下来，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以便他能够亲自检查。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要将这些报告拿给他检阅。 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出任何端倪。这难道会成为里奥再次羞辱他的机会？也许是那个白痴费奥多弄错了，也许里奥去了完全不同的某个地方。如果是这样，那么瓦西里死定了。 有人敲门。 “进来。” 一位脸色通红的年轻军官立正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张纸。瓦西里示意军官将那张纸递给他。 罗斯特马西厂行政部门。两人遭到攻击，雇用文件被盗。 瓦西里站起来：“他来了。” 同一天 他们在距离前门五十步的位置站着，里奥瞥了一眼他的妻子。她不知道这件疯狂的事件最终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感觉有些晕眩：就好像吞下一些麻醉药。他只是期望这种感觉会消失，能够恢复正常状态，会有另外的解释，可能会有另外一番解释，同时他又期望这里不是他弟弟——安德雷·特洛菲莫维奇·席多洛夫的家。 那是他弟弟的名字，而帕维尔·特洛菲莫维奇·席多洛夫一直是他的名字，直到他像爬行动物蜕皮一样，将这个孩提的身份摆脱为止。雇用文件上的照片确定就是安德雷，五官还是一样——茫然的表情。眼镜是新的，但那是他为什么总是笨手笨脚的原因，他近视。他那个笨拙害羞的弟弟——是四十四起儿童谋杀案的凶手。这不合理，但这又完全合理：细绳、咬碎的树皮、打猎。里奥不得不找回自己忘却的记忆，他还记得教弟弟用细绳打结，教他咀嚼树皮抑制饥饿。难道这些课程已经成为某种精神病狂躁行为的模板？里奥之前为什么没有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不，谁会期望他做这些事情，那也太荒谬了。在那个时候，太多的孩子都学习这些事情和如何捕猎。看到这些受害者时，这些细节并没有让里奥联想太多。是他选择了这种方式，还是这种方式选择了他？当他有理由避开这件事时，这是否是吸引他继续调查的原因？ 当他看到自己弟弟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出现在文件上时，他不得不坐下来，确认那些日期，确认再确认。他震惊不已，忘记身边危机四伏。直到他注意到那位簿记员蹭到电话跟前，他才恢复过来。他将簿记员绑在椅子上，掐断电话，塞住俩人的嘴巴，将他们都锁在办公室里。他必须得出来，必须得恢复镇定。但走到走廊上时，他甚至都无法直线行走，踉踉跄跄。他感到头晕眼花。虽然人走出来了，但他的思绪仍然纷繁芜杂，他的世界仍然天旋地转，他本能地从大门出来，都没反应过来从之前过来的铁丝网上翻出去才更安全一些。但他已经无法掉头了，警卫们已经看到他朝大门走过来。他不得不硬着头皮直接从他们身边经过。他开始冒汗，警卫们没有刁难他就放他过去了，他一坐进出租车，就把地址告诉了司机，让他赶快开往这个地方。他一直在颤抖，双腿、胳膊——他抑制不住地颤抖。当瑞莎在研究那些文件时，他一直看着她。她这时已经知道他弟弟的故事了，她知道他的名字，但不知道全名。当她在看那些文件的时候，他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并没有将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她没有想到。她怎么能想得到呢？他也无法说出口： 这人就是我的弟弟。 弟弟家里到底有多少人，他无从得知。这里的其他居民可能会造成一个问题，他们一定不知道这个人的本质，不清楚他是一名凶手，对他所犯的罪行更是不了解——这肯定也是他不在自家附近作案的部分原因。他的弟弟有一个分裂的身份，他的家庭生活和他的杀人犯生活，就像里奥将他的身份一分为二一样，曾经的男孩和后来长成的男孩。里奥摇了摇头：他必须集中注意力。他来这里是要杀了这个人，问题是要怎样通过其他居民那道关。他和瑞莎都没有枪，瑞莎感觉到他的犹豫，问道：“你在担心什么？” “屋里的其他居民。” “你看到这个人的脸了，我们已经看过照片。你可以溜进去，趁他睡着时杀了他。” “我不能这么做。” “里奥，他死有余辜。” “我必须得确认，我必须要和他谈谈。” “他只会否认，你和他谈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解决问题。” “这倒是真的，但我不能趁他睡着的时候杀了他。” 莎拉给了他们一把刀，里奥将刀递给瑞莎：“我不用刀。” 瑞莎不愿意拿回刀。 “里奥，这个人杀了四十多个孩子。” “我会因为这个杀了他的。” “万一他自我防卫呢？他一定有刀，甚至可能有枪。他可能也很强壮。” “他不善于打架，他很笨拙害羞。” “里奥，你怎么会知道呢？拿着这把刀，你赤手空拳怎么能杀了他？” 里奥坚持把刀给她，将刀柄塞在她手里：“你忘了吗？我可是经过训练的，相信我。” 这是他第一次让她相信他。 “我相信你。” 今晚的事情一结束，他们就没有未来，没有逃脱的希望，没有在一起的希望。瑞莎发现，自己甚至有点希望这个人不在家，她希望他出差去了。那么他们就又有理由待在一起了，至少可以再共同度过两天逃亡的日子，再回来完成这项任务。这个想法令她感到羞愧，她暂且将想法搁置一边。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们来到这里？她吻了吻里奥，希望他成功完成任务，希望那个人死掉。 里奥朝屋子走过去，让瑞莎暂时躲到一边。计划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她继续呆在屋子后面，静观其变。如果这个人想要逃跑，她就拦截他。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如果里奥失败，她再试图去了结这个人的性命。 他走到门跟前，屋里灯光暗淡。这说明有人醒着？他试探性地推了推门，门竟然晃开了。面前是个厨房，一张桌子，一个炉子。灯光来自一盏油灯：一个沾满煤烟子的玻璃灯罩里面，灯光忽隐忽现。他走进屋里，穿过厨房，走进邻近的区域。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只有两张床。一张床上睡着两个小姑娘，她们的妈妈睡在另外一张床上。她是一个人：没有看到安德雷。这是他弟弟的家吗？如果是，那么这也是他的家人吗？那这是他的弟媳妇吗？孩子是他的侄女吗？不对，楼下可能还有另外一家。他转过身，一只猫正盯着他看，两只绿眼睛散发出冷漠的目光。这是一只黑白花猫。尽管它喂养得比较肥大，但和他们在森林猎杀的那只猫的花色一样，是同一个品种。里奥感觉自己身在梦境，过去的记忆碎片紧紧将他裹住。这只猫从门缝里溜出去，到楼下去了，里奥尾随其后。 狭窄的楼梯通往一个地下室，地下室里灯光也很暗淡。那只猫从楼梯上一溜烟就不见了。从最上面的台阶看，房间里的大部分情况都暴露在里奥眼前。里奥看到另外一张床的床沿，床是空着的。安德雷有可能不在家吗？里奥走下楼梯，尽量不弄出任何声音。 走到最后一个台阶时，里奥偷偷看了一下房间的角落，一个男人正坐在桌子跟前。他戴着一副厚厚的方框眼镜，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他在玩牌。他抬头一看，似乎并不惊讶。他站起来。里奥在站的位置可以看到弟弟背后的墙上，钉在墙上的剪报拼贴就像一朵花一样，在他弟弟头顶绽放开来。全都是同样的照片，他的照片——里奥，耀武扬威地站在一辆还冒着烟的坦克残骸旁边，这是苏联的英雄人物，象征胜利的海报男孩。 “帕维尔，为什么过这么久才出现？” 他弟弟用手指指自己面前的空椅子。 除了顺从，里奥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再控制这个局面。安德雷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措手不及，没有语无伦次，甚至也没有逃跑，他似乎一直在等着这场会面。相比之下，里奥反而显得无所适从，迷惑不解，很难不听从他弟弟的指示。 里奥坐下来。安德雷也坐下来。兄弟俩面对面坐着：二十多年之后再次重逢。安德雷问道：“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是我吗？” “一开始？” “从你发现的第一具尸体开始？” “不是。” “你第一个发现的尸体是谁？” “拉瑞莎·佩特洛娃，在沃瓦尔斯克。” “一个年轻女孩，我记得她。” “还有阿尔卡迪，在莫斯科？” “莫斯科有好几个。” 好几个——他这么随意就说出这个词。如果有好几个的话，那么这几起案件也被掩盖了。 “阿尔卡迪是今年二月被谋杀的，在铁轨上。” “一个小男孩？” “他四岁。” “我也记得他。这些都是最近发生的，那个时候我的方法已经完善了不少，但你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我。早期的谋杀还不是那么清楚，我很紧张，你看，我做得那么明显。这需要有一些只有你才能辨认出来的迹象，我就差不能写下我的名字了，我在和你交流，只是你。” “你在说什么？” “哥哥，我从不相信你死了，我一直都知道你还活着，而且我从来都只有一个愿望，一个理想……那就是把你找回来。” 安德雷的声音里是气愤还是感情，还是两种情绪的混杂？他唯一的理想是把他找回来还是找他报复？安德雷脸上挂着微笑，那是温暖的笑容——开怀而诚实——就像他刚刚在玩牌游戏中赢了一样。 “你又笨又蠢的弟弟在有一件事情上面是对的，就在你这件事情上面是对的。我一直努力想要告诉妈妈，你还活着，但她根本不在意我。她坚信有人把你抓走了，把你杀了。我跟她说事实不是这样的，我跟她说你带着我们的捕获物跑了。我发誓要找到你，等我找到你的时候，我不会生气，我会原谅你。她什么也听不进去，她疯了。她忘记我是谁了，把我当成你。她叫我帕维尔，让我帮她干活儿，就像你当初帮她那样。我假装是你，因为那样事情会简单一些，因为这会让她开心，但只要我一犯错，她就意识到我不是你。她就会变得暴躁，一直打我，打我，直到她气消为止。然后，她就又开始追忆你。她一直在为你哭泣，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理由，你就是她活下去的理由。但你也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跟她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我相信你还活着。” 里奥听着，就像个孩子坐在大人面前，安静专注地听他描述这个世界。他没有办法举起手或站起来打断他。安德雷接着说道：“我们的妈妈完全崩溃之后，我就开始照顾自己。幸运的是，冬天很快就结束了，情况稍微有了一些好转。我们那个村子只有十个人活下来了，算上你的话是十一个，其他村民全都死了。当春天来临，积雪融化的时候，整个村子都发出腐臭，到处都在传播疾病。你没有办法靠近这些尸体，但是在冬天，这些尸体都平静安详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那段吋间，我每天晚上都到森林里去打猎，就我一个人。我到处找你，站在林子里呼喊你的名字，但你一直都没回来。” 里奥的大脑仿佛才慢慢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他犹豫地问道：“你杀死这些孩子，就因为你认为我离开了你吗？” “我杀死他们，这样你才会找到我。我杀死他们是为了让你回家，我杀死他们是为了跟你交流。还有谁能够理解我们孩提时代的那些线索？我知道你会循着这些线索找到我的，就像你在雪地里沿着足迹就能找到猎物那样。你是一个猎手，帕维尔，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猎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名民兵，当我看到你的照片时，我去找《真理报》的工作人员，我去打听你的名字。我跟他们解释说我们失散多年，我以为你还叫帕维尔。但他们告诉我帕维尔不是你的名字，而且你的详细情况被列入机密类信息。我央求他们，让他们告诉我你在哪个部门作战。他们甚至都懒得答理我。我当时也是一名战士，但不像你，你是英雄，是精英。但我知道你一定在特种部队，我暗中打听你的名字，心想你很有可能不是在民兵队伍，就是在国家安全部，要么就是在政府部门。我知道你是一个重要人物，不是个无名之辈。你可以了解到关于这些谋杀案的信息。当然，这不一定那么重要。如果我在足够多的地方杀死足够多的孩子，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都会发现我做的这些事情。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是我。” 里奥身体前倾，他的弟弟看起来那么温和平静，推理是那么谨慎。里奥问道：“弟弟，你过得怎么样啊？” “你是说离开村子之后吗？和所有人一样：我应征入伍。我在作战中把眼镜弄丢了，落入德军手中。我被俘获了，我投降了。当我回到俄国时，一直被看做战犯，我被捕了，然后就是严刑拷打。他们威胁我，要将我关押起来。我跟他们说，我几乎都看不见，怎么可能充当叛国者？我六个月都没有戴眼镜，我眼前的世界一片模糊。我看到的每一个小孩都是你。我本应该被枪决，但警卫们喜欢看我撞翻东西，我总是摔倒，就跟小时候一样。我因此活下来了。我太愚蠢和笨拙了，不可能是德国间谍。他们叫我的名字，打我，放我走了。我回到这里，即使在这里，大家也讨厌我，说我是叛国者。但所有这些都不困扰我，因为我有你。我所有的生活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就是将你找回来。” “于是你开始杀人？” “我从这个地区开始下手，但是六个月之后，我不得不考虑，你可能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这也是我为什么找一份外派员的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到处出差了。我需要在全国各地留下标记，你能够找到的标记。” “标记？这些都是孩子啊。” “我一开始是杀动物，就像我们抓那只猫一样抓动物来杀。但这没有用，没有人会注意，没有人会关心。有一天，我在森林里偶然碰到一个孩子，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解释说我在留诱饵。这个孩子跟你离开我时差不多大，后来我发现孩子作为诱饵，可能会好得多。被杀的孩子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你能理解这其中的意义。你认为我为什么在冬天杀了这么多的孩子呢？这样你就可以通过雪地里的足迹找到我。你难道没有跟踪我在森林里的足迹吗，就像你跟随足迹找到那只猫一样？” 里奥听着弟弟柔和的声音，仿佛他在说一门自己几乎听不懂的外语。 “安德雷，你有家庭，我在楼上看到你的孩子，他们就和你杀死的那些孩子一样。你有两个漂亮的女儿。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对吗？” “这是必要的。” “不是。” 安德雷一拳砸在桌子上，愤怒地说道：“不要拿那副腔调跟我说话！你没有生气的权利！你从来没有花精力来找我！你从没有回来过！你知道我活着，但你就是不在乎！忘掉那个愚蠢笨拙的安德雷吧！他对你来说，什么都不是！你留给我一个疯掉的妈妈和一村子腐烂的尸体！你没有评判我的权利！” 里奥盯着他弟弟的脸，他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在瞬间变了一副模样。那些孩子看到的是这副面孔吗？他的弟弟都经历了些什么？那是怎样不可思议的恐怖经历？但是同情和理解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安德雷擦去额头上的汗珠：“这是我让你找到我的唯一方式，我能够吸引你注意的唯一方式。你本来应该来找我，但你没来，你将我从你的生活当中抹去了，你也将我从你的脑海里忘掉了。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刻就是我们共同抓住那只猫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感觉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即使我们没有食物，即使天气酷寒。但是，你却走了。” “安德雷，我没有离开你们。我是被抓走的，我在树林里被一个人击中头部，然后被装在一个麻袋里，被扛走了。我从来没有离开你们。” 安德雷摇了摇头：“妈妈是这么说的，但这是撒谎。你背叛了我们。” “我差点死了。那个把我抓走的男人，他准备杀了我。他们打算把我喂给他们的儿子吃，但当我们到达他们家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已经死了。我的脑子受到震荡，我甚至都想不起来自己叫什么名字。过了好几周，我才恢复过来，但那个时候，我已经人在莫斯科了。我们已经离开村庄，他们必须要觅食。我记得你，我记得妈妈，我记得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我当然都记得。但是我能怎么办呢？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往前走。对不起。” 里奥在道歉。 安德雷拿起牌，开始洗牌：“你长大之后，本来应该可以来找我。你应该多花点精力，我没有改名，找我应该比较容易，尤其对一个拥有权力的人来说。” 这倒是真的，里奥应该去找他的弟弟。他只是试图想要埋葬过去。而如今，他的弟弟却杀回到他的生活。 “安德雷，我整个一生都在努力忘掉过去。我一直都在害怕面对新父母的尴尬处境中长大。我害怕让他们想起过去，因为我害怕让他们想起他们当初想要杀死我的情景。我过去常常都会在半夜里醒来——每次醒来都心慌意乱，大汗淋漓，总是担心他们可能改变主意了，可能又想杀我了。我竭尽全力让他们来爱我，这事关生存。” “你做事从来想不到我，帕维尔。你总是想把我丢在后面。”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 “你来杀我。一个猎手来这里还会有什么其他原因吗？你杀死我之后，一如既往，我就成了千夫所指的那个人，而你就是众人爱戴的那个人。” “弟弟，我因为想要制止你，被认为是叛国者。” 安德雷看起来大为惊讶：“为什么？” “他们将你的案件归咎于其他人——你的罪行直接和间接导致了许多清白无辜的人的死亡。你明白吗？你的罪行让这个国家感到很难堪。” 安德雷面露茫然的表情，最后他说道：“我来写招供。” 又是招供：招供内容写什么呢？ 我——安德雷·席多洛夫——是一名凶手。 他的弟弟并不明白，没有人想要他的招供，没有人希望他认罪。 “安德雷，我来这里不是取你的招供，我来这里是确定你不要再杀更多的孩子了。” “我不会制止你的，我已经完成自己最初想要完成的计划，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我要让你后悔没有尽早来找我，如果你很早就来找我的话，想想会挽救多少生命。” “你真是疯了。” “在你杀我之前，我想要和你玩几把牌。哥哥，求你了，你至少可以为我做这件事。” 安德雷在洗牌，里奥看着那些牌。 “求你了，哥哥，就玩儿一把。如果你陪我玩儿一把，我就让你杀我。” 里奥拿起牌，不是因为弟弟的承诺，而是因为他需要时间整理思绪。他需要把安德雷假想成是一个陌生人。他们开始玩儿牌。安德雷集中精力，看起来十分满足的样子。旁边突然有个声音传来，里奥警惕地看向一旁，一个小女孩头发凌乱地站在楼梯最下面的台阶上。她一直站在那个台阶上面，大部分身体藏在楼梯后面，一个犹疑的“窥探者”。安德雷站起身：“纳蒂娅，这是我哥哥，帕维尔。” “你跟我说起过的那个哥哥吗？你说要来拜访我们的那个人吗？” “对。” 纳蒂娅转身对里奥说道：“你饿了吗？你是不是赶了很长时间的路？” 里奥不知道怎么回答，安德雷说道：“你应该回去睡觉。” “我现在醒了，现在睡不着了。我刚才在楼上躺着，听到你们说话。我不能和你们待在一起吗？我也想和你哥哥见面，我从来都没见过你家人呢。我非常想见到你家人，求求你了，爸爸，可以吗？” “帕维尔走了很长的路才找到我，我们有很多话要说。” 里奥必须将这个小姑娘打发走。否则他会陷入家庭团聚的危险当中，势必会觥筹交错，大块吃着冷肉，大口喝着伏特加，关于他过去的问题也会接踵而来。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团聚，而是来消灭这个凶手。 “如果有茶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喝点茶？” “有茶，我知道怎么沏茶。我要叫醒妈妈吗？” 安德雷说道：“不用，让她睡觉吧。” “那么我自己去沏。” “好吧，你自己去沏。” 她笑着上楼去了。 纳蒂娅兴奋地往楼上走，她能看得出来她爸爸的哥哥一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要说。他过去是一名士兵，是一个英雄。他可以告诉她如何能成为一名女战斗机飞行员。也许他娶的就是一位女飞行员。她气喘吁吁地打开客厅的门，厨房里站着一位漂亮的女性。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身后，仿佛一只巨大的手将她透过窗户摆在那里一样——就像玩具店里的一个娃娃。 瑞莎背后的那只手上捏着把刀，刀片压在她的裙子上面。她站在门外等了很长时间，心想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当她一走进这扇门时，便松了一口气，因为屋子里并没几个人。屋里只有两张床，只有母女二人。她面前的这个小女孩又是谁呢？她从哪里来？她看上去那么兴高采烈，没有一点慌张或害怕的神情。现在应该没有人死掉。 “我叫瑞莎，我丈夫在这里吗？” “你是说帕维尔吗？” 帕维尔——他为什么把自己称做帕维尔？他为什么要叫回自己从前的名字？ “对……” “我叫纳蒂娅，很高兴看到你，我以前从没见过我爸爸的家人。” 瑞莎继续将刀放在身后。家人——小姑娘在说什么呢？ “我丈夫在哪儿呢？” “楼下。” “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在这儿。” 瑞莎朝楼梯走去，将刀放在前面，这样纳蒂娅就看不到刀片了。她推开门。 瑞莎下楼时走得很慢，边走边听他们谨慎的对话。她将刀举在身前，手一直在哆嗦。她提醒自己时间拖得越长，事情会变得越麻烦。走到楼梯最后一个台阶时，她看到自己的丈夫竟然在玩儿牌。 瓦西里命令手下将房子团团包围住——现在任谁都无法逃脱了。和他同行的总共有十五名军官，多数是当地人，他和他们并没什么关系。瓦西里担心这些人在捉拿里奥和他的妻子这件事上不会尽心尽力，不得不亲力亲为。他要在这里了结此事，确保要将有利于他们的证据全部毁掉。他向前栘动，枪已上膛。对面两个人朝他这个方向走过来，他示意让那两个人待在原地。 “给我五分钟，除非我叫你们，否则不要进来。清楚了吗？如果我五分钟还没出来，就冲进去，将所有人都杀了。” 瑞莎的手一直在发抖，那把刀还握在手中。她做不到，她不能杀了这个人。他在和自己的丈夫玩牌。里奥走到她跟前：“我来处理。” “你为什么和他玩牌？” “因为他是我弟弟。” 楼上传来小姑娘的尖叫声，紧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叫喊声。就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时，瓦西里出现在楼梯最后一个台阶上，他手里举着枪。他仔细扫视了一下现场，他盯着桌上的扑克牌，也是迷惑不解的表情：“你长途跋涉就为玩牌，我还以为你在追捕所谓的儿童谋杀案凶手呢。还是说，这是你经过改良之后，审讯过程的一部分？” 里奥把事情耽搁了，现在不可能再干掉安德雷了。如果他有任何突然举动，他就会被射杀，安德雷就会自由了。就算他弟弟谋杀的原因只是为了团聚，现在这个动机已经解除了，但他仍不相信安德雷会就此撒手不干。里奥把事情搞砸了，他在本该行动的时候却废话连篇。他忘掉一个事实，就是更多的人希望他死，而不是他弟弟。 “瓦西里，你听我说。” “跪下。” “请……” 瓦西里将枪扣到击发状态，里奥跪下来。他现在能做的就是服从、央求、讨好，只是这个人不会听他说什么，这个人除了他的个人夙怨之外，什么也不会在意。 “瓦西里，这很重要——” 瓦西里将枪指向他的脑袋。 “瑞莎，跪在你丈夫旁边，马上！” 她跪到丈夫身旁，就像在谷仓外枪决一样。枪被指在她的后脑勺上，瑞莎抓住丈夫，闭上眼睛，里奥大声喊道：“不！” 瓦西里将枪托敲在她的脑袋上，故意在逗弄里奥：“里奥……” 瓦西里的声音渐渐低下来，瑞莎把丈夫的手抓得更紧了。好几秒钟过去了，周围一片寂静。一点动静都没有。里奥慢慢地转过身去。 锯齿刀片插进瓦西里的背部，刺穿腹部。安德雷手里拿把刀，站在那里。他救了哥哥的性命。他平静地拿起刀——既没有踉跄，也没有摔倒——他动作娴熟、干净利落地把瓦西里给解决了。安德雷很开心，就像他们当初一起杀死猫时那么开心，就像他小时候那么开心。 里奥站起来，从瓦西里的手里拿过手枪。鲜血从瓦西里的嘴巴流出来，他还活着，但不再是那种精于算计的眼神，他再也想不出什么花招了。他抬起一只手，搭在里奥的肩膀上，就像在和一位朋友道别，随后倒在地上。这个毕生都想方设法迫害里奥的人，死了。但是里奥既没有觉得欣慰，也没有觉得满意。他现在脑子里想的就是他尚未完成的一项任务。 瑞莎站起来，站在里奥身边。安德雷站在原地没动，三个人就那么站着。慢慢地，里奥举起枪，瞄准他弟弟的眼镜上方。房间很小，枪托和他弟弟的脑袋之间几乎不到一英尺的距离。 这时传来一个声音：“你在干什么？” 里奥转过身，纳蒂娅站在楼梯底部。瑞莎低声说道：“里奥，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 但里奥下不了手，安德雷说道：“哥哥，我希望你这么做。” 瑞莎伸出手，将手放在丈夫手的外面，他们共同扣动了扳机。枪走火之后反弹回来。安德雷的脑袋猛地向后拉扯，倒在地板上。 听到枪声，武装军官冲进屋内，跑到楼下。瑞莎和里奥将枪丢到地上，为首的那名军官盯着瓦西里的尸体，里奥首先开口说话，他的手在瑟瑟发抖。他指着安德雷——他的弟弟。 “这个人是凶手，你们的上司在想要逮捕他的时候被杀了。” 里奥拿起那个黑箱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否准确。他打开箱子，里面有一个玻璃罐，玻璃罐用纸衬在里面，他转开盖子，将里面的东西倒在桌上的扑克牌上面。这是他弟弟手下最后一名受害者的胃，用一份《真理报》包着。里奥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补充了一句：“瓦西里是个英雄。” 当军官们都走到桌子跟前，检查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时，里奥退到后面。纳蒂娅盯着他，眼里流露出如她父亲一样的愤怒眼光。 莫斯科·7月18日 里奥站在格拉乔夫少校的面前，他当初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拒绝告发自己的妻子。里奥不认识这位少校，以前也没听说过这个人，但对于新人接管工作这样的事情，他并不以为奇。在国家安全部，没有人能够长期霸占高层职位。自从他上次站在这里，已经过去四个月了。这一次，他们不可能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被流放或被送往劳改营了，他们今天就会被就地处决。 格拉乔夫上校说道：“你以前的上司是库兹明少校，由贝利亚任命，现在俩人都已经被捕了。你的案子现在已经落到我手上。” 在他的面前是一些破旧不堪的文件夹，都是从沃瓦尔斯克没收来的。格拉乔夫迅速翻阅这些文件、照片、陈述、法庭文本：“我们在地下室发现三个胃部残留物，有两个已经被煮熟了。这些都是从孩子身上割下来的，但我们正试图查明这些受害者可能是谁。你是对的，安德雷·席多洛夫是凶手。我已经调查了他的背景，他曾经似乎与德国纳粹勾结过，战后不仅没有得到适当处决，反而被错误地放回社会。我们犯下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是一名纳粹地下工作者，他们下令派他回来采取报复行为，对我们打败法西斯的胜利成果进行报复。报复形式就是对我们的孩子进行可怕的攻击；他们锁定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的希望。除此之外，这还是一次宣传活动。他们希望我们的人民相信在自己的社会出现这么一个怪物，而实际上他是西方社会腐败和教育的结果，他在远离家乡的那段时间被改造，然后带着一颗被西方毒害过的心灵回到祖国。我发现，在伟大的爱国战争之前，很少发生这样的谋杀案件。” 他停下来，看着里奥：“你难道不是这么想的吗？” “这正是我的想法，长官。” 格拉乔夫伸出手：“你对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已经接到你升职的指示，这是国家安全部机构的高级职位。如果你想要的话，今后会在政治这条路上畅通无阻。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里奥。我们的领袖赫鲁晓夫认为，你在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是不可饶恕的，是对斯大林政策的过分表现。你的妻子已经被释放，由于在追捕这个国外地下工作者的调查过程中，她协助过你的工作，这也表现了她的忠诚之心。你们俩的记录都洗刷清白了。你的父母将会搬回他们以前的公寓，如果以前的公寓有人住了，他们会分到一套条件更好的公寓。” 里奥依然保持沉默。 “你没话要说吗？” “这是非常丰厚的待遇，我感到非常荣幸，你们要知道，我在调查时从未想过升职或权力的事情。我只是知道应该要制止这个人。” “我明白。” “但我想要获得能够拒绝你们提议的批准，而想提出我自己的请求。” “接着说。” “我想接管莫斯科谋杀案部门的工作，如果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部门，我想创建一个。” “创建这样一个部门需要什么条件？”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杀人犯会成为反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武器。如果他们无法通过常规手段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就会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去实现。在我们与西方社会较量的过程当中，我认为犯罪会成为一条新战线。他们会通过这条新战线破坏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本质，如果出现这样的行为，我希望能够及时制止他们。” “接着说。” “我想要将内斯特洛夫将军调到莫斯科，我希望他到这个新部门和我一起工作。” 格拉乔夫思忖片刻，严肃地点点头。 瑞莎已在门外等候，她一直盯着捷尔任斯基的雕像。里奥走出大楼，牵起她的手，这种毫不顾忌的爱意流露无疑招致鲁布央卡投射出来的无数眼光。他才不在乎呢。他们安全了，至少暂时如此。这段时间够长啊，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希望。他抬头看了一眼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却想不起来这个人曾经说过的任何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