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 序 我一九四一年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里，看到同乡好友——作家杨金远继《官司》(电影《集结号》)和长篇小说《突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之后，又创作出这样一部反映老一辈下南洋的华人华侨的艰苦创业史的作品，感到非常的亲切和高兴。历史上，很多福建人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远走南洋，在马六甲、新加坡、印尼等地谋生。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大多伴随着农民起义、民族纷争和改朝换代后的权力清洗，一些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以及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便成了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此外，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也是国人下南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其中既有在家乡故土呆不下去的人，也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 南洋这一地理概念，范围极广，有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马来西亚等地。二十世纪初的南洋正处于英国、荷兰等国的殖民统治下，欧洲的工业化进程同样也影响着东南亚殖民地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在加速开发的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为吸引华工，南洋诸国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州——沙捞越的拉者（国王）就曾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我的父亲就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个。 华工们艰苦创业，或做工或经商，或从事农业，世代相传，对所在地区的经济繁荣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时人有这样的描述：“他们的经营大至极大的树胶公司、银行、饭店，小至街头货摊和小贩，无不应有尽有，中小规模的商店自然居多，而拥有几千万资本的巨商也不在少数。”然而因中国当时是一弱国，即便在他乡异国，经济地位首屈一指，华侨也莫不备受欺凌。他们从无数切身的遭遇中深深感到，中国的政治非革新不可，热烈地希望振兴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也使得他们在海外致富的同时，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八年抗日战争中，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应该说还有一个“海外战场”。这一战场是由世界各地华侨开辟的，范围更为广大。它不像前两个战场那样炮火连天，与日军短兵相接，然而斗争也极为激烈，是抗日战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绝大多数华侨相继投入了这场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是中国这一民族意识和文化背景，把他们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时刻关心着自己家乡和国家的状况，抗日战争更激发了他们固有的祖国观念和爱国热情，他们在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奔走呼号，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如东江华侨组成了回乡服务团；三于余名南洋华侨回国，在滇缅国际运输线上运送抗日救亡物资；在南洋各州府、各山巴，华侨为了负责筹贩会的工作而卖掉树胶园，卖掉汽车，甚至于倾家荡产的动人事迹，在当地看来都是很常见的。 我初中读书的集美中学校董——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是南洋著名的侨领。其祖辈是宋末从河南逃到福建集美村的难民，父亲陈如松赤手空拳到新加坡谋生，后来虽然经营工商业，但晚年经济非常困难。陈嘉庚先生深知华侨的苦难，他的经济事业也受了外国垄断资本的排挤。他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痛感民族危机严重，所以毅然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并提倡力行兴学救国；抗日战争期问，他为支持祖国抗日战争积极奔走，领导南洋华侨筹赈救亡，成为华侨爱国的光辉旗帜。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我的童年，只知我的祖国叫“唐山”，后来回国以后我才知道“唐山”就是中国。现在，背靠日益崛起的中国，新一代华人正在续写新南洋故事。 第一章 黄敬芳这一生最引为自豪的事是他生了黄泽国这样一个儿子。 黄泽国是他的大儿子。在黄敬芳眼里，那是一个非常老实听话的孩子，从小到大，黄敬芳几乎就没有骂过他一回。后来，黄泽国考取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当上一名北洋水军，黄敬芳就更加看重他了，觉得大儿子给黄氏家门贴了一张金字招牌，整个家族的门庭都跟着光芒万丈了。一八八七年，黄泽国随民族英雄邓世昌赴英国接收“致远”舰回国；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奋勇作战，后因日舰围攻，全舰燃起大火，邓世昌驾舰快速冲向敌舰，以求共亡，不幸被敌鱼雷击中，全舰包括邓世昌在内二百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其中就有黄敬芳的大儿子黄泽国。黄敬芳晚年失子，痛不欲生。但这个大儿子，却也让黄敬芳挣足了门面。黄泽国殉国后，清廷政府很快追封黄泽国为参将（正三品）衔，赠“武威将军”，钦赐恤银五百两，祭葬银二百两，钦赐良田二十亩，荫一子，世袭云骑尉。那是何等的荣耀！黄敬芳虽然失去了儿子，却也领略到他这一生最为风光的时刻，邻里乡亲，衙门市井，整个福州府福清谁不敬他黄敬芳几分，看人家都养出什么儿子来了？真叫人羡慕！ 然而，大荣过后却是大耻。黄敬芳连做梦都不会想到，才刚刚得到朝廷的褒赏，紧接着，黄家却因为黄泽如的事被朝廷抄了家。 黄敬芳这辈子一共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黄泽如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是最小的一个。孩子生多了，自然顾不过来。对这个儿子，黄敬芳几乎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所有的感觉就是这个儿子与其他几个儿子比起来，好像特别会读书，又好像特别胆小怕事，连平时说话的声音都小小的，不敢大声。黄敬芳似乎不太把心思放在他的身上，至少觉得这样的孩子不会给自己招惹什么麻烦。但事实上黄敬芳小看了这个最小的儿子，他一点也不知道，在他看来那么胆小怕事的新科举人黄泽如，会在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已经给黄家闯下了大祸。 还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中国紧接着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天天忙于割地、赔款、开放门户，干尽了丧权辱国的事。就是在这种时候，以康有为为首的在京应试的十八省举人一千余名，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读书人黄泽如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他作为福建的应试举人，也参加了这一行动，并接受了维新思想。一八九八年六月，年轻的光绪皇帝经不起维新派的怂恿，“诏定国是”，宣布变法。黄泽如更是错误地判断形势，紧紧追随康有为等于鞍前马后，认为只有推行新政，中国才有希望，并与福建数百举人联名上书陈政。却谁知，时仅百日，这场热热闹闹的变法就被光绪身后的那个女人慈禧给镇压了下去。康有为、梁启超赶紧亡命国外，光绪帝被软禁起来，“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随之，变法新政期间上书的人全部被究办，杀的杀，逃的逃，抄家的抄家，新政顷刻烟消云散。参与变法的黄泽如也成了朝廷捉拿的对象，被追得无处藏身。 事实上，对儿子黄泽如所做的一切，黄敬芳一无所知。当朝廷派官兵抄家时，他还没弄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甚至跟那些官兵大声理论起来，斥责那些官兵休得无理，哪个家都可以抄，怎么好抄一个被朝廷追封过的功绩赫赫的家门呢！那些官兵自然不可能去买黄敬芳的账，他们除去抄家外，还要抓人，他们说黄泽如是朝廷要抓的犯人，无论如何要黄敬芳交出黄泽如。黄敬芳这才知道那个他一直不放在眼里的举人儿子冒犯了朝廷，已经给家门带来了灭顶之灾。心里不由得大骂黄泽如混蛋，感叹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孩子，为什么就不会像大儿子黄泽国那样，给他争一口气，给黄氏家门争光呢？ 福清在清朝时隶属于福州府，正当福州府衙的官兵和黄敬芳到处在找寻黄泽如的时候，几天后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夜晚，黄泽如却已经偷偷回到了福清，突然出现在黄敬芳的面前，这委实让黄敬芳吓了一跳。那时黄泽如几乎成了一个雨人，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地方，雨水从黄泽如身上滴沥搭拉往下淌着，很快就把他站的地方淌出一个水坑来。此时的黄敬芳根本不去管儿子是死是活，也一点不想听儿子解释什么，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儿子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得罪朝廷？朝廷对我们黄家可以说是皇恩浩荡，天高地厚，我们子孙万代感激都来不及，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却为什么要去跟朝廷作对，跟国家作对，做出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国家的事？ 黄泽如看父亲怒气冲冲，只好解释说，爹，你听我说，我们不是跟朝廷作对，我们也没有做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国家的事，我们只是呼吁朝廷别相信那些洋人，不能对那些洋人太迁就软弱，让那些洋人有机可乘，欺侮我们大清国，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黄敬芳听着，破口大骂起来：人家皇帝都能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都管得过来，要怎么处置那些洋人还用得着你去教吗？你别再为自己狡辩了！ 但是，骂也只能出出气，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儿子已经成了官兵的捉拿犯人，黄敬芳知道眼前当务之急是如何让儿子逃过这一劫，否则，要是让官兵抓了去，儿子就只有等死了！ 这天晚上，黄敬芳开了两条路让儿子作选择，第一条路，向清政府自首，以求得朝廷的宽恕，以免一死；第二条路，下南洋，自此诀别家乡，到海外过逃亡的生活，永远别再回来了！ 黄敬芳的口气不容置疑。他知道，虽然给儿子指出了两条路，但儿子是万万不能走第一条路的，那是一条死路，不归路。倘若真的向朝廷自首，则意味着他将永远地失去这个儿子。而儿子不但会白白丢了性命，还将给家门带来毁灭性的损害，那是黄敬芳最不能忍受的，他是一个相当看重名声的人。大儿子黄泽国刚刚让黄氏门庭光彩夺目，他不可能又让这个儿子给毁了。儿子唯一的选择只能去南洋了。这种选择相当合情合理，因为当时福建和中国南方各省沿海一带，到处都有办理类似出国劳务的“猪仔馆”，有数不清的福建人和中国南方沿海的人以为南洋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弯一下腰，就可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似的，于是通过“猪仔馆”跨上去南洋的轮船，到南洋淘金去了。黄敬芳的女人，也就是黄泽如的母亲李氏也觉得儿子唯有这条路好走了。当然，她的心情和黄敬芳一样，他们并不是让儿子去南洋淘金去的，他们只是不想眼睁睁看着儿子因为留下来而丢了一条性命。哪个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女人都要比男人感性，比男人的心肠要软，她们更加看重的是儿子的性命，那些虚无缥缈的名声与儿子的性命相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 当然，最后的选择只能由儿子自己决定。 黄敬芳问儿子到底要选择走哪一条路，其实，没等黄泽如开口说话，黄敬芳已经替儿子作出了决定，黄敬芳说，去南洋吧，你给我走得远远的，我永远不想见到你了！ 黄泽如不可能想到他的处境会变得如此的糟糕。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的主要意义在于抵御外强的侵逼，他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要说错，那就是错在稚弱的革新派不该和势力强大的保守派进行较量，正当革新派不辞辛劳，锐意改革的时候，保守派却在磨刀霍霍，准备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一场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通过这场变法运动，却也让黄泽如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百姓们天天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大多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虽然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具有政治热情和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一场变法运动，让黄泽如伤透了心。他觉得自己空有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到头来反弄得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有家难回，有国不能留。这个雨夜对黄泽如来说显得特别的漫长。冷雨叩窗，发出有如马蹄敲地的声响，好像朝廷官兵正千军万马追杀而来。或许，正像父亲所说的，摆在他面前的路也只有去南洋了，他已经别无选择。而且是，这一走，他将有可能客死他乡，将永远不能再回到故土来了！一想起这些，黄泽如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人抛弃了的孩子，一股悲凉和失落顿时涌上心头。 尽管他表示同意去南洋，但同时，他却向自己的父母说了埋藏在心底里多年的一个秘密。他在向父母说出这个秘密时显得有些羞涩，好像要说出的是一个不可告人的勾当。从黄泽如吞吞吐吐的话语中，父母双亲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爱上了一个叫高兰香的姑娘，他说他必须带她一起走。黄敬芳问儿子高兰香是谁，黄泽如说，她就是咱们村高家高伯的香香。母亲李氏先叫了起来，说，你说的是香香姑娘呀！你爱上香香姑娘了？黄泽如说，是的，娘。这回轮到黄敬芳吃惊了，他逼问儿子说，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你是说你爱上高伯家的那个丫头了？黄泽如还是那句话，他说，是的，爹！ 如果说黄泽如参加维新让黄敬芳大感意外的话，那么，现在儿子说他已经爱上了高伯家的香香丫头，听了同样让他目瞪口呆。要知道，那高伯是什么人？福州府方圆百里，有谁不知道他高伯是官兵通缉的重犯！ 有史记载：光绪一十八年，福建到处闹旱灾，烈日炎炎，赤地千里，福州府福清尤其重。时年天大旱，水泉涸，早稻不能下种；继而秋旱，有三分之二晚稻枯死，民把稻秆拔起当柴烧。岁饥，民多流殍。 可就是在那样的年景，朝廷仍然横征暴敛，不把百姓的死活当一回事。事实上在那件事发生之前，高伯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草民而已，整个福清大地，没有几个人认得他。但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草民高伯，有一天却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件事说简单其实也非常简单，也不知道高伯哪里来的能量，他在私下里联合了几百家农户起事，他们坚决拒绝乡官的征粮收税，将那些乡官从家门口统统赶走，还把已经被抢走的粮食统统给抢了回来。那支队伍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人。队伍越来越大，势不可挡。起事成功后，那些饿得发昏的农民简直把高伯当做他们尊奉的神明，把他高高地抬起来，在村街田野边行边歌。 其实，那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挑战。天真的高伯连拿鸡蛋碰石头那个最简单的道理也没有搞明白，结果引来了一场残酷的镇压，所有参加抗征的乡亲每人被打了二十大板后，才被允许放回家，抗征发起人高伯则差点被官兵打死，投进了大牢。那些善良的乡亲自然不能眼巴巴看着高伯死在牢里，他们积极开展营救，在一个风高天黑的夜里，对生早已绝望的高伯终于被乡亲们救了出来，并送到了停在海边的一条木船上。 事后，在回想当时的情形时，谁对那条木船和船工似乎都没有更多更深刻的记忆，就好像那是一场梦境。全部的记忆就是乡亲们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了那个船工，说那些都是百姓的命钱，他们叫船工赶紧带高伯走。船工说，去哪里？乡亲们一时被问住了。从内心来说，他们确实也说不出来到底要让船工带高伯去哪里好，他们只希望高伯能够逃得远远的，逃到朝廷抓不到他的地方去。那样他们就放心了！乡亲们于是说，越远的地方越好！船工说，什么叫越远的地方越好？远又是指哪里？天边？海角？中国？外国？乡亲们说，你别管中国还是外国，也甭管天边还是海角，反正越远越好，越快越好！ 听话听音，船工不是傻瓜，他不可能看不出来他们交给他的这个高伯是一个什么人。但既得人钱财，就得替人消灾，那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船工拍着胸脯当即向乡亲们表态，他知道该把高伯送到什么地方去，请他们放心。到了这种时候，乡亲们不放心也得放心了，不然他们要怎么办？ 但不管怎么说，自此后高伯就像是一团蒸气，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从福州这块土地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高伯究竟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有人说他去南洋了，反正各种的说法都有。官兵虽然下了通缉，满世界要抓他，抓了几年，却连个影子也没抓着。高伯走时留下了妻子和一个女儿，那女儿就是高兰香。 黄敬芳并不想去弄明白儿子是怎样爱上高兰香的，爱那种东西又是实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有谁能够解释得清楚？他心里只是在想天下的女人多的是，哪个女人不可以爱，为什么偏偏要去爱上一个朝廷钦犯的女儿？ 说服儿子改变选择是徒劳的。在这件事上，做父母的只好作了妥协和让步。其实说白了高家和黄家只是邻居，数墙之隔而已。兰香姑娘是他们看着长大的，他们觉得有这样一个女孩子陪着儿子过一辈子，也该放心了，却又止不住心生遗憾，那遗憾主要是来自香香的父亲高伯。虽说几年前的那场抗征风波高伯并没有做错了什么，他的整个思想动机就是替百姓说话，但造成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因为他已经公开和朝廷作对，得罪了朝廷。那朝廷是你一介草民能够得罪的吗？ 黄敬芳想不到现在自己的儿子几乎犯了和高伯一样的错误，一样成了朝廷要抓捕的对象，这样一来，两个原本互不相干的事却因为一种特殊的关系相互抵消了。黄敬芳不禁苦笑着对李氏说，我们现在哪还有什么资格去嫌弃人家？要走就让他们一起走好了。永远别回来了！说罢，让李氏赶紧去为孩子准备行李。李氏听着，落下泪水来。她知道，孩子这一走，恐怕就永远也见不着他了。她把自己的心事诉说给男人，黄敬芳听了也满目凄迷，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但他强装嘴硬说，那要怨谁？都是他自己找的！ 儿子黄泽如的心情却一点也没有像他的父母那样沉重。尽管故土难离，但在儿子看来，只要有高兰香相伴，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觉得寂寞。他和高兰香之间其实也不存在什么秘密、私约，两个人从小在一起长大，彼此心里都装着对方是相当正常的，根本用不着相互表白，更用不着山盟海誓，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足以让对方为自己坚守一辈子。黄泽如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当他在雨中敲开高家的门，向高兰香她娘提出要带高兰香去南洋时，在一边的高兰香除了表现出少女那种特有的羞赧外，她相当的平静，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倒好像是黄泽如多年前向她允诺的一件事现在终于得以兑现了一样。 这个夜晚对高黄两家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两家人几乎谁也找不到任何借口和理由来阻止这两个年轻人的美好将来，就好像那是命中注定的，所有一切只能照章办事。快到天亮的时候，两家人除了黄敬芳忙着找人替两个孩子办理去南洋的一些事务外，也不知道大家在忙来忙去到底在忙些什么。无非是没完没了的不放心，没完没了的叮嘱。高兰香的母亲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事实的，她满含着热泪对黄泽如说，泽如你听好了，我把兰香交给你了，现在你要当着你爹你娘的面保证，你会对她好。高兰香却觉得娘的话有些多余，她太了解黄敬如了，否则她也不可能爱上他。没等到黄泽如表态，她赶紧对娘说，娘，你就放心好了，你的女儿是不会让人家欺侮的。泽如他不是那种人。娘说，还没嫁过去，就已经向着他替他说话了？反正都是你自己愿意的，到时受苦受难你也怨不得你娘。又转脸对黄泽如说，既然兰香那样说，我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了，人这一辈子，过好过歹都是自己的命，今天你们就当着两家大人行个礼，拜个堂，完了后我家兰香就是你的人了。 两个孩子给大人们行过大礼后，天也快亮了。到处都听得见鸡叫狗吠的声音。 孩子们要上路了。 黄泽如总觉得父亲对他误会太深了，总觉得肚子里有话想在走之前跟父亲解释清楚，否则，以后就很难有机会了。临出门时，他对黄敬芳说，爹，你的儿子真的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朝廷的事。你的儿子也是为了大清国好，想改变眼前的状况。现如今，凡志士仁人，谁不为大清的腐朽和无能焦急，你儿子不过是替百姓说了一些他们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而已，并没有做错什么事。 黄敬芳虽然心里也想着儿子不可能做出那种大逆不道的事，嘴上却说，走了就走了，还要说那么多的废话干什么？ 黄泽如便不好再说什么了，心想，总有一天，父亲一定会理解他的。朝廷也会理解他的。他们的爱国热情和行为不会有错。 高兰香的娘除了给女儿一些盘缠外，还给了女儿一小袋子的灶土，让女儿带在身边。那是家乡的一种风俗习惯，凡家里有人要出远门，做父母的都要让儿女们带着，其中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儿女们到了要去的地方后，在以后他们要天天生活的水缸里或沟渠里撒上一把灶土，以防水土不服，叫服水土；另一层意思则要明白多了，人行千里，身边却仍然带着故乡的泥土，叫离家不离土，它随时随地提醒着你，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故乡的人。 此情此景，伤离痛别，高兰香早已泣不成声了，她说，娘，女儿走了，今后你自己一个人，你可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娘说，你自己顾好自己，别让娘操心就行了。 又说，香香你可听好了，不管你去了哪里，千万别像你爹一样，一走就把家都给忘了，把娘给忘了，连回来都不想回来了。 高兰香流下泪来，她说，娘，兰香不会。兰香会天天想娘的！ 娘又说，这些年你爹连个音讯都没有，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也有人说他去南洋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到了南洋就去找他，难说他真的就去南洋了。要是你们能够在一起，娘也就放心了。 高兰香说，我知道了，娘！…… 兰香娘心里确实是那样子想的。自从兰香爹被乡亲们救了送到那条船上后，她天天就在心里想，兰香爹能去哪儿呢？死了吗？不会的，凭直觉，她知道兰香爹一定还活着。那么，会不会像大家在传说的那样，真的到南洋去了？否则的话为什么都几年了还不见他回来？但从那以后，兰香娘对南洋这个名字就特别敏感起来，只要谁一提起南洋，她就会竖起耳朵去听，就好像正在说一件跟她有关的事。后来，一首叫“下南洋”的歌谣在七乡八村到处传唱，她竟然也学着唱了，每当一个人寂寞时都要哼上几声。哼着哼着，泪水就下来了。那首歌谣是这样唱的： 兰香娘觉得每次哼这首歌谣时心里都酸酸的，哼着哼着，泪水就要拼命流下来了，她于是不敢再哼下去。心里想着，这都是谁呀，写了这样一首歌，好折腾人的。 第二章 黄泽如在当着两家大人的面行大礼的那一刻，就仿佛觉得自己的肩上一下子被压上了几百斤重的担子，沉甸甸的。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整天在街上写标语，喊口号，动不动就参加游行集会的小青年了，那些激情澎湃都将成为过去，接下去，他已经属于高兰香，属于这个崭新的家庭，他已经是一个有了妻室的男人和丈夫了。他必须承担起一个男人和丈夫应当承担的责任。那时福建还没通上汽车，连一条公路都没有，而要去南洋的船只有厦门才有，每半个月开一个班次。从福清到厦门，如果走路，要走两天两夜。离开家里后，黄泽如便带着高兰香一路不停地往南走。 路上，高兰香问黄泽如说，大家天天说南洋，南洋到底在哪里？ 黄泽如说，在南边。 高兰香说，南边是哪里啊？ 黄泽如说，南边在天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你怕不怕？ 高兰香说，有你我就不怕！ 但一想起就要漂洋过海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心里终归有些伤感，又说，我们这一走，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黄泽如没有回答。他转身看着刚刚走过的那条土路，灰灰黄黄的，就像一条肠子弯弯曲曲向远方伸展而去。黄泽如心想，那个生他养他的故乡正在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也许，他这一走，得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才能回来；也许，这辈子就永远回不来了。黄泽如突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热爱自己的国家，他的内心也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脆弱，脆弱到简直想大哭一场。此刻，故乡在他的心里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一尊至高无上的神，需要他用整个身心去顶礼膜拜。他禁不住拉着高兰香一起面对故乡的方向齐刷刷跪了下来，双双叩了一个响头，他在心里呼喊着：大清国，我还要回来的！ 他们又继续开始赶路了。 正是秋天的季节，路边的野草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丰沛和润湿，变得干巴巴的，没有一点鲜活。树上的叶子也开始黄了，风一吹，叶子像一片片铜钱似的从树上飘落下来，铺得满地都是。但太阳依然毒辣地照着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只管往南边走着，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弄清楚到底已经走了多少路，翻越过多少座山梁。到厦门的时候，两个年轻人几乎都累垮了。那时，天已经黑了，他们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灯下，黄泽如看着高兰香被鞋磨出了血泡的脚，心里有说不出的疼痛和难过，他把高兰香揽在了怀里。那是他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接触一个女性，接触高兰香，不免有些生分和慌乱。 黄泽如说，都是我害了你，你后悔不？高兰香摇着头说，不后悔！那一刻，高兰香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了，什么苦呀累呀，与眼前黄泽如对自己的爱一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她在他的怀里默默地接受着他的抚摸，气也变得越来越急促起来，身子在微微颤抖着。她突然按住了黄泽如正在她身上抚摸的那只手，两眼直视着黄泽如说，你等等，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黄泽如说，你说吧。高兰香刚要开口，想了想又不说了。其实，她本来想问黄泽如，他凭什么那么自信她就会跟着他走？但在话要说出口的那一刻，她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觉得那个答案其实就在自己心里装着，何必要再作证实？结果那句话就成了另一个意思。她说，泽如哥，我娘说了，行了大礼后我就是你的人，反正这辈子我就跟你走了，你就是想丢掉我，我也不依你了！ 黄泽如把她抱得更紧了：你放心，就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块。 高兰香不让他说下去，她说，为什么要说得那样难听？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活得白发苍苍，活到我们都走不动了，让我们的儿孙们来搀扶着我们。 高兰香说着，自己已经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 在等待去南洋的轮船的那两天时间里，两个年轻男女的身体犹如干柴碰上烈火，终于熊熊燃烧了起来。从福州到厦门的一路劳累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积蓄了将近二十年的能量，他们像是要在短短的时间内全部给释放出来，然后一点不剩地给挥霍掉，烧毁掉一样。他们除了一日三餐不得不离开床上外，就是不顾一切地缠绵着。他们都是第一次体会到男女之间居然会有那样的快活和幸福的事。在那之前，男女性事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纸空白，他们甚至于还不知道各自的性器除了小便外，还可以进行交合，进行一种身体语言的特殊交流。而那种交流是无比愉悦的，刻骨铭心的，他们就像是两个刚刚接受启智训练的小男生和小女生，对方身体上的每一个发现都让自己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们就那样被对方的身体诱惑着，痴迷着，探索着。他们哪里能够想到，其实，一场灾难早已经悄悄地在等待着他们。 几天后，他们从厦门港坐“吉顺号”轮船起程，直奔南洋。没有风，天蓝蓝的，天上有几朵白云在飘着。黄泽如和高兰香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大的轮船，船舱里分上下两层，层与层之间只有半个人高，人要进舱里，只能弯着腰走路。每个人分一张窄窄的席子，可以躺着，但由于空间太小了，连腿都不敢伸直。一条船男男女女一共挤下了二百多号人，那些人大都是从福建要去南洋谋生的。当轮船就像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岛屿，慢慢地离开码头，离开港口，向南边的方向开去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还在甲板上呆着，不愿意到船舱里去。那种心情很奇怪，尽管大家对就要到来的生活充满期待和兴奋，尽管大家平时对自己的故乡多多少少怀有怨气和不满，但当现在真正要离开她的时候，大家的心情又特别的不舍起来。许多人都面对码头的方向久久地在甲板上跪着不愿意起来，他们都哭了。高兰香受到感染，也泪流满面，呜呜放声哭起来。她紧紧地拉着黄泽如的手不放开，好像有满肚子的话想要跟黄泽如讲，却一句也说不出来。黄泽如把她搂了过来，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话语去安慰她。 “吉顺号”轮船一出港口，风就变大了，海浪不停地拍打着船舷，被风吹起的浪花像雨一样洒落在大家的脸上，流到嘴里，又咸又涩的，在甲板上的人这才纷纷回到船舱里去。高兰香到舱里坐定后对黄泽如说，你知道吗，刚才那一瞬间我就好像是心被人家给割走了似的，觉得整个人都空落落的，我知道他们的心情一定跟我一样。黄泽如说，不然为什么要说故土难离呢？兰香说，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让生活给逼的，要是日子能够过得下去，谁还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高兰香说着拿眼睛看黄泽如，意思是要他给一个答案，却发现黄泽如并没有在听她说话，而是在听坐在他们对面的一个小男孩所唱的一首歌谣：火船驶进七洲洋，是好是歹全是命，时来金银用船载，运倒连命都丢掉…… 那男孩才五六岁年纪，看似随口在唱，声音又很稚嫩，别人听来，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小孩的身边，坐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是孩子的父母，听他们的口音，黄泽如想应该是兴化府一带的人，果然，一打听，便知道是兴化莆田人，那是与福清相邻的一个地方，古时福清也同属兴化府，但自唐圣历二年起福清便归属福州府。尽管如此，因为两地接壤，百姓之间多通婚，多讲与兴化同一种方言，实际上等于是同乡了。那年轻夫妇，男的叫陈可镜，女的叫李清华，和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只差一个字。小男孩叫山子，他们一家人是要到南洋投奔陈可镜的一个二叔的。陈可镜的二叔陈忠祖是个剃头匠，十多年前去了南洋，陈忠祖当初去南洋不是想去剃头的，他是跟着民间一个姓张的打金匠，想去南洋找金矿的。据说那个姓张的打金匠曾经在北方的一个金矿里当过几年采金的矿工，很有两下子，懂得如何找金脉，就动员二叔一起去了南洋。 据说后来金矿没找到，陈可镜的二叔陈忠祖便在南洋经营一个小饭庄，做起了闽菜。陈忠祖一直独身，现在老了，连个接班的人都没有，便捎回一封信给陈可镜，让他带妻儿到南洋继承他的事业和家产。陈可镜正因朝廷腐败，愁着生活越来越无望，一听说二叔要人，赶紧把两间老宅和一分薄地卖了，买了船票，带着所有家财携家带口地直奔南洋去了。其实，陈可镜还有一样东西放在心里没有告诉黄泽如和高兰香，那件事就是他的二叔在信里告诉他们，二叔和那个姓张的，已经在南洋一座叫巫鲁山的山上找到了一条金脉，二叔让陈可镜赶紧过去跟他一起开发金矿。那种说法有点像在童话里才发生的事，陈可镜自然无法相信，但认真想了想，他还是信了。地球如此之大，地下什么宝藏都有，而大多数的宝藏不都是在偶然中被人发现的吗？南洋地产丰富，二叔本来就是跟那个姓张的金匠去南洋找金矿的，为金矿而去，又苦苦找寻了十多年，终修成正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吉顺号”就像是一个没有了火性的老人一样，慢吞吞地向南太平洋的方向漂去。轮船越往大海开，风浪也就越大，靠在码头上看着还挺大的一条轮船，到了一望无际的海上，简直成了一片随风起舞的树叶，随时都有可能被风浪给吞噬掉。船上许多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坐船远行，这时许多人都开始晕船了，哇啦哇啦大口吐起来，有的连血都吐了出来。船才离开厦门两三天，风便越刮越猛，到后来船就已经无法再行驶了，船主只好把船停靠在一个小岛边上抛锚避风。但停下来依然不能解决问题，风依然刮，船就像是一只秋千，在宽阔的海面上飘来荡去。抛锚几天后，便开始有人生病甚至死人了。船主也不多讲，让人抬着死尸就往海里扔，一时弄得整条船的人都惊恐和悲伤起来，再也没有刚上船时的那种激动和兴奋。但是接连死了几个人后，大家也就麻木了。怕只怕自己也落了个和他们一样的命运。 小男孩山子已经发热两天了，不吃不喝的。才短短几天时间，眼窝已经深深地凹陷下去，本来乌亮的双眼，已经没有了一点光泽，变得暗淡无神。那首一直不离口的歌谣，他也已经无力再唱了，人一整天都在迷迷糊糊睡着。陈可镜夫妇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从儿子刚开始生病那会儿，李清华就抓了一把从家里带来的香灰，又化了一张符一起泡水给山子喝，可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所谓香灰，实际上是香客在寺庙焚香时留在香炉里的那层灰土，那是他们家乡的一种风俗，说是人出门生病时，喝了泡有香灰和化了符的水后病就好了。但香灰最终也没能救得了山子的命。山子在要断气的那一刻，引来了李清华撕心裂肺的哭嚎，几乎所有船舱里的人都被她的哭声震撼了。李清华抱着山子边哭边骂陈可镜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南洋？我们要是不去南洋，山子不是好好的吗？山子你死得好冤啊！娘对不起你啊！ 陈可镜也在哭着，叫着：山子！山子！…… 不一会儿，船主叫两个水手下来收尸。那两个水手要去抱李清华手里的孩子时，李清华却死活不肯，她紧紧地护住怀里的山子就是不松手。两个水手哪里依她，一把夺过了山子，抬着就要往舱外走。李清华急了，“扑通”一声扑到了水手面前，跪着求他们放过山子。她说，你们不能把我的孩子丢到海里去！他还是个孩子，求求你们让他跟我们一起到南洋去，我求求你们了！我给你们磕头了！转头对男人陈可镜说，快跪呀！咱们求船主了！…… 陈可镜知道人家不可能听他们的，但仍然还是和自己的女人一起跪在了他们的面前，哭天抹泪要求他们不要把山子丢到海里去。其实，那两个水手从内心来说虽然也非常同情，但毕竟，风还在没完没了地刮着，谁又知道船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到南洋呢？他们不可能让一个死了的人继续留在船上。他们说，不是我们想把他扔到海里去，可不扔到海里又怎么办？等到了南洋，他早就腐烂发臭了。 他们说着，不由分说抬起山子就走。陈可镜李清华一边哭一边在后面追着，到了甲板上没等他们最后看上孩子一眼，那两人用力一抛，山子的身体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后，像一片树叶似的掉落在海面上，转眼间，一个浪头就把山子给吞没了。李清华捶胸顿足起来：山子！我可怜的山子！…… 风终于小了一点，“吉顺号”又一路向南开去。船主非常清楚，船要是再不开走，船上的水呀粮呀什么的，就全没了，全船的人都得给饿死。这时，晕船和生病的人也已经越来越多，死人的事每天都在发生。高兰香起初还能撑得住，还劝陈可镜两口子想开点，她说，清华姐，你千万想开点，都说一个人的寿命是由老天爷定好了的，如今老天爷要让山子走，要让山子去脱胎转世，说明山子这辈子的光阴已经尽了，就是想留也留不住。你就让他安安静静地走，你不要哭坏了自己的身子。话虽然那样说，但她仍然从心里替他们感到难过，悲伤。可是到了后来，她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扛不住了，头晕得不成样子，只觉得天旋地转，好像整条船都翻了个儿，她一个劲地往外吐东西，吐到最后，连黄水都吐了。黄泽如虽然也晕船，但多少比高兰香好一点，在一边细心照应着她。高兰香只恨不得船能够马上靠岸，她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时不时便有气无力地对黄泽如说，泽如哥，我们快要到了吧？怎么还没到呢？我怕是熬不到南洋了。我真担心我会像他们一样死去。黄泽如忙说，别乱说，你要挺住，挺挺就到南洋了。 黄泽如明明知道自己在骗高兰香，却不得不这样说。 高兰香于是说，我知道你在骗我，我们这才到哪呢？其实我们才走一半都还不到。 高兰香没有说错，到现在为止，除去避风的那几天，他们所乘坐的这条轮船实际上才在海上航行三天三夜，而要到达南洋，则需要七天七夜，也就是说，在没有风的情况下，正常航行还需要四天四夜才能到达南洋。 好不容易又熬了两天，眼看着南洋就要到了，风也变得小了，船也不再拼命摇了，大家都在心里松了一口气。谁都想着尽快结束这个可怕的旅程。只有陈可镜两口子没有什么反应，这些天，两个人几乎把眼泪都哭干了，尽大家怎么劝，依然不吃不喝的。才短短几天时间，就失去了一个儿子，对他们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打击更大的了。 开始有人到甲板上走动了。都闷在船舱里有十多天了，大家一到了舱外，空气清新，海风轻吹，立即感到人变得精神了许多。但海依然宽阔，依然看不到海岸线，海空之间，只有鸥鸟跟轮船一起飞翔。这当儿，有人叫起来说，你们看，那边有一条船开过来了。大家寻着方向望去，在西南边的海上果然有一个豆子大的黑点，但只转眼间，那黑点便越变越大，终于让人看清那真的是一条船。而且那船劈波斩浪，快速地朝轮船这边开着，几分钟不到，就要开到眼前了。船主这时惊恐万分，喊道：不好了！海盗来了！ 由于大家多是第一次坐船，从来就没有过这方面的经历，船主在第一次叫喊时大家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于是船主又大声喊着，海盗来了！我们已经被海盗船撵上了！ 这一下，大家都听清了，船上骤然骚动起来，不管在舱里的还是在舱外的，大家鬼哭狼嚎一般在船上四处乱窜。好多女人和孩子都被吓哭了，也有吓得往海里跳的。船上顿时乱作一团。船主倒是比较镇静，他冲慌乱的人群喊着：大家不要慌，那些海盗只要钱财不要命，到了这种时候，钱财都是身外之物，丢了可以再赚回来，都听我的话，他们来了都把钱财交出来，一分钱也不要留，大家保命要紧！ 船主话音未落，海盗船已经靠了过来。十几个面蒙黑布、手持刀剑的海盗立时跳到了“吉顺号”，到各个船舱里大呼小叫要大家赶紧都把钱财交出来，交了不杀人！大家从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哪敢抗拒，海盗还没走到身边，就都把身上贵重的物品统统丢给了他们。也有护着贵重的物品不肯交的，那些海盗只消举刀在他们面前轻轻一晃，便吓得他们老老实实都把东西交了出来。高兰香行囊里的那些盘缠是临走时她娘给她的，这时也被抢了去，只留下几件衣服和娘给她的那一小袋子灶土，高兰香捧着灶土，悲声放哭。 李清华却死活不肯把一个行李包交给两个海盗，她像是护着自己的生命一样护着它。那里面装着他们卖掉老宅所得的全部家财，也是她和陈可镜最后的精神寄托，她不可能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希望也交给海盗。海盗哪里依她，一把夺过行李包就要扬长而去。不管是黄泽如还是陈可镜，倘是这时能够头脑清醒，明白那个破财消灾的道理的话，此后也不会有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糟糕的是他们急得一时都糊涂了，就像英雄救美一样，他们不可能对正在发生的事无动于衷。也不知道哪来的胆量，他们似乎并不惧怕那些海盗，并不惧怕什么刀子，似乎是两人早已合谋过了一样，他们不顾一切一齐扑到海盗身上想夺回那个行李包。在那种情形下，他们的任何反抗或者想达到什么目的显然都是不可能的和非常可笑的。事情的最后结局是，马上便有好几个海盗闻声赶来，把黄泽如和陈可镜痛打了一顿，抓到海盗船上给带走了，留下的两个女人追到甲板上，哭天喊地也已无济于事。这时船主埋怨她们说，一直跟你们说钱财是身外之物，丢了可以再赚回来，你们偏不听，现在可好，连人都让人家给抓去了，现在你们哭又有什么用？ 两个女人这时已经成为完全失去了理智的疯子，又好像是还抱有一线希望，她们苦苦哀求船主开着轮船去追那些海盗。船主听了觉得好笑，他说，你们没看见那海盗船开起来简直就像要飞起来一样，我们这条破轮船能够追得上人家吗？这是一；第二，就算让我们给追上了，你又能怎样？你拼得过人家吗？你要是拼得过人家，刚才我们这些人的东西，还有你们的男人就不会都让他们给抢去了。 两个女人彻底绝望了。双双跪在甲板上号啕大哭起来。 那时，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海天一片灰蒙蒙的，海面上，海盗船已经离轮船越来越远，不一会儿功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已经被洗劫一空的“吉顺号”就像是一条耗尽了体力的老牛，又慢腾腾地向南开去。 第三章 两天后，历经劫难的轮船终于停靠在了新加坡莱佛士码头。秋天的异国风情对那些刚刚经历过一场噩梦的人来说，已经没有了一点的吸引力，有的只是惊魂未散和一生都无法忘却的痛苦记忆。轮船也已经成为灾难的象征，大家唯恐躲它不及，船一靠岸，都赶紧离开它投亲靠友去了。船上的水手在清舱时却发现还有两个人没有走，也不想走。一个是高兰香，一个是李清华。突如其来的变故和灾难已经彻底把两个家庭击得支离破碎，两个女人欲哭无泪。她们已经把眼泪都哭干了。 从她们的角度来讲，接下去，她们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高兰香和黄泽如本来就是急中无路才来南洋的，从一开始，他们到南洋几乎就没有什么目标，一切只好等待到了南洋再说，走一步看一步。而现在黄泽如已经不在了，她高兰香一个人能去哪里？前面的路又在哪里？李清华和陈可镜倒一开头就目标明确，是投奔陈可镜的二叔来的，但她只知道二叔在南洋的马来亚，至于马来亚哪里，确切的地址却在陈可镜身上放着，她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而且，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眼下，她们已经身无分文，她们已经寸步难行了。当然，最让她们挂心的还是她们的男人。男人是天，男人不在了，天也就塌下来了。她们在想，这会儿，他们的男人会在哪里？他们不会有事吗？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来呢？ 水手赶紧把她们的事向船主报告。很快，水手带着船主来了，船主虽然也非常同情她们，但同情归同情，同情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仍然还得让她们下船。总不可能把她们留在船上。但尽你船主怎么说，她们就像是耳朵聋了似的，没有作出任何的反应。船主心烦了，多催了她们几句，她们就都哭了，眼泪汪汪的。高兰香已经跪在船主的面前说，求求你不要赶我们走，一下了船我们就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我们求求你们了！ 船主叹了一声说，不是我们要赶你们，可你们不走又怎么办？我们这是船，不是旅馆，你们赶紧下船吧，我们船过几天就开了，你们总不可能跟着我们走，跟我们回大清去。你们总得要留在南洋等着你们的男人吧？ 船主替她们作了分析。他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她们的男人不可能被那些海盗给杀了，如果那些海盗想杀他们，当场就已经把他们给杀了。他说你别看那些人手里操着家伙，能不杀的他们也尽量不开杀戒的，他们也怕报应。他们把人抢走无非有两种可能，第一，逼良为盗，把他们抢走后经过一番调教，逼迫他们归顺，亦成海盗；第二，南洋到处都有做苦力的矿场，海盗完全可以将他们卖给矿场，还可赚取一笔钱财。也就是说，不管海盗以哪一种方式处置他们两个人，生命暂时是没有危险的。因此，船主安慰她们不要过于担心，只要他们还活着，找到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其实，李清华她们并不是有意要给船主出难题，而实在是想不出她们究竟要去哪里，现在听船主这样说，李清华也觉得如果继续留在船上也不是办法，不管前面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凶险，仍然要去面对，她觉得都是因为自己害了黄泽如，害了高兰香。从年龄上讲，她比高兰香大了几岁，她觉得自己要拿出当姐姐的样子，于是她过去扶起了高兰香，一起朝舱外走去。在她们要离开轮船的时候，船主让水手拿了一袋子的黑面饼给她们。船主说，你们也知道的，船上所有值钱的都让海盗给抢走了，一样也没留下，这些面饼拿着路上吃吧，只要保住身体，总有办法好想的。 两个女人心里只想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她们下船后脚踩在南洋土地上的那一刻，脑子几乎一片空白，对她们来说，南洋是那么的大，又是那样的陌生，她们不知道这第一步究竟要迈向哪里。高兰香终于抱住了李清华，两个人哭成一团。高兰香说，清华姐，我们这下要去哪？我们已经没地方可去了！ 李清华只顾哭着，哭了好一会儿才说，兰香，我们的命怎么一样的苦？老天为什么对我们这样不公平？ 南洋的秋天其实跟中国的夏天差不了多少，天气依然很热，太阳像一个白色的汽球挂在天上，整个南洋的土地成了它的一个大烤箱，只要你稍稍动一下就热得浑身冒汗。风倒是不小，把树叶吹得哗啦啦响，但吹到身上的依然是热风，烫烫的，黏黏的，加上天然的海洋气候，风里还夹带着咸咸的鱼腥气。几乎满眼都是棕榈树、芭蕉树和许许多多说不出名字的热带植物，那些富有南国特色的房子就坐落在一片片的雨林里。李清华和高兰香漫无目的，也不知道她们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异国的风情对她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她们就像是两个把家财输得一干二净的赌徒一样，心里只有悲伤和后悔，后悔不该选择南洋之行。这一年，高兰香才十八岁，李清华也才不过二十二三岁，但她们的心境却完全变得像两个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太婆。 两个人各怀悲伤走着，谁也不敢再提到船上发生的那些事儿，生怕伤了对方的心。但终于，两个人都走不动了。李清华还发起了高烧，脸红得就像是贴了一张红纸，人也迷迷糊糊的，像要昏过去似的。高兰香慌得不行，赶紧扶着她在路边躺了下来。路边有一条快干涸了的小水沟，水沟过去栽种着一片芭蕉树。按照民间的做法，人在发高烧的时候，不外乎用一些土办法进行治疗，用芭蕉叶凉敷身子就是其中的一种。高兰香急中生智，蹚过小水沟摘了两片芭蕉叶，一片铺在地上，让李清华躺在上面凉身子，另一片则撕成几个碎片敷在李清华的额头上。路上不时有行人走过，他们好像并不关心她们在做什么，只管在走他们的路。也不知道到底凉敷了多久，李清华的烧仍然不见退，身上越发烫得吓人，还不停地说着胡话。高兰香急得呜呜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清华姐，你别吓人好不好？现在我只剩下你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要怎么办？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路上的行人也变得越来越少。荒郊野外的，就她们两个女子，高兰香害怕极了，她决定背着李清华走。她想只要把李清华背到有房子、有人烟的地方，事情就好办了。李清华比高兰香要高大，高兰香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背了起来。也不知道到底走了多远，天已经全黑了下来，不时有萤火虫在面前身后飞来飞去，高兰香背着她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走着，身上汗流如注。高兰香觉得那是她十八年来走得最为漫长、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条路了。 李清华终于退烧了，在她的背上醒了过来。李清华求高兰香放下她，高兰香其实早就背不动了，只是害怕才让自己硬撑着，一步一步一直坚持着走下去。现在看李清华醒来，原先的那份坚持早已崩塌，她彻底垮了，屁股朝地上一蹲，委屈地大哭了一场，反倒让李清华回过头劝起她来。劝过后，她对高兰香说，兰香，我们这是在哪？我们这样子走下去不行的，要走到哪里才是个头？这样走下去要死人的！我们不能够再往前走了。 高兰香止住哭声，心想李清华说得也是，可不走又怎样，她们现在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别说找个地方住下来，就是想吃口饭也吃不起。她说，那依你说我们要怎么办？ 李清华说，我想我们应该先找点事情做，打打工，边打工边打听他们的消息，无论如何我们要先找到他们。 高兰香说，可是，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人家又不认得我们，我们到哪里打工去？ 李清华说，不管怎么说，总得要想些法子的。 又说，你在家里都能干些什么？你能洗衣做饭吗？ 高兰香低下头说，我娘很疼爱我的，在家时所有的家务活都是我娘一个人做的。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学着做。 李清华心里酸楚地想，是呀，现在到了南洋可没娘在身边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我想我们可以去找户人家，替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要不就给他们带带孩子，我们女人也只有这些事好做了。要是真的像船主说得那样，那些海盗不会害了他们的性命的话，那么，只要我们有事情做，有饭吃，硬撑着活下去，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他们的。 李清华说着，突然发现自己的肚子已经空空如也，特别想吃东西，便说，我饿坏了，还有面饼吗？ 李清华一说，倒提醒了高兰香，这才发现自己也已经快一天没吃一点东西了，两个人便都坐在路旁，拿出船主送给她们的黑面饼有滋有味地吃起来。都在心里想着，还是船主想得周到，要不是他的这些面饼，这下她们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办。 吃着吃着，两人都犯困了。本来，她们打算继续往前走的，可天实在太黑了，几乎看不到两三米开外的地方，在这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地方，她们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楚，她们又能去哪里？于是决定就在路边坐一夜。高兰香说，清华姐，我真的很害怕，要是碰到坏人我们要怎么办？没等李清华回答，她头一歪就已经靠在李清华身上睡着了。她太疲劳了。李清华虽然也又困又累，加上烧还没完全退下来，她也很想能够好好睡一觉，但她不敢，她担心如果真的碰上坏人要怎么办？而且从年龄上讲，她是高兰香的姐姐，本身就有责任保护好高兰香。这一刻她意识到了自己使命的神圣和崇高。从内心来说，她觉得自己真的很对不起高兰香这小两口子，当初海盗在抢劫时要不是她的愚蠢和坚持，黄泽如和陈可镜也就不至于让海盗给抓去。两家人也就不至于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了。从这一点上说，她更应当对高兰香他们有所偿还。 可是高兰香睡去没多久，李清华终于抗不住睡魔，也跟着睡着了。她还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男人陈可镜和高兰香的男人黄泽如坐着一辆汽车回来了。不停地朝着她们按喇叭，陈可镜说，你们躲到这来了，让我们好找！李清华哭道，把我们两个女人扔掉自己跑了，你还有脸说我们？陈可镜说，好了好了别哭了，快上车跟我们走吧！李清华破涕为笑，咯咯咯笑起来。 李清华醒来时失望极了，在她面前哪里有什么陈可镜，也不见黄泽如，汽车倒是有一辆，那是在赶她们的，原来昨晚天黑没看清，她们把人家的道给挡住了。那时高兰香也已经醒了，两人赶紧起身给汽车让道。这一觉，她们睡了好几个小时，太阳都已经出老高了。她们揉了揉眼，又继续赶路。其实，往前面走不多远，拐一个弯，就到一片很大的居民区了。那时的南洋，经济一点也不发达，南洋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可做，也有个别有钱的人买了小火轮，经营火轮运输业去了。有的则雇了一些工人到山上开矿，大发国家的矿产资源财。大多数的南洋人除去做一些小买卖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职业可做。虽然说那时在南洋的中国人还不是很多，但能够提供给刚从中国来的移民的职业很少，基本都在干一些打杂和重体力方面的活计。主要有这么几种，当时最流行的叫法是“一轮”、“二轮”、“三轮”和“四轮”。一轮是指踩缝纫机，那个职业一般是妇女做的，相对来说轻松一点；二轮是指踩脚踏车；三轮是拉黄包车。这两个职业都是拼体力的，相当辛苦，南洋当地人谁也不愿去吃那种苦，所以便成了才来南洋的中国人的首选职业。四轮则是指干汽车修理工，替人家修理汽车或给那些庄园主开汽车。 李清华和高兰香的情况跟别人不同，现在她们已经一无所有，她们的想法非常简单，只要有人能收留她们，给她们一碗饭吃，给她们一间破屋子住，让她们干再苦再累的活儿也行。她们觉得自己已经比乞丐好不到哪里去了。她们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在街头巷尾走着，心里多么希望在这时有人叫她们一声：喂！你们不是想有事情做吗？你们跟我走！ 可是，那种声音始终没有在她们耳旁响起过。这时，她们倒是听到身后有人在用兴化方言说话。那纯正熟悉的土腔土话马上吸引了她们。 人真是奇怪，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最念着乡情。一句浓浓的乡音，可以唤起你对故乡的无穷记忆和思念。眼下，这两个几乎已无路可走的女子也一样，已经好些天没有听到人说家乡话了，现在突然在这异国他乡听到，觉得格外的亲切。一句乡音就使得她们心潮澎湃起来。她们寻着声音望去，原来，两个四十开外的大嫂正站在街上用家乡话你一句我一句聊着。尽管不外乎说一些孩子和家里琐碎的事，但重要的是，她们已经给正苦于走投无路的李清华和高兰香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她们终于遇上老乡了。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她们激动的？在她们看来，碰到老乡就好，碰到老乡就等于多了一条门路。那两个大嫂正说得起劲，忽然发现有人在注意听她们说话，其中一个便不再说，自顾自办事情去了。还有一个大嫂却在看着李清华她们。心里想李清华她们没有道理这样听人家说话的，除非跟她们熟悉。李清华就冲她笑了笑，李清华说，人说有水的地方就有兴化人，想不到在这碰巧遇上老乡了！大嫂这才发现原来是碰到乡亲了，也兴奋起来说，是呀！是呀！你们是哪的？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 短短几天时间，李清华她们所受的委屈和灾难实在没法用语言来表达，跟大嫂没说上几句，两个人便都哽咽起来，说不下去了。大嫂非常同情她们的处境，劝她们放宽心，说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运气要是不来，急又有什么用？有些灾祸你就是想躲也躲不过，你不去想它，反而就没事了。李清华说，她们也是那个意思，眼下她们只是想先找个事情做，先找个落脚的地方再说。 李清华在说这话的时候，大嫂已经在心里替她们作打算了。大嫂于是说，如果实在没地方去，就先到我家染坊做点事。你们要是相信我的话就跟我走好了。 李清华和高兰香一听都笑了，这是几天来她们第一次这么开心。她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自己听错了。笑罢，高兰香问大嫂：你们家真的开了染坊？你说的是真的吗？ 大嫂说，难道你还不相信我这个老乡？ 李清华赶紧说，相信！我们相信！可是我们行吗？ 大嫂说，反正是让你们打帮手，干粗活，又不是叫你们当师傅，还什么行不行？ 李清华说，那太好了，我们这下就跟你走。 原来，这个大嫂叫阿春，阿春的丈夫叫刘文海，刘文海家从祖上开始就在兴化开染坊了。他们一家人早在十几年前就到了南洋，在街上开了一间染店，生意做得并不大，现在她家除去她和丈夫外，还有一双儿女，儿子叫刘阳，女儿叫刘英，染坊里并没有雇外人，所有的活儿全是一家子几口人自己在操办的，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差。现在阿春收下两个老乡，完全是出于一种同情心，实际上是给她的家里又加了两双碗筷，增加了一份负担。 阿春的染坊开在一个胡同里。到了染坊，阿春带李清华和高兰香见过刘文海和她的一双儿女，又烧了一锅水让她们好好洗了个澡，李清华她们才洗过澡，就见阿春早已摆了一桌子的饭菜在等她们，感动得两个女人都哭了起来。晚上，睡在床上，好像在做梦一般。心想总算暂时有个立足的地方了。但是，越是这种时候，她们就越是强烈地思念起自己的男人，心想这些天来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们不会有事吧？海盗会不会去伤害他们？他们现在到底在哪里呢？一连串的问题不断从心底里涌了上来，却一个也解答不了，不禁都在暗暗落泪。 第四章 李清华和高兰香并不知道，正当她们日夜想念她们的男人时，两个男人此时其实就在与新加坡仅一条长堤之隔的马来亚半岛一个叫马六甲的地方。 当年广东人和福建人歌谣里唱的，民间里所说的下南洋实际上指的就是到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而那时的新加坡连同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和槟城等，同属于英国的殖民地，两地可以自由进出，不受什么限制。 陈可镜和黄泽如至今也没有弄明白自己怎么会让海盗给抓走了。事后认真想想他们是多么的傻呀！他们两个人的命难道就值包里那一点点的钱吗？如果当时就让海盗给杀了该怎么办？而且，他们也太不自量力了，就凭他们两个人，他们就能够从那些强悍的海盗手里夺回那个行李包吗？他们能够打得过那些强悍的海盗吗？女人哭哭啼啼是女人的事，女人可以没有理智，但作为男人的他们怎么可以没有理智？想想实在是太可笑了！不过，有一点是他们意料之外的，那就是他们落入海盗手里后，那些海盗倒没有去伤害他们，海盗当时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抓走他们的，永远便成了一个谜。如果一定要找到一种理由的话，那就是对这两个男人的反抗，海盗们所采取的一种本能的镇压和报复。 离开了“吉顺号”后，海盗们完全陶醉在劫获后的狂欢之中，似乎早已忘记关在船舱里的两个男人。陈可镜和黄泽如总是忘不了从海盗船上逃走的情景。那已经是他们被抓到海盗船上第二天的早晨。天已经亮了，太阳刚刚从海平面上升起来，透过舷窗，可以看到近在眼前的海岸线和海岸上的各色房子。两个男人的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他们心里相当清楚，他们将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趁船还没靠岸想办法逃掉，要么等船靠岸后随海盗处置，而两种选择都面临着不可预见的变数。陈可镜问黄泽如说，你会游水吗？黄泽如开始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说，你为什么要突然问这个？话没说完，黄泽如已经自己意识到陈可镜的意思了，赶紧说，你是说我们要逃跑？陈可镜说，只有走这条路了，我们说什么也要拼一下，否则，船一旦靠了岸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谁也无法料想到。黄泽如马上响应说，逃就逃，我们总不可能这样白白等死，与其等死，还不如拼出一条路来。你说吧，我们该怎么逃？ 实际上，可供他们逃跑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从舷窗口逃走。从刚才被关进船舱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注意到那个可能给他们带来生机的舷窗了。两人心知肚明，只是谁都没有去点破它。这中间当然还有一层原因，在那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海盗就是让你跑，你又能跑去哪里？还不照样要被海浪给吞没了，要葬身海底？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海岸已经近在咫尺，这个时候要是再不跑就没机会了。再说，他们也必须逃走，他们心里最惦念的是两个女人的安危，两个女人至今生死不明，她们到底在哪呢？ 到了要逃走的那一刻，两个男人立下了口头的生死约定。那种生死约定有点类似江湖上的那一套，就差没有刺血盟誓了。他们决定，他们中间不管是谁活下去，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找到已经失散的两个女人，然后带她们回到中国去。南洋固然好，谁都想往南洋跑，可一个举目无亲的女人在异国他乡要怎么过？两个男人几乎被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感动得泪花闪闪，咬了咬牙，两人一前一后从舷窗口跳到了海里。 事后想起这件事时两个男人竟然满脑子空白，一点也想不出自己是怎么游到岸边的。而实际的情况是那时刚好涨潮，海浪就像在卷帘子，高高低低地向岸边席卷而去，也就是说，他们完全是借助海浪，被滚滚而去的浪潮推到岸边的；而如果真的让他们自己游的话，能够顺利游到岸边那是不可想象的。 两个男人于是被浪潮送到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 马六甲是马来亚历史上第一个有史可载的王国。马六甲的得名据说来自一棵树。十五世纪，苏门答腊王子苏拉漂洋过海流落来到马来半岛，王子无意之中看到在一棵树下有一只鼠鹿正在与一只野兽激斗，王子很为弱小的鼠鹿担心。然而，出乎王子意料的是，鼠鹿最终还是战胜了那只强大的野兽。王子感到相当欣慰，从中获得无限的力量。他认为那完全是一棵神树，是神明在暗中保护了鼠鹿，他于是问随从说那是一棵什么树，随从说，叫马六甲树。王子于是决定在这块土地上留下来，重新建立王朝。这块土地他就命名为马六甲。 还有一种传说，说是一个被放逐到马六甲的兴都王子在马六甲树下休息，忽然发现这里风貌天成，最终择此而居，并把此地起名叫做马六甲。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关于马六甲的传说，但不管以哪一种方式冠名，马六甲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时，就有五次到达马六甲。据说，华人移居马六甲就是始于郑和的水手们和当地的马来族姑娘通婚，因此，这里的人都认为他们是郑和水手的后代。当地甚至还流传着明朝公主汉宝丽嫁给马六甲国王的故事，更是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增添了许多美丽的想象。实际上，马来亚的马六甲和槟城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便涌来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商人。 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力，于是出现契约劳工，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卖“猪仔”。而那些“猪仔”几乎都来自广东和福建的沿海地区。他们被“猪仔”贩商运到殖民地，以债权身份从事强制性的劳动。这种契约移民性的劳工由来已久，马六甲和槟城还有专门机构从事“猪仔”的买卖，对劳工开有价码，进行公开的买卖。尽管当时中国有海禁条例，公民不可自由出入国境，但禁而不止，仍然有大量的劳工经由葡萄牙人管控的澳门源源不断逃到南洋和许多国家，或干脆由“猪仔”贩商到中国收买地方官员放人出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八六〇年英国和法国与中国满清政府签下《北京条约》后，才使得买卖人口合法化，劳工出洋一时达到高潮。而马六甲，当时也有一大批的中国劳工被卖到那里做苦力。 陈可镜和黄泽如被浪潮冲到沙岸上时，他们都已经被浪头打得昏头昏脑了。等到他们清醒一点的时候，他们仍然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在何处。只有一点他们是清醒的，那就是他们还活着，他们已经离开那群海盗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只要活着，他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女人了。从中国出发的“吉顺号”目的地是新加坡，这一点在那天“吉顺号”刚出发时就已经明确了。关键是，两个女人到了新加坡后到底会去哪里？是呆在新加坡等他们？还是满世界跑着找他们？如果是后者，那就糟糕了，要想找到她们就相当的困难了。根据时间推算，从他们被海盗抓走到现在，头尾也才不过短短两三天的时间，两个女人再跑会跑到哪里去呢？最大的可能是，两人这时应该还在新加坡。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摆在两个男人面前的就只有一条路，也是他们唯一要走的一条路，那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们的女人。 两个男人离了沙岸，准备晓行夜宿，一路找他们的女人去。问题是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如果都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就好了。偏偏不是，就像唐三藏西天取经必然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样，他们找寻女人的道路必然充满艰辛和曲折。两个男人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一片湖泊，那些湖泊清澈碧绿，漂亮极了。实际上两个男人此时已经走进了一个锡矿的矿区，那一个个漂亮的湖泊实际上就是已经废弃了的矿坑矿池。两个男人并不知道他们已经身处险境，从他们走进矿区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人盯住他们了。这时有人冲他们走了过来，对方也是一个中国人。那人似乎早已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似乎非常明白两个男人眼下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他把他们带到他住的地方，拿出馒头和一些好吃的招待他们。那些食物对两个已经被饿了几天的男人来说简直是致命的诱惑。看他们把东西吃得一点不剩了，才听那人问他们是不是想找个事情做，如果想做的话，他可以帮他们的忙。 黄泽如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而问他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人说，马六甲。 马六甲？马六甲又是哪里？向两个一点也不知道马来亚地理的中国人说马六甲，等于白说。陈可镜说，马六甲是哪里？这里离新加坡远吗？ 那人说，马六甲就是马来亚的马六甲。怎么？你们想到新加坡去？ 黄泽如说，是，我们要到新加坡去找人。和我们一起来的人这会儿在那里等我们。 那人听说他们要去新加坡，故意叫起来说，去新加坡那才叫远了，没有两三个月是走不到的。两个男人听了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怎么会那么远呢，到底有没有搞错？而事实是，那人在有意欺骗他们，因为从马六甲到新加坡，充其量也不过二百多公里的路程。也就是说，他们两人就是走路走到新加坡，也不过五六天的时间。 那人趁热打铁，进一步说，其实依我看你们可以先在矿上找点事情做，说一句唐突的话，像你们目前这种情况，人还没走到新加坡，就要先在路上给饿死了。 尽管说得很吓人，两个男人还是执意要走。黄泽如瞅了那人一眼，又瞅了瞅陈可镜，然后说道，我们还是走吧！我们不可以再耽搁了，要是再耽搁下去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她们了。恩人的厚意我们永生难忘，容当我们改日再来报答！ 热面贴了冷屁股，那人心里有点恼火，但他没有挂在脸上，他轻描淡写地说，也好，你们既然决意要走，我想留也留不住，这样吧，你们先等着，我这就去给你们准备一点路上吃的，让你们带走。 那人走后，两个男人还在为这个素昧平生却像火一样热情的陌生人感动着，这时，走来了两个壮汉，壮汉让陈可镜和黄泽如跟他们走，走不多远，壮汉已经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棚区，那棚区矮矮的，比一个人高不到哪里，一片连着一片，占据了大半个山头。棚里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只有仔细看时才能看清里面有一双双眼睛在黑暗中闪烁。两个壮汉其中的一个指着棚区里的两个空铺对陈可镜和黄泽如说，你，还有你，一人一床。床头的衣服呆会儿给换上，记住，到了这边要懂得这边的规矩，不可以乱来。 事出突然，两个男人没有一点的思想准备，听着听着都懵了，脑袋瓜子一下子涨得比水瓮还要大。陈可镜忙说，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大概搞错了，我们不是来这里打工的，我们是要到新加坡去的。黄泽如也说，是呀，你们一定是给搞错了，我们并没有说过要在这打工，我们还得到新加坡去，那边有人在等着我们。 那人说，错不了，已经有人把你们卖给矿上了！知道吗？现在你们的身份是这里的矿工，你们就安心留下来吧，反正到哪打工都一样。 两个壮汉说完就走了，就好像是他们几乎天天都在处理类似的事情一样，根本就不太把这当一回事。但对陈可镜和黄泽如来说，却犹如晴天霹雳，两个人都傻眼了，他们想不到两个大活人眼睁睁会让人家给卖了还都不知情，还要去感激人家，想想自己说有多傻就有多傻！不禁怒从心起，想去找那人摆理，才要离开，有人拦住了他们，那人个头不大，脸黑黑的，五大三粗的样子。他把他们拉到一边劝说着：兄弟，这口气你们就咽了吧，他们是一伙的，你打不过他们的。如果我没有猜错，听口音你们也是从福建来的是不是？ 陈可镜点了点头说，是，我们是从福建来的。 那人说，我也是，我叫张传宗，我跟你们一样，也是让人给骗来的。不过，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明明知道这里是火坑，却偏要向火坑里跳的。你们说要怎么办？都是为了活路。反正得先忍着，再找机会逃出去，硬拼是绝对不行的。 两人听了，只觉得眼前一片茫然，想不出到底要怎么办。张传宗便问他们如何会落得这步田地，两人就怕有苦没地方诉，话闸一开，一五一十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全部向他倒了个干净。说完，两个男人竟像女人一样大放悲声，哭得相当的伤心。张传宗听着，看着，连安慰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们了。只说，总之，人家已经把你们卖给矿上了，现在你们想走是走不掉的，得慢慢想办法。 黄泽如急起来说，照你说我们只能留在这里了？我们不可以去新加坡了？ 张传宗说，当然。顿了顿，又说，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得慢慢想办法。 确实，不愿意留在矿上不过是黄泽如和陈可镜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事实是，他们已经没有了选择离开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了。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每天和矿工们一起下矿池采锡石，拉锡石车，他们还必须穿着矿上统一发放的号服，那号服很宽大，背上都印着不同的阿拉伯数字，一人一个号，穿起来有点像囚犯的囚服，但你仍然还要穿它。矿工们上下班几乎没有时间概念，反正从天一亮一直干到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时才可以收工，那就是他们将要开始的生活。 马六甲的这个锡矿是个露天矿，采矿技术相对比较简单，多笨的人不用教也会，完全是一种拼体力的活。因此，被招到矿上的苦力多是从福建和广东来的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且一般都是与矿上签了契约的。也就是说，他们多属于自己自愿卖身来的，至于张传宗说的那种情况，指的是当初他们在作出决定前太轻信了“猪仔”馆贩子的鼓动，就把自己轻易卖给了人贩子，后来想后悔也来不及了。矿工们知道陈可镜和黄泽如的遭遇后，都非常同情他们的处境，处处关照他们，让他们少受一些委屈。但尽管如此，对于陈可镜和黄泽如两个人来说，他们眼下最现实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赶紧找到他们自己的女人，除此之外，任何的抚慰和温情对他们来说都无济于事。只要一想起自己的女人至今去向不明，不知飘落何处，心中就有说不尽的思念和凄凉。他们时刻都想逃离这里，但放眼望去，到处都有无形的眼睛在盯着这群矿工，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这样过了大约有三个多月，就已经到了冬天了。实际上，地处亚热带的南洋，即便是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冷不到哪里，不结霜，更不下雪，日平均气温还在摄氏十几度以上。这三个月对陈可镜和黄泽如两个人来说，却简直像在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得他们变黑了，变瘦了，头发长了，胡子长了，如果从表面上看，比起三个月前，他们一下子都变老了十几岁。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心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因思念带给他们的煎熬，特别是在这三个月的头一个月里，他们虽然人在矿区，心里头却差不多每天都在筹划着如何逃离这片锡矿区，他们甚至对整个矿区的环境进行了逃离前的评估。这种过于显露的表现当然没有逃过张传宗的眼睛，他委实替他们捏了一把汗。他非常严肃地提醒他们凡事不要挂在脸上，你一挂在脸上，就等于把你的打算告诉给人家了，那么，人家就必然要去注意你了，防备你了，你的计划就难于实现。有些事情你必须往相反的方面去做，就比如你明明在心里一点也不愿意呆在这里，但你反而要表现出对这里的工作充满了热情和热爱，让人家放松原先对你保持的警惕性，对你感到放心。只有麻痹了对方，那么，你活动的空间就大了，你就会变被动为主动，从而达到目的。 张传宗虽然五大三粗的，讲得却是极有道理，两个一心想逃离矿区的男人于是听从了他的话，开始安下心来，觉得这或许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变得很内敛，变得格外的老实，像所有的矿工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似乎和矿区的矿工们融为一体了。 这样就到了那个不同寻常的晚上，像所有小说里描写将要出现那种比较危急和惊险的事态的夜晚一样，那天晚上，天黑如墨，风大雨大，严格地说，那雨不是在下，那雨水像是风把南太平洋里的海水全部刮来往矿区灌下来似的，矿工们住的棚子几乎瞬间就被猛烈的雨给抽打得七零八落，说垮塌就全垮塌了，无处藏身的矿工们于是在豪雨中奔跑哀号，矿区的电线早已经被风刮断了，整个矿区灯灭火熄，漆黑一片，人们一时乱成一团。也正是这种时候，张传宗冲着一直想逃离矿区的两个男人喝道：你们还在等什么？你们不是一直都想逃吗？现在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还不赶紧跑？ 这话提醒了陈可镜和黄泽如，两人这才想到机会来了！一时间，激动得浑身的血液都往头上涌动。张传宗说，翻过前面那座山，一直往西走，别停下来！记住我的话，是老天保佑了你们，成全了你们！ 两人心里只顾激动，恨不得插翅远飞，也来不及跟张传宗作别，返身就跑。说是跑，不如说是飞，他们就像两匹脱缰之马，飞一般向矿区外跑去。后来当他们回忆起那个让他们一生难忘的雨夜时，总难免一阵感慨，心想，也真多亏了那场风雨，要不是那场大风雨，他们如何得以解脱？ 第五章 两个男人终于远走高飞。黎明时分，矿区早已经被他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但是，两个男人还是不停地赶路，他们漫无目的地朝西走去。事实上，他们走去的那个方向究竟是不是朝西连他们自己也稀里糊涂的，完全凭着一种感觉。他们一刻也不敢停留下来，走得愈远肯定愈安全，走得愈远肯定与自己的女人靠得愈近。那是他们不停地走下去的最大动力。 到了天亮，已经逃离矿区的两个男人觉得现在碰到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将去哪里？真的要去新加坡吗？两个女人离开他们都已经三个多月了，就连季节都已经从原来的秋天变成现在的冬天了，她们难道还会呆在新加坡等他们吗？那么，如果不去新加坡，他们又该去哪里？这实在太让他们为难了。 前面提到，早在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时就已经有水手和当地的姑娘通婚，并繁衍后代，时过四百多年，生机勃勃的水手的后代们几乎已经遍布整个马六甲地区。两个男人经过之处，差不多都可以遇到中国人，听到有人在讲中国话，这让他们感到无比的亲切，那种感觉就像是行走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一样。但同时，他们也发现那些人都在用一种奇异的目光在看着他们。起初，他们并不明白，心想看就看吧，不一样都是中国人吗？终于，他们突然发现那些人原来是在看他们身上穿的矿里发的号服，这让他们大吃一惊，觉得自己也太大意了。他们估摸已经走出矿区有一百多里了，就在一个不大的村子停下来，心里想，他们总不能继续穿着这种号服往前走了，要是遇上矿上的人，把他们给抓回去那怎么办？再说，他们真的也应当找个地方好好想想到底要往哪里走了。 她们到底会在哪呢？两个男人在心里一百次、一千次地对自己发问着。每问一次，心里头都在流泪。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有时偏偏就是这样的故意捉弄人，算计人，让人日子过得磕磕碰碰，曲曲折折，充满了磨难。离开了男人的两个女人也一样，一次次在心里这样问着自己：男人呢？自己的男人到底在哪呢？明明都在找着对方，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到一块。和男人不一样的是，女人的泪水不止往心里流。她们想哭就哭，想流泪就流泪，两人的女人在一起，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稀里哗啦，哭得一塌糊涂。 高兰香有身孕了。那是在厦门等船的日子里男人给她留下的。有了身孕的女人就更加想念自己的男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更何况她一个劲地闹着妊娠反应，一个劲地吐酸水。越是这种时候就越是想身边要有个男人就好了，越想男人就越哭得没完没了。李清华对她说，不可以再哭了，天天哭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呢！以后孩子出生后会体质虚弱，天天闹病。高兰香信了，就不敢再哭了。她对李清华说，清华姐，我真担心到孩子生下来了，我们还找不到他们。李清华骂着，看你这张乌鸦嘴，你为什么就不可以讲几句好听的话？高兰香说，要是讲好听的话就能找到他们，我就天天讲。 其实，那些话不过嘴巴说说而已，只要一天没有找到两个男人，她们就不可能有一天的好心情。后来，不知过了多少年后，当说到这件事时，两个女人眼圈就发红，那等待，那盼望的日子是多么的难熬，多么的让人揪心。而在那样的日子里，要是没有阿春一家人的帮助，她们是很难挺过来的。 两个女人想不到刘家待她们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就连吃饭，也没有给她们分灶，吃好吃坏，大家都在一个桌子上吃。高兰香有了身孕，什么都喜欢酸的，阿春买菜时便多了一个心眼，每顿饭都有一碟酸菜伺候，那些青梅酸枣更是时不时往她的口袋里塞，感动得她泪花滚滚。干染活就更不把她们当成外人看了。按照行规，像染布这类技术含量相对比较高的手艺，在染料配方和一些技术性的处理方面一般是不能让外人看到和参与的。刘家人却从不避她们，都是当着她们的面，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起初，她们不懂行，刘家人只让她们干些像烧火、洗洗晒晒之类的活计，后来慢慢熟悉了，刘家人便教她们如何加染剂，什么样的布料加什么染剂，剂量多少，水的温度要控制在多少，什么样的布料在锅里浸煮的时间该多长，等等，原原本本，一点也不保留，全部都教给了她们。没几天，大凡染布的一揽子东西，她们便能掌握娴熟了。李清华心里不解，多半是出于感动，她装作傻里傻气地问阿春：阿春姐，你们把什么都教给了我们，你们就不怕我们到时抢了你们的饭碗？阿春笑了，说，咳！天下的饭碗一般大，你们抢了我们的饭碗，我们就去端别个饭碗，从头再来。还不一样吗？人活着，反正有一碗饭吃就行了，还图个啥？ 李清华就没话说了。私下里对高兰香说，像阿春这样的人家也算是少见了，要不是他们一家人，我们这时候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恐怕连个遮天的地方都没有。 可是，刘家对她们再好，也不能留住她们的心，也不可能不让她们思念自己的男人，更不可能让她们有在刘家安营扎寨的打算。这一点，阿春是再清楚不过的，心里想着，别看她们跟她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心里可苦着呢！她们早晚有一天是要走的。 刘家开的是作坊，并不是那种挑着煮锅走街串巷的小染匠。可是突然有一天，阿春却心血来潮给捣鼓出一副染担子出来，染担子上有一口子锅，一个炭炉，还有一个专门装染剂什物的木柜。她把染担子放在了李清华她们面前，说，你们已经满师可以独立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挑着担子到处跑去，做上门生意。 李清华她们起初并没有明白阿春的意图，高兰香说，阿春姐，我们不是做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做上门生意？ 阿春笑笑说，这还不明白？你们不是天天想着要找到他们吗？他们呢，不也一样天天在到处找你们，照你们这样天天关在坊里，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找到你们？不如出去走动走动，难说在哪个街头巷尾就碰到他们了，你们也就团聚了！ 两个人一听欢天喜地起来，都说还是阿春想得周到，她们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呢？两人赶紧换上了衣服，挑着染担上路了。 新加坡实在太小了，大清朝的一个府衙属地有的比她还要大。但说小也不小，两个女人天天挑着一副染担，一边找人，一边还要做生意，该跑多少天呀！女人有女人的思维方式，两个女人多了一个心计，专往码头、车站、人多的地方跑。她们知道，她们的男人如果已经从海盗那里逃脱的话，一定会在那些地方边找事情做边找她们的。那些地方人来人往目标大，找人不到那里还能去哪里？她们的眼睛睁得比铜铃还要大，一个人也不敢漏过。 头几天，尽管没什么收获，毕竟才刚刚开始，一切都不可预料，回到染坊依然兴冲冲的，热情不减。但是，接连跑了许多天，却连个消息也没有后，她们就有点失望了，便只好改变方式，往那些人少的地方跑，往那些远离闹市的地方跑。但跑来跑去，仍然还是老样子，哪里有她们男人的影子，心里就想男人这时一定还在海盗的船上，要不，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难说已经被海盗给害了，不免心灰意冷，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回到染坊，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眼睛红红的，表情木木的，一句话也不言语。阿春看一眼就知道她们事情办得不顺利，阿春说，这才几天呀，就这样子了，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真没出息！ 李清华哭丧着脸说，阿春姐，我想我们已经找不到他们了！差不多整个新加坡都让我们找遍了，如果他们真的在新加坡的话，我们早就可以找到他们了，他们一定不在新加坡的。 高兰香这时肚子已经挺出来了，产期在一天天的临近，心里更是着急得不得了，她一个劲地抹着眼泪说，要是找不到他们，我们可怎么办？ 阿春听了，光心里替她们着急，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向来沉默寡言的丈夫刘文海这时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从理论上分析，如果两个男人已经脱离海盗的话，现在他们应当会来新加坡找他们的女人了。要不他们从来就没有逃离过海盗船，还被海盗所控制，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两个男人可能已经在马来亚了。因为海盗船是到处跑的，当初抢了东西后海盗船极有可能就直奔马来亚去了，他们不可能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把船开到新加坡来，这从逻辑上也说不通，刘文海分析说，照他看，如果按正常情况，李清华和高兰香她们的男人应该是先到马来亚，后到新加坡来。当然，关键还要看他们是否已经离开了海盗船。否则，一切都成了空话。还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时间都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谁又能保证那两个男人没来新加坡找过她们呢？要是他们真的来过了，因为没找到又往别处去了又该怎么办？ 说来说去也没个定论，接下去，李清华和高兰香到底是要继续留在新加坡，还是要到马来亚和其他地方找两个男人去，便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阿春倒是干脆，她说，事到如今，依我看什么地方也不要去乱跑了，你连个目标都没有跑不也是白跑吗！还不如就在新加坡这边死等他们，给他来个死人等活人，一切就全靠运气全靠命了。 阿春的那种说法其实就是古人通常所说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意思，那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不然你要两个女人怎么办？总不能让她们满南洋瞎跑着找他们的男人去呀，那显然是一点也不现实的。两个女人听从了阿春的话，于是继续留在了刘家，一边出去染布，一边找她们的男人。或许，这也是最好的选择了。 天下的事情总会有个了结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叫“无巧不成书”。两个女人并不知道，与她们失散了三个多月的两个男人，此时正一步步地向她们走来。 原来，那天两个男人为了要换掉身上的号服走进了一个村子，在那个村子里，他们遇上了前些年来南洋找生计的一个福州人。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遇上了一个贵人，因为正是那个福州人，使得他们的生活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福州人对他们的遭遇非常同情，并对他们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必须赶到新加坡去。在福州人看来，两个人生地不熟的女人不可能在南洋瞎跑，那是很不明智又很危险的，她们不可能那样傻，她们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新加坡等两个男人。女人最大的优点同时也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她们的死心眼和有望无望的等待。 福州人几乎给了两个男人所能给予的全部支持和帮助，就连他们投奔新加坡的盘缠都给准备好了。福州人让他们到新加坡后去找一个叫龙伯的人，他说龙伯前些年跟他坐一条船到南洋来，眼下在新加坡拉黄包车，他让他们到新加坡后就找龙伯去，或许龙伯可以替他们想些办法，正所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门路。 两个男人谢了又谢，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好人多。在锡矿上，他们遇上了张传宗，现在又让他们碰上了福州人，好人都让他们碰上了。他们甚至连福州人叫什么名字也来不及问，就匆匆忙忙走了，路上想着，他们感动得想掉眼泪。 正是冬天，南洋一年当中最冷的季节，风一阵阵从车窗外扑面而来，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冷，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亚热带雨林，那些说不出名字的热带植物和花草成片成片地从车旁向后退去，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两个男人几个月来压抑的心境，此时稍稍感到轻松了一点。新加坡已经近在眼前，那个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新加坡却给了他们无限的希望和想象力。陈可镜甚至产生了一种幻觉，在绿叶成荫的一片芭蕉林中，李清华穿着一件红衫，从芭蕉林深处向他走来，陈可镜一阵欣喜，赶紧迎了上去，却见李清华满含幽怨，嗔怪陈可镜不该把她丢下不管，她说你已经把山子给丢了，你还打算又把我给丢下不管吗？你的心也太狠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到处找你们吗？你知不知道为了找你们，我们吃了多少的苦，走了多少的路，流了多少的泪水，这些你们能够知道吗？陈可镜便跪下来连连向她赔礼道歉，但也没能消除她对他的怨恨。陈可镜便说，你要是还不能原谅我，那么，今天我就跪在这永远不起来了。李清华于是心疼了，本来想过去把他拉起来，但想了想却说，你爱跪就跪吧，再怎么说，都是你自作自受的，当初我们为什么要跑到南洋来？南洋好什么？南洋把我们家给害惨了！ 黄泽如的想象力则更加丰富和浪漫，在那繁华的新加坡街头，一曲苍凉的似从天上飘洒而来，如泣如诉。随后会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身披霓裳，手持箫管，一边吹唱一边向他款款而来，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他日夜寻找的新婚妻子高兰香。黄泽如惊喜万分，奔她而去，没想那女子却化作一缕白云，他越是在后面追赶，她越是向天际飘去，黄泽如惊呼道，兰香，你要到哪里去？你等等我！高兰香说，泽如哥，我要回大清国去了，我不想在南洋了！你多保重了！ 那种梦一般的意境消失了，车窗外依然是飞逝而过的热带雨林和富有南洋特色的各式建筑。这样，不管是陈可镜还是黄泽如，两个男人都带着一种奇异的感觉走进了新加坡这块他们从没有来过的土地，他们彼此之间都不讲刚才自己在车上的那种感觉，两个男人心照不宣，却心里始终都在想着自己的女人。他们想，新加坡到了，自己的女人也该回到自己的身边了。 下了车，两个男人按照福州人给他们的地址，准备先投身龙伯，也好有个落脚的地方。他们差不多是下午二点钟下的车，找到龙伯住的地方，龙伯却刚好拉黄包车去了，要等到晚上才能回来，两个男人只得坐在门口等他，由于时间等得有点久，加上几天来没睡好，两个男人都犯困了。迷糊中，忽然听到有人在叫他们，睁眼一看，原来路灯都已经亮了，灯光下，一个头戴乌毡帽的老人已经站在他们面前。老人看上去才不过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背却有点驼，皮肤晒得黑黑的，他的身边，停放着一部已经用得很旧的黄包车，两个男人一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他是谁了。黄泽如和陈可镜的反应还不一样，他觉得站在眼前的这个老人有点眼熟，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就那样边看着老人边想着。 突然，他大叫了一声高伯的名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站在他们面前的龙伯竟然是高兰香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岳父大人高伯！这让他大吃一惊。龙伯变成了高伯，一时间，他的头脑怎么也反应不过来。他怎么会在这里碰见高伯呢？高兰香和她娘不是天天在想着他吗？想不到他就在眼前。高伯当然也不可能认出这个同村的小青年，当年他在家时，黄泽如才多大呀！他更不可能想到这个小青年现在已经成为了他的女婿。因此，当黄泽如怯怯地叫了一声爹时，他大吃一惊，他打了一个愣丁，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以为自己在做白日梦。但是，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在做梦，眼前的小青年已经跪在了他的面前，确确实实在叫他爹，这让他吓了一跳。同样被吓了一跳的还有陈可镜，黄泽如的举动实在太突然了，让两个人都有点莫名其妙。黄泽如便把他已经和高兰香完婚的事告诉给了老丈人，高伯这才稍稍有点明白过来，心里感叹世事沧桑，才走几年功夫呢，就连自己的女婿站在面前都不知道，赶紧俯下身子，将黄泽如扶起来。 这天夜里，在高伯那间窄小的房间里，黄泽如和陈可镜把这几个月来的遭遇向高伯一一倾诉着，说到最后，黄泽如想大哭一场，他说高兰香她们至今生死不明，这一切都是他的责任，如果不是因为他，高兰香也就不会来南洋，今天也就更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高伯倒一点也没有要责怪黄泽如的意思，他说，凡事都是老天爷冥冥中已经安排好了的，这怨不得谁的，现在关键是要想办法赶紧找到她们。高伯说，他来南洋几年，手头上也没积存多少，不过，倒是可以向车行租两部黄包车回来，让两个年轻人边拉车边找她们。 第二天，按照高伯的意思，又去车行里租了两部黄包车回来，陈可镜和黄泽如一人拉一部。并且，三个人就寻找的方向大体作了分工，以提高工作效率。两个年轻人虽然从没有拉过黄包车，特别是黄泽如，从小到大都在念书，没吃过多少苦，眼下要干这种苦差事实在有点为难。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已经落难了，你现在是虎落平川，鱼困岸上，现在谁还管你是什么举人不举人？为了找到自己的女人，为了在南洋这片土地上能够生存下去，再苦再累的活你也得去干。 这世上的许多事情有时说难也难，说不难其实也不难，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赶上运气。有谁能够想到头尾才不过两三天时间，他们就找到了已经走散了三个多月的两个女人，速度之快，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那天早晨，天阴沉沉的，天上还飘着蒙蒙细雨。如果按照那种要遇上好事时就连天空也变得格外晴朗，阳光格外明媚灿烂的说法，似乎两者一点都沾不上边。但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坏天气里，黄泽如却鬼使神差地拉着黄包车走进了阿春开染坊的那个胡同，又鬼使神差地让他和正要出门的高兰香撞了个满怀。在他面前站的人确实是高兰香，那个与他失散了三个多月，他连梦里都在苦苦找寻的高兰香！那一刻，时间似乎凝固了，地球也停止了转动，世间万物，一切的一切此时都因为他们的重逢而静止了。于是，两个男人找两个女人，两个女人找两个男人，几个月来历经千辛万苦的相互找寻，至此已经到了尾声。当过了若干年后，两家人在回忆起当初他们各自重逢的情景时，留给他们所有的记忆只有一个字：哭！ 哭够后，黄泽如告诉高兰香说，他已经找到爹了！ 黄泽如说的这个爹让高兰香听了有点摸不着头脑，就好像他们之间因离开了几个月，日常沟通的信息已经被阻塞，或是哪一条线路断了，一时还没法连接上一样，她一点也不明白黄泽如到底在说什么。 黄泽如便又说了一遍。这一次他特别强调说，是你爹，也是我爹，是高伯！ 这下，高兰香听明白了。但她根本就没办法相信，她说，泽如哥，我现在可是特别脆弱，你千万不可以再骗我了！ 第六章 身为举人的黄泽如一直就没办法弄明白，他们作为一群读书人，忧国忧民，热血沸腾，思想和行动激进一点，干一些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事情是很正常的。问题是岳父大人高伯，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村野之人，一介草民，又哪来的那么多的激情和浪漫去跟朝廷较劲呢？在没有见到高伯之前，他总想，有一天如果见到高伯，他一定会就这个问题好好地问一问高伯。但是现在见面了，原先的那种念头反而没有了，他觉得自己的问题是多么的肤浅！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简单又简单的道理难道还用得着问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百姓连吃的连穿的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交税粮，为什么就不可以向朝廷说不！为什么就不可以造反？在中国，像李自成那类的农民阶级领袖是出得太少了，才使得政权更加昏庸和腐败，国力更加衰落。因此，从内心上说，他已经理解了自己的岳父。 而作为女儿的高兰香，在见到父亲时她悲哀地发现，几年不见，昔日年轻硬朗的父亲已经变得满头白发，变得非常苍老了。纵然千言万语，有一肚子的话想跟父亲说，但是，当看到父亲那个样子时，却一句也说不出来。那种心情很奇怪，到真的说第一句话时，却是骂她爹，向爹兴师问罪的。她说，爹，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给丢下来就连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呢？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想你，我娘有多想你吗？ 这话叫高伯要怎么回答呢？光绪二十三年的那场大灾荒，把福建的百姓逼上了绝路，同时也让高伯陷入无以复加的困境之中，要不是那个好心的船工把他送上了来南洋的轮船，他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了。原来，那船工知道高伯就是那个带领百姓抗捐的人，那是他从心里所敬仰的，况且，船工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当乡亲们把他交给船工时，船工就觉得自己接过去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良心和责任。乡亲们走后，船工问高伯道：船是要往南开呢还是往北开？那意思很明显，往南开是要送高伯到厦门，然后让高伯坐南洋的船去南洋；往北开则是把高伯送到船工的家里。船工的家就在往北不远的一个小港湾里。 实际上，摆在高伯面前的也只有那么两条路，要么去南洋，一走了之；要么先在船工家里躲起来。高伯说，就往北开吧，让我在你家先躲过这阵风头再讲。船工却说，不是我不收留你，而是眼下官兵在到处找你，就是躲在我家里怕也不安全，不如先到南洋去。高伯赶紧说，不，我不去南洋，我为什么要去南洋呢？我到底犯了什么死罪，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呆的？再说，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走了，她们要怎么办？船工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屈时就要屈，该放弃的就要放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留下来，对你的老婆孩子也不见得有好处，只能拖累他们，让他们跟着你遭殃，你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我送你去厦门吧！ 高伯想想也是，觉得船工讲得很有道理，知道这一步非迈出去不可，他只能背井离乡去南洋了。心里越想越伤心，不禁红了眼眶。从内心来说，他确实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心情离开大清国，他知道，他这一走，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恐怕只有天才能够知道了。 高伯真的要感谢那个船工。他们的船还没离开岸边，官兵却已经闻讯追赶来了，那个与他素昧平生的船工，竟然不顾自身安危，一根长长的竹竿朝岸边使劲一点，船就带着高伯扬帆而去，一路顺风将他送到了厦门。然后，船工把乡亲们送给他的钱全部拿出来铺通了高伯去南洋的道路。高伯至今也不明白，他算何方神圣？生活却对他那样的开恩，或者说，对他格外的恩赐，让他每每在走投无路时却能柳暗花明，化险为夷。那不是造化是什么？ 这些年来，高伯并不是像高兰香讲得那样，真的已经把妻儿老小给忘了。来南洋后的每个夜晚，他都会仰望着有星星或没有星星的夜空，想着大清国，想着家乡，想着家乡的亲人，和帮助过他的那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船工。但他所能做到的，也仅仅只是想想而已，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大清国的逃犯，他又能怎样？本来，他也想过给家乡的妻儿寄一封家信，报报平安。但仔细一想又觉不妥，他想那种信件除了会给妻儿增添麻烦和危险外，对她们不会有任何的好处，也就作罢了。但从内心来说，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大清国去。那里才是他的祖国，他的家。千好万好，不如家里好；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这是他对南洋的全部理解和印象，也是他身在异国他乡的最真实的心情。他几乎天天都在为一种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实现的愿望准备着，努力着，那种愿望就是：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大清国去！哪怕死也要死在大清国的土地上！ 女儿和女婿的到来，无疑给高伯带来了无比的欣慰。但当得知女婿是因触犯了朝廷才被迫来到南洋时，高伯马上对这个才见面的女婿表现出极大的冷淡和不满。尽管女婿一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高伯仍然不为所动。到了这时，黄泽如才发现岳父其实并不是自己心里想的那样简单，他当初带领百姓拒交税粮，那完全是为了生计，为了救命，也就是说，那是万不得已的，是一种兔子急了也咬人的本能反应。而且，事后他已经在为他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并引为终生的遗憾，心想百姓向朝廷交税纳粮就像儿女孝敬父母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怎么可以抗交呢？那时他到底从哪来的胆量呢？如果说能够有第二次选择的话，他一定不会那样做了。因此，他对女婿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说也已经晚了，但我只要求你们一点，从今往后，再也不能做对不起朝廷的事情了，不管你路走多远，到了哪个国家，有一天你终归是要回去的。外国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国家。这些都是黄泽如见到高伯后，高伯一口气向他和自己的女儿掏出来的心里话。 千万别以为高伯在说教，和黄泽如的父亲黄敬芳一样，作为他们那一代人来说，他们心里确实就是那样想的。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他们的骨子里都潜藏有一种“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情结。那是一种相当原始和固执的情结，只要有了那种情结，有了那份痴迷，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不管你走到哪里，那种忠于朝廷的心情就永远不会改变。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高伯在他临死的那一刻，还在为自己当初的起事和后来的离开大清国耿耿于怀，那当然是后话了。 两个家庭终于团圆了，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三个多月来，两家人经历了一样的灾难，千难万险，都像是做了一场噩梦，往事不堪回首。现在，生活好不容易重新归于平静，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但都发现，生活已经不可能复原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几乎都已经伤痕累累，于是都不愿意再提过去的事，再去回忆过去的事。特别是陈可镜，他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又提起山子的事让李清华伤心难过。 生活总得重新开始，该忘的就得忘掉，一个人是不能带着那么多的包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该多辛苦，多累呀！按高伯的意思，本来他打算替他们小夫妻租一间屋子，让他们在新加坡先站住脚，再慢慢看要怎么发展。但陈可镜却坚持要到沙捞越去投奔他的二叔陈忠祖，他的二叔在沙捞越的古晋开饭店。他说他必须找到他的二叔，二叔已经老了，要不是因为二叔，他也不会到南洋来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高伯自然不便挽留，便给了他们夫妻一些盘缠送他们上路了。 从地理位置上讲，沙捞越位于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西北部的一个小国。它原本属于文莱苏丹管辖，文莱苏丹派有总督及亲王驻在沙捞越的古晋，处理政事。沙捞越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把王位献给你”。十九世纪初叶，一艘英国商船途经沙捞越境内时失事，船上的水手被沙捞越人救起，并受到了优待。新加坡英殖民当局及商会因此请逗留在新加坡的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布鲁克为代表，带着礼物文书赴沙捞越，向驻沙捞越的文莱亲王及总督表示谢意。詹姆斯原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后辞职进行他的探险活动，到过槟城、新加坡、马尼拉、中国等地。一八三九年八月，他到达沙捞越后，向亲王与总督转达了新加坡英国总督与商会的谢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与殷勤的接待，他还与亲王结为挚友。在此后的两年中，布鲁克帮助亲王镇压了沙捞越人民的武装反抗。因为亲王曾在事前多次许诺，只要布鲁克帮助他平定暴乱，便将沙捞越授给他，并封为该国“拉者”（国王之意）。所以，根据这个诺言，詹姆斯·布鲁克于一八四一年九月被授为沙捞越“拉者”；翌年八月，得到了文莱苏丹的正式册封。一八四六年，沙捞越宣布独立。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国家正式成立，沙捞越便纳入了马来西亚。 中国与沙捞越的友好已有悠久的历史，那里大多数是福建人和潮州人。那时，从新加坡到沙捞越州只有轮船可通，辞别时，李清华抱着高兰香痛哭了一场。都说南洋好，到底好在哪里？家乡却有那么多人打破头都想着漂洋过海要来南洋，这不，才来南洋多久呢，就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事情，以后的路还怎么走？两人互相道了珍重。那情形，有点像生离死别，仿佛永远不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弄得在场的人心里头都凄凄惶惶的，直想掉眼泪。这边告别过后，李清华又去向阿春一家作别，难免又忍不住一阵哭天抹泪，悲怆的哭声让人听了都心寒。哭过后，还得上路，还得谋生去。大家都在心里替他们着急，心里想着，他们前面要走的路到底凶险不凶险呢？只有天知道！ 陈可镜和他的妻子带着满腔热忱和希望来到南洋，仿佛南洋就是他们理想中的福地和天堂。而把他们领到这个天堂门口的人，无疑就是他们至亲至爱的二叔陈忠祖。当他们赶到沙捞越时，二叔却连跟他们见上一面都来不及就撒手人寰了。宛如晴天霹雳，夫妻俩登时目瞪口呆。他们不可能想到，他们夫妻俩完全是让二叔给骗到南洋来的。这话该怎样讲呢？到了沙捞越后，他们夫妇才知道，二叔陈忠祖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死了，也就是说，陈可镜他们在接到二叔的那封信时，二叔就已经病得非常严重，快要死了。二叔一生是个鳏夫，没儿没女的，二叔让他们来，不过是想让他们为他送终，为了让他们有一天能够把他的遗骨带回大清国，如此而已，再也没有其他目的。但是，不想陈可镜他们的轮船在来南洋的途中遇上了海盗，把时间给耽搁了，二叔到底还是没能等到他们来到身边的那一刻就一命归西。二叔走时孑然一身，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产，就连他平时住的房子都是别人借给他的。所谓让他们来南洋继承他的事业和家产，实际上是二叔编造的一个美丽的谎言罢了。当他们知道了二叔让他们来南洋的真实目的后，大为震惊，觉得二叔的做法也实在太自私了。二叔不该这样骗他们的。 二叔陈忠祖所在的地方是沙捞越的首府，叫古晋，古晋（Kuching）在马来语中是“猫”的意思。据说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布鲁克来婆罗洲岛的南方小城，登岸时居民怯生生站在一边看热闹，布鲁克手指着地上，以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询问一位当地人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当地人一问三不知，这时，刚好一只猫在主人身边磨蹭，布鲁克再次以手指地时，当地人恍然有所悟，以马来语兴奋答说，古晋（猫）！英国人据此便把这里称为猫城。而实际上，这里每家每户都爱养猫，虽说猫作为宠物在东西方皆然，但爱猫的普及率之高当数古晋。猫城也即是猫的天堂，其自由与独立的性格不受限制，想呆在哪里就呆在哪里，没有人去打扰或驱赶它。 告诉陈可镜这些消息的是二叔在古晋的一个朋友，他是马来当地的伊班族人，叫阿茫。陈可镜注意到，当阿茫跟他说话时，一只漂亮的白猫就伏在他的脚尖前。阿茫是一个很喜欢跟中国人打交道的马来人。马来语是马来的国语，通常当地人都讲英语，也讲当地的一些土语。但阿茫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那一切都是跟二叔学的。阿茫告诉陈可镜，尽管他可以天天跟二叔学汉语，二叔却是一句马来土语或英语也不愿意学不愿意讲。有好几次，阿茫也问二叔为什么，二叔说，学不会，年纪大了头脑笨啦！阿茫便笑起来说，你二叔很狡猾，他是怕自己慢慢地被马来人给同化了，有一天自己也变成马来人了！ 那倒是一句实话。当事情过了若干年后，有人这样描写在马来亚的华人：除了当地的水、空气和阳光外，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那就是母语，中国人自己的语言。不管男女老少，华人们一律说一口漂亮的汉语，不但讲汉语，而且为了不断延续，还教汉语，在非汉语作主要流通语或官方语的语境中，华人们能不受环境所扰，坚持说自己的母语，确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 由于语言交流没有什么障碍，阿茫说了许多关于二叔陈忠祖的事情。他还告诉陈可镜他们，二叔没想到自己会那样快就死掉，至少，他认为他应该会跟自己的侄子见上一面的，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他的侄子偏偏在路途上出现了意外。在临断气的那一刻，二叔交代阿茫说，将来，一定要让他的侄子，也就是陈可镜，千万别把他一个人扔在异国他乡。一定要把他的遗骨带回去，然后葬在他父母的墓旁。他说他生不能够为父母尽孝，死了一定守着两位老人。 在阿茫的引领下，陈可镜和李清华带了一些瓜果和水酒来到二叔的坟上祭拜。坟是土坟，才不过几个月时间，坟上的草都还没长出来，坟上的土已经被太阳晒裂了，现出一条条的缝儿，大的地方手指头都可以插进去。站在坟前，陈可镜依稀记起那年二叔要来南洋时的情景。一天，剃头匠二叔兴冲冲跑到家里跟父亲说，他要跟一个姓张的打金朋友到南洋去找金矿去，很多人到南洋去都发了洋财了。陈可镜的爷爷奶奶死得早，二叔七拖八拖到了大三十了也没娶上媳妇，那时，二叔已经有四十了，仍然还是一个人，父亲便说，就别去了吧，金矿真的那么好找？你就别做那个梦了。都老了，现实一点，赶紧在家找个女人过日子吧，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干什么？二叔说，人家姑娘不要咱，还不是因为嫌咱是个剃头匠，还不是嫌咱家里穷吗？咱到南洋去打拼几年回来，那时咱有钱了还怕没有媳妇？ 二叔还是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跟那个姓张的去了南洋。陈可镜非常清楚地记得二叔在走出他家里的那一刻，二叔冲着他这个侄子扮了一个怪脸，他说，等我去南洋发财了，第一个就把你弄到那边好好玩去。父亲还了二叔一句说，我们谁也不敢指望跟你去享福，你只要自己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二叔说，那是一定的。 二叔陈忠祖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甚至连一点有关他的消息都没有。他的大哥，也就是陈可镜的父亲就常常念叨着，担心他出了什么事，直到要咽气的那一刻，还在挂念着二叔。他对陈可镜说，你二叔是个特别爱面子的人，一定是在那边没混出啥名堂来，所以连个音信都不敢捎给我们。其实当初我根本就不该让他去南洋的，他怎么可能找到金矿呢？他是让人家骗去南洋的，他太幼稚了。 没想父亲死去没几个月，二叔就来消息了。有一天，有人上门带来二叔陈忠祖的一封信，说是刚刚从南洋回来的，他告诉他们说二叔在南洋开了一家餐馆，发展得很好，生意忙得一个人怎么也做不过来，让陈可镜到南洋去继承他的事业。这话陈可镜在看了二叔的信后得到了证实。而且，让陈可镜意想不到的是，二叔竟然在信里告诉陈可镜说他已经在南洋找到金矿，接下去就看要怎么开采了。二叔在信里还特意说，当他和那个姓张的同乡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找到金矿的那一刻，人都傻了，他们想不到会有梦想成真的一天。 陈可镜捧着信读着，激动得泪水盈眶，心想父亲可惜走早了一步，要是他知道二叔这样好的消息，不知道该有多高兴！ 于是，陈可镜把全部的家产都变卖掉，然后携家带口直奔南洋来了。他们原本是抱着满心的希望来的，没想给他们带来的却是深深的失望和痛苦。 太阳已经西去，暮色苍茫中，陈可镜夫妇俩站在二叔的坟前，昔日二叔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好像才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细想一下，对二叔陈忠祖，陈可镜一点也恨不起来了。他突然觉得二叔也是不容易的，他一个人身处南洋，实在是太孤单了，他不可能不想自己的亲人，不可能不想自己的家乡和祖国，谁都害怕客死他乡，成为孤魂野鬼，谁都想落叶归根，二叔也一样的，他怕自己老了死了到过年过节连个上坟祭拜的人都没有。听父亲说过，二叔曾经跟父亲开玩笑说他这辈子也不打算结婚，不打算要孩子了，让父亲把陈可镜过继给他，替他在他老了后料理后事，续续香火就行了。没想此话不幸被二叔言中了。 陈可镜就想，如果从迷信方面来说，有些话真的是不能随便乱说的，指不定什么时候说的话就兑现了。陈可镜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二叔闯荡南洋那么多年了，还依然两手空空，囊中羞涩呢？他就这个问题请教二叔的那个伊班族的朋友。阿茫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他告诉陈可镜说，这么跟你说吧，我认识好多中国人。你们中国人都说南洋好，实际上南洋并不是你们讲的那样好，更不是什么天堂，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一样，只能说你运气好不好。运气好的人还可能赚一些钱，运气不好的，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没赚到钱你还不能回去，人这一辈子，很多人好像什么都可以不怕，但就是怕人家笑话，怕人家看不起，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也正是有了那种想法，结果害了你们很多的中国人，那种心情其实跟我们马来人也是一样的。 刚来南洋几个月的陈可镜虽然不可能对南洋有那么深刻的体会，但他已经感觉到了南洋给他们家庭带来的伤心和灾难。从他们目前的状况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他们已经只有进路没有退路了，家里的老宅都让他们给卖了，他们不可能就这样空着两手再回到老家去了。他们只能像当年他们的二叔陈忠祖一样，一切从头开始，要么在南洋生，要么在南洋死，除此之外，他们已经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了。 陈可镜忽然想起二叔在信里提到的巫鲁山金矿的事，虽然从理智上说他也觉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对那件事始终保持着一种说不出的浓厚的兴趣，心里想如果没有金矿，二叔为什么要编造谎言，编造一个巫鲁山呢？除非在现实中确实不存在什么巫鲁山。于是他问阿茫附近有没有一座叫“巫鲁”的山。 阿茫不明白陈可镜为什么要突然问起巫鲁山，他有点莫名其妙，他说，有巫鲁山呀，你突然问起它要做什么？ 陈可镜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又问，巫鲁山离这远吗？ 阿茫说，说远也远，说近也近。说近呢，它其实就在眼前，你现在抬头就可以看得到，那座高高的就是；说远呢，它的整个山脉你想走遍它，得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你们二叔在世的时候就经常往那跑，也想不出他究竟去哪里干什么，问了几次他都没跟我说。好像是他在那里发现了金矿似的。 陈可镜听了浑身一震：依你说巫鲁山真的有金矿吗？ 阿茫说，这种事就说不准了，在南洋，每一座山上都有各种矿藏，谁又敢说巫鲁山就没有金矿了？又笑笑说，怎么，你也想去找金矿？ 他这一说，倒弄得陈可镜有些尴尬，忙说，怎么会呢，金矿要是那样好找，大家就都别干活，专门上山找金矿算了！ 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却仍然惦念着金矿的事，心想无风不起浪，要是巫鲁山真的没有金矿，二叔何至于那样执着跟那个姓张的跑到南洋来，又何至于那样认真跟他讲起金矿的事呢？在他想来，金矿应该会有的，只是到现在为止，谁都没有找到它而已。他觉得，二叔好多事情都在骗他，唯独这件事没有。关键是眼下要赶紧找到那个跟二叔一起来南洋的姓张的朋友，只要姓张的朋友找到了，什么事情就都清楚了。陈可镜于是问阿茫是不是认识他二叔有一个姓张的朋友，阿茫马上说，你说的是那个打金的老张呀？当然认识了，你二叔当初就是跟他一起来南洋的。来了呢，天天就跟你的二叔一起往巫鲁山上跑，我想他们就是上山找金矿的，但找了几年，也没看见他们找到什么，后来，就再也没有看到老张了。听你二叔说他人还在沙捞越，不知道在哪条街上开了一家打金店替人家打首饰。 陈可镜说，你能确定他人还在沙捞越吗？ 阿茫说，你二叔是这么跟我说的。 陈可镜心里就想，如果二叔对他来说是一个谜的话，那么，这个姓张的打金匠就是打开那个谜的一把钥匙。也就是说，为了解开二叔留给他的许多谜团，他就必须找到那个姓张的。陈可镜对未来的生活顿时又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忧郁的是李清华。这些日子，她的心情好不容易才从快要崩溃的境地中解脱了出来，已经变得平静了一些，现在又碰到二叔这种情况，心里不免又变得沉重下来。陈可镜看出来了，赶紧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的，好在两个人都还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就可以做很多的事。只要我们好好干，我们还怕什么？ 听自己的男人这样说，作为妻子的李清华还能说什么？公正一点说，作为传统的中国妇女，相夫教子，夫唱妇随是她们的本分和责任，她们不求跟自己的男人享福，但求夫妻和睦，家庭平安，当自己的男人走在人生的低谷或者说落难时，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坚强，与自己的男人患难与共的决心更加坚决。一代一代，她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她们的头脑构造就是跟男人不一样，她们明明知道那样很吃亏，但是她们却心甘情愿，不怨天尤人，这就是女人，否则她们就不叫女人了。 马来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当时马来亚的实际情况是，随着华人的不断南迁，马来人和当地原住民与华人的比例开始迅速发生着变化，华人社会人口仅次于当地原住民伊班族。伊班族是马来亚原住民中最大的一个民族，伊班族的居住形式有点特别。在伊班族居住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整排整排长条形的屋子，伊班族人喜欢居住在长条形的屋子里，据说最初他们只是为了抵御外敌和捍卫水源，到后来便演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同一个屋檐下，最多的可建立起超过百户的居住人家，而仍然保持邻里之间的团结祥和，由此可见，伊班人是一个包容性强、温和，且具互助友爱精神的民族。 阿茫非常热心，把当初借给二叔的那间屋子又借给了陈可镜小夫妻俩，让他们安顿下来。这使得小夫妻俩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对他们来说，至少暂时有了栖身的地方。 至于接下去这第一步到底要怎么迈出去，就看他们自己了。陈可镜犯了难，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事可做，心想自己除了有一身力气外，还能干什么？思量再三，觉得自己也只有去车行租一辆车拉三轮了。李清华在家时不过做一些农活和家务之类，也没有什么正经手艺，这时忽然灵机一动，决定现学现卖，就干刚从阿春那学来的染布手艺。李清华也算是个烈性女子，这天晚上，夫妻两人到了床上后，她一把抱住了自己的男人叫起来说，陈可镜！山子死了，我替你再生一个山子两个山子生一打的山子我也心甘情愿，但是你得要有男人的血性，你不可再学你二叔了，既然来了就要像样儿干出一番事业来，否则你对不住死去的山子，我也饶不了你！陈可镜感到自己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刺激，用两手捧着女人的脸望着，望着，一句话也不说，突然，他一个腾身，把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然后像一只猛兽一样扑向女人，好像要一口把女人给吞了。李清华知道自己的男人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于表达的人，男人的行动已经表明了一切。也就是说，男人已经答应了她。她得到激励，热烈响应，边响应边说，你好好干，我好好为你生孩子，养孩子，到了那一天，我们风风光光回到大清国去！ 第七章 高兰香为黄泽如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黄佑国。这个名字是孩子的外公高伯给起的，意为保佑自己的国家风调雨顺，国富民安。黄泽如是个读书人，多少还是个举人，不说是满腹诗书经文，才高八斗，但给自己的孩子起个好听一点的名字，那点水平还是有的。他觉得这个名字起得也太土里土气了，哪里有这样起名字的？你再爱自己的祖国再怎么的也没必要起得这样直白直露，让人听了觉得好笑。给孩子起名字和爱祖国完全是两回事的。无奈高伯心意已定，黄泽如觉得也没必要跟老人较那个劲，一个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又不代表什么，也就佑国佑国叫开了。叫了一些日子，叫顺了，也没觉着有什么不好。心里想，挺好呢！ 其实，黄泽如这时的心思已经放在了一家大小的生计上。他每天天一亮就要跟着高伯出去拉黄包车，要到夜里很晚才能回家，身心折腾得疲惫不堪。残酷的现实逼着这个没有吃过什么苦头的读书人，必须放弃过去那些幻想和不切实际的想法，面对现实，把生存放在头等大事去考虑，去奋斗；现在他才明白，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比生存更加重要的事了。一个人连生活都不能保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还奢谈什么爱不爱国？所有的一切还不都是一句空话？如果说当初在国内时面对朝廷的无能他会感到愤慨，从而激情万丈，有一种不爆发誓不罢休的冲动的话，那么，到南洋后，在远离祖国的地方，那一切似乎都变得有点淡了，都离自己远去。所有的激情和对大清国腐朽衰败的无奈，都已经化作一种深深的痛埋藏在心底。要重新唤起它，需要时间，需要某种外在因素的配合。 现在，他的身份已经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了。为人夫、为人父的他必须以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责任感，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否则，他就是失职。 有时候，黄泽如会想起小时候的情景，父亲黄敬芳一边摩挲着他的脑袋一边对他说，我希望从我们黄家走出去的都是读书人，都是进士，状元，将来都能出人头地，在朝廷为官，替国家效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我可不愿意看到在田间地头，贩夫走卒的人群中有我的孩子的影子，那是不能够容忍的；我并不是说那些人就有多下贱，但人分三六九等，各人有各人的分工，那分工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凭借着各人能力的大小进行分工安排。就比如你可以挑一百斤重的担子，为什么只去挑五十斤的担子？而一个小孩子又怎么可能担当得起百来斤重的重任？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差不多就是小孩子。他们怎么可能挑得起国家的顶天大梁？ 黄泽如当时就在心里想着，父亲的观点虽然偏颇些，父亲的期望虽然高了一点，但他一定会照着父亲的愿望去做，他会朝着那条路一步一步稳稳地迈下去，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的，他不可能碌碌无为，让父亲失望。谁料，他满怀爱国热情，希望中国也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通过变法维新，变弱为强，变贫为富，谁知祸从天降，昔日的愿望早已成了泡影，别说在朝廷担当重任，就连在自己的国家他都已经无法呆下去了，弄了个丢家弃国，落荒而逃，在海外过起漂泊不定的生活。这样的悲惨下场，想想是多么的让人伤感！ 黄泽如想着自己走过的路，感慨万端。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仍然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没有错，如果时间倒退到从前的话，他仍然还会坚持那样做的。一个人无能，没有作为可以，一个国家则不行。朝廷怎么可以那样无能？泱泱大国怎能任人蹂躏任人宰割？ 和黄泽如不一样的是，一时头脑发热而触犯朝廷的高伯却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行为忏悔着。就像是他的一个不小心，欺侮了一个不该欺侮的老实人一样。那种歉疚和负罪的感觉一直如影随形，赶也赶不走，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让你多难受你就有多难受。有时，高伯冷静地想着自己做过的那些荒唐事儿，连自己都觉得有点惊讶和不可思议，好像一点也不相信自己会做出那等恶作的事。他真的那样做了吗？他怎么可以那样做呢？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在心里这样质问着自己。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那种负罪感和歉疚感便如挑在肩上的担子，挑的时间越长，便越觉得沉重一样，他差不多要被它给压垮了。他再也无法承受下去了。 我要回大清国去！这是最近以来高伯想的最多最强烈的一个念头。并且，因为这件事他常常在夜里做起了回乡梦。他梦见因为他到南洋了，兰香娘在家没吃没穿的，一边在到处流浪，一边在唱着一首十分伤感的福州童谣，那首童谣其实高伯也会唱，歌词这样唱着：拖砻伊弯，番仔走番；番船未到，无米煮罩（饭）…… 忧伤的歌声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漂洋过海，传到南洋来，恰好和高伯的心情非常吻合，把高伯感伤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高伯对兰香说，这些日子心里怪怪的，我在梦里老梦见你娘，梦见你娘没吃没穿的，手里提着一个破碗到处去讨饭，后来，你娘碰上我了，你娘哭着向我要吃的，你娘骂我没心没肺的，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你娘求我赶紧回去，不然的话，她就要给饿死了。 高兰香说，那是做梦！我娘怎么会没吃的呢？我娘不会！ 高伯说，反正我想回去。我出来已经六年了，我真的想家了！ 兰香说，你现在怎么可以回去？你回去了朝廷还不找你？ 高伯说，可我不回去又怎么办？在南洋想家想死了，还不如回家被朝廷抓去给打死。那种感觉还不都一样。 高兰香却不同意父亲回去，她说如果现在父亲回去，只有死路一条了，为什么不好好呆着，非得要去飞蛾扑火？不如等世道太平一点了再回去。 高伯说，世道什么时候会太平？等到世道太平的那一天，我早就已经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高兰香便劝他不要那样悲观，说情况总会有好转的那一天，回去也不过是早晚的事，为什么要不计后果不顾一切想回去就回去呢？ 高伯虽然天天说着要回中国去，也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不可能变为现实的。因为他如果真的要回去的话，首先必会面临着一笔相当昂贵的路费，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些人到南洋十几二十年了，都还不敢回去一趟，怕的就是出不起路费。或者说，回家一趟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仍然回到以前一无所有的老样子。过去来到南洋的那些人当中，年年想回家，年年又不能回家的人大有人在。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于把回家当成了一种美好的梦永远地留在了心底，或带着这个美好的梦离开了人世。 这些年，高伯到南洋后虽然也赚了一些钱，但一个人毕竟花销大，吃饭看病穿衣租房子，哪一样不要花钱？再说，女儿女婿的到来和黄佑国的出生，又花了一些，就几乎把他这些年来的所有积蓄都给花光了，现在他差不多已经两手空空了，还叫他怎么回去？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女儿女婿说，从今往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了，你们赚的钱归你们管，你们用；我赚的钱归我管，我自己用，别搅在一起了。等到路费凑足了，我就回家去！你们可千万别耽搁了我，让我到死的那一天也不能够回到大清国去。 也真可怜了高伯的一片苦心，自此后他真的把有一天要回中国当做了唯一的精神寄托和奋斗目标，并且一直在为那一天的早日到来不懈努力着。 实际上，高伯心里藏有一个秘密，那是他的女儿女婿永远不会知道的。几年前高伯才到南洋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叫凤的女人。凤信佛，比高伯小好多岁，最多不过三十多岁，广东汕头人。凤的丈夫到南洋已经有一些年头了。先到马来亚，再到新加坡。丈夫在马来亚的一个矿上做工，一次矿里出了矿难，丈夫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走了。凤和丈夫结婚多年，也没生下一个孩子。有一天，凤也找到南洋来了。凤到南洋是想找丈夫生个孩子的。没想孩子不但没有要到，就连丈夫也没了。丈夫一走，留下凤一个人。举目无亲的凤于是到新加坡投奔她的表哥，没想表哥早就随一个船老板跑轮船，当船夫去了，凤只得流落街头。接下去就像是戏台上演戏，凤遇上了高伯。高伯英雄救美，收留了凤。千万别以为高伯乘人之危，旧小说里多引用“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典故来赞扬男人的美德。 相传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柳下惠宿于郭门，时有一个没有住处的女子来投宿，柳下惠恐其冻死，叫她坐在怀里，解开外衣将她裹紧，同坐了一夜，却没有发生非礼的行为。高伯虽然不是柳下惠，但他确确实实就是一个正人君子。高伯供凤吃住了一些日子，连凤都觉得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偏偏就是没有。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男人，那似乎有点不正常，凤心里就想了很多很多。从内心来说，她也希望他们之间发生一些什么。她觉得，高伯对她是有恩的，她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感恩的女人用什么报答男人？女人自己是最最清楚的，她们一想就想到那方面上去。她觉得她和高伯只有发生一些什么了，她才可以报答高伯，对得起高伯。问题是，高伯并没有按照她想的那样去做。高伯天天跟她在一起，一说就说到回国的事情上去，好像回国成了他的头等大事，别的都不在话下。一天，她问高伯说，你是不是很讨厌我？高伯有点莫名其妙，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凤说，既然你不讨厌我，那你为什么都不理我？高伯说，没有呀！我们这不都好好的吗？凤说，真的好好的吗？高伯说，是呀！是好好的。 高伯说这句话时，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有点太虚伪了。其实他心里非常明白凤指的是什么，他只是在装聋作哑罢了。从高伯这方面来说，他也是男人，那时他已经离开妻子有两年多了，他不可能不想女人。他也不可能是柳下惠。柳下惠是那些无聊文人瞎编出来，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人。他之所以夜夜面对凤却“坐怀不乱”，完全是因为他觉得对一个正寄人篱下的女人那样做，实在太无耻，太卑鄙了，那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为人之道。 高伯“坐怀不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始终把南洋当做是自己人生的一个驿站，一艘正在航行的轮船，他不过是它们的一个过客而已，他不可能在这个驿站或是这艘船上长住下去，总有一天，他是要离开它们，要回中国去，要回家里去的，那种有形无形的东西总是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他，限制着他，使得他不可能对暂时栖身的船和驿站有所迷恋。高伯说白了不过是一个农民，他不可能像那些政治家和读书人一样，把任何一件事都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什么爱国不爱国，他只是觉得中国是他的祖居地，是他的家，家里还有一个女人和他的孩子在等着他。如此而已。 当时在去南洋的那些中国人当中，不外乎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在没吃没穿，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逃难逃到南洋的；一种是认为南洋到处都是金山银山，跑到南洋来淘金淘宝的；还有一种则是像高伯这种情况，是朝廷的钦犯，在国内已经无法再呆下去了，只好到南洋来避难。这种人最不想在南洋久留，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迫来南洋的，来得相当委屈冤枉，只要有机会，他们都会不顾一切回到自己的故土去的。然而，有时人的意志是非常薄弱的，尤其是在面对女人的时候。高伯也一样，他是一个健康的男人，健康的男人就不可能不想做一个健康男人想做的事，那种生理本能无论是伟人和乞丐，都是一样的。那是过年的晚上，当中国人都沉浸在那个传统节日的气氛中时，漂泊海外的一个单身男人和同样漂泊海外的一个孀居的女人免不了一阵伤感，免不了同病相怜。而在那种情况下发生一些意外是相当正常的。 事情过后，高伯有点后悔，他觉得自己太过分了！最后还是做了乘人之危的事。心想自己说有多无耻就有多无耻。他甚至于不敢面对凤，好像那件事不是凤出于自愿，而是他把凤给强暴了似的。 这样过了半年，凤终于看出高伯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她的身上，倒好像是给他添加了麻烦。凤信佛，慈悲为怀。这时刚好表哥已经不再跑船，回到了新加坡，她便投奔表哥去了。那天，凤一大早就起来了，像平时一样，凤替高伯做好了饭菜，然后把屋里屋外、上上下下拾掇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就像是她要出一趟远门，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似的。临分别的时候，高伯倒有点依依不舍，眼里涌动着泪花。凤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来，叫一声，我就回来了。高伯听凤说了这句话，泪水就下来了。心里想，凤其实是多么好的一个女人！ 凤这时说，你不是说有一天你要回中国去吗？ 高伯说，是，那是肯定的，总有一天我要回国去的。 凤说，如果哪一天要回去，捎上我，我也想回去。 高伯说，为什么？ 凤说，还为什么？你们男人都不想留在南洋，我一个女人还留在这干什么？ 高伯说，也是，我们男人在这都不好混，就别说你们女人了。到了那一天，我一定会带你回国去。 但是，凤又马上反悔了，凤说，我还是不回去了，你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跟你走那算什么？再说，当初我男人离开家里时，已经在左邻右舍那夸下海口了，想到南洋来做大事情的，像我现在这种狼狈不堪的样子回去，还不让人家给笑话死了？我不回去了，我死也要死在南洋了，哪里的黄土都一样埋人。 凤走了。凤刚走那阵高伯会天天想她，好像身边突然少了一样东西。有几次，他甚至跑到凤表哥住的地方去找她，但去了几次，一次也没碰到凤，心里就想，男女之间走在一起其实就是一种缘分，缘分长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一世，长相厮守；缘分短的就是让你们结成夫妻也不过一年半载，三年五年。他和凤之间大概就是属于那一种缘短的人。缘尽了，人也就散了。散就散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只是他们的这一个筵席也散得太早了点太快了点。不过，从理智上说，他是不能再去找她了。他不能太情绪化，因为他毕竟是有家有室的人，总有一天，他是要回国去的，他不可能长期留在南洋。既然有一天要回国去，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再缠住人家了，凤毕竟还年轻，还可以再组建一个家庭的。 高伯一门心思想着回国，想着回家。他觉得自己在南洋一天也没办法再呆下去了。后来，高伯的思乡病随着女儿女婿的到来，特别是外孙黄佑国的出生，减轻了许多，他除去拉黄包车，整天就都把精力放在黄佑国的身上。孩子实在太可爱了，一句句亲亲热热的“外公”，叫得他眉飞色舞，高兴得一塌糊涂。然而，那一切都不过是暂时的，那种思乡病说穿了就是一种心病，不是什么药就可以治好的，高伯心里相当清楚，要想治好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回国去，回家里去。 而且，面对天真无邪的黄佑国，有时他会冒出一些很离奇古怪的念头，他突然想，这孩子打从一出世就在南洋，就连自己的国家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长大后他还会去想自己的父母之邦是中国吗？想起要回到那里去吗？他们还会对他们父母的国家有感情吗？如果长大后他不愿意回去又该怎么办？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不是连自己是哪里人都给忘了？那是多么可怕的事！一想起那些，高伯的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于是，他带着他的那种深深的伤感和忧虑开始对小小的黄佑国进行了相关的爱国爱乡教育。他本身包含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几乎天天向孩子讲述老家，讲述中国的许多事情，他对女儿女婿约法三章：第一，不管以后他们在南洋生了多少个儿子，多少个孙子，所有儿孙们只能讲汉语，讲家乡话，不能讲当地的马来话，讲英语；第二，孩子长大了进学校念书，只能进中国人办的学堂，不能进洋学堂；第三，不管以后在南洋多少年，多少代，他们始终还是一个中国人，只要有条件，就必须让后代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绝不可以当外国移民。 从高伯这方面来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世世代代永远保留一种中国人最本色的东西，才不会把老祖宗给忘了。对高伯提出的要求，女儿和女婿虽然不反对，但是作为他们来说，认为有些事情是不现实，无法做到的，就比如，孩子长大后的上学念书问题，你不进洋学堂你做得到吗？你不进洋学堂你还能上哪里念书去？你总不可能自己办一个学校吧？没想高伯却认为，自己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学堂又有什么不可以？现在中国人到南洋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早晚得自己办个学校。就是不办学堂，办个私塾总该可以吧，女婿不也是从念私塾过来的吗？ 黄泽如便没话说了。他心里不明白，自己的老丈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平平凡凡的大清国子民，他的那些爱国爱乡的热情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谁也没有叫他这样做，谁也没有教他要这样做，那一切完全是发自他的内心。黄泽如心里头便为老丈人的想法感动着。至此，他才明白，原来，那故乡，那故国是那样充满魅力，让人欲罢不能，欲离还回，其实，故乡本身就像是一块吸力巨大无比的磁铁，无论你走多远，你也永远走不出她的磁芯，你最终还是要回到她的身边去的。别说老丈人，他，高兰香，陈可镜，李清华，任何人都一样。 第八章 但是，摆在黄泽如面前的首先是生存问题，那是最现实也是最为严峻的一个问题。为了家庭生计，他依然天天和高伯一起出去拉黄包车。第二年，高兰香又生了一个女儿，叫佑娘，这个名字是高兰香给起的，她说她把娘给扔在中国了，她是一个不孝女，娘一个人过日子多艰难呀！但她又不能回到中国去，她只能在南洋保佑娘平平安安了！生了孩子后，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高兰香又回到阿春家的染坊做工，她让高伯留在家里照看两个孩子。她觉得，高伯年纪也大了，没必要搞得那么辛苦，外头可以让年轻人多做点。高伯倒也乐得其所，两个孩子长得天真可爱，他觉得在家里陪着孩子说说话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谁想不久，染坊里发生了火灾，那场大火烧得实在猛烈，烧得有点莫名其妙，谁也不明白那火是怎么烧起来的。下半夜的时候，阿春在睡梦中仿佛觉得眼前有一片火光在闪，起初还以为自己在做梦，但很快，她就发现那不是梦，而实实在在是染坊着火了。那时，一家人早已睡熟，阿春一声惊叫，把全家人都给叫起来了。看那阵势，大家奋力救火，但无奈火势太猛，并不是一家人能够救得了的，几乎就转眼的功夫，一场大火已经把染坊里的布料和阿春家十几年的所有积蓄给烧得一干二净，同时也把高兰香仅有的一份职业给烧没了。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高兰香和阿春两人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 生活就是这么的折磨人和不公平，阿春他们到南洋后，苦苦打拼了十几年，好不容易日子才刚刚好过起来，无情的现实却又把他们推向了绝路，阿春一家人只好重新从零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如此一来，高兰香便不可能继续留在阿春家里了，只好又去找工作做，可是找了几天也没找到，高兰香心里就有些急了。后来，听人说附近一个英国人家里要雇保姆，高兰香就去求职，人家问了高兰香一些情况，就答应收了她。高兰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夜里，她把自己找到工作的事对黄泽如说，黄泽如听了却说，干什么工作都要比干保姆好做，那种伺候人的事最不好做了，更何况是在英国人家里当保姆。你得小心那些黄毛。 高兰香却不以为然，她说，反正我们认认真真替人家做事就是了，还有什么好做不好做的。黄毛又怎么啦？你是让黄毛给吓怕了才天天觉得黄毛不好。 高兰香服务的那个英国人东家叫伯特，已经四十多岁了，是英属殖民地政府机关的一名不小的官员。女主人叫安妮，是一个把男人看得很紧，就连家里的一只母苍蝇她也会去提防的女人。安妮一家从祖上很早就从英国搬到新加坡居住，已经有好几代了，由于新加坡有很多的中国人，接触的时间久了，他们对中国话又很感兴趣，安妮一家人便会说几句很夹生的中国话。 安妮生性多疑，对雇工要求非常苛刻，她心里一整天都在想着谁会偷去她家里的什么东西，包括她的男人。好像那些雇工是为了偷东西才到她家里来的。除去高兰香，东家还雇有车夫、马夫、洗衣嫂和厨娘等等好几个雇工。高兰香才去不久，便看出来了，大家都很怕安妮。说起安妮，大家的神色都有几分不自在，或者赶紧把话题转到其他方面去。高兰香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安妮看好她的几个孩子。安妮一共生有一男二女三个孩子，两个女孩居大，都已经十多岁了，基本上不用花什么心思。最费功夫的是那个叫贝拉米的男孩，才六岁。那是个非常好动又调皮的孩子，整天闹个不停，连安妮都拿他没办法，高兰香自然也奈何不了他。但贝拉米却特别喜欢高兰香，高兰香一到他家里，他就粘上她，甩也甩不开。动不动就吵着要高兰香带他上街玩去。有时，一天要带好几次，搞得高兰香都有些心烦了。高兰香的心情却让安妮看出来了，安妮便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对高兰香说，高，他要你带他上街玩，你就带他去玩好了，你为什么拒绝？你不能让他失望的。一个大人是不可以让孩子失望的。你那样子做他会很伤心的，那样很不好，会使他对大人，对生活失去信心的。高兰香于是只好又带贝拉米上街玩去了。 高兰香最怕最担心的就是到了街上，贝拉米根本就不听她的话，想往哪跑就往哪跑，随意性太大了。有时，一个不留神，就不知道他跑到哪去了，吓得高兰香一阵好找。高兰香觉得带贝拉米，简直就像是在带一匹没有上笼套的野马，是一件非常吃力和危险的事情。搞不清楚这匹野马什么时候说消失就在她的眼前消失了。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那她就彻底完了。 高兰香在战战兢兢中过着日子。这还不算，夜里，一个礼拜当中，除了礼拜天外，有六天时间高兰香还不能回家，她得在安妮家里陪贝拉米睡觉。睡在贝拉米的床上，想着在家里的佑国和佑娘，高兰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心想，同样是人，同样是一条命，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跟自己的孩子就是不一样，这命与命为什么是那样的不同？但她能有什么办法，不就是为了能够在南洋站稳脚跟，为了能够活下去吗？一想到那些，受再大的委屈，吃再多的苦她也忍了。 高兰香无法想到对她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于那个淘气男孩贝拉米，而是东家伯特。从表面上看，伯特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典型的英国绅士，相对于有点刻薄的女主人安妮而言，高兰香对他的印象极好，他总是对她笑嘻嘻的，和颜悦色，从来没有表现出高人一等的那种傲慢和无礼。高兰香心里便想，在外打工，能够遇上这样的东家已经是万幸了。一次礼拜天回家，她把自己在东家的一些情况跟黄泽如说了，还特意说了自己算是碰到一个好东家了。黄泽如拉了一天的车子，已经累得一塌糊涂，也没太在意她在说些什么，只说，已经跟你说过，跟那些黄毛打交道，一定不可掉以轻心，大清国不就是断送在那些黄毛手里吗？他们没有你想象的那样简单。说着，一个翻身，已经呼呼睡着了。高兰香心里咕哝着，十根指头还不一样长呢！黄毛跟黄毛，也有不一样的。 然而，高兰香以她的善良之心，错误地判断了那个叫伯特的东家。外貌绅士的伯特其实内心并不绅士，他早已对年轻貌美的女雇工垂涎三尺，只是他不动声色而已，时机未到而已。他在静静地等待时机。伯特对年轻的女雇工实施强暴是在一个下雨的午后，那个下午，女东家安妮已经出去办事去了，高兰香正在安顿贝拉米睡午觉。要是以往，这种时候伯特也应该上班去了，可是这天伯特并没有走，伯特知道安妮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回来的，他觉得这是最好的机会了。伯特推开高兰香和贝拉米卧室的门的那一刻，高兰香一时还没反应过来，以为伯特是进屋来看贝拉米的。可是她错了，伯特让她跟他去他的房间，他说他有事情需要她帮忙。高兰香不明就里，跟着他就走。在穿过宽敞的客厅时，高兰香忽然发现今天东家家里好像特别的寂静，那些天天都在东家忙活的雇工们不知道都上哪去了，这时一个也没有见到。 高兰香并没有去多想，只傻里傻气跟着伯特到了他的房间里。高兰香没有想到自己一进去伯特就转身把房门给关上了，她这才发现伯特让她来到他的房间的真实目的。几乎容不得她有任何思考的机会，伯特已经把她推倒在了床上，向她扑了过来。高兰香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蓝眼睛、红头发的外国人在发情时的表情是那样的可怕，她被吓坏了，跳下床想夺门逃去，但可以想见，在一个身形高大、力大无比的外国男人面前，她的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到了这种境地，高兰香才后悔不该不把黄泽如的话当一回事，她一边叫喊，一边拼命挣扎，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伯特已经兽性发作，根本不把那两行眼泪当回事，他用很不熟练的汉语跟她说，你不用挣扎了，没有人能够救你，你不如听我的话，我保证让你的生活过得很幸福，我说话算话的，你要是不愿意的话，你，还有你的家人，是没法在新加坡呆下去的。我会让你们在新加坡一天也呆不下去。 伯特确实早已经把那些雇工们都支走了，目的就是要对这年轻的女雇工下手。伯特企图用那些话使她屈服，顺从他。可高兰香哪里肯依，从她的内心来说，就是饿死，她也不可能答应伯特的无耻要求。 有研究表明，动物在性冲动时是没有理智的。伯特这时整个心思就是想得到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雇工，他不可能去理会高兰香的苦苦哀求，在已经失去理智的伯特看来，高兰香的任何拒绝和反抗是没有一点意义的，他已经不顾一切地把高兰香的衣服撕得七零八落。也该着伯特没法得逞，这时，已经有人拼命地在外面敲门，声如打雷。精明的伯特不用多想就知道是安妮回来了，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事。而事实上，他太大意了，生性多疑的安妮早已觉察到自己的男人对这个女雇工觊觎已久，平时她只是装聋作哑而已，她需要的是证据。午饭后，她故意对伯特说，她必须出去替几个孩子采购一些东西，那些事很麻烦很啰嗦，她要很晚才能够回家，搞不好晚餐就在外头吃了。伯特知道机会来了，嘴上说，你尽管忙你的去吧，亲爱的！ 和安妮结婚都十几年了，伯特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女人还这么有心计，会给他来个欲擒故纵，杀他一个回马枪。安妮的回家，彻底把伯特的好事给搅了，弄得伯特非常的狼狈和被动。就像许多不负责任的无耻的男人一样，伯特这时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女雇工。他向安妮表白说一切都是女雇工挑起的，是高兰香在勾引他，要不是高兰香，他怎么可能去干这种对不起安妮的事？ 安妮这时完全站在了上风，昔日道貌岸然的伯特眼下已经成了她的一个可怜巴巴的俘虏，有什么能比人赃俱获更有说服力？现在，她完全是一个胜利者，她当然不可能相信伯特的连篇鬼话，一个女人对自己的男人在其他方面可能会存在判断上的某些失误，但在对男人的性姿态性检点方面，女人有她们天生的敏感性。也就是说，安妮早已看出自己的男人在这方面绝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但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候，作为妻子的安妮不可能胳膊肘往外拐，无论是伯特还是她都必须一致对外，伯特和她之间的事怎么说也是内部的事，内部的事情都好处理。 碰到这种事情，衣衫不整的高兰香羞耻得只怕地没缝儿，恨不得往地里钻。才想夺门逃去，安妮已经把她堵在了门前，连眼睛都不眨一巴掌打在了她的脸上，打得高兰香眼冒金星，差点栽倒在地。安妮还不解恨，一边恶狠狠揪着她的头发，一边骂高兰香是一头骚得不能再骚的母猪，才干出勾引她男人的可耻勾当，她要高兰香为这件事付出代价。她所说的代价其实就是让高兰香在两天的时间内无条件离开新加坡，在她的眼前消失掉。她说像高兰香那种女人根本就不配在新加坡这种地方呆着。那完全是一种报复性的行为，她的整个目的意义就在于让她的雇工清醒地认识到她的绝对权威性，和她在这个家庭中不可动摇的主人的地位，她为自己所作出的这个决定感到洋洋得意，她甚至于有点炫耀地问伯特说她这样决定是不是有那么一点意思。她说一般人是绝对想不出这种招数的。 到了这种时候，平时风度翩翩、口若悬河的伯特已经变得理屈词穷，他除了附和以及向妻子赔不是之外，转眼间好像一下子失去了自主意识，一切都在听任安妮的安排和调遣。 叫苦喊冤的当然只有高兰香，在这整个事件中，她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现在却要由她来承担全部责任，成为这件事的罪魁祸首，不管怎么说也说不过去。而且，她最担心的是如果新加坡不让她呆，那么，她还能上哪里去？还有哪一条路可以让她们一家人走呢？于是她求安妮放过她，不要跟她一般见识，如果觉得这样还不解恨，还可以再打她，怎么打，怎么罚她都可以，就是不能把她赶出新加坡。安妮当然不可能去理会一个雇工的苦苦哀求，她不可能让自己的男人看上的人继续生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那是极不安全的。而她，作为殖民统治者，作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她完全有能力把这个女人从这块土地上赶走，她为什么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呢？安妮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能完全彻底地解决问题，她必须有更大的举措。她小题大做，马上把家里所有的雇工全都召集在客厅里，并当着大家的面郑重地宣布了她的这个决定。那种做法多少有点杀鸡给猴看的味道。 高兰香满含屈辱被当场赶出安妮家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哀伤，她就像是一只浑身受伤的小鹿，反而不知道究竟疼在哪里了。这天夜里，在那个窄小的房子里，苍白的月光斜斜地照进屋子里，照在了床前。已经劳累了一天的黄泽如早已睡去，小小的黄佑国和佑娘也已进入梦乡。高兰香却眼睛睁得大大的，久久无法入睡，白天发生的事对她来说简直就像是在做一场梦，使得她甚至于怀疑那一切是否是真的。她想起当初她和黄泽如历经磨难，差点连命都丢掉来到南洋，现在生活才刚刚有了着落，就又出了这种事。 她知道，安妮不想让她在新加坡呆下去，就等于逼迫她们全家人离开新加坡，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南洋虽然大，可脚下的哪一寸土地是属于她们的？她觉得生活怎么尽跟自己作对？要是当初听了黄泽如的话，对伯特保持一点距离，哪怕保持一点戒心的话，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下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招来的，她真恨不得以自己的死去换取家庭的平安，否则的话，这一家子人往后该去哪里安身呢？反复想了大半夜，她想，看来也只有这条路好走了，她必须去死，她的父亲，丈夫，还有儿子，不可能因为她再想过上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一想起就要离开他们，离开这个人世，高兰香伤心欲绝，哭了起来，她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抚摸着身边的佑国和佑娘，她觉得这个世界虽然不公正，但自己是多么地留恋自己的亲人，她死得多么的冤呀！高兰香不禁泣不成声起来。 高兰香的哭声终于惊动了熟睡中的黄泽如。黄泽如翻过身来问高兰香到底怎么啦。这一问不要紧，高兰香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号啕大哭起来。黄泽如怎么劝，仍然哭个不停。这时，住在隔壁的高伯听到哭声也推门进来，看那阵势，高伯毕竟上了年纪有些经验，他问高兰香是不是让人给欺侮了，高兰香先是不愿意讲，但经不住高伯和黄泽如在一边一再催促，高兰香终于说出了实情。黄泽如在国内时本来就对洋人一肚子的愤恨，现在听说要侮辱自己的女人，还要把她赶出新加坡，心里哪里受得了，立即跳下床说要跟那黄毛拼命去。高伯倒是冷静，劝黄泽如别太冲动了，冲动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他说那洋人既然已经说出口了，已经赶高兰香走了，你想要改变他们是不可能的。在这块土地上，谁还敢跟他们作对？眼前唯一的办法只能想退路了。黄泽如心里不服说，难道我们就这样白白让他们给欺侮了？高伯说，不然你还要怎么办？你跟他们拼命去？你打得过他们吗？他们现在是这里的王。王是什么？王就是至高无上的，没人敢跟他们较量。在新加坡，他们想赶谁走谁就得离开这里，他们要让谁死谁就活不成，就连这里的土著都对他们没办法，你行吗？别拿鸡蛋砸石头了。 黄泽如听着，觉得那确实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搞不好只能把事情越搞越糟，以至于不可收拾。这时，高兰香也说，我宁愿去死，你也不能跟他们拼命去，我们怎么可能拼得过人家呢？我知道都是我不好，要是当初听了你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 高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事到如今，怪谁都没用的，眼下关键的问题是看往下要怎么办。那洋人已经不让我家香香呆在新加坡，我们全家只好跟着香香走了，她去哪里，我们也只能跟着去哪里。我们总不能让香香自己一个人闯荡去。但要走哪里呢？我们还能够去哪里呢？ 这成了摆在一家人面前的最主要的问题。商量了一个晚上，最后黄泽如说，依我看就去沙捞越投陈可镜、李清华他们去吧，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了。 高伯想了想说，看来也只有这条路好走了。 高兰香听说要去沙捞越投奔陈可镜夫妇，也不再哭了，跟着说，就去沙捞越吧，我们已经快有两年时间没有见到清华姐了，也不知道他们的日子都过得怎么样？ 说着，没等到天亮，一家人就开始动手打装行李，有的包，有的捆，其实本来也没多少东西，只一会儿就收拾好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按理说，该出发了，可高伯突然就不见了，黄泽如和高兰香都不知道他到底上哪去了，两个人带着佑国和佑娘坐在屋里等着，四目相对，心里都有些急，都觉得高伯在这种时候走掉有点奇怪，有点不可思议。其实，他们并不知道高伯纯粹是为了那个曾经跟他生活过半年的凤出去的。高伯本来是不打算跟女儿女婿去沙捞越的，他想继续留在新加坡，那种原因非常复杂，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但事后认真想了想，这才明白，其实就是因为凤，心里在惦念着凤。他不忍心把凤一个人丢在新加坡，自己说跑就跑到沙捞越去了。他觉得那样对凤不公平。但他又不能不去沙捞越，一家人好不容易在一起了，他不想因为凤，又让一家人四分五裂，那样做，女儿女婿也不会同意的。他于是改变了主意，决定跟女儿女婿一起走。但在要走之前，他又觉得他必须再去看一次凤，他不可能不辞而别。谁知道这一走，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新加坡呢？ 和过去几次一样，高伯这回仍然没有见到凤。于是他开始对凤的下落产生怀疑，心里想，不可能回回都见不到凤的，凤就是被人像监牢里关犯人一样给关起来，也还有放风的时候呢，哪能回回碰不到她？高伯于是向凤的邻居打听凤表哥的一些情况，这一问才知道凤表哥早已经搬家了，至于搬到哪里，邻居就不知道了。高伯听了相当失望，好像丢了一样非常贵重的东西，那样东西原本是属于他的，但他却太不珍惜，太不懂得去爱护了。高伯觉得他这辈子都难再见到凤了，当初其实不该把凤从自己身边给推出去的。现在想来，心里非常后悔。 回家的路上，高伯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决定不打算跟女儿女婿走了。他知道，要是他一旦跟着女儿女婿离开新加坡，就意味着他永远再也见不到凤了。回到家里，黄泽如和高兰香看高伯心事重重的样子，也不便多问，只催着高伯赶紧上路。高伯却支支吾吾说，他忽然想留下来，他不打算跟他们一起走了。他说他已经在新加坡生活了几年，已经很习惯这里了，一点也不想再挪个地方。要么就回大清国去，除了大清国，他哪里也不想去。 尽管女儿女婿并没有在意他为什么突然改变决定，高伯却总觉得好像他心里的秘密已经被他们给发现了似的，知道他在跟他们撒谎，说假话，心虚虚的，觉得相当不自在。女儿女婿并不明白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执意劝他跟他们走，并说他年纪已经大了，一年不如一年了，总不可能一个人生活下去。然而，尽管他们说了半天，也没能说服他，看他那样，女儿女婿也不勉强，只好随他了。临别时，高伯说他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但有一点，他不得不交代，他说不管以后去了哪里，是沙捞越，还是马来亚，或是任何一个地方，一定得让佑国、佑娘他们讲中国话，不要学那些外国话。将来孩子上学，如果有中国人办的学校就去上，要是没有，宁愿不上，自己在家里教他们，一个举人的父亲还怕教不了自己的几个孩子？ 高伯絮絮叨叨说着，等看女儿女婿满口答应了，他才放下心来。 第九章 李清华确实没有辜负了陈可镜的期望，没过多久就为陈可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还叫陈山子。夫妇俩觉得，山子虽然不在了，但山子不可能在他们的记忆中抹去，消失掉，便把山子的名字当成了新出生的孩子的名字。 由于是生第二胎，基本上没有什么妊娠反应，因此，在怀孩子的那几个月里，李清华几乎没有停止过一天的工作，仍然天天挑着染布的担子走街串巷给人家染布去，直到要生孩子的那一天晚上，吃过饭，李清华觉得肚子有点疼了，就对陈可镜说，看样子我要生了。 陈可镜又兴奋又紧张地说，是吗？我这就让阿茫帮着找接生婆去。 李清华却说，不要去请接生婆了，你帮我端一盆温水，拿一个碗来吧。 陈可镜不明白已经吃过饭了还要拿碗干什么，就问了问。李清华说，你别问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说着，李清华就把裤子脱掉，静静地躺在床上等着生孩子。 差不多也就是陈可镜出去张罗的那一小会儿功夫，孩子就生了，陈可镜回到屋子，妻子脸色苍白，下体到处是血，刚生下的孩子已经在床上哇哇哭了。陈可镜想不到生一个孩子比撒一泡尿还快，心里就有些感激妻子。妻子这时在他的眼里仿佛已经成了一个功臣，他恨不能把妻子抱起来到外面跑一圈。李清华本来想这事难免要有人帮忙的，没想这么顺利就生了，心里就想这孩子还真能体贴人，理解人，知道她有多艰难，也不敢给她增加痛苦，自己老老实实就来到这个世界了。就想他一定是山子跑来转世了，否则的话，不可能这么懂事。后来，李清华让陈可镜把孩子的名字叫做山子，当然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 李清华接过陈可镜手里的碗，朝地上一扔，“啪啦”一声碗被砸碎了，她让陈可镜捡起一片碎瓷片给她，她接过来，麻利地把连着孩子的脐带用碎瓷片给割了。动作非常娴熟，看得陈可镜一惊一仄的。第一胎生山子时是他叫的接生婆，妻子的这种本事并没有显现出来，现在看着，让他简直无法相信她就是那个平时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妻子，心里怎么想也弄不明白她从哪学来的本事。后来，有一回当陈可镜问起她这件事时，李清华告诉他说她外婆家特别穷，穷到连外婆生孩子要请个接生婆都请不起。外婆这辈子一共生了六个孩子，除了第一个孩子外，其他几个孩子都是由外婆自己接生的。娘人聪明，干什么事一看就会。娘在外婆家是长女，她的后面还有一长串的弟弟妹妹，娘看惯了外婆一个个把弟弟妹妹给生了，又一个个亲自把弟弟妹妹给打理得清清楚楚。后来自己出嫁，自己生孩子，也就由自己接生了。李清华也一样，处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中，她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学会了，现在轮到自己生孩子，自己学着接生也就相当正常了。 孩子一天天在长大，孩子不但像山子一样懂事，就连长相也跟山子一模一样，父母两个人便越发疼爱，山子长山子短地叫着，好像山子不小心给走失掉，现在又回到他们的身边一样。 妻子生孩子养孩子，自然就没办法去染布赚钱了。家里添丁加口，又少了收入，陈可镜便更不要命地出去拉车子了。但是，一边拉着车，陈可镜一边动不动就会想起金矿的事。高高的巫鲁山确实就在眼前，只要你一抬头几乎天天就可以见到它，那高高的山峦，那密密的林子，还有那缠绕在半山腰像绸缎一样的白云。应该说，只要面对巫鲁山，陈可镜就会浮想联翩，想得天高地远。巫鲁山的存在对陈可镜本身就是一种致命的诱惑。二叔在信里头提到的事，就像是一个警句，时时刻刻在提醒着催促着陈可镜千万别忘掉它，让他千万要去完成和实现二叔未尽的事业。二叔的信让他欲罢不能，想忘也忘不掉。陈可镜觉得眼前最为重要的事是必须找到二叔的那个姓张的朋友，只要那个打金的张姓朋友找到了，所有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释。可是，他要到哪里去找那个姓张的朋友呢？ 陈可镜整日就在为这件事长叹短吁，魂不守舍。他非常伤感地告诉妻子，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可救药了，二叔在信里提到金矿的事让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除非他找到了金矿，否则，他这一辈子天天都会被这件事折磨着。 他的执着引起了李清华的极度不满，因为从理智上说，二叔既然什么都可以欺骗他们，金矿的事难道就不可以骗他们吗？因此，他何必对那件事过于认真，凡事顺其自然多好，她根本无法接受自己的男人对那件事近乎癫狂的态度，那是一点也不现实的，到头来只能给自己增加烦恼。 其实，陈可镜也明明知道二叔留给他的差不多是一个虚构的、神话一般的传奇故事，但他偏偏就是痴迷其中，并为之乐此不疲，耗费了他的全部精力。他几乎跑遍了整个沙捞越州，他一心想找到那个姓张的打金匠，可是找来找去，仍然没有找到他，这使得陈可镜非常的失望。不过，一路跑去，陈可镜虽然没有找到那个姓张的打金匠，更不可能找到什么金子，却让他得到了一个后来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重要发现。原来，有一次，陈可镜替车行老板去沙捞越州一个叫诗巫的地方办事，车过之处，他发现，那里有一处被热带雨林所覆盖，或完全处于原始状态下的大片大片的广袤土地，一望无际，各种植物郁郁葱葱，奔腾不息的拉让江从它的边上滚滚流过，水丰土肥。农民出身的陈可镜当看到那片肥沃的土地时，简直眼睛都发直了。他有点不知所措，他想不明白那样肥沃的一大片土地为什么就没有人去开垦去耕作？那该有多可惜呢！在国内时，农民们苦苦干了一辈子，到头来却还得不到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这里的土地到底怎么啦？真的就那么贱，那么不值钱吗？是这里的农民不愿意去耕作，还是南洋的政府不让农民去开发？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一刻，身为农民的陈可镜心情无比的激动，那种激动是无法言表，是他这一生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心情简直不亚于地质学家发现了一座储藏巨大的金矿，石油勘测学家勘测到一个硕大无朋的大油田。他以一个农民的纯朴和精明在心里想着，要是能够在那里开发，然后种上水稻，或者一些热带作物该有多好，用不了多少年，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地主大庄园主了。回到家里，他把这个兴奋的消息告诉给了妻子，并说了自己的打算，他说他不打算再拉黄包车了，他准备带全家人到那安营扎寨搞开发去。李清华却比他冷静多了，她说，你别做白日梦了，你要知道这是在南洋，又不是在中国，这里是人家的土地，人家能允许你去开发吗？陈可镜说，有什么不可以的，不开发反正也在那荒废着，不开发不一样在那长野草吗？ 陈可镜话虽然那样说，心里其实也一点没有数，心里想也许妻子说的是对的，要是南洋政府同意让人随便开发，会有可能让那么多肥沃的土地长期荒废在那长野草吗？还不早让人家给抢光了？ 其实，不管是陈可镜还是李清华，他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那是一片还没有找到主人的土地。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从地理位置上说，诗巫位于沙捞越州的西部，那是一个相当荒凉偏僻的地方，那里少有人居住，仅有的一些居民大都为马来亚人和当地土著人，如达雅克人等等。由于人口稀少，地却非常广袤，因此，发展的相当缓慢，不论是经济或是文化，仍然都非常落后，还处于一种原始的状态。于是沙捞越政府早就鼓励民间能够前往自主开发，并无偿使用自行开发的土地。尽管政府以种种优惠的政策吸引人们去开发那片土地，响应者仍然寥寥。 这个消息对别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或者根本不当一回事，但对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陈可镜来说，却是喜出望外。当他通过有关方面向南洋政府核实了这件事的真实性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没有想到，金矿没有找到，却找到了一个比金矿还值钱的东西，那就是土地。土地是农民的根本和生命，农民只要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切。陈可镜没有想到的是，当初在家时他把地给卖了，现在，他却又要把土地给找回来了，而且，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这是他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面对眼前的土地，陈可镜简直就像是一个穷汉走进了一座藏有无数金银财宝的宫殿里，欢喜得想不出该拿哪一件财宝了。 阿茫对陈可镜的决定不支持也不反对，万事开头难，他的最大担心是凭陈可镜一家人的力量，能否在那种相当艰苦、近乎蛮荒的地方生存下来。 老实说，这时的陈可镜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乐坏了，他不可能去想那些将要面临的困难，更何况，任何的困难对陈可镜来说实在不算什么，陈可镜穷苦出身，什么脏活累活没干过？什么苦没有受过？还在国内时，有一年，他去给村里的一个大东家割稻子，一个人一天割两亩，从天才刚刚亮开始，一直割到太阳落下山，月亮升起来，一整天时间，连腰都不直一下。在他们村子里，还从来没有一个人一天可以放倒两亩稻子的人。因此，陈可镜在村里还落了一个绰号，叫陈二亩。当然，就陈可镜本身来讲，到两亩地的稻子割完，那个累呀，感觉差不多腰都已经断了。 陈可镜是下定决心想要开发那片富庶的土地了。这天到了下半夜，陈可镜还依然睡不着，他兴奋极了，他已经在心里为将来描绘了一幅幅美丽的蓝图，在那幅蓝图里，有蓝天，有白云，有奔跑的牛羊马群，有一望无际、随风起舞的稻浪，还有成片成片的橡胶树，油棕和胡椒。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向李清华讲述着描绘着那一幅幅蓝图。他告诉李清华，二叔在信里告诉他的金矿他是找不到了，其实也一点不符合现实，因为，从本质上说，他和李清华都还是农民，作为一个农民，他们必须现实点，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换上什么衣服，他们仍然得记住自己还是一个农民，这一点是永远无法改变，也不能够忘记的。既然是农民，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土地，一个农民要是没有了自己的土地，那还叫什么农民？而现在，土地就在眼前了，只要你肯付出劳动，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那是在自己的国家连做梦都不可能得到的，有这么好的机会，他们为什么不去努力呢？他没完没了说着，越说越激动，就像是那一切都已经变成现实了似的。 李清华呢，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女人，顺从就是美德。作为妻子的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男人的性格。当自己的男人一旦下定决心，想要成就某件事时，你就是九头牛也休想把他给拉回来了。眼下，她只是瞅着自己的男人笑着，笑得非常开心，非常灿烂，这是他们夫妻俩来南洋后，她第一次心情这么的好。男人的心情好，她的心情也跟着好了。不过，开心过后，她仍然怀有一丝隐隐的担忧，她想不明白那样肥沃的土地为什么会没人要，她不停地问着丈夫南洋政府是不是真的鼓励大家去那里开发，要是花力气开发了，政府又给收回去那该怎么办？那不是白白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了？ 陈可镜这时心情极好，所以他有足够的耐心慢慢地向妻子作解释，他让李清华不要有过多的担心，他说，政府鼓励到沙捞越州自己开发那片荒地是天下皆知的事，只是刚刚到南洋的中国人不知道罢了，政府现在担心的是没有人去那里开发，作为他们来说，说干就干好了，完全没必要怕这怕那，要是不抓住这个机会，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 两天后，陈可镜便携妻小去了诗巫开发土地。其实，坦白地说，到那片荒地上开发的陈可镜并不是第一家，在他们之前，整个拉让江流域，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中国人拖儿带女先行到达那里，盖上草房，挖出水井，在那茫茫无际的荒地上安家了。就在陈可镜一家人到达荒地的那天，便有一群中国人也赶到那里，加入了开发土地的行列。陈可镜看得出来，那都是一些农民，他们骨骼粗壮，皮肤黝黑，衣衫缀满了补丁，甚至有点破烂。他们的所有家当就是在肩上挑着的那些东西：锄头，镰刀，箩筐，水桶和一床被子。他们的到来，让陈可镜除了感到亲切外，还让他吃了一惊，心里想，他们比自己还精呀！他们究竟从哪得到的消息呢？便想还好自己果断，要是犹豫不决，就耽误大事了。 随后，陈可镜和李清华，夫妻俩带着山子，在那片大草地上找了一个干燥、向阳、背风的地方，用荒野上现成的灌木和苇草盖起了一座草房。草房盖好后，陈可镜站在门前欣赏着，越看越满意，心里想，到哪里去找这样美妙的地方呢？看看吧，屋子后头有树，屋子前头就是拉让江，就是沙捞越最大的河流，清澈透明的江水从屋子前滚滚流过。江两岸，是极目千里的肥沃的土地。也就是说，那里是他的庄园，现在，他已经是这片庄园的主人了。 夜里，躺在自己新盖起的草房里，到处闻得到苇草散发出的阵阵芳香，听着拉让江的江水哗啦啦地响，陈可镜陶醉其中，觉得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这里有的是地，你可以栽种芭蕉，菜蔬，水稻，你爱种什么就种什么。只要你耕耘了，你就会有收获。如果你想尝尝鱼腥，随时都可以下江里捕捞去，江里有的是鱼虾。想到这，陈可镜微微笑了。到南洋几年了，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过。这时，他忽然看见李清华在默默垂泪。窗外，旷野上清冷的月光泻进来，照得她的泪水在闪闪发光。陈可镜并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哭起来，女人真让人搞不懂，他以为妻子在后悔跟他来这里过苦的日子。 而事实上，陈可镜完全想错了，李清华是一个非常顺从的女人，嫁鸡随鸡的思想早已在她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想铲除也铲除不掉。自己的丈夫既然选择了这里，她和孩子不可能不跟着来。她之所以掉眼泪，完全是为自己到南洋两年多来，终于第一次住上了自己的房子高兴的。尽管，这个房子是如此的简陋，或者说简直不能叫房子，但它毕竟是属于自己的，是自己和自己的男人一根木头，一把草，辛辛苦苦盖起来的。睡在自己家的房子里，心里踏实，自在，没有那种寄人篱下的困窘和不安。于是一种幸福感从她的心底弥漫开来，充斥着她的整个身心。她激动得掉泪了，她把自己的男人揽在了身边，动情地说，多好的一个地方呀！其实咱们早就该来了，咱们为什么到了现在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呢？以后，我们什么地方也不要去了，永远就在这安家。 陈可镜说，你不后悔跟我来这里了？ 李清华说，后悔什么呀！你看那么多的中国人都来了，他们还不都是冲着这片好土地来的？ 陈可镜说，咱老家那些没地种的穷苦乡亲要是知道有这么一大片土地荒着，恐怕半夜都得扛起背包往南洋跑了。 李清华说，他们在家里已经习惯了，他们不会愿意来的；就算愿意来，他们出得起到南洋的盘缠吗？你这一说我倒想起黄泽如和香香他们，要是他们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开发就好了。 其实，李清华的这些话是在替陈可镜说的，李清华说出了陈可镜心里想要说的话。陈可镜平日最讲义气，为了朋友，他可以为之肝脑涂地，两肋插刀。更何况，黄泽如这个朋友对他来说还不单单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朋友，他们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结成的生死情谊，简直比亲兄弟还要亲，不管到什么时候，他也不可能把他给忘了。现在，听李清华这样说，心里就越发想着他们。但是，李清华才说过，就又开始在心里担心了，她知道，黄泽如毕竟和陈可镜不一样，黄泽如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读书人，而开荒垦殖完全是农民们干的事，他吃得了这个苦吗？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给了陈可镜，陈可镜却认为她过于担心了，在他看来，进士也好，举人也好，哪怕你在中国是一个皇帝，也只能说那是在中国的事。到了南洋，到了人家的国家，你就只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侨民，是沦落天涯海角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你的身份已经不再高贵了。陈可镜说，这一点，黄泽如非常有自知之明，早就已经做到了，不管是来南洋的路上，还是中间两人所共同经历的种种磨难，他觉得他已经找不出黄泽如身上哪怕一丁点举人的影子了。环境能够改变人，在那样的环境中，你黄泽如去向那些海盗说自己在中国是一个举人，岂不是笑话？ 陈可镜他们这边还在想着要不要叫黄泽如他们一起来垦荒，黄泽如却已经带着一家子人直奔诗巫来了。那是一年后的一天正午，那时，陈可镜夫妇已经在荒地上开出了十几亩的水田和旱地，种上的稻子和芭蕉，大获丰收。陈可镜忽听有人在不远的地方喊自己的名字，心里想，在这样的一个鬼地方还会有谁能够认识自己呢？抬头一看，只见门口不远处大大小小站着几个人，除了小孩外，两个大人背上都扛着大包小包的。看得出他们是从远道来的。陈可镜看着看着，不禁激动地大声喊起来，黄泽如！我还没去找你呢，你小子倒自己找来了！ 第十章 那喊陈可镜的人，确实是黄泽如和他的一家人。 黄泽如按照陈可镜当初留给他的地址，找到了沙捞越陈可镜二叔原来居住的地方。一打听，才知道陈可镜一家已经去离古晋很远的一片蛮荒之地诗巫垦荒去了。告诉他们的是马来人阿茫。阿茫早就见惯了许多来南洋谋生的中国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一眼就看出黄泽如和陈可镜不同，完全是个书生模样的人。黄泽如找陈可镜不遇，便说，既然陈可镜不在，那他们只好走了。阿茫就问他们要去哪里，黄泽如说，找陈可镜他们去呀！阿茫心里就说，你白白净净的一介书生，你去找他要干什么？莫不是也想到那里垦荒去？你吃得消吗？嘴上却说，别去了，你们不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如果不嫌弃，陈可镜原来住的屋子就让你们住了，先安顿下来，随便找个事情做了再慢慢想办法吧。阿茫的挽留让黄泽如非常感动，但他却不想留下来，他谢了又谢，坚持要去找陈可镜，他在心里想，既然陈可镜他们都可以去垦荒去种地，他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去呢？ 一转眼分别了将近三年时间，两家人见了面，都有说不出的感慨。才离开那阵，两家人除了大人就是大人，而现在，两家人都添了孩子，孩子都会说话会跑了。想想真是让人感动。李清华拉住高兰香的手，眼泪哗啦啦往下掉，哭起来说，好妹妹，你到底来了，我们终于又要在一起了。李清华才问高兰香他们是如何想到要来这里的，高兰香已经“哇”的一声哭起来，哭得一塌糊涂。要不是李清华劝阻，还真不知道要哭到什么时候。李清华并不明白她为什么哭得那样凶，高兰香也不说，高兰香只说，清华姐，你要是不收留我们，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 李清华说，什么地方也别去了，就跟我们在这开荒吧，只要我们勤劳点，就不怕日子过不下去。 两个女人在哭来哭去，男人们却已经在谈正经的事了。陈可镜问黄泽如是不是打算在这长住下去，跟他们一起垦荒造田，黄泽如说，当然要长住下去，为什么不呢？要是不打算长住，为什么我们一听你们在这，立马就找你们来了。陈可镜说，你都看到了，这里可不是你们读书人呆的地方，说多苦就有多苦，苦得很呀！黄泽如苦笑笑说，凤凰掉毛不如鸡，都落魄到这样了，还什么读书人不读书人，不是笑掉牙了，拿我寻开心吗？陈可镜深有同感说，也是，在家里时总以为南洋是个天堂，总会把我们当人看，到这后才知道我们原来什么都不是，就连当地的一个最最普通的伊班族人都不如，是生活在最最底层的人，说得干脆点，简直还不如当地居民家里的那只猫地位高。 黄泽如本来也把南洋想得太简单了，带着一种书生气十足的心情来到南洋，但一连串的现实终于让他发现，他的举人身份不但救不了大清国，在南洋，更不能靠它来养家糊口。他终于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奈，处在这种情况下，别说让他垦荒种地，就是让他干再下贱的活，他也得干，也愿意干，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然而，黄泽如一家人的到来，对陈可镜夫妇来说，却是一个鼓舞，这是他们所盼望的。李清华拿出了自己种出来的大米和新鲜菜蔬，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吃饭的当儿，陈可镜告诉黄泽如，要是他们不来，他还想往新加坡跑去请他们来呢！黄泽如说，有这等好事你要是不通知我们，我还真的饶不了你。黄泽如接着问陈可镜是如何发现这里的。陈可镜支吾着，不便说是到处找金矿找到这里来的。李清华马上替他解围说，他呀，整天拉着黄包车到处跑，沙捞越哪个地方他没去过？黄泽如说，不管怎么说，可镜兄可是立了一个大功，让我们在别人家的国土上有了自己的土地，这是不敢想象的。 吃罢饭，陈可镜夫妇即动手为他们搭盖了一座房子，那房子和他们的房子紧紧地挨在一起，在空旷的荒野上显得非常的突出。夜里，躺在新盖的草房里，黄泽如感慨万端，他知道，几年来，一直漂泊流浪的生活终于结束，他们终于要开始新的生活了。虽然他还看不到希望的曙光，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只要开始就好。开始了就有希望。 发生在满清举人黄泽如身上的事，正应了那句“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古话，落难到了这步田地，黄泽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举人身份忘掉，把自己彻底改造为一个农民。一年时间，他硬是和妻子高兰香在那片荒地上开发出五亩粮地和七亩的旱地。在中国来说，有了这么多的土地，就是一个小财主了。杂草除了，土地平了之后，到底要种什么呢？黄泽如一介书生，五谷不分，便去找陈可镜夫妇商量。陈可镜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如果在中国，什么都好说，什么季节种什么农作物就是闭着眼睛他也一清二楚。 但是现在到了南洋就不一样了，南洋的气候和耕作习惯跟国内都不一样。那他就吃不准了，因为如果按南洋来说，你可以种芭蕉、油棕、椰子、水稻，也可以种植蕉麻、橡胶等等，这样一来，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便成了关键。高兰香和李清华严格意义上讲纯粹也是一个农民，只是她们这个农民和陈可镜一样，平时只有种植水稻和大麦小麦的经验，其他的一概不知，这时她们都建议说不如学陈可镜，就种水稻吧，轻车熟路，便于管理。不要种那些洋东西了，什么都不懂，就是种上了到时管也管不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讨论了半天，最后终于决定就种水稻，而那些旱地，则决定种芭蕉。芭蕉家乡也有，不用花费多少心思，容易管理。 转眼一年时间就过去了。一年当中，黄泽如开发出的那几亩地，粮食产量惊人的好，连屋子都装不下，便和高兰香随陈可镜两口子一起挑着去城里卖。芭蕉也一样，成片成片的芭蕉林，一串串硕大的芭蕉在太阳底下挂着，金黄金黄的，看了都招人喜爱。 陈可镜根本无法想到书生气十足的黄泽如此时心里却在酝酿着一个雄伟的计划。那个计划虽然曾经也是他动过的念头，但相比之下，他的那些念头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因此，当黄泽如向陈可镜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时，陈可镜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他觉得黄泽如已经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了，他更像是一个种了一辈子土地的老农，一个农业专家和规划专家。 其实，从刚刚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刻，黄泽如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他想不到在南洋还会有这么一大片的土地闲置着，荒芜着，要是在国内，那是不可想象的。清朝政府那样的腐败无能，百姓耕无地，食无粮，像这样一片土地，如果种上庄稼，该会养活多少百姓呀！清朝政府无法救他们于水火，他黄泽如要救他们。哪怕救几个人，几十个人也好。于是，他在心里盘算着，有那么一天，他要回国组织一支一千人的农民队伍来南洋垦荒开发，他觉得把这里的土地开发后，既可以种水稻，也可以栽植南洋的那些热带作物如橡胶树之类，既可保证有粮食吃，也可赚钱，保证经济，一举两得。华人们来多了，这里还可以办医院，办学校，再办加工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黄泽如打算把垦场命名为“新福建”，让垦区成为中国的一块国土，福建人的自由王国。黄泽如在心里勾划着他理想中的伊甸园。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陈可镜，他说他眼下最担心的就是，沙捞越政府到底会不会同意一下子从中国跑那么多的人来开发。 陈可镜觉得自己农民就是农民，眼光短浅，胸无大志，办不成什么大事。天！一千人哪！以从中国来南洋的轮船一条船坐三百人算，一千人得乘三条船还坐不完，那是怎样壮观的一支队伍呀！陈可镜在心里为黄泽如的宏伟计划激动着，震撼着。但他认为黄泽如的担心显得多余了，沙捞越政府不是已经鼓励默许大家来这里无偿开发吗，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组织人来干就是了。黄泽如却说，眼下我们三三两两到这里开发当然不成问题，但要是人多了，政府那边就难说了，不一定同意大家来开发。还有一点，如果你不跟政府说清楚，没跟政府签订个文书合约什么的，你就不怕开发后政府不认账，把大家开发好的土地全部收回去归公吗？到那时，岂不是前功尽弃，白白替人家开发了吗？陈可镜说，既然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去古晋找沙捞越政府的人说清楚。黄泽如说，那倒也是一个办法，问题是我们自己去找他们，他们能够理睬我们吗？陈可镜不再吭声了，心里想，如果以他们目前的身份去找沙捞越政府，恐怕就连政府的大门都不让他们进去。 这时，刚好遇上了一个人，使得事情有了转机，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可镜几年前苦苦要寻找的人——二叔陈忠祖的打金匠朋友张三年。张三年在福建老家还有父母和两个兄弟，他原来也不叫张三年，那个名字是他在来南洋的路上自己给自己改了的，那名字其实不难理解。路上，他向陈忠祖发下毒誓，三年之内，他要是在南洋找不到金矿，那他也无颜并且也不打算回去见江东父老了，他一定会在南洋随便找一条河流或一处海域跳下去喂鱼。陈忠祖说，你是不是把这话说得太早了，太绝了，到时如果找不到金矿，难不成你真的就跳海了？张三年说，一点也不早，也不绝，要是真的到了那一天，他只有走那条路了，他没有任何的选择。 张三年之所以信心满满，敢夸下海口，那是有原因的。有一次，他在自己的打金店里碰到了一个从南洋沙捞越回来的客人，那个客人对张三年说既然有这方面的手艺为什么不去南洋呢？张三年一下子被问得有点莫名其妙，他说，我不明白，请高人指点。那客人便说，南洋到处都是金矿，只可惜南洋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把金都看成土了。张三年后来在回忆自己怎么会心血来潮来南洋时，就想，要不是那个客人说了那句话，他还真的不可能想漂洋过海来到南洋。也正是客人说了那句话，在金矿做事几年的他才一下子动了心，便丢下父母，联系了老朋友陈忠祖一起来到南洋。当然，张三年来南洋真实的原因他并没有告诉给陈忠祖。那是他个人的一个秘密。 但是，事隔三年之后，别说金矿，就连一个金疙瘩他也没有找到。尽管如此，张三年还是没有跳河或者跳海，他觉得没有找到金矿他已经很窝囊了，要是跳河或者跳海，他就会更窝囊。他为什么要那样没出息呢？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觉得自己已经没脸见陈可镜的二叔陈忠祖了，他知道，是他害了陈忠祖。于是，他不辞而别，自己一个人跑到诗巫来做商业贸易。没想金矿没找到，搞商业贸易倒赚了不少的钱，几年后，还被沙捞越的乡亲们推举为“甲必丹”，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侨长。 陈可镜想不到自己找了几年的人这下就站在面前，心情相当复杂，无以言表。不过，最终他还是提到了自己的二叔陈忠祖。张三年听后非常内疚，说自己实在罪不可恕，一切都是他的错，他说当初自己也实在太幼稚了，怎么可以听了人家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往南洋跑呢？而且还向陈可镜的二叔陈忠祖发下了毒誓，想想自己当初的行为，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几年来一直困扰陈可镜的那个问题这时终于有了得到证实的机会，他便问张三年说，照你这么说，沙捞越这个地方真的就没有金矿了吗？张三年说，我不是那个意思，问题是就算真的有金矿，凭我们的经验就能看得出来吗？其实大多数的金矿都不是处在地表，而是埋在很深的地底下，哪里是你用肉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的，我们却傻傻地到处去找，那不是很可笑吗？ 陈可镜听了，暗暗庆幸自己还不是陷得太深，要是真的像二叔陈忠祖一样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到死前那一刻还没明白过来，那他就毁了。 话题转到正事上面，张三年非常支持他们的想法，他说，南洋虽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好，但是只要你肯吃苦耐劳，吃饱饭还是可以做到的，不像在中国，你就是拼死拼活，也无法养活一家人。对于荒地开发的事，他表示，沙捞越政府那边他跟新一代的拉者查理士·布鲁克有过交往，完全可以出面协调，而且还可以华人社会代表的身份与沙政府进行协商谈判。他说，他当这个“甲必丹”，就是为了替侨民们做事。他所担心的是黄泽如他们有没有办法一下子组织那么多的人来南洋，一个是家乡的人恋乡恋家的观念那么强烈，他们到底愿不愿意来呢？另一方面，他们来了以后要怎么去组织安置那些人，那都是一些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那毕竟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工程，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黄泽如和陈可镜却信心十足，尤其是黄泽如，虽然从心里说他已经恨透了那些英国人，但又不得不在心里作了迁让。他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够感情用事的，最好的办法只能委曲求全。于是他说，那些困难他都考虑到了，但是，再困难他也要克服，满清政府的腐败有目共睹，百姓生活在水火之中，作为一个中国人，哪怕只有一分力，他也不能当旁观者，局外人。那忧国忧民的口气，让张三年听了好不感动，并表示，这个忙他一定帮到底了。 第十一章 沙捞越王府位于古晋的一条宽敞但幽静的大街上，王府为白色圆顶建筑，大方气派，但不像中国古代的皇宫那样金碧辉煌。它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平民气息，粉墙黛瓦，树木掩映，碧绿的沙捞越河静静地从它身边流过。现在，住在这个圆形王府里的人已经不是当年的第一代拉者詹姆斯·布鲁克，而是他的外甥查理士·布鲁克。黄泽如他们并不知道，此时，这位沙捞越的第二代拉者，正坐在他的客厅里，静静地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与第一代拉者相比，新一代的拉者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代拉者詹姆斯·布鲁克当初从文莱苏丹手里得到沙捞越后，虽然也曾经希望借助华工来开发这片国土，其中最主要的开发项目为各种矿藏，但与此同时，为了增加他的政府收入，他又对那些华工横征暴敛，最后导致爆发了一八七五年的武力反抗事件。由于这一事件是以驱赶拉者为目的，反抗被镇压下去后，詹姆斯从此对华人大怀戒心，时刻提防。并且采取了限制华人迁入沙捞越的政策，控制华人进入沙捞越。 新一代拉者查理士·布鲁克对华人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不知道是从哪里得到的经验，他对华人的印象却是出奇的好，他认为华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要发展沙捞越经济，就必须紧紧依靠大批的华人。因此，他一继位，马上鼓励华人迁移来沙捞越，他渴望一些富有经验的华人农民能够移居到诗巫那片荒地，开荒种田，开出一片新天地。为了吸引华人入沙，他先后多次颁布土地法令，诸如拨给土地，在一定的时间内免税，以及保护他们的安全等等。这些法令为来沙从事种植业的华人提供了许多优惠的待遇。但问题是，种植业毕竟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职业，许多来南洋的华人所选择的多是商品贸易或从事其他一些工作。因此，拉让江流域的大片处女地至今都未能得到有效开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泽如他们来了。当然，作为黄泽如和陈可镜，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他们所担心的是沙王会不会同意他们的计划。而实际情况是，由几个中国人来主持很大规模的垦区，并且负责直接从中国国内招募垦农，这在沙捞越是没有先例的。新一代沙王既兴奋，又相当慎重，他问黄泽如他们，你们能行吗？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你们就不怕开发不下去半途而废吗？黄泽如一听沙王这样说，就知道有戏，他当即表态说，你应该看到了，我们华人的吃苦耐劳精神，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人能够相比，只要我们认准想干的事，就是再苦，再累，我们也会义无反顾，决不妥协。陈可镜这时也在一边帮腔说，是呀，请你相信我们好了。 沙王并不会讲中国话，他讲一口非常好听的英语，所有的这些对话都是他的一个翻译在他和黄泽如他们之间传递的。尽管如此，他对黄泽如他们的表态仍然相当赞赏，好像长期背在身上的一个包袱终于可以找到搁置的地方了，他的心情变得非常的好，他让他的仆役端来了咖啡，他自己亲自动手替大家煮了起来。咖啡煮好了，他边喝着咖啡边说出了心里话，他说黄泽如他们真的是帮了他的一个大忙，否则的话，他头都想痛了，也想不出到哪找人去开发诗巫那块荒地。现在好了，他今后就不要再为那片地没人去开发忧愁了。咖啡喝过后，便开始实质性的谈判，并且，双方以“新福建”的名义就开垦诗巫签订了一份《垦约》。共十六条，《垦约》约定： 一、包工人愿招男女农人一千名，小童三百名，入拉让江，旨在种植谷物，蔬菜。首批须有小半农人，于一九〇二年六月三十日以前抵达指定地点，其余须在一九〇二年六月三十日到一九〇三年六月三十日期内到齐。 二、政府负责贷款与包工人所招的农人，成人每名三十元，小童每名十元。此款三分之一在新加坡发给，余俟到达古晋时付清。唯此等农人须在四个月到达拉让江目的地。 三、包工人须在六年内负责偿清贷款，并定自次年起，成人还六元，小童还二元。 四、所招农人的船费，无论从新加坡或中国而来，概由政府负担，每名五元。 五、政府准在拉让江区域内、新珠山、黄师来或他处，给予垦农耕地，每一成人三英亩，以二十年为期，期内免税。 六、二十年期满，可向政府领出地契，每英亩纳税一角，唯其地概须耕种。 七、凡移民耕地，倘为政府所征用，政府须按当时地价收买，以补偿移民的损失。 八、政府负责修筑适宜的大路、码头和小道。 九、凡包工人所举荐的领袖，政府当然予以承认，其权限得在垦居民地区受理争论及平常小事的纠葛，必要时由政府委任，其权限亦由政府予以明定。 十、如有土人干扰情事，政府负有完全保护移民的责任。 十一、垦农的责任是种植，不可荒弃；其生产及输出售卖绝对自由，政府决不加以限制，唯包工人须予监察。 十二、垦农生产的物品，如遇政府有船出入古晋，自当代运而取适当的运费，否则无专事运输之责。唯粮食谷类不在此例，当尽力设法运输。 十三、政府不准任何人在垦场内开赌，或与垦农赌博。如政府与包工人斟酌认为可以举行时，亦以垦农时间为限，但仍需经其领袖监视。至于鸦片，不准外人在垦场内售卖。必要时，政府得与鸦片包办人商定，准由垦农领袖在垦场内售卖。 十四、政府准许垦农购置鸟枪，保护农作物免受损害。 十五、此约自满二年后，如垦农垦殖成功，则新垦农可由中国再来，而政府允予尽力协助。 十六、包工人与垦农于垦场成功发展时，政府允予经营商业。 《垦约》中第一条涉及女农人和小童，主要是考虑到许多农人都已经结婚生子，如果让他们把老婆孩子都丢在家里，自己一个人漂洋过海来南洋恐不安心，必要的时候，可视情况把他们的家属都一齐带到南洋来。以解他们的后顾之忧。但《垦约》里并没有提到垦农成为沙捞越正式移民的事，主要是沙王出于对即将到来的那些中国农民心存疑虑，一点也不了解他们。担心如果现在就贸然答应他们成为沙捞越的永久移民，将来会很被动。而实际上，黄泽如他们也有自己的打算，他错误地理解了黄泽如他们心里的想法，或者说，黄泽如与沙王的想法出入太大了，这是后话。 如此一份合约，虽然没有人去做过认真的考究，但几乎可以肯定，那一定是有史以来沙捞越王与中国移民签订的第一个合约，是历史性的，双方都怀着深深的诚意，在一种非常愉快和谐的气氛中把《垦约》签了下来。《垦约》是以黄泽如的名义签下的，黄泽如便成了事实意义上的“新福建”垦场场主。 沙王毕竟是一个英国人，他身上流淌的是他们祖先日尔曼人的血，他们不可能完全了解这批来自炎黄子孙故乡的人。沙王查理士仍然在骨子里对中国人怀有偏见和不信任，因此，在貌似融洽的气氛中，查理士·布鲁克仍然不忘他的原则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张三年说，你必须当他们的经济担保人，到时候他们要是出了什么状况，我就找你，拿你是问。你是逃不掉的。而且，这一条也要写进《垦约》里头。 张三年毫无思想准备，听查理士·布鲁克这样说，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表示说他非常愿意当他们的经济担保人，并拿过《垦约》，让查理士·布鲁克的助理写上了第十七条。走出沙捞越王府，张三年笑着说，现在我可是跟你们绑在了一条船上了，你们千万把船开好，开稳，别到时把船弄翻了也把我给拖下水了。 《垦约》一签好，黄泽如和陈可镜根据《垦约》，很快便向沙捞越政府借款三万元作为开办垦场费用，加上黄泽如和陈可镜两家人这几年的一些积蓄，赶紧请人在垦场盖了十几大间供垦农居住的简易住房，又请当地的土著把垦区的荒草和杂乱树木全部给砍掉，做好垦区的清理和平整土地工作。 接下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回国招募那些垦农。这是最为头痛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件事谁都没有碰到过，谁也就无法预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会碰到什么困难。黄泽如曾经作过两种分析，第一种情况，家乡那些农民根本就不信任他们，甚至于认为黄泽如和陈可镜打算把他们卖到海外当苦役，结果招来招去，也没招回几个人；第二种情况，有数不清的人踊跃报名，他们认为南洋就是天堂，他们不想失去这个机会，结果因为想争一个垦农的名额，大家打得不可开交，最后作了很大的努力才使得事态平息下来。 当然，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回国招募垦农都将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到底派谁回国便成了一个主要问题。陈可镜首先提出由他回国负责招募，他说他对农民情况熟悉，便于沟通，在发动农民方面他有先天优势。黄泽如则坚持他自己回国，他说他虽然不是农民，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而且，他从小就生活在农村，至少他对农民们的情况是了解的。更主要的一点，他做过学生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他完全有办法把那些垦农组织好，然后带领他们安全来到南洋。他说陈可镜熟悉耕作和农业上的事情，倒是可以留下来先做一些前期的工作，免得垦农来了后乱无头绪，不知从哪里开始。 其实，黄泽如所说的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一些理由，事实上，还有一个很深层的原因他并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他的故乡故土情结，和那个他为之爱为之恨的大清国情结。他无法想象那个让他伤心透顶的大清国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来到南洋已经三年多了，他几乎与故国完全中断了联系，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故国的消息，他为此焦虑不安过，他只苦于自己不会长出一双翅膀，否则的话，他真想飞回去看看那些久违的江山湖海，和他的父老乡亲。但是，他不能，他只能在梦中让自己一次次飞越千山万水，回到他的家园，回到那个已经破碎的祖国。现在，机会来了，他怎么可以白白错过？当然，身为维新派，身为朝廷捉拿的对象，黄泽如不可能不考虑自己身处险境，好不容易已经逃离追拿了，你却要自己往人家怀里钻，福建人称这类事情叫“老鼠跑到风箱里去找死”。意思是说风箱是要拉动挤压的，你老鼠傻乎乎地钻进去，还不是进得去出不来，要把你给挤压死了吗？ 问题是，黄泽如是铁了心想要回国去了。所有的那些不利因素都已经被他看成是他亲近故乡的一种礼物。他不可能拒绝它，又不可能不面对它。他不可能因为怕它而从此永远不再踏上自己故乡的土地。 陈可镜拗不过他，只好让他回国。 高兰香却不依，她叫起来说，你这不是要回去找死吗？你忘了当初我们是因为什么才离开家里的？还不是因为你被那些官兵追赶，你这下回去，不正好自投罗网了吗？我不能让你走。说什么你也不能回去！ 黄泽如却好意相劝，他说他知道问题的轻重，他不可能去做那种没有把握的傻事，他说都几年过去了，谁还会旧事重提？反正，他让高兰香放心就是了。 高兰香知道说不过他，并且，也无法阻止他的决定。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她太了解他的性格了，只要他想去做的事，谁也无法改变。夜里，她把男人死死地抱在怀中，好像男人这一去就永远不再回来似的。高兰香说，你要是不回来，你的女人也就和你的儿子女儿一起跳进拉让江不想活了。 黄泽如走了。临走时陈可镜特意去了一趟古晋，他把二叔陈忠祖的遗骨刨出来让黄泽如一起带回国内，他说他老家还有一个表弟叫陈长喜，黄泽如回去后可以去找他，想办法把他二叔的遗骨给掩埋了。当陈可镜把二叔的遗骨交给黄泽如的那一刻，陈可镜夫妇两人都抱着二叔的遗骨放声大哭起来。陈可镜说，二叔，你不是做梦都想着要回家去吗？今天，你就要回家了。过不了几天，你就可以和咱爷爷奶奶，和你的哥哥在一起了！他们已经等你等了好多年了。二叔，我们知道你为什么要我们来南洋，这些年来，我们虽然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但我们一点也不恨你，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你就是盼着能够有这么一天回到家里去，这不，这下你就要跟泽如老弟一起回去了。二叔，回家的路好长，好难走，要经过很多座的山，经过很多的小溪小河和大海，您老可一定要小心走好啊！ 陈可镜说得悲悲切切，非常的动情，弄得在一边的黄泽如和高兰香都忍不住哭了。陈可镜把一扎用钉子扎上了一个个小眼的纸钱交给黄泽如，他告诉黄泽如，按照他们老家人的习惯，人死了，灵魂已经出窍，只剩下一个躯壳，出殡时死者的亲属一定要有一个人在前面引路，比如，遇上要过桥时就喊：某某的，小心过桥了！又比如，碰到要过河了，亲人便喊：某某的，小心过河了！除此之外，还要一路抛撒着纸钱，一直抛撒到下葬的地方，那叫“买路钱”，意思是说路途如遇见恶鬼挡路，为难不让过去，撒点钱给那恶鬼花就算是打通了关节，让路放行。陈可镜说，他二叔一辈子做梦都想发财，到头来却两手空空地走了，想想实在让人伤感。 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当黄泽如抱着陈可镜他二叔的遗骨临要走的那一刻，张三年来了。张三年望着陈忠祖的遗骨，不禁哽咽。他说，忠祖老兄，三年有愧与你呀！三年欠你的那份债，三年只能下辈子还给你了！现如今老兄你先走一步了。不过，依三年看，忠祖老兄还是一个有福之人，今天才能够魂归故里，那都是前世修来的。三年不一样，三年到死了的那一天，却不一定有那个福气，说不上就抛尸海外，永远当一个孤魂野鬼了。 陈可镜问张三年为什么要那样讲，张三年心情凝重，他反问陈可镜说，怎么，难道我说错了？我说得不对？此番吾辈漂泊海外，与家国关山阻隔，艰难险阻重重，谁能料到我们何时才能返回家园？我们不就是这个命吗？ 第十二章 黄泽如风尘仆仆赶回阔别三年的故乡，世事难料，没想等待他的却是一连串不好的和令他痛心疾首的消息。首先，他的父亲黄敬芳在他刚刚去南洋的第二年，就因病带着亦荣亦辱亦喜亦悲的心情，和对远方儿子的无比牵挂撒手人寰了。这个消息对黄泽如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他连站都站不稳了，眼泪立时夺眶而出。 娘把黄泽如带到黄敬芳的坟前，只听“扑通”一声，黄泽如已经两个膝盖齐刷刷跪在了坟前，哭起来说，爹呀爹！你儿子来迟一步了！儿子还没孝顺你老人家一天，儿子心里有好多话都还没来得及向你说，你也还没有原谅儿子呢，你就这样走了。儿子真是罪该万死了！娘在一边说，别看爹对黄泽如那样绝情，把儿子从家里赶走，其实，黄泽如并不知道，在几个儿子当中，他爹黄敬芳最疼爱的就是老大黄泽国和最小的儿子黄泽如。想当年，黄敬芳不管走到哪里，总是把两个儿子挂在嘴上，那是他向乡亲们炫耀的资本，他总是以两个儿子的出类拔萃引为自豪。可是，黄敬芳做梦都没有想到黄泽如会闯下那么大的祸，转瞬间把他几年来苦苦构筑起来的那座自豪和荣誉的楼阁给摧毁了。黄敬芳荣极受辱，自然无法接受，一气之下，把黄泽如赶到南洋去是很正常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黄泽如当初要是不去南洋，他又能躲藏到哪里去？他能够逃过那些官兵的追捕吗？一提起官兵，娘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娘说，儿呀，你在南洋好好的为什么要跑回来？你就不怕官兵又来找你抓你？黄泽如忽然觉得几年不见，娘一下子变得苍老了许多，满头都是白发。心里想，这次回到南洋，谁知道自己要等到哪年哪月才能回来呢？而到了回来的那一天，娘一定已经很老很老，已经走不动路了。或许，娘已经早不在了，离开这个世界了，心里不由得十分的感伤。他望着娘说，你放心，娘，我会小心的。黄泽如告诉娘说，这次他是回来招募那些农人的，他说他已经在南洋跟人家签了一份有关开发土地的合约，他要把那些过苦日子的农民都带到南洋去。让他们去南洋过好日子。他说爹在世时最想替乡亲们做事了，要是现在爹还在的话，也一定会支持他这样做的。 娘不再说了。儿子不管是对是错，她都能够相信他，理解他，支持他。中国传统女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她们对丈夫对儿子的宽容和爱是惊人的，透过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隧道，仿佛可以看到那一个个母亲和妻子像一座座高而明亮的灯塔，在照亮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一路向前。 除了父亲辞世，还有一件让黄泽如既伤心又感到震惊的事，那就是才短短三年时间，他一直所钟爱的家国已经变得更加的衰败无能，百姓的生活也已经变得更加的痛苦不堪，泱泱的大清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老人。就在黄泽如回国前不久，由英、法、德等国组成的八国联军已经砸开国门，打到了北京城。那是满清政府最为耻辱和黑暗的一天。据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起因是中国人攻击了外国人，那种说法不免有点牵强和荒唐。那时，全国各地已经陆续来了一些国外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修建教堂，广纳信徒，并且收养了大批的中国孤儿，教他们唱歌跳舞认字。许多中国人都不明白那些外国人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那么好心去做那些本不该由他们去做的事。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认为外国人那样做肯定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当时到处流传着一个中国人说的一句超级荒谬的话，他告诉人说，据说人眼睛里的眼白可以提炼白银，那些外国人就是打算把中国人的孩子养大，然后挖他们的眼睛提炼白银的。 这句话提醒了正在疑惑的中国人，大家非常气愤，于是一夜之间把那些“图谋害人”的传教士统统杀掉。这个事件导致了八个国家联合起来向中国人“讨公道”。 那个传说当然是太荒谬了，是入侵者的一种借口。而事实是，从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起，帝国主义就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拼命掠夺中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中国出现了维新派和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直接阻碍了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国公使就提出镇压。美、英、法、德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在大沽口进行威胁，五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 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五月二十八日，由八个国家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北京。因此，从根本上讲，那些外国佬们不过以中国人杀外国人，清朝政府仍然放任不管，甚至于加以庇护当做一种借口，乘机举兵中国。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瓜分中国的财富。于是，一九〇〇年六月，英、美、法、俄、德、意、日、奥八国组成侵略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直取北京。八国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此次中国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永远无法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可悲的是，当外国列强用坚舰和重炮捣毁大沽口炮台后，除了受到京津铁路沿线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爱国官兵拼死抵抗外，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这个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早已携侍从随慈禧太后跑到西安避难去了。留下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乞和，并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在北京正式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赔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和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九亿八千万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区内居住；平毁大沽口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炮台；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便完全沦为半殖民地。面对山河破碎，国已不国，黄泽如不禁唏嘘，不知道中国今后将沦落到何等地步。他真恨不得能重返京城，去斥责那腐朽无能的朝廷，去和那些外国列强决一死战。但他知道那样做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不可能傻到那种地步，他已经不再是学生时代的他了。冲动和狂热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已经开始变得理智和成熟。悲愤的情绪促使他加快了招募垦农的计划和步伐。国家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朝廷已经把百姓拖到了越来越黑暗的境地之中。他只能远离这里，让更多的百姓远离这里，在那遥远的南洋找到一块净土，耕耘播种自己的理想和希望。 考虑到几年前的那件事，黄泽如在招募垦农时尽量不事招摇，以免引起官兵对自己的注意而带来麻烦。黄泽如压根就没有想到招募垦农会遇上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本以为此举可以为自己苦难的同胞谋一条生路，远离这个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的国家，没想事与愿违，那些农民根本就不买他的账，尽管他苦口婆心在作宣传作解释，人家就是听不进去，认为黄泽如在白天说梦话，要不就是在欺骗大家，心里另有什么企图，担心像被卖“猪仔”一样给卖到南洋去。其实，黄泽如虽然出身农家，但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读书人，书呆子。他并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中国的农民是相当保守的，特别是在当时，交通相当不发达，一个普通人的活动半径也不过在几公里之内，更何况一个农民。 就是现在，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一句话说，父母在，不远行。还有一句话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狗窝。因此，也依然存在恋土的思想。既然如此，谁又愿意到那个谁也没有去过没有见过的地方？那是哪呢？天边？还是海角？天边看不见，海角摸不着。说穿了，就是对南洋不了解，对黄泽如不信任。黄泽如急在心里，他为乡亲们的愚昧麻木感到痛心，甚至于感到气愤，他并不明白，他的这些乡亲们完全和他这个读书人不同。读书人太敏感了，动不动就无病呻吟，农民则不然，他们已经习惯了过那种苦日子，已经习惯了朝廷的腐朽无能和黑暗统治，他们逆来顺受，随遇而安。黄泽如顿时有一种很深的失落感，觉得理想和现实之间，其实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人自扰，自作多情了。 但他又不能就此作罢，《垦约》都在南洋跟人家签订了，他怎么可以放弃努力，一个人灰溜溜回到南洋呢？读书人倒是有读书人的办法，他把南洋的情况，包括语言环境、当地气候、生活习俗、农耕习惯等等，一一写在纸上，并张贴到四乡八村，当做招农广告，鼓动大家的报名热情。那些长年足不出户的农民终于被他的诚挚和异国的风情所感动，所吸引。或者说，都想开了，都想明白了，纷纷报名加入垦农队伍。 黄泽如的母亲娘家在永泰，那里还有不少母亲的亲戚朋友，黄泽如便把招募广告贴到永泰和闽侯一带，并做了一些鼓动的工作。有些人听说要去南洋，二话不说就报了名，甚至唱起了那首在当地广为流传的童谣：“番婆番仔弄叮当，一碗胡（干）饭吃捌（不）空”……竟然招了不少人。黄泽如喜不自胜，但是，当夜里他对着那张报名的名单数了数，不禁心凉了，因为从报名的人数看，虽然热热闹闹的，但实际上才有招募总数的一半不到，接下去到底要上哪补招大半以上的垦农，便成了黄泽如的心头大病。 这时，黄泽如忽然想起了陈可镜的家乡兴化，心里想为什么不可以到兴化去招募垦农呢？那天回国，黄泽如连家也顾不得回，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陈可镜二叔的遗骨送到兴化，他照着陈可镜的交代，找到了陈可镜的表弟陈长喜。按照兴化规矩，在外头死去的人还得引魂，还得摆上香案供几盘水果为死去的人行祭礼，唱招魂经，然后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他和陈长喜两个人认认真真按照兴化的丧葬习俗，把陈忠祖的遗骨埋在了他父母的墓旁。一切办妥后，黄泽如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赶回家乡福清招募垦农，于是倒把在兴化招募的事给忽略了。现在，福清那边招募卡了壳，一筹莫展，黄泽如便想，唯一的希望只好到兴化去想办法了。心里就想，要是陈可镜这下在身边就好了，他们就可以一起出主意想办法了。至少，在兴化招募垦农，可镜兄完全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的。 也是天意，黄泽如想什么，什么就来了。这时，黄泽如面前有男有女站着三个人，黄泽如抬头看时，简直呆了，你猜站在黄泽如面前的人是谁？是陈可镜！还有他的表弟陈长喜。黄泽如已经和陈长喜见过面，自然认得。然而，和他们一起来的那个女孩子，黄泽如就不认得了。那女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年纪，经陈可镜介绍，才知道那小女子叫陈淑娴，是陈长喜的亲妹妹。黄泽如觉得那女子文静得有点忧郁，倒像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陈可镜从天而降，黄泽如还是让他吓了一跳，怎么想也明白不过来。原来，黄泽如走了后，陈可镜夫妇和高兰香怎么想都感到不对头，都担心黄泽如一个读书人要回来招那么多的农人必然困难重重，于是，黄泽如才走几天，陈可镜就跟着回来了。这一来，却把黄泽如搞糊涂了，仿佛自己在梦里，怎么也无法跟现实联系起来。他说，可镜兄，莫笑我，你把我给搞糊涂了，我到底是不是在做梦？ 陈可镜笑起来说，不是做梦，是真的，你前脚刚走，我就跟着回来了。 黄泽如说，我还是不明白，不都已经说得好好的，我一个人回来，你留在南洋，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呢？ 陈可镜说，我不放心，大家都不放心，都说你一个人要招募那么多的垦农，会忙不过来的，就让我坐下个船次回来了。 黄泽如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陈可镜真的就站在自己的跟前。黄泽如于是向陈可镜大倒苦水，他说招募实在太难了，他已经被这件事折腾得筋疲力尽了。他怎么就想不明白，那些农民为什么会那样封闭和保守，宁愿在家苦熬守苦日子也不愿意出国去？ 陈可镜说，你莫怪农民，农民跟你们读书人不一样，农民只要有一碗饭吃就行了，就满足了，哪怕半饱半饿也能忍受，其他的他们一概不管。你们读书人就不一样了，脑袋瓜子想得多，没有吃饱饭时在想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吃饱饭了呢还想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整天这国家那民族的，所以你们会活得很累很痛苦。 黄泽如被陈可镜说得半懂不懂，他说，照你这么说这回我们回国招募垦农错了？ 陈可镜说，没有错，不是还有那么多人想跟我们走吗？ 黄泽如叫起来说，可镜兄有所不知，还差一大半呢！ 看他一副苦相，没想陈可镜却笑起来。黄泽如被笑得有点莫名其妙，他说，怎么？难道我说错了？ 陈可镜依然笑着，他终于说，你放心好了，还有一大半，我已经替你给招好了，现在就等着和你招的那些人一起走了。 黄泽如哪里相信，他说，可镜兄你别逗笑了好不好，我知道你在骗我。 黄泽如说着，看了看站在陈可镜身边的陈长喜和陈淑娴，想在他们那里找到答案，陈长喜于是老老实实说，可镜表兄说得是真的，这不，连我和我妹妹也都想跟你们一起去南洋了。 黄泽如喜笑颜开，他说，是吗可镜兄，平时还真的没看出来你的能耐呢，还多亏了你赶回来，否则的话，就耽误大事了！ 几天后，黄泽如和陈可镜率一千多名垦农，包括妇女儿童，从福州马尾分乘三艘英轮南行。队伍浩浩荡荡，非常壮观。在那些人中，不单单是垦农，男女老幼都有。而且，不仅仅是农家，士、工、商、医生、木工、传道、老师，各种人才都有。这主要是黄泽如他们从将来垦区的发展考虑的。 刚上船那会儿，那些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民当看到海上秀美的景色时，还会大呼小叫，嫌眼睛不够用。但没坚持多久，风一刮，船一摇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忍不住晕船呕吐起来，叫爹爹喊奶奶，担心再吐恐怕连肠胃也给吐出来了。但还算航程顺利，经过将近十天的海上颠簸飘摇，三艘英轮终于停靠在新加坡莱佛士码头。后来，每当黄泽如和陈可镜想起这事，都难免有些后怕，心想，要是像当年他们出洋一样碰上海盗那该怎么办？ 但是，此时此刻，黄泽如他们似乎没有考虑那么多，他们想的是越早赶到南洋越好，越早把那片荒地开发起来越好。轮船一到新加坡，他们马不停蹄，接着带垦农们又换乘去古晋诗巫的轮船，不停地赶路。垦农们沐一身风尘，到达诗巫时一个个已疲惫不堪，幸好张三年和留下来的两个女人早已安排妥当，并到江边码头接应，细心招待。垦农们很快就适应了过来，打消了原先的顾虑。面对极目千里的荒芜原野，垦农们呆了，不禁发出一声声的惊叹，都说，南洋人实在太懒了，怎么会让那么多的地白白荒着？糟蹋哪！ 第十三章 就在黄泽如和陈可镜带领一千多名的垦荒大军走进垦区的那一刻，大家看到，在垦区为垦农们新盖起的那一排排简易的住房前，挺立着一块巨大的木牌，上面用流利的汉字写着“新福建垦场”几个字。那是张三年叫人特意立起来的，这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包括黄泽如和陈可镜。看到眼前的一切，被招募来的垦农们立即便有了一种回到家里的温馨的感觉。当黄泽如看到那种景象时，心里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那种感觉非常奇妙，又令他热血沸腾。那也是他一直想要追求却一时想不出如何去表达的一种气氛和效果，现在，他终于看到了，并且想，他以前所盼望的其实就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和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为此他在国内苦苦寻觅却都无法找到，但是，如今在南洋，他找到了。这个理想世界和精神家园现在就在眼前，是张三年替他变成了现实。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个人就是孙中山。这个从小就有革命的志向，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的革命党人，自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处于危难之时，就毅然决然走上革命道路，并在檀香山创建革命团体兴中会，亲自制定了“驱除达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个农民的儿子，由于他的一系列革命主张，以及后来他推翻了封建帝制，创建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便注定了他必然要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巨人，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黄泽如认识孙中山纯属偶然。那天，他和陈可镜带着千余垦农从中国搭乘“丰美号”轮船到新加坡，可就在码头上，他碰上了刚刚准备离开新加坡，当年跟他一起在北京参加维新的广东举人王进学，两人阔别多年，都有说不出的感慨。小叙片刻，王进学非常兴奋地向黄泽如介绍起站在他身边的一个人，那个人个子不高，甚至有些瘦小。王进学告诉黄泽如听了可别吓一大跳，黄泽如说，什么人会吓了他？ 当王进学告诉黄泽如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时，黄泽如确实吓了一大跳。在此之前，他早就听说孙中山的大名了，他尤其敬佩孙中山为拯救祖国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但只苦于无缘相见，经王进学介绍，黄泽如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当孙中山得知黄泽如正要带领那些中国农民准备在沙捞越筹建“新福建垦场”时，也从心里对黄泽如表示由衷的赞赏和敬重。他们都疾愤于清廷专制统治致使中国积贫积弱频遭列强欺凌的现实，孙中山指出，中国要富强，就要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而它的前提就是推翻满清帝制，舍此而采取其他温和的手段都不能成功。 黄泽如忽然发现自己当初参加维新改良是多么的幼稚可笑，以为通过改良就能够拯救中国。那种做法就像是给一个得了重病的大人开一帖给小孩吃的伤风感冒药一样，不可能起到任何的治疗效果。一个行将就木的政府，你就是给它实行什么样的变法，也是无法改变现状的。看来，要改变中国，单单吃点药还不行，就必须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动大手术，彻底推翻清朝的腐败统治。他觉得眼前的孙中山应该成为中国将来的华盛顿。 短短的晤面，孙中山短短的一席话，使得黄泽如受益匪浅，这与他后来积极投身救国运动都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更加坚定了黄泽如和陈可镜他们移民垦殖的决心。孙中山和他的一大批仁人志士的救国是一种方式，他黄泽如把国内的穷苦农民招募来南洋搞垦殖，同样是在救国。然而，垦场初期，千余人的衣食住行，都得操心张罗，他们首先要做的是组织大家开垦荒地，种植作物。根据当初与沙王订立的垦荒合约规定，每个成年人可分三英亩土地，二十年内免税。而实际上每人得到的是五英亩。五英亩是多少呢？如果在国内，那是一个小财主的所有土地。因此，每人一下子拿到那么多的土地，这对于在中国国内基本上没有土地的垦农来说，其劳作之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这还不是主要的，由于南洋气候、生活环境和国内反差较大，尽管刚来时垦农们按照家乡的习俗，把从家里带来的灶土香灰等等都洒进了拉让江，把一条碧绿的拉让江都给染成了浑色，但许多垦农仍然还是无法适应，水土不服严重，好多人都生了各种的病。好在陈可镜在家时就懂得一点医道，碰到小疾小病都是自己找点草药回来把病给治了。再说，在招募的垦农中，也有几个医生，一看有人病了，便无偿替大家看病，没有药，就拣一些草药，才使得病情得以控制。但还是死了不少人。第一个病人要死的那一刻，黄泽如去送他，那人紧紧抓住黄泽如的手不放开，生怕一放手他就要死去。那人说，黄场主，你送我回去吧，我要回中国去。当初是你把我从中国接到南洋来的，现在，我也不求来南洋撞好运发大财，只求你现在就把我送回去吧，我这把骨头不能埋在南洋，我要回去。黄泽如听着，心里像被一把刀子在割一样，泪水在眼窝里打滚。他说，你别难过，我这就送你回去，要不了几天，你就可以回去了。那人说，我知道你在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们到南洋来？你不该骗我们来的…… 那人话没说完，手已经无力地垂了下来。死了。 第一个病人死了后，黄泽如就不敢去看那些将要死去的病人了，他害怕看到他们的眼神，害怕跟他们讲话，他不敢看到那些人将要咽气的那一刻表情，那感觉就像是他亲手把他们给掐死了一样。他的情绪相当低落，他对陈可镜说，我们总认为是替他们做了一件好事，但以现在看来，事情并不是按我们良好的愿望发展，现在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没有认真考虑你们的意见，匆匆忙忙就让他们来了，都是因为我，才酿成今天这种局面。他们的愿望其实一点也不过分，那是人之常情，谁都希望自己死了的时候能够落叶归根。可是，我们就连他们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都没办法满足，你说，我们还算是什么东西？在那些已经死去了的乡亲们面前，我哪里还有脸抬起头来？ 黄泽如说得非常动情，陈可镜便赶紧劝他说，你也不要太自责了，那是谁也不愿意看到也是谁都想不到的事，怎么能够去怪你呢？ 但是，不管要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那都不是主要的，关键还得面对现实。垦场里接连死了几个人，大家便都慌了，都担心自己将来也要走这条路，搞不好也要死在南洋。有些女人本来就十分脆弱，担心自此后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了，已经先哭了起来。后悔当初怎么糊里糊涂就跟人家来南洋了。当时，垦区流行一句令人心寒的话：“今日去埋人，明日给人埋。”那话听了，都让人不寒而栗。 垦场里东北角有一座小山坡，坡上绿树成荫，坡的两面临江，拉让江从它的身边奔腾而过，环境非常幽静。黄泽如专门把那里辟为垦农们的墓地，以备不测。并且，凡葬身此地者，一律立上墓碑，写上死者的名字。这还不够，黄泽如特别指派人为那些死去的人造册，是男是女，是哪里人，家里都还有什么人，记得清清楚楚，一个也不能够漏掉。他说，只要垦农生前有回到故乡的遗愿，等到将来有条件了，垦场方面完全有义务有责任把他们的遗骨送回中国去，让他们落叶归根。 那是多么让人伤心的一个决策，大家都是冲着到海外来谋生活，过好日子的，有谁想到要亡命海外？但是，天有阴晴，月有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人的生命就是那样的脆弱，谁能够对什么时候要降临自己头上的灾难有所预测？谁愿意看到自己亲自从中国招募来的乡亲一个个在面前倒下去？ 黄泽如的心几乎天天都在流血。更糟糕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第一季水稻收割时竟然颗粒无收，垦农们一下子断粮了，一日三餐不继。那意味着垦场将出现更多的人因挨饿而死亡。短短时间内，垦区的天空，被一层重重的阴霾所笼罩。这更让黄泽如和陈可镜寝食不安，感到相当内疚。尽管垦农们没有埋怨他们什么，但好心办成坏事，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 一天，黄泽如心情郁闷，一个人在垦区里走着。已经是初冬的天气，尽管身处南洋，但仍然觉得微微的寒意。这时，有一阵稚声稚气的童谣从一间草房里飘出来，唱的是那首“番婆番仔弄叮当，一碗胡饭吃捌空”。这是一首广泛流传在福建的兴化和永泰一带操兴化语音地区的童谣，黄泽如回国招募垦农时就听人唱过，现在听着，已经是另一种意思，完全带着讽刺的含义。一碗胡（干）饭吃捌空？垦农们连稀粥都快接济不上了还吃捌空（吃不完）？他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唱，就走进了屋子，一看，原来是一个六七岁大的小男孩，小孩瘦瘦的，脸色黄黄的，看到黄泽如，他一下子就认出来黄泽如就是当初到他的家乡永泰招募垦农的那个人。小孩心里就想着，这个人曾经答应过的，南洋的日子肯定要比中国过得好，那么，为什么眼下的生活跟他讲的就不一样呢？他为什么连饭都没有吃饱呢？他似乎在等待黄泽如对这件事有一个解释。 黄泽如看了他一会儿，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小孩说，我叫林起祥。 黄泽如又问，你的大人去哪了？ 小孩说，下地去了。 小孩接着说，我知道你是谁。 黄泽如一愣，说，我是谁？ 小孩说，你就是当初到我们家乡叫我们来南洋的那个人。 黄泽如说，南洋比家里好吗？ 小孩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马上又接着说，不好。 黄泽说，为什么？是不是没吃饱饭？ 小孩想了许久，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小孩爹回来了。那是一个一眼看上去就让人觉得饱经苦难的人，看到黄泽如来到自己家里，他感到十分意外，但他表情有点冷淡，他几乎连招呼都不跟客人打一下，结果弄得黄泽如很尴尬，黄泽如于是没话找话说。 离开草房，黄泽如心情相当不好受，犹如被什么压在心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想不到自己一心想拯救自己的骨肉同胞于水火，谁想如今已经把他们从中国招到南洋来了，却依然让他们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眼看就到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旧年三十了，如果到了要过年时还不能够让垦农们好好吃上一顿年夜饭，那就实在太伤垦农们的心了。 走在垦区的土地上，面前就是奔流不息的拉让江，黄泽如面对滔滔的江水，忽然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不但有责任把他们从那个火坑里救出来，还得有责任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他知道自己虽然不是孙中山，不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他不过是一个平平凡凡的读书人，但在这个一千多人的垦场里，他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书生了。他身负使命，现在他真实的身份是这个垦场的场主，因为这个垦场是以他黄泽如的名义与沙捞越拉者签订的。黄泽如心里非常清楚，他肩上挑的担子实在太重了，以他和陈可镜目前的力量，他们是根本无法让垦场走出困境的，长此下去，总有一天，他和陈可镜，他们都将会被拖垮，最后累倒在这片垦场上。 这时候，他想起了张三年，他觉得现在只有张三年才能够救这个垦场，救这些身处困境的垦农。他问陈可镜张三年会不会帮他们这个忙，陈可镜回答说对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找他呢？这句话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其实，从心里说，对张三年肯不肯帮这个忙，黄泽如心里没底，因为毕竟和上次作担保不同，这回是要让张三年自己掏腰包的。你要张三年自己掏腰包解决一千多号人的过冬口粮，他做得到吗？ 但是，张三年恰好就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这让黄泽如他们出乎意料。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张三年就是雪中送炭来的。没等黄泽如他们开口，张三年已经当场表态说，他已经发动在沙捞越的福建侨界一起来帮助垦场走出困境，他说只要这一步迈出去就好了。 张三年面善如佛，从善如流，黄泽如和陈可镜还有什么好讲的？他们除了感激，还是感激。用黄泽如的话说，张三年确实是太伟大了。也不知道究竟从哪里来的能量，短短几天时间，张三年变魔术似的一下子调来了那么多的粮食，让一千多垦农渡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当垦农们以一个个的家庭为单元，或以联合的方式围坐在灯下一起过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大年三十时，黄泽如那颗一直悬在半空的心终于变得踏实了下来。开春过后，他便和陈可镜一起组织垦农们开始耕作，不单单种水稻，也种菜蔬、番茄、瓜豆、玉米等等，既有中国传统的，也有东南亚特有的，什么都种，一方面是扩大种植品种，另一方面，多种一些品种，以免因品种单一带来的不测。等到了收成的季节，大获丰收，特别是水稻，亩产量是国内的三四倍。民以食为天，垦农们皆大欢喜，垦场终于迈出了最艰难最关键的一步。虽然垦场的生产条件还很简陋，生活条件也还很艰苦，但整个垦区已经一改往日的萧条和荒凉，充满生机活力，呈现着蓬勃向上的新景象。 黄泽如、陈可镜二位，见垦场已经顺着自己的意思发展，无比欣慰，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开始在垦区里办起了学校和医院，这也是垦农们反映最为强烈的两个问题。许多垦农当初都是携带家眷来的，场子里光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就有一百多人，由于年龄太小，又不能替大人做点什么，只好在家里呆着，现在听说场主要为垦区办一所学校，都连连叫好。 其实，开办这两个公益性事业，对黄泽如和陈可镜他们来说，都不成什么问题，开办医院虽然是外行，但是，垦农里有几个在家里时就是医生，陈可镜又多少懂点医道，做一些管理工作是不成问题的。办学校就更不是问题了，他黄泽如堂堂一个举人还怕教不了几个小学生？更何况，垦农里也不缺读书人，有的人还曾经在家乡当过私塾老师，现在要把那些学生组织起来，创办一所学校还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实际上，从黄泽如个人来讲，这个垦场学校他早就想办了。举人出身的他最清楚办学的重要性了，将来垦场要发展，就必须让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来管理。虽然说离垦区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学校，但那是沙捞越当地人办的，收的学生大多是当地原住民的孩子，给学生们教的也都是马来文和英语，让孩子到那种学校念书，别说高兰香的父亲高伯不同意，就是他黄泽如也是万万不能够接受的。因此，他始终认为垦农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华文学校。让自己的孩子进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学校念书。 黄泽如便和陈可镜两人作了分工，陈可镜专门负责筹办医院；黄泽如则一心一意抓学校的兴建。垦区里的孩子听说垦区自己要办学校，个个高兴极了，特别是黄泽如自己的两个孩子佑国和佑娘，这时都已经到了要上学的年龄，一听说父亲要办学校，甭提有多高兴。黄泽如这时想起了和高伯临别时，高伯说过的那些话，他千叮咛万嘱咐黄泽如他们一定不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学讲马来话，要讲自己的中国话，家乡话，一定得让孩子进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念书。高伯的整个愿望就是担心孩子们把自己的根给忘了，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其实，在这方面，黄泽如发现自己和高兰香一点也不比高伯差，而且，在海外的时间越长，这种情结就越强烈，越无法替代。包括陈可镜和李清华他们夫妇也一样，就好像是中国人的基因里和血液里已经注入了那种浓浓的，永远也无法洗去的民族元素，或者说已经被打上了条形码，不管你身在何处，不管你离开中国多久，那种元素也永远无法被改变。 黄泽如想不到在南洋还可以看到自己家乡随处可见的榕树。几年前，当他在南洋第一次看到榕树时，那种说不出的亲切和熟悉得无法再熟悉的感情，使得他血管里的血几乎都要沸腾起来了。他无法明白在离家乡这么远的南洋，从哪弄来的榕树呢？说实在话，在那之前，他的心里一直就认为榕树只有他的家乡才有，那是家乡的标记。也是家的象征。在他家乡的村口，就栽着一棵老榕树，树冠伸进云天，一个树干粗得几个人张开臂膊都抱不过来。还在他小的时候，他就听他的爷爷说，爷爷小时候就知道村口有那棵老榕树了，也就是说，谁也不知道那棵老榕树到底已经在村口站了几百年了。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不管是当年他进京赶考回到家乡，还是上回从南洋回到家乡招募垦农，没等他走进村子，远远地，他就能够看到那棵立在村口的大榕树了。只要他一看到老榕树，就知道自己已经到家了。那种温馨的感觉，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家乡真好！ 学校要开学的前一天，黄泽如从山上挖了两株榕树回来，榕树还很小，跟孩子一样高。他让佑国和佑娘两个孩子自己动手栽在垦区里自己家的门口，让他们培土，浇水。这时他问佑国和佑娘说，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栽榕树？两个孩子从小在南洋出生，没有去过福建老家，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更没有见过家乡的榕树，当然不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两个人面面相觑，心里想不出要怎样回答父亲的话。黄泽如也不想为难他们，他告诉两个孩子说，在他们父亲和母亲的家乡，到处都栽着榕树，那是家乡的树，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树，他要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栽下榕树，就是要让他们别忘了自己的家，别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黄泽如趁着这当儿，给孩子们立下了三条规矩，他说，第一，今后，不管他们书念多高，不管是小学中学或者大学，都不能进外国人办的学校念书，要上学，就上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第二，不管是在家里学校还是在社会，不允许讲马来话和英语，只能讲汉语和福建的家乡话；第三，绝不可以加入外国国籍，加入外国国籍，等于把自己给卖了。 三条规矩宣布后，黄泽如说，这三条规矩实际上也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意思，其实，只要是中国人，都会那样想的。他问两个孩子有什么想法可以讲。佑国于是说，他们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对第一条，他们有些想法，比如说，如果以后要上中学大学，没有中国人办的学校要怎么办？ 这一点，黄泽如倒是没有想到，一下子被问倒了。但他很快就表态说，没有中国人办的学校我们就不上，由你们父亲自己教。你们别忘了，你们的老爹可是一个满清举人呢！ 与黄泽如一样，这些天，陈可镜夫妇也对就要上学的儿子进行了一次谈话，陈可镜毕竟是一个农民，他不可能像黄泽如一样，一二三四定得那么有规有矩，但意思都差不多。而且，除了那些内容外，陈可镜还给儿子加了一条，那就是以后长大了找老婆结婚，那个女人只能是中国人。不许找外国人。 第十四章 黄泽如的老丈人高伯费了好长的时间才找到了凤。你猜高伯是在哪里找到她的？妓院！新加坡一家叫“春红”的妓院里，他找到了凤。高伯见到凤时，凤已经改了名字，艺名叫阿芬。也是凑巧，那天，高伯拉着黄包车送一个客人到“春红”妓院，车刚在门前停稳，楼上的老妈已经在喊着：阿芬，白先生来了！你的客人来了！这时，只听楼里有人脆脆地应了一声“白先生，阿芬来啦！”声音落处，白先生才下车，就有一个打扮妖媚、浑身散发着浓浓香水味儿的女人走过来扶那白先生。那一刻，高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哪敢去想，那个叫阿芬的女人就是他一直要找的凤！心里想，怪不得自己一直找不到凤，原来躲到“春红”院这种地方来了！也就是那一刻，凤也已认出了高伯，霎时，她简直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在那种情况下，她觉得她很难处理她和高伯之间的关系，认他不是，不认他也不是。正当凤佯装不认得高伯，转身要扶着白先生走进屋子里的时候，谁也想不到高伯这时已经抢前一步，不由分说，把凤推上黄包车就跑了。高伯的举动当然有点可笑，要想这样就把凤带走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果然，高伯拉着黄包车没跑多远，就被老妈派人给抓回来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或许也不会有别的事情发生，偏偏高伯就是不能善罢甘休，他无法容忍凤继续呆在那种地方做她的皮肉生意，他必须马上让她离开那里。于是，高伯在妓院里大闹起来，他骂老妈说都是中国人，她怎么好强迫自己的同胞姐妹干这种事？怎么好强迫一个民女做这种事？ 老妈一听，笑了起来，怎么？中国人就不能够干这种事？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吃饭了？你说她是民女？到这种地方之前有哪个不是民女？难道我就不是？难道别人不是？难道就阿芬一个是民女？有谁是世代当妓女的？真是笑掉大牙了！ 高伯说，那些他不管，他让老妈马上放了凤跟他走。老妈说走人可以，可得付一笔钱。钱掏不出来，休想！高伯说，多少钱？老妈说，你最好甭问了，问了会吓死你！高伯说，多少会吓死我？ 这时，凤对老妈说，让她跟高伯说几句话。 凤将高伯叫到一边，劝着高伯说，你赶紧走吧，我的事你别管了。 高伯说，我不走，要走我就带你一起走。 凤说，你就别闹了，再闹下去他们会叫人打死你的。 高伯说，我不怕。 凤说，你不怕我怕，我求求你快走吧！ 高伯说，难道你就心甘情愿过这种日子了？ 凤说，不过这种日子又能过什么样的日子？我还能去哪里？我已经没地方可去了。 高伯一脸惊愕说，你不是找你的表哥去了吗，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 凤低下头来，她说，有一回出海，他遇上海难了。 高伯说，这事你为什么就不早说？ 凤说，你走吧，这不关你的事。你不要自己搅进来，你不要管这个事。你也管不了这种事的。 高伯说，我怎么可以不管呢，谁叫我认识了你？ 凤说，那好，你告诉我，你要怎么管？ 高伯说，我要带你逃跑，回到中国去！ 凤说，逃不掉的，别做那个白日梦了。你赶紧走吧，你再不走，老妈就会叫人来打我了，你总不会愿意看到我被他们打吧？ 凤想一定是她的这句话起了作用，高伯果然走了。 在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凤就再也没有见到高伯。凤心里就想，一定是高伯拼着老命赚钱去了，然后把她给赎出去。高伯如果真的那样子做，凤会伤心死了，因为高伯毕竟不是一个年轻人了，他年龄已经那么大了，要是给累出病来，那她会后悔死了。 人真的非常脆弱，一个命简直就像纸糊的一样，风一吹就倒了。凤那样想着想着，变得越来越忧郁，病就来了，而且是大病。整天的发烧，咳嗽，到后来，脸简直就像是一张白纸，苍白得看不见一丝的血色。血却是从嘴里大口大口地吐出来，一吐就是大半盆，把妓院里那些姐妹吓得连看都不敢看。老妈有经验，老妈说凤得的是痨病。痨病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一个病，是不治之症，而且还会传染给别人。老妈就怕了，担心花钱给凤治病不说，要是把病传给别人，让痨病在“春红”院里蔓延开来，那时就全都完了。 老妈这时想起了拉黄包车的高伯，她想凤眼下已经病成这样了，何不成全他让他把凤接走呢？这样想着，她就去找凤摊牌，她说阿芬哪，你不是做梦都想跟那个拉黄包车的男人走吗？这下我成全你们，我答应你去找他，两个人好好过日子。 没想凤却冷冷说，你是怕我死在这里在赶我吧？ 老妈一听跳起来说，看你这话说的，你看我是那种人吗？我还不是为了你好，看得出来，他对你很好，而你这病也不是三两天就能治好的，如果他把你接去调养一些日子，病不是好得快吗？ 凤一口一口喘着气说，你别说了，我不会跟他走，死我也要死在这里。 老妈知道跟凤再说多少也是白说，就让看院子的阿四去找高伯。阿四叫起来说，新加坡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你让我上哪找他去？ 老妈说，反正他就在新加坡，一个拉黄包车的整天就在街上跑，还能跑到哪里去？你多找几天不就找到了？他又不是老鼠，我不相信他会钻到地底下去。 阿四没找几天就把高伯找到了。那天在“春红”院里，就是阿四把高伯给抓了回来，现在看阿四站在自己的面前，以为阿四是要来抓他的，刚想脱身逃跑，阿四已经对他说，你放心，我不是来抓你的，是老妈让我来找你去“春红”院接阿芬的。 高伯说，你们同意放阿芬跟我走了？ 阿四说，是，你跟我走吧。 高伯就跟阿四走了。走在路上，高伯无法想通老妈为什么要突然答应让凤跟他走。这些日子，为了要赎回凤，他几乎豁出去了，他没日没夜地拉车，没日没夜地赚钱，他想总有一天，他要把凤给赎出来。 到了“春红”院，高伯才知道凤已经病倒在了床上。看凤病成那样，高伯的心几乎要碎裂开来，心里想，才几个月不见，她怎么会病成那种样子？看到高伯，凤就明白是老妈派人把他给找来的，她埋怨着高伯说，你为什么要来？你怎么可以那样傻呢？他们是想把我这个快要死了的人丢给你，让你背着。你怎么就不明白他们的意图，上了他们的当呢？ 高伯说，他们怎么想的我不管。现在他们既然答应你跟我走，我们这就走，要不然过一阵子他们又要反悔了。 凤有气无力地说，要不我怎么会说你傻？他们怎么可能反悔呢，他们现在是巴不得我们越早走越好，他们还担心我走晚了要死在这呢！你走吧，他们越是怕我死在这，我却偏偏要死在这。我哪里也不想去了。 高伯说，哪里都可以死，就是不能够死在这种脏兮兮的地方。说着，拾起凤的手，两腿一蹲，就把她背了起来。高伯觉得凤轻得不如一把稻草。凤在高伯的背上使劲拍打着高伯的肩膀，让高伯放下她，高伯哪里肯依，一口气把她背到了黄包车的边上，让凤坐稳后，拉起黄包车头也不回就跑了。那样子好像是跑得慢了，人家就不让他们走似的。 在那种情况下，高伯把凤重新接到家里，确实让凤感动得不得了。她想不到高伯是那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而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还不是夫妻，他们最多只能算是露水的缘分而已。但是，在自己最最落难的时候，高伯却能够对她这样好，这不是有情有义又是什么？她想，在异国他乡，在自己即将要死了的时候能够碰到高伯这样的一个好人，她已经很知足了。她已经死而无憾了。 高伯非常细心地照料着凤，还请来了医生替凤诊治。凤却一天不如一天，气息脉搏越来越弱。人到了要死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欲望和要求。凤也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日子，凤特别的想回家，就连做梦也是做那些在家里时发生的事。凤这时对高伯说，我们虽然没有拜过堂，但我们毕竟夫妻一场，那也是一千年修来的福分。现在，我想求你替我做个事。高伯说，什么事你说吧。凤说，你不是老早就说想回中国去吗，我们现在就走吧，我想回家了，夜里连做梦都是我的爹和娘催着我赶紧回去。你带我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回中国去！高伯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可以回家？等到你病好了，我就带你走。凤苦笑笑，我的病还能够好吗？你不要骗我了，要是我的病能够治好，老妈怎么可能会放我们走？我求求你带我走吧。要是走得慢了，怕是要死在路上了。我也永远没法回到我爹我娘的身边了。 凤一字一顿说着，不停地喘着气，如果这时有女人在身边，听了她的那些话，一定会哭得不成体统。高伯虽然是个男人，但他的眼窝里也已经烫烫的。高伯平日里最重义气，凡朋友们有什么事，他都愿意帮忙，更不要说眼前这个女人了。凤在他最难熬的时候把什么都给了他，现在凤快要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她提出人生的最后一个愿望，他为什么就不能够满足她？ 高伯终于决定送凤回到中国去。对高伯来说，送凤回国就等于说他必须承担许多的风险和责任。第一，高伯回国后，必须随时提防那些官兵依然会纠缠他，找他的麻烦；第二，他必须要为凤承担一笔很昂贵的船费。但如今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高伯本来想把自己要回国的消息告诉给在沙捞越的女儿和女婿，想想从新加坡到沙捞越，走水路最少也得数天的时间，凤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他了。他想，只好以后找机会再告诉他们了。 这一天，从高伯住的地方，到莱佛士码头，一辆黄包车拉着凤顺着石板路不快不慢地跑着，路边行人很多，来来往往的黄包车也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车上拉的是一个快要死去的人，更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专门为了要回到她的国家去死的。高伯想不到凤连到码头的那一刻都坚持不住，就咽气了。船主自然不可能让一个已经死去了的人上船，船主只当高伯是个疯子。高伯却一再坚持着要求说，你让她随船走吧，她要回中国去，那是她要死以前求我办的唯一的一件事，求求你们成全她吧。你们也是中国人，总该理解一个中国人想回到自己家乡去的那份心情吧。船主说，不是我们不让她回中国去，而是她已经死了，我们船不能够带她走。高伯说，只要你们能够带她走，随便把我们丢在船上的任何地方都行。 船主越不肯，高伯就越硬磨着。船主受不了高伯没完没了的哀求，终于发怒了，船主威胁高伯不要再胡搅蛮缠了，他说任何一家船主也不可能运一个死人在海上漂十来天的，他让高伯不要继续无理取闹了！ 其实，不单单是船主不让高伯把凤弄到船上，就是那些要乘船的船客也不同意，他们怎么会让一个死了的人跟自己一路同行，一道在船上度过好几天的白天和黑夜呢？那还不把他们给吓死了？ 坦白说，高伯也觉得这样不妥，也觉得人家不可能同意他这样做，换做他，他也不可能同意的。问题是刚才他被急糊涂了，才变得一点也不讲道理。纠缠了半天，高伯只得退掉船票又把凤从船上背下来，放回黄包车上。高伯拉着黄包车走在街道上，在前面边走边说，凤你已经回不去了。当初我让你跟我一起走，你偏不走，现在想走已经来不及了，看来你就那个命，你只能永远呆在南洋了。 凤生前信佛，凤说她信佛是因她的母亲而起的。母亲一生信佛，心肠软得连一只蚂蚁也不忍心踩死。后来，母亲带了几次凤去寺庙进香，凤就渐渐被迷上了，觉得佛法对她来说有一种说不出的魔力。再后来，凤就出嫁。来到南洋后，虽然人在异国他乡，但是，只要有空闲，她就往寺庙里跑，点一炷香，许一个愿也好。 信佛的人死了，一般都要请和尚念经做法事的。做法事也讲排场，有钱的人家可以请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的和尚来念经，来超度亡灵，一念就是五天七天也不为多；没钱的人家请三五个和尚过来，念诵一天两天，也不嫌少。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做法事的和尚只能是单数，没有双数。那是有说法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往往就是这个班里领队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掌坛师。一般人家做法事，家里再穷酸，也不能够少于三个五个人。太少了，连持法具的人手都没有。当然，话是那样讲，实在请不起，人再少一点也是可以的。人少有人少的法具，人多有人多的法具。人少时一般一鼓一吹二吹，人多时则一鼓三吹四吹或者多吹。做一天的，一般叫“早起晚散”，又称为“昼宵”。方法是，和尚一进死者家的堂屋，就在堂屋上方香火下的桌子上摆上一些锣鼓之类的道具，死者的亲属便捧着死者的遗像跟在后面，于是，一个掌坛师边绕着堂屋走，边开始念诵，其余和尚则都跟在后面敲击锣鼓，一边敲击一边也跟着念诵经文，那经文大多是和尚平时念诵的、《水忏》、《梁王忏》之类，如此连续不断，大概一个钟头休息一次。休息过后，还接着念诵。 和尚虽然是出家人，但同样也讲钱，讲经济效益。请他们上门做法事，一样要收取报酬。自然，得人钱财，替人消灾，法事要怎么做，还得主人说了算。掌坛师便问高伯，他们到底要为死去了的人超度什么？是上天堂，到极乐世界，还是求来生能够投个好胎？高伯说，她在死前是想要回中国去的，可是没能够实现就死了，你们就帮着把她的灵魂引回她的家乡去吧，她想回中国去。掌坛师便决定让那些跟班的和尚给已经死去的人唱《阿弥陀佛经》。《阿弥陀佛经》在经书里有很长的一段经文，一念诵就是两个来小时，念得一个个和尚口干舌燥。念诵完了，高伯赶紧问，她的灵魂回中国了吗？带队的和尚说，你别急，正在引呢！和尚们休息了一会儿，又接着念诵，完毕，高伯又问，这下回去了吗？带队的和尚说，已经回去了！高伯说，真的回了？和尚说，真的回了！于是，高伯心里宽慰了许多。喃喃说，凤，你终于回去了！你再也不用担心回不到你爹你娘的身边了。 高伯花钱替凤买了一副棺材，一块墓地。那墓地正好在一座山上，山前面是一片海，从那里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据说，每次，从新加坡开去中国的轮船就是从那里经过的，高伯觉得，凤虽然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中国去，但是，能够找到这样一块墓地，天天看着来来往往的轮船，凤至少也不会很寂寞的。 送走凤不久，高伯也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高伯恐怕让人打死也不会承认，他是因为想这个女人给想出病来的。但是，凤的死确实给他带来非常沉重的打击。凤的死，使他想了很多很多。心里想，凤就这样埋在那里了，以后还有谁会想起那里曾经埋着一个从中国来的女人呢？逢年过节，还有谁会到她的墓前给她祭拜上供品呢？这样一想，就觉得凤其实是很可怜的。 第十五章 黄泽如和陈可镜两个男人，一门心思扎在“新福建”垦场里，垦场办得相当的顺利。经过几年的努力，垦场终于有了起色，一切都已经进入了常规化和正常化，季节来了，该种的种，该收的收，倒也不误农时。中国农民是最容易满足的一群人，粮食是他们的天，是他们的父母，有了吃的，有了穿的，垦区里该有的已经都有了，他们还图什么？到了这时，他们才开始体会到黄泽如和陈可镜带给他们的好处，对他们，垦民们从内心里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 但是，垦场还是不断地碰到许多的问题，那些问题大多不是发生在垦场内部，而是来自于垦场外部的沙捞越政府。 前面提到，文莱亲王当年把沙捞越双手奉献给布鲁克时，英国人便拥有了沙捞越这片土地的话语权。他们不可能不推行自己的语言教学，为了驯化外国，特别是从中国来的移民，政府想方设法让他们学习英语，各种各样的英办学校随之遍布沙捞越的每个角落。这其中也包括成年人英语补习班。沙政府规定，不管是沙捞越的当地土著或者外籍移民，只要你连最为简单的英语会话都不能够掌握，就必须接受英语补习班的英语培训。那种补习班是常设的，随到随学，不分生员人数多少。“新福建”垦场一创办，沙政府自然就把目光盯在了这里，因为这里拥有一千多名的英语盲。于是索性派老师到垦区里办起了英语补习班。从这一点看，沙政府是太不了解这群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了，他们不可能知道中国人那种尽管离家离乡几十年，仍然乡音未改的独特的故乡情怀。结果，补习班办起来后门可罗雀。尽管负责办班的英国老师一再上门作动员，仍然没有人愿意去上课。这让沙政府感到惊异以至忿忿然。在他们眼里，这群中国人确实非常聪明勤劳，但却非常难管。 这中间，垦场还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事，那件事来得实在有点突然。 沙捞越第二代拉者查理士·布鲁克当初和黄泽如他们签合约时，做梦也不可能想到，那片长满各种野草灌木，只有那些野兽出没，荒凉得不能够再荒凉的地方，短短几年时间，竟会被这群来自中国的农民治理得像是人间天堂。而作为黄泽如和陈可镜来说，当初他们创办垦场的本意，也是为了给穷苦的同胞谋一条生路，建一块海外乐土。他们的构想是把垦场建设成为一个以种植为主，经济完全独立的社会单元。在这个单元中，人际之间有着民族血缘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友好往来，平等相处，除了受沙捞越政府的法律约束外，还得遵守本民族所属地域的传统与风俗习惯。他们还可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商业机构、医疗保障等等。黄泽如他们并不想使自己最终成为一个大农场主，大种植主，他们的整个思想就是力图在沙捞越诗巫这块异邦土地上，建立起一个生产生活方式与祖国故乡同样模式的华侨社会。而且，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回到中国去，也就是说，眼下在南洋，不过是因被满清政府抛弃所作出的权宜之计。他们，特别是黄泽如，他是不可能永远地呆在南洋的。他知道，他和中国之间，在冥冥之中总是被一条看不见的带子牵联着，那条带子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也永远不可能被拉扯断。 在这方面，黄泽如他们的想法和沙政府没有什么矛盾和分歧，以沙政府当时的人口政策，旨在鼓励当地人多生多育，虽然也不反对中国移民，但总体上对中国移民是有所控制的，他们不过是想通过吸收中国移民来改造本土一些落后的和未开发的产业。因此，黄泽如他们所采取的生活方式和沙政府之间没有根本上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在创办垦场的初衷上，沙政府和黄泽如他们是严重不一致的，这一点，在当初签订《垦约》时，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显现出来，但到了垦场日渐走上正轨，已经初具规模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显得相当尖锐和不可化解，突出表现在垦农如何对待吸食鸦片的问题上。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沙捞越政府的税收有很大部分取之于赌场和烟馆。按照沙政府的传统做法，鸦片和赌博多交给被认为是可以信任的中国人去经营，凡开港辟埠的港主同时也获得鸦片专卖与赌博的经营专利。当时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也相继仿效沙捞越的做法，许多包工还有意引诱契约劳工吸食鸦片和赌博，以便有效地控制他们。 事实上，沙捞越第二代拉者查理士·布鲁克在当初和黄泽如签订合约时，就已经对黄泽如作出了错误的理解和判断。对他来说，一个千余人的大垦场所消费的鸦片与进行赌博，对政府的税收来说至关重要，况且垦场一旦成功，人数还可大增，所以，他认为很有必要在合约里专门为此立一条款。问题是布鲁克虽然位居沙捞越王，却无法理解中国人黄泽如，更不会想到黄泽如会白白放弃一本万利的机会。他以他一个西方人的惯常心理猜度着这个来自东方古国的年轻人黄泽如，倘若不是为了赚钱，他为什么要创办垦场？他更无法想到黄泽如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吸食鸦片和赌博。因此，早在与沙王签订合约时，他就明确表示要放弃经营鸦片专卖与赌博的权利，他说他办垦场是为了造福同胞，而不是要去害他们。但后来为了让沙王与自己顺利签下合约，他不得不作出让步。而布鲁克二世出于道义的考虑，也不能逼之过甚，何况他那时考虑更多的是大规模垦民的入境，他不可能因为将来的事而误了眼前的大事。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垦约上的第十三条关于鸦片与赌博部分的措辞既谨慎又微妙，或者说有点含糊其辞。 那上面这样写着：政府不准许任何人在垦场内开赌，或与移民赌博。如政府与包工人斟酌认为可以举行时，亦以移民之间为限，但仍需其领袖监视。至于鸦片，不准外人在垦场内售卖，必要时政府得与鸦片包办人商定，准由移民领袖在垦场内售卖。 条款归条款，别的条款可以无条件执行，但是这种条款，黄泽如怎么说也无法接受。作为一场之主的黄泽如，他再糊涂也不可能糊涂到让自己的同胞吸食鸦片开设赌场的地步。一个鸦片，差点把中国给毁了。道光年间，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都能以“因鸦片泛滥，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纳之银”上书朝廷，将英美商两万多箱鸦片在虎门付之一炬。他黄泽如岂能为了一己之利，而干出那种伤天害理的勾当？他难道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如？ 但问题就糟糕在这时的沙王已经把那件事当真了。他想在垦场获取利益的心情已经实在等得太久了，以至于等得他心烦气躁，对黄泽如产生了深深的怨气。一个是从黄泽如拒绝在垦场里出售鸦片，开设赌场的事情看，他觉得黄泽如并不是他理想的合作伙伴。而现在不合作，将来就会在更多方面的事情上不合作，一旦垦场有新的发展，实力增强，那就更难驾驭。二是感到政府对垦场的直接干预太少，获利太少。现在的状况是垦场的一切事务都由黄泽如单独处理，政府所做的不过是为垦场服务的事务性工作，如修建路桥，运输等等，反显得处处被动。作为他来说，这些都不是他能够容忍的。他不可能让时间一年又一年地白白流逝过去，却未能在垦场抽取毫厘。 为了这件事，他曾经多次派人到垦场通知黄泽如开设赌场和经营鸦片，黄泽如却一直置若罔闻，根本没有把他的话放在眼里，这让他愤怒不已，觉得自己不可能继续跟黄泽如合作下去，他必须把黄泽如赶走，重新找一个听话的人来管理垦场。于是，在一个天气不好也不坏的日子里，布鲁克终于亲自带着他的随从来到了这个他从来没有到过的垦场。布鲁克首先被那块巨幅“新福建垦场”吸引住了，他一点也不懂汉语，这时他问随从那上面写的什么，随从立即向他如实作了报告。布鲁克马上心生不悦，说，这里是沙捞越，是诗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大英帝国的，怎么可以叫“新福建”呢？简直乱弹琴！一个随从说，这事当初在合约里就是这样写的。布鲁克认真起来说，合约里真的是这样写的吗？随从说是。布鲁克说，我当时看来是犯糊涂了！ 沙王布鲁克找到垦场，准备对黄泽如他们兴师问罪的时候，黄泽如和陈可镜其实还一无所知。黄泽如当时还站在讲台上，给他的学生们讲述远离他们的文明古国和祖国的美好河山。在那些学生当中，除去佑国、佑娘和山子外，其他学生多为居住在垦场附近的侨民子女。他们过去因没学可上，呆在家里。听说垦场办了学校，便都来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那些垦民的子女，他们是前几年刚刚随他们的父母从中国来到南洋的。他们不像那些在南洋出生的孩子，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祖国到底是啥样子的，他们就是从那边来的。尽管他们还小，不可能像大人一样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他们毕竟对自己的祖国是了解的，正因为了解，他们才觉得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像黄泽如说的那样好。这时便有学生说，黄老师，你把咱们中国讲得过分好了，我们咋就没看出来呢？如果真的那么好，我们还到南洋来干什么？黄泽如说，我们中国眼下是一点也不好，朝廷腐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但那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好起来的。又有学生说，黄老师，那一天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呢？黄泽如想了想说，我也说不准。不过，依我看，就算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你们这一代人总可以看到吧。 说话间陈可镜匆匆忙忙赶来告诉黄泽如说沙王布鲁克来垦场了，这让黄泽如大出意外，他更不可能想到沙王是专门到垦场来跟他们下最后通牒的。布鲁克告诉黄泽如说，他一直非常关注垦场的发展，现在垦场已经初获成功，移民来了，荒地也开垦出来了，而且经营的各种作物都有了尚属满意的收获。因此，当初垦场刚开办时向政府借贷的那笔三万元债务一天也不能再拖下去，应该立即归还了。他让黄泽如必须在五天之内把钱还掉，否则，政府将采取强制措施加以干涉。从布鲁克的角度上说，那三万元确实不是一笔小数字，因为当时沙捞越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几十万元而已。 布鲁克非常精明，他不可能跟黄泽如他们就事论事，直截了当说他对黄泽如他们不按照他的意愿去做表示不满，想把黄泽如换掉，让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控制得住的人去当场主。他使黄泽如所感觉到的不过是他在正当的履行一桩公事。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他知道，他的这步棋一走出去，黄泽如自然会作出两种选择：其一，按照沙政府的意愿，马上在垦场开设赌场，销售鸦片；其二，还不起钱，卷起背包离开垦场。其中前面一点，沙王不抱任何希望，觉得要一下子让黄泽如屈服于他，那是很难很难的，如果那么容易改变黄泽如，几年时间，黄泽如早就按沙政府的意思去做了，也不会拖到今天。后面一点，不是说黄泽如就可以做到，而是更难以做到，或者说，根本就没办法做到。布鲁克心里太清楚了，眼前要让黄泽如拿出三万元，简直比上天还难！ 既然两个条件都无法做到，那么，接下去就得由他布鲁克说了算了。黄泽如就得老老实实离开垦场，垦场就得按他的思路去经营去发展。垦场说到底还是他英国人的土地，而不是中国人的土地。 黄泽如万万没有想到沙王布鲁克二世竟会作出这样粗暴的决定。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说实在的，在过去几年里，他什么苦都吃过，他克服了；同胞们近乎无理的埋怨，甚至于责骂，他都挨过，他忍了。他一心为的是在这异国的土地上，替穷苦的同胞建一基地，谋一条生路。他一心就是想按照与沙王签订的条款，把垦场建设好，但现在他已经看出来了，沙王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目的不在于那几万元的钱，而是要让他按照沙王的意愿办垦场，也就是说，他必须让他的同胞们去吸食鸦片，去开办赌场。而那些却是黄泽如所深恶痛绝，所不能接受的。哪怕让他放弃垦场，他也不可能叫他的同胞们去干那种事，那是谋财害命，是把自己的同胞推向死地。 陈可镜也已看出这是沙王有意在为难他们，沙王带着他的随从们才走，他就破口大骂，骂那些黄毛什么狗东西，脸一转过来就变成屁股了，比什么都臭！他对黄泽如说黄毛的意思不就是要我们还钱吗？我们就想办法把钱给还了，偏偏就是不按他们的意思去做。 黄泽如说，三万元钱就那么容易还吗？他们就是欺侮我们没有偿还能力，才敢跟我们下这么大的赌注，要是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就把钱给还了，他们就会想出别的什么名堂来治我们。反正他们就是要让你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 陈可镜揣摩着黄泽如的表情说，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总不可能真的在场里卖鸦片，开赌场吧？ 黄泽如说，你没看出来吧，他们的目的在我，主要是想把我搬开，赶我走。要是我一离开这里，换了别人来当场主，他们兴许就不会急着要场子里还那三万元钱了。 陈可镜一惊，马上明白了黄泽如说的是什么意思，忙问道，怎么？你想离开垦场？ 黄泽如说，不离开又能怎么办？ 陈可镜激动起来说，你是不是怕了？你想逃跑了？你也不想想，你走了，垦场要怎么办？垦场一千多个乡亲要怎么办？我告诉你，大家是不可能让你走的。你以为你一走，就一了百了了？你也不想想看，就算你走了，他们也必然逼迫新的场主在场子里销售鸦片，开设赌场，这一点你想到过没有？难道你真的愿意看到我们亲自从中国招募来的同胞乡亲到南洋来吸食鸦片，来赌钱？你的良心就说的过去吗？ 黄泽如的压力，还来自于家庭。回到家里，黄泽如把他打算离开垦场的事情一说，不管大人小孩，谁都表示反对，尤其是高兰香，说什么也不能够接受，她说一家人的日子好不容易才变得稳定下来，现在又要离开，今后一家人该到哪里去重新找生活？ 黄泽如被问住，一时竟也答不上来。从他自身来讲，到现在为止，他还真的不知道如果离开垦场，一家人该到哪里去落脚。但是，他能够有什么办法呢？他就是把天想塌了下来，也没办法解决面临的问题。他说，沙王就是成心要赶我们走的，我们不走能行吗？ 高兰香说，难道就不能够想想别的办法吗？ 黄泽如说，还能够有什么别的办法，该想的我都想过了。狗娘养的黄毛，他们就是欺侮咱们中国人穷，才那样嚣张的。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结。五天还款期限一到，形势急转直下。因为无法偿还三万元借贷，这天下午，沙政府从古晋派了两个人来到垦场，把黄泽如给带走了。陈可镜急了，上前跟政府的人理论，他说，你们凭什么要带他走？政府的人说，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拉者布鲁克想请他去古晋一趟把事情讲清楚。陈可镜说，讲什么事情这里不能讲为什么非要到古晋去讲？黄泽如说，可镜兄你别怕，我跟他们去一趟好了，他们总不可能把我杀了。陈可镜叫道，泽如你千万不能去，那些黄毛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如果一定要去我也一起去好了。 政府的人冷笑笑说，好呀！想走一起走呀！陈可镜哪能上他们的当，这时他看见他的表弟陈长喜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便冲陈长喜大声喊着，长喜快过来，政府抓人了！这一喊不要紧，那时刚好是中午时分，垦民们还没下地，都在自己的家里，听说政府抓人，一下子跑出来好多人，看政府的人果然要把自己的场主带走，说什么也不同意，硬是从政府的人手里把黄泽如给夺了回来，那阵势就差没把政府的人给打了，吓得政府的人慌忙逃回古晋报告拉者去了。黄泽如知道这下把事情闹大了，心里暗暗埋怨陈可镜多事，弄得事情更加不可收拾。果然，当天下午，政府派了几十个官兵，还带着枪，气势汹汹直扑垦场而来，不由分说，就把黄泽如和陈可镜给带走了，罪名是：妨碍政府执行公务。 就在黄泽如他们被政府官兵强行带走后的第二天，高兰香收到了一封来自新加坡的紧急信件，拆开一看，全家人都傻眼了，原来，信是高伯写来的，高伯在信里告诉他们说，他恐不久于人世，他好想最后见他们一面，他希望他们能够满足他最后的这个愿望。 接到信，高兰香先呜呜哭了起来，心想，生活对她们真是太不公平了，灾难接二连三而来，丈夫才刚刚被抓走，父亲又来不好的消息了。她想，当初怎么会那样糊涂，把他一个老人丢在新加坡？要是让爹一起来沙捞越就好了，就不会有这种事了。爹一定是一个人在那里太辛苦给累的。 到了这种时候，只有后悔的份儿，说什么都来不及了。一家人当下收拾行李，去和李清华道别，因为陈可镜也一起被官兵抓走，一家人正急得不知要怎么办才好，大人小孩都哭哭啼啼的。高兰香也不忍心多说什么，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就带着两个孩子匆匆忙忙往新加坡赶。到了新加坡，高伯已经只剩下一脉气息了。都想着，要是来迟了一步，恐怕连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了。高兰香“爹爹呀！”喊了一声便扑在父亲的怀里大声哭着。边哭边说，爹，你这是怎么啦？你不是答应过我们有一天我们要一起回到中国去的吗？你不能够就这样走了，我娘还在家里等着你，你怎么就这样子走了呢？你快回答我，快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高伯声若游丝说，我连做梦都想有那么一天，但是我已经没有那一天了。我已经回不去了，我对不起你娘…… 高伯终于走了。一家人哭得最凶最伤心的要数高兰香了。高兰香痛哭流涕，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不要命地在哭着。高兰香在拼命哭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丈夫黄泽如，联想到丈夫已经被官兵抓走，凶多吉少，一家人很快就要被赶出垦场，重新过那种流浪的日子，高兰香就觉得控制不了自己了，不禁越哭越伤心起来。 高兰香注意到，父亲在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当儿，父亲用手指头朝着远处的方向指了指，好像极力想说些什么，但没等说出来就断气了，父亲的这个动作给她和两个孩子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悬念，想来想去也想不通他所作的那个手势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想到后来，高兰香倒是想通了。心里想，爹一直都想着要回中国去。他一定是想让他们有机会把他的遗骨送回老家去的。除此之外，高兰香想不出父亲还会有什么话没有交代的。 第十六章 人死了，倒是一了百了，什么烦恼，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但是，生活总是在不停地折磨着还活着的人。只要你活多久，它就折磨你多久。等到有一天，你也死了，它就不再折磨你了。那就是人生。 那时，从新加坡到沙捞越的船并不是每天都有，通常两天开一个班次。料理完高伯的丧事，去沙捞越的船又还没开，高兰香觉得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应该去找阿春一起想想办法。便对两个孩子交代了几句，就一个人走了。这个决定对高兰香来说，不可能有什么很特别的意义，不过是非常普通的一次走亲访友，她不会想到她的这个非常普通的决定，竟会完全改变了这个家庭和她自己未来的生活。 一切都是非常偶然的。那是在高兰香去阿春家的路上，她根本无法想到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辆黑色的小车正不快不慢跟在她的后面，更不会想到当年的男东家英国人伯特这时正透过车窗玻璃一直在注视着她。伯特自从出了那件事后，太太安妮便没能原谅他，跟他离婚回国去了。应该说，伯特也是在偶然中发现高兰香的。伯特是个非常浪漫的人，平时有事没事，总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开车在城内瞎转。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发现了高兰香，也就是当年他家里的那个女佣工。这让他百般滋味涌上心头，但更多的却是兴奋。当年的那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至今仍然让他记忆犹新。使他弄不明白的是，那个当年让他在太太安妮面前丢尽脸面的女佣工不是已经离开新加坡，到沙捞越去了吗，怎么眼下会出现在新加坡的街头？他于是开车悄悄跟在高兰香的后面。跟了一程，伯特看见高兰香走进一条小巷里，由于巷子里路太小，车子进不去，伯特索性把车子停靠在巷口的路边，然后坐在车上耐心地等她。伯特不怕高兰香走进去后不回来，对他来说，新加坡的每一条街道他都相当的熟悉，他知道高兰香进去的是一条无尾巷，也就是说，从那条路口进去的人，无论在里面时间呆多久，到最后还必须从那条路口走回来。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那时已是黄昏，街上已经看不到几个行人了。高兰香终于从那条小巷口走回来。当高兰香走近他的车子时，伯特突然站在她的面前。那一刻，高兰香简直魂都吓飞了。伯特却朝着她微微笑着。伯特说，别怕，我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你也再不用怕我的太太安妮了，她已经跟我离婚，回到英国去了。我是想问你，你们一家人不是在沙捞越吗，怎么会跑到新加坡来了？ 高兰香惊恐万分，一心只想从他的身边逃走，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伯特当然不可能放走她，伯特这时说了一句话，几乎就把高兰香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了。那句话的大意是，沙捞越拉者布鲁克跟他是好朋友，他早就从布鲁克那里知道高兰香的先生黄泽如在经营一个垦场，并且知道最近垦场碰到了一些麻烦，沙王准备趁这个机会狠狠教训一下黄泽如，然后把他们一家人从垦场赶走。他说这事其实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办，只要他跟布鲁克打一声招呼就行了。 伯特说了半天，归结起来不外乎传递给高兰香一个信息，那就是，他跟沙王布鲁克之间不是一般的关系，垦场目前碰到的一些麻烦只要他肯出面，任何麻烦都会得到解决的。否则的话，依黄泽如目前的处境是很不利的，沙政府也有可能判黄泽如坐牢。高兰香听了，人都傻了，她想不到一家子人都被赶到沙捞越去了，怎么仍然还在受伯特的控制。这个伯特为什么就是不能放过他们一家人。她更不敢相信，沙政府凭什么要判自己的丈夫坐牢。她说，你说沙政府会把我先生怎么啦？伯特说，判坐牢是很正常的，三年五年，谁叫他欠钱不还，还聚众打人了，妨碍政府执行公务呢。 高兰香一听，差点没晕过去。她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伯特的面前，她求着说，你为什么不放过我们？你放过我们吧，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放我先生一条生路吧！ 女人有时就是容易犯糊涂，她们从来就没有认真想过有些男人不是靠求就能够求得来的，男人有时需要的是等价交换，或者说，宁可不要金山银山，但不可能不要他所追求的女人。伯特就是属于那种人。伯特的要求并且相当露骨，或者说近乎厚颜无耻，他知道，上回做不成的事，这回他无论如何是要做到的。他顺势把高兰香从地上扶了起来，他说，这个忙他一定会帮的，他不可能袖手旁观，他让高兰香现在就跟他走，他说他要当着高兰香的面给沙捞越王查理士·布鲁克打电话。 高兰香信以为真，却也朦朦胧胧觉出什么，女人在那种时候是没有自主意识的，是相当清醒又相当糊涂的，但一想起全家人所面临的处境，一想起丈夫可能因此坐牢，她便什么也顾不上了，在她的脚踏上伯特车子的那一刻，她的脑子几乎一片空白，她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车，又是怎么从伯特家里回到两个孩子身边的，她就像是一个行尸走肉，双目呆滞，一切都变得毫无意识。天已经很晚了，街上看不到一个行人，街灯照得石板路斑驳陆离，像是一个个搞怪的表情。回到家里时，两个孩子问她去哪里这么晚才回来，她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高兰香压在心底里的屈辱和痛苦是在下半夜，当两个孩子入睡之后，坚守了几个小时的感情的闸门再也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一下子溃塌了下来，感情的潮水随之奔泻而下，一决千里。她泣不成声，一声声在心里喊着黄泽如的名字，心里哀哀喊着，泽如哥，兰香对不起你！ 高兰香和两个孩子回到垦场没几天，黄泽如和陈可镜也从古晋回来了。劫后重逢，两家人喜极而泣，当听说老泰山已经西去，黄泽如不禁慨然长叹，说自己枉为高家女婿，连老丈人走了都没办法替他送一程。李清华说，好了好了，你的心意老人家在地下也知道了。只要你们平安回来就好了，你们不知道，你们这一去，我们有多担心，谁知道你们会出什么大事？陈可镜说，我们还能够有什么大事，他们抓我们是完全没道理的嘛，泽如你说是不是？黄泽如也说，他们抓人是没道理的，他们没理由不放我们回来。 话是这么讲，但是这天夜里，睡在床上，他却对高兰香说，说怪还真有点怪了，让人不明不白的，说抓人不要任何理由就把我们给抓去了，说放人也不作什么解释又把我们给放回来了。而且三万元还款的事也不再提了。这些黄毛到底在搞什么鬼！ 自从新加坡回来后，高兰香就觉得自己已经无脸再见黄泽如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她瞒着黄泽如，把黄泽如心爱的一件宝物给偷偷卖了一样。尽管黄泽如一点也没感觉出什么，但作为她，她总觉得这一辈子就是给黄泽如做牛做马，也已经永远对不起他了。现在，听黄泽如这样说，她一下子竟不知道要怎样回答才好，支吾着。后来终于说，你别想得太多了，清华姐说的是，能够平安回来就好。 嘴上那样说，心里却苦得不行，一想就想到那件事上面去，觉得自己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整天暗自落泪。 垦场又恢复到原先的样子，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中间，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李清华又生了一个女儿，名字叫河。李清华说，生这个女儿的前一天晚上，她梦见老家的那条河了。清凌凌的河水和河边绿油油的庄稼，河里有渔夫，有鹭鸶，还有垂钓的顽童。李清华说，都到南洋这么多年了，她还从来没梦过一回自己的家乡，这回梦见自己家乡的河了，那就是给自己的女儿送名字的。 高兰香去看李清华的时候，李清华跟她开玩笑说，以后河长大了，就嫁给你们家佑国吧，你们家佑娘就嫁给我家山子做老婆，这样，我们两家就是双重亲了。 高兰香嘴里说行呀，脸上却没有多少表情，李清华这才发现这些日子高兰香像变了一个人，话少了，笑更少了。脸色白白的，好像得了什么病似的。李清华便说，香香，你这些日子怎么啦？高兰香故作没事一般，说，什么怎么啦，我不是好好的吗？李清华说，你像是好好的吗，你看你的脸色，白得没有一点血色，我担心你是不是生病了？你没事吧？高兰香慌忙遮掩说，没事，真的没事。我能有什么事？ 没事是不可能的。高兰香每时每刻都在被那件事折磨着，煎熬着。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人，她从小就接受母亲关于如何做一个好女人的教育，母亲虽然不识一个字，却能够熟背《女儿经》，一字不漏，琅琅上口。母亲说，一个女人可以不识得一个字，但是，《女儿经》却是一定要读的。还在高兰香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教她念《女儿经》了：“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那是有关孝道方面的，也有如何守妇道方面的：“遵三从，行四德，习礼义，难尽说，看古人，多贤德，宜以之，为法则。”从《女儿经》，高兰香懂得了什么叫做女人。《女儿经》还教她怎么去做一个女人。她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一辈子更不能背着丈夫做出那种寡廉鲜耻的事。而如今，她却已经做了，虽然不是自己情愿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她已经是不洁之身了。她已经有背妇道，做了遭天遣的事了。她觉得如果这件事不作个了结，她的精神会崩溃掉，她会疯掉的。 要如何作了结？还能够如何作了结？高兰香觉得，也许只有选择死这条路了。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可重复，活着多好！人说好死不如歹活，为什么要选择去死？许多人之所以想去死，都是迫不得已的。高兰香觉得，对她来说，死也许是唯一的选择。她知道，像她这种人，如果不死，留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她还有什么脸活着天天面对自己的丈夫？当然，对她来说，结束生命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难的是她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特别是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孩子都还小，他们都还需要她这个当母亲的，丈夫也需要他，因为他们毕竟是相亲相爱的。自从他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来，他们还真的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当年，她是怀着跟他厮守到白头的梦想，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跟他漂洋过海来到南洋的，谁想今天却变成这样的一种结局！ 高兰香觉得自己不能够再犹豫不决了。在一个女人的贞操面前，任何的儿女情长都是微不足道的，任何的感情用事都显得非常幼稚和可笑。高兰香在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不在家里的那段时间里，痛痛快快哭了一场又一场后，终于决定要离开这个世界，用死去洗刷自己的不洁和污垢。作出那种决定之后，她反倒变得非常的安详和平静，任风在耳边轻轻地吹，任鸟在面前生动地飞，她淡然而从容。 她全神贯注地要赶在生命结束之前完成一件事，那件事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她觉得那也是她唯一能够尽到为人妻，为人母最后的一个责任了。她从街上买来了一大包的毛线，她没日没夜地钩织着它们。中国古人结绳记事最原始最笨拙的那种办法，在她那里却被演绎成一曲凄美得不能再凄美的歌。当高兰香死去半个多世纪后，坊间有人报道某某地方有某某女性在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为儿女钩织从小到大各个年龄阶段的毛衣，让整个世界为之动容。而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的初叶，高兰香就已经开始那样做了。 那是女人的天性，不管是在盘古开天地的过去，还是在地老天荒的将来，女性就是那样的无私和无畏，就是那样的坚韧和伟大。那是男人们永远无法理解，也是很难或者说永远无法做到的。这时的黄佑国，他更多的只能算是一个小男人，当然就更不懂了。他问娘，娘，你为什么一下子要织那么多的毛衣毛裤，以后织不行吗？娘回答说，娘以后会很忙的，娘以后没时间替你们织毛衣毛裤的。佑娘也说，娘以后为什么会忙呢？娘说，小孩子甭问了，反正呀，娘以后会很忙很忙的。孩子们好对付，难对付的是大人。好在黄泽如整天都在垦场里忙，又不太去注意女人家的事。就知道她天天在织呀织，到底在织什么，又织了多少，他一点也不知道。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如果黄泽如能够心细一点，及时发现妻子的不正常的举动，高兰香的那些计划或许就无法得逞。但是，黄泽如偏偏太大意了，这就让妻子高兰香有足够的时间去实施自己的计划。她把那些毛线织成一件件的毛衣和一条条的毛裤，其中有黄泽如的，也有两个孩子的。孩子们的从小到大，几乎各个年龄段都有，一直到成年。大大小小加起来总共有几十条。她把那些毛衣毛裤整整齐齐叠好放进了衣柜里。做完这一切后，她如释重负，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笑。 高兰香神秘地失踪了。 两天后，有人在拉让江的江边发现了高兰香。高兰香终于带着满腹的屈辱和对丈夫对孩子的深深眷恋，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选择走这条不归路。那是一个谁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她把那个秘密永远地带走了。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一个解释。最不理解的人是黄泽如，他不明白高兰香为什么会突然丢下他和两个她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儿女，连给他们一个思想准备的机会都没有，就一个人走了。要是心里没有天大的委屈，她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做的。那么，妻子到底怎么啦？是不是有谁欺侮她了？黄泽如不禁哭道：兰香，你到底怎么啦？你为什么连说都不说一声说走就走了呢？你不知道你这样做对你丈夫对你的两个儿女有多残忍吗？ 不过，认真想起来，黄泽如觉得妻子的死还是有先兆的，只是被他给忽略了，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就比如，高兰香平时总是有说有笑的，这些日子却明显变得话少了，笑容也没有了；再比如，最近一些日子，高兰香不停地没日没夜地钩织着毛衣毛裤，他明明觉得有点不对劲，却没有往深里去想，如今想想是多么的后悔。 “新福建”垦场里的那个小山坡上，孤寂地散落着许多座土坟。有的已经被长出来的草全部盖住了，看不出那里是一个坟堆。但是，那里确实曾经掩埋着那些因水土不服而死去了的垦民。黄泽如也把高兰香安葬在了那里。埋好高兰香，黄泽如告诉佑国和佑娘两个孩子说，以后要常常来看你们的娘，你们娘死得太冤了，你们的娘怎么会不明不白的就这样走了呢？要是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可能带她来南洋，我对不住你们的娘。 高兰香的死，确实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黄泽如也曾经为了这个一直不能破解的谜千方百计地进行解读，却仍然没办法让他想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端倪。其实，退一万步说，当时就是让黄泽如抑或是后来已经长大了的儿子黄佑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么，作为男人的他们，直接的反应可能会采取一些相当激进的做法，但是，那有用吗？面对那些手里有枪有炮的英国人，他们又能够怎样？到头来还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十七章 高兰香死后，作为深深爱着她的丈夫，黄泽如就像是自己的心肝一下子被人给挖走似的，那种心情是无法简单地用语言来表达的。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崩溃掉，都要被毁掉了。他终于倒了下来，饭不进，水不进，躺在床上，呆呆望着头顶，头顶既没有蓝天，也没有白云，只有草房的房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两眼空洞无神。这可愁煞了陈可镜夫妇，碰到这种事，他们就是要帮忙也帮不上，顶多说几句安慰的话。可是，像黄泽如那种情况，安慰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这时，有一个人走到了黄泽如的身边，她是陈可镜的表妹陈淑娴。 陈淑娴至今也不明白，她是怎么来到南洋的。当年黄泽如和陈可镜回到家乡招募垦民时，一天，陈长喜兴冲冲回家告诉她说，他打算跟表哥陈可镜一起去南洋。当时，不过才十一二岁的陈淑娴一听，竟然马上表态说她也要去。陈长喜说，一个女孩子去什么南洋？你知道南洋离中国有多远吗？陈淑娴说，有多远多近我不管，为什么你能够去，我就不能够去？话不再多说，她居然做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和哥哥陈长喜一起跟着陈可镜到南洋来了。陈淑娴从小就没有念过书，不识一个字。正因为这一点，她始终对那些读书人和私塾老师怀有很好的印象，甚至于有一种神秘感。她知道黄泽如就是一个读书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所以，从和黄泽如见面的第一天起，她就觉得黄泽如除了有点神秘之外，更多的则是一个彬彬有礼、沉稳厚道的人。后来，她一路随黄泽如他们来到南洋，那种神秘感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黄泽如深深的敬重。到了南洋认识黄泽如的妻子高兰香后，她发现，高兰香美丽而又善良，这时，她心里就感叹，老天爷真是有眼呀，成就了这样一对佳偶，一个满腹经纶，沉稳敦厚，一个美丽善良，知书达礼。 到哪去找这样天作之合的一对夫妻呢？有时，她甚至会莫名其妙地想，身为黄泽如的妻子，高兰香是多么的幸福，要是自己将来也能够找到一个像黄泽如一样的男人，那该有多好！陈淑娴觉得黄泽如人好，说有多好就有多好！尽管那时她还小，却有一种想跟他能够多呆就多呆一会儿的思想。比如，自己从小就没念过一天书，黄泽如在垦场里办起了学校后，有事没事她就往学校里跑，看黄泽如给学生们上课。一天，她甚至问黄泽如说，她也想去学校念书，不知道行不行？黄泽如说，行呀！为什么不行？黄泽如说得干脆，倒把陈淑娴给吓退了，心里想，自己一个字都不认得，又不是小孩子了，如果整天像小孩子一样坐在学校里上课，那不是天大的笑话？陈淑娴只是嘴上说说，黄泽如却当真了，非得让她去学校上学不可。陈淑娴自然不敢去，黄泽如也不勉强，只说，也行，只在家里给你教一些常用的字就行，像“吃”呀“喝”呀“睡”呀之类的。陈淑娴一边学着写，一边说，怎么“吃”呀“喝”呀都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口”字呢？黄泽如说，口就是嘴呀，没有嘴怎么吃怎么喝？还有这“睡”字，目就是眼睛，眼皮垂下来就是睡了。陈淑娴被逗乐了，觉得读书还真的是一种享受。觉得黄泽如这个老师真好！ 正当陈淑娴在为黄泽如和高兰香的婚姻感到羡慕的时候，高兰香出事了，一句话也没留下就走了。被那件事震撼的不单是黄泽如，还有陈淑娴。这时的她，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那些日子，陈淑娴的心情和黄泽如一样的悲伤、痛苦，她恨老天爷太不公了，既然已经成全了他们两个人，又为什么硬要把他们两个人给拆散了，不觉得那样太残忍了吗？因此，当黄泽如被失去妻子的痛苦折磨得失魂落魄，死去活来时，她为黄泽如揪心不已，并试图讲一些宽慰的话，抚平他心灵的创伤，使他能够尽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但是，黄泽如偏偏就是不领情，该痛苦的仍然痛苦，一点也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结果弄得陈淑娴相当难为情，好像是管了一件不该管的事。 黄泽如终于走出痛苦的阴影。还有垦场，经过几年的艰难创业，也终于走出了困境，连当初刚建场时向沙政府借贷的那三万元钱也都还了，垦场里还建起了医院、商场和正规的华文学校，垦场的建设规模一天天在扩大。当事隔几十年后，诗巫由一个偏僻荒凉的小墟集，改造成拉让江中游的一座最大城市时，几乎没有人否认以黄泽如为代表的这些来自中国的垦农们的功劳。但是，在建场最初的几年中，沙政府因为场里销售鸦片和开设赌场的事没少找过黄泽如的麻烦。问题是，黄泽如初衷不改，依然我行我素，坚持按自己的原则办垦场，让垦场成为一个没有鸦片，没有赌博的绝对净化的环境。 沙政府虽然相当不满，和黄泽如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恶化，隔三岔五不断地派人找垦场的麻烦，但因黄泽如并没有违背合约，也拿他没办法。倒是黄泽如自己觉得如果长期跟沙政府对抗下去，恐对垦民们不利，对垦场发展不利，如果换一个人当场主，双方的关系就不至于搞得那么僵，便萌生离开垦场之意。这时，刚好张三年有事来找他，他便把自己打算要离开垦场的事跟张三年说了。张三年想了一下，觉得离开垦场倒也是一个办法，便说他前些年在垦场附近买了一块五十亩的地，本来是打算种橡胶树的，但无奈年纪大了，一切都已力不从心，至今还荒废在那里，不如就转让给黄泽如去经营。 黄泽如听了，万分高兴，觉得再好不过了。因为从他那方面讲，第一，他离开垦场后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第二，两个孩子这时也都已经渐渐长大了，接下去的日子完全可以帮他做点事情了。他当即回去把自己的决定告诉给了陈可镜他们，并说他打算把场主的位置让给陈可镜，让陈可镜接替他。 黄泽如虽然曾多次在他面前提起过要离开垦场，但陈可镜却一直认为他不过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当真。现在，黄泽如非常认真地把这件事提出来，对陈可镜来说多多少少有点意外。因为从内心来说，他一点也不想让黄泽如离开这里，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都过去了，现在垦场已经走上了正常的运转轨道，为什么还要走呢？他不禁赌气说，你别指望我会接替你，你哪里也不能够去，全场的乡亲们也不可能让你走的。但是黄泽如却执意要走，说这个决心他已经在心里暗暗下了很久了，不是一天两天的。黄泽如掏出心里话说，其实他一点也不想离开垦场，人都是有感情的，垦场的那些乡亲们每一个都是他们亲自从家乡带出来的，如今都已经在一起工作生活这么多年了，现在说离开就要离开他们，那种心情是可想而知的。那年沙王布鲁克找到垦场，事情闹得那样大，而他为什么没有选择放弃，就是因为舍不得离开他们。但是，如果从垦场的长远发展和利益考虑，他确实不能够继续再留下来了，他说现在张三年那有一块地，不如成全他，也算是陈可镜为他做了一件好事。 陈可镜知道黄泽如去意已决，想留也留不住，第二天，他们就去古晋，与沙政府办理垦场法人移交协议。陈可镜虽然不是沙政府理想的人选，但毕竟，垦场已经易主，也就乐得其所，顺了他们的意。回到垦场，陈可镜让李清华备了酒菜，请黄泽如一家人过来吃饭，当做饯行。同时，也把陈可镜的表弟表妹两个人一起请来吃饭。这些年来，两家人在一起吃饭倒是经常的事，但是，这一顿却吃得比任何一顿都让人不舒服。吃着吃着，李清华突然号啕大哭起来，陈可镜知道她一定想起了伤心事，就由着她哭，没想她越哭越凶，把大家心里都哭得酸酸的。李清华边哭边说，我们到底是来南洋干什么呀，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都别来了！李清华越想越伤心起来，越伤心便哭得越凶起来。 她渐渐明白了，来南洋的路原来是一条充满艰辛布满荆棘的路，在那条路上，没有金山银山，只有苦难、挑战、伤病和死亡。短短几年时间，她的儿子去了，那么多的垦民都去了。后来，连高兰香也都跟着去了。如果说儿子的死已经在她的心头上撕裂开一个伤口，那么，高兰香的死，就是在她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多么好的一个女人呀，多么年轻的一个人呀，怎么说走就走了，连一点的思想准备也没有给她留着，就永远地离开了她们。李清华这时像是想起了什么，她把黄泽如叫到一边说，香香妹是个没福气的人，她要走是谁也没办法的事。但是，你却还要活着，两个孩子却还要活着，既然活着，就要过正常人的生活，孩子不可以没娘，你也年轻轻的，不可能永远一条光棍过下去。 李清华说她觉得现在最可怜的是两个孩子了，孩子都还小呢，就没了娘，今后，还有谁去疼他们，去爱他们呢？两个孩子过去把李清华当姨叫着，这下，李清华把佑娘拉在怀里说，今后就把姨当做自己的娘吧，别叫姨，叫娘！什么事就像跟娘说一样，跟姨说。她认认真真对黄泽如说，今后佑娘长大了就嫁给我家山子吧，你同不同意？黄泽如说，好呀，我为什么不同意？李清华说，要是同意今天我就给佑娘下聘礼，等长大了，再用轿子去你们家抬着回来成亲。黄泽如说，行呀，就下聘礼，你要下什么聘礼呀？李清华说，不在乎什么，只作个凭证就行。李清华说着，把自己手上戴的一个银镯摘了下来说，这是我娘给我留下来的，就这吧。黄泽如说，行，就银镯子吧。说着，试着给佑娘戴起来，嫌大，又摘了下来，拿了一块布给包起来，黄泽如说，我先收着，等到成亲的时候再戴它。整个过程，搞得相当悲情，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大家心里都难受得想哭一场。陈淑娴听说黄泽如一家人要离开垦场，本来就心里无法接受，现在看这种情景，早已泪流满面了。 话题转到垦场上头，黄泽如说，可镜兄，我可是把整个场子都交给你了，我只要求你一点，让垦民们抽鸦片、赌钱的事是绝对不能干的，否则的话，我们将会对不起那些垦农家属，我也饶不了你！ 陈可镜信誓旦旦地说，别的你兄弟不敢妄夸海口，至于在场里贩卖鸦片，开设赌场，我向你保证，我陈某人就是让人打死，也绝对不会去干那种伤天害理、断子绝孙的事情。 黄泽如向人借了一辆马车，第二天一早，当垦民们还在睡梦当中的时候，他就收拾行李带着两个孩子匆匆上路了。来南洋这么多年了，其实也没添置多少家产，就是那些坛坛罐罐，和几个破箱子破柜子，一辆马车，就把东西全装上了。当看到高兰香留下来的那些毛衣毛裤，黄泽如触景伤情，又想起了高兰香，他觉得应该去跟高兰香告别一下，就赶着马车往高兰香的墓地去了。那时，天还没亮，灰蒙蒙的，墓地上还看得见几只萤火虫在飞来飞去。黄泽如站在亡妻的坟前，几次想哭出声来，但都忍住了。两个孩子早已号啕起来，一个劲地哭着喊娘。黄泽如被哭得心里悲悲凄凄的，感叹人生真是难测，很难预料就要发生的事。 当年要不是因为他，高兰香怎么可能会到南洋来？来也就来了，谁知事业才刚刚开始，她还没过上一天的好日子，就这样永远地离他们而去了。他在心里一声声呼喊着亡妻的名字，觉得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千不该万不该，当初不该带她到南洋来。他拉着两个孩子一起跪在高兰香的坟前，一个劲地磕着头，对着坟里的人说，我们这下就走了，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我们知道你一个人会很孤单，你一个人会很寂寞，我们心里是多么不忍。我们怎么忍心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可我们必须得走，我们要是不走，政府那边就会跟垦民们过不去，甚至赶他们离开垦场。那也是你极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当年好不容易把他们从中国给带到南洋，怎么忍心看到他们在南洋四处流浪呢？好在我们要去的地方离这里不会很远，我们会常回来看你的，我们会想你的。 在高兰香的墓前跪了一阵，一家三口人依依不舍上路了。当马车经过“新福建”那块木牌底下时，天快要亮了，黄泽如停车在木牌前呆立了许久，看着“新福建”三个字，心里涌起不尽的感慨。心里说，再见了，“新福建”！祝福你，“新福建”！ 陈可镜这天起了个大早，本来想去送送黄泽如他们，没想他到黄泽如家里时，黄泽如一家人早已悄悄地走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院子，和当初黄佑国黄佑娘栽下的那两株榕树。他料想黄泽如一定没有走远，赶紧喊了陈长喜和几个垦民抄小路去追，但是，追到场子门口立着那块“新福建”牌子的地方，也不见黄泽如他们一家人的影子。他知道黄泽如是有意要避开大家的，就是让你追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也没什么用，只好作罢。也只有在这时，陈可镜仿佛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一下子沉重起来，他知道他从黄泽如手上接过来的不单单是一个场主的名声，更重要的是要捍卫一大批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空间，让他们一个个活出尊严来。 陈可镜听从了黄泽如的话接过了场主的位子，他的办场宗旨跟黄泽如一样，奉行不设赌场、不贩卖鸦片的原则，但问题在于沙捞越政府看黄泽如已经离开垦场，新场主上任，他们不可能不对新场主施加压力。三番五次派人来垦场说服陈可镜，希望他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思去经营垦场。后来，索性把几箱鸦片搬到垦场，让陈可镜派人清点入库，在场里开设销售点。那天，陈可镜刚好不在垦场，回来后看到一整箱一整箱的鸦片，气得连话都讲不出来了，他骂接收鸦片的那几个垦民说，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毒药，他们是想让我们去死你们知不知道？接收鸦片的垦民说，我们也不收，是他们硬要我们收的。陈可镜说，我就不信你们不收，他们会强迫你们收，当初黄场主在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就不会强迫他，说来说去就是我们的骨头太软了！你们自己是不是也想抽那该死的鸦片？那几个人连说冤枉，说谁不知道抽那鸦片是要死人的。你就是给他们胆子他们也不敢。 但是，仍然还是有人偷偷开始抽起了鸦片。那些人大都是在家里时就已经上瘾的瘾君子，一听说垦场来了鸦片，口水就滴答流下来了，他们知道别指望场主会把鸦片卖给他们，当天晚上，有人悄悄把藏放鸦片的仓库铁锁给撬开了，偷出一些鸦片就抽起来。结果这事马上让陈可镜知道了，他心里相当清楚，这事怨不得那些垦民，要怪也只能怪那些鸦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鸦片，没有鸦片，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关键是现在要怎么去处理那些鸦片。退回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沙政府是不可能接收的。因为他们既然把东西送来了，就不会打算把那些鸦片给拉回去。这时，倒是他的表弟陈长喜的一句话提醒了他，陈长喜说，当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也把那些鸦片统统给烧掉？ 陈可镜说，我就不明白了，你把鸦片都给烧掉了，也就等于说把钱给烧掉了，你拿什么去给沙政府交待？ 陈长喜说，为什么会没有交待？我们给他们钱呀！ 陈可镜越来越糊涂了，他说，你把鸦片都给烧了，还哪来的钱交给他们？ 陈长喜笑笑，解释说，那完全是争一口气，跟他们赌一把的事。好在那鸦片的数量不多，不值多少钱，只要垦民们一家出一点钱就够了。 陈可镜这下总算明白了过来，心情一下子变得无比的激动，他说我已经明白了你的意思了。这样好，你这一说倒是给了我一个思路，我知道要怎么做了，我们干脆把沙政府的那些人请来，我们就当着他们的面把那些鸦片给全部烧掉。一来表达我们坚决抵制鸦片的决心，使他们断了以后继续卖鸦片给我们的念头；二来，也长长我们的威风，泽如老弟在这儿时受的那些窝囊气这回我们也一起给出了。 后来，当人们回忆起沙捞越的诗巫，回忆起诗巫的“新福建”垦场时，一定要提起焚毁鸦片的事件，那实在是太激动人心的一刻。却说陈可镜派人去沙捞越向沙政府禀报“新福建”的垦民遵照沙政府的旨意，准备择日吸食鸦片，沙王听了龙颜大悦，盛赞新的垦场场主到底要比老的场主开明，好说话，积极支持沙政府的工作，当即委派几个官员随垦场的人一起去现场观摩。沙王不可能知道这是陈可镜特意设下的圈套，只窃喜几年来一直困扰着他的一个难题，就这样轻易地被解决了。 这一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天高云淡，一群候鸟在蓝蓝的天上飞来飞去。陈可镜通知垦场所有的垦民在这一天之内一个也不要下田下地劳作，悉数在垦场“新福建”的木牌下面集中。那些垦民中有的知道垦场里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却不知道陈可镜的意图，他们只管听从指挥就是了。惊心动魄的一刻就在那时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陈可镜会让人把那几箱沙政府留下来的鸦片抬到大家面前，当着全体垦民的面把好几叠的钱给了沙政府的官员，然后，陈可镜对沙政府的官员说，那些鸦片垦场全买了，一分钱也没少给。 但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说他们这些垦民千里迢迢从中国来到南洋，是为了来开垦农田，说得直截了当一点是来谋生，是来赚钱，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赚好多好多钱，然后健健康康回去的，而不是为了来赌钱，来抽鸦片，为了要死在这里才来南洋的。如果真的那样，他们还来南洋干什么？还不如当初就在中国。至少，他们还可以死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不要死在南洋当一个野鬼。他诚心诚意希望沙政府能够体谅垦场，放垦场一条生路。陈可镜说得非常诚恳，说着，他让人把那几箱鸦片当着沙政府官员和全体垦民的面给烧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焚烧一堆垃圾一样。看着焚烧鸦片的浓烟滚滚向天而去，沙政府官员们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眼睁睁看着几箱鸦片化成一堆灰烬。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完结。陈可镜的做法，让沙政府丢尽了面子，也更加激怒了沙政府，特别是沙王布鲁克，心里想自己枉为一国之王，却连几个移民都没有办法治服，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恼怒和失落感，便处处刁难他们，动不动就找他们的麻烦。因为不涉及到原则上的问题，陈可镜抱定主意，能忍则忍，不能忍的也要忍，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为的是委曲求全。日子倒也一天天勉强维持下去，不好受的是心情。总觉得他们就像是一群没爹没娘的孩子，被卖给了一个有钱的人家，被人看不起，被人欺侮，腰杆子怎么也硬不起来，更没有什么尊严可言。 在这方面，作为农民的陈可镜，他不可能有黄泽如“国破山河在”那样的感慨，但他确实已经感受到那些黄毛为什么敢那样肆无忌惮地欺侮他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自己坚强的后盾。然而，不管是陈可镜还是黄泽如，他们并不知道，这时，古老的中国正在悄悄地酝酿着一场伟大的摧枯拉朽的变革，那就像是地热，地底下的岩浆，谁也没有发现它的存在，但是在几百米甚至于几千米深的地底下，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它却悄悄地在燃烧着，蔓延着，直至有一天，当地表终于无法承载它的巨大的能量时，炽热的地下岩浆便在人们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喷涌而出。那就是人们所看到的火山爆发。当中国那个彻底改变帝制的地下岩浆不断冲出地表，形成一个巨大的火山口时，黄泽如真恨不能长一双翅膀飞回故乡去。 第十八章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以干支纪年，这一年刚好是中国农历的辛亥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年份。这一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湖北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勇敢地打响了推翻帝制的第一枪，并一举光复武昌，次年在此组建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随后，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赶往武昌，出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领导了英勇悲壮的抗击南下清军的阳夏保卫战，武昌的义举立即赢得了全国的热烈响应，二百六十余年的清王朝统治顿时土崩瓦解，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随之终结。辛亥革命，还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一条崭新的视野。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的秩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就在于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场革命的不是别人，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 辛亥革命的爆发，武昌起义取得成功，绝不是偶然的，而实际上已经酝酿很久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几年不断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密切相关。如果说武昌起义是出乎意料地爆发，并出乎意料地获得成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那么武昌起义后不久十几个省区的纷纷独立就是必然的。这是对清政府腐朽的、愚昧无知的反动统治的一种彻底唾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从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首先响应，到十一月底四川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清王朝宣告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在这场革命中，应该说孙中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孙中山，就不可能有这场民主革命。早在此之前的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上，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所谓“兴中”，意即振兴中华。“兴中会”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兴中会”之后是“同盟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反动本质的充分暴露，使人民意识到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刻不容缓。于是，各种旨在推翻清政府的组织应运而生，像“华兴会”、“光复会”等等。但毕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地域性强，力量分散，容易被清政府各个击破，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都主张利用武装力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这就是后来成立的同盟会。同盟会把全国的革命志士集结起来，他们有了共同的章程和纲领，打破了过去的地域观念，使它有别于过去任何一个革命团体，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从此中国民主革命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革命纲领，有了一个公认的革命领袖，并有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孙中山后来自己回忆说：“不期年加盟者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于人意表者亦！” 于是，便有了武昌起义，便有了中华民国的成立。遗憾的是，革命的航船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事前不可能预料到他的那个临时大总统确实够临时了，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当选临时大总统，到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孙中山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头尾才不过几个月时间，总统的宝座就被袁世凯窃取去了。在后来关于为什么孙中山会把总统的宝座拱手让给袁世凯，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始终持观望、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为了维护在华的侵略利益，帝国主义不约而同地扶植手中拥有实权却媚外的袁世凯。列强以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对革命政权施加压力，替袁世凯撑腰。革命营垒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向革命党人进攻，于是孙中山被迫向袁世凯妥协退让，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可以保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在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一九一二年二月，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第二天，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接着，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是便有了辛亥革命其实失败一说。 后来，有学者认为，衡量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应当主要从革命者所应担负和所能担负的两项任务，即推翻清王朝的民族革命和建立民权政治的政治革命所完成的情况去考察：就推翻清王朝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胜利了；就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来说，尽管不能说辛亥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但也不能说它的结局就意味着失败。 事实证明是，不管是谁在当总统，不管辛亥革命是失败还是胜利，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历史的车轮已经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在滚滚向前了。 那个阶段，却是黄泽如的事业发展得最好也是最为艰苦的一个时期，他把张三年转让给他的那五十亩地全部栽上了橡胶树。橡胶树属于热带雨林中的一种植物，在世人认识它之前，橡胶树生长在南美洲亚马逊的密林深处，只要砍开一个缺口，就会有树汁从树干里流出来，当地原住民并不明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印第安语言中，就有了“会哭的树”的说法。很久以前，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已经拥有了利用野生橡胶的知识。但在哥伦布来到新大陆之前，美洲以外的世界却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叫“橡胶”的物质，更不可能想到有一种树里流出来的神奇液体有朝一日会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人们认识橡胶，得益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哥伦布的船队里有一位船员第一次注意到，一种黑色的有弹力的胶球舞蹈在当地原住民的祭礼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他的表述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兴趣。然而，随后到来的探险家持续不断地向外部世界描述这种神奇的东西，欧洲人终于注意到美洲雨林里有一种叫橡胶树的植物，当地人取胶汁用来制作防水的雨衣，不进水的靴子、罐子。 第一个把橡胶带到欧洲人面前的是一个法国人，他原本是到南美洲测定子午线的，但是，引起人们关注的却是他在一七三五年出版的《南美游记》里描述的橡胶。他描述了巴西和秘鲁人用凝结的乳状物制作成“不进水的靴子”。十年后，法国军事工程师、业余植物学家弗兰索瓦特·弗雷诺第一次描述了橡胶树和采胶过程。他们两人的书在法国科学界引起了轰动，工业革命曙光照耀下的欧洲，橡胶激发了人们无穷的想象力。于是，怀揣着发财梦的无数冒险家涌到了原产地巴西。那是一个疯狂的时期，从亚马逊河开始一直到雨林深处，绵延几千公里，野生的橡胶树下到处是胶管，胶碗，到处是散发着恶臭的生胶作坊。 橡胶制品的广泛应用，促使了橡胶树种植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东南亚。在橡胶的种植浪潮中，华人世界有两个人曾经是当年名噪一时的橡胶大王，一个是陈齐贤，一个是陈家庚。黄泽如不可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橡胶大王，但他自从离开垦场后，确实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到了橡胶的种植上，已经种上的橡胶树这时也开始割胶，开始收益了。黄泽如也已经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一个小老板，天天忙的是生意上的事，以至于把正在国内发生的那场大革命也给忽略了。 黄泽如是在《南洋日报》上看到清政府被推翻的消息的。说来凑巧，那办报纸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和他一起在京城参加维新运动的广东举人王进学。其实，自那次在新加坡见面过后，王进学几乎就留在了南洋，极少回国，那是孙中山特意安排的。王进学利用办报纸的机会，一边通过报纸宣传鼓动，一边筹款筹物，积极配合国内的革命活动。实际上，孙中山从创办兴中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华侨。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志士仁人的主要作用时，曾经作了这样的概括：“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说，“同盟会之成，多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 王进学悄悄地在从事那些活动，还是张三年告诉给黄泽如的，黄泽如听了，立即对这个举人朋友产生了极不好的看法，心里想你王进学还真行呢，防我黄某人简直就像防贼一样，我黄泽如难道说会出卖革命不成。对这个问题，王进学却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看来，黄泽如才到南洋，连脚跟都还没站稳，更不要说经济了，而黄泽如却是一个一心向善，古道热肠，钟情于革命事业的人，如果让他在这方面介入太深的话，恐难以自拔，会把他在南洋的事业全给毁了。由于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见面时黄泽如难免一肚子怨气，把王进学大骂了一通。王进学嘻嘻笑着，听着，也不生气，只说，中国革命的道路还长呢，还怕轮不到你出力气的地方？ 黄泽如生气归生气，革命到底胜利了，清王朝被彻底推翻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王进学告诉黄泽如这个消息时，孙中山刚刚被推举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大总统那个位子还没被袁世凯窃取去。黄泽如心里就想，中国这下有救了，中国的老百姓终于有盼头了。他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在多年以前就有机会结识孙中山，亲自聆听伟人的教诲；如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成功了，那种心情和中国的其他老百姓的心情是完全一样的。黄泽如平时是滴酒不沾的，这回，却特意上店里买了一瓶白酒然后去找陈可镜一起豪饮庆祝。 这些年来，陈可镜在垦场，黄泽如在橡胶园，两家人虽然不在一起，但彼此之间还是相互惦念着，经常有来有往的。黄泽如去的时候，刚好陈可镜的表弟表妹都在，几个人围在一起，说起发生在遥远的家乡的那场革命，从此以后中国不再有皇帝了，一颗心激动得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特别是黄泽如，自从认识孙中山后，才明白自己当初参加维新变法的局限性，明白只有推翻反动腐朽的体制，中国才有希望。而这一天，现在终于来到了，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他简直就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等到哭够了，笑够了，心里又觉得非常的落寞和凄凉。于是，很长时间不想说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他又在想他的妻子高兰香了，心里都在替他焦急，却也不知道怎么劝他。 席间，陈淑娴免不了又疼爱有加，对他的关怀无微不至。只是，黄泽如始终不把陈淑娴的存在当做一回事。李清华看在眼里，喝完酒，让陈长喜和陈淑娴兄妹两个先走，她说她有一些事情想跟黄泽如商量。兄妹两人听话听音，先行离去。李清华看他们走出屋子后，也不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就对黄泽如说他是装糊涂，还是真的糊涂。如果说真的糊涂倒也罢了，如果是装糊涂，就万万不可再那样下去了。她说你难道没看出来陈淑娴对你有情有意吗？陈淑娴有哪点不好？人家至今还是一个黄花闺女呢，你为什么要对人家那样冷淡，难道你就打算这样过一辈子下去了？李清华就像是在嘴里哪个部位安了一挺机枪，扳机一撸到底，强大的火力压得黄泽如连回话的机会都没有。 其实，黄泽如并不是一个木头人，他并不是不知道陈淑娴对自己相当用情。从内心来说，他也知道陈淑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姑娘，但问题是他的整个感情世界还在被高兰香牢牢占据着，哪怕时间过去再久，十年，二十年，他想他也不可能腾出哪怕一丝一毫的位置去容纳别人的感情，他毕竟爱高兰香爱得太深了。他向李清华坦陈了自己一时还没有打算再娶的意思，他说，他还是把自己的那份情感继续的留给高兰香吧。 黄泽如带着他那份特有的固执回到了他的橡胶园。橡胶园除了有他亲手栽下的上千株巴西橡胶树外，还有他的两个孩子，他们同时也是高兰香的孩子。好好地守住他们，也就等于守住了高兰香。 几个月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被袁世凯窃取去了，黄泽如再次受到巨大的打击。他问王进学那到底是为什么，王进学除了悲愤，又怎么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两个好友难免义愤填膺，为孙中山大声喊冤叫屈，也不管白天黑夜，两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顾自喝酒，也不知道到底喝了多少，喝得烂醉如泥，一觉睡了几天才醒来。醒来后，黄泽如对王进学说，进学兄，你答应我，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国内需要我黄某做什么，你尽管说一声就是了，要是我黄某不积极响应，我就不是中国人。在他的心里，似乎只要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袁世凯那个临时大总统的位子就会回到孙中山的手上。其实，有些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的那些想法仍然带有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幼稚或者说严重的不成熟。但不可否认，中国旧知识分子的热情是高涨的，不可阻挡的，他们一直在为中国革命的进程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没有他们，中国革命最终要获得成功，恐怕很难很难。 第十九章 黄佑国十九岁时，黄佑娘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了。他们兄妹两人相差只有一岁，看起来分不出谁年龄大，谁年龄小。两个兄妹长相却各有所属，一个长得像母亲，一个长得像父亲。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说，女孩子一般像父亲，男孩子则往往长得更像母亲。然而，这对兄妹却偏偏倒过来了，男孩子长得像父亲，女孩子长得则像母亲。特别是黄佑娘，不但和母亲长得像，就连声音、举止、走路等等，一举一动都非常的像。和母亲高兰香相比，两个人简直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似的，这对黄泽如来说，倒是一个安慰。从黄佑娘身上，他又看到了高兰香的影子，仿佛是已经离开的高兰香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这年秋天的一天，李清华找到橡胶园里来，说孩子都长大了，不如把他们的喜事给办了。黄泽如一时还没明白过来。但很快，他就想起了几年前的那个婚约，也就是说，黄佑娘已经是有主的人了。黄佑娘将来要托付终生的人是陈可镜和李清华的儿子陈山子。这些年来，两家人常有来往，黄泽如也经常见到陈山子，他觉得那孩子倒是挺实在的，又懂得疼人，将来把黄佑娘交给他，黄佑娘一定不会吃亏的。黄泽如倒是爽快，让李清华把日子定下来。他说，佑娘没娘了，但婚礼还是要办得体面一点的。 李清华走了后，这天夜里，黄泽如却久久不能入睡。他一会儿想起高兰香，一会儿想起黄佑娘，觉得人生真是一场梦，好的梦不好的梦都让他碰上了。他才感激上苍这辈子能够慷慨赐予他高兰香这样好的一个女人，使得他成为这个世界最最幸福的人。谁知道，高兴还没来得及呢，一夜之间，所有的美好梦想都被残酷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甚至于让他背上了一辈子都休想弃掉的良心的桎梏。高兰香死得不明不白，究竟是不是因为他黄泽如呢？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么，他就更加罪孽深重，不可饶恕了。但不管怎么说，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欠高兰香太多了，他真恨不能时光倒流，又回到二十年前，只要让他的高兰香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他可以什么都不要。 唯一可以让他得到安慰的是，高兰香给他留下的这两个孩子，特别是黄佑娘。都说女儿是父母贴心的小棉袄，这话一点不假。自从高兰香死了后，这些年来，也多亏了女儿佑娘，佑娘的心跟高兰香一样的细，天冷了，她会说，爹，再加件衣服吧，小心别着凉了！爹事情多，已经很晚了还在熬夜，她会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面端到爹的面前，说，爹，趁热给吃了吧。反正，女儿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让他感到特别的慰藉，特别的贴心贴肺。有时黄泽如就会想，这些年来，要是没有佑娘，他一定会更加想念高兰香，他的日子一定会更加难过的。 现在，女儿要出嫁了，佑娘要离他而去了，作为父亲，黄泽如一边是高兴，一边是离愁别苦，他的心情矛盾而复杂。 黄佑娘出嫁的日子定在中国旧历年的八月初六，以中国民间传统的说法，那是一个相当吉祥的日子。陈可镜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把一个家里里外外布置得喜气洋洋。红对联，红蜡烛，大红灯笼，一切都准备得好好的，就等着迎娶佳人的那一天。黄佑娘这边，自从婆家人走了后，黄佑娘心里就一直处在又欢喜又不舍得离开的矛盾之中，那是中国女孩的通病，黄佑娘也一样。一边，她为自己终于找到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感到宽慰；一边，却在为马上就要离开爹，离开这个家庭感到伤心难过。平时，黄佑娘常常会想，娘没了，现在爹的生活都是靠她给照顾的。要是有一天，她也嫁人了，爹要怎么办？爹还年轻，爹的身边不能没个女人。爹就是以后老了，身边也更需要有人照顾。 黄佑娘知道陈可镜的表妹陈淑娴在暗暗爱着爹，为此，有几次，她在爹面前提起陈淑娴，黄泽如却像是没有听见似的，没有把她的话当一回事。她没有办法，甚至跑到垦场里去找陈淑娴，想通过陈淑娴说服爹，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其实，佑娘完全找错了人，因为在这件事上，掌握主动权的，说话算数的是她的爹爹黄泽如，而不是她陈淑娴。陈淑娴苦笑笑，觉得黄佑娘到底还是一个孩子，既天真又可爱。黄佑娘就又回去找爹。在这件事上，黄泽如可以说是顽固到了极点，尽你怎么说，就是说不通他。为什么说不通，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理由，坚持就是他的最大理由。但作为黄泽如来说，他的内心非常清楚，他之所以拒绝陈淑娴，那是因为他实在是太爱高兰香了，高兰香已经不可排斥地深深地渗透在他生命的每一个细胞里，和他一起呼吸，随心脏一起跳动。他也知道陈淑娴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但是，她再好，也不能替代高兰香，也不可能把高兰香从他的生命中赶走。 这天夜里，黄佑娘找爹掏心掏肺讲了很多憋在心里想讲的话，但归结起来，不外乎有两点：一点是，她以前跟爹讲过的，关于爹和陈淑娴的事，这一点，黄泽如自然态度和从前一样，并没有给女儿商量的余地；另一点，她说，她确实不想离开爹，她说她离开爹了，爹要怎么办？今后还有谁给爹洗衣做饭？谁陪爹说说话？要是娘在就好了，可是现在娘不在了，你让女儿出嫁，女儿怎么可能安心走呢？如果那样，她宁愿一辈子不嫁人，就在家里守着爹。黄佑娘说得情真意切，说得相当动情，好像是父亲如果说不答应她，她真的就一辈子不嫁人，永远留在家里守着父亲一样。 那当然是一句谁也不可能去计较的笑话。普天下不知道有多少女子在那种时候说过那种话。可是，又有几个女子把说的话当真？在家守着父母到老，一辈子不愿意嫁出去呢？哭哭啼啼，吵吵闹闹过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但是，提到娘，黄佑娘又落泪了。黄泽如也长长地叹了叹，说，没关系，你放心走吧，还有佑国陪我呀，有佑国就行了。黄泽如嘴上那样说，心里却酸酸的，说不出的难受。他知道，佑国虽然也对他好，但是，儿子终归是儿子，没有女孩子心细，能够体贴人，照顾人。如今，女儿要出嫁了，他的心情不难受那是假的。他拿出当初李清华下聘礼的银镯子给黄佑娘戴上，边戴边说，佑娘，你放心好了，你又不是要嫁到多远的地方去，可镜兄和清华他们都是好人，山子也是一个不错的孩子，你嫁过去，一定错不了。有时间，你多回来看看你的爹不就行了？有哪家女孩不出嫁，一辈子呆在家里陪父母的？那样，做父母的就是死了也合不上眼的，你就忍心将来有一天看你爹那样子吗？黄佑娘听着，“哇”的一声哭起来，叫着，爹！ 娘走时，给他们兄妹和爹留下了那么多的毛衣，可是这么多年了，一到冬天，爹就拿出来天天穿它，有的毛衣都已经被磨出洞来了，爹还穿着，舍不得扔掉。佑娘有时就想，爹对娘的感情真是太深了，太感天动地了，今后，她和山子的感情要是能够像爹和娘一样深厚，那她就一辈子幸福了。 在要出嫁的那些日子里，佑娘该做的都在替爹做了。爹爱干净，平时被子有点脏就睡不着，她把爹的被子拆下来洗了又洗。她像娘一样，买回来毛线，替爹一件又一件织着毛衣毛裤，她的用心让黄泽如看出来了，黄泽如说，你要学你娘呀！几十年的毛衣都一下子给织了放在那？黄佑娘笑笑，既感叹又自豪说，我娘呀，谁也学不来我娘的！ 黄佑娘完婚后，好在垦场和橡胶园路也不远，没隔几天，佑娘就往家里跑一趟，给黄泽如做些好吃的，使得黄泽如有所宽慰，没有那种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失落感。办完女儿的终身大事，黄泽如便想起黄佑国的事了，对黄佑国的婚事，他一点也不想去干涉，当然也不可能像李清华说的那样，去娶陈可镜和李清华的女儿河，那不过是一句玩笑话而已，两家人娶来嫁去人家会笑话的。他只给黄佑国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任何国家的姑娘都不能找，只许找从中国来的姑娘。除此之外，其余的他一概不管。姑娘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黑是白，由儿子自己把握去，这就像穿衣买鞋一样，穿在自己的身上脚上，大小松紧，合不合适你自己知道。只有哪个国家的人是不能由儿子去选择的，那是原则问题。其实，黄泽如真是操心过头了，黄佑国对父亲的教导，倒是心领神会，他不可能去找那些外裔的姑娘做妻子，这时的他，早已经有了一个他喜欢的姑娘，他们之间，爱情的种子也悄悄在萌芽了。 那个姑娘叫廖红玉，就在黄泽如的眼皮底下工作，是他们橡胶园里的一名采胶女工。祖籍广东汕头，她也是几年前才随哥哥到南洋来的。先在一个铜矿里打杂，那是一家英国人开的铜矿，总觉得给外国人干活压抑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两年前，看黄泽如的橡胶园需要人手，就跟哥哥一起到这边来了。廖红玉也是穷苦出身，三岁死了娘，十一岁没了爹，是哥哥廖运来把她一手拉扯大的。廖红玉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和黄佑国之间会有故事发生，在她的眼里，黄泽如的橡胶园虽然不是全南洋最大的，但也已经不小了。黄泽如怎么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老板了。而黄佑国，则永远是她的二老板，她和他们之间，永远只能是老板和伙计之间的关系，老板就是老板，打工的就是打工的，这一点她心里非常明白。她不可能会有别的什么想法。但是，缘分这个东西就是很怪，并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不想要就能够拒绝得了的东西。当它要来时，你就是怎么躲，也是躲不掉的。现在，廖红玉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一天傍晚，橡胶园里的人都收工走了，只剩下黄佑国和廖红玉。黄佑国这时对廖红玉说，他要娶她。黄佑国说着，已经把她的手给抓住了。廖红玉平时虽然知道二老板对自己好，处处关心她，却从来没有往那方面去想，现在黄佑国突然提出这个问题，着实让她吓了一跳，还以为二老板在拿她开心，她拼命想抽出自己的手，无奈却被黄佑国紧紧攥着，怎么也抽不出来。廖红玉几乎是在求黄佑国说，二老板，你放了我吧，我们这样子让人家看了多不好！黄佑国理直气壮说，有什么不好，我就是要娶你的，人家爱看就让他们看好了。廖红玉说，这不行的！二老板，我们不合适的。黄佑国说，有什么不合适？谁规定谁跟谁合适，谁跟谁不合适的？反正我就是要娶你。廖红玉却越听心里越加慌乱起来，赶紧挣脱开黄佑国，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鹿一样跑了。 但是，黄佑国并不因此放了廖红玉。他越追越紧了，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人前背后，他发了疯似的穷追不舍，追得廖红玉无处藏身。他喜欢跟廖红玉在一起，哪怕说上几句话也好，只要一时不和廖红玉在一起，就觉得心空空的，干什么都没有精神。作为被追的廖红玉，她似乎也变得慢慢适应过来。而且，她的魂魄就像是让黄佑国给勾摄去了似的，她的所有行为几乎就是围着黄佑国转的。黄佑国人在跟前了，她的眼睛会随着黄佑国转来转去，觉得黄佑国在她眼里，怎么看怎么顺眼，越看越顺眼；黄佑国不在跟前了，她就会没完没了地在想，他这会到底去哪了？他吃饭了吗？他该不会还在饿肚子吧？他事情办得顺利吗？只要看不到他，她的脑子里就会冒出来很多离奇古怪的想法，心里生出淡淡的忧愁。她把自己的这种心思写在了脸上，带到了家里。廖运来说，你是不是爱上谁了？她吓了一跳，心里想哥哥怎么会知道的？她先是否认，等看瞒不住了，只好老老实实交代。这下，轮到廖运来吓了一大跳，他说妹呀妹，你这不是昏了头了是什么？ 他骂廖红玉一点也不现实，怎么可以往那边去想呢？再怎么糊涂也不可能糊涂到那样，那不是异想天开吗？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妹妹说她也知道不现实，可是她已经被黄佑国追得无路可退了。她说她确信黄佑国是真心实意爱她的，否则的话，不可能追她追得那样疯狂，那样不顾一切。她觉得，在她和黄佑国之间，只有身份和地位的距离，只是她自己觉得自己实在太渺小了，一点也配不上他，就连跟他站在一起都不配。除去那些，在彼此的感情上，那是不能怀疑的。 到了后来，廖红玉索性也不再躲不再跑了。她知道，躲也好，跑也好，那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总得要去面对。这样一来，心也变得平静和坦然下来，因此，当有一天，黄佑国提出想要带她去见父亲黄泽如时，她变得很平静，一点也不觉得紧张和害怕。 前面已经说过，在儿女婚姻的问题上，除了“必须找中国人”这一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条件外，黄泽如并没有给子女们太多的约束和限制。因此，当儿子把女工廖红玉带到他的面前时，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好像是预料中的事，黄佑国和廖红玉两个人的婚姻自然也就不成什么问题。 剩下的是操办婚宴，拜堂成亲。再接下去的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他们将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把他们的事业，把他们的血脉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那就是人生。 第二十章 孩子们都成家了。孩子们已经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该经营橡胶园的经营橡胶园，该做生意的做生意去了，只有这时，黄泽如才开始有心思去考虑他一直想去做却还没有做的一件事。那件事对他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只要那件事一天没做，他就觉得他的灵魂片刻也得不到安宁。因为最近几年，黄泽如一直被一个不断重复的梦折磨得苦不堪言。那个梦虽然有点荒唐，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却是真的，他实实在在地做了那样一个梦。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反复不断地出现在他的梦境里。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梦见那些死去的垦民天天一到他要睡觉的时候就三五成群来他家里敲门，一下两下三下，声音不轻不重，固执而持久。有时，他都已经睡着了，结果被那敲门声给吵醒了。于是他出去开门，他觉得那些人好陌生，却又像是在哪见过似的，就问那些人都是谁，找他有什么事。那些人就说，场主你真是好健忘，把我们都给忘了，难怪你会把答应我们的事也都给忘了！黄泽如说，你们都是谁呀，不说我还真的给忘了。那些人说，场主你真的忘了？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黄泽如说，真的忘了。 你们到底是谁呀？那些人便说，我们都是你从福建老家带到南洋来的，后来在垦场里病死饿死了的那些垦民呀！你怎么好把我们给忘了呢？你不是已经让人把我们的名字都记下来了吗？你不是还答应过我们要把我们的遗骨送回老家去的吗？黄泽如打了一个激灵，忽然想起自己真的曾经答应过那些死去的垦民，有一天要把他们的遗骨送回国内的，只是都让自己给忘了，心里便有点内疚和自责，骂自己糊涂，怎么可以把那样大的一件事给忘了呢？他觉得，在这件事上，他真的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人。嘴上却说，我怎么会给忘了呢？我不会忘的，我只是太忙了，等忙过这阵子了，我就把你们给送回去。那些人说，黄场主，我们可都记住你这句话了，你可要说话算数。黄泽如说，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结果没过多少日子，那个梦又来了，如此往复不断。梦的内容大同小异，几乎都差不多，但很明显，那些人开始变得有点急躁了，他们说，黄场主，你忙过了吗？你怎么还不来办我们的事呢？我们在等你呢！ 黄泽如每每从那个梦中醒来，总是大汗淋漓，就好像是被人在后面紧紧追赶似的。他知道，那些不安的魂灵一定是向自己讨债来了，要不然的话，自己为什么会老是做那种梦？一旦这样想，黄泽如就觉得这件事已经不能够再拖下去了，他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这件事亲自给做好，否则的话，他真的对不起那些死去的乡亲们。 这一年，黄泽如已经五十多岁了。 有一天一大早，黄泽如吃过早饭后就直奔垦场去了。一到垦场，他一句话也不说，就把陈可镜径直拉到那座埋葬着他的妻子高兰香和许多乡亲的山坡上。几十年过去，山坡虽然还是原来的山坡，但是，山坡上已经堆满了一个个的坟头。坟头上面长着没膝高的野草。正是深秋时节，风一阵阵在山坡上呼呼吹过，坟头上那些已经开始干枯的野草发出沙沙的响声，听了不觉让人生出几分悲凉。站在那些坟堆边上，黄泽如向陈可镜讲述着最近几年来他所做的那些怪异的梦，然后他说他打算把那些死去的垦民们的遗骨运回中国去。他说当初他是对那些垦民许下承诺的，既然承诺了，现在就要按照当初的承诺去做。他不能够做对不起那些死者的事。 陈可镜对他的想法很吃惊，但却非常赞赏也非常支持，他也觉得那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功德无量的事。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些人当初都是他和黄泽如两个人从家乡带到南洋来的，现在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有的甚至于在南洋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越是这样，越不能够让死去的人死不瞑目，让他们抛尸海外。人一旦上了年纪，年轻时根本不可能去想也没有时间去想的一些问题这时也想得多了，特别是生前身后事。问题在于要移葬那么多死去了的垦民回到中国，那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从把那些骨骸一个个从坟里刨出来，分门别类，打上标记，再到把骨骸运回中国去，再一个个地下土安葬，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好的事，必须要有详尽的筹划和安排。一句话，需要时间、人力和财力。 其实，人算不如天算，没等他们动手去做那件事，日本人已经打到了中国的东北，三个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紧接着又进军上海，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搞所谓的“自治运动”，妄图长期占领这些地区。一九三六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战略部署。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地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伺机挑起战争。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获批准，于是，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两万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同时，日本政府决定进一步投入四十万兵力，妄图用武力彻底灭亡中国。 那些坏消息都是黄泽如通过王进学创办的《南洋日报》，和在其他南洋报刊上看到的，这让黄泽如既震惊又愤怒。那个阶段，黄泽如特别关注来自中国的任何消息，比如，日本人已经打到哪里了，中国人都在进行哪些抵御和反抗，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了吗？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词，对于在清朝时期就已经到南洋的黄泽如来说，确实有点陌生，他只知道两个政党政见不同，在闹矛盾，甚至在打来打去。身在海外的他真的分不清楚他们之间到底谁对谁错，他只知道国民党是孙中山一手创办的，所以，爱屋及乌，他对国民党怀有很深的感情。后来，孙中山仙逝，他对国民党的印象也就渐渐淡漠了。至于共产党，他就一点也不了解了。其实，任何人也无法去苛求他对此作出判断，如果一定要让他说出两个政党到底谁对谁错，谁好谁不好，那是一点也没有道理的。他不但不懂得那都是什么样的两个政党，这时的黄泽如其实也不想去弄清楚他们，他只认定一个死理，那就是，不管谁对谁错，谁好谁不好，那都是自己家里的事，家里的事再大，门关起来都好商量。问题是现在大敌当前，敌人都已经打到家里来了，现在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国内沦陷，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作为漂泊海外的华人，心情一点也不比在国内的人轻松。抗战一爆发，南洋四十五埠的一百六十八名代表，立即在新加坡开会，宣布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大会通过了一项庄严的《宣言》，号召八百万南洋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支援抗战。紧接着，南洋各地相继成立了分会。张三年亲自担任沙捞越分会的会长，没日没夜积极组织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而这时的张三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既然这里提到了张三年，不妨多费些笔墨啰嗦几句。多年以前，当那个年轻的张三年准备背井离乡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南洋时，据说他已经爱上了一个姑娘，叫桃子。那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呢？桃子姑娘的父亲是当地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富商，虽然是富商，也不一定真的富得不得了，那种富不过是相对张三年而言的。富商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的宝贝千金嫁给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姑娘的父亲说，要娶他的女儿桃子，除非母鸡会打鸣，公鸡能下蛋，否则的话，只要他在这个世界活一天，他的女儿就不可能嫁给他。张三年知道他在欺侮他穷，配不上他的女儿，一气之下，出走南洋。他向桃子姑娘的父亲发誓，有一天，他的财产要比他们的多一百倍，多一千倍，他就不信到那时他娶不到桃子。这就有了他和陈可镜的二叔后来的故事。张三年一边在南洋打拼，一边从来不敢忘掉那个叫桃子的姑娘。从内心来说，他是深深爱着那个姑娘的。他在赌气的是桃子姑娘的父亲，而不是桃子姑娘本人。多年以后，张三年终于在南洋获得了成功。他赚到的钱几乎可以用车拉，用船载了。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办了汇票，想回到国内，以极其隆重的方式去向桃子姑娘的父亲求婚。尽管他也知道此时的桃子姑娘，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桃子姑娘，而是已经成了半老徐娘的桃子，或者说，早已经嫁给别的男人，成了别人的妻子，说不定已经儿女成群了。但是，冲着当年桃子姑娘的父亲说的那些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他也必须赶回去，当面会会姑娘的父亲，用自己的财富，一洗当年桃子父亲给他留下的耻辱。 张三年的心愿最终没有实现。没待张三年回到国内，他得到的消息是，桃子姑娘的父亲已经死了，桃子姑娘在为他守了十几年的青春后，一个人买了来南洋的船票，千里迢迢寻找张三年来了。张三年得到这个消息时，桃子姑娘已经到南洋三年多了。张三年赌气归赌气，听到这种消息，心里却说不出的难受。那种感觉很奇怪，不仅仅像是自己当初被一个武林高手打得半死，当他已练就一身绝技，想报一箭之仇时，对手却已经不在，失踪了，使他憾无对手；让他感到难受的更多的则是姑娘的有情有义。姑娘记住了张三年和她的父亲说过将来有一天，他一定要回来娶她的那句话，并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她一年又一年的等待，一年又一年的为他守身如玉。与桃子相比，张三年就显得可恶卑劣多了，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报复桃子姑娘的父亲，说穿了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从来就没有设身处地去为桃子姑娘想过一回。如果说，他和姑娘之间确实是在用一种爱支撑的话，那么，姑娘的爱就比他高尚得多，伟大得多了；而他的爱，却显得太自私，太狭隘，太小家子气，甚至于有点卑劣。 张三年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开始不顾一切地到处寻找着桃子。严格地说，他现在要找的桃子已经不是一个姑娘了，她已经是一个中年妇女。张三年算了算，过去灿烂如花的桃子，这时已经是快四十多岁的老女人了。 张三年几乎跑遍了南洋的所有地方，该找的他都找了，该托的人他都托了，希望他们帮助他打听桃子的有关下落。但是，最终张三年还是没有找到他要找的桃子。张三年心灰意冷，料定姑娘跟自己今生今世没有缘分，只求来生结为夫妻了。谁知就在这时，他从吉隆坡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个消息，那个朋友告诉他说，有一个女人与张三年要找的人很相似，十有八九就是张三年要找的那个女人。张三年一听，忙问他那个女人眼下在哪里。那个朋友说前几天才死了。张三年大吃一惊，他说，她怎么会死了呢？她是怎么死的？那个朋友便把那个女人的事说了一遍。 朋友说，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吉隆坡的街头多了一个要饭的中国女人，那女人与其说是在要饭，不如说已经疯了，整天嘴里喊着一个叫张家栋的人的名字。她说她是从福建到南洋来找张家栋的，她不知道张家栋到底上哪去了，她都已经找了三年了，头发都找白了，身上的钱也都花光了，却仍然没有找到张家栋。大家也不知道那张家栋到底是何方神圣，让疯女人为他苦苦找寻。都说疯女人是因为找不到那个叫张家栋的人被刺激才变疯了的，便都同情她，劝她不要再找了，南洋这么大，找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疯女人哪里听得进去，她说她总有一天会找到张家栋的。大家劝她不听，劝了几次，就不再劝了，而且，时间久了，连理都没人去理她了，尽她唠叨着，流浪着。 终于有一天，天出奇的冷，那是南洋少有的寒冷天气，地面上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早晨，大家看见她死在了吉隆坡的一条大街上，于是有好心的中国人替她买了棺材，在郊外买了一块墓地，把她给埋了。都说那女人可怜，命坏到了极点，到了要死的那一刻，也没有见到她要找的男人张家栋。 没等那个朋友说完，张三年已经失声痛哭。张三年的那个朋友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哭起来会那样的伤心，像女人一样，像狼嚎一样。哭过后，张三年说那个女人要找的人确实是他，他就是张家栋。那个朋友不明白，被张三年搞得稀里糊涂的，他说，你不是叫张三年吗，怎么又叫张家栋了？张三年便说了“张三年”这个名字的来龙去脉。并说，事情坏就坏在“张三年”这个名字上，要是到南洋后他仍然还叫张家栋的话，桃子就不可能找不到他，也就不可能会有今天这个事了。于是感叹命运怎么老是跟人作对，干什么事都不能遂人心愿，当初他因为穷娶不起桃子。到后来他富了，他发财了，可以有资格回国和桃子的父亲谈娶桃子的事了，桃子却自己找到南洋来了。来了也就来了，南洋再大，以张三年在南洋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完全还是可以找到他的，偏偏，张三年又把原先的名字给改了，好端端的张家栋却变成了张三年，你叫桃子如何找得到他？ 张三年悲伤痛苦过后，花巨资把桃子的坟墓重新作了修葺，原先的一个土坟被改造得相当豪华气派，南洋那些王公贵族的坟墓也不过如此。尽管这样，张三年仍然觉得还远远不够，对于死者，张三年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外乎想表达自己对死者的一种敬意和歉疚，但他知道，现在即便是为桃子打造一座金的坟墓，对桃子来说，也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意义。 张三年做罢桃子的后事，心里多少得到点安慰，却也断绝了他对桃子的所有念想，原先想回国与桃子的父亲一雪耻辱的计划，也因桃子父亲的死失去了实际的意义。现在，留给他的除了一大笔财产之外，他什么都没有了。那是比什么都让人伤心的事。这时，刚好抗战爆发，日本人打到中国来了。张三年便把精力全部投给了抗日救亡运动。 客观地说，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十多年间，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海外华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众，时间之长，力量之强，都是空前的。据统计，抗战期间，为祖国抗战捐款的华侨有四百多万人，约占当时全世界华侨人口的一半左右，遍及亚洲、南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华侨的家家户户。仅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就在南洋华侨中招聘了三千三百多名机工回国服务。广大侨胞抱着“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止，则后方之急需一日不能停”的决心，上至工商巨贾，下至贫民、乞丐，各阶层人士以义捐、义演、义卖等各种形式慷慨捐款。捐款数字仅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资料显示，就达十三亿多元。这使当时生产落后、财源枯竭、外贸逆差严重的中国，获得了重大的财政援助。同时，海外侨胞抗战期间汇回国内的数十亿侨汇，对支持祖国抗战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此外，广大华侨还通过向国内无偿捐献大批战需物资如飞机、坦克、汽车、衣物、药品等方式，支援祖国抗战。而此时的张三年，也几乎倾其全部家产，购买了抗日前线所需的物资，随陈嘉庚组织的南侨总会的物品一道，从滇缅公路运回中国。 提到中国的抗日战争，特别是海外华侨支援抗日战争，就不得不提到滇缅公路。日本人很显然是诡计多端的，从入侵中国的那天起，他们就在军事上重点围绕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区域和对外口岸城市展开。其目的不外乎通过尽快摧毁中国经济命脉并在封锁中迫使中国人就范。早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就预见到，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将不可能守得住东部沿海地区和平原地区的城市，最终国民政府必将退守西部。因此，从一开始，中国的整个沿海港口几乎全部被日本人封锁和切断，致使南洋和世界各地的支援物资无法运回中国。于是，中国政府在一九三七年开始修建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修建之难，难在公路经过的百分之八十的路段是崇山峻岭。 公路开工时，滇缅公路沿线近三十个县的劳工约二十万人被征集来到工地上，这些人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为青壮年都已经上前线去了。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特的一支筑路大军，他们来自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穿着用蓝色土布制作的衣服，他们没日没夜地，一米又一米地向前挖掘着。公路的修建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建成的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首都仰光港。滇缅公路原本是为了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便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张三年捐献给祖国的物资不是别的，就是从滇缅公路开回去的五部汽车。 第二十一章 抗战爆发后，便源源不断有各种消息从祖国传回来。那些消息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更多的则是令人揪心和愤怒的。比如说日本人已经打到上海了，日本人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等等。每一个消息传到南洋，都让在南洋的华人同仇敌忾，进而萌发了更加强烈的抗日热情。黄泽如的举人朋友王进学自从抗战爆发，便一边办报纸，一边接受陈嘉庚的指派通过滇缅公路，往来于南洋和中国之间，负责物资运送和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把他累得够呛。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时的他，也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那个阶段，所有的南洋华人几乎都沉不住气了，出钱的，出力的，有什么，出什么，整个南洋都为抗战热血沸腾了。作为旧举人的黄泽如，他和他那在“致远号”上为国捐躯的兄长黄泽国一样，他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西方列强，和正在家门口的日本强盗，并从未停止过跟他们作斗争。他实在无法容忍日本人的嚣张和狂妄，他们一次次的打到中国来，他们简直把中国看成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自家后院了。只要日寇一天不消灭，他的心就一天不得安宁。此时的黄泽如几乎已经无心南洋的事业，他的整个心思都已经被国内的抗日战争给揪去了，天天在南洋以“福建南洋公馆”的名义，到处发放宣传单，参加各类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 黄泽如无意中发现在那些活动的人群中，有一个他非常熟悉的身影，那就是陈淑娴。凭心而论，陈淑娴参加南洋的各类抗日活动，除了民族责任心外，其间还有她自己的一点私心。那个私心就是为了她所爱的人黄泽如。到南洋一转眼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她，也已经是快四十的人了，但是对黄泽如，她却初衷不改。她从一开始的敬重，慢慢发展到后来的爱慕，那种爱慕缠绵而持久，就像酒一样，时间越久，便越浓烈。但她知道她和黄泽如之间是不可能的事，在黄泽如的心里，与其说从来就没有把她的感情当做一回事，不如说高兰香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他，以至于使他的心里没有更多的空间去接纳别个女人的感情。奇怪的是，陈淑娴明明知道不可能，明明知道她和黄泽如之间不可能会有什么结局，她那个感情的房间却偏偏一直为黄泽如留着，容不得让任何人踏进去一步。她在做那些事时，是那样的无怨无悔，心甘情愿，好像那是她应当做的，好像她这一辈子就是专门为了来等待黄泽如的。 作为男人的黄泽如，对于陈淑娴的感情，他不可能熟视无睹，不可能糊涂到什么都不知道的地步，他虽然明明知道陈淑娴爱着自己，但是，由于前面所讲的原因，他就是无法接受高兰香之外的另一个女人陈淑娴。这样说似乎有点牵强附会，但是，你不可以否认，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就是有像黄泽如这样的一类男人，他们可以死心塌地爱一个女人，他们把感情看得比什么都要重，一旦有了感情，哪怕对方发生什么变故，他们可以像古代贞妇烈女一样，为对方守节。那个阶段，黄泽如最为关心的是国内的抗日战争，王进学每一次从祖国回到南洋，黄泽如总是不停地问他，国内怎样了，日本鬼子是不是见人就杀，见女人就强奸？日本鬼子真的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了吗？类似的问题，王进学每次从祖国回到南洋，黄泽如不知要问上多少遍。有时，当听到一些令人气愤的回答时，黄泽如会破口大骂起王进学，就好像王进学本身就是一个日本鬼子似的，不免义愤填膺，一向文质彬彬的他也不免骂爹骂娘，骂一些平时从来没有骂过的脏话、粗话，话语中，就差说一句：王进学，你小子也把我带到抗日前线去吧，我要拿起刀枪杀掉那些王八蛋小日本！ 但是，有一天，这句话他还是说了。他对王进学说，他也要回到中国去。大清国时他们一心想救国，想把那些外敌赶出中国，可惜清政府却向那些外国人妥协投降，还把他们追得有家不能回，有国却没有一块可以立身的土地。现在不一样了，是政府抗日，全民也抗日，他为什么就不能够为抗日出一份力呢？他知道这时的中国，钱固然需要，物资固然需要，但更需要的是人，是人心。他必须回去，他说他虽然年纪大了，不能上前线了，但回去办办报纸，鼓鼓士气也是可以的。没想王进学却给他泼了冷水，王进学说，中国现在不是缺办报纸的人，而是缺扛枪上前线的年轻人。让你上前线打仗去你能行吗？你现在已经不是当年我们参加维新变法的时候了。我们都已经老了。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要上前线去呢？难道在后方，在南洋不一样是抗日吗？黄泽如说，日本鬼子打来了，我们的国家都快要灭亡了，我们还有什么脸活着？我们虽然老了，不可以上战场打仗了，但是参加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慰劳那些抗日将士总是可以的吧。王进学说，你如果非得要上前线不可的话，你可以让你的儿子去。前些日子，国民政府派人来南洋招抗日志愿者，陈嘉庚那边最近又组织一批汽车司机回去，现在内地缺很多司机的。 王进学这句讲的是实话，当时的中国工业还很落后，现代工业文明的阳光还迟迟没有照耀到古老的中国，飞机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几乎屈指可数。一九一二年，由中国研制的第一架飞机在广州才升空就折戟沉沙，惨遭失败。而中国的第一辆汽车也是到了一九二九年底才在辽宁制造成功。中国唯一占优势的是陆军的军队人数。其实，别说飞机汽车，就是自行车黄包车之类，当时也只有在那些比较大的和发达的城市才可以看到。因此，当一大批由海外捐助的飞机和运输汽车运到内地时，飞行员和汽车司机就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 于是抗战爆发后，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国华侨创办的航空学校培训的一大批飞行员先后回到祖国加入空军，使中国的空军得到加强。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四分之三。南洋这边，则以培训汽车驾驶员为主。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请代为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收到电函后，陈嘉庚立即发出《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号召广大华侨回国服务，抗日救国。机工招募的条件是：一、具有牺牲精神，能熟练驾驶大型货运汽车的司机以及修理工；二、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持有侨居地的驾驶执照；三、略识中文，略会说国语；四、凡应募者须持有所在地筹赈会或商店介绍函，以证明其确属爱国志愿者（以防汉奸混入）。 其实，那时正是国难当头，华侨们的思想工作根本就不用人去做，他们的思想非常的单纯，也几乎没有什么私心杂念，他们甚至很少去考虑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人教他们一定要怎么去做。一切仿佛都是自觉自愿的，好像国家面临着灾难，作为在海外的他们来说，责无旁贷，他们就必须伸出援手一样。因为那毕竟是自己父母的祖国，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于是，他们成群结队涌向报名点，有的瞒着父母妻子，有的虚报年龄，有的改名易籍，更有的女青年女扮男装，上演一幕现代版花木兰。感人肺腑的场面，数不胜数。那时，南洋到处都在传颂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有两件事犹为感动人。 一件事说的是马来亚华侨刘瑞奇新婚不久，岳父的四间商店也需要他经营。但为了抗日救国，他还是决定报名。他知道妻子和岳父一定舍不得让他走，为了不泄露消息，他悄悄开车到另一个埠头报了名。出发那天半夜，他把结婚戒指、手表、告别信包在一起，放进妻子的衣柜，然后默默离开了温暖的家。后来，从岳父的来信中，他得知妻子得了重病，岳父要他回南洋看看。可是为了民族大义，他满含热泪回信说，“中国抗战一日不胜利，我就一日不能回去”。此后妻子病危，岳父回国找他，因他参加运送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而没有找到，妻子至死也没能见他一面。新婚一别竟也成了永别！ 另一件事说的是当南洋机工登船准备离开南洋时，码头上的亲人们频频地向他们挥手。机工陈寿全这时突然发现了十二岁的弟弟从远处跑来，跪在码头上呼喊“哥哥！哥哥！”放声大哭。陈寿全也是背着年迈的双亲偷偷报名回国的，现在听自己的弟弟撕心裂肺的喊叫，顿时心如刀割。那时，载着他们的船已经渐行渐远，他冲码头的方向大声喊着：小弟，告诉阿爹阿妈，我回唐山（中国）抗战，请他们原谅我的不孝！等赶走日本兵，我马上回来！ 黄泽如心想王进学说得对，自己年纪大了，不能上前线了，但是可以让儿子上呀！为什么不可以让儿子回国打日本鬼子呢？没想，回到家中，儿子黄佑国已经先跟他开口了。儿子说他要开车子回国内参加抗战去，过几天就走了。儿子说得非常的平静，好像这下他要去的地方不是抗日战场，而是相当平常的一次回国探亲一样。尽管当时整个南洋的侨民天天都在谈论如何回国参加抗战的事，但不管怎么说，这句话从儿子的嘴里说出来，黄泽如到底觉得有点突然，他问儿子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儿子说，报纸上，还有满世界的人都知道现在国内缺汽车司机，为什么要听谁说？黄泽如知道自己这话真的问得多余了，这时，他问儿子说，你真的打算要回国参加抗战了？儿子斩钉截铁说，当然！ 这句话对黄泽如来说很重要。黄泽如听了觉得心里相当的欣慰，心想不愧是他的儿子，黄家的后代，儿子继承了黄家那种大忠大义大勇大善的高贵品性，有了这样的儿子，他还有什么不能够放心的。接着，他向儿子说了一通类似大道理却是很实在的话，他说，你去吧，如果不把日本人从中国赶走，日本人一天不消灭，你就别回来！不是我这个当父亲的心狠，你想想看，有一天，日本人把中国都给占领了，中国不就亡国了？那时，不但国人要遭殃，就连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也会变得一文不值。我们在那些英国人眼里为什么没有尊严和地位，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不强大。 这天晚上，黄泽如打开一瓶酒，让廖红玉炒了几道菜，父子两人第一次敞开心扉，边喝酒边进行了一次长谈。黄泽如从他当年因为和那些举人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朝廷拒和，驱赶那些外敌，说到他和高兰香如何被朝廷追逐，被迫下南洋。他告诉儿子，尽管他的父亲负罪在身，曾经被朝廷遗弃，流落天涯，但如今国家遭难，心里纵有万般的委屈，也不能够袖手旁观，坐视不管。黄泽如说到动情处，不禁哽咽，让儿子非常感动。黄佑国完全能够理解父亲的心情，不要说父亲经历过那些多灾多难的故国往事，就是作为在南洋出生，南洋长大的他来说，当听到父母的祖国遭受日本人蹂躏时，也一样满腔愤怒，恨不能插上两只翅膀，飞回父母之邦，和那些日本强盗一决生死。 这一年，黄佑国已经三十多岁了，已经儿女成群了。尽管父亲黄泽如非常开明，但是妻子廖红玉那边，他却还是要费很大的周折，去做她的思想工作的。请理解廖红玉的心情，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她并不是不想让丈夫回到祖国参加抗日。这时，她更多的是从一个女人，一个母亲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去看待自己的男人和儿女的父亲上战场。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男人除了老婆孩子，除了家庭外，还想事业，还想江山社稷。 女人的想法非常具体而实在，女人想的全是丈夫孩子，全是家庭；黄佑国是这个家中的一个男人，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现在，这个顶梁柱就要上抗日前线打仗去了，而那子弹又不长眼，说廖红玉不担惊受怕那是假的。但是，事已至此，又值国家蒙难，廖红玉也就依了丈夫。黄佑国要离开南洋的那个晚上，廖红玉一个晚上都没合过眼，她像是才认识自己的丈夫一样，一遍又一遍地从上到下细细地打量着丈夫；又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丈夫的身体，就像许许多多女人交代就要出门远行的男人一样，廖红玉同样说了一大箩筐俗得不能再俗的话，她说，你可听好了，等到赶走日本鬼子的那一天，你要好好的回来，一根头发，一根指头也不能够给我少了。否则的话，就是我饶了你，孩子也饶不过你！黄佑国的回答自然不可能让廖红玉失望，但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子弹是不长眼睛的，黄佑国纵然如何作保证，事情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的。那是后话。 同一个时候，还有一个人也在为准备回到祖国参加抗战的事忙着。那个人是陈可镜的儿子陈山子。丈夫要上前线了，做妻子的心情都一样，难免会担惊受怕。而那时，黄佑娘已为陈山子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那些天，黄佑娘几乎放下所有的事，一条心陪在丈夫的身边，免不了也是没完没了说着廖红玉向黄佑国说过的那些话。一遍又一遍，就好像是在教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在那种时候，男人好像特别有耐性，脾气特别的好，妻子在身边如何唠叨，也一点不生气，最多只是讲一句：知道了，我都听进去了！ 于是，做妻子的也不懂得丈夫到底有没有听进去自己的话，反正被哄得心热热的，就觉得心里特别的宽慰，担心也变得少了一些。 黄佑国和陈山子同时决定回国参加抗战，完全是不谋而合，他们事先并没有进行任何商量。但是共同的志向和目标却让他们走出了共同的一步。那确实是华侨史上的一个壮举。 那时，许多在南洋的国内音乐人还编了很多激情昂扬的歌在南洋传唱，其中，有一首犹为著名。那是一首专门为南洋机工写的歌，歌名叫“运输救国歌”。南洋机工几乎人人都会唱。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不许赌钱不许嫖，快把烟酒齐戒掉！ 努力保家，忍苦要耐劳，要耐劳。 把民族的敌人快打倒，快打倒！ 第二十二章 几天后，黄佑国和陈山子，告别了亲人，和三千多名南洋机工一起唱着高昂的《运输救国歌》，乘“丰祥轮”离开南洋，直取缅甸。在缅甸经过半个月的训练过后，他们被分成许多个车队，从滇缅公路进入祖国境内。 滇缅公路，山高谷深，九曲回肠，这条被称为“血路”、“中国抗战的生命线”的公路，承载着南洋机工的无限希望和热忱，向抗日战场逶迤而去。应该说，那些华侨机工虽然身为中国人，虽然从小就接受关于中国的各种教育，讲的是中国话，并且从父母那里知道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事，但是，眼前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却是相当陌生的。车轮滚过的地方，每一寸土地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从来没有见过的。汽车行驶在父辈生活过的土地上，他们觉得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因为这里，毕竟是父母亲的祖国。 那时，华侨机工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编入西南运输处，留在滇缅公路，负责在滇缅公路上驾车运送军需物资。另一种选择则是奔赴内地，编入国民革命军，在前线和后方之间，驾车运送物资。黄佑国和陈山子，也不作任何商量，就作出了第二种的选择。 有时，命运就是喜欢跟人开那些无法预知的玩笑。黄佑国和陈山子所在的两个车队在到达陕西境内后，陈山子所在的车队直奔西安，黄佑国所在的车队则被告知继续往西北方向开去。谁都知道，西安是国民党的天下，而西安的西北方向则是共产党的地盘：延安。有一首歌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的就是陕北延安。在当时，对中国人来说，延安和西安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神经，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和国民党的党首蒋介石，那时是国人们茶余饭后、街头巷尾必谈的两个人物。这个热点话题在“西安事变”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西安事变”之前的中国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张杨极为不满，尤其是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的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的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针对抗日战争的问题，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会议之后，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动员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 但是，不管是张学良还是杨虎城，他们所有的良好动机和愿望到后来被证实只是剃头担子一头热，是一厢情愿的。他们的当家人蒋介石不可能听他们调遣，蒋介石的枪口依然坚持对着西北方向。尽张学良他们如何苦口婆心，也无法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亲自从洛阳赶到西安兴师问罪，他向张杨摊牌，要他们作最后的选择：一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他们既不愿替蒋介石继续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被蒋介石所灭。当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逼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如此一来，便有了由张杨两人联合导演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 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幕，历史上曾经流传着许多的版本，其中最为感动人的是张学良亲自跑到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结果被蒋介石臭骂了一顿，无功而返。就是到了准备扣留蒋介石的那一刻，张学良仍然痛哭流涕，苦苦哀求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 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别无他法，只好孤注一掷，采取了“硬干”的办法。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张杨两人是高度一致的。实际上，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们两人是有过一些小过节的。有一个段子，说张学良当初带领东北军刚到西安时，是很瞧不起杨的，觉得杨就是一个农民大老粗，不像他出身高贵。他的部队不过是杨起初杀富济贫，后来拉杆子拉起来的一支部队。杨虎成大老粗归大老粗，也不至于粗到连人家看不起自己都无法觉察的地步。有一次，他请张学良检阅他的十七路军，阅兵后他讲话，说知道刚才阅兵的是谁吗？是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是谁？张作霖是我们过去革命的对象！ 真是不打不相识，据说自此以后，张学良便对杨虎城刮目相看。那当然是题外话了。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的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十二月十七日，共产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进行了谈判。经过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后来，不管是“西安事变”的当事人，还是历史学者，都不得不承认，如果张杨两位将军不发动“西安事变”，即使他们不围剿红军，而是听从蒋介石的指令撤出防区，由中央军去剿共，中国现代历史恐怕也要被改写了。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陈山子到达西安时，被编入国民十七路军。而此时的十七路军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南京，后一路随蒋直至到了台湾，被囚禁了一辈子；杨虎城则被解除军长职务，被囚禁十二年后惨遭蒋杀害。杨离开十七路军后，原十七路军的部队经过合并改编，成为新的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辖第十七师，师长越寿山；以原先的第四十九旅第九十七团等部扩充为第一七七师，师长是前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陕西警备第二、三旅改编的独立第四十六、四十七旅也归该军指挥，投入到抗日战场上。第十七路军的番号虽然已经消失，杨虎城也没能率部参加抗战，但是，这支自陕西蒲城民团发展而来的武装，由杨虎城一手带出的十七路军各部，却成为各个战场上的抗战主力，在抗战史册上书写了光彩照人的一页。 陈山子的车队到达西安后经过几天的休整，换上了军装，就随三十八军渡过黄河，布防于山西南部中条山。从地理位置上说，中条山山脉是黄河的屏障，也是陕西及至整个大西北的屏障，此后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由杨虎城的结拜兄弟孙蔚如率领的这支以三万名陕西冷娃为核心力量的抗日队伍，历经惨烈的“永济血战”、“六六战役”、“望原会战”等，用鲜血和生命挫败日寇十余次的血腥扫荡，使日寇始终未能跨越过黄河，进入西北。 陈山子跟随他的三十八军接连打了几次大仗。在此之前，一直在和平环境中生活的他还从来没有听见过枪炮声，但一上了战场就不一样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这使得本来胆子很小的他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和锻炼，不但习惯了那些枪声炮声，有时，几天没听到枪炮响，反而觉得很寂寞，心里就想，队伍为什么不开到前线去跟日本人干上一场呢？从陈山子的本职工作来说，他是负责军需运输的，部队的给养和枪炮弹药等等由他负责运送，他并没有直接拿枪拿炮和敌人交锋的职责，但到后来，陈山子甚至于迷上了真刀真枪的战场，他觉得开开汽车，运运物品，似乎无法发泄他内心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陈山子真正走上战场是在参加“六六战役”的时候。“六六战役”是继“永济战役”之后一个非常重大的战役。一九三九年六月，日酋牛岛、川岸因迟迟无法打通这个西部屏障，屡屡遭到上司的训斥后，向中国的军队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从双方的实力看，无论是兵力、武器、空中还是地面，日军的力量都远远高于中国军队，特别是飞机、战车、远程山野炮都是中国军队所没有的。按照日军既定的目标，这场战役将以“在茅津渡聚歼三十八军”结束。 茅津渡是三门峡左侧、黄河北岸的一个古老渡口，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军的进攻是从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开始的。起初是规模不大的火力侦察，六月六日，日军的数十门山野炮同时响起，日军用他们最不习惯的夜战，从凌晨开始，就兵分九路，一齐凶神恶煞般杀来。虽然，身为总司令的孙蔚如早已料到了日军会以分割包围的战术向部队发起进攻，并且制定了相关的拒敌方案，但日军兵力之众多，火力之集中，还是让中国的军队一开始就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交战不久，几道防线就先后失守。面对敌人愈来愈小的包围圈，便有一支由四十名机枪手排成的一道人墙，他们脱掉身上的血衣，光着膀子，端起机枪，杀向敌阵。这一惊人的举动，为被围困的部队杀出重围争取了时间。但是，仍然有两支队伍没跟上，他们被困在了黄河岸边的许八坡和马家崖。在那两支被困的队伍里，有一个我们始终在关注的人物，他就是陈山子。 八百多名年轻的中国士兵终于被逼上了黄河岸边一座一百多米高的悬崖上。那些士兵年龄都很小，大多是陕西人，是杨虎城家乡的孩子。他们站在高高的悬崖上，身后是奔腾咆哮的黄河，面前是密密麻麻、张牙舞爪的鬼子，放眼望去，云雾茫茫处则是他们的故乡…… 八百多名中国士兵先跪天，再跪爹娘，然后立起身一齐喊了声“走！”便都一头扎下悬崖，投进滚滚黄河中。 八百中国士兵集体投河的那一个场景，曾经被山里的村民看到了。据说，最后一名跳河的士兵是一位旗手，他的双手紧紧攥着军旗，军旗已经被枪弹撕裂成许多碎片，但他仍然高高举着，破碎的军旗在腥风血雨中高高飘扬，像中国人高昂不屈的头颅。最感动人的一幕是他在跳河前还吼了几句秦腔，是《金沙滩》中杨继业唱的那两句： 两狼山——战胡儿——天摇地动—— 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 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后来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材料中，“计毙伤敌官兵九千九百名”，我军“共伤亡中毒失踪官兵达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一名”。中条山会战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但不管怎么说，那场战斗打得非常惨烈，表现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和情怀。事隔几十年后，有历史学家把中条山战役描写得感天动地，可歌可泣，字里行间虽然没有提到有一个从南洋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机工为国捐躯的事，但是，陈山子确实就是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的。这从两件事上可以得到证实，第一，中条山战斗前，陈山子曾经给南洋的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家里他们的部队可能马上要与日军进行一场恶战。写信是他的习惯。每当部队开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会给家里写信。但是，那封信却也成了他留给家里的最后的绝笔，从那以后，南洋家里就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信件；第二，陈山子与其说是一名机工，由于他的强烈要求，到后来，不如说是一名拿枪上前线的战士，而他所在的部队，刚好就是那两支被困的部队其中的一支，那两支部队全体官兵无一幸免，全部在那次战役中阵亡，陈山子的牺牲也是很自然的事。 第二十三章 陈山子出事时，他那从没见过面的孩子刚满周岁，是个女孩。在那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下面都是带“柄”的。陈山子喜欢女孩，他说女孩懂得疼人，听话，不会像男孩整天跑得连个人影都没有，累了时可以叫她给捶捶背，敲敲腿，多好！在怀上这个孩子时，陈山子就笑着跟黄佑娘说，这回要是不替他生个女孩，就不跟她过了。黄佑娘那时已经怀上了，肚子微微凸起，她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都说肚子尖的生男孩，肚子平的生女孩，你看我这肚子多平，这回一定给你生个女孩。她说女人的感觉要比男人准确得多。后来，她真的替丈夫生了一个女孩。心里就想，等有一天丈夫从国内回来，看了该有多高兴。 当过了好几个月，甚至有一年两年没有接到一封丈夫的来信时，黄佑娘就知道自己的丈夫，她亲爱的陈山子出事了。半个月，最多一个月就给家里写一封信报平安，那是他们当初分别时就说好了的。而现在，都已经快两年时间过去了，却连丈夫的一个字也没看到，怎么不让她焦急？战争年代，邮路不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也不至于一年两年寄不出一封信呀！黄佑娘虽然急在心里，却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为她提供关于丈夫的任何消息，回国支援抗战的机工和其他人员，是一批批回去的，回去后，有的经常还跟南洋的家里保持书信联系，有的呢，也是一去几年不见一个字回来，因此就很难判断自己的丈夫究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那段时间，黄佑娘三天两头往娘家跑，她想通过打听黄佑国的情况，知道自己的丈夫到底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但是，黄佑国的情况基本上和陈山子差不多，几乎也已经一年多没给家里寄一封信了，况且，从一开始，两家人就知道陈山子和黄佑国去了两个不同的部队，一个国民党，一个共产党，这样一来，之间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比性。黄佑娘只好把对丈夫的思念和担忧放在心里，不敢声张，她生怕因自己的情绪影响了公公和婆婆，让他们跟着担心。其实，急转直下的形势也容不得她去考虑更多的事，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后，不到半年时间，就侵占了香港、马来亚、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太平洋战争是日本为了在亚洲称霸而挑起的。 就其战略目的而言，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从短期和中期的角度来看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它的结果远远超过了它的计划者最远的设想，在整个战争史上，这样的成果也是很罕见的。在此后的六个月中，受到严重挫伤的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变得无足轻重。没有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威胁，日本对其他列强在东南亚的力量可以彻底忽略。但是，如果从长期的角度去看珍珠港事件，对日本来说却是大大失算了，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灾难。因为日本人这个赌注下得毕竟太大太不计后果了，日本人激怒了不该去激怒的美国人，使得本来对那场战争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在持观望态度的美国人，热情一下子也被调动了起来，投入了战斗，并且直接导致后来日本整个民族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那是后话。 前面说过，沙捞越在一九六三年以后并入马来西亚版图。所以，后来人们提起沙捞越的历史时，总是把她统称马来西亚。日本人攻占马来亚是从哥达巴鲁开始的，隆隆的炮声几乎把所有当地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了，英殖民驻军总司令部虽然决定进行抵抗，但简直不堪一击，几声炮响就被日本人追得到处跑，最后全线溃败，被迫退守新加坡。日本人则因此如入无人之境，沿马来半岛南下，穿过大片的橡胶园，用小船和舢舨在英军防线后面登陆，迫使更多的英军后撤，大批白人家庭，包括种植园园主和他们的家属，开始越过新柔长堤纷纷逃往新加坡。不到两个星期，日军就攻占马来亚首都吉隆坡，马来亚宣告沦陷。从此，灾难降临到那些中国侨民身上。 日本人对南洋华侨参加自己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仇恨，到处安插特务打探消息，企图进行报复并切断中国抗日部队的海外供给，结果华侨被杀无数，张三年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被日本人给杀害的。由于张三年在沙捞越，在马来亚，甚至于整个南洋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死立即激起了公愤，不少华侨纷纷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拿起枪和日本人进行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第二故乡，而这支队伍的主要成员和力量都是来自华侨。究竟有多少南洋华侨在居住国参加抗战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至今没有确切的数字。据当地实际情况推算，牺牲的华侨最少有五十万人，在抗日战争中涌现的许多华侨英烈，都成为当地人民景仰的英雄。至今仍散落在南洋各地的华侨抗日纪念碑，依然在向前来瞻仰的人们诉说着那段历史。 张三年的死不是偶然的，他是被日本人跟踪杀害的。在事情发生的头天晚上，他还和黄泽如在一起讨论又一批支援祖国物品的筹集和运送工作。那天，他好像特别的健谈，他说自己从小就没了爹娘，十三岁就跟人去金矿做工，到后来和陈可镜的二叔一起下南洋找金矿，做生意，他几乎把自己这一生所经历的种种遭际全部告诉给了黄泽如。其中他说得最动情的就是他和桃子之间的事。他说他这辈子有愧于桃子，对桃子是有罪的。他说他要娶桃子完全是为了要出那一口气，而桃子，则是把他当成了她自己的生命。与桃子比起来，他的感情就显得太随便，太三心二意了。他说，这是他今生今世犯下的一个最不可饶恕的错误，他骂自己简直是个混蛋，害得一个姑娘为他当了一辈子的寡妇，现在老了，这把老骨头看来只能埋在南洋了。他苦笑笑说，埋南洋也好，哪块土地不埋人？今生今世，他已经别无他求了，只求他死后能够跟桃子合葬在一起，也算是了却桃子生前的愿望。他希望黄泽如到时能够成全他，满足他的这个愿望。他觉得，这辈子他和桃子之间，也许只有这样，才是最好的结局。 黄泽如原本只是把张三年的话当成他心情郁闷时的一种内心独白，一种倾诉，没想不经意间却一语成谶，成了他的临别遗言。黄泽如就想，对于死，张三年或许是有预知的。依照张三年的遗嘱，黄泽如把张三年葬在了桃子墓地的边上。两墓紧紧依靠，彼此相连，恰似一对连理。 处理完张三年的后事，黄泽如心情极其沉重，好些日子，张三年给自己留下的悲剧无法从心中赶走。从张三年和桃子，黄泽如想起他和陈淑娴的事。他觉得，他和陈淑娴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张三年和桃子之间的那个问题，他虽然没有对陈淑娴许下任何的承诺，又是陈淑娴自己心甘情愿在那里等他的，但不管怎么说，陈淑娴一个黄花闺女，却那样痴情地为他默默守着，一守就是几十年，这样对陈淑娴是残忍的，是不公平的。从无数的事实中，黄泽如发现，陈淑娴确实是爱他的，这表现在她处处关心他，照顾他，她把他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于是，黄泽如心里那扇始终为陈淑娴紧紧关闭着的门，这时终于开始有了松动，并为她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缝隙，他在想，他是不是应该接纳陈淑娴了？ 但是，那个阶段，为了抗日救国的事，黄泽如确实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个人的事，向国内组织运送药物、粮食和一些急需的物资，那些工作本来都是他配合张三年一起做的，现在，张三年已经死了，那份工作只好由他全部承担了下来。日本人打到南洋后，给南洋华侨向国内运送物品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一切只好悄悄在进行。这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筹集那些物品都需要用钱去采购，尽管华侨的爱国热情很高，能捐的都捐了，但也架不住抗日战场的庞大需要。各种各样的需求清单，像雪片般从祖国飞到南洋。陈淑娴看黄泽如为抗日的事整天愁眉苦脸的，最后连自己所有值钱的首饰都卖了，支援祖国抗日。好像这样一来，黄泽如心情就会好一点，轻松一点。那些日子，她几乎天天都跟黄泽如呆在一起，她觉得，只要能够跟黄泽如呆在一起，叫她做什么，她都愿意。 其实，陈淑娴就是对黄泽如再好，对黄泽如来说，也无济于事，也永远无法抚平他心灵的创伤和对祖国的挂念。只要日本人一天不从中国赶走，黄泽如就一天不得安宁。黄泽如接到了指示，说国内抗日前线战斗越打越残酷，抗日将士伤亡人数越来越多，急需运送一批药材回去救治那些伤病员。黄泽如听那个刚刚从国内回来的人介绍说，好多伤员因为没有药品治疗，受伤的地方严重感染化脓，最后不得不把腿脚都给锯了下来。有一个小战士手术过后，发现自己的两条腿没了，当下就疯了，哭喊着要去找自己被锯下来的那两条腿。黄泽如听了，好一阵说不出话来。 心想那些抗日勇士图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吗？如今，他们受了重伤，正在前线牺牲流血，中国人不去救他们，还等着谁去救他们？自然，黄泽如也想起了自己的儿子黄佑国，儿子好吗？儿子回国参加抗战都已经两三个年头了，却连一点消息也没有，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他认识南洋许多回国参加抗战的家属，他们的亲人虽然也回国几年没有回来，但至少有书信回来，有消息回来。有好几次，就这个问题他很想问儿媳妇廖红玉，但是，话到嘴边，看廖红玉满脸愁苦，吓得他不敢再问下去。后来有一次，倒是廖红玉主动找公公说起黄佑国的事，她说，她担心黄佑国出事了，否则的话，不可能一走几年连一点消息也没有。看得出来，廖红玉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找公公的，那句话她已经在心里憋了很久了。廖红玉那样说，倒让黄泽如不轻不重地给骂了一顿，黄泽如说你都胡思乱想些什么呢？难道没有消息就是出了什么事了？照你那样说，我们南洋这次回国参加抗战的有三四千人，他们大多数人都没往家里寄书信，那他们是不是都出了什么事了？现在国内到处都在打仗，乱糟糟的，信就是寄了，收不到也是很正常的。 黄泽如话虽然那样说，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对儿子的事一点也没底。打仗难免都会有伤亡，要不然的话，国内一次次要那么多的药品干什么？黄泽如心里一边为儿子焦急，一边忙着组织药品。为了那批药品，黄泽如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但钱仍然没能凑齐。黄泽如想到了他家的那片橡胶园。自当初从张三年手中接过那五十亩橡胶园后，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黄泽如又买了几百亩地种植橡胶，种植园规模越来越大。抗战一开始，黄泽如就把一部分橡胶园卖掉，支援国内抗日救国，现在，到了这种危急的关头，他只好找廖红玉商量。他说他打算把橡胶园再卖掉一半去买药品。廖红玉当然没意见，在那份抗日救国的感情里，如今还多了他的丈夫黄佑国。 陈可镜听说黄泽如正在为筹集送到国内的一批药品着急，二话不说，也把一个自行车车行给卖了，把卖的钱全部捐出来采购药品。那个自行车车行是他的二儿子开的，这些年来，陈可镜自己和李清华在经营垦场，却让儿女们自己出去闯荡，开车行，做生意，事业发展得相当顺利。想想当初刚到南洋时的窘迫，看看今天过的日子，这是他们连做梦都没法想到的。当然，这时的他们还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儿子陈山子已经为国捐躯了，他们只知道儿子回国参加抗战是一件相当光荣的事，于是，和那些垦民们茶余饭后便多了一个话题。那些话题，都是有关中国人如何跟日本人作斗争的。他们发现，和过去比起来，那些垦民们好像更加尊敬他们了。但是，随着日本人到了南洋，原先的那份荣耀这时却成了最潜在的危险，更多的人只能转入地下，继续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陈可镜和黄泽如一样，他们似乎并不太多地去考虑那些危险的因素，此刻的他们，心中只有祖国的抗日救亡，他们不可能去想更多的事。 到底还是出事了。出事的原因是为了王进学。坦白地说，王进学创办的《南洋日报》当时在南洋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大凡讲中国话，认识中文的人都知道南洋有这么一张报纸。他们都是通过这张报纸了解到许多关于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真相，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可歌可泣的故事。这家报纸对于凝聚华侨人心，团结广大华侨群众，支援祖国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日本人一到南洋，便马上发现了《南洋日报》，《南洋日报》被迫停刊。王进学他们当然不肯罢手，在日本人的重重高压下继续得以复刊。悲剧于是发生了，日本人不但捣毁了报社，还把王进学和报社所有员工尽数杀害。针对日本人的这一罪恶行径，黄泽如发动广大华侨抬着王进学的灵柩和祭奠的花圈上街示威游行。 由于示威者众多，日本人看了也不免胆怯，觉得无从下手。但是，日本人却熟谙擒贼擒王的道理，他们已经锁定了目标。他们已经看出这场示威游行活动的策划者必是黄泽如无疑。因为在那种场合，黄泽如的表现实在太引人注目了，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高高举着灵幡，喊着口号，一副无所畏惧的架势。日本人于是决定先对黄泽如下手，决定对黄泽如打黑枪。结果日本人第一枪并没有打准，却让示威游行的队伍大乱，日本人于是继续在已经混乱的队伍中寻找目标。事实是日本人的阴谋不可能得逞，第一声枪响过后，走在黄泽如身后的陈淑娴就已经知道那颗子弹是冲着黄泽如来的，对她来说，黄泽如就等于她的全部和生命。因此，当第二声枪响时，陈淑娴替黄泽如挡下第二颗子弹是很自然的。 那件事过后，有人描述当时的情形，几乎谁也想不到一个年纪已经四十多岁的女人身手居然那样矫健，或者说她本身几乎就是一支离弦的箭，一枚刚刚出膛的子弹，她飞一般向黄泽如身上扑去。陈淑娴用自己一个女人单薄的身体，挡住了原本飞向黄泽如的子弹，保护了黄泽如。枪声过后，陈淑娴静静地躺在了黄泽如的身上。子弹正好打中了她的胸部，鲜血像泉水一样奔涌而出，把她的衣服都染红了，艳丽如盛开的牡丹花。在那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看到自己安详地躺在黄泽如的怀里，黄泽如两眼满含泪水，一声声喊着她的名字。陈淑娴觉得光这些她就够了。她那毫无血色的脸上终于绽出一丝恬淡的笑，坦然而从容，最后被凝固在了脸上。她苦苦追求了黄泽如一辈子，却落了这样一个结局，那是相当悲惨的。也只有到了这一刻，黄泽如才后悔不迭，日本人这时在他的眼里已经根本不算什么了，想杀就杀，想开枪就开枪吧！他紧紧抱住陈淑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不禁悲声放哭。他说陈淑娴你这是何苦？你这一辈子过得有多糟糕你知道吗？我其实一点也不好，你为什么非要为了我而不顾一切呢？ 他觉得自己真的一点也不配陈淑娴的爱，自己算什么呢？却要让一个这么好的女人为他献出自己一生的感情，最后连自己宝贵的生命也都为他献出来了。她多不值呀！黄泽如边哭边倾诉着。他想不到自己极力地想去爱护和守住一个女人的感情，却也伤害了另一个女人的感情，他这一辈子，同时欠了两个女人的债。有了这份心事，晚上回到家里，黄泽如对廖红玉说他要为陈淑娴守灵三天，还要以他妻子的名分礼葬陈淑娴。他说他和陈淑娴虽然不是夫妻，可是，陈淑娴对他的情分跟他那死去了的高兰香一样的深，他觉得他这样做，死去的高兰香如果泉下有知，也一定会原谅他理解他的。 廖红玉觉得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忙着布置起来。只是这个从来不善表达自己感情的女人，一边忙着安排陈淑娴的后事，一边却在心里牵挂着远在祖国的丈夫黄佑国。女人的心情都一样，从这件事会联想到别的事，什么事情都会想得特别多，而且都要往坏处想，往一些不着边际的地方去想。黄佑国廖红玉两人分手时和陈山子两口子分手时不一样，他们虽然不曾有什么约定，其实，就是约定了又能如何？兵荒马乱的年代，有几个约定可得以兑现？但丈夫一走就是几年，一走就连个消息都没有，说她不为他担心，不为他挂念那是假的。她一直打算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公公黄泽如，但一看黄泽如整天在为抗日的事忙着，就始终不敢说出口。 廖红玉非常认真地按照福州的风俗习惯为陈淑娴设了灵堂，灵堂里摆上香案，供上果品、香烛，点了长明灯。所谓守灵，民间有男不剃发，女不梳头的说法。那几天，黄泽如茶水不思，心里有说不尽的悲恸，他在灵前一坐就是大半天不愿意起来。并且，整个头脑想的都是陈淑娴。守着灵堂，黄泽如还会想起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事，像自己家乡的守灵习俗之类。他这一生虽然还从来没有为谁守过灵，但守灵时的那些路数他是知道的。毕竟是死了人，守灵时亲属都要用哭声去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在家乡民间，广泛流传的有《十诉苦情》、《十二月孝顺歌》、《可怜歌》等等，那些歌词都很哀婉感人。因不同的对象，哭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如对上寿的人往往哭唱道：“哎呀，娘奶（或郎罢，福州方言，娘奶是母亲，郎罢是父亲）呀，汝的一生又勤又俭，没吃过补，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怎么一病就走去，留下男仔女仔好凄凉……”要是少年亡故，哭调就更为悲怆：“短命呀，汝一病就去，误了三等四等人；汝不顾父母年迈，佬妈（老婆）后生伲仔（儿女）细（小）。汝不顾青春年少……” 黄泽如想不出他要对陈淑娴哭些什么，他哭不出来。他觉得陈淑娴对他恩重如山，不要说在这里哭上三天三夜，就是把眼泪哭干，哭到老，哭到死，哭得连天都塌下来也一点都不过分，他也无法报答陈淑娴对自己的深情厚爱。 葬过陈淑娴，廖红玉终于对黄泽如说了自己的担心。她说她的心乱乱的，总是踏实不下。然而，对黄泽如来说，他差不多已经把儿子给忘了。只有在这时，黄泽如似乎才关心起儿子的事，也只有在这时，才想起在那战火纷飞的抗日最前线，还有他的一个儿子黄佑国，正冒着枪林弹雨在奋勇杀敌。这时，他呆呆地问廖红玉：咱们佑国都走几年了？ 第二十四章 实际上，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把战火燃烧到南洋时，国内的抗日战争也已经到了最为紧要的关头，祖国的大半河山已经被日寇的铁蹄践踏。日本人的侵略扩张野心也已经越来越露骨，越来越疯狂。他们的目的在于吞并整个中国，整个亚洲。为了完成抗日大业，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团结国民党一致抗日。那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抗日力量有以红军游击队和二十八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及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而来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亦即八路军。新四军由叶挺担任军长，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移至江西南昌，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大江南北河湖港汊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斗争，打击日伪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共歼日伪军三十一万七千余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到日本投降前夕，新四军已经发展到三十多万人，有效地配合了全国各地的军队进行大反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红军被编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正式编制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由朱德担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当时的延安，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革命圣地，革命的摇篮。许多热血青年和海外进步华侨把延安当成自己追求革命的终极理想，一根打狗棍，一个背包，一路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延安，为的是追寻革命的真理。黄佑国也一样，还在南洋时，他就从报纸上知道自己的祖国有一个叫延安的地方了，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那里还住着一个叫毛泽东的人。对于毛泽东，出生在海外的黄佑国不可能对他有什么更深刻的认识，他只知道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毛泽东不是神，却比神还伟大。黄佑国到达延安后，并没有见到毛泽东，尽管毛泽东住的枣园离他住的地方并不远。但他心里明白，毛泽东并不是谁想见就可以见的人物。 安顿好的第二天，黄佑国就被安排到位于余家沟的一所学校学习。这是共产党中央专门为提高抗日战士思想觉悟、战场基本常识和文化水平而创办的一所培训学校，学员大多是从内地和海外来到延安的一些抗日志士。学校生活条件非常差，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五分钱菜金，包括三钱油、三钱盐和一斤青菜，主食以小米为主。生活再艰苦，也难不倒黄佑国，让黄佑国闹情绪的是将要担负的工作。黄佑国在国外时就听说延安有一所坦克学校，培养出的学员个个可以开着坦克上战场。黄佑国心想自己已经具备机动车驾驶的技术，便找到学校领导说，让我到坦克学校学习吧，我要学开坦克，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领导笑笑说，你开汽车还不一样是要上前线的？黄佑国说，开汽车和开坦克怎么会一样呢？领导知道他当真了，只好说，延安现在还没有坦克学校，你想打日本鬼子很好，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学好军事本领，将来不怕没有坦克开。黄佑国知道上坦克学校无望，只盼着能够早一天上前线杀敌去。培训结束，眼看就要上前线了，黄佑国没有想到，这时他会见到那个比神还要伟大的毛泽东主席。那天，毛泽东是坐着一辆华侨捐献的汽车来到学校的。学校没有扩音器，毛泽东在演讲桌子边上坐下，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有了人民，有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不会亡国。有人说，我们的地方太小了，好的地方已经被敌人占去了，即使抵抗也不行。然而，我是顽固党的最后胜利派，仍旧主张我们会胜利，王羲之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其实，岂只大地方可以做文章？小地方也行。有人说中国亡了，我说不会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夜里未亡。抗战不仅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非党布尔什维克。 接着，毛泽东引用古典小说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等三样法宝。现在你们要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黄佑国在南洋出生长大，平时接触的人大多也是福建广东一带的人，毛泽东那口浓重的湖南腔他大多都听不懂，但毛泽东留给他的印象却非常好，他觉得毛泽东非常亲切，随和，平易近人。他甚至于怀疑他所见到的这个毛泽东，是否就是人们传说的那个比神还伟大的毛泽东。 两天后，黄佑国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随旅长陈光的部队开赴晋东北抗日最前线。短短时间内，就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广阳、陆房、梁山等地的战斗。由于是属于机工之类的后勤编制，黄佑国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后勤供给保障，整天开着运输车在后方和战场之间没完没了地跑，这一点也不符合黄佑国的性格，和陈山子的想法一样，他从南洋回来，他的整个愿望就是要打日本鬼子。于是，他向部队领导请求不当汽车驾驶员，他说他要上前线去。 负责战地汽车运输队的是八路军的一名连长，叫郭德海，福建长汀人。当年邓子恢在福建龙岩领导闽西农民起义，和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时，他参加了红军。后来，他所在的红军第九军团在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七天七夜的松毛岭阻击战后，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于是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来到了延安，学开汽车，又当上了汽车连的连长。郭德海对黄佑国这个从严格意义上说的福建同乡很关心，那种关心除了他们是同乡外，还因为黄佑国是从南洋回来的。 郭德海说他的一个堂弟也从南洋回来参加抗战，也是那样，一心想上前线，已经跟随贺龙的部队到晋西北抗日最前线去了。尽管郭德海的堂弟也是从南洋回来的，但是当时，中国的老百姓对那些去南洋的人都感到很神秘，觉得他们在国外的生活环境相当优裕，他们都是一些有钱的人。所以对他们回国参加抗战的心情并不是很了解。而黄佑国和他的堂弟不但回来了，还一次又一次强烈要求拿着枪上前线，这就更让郭德海不理解了。面对黄佑国，郭德海只好耐心相劝，说其实杀日本鬼子并不是看你真的杀了几个鬼子，开汽车保证军需物资及时地送到前线，送到战士手中，一样是消灭日本鬼子。前方的战士要是饿着肚子没粮食吃，没弹药，还怎么打敌人？杀日本鬼子少了哪个环节也不行。 黄佑国经不住郭德海的一再开导，终于安下心来，当了一名汽车运输兵。汽车兵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但是处在战争的严酷环境当中，仍然到处充满了危险，黄佑国却根本不当一回事，任其子弹从车前车后呼呼飞过，镇定自若。有时在战斗空隙，郭德海会问起黄佑国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比如说等日本鬼子赶跑了，黄佑国是打算留在中国呢，还是回到南洋？黄佑国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点也不为难，他开口就说，当然回南洋去，我的家在南洋呀！我的老婆孩子还有我的爹都在南洋呀！那里还有我们家的橡胶园呀！那些橡胶树都是我和我爹还有妹妹一起栽的，我爱他们，也爱南洋，等日本鬼子一赶走，我就回南洋去！尽管黄佑国回答得轻松，但是，郭德海仍然觉察到，黄佑国的眼里，已经含着两泓盈盈的泪光。郭德海看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在那些华侨抗日志愿者中吸收部分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汽车连连长郭德海觉得黄佑国完全够入党条件了，就找他谈心，想介绍他入党。结果黄佑国听了大吃一惊，好像郭德海找错人了。他反问郭德海说，你是说要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郭德海说，是呀，怎么，你是不是不愿意？黄佑国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从南洋回来的人也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吗？郭德海说，当然可以呀，为什么不可以？听到郭德海的确切答复，黄佑国仍然还是不相信，觉得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心目中是非常庄严神圣的，怎么可以想加入就可以加入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华侨，能那么随随便便，想加入就加入的吗？他对郭德海说，尽管他也很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更愿意接受党的继续考验，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够入党条件了，那时再加入也不迟。而从黄佑国的内心来说，加入中国共产党固然可以让他激动，让他兴奋，但对他来说，他的目的是回来打日本鬼子的，把日本人从自己的祖国赶走。 实际上，在那种年代，大家的精力重点都放在打日本鬼子上面，除此之外，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一场紧接着一场的战斗，使得郭德海再也没有时间去和黄佑国谈入党的事，黄佑国也一样，接到任务后开着汽车就跑，一跑就是几天。这之后，黄佑国又相继参加了几场阻击战和反击战。后来，陈光的部队随罗荣桓转战山东战场，黄佑国的车队也紧随其后，拉着大批的部队人马和军需物资跟到了山东，继而又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战斗，一打就是几年。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不甘失败的日寇仍然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纠集万余人，兵分九路，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掩护下，大举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陈光率领的部队于是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实际上，早在日军有所动作之初，陈光就有一种预感，日军会对一一五师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只是没有料到日军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九路进攻。当发现情况的严重性时，陈光决定紧急突围。他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打开缺口，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但问题是敌人的包围圈如铜墙铁壁，敌人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一次又一次把冲锋的部队打退了回来，可以想见，要想冲出去是相当困难的。 情况已经到了相当危急的关头。那当儿，汽车连所有的车辆都已经满载着准备突围的物品，包括粮食和弹药。黄佑国虽然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作战经验，甚至连枪怎么打，在训练队培训了半天也仍然闹不太懂，关键是他太清楚他手里的那个方向盘了。正当陈光准备组织“义勇队”打开一个突破口，带领全体抗日将士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时，只见一辆满载着弹药的军车，像离弦的箭风驰电掣般地向敌人的包围圈飞奔而去。敌人登时明白过来，猛然间枪炮声大作，日本人调集各种火器一齐向那辆发了疯的汽车发射，一道道火光在汽车的前前后后划出无数条美丽的弧，炮弹和子弹打在地上以及汽车辗起的烟尘在敌人的阵地前布起一道烟幕。几乎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那军车已经在敌阵中“轰隆隆”爆炸起来，一声声巨响划破了天空。 炸开的汽车腾起的火光在空中窜来飞去，像色彩斑斓的五彩礼花。八路军的官兵们被那一幕惊呆了，但他们很快明白过来，明白那辆汽车驾驶员是何等的豪迈，气吞山河！他完全是为部队的突围闯出了一条血路。这时，只听指挥员一声“冲呀！”战士们一齐跃出战壕，一齐向被汽车炸出缺口的方向冲去。部队终于突围了。当部队突围后，部队首长陈光问汽车连连长郭德海，那个驾车冲向敌阵的英雄是谁，郭德海已经泣不成声了。他说，那个英雄叫黄佑国，是一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他说，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华侨会做出那种惊天动地的事。要知道，他是多么的爱他南洋的家呀！那里有他的父亲、老婆和孩子，还有他亲手栽的橡胶树，他说等仗一打完，日本鬼子一赶走，他就要回南洋去的，可是现在，他再也回不去了，眼看日本人就要被打败了，他为什么就不能等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那一天呢？ 确实，黄佑国就这样死去了。据统计，八年抗战中，南洋共有三千三百多名机工回国参加抗战，结果却有一千六百多名为国捐躯，除去像陈山子和黄佑国直接奔赴战场，并牺牲在战场的以外，其中大多数人或因疾病、或因翻车、或因敌机轰炸而失去生命，已经长眠在云南那块红土地上。有的甚至连尸首都无法找到，成了无名英雄。黄佑国和陈山子不过是那些牺牲者中极其普通的一员。但问题是黄佑国的牺牲，实在让人觉得十分的遗憾。因为自一九四一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参战后，普遍认为日军的失败只是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抗战就要胜利了，他却没能够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在黄佑国牺牲后没几个月，斯大林就下令苏联红军兵分三路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宣战，一举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同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在延安向一亿解放区军民发出了对日最后一战的声明。一时间，中国大地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将要取得全面胜利的曙光。接下去，就是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宣告结束，穷凶极恶的日本人终于被赶出了中国。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日本人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天皇的声音。这是日本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事件，按日本人的说法，这一天，天皇通过广播从天上降到了人间。当听到天皇沉痛地宣告战败，大多数日本人都流下了泪水。据说，在天皇诏书广播后，一些狂热的皇室崇拜者和右翼好战军人陆续自尽，连横滨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便带领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如此好战的一个民族，能够放下武器，宣布投降，时至今天，人们仍然对那件事争论不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的认为，到一九四五年春，欧洲战场的局势已经非常清楚，德国投降，苏联红军正式出兵中国东北，使日本陷入绝境，认为继续抵抗只能使赖以生存的帝国基础受到威胁。宣布无条件投降是顺理成章的事；有的则认为，日本人的投降，完全有赖于美国人在日本投下的那两颗原子弹，如果没有美国那两颗报复性的原子弹，日本人的投降起码要推迟几年，那两颗叫“小男孩”和“胖子”的东西，完全决定了日本人必然投降的命运。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中国人浴血奋战，顽强拼搏，抗战期间，中国战区总共击毙日寇六十余万人，中国军民总共牺牲三千七百万人，在那些牺牲者的长长的名单里，不乏像左权、张自忠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同仇敌忾，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予了日本鬼子最沉重的打击。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为的是保家卫国，把日本鬼子从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赶出去。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高昂的爱国热情和爱国斗志，宝贵的爱国情操和牺牲精神，撼天动地，让世界为之动容。可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 第二十五章 一九四五年秋，日军全面投降，南洋也随之回到从前，仍然还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但终归，日本人已经跑了，大家心情也变得舒畅了，南洋华侨和祖国人民一样，通宵达旦，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紧接着，劫后余生的南侨机工和回国抗日志愿者，也经由新加坡南侨总会的多方设法，从一九四六年十月起，分批返回原住地，总人数为九百多名。 这就是说，在当初回国时的三千三百多名机工中，除去牺牲的一千六百名，和因各种原因决定继续留在中国生活的八百多名外，该留的已经留了，该回来的也都回来了，但是，眼看着当年的南洋机工一批批从国内回来，听说连最后一批都回来了，黄泽如和陈可镜却还迟迟等不到他们的儿子黄佑国和陈山子。这下他们都有些急了，到处去打探消息，想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情况。后来他们听说新加坡“南侨总会”那边有一份由华侨互助会登记的复员机工名册，一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立马赶赴新加坡找互助会。原来，当年南洋机工回国参加抗战时，“南侨总会”根据每个人的姓名、简历、籍贯、侨居地、证件编号等等，都一一作了登记。现在抗战胜利了，机工们一个个从祖国回到南洋，“南侨总会”也备有一份复员名册，那份名册也记得相当详细，包括从什么部队复员，担任过什么职务，参加过什么战役，籍贯、侨居地、护照号码等等，都有详尽的记载。因此，谁有回来，谁没有回来，只要一查复员名册就一清二楚： 简历：西南运输处机工、电工、中缅运输局电工 简历：1938年11月，从泰国入广州汽车司机训练所，后于湖北湖南运送抗战物资 简历：1939年3月10日参加第二批南侨机工由新加坡回国，同年分配到仰光汽车修配厂，后奉命往下关西南运输处第八修理厂当领班 接待他们的是互助会一位年轻的女办事员。女办事员对这两个已经上了年纪的老人非常热情，尊重，这是她的本职工作，这些日子来，她不知道接待了多少批来查机工复员名册的人。她完全能够理解那些人的心情。抗战胜利了，他们总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早一天回到自己的身边，跟家人团聚。女办事员替他们翻遍了所有的复员名册，结果就是没有找到黄佑国和陈山子两个人的名字。其实，事后黄泽如和陈可镜都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因为那名册是专门为那些已经回到南洋的人记录的，而那些仍然还留在中国，不管是牺牲了的，还是跟当地姑娘结婚，抑或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够回南洋的，那个名册里却一点也不作任何说明的。而且事实是，当时抗战刚刚结束，内战已经爆发，不管是国民政府，或是共产党，或是国民党，谁都不可能很认真地去为在抗日战争中死去的人，整理出一份比较完整的资料档案，谁也就不可能掌握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和地方游击队，包括南洋归国参战的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死亡的确切人数。因此，埋头去查那些名册就显多余了，又不是黄佑国和陈山子已经回到南洋了，却不想回家。他们只是为了证实，才来查找那份名册的。 但在当时，他们的整个心情，就是希望在那密密麻麻的长长的名册里，找到他们再熟悉不过的那两个名字。但是没有，他们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凉和失望。看过名册后，他们好久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女办事员看他们伤心的样子，只好编一些假话去安慰他们，劝他们别太担心了，她说那些回国参战的人都是一批一批回来的，说不定过些日子他们就回来了。黄泽如说，不是说已经是最后一批了吗？女办事员一时语塞，但马上说，是有那么个说法。 但那怎么可能呢？最后一批不最后一批又不是谁能够制定的，得看实际情况，比如说，明天突然就又回来一批了，那么，前些日子回来的就不是最后一批了。女办事员一心就是想把假话编圆，编得天衣无缝，但仍然还是漏洞百出，尽管她也说了不少劝慰的话，两个老人哪里听得进去，他们忧心忡忡，叹气不断，担心他们的儿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因为他们心里相当明白，日本人已经被赶跑了，那时国内又要开始打内战，如果正常的话，那两个孩子早就该回来了，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回来。不回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已经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了。当然，他们也听说有一部分华侨机工仍然留在中国，并且和当地的姑娘结了婚。那更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在南洋娶妻生子了。 不管是黄泽如还是陈可镜，他们对自己的这次新加坡之行都失望到了极点，虽然表面上他们都装作很平静的样子，实际上内心都非常的沮丧。他们都非常清楚，他们的儿子已经不会回来了，已经永远地留在了他们父辈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上了。两个人一路无语，都不说一句话。他们都在强忍着内心一种无法形容的伤痛，而且都在心里想着，回去后要如何和他们的儿媳和孙子们作交代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无法完全确定自己的儿子的生和死。而且，他们并不知道，那位年轻的互助会女办事员并没有把话跟他们说透，她并没有告诉他们，那份南洋机工复员名册其实就是由国民政府转交给互助会的，也就是说，名册上如果没有找到名字的人，除去部分留下来和国内的姑娘结婚以外，剩下的也只有牺牲或者失踪了。 陈可镜回到家里，不用他说什么，聪明伶俐的黄佑娘从公公难看的脸色上就已经看出，自己的丈夫，她心爱的人陈山子真的出事了。她在公婆和孩子们面前不敢哭，连一滴眼泪也不敢掉，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要命地哭起来。如果说，以前她对丈夫陈山子突然中断了来信，仅仅是怀疑他可能出事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猜测的话，那么现在，当年回国参加抗战的南洋机工都已经一批又一批回来了，而她的丈夫却没有回来就证明自己当初的担心没有错，并不是无来由的乱猜测和瞎担心。 她突然觉得此时此刻的她是那么的想念自己的丈夫，丈夫一会儿离她是那样的近，一会儿离她又是那样的远，使她弄不清楚到底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里。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骂着日本鬼子发动的那场惨无人道的战争，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要是没有日本鬼子，她的丈夫就不用回国打仗了，也就不会死了！骂完日本鬼子，又骂起丈夫陈山子：你的心也太狠了，你不是答应过我要好好活着，等抗战一胜利就回来的吗？你的承诺到哪去了？你为什么就说话不算话了？你现在到底在哪呢？你就是真的死了，我也想见见你的尸首，可是你什么都没有，你到底是死是活？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人？你这样还叫我怎么安生，你叫我这后半辈子要怎么过？ 与黄佑娘一样，几天来，廖红玉也一样在经历着一场心灵的煎熬。她坚信自己的丈夫一定没有死，也坚信自己的丈夫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其实，黄佑娘也好，廖红玉也好，南洋许许多多和她们一样失去儿子，失去丈夫的母亲和妻子们也好，她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当初日本人打到自己的祖国了，儿子和丈夫们回到祖国抗日救国，她们顾全大局，舍小家保大家，让出了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她们天天在家里等呀盼呀，就指望盼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那时，儿子和丈夫能够平平安安从祖国回来，他们一家人又能够和从前一样，过上团圆和平安的日子。 如今，儿子和丈夫一去不回头，你叫她们怎么能够接受？请千万别强求每个人都必须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和思想境界，那是一点也不现实的，那么多和他们一起去祖国服务的机工，该回来的都回来了，而她们的儿子和丈夫至今仍然没有回来，那就是现实。也许，对于整个南洋，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一场战争死去那些人不算什么，可是对一个家庭来说，牺牲和损失却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这根顶梁柱倒了，被抽去了，年幼的儿子从此失去了父亲，年迈的父母从此失去了儿子，青春年少的妻子从此失去了丈夫，整个家庭从此都要为这个男人的牺牲背上沉重的心灵枷锁，那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一辈子的，那种痛苦和心里负担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体会得到。 对黄陈两家人来说，好在这件事都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也就是说，他们至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关于黄佑国和陈山子牺牲的确切消息。没有得到证实本身就是一种希望。战争年代，什么样的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两家人于是在一种殷殷的期待中过着日子。他们都在期盼着有一天，他们的亲人会在他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给他们一个惊喜，让他们为他们的归来大哭大笑着。那么，那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他们谁也说不准，也说不清楚，也都没有说出来。他们只能等待，再等待。那是他们最后的一线希望了。他们都在心里默默祈祷着，坚守着。寄希望于梦想成真，寄希望于那一天能够真正到来。 但是，那种渺茫的等待终于有一天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撕开口子的不是别人，而是当年黄佑国的汽车连连长郭德海的那个南洋堂弟郭东昌。原来，抗战期间，郭东昌曾经追随贺龙的部队在晋西北南征北战，为消灭日本鬼子，立下汗马功劳。抗战胜利后，他又跟随贺龙的部队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腿部负伤，左下肢被截断。由于无法继续适应部队生活，几经辗转，回到了南洋。那时，已经是一九四八年了。郭东昌在要离开祖国的那个晚上，接受了堂兄郭德海的一个嘱托，郭德海让他回到南洋后，无论如何要找到黄佑国的家人，告诉他们黄佑国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郭东昌于是找到了黄泽如。 那天，刚好黄泽如一个人在家里，廖红玉和孩子们都上橡胶园去了。听到这个消息时，黄泽如倒很平静，静静地听着，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好像他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一样。当郭东昌走了后，他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水夺眶而出，无遮无拦地放声大哭了一场。廖红玉回家后，黄泽如并没有告诉她关于黄佑国的消息，他不想让她受到那种打击。他和她之间，早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在各自的面前，再也不提黄佑国的事。他们力求做到平静地生活着，就好像是黄佑国眼下还在中国，只是暂时因为脱不开身没能够回到南洋一样。其实，他们彼此之间都知道他们是在相互隐瞒，相互欺骗，但是，不管是隐瞒还是欺骗，他们都必须小心翼翼地去做，生怕把那层纸捅破了，或因自己的一时感情流露而使对方受到感情伤害。 不过，黄泽如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他的亡妻，高兰香。 高兰香的坟墓仍然还在垦场里的那座小山坡上。每年，除了清明节黄泽如会带儿孙们去扫墓外，只要手头没什么事，只要心里有伤心难过的时候，黄泽如就会一个人悄悄到高兰香的坟前坐一坐，陪她说说话。抗战爆发前，他决定把那些死去了的垦民的骨殖运往祖国时，曾经有过一个念头，那就是把高兰香的遗骨也先运回去，埋在祖家的坟地上，等将来他老了，死了，也让孩子们把他的遗骨再送回去，与妻子葬在一起。但是那个愿望并没有实现，日本鬼子入侵中国，几年的抗战紧接着又是几年的内战，把他的一切计划都打乱了。现在他已经老了，已经满头白发了，他知道，他的那个愿望已经很难实现了。他实在无颜面对那些死去了的乡亲们。 春日的阳光把坟地照出了一点暖意。经过一个冬天的生命凋落，草木已经开始返青，萧瑟的坟地开始孕育出莹莹的绿色。站在坟地前，黄泽如心里有无尽的感慨，他想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这些垦民包括他的妻子高兰香埋在这里已经有几十年了，他自己也由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记得小时候，祖母对他说，人生就像翻一本书，不用翻几下，一本书就翻到头了。那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人生才刚刚开始，死亡离他太遥远了，一点也没能理解祖母话里的深层含意。现在再回过头去想祖母的那些话，就觉得人生真的就像祖母说的那样，短暂得就像是在做了一场梦。梦醒了，一辈子也就完了，人生也就结束了。 现在，面对长眠在地下的高兰香，黄泽如想不出要对她说些什么。但是，他们的儿子黄佑国的事他是一定要说的，他就是专门为了黄泽国的事来的，那是他们共同的儿子。他告诉高兰香说，他对不起她，是他没能够保护好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已经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再也回不来了。他请高兰香能够原谅他，宽恕他。但同时，他又觉得自己的儿子没有白死，他们的儿子不但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还为做父母的争了光，为黄氏家门争了光，就像当年他的兄长黄泽国，随邓世昌驾舰冲向敌舰，以求共亡，谱写一曲甲午海战浩然正气歌一样。黄家多忠烈，按儿子的爷爷黄敬芳的说法，他们的儿子又为黄氏门庭攒了一块金字招牌。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如果儿子的爷爷现在还活着，该会有多么的高兴！而且，和当年黄佑国的伯父黄泽国完全不同的是，他们的儿子参加的抗日战争已经把日本人打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黄泽国的北洋水师当年却没有把日本人从中国赶跑，反而是因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朝政府忙着和日本人签下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干尽了丧权辱国的事。如此说，他们儿子的牺牲也值了。 离开了高兰香，黄泽如漫步于垦场中。几十年过去，垦场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当时刚刚建场时的情景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垦场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垦场了，它已经向周边扩展，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诗巫市了。他不知不觉走到了当年自己一家人在垦场住过的旧屋子前，原先的屋子还在，只是早已经残破不堪，让人看了心生凄凉，感叹岁月可以改变一切。当年黄佑国和黄佑娘兄妹两人亲手栽种的榕树也还都在。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沧桑，两株榕树正当盛年，挺拔，苍翠，充满生命的活力。黄泽如还记得当年他让两个孩子栽种榕树时的情景，他让他们一铲一铲地给榕树培土，浇水，他对两个孩子说，家乡到处都栽着榕树，让他们在南洋栽上榕树，就是让他们别忘了家乡，别忘了自己的家在中国。如今榕树还在，儿子黄佑国却已经不在了，儿子已经永远地回到故乡，和故乡的榕树融为一体了。 几个月后，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建国庆典的前几天，消息就已经传遍南洋了。南洋各大小报刊上都刊登了相关的消息，还刊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国旗等图案。封建王朝被推翻了，日本人被赶走了，内战结束了，国家从此自主独立了，南洋人无不奔走相告，他们为自己那个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欣喜若狂。那个喜讯倒是黄家第三代华侨、黄佑国的儿子黄家勋和他的弟妹们最早带到家里的。黄家勋以及他的弟妹们曾经私下里不知道有多少次，和他的母亲廖红玉谈论过他父亲黄佑国的事。他们分析，黄佑国如果在抗日期间没有牺牲，按照常理他早就应该回来了，他不可能是那种弃家而不顾的人。但是抗战后，黄佑国并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消息能够证明黄佑国已经牺牲，那么，中间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已经跟随共产党的部队加入解放战争的大军了。黄佑国当初一回到国内就直奔延安共产党的部队，这一点他们早就知道了，抗战结束，黄佑国和共产党的部队一道参加解放战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是现在全国解放了，共产党已经坐下了江山，黄佑国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回南洋来了。 因此，这几天，不管是黄家勋和他的弟弟妹妹们，还是廖红玉，心情都特别激动。他们都坚信黄佑国要回来了，如果说过去对黄佑国的种种猜测是一个个谜的话，那么，现在就到了要揭开谜底的时候了，要说大家心情不激动那是不可能的。黄家勋甚至找爷爷黄泽如证实，现在全国解放了，他的父亲黄佑国会不会回来？黄家勋问这句话时，廖红玉也在场，这让黄泽如很难回答，他迟疑了一下，装作很肯定的口气说，当然要回来了！你们爹很快就要回来了！ 黄泽如发现自己在说这句话时没有一点底气，心酸得就怕落下泪来。心里想，自己是不是不该把儿子牺牲的事隐瞒了那么多年，也没告诉廖红玉和她的几个孩子，让他们在作毫无希望的等待？那样做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呢？但想来想去，他真的弄不明白到底要不要向他们摊牌。没想，黄家勋却把爷爷的话当真了。那时，南洋华侨为了庆祝自己祖国的建国庆典，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着红灯，喜联，鞭炮之类的东西，仿佛要过年一样，整个南洋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黄家勋除了准备那些东西以外，还去买了很多的红布，他让他的母亲廖红玉照着报纸上国旗的样子，裁剪缝制着一面面的小国旗。建国庆典那天，他叫来弟弟妹妹，把那些红旗全部挂在橡胶园里，那是他们的爷爷和父亲亲手栽下的橡胶树。半天时间不到，橡胶园成了一个红色的海洋，无数面的小红旗迎风飘扬，仿佛在向祖国人民招手和问候！在黄家勋他们心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等于他们的父亲黄佑国快回来了！他们在心里无数次地在呼唤着：爸爸！你快回来吧，我们在等着你！ 这天晚上，黄泽如让黄家勋请来陈可镜一家人到橡胶园一起吃饭，庆祝祖国解放。两家人一时沉浸在欢乐的喜庆气氛之中。酒后，只剩下陈可镜和黄泽如两个人在慢慢喝茶，尽管祖国已经解放，但一想起儿子的事，心里就难免沉重。这时，陈可镜试探性地问黄泽如说，泽如，你说，他们两个孩子还会回来吗？黄泽如不知道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他反问陈可镜说，你说呢？依你说他们会不会回来？陈可镜说，你是真的糊涂，还是给我装糊涂？黄泽如说，我本来就什么也都不知道的，为什么要装糊涂？陈可镜看黄泽如不想把那件事说出来，也就把本来想说的话收回去不说了。实际情况是，那天，陈可镜去古晋办事，结果就遇上了那个从中国回到南洋的伤兵，黄佑国原来部队汽车连连长郭德海的堂弟郭东昌。由于他是从中国参加抗战回来的，话就特别的多，两人无意中就说到了黄佑国牺牲的事，郭东昌还告诉陈可镜说，他已经把黄佑国牺牲的事告诉给黄泽如了，陈可镜心里就想，好你个黄泽如，你连我这个亲家都瞒了。不过想想如果他作为黄泽如，也不见得要把这件事拿到外面说去，那毕竟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他自己还不是一样，明明知道自己的山子已经牺牲，已经不可能回到南洋来了，他也从来不想找一个人说出来。 故事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需要再交代的是，黄陈两家当然不可能等到他们想等的人黄佑国和陈山子。两年后的一九五一年冬天，一个寒风劲吹的夜晚，黄泽如在南洋家中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几个月后，陈可镜也随之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他们辞世的时间，头尾相差才不过几个月时间。陈可镜在要离开人世前，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话，那时，他的妻子李清华守在他的床前，李清华仿佛听到陈可镜嘴里含混不清说了一句：我要找山子去了！就撒手走了。后来，李清华多次认真地回忆着陈可镜说过的那句话，觉得陈可镜当时确确实实是在说，他要找山子去了。他不可能说别的什么。 黄泽如在临终前则向黄家的第三代华侨，他的孙子们交代了许多他想交代的事，其中有一件事他觉得特别的重要，他说当时他已经答应那些已经死去了的垦民们，有一天要把他们的遗骨运回中国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使得那件事一直没能够着手去做，他让他的孙子们一定要替他去实现那些垦民们的愿望。他说，如果那件事他的孙子们没有替他去做的话，他就太对不起那些已经长眠在地下的垦民们了。黄泽如在说过那些话后，就平静地死去了。黄泽如觉得自己已经向一个他熟悉也不熟悉的地方飞去，那里有高兰香，黄佑国，还有陈淑娴。他似乎还看到了他的兄长黄泽国，和他的父亲黄敬芳。在看到父亲的那一刻，他在心里想，当初他因参加维新运动，让父亲伤心到了极点，骂他不该和朝廷作对，和国家作对；那么现在，父亲见到他时到底会说他些什么呢？父亲还会不会那样骂他呢？他在想，如果这回父亲还那样骂他的话，他一定要好好跟父亲解释，他要好好地对父亲说：爹！你千万别那样骂我，我真的好冤好冤哪！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参阅过王炳根的《诗巫回忆》，刘子政的《黄乃裳与新福州》，詹冠群的《黄乃裳传》，陈达娅、陈勇的《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等书及资料，在此对以上著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