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基石 <er top">一 青刚山的高峡深谷中，锤声、钎声混合着巨大的爆炸声，日日夜夜地喧吼着。公路，像一条游龙，在陡峭峻险的峰仞间伸展盘奔。 中午，我从工程指挥部出发，去红岗公社民工营负责修建的十六号桥梁，检査工程进展的情况。 盛夏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炙着大地。我迎着一股股刺鼻的沥青味，在软颤颤的公路上艰难地跋涉着。汗水把衣服全粘贴在身上，刺痒痒地难受。望着沟里那一湾清湛湛的流水，真想跳下去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但是，听见前面那一片火爆爆的锤钎声，我反而走得更快了。 等我赶到建桥工地时，民工们已去吃午饭。河边的场地，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料石。刚锉打过的新石茬子上，不知一些什么颗粒闪耀着银灿灿的光芒。我望了望架桥的地方：桥基全部挖好，第一层基石已经铺设—大半了。我不禁自言自语地啧啧称赞：“‘老虎营’真是名不虚传啊！”我正想迈步去营指挥处，突然被一阵“叮叮咣咣”的锤钎声拉住了。我赶忙四下搜寻，连个人影子也不见，不觉纳闷了：是谁连午饭都不吃，在敲打什么？ 我撵着传来的声音，走向一个小坡下。现在看见了：在远远的小河边，那棵乱石缝里长出的老柳树下，一个光着上身的人正在那里锉打一块石头。他是多么地聚精会神啊！连树阴移开了他一丈多远，都好像没有发觉似的，一股欢实地抡着锤儿。背上一串串的汗珠，就像新石茬上那些颗粒一样，在闪闪发光。 我好奇极了，想尽快看看这是怎样一个人，但他背朝着我，又离得很远，看不清楚。于是，我像要发现一件秘密似的，紧张地走过去，站在了离他十来步的地方——我不愿意马上打扰他的工作。 这时，我看清了：这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头，稍有点驼的背，被太阳晒卷起一层层皮鳞，黑黧黧的。花白的头发，让汗水浸拧成一些小绳捻。那握钎的胳膊肘上，亮晶晶的汗珠一滴接着一滴滚落下来，浸湿了地上一小摊石末末，随着锤钎的起落，他面前的石头上，胃起了一股股白烟……不一会儿，他放下锤钎，拿起铁方尺子仔细量了量那块石头，然后，又挺起腰板左顾右盼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个神态呀，就像绣花姑娘端详着自己的刺绣品一样，完全陶醉在无比的甜蜜中。我的心一热，不由自主地走近了他。老人发现了他面前出现的倒影，蓦地一个猛回头！我不觉一怔：在他那张皱纹密布的脸上，只有一只灼热、深邃的眼睛在忽闪，而另一只分明是受伤失明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眶内。这时，他用右手摸了一把汗渍渍的脸，侧着身问：“哪来的？”“工程指挥部。”我回答。 “噢，小伙子，过来在树下歇会儿。”他漫不经心地说完后，仍回过头去，操起锤钎“叮叮咣咣”地敲打了起来。 我踌躇了一下，绕过去蹲在了他的对面。啊，刹那间，我吃惊得几乎要跳了起来——老头握钎的左手，只有三个指头！那无名指和小拇指处，只有一块红粉粉的疤。三个握钎的指头，包裹着一层厚厚的老茧，显得格外粗糙、壮实。 “大伯！……”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什么事？”他听见我的叫声，停下手中的活计，用那只深邃的眼睛看着我。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结巴地问：“大伯，这……这石头硬吗？” “硬。” “这叫什么石头？”我接着问。 “碇石。” “您打的这块石头是桥上哪个部位的？” “基石。”他一边说，一边从旁边拿起旱烟锅，点着“吧嗒”了两口递给我，我赶忙掏出“三门峡”牌香烟双手递给他一支，他摇了摇手说：“那不足劲，各抽各的吧。” 这时，我细细地观察了那块基石：它有二尺见方，蓝里透黑的切面上，锉刻下整齐美观的几何图案，每一条锉纹都像墨线打过去一样笔直……谁能想到，这活路出自一个一只眼睛、八个指头的老人手里啊！ 我想很快知道眼前这个人物的一切，便按捺住一阵心的跳跃问他：“大伯，您什么时候成了残废的？” “受伤吗？早啦。”说完这句话，他又拿起锤钎“叮叮咣咣”地打了起来，一锤子一股白烟，一股白烟一片石碴飞溅。 “喂，小同志，以后不准你说我是残废！”他补充着说。 看来这是一个不爱表白自己的人，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他的工作上。然而正是这一点，却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 我知道再不能多发问了，就对他说：“大伯，咱们一块回去吃午饭吧！” 他抬起头来，手里还摇晃着锤钎，但并不打下去，对我说：“我的饭一会儿有人带来，你快去吃吧！” 从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中，我感觉到他的感情是那样真切、实在。但是，我没弄清楚：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在去营指挥处的路上，耳边一直响着“叮叮咣咣”的锤钎敲打声。老人那张碇石般的脸，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以及那块红粉粉的疤，不时在我眼前闪现着…… <er h3">二 红岗公社民兵营的营长，由这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高峰同志担任。他是个顶顶爽快的人。由于经常在指挥部见面，我们已是老熟人了。 他听我说明来意后，一脸络腮胡子笑得直颤：“欢迎啊！”说着便把我拉进指挥处。 指挥处是一间木柴和拧条编织成的简易房子，里外糊了两层泥巴，进了房子，就像钻进热蒸笼一样，闷得厉害。 文书小杨拿了一个大铝盆去给我打饭，我和老高便汗淋淋地在一张脱了漆皮的桌子旁坐下来，攀谈起关于十六号桥梁的建筑情况。 我兴致勃勃地听完他的介绍后，便向他问起那个老头的情况。老高的那两道粗眉毛一扬：“你碰见他啦？” “他叫什么名字？”我很快地问。 “硬过钢！” “硬过钢？”我正要回味这个特殊的名字时，老高却滔滔不绝地讲起“硬过钢”的故事来了…… “硬过钢”大名叫宁国钢，“硬过钢”是他的外号。 他是苦蔓蔓上结出的苦瓜，父母在他五岁的时候，就一前一后被地主“宁老扒”折磨死了。他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夏天光着屁股翻山过沟去讨饭；冬天，穿着邻居做的破皮袄，还是去讨饭。日煎月熬，他的身上，就像那根讨饭棍一样，被地主的犬牙咬得伤痕斑斑。 没等他满十三岁，就又被“宁老扒”拉去扛长工，重复着折磨死他父母的那种苦生活。 历尽磨难的孤儿生活，把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全部的精神世界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从不随便流露。 毛主席率领红军来陕北的那年，他心中长久积蓄的烈火被点燃了！—个漆黑的夜晚，他抢起劈柴的大偏斧，砍死“宁老扒”的看门狗，翻墙逃出了地主的院坝，赤脚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在革命队伍中，他什么都干过，勤务员、马夫、伙夫……不论做什么，他总是默默地捡重头子扛。 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他已是一名威武的战士了。 踏上河西的土地，他紧咬着嘴唇，看着荒芜的田园、浓黑的烟火，手中的钢枪都捏出了汗！ 战斗马上打响。不到两个月，他就参加了几十次搏斗，一声不吭地在枪林弹雨中冲杀，那根挑弯了的刺刀下，丧了儿十个鬼子的命。渐渐地，“硬过钢”的外号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在一次激烈的攻坚战中，宁国钢所在的班负责炸毁敌人阵地的一个前沿碉堡。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爬过一道道铁丝网，来到碉堡下。可是，这座碉堡建筑在一个土墩上，干硬溜光的崖有一人多高，很难爬上去。下面甩上去的手榴弹，马上又滚了下来，只得赶忙用脚踢到坡下。 怎么办？总攻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而敌人的机枪还在疯狂地叫着。 这时，只见宁国钢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两手往崖上一托，脊背对着大家，只吼了一个字：“上！” 大家踩着他的脊背一个个冲了上去。他肩胛渗出了血，牙把下嘴唇都咬破了……但当他听见“轰隆”一声巨响后，又抓起了枪，跟着冲锋部队，攻过了山包！可是，就在这次战斗中，敌人的炮弹炸伤了他的右眼，当即被抬回了后方医院…… 伤愈后，党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派他回家乡做地方工作。这个从来不爱动感情的人，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他并不是难受自己失去了一只眼睛，而是难受他不能上前线作战了！ 到了红岗乡政府后，共产党员宁国钢还和以前一样，话不多。他给自己做了一条扁担，一把镢头，串走在红岗的几百座大山间，给互助组掏地，给烈军属背柴、挑水…… 一九四七年，蒋胡匪猖犴进攻陕甘宁地区，宁国钢马上组织起红岗游击队，重新扛起钢枪，又投入了战斗。 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他们的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了！当时人少弹缺，情况万分危急。宁国钢命令其他人立即突围，自己操起一挺机关枪。 后半夜，当他扛着机关枪奔回宿营地的时候，就一头倒在了战友们的怀里，鲜血染红了衣袖，染红了枪身，他的左手失去了两根指头…… “高营长，饭！”小杨端着一盆黄灿灿的小米饭不知什么时候就站在了我们身边。 “哈哈，你看，我都忘了你还没吃午饭呐！”老高笑着从小杨手里接过铝盆。 我心巧翻腾得厉害，没有动筷子。 “老高，宁大伯后来呢？他怎么到这里来了？三个指头怎样学会打锤钎呢？”我连串地问他。 老高笑了笑说：“后来还能‘软’了！解放后，他被评为一等残废军人，组织打发他回宁家山修养。他一回去就把残废金交给了集体，从早到晚身子不闲一下，给集体放牛，锄菜，务果园，什么都干。等庄稼一收割，他就把铺盖卷往场里一搬，拿一根柳木棍，给集体的庄稼站岗放哨……‘农业学大寨’运动一开始，他跑到大队书记家里说了一声‘我要学石匠’，还没等书记说什么，就跨出门坎，跑到城里买了一副锤钎，来到大队水库工地……” “那三个指头怎样握钎打石头呢！”我不禁脱口说了一句。“当时，水库工地上的社员都和你一样看待这问题。”老高随手拿起—把蒲扇递给我，自己也拿起一把，先用扇边刮了刮脸上的汗珠子，然后扇着说：“嘿嘿，钢硬不过他，石头哪能是他的对手！他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就在那里练，练，钎把上的血磨掉了一层，又染上一层……就这样，终于练成了一名呱呱叫的好匠工！哈哈，谁能想到，这个看来笨手笨脚的老头子，还能在石头上刻花花哩！”老高越说越上劲，手里的扇子也一下赶不上一下地扇着。“水库去年落成，上面留下了‘硬过钢’锉刻的八个大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他怎么来到工地呢？”我问。 “那很自然，他们大队水库修成不久，抽调民工的任务就下来了，他听说是修备战路，没二话，报了头名，第一个来公社集合……”电话铃响了，老高走了过去。 我呆呆地坐着，耳边仿佛响起了“叮叮咣咣”的锤钎敲打声，那张碇石般的脸，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那块红粉粉的疤，又一齐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er h3">三 吃过午饭，老高到指挥部开会去了。文书小杨引我去建桥工地进行具体检查。 太阳像火球，高挂在偏两的天上，山野里风尘不动。 路旁，一簇簇拧条子耷拉着枝叶，小雀雀躲在树丛深处，垂下眼帘，张大着嘴巴。 我和小杨从半山坡上的营指挥处起身，沿着一条盘山小路走着。两人的手绢都湿透了，脸上还是汗珠直淌。我们索性把手绢装进口袋，任一道道汗水在下巴汇合，然后滴在石末、尘土覆盖的小路上。看见滴在地上的汗点打卷起一粒粒泥团，我们不时相视而笑，一个心照不宣的名词是——挥汗如雨。 “小杨，你熟悉宁大伯吗？”我问。 “怎能不熟悉，我来民工营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他！”小杨一边说着，一边用右手在下巴上接了一滴汗水摔在地下。 “噢，你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他？”我感兴趣地问。 “那还是修九号桥梁的时候，我从公社调来在民工营当文书。刚来的那天晚上，我站在一个小石峁上，很有兴致地观看青刚山的雄伟壮丽，说真的，当时我真想写一首歌颂祖大好河山的诗歌，哟，可惜咱肚里墨水少，心不能如愿，写不成。”他笑了笑继续说，“突然，我发现左边一个小山坳里，有一团红火一闪一闪的。我觉得很奇怪：大家都睡了，谁还在那儿干什么呢？我三脚两步跑过去，一看：嘿，一个右眼失明，左手只有三个指头的老汉正在那里捻钎。我说：‘大爷，您这么大年纪了，又是残……’那个‘废’字还没说出口，只见他猛地一下抬起头，瞪了我一眼说：‘以后不准你那样说！’我吐了下舌头，再没敢说什么。”小杨说到这里，我不觉会心地一笑。 “第二天，我才从高营长那里知道了他的全部情况。随后又去打造基石的一连，了解到他很多动人事迹。比如，收工后，大家都走了，他还在工地上转来转去捡秃钎、钉钉、铁丝，晚上又点起炉子，把那些秃钎捻好，第二天送给别人；中午他从不回灶房吃饭，总是让大家吃完后给他带来一点，他利用来回走路这段工夫，还要多打几场基石……当时，我观看青刚山时那种想写诗的激情又来了，不过，这回转到‘硬过钢’身上了。诗写不成，干脆就来了个‘顺口溜’！”小杨异常兴奋地叙说着。 “你写了些什么呢？”我问。 “我能背下来。”他的脸一红，然后熟溜溜地念了起来： 咱营有个宁国钢，外号又叫“硬过钢”；当年战场建功勋，如今还是老闯将！不光基石打得好，其他事也该表扬：捡铁钉，捻旧钎。修斗车，编土筐； 上工下工一个样，大家歇下他还忙！这真是——人老心红志更坚，青刚山高比不上！ “编得挺好啊，而且把‘残废’两个字也避免了。”我称赞地说。“不好了！” “怎么？” “‘顺口溜’抄出去的第二天，我去工地送水。刚走到工地黑板报前，宁大伯正站在那里。他见我来了，就说：‘把水放下！’我一楞，见他表情冷冷的，只好放下担子。他指着黑板报说：‘谁干的？’我说：‘是我。’只见他把手中的锤子一扬，大声说：‘擦了！’我惊得一后退，他又赶忙过来一把抱住我：‘小心水！’我朝脚下一看：乖乖，险些把一桶开水碰翻，就冲着他吐了一下舌头。他笑了，在我的肩头轻轻打了一拳：‘快送水去！’”小杨说完后，乐得“咯咯咯”地笑起来，从裤口袋里掏出湿手绢拧了一把，一下又一下擦着脸上的汗珠子…… 我顺手扯下路边的一片苦菜叶，放在嘴里嚼着。苦味一刺激，浑身一阵清凉。 我在反复思忖：宁大伯这样的人，为了我们的今天，曾付出过血和生命的代价；而今天，今天照样为建设社会主义流血流汗。但他们从不因此而炫耀自己，只是一步一个实脚印地为革命操劳着，年年如此，日日如此……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啊！我们中国革命的大厦，不正是这样的精神、这样的英雄建造起来的吗？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怎样才能把这种精神接过来，传下去呢？ “你看！”小杨兴奋的呼叫声，把我从沉思中拉回。 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了工地那种特有的热烈场面：空中飞旋着斗车，地上跳跃着夯桩；河滩上，料石、毛石摆得密密麻麻，每一块料石前，都坐着一个飞锤晃钎的匠工。夯工、运石工的号子声夹着炒爆豆似的锤钎声在轰鸣，而这些声音又在山峡石谷中响应起回声，组成了一部伟大的劳动进行曲！ 我的眼睛左右扫视着，从近处一直到远处，张望，寻找，极力想在繁忙的人群中，发现那张碇石般的脸——我是多么想看见他啊！ 离工地还有点远，我没有能发现他，但我知道他一定会在人群里，于是火急急地对小杨说：“走，快到工地去！”脚歩没等活音落，就冲了出去。 小杨理会我的心思，在我的身后气喘喘地说：“宁大伯一定在铺基石，咱先到桥基上去！” 我们一路小跑来到铺桥基的地方，独独不见宁大伯。 小杨先把我介绍给一连长，并说明了来意，然后就冲着问他：“宁大伯哪里去了？” “医务所。” “什么？！”我俩同时吃惊地叫了起来。 一连长一字一板地说：“刚才两个后生抬来一块石头，刚要往下放，石头就偏溜下来，眼看要打在老周的脚上，老宁一步冲过去把老周推开，自己的脚背却叫石头削了一块皮肉。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硬把他拉走了。” 听完他的话，我和小杨的眼睛都热了。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对一连长说：“咱们开始工作吧！” <er h3">四 深夜十二点了。 我把十六号桥梁工程进展情况以及存在问题的书面报告写完后，走出了营指挥处的拧条门。 漆黑的夜空搅拌着浓重的乌云，天气更加闷热了。 我站在房门前，心里牵挂着宁大伯的伤势，没一点睡意。 “轰隆隆……”西方传来一声暮沉沉的雷。 “要下雷雨了。”我轻叫了一声，准备回去睡觉。刚要转身，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宁大伯在老柳树下打的那几块基石离河那样近，稍微起个水，不就会被冲走吗？……不行，得赶快搬到高处！我想马上把小杨叫起一同走，但听见房子里那香甜的鼾声，不忍心打动他，于是，就一个人向山下走去。 “嘎啦啦！……”一串炸雷从头上滚过，接着，狂风呼啸着卷来了。 我尽量凭白天的印象，跌跌撞撞地在这崎岖小路上攀摸、行走。 天空划过一道明晃晃的闪电，接着，又是一串“嘎啦啦”的响雷。雷声一过，头上像打漏了千百只水缸——大暴雨来了！ 我恨不得一步飞到老柳树下，心急如火，竟跑了起来。还没跑两步，就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跟头，“骨碌碌”地滚了下去。 我昏糊糊地停落在一个积满了泥水的小坑里。雨水泼得连眼睛都睁不开，脸上什么地方大概摩擦掉几块皮，火辣辣地痛。我顾不了多少，一闪身爬了起来！ 河水已经开始呜咽。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已经到了沟底！心里不觉暗暗感谢刚才那一跤呢！ 我跑着、跳着向老柳树下冲去。 不知摔了多少跟头，终于来到了我急切要到的地方。 河水已经在咆哮，但还没有到达老柳树下。 我急忙蹲在地上去摸那几块基石。摸来摸去，身上不觉出了一身冷汗：一块也没啦？！ 我站起身来，一阵恍惚：基石哪里去了？收工时，我还特意来过这里？在宁大伯今中午打的那块基石上坐了一会儿呢！ “哗啦……”洪水已经扑到了脚下，溅我一身泥。 “河水在上涨，看来很快就要到坡上的，那大片打好和没有打好的基石就要……”想到这里，我又跑着、跳着向坡上冲去。 天，像锅底一样墨黑，雨，在猛烈地倾倒着。脚下的平地上，奔腾着无数条溪流。 我的脚碰上了第一块基石！接着，我就闭着眼睛（即使睁开也无用），摸着一块块基石，慢慢地向河边走去。我多么希望洪水和基石间有一段距离啊！ 水吼声越来越大，我感到面前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终于走在空滩上了！我不由一阵高兴。 “哗……”一个浪波在我脚下漫过，我一后退，猛然，身上像触了电：脚下有块基石！我腰一弯就去扛，又一个浪波打了过来.我“啊呀”了一声，就被洪水吞没了！ 大学游泳池里学会的游泳技术，在这狂咆的洪水里一点也无用。我在岸边的泥水里挣扎着，两只手在空里乱抓，极力想抓住什么.却不知被什么钩住了领口。我立即用双手抓住了它，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的心“腾”的一下：手！一只三个指头的手！ 只听见岸上那熟悉的口音说了一句“冒失鬼”就一把把我拉了上来。我一下扑在他的怀里搂住他的脖项。“刷”的二道闪电劈照过来——啊，我看清了：那张碇石般的脸，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 “宁大伯，您的脚？”我在河涛的暴吼声中大声问。 “不要紧！”他大声回答。 “柳树下的……” “啊？……”一切，我都明白了。 “哗……”，洪水已经涌到了脚下，宁大伯一把推开我，命令似的喊道：“快叫人！” “你” “快！”他吼了我一声，扛起一块基石一跛一跛地向坡上走去。我刚跑了几步，就听见一阵“嘀嘀答答”的号声在暴风雨里传播开来！ 一道道手电筒的光柱，切割开了漆黑的夜空，人群排山倒海地冲到了锻石场！顿时，沸腾起一片喊声、脚步声、“吭唷”声…… 我扛着一块基石，一边跑着，一边向身旁的人吃喝着“小心，小心”。突然，肩上的石头被一个人抓了过去，我一回身：“啊，老高！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才。你见老宁了吗？”他喘着气问我。“见啦！”我把刚发生的事简单向他说了一下。“哈哈，这个人！”老高一边笑，一边大声说：“半夜里医生向指挥部‘报案’，说他偷跑了！” 老高收住了笑，对我说：“指挥部让你马上回去，有紧急事！” “现在就回去？”我问。 “嗯。”老高把手电筒塞到我手里，一转身就不见了。大部分基石已经脱险，但是战斗并未停歇。人们继续来回奔跑着。我用手电筒照着每一个从身旁跑过的人，仔细瞅看是不是宁大伯。十来分钟过去了，还没发现他。我的嗓门眼不由得一阵热辣辣的。 望着人影晃动的锻石场，我喃喃自语：“夜黑，人稠，今晚上是很难和您相遇了！……” 我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十六号桥梁工地。 一个月以后，十六号桥梁胜利竣工了。 我跟随指挥部祝贺闭，来参加通车典礼。 —根根矗立的桥墩，在山峡间托架起一道长虹。宽阔的桥面上，锣鼓雷吼，红旗飘飘，一辆披红挂彩的大卡车，穿过欢呼的人群，徐徐驶过了大桥。接着，一辆，两辆，三辆……一条车的长龙飞过了雄伟的十六号桥梁！ 人群里，我找到了高营长，一把拉住他的手，第一句就问：“宁大伯呢？” “前几天已经走了！”高营长笑着说。 “什么？！去哪里啦？”我着急地问。 高营长朝东指了一下：“到关键丁程长流河桥梁准备基石去了。”稍停一下，他又说：“他们是‘先头部队’，再过两天，我们全部人马就都要开过去啦！” 我伫立在大桥上，向着东方极目远眺——青山无边沿，大路望不断……这时，一个强烈的感想已经在脑海里形成：宁闰钢，不正是革命大道的长桥上，一块比钢铁还坚硬的基石吗？而这样的革命基石，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何止千千万万！ （原载《山花》1973年5月23日（总第15期）） 优胜红旗 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 老槐树上清脆的钟声，回荡在村庄的上空，唤醒了熟睡的人们。二喜钻出热烘烘的被窝，隔着窗子听了听，檐水还滴答着，雨还没停。 他伸了个展腰，把浑身各个“关节”，弄得“叭叭”作响。他重新依在枕头上，袒露着黑红红的膀子。一股喜气爬上了那张年轻的脸——他的思想又回到了前些日子…… 前一晌，在大队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中，农田基建队分了两个组：一组由大队党支部委员石大伯领导，另一组由他这个团支部书记领导。两组龙腾虎跃地展开了一场热火朝天的竞赛。在那些日子里，大家都是“天不明起身半夜里回，两手老茧一身泥”。工地上，歌声笑语，人来车往，交织着一片镢头和铁锨的闪光；拍打梯田塄子的“乒乓”声，像六月里连枷上了场，震得崖畔直吼叫。 工地黑板报上，那两条表示进度的红粉笔线，在交替上升着。石大伯真不愧是个吃钢咬铁的老汉。别看他身架瘦小，力气却大得惊人，周围几十里路上，谁不知道他的名声！ 他使用的铁锨又大又重，别人拿上干一天，累得腰困腿乏，可一到他手里，就像拿起他的烟袋锅那样得心应手。你看他那架势：一条腿撑着，一条腿蹬着，两只铁钳似的胳膊，把个沉甸甸的铁锨甩得圆舞舞的，汗水把那件老布褂子都湿透了。他打过的梯田塄子，硬得像铁壳壳。他一边拍打，一边还向大伙招呼着：“胳膊上用点劲！” “打结实！”……那股子劲头呀，真叫他这后生怯火。 但是，二喜这个小牛犊子怎能服输：你“石匠”光穿个小白褂子，咱就脱个精身子；锨没你的大，你拍一下，咱就拍两下，反正要赶到你头里！组里的这把子人马，也真争气；干起活来，一个个呱呱叫……终于，他领导的组比石大伯领导的组，提前一天完成了任务。 由于这几天生产任务紧张，大队一直没机会开会，发“优胜红旗”的事已搁了好几天。下雨不能出工，正好开会，这是老规程。再说老支书昨天从县上开会回来，今早上开会，十拿九稳。想到这里，二喜一个鱼跃坐了起来，穿好衣服，“腾”地跳下了炕。 开会的钟声真的响了，二喜微微一笑。他把烟锅往口袋里一揣；顺手拉开门栓，便踏人蒙蒙的雨雾中。 当二喜走进挂着“跃进大队革委会”木牌的窑洞时，窑里还空朗朗的没有一个人。 他坐在炕栏上，香喷喷地抽着烟。瞧着墙上那面“优胜红旗”，他的心，不由得喜滋滋的。他真想过去摸一摸那光闪闪的绸面，看看它是不是和家里的锦花被面一样粘手。 门外几声咳嗽，打断了他的思绪。老支书和大队会计三宝，说着话进了门。看见他们俩，二喜明白了：今早上开的是干部会。三宝一进门，就捅了二喜一拳头：“这蛮牛小子，还真有两下，把‘老石匠’都赢了！” “你小子敢的话，咱两个也赛一回！”二喜笑嘻嘻地还了三宝一拳。 两个年轻人的几句戏笑话，没有逗乐老支书，他紧皱着眉头，在思索什么。 各生产队长都陆续来了。 开会前，少不了一些“乱弹”，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把个会议室闹得热腾腾的。 二喜一边轻松地抽着旱烟，一边瞅瞅会议室里的干部。这时，他发现石大伯还没来，心想：平时开会，他都是第一个到场，怎么今天……这个“优胜”…… 老支书刚要像往常一样，说一声“言归正传”时，发现石大伯还没来。就问和他挨门住的一队长栓虎。栓虎说：“他那关节炎的老毛病又犯了。昨天黄昏，我见他一跛一跛地在我们从的场里垛糜草，我让他回去休息，他说你来了正好，咱们一块垛完它。还说他腿上的‘气象站’预报晚上有雨，这点散草不垛起来，会被雨沤坏的。今早上大概腿又痛得不能动弹了，我也没叫他。” 老支书着急地听完了栓虎的报告，脸上显出了不安的神色。他叫大队“赤脚医生”三宝吃完早饭后，立即去给石大伯扎针。随后便宣布开会。 老文书首先传达了县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的精神，慢慢又把话题转到大队前一段的竞赛活动上。他表扬了全队社员在这个运动中所表现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中间几次提到石大伯和二喜的名字，二喜不由得耳门子一热。 老支书渐渐地提高了嗓门：“要让大寨之花开在咱队的土地上，就得先让大寨之花开在咱们的心头。我们现在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也要发扬大寨人的精神，大寨人的风格，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了共产主义。不要把劳动竞赛搞成锦标主义。广播里不是常说，现在世界上打乒乓球都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老支书的滔滔话语，压住了窗外的风雨声。 老支书接着说：“咱们农田基建队的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等天一放晴，就在工地上开大会，把县委的指示精神传达给每一个社员，顺便也就把‘优胜红旗’发了。” 老支书讲完话后，大家又商量了其它几件事。 散会后，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 二喜跨出队革委会的大门，在回家的泥泞小路上，一步一滑地走着。 秋末的田野，恬静极了。一缕缕青蓝色的云雾，缠绕在远处的山腰上。地里那一片片金黄色的浪涛，早已被勤劳的人们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那一排排的庄稼茬茬，披挂着晶莹的水珠珠。 二喜一边艰难地走着，一边盘算：天一放晴，他就要在工地上当着全队社员的面，代表小组，从老支书手里接过那面红光闪闪的“优胜红旗”了。那时候，全组人马都会乐呵呵的，调皮的铁蛋准会高兴得翻个跟斗！是的，谁说不应该高兴呢！这是大家艰苦奋斗的结果呀…… 二喜越想越热乎，头上的毛巾下面，已经沁出了一层小汗珠，他索性把扣子解开好几道。此时，他竟改变了回家的念头，大步向老高山基建工地走去——他要在那块亲手整治好的土地上转一圈，看一看他和石大伯，和全体基建队员在陡斜的山坡上，用血汗筑起来的“盘山龙”。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抒发他此时的激动心情。 现在，如果有谁和这个小伙子一块走路的话，你会撵不上他那轻巧得像风一样的脚步。 老高山离村子并不远，不一会，二喜便兴冲冲地爬上了梯田畔。眼前的一切，使二喜那股子高兴劲，霎时跑到了九霄云外，一身热汗变成了冷冰冰的凉水！ 他伤心地看见：北面，石大伯组修的梯田整整齐齐，在风雨中巍然不动；南面，他们组靠山头的两条梯田坎，经不起风雨的冲刷，塌开了三四个豁子…… 二喜麻木地站着，脑瓜就像钻进一群蚊子，嗡嗡直叫。 突然，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把他从呆迷中惊醒，他仔细听了听，这声音是从塌了的梯田塄下面传来的。 他紧走几步，来到一个小土峁上。天啊！他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那不是石大伯吗？ 是的，这人正是老支委石大伯。他正挥舞着他那沉甸甸的铁锨，铲掉倒塌了的田坎，准备重新修筑。那斑白的头发和胡子上滴着水珠珠，雨水淋透了的粗布衣，被风吹得贴在身上，显得更加瘦小了。但是，此时这个瘦小的老头，蓦地在二喜的眼睛里，变成了一尊巍然挺拔的铁塔！二喜的眼睛模糊了。石大伯那一字一板的话浯，又响在了他的坏边：“年轻人，干活可不能马虎啊！你们好胜心强，这不是什么缺点，但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去争取胜利。毛主席说，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少了那一个也不行，万万不能图快不顾好啊！” 眼前的情景，使二喜痛苦地回忆起一桩往事…… 那天，太阳刚刚偏西的时候，他们组的梯田已接近最后完工，而石大伯组好几条田坎还没动一锨土。看来，得这一轮比赛的“优胜红旗”是无疑问了。就在这个时候，石大伯过来和他“对火”抽烟。 火对着后，他噙着烟锅，正要挥锨接着土时，石大伯却一把拉住他：“歇会儿吧，蛮牛小子，把老汉撵得连气也喘不过来！”随着一串爽朗的笑声，一只温暖的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看你这股牛劲，太伯打心眼里高兴！往后可要多注意点身子；年轻人，使劲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再过一些年头，咱们村，咱们陕北都要变成‘花果山’、‘米粮川’了。为了这一天快快来到，咱们要一辈一辈苦干、实干下去！”石大伯疼爱地抚摸着他的肩头。 “石大伯，你……” 他清楚地记得：当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烁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四只结满老茧的手，是那样紧紧地、紧紧地握在一起…… “完工以后，把老镢、铁锨、土车子都收拾到‘山窑’里，不然，风吹雨淋会损坏的。”石大伯叮嘱以后，便向他们组的工地走去。 没去多远，石大伯就呐喊他过来。 “你看，这儿‘夹生’了。” “啊哟！”二喜惊叫了一声。可不是嘛，不知谁把好多干土块拍在了梯田塄坎上。 “这塄坎不结实，应该返工。” “返工？”现在好容易赶在了前面，如果返工，那……可是，这“夹生饭”也不能吃下去啊！突然出现的情况，随即勾起的矛盾心情，使他不知如何是好，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二喜，要盖高楼大厦，一砖一瓦都不能马虎！”石大伯一字一板地说。 他的心口火烧火燎地难受。 稍停了一下，石大伯又说：“家具不够的话，过来拿上几把。”说完就离开了。 他气呼呼地把全组人集合起来，问这营生是谁干的，大家都说是铁蛋推土车时，把几车子干土块碰翻在新挖的湿土里…… 太阳隐没在火红的晚霞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今晚上再不能叫同志们夜战了。可是，这是节骨眼啊！”他反复考虑着。 —会儿，眉头上那团疙瘩舒展开来了，他笑了，立即吹响了收工哨子，让大家回去休息，自己装着收拾工具，留在工地上。 当众人的影了远去的时候，他挥起铁锨，把梯田塄坎一块块干土剜了下来，又把一锨锨湿土补了上去……就这样，从暮色初罩，一直干到夜半鸡叫。 他总以为这两条梯田不会出麻达了，可是现在……二喜站在风雨中，火燎似的难受。他现在才清醒了：不除去内部的“夹生”，再结实的塄坎也要塌陷的。他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听石大伯的话，重新修整这两条梯田坎！ 他带着内疚的心情，转过了身子，“蹬蹬蹬”地冲下山，向老支书家里跑去——他要向老支书诉说这一切…… 不多会，老槐树上的钟声响了。老支书扛着镢头和二喜一起向老高山走去。 他俩赶到工地时，石大伯还在那里挥舞着铁锨，“乒乒乓乓”地收拾着梯田塄坎。 社员们闻讯后，也都纷纷拿着工具来到了工地。 老支书紧紧地握住石大伯那双结满老茧的手。他感觉到：在那湿淋淋的老布衫子后面，有一闭火在熊熊燃烧。此刻，一连串熟悉的身影，迅速地闪现在他的脑海：扛长工时，那个和他一同吞粗糠、睡马棚的伙伴；土改时，那个赤着脚片子和他一起斗地主、分田地的“石委员”；打胡匪时，区游击队上那个带伤炸毁敌人汽车的“石老虎”；成立互助组、合作社时，那个报头名的“石带头”……从陕北闹红到现在，风里雨里儿十年，这个人称“石匠”的共产党员，就像一块“金刚石”那样，实扎扎地铺垫在革命大道上啊！ 老支书激动得有些颤抖，他脱下自己的棉袄，披在石大伯的身上，千言万语只说了一句：“老石，快回去暧暖身子吧！” 石大伯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说：“大家都来了，我怎能下‘火线’？咱就一块干完它！” 这时，二喜眼角里噙着激动的泪花，不知说什么才好，默默地站在石大伯跟前。 石大伯拍着他的肩膀，一字一板地说：“现在咱一搭里刨掉旧的，重修新的，让它永远不要塌陷！” 老支书一个“干”字没落地，一把把明晃晃的老镢、铁锨，早已冒着雨丝，向塌陷了的田坎开战…… 浩荡的东风吹退了云层，雨，停了。 在金灿灿的阳光下，被雨水泡塌的梯田坎，又重新站了起来，一层层盘上了高高的山顶。 战斗结束后，老支书展出“优胜红旗”，望着一张张冒着热气的脸，像是在问：“把它发给谁？” 二喜第一个放开噪门呐喊：“发给石大伯！” 接着，大家一哇声地呼应：“发给石大伯！”在老支书身边，石大伯—手握着那把沉甸甸的铁锨，一手拉着二喜，又是一字一板地说：“优胜红旗还是发给二喜他们组。后生们那股子虎劲，是咱闹革命的宝贝。年轻人出点岔子怕什么？只要敢打‘牛筋石’，就能炼出好匠工！” 大伙一哇声：“还是发给石大伯！” 老支书点点头，深情地把红旗交给石大伯。 石大伯看了看耀眼的红旗，又用深沉的目光望着大家说：“这面‘优胜红旗’，应该插在战场的最高处，让大家时刻不要忘记，我们应该怎样争取它！” (原载《陕西文艺》1973年第7期） 父子俩 掌灯时分，黄河的涛声渐渐地涨高了。 一只手电光向渡口劈面照来，夜色中，像一柄明晃晃的剑。和往常一样，是民兵队长高三星察视渡口来了。 他两腮鼓鼓的，一副随时准备和人吵架的淘气模样。他有力地迈动着脚步，不断有些风干了的黄泥巴，从他赤裸的腿上掉下来。 离河边约摸二百码的地方，手电光罩住了一个苍头发老汉。呀，这是他爸嘛！ “怪事！你是前几天去河东镇子上看病的嘛，可肩胛上的麻袋里沉甸甸地背了些什么？”三星望着父亲，心里盘算着。职责感使他的神经系统很快地进人戒备状态。他本想先问候问候老人的病情，可嘴里不由得带着盘查的口气问：“你这是背了些什么嘛？！” 老汉被手电光照得眼花缭乱，听见问话，才知道是儿子，便火气十足地说：“胡照啥哩，灭了！……给自留地闹腾的一袋化学肥料，怎？”他眼珠子瞪得老大。 听父亲一说，三星立刻警觉起来。再没有比他更了解父亲了！旧社会半庄稼人半小买卖人的渡口生活，给他的思想过多地留下了旧意识的痕迹。 “有空不给自己打个小九九，那是实愍愍！”老汉常情不自禁地说那句说惯了的话。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曾严重地震撼了他几十年养练成的生活哲学。但精神上的那个“复杂的结构”只塌倒了一些重要的支柱，要全面崩溃，大概还需要巨大的力量和相当长的时间哩。三星这阵儿想：“化肥是国家统一分配物资，这袋化肥肯定是从那些可恨的投机倒把分子手里转来的。按规定应该收公！” “这可是你老子！”他好像看见那些平时说他麻糜不分的人，正对他讥笑。 “自己的老子又偏咋？干革命，就不能徇私情！真是！”他心里对自己大声呐喊。这来自心灵深处的呐喊声，使他浑身的血液加快了循环，顿时产生了无比的激情和力量。 当一个人的思想精神被崇高的动机占据了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就会是无所顾忌的。 共产党员高三星情绪激动地对须发苍苍的父亲说：“走，背到公社派出所去！” 老汉嘻嘻一笑，说：“别给老子唱戏了！” 说完留神一看，儿子那张严肃沉着的脸分明不是“唱戏”嘛，这才一下子慌神了。 老汉精明了一辈子，可这阵儿精明气跑光了。他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入党才一年的儿子，一时不知说啥、做啥。呀呀！他总不能嘻皮笑脸地凑上去，给自家的儿子递一根纸烟嘛！ “我把你这个糊脑子！你想把你老子整造死？”他心里喊着，脑瓜里转着。 现在转“开”了。他威严地咳嗽了一声，带着父亲对子女的那种家长优越感，十分气壮地对儿子吼道：“我把你这个龟孙子！人家的狗往出咬，你狗日的尽足往回咬哩！自留地收回来的五谷扎你的喉咙哩？咹？” 说着丟下麻袋，顺手脱得一只鞋，眼看就要动武了。 比老汉高一头的儿子，像一根石柱子钉在地上动也没动。他只是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带着嘲笑的神气看着老汉瞎诈唬。冲突双方相持不下了。 但是，“均势”只维持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原来处于进攻地位的一方，凌人气势急骤直下，很快地败啰！ 老汉手里的那只钉皮掌的黑条绒鞋掉在了地上。他感到，这只鞋的力量根本不是儿子的对手。光那两道目光就像两条厉害的鞭子啊，抽得他老汉抬不起头来！ 三星走近父亲一步，对神情已经沮丧的老汉说：“爸爸！其他人的不法行为在这里通不过去，说句实心话吧，你更不得过去。就这！” “哎呀呀，我又不是投机倒把嘛！到了派出所，赔钱不算，丢人事大！”老汉抬起苍头，样子可怜地说。 “不行。” “再不了，就这场了，高抬你的贵手！”老汉求饶地说。 “不行。” “就这场了嘛！啊……”老汉摆下了哭相。 “不行！不行！”三星知道这是爸爸的“第二手”。他态度更强硬了，眼睛严厉地盯着老汉说：“你过河不好好看你的病，胡弄啥哩嘛！这能治好病？” “爬远些，”老汉见软来也不行了，心不在焉地辩解道，“我的胃口这几天不泛酸水子了……”他看看脚下的麻袋，又伤心起来，“唉，我把你狗……”他没再骂下去。骂儿子等于骂自个哩！ 老汉一屁股坐在麻袋上，长送着气。 三星指着自己的额颅说：“你的病根在这里，要好好疗治哩。” 老汉明白这话的掏搅。他也不反驳，只是犟着头，听任他的“败家子”的数落。好久，他连眼皮子也没抬一下。他心里说：“过去比你能说会道的王乡长都没把你老子指教好！你小子解开个甚！” 过了一会儿，老汉眼仁里突然飘过两朵火花。他觉得儿子这一番指教中，有两句话值得他认真研磨研磨。他心里反复品味这两句话：“……爸爸呀，你真糊涂！咱要把眼光放远点嘛……” 对了！老汉两道苍白间杂的眉毛上下跳了两下，顺手摸起那只鞋往脚上一蹬，他自信他领悟出了儿子的“话中话”！他一闪身站起来，哈哈一笑，说：“啊呀呀，我这个瓷脑！翻不开个歪和好了！走走走，我把化学肥料背上，你在后面把老子押上，咱立马就到派出所去！” 老汉这一非常举动，倒是十分了解父亲的高三星所根本没有料想到的。他思想上明知道这个变化不会是父亲思想本质的变化，但一时弄不清老汉心里又打什么“小九九”了。 老汉见儿子“怔”住了，便自喜自乐地说：“你小子，精！”他把黄铜烟嘴喰在口角里，用牙咬着，从口袋里掏出“鸡啄米”式的打火机，一边打火，一边吐字不清地说：“你小子估算得对着哩！九九归一嘛！有它这么一件事，不扬股好名声？有股好名声，吃公家那碗饭，还难？我没念过书，是个睁眼瞎子，可耳朵不聋！你当我没听说大学要招生？”他吸了一口烟，望着表情严肃的儿子，精明地微笑了。只要自家受点委屈而能给儿子换来美事，那还不好？儿子又不是別人的！再说，为自家后人谋美事，社会上又不是光他高进发老汉一人！ 三星终于明白父亲这个“九九归一”了。起先，他想笑。心啊！心啊！两颗心离得这么近，可谋事的尺码又相差得这么远！ 可他没有笑。父亲那自私的、可怜的笑容打消了他的笑意。民兵队长的表情是严肃的。他思想：爸爸曾经历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前半世！地主的皮鞭和资本家的文明棍曾给他的身上留下了受屈辱的“纪念”——伤疤；同时，也给他小生产者的心灵里留下了很难愈合的旧意识的创伤。而头发苍苍的老人，只承认前者是被压迫者受损害的印记。对于后一点，他只是笑笑，用那句说顺口了的话说：“实憨憨才不给自个打小九九哩……” 高三星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他认为是错误的事儿，不仅仅局限于口头上的指责，他常常是用自己的行为来作无情的批判哩。 他现在想：“不管爸爸你如何打你的小九九，我有我的老主意哩！今儿个，不管你软的硬的，反正你甭想过得去！……好嘛，眼下只要你同意去公社派出所就好！” 他对父亲说：“那咱就起身。” “说走就走。”老汉兴致蛮高。 就这样，父子俩一前一后，沿着黄河畔坎坷的石头路，向公社派出所走去。 波涛汹涌的黄河，在夜行者的脚下奔腾东去；听得见岸沿上一处、两处泥沙被波浪扑落入水的响动声。……糟糕！派出所的人睡了。 正好！公社张书记没睡。高进发老汉和高三星都佩服这位中年领导人，正伏在桌上看一张水利规划图哩。书记脸上的情致，就像小学生看图识字那样认真和有兴趣。 公社的当家人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个夜来的不速之客，并专心听取了事件本身情由，然后按党的政策作出了处理决定：按国家统一标价收公。 现在，这一袋化肥的事情看来以喜剧结束了。张书记和三星不用提说，老汉更是高兴。他心想：“赔贴几块钱算个甚？张书记说了嘛，三星的光荣事要向全公社宣扬哩！” 张书记倒了一杯开水，双手递到老汉手里，然后在桌上的一摞公文里寻找什么。他一边翻寻，一边对老汉说：“三星不为私情，敢和你老的不正确做法作斗争，是全社青年学习的榜样。他这股革命精神，咱们老一辈也要好好学习哩！” “学习，学习……这小子冒张劲大，全看你们好好指教呢！”老汉带着荣幸的神色，谦虚地说。 张书记找到了所要找的材料，轻轻往老汉面前的桌面上一放，说：“看看，这是他的决心书。小伙子下决心咧！决心不报考大学啦，留下改变咱十河畔的面貌呀！” “啊？”老汉大吃一惊。喜剧尾声这个爆炸性的插曲，强烈地震动了这个庄稼人兼小买卖出身者的心灵。 第一次翻上老汉心头的是一阵恼怒的浪潮。等这股浪潮从心头落下并趋于平静的时候，他开始恼恨自己了——自己小看了儿子啊！ 他抬头看看张书记，书记满脸含笑看着他。那目光是对他说：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儿子！他又看看比他高一头的儿子，儿子两腮鼓鼓的，冲他淘气地露齿一笑。 生活啊！生活啊！浪涛一般推进的生活，不断给人们提出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无疑问，经受一次考验，就能跨入一个新的境界。除过那些被利欲完全熏黑了心灵的人，谁都会被革命的浪涛带人生活主流而前进的。尽管这前进的步伐有大小快慢的差别。 这阵儿，好像有一团火球似的东西，在高进发老汉的胸膛里滚动。唉唉！他只熟悉那个光着腚子、拿着小铁铲在黄河沙滩上玩“修渠打坝”的三娃；而对眼前这个个头高大、在黄河畔领导修建三级抽水站的突击队长兼民兵队长的高三星，他陌生了。 老汉沉思了一会儿，对儿子说：“三娃，明儿一早，我自个背上这袋化学肥料往派出所送呀！回去甭瞒这事！得空，我在社员会上有话要说哩！……” 老汉把手里的烟锅往腰带上一别，从小凳上站起来对张书记感慨地说：“书记！你到过我家，见我院门前有两棵树来吧？那棵疙疙瘩瘩的老槐树，几十年来也长进哩，可总直不起腰身来。怎哩？小小受症了嘛！可你看那棵箭杆杨，你不晓得，才栽上几年光景，而今就齐楚楚地冒高了！怎哩？一是栽好，二是常有人剪掐拐枝哩。九九归一嘛！人，也是这个理。笑哩？” 不会做诗的人 刘忠汉是大家公认的全县最过硬的公社书记。可是不知为什么，前两天突然被调到县副食公司当书记去了。 这消息太叫人吃惊了！因为大家知道，他领导的地盘最大的芦河公社，各方面的工作一直走在全县十八个公社的前头。全农会召开到眼下仅仅才一个多月，他们的农田基本建设就在全地区冒了尖。近日来，外县、外地区的人不断头地跑来学习取经，给这个僻远的山区县份带来多么大的光荣啊。谁不说刘忠汉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嘛！ 退一步说，就是调动工作吧，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样的干部都应该放到仗火最紧张的地方去。而眼下副食公司无论如何不是县上工作最吃劲的单位。 副食没“正食”要紧！有人敲怪话说。 大家猜疑：这个调动里面恐怕有些文章哩。可究竟有什么文章，一时乱嘴纷纷，谁也说不清楚。 于是，一些被称为“本县消息灵通人士”的干部，便对这事四处打探开了。 当终于弄清楚刘忠汉工作调动的原因后，多少人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啊？是因为他不会作诗？ 老实说，公社书记，可不是个轻省职务。 满年四季，你看那个忙乱吧！无穷无尽的问题，大大小小的会议，各式各样的规划，没明没黑地奔波。批评别人，自己也常挨批评。有时要和别人高喉咙大嗓门地争吵，有时又得苦口婆心地劝别人别争吵……吃不了苦的县级中层干部，对这个职务或者是退避二舍，或者是干一两年就打了退堂鼓。 这刘忠汉从公社成立起，近二十年却死活不下这座鞍马。大多数人对他这一点非常钦佩，也有人说他是瓷脑：老呀老了，还受那份劳苦干甚？法院里判决你不能当县上的部局长啦？真是喀！ 不管别人钦佩也好，说他是瓷脑也好，可刘忠汉就喜欢这工作！他说他以前一直打游击，以后又随野战军抬担架，紧张惯了。这公社工作也真有些打仗作战的味道，正适合他。他对他的岗位充满了感情，工作越忙，任务越重，他的心情也就越激奋，越畅快。相反，到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里，他说他受不了嘛！精神不畅快不说，单就那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的痛，他就招架不住！ 今年足足四十八岁的刘忠汉，身材不高，但结实得像一截枣木墩子。一张黑而粗糙的椭圆脸，从两鬓角到下巴密密麻麻地栽着一圈硬胡楂子。他一身连季衣服，天热了单穿，天凉了套穿，早已被风雨和汗水洗得灰不灰，蓝不蓝，你眼睛凑上看半天也确定不了究竟是啥颜色的。只有天很冷了，他才披上他那件穿了多年的光板老羊皮袄。 他的外表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真的在陕北到处你都能碰上这号干部。但请你不要以貌相人吧！中国革命的许多奇迹，正是这些披着光板老羊皮袄的人创造的。他们外表并不起眼，但内心里却有一个博大的世界。 在人们印象中，刘忠汉这十几年没害过什么大病。谁见过他什么时候去过县医院呢？公社医院他倒去的不少，不过不是去看病，而是去解决问题。他身上什么地方起了个什么小疮，什么时候起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好的，只有小疮知道。他个人的事，他只知道，一年之中，他老婆用麻绳子和丝线纳的七八双铁壳子一样的踢山鞋，都被他磨烂在那些土路和石头路上了。 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里头，只有他老婆和少数几个人知道：他在那严寒的冬季跑一天回来，膝关节痛得他怎样在炕上呻唤哩！但这件事，他只让它发生在夜间。白天，他还是他的老模样：满身冒着汗气，腿把子像安了发动机一样在有力地弹跳着，把全公社一盘子棋，拨弄得车是车路，马是马路。 全农会召开后，刘忠汉更不要命了。他早晚屁股不着地，从这个村奔到那个村，从这个工地奔到那个工地。眼睛熬红了，噪子呐喊哑了，黑煞煞的脸上没一点血色。头发胡子长了一拃多长，顾不得刮剃；脚老拇指头突在了鞋外边，也不晓得！只有那双熬红的大眼睛，流露出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畅快呀。实话！这么忙，这么紧张，还不畅快，那就不是刘忠汉了！ 这天，他正在兔坪大队的老牛沟里，打水坠坝哩。他立在半山坡炸药炸下的一批黄土上面，双手抱着一根冒水的黑胶皮管子，像抱着一门炮筒，正朝虚土堆上无情地扫射着。碗口粗一股水从他胸前喷射出来，顺着一条壕向山下流淌。壕两边，面对面站着的两行男女，将他们脚下的黄土往水壕里楞撬着。一条泥龙便通过这两行人中间，嗬嗬地向沟底的坝梁上飞蹿而去。整个山孤上水花喷射，泥浆飞溅，铁锨闪光，人声喧腾。啊呀，比打仗拼刺刀还要紧张，还要激烈！ 站在高处的刘忠汉看着这情景，畅快极了。他从天不明开始抱上这根黑胶皮管子，还一直没松手哩。中间曾有好几个队干部扑上来和他抢夺，让他去干别的轻活，他都没给。他说他还没过了“瘾”。水坠坝是新引进这个公社的打坝方法，他想把这个新式打坝法的优点好好体验体验。这种土活立得高，打坝的各个环节都能看清楚哩。 他黑胡巴茬的椭圆脸上，泥水、汗水纵横流淌；钢刷子一样直立的头发，也被汗水浸泡得贴在了脑皮上。他想揩揩汗，但两只手腾不开。操蛋！他把头像拨浪鼓一样猛摇了几下，把满头满脸的泥汗珠子甩掉一些。他被自己这种揩汗方法逗得直想笑！很明显，他现在太疲劳了。看！当他猛摇头甩汗的时候，身子也不由得趔趄了。 为了转移劳累感，他用开了他的老方法——拣件能使他兴奋的事情来思考思考。 他很快找到了题目：我们将要把这两华里长的老牛沟整治成个什么样子呀？ 望着胶皮管子喷涌的水花，他脑子里思考开了：“……唔，将来，沟两边的坡坬，一定得都修成梯田。但不种庄稼，统统栽果树！桃三杏四，枣圪蹴起就是。用不了几年就能见益。嗯，当然，沟里的坝地要弄成高标准海绵地，要达到人家先进队的水平，再不敢像以前那样光坝起就不管啰。留不留个清水坝哩？要留！留下养鱼呀！陕北人不爱吃鱼？是他没吃惯嘛，吃惯了睡到半夜里都想哩！嘿嘿……另外，坝地里种什么呀？玉米是高产作物，应种玉米？笑话，不种玉米还栽稻子呀！咦，它金盆湾那么个阴梢沟都能栽稻子，咱这里为什么不能试试哩，试不成了还坐禁闭呀？真是！对，栽！咱陕北人的嘴生来就是吞咽粗粮的？咱要把这个规程改一下……小马怎跑来了？看那失急慌忙的样子！发生甚事了？” 现在，刘忠汉中止了对老牛沟未来的遐想，定睛看着公社文书小马手脚并用从坡下爬蹿上来了。 文书站在了他面前。他喘着粗气，向他做紧急报告：在冯家店大队蹲点的公社副主任张玉山打电话说，地区来了个检査团，由地委的一个副书记带队，已经到了他们大队，要他马上赶来哩！ 刘忠汉听说事这么紧，赶忙把喷水的胶皮管子交给别人，快腿把子踏崖溜坡三跷两跷就到了沟底。他在小河里把泥脚洗了洗，撩起衫襟子揩了一把泥脸，便急急忙忙向冯家店奔去了。 中午时分，刘忠汉那两条快腿，已经跑到了冯家店的村头。 他透过密麻麻的枣林，朝村中搭眼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冯家店小学的大操场上，不知为什么黑压压挤了一大片人。看样子不光是冯家店一个村的社员，是南片七个大队的社员都来了！ 霎时，一股怒火涌上了他的心头。他鼻子口里粗气直冒，一排密实的牙齿狠狠地咬着下嘴唇，那双铜铃大眼瞪了多大！ 当张玉山急急忙忙迎上来时，他黑煞着脸，恼悻悻地问：“你疯了？这么忙活的季节，把这么多社员召集起弄甚哩？” 张玉山大嘴扯到耳门根：“啊呀呀呀呀，你给我发什么火哩嘛！我是个糊脑松？我不晓得这季节忙？这是人家地区领导的要求，人家要检查咱的工作哩！” “怎这么个检查法？往常都是咱一两个人引上到各大队去看哩嘛！歪歪好好明摆着哩，他们看就是了，还用得着把自己这么多人集合起来听咱俩吹吗？” “哎呀，你看你！你还当是叫你来介绍农田基建经验哩？人家要检查咱的‘三赛’活动哩！把我窜了个箭箭不离屁股，半天才把那些小学教师铺排开叫弄上啦……” “什么‘三赛’？”刘忠汉瞪着眼睛问他的副手。 张玉山噗哧一声笑了：“嘻！你看你！晒糜子、晒谷、晒棉花嘛！”然后，他两只瘦手在大腿上一拍，一脸哭相地说：“老天爷呀！人家要检查的，咱两个都还不清楚哩！我也是刚才在小学教师那里投了一回师才知道的，说是天津小靳庄的经验，‘赛诗、赛歌、赛唱样板戏’哩！人家这次还强调要咱结合评法批儒，批孔老二，还有《水浒》什么……说这是路线还是什么政治……啊呀……脑子痛得没记全！” 刘忠汉的思想被张玉山的报告搅得乱哄哄的。他知道最近出了个典型小靳庄，他只含含糊糊听说是文艺活动搞得好。至于怎个好法，他不知道多少。他也顾不上查问这号事！他和他的一班人手，全部精力都用在农田基建上了嘛——我的天！全农会规划出了多么宏大的农业图景，敢分散一点心力吗！ 他的脑子是带着他原来的一套来冯家店的。对于现在面临的新情况，他连半点精神准备也没有。他简直想不通为什么要把生产第一线成千上万的人集合起来搞这个“政治”。噢，人的嘴巴子光是用来说“政治”呀？还要吃五谷哩嘛！就这样下去，嘴巴子会饿得张不开呀。再说，这是什么“政治”！评古人，论死人，把个秦始皇吹得比马克思都伟大了。操蛋！法家那么革命，要共产党干啥哩？林彪栽死了，魂灵还没散嘛！这不是一路子货？他烦恼地头一摆，说：“真是活见鬼！” 张玉山双手慌忙上来往他的胡子嘴上一捂，光头朝四下里转了几转才放下手，心有余悸地说：“啊呀，好我的你哩，以后千万不敢乱说！你知道小靳庄是谁抓的点？谁提倡的‘三赛’？” 刘忠汉说：“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张玉山右手食指在他左手的泥手心里点了个“三滴水”。刘忠汉那有胡楂的椭圆脸阴沉了。他两只手叉在一起，把指关节捏得咯吧咯吧直响。沉默了一会，他对张玉山摆摆头，俩人便一前一后朝会场走去了。 在县宣传部那个年轻副部长的指导下，经过各村来的小学教师一阵没命的忙乱，这个“三赛”会的会场现在基本上算布置好了。冯家店小学的全部课桌好不容易才拼凑了个主席台。全村所有干净一点的床单和新一点的热水瓶，也都统统集合到了这里。 原县党校教员、因辅导评法批儒而号称全县“理论权威”的新提拔的县宣传部副部长，左胳膊贴在胸前，右胳膊向前伸展开，正彬彬有礼地引导来宾人座：地委主管文教的杜副书记气宇轩昂地走在前头，后面是各县宣传部和文化馆的领导人。 会场现在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在会场的圈外，有些以为是来叫“看戏”的农民，像往常一样捎带来了自家的农副产品，现在正交易开了。鸡、鸡蛋、瓜果、菜蔬、猪娃子，摆得到处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民兵小分队，正强制这些交易立即停止进行。有的交易者便和干涉者发生了冲突，吵成了一团。在会场中心部分，一些小学教师正小声领着一些临时安排的不识字的农民，背叨他们为他们代写的诗歌；冯家店小学的几个女老师忙忙乱乱地给一群“小铁梅”的后脑勺上挽接马尾巴毛做的假辫子；而县上来的另外几个文化干部，正跑前扑后警告带娃娃的妇女们：千万不敢叫自己的娃娃大哭小叫……啊呀，看那个乱吧！这场面看了会使任何有才能的组织家灰心。张玉山到主席台前张罗去了。 刘忠汉脑子乱哄哄地在靠边的一条凳子上。他掏出旱烟锅子，挖了一锅子烟喰在嘴上。由于情绪冲动，手颤得连擦了几根火柴都没点着。他起火地从自己嘴上一把取下烟锅，在手心里吧吧两下磕掉烟末，把烟锅又重新塞进口袋里。去他娘的，不吃了！他两只泥巴手抱住多时没剃头发的脑袋，索性闭住了眼睛。 霎时，他耳朵边又响起了老牛沟那柴油机的“突突”声，眼前晃动着黑色的胶皮管子，蠕动的稠泥糊，飞溅的水花子……接着，这一切都又消失了，出现了绿蓁蓁的果树林，一嘟噜一嘟噜的花红果子；还有那一坝一坝金黄色的稻子被秋风吹起了波浪，—丝甜蜜的微笑，爬上了他那张黑而粗糙的汗泥脸…… 这时，主席台上，杜副书记一边用手摩挲着自己的背头，一边嘴巴凑在应酬陪同他来的县委副书记的耳朵上，说了几句什么。县委副书记便把正要宣布开会的张玉山叫过来，同样嘴巴凑在他耳朵上说了几句什么。 张玉山立刻瞪起了惊慌的眼睛。他茫然地楞了一会，才拖拖沓沓走到会场前，两条瘦胳膊上下扇着，喊叫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宣布“三赛”会开始。 脑瓜灵活的张玉山自然遇到了什么作难事！人静下来后，他那张巧嘴竟半天吐不出来一个字！ 他满脸通红地站了足足一分钟，才结结巴巴地说：“地区领导……叫咱们公社……的刘书记……带头做……诗哩……” 刘忠汉汗泥脸上挂着微笑，这时正忘我地憧憬着老牛沟继而到全陕北的未来。他带劲地想：只要照全农会的精神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多少年，陕北的山山沟沟就肯定要大变模样呀！咦？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抬头一看：呀！全场一大片脸都对着他。 当他听张玉山又结结巴巴说了一遍时，全身的热血轰地涌上了头部！ 这突然袭击弄得他措手不及！他原想今天这扯淡事的角色，大概主要是小学娃娃和各村的知识青年，万没想到，现在竟要他来上台呀！他哪年哪月曾梦见过做诗呢？他生性不爱嬉笑耍闹，别说当着这么多熟人拖音拉调地做诗，他一生在大庭广众面前连半句歌都没哼过哩！何况，今天这“三赛”会从形式到内容，他都反感得像饭碗里吃出来苍蝇一样！ “操蛋！这是把人当猴耍哩！”他在心里吼喊。 这时主席台上响起掌声，场上一片喧闹。张玉山已经不知退到了什么地方，那个空空的场地在严厉地等待着他。 一刹那间，这个在紧张时候能使自己冷静下来的人，迅速地思索开了。他想自己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怎能在这么多的群众面前对抗党的一个上级领导呢？如果在党的会上，为这号事，他敢和他辩论，甚至争吵！可现在……这样不行，万万不行啊！ 崇高的党性原则促使他从小凳上站了起来，但腿把子上的“发动机”熄火了。他心情沉重地朝那个两张课桌拼起来的“三赛台”走了过去。他面对几千人站着，满脸泥汗，满身泥巴，像一尊泥塑。他只知道他非得站到这里不可，但来干什么，现在竟忘得一干二净了！ 当他重新想起要他来这儿干什么时，精神又一次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他觉得脑口上像压了一块石头，感到出气很困难；嗓门眼也像塞了一块火炭，烧烘烘的。 他站在那里，五马六道的泥脸上沁出一层热汗珠子。眼前每一个庄稼人的面孔都是熟悉的，他们都用同情的眼光望着他，和他一样紧张，甚至比他还紧张！他难受地想，以往这样的大会，他们都是来听他传达党的伟大号召，是开革命和生产的誓师大会的！可现在，竟让这成千上万的人停止了紧张的庄稼活，停止了热火朝天的农田基建，集合起来看他出丑哩！他那张黑而粗糙的脸痛苦地抽搐着！ 他站在那里，两只泥手不由得叉在了一起。扩音器里偶尔传出来咯吧咯吧捏指关节的响声。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加上在水坠坝拼了那么一气命、刚才又跑步了几十里路，他现在感到一阵阵眩晕，人群、山水、天空都开始东倒西歪地晃动了。糟糕！晕倒在这里比作不出诗更糟糕，去他的吧！他命令自己赶快离开这里。 就在他脚步挪动的时候，等了半天而终于没等上他做出诗来的人，突然看见走了几步的他又站住了。这是怎回事呢？怪！ 是的，他又站住了。他胡子巴茬的嘴颤动着，表示内心有强烈的冲动，表示有什么要说。啊，他大概终于想起一首诗来了！ 刘忠汉说了，畅畅快快地说了，认认真真地说了，不过说出来的终于还不是主席台上的人所指望的“诗”！ 刘忠汉厚嘴唇额动着，一字一板地说：“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咱们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要坚持农田基建哩！……”说完，他三脚两步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 以后的事，他已经感受得不连贯了。他只知道可怜的张玉山为了挽救局面，进行了最大的努力，但这个“三赛”会还是开了个一塌糊涂！ 除过个把秧歌队的农民伞头和几个小学教师，站了几分钟而一句诗也没做出来的农民不是一个两个；就是做出来几句的，也大都是胡拉被子乱拉毡，牛头不对马嘴。有个小学生娃娃竟然做了一首题目叫“少正卯同志真英勇”的顺口溜，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事情总算这样过去了。 当天傍晚，一弯明月挂在冯家店的东山梁上，劳累的庄稼人早已在自己的土窑里吹灯酣睡了。 张玉山把刘忠汉送到村头，最后请求说：“好你哩！你看你的身体成了甚！今晚上就在这儿歇了，明早走还不行？你这人呀！” 刘忠汉不回答这问题。他把那棒槌一样的粗胳膊搭在张玉山的瘦肩膀上，睁着铜铃大眼，严峻地对他说：“玉山！往后有些怪事还会越来越多的。吃的都是五谷，可人的心眼长得不一样嘛！嘴上说的都是革命话，就都是真心的革命人吗？我看把革命口号吊在嘴上当曲儿唱的人，往往屁股底下压屎着哩！这号人咱越要操心提防哩！咱们的党不是没这方面的教训嘛！林彪栽死了，红脸黑心肠的人就死绝了吗？我看没！当然，全国的问题，咱也能看出一点，但咱管不了，这有毛主席和党中央哩！他坏人迟早跑不了。可眼下芦河公社这个摊子党交给咱们管了，咱可万万不能让那些不正经的东西在咱这里瞎传播呀！今这事，咱俩都没精神准备，它以后谁再来胡骚情，咱就顶他狗日的！咱只管按全农会的精神干！它天王爷塌下来咱也不怕！玉山，你说对不对！” 张玉山瘦手握住他的铁壳子手，光头严肃地点了又点。然后，用尊敬的目光，望着他那枣木墩一样结实的身子，渐渐消失在通往兔坪去的山路上…… 过了不多几天，正在忙得不可开交的刘忠汉就突然接到调他去副食公司的调令。这好比是晴天打了个炸雷！轰得他脑袋嗡嗡直响。这是怎回事呢？为什么组织部事先也没找他谈谈呀？这太叫人奇怪了！ 他丢下所有的紧事，急忙跑到县委组织部去询问原因。 组织部长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们公社那“三赛”会后，地委杜副书记生气极了，到县上专门召集了县常委会，把县委领导收拾了个三下五除二。他强调说，芦河公社太唯生产力论了！政治气氛相当不浓，“三赛”活动等于没有开展，公社书记连首诗也不会做，这怎能把小靳庄的经验推广开哩？他说如果县上还要把芦河当先进点树立的话，那么就要很快撤换掉这个公社的一把手，派懂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去掌头……当然，县委的绝大部分领导并不同意这样做，但也无可奈何…… 刘忠汉听着，两只手搓着那永远搓不完的干泥巴，他厚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声音有点沙哑地问：“……那谁接我的手续呀？” 组织部长用嘲弄的口气说：“再还有谁‘懂得意识形态’呢？‘理论权威’嘛！杜副书记直接向县委举荐的，叫他除当芦河公社一把手外，还继续兼任县宣传部副部长，过问全县的宣传工作哩……” 刘忠汉听着听着，那双皱纹包围的大眼睛里，燃烧起了火焰：从今天起，他就要告别他干了近二十年、怀着多么深厚感情的岗位了！这并不是说他已经真正干不了这工作，仅仅是因为他“不会做诗”啊！ 过惯了紧张生活的人突然闲下来，大概比闲惯了的人突然紧张起来还要糟糕得多！刘忠汉躺在副食公司办公室窑内炕上的黑羊毛毡上，难受地这样想。他到这个被人看作是县上的“轻闲单位”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躺着，透过敞开的天窗看见：对面山上的庄稼已经收割完了。半山腰的打谷场上，扬场机正把谷粒不断头地抛向天空。一阵尘雾飘过，金黄的谷粒在中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顿时感到一股带着庄稼味和苦艾味的深秋气息，吹进了他的鼻孔，那么香甜，那么令人心胸舒坦啊！ 他翻了一个身，深长地向窑顶送了一口气。 他躺着，像一个经过长途颠簸的旅客，躺在宁静的店里。但是，那生活旅途上的疾风暴雨，却不断地出现在眼前——当年那紧张的游击队生活：神出鬼没地突袭，翻山越岭的急行担架队那出生入死的战斗，多么危险而又多么激动人心。飞机尖叫，炮弹皮乱飞，战火中很快背起一个伤员，跑啊，跑啊，鞋掉了，脚碰破了，舌头干得在嘴里转不开了，心，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一样，伹还是跑啊跑……终于跑出来了。掉头用汗水淹痛的眼睛一瞧：伤员活着！那个高兴畅快劲啊…… 还有那充满旱烟味的农村公窑，芦河公社渗透他心血的远景规划，以及那热气腾腾的农田基建工地，激昂吼叫着的拖拉机和推土机…… 别了，这一切！ 他咽了一口唾沫，把身子躺平，头枕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搓着黑茬茬的下巴。 他又透过天窗，遥望对面：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像起伏的波涛，气势磅礴地向天边逶迤而去。近处，那有着几棵松柏的山峁，不就是烈士陵园吗？是哩！就是哩！那美丽如画的松柏下，掩埋着几十个为解放这座县城而牺牲了的年轻生命；也掩埋着他可亲可爱的首长——县游击大队的高政委！ 顿时，他又看见了政委那张白而清瘦的脸，高高突起的颧骨；看见了他那双严厉而温暖的眼睛在盯着自己，说开了他常爱说的那些话：“……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记住自己是个革命战士，那你时时处处就知道自己该怎办了。不要忘记，革命养育了咱们，咱们就要为革命尽忠，直到你咽了最后一口气……” 躺着的他噌地从黑羊毛毡上坐起来，鬓角的血管在嘣嘣突跳。他摸了摸自己的光头，湿涔涔的。 他下了炕，嚓地撕了当天的日历，揉成一团，丢在墙角的炉炕里。去他的吧，这一天！ 他来到办公室外边。院子里空空荡荡，只听见灶房里急速的刀击案板的响声，丁丁咣咣的像擂鼓一样。 他出了大门。抬头望望：天气蛮好。瓦蓝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几只老鹰扇着硬刷刷的翅膀，在城上空旋了一圈，向远方飞去了…… 力量重新回到了他那像枣木墩一样结实的躯体里。短暂的精神危机已经过去，他那腿把子上的“发动机”又发动了！ 一个下午，刘忠汉的快腿已经跑遍了公司所属的屠宰厂、旅社、门市部、国营食堂和副食加工厂。 晚上，他带着一堆问题回到了办公室。看样子，他带回来的好像不是闲难，而是什么宝贝——看他那个畅快劲吧！连走路都带起一股风。刘忠汉，又成了真正的刘忠汉！ 他到灶房狼吞虎咽地扒了一老碗面条，嘴一抹，便找副食加工厂的负责人去了。 找到加工厂的生产组长，他温和地问他：全县已经十多天吃不上酱油和醋了，这是为什么？ 加工厂的生产组长告诉他，做酱油和醋的只有一个老工人和几个临时工。一月前那个老工人患急性肝炎住了院，几个临时工十几天前也被生产队叫回去了，这营生也就只好停了。 “那么加工厂其他人呢？” 组长笑了笑，回答说：“其他人都在饼干房里。做酱油是个苦事，没人愿意干。” “你在哪儿上班？”刘忠汉瞪起铜铃般的大眼睛问。组长不敢笑了，说：“在饼干房里。” “你会做酱油和醋吗？”刘忠汉又问。 生产组长的脸刷地红了，小声说：“会。”然后再也不敢看那张黑而粗糙的椭圆脸了。他专等着新上任的领导一顿指鼻子教训了。 刘忠汉铁壳子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说：“好好好，那我就拜你为师了！咱俩从明早上就开始干！至于以后派谁，罢了咱再研究。你看咋样？” 生产组长吃惊地望了他老大一阵，嘴腭子颤了几颤才好不容易送出来—个字：“你？……” 不久，断了十几天酱油醋的县城居民，便大呼小叫地在副食门市排队买上了。由于事先就估计人一定不会少，刘忠汉从加工厂往门市上送完最后一回酱油，桶担一放，就给女营业员当起了助手。她收钱，他掌勺，合作得蛮好。 在国营食堂的灶房里，在保管处的仓库里，在门市部，在屠宰厂，到处都开始出现枣木墩一样结实的刘忠汉。他还是他的老模样：满身冒着汗气，腿把子像安了发动机一样在有力地弹跳着。那件灰不灰，蓝不蓝，确定不了是啥颜色的连季衣服也还穿着——最近泥土是少了些，却又糊上了猪血、羊血，带着一股刺鼻的酱醋味！ 不久，全城的居民都议论开了，说副食公司新来的书记亲自到国营食堂的灶房里“蹲点”哩，食堂饭菜现在可变好了。如果谁不信，去吃一回就知道了。这一来，有些一年都不上国营食堂的人，为了证实本县这条新闻的真实程度，也去吃了，竟把这个小县城的食堂，弄得熙熙攘攘，十分热火。对供应服务问题永远敏感的城市居民，立刻注意到，不光食堂变好了，副食公司所属各单位都大变了模样——旅社门口那堆垃圾不见了，而床单枕巾却天天洗晒得满院子都是。副食门市原来一直是上午十点开门，下午四点就关门的，现在早上八点就开了门，下午六点才关门，甚至晚上还营业一个半钟头哩！更有趣的是，人们发现：屠宰厂的老关和老惠也和大家一样开始一天吃一顿粗粮，而城关粮站那个开票的，最近好久不见猪头和羊蹄子了。 副食公司上上下下都在忙！不忙行吗？哪里不周到，公司书记一声不吭就弄开了，其他人的屁股还敢闲坐下吗！ 刘忠汉眼睛里网着红丝子，有胡楂的椭圆脸明显地痩了一圈，又瘦了一圈。尽管他工作起来和以往一样拼命，但这终究是新工作，新环境，没他熟悉了的公社工作顺手，稍不留心就出岔子！‘ 他有时也想：我还是搞我的公社工作合适呀。 随后他又苦笑着摇摇头，自己挖苦自己，可谁叫你不会做诗哩！ 这天晚上，他从旅社开完如何改进服务态度的会议回来，刚踏进门，公司副主任就忧虑地来报告说，现在已到了十一月中旬，但国家下达的生猪和鸡蛋的收购任务完成还不到百分之七十！ 看看，说岔子，岔子就到！ 他的确慌了。这情况和一个公社完不成公购粮任务一样严重！他忽视了这个大问题！他狠狠地搓着自己的黑胡楂子脸！ 第二天早上，他召集了紧急会议，决定公司所有的行政人员，都要在今天出城，立即出城！他要大家两个人包三个公社，协助和督促各公社很快完成收购任务。这么重要的工作，能光坐在城里等人家做吗？ 会议正要散，和他分在一起到黄河畔几个公社去的文书，突然站起来说：“有个事和这事矛盾着哩……” “啥事？”他问。 文书小王拿着一份文件说：“刚才收到的，是县宣传部的通知。说是要在全县展开轰轰烈烈的‘三赛’活动哩！下星期一县级各单位要在影剧院开始比赛，强调叫各单位领导带头上台哩。我见人家县机械厂前天就停工闹腾开了。机械厂高书记装个李玉和，他老婆装个李铁梅，笑得人肚子痛……咱如果不停止营业的话，这事就……” 刘忠汉脸黑煞煞的听小王说完。他把文件要过来看了两行，扔在了桌子上，把指关节捏得咯吧咯吧直响，说：“简直是疯了！不管他，他赛他的，咱干咱的，出发吧！” 不管人类社会生活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时间总是用自己的老步伐毫无顾忌地前进着。看看，它已经一分一秒地走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十二月。 十二月的陕北山区，天气已经很冷了。入夜，这座依山势构筑的小县城，和农村一样安宁。只有绕城东去的河流，还是那么不平静地喧腾着，哗哗的流水声越来越响。 刘忠汉已经披上了自己的光板老羊皮袄。他伏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粗大的手捏着细细的蘸水笔，正写什么哩。 文书小王进来了，把两份文件放在他面前，一屁股坐下说：“一嘴把砂糖和黄连都吃了，分不清苦甜！” 刘忠汉停下笔，没言传，接过来看那两份文件。一份是地区财贸办公室给全区的通报。通报表扬他们工作积极主动，使他们县一九七五年的生猪鲜蛋收购任务，提前一个月完成，走在了全区各县的前列。另外一份文件，是县委宣传部给地委宣传部的报告，专门抄送他们的。报告详细汇报了全县开展“三赛”活动的情况。在存在问题一部分里，着重举例批评了他们公司一不重视“三赛”活动，二不参加县级各单位的“三赛”会…… 刘忠汉草草把这两份文件溜了一遍，带着对它们都不重视的神情，他站起来，拉了拉老羊皮袄的领子，突然带着神秘的表情问小王：“你知道我写什么吗？” 小王茫然地望着他，说：“我不知道呀！” 他身子前倾着对他说：“我给县委打报告，要求扩大咱的加工厂，做蜜枣哩。” “啊？”小王喜得忽地站了起来。 刘忠汉那黑而粗糙的椭圆脸上笑起一脸皱纹。他说：“这次收猪收鸡蛋，我看见咱黄河畔有那么多枣子和梨，心里就冒出了这个主意。咱山区运输不便，可惜把好多果子都烂了。咱为什么不能自己加工哩？咱的枣不比他进口的外国枣差！咱这营生如果能开张，对国家和集体都有好处哩！” 他激动地挖了一锅子旱烟，点着，喷了一口，那两条像安了发动机—样的腿，在砖脚地上带劲地走了一圈，说：“咱先弄着，这事的意义大着哩！我早就思谋过了，咱陕北将来的出路，一是要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广种薄收越来越吃不开了嘛！二是要大量种草，发展畜牧业；再就是满山满坬的栽果木树，愣栽！只有这样，才能把咱陕北的穷根子挖得了！那时候，满川满沟的庄稼，满坡满坡的牛羊，满山满岭的果树——梨、枣、桃、杏、苹果、核桃，要甚有甚。嘿，那时咱这副食加工厂还能不红火吗？到时候，北京和上海的副食店里都要摆上咱们做的吃食哩！什么牛肉罐头，羊肉罐头，梨罐头，苹果罐头；还有什么核桃馅点心，桃杏仁酥饼，应有尽有。大城市里的人一看商标签子准会发楞：产这些东西的地方没听说过呀！那他们就会在地图上査，查到了，他们会高兴地说，啊呀！出这东西的地方就在陕北嘛……” 刘忠汉在炕栏条上吧吧两下磕掉一锅子烟灰，又装起一锅子烟末，点着，鼻子口里喷着，像是不光对小王，而是对满世界的人说：“咱们过去闹革命，多少战士的血，淌在咱这陕北的土山土沟里了。有些人年轻轻的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死了，是为了让我们今天活得更好，并且希望我们活着的人，去完成他们没做完的革命事业！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难道还不能舍出自己的一切，把他们淌过血的地方建设好吗？他谁不这样想问题，一天起来混日子，光会哄人，不干实事，他谁就没脸！他谁反对我们这样想，反对我们这样做，他谁就是我们的仇人！我们，永远也不能背叛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交待给我们的伟大事业！” 小王听得半天合不拢嘴，他望着这个披老羊皮袄的人，手在桌子上一拍，大声喊：“刘书记，谁说你不会做诗啊！” 在新生活面前 从黑夜往白天过渡的那阵儿，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时候。眼下，这座小县城静得没有一点声响。连房屋和街道也给人一种昏睡的感觉。城周围村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鸡叫，听起来也显得那样遥远。 这时候，一位长着两撇白胡须的老汉，推开了城北县机械厂大铁门的小铁门，一躬身钻了进去。那铁门打开闭上所发出的清脆金属声，立即打破了城市黎明前的宁静。 现在，老汉皮鞋的硬掌在机械厂的土院子里咚咚地响着，来到院子南角的一座小工房里。 小小的工房空空荡荡，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股烟屑混合着铁锈的味道，很窒息人。进来的老汉不在乎地张着嘴，好像这味道也并不怎。 他径直来到屋角的一堆灰渣前，背起手站定，像是寻找什么丟失了的重要物件，朝这个角落失神地张望了许久。然后，他带着无可名状的表情，在小工房的空地急速地踱起了步，皮鞋的硬掌在空洞的工房里踏起了震动很大的响声。 转了几圈后，老汉来到门口！肩胛靠着门框，燃起了一只黑得发亮的木烟斗，吧吧地抽着，眯缝起眼睛由近到远地瞭望着这座山城。 山城各个建筑物现在已经从黎明前青灰色的纱幕中渐渐显出了自己的轮廓。天空中最后几颗星星也悄然消失在远方的一片灰白中。 这阵儿，我们借黎明的曙色，可以看清楚这个倚在工房门口的老汉了。 猛一看，你会觉得他个头不太高。其实细细一瞧，他本来也不低，只是因为背驼得太厉害了。他和这小县城的大部分人一样，一身普通的穿戴。只有一点异样的是，他的衣、裤、鞋、袜，似乎统统都是一个颜色的，而且你急忙还说不上来这倒是一种什么颜色：既不是纯粹的黑，又不是真正的灰，也很难说就介乎于这二者之间。 我们姑且就说它是烟灰色的吧。老汉不光衣服是这种烟灰色，甚至脸膛也近似干这种颜色，只是稍微要浅一些。但这张脸并没有一般老年人的松弛皮肉，甚至很难看出有多少皱纹来。在这淡淡的曙色中，那脸盘，那额头，闪着一种柔和的釉光，像水银灯下的瓷雕一样给人一种健康而坚实的美。只有上唇上那两撇白胡须，表明他年纪已高。 某些职业能给人的外表留下非常惹眼的特征。你一看这老汉，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在烟熏火燎的铁匠炉旁站了多年的老铁匠。 现在，铁匠曹得顺老汉立在这小工房的门口，脸上是一种十分难受的表情。奇怪！这位全县知名的老铁匠究竟有什么熬煎事呢？看他一动不动地想着心事，有时甚至喷出一口烟，竟然很长时间忘了合住嘴巴！ 曹得顺老汉的熬煎事，得从这个机械厂最近的变化说起。 不久前，我们伟大祖国生活巨变的热浪扑进了这个机械厂。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上级决定立即将县机械修配厂改成机械修造厂。一个“造”字的变化，全厂陡然间就增加了几十台车床。另外，县里的汽车比原来增加了四五倍，厂里的一部分工人又立即被抽去筹建大修厂了。也就在一批新工人进厂的同时，本厂第一批新产品——红旗动力切脱机和新式水泵已经挤满了这个小小的土院子了。 也就是这变化的浪潮，把老汉领导的这间小工房里的那些铁匠炉子给冲跑了。因为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些打锄镰老镢头的作业，所有公社的农机厂，甚至有的大队，捎带着就干了。既然是这样，县机械厂铁匠炉的使命也就只能终结了。铁匠炉上那些年轻的文化人很快就被分配到新来的机床上去学习操作。现在唯独他——不识几个大字的“铁匠主任”，被撂在一边了。厂里曾答应很快分配他的工作，但他听有人说，是准备让他去门房当看门人！ 靠在门框上的老汉吧吧地吸着早已灭了火的烟斗，晨风把他两撇白胡须吹得纷乱。身后这个原来打铁的房子早就收拾了摊子，但他见天早上都还忍不住要来一回。每当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不出来是一股什么滋味。他高兴他终于和这古老而原始的生产方式告别了，这是他梦想了多少年的事啊！可他又难受他一双强壮的铁匠的手，面对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床却无能为力了！他那握惯家具的手时时感到痒痒，力量在身体里令人难耐地扩张着。可是他去干什么呢？哪里他都插不上手！所到之处动不动就是图纸呀，数字呀，还有许多他根本听不明白的这呀，那呀。他从这个车间转到那个车间，他看见他的那些原来抡大锤的徒弟娃，就是再不中用的，现在也已经把机器开得轰隆隆价响了。他羡慕所有开机器的人！他咬牙切齿咒骂旧社会不能使他念一天书！ 老汉立在门框上，想着，苦恼着，狠劲地抽着那只黑得发亮的木烟斗。他无意中瞟了一眼厂门口那座新盖起的门房，浑身登吋冒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老天呀！难道他就要像那些坐在窗口，喝着浓茶，整天看着人们出出进进的人吗？ “不行！”他的嘴朝早晨的天空使劲嘟嚷了一句，狠狠把木烟斗在门框上磕了两下，便扯大步向对面党委书记的屋子走去了，那皮鞋的硬掌在土院里擂鼓一般踏起了一片响声。 机械厂冯国凡书记正伏在一张油漆剥落的桌子上，埋头写什么哩。他右边的袖子空洞地垂着。那胳膊在解放这座县城的时候，丢在城南的牙峰山上了。他现在用左手写着。写一会儿，便放下笔，拿起烟灰缸上正在燃烧的纸烟吸几口；然后放下纸烟，又拿起了笔。 书记有时抬起头微笑着；有时又低下头苦笑着，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连曹得顺老汉推门进来都没发现。 得顺老汉看书记这情态，只好强压住刚才的冲动，悄无声响地坐在了书记背后的一条长椅子上。 他现在怀着极大的尊敬，望着这个比他小十几岁的领导人：油污的工装裹着痩削的身板；塌了檐的工作帽下，露出一圈斑白的头发。眼熬得红红的，显然又一夜没合眼了。他写什么哩？是生产计划吧？ 三十年前，他在胡匪盘踞的这座城市里用打铁来掩护做地下工作时，小冯那时是城外游击队的通讯员，常化装进城和他联络工作哩。老汉记得，他三岁上失去父母，十岁上就和他一起当地主的长工。他生性顽强得像一块铁疙瘩。记得解放这座县城时，他右胳膊炸掉了，还抱杆红旗头一个跑进了这座城市。他在保警队门口碰见他时，鲜血淋漓的，还笑哩！他和他一样，从没念过一天书，可就是川铁疙瘩一样的顽强劲，现在出息得不光是全县公认的有水平领导，竟然还能用左手写一笔好字哩。看！书记房里搁多少书！ 正在埋头写字的冯书记偶然回过头看见坐在椅子上的老汉时，急忙放下了笔，揉揉眼睛，走过来坐在他旁边了。书记用左手拉住他的右手，亲切微笑着没说话，只是用网满红丝的眼睛询问地望着他。 得顺老汉站了起来。书记也只好跟着站了起来。现在，老汉的右手在书记的左手里抖索着，传达着内心的激动。看样子他有一肚子话都冲到喉眼上来了，但一时不知该先说那一句。 书记继续亲切地望着他，把下巴扬了一下，鼓动他有什么就畅畅快快说出来吧！ 老半天，感情激动的老汉才使着很大的劲说：“小冯哇，我可死也不到那门房里去呀！……”他的眼睛湿了，说不下去了。 书记非常理解地微笑着。他拉老汉重新坐回到长椅上，左手亲昵地摩挲着他倔强的肩背，用一整夜抽烟弄沙哑了的嗓子亲切地说：“好曹大叔哩！再甭信别人瞎吹风了，你的工作根本没定哩！我前几天就想找你谈谈，可我太忙了！你看眼下变化多么大，真个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知道哩，你老在这变化面前遇到了难题，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嘛！原来就这么个小摊摊，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么大个企业！好多问题都是新的，两眼大瞪弄不清楚。熬夜！苦恼！睡不着觉！”书记瞅了一眼堆满了书和材料的办公桌，沉重边出了一口气，继续说：“可咱又满心眼高兴嘛！为咱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说，累死也高兴！”他有力的左手把老汉的肩头抓得紧紧的。 老汉望着书记的瘦脸和红眼，一下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暂时忘光了，他满脑子搜寻着词句来提醒书记注意身体：“你又一夜没睡吧？以后可千万、千万不敢这样了……” “我不要紧，”冯书记笑着说，“你人老了，倒要好好注意哩！这几天你没分配工作，还提前一个钟头上班弄甚哩？” 老汉头一倾，声音里充满了难受：“其它活我已经想干也插不上手了，早早来把各车间打扫打扫……” 冯书记听着，用燃烧的眼睛从侧面望着这个老铁匠。他喉眼梗塞着，说不出话来了。他站起来点着一支烟，靠在办公桌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他深刻理解眼前这位脸色烟灰的老汉。无论在严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里，他对这伟大国家的伟大事业从不吝惜自己的血汗！他那双劳动者的手，曾经造过多少惩罚敌人的地雷炸弹，打造过多少耕耘田地的犁铧锄头！他一生扑腾着，永远站在革命的前列！可是，如今变化的新生活，使得他那双更加渴望为伟大事业贡献力量的手，遇到了严重的闲难！当然，他可以派他去当仓库保管员或做其它一些轻松活，但这肯定会伤老汉的自尊心的。他深深知道老汉和钢铁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也深深知道一双爱劳动的手闲下来是什么滋味！可他年纪大了，又基本上没文化，上不了机床…… 书记苦苦思索着：他怎样才能帮助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呢？ 这时，外面街道上突然响起了一片杂乱而热烈的呼喊声。两个沉默的人都不由被这呼喊声吸引到了窗前。书记用左手轻轻地打开了两扇玻璃窗。他们并肩站着，一缕晨光染红了他们的脸膛和胸脯。 呼喊声来自不远的街道上。那是新盖起的三层百货大楼正在上最后一块预制板。楼周围站了一阇又一圈观看的人群，他们指指画画，赞叹不已，楼前那条从南到北的街道正扬起一股股黄尘，被多少代人磨凹了的街道石板已经被掀了起来，横七竖八地立在街两边。街道南头，开始铺设沥青的滚压车发出了巨大的吼声；城外已经铺好沥青的公路上，满载各种建设器材的车辆正繁忙地奔跑着。去城西的汽车最多？那里正在修建一个规模不小的水电站，远远望去，红旗飘飘，人影憧憧；更远—点的地方。一月前竣工的小型化肥厂和小型水泥厂的高烟囱，已经在喷吐烟云了…… “哎呀呀！‘四人帮’鬼子孙一完蛋，这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得顺老汉在窗前兴奋地对书记说，“你看，咱俩当年贴传单的那道巷子整个拆得不见了！”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又指了指书记的嘴巴，诡秘地一笑：“你还记得吗？” 书记先奇怪了一下，然后扬起头大笑：“哈呀！不就是贴蟠龙大捷的传单吗？大白天不敢拿糨糊，亏你想出那洋办法，一人噙一嘴：舌头当糨糊刷子使哩！” “哈哈哈……”两个曾经“亲吻”过这城市的游击队员，在窗前醉心地大笑了起来。 笑毕，老汉突然又难受起来。他侧身对书记说：“小冯呀，咱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天一个新变化，可我老汉这双手怎办呀？”他把一双老茧手举在书记面前，使劲地摇晃着。 冯国凡左手搭在窗台上，另一条袖子空洞地垂在一边。他笑眯眯地说：“我正想听听你自己的意见呢？” 得顺老汉离开了窗前，激动地在屋子里走了一圈，然后又来到窗前，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回答：“小冯！我说出来，你可别笑话！我的决心早下了，我要从头学起！为四个现代化，人家都发明哩，创造哩，我的想法不高：开一台车床！就是这！”他说得那么恳切，那么让人动心。 书记激动地把一条路膊搭在老汉挺硬的肩头上，有点动感情地说：“曹大叔，尽管你的年龄已经不适合干这活了，但我从内心里支持你的想法！”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我最近常想，咱们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下一辈好办。他们有文化，很快就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怎办？万恶的旧社会，造成了我们这代人大都是文盲，整整几亿啊！这些人怎样才能适应这新的时代呢？怎样才能进人现代化生活呢？我想，这么大个问题，华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在周密考虑了。但作为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办？当然，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问题还没有变得普遍地尖锐起来。但必须看到，这问题会很快迫近的！比如眼下，你就面临这问题了。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嘛！甚至比你还困难——要学会管理现代化企业呀！老天！这是吹的吗？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们这代大老粗，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是成为现代化生活的主人呢？还是被这伟大的新生活抛在一边呢？好！你老这气概，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气概！好！好极了！”书记用有力的左手使劲摇着、捏着曹得顺老汉的 得顺老汉看过一辈子火的眼睛，罩满了两汪喜悦的泪水。他兴奋地喊：“小冯！你到底理解我的心情！” 正在得顺老汉非常高兴的时候，他老婆非常不高兴了。叫这位城关幼儿院的保姆生气的是，自己的老汉整个星期天没沾家门边。劈柴、挖炉坑等几件在星期天“法定”的必做活，老汉一反以往地不给她做了。而现在天眼看黑严了，老汉还不将功补过，帮助她喂一下鸡什么的，竟然像发了疯一样，把儿子小学里念过的书和孙子在中学里念过的书，全部倒弄出来，毛翻翻地抖了一炕。掼在脚地下的书箱子把她的脚绊磕得生疼！ 她起先把锅勺水瓢掼打得直响，来表示她的不满，可抬头一看，他像中了邪一样还在继续埋头鼓弄着那些书，她忍不住了。她把正在捅火的火钳子往灶眼眼里一扔，便嚷开了：“天神神呀！你今儿个是造反了还是怎着？”她三脚两步跑过来，把老汉已经整理好的一摞子书重新打散在炕上，把所有要发泄的全部不满，都表现在了两片颤抖的嘴唇上和一双委屈的眼睛里。 毫无精神准备的老汉吃了一惊，张开嘴巴望着老婆那怒气冲冲的脸，不知发生了啥事。老半天，他脑子里才把自己的行为和老婆的发火联系起来。他急忙七七八八给老婆解释他最近的心思，甚至把给冯书记讲过的那些话，也激昂慷慨地给她讲了一遍。他老婆听着，愤怒的眼睛渐渐变成了好笑，又由好笑变成了嘲笑。她开言道：“唉呀呀！你比幼儿院的娃娃都能俏！老呀老了，还老不安生！机器呀，念书呀，还成神呀！” 老汉见说服不了老婆，急得打铁的手在石炕栏上使劲一拍：“你……人家都现代化，看你老东西怎办呀！” 老婆嘴一扭，鼻子里哼了一声：“将来就是五个现代化，它机器抱不成娃娃啰！” 老汉嘴张了几张，不知该对答什么了。老两口子生气地对看了一阵，各自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各做各的去了。 晚上，老汉又七七八八说了老半天，把孙女说通给他当老师。在脚地的吃饭桌旁，他坐在高中生对面洗耳恭听。对于那些简单的公式和一些奇怪的字眼，如果他明白了，脑子里便像划过一道闪电，照得他心花怒放，一种人生从未体验过的快乐使他痴迷如醉。有的他死活解不开，脑子便又陷入了一片黑暗。每当这时，看他那个吃力劲吧！烟灰色脸上汗珠直淌，全部的紧张都表现在了那只黑烟斗上：一口接一口抽着，紧张地吸进肚里，又紧张地从鼻子口甩喷出来。 正在讲解的小老师受不了啦！，浓烈的烟雾呛得她直咳嗽。她声明如果她爷再吸烟，她就要停止给他讲课了。 老汉慌忙从嘴里取了烟斗，在鞋底上磕掉，嘴里连说：“爷不抽了！爷不抽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正在睡觉的老婆烦躁地翻了一个身，嚷开了：“哎呀！好我的老头哩！灯明晃晃的，人怎价也睡不着嘛！你成神呀变鬼呀，人还要睡觉哩嘛！明起来瞌睡马爬的，把娃娃们带得有个一长二短……”气急败坏的老婆干脆坐起来啪地关灭了灯。 黑暗里传来老汉惊天动地的吼叫声：“龟子孙！把灯拉开！” 沉默。老汉站起来了，啪地把灯重新拉开。 这下把老婆惹恼了。她从被窝里伸出一条賂膊，一指头指住老汉：“你这个犟板筋！你耳朵塌了？鸡都叫头遍了！你把娃娃一黑里熬的，明儿连课也上不成了！你只顾你现代化哩，娃娃也要现代化哩！……” 老婆话虽难听，但理由是雄辩的。得顺老汉愣了半天，摇摇头，对—直抿嘴失笑的孙女说：“睡去吧。” 第二天黎明前，还是往常的时分，当得顺老汉打开县机械厂大铁门的小铁门时，完全变了另一个人。看那张烟灰色脸上带着多么神气的表情呀！他又是一名工人了！ 他立在车间门口，一股热血涌上了胸膛。看那一排排蒙着罩布的车床，像铁兽一样蹲在偌大的工房里。哦，一会儿就会吼叫起来的！ 老汉走了进去，依次揭起罩布，把每一台车床都亲昵地抚摸了一遍。随后，他把车间里齐齐打扫了一遍，把大铁炉子生着，又迈着轻快的步伐，返身到其它车间打扫去了。 当老汉重新回到自己的车间后，工人们都来上班了。机器的吼叫声立刻震慑了工房。 老汉给他过去铁匠炉上的徒弟小王当了徒弟。小王脸通红，握住他的手，不好意思地说：“曹师傅，你什么时候都是我的师傅！” 得顺老汉头一梗：“嘿！看你说的！从现在起你成了我的师傅。好好教我这个徒弟吧！我有不对劲的地方，你就楞敲打！不敢不好意思哪？师不严，怎能教出高弟子嘛！来！” 机床轻快地转动了起来，像清爽的风吹过树林子那般快活。 小王车着工件，给他过去的师傅、现在的徒弟讲解着；老汉一下弄不清楚的地方，他就停下车来给他比划着细讲。 老汉听着，看着，背起手在机床旁边转着。这阵儿，他感到除过眼睛和耳朵，自己身上好像再没有什么了。 突然，正在工作的车床猛地停了下来。得顺老汉赶快看小王的脸。一看慌了！他从小王的脸上看出是床子出了毛病！ 小王检查机器，他急得在旁边转圈圈，烟灰色脸马上就是一层汗珠子。唉！如果是一块毛铁，小王没法下手打家具，他会袖子一挽就上手捣打，他一上手，那铁就会服服帖帖不比他老婆在案板上揉搓面团差。可现在，他干着急帮不上忙！这种被动局面还是平生第一次。 过了一会，检查完机床的小王一边用棉纱擦手，一边说：“可能是外接线出毛病了。”说着便转身去检查墙上的电线。 “外接线？”老汉在心里思量这个新名词，“噢，机器外边的线路就叫外接线？”他一边思量，一边在心里念叨：“外接线，外接线……” 他现在凑过去，一眼盯住小王的两只手，看他怎样把坏了的“外接线”弄好。嘿，什么都得学！ 终于，机器又开始转动起来了。得顺老汉又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耳朵和眼睛上了。 就在快下班的时候？机器突然又停下来。这时，实习心切的老汉操起一把钳子就要扑到墙上去检查“外接线”！小王一把将他扯住，脸色煞白，说：“唉呀，曹师傅！你怎拿不绝缘的钳子去弄电哩？多危险！再说，这次不一定是外接线坏了……” 老汉一愣，看看自己手中的钳子，烟灰脸急得通红，拳头在自己的鬓角上狠狠顶了一下。 下班以后，别人都走了，他没走。一天的兴奋使他忘记了饥饿、劳累，甚至连时间的概念也没有了。当全城的电灯大放光华的时候，曹得顺还在车床旁边折腾着。旁人看了，谁也不会明白他到底在干什么。 只见他两只手抓着无形的东西，一会儿是这个姿势，一会儿又是另外一个姿势；腰直起来，又弯下去。有时他又停止了这些动作，手在车床上这儿摸一摸，又在那儿抠一枢，然后抬起头长久地思量着什么，嘴里不断念叨着。冯书记在他旁边站了好久。他都没发现。 书记也是刚从另外一个车间下班后转到这儿的，他白发里夹着一些细碎的铁屑，瘦削的脸上染着几团污渍。他垂着空洞的右臂站着，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脸上是一种思绪万端的表情！他在想什么呢？…… 现在，他走过来了，用有力的左手扳了扳老汉的肩膀，微笑着没说话，把腕上的手表堵在老汉眼前。 老汉并没有去看那表，只是嘿嘿一笑把腰直了起来。 和过去相比，最近几个月来，得顺老汉也看不出有什么大变化：还是那一身脏得失去本色的工作服；驼得很厉害的背和一张烟灰脸。不同往常的只是他肩膀上多了一个黄挎包，走路都不离身。不知道的人，以为里面大概放什么值钱东西哩。其实，里面装的只是一些中小学课本， 一些自造的演算本，一个已经用旧了的文具盒，文具盒里放着一些用剩的铅笔和橡皮擦。 每天早晨黎明前，他都像学生娃一样，背着这个书包走出家门，一路倒勾着头，温习他孙女给他讲的那些功课。 他边走边盘算，嘴里反复念叨着一些数字和公式，同时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使劲地弯着。有时他会突然停下来，头高翘，眼细眯，嘴半张，死劲地回忆着什么；有时，他也会在黑暗中楚地蹲下来，手指头立刻就在地下加减乘除开了。 不知老汉心思的人，看了他那副模样，也确实觉得可笑。比如今天早上吧，念叨着来到街道拐弯处时，又蹲在地上画开了，不走了。画着画着，一块玻璃碴刺在手上，流血了，他抓把土掩上，又画。 要是生人见了他这副模样，就不会是仅仅觉得可笑了，准会说他神经不正常。可不，走了老半天，竟糊里糊涂来到了南门外，老天呀，机械厂在城北嘛！ 现在天大亮了。当得顺老汉因第一次上班迟到而羞愧不安地走进车间时，一下子给愣住了：车间怎拥挤下这么多人？冯书记也来了？出了什么事？ 他看见大家都嘻嘻哈哈向他迎上来。冯书记左手扳住他的肩膀，笑咪眯地说：“看把你高兴得呆迷了！快给咱开始吧！” “啊？”得顾老汉轻轻应了一声，两只手紧紧握住了书记的一只手。 他现在才知道，大家都是来看他第一次开车床干活呀。 小王过来从他肩头上取下黄垮包，激动地望着他，说：“曹师傅，我早早就来等上你了……” 现在，得顺老汉在众人的目光下，迈开胜利者的步伐，向车床那边走去。 霎时，他觉得自己是从整个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走来的。过去的一切——苦难、斗争、欢乐，一幕幕在眼前闪过。是的，在他艰苦跋涉的—生中，他有过痛苦，但也有过欢乐和幸福。可是这一切又怎能和眼前相比呢？从今天起，他将成为值得自豪的现代工人了！他知道他余下的岁月已经不多，但为伟大祖国创造的东西，也许比一生加起来都要多得多。 他在车床边稍站了一下，压住怦怦的心跳，然后用微微颤抖的手灵巧地开动了车床。 车床轻快地鸣叫起来。他熟练地操作着，大家静悄悄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终于，曹得顺老汉的第一个工件在车床上“临盆”了，车间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老汉双手恭敬地把灿亮的工件交给他的师傅小王，小王又把它交给了冯书记…… 老汉望见书记的眼睛满怀着惊喜，一阵舒服的温热立刻在他全身荡漾开来。记得当年，每当他把新造出的地雷交给他时，他的眼睛就是这样的！ 现在，大家传看着得顺老汉在车床上车出的第一件产品，交头赞叹着。同时，检验员按冯书记事先的安排，把一张红色的产品合格证放到老汉的粗硬手掌里。 老汉把这纸片片举在眼前看了一老阵，两颗晶莹的泪珠在这个老铁匠的烟灰色脸上滚落了下来。啊，这一切多像是梦，可明明又都是真实的呀！ 傍晚，经过一整天感情激荡的老汉，非要拉冯国凡书记到自己家里坐坐不可。他想和他好好谈谈，一块喝两盅！独臂书记非常理解老汉的心情，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两个老战友并肩出了大门，向灯火明亮的街道走去。远处朦胧的山影间，升起了一弯金黄的月牙。山城的夜，多么美！ 当得顺老汉引着书记来到自家门口时，一把大锁把他和尊敬的客人都拦住了。老汉奇怪极了：往常这时，婆孙俩早把饭做好等上他了。今晚她们发生什么事了？ 这时，冯书记从门缝里抽出一张纸条来，念道：“爷爷，我参加了学校课外航模组，从今晚起，不能按时给您上课了。兰英。” 老汉笑了，说：“是这，你等着，叫我寻你大婶喀！” 冯书记说：“那咱一块去吧。” 就这样，他们又来到街道上，到南门外幼儿院找兰英她奶去了。路过南门里县中学的大门口时，他们一下子被里边的景致给吸引住了：明亮的灯火下，只见一架架木飞机在稠密的人群中箭一般蹿起，然后在空中平滑地飞旋。最后像归窝的燕子一样，准确地一架接一架回到了起飞的地方。整个中学大院里充满了孩子们的欢笑声。 他俩入神地看着。冯书记兴奋地大声说：“儿童也在现代化！……”得顺老汉的眼睛有点潮湿了，他本来打算把兰英找出来问问她奶到哪儿去了，现在他打消了这主意：“让娃娃们好好飞吧！飞吧！”现在，这两个情绪激昂的人穿过刚铺上沥青的街道，出了南门，来到了墙壁粉白的幼儿院里。这阵儿，孩子们都回家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南边一孔窑洞的窗口，还亮着桔红的灯光。 他俩来到这窗前，不由一起站住了。 透过玻璃窗，看见兰英她奶正在一张桌子旁边发呆。桌子上摆了好多玩具——小拖拉机，小汽车，小飞机。她正愁眉苦眼地对着这些玩艺儿叹气。 他俩推门进去，得顺老汉问他老婆：“你呆迷迷地坐在这儿弄甚哩？” 老婆见冯书记也来了，赶快站起来。她对冯书记诉苦说：“唉！小冯！你看叫人愁肠不？娃娃们原来耍的玩具，都是些布娃娃，木马马，耍坏了，针一缝，胶一粘就好了。而今……” 冯书记大笑了，他说：“大婶呀，玩具也现代化了，那我们……”他用笑作了结尾。这是意味深长的笑。 现在，我们这位老车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随身带的修理工具，拨弄开这些小玩艺了。他烟灰色脸上的那个自信和松宽劲，就像当年在铁匠炉上捶打铁块一样！不一会，这些小东西就恢复了各自的功能，在桌子上得意地动作开了。 他这一手，把他老婆看得目瞪口呆。她望着那张烟灰脸，惊奇得不能自制。 冯书记故意问她：“大婶，你看大叔这手怎相嘛？” 她先格咪一笑，然后看了得顺老汉一眼，不好意思地夸奖说：“鬼念叨还念叨出个名堂来了！从明晚起，兰英教你，你再教我，咱也耍现代化哩！” 得顺老汉快活地头一拐，学他老婆的腔调说：“还成神呀！” “哈……”一串笑声飞出了窑洞，在寂静而晴朗的夜空传荡开来…… （原载《甘肃文艺》1979年第1期） 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杨启迪爱着苏莹。不过，他现在还只是在心中暗暗爱着。别看他二十大几，粗手大脚的，一副男子汉气概，却是一个很腼腆的人。他热烈地爱她，但又没勇气向她公开自己心中的秘密。 和一般初恋的年轻人一样，他近日来特别强烈地希望比平日更多地看见她，更多地和她说话。可一旦见了面，嘴反倒笨得像被驴蹄子踢了一般，连对她说话的声音自己都听不清楚——而他过去虽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但决不至于笨得连一般的话也说不成！ 每当这个时候，他就赶忙离开她。生怕他的笨拙给她留下不好的印象，或者引起她的另外一些不好的猜疑。当然，如果她猜疑他爱她，那可倒正合他的心思。真的，他有时也瞎猜想：她最近是不是觉察到了他内心的这些秘密呢？她可是个机灵人！他感到她后来看他的时候，那双漂亮的眼睛里似乎多了一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他也说不清楚。不过，他又想，这也许是他自己的一种错觉！因为他觉得，她看他的时候和过去一样是同志式的坦诚，并不见得就有其他什么“意思”。是他自己有“意思”了！ 他实在按捺不住要向她表示自己爱情的冲动了。他想：只要他向她表示了，哪怕她在一秒钟之内就拒绝了他！这样也好，他的灵魂也许会安静下来，和以往一样，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劳动，正常生活——而这也是一种幸福。 他的这种痴情，苏莹是否觉察，他不得而知，但显然被组长江风看出来了。杨启迪从他的那种怪模怪样的微笑中看出了这一点。其实，江风绝非现在，而是很早就这样看他和苏莹的关系了——尽管他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在他还没有对苏莹产生这种感情的时候，他根本不把江风的这种微笑当一回事。就是现在，江组长的这种态度，也只能使他和苏莹更亲密一些。 几年中，省文卫系统下到黄土高原这个偏远山村的知识青年小组，有当兵走的，有招工走的，有被推荐上大学的，现在只留下了他们四个人。组长江风没走，是因为他是地区知青“先进典型”，最近又“纳”了“新”，政治上实在是炙手可热，所以一再发誓在农村“扎根—辈子”，还动不动引申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农村把革命闹成功的。”另外一个男生马平留着没走，是因为个人的原因——中学时因偷盗被劳教过，谁家也不敢要。而苏莹走不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父母亲是“走资派”。至于他，则是为了别人的原因——几次都轮上他走了，他又把机会让给了比他更有难处的同学。此外，他自己对农村的感情要比其他同学深厚——他从小就跟外祖父外祖母在乡下生活，直到上高中那年两位老人家先后病殁了，他才来到省城当印刷工人的父母亲身边，因此他习惯而且也喜欢农村生活。虽然他也想回城市去找一个他更愿意干的工作，但在农村多呆一年两年也并不就像有些人那样苦恼。拿马平的话说，他基本上是个“土包子”。他承认这一点。要不，他这么大个人了，怎还不敢向一个他所喜欢的女孩子表示自己的爱情呢？ 留下的他们四个人，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磨擦，有政治上的，有学术上的，也有生活上的。苏莹在大队的菜园种菜，他在一队当饲养员。马平声称“腰上有毛病”，一年四季不上山，只给四个人做做饭，挣个半劳力工分。至于江风，一年中几乎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外面开各种各样的会议。 这天，江风从地区开会回来，吃饭时给三个组员布置：一人写一篇“欢呼镇压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文章，说要贴在公路边的黑板报上。他说事件已经过了几个月了，他们知青小组还没对这件事公开表态呢。他检査说他的“路线觉悟低”；虽然他个人认识是明确的，但没发动组里的另外三个人做一些工作，现在要“补课”。 “我不写。”苏莹第一个说。 “为什么？”江风问。 “原因你都知道。”她回答。 “我看你不要自己给自己记这号政治账吧！”江风很不高兴。接着，他转过头说：“启迪，你不是爱写诗？你就给咱来一首诗！” 苏莹瞥了他一眼。其实用不着瞥这一眼，他早就准备好了对答的话。 他说：“我还能写诗？我能写诗的话，早把诗贴到天安门广场了！你瞪什么眼？你把我镇压了！” “吃饭！”马平向来对这种政治上的争吵不感兴趣，铁勺在锅沿上一磕，喊叫道。 “你也得写！”有些愤慨的江风转而对马平说。 “我写？我写。你拿张报纸来，我给你抄几段子。”马平漫不经心地回答。 四个人谁也不说什么了，各吃各的饭。他们就是这样，说吵就吵，说停就停。因为争吵的双方都知道：就是吵上三天三夜，谁也不会说服谁的。 午饭后，江风硬把马平拉上到小学校写“专栏文章”去了。 小院很静。杨启迪独自在院角的那棵老槐树下转圈圈。阳光灼热极了，一川道的白杨树上，知了争先恐后地聒噪着，弄得他心里十分烦乱。其实，也不是知了弄得他心烦乱。 他转了一阵圈圈，站下朝边上那间屋子看了一眼，然后便走了过去。他走着，脚步迟疑地抬起又不放心地落下，像是地上埋着什么危险的东西。 他终于站在苏莹的门前了。右手举起来，在空中足足停了一分钟，才落在门板上。他立即听见自己心的跳声比敲门声还大。没人应声。可是，门却开了。 奇怪！屋里空无一人。他吃了一惊。门是他推开的吗？他记得他没有推门，那么门是谁开的呢？他的眼睛迅速地又在屋里依次看过去：桌子，板凳，床铺，炉灶……就是没人！啊，这是怎回事呢？他明明看见她进了屋再没出来过…… 由于没看见她，他的心跳恢复了正常的频率。可是，猛然间又狂跳起来——因为这时候，在那扇打开的门后边，突然探出了那张他所渴望看见的亲切的美丽的脸庞。这脸庞湿漉漉地沾着一些水珠，微笑着，有点调皮地对着他，眼睛似乎在说：你这傻瓜！如果没人，门会自己开吗？ 她的突然出现，如同一道强光，刺得他眼花缭乱。他恍惚得根本没看清她的脸，只朦胧地看见一些晶莹的水珠在眼前滚动，脑子里意识到她大概是在门后边洗脸。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屋子里去的，只感到走的姿势很不平衡，甚至右腿都有点瘸。 “你坐。”她一边背对着他搭毛巾，一边说。 “嗯。” “喝水不？”她转过身看着他问。 “嗯。” “你看你！到底喝不喝嘛！” “啊？嗯……喝哩。不渴！” 他坐在了桌前的凳子上。虽然没看她的脸，但感觉到她一直在笑。 他更慌了，两只手不知所措地放在膝盖上慌乱地搓着；不断地挪动身子，不知怎样坐才恰当。 —只冒汽的水杯送到了他面前。他看了看，抿了一小口：是加了白糖的，很甜。水杯太烤人了！简直像火炉子一样，烤得他脸上热烘烘的。接着，全身也开始热烘烘的了，甚至两只脚片子都烫得发胀。 他赶忙站起来了。站起来又不知该做什么。他来是想和她说话的——也就是来谈恋爱的！可是他不知该怎样说，说什么。呀！首先第一句话就不知说什么嘛！ 他感到她也似乎在等待他说什么，所以也不开口，抿嘴笑着，随手从床边拉起一团毛线缠起来。 他站在那里，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窘迫中，他赶忙去看墙上的世界地图。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往下看。心慌意乱地从亚洲看到非洲，又从非洲看到欧洲，再从欧洲看到南北美洲。 五分钟过去了，七个洲一百多个国家都看完了，可是头一句要说的话还没有想出来！他于是又从亚洲的国家看起来：中国，缅甸，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 当他从陆地上看到海洋里的印度尼两亚的时候，他终于想起了一句开头的话。 他嘴颤了几下，说：“……小苏，这印度尼丙亚的岛屿就是多！怪不得人称千岛之国哩……” “什么？”对方显然没听清楚。 “千岛之……国嘛！” “哎呀，什么前倒置后倒置的，我听不清楚你说些什么！” 的确，他也知道她没听清楚。因为他没说清楚——鬼才知道他的舌头在嘴里胡搅了些什么！ 他转身俯伏在桌子上，拿起蘸水笔在一张白纸上写这几个字。她放下线团过来站在他身边，看他写。他立刻慌了，笔在手里蛮抖，写完四个字后在纸上滴下一溜墨水点子，倒真像是图文并茂的“千岛之国”了！ 她看他写完后，笑得前俯后仰。她从他手里拿过蘸水笔，在那个“岛”字的下面画了几下。 他赶忙低头去看她画什么。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原来，他在慌乱中竟然把“岛”字写成了“鸟”字！ 一股热血轰地冲上脑袋！他很快把右手托在桌子上，好让失去平衡的身体不要倾斜下去，嘴里莫名其妙地说：“……咱们的猪还没喂哩！” 在她对这句话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他又赶忙补充说：“我得去喂猪呀！” 他像逃避什么灾祸似的拔腿就走。 “等一等！” 他的衣角被扯住了。他转过身来，看见她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两颗西红柿来，递到了他面前，并且听见她说：“菜园今儿个第一次卖西红柿，我买了几斤。新品种。你尝尝，看甜不甜？” 他两只手笨拙地接过两颗熟透的西红柿，便飞一般地冲出了屋子。 他没有去喂猪——让它暂且饿一会吧，他现在顾不得去喂它了。 他出了院门，下了公路，蹚过小河，一口气爬上了村对面的山头。 他大汗淋漓地坐在了山顶一棵老杜梨树下，把上衣脱下来丢在一边，一手拿着一颗西红柿，偏过来正过去地看着；用鼻子闻闻；在脸蛋上亲昵地擦擦。接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又蹒跳起来，光膀子举着两颗西红柿，绕着杜梨树热情奔放地跳将起来（很难说是舞蹈），直到一根裸露的树根绊了他一跤，才制止了这种疯狂行动。 他嘿嘿笑着从地上爬起来，自己也为自己的行为害羞了，脸通红，赶忙朝四下里看看有没有人。没人！正是午饭时光，山上劳动的人都回家吃饭去了。 他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重新坐在老杜梨树下，眯起眼，出神地望着三伏天绿色浓重的高原，望着蓝天上浮动的白云。啊，世界多好！ 他揩掉沾在两红柿上的土，想起了苏莹刚才对他说的话。他小心翼翼地在这两颗西红柿上各咬了一小块，嚼着，品味着，嘴里嘟嘟囔囔回答山下那屋子里的她，说：“真甜啊……” 尽管杨启迪一次又一次地鼓足了勇气，要把自己热烈的爱情倾吐给苏莹，但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明白地对她说出关于他爱她的一言半语。 可是，尽管他现在还没有能够明白地获得她的爱情，但那两颗西红柿的甜味却已经永久地留在了他的心里。他长这么大，不少次吃过西红柿，好像这一次才知道：西红柿原来是这么样的好吃呀！ 他只吃掉了这两颗西红柿的皮儿，而把瓤子留了下来，在小河里淘洗出籽儿，晾干，用洁白的纸包好，放在自己的箱子里。他爱诗，忍不住诗兴大发地想：如果有一天，爱情的种子终于能够播进他的心田，他就要把这两颗西红柿的籽种播进亲爱祖国的土地上——生息在她怀抱里的儿女们所收获的一切幸福之果，都是靠了她那丰腴的胸脯养育啊！ 纯洁的爱情会把人的心灵陶冶得更美好；使他更热爱生活，更热爱劳动。杨启迪对自己要求更严了。他觉得这种严格要求是苏莹向自己提出的。 他是生产队的饲养员。每天早晨，当社员们和同学们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摸着黑上山给牲口割草去了。在社员们清早刚出工的时候，他的青草就割来了。看他背着多大一捆草呀！从后面看，只能看见一堆草下面的两条腿迈着细碎的步子！ 他在路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休息，总是在村头的菜园边上——因为她在这里劳动。 每天早上，当他把那小山一样的草梱从山上背下来，搁在菜园边那块大青石上的时候，她也正好肩着锄头上工来了。她乌黑的剪发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一身洗灰的蓝制服，膝盖上打着补丁。很白很细的脸庞被烈日烤晒得有点发红，像秋天的苹果经了第一次霜。一双眼睛总是像清晨草叶上的露珠儿一般晶莹闪亮。在大自然中，她就像一棵玉兰，纯洁美丽而又质朴端庄。 她来到他面前，看见他满脸黑汗，就把自己包头的白毛巾摸下来递给他。 他嘿嘿地傻笑着，说：“我有。”便掏出自己的那块肮脏的小手帕。 她笑着喊：“呀！你那点手帕叫汗水能冲到小河里去！给！”毛巾扔到了他的头上。 他踌躇地拿这雪白的毛巾去擦自己黑汗滚淌的脸。一股芬芳的香皂味直冲鼻子。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西红柿好像就是这种味道。其实，他也知道西红柿根本不是这种味道！ 他擦完汗，看看被汗水弄脏了的毛巾，很不好意思还给她。 她从他手里夺了过来，往锄把上一缠，说：“你看你！又是这样！毛巾拿到地里就是为了揩汗的，又不是给土地爷供奉的！脏了我不会洗？” 说完这些话后，她就照例从另外一块手帕里拿出一些吃的来——有时是白馍，有时是玉米团子——递给他，略带责备地说：“你也不吃一口东西，就上山去了。你呀……”她莞尔一笑，迈着轻盈的步子拐进了菜园。 他看着她的背影没入黄瓜架后面的时候，才开始吃干粮。他吃完干粮，背起那小山一样的青草捆子，撒开腿向饲养室跑去。 这时候，村子里照例升起了一缕缕蓝色的炊烟；密集的枣林深处也开始飘散出饭菜的香味。川道上的玉米地里，晃动着一排排包白头巾的脑袋。刚锄过的玉米苗儿，更绿，更水灵了。谁在垴畔山上翻麦地，一口好嗓音吆喝着牛，并且又唱起那令人心跳弹的信天游：“蓝格瓦瓦天上云追云，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 他在这劳动的交响乐里，一路上踏着轻快的步子，背着草进了饲养室的院子。接着他一手垫，一手铡，很快就把一捆子草铡碎；拿木杈把铡碎的草挑进草房里。然后，就把没出山的牲口牵到外边来，给它们刷洗身上的污垢。那个细心劲不亚于母亲给女儿梳头。 做完伺养室里这个时候该做的一切之后，他又提起镰刀，绳索往肩胛上一搭，急急忙忙上山去弄另一回草——割紫苜蓿。 这回他跑得更欢了，因为无论如何要赶午饭前回来——等中午出山的牲口一回来，就是饲养室一天中最紧张繁忙的时候了。 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紧张了。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又要拼命看书。读政治经济学，演算高等数学。除过自修英语，又加了一门日语。 对于他的这种劲头，江风和马平是越来越反感了。有一次吃午饭，二流子马平竟攻击他鬼迷心窍——是想入党做官来着，逗得江风仰头大笑。 他气得真想过去把马平这个无赖狠揍一顿。这时候，正吃饭的苏莹却用筷头子指住马平，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马平，你这话恐怕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吧？现在还轮上这种‘只拉车不看路’的人入党做官吗？得先看路线哩，车拉不拉倒不要紧！如果路看错了，不是把车也拉着送给资本主义了吗？……” 马平嘻嘻笑了两声，没把这番活当一回事。江风的脸却像葛针条刷了一般，红一块，白一块，端着饭碗出了灶房门——正是这位“当代英雄”攻击杨启迪是“只拉车不看路”的人哩。 她为他出了一口恶气！ 去感激她吗？没必要。杨启迪知道她不需要他的感激。即使江风和马平这样攻击一个她素不相识的人，她也会同样回敬他们的。 每当这种时候，他对她的爱情就被一种深深的尊敬所替代。这反倒使他更没勇气向她吐露心曲了。他怕这会成为一种粗俗——如果真是这样，就会伤害了他心灵中所塑造的那座美丽的雕像；同时也会毁掉安放这雕像的他己的心灵。 这样想的时候，他自己就在心中渐渐平息了要急于向她表示爱情的强烈冲动，而把这热烈的冲动变成了一种深沉的感情。他的这种内心经历的过程像造山时期的地球一样，喷发出无数炽热的岩浆，最后激烈的喷发停止，出现了肃穆的高山和庄严的大海。他甚至觉得，这种说不出来或者不说出来的爱，要比那说出来的更美好！ 这一天，苏莹去城里给蔬菜公司交菜，带回来了一位陌生的男青年。她给大家介绍说他是她父亲朋友的儿子，他们小学里的同学，现在山西农村里插队，因办点公事路过这里，她父亲托他顺道来看看她。 来客身材颀长又不失健壮；风度洒脱大方，而又很有内涵。初来乍到，第一眼给人的印象蛮好。 客人来的当天上午，苏莹叫杨启迪帮她在她旁边的一个空屋里搭了一个床铺。她解释说她的同学神经衰弱，和別人一块住，晚上睡不着。 杨启迪在帮她搭床的时候，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冒出这样一句话：“他明天就走吗？” 她抬起头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随后又笑了，说：“不，要住一段时间。他说他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很感兴趣，想好好体味体味。” “他叫什么名字？” “噢，我倒忘记给你说了，叫……张民。”不知为什么，她脸一下子红了。 就是这个张民的到来，猛然间把一切都改变了。过了不久，他就看出来，她和这个人的关系似乎要比一般的同学关系深。他们在一起既亲密又随便，简直如兄似妹！两个人长得都很漂亮。在他看来，这漂亮的特点都有些相近呢！他们的关系太不一般了，也许其他人看不出这一点，他看得出来！热恋的年轻人哪个不神经敏感？ 他有时细细观察，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是亲密，但似乎又有点微妙：既不像是同学关系，也很难确定就一定是爱情关系了。不是爱情关系？但愿不是！是同学关系？可的确又比同学关系深！是亲戚？是表兄妹？扯淡！这是自己在无聊地安慰自己！人往往希望于自己不利的事实不存在，而最终发现不存在的往往是自己的希望！ 他胡思乱想。他大伤脑筋…… 新来的客人晚上睡得很迟，有时灯一直亮到天明。很奇怪，不知他是睡觉忘了关灯呢，还是在干其他什么事。 他看见苏莹对她的“同学”（他已在心里给这两个字打了引号）关怀备至，每天早上都在煤油炉上煎两个鸡蛋，端进那个神秘的小屋。白天，她有时带他到菜园里去帮着干活。有时他也自己扛着镢头和社员一起上山去劳动，和羊倌一起出山放羊；并且，头上还扎起了白毛巾，把自己打扮得和本地的庄稼人一样！ 这一天中午，闷热得要命。杨启迪和往常一样去村后一个小河槽洗澡——这地方有个齐胸深的小水潭，四周崖岩很高，可以避人，村里的人夏天都爱在这儿洗澡。 他老远看见前面一棵大柳树下坐着张民，像是在看书；走近时，他才听见他是读英文版的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朗读很流利，比他的水平高。如果他不抬头，他就不想和他打招呼。他和他很自然地有了别扭。 他却抬头了，并且笑着说：“很对不起，小苏在下边洗澡，她让我在这儿堵堵人。您先在这儿坐一会，她大概很快就完了……” 啊！他们的关系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他感到头顶的太阳已经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了他头上，脑袋都快要热爆了。 他只说了一句“我晚上再洗”，就转过身匆匆往回走。 他没有回宿舍。他下了公路，蹚过小河，爬上了村对面的山头，又来到了那棵老杜梨树下。他坐下来；接着，又站起。手使劲地抠着树皮，失神地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烈日暴晒下的高原，火辣辣的，静悄悄的。热气从大地上蒸腾起来，在阳光下闪烁着变幻莫测的色彩。一种空旷和寂寞的感觉控制了他。他扭头朝村里望去，村庄沉浸在午睡之中。村道上跑过谁家的光屁股小孩，扬起了一溜白烟。他突然看见，苏莹和张民肩并肩从村后的小河边往回走着。她好像在梳头，和身边走着的张民说着什么。 他的两条腿像谁用棍子猛击了一下，感到绵软。他顺树干坐在了地上，双手捂住脸，指缝里淌出了几颗热辣辣的泪珠…… 杨启迪一颗为爱情所燃烧的热腾腾的心，凉了。他断定她的爱是属于这个新来的客人的。他太幼稚了。他现在才冷静地认识到，他那前一段爱情的狂热仅仅是单方面的。他忘了一个起码的常识：爱是两个人的事！ 他继而想到，他和张民的风度、气质都不能相比——他是“土包子”，而张民和苏莹一样，是“大城市型”的。他以前缺乏自知之明，竟然没有认真考虑这些差别。而他和苏莹的差别仅仅只是这些吗？她父母都是省厅局级干部，而他的父母却是普通的工人。虽然她父母亲现在“倒了霉”，被当做“走资派”打倒了，但他通过她深深了解她的父母亲，他们都是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是打不倒的，他们是好人！但不是“好干部”就一定能和“好工人”的家庭结亲嘛！爱情可以说比政治更复杂！他悔恨自己以前没朝这方面多想，而没头没脑地爱别人，结果自已给自己制造了这个悲剧。 爱得很深，失去爱后的痛苦也就很深。他的日常生活尽管表面上还和以往一样，但所有的节拍都不谐调了。他割草割破了手指头；读外语时，有时会凝固在一个句子上，怎么也读不到下文去。他捶打自己的脑袋，抱怨自己太没出息了！ 使他更为苦恼的是，苏莹对他的态度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还和以往一样令人温暖地对他微笑，帮他喂猪，甚至把他放在枕边的破衣服拿去缝好，又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原来的地方。 但他不能承受她的这一切了。他有自尊心。并且，从道德的角度去考虑，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去干扰和破坏别人的幸福！ 他开始有意回避她。偶尔不得已见了面，也只是平常地打个招呼。他看到她对他的这种态度是多么的惊讶。而他又对她的惊讶感到惊讶：天啊，你惊讶什么呢？ 早晨割草回来，他不再在菜园边休息了，并且使自己的眼睛不朝菜园里看。他一歇也不歇把草背回饲养室，然后自己回去拿干粮吃。有时，他也忘记了回去吃干粮，就又空着肚子上山去割第二回草。 这天，他一个人正在饲养室铡草，突然看见她从院子的豁口里进来了。他赶忙把脸扭到一边去，假装没看见，继续低头铡他的草。 包着干粮的花手帕伸到他面前来了。他不得不停住手，但没看她，说：“我……吃过了。” “你为什么这样呢！”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拿干粮的手也有点抖颤。 他抬起头来，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她的脸抽搐着，眼睛里流转着晶莹的泪点！ 她把干粮放在他旁边的石床上，扭转身很快地走了。 他呆呆地立了好一会，才打开石床上的花手帕。里边有三张白面烙饼(看来不是出自马平的手），两个煮熟的鸡蛋；一张白纸里包一撮细白的盐——这是就鸡蛋吃的。 他面对着这些东西，鼻根一酸：就是他不能从她那里获得爱情，可她也是一个多么好的同志啊！他怪自己这一段对她太冷淡了！他在心里对她说：他目前也许只能这样对待她了；也许过上一段时间，等他的心情完全平静，他就会和她恢复正常的同志关系的，中午，他想把手帕还给她。走到她门前时，听见屋里她正和张民说话，他就又打消了进她屋子的想法，把手帕搭在了她门前的铁丝上。 他正准备走开，张民从屋子里出来倒洗脸水，很亲热地问他：“吃饭了没？” “吃了。”他回答，并转脸看了看他。一张热情洋溢的漂亮的脸；刚洗过的头发，在中午的阳光下乌黑发亮。他手提着脸盆，似乎还想和他说点什么。为了礼貌的原因，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再说点什么，比如问“你吃了没有”之类。但不知为什么身子却背转了，腿也开始往回迈动了——他感到这阵儿是身体在指挥思想！ 他回去躺在床铺上，久久合不住眼。他不想思考张民，却偏偏要思考这个人。他虽和这个给他带来巨大痛苦的人没有直接说过什么话，但他的直觉告诉他，他比自己各方面都强！他杨启迪是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他不能因为他给他带来痛苦就不能以正常人的眼光来认识他。他感到他有各方面的修养，某种程度上很像苏莹，甚至比苏莹还老练成熟。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质朴，没仆么架子，很容易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他来这里时间并不长，就和全村的大人娃娃都熟悉了，老乡都管他叫“老张”。而自己比他也差不了几岁，可杨字前边还冠个“小”字！ 他忽然很想知道，这个神秘的客人的政治倾向究竟怎样？他对当前社会发生的种种事情又是什么态度？自从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四月五号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祖国面临着一个多么严重的时刻呀！虽然人民好像暂时沉默了，但地火正在地下运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央现在正处在两种命运决战的前夕！到处都有激烈的交战——就在他们这个小小的集体里，也是这样。而张民属于哪个阵营？在这些年月里，这一点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这一天下午，灶房里只留下了张民、江风和他一块吃晚饭。江风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非常亲热、非常兴奋地对张民嚷嚷：“哈，我今天又重学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实在深刻！那严密的逻辑，好比无缝钢管。有人想鸡蛋里挑骨头，我看白搭！” 这位“当代英雄”只冲着张民发宏论，不看他一眼。心比警犬还机灵的江风，早就嗅出了他深深地爱着苏莹的心思，现在正是利用张民来奚落他的机会哩。 谁知张民听他说完，咽了一口饭，略微思索了一下，说：“不过，我觉得，马克思和列宁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就都是无缝钢管……” 接着，张民非常熟悉地引证出列宁对有关的这些问题的大量论断，又把张春桥文章中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抽出来进行了对比。虽然他没对张春桥的文章直接发表看法，结果这一对比，倒好像张春桥的文章是专门批判列宁的。 在江风和张民说话的时候，他虽不看这两个讨论问题的人，但耳朵一直在认真地听着。他在心里赞叹和佩服张民竟如此博学地把江风所说的“无缝钢管”弄成了一个到处是窟窿眼的“草筛子”！如果眼下这些话是苏莹对江风说的，他杨启迪就不光会在心里暗暗高兴，而肯定会高兴得笑出声来！ 他忍不住瞥了江风一眼，看见他瘦长的脸阴沉了。他刚要把目光从那张脸移开的时候，只见江风又笑了。这次是冲他来的：“启迪是我们组的政治经济学专家。小杨，你同意张民同志的这种观点吗？” 这个卑鄙的东西！这哪里是在讨论问题？他现在是准备挑起一场他和张民的心灵的决斗！而对一个嗜血的人来说，这种决斗远比肉体的决斗更血腥。 他明白江风此刻的意思——那意思是说：平时的话，你杨启迪大概比张民的观点还要右！可是今天不见得吧？他夺走了你的爱情，你现在不借题发泄一点什么吗？ 江风看来断定他会进攻张民的，而且会恶毒进攻的。但他错了。一个正直的人是不会为了自己的恩怨而去诽谤真理的。他还没有低下到这种程度。而在眼下这年月里，对一个正直的人来说，还不仅仅止于这些——在一小撮民族败类践踏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应该有一种比个人的爱更深更高的爱——这就是对祖国的爱。在这一点上，他和张民又有了共同的爱，正如他们共同爱苏莹。那一种共同的爱给他带来了痛苦，而这一种共同的爱却给他带来了欣慰。 他瞅了一眼正在洗碗的张民。从背后看，那副宽肩膀真像他早年病死的哥哥。他继而想到他和他大哥小时候为吃一块糖而争执的情景。他很奇怪此时他怎会记起这些已故的人和事。 他扭头看看江风，他还微笑着看他，等着他张开嘴巴来，射出语言的毒弹，去击倒那个正在洗碗的人。 他的子弹射出来了，没飞向张民，直向江风本人射去：“我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专家，但张春桥的文章还是能读懂的。是的，有些人的理论是比列宁‘高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这‘高明’说不定哪一天会从天上掉下来，掉到世界上你所知道的地方！” “你这是拿鲁迅骂国民党的话骂人！”江风尖锐地喊。他没理他，把碗底上的一点残汤从门里泼出去，自己随后也出了门。至于张民用怎样惊喜的眼光看他，而江风的脸又如何灰丧，他都没看见。 他把饭碗放在宿舍里，不知为什么，情绪非常激动。看来傍晚书是读不进去了。他想破例在饭后散散步去。 他出了院门，下了公路，蹚过小河，爬上了村对面的山坡。 他没有到山顶的老杜梨树下去。他在半山坡上的一块草地上坐下来。青草的甜味和野花的芳香混合在一起扑鼻而来，令人陶醉。他折了一枝草茎噙在嘴角里，仰靠在草坡上，望着近处的村庄和远处的山峰。 太阳在西边那一列大山中沉落了，红艳艳的晚霞顿时布满了天空。很快，满天飞霞又都消失了。大地渐渐由透明的橘黄变成了一片混浊的暗灰。 暮色苍茫中，归宿的羊群和蹦着欢迎它们的吃奶羔子，热烈而亲切地呼应着。同时，孩子们也在村道上迎接收工回来的父母亲。人和牲畜用不同的语言抒发着团聚的喜悦。村子里弥漫着一种亲切愉快而又十分和谐的气氛。 他出神地看着这一切。身体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十分舒服，舒服得令人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存在，和整个大地融化在一起了。 凉爽的晚风吹散了村子上空浮动的炊烟。枣林墨绿的浓荫中，高低错落地闪烁起星星点点的灯火。母亲们开始拖音拉调地呼叫爱串门子的娃娃回家睡觉。一阵骚动后，村子里静了下来。准家的狗百无聊赖地叫了几声。接着，又有一只糊涂的公鸡乱啼一阵。枣林深处闪烁的灯火渐渐地都熄灭了。村庄沉浸在一种神秘的静谧之中。同时，小河的喧哗声高涨了。 月亮升起来，在几片白云中飞快穿过——其实是云彩在飞。奶白色的月光，照出了庄稼和树木的浓绿，照出了新翻过的麦田的米黄颜色。高山峻岭肃立着，像是一些弯腰弓背的老人思索着什么…… 一种对祖国大地以及和这大地息息相连的劳动和生活的爱，由这爱而激起的汹涌澎湃的热情，在杨启迪的胸膛里鼓荡起来。他想起很多古人和现代的人，想起无数没有在大地上留下姓名的战士，把自己的头颅和一腔血献给了这块土地。他们之中有的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十几个年头，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吃过一顿好饭，没有过甜蜜的两性生活，而把所有的爱情都献给了祖国。而他，不知疲倦地劳动，演习高等数学，学外语……所有这一切，不也都是要献给祖国的吗？他从小就立下那么坚定的志愿，要为祖国献出自己的一切，无愧地活着，在生活的道路上踩下自己坚实的脚印。可是现在，他怎能为了得不到一个人的爱而消沉下去呢？有什么可苦恼的？为什么一定要苏莹做自己的爱人？原来纯洁的同志关系不也很好吗！没有任何理由去妒忌张民。妒忌这种玩艺儿是最卑鄙的。振作起来吧，重新热烈地投入到生活中去吧，赶快把自己的失魂荡魄招回到自己的身体里来！ 他的思绪像长河一样奔流。尽管思索的问题并不都很连贯，但结论很明确地得出来了。 他轻快地从草地上跳起来，伸了伸胳膊腿，嘴里哼起了“文化革命”前他所喜爱的曲调“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一路小跑着下了山坡，过了河，上了公路。 他没有回宿舍去。他失眠了。他穿过寂静的村巷，来到饲养室。槽头上一排牲口纷纷扬起头，发出各种亲昵的咴叫声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 他拿起草筛子，很快给它们添了一遍夜草。他又搂住那个调皮的小驴驹，用自己热烫烫的脸颊亲昵地摩擦它的毛茸茸的小脑袋；然后便拿起镰刀和绳索，扯开大步，踏着银灿灿的月光，向对面山坡上的苜蓿地走去。 他一上草地畔，就把上衣脱下来扔到一边，猫下腰，飞快地割起来。 月亮升高了。全村的公鸡亮开嗓门，激昂地开始了第一轮大合唱…… 头天晚上很折腾了一些时候的他，现在呼呼地入睡了。多少日子来，他还没有睡过这样的午觉。 他不久就做起了噩梦，梦见他在打仗，炸弹爆炸，子弹呼晡，天崩地裂…… 他惊醒了，猛地坐起来。窗户纸黑乎乎的，外面正在下着大暴雨。他跳下床，打开门。风声，雨声，雷声，山洪声，立即灌进屋子来，震得他耳朵发麻。雨帘遮住了视线，大地上的一切都消失了。他很快想起了他的那些牲口。这样大的暴雨，饲养室的顶棚会不会漏水？ 他从墙上揭下一顶草帽扣在头上，冲出了门；刚出门，又把草帽扔回了屋子（啥事也不顶）。 他撒开腿，闭着眼睛，在走熟了的山路上跳跳蹦蹦地跑着。小路旁边通向菜园的水渠里，灌满了山上流下来的洪水，正滔滔地奔涌着。他正跑着，突然听见旁边地上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吓了一大跳，赶忙弯下腰看，原来是苏莹——她正坐在水渠里，用自己的身体把水渠里的洪水遮挡到崖坎下去。水流冲击着她。她两只手揪着渠沿上的草丛。她喊：“快到崖下把我的铁锨拿上来！真该死！我的铁锨掉下去了！” 他不管崖高低，一纵身跳下去。真险，脚片子离锨刃只差几寸远！ 他吐了一下舌头，赶忙把锨抓起，从前崖畔上爬上水渠，飞一般在渠岸上豁开一道口子，喊：“你起来吧！” 她跟着水过来了，浑身上下全成了泥的，泥脸上一双黑眼睛汪着泪水，说：“我来迟了！几畦子包心菜全完了，全叫黄汤灌了……你是去看词养室的吧？你……快去吧！” “你……你去换身干衣服。小心着凉！”他听见自己的声调有点哽。他很快转身向饲养室奔去。 他心急火燎地冲进饲养室的院子。他从石槽上翻进了棚圈，抹了一把脸，仰头看顶棚。糟糕！棚角漏水了！ 他赶忙从牛马中挤出来，顶棚角的一棵老椿树爬上了棚顶。密集的雨点在棚顶的青石板上溅起了一片白茫茫的水雾。 他找到了漏水的窟窿眼，可是愣住了：拿什么堵塞呢？他上来得太匆忙了，什么东西都没带！焦急慌忙中，他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揉成一团，塞在了窟窿眼上！ 可是，窟窿眼还没塞住。不过，只差一点了。他又把长裤脱下来，塞了进去。仔细看看，这下塞好了。 暴雨来得猛，收煞得也快。大暴雨很快变成了稀疏的细雨。雷声滚到了远方的天边。只有村子下边河道里的山洪声怒吼着。他抬头望望，远山还在雨雾迷蒙之中，近山已经露出了面目：庄稼和树木青翠碧绿；米黄色土地变成了一片褐色。对面苜蓿地畔上塌了一批土，露出的干土，像黄布上的一块白疵点。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从河道里传来了一片嘈杂的人声，夹着一些尖锐的惊叫声、呐喊声，叫人毛骨悚然。 出什么事了？ 他赶忙把锨搁进草房，拔腿向河道里跑去。 他远远地看见河畔上站了许多人，都朝河对岸扬着手，呼喊着什么。河道里，山洪像一条咆哮的泥龙向下游奔窜而去，波浪像起伏的丘陵；间或，有一棵连根带梢的大树，在波山浪谷中时隐时现。 河对面的小山沟里，山洪也在飞卷着往外奔涌，在沟口的崖岔上腾起来，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注人到了大河的洪波巨浪中。 他来到河畔上，一切都明白了。 他看见，在对岸大河与小河的汇流处，有一块小小的三角洲，那上面站着几只羊和一个人。两道河的水都在上涨着，眼看就要吞没了他们。而在他们的上边，却是悬崖峭壁！继而看见，在三角洲上边的悬崖上，有一个土台子，上面竟然挤了一群羊！他猜测是那牧羊人把羊一只一只扛上去的。 他的猜测没错！他看见那人又扛起了一只羊，往土台子上送。 河水在继续上涨着。远远看起来，那个小三角洲已经不存在了。 “别管羊了！别管羊了！” “赶快往上走嘛！哎哟哟……” 人们在紧张地向对岸呼喊着。但那人继续在往上扛羊。 杨启迪和大家一样紧张地注视着这令人窒息的一幕，对那个把集体财产看得比自己命还要紧的人，从心里升起一股敬意。他是谁呢？是高虎他爸？是海泉大伯？各生产队所有拦羊的人都是些老汉，而老汉哪有那么大的劲把一群羊一个个扛上那个土台子呢？ 他打问周围的人，才知道：那是张民！ 原来，张民好奇，想学拦羊，已经跟海泉大伯出了几次坡。今天是他央求让他一个人去试试的。 当他知道这是张民的时候，眼光赶忙在人群中搜寻起苏莹来了。 看见了！她正站在河边上，左手紧捏着，右手似乎是在掠那披散着的头发——实际上是把一绺头发抓在手中揪着。身子摇摇晃晃，稍微一斜，就要跌进河里。她旁边站着老支书。老汉下意识地两臂张开，像要去抱河对岸那个遇险的人。他身板僵硬，山羊胡子上挂着雨水珠！ 江风突然来了，黄油布伞下的一张脸很着急的样子，说：“到处找你们找不见！今儿个下雨不能出工，咱几个利用这时间，一块学习‘七一’社论……” “你看看河对面！”他很气愤地说。 江风没看，说：“我知道。张民这小子逞能哩！叫他再能！” “你说这话都不嫌害臊！” 他真想给那瘦长脸唾一口，突然听见苏莹“啊”地尖叫了一声，接着所有的人都惊叫起来。 他赶忙朝对岸望去。小三角洲消失了。羊在土台子上面咩咩地叫唤着，张民已经不见了。 他的脊背一阵冰凉。但很快又看见，落水的张民正抓着崖上的一棵小榆树，拼命往土台子上爬。眼看要上去了，又沉了下去；又上来了，接着又沉下去了……显然他已经精疲力竭，已经没力气攀上这个离水面只有几尺高的土塄坎了！ 现在已经看不见他的身子了，只有那棵小榆树还在猛烈摇晃，告诉人们他的两只手还抓着它！河这岸的人有的惊叫着，有的无意识地在河岸上狂奔。苏莹脸色煞白，拼命地盯着对岸，表现出了撕心裂胆的痛苦！也许用不了几分钟，那双渴望生命的手就会连根拔出那棵小榆树的根，而被洪波巨浪卷走！ 他看着这一切，一个念头在脑子里闪电一般划过。他飞快地向河上游奔跑而去。他全身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在了一起，飞奔着的两条腿像腾云驾雾一般轻盈。他一边奔跑，一边用手背揩着脸颊上的热泪。在这一刹那间，他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 他在河上游的一个小湾里，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狂涛巨浪之中。 曾经在中学里得过两项游泳冠军的他，在这劈头盖脑的洪水中，觉得自己像狂风中的一片树叶一样失去了自控能力。 但他没有一下子被击碎，他喝了几口黄泥糊子。鼻根一阵辣疼，但神志还清醒着。他意识到他的状况后，产生了搏斗的力量。他摸了一把泥脸，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中水线上。 他一下子被抛上了浪尖，又一下子跌到了深渊。在这一抛一掷的间隙中，他好像感觉到身体和水面有一个极短暂的脱离。就在这闪电般快的间隙中，他比这间隙更快地调整自己的身体，使他能够到达目的地。此刻，一切对过去的记忆都消失了，所有的思想都被抽象到了一个短句里：救活他！ 真幸运！他现在已经到对面大小河交汇的旋水湾里了。这样就好了，他不会再被弄到中水线上去。 现在，他唯一的困难是跟着旋水擦过张民身边的时候，抓住个什么东西，使自己停下来，然后才能把他托到土台子上去。 三次都失败了。他已经疲乏到了极点。第四次旋过来时，他就着水势，猛然间抓住一块岩石角，停下了。喜悦使他的身子一阵颤栗，竟然把右腿弄得痉挛了。他拼命使自己镇定下来，用劲在水里蹬直腿，几乎把腿上的血管都绷断了！ 好不容易才恢复了正常。于是他一手抓着岩角，一手扶住那个垂死的人，使出全身的力气往上推。他觉得嘴里有一股血腥的咸味——大概是牙齿把嘴唇咬破了。 就在昏昏沉沉的张民终下被他推上土台子的时候，他自己却像一摊稀泥一样扑通一声落入了水中！ 他在水里挣扎着，昏昏沉沉，随波逐流。 一个偶然的机会，旋水又把他带到了刚才落水的地方。他伸出两只手，勉强抓住了张民刚才抓过的那棵小榆树。但他和张民刚才一样，已经无力攀上那个土塄坎了。他把活的希望带给了他，却把死亡的危险抓在了自己的手里！ 小河里的水首先落下了。大河里的主流猛烈地冲进了旋水湾。水的冲击减弱了身体的力量，却又加重了身体的重量。小榆树的根终于被那渴望生命的手从泥土里拔了出来，接着，一个黄土丘似的浪头扑过来，人和树一起被那无情的洪水吞没了…… 杨启迪没有死。他在洪水里漂荡了十几里路，在县城附近被捞河柴的社员搭救了。 他现在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 他没受什么伤。除感到身体有些虚弱外，并没有什么其他不好的感觉。 他仰靠在雪白的床铺上，像刚分娩过的产妇那般宁静。他感到自己很幸福——救活了一个人，自己也活着。 晨光染红了窗户纸。不久，一缕灿烂的阳光就从窗玻璃中射进来。 他奋然地向空中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朗诵式的动作。真的，他真想作一首诗，赞美生命！ 就在这时，房门开了，一缕阳光拥进来一个人。 啊，是苏莹！乌黑的剪发，白嫩的脸盘，一身洗得变灰了的蓝制服，肩胛上斜挂着那个用旧了的黄书包。他看见她的手无力地扶着门框，泪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 “我什么事也没有！”他首先对她说。 “真……的？”她声音颤抖着问，向床边走来。 “张民怎样？”他问。 “不要紧。你受伤没有？”她的眼光急切地在他的脸上扫视着。 “没。你怎知道我在这里？”她把挂包放在床边，继续看着他的脸，说：“昨天晚上，我们顺水寻下来，直到天明，才闻讯到你被救上来了。早上水还大，老支书和村里的人过不来，我一个人跑到水文站，央求人家把我从吊斗里送过来的……” 她说着，泪水又一次从眼睛里涌出来了。 他为了安慰她，笑着说：“你看我不是很好吗？龙王爷硬请我到水晶宫去，去还是不去？左思右想终究撂不下咱的土山沟！”他的话把她逗乐了。 他又笑着说：“你刚进门时，我正准备做诗哩！多时没写诗，现在激情来了。” 他说到这里时，她突然“噢”了一声，急忙在黄挂包里翻搅起来。她翻出了一个棕色布硬面的笔记本，对他说：“这个送给你！本来昨天下午就要送你的，想不到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 她把笔记本双手送到他面前。他疑惑地看看她，接过了本子。 他翻开本子的硬皮，一行触目的大字跳进了眼帘：天安门广场诗抄。 他激动地翻着纸页。他曾看过几首传抄的天安门诗词，并且一个人在山沟里大声诵读过。想不到现在竟然得到这么厚厚的一本！ “我知道你一定喜欢的……”她望着兴奋的他，说。 他抬起头，激动地问：“哪来的？” 她诡秘地一笑，然后缓缓地叙说起始末来—— ……清明节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个晚上，有一个青年从棍棒中逃出来。他在首都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在那如火如荼的几天里，他抄录下了大量的诗词。随后，他想把这些诗词刻在蜡版上，再偷偷地印出来。他怕万一这个本子被搜查去，他手里就再没有第二份了。但是，他们单位追查“反动诗词”追查得很紧，他不好进行他的工作。于是他给在外省的父母亲写信，让他们给他打电报说他们病重，要他回家。电报很快就打来了。他请假回到父母那里，但照样不好进行这桩工作——因为他父母是“走资派”，家里被看管得很严。他于是就来到乡下他插队的妹妹那里，刻完了这些诗词…… 他听她叙说完这些，身子剧烈地抖动着，问：“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又诡秘地一笑，说：“他昨天险些被水淹死，幸亏你冒生命危险救起了他！”他吃惊地从床上跳起来，两只手发狂似的抓住了她的两条胳膊，但立刻又惊慌地放脱了。他喊着问：“这个人就是张民？张民是你哥？……”她微笑着，点点头。 他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她，感到心脏在一刹那间停止了跳动。喉咙里像拉风箱一样喘息着，脸色苍白得可怕。激动使他几乎休克。很久，他才喘过气来，无力地抬起头，问：“那为什么，要隐瞒，你们的兄妹关系哩……”她坐在了他的床边上，手轻轻地摩挲着雪白的床单，说：“天安门事件后，我哥——噢，忘了告诉你了，他不叫张民，叫苏晶——写了一首赞颂天安门事件的诗，并且给我抄寄了一份。我喜欢极了，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看完后就压在枕头底下。那天我准备拿给你看，可是突然不见了。我好急呀。上天入地地寻，怎么也寻不见。几天后我到城里给蔬菜公司交菜，碰见县知青办主任老刘。他悄悄告诉我，原来诗稿被江风偷去交给县知青办了。你看这个臭流氓，竟然翻我的床铺！他并且打听到诗歌作者苏晶就是我哥，一再叫县知青办查我和我哥的问题呢！老刘说他们把事情压了，叫我不要声张，并且要我以后多提防着点江风。我本来想把这事告诉你，怕你火爆性子再闹出什么事来，也就没给你说……你看江风这东西瞎不瞎！最近听说他那个‘跟得紧’的老子把他推荐给一位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当秘书！他老子本人也升成省革委会常委了。十年前，还只是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干事哩！” “卑鄙的东西！”他听她叙说着，拳头捣着床铺，愤怒地咒骂着。 苏莹的脸上又浮上了那惯有的微笑，望着他，说：“为了防备江风，我和我哥就闹着玩儿演了这么一场戏！前一段晚上，我哥熬夜就是刻那些诗词呢。前天夜里刚刻完，他就把笔记本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想你喜欢写诗，就把这送你……” “你们刻诗为什么瞒着我呢？张民，不，苏晶不了解我，难道你也不信任我吗？”他很不高兴地打断了她的话。 “不，”她解释说，“我哥一来，我就想告诉你，让你也帮着刻——你的字写得好；可我哥不让，他说怕以后出了事连累你……再说，自我哥来后，你……一直不理人……你说！你最近为啥对我……那样哩？……”她嗔怒地望了他一眼，脸通红。 他望着她，心中熄灭了多时的爱情之火，猛然间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他嘴唇子颤抖着，不知该说什么，笨拙又重新统治了他。 她突然抬起头来，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问：“你真的……爱我吗？” “什么？” “你听清楚了……” 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把自己的两只手默默地放在了他的手里。 他的两只手颤抖着，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两串晶莹的泪珠在脸颊上欢快地流淌下来…… 匆匆过客 天还没有亮，我就急忙向汽车站赶去。 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灰暗的云层在头顶静静地凝聚着，空气里满含着潮湿。凭老经验，看来另一场大雪就要降临了——真的，快到汽车站的时候，觉得脸上似乎已经落了一颗冰凉的雪粒。我的心情沉重了。 明天就是春节呀！要是再下一场雪，班车一停，回家过节就根本不可能了。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车站候车室。 我的心立刻凉了。自以为今天来得早，实际上大概是来得最晚的一个。只见候车室里已经人头攒动，吵吵嚷嚷的，乱得像一个集市。 失望中，我赶忙把目光投向售票处。 在802次的售票口，我看见车次牌上用粉笔写着：增加一辆车。一种难言的兴奋涌上心头。我笑了。我觉得我是面对着我的老伴和孩子们笑的。好！今天大概能回家去过春节了。 当我正要赶过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微弱而苍老的声音： “哪位同志行行好，给我买一张去桃县的票吧……”这声音是绝望的，似乎不是对着某一个确定的人，而是对所有在场的人发出的一种求援的呼唤。 同情心使我忍不住停住了脚歩。只见我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蜷曲着一位老人——正是他在反复喃喃地念叨着刚才我听见的那句话。他衣服虽不十分破烂，但蓬头垢面的，并且看来身体有病，使得面容十分苍老和衰败。不像是乞丐，因为我看见他手里捏着买车票的钱。是串乡说书的民间艺人吧？但又不见带着三弦。我想：总之，这大概是一个无力去排队买票的人。 当我认真朝他脸上看去的时候，我才认出这是一个盲人！我顿时感到一种愤愤不平了。当然，我首先气愤这个汽车站——竟然不能解决这样一些完全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我更气愤这个候车室里的人。在这些人之中，竟然没有一个肯为这不幸的老人帮忙的！ 这种庄严的思考当然首先感动了我自己。我想我应当帮助这个老人。 我瞅了一眼去桃县的售票口：正好！803次和802次的售票口紧挨着，并且车次牌上写着“增加两辆车”的字样。我急急忙忙赶了过去。 我在两条队伍的末尾，犹豫了一下：先排哪个队呢？如果现在去给那个瞎眼老头排队买票，我自己的票十有八九买不上了；我将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滚回单位。但如果我要是先给自己买票，那老头的票也把握不大了。 我内心里不觉隐隐升起了一股懊丧的情绪：呀！你自己仓促地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难题。 很快，我又谴责自己的这种情绪了：是的，你的确没有为那个不幸的老人公开承诺什么，但你在心灵中不是把某种责任承担了吗？你刚才不是义愤别人不关怀那个老头吗？好！你自己关怀了，可又懊悔了。这像什么话！ 但是，先买谁的票是个很快需要确定的问题，因为两个队伍后面都在继续增加排队买票的人。如果不很快做出决定，说不定两头都要误了。 我来不及多想，很快站到了802次的队伍后面。 一刹那间，我感到自己很羞愧。但同时也试图找了一些理由来为自己的良心解脱。我想，803次增加两趟车，而802次只增加一趟。这样看来，先买802次然后再买803次，更有希望两全其美。当然同时买两张票更好，但我又不会分身法！所以看来，事情这样做是合乎逻辑的。另外，我想我着实努力了，即使买不上803次的车票（谢天谢地不希望这样！）我在良心上也能过得去：在这众多的人里面，我虽然没有能解决瞎眼老头的实际问题，但我是唯一关怀过他，并且用行动为他做了努力的人。 出于这些聊以自慰的理由，我觉得自己好像心地踏实了一些。但与此同时，也隐隐感到后脑勺有点不自在。我似乎觉得那个老头的眼睛并不瞎；他正在后面那个角落里望着我…… 我终于把一张802次的车票拿到手了！这张小小的硬纸片儿此刻给我带来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它意味着我今天将回到亲人们的身边。 我带着这个充实的收获，站在803次的队伍后面。我很愉快：我自己得到了满足，并且开始为别人做一件崇高的事。 我当然是这个队伍的最后一名。前面站着一个高大的青年，头发乱蓬蓬的，像故意弄成那个样子的。他穿一条带条格的裤子，一双皮鞋的后跟闪着亮光，右脚在地板上有节奏地敲着锣鼓点。 时髦青年！不要看他的正面，光那后背就叫我反感。其实那后背也并没什么缺陷。的确，我现在已经对当今的年轻人有一种执拗的不信任感。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的确有许多长处，比如敏锐啦，爱思考啦，等等。但论道德啦，礼貌啦，同情心啦，哼，我敢说，未见得能比得上我们这些老头子！就拿眼前这个魁梧的小伙子来说吧，说不定他连一点教养都没有。我甚至奇怪他竟然能正经八儿地站在这个队伍后面排队哩。嗯，他大概是看能买上票才这样哩；要是售票员喊一声“票快完了，后面的人不要排队了”，你再看他吧，他准会如狼似虎地扑过去。 就在这时，我又发现这队伍的旁边还站着一位青年妇女。她既像是在排队，又不在队里边；眼睛斜视着窗口，像是在思索什么，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并且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断定她也是一个随时准备浑水摸鱼的人。但愿我是错猜了她！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看来是她的孩子。 由于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站在前面，我有点丧气了。我深知道他们会在紧要的时候做出什么事来。 我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随队伍移动。 倒霉的事终于出现了：当只留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票已经剩最后—张了。我当然没买。虽然我感到十分遗憾，但还是心安理得，因为这次我没买上票是正常的。 但我前面的那两个年轻人却像我所预料的那样，为那张票闹起来了。 当售票员宣布只剩一张票的时候，那青年妇女丢下孩子，猛地把手抢先伸进了售票口。等那个男青年反应过来的时候，票已经到了那个姑娘的手里。那男青年刚要找售票员算账，那小门却啪一声关了，小门板上“票已售完”四个字嘲弄似的对着他（当然也对着我）。 那个男青年马上把全部的愤怒转向了那个青年妇女。他两只拳头紧捏着，开始用很难听的话斥责她，并强硬地让她把那张票交出来；说如果不交出来的话，她今天无论如何走不成。 说实话，我这时候在感情上毫无保留地站在那个男青年的一边。这并不是说我倒喜欢起他来了。尽管我对当今的年轻人反感，但我更反感不讲道理的人。 我看见那青年妇女在男青年暴风雨一般的攻击下，眼帘低垂着，嘴唇微微在颤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概是她自己也认识到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吧？我内心里对她厚着脸皮插队买票虽然是反感的，但这时候对她的这种认错的表现却产生了某种好感。而且，我看见那个小女孩正紧紧偎依在她那理短的妈妈怀里，一双眼睛望着那个可怕的“叔叔”，害怕得直哭。我很快把自己的同情心完全转到了这母女一边，反过来又对那个男青年咄咄逼人的态度生气了：你有理是有理，但在这妇幼面前逞好汉，不觉得害臊吗？ 那个青年妇女牙咬着嘴唇，看来有点受不了，她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结果，那个男青年更愤怒了。他凶狠地斥贲她，并且胳膊也开始在空中一抡一抡的。坏了！他看来恐怕要动武了！ 正在这时，我看见那个小姑娘却很勇敢地站在了那个横眉竖眼的男青年面前，两条小胳膊像小鸟的翅膀一样张开，护着她那理短的妈妈，脸蛋上吊着两颗大泪珠，小嘴一张一张地说：“叔叔，求求你，不要打妈妈！” 这小人儿的非凡举动使那个男青年像一架疯狂转动着的机器突然切断了电源；那张暴怒的、年轻人的脸渐渐地缓和了下来。他有点吃惊地盯着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皱了一下眉头。随后，竟然举起一只僵硬的手，在那小女孩的头上轻轻摩挲了一下，并且用一种极温柔的语调不连贯地说：“你……别怕！叔叔……不打人……” 说完这句话后，他不知所措地把头扭到一边去，沉默了。 我看着这突然出现的一幕真实的戏，非常吃惊。小伙子呀，原来在你那粗犷的胸膛后面，竟也有这么些美丽的闪光噢！ 沉默了一会的小伙子转过头来了，他用一种诚恳的语调对那青年妇女说：“同志，对不起。您不要生气。刚才，我，太过分了……” 那青年妇女先没说什么，只默默地把身边的孩子抱起来，然后教她说：“乖，说谢谢好叔叔。” “谢谢好叔叔！”孩子的脸上仍然挂着两串亮晶晶的泪珠，把自己那只胖胖的右手举到了额前。 我看见那小伙子的腮帮子急速地嚅动了几下？泪花子在眼里直转。他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车票，把它递到了青年妇女的面前。 他这举动使我茫然了：这是怎回事呢？ 我看见那个女青年也茫然了，看看那个男青年，又看看那张票，迷惑地眨巴着眼睛。 “您不要奇怪，”他说，“我是买到了一张803次的车票。但这不是给自己买的。我第二次排队才准备给自己买一张，但让您买了。不过这不要紧，您带着孩子，在这里呆下去太不方便了。我不走了，但请您帮个忙，替我在路上照料照料那个人。” “谁？”她问他。 他向后面的角落里努了努嘴：“那个瞎眼老头。” “他是你什么人？” 他摇摇头：“不认识……” 当这幕生活的戏剧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被震惊得目瞪口呆！而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那青年妇女尖叫了一声，也拿出了自己的那张车票递到了男青年面前，惊喜地喊叫着说：“呀，这太巧了！我这张票也是给他买的呀！” “他是你什么人？” 她摇摇头：“不认识……” —刹那间，他们谁也不说话了。他们静静地互相看着对方，两张纯洁的、年轻人的脸，像大理石雕塑一般美丽。 此刻，站在他们身边的我，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傻瓜；又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羞愧地站在班主任的面前。我倒在旁边一张肮脏的破椅子上，脑袋嗡嗡直响。脖项里的那道纽扣像枣刺一般卡在喉眼骨上，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现在听见男青年硬要叫那个青年妇女和瞎眼老头一块走。可是，那姑娘却说：“同志，我根本不是去桃县的！我本来是要买802次车票的。但看见那个老头太可怜了，我觉得我有责任帮助他，就放弃了先给自己买票的打算。可我又看见803次的队排得很长，怕给老头买不上票，就厚着脸皮插到您前面了。我想现在您会相信我的，如果票要是再有的话，我是不会干这种事的。我长这么大……算了，说这些干啥呢？快要进站了，您赶快和那老头上车去吧！” 只见那个男青年神色庄严地从她手里接过车票，并掏出车票钱放到了青年妇女的手里；然后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在那个小女孩的脸蛋上亲了下，便转身走了。 我猛地从那张破椅子上爬起来，迈着难以抑制的激动步伐，走到了那位青年妇女面前。我掏出了自己的车票，对她说：“你要802次的票吗？我有事不能走了，退票。” 她惊喜地一边掏钱，一边说：“真运气！太谢谢您啦！” 我接过钱，把帽檐往下拉了拉，默默地走过拥挤的人群，出了候车室。 外面已经变成一片银白的世界。飞舞着的雪花打着旋儿，纷纷扬扬地飘落着。街道上一片寂静。我踏上洁白的路面，匆匆向机关走去。 青松与小红花 她现在是留在村里的唯一插队知青了。 这是一个不幸的人：二老双亡，无亲无故，孑然一身。1969年冬末，当时和她一同来插队的有二十几个少男少女。在第二或第三个秋天，这些人就先后和大雁一齐飞走了。他们有的当了兵或工人；有的更幸运一些，上了大学。只有她走不了。她像一只被打断翅膀的雏雁，滞留在这里六年了。谁都知道，她不幸，是因为已故的父亲被宣布为“畏罪自杀”的“叛徒”——他人死了，却给她留下了一份吃不消的政治遗产。 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她的不幸主要还是怪她自己。在人们的感觉中，现在这时光像她这种处境的人，一般说来总是自卑的。为了自己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或者企求一点小小的发展，总是时时处处小心谨慎，没锋芒，没棱角，奔跑在领导的鞍前马后，随社会的大潮流任意飘泊…… 但不幸的是，吴月琴没有这种认识，以上所说的那些“美德”她连一点也没有。相反，却表现出一股傲气。你看她吧，走路抬头挺胸的，眼睛总是锐敏地扫视前面的世界。嘴里时不时哼着一些叫人听不懂的外国歌，有时还像男孩子一样吹口哨哩。在别人对当前那些时髦的政治话题喋喋不休地谈论的时候，她总是一言不发，一双淡漠的黑眼睛瞪着，或者干脆把这双眼睛闭起来。总之，她和眼前的社会很不搭调。 她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村里的老百姓就是在厕所里见了公社干部，也总要满脸堆笑，用庄稼人那句向人致敬的话问：吃了没？吴月琴才不管这一套。她就是见了那个外号叫“黑煞神”的公社书记，也不主动去搭理。如果“黑煞神”冯国斌也不搭理她的话，她甚至连眼皮也不抬就从他的跟前走过去了。 她很孤独，但这只是对别人来说。在她自己的世界里，看来并不如此。白天晚上，只要她没睡着，嘴里总是哼哼唧唧在唱耿。唱的当然不是当时人们所听惯了的歌。怪腔怪调的，谁也听不懂。她自己是畅快的——人们这样认为。 但老百姓对她的这种畅快是鄙视的。的确，父亲去世是过了几年了，但她妈不是前几个月才死的吗？就是老人历史上有问题，但总是自己的亲人嘛！难道做儿女的就连一点点悲哀和痛苦的表示都没有，还能畅快地唱歌哩？实在是作孽！ 但有一次，当吴月琴所在的三队队长运生说了一件关于她唱歌的事，大家才感到震惊了。运生告诉人们说，他有一天黄昏听见她在村后的一条荒沟里唱歌，唱着唱着，歌声猛然间变成号啕大哭了…… 啊，原来是这样！村里的人终于明白一些她那古怪的脾性了。生活中谁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呢，当巨大的痛苦压在人心上的时候，人有时的确不是用眼泪，而是用歌声来排解忧愁，这歌声是比眼泪更酸楚的！ 由于吴月琴的这一切，她在公社是很出名的。甚至县上的干部也都知道南马河公社有“这么个女子”。再加上和她一块从省里来插队的知青差不多都走了，她几乎成了这个公社唯一操“外路口音”的人了，而且又是这么个人，还是个女的！ 所有这一切，她必然被人注意和议论。她呢，装个听不见，照样我行我素。不久前她用粗劳动布自己裁缝了一条裤口稍微敞开的裤子，全公社当然又当作稀罕事立即议论开了。先是爱饶舌的公社文书杨立孝说这裤子叫什么“喇叭裤”，是“洋人”穿的。接着，老百姓就到处传说南马河学校的吴月琴穿了一条“吹鼓手裤”。这一来，逢公社遇集，好多人竟然跑到小学校来观看她的这“吹鼓手裤”，弄得她连课都上不下去。 她在大队的小学校里教书。就是极不喜欢她的人，也都说她书教得好。她会跳舞，会唱歌，尤其会画画。小提琴也拉得很好，还懂英语。她把一群乡山圪崂里的娃娃一个个调教得比县城里的娃娃都开化灵醒。村里的老乡不管对她有什么看法，都因这一点而喜欢她，爱她。她几天不在了，全村人就感到空朗朗的。 但对她反感的人也确实不少。这些人主要是一些吴月琴所戏称的“国营干部”。而在这些人里边，对她最反感的恐怕要数冯国斌了。 冯国斌得个“黑煞神”的外号，不仅因为他的脸长得黑而粗糙，那面部表情就是笑了也给人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更主要的是这人脾性暴躁而古怪，动不动爱发火。他这人就是做错了什么事，也很少用书面或口头做检查，只是用行动来改正。他对普通老百姓的缺点是严厉的，但对上级的错误更不客气。就因为这一点，却赢得了普遍的尊敬。由于此公秉性耿直，那些想利用公职为自己谋点什么的干部，在他手下工作，寒心极了。这是过去年代培养起来的那种典型的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忠贞不贰，但有些事情上又显得古板了一点。不用说，他对一切超越正常规范的行为都深恶痛绝。 他对吴月琴不光反感，而且有点敌视。这倒并不是因为她的出身。 他知道她父母也许完全是被陷害的好人——“文化革命”十来年这种事还少吗？他主要反感吴月琴本人。在他看来，这女孩子身上缺点太多，浑身有一股“资产阶级味”；而且行为又那么放浪，根本不懂人情世故。他甚至怀疑她是否有正常人的道德情操观念。 这一天，公社文书杨立孝告诉这位“黑煞神”说，他听人反映，吴月琴近来不光自己唱外国“黄色歌曲”，而且还教给娃娃们哩。 冯国斌一听就起火了，马上打发人去叫吴月琴。他要狠狠刮她一回！这还了得！ 吴月琴听说公社书记叫她，感到很奇怪。她和冯国斌没有什么直接交往。原来和她一起的那些知识青年，为自己的事情经常和这位“黑煞神”厮磨，都和他混得很熟。她却从来没有找过他。她早从侧面就听说公社书记对她很反感。既然人家反感，又为什么要去找呢？不过，说句良心话，她倒不太反感这位公社书记。她虽不了解他本人，但她感觉老百姓不恨这个人。反正她想：老百姓不恨的人，她就不恨，管他对自己怎样看呢！ 现在这位书记竟派人来叫她，有什么事呢？好事大概不会有。像她这种人还能希望什么好事！但她做错什么了吗？她也想不起来。不管怎样，她倒很想见识见识这位“黑煞神”，看他究竟有怎凶！他还能把她一口吃了吗？ 她从村后的小学校往村前枣林中那一排公社的房子走去。细濛濛的秋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十多天，现在还正下着。天像灰漆刷过一般，阴得密实极了。田野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沤霉味。远方苍茫黛绿的山峰间，飘浮着一块块轻柔的雾团，像诗意画一般叫人想人非非。村道被人的脚片子踩得乱糟糟的，难走极了。她没有打伞，也没戴草帽，眼睛盯着脚下，很小心地走着。 她的外表看来和她的性格不尽相同。一身自己裁剪的衣服，很妥帖地勾勒出了她那健美的身材。端庄而漂亮的脸；皮肤细白，红润。长长的眼睫毛护着一双水一般清澈的眼睛，看起来很单纯。头发用一根绿毛线随便在脑后一挽，结成蓬松的一团——现在这蓬松的黑发上沾着一些细小的雨水珠，像撒了一些碎银屑。在粗犷雄浑的高原大地上，她就像—朵开得很娇嫩的花——可以想象，她为了不使自己在霜雪风暴中枯萎，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吴月琴带着一身潮湿走进公社书记的房子。书记正端正而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后面，两条胳膊放在油漆剥落的办公桌上，浑身上下一副老农民的穿戴。他看来是专门等待和她谈话的，可是对她的到来竞一言不发。这使她站在地上窘迫了一会。她很快知道她遇到了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她也不说什么就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她扭头去看墙上的一排关于本公社农业方面的表格，实际上是把脸对着这一摊数字，而不是看。她进来到现在虽然没认真地看一眼书记的脸，但感到那张脸是不友好的。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种爆炸性的空气。 她实在感到奇怪！她做错了什么事要受到眼前这种对待呢？她觉得这是一种压迫，她不能忍受，她要反抗！但她不准备先开口，让桌子后面那个有权力的人先吼雷打闪吧！她不害怕这些。这十来年里，什么样的压迫和打击她没受过！ “你吃晚饭了没？”冯国斌终于开口了，但声音出奇的平静。这倒使吴月琴吃了一惊。不过，她听出来这显然是压抑了的一种暴音，就像炸雷前面的一道闪电。 “吃了。”她不在意地回答。 “你这个人太不像话了！” 冯国斌终于怒吼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使这位平时看起来什么也不惧怕的姑娘也不禁微微一颤。她的目光马上像针被磁铁吸着一般盯在了冯国斌的脸上。这下她看清了那张全县闻名的脸：黑乌乌的，就像一块粗糙的铁，此刻又被愤怒的拉力所扭歪，一道道皱纹看起来像裂纹一般。右边脸上有一个伤疤，刚好掠过眉梢和眼角斜劈下来，像一个触目的惊叹号。这大概是战争留下的纪念。 “我……怎啦？”她声音平静地问。此时此刻，这样不露声色的平静至少和冯国斌的怒吼同样有威力。那张铁板一样的脸好像也为这点而稍微震动了一下。 冯国斌不理睬她的发问，继续吼喊他的。 “我看你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情愿走啥路哩！可你不能给我把那群娃娃也引到黑水沟里去！我看……” “冯书记！我究竟怎啦？”吴月琴打断他的话，激动的眼睛圆睁，满脸通红。 “我看你算了，别教书了！回生产队劳动去！”冯国斌断然把头扭到一边去，拿起旱烟锅在烟袋里狠狠挖起来。 “我究竟怎啦嘛？您必须把话说明白！我可以不教书！但您必须说明白，我做错什么事啦？” “你还装啥糊涂哩！你给娃娃们教了些啥外国人的酸歌？”冯国斌手里端着没点着火的烟锅，声色俱厉地问。 吴月琴一怔。马上，嘴角浮起了一丝嘲讽人的微笑。她说：“您误会了。这不是外国歌！是我自己编的一首儿歌，只不过是用英语给孩子们教的罢了。我想这样可以一举两得：孩子们既可以学唱歌，也可以学英语……再说，歌词也不是酸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可以把歌词给您说一下。歌词是这样的：小红花，小红花，长在巍巍青松下，风来吹，雨来打，青松不弯腰，小红花也笑哈哈……您说说，这就是酸歌吗？” 冯国斌沉默了。显然杨立孝给他提供了假情况，害得他无端动了这—番肝火。他的沉默就是对对方的道歉。不过，他只沉默了一会一也就是说对刚才的事道歉完了以后，又很凶地说：“你自己唱外国酸歌这总是事实吧？” 吴月琴还是那副不在意的样子，说：“我是爱唱一些外国歌，您所说的酸歌，我倒不知道怎个酸。我会的歌是有一些反映爱情生活的，不过我自己看不出来就是黄色的。有爱情内容的作品就是黄色的吗？现在样板戏里男的女的倒都是些光棍，不过我看这……” “别说了！”冯国斌粗暴地打断她的话，表现出一种厌恶的神情，好像说：女娃娃家脸怎这么厚？爱情长爱情短的，都不嫌害臊！人家说你不正经，一点也不假！ 吴月琴站起来了。她扯扯衣襟，挑战似的问：“冯书记，我还继续教书吗？”略停了一下，她也不知为什么非常动感情地又补充说：“还是让我教吧！您也许不知道，我现在离开这些孩子，说不定要发疯的……” 冯国斌手在黑脸上狠狠摸了一把，一言未发。他拧过身擦着一根火柴，点燃了那锅旱烟。 尽管接触很短暂，吴月琴已经摸着了这位“黑煞神”的脾气。他的这种沉默就是对她的问话的肯定答复。不知怎的，她竟然感激地瞥了一眼他生铁疙瘩般坚实的后背，便很快挪动脚歩，出了房门。 外面的雨继续下着。村对面远远的山峦已经变成模糊的一片了——黄昏已经临近。 当她下了门台，穿过水迹斑斑的院子来到院门洞的时候，公社文书杨立孝正端着一老碗面条往嘴里扒着。他吃得满头大汗，热得光穿个白衬衫；蓝“凡立丁”裤兜里炫耀似的伸出一根拴钥匙的镀金链子，挂在裤带上，明闪闪的。他见她走过来了，很快把右手里的筷子塞到端碗的左手里，抬起胳膊分别摸了一下偏分头的两边，咧开嘴对她笑了笑，说：“冯书记训你的话我全听见了！唉，这个人嘛，就是这么个老古板！你也别计较。不过你以后也要注意哩！你不看如今正狠批崇洋媚外吗？” 吴月琴向来对这个人是反感的。他像《创业史》里的孙水嘴一样叫人恶心。她轻藐地一笑，指着这位文书的白衬衫说：“你在镜子里照照你自己吧！” 说完她便匆匆出了大门洞。 杨立孝莫名其妙地看了看自己的胸前，立即脸臊得通红。他那件白衬衫是进口化肥口袋改裁的，尽管不知洗了多少遍，上面还隐隐约约看见“日本产尿素”几个字。他尴尬地对她走去的背影喊：“你不要笑话咱！咱这是延安作风！艰苦朴素……” 吴月琴踏着泥泞的村道往回走。秋雨轻轻拍打着大地。空气里飘散着呛人的柴烟味，已经到吃晚饭的时候了。 她没有回学校去，脚步离开了原来的道路，漫无目的地走着。她发现自己又来到村后这条荒沟里了。她爱一个人在这里串游。一到这里，她就暂时和整个世界隔绝，这个世界是如此困扰着她啊！ 她在这里喜怒哀乐，除大山和小草，谁也看不见。她在这里唱，哭，喊；然后再倾听大山对自己有什么回答，尽管得到的回答永远还是自己那发问的声音：一声又一声，远了，弱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天地间…… 几年前，她的父亲——省美术学院的副院被人从四层楼的隔离室推下去，然后宣布“畏罪自杀”。母亲在疾病和痛苦的折磨中也在前不久去世了。她在生活上和政治上都成了孤儿。前年考了一回大学，名列全地区第一，她高兴了一阵。但出了个张铁生，很快使她的生活又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祖国在受难，她也在受难。一颗孤苦伶仃的心又经常被社会的谗言恣意践踏……， 看不见的雨丝轻柔地落在她的肩头，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厚爱地抚摸着她。夜幕垂落了，一切都隐匿在黑暗之中。雨浸泡了的青草散发出一股甜丝丝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这里那里，归窝的鸟儿扑棱棱地扇动着翅膀。她在熟悉的路径上慢慢踱着步。什么也不怕；不怕狼，不怕鬼，不怕黑暗。她的遭遇已经够坏的了，她还怕什么更坏的遭遇吗？ 她走着，在黑暗中惆怅地张望着。她总想看见点什么，但什么也看不见。她站住了，索性闭上眼睛。她最怕回忆过去，但过去的生活画面总是在这样的时候就出现在眼前：初春明丽的阳光那么和煦地照耀着绿茵茵的草地，她依偎在妈妈的怀中，脚搁在爸爸的膝盖上，在画夹的宣纸上写生——嫩黄的柳丝，碧澄的湖水，白得耀眼的塔尖…… 雨渐渐大起来，并且起风了。黑暗中，风雨无情地抽打着她发烫的脸颊，湿透了的衣服冰凉地贴在身上，痛苦难耐。她对着黑洞洞的天地绝望地狂喊了一声：“啊——啊——啊——”黑暗中的千山万壁久久地回应着她的呼号…… “小吴！” 背后突然有人在叫她。她的脊背骨一阵冰凉，下意识地猛转过身，紧张地问：“谁？” “我……运生。你快回喀！天这么黑，又下雨……” 当她确实听清了这是队长的声音，全身才松弛下来了。 “给，把我的草帽戴上。”运生在黑暗中把草帽递了过来，又一次央求似的说，“快回喀……” 她接过草帽，无言地迈动了脚步。接着，她后面也响起了“扑踏扑踏”的脚步声。 这时候，她才突然感到这黑暗的荒沟恐怖极了，好像四面八方都埋伏着龇牙咧嘴的魔鬼在伺机向她扑来。但她觉得有一种力量在保护着她。这就是身后那“扑踏扑踏”的脚步声，它像避邪的战鼓那般有神威。她那顶草帽一直没往头上戴，紧紧地捏在手里；她觉得这不是草帽，而是运生交给她的一把护身的剑。 风雨越来越猛烈了，整个天地间就只有风雨这单调而复杂的声音。不久，渠渠沟沟里响起了淙淙的水声。村前河道里的涛声也睫然间涨高了。她一边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边问：“运生，你怎知道我在这里呢？” 运生在她不远的背后回答：“不光今天，你每次来这荒沟我都知道。我常就在那小土梁梁后面哩。我怕你寻短见……小吴！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往窄处想哇！今天我知道冯书记叫你去了。老冯是好人，脾气不好，你不要计较……” 一股热辣辣的激流登时涌上吴月琴的胸膛。她想，在这几年里，如果不是这个朴实的后生和他那善良的老妈妈亲骨肉般地关怀她，她的情况谁知还能坏到什么地步！她病了，他给她砍柴担水；他的老妈妈没明没黑守在她身边，熬药，喂汤……他为了使她有条件继续学习，跑上跑下说情，让她在队里教了书…… 已经到村头了。吴月琴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也抹去了眼角的两颗泪珠。她站下等运生走近了，把草帽递给他。黑暗中她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到了他那庄稼人亲切的气息。运生接过草帽，说：“我妈还在你那里，我得去接。”吴月琴用手抹了一把水淋淋的头发，和他肩并肩向学校走去。运生妈正坐在她床边发呆，见他们回来了，一脸皱纹都笑展了，嘴唇子颤了几颤，想说什么话，结果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手指了指炉台上的一沓白面烙饼和一碗冒着热气的米汤，说：“你快趁热吃，我们回去了。” 吴月琴从墙上摘下伞，又从枕头旁边摸出手电筒，交给运生。在运生接这两件东西的时候，她感激地望了他一眼。她觉得他可亲极了：黑油油的眉毛，紫红色的脸庞，匀称而茁壮的身躯，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那么美的心！ 她把他们母子俩一直送到大门口。运生妈一边走，一边还在黑暗中安顿说：“你快回去趁热吃……” 吴月琴回到自己的宿舍，闩上门，一头扑在床上哭起来了，但这不是因为痛苦！ 哭完后，她换了一套干衣服，在镜子前面认真地梳起头发来。多少年了，她才又一次发现自己年轻而且漂亮。 她吃完香喷喷的烙饼和米汤，从墙上摘下小提琴，神采飞扬地拉起来。琴声和窗外的风声雨声凑和在一起，使这沉静的夜晚变得热烈而激昂…… 冯国斌在训完吴月琴不久就倒了霉。不知这公社谁以“革命群众”的名义给地委写了一封匿名信，告他抗拒地委的决定，竟然在南马河公社不学习“哈尔套经验”，不搞“社会主义大集”；说这公社的自由市场不但依然如故，而且更加变本加厉；资本主义活动现在到处泛滥。这封信断然下结论说，这个公社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王国”了，而这个“王国”的“国王”就是冯国斌。 地委在接信的第二天就派出了工作组，没给县委打招呼就驾临南马河公社。正好当天南马河逢集，立即印证了匿名信所说的情况。工作组当即代表地委命令冯国斌停职检查，然后才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县委。 “黑煞神”才不尿这一套哩！他的老脾气是错了也只在沉默中改正；何况他认为这事他并没有做错，凭什么要他在大会上做检查呢？ 在工作组召集的全公社干部大会上，他既不检查，也不辩解；一言不发，只是一锅又一锅地抽他的旱烟。工作组对他实在没办法，只好回地委汇报去了。 停了他的职，他毫不在乎。饭量比以往更大了，睡觉照样鼾声如雷。他每天扛着工具，去参加南马河大队的劳动。对于公社的事，他一样也不少管，他还是这里的当家人！ 就在这个当口，他又听说了关于吴月琴的一件事，还是杨立孝告诉他的。杨立孝告诉他说，吴月琴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和南马河三队的队长运生搞不正当关系；现在全公社到处都在风一股雨一股地议论，影响坏极了。 冯国斌听了这活感到非常震惊。本来，通过上次谈话，这个女孩子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有所改变。尤其是她的那种不屈服的性格给他留下了蛮不错的印象。尽管他没明说，但他喜欢她的这一点。想不到现在又发生了这等歪事！ 现在，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以前对这个女孩子关心不够。何止是关心不够！他实际上从来就没关心过她。他现在才认真地考虑到，生活在他所领导的土地上的这个女青年，遭遇和处境是多么不幸啊！她什么依靠也没有；有那么多的本事和特长，又哪里也去不了，多少年来就屈在这个乡山圪崂里。二十大几的人，根本没法考虑较满意的婚姻。如此险恶的遭遇和命运，难道不能逼得一个人堕落吗？他想，如果这个女孩子真的堕落了，实际上他也是有责任的。他以前是有可能帮助她一点什么的，但他没有这样做。想到他对一个不幸的人这样不关怀，他难受极了。所以尽管他自己目前的处境也不佳，但他还是准备和她谈一次话。这次他不准备叫她到公社来；他要亲自找上她的门去谈，这也包含了一种对不起她的意思。 这—天，他在南马河打坝工地上带着一身土腥味回来，匆匆扒了炊事员留下的一老碗红豆角角干米饭，脸也没擦一把，就向南马河小学走去了。 已经是掌灯时分了。秋夜晴朗的天空，星星一批跟着一批出现。他背抄着手，迈着因劳累而松松垮垮的脚步，一声不吭地走着。就是在村道上也能嗅见田野里成熟的秋庄稼的气息。这位“停职”的公社书记心里暗暗畅快，因为秋田要丰收了。为了这，那些弯腰弓背的老百姓，受了多少熬苦！而他呢，汗珠子也没少掉，而且还得用肩胛扛住多少政治压力啊！不管怎说，只要老百姓囤里有了粮，他受死受活也心甘情愿。他一路走，一路盘算：再一关就是顶住“高征购”了。应给国家交的粮食他—颗也不会少，但要挖农民饭碗里的粮，头打烂也弄不成！ “弄不成！”他想着，嘴里竟嘟囔着对夜空下的一片枣林嚷了一句。他根本忘了他现在是“停职干部”，说不定到时还要撤职的，要和人家吵还轮不上他呢！ 到了小学门口的时候，他才记起他今晚上是干啥来了——他要对吴月琴做一次真心关怀她的谈话。他要对她说：要争气！不论在什么厄运中，都不要堕落！都要保持高风亮节！ 他进了学校的院门，看见中间有唯一亮着灯火的窗户，便认定是吴月琴住的地方，因为本村的教师都在家里住。 当他走到院中央的时候，站住了，因为他听见屋里正有两个人拉话，声音很高，正是吴月琴和运生。 他的心一沉。他本想转身就走，但听见这两个人的谈话似乎说到了他自己，他就站下听他们谈些什么。 “……唉！准保又是杨立孝造的谣言！现在全公社都在议论咱两个哩。冯书记说不定也知道了。要不是他最近也枉受人家的整，肯定要把你叫到公社训一顿……” 这是运生的声音。 吴月琴马上开腔了：“我不怕！他冯书记要是干涉人家的正当的恋爱，他就太不像话了！我想他不会的！至于杨立孝造谣咱长短，咱行得端，立得正，不怕半夜鬼敲门！……运生呀，你就说句话嘛！你看我现在无依无靠的，我再能指靠什么人来解救我呢？只有你和你妈是我最亲的亲人了。我不爱你别的，就爱你的好心肠。你就答应我吧！咱俩死死活活就在一块生活吧！我不会给你做针线，但我能吃下苦！我情愿跟你受苦受罪一辈子……” 院子里的冯国斌听到这些话，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猛然感到，他以前并不了解这个女孩子！他想起他以前曾那么粗暴地对待过她，星光下羞愧地垂下毛楂楂的脑袋。 房子里的谈话又开始了。他克制住乱纷纷的心情，继续听下去。运生的声音：“小吴！你的一片好心我都领了。可是我不能这样嘛！我是个土包子老百姓，只念过三天两后晌的书。我的开展就在这土疙瘩林里呢。你是个知识人，你应该做更大的事，你不应该一辈子屈在咱南马河的乡山圪崂里！国家总有一天会叫你去办更适合你干的事！你要是和我结了婚，也就等于我把你害了。现在全公社都在传你和我的谣言，我和我妈急得哭了几回鼻子。前几天我们母子俩商量了一下，托我大舅在他们村给我介绍了个媳妇，昨天女方已经来了我家，我们已经订了婚了。我们还备办了一点酒菜，准备明天请公社和村里的一些人吃喝一下，把这事明了，也就等于堵那些造谣人的嘴……你受气已经受得太多了，怎能因为我再叫你受气哩……” 接下来就听见吴月琴失声痛哭了，像孩子那般没有任何节制地呜咽着…… 冯国斌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来。他猛然感到一阵眩晕。他跌跌撞撞来到院当中的一棵老槐树下，把那黑苍苍的脸靠在冰凉粗糙的树干上。两颗如此年轻而纯真的心，感动得他鼻根一阵又一阵发酸。 屋里，吴月琴的哭声停止了，听见她呢呢喃喃地在说：“运生！你真好。你太好了，运生！我要像亲哥哥一样看待你，你妈就是我的亲妈妈，我就是她的亲闺女！也是你的亲妹妹……亲的……” 这时候，运生却哭开了，小伙子的哭声尽管有节制，但听出来那粗壮的男音一声声都是从肺腑里涌出来的。 冯国斌急骤地迈动着粗而短的双腿，走出小学校的院子。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那道伤疤也变成紫红色。他的神态就像护犊的老牛那般愤怒。他觉得这社会有一些凶犯在坑害这些娃娃！他如果现在一伸出手就能抓住这些坏蛋的话，他马上就会用他那握过老镢头的手，把他们的脖子卡断！同时他也想到在这些娃娃受磨难的时候，他却没有帮扶他们一把，心像刀扎一般难受！ “他妈的！”他走到河湾里，对着月光下的大山狠狠地咒骂了一句。接着像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双手从路边举起一块老石头，“咚！”一声扔进了路下边的一个深水潭里。 他用袖口擦了擦溅在黑脸上的水珠子，扯开大步向公社走去。 冯国斌在自己的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子，门也没锁，就蹬上自行车向县城奔去。 两小时后，他出现在县委书记张华的办公室里。 县委书记正在铺床，看来准备要睡觉。冯国斌此刻的到来，显然使他吃了一惊。他楞了一下，很快笑着迎上去，叫道：“哎呀！你这个家伙！黑天半夜像一头狗熊一样闯进来，把人吓一跳！怎搞的，忙得就连头发都顾不得理一下吗？” 冯国斌牙一龇，算是对这个玩笑的回答。他提起暧水瓶，在书记喝剩的半缸子茶里倒满水，端起来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嘴角上还沾了一片茶叶子。 张华端出糖盒递到他面前，他伸手抓了两块，笨拙地剥掉纸，把两块糖都扔进嘴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嚼起来。看来他十分疲倦，暂时不想开口说什么。 张华微笑着盯着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圈椅里。县委书记个头高大，穿着一套松松垮垮的衣服。大背头黑油油的；开阔的前额在灯下闪着光泽。他神态安详，给人一种学者的风度。只有那张被太阳晒黑了的脸说明这是一个长期搞农村劳作的人。 他亲热地盯了一会冯国斌，才开口说：“你大概是为停职的事来的吧？好一个‘黑煞神’！地委的通知十七个公社都不敢顶，你这个灰汉给顶住了！怎么，现在吃不消了吗？”书记从圈椅里站起来，点了一根纸烟，慢慢踱了两步，站定，表情很严肃地说：“其实，这根本没啥了不起！当然，地委发了文件，我不能再发个文件和他们唱对台戏，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不过，我心里倒希望全县十八个公社书记都像你‘黑煞神’那样给顶住！啥弄法嘛！农民的胳膊腿已经绑得够死了，连赶集也要限制、干涉，简直是岂有此理！你不要紧张，我给地委已经撒了谎，说当时考虑你们那里情况特殊，是我点头让你们维持原状的，要停先停我的职！” 冯国斌的嘴巴停止了嚼动。他目光深沉地看了一眼县委书记，随后干脆把嘴里的糖块一下子咽了。他摸出旱烟锅点着，狠狠喷了一口，才说：“我不是为自己的事来找你的。停职我不怕！最多把‘乌纱帽’抹了，老撅把大概夺不走！我今天主要是为吴月琴的事来找你的。” 张华好像没听过这个陌生的名字，想了一想，才说：“噢，就是你们公社那个调皮捣蛋的女知青吗？很有点名气。她又怎啦？” 冯国斌长出了一口气。 “我们都不了解她。这是个很优秀的青年。我佩服你，你的下级出了事，你就一下子关心到他的命运了。我缺乏的正是这点。粗手大脚的只顾工作，对同志，对同志的命运关心得太少了……关于吴月琴的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今年的大学招生已经完毕，但地区师范学校的招生刚开始，你能不能给文教局写个条子，你不要去，我拿着去找他们，让他们无论如何照顾一下，把吴月琴推荐去。她多才多艺，品行端正，在我们的土圪崂里窝了六年……唉，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糟践人才的！” 张华一直认真地听他说话。他从来没有听见这位“黑煞神”说话这么温情过。 县委书记也不再追问事情的原委。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很快拿起笔，写了一个便函递给冯国斌。 冯国斌拿起这页纸就起身，张华让他再坐一会他也不肯。书记深刻了解他的这位脾气古怪的下级，也不强留，便用一条胳膊亲热地搂着他的肩头，送他到大门口。一路上，书记问他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话对他说。 冯国斌抬起头，严厉地盯着他看，说：“最重要的是上地区给咱把‘高征购’顶住！上面那儿位老爷头昏了，好像不是农民养的，把农民往死路上逼哩！” 他的很粗鲁的话引得县委书记仰头大笑了。书记用手捏了一下他的生铁疙瘩般的肩头，说：“看你呆头呆脑的，可总是一下子就提到壶系上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不过，老冯啊！你可不敢什么事上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话啊！这可是你的老毛病！不要忘了你是个共产党员！” 冯国斌在县委书记的臂弯里咧开嘴嘿嘿地笑了，笑得像孩子那般天真。 经过昨天晚上一场感情的大激荡以后，吴月琴的内心平静了，她的一切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但精神上经历了一次庄严的洗礼。她从运生和运生妈妈的身上，看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这些品质是什么恶势力都无法摧毁和扭歪的。这些泥手泥脚的人，就是她做人的师表！她不想再抱怨生活对她的不公平了，而要求自己在这不公平的遭遇中认真生活，以无愧于养育自己的土地和乡亲。她要一生一世报答这些深情厚谊！ 她好像一下子老成了。那双春波荡漾的眼睛一夜间变得像秋水一般深沉。她把那条为了在寂寞无聊中寻求刺激而胡乱做成的所谓“吹鼓手裤”，悄悄塞到箱子底下，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学生装。 早晨，她去井边挑水。杨立孝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几乎是对她喊着说：“哎呀！小吴，你知道不？冯国斌为咱社的自由集市问题塌台了！地委已经停了他的职，叫他检查，他又不检查，人家工作组又上去反映去了！他慌了，昨天晚上连夜骑了个车子直奔县上，大概是搬张华那条粗腿去了！哈，还留了个条子，说今早上就回来呀！看慌成啥了！他前几天不是还板着脸刮你吗？现在轮到人家刮他啦！” 吴月琴看见他对别人的不幸如此幸灾乐祸，心里气愤极了。平时他不是对冯书记那么尊敬和恭顺吗？老冯现在倒了霉，他就变成了这么。杨立孝原以为吴月琴听了他的话一定会笑逐颜开的，想不到她那么厌恶地对他板着脸。他感到很不自在，抬脚晃手地走了。 吴月琴牙咬着嘴唇，怔怔地立在井台上，忘了打水。前几天她已经听到了关于老冯的情况。她当时认为老冯这个硬汉子是不会屈服的，别有用心的人也把他怎么不了。现在她听说冯书记本人也为这事慌了，并且连夜骑车上了县委，感到非常吃惊。 上次老冯虽然训了她一顿，但她不记恨。相反，后来细细一回味，她反倒在心里尊敬他。虽然第一次打交道，又那么不和气，但她马上感觉到这是一个直心肠的好人。她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她觉得在他面前，自己什么话都可以倒出来。她又想到这个人没明没黑地为老百姓操劳，像一头又倔又吃苦的老牛，还得时时用两只角顶碰各种各样的压力。他目前倒了霉，但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倒霉的人活该！他是为了全公社的老百姓才受到这样的打击。他是为大家受了苦。而他现在的心情又这样焦灼，说明事态也许已经很严重了。她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应该立刻去找他。她上次对他太不礼貌了。她强烈地产生了要向他道歉的愿望；并且也想给他说些宽心话，叫他不要熬煎，老百姓是站在他一边的！ 她吃完早饭过了好一会，估计老冯大概已从县上回来，就匆匆到公社去找他。 她到了公社，却扑了个空。老冯没回来。事情是不是真的严重了呢？ 她十分不安地出了公社的院门洞，忍不住向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眺望。不知为什么，她固执地想很快见见他，给他说几句宽心话；好像她的几句话就能把厄运中的冯书记救出来似的。 她索性顺公路往前慢慢走去。她甚至孩子气地想：如果她把脚下的这颗小石子一脚踢到前边那个小土坑里的话，冯书记就会马上回来的；如果踢不进去，老冯今天就不回来。于是她就提心吊胆地去踢这颗小石子，真的像这颗小石子的着落就决定冯书记回来不回来似的。 小石子没踢到土坑里去，她失望地叹了一口气，正准备返回去，却突然发现远处拐弯的地方闪过来一辆自行车。她紧张地盯着看了一会，高兴得咧嘴一笑，是老冯回来了！她心里想，刚才说错了，应该是小石子踢不进土坑里的话，冯书记就马上回来呀！ 满头大汗的冯国斌看见了吴月琴，他从车子上跳下来，诧异而兴奋地看着她，问：“你在这里干啥呢？” 吴月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很直率地说：“我在等您！” “有什么事吗？”冯国斌撑起车子，问。 “没。冯书记！我想安慰您几句！您不要熬煎！您没错！您是好人！您放宽心！您……”她原来准备好的一摊话此刻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她甚至忘了首先应该为上次的事给他道歉。 但是，冯国斌在她一串急促的短句中，已经全部感受到了这个女孩子的一片赤诚之心。他抹了一把黑汗滚淌的脸，温厚地看着她，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湿润润的。他感动地想：这个女孩子是多么需要人安慰她啊！可是她却来安慰别人…… 他略微考虑了一下，然后对她说：“你回去很快准备一下，到地区师范学校上学去。我这次到县里，就是专门为你办这事的……” 吴月琴的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她的脑子轰地点着了一团火！啊，几年来，谁告诉过关于她的好消息呢？她做梦也梦不见自己会有这么好的事！ 她吃惊地站了一会，一转身，双手捂住脸哭了。 冯国斌望了望她剧烈耸动的肩膀，用粗硬的手指头抹去了自己眼角的两颗泪珠，默然地把目光投向黄绿相间的远山。 吴月琴又转过身来，捂着脸的双手垂落了，语气坚定地对冯国斌说：“不！老冯，我不能去！我看见了您的这一颗纯正善良的心！正因为这，我不愿让您为我受连累！您目前的处境这么困难，那些不存好心的人，肯定又要利用这事做文章的，说您为我走后门……再说，我也不愿用这种办法去上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我要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心灵，自己的努力去争得自己的进步和前程……您答应我吧！我已经决定了……” 冯国斌听完她激动的表白，脸上顿时显出庄严的神色。他背抄起手，在公路上来回走了几匝，然后站定，望着等待他做出回答的那张激动的脸，说：“如果因为前面的理由不去，这完全用不着你操心；如果是因为后边的理由不去，那么我没有话说。但是，我要对你说，孩子！我是真心实意地想为你做点事，以弥补我以前对你的不能饶恕的过失。但我又是多么愿意听见你刚才后面所说的那些话啊！是的，一个人能这样想，就算是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开了真正的一步！” “老冯，您的这些话我会记着的。反正我不去了。您就答应我吧！” 冯国斌黑苍苍的脸上露出了父亲满意自己儿女的那种笑容，挥了挥手，说：“那好吧！咱们回去。” 他推着自行车，她跟在他身旁。一老一少迎着升高了的太阳向公社走去。秋天的原野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派斑斓的色彩。人们用心血浇灌的果实已经成熟——收获的季节就要来临了！ 两年以后一九七七年。 又是一个秋收的季节。吴月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首都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同时，冯国斌也提升为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了。本来，老冯的调令早下了，但他一直磨蹭着没办手续。他要等着送吴月琴。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黄灿灿的阳光照耀着五彩缤纷的田野。人们在公社的院子里围着即将出发的吴月琴。已经当了爸爸的运生，兴奋地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台上——他要亲自送吴月琴到县城的汽车站去。村里的人几乎都来送她了。媳妇们和老婆婆们争相拉她的手，抚摸她。学校的孩子们舍不得吴老师，一个个哭得眼泪汪汪的。吴月琴把运生媳妇怀里的娃娃亲了又亲，然后伏在运生妈妈的胸前哭了。运生妈妈抚摸着她的头发，老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淌。 冯国斌走不进人圈里，站在门台上吧吧地抽着旱烟，握烟锅的手在微微颤抖着。 吴月琴看见了他，几步跑过去。 她站在他面前，脸上挂着泪珠，笑盈盈地看着他。她从黄书包里抽出一个封着的纸卷，双手递到他的面前，说：“老冯，这送您留个纪念吧！您还记得两年前我给您念过一首儿歌吗？您一定记得！我就是根据那首歌的意境画了这张国画。多年不画，手笨得要命。画得不好，您不要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冯国斌接过这卷画，厚厚的嘴唇动了动，想说许多话，但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满怀厚爱地瞥了她一眼，像父亲对出远门的孩子那样嘱咐她：“路上多加小心，别感冒了；到了北京不要忘了给我写信……” “一定。” “好。再见。” 他伸出粗大的手握了握她的手，便匆匆转身回了自己的房子。吴月琴心中猜：他大概是不愿亲眼看见她走——这么些事上也表现了他那特殊的脾气！她深沉地望了一眼他所住的那间房子，便向拖拉机那边跑去了…… 冯国斌回到屋子，背抄着手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窗前。他听见拖拉机发动了；走了；远了…… 现在，他打开那张画，小心翼翼地把它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他退后几步，点着一锅烟抽着，长久地盯着这幅画：苍劲的青松挺拔在蓝天白云之中；树下一朵小小的红花，开得正艳。画的左侧，秀丽的草书竖写着一行字：青松与小红花。 卖猪 六婶子的命真苦。一辈子无儿无女不说，到老来，老头子偏得了心脏病，不能出山劳动挣工分了。队上虽说给了“五保”待遇，吃粮不用太发愁了，但油盐钱醋、针头线脑还得自己筹办。而钱又从哪来呢？ 好在她还喂个猪娃娃。她娇贵这个小东西。那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开销，都指望着这只猪娃呢。这位无儿无女的老婆婆，对任何家畜都有一种温厚的爱。对这个小牲口就更不用说了。她不论刮风还是下雨，每天都和一群娃娃相跟着出山去寻猪草。她不像其他人家那样把寻回的猪草随便摆到猪圈里让猪吃，而是把那些蒲公英呀，苍耳呀，肥娃娃草呀，在小河里翻来覆去洗得干干净净，切碎，煮熟，恨不得再拌上点调料，才给猪喂哩。 盛夏，正是榆树、杏树叶子发茂的时候。这两种树叶子猪最爱吃。她上不去树，就央求左邻右舍的娃娃们帮忙。遇到娃娃不肯去的时候，她就把给病老头单另蒸下的白面馍拿一个，哄着让娃娃们给她采上一筐。为了她的猪娃娃能吃好一些，她宁可自己吃孬的。 可是这猪娃娃终究太小了，春节肯定喂不肥，卖也卖不了几个钱。 麦收以后，她那害心脏病的老头子挖药材卖了几个钱，就催促她把这猪娃卖了，把这钱再添上，买个大些的——这样赶过春节，就能出息一个像样的肥猪。 老头身子骨有病，但脑筋还灵醒。他谋算得对。六婶子尽管舍不得这个喂惯了的小东西，但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主张。 现在“公家”说学习“瞎儿套”（哈尔套）经验哩，把原来的一月九集改成一月三次的“社会主义大集”了。挨到七月初十，一打早，六婶子就给猪娃娃特意做了一盆子好食吃了，还用那把自己梳头的破木梳给猪娃通身梳洗了一遍，像对将要出嫁的女儿那般，又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话，才吆着猪上路。 她的猪乖顺着啦，不用拴绳，她走哪里，猪就跟到哪里。有时这小东西走快了，还站下等她哩。这个黑胖胖的小东西可亲着哪！它在她脚边跑前跑后，还不时用它那小脑袋磨蹭一下她的腿。她一路上不断给它说话：“小黑子呀！（她给它起的小名）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卖到远路上的。我就卖给咱庄周围圈，过上个一月两月，想你了，我就来看你呀。你甭怕，我要挑挑拣拣给你寻个厚道人家。他谁的眉骨眼凶煞，就是掏上十万八万我也不把你卖给他，你放你的心……” 她的“小黑子”听她唠叨完，瞪起两只圆圆的眼睛温顺地望了她一眼，撒娇似的哼哼了两声，卧在一棵小杨树下不走了。 “热了？你这个小二流子呀！热了的话，那咱就歇上它一歇！不忙喀！”六婶子说着也就坐在了小猪的旁边，用手在它滚圆的脊背上搔痒痒，又从提包里掏出一根小黄瓜，一掰两截，一截她自己吃，另一截塞在猪娃娃的嘴边。 就在这时，公路对面的玉米地里突然冒出来一口黑胖胖的大肥猪，哼哧哼哧地喘着气，一摇三摆走过来，在“小黑子”身上嗅了嗅，也卧下了。 多大一口肥猪呀！毛称足有二百多斤。老婆婆很奇怪，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官路旁，哪来的这么个大肥猪呢？她朝公路的两头望望，看不见一个人。哪个粗心大意的人把猪丟在这里了呢？ 当她细看这口大肥猪的时候，才发现猪背上剃去了一片毛，上面隐隐约约盖着个公章。啊，原来这是公家收购的猪呀！ 她不知所措了。她想：而今公家的办事人也太马虎了，怎能把这么大个猪丟在这荒野地里呢？ 她想了想，决定把这猪和她的“小黑子”一块吆到城里，然后再查问收猪的部门，把公家的猪送给公家。她做这事就像拾到邻家的东西送给邻家一样自然。 她正要赶着猪起身的时候，前面突然飞过来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在她面前猛地停住了，车上跳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这人穿一身干净的制服，头上却包个羊肚子毛巾，既不像个干部，也不像个农民。来人很快撑起车子，过来用手在那口肥猪的背上捏揣了两下，笑嘻嘻地问：“老人家，这猪你卖多少钱？我出八十块，怎样？” “你看你这人！明晃晃长两只眼睛，就看不见猪背上盖着官印吗？”六婶子温厚地笑了笑，说。 “噢？你已经卖给县公司了？卖了多少钱？” “呀，你看你这人！这猪不是我的！” “你拾的？”那人眼里闪闪发光，“你老人家财运亨通！”说着，他便从怀里往外掏钱。 “哎哟！你太小看人了！你到张家坪村子里打问去，看张六的老婆—辈子做过亏心事没？咱一辈子穷是穷，可穷得钢镚硬正！咱怎能拿公家的东西给自己换钱哩？” 那人听了六婶子的一番话，哈哈大笑了：“哎呀！这如今可天下也寻不下你这么个憨老婆了！人民币还扎手哩？不怕！这事不要你担名誉！你卖给我，我吆到山后就杀了卖呀！他谁能知道个屁哩！这猪能卖一百多块，给你八十块是少了点，可你是拾的嘛，咱两个人都占点便宜。公家把这点损失当屁哩！你吆去送给公家，顶多听两句表扬话。表扬话可不能拿来称盐买油呀！你老人家甭愍了，把这……” “不！”六婶子白发稀疏的头一扭，站了起来，一边准备吆猪起身，—边又对那人说，“咱好好的老百姓，怎能做亏公家的事呢？你不要麻缠了，你走你的路……” 那人腮帮子一歪，很凶地瞪了六婶子一眼，说：“这猪是我拾的！我吆上走呀！” 说着，他便过去在地里拔了几棵青麻，拧成绳，动手就拴猪腿。 六婶子急得直往官路两头瞧，她盼望赶快来个人，好把这个凶煞制服住。大天白日抢猪哩，如今的世事乱成这个样子了！ 正好！从县城方向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人。那个正在动手梱猪腿的凶煞慌忙蹬上车子就跑。 等那两个人走近了，六婶子赶忙叫住了他们，结结巴巴诉说了刚才发生的事。 那两个人几乎同时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巴掌，其中一个叫道：“实在是巧！” 原来，这两个人正是县副食公司的收购员，这头猪也正是他俩丢的。他们就是寻猪来的。 两个“公家人”正如刚才那人说的，对六婶子说了许多“表扬话”，然后就把猪吆起身了。他们说，如果不吆猪的话，他们的自行车是可以把她带到城里赶集的。他们一再说，她实在是个好老婆婆！ 六婶子心里畅快极了。她说她从来没坐过那玩艺儿，就是不吆猪她也不坐，她怕头晕。在那两个人临走时，她唠唠叨叨又嘱咐他们，说他们还年轻，以后给公家办事再不要马马虎虎，粗心大意了…… 现在，六婶子和她的猪娃娃又上路了。盛夏的原野，覆盖着浓重的绿色。糜谷正在抽穗，玉米已经吐出红缕。明丽的阳光照耀着刚翻过的麦田，一片深黄。大地呀，多么的单纯，而又多么丰腴！中午偏过一点，六婶子才吆着“小黑子”来到县城。她老远看见街口站着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她心想：这两年不是没红卫兵了吗，莫不是又搞“文化大革命”了？ 她和她的猪娃娃慢腾腾地走到了街口，准备穿过街道，到南门外的猪市上去呀。 她马上被人挡住了一正是那几个戴红袖标的人。“猪是卖的吧？”其中一个黑胡巴茬的人问她。“卖哩。”她回答说。 于是那几个人也不说什么，就把她的“小黑子”捉住撂在一个筐子里，又把筐子提到旁边的枰台上。 一个人报斤数，另一个劈里啪啦拨了几下算盘，说：“七元捌角！”那个黑胡巴茬的人就从钱袋里数出几张票来，递到六婶子面前：“给！” 六婶子现在才反应过来了，原来这些“红卫兵”把她的猪给收购了。她急得赶忙说：“哎呀，我这猪前村里张有贵一口掏下十五块钱我都没卖呀！我八块钱买的猪娃娃，喂了半年，倒还赔了两毛钱！我不卖给你们！我到猪市上去卖呀！” “哈哈哈……”那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大笑了。那个黑胡巴茬的人手指了指墙上貼的一张纸，大声说：“县革委会早发通告了，所有的仔猪都要统一收购，统一出售，自由交易猪是资本主义！你们老百姓不识字，难道连耳朵也不长吗？就没听说县革委会发了通告？” 老婆婆的眼睛顺那人的手指往墙上看去：那的确是一张告示，上面盖着朱红官印，比猪背上的那个还大。 她猛然感到眼前一阵发黑。她还能再反抗吗？这可是“公家”的告示呀！她对“公家”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她过去为了“公家”，曾没明没黑地在麻油灯下做过公鞋；在碾磨上推碾过公粮；在农业社里，只要是公家的，就是一粒麦穗穗，她也要拾起放在公场的庄稼垛上。而就在刚才，她还把“公家”的那口肥猪还给了“公家”呀……想不到“公家”现在把她的“小黑子”就这样“买”了，才给她七块八毛钱……她想到她害病的男人顶着火辣辣的日头挖药材；想到她为这个猪娃娃受的那些罪；又想到今年和明年连个量盐买油的钱都没指望，忍不住鼻根一酸，泪花子在老眼里转开了…… 她央求她面前的这些人说：“你们都是好公家人，我也是好老百姓，你们就行行好嘛！我是张家坪张六的老婆，我一辈子没生养过，无儿无女，吃的有咱农业社哩，就是零用的钱要自己打闹哩。我老两口都老了，做不成其他营生了，没来钱处，就靠一年养口猪卖点钱，量盐买油哩……” 这些人已经忙着收购其他人的猪了，对这个老婆子的一番可怜话听也不听。那个黑胡巴茬的人把那七块八毛钱塞到六婶子的手里，便和另外几个人推着一架子车收购来的猪，扬长而去了。 老婆婆紧撵在那些人的身后，眼泪汪汪地唠叨着：“你们行行好吧！看在我这个无儿寡女的老婆子面上，把我的猪娃娃给我吧！公家和私人我保证都不卖了，我回去自个再喂它呀！给我吧，行行好吧！……” 她已经追不上他们了，但她还继续一边紧撵着，一边唠叨着上面那些话。那话一句句说得那么认真，那么可怜，尽管身边空无一人，但她好像感觉全城人都在倾听她诉说自己的苦情。 她看见那些人进了一个大场院。她紧撵着走了进去。那些人不见了，只见土墙围着一个大猪圈，里面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猪。 她扒在铁栅栏门上，喘着气，嘴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她的“小黑子”。可怜的“小黑子”听见了她的呼唤，从猪群里挤出来，来到了铁门上。它后面跟着挤出来一口大肥猪。六婶子认出来这就是她交给“公家人”的那口猪。老婆婆慌忙把自己的瘦手伸过铁栅栏，忘情地抚摸着“小黑子”那滚圆的背项。她看见她的猪娃娃的背上，也盖上了一个圆圆的官印。啊，它从此再也不属于她了！她鼻根一酸，一直在眼眶里旋转的泪花子，从脸颊上滚落了下来。 西斜的太阳仍然闪耀着烫人的光芒。老婆婆感到一阵阵眩晕。她舍不得她亲爱的“小黑子”。她索性坐在栅栏门外的地上，一次次把那瘦骨伶仃的手伸过铁条的空隙，抚摸着这个已经不属于她的猪娃娃。她像一个探监的老母亲，把那母性的辛酸泪一滴滴洒在了无情的铁栅栏下。铁栅栏呀，你是什么人制造的呢？你多么愚蠢！你多么残忍！你多么可耻！你把共产党和老百姓隔开了！你是魔鬼挥舞的两刃刀，一面对着共产党，一面对着老百姓…… 黄昏降临的时候，六婶子才蹒跚地走出了这个土院子。街上已经空无一人。水泥电杆上的几颗路灯像几只害了眼病的红眼睛在盯着这个老婆婆。六婶子突然看了看自己的两只空手，随后这两只手马上又在身上慌乱地摸了起来。摸了半天，她嘴一张，哇的一声哭了——那可怜的七块八毛钱也不知道在啥时候丢了！ 姐姐 姐姐已经二十七岁了，按说早该出嫁——在乡下人的眼里，二十七岁的女子还守在娘家的门，简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村里早已经有人敲怪话了，而这种怪话比打你一个耳刮子都更使人难受。 自从母亲在前年病故后，不爱说话的父亲就变得更不爱说话了。他除过埋头下地劳动，家里的事看来什么也无心过问，对于姐姐的婚事，不知为什么，他似乎一直是漠不关心的。 我爱我的姐姐。她温柔、善良、纯洁，像蓝天上一片洁白的云彩。谁都说她长得好看。这是真的。我们这里虽说是穷乡僻壤，少吃没穿，可哪个村里也都有几个花朵一样的俊姑娘。她们像我们这里的土特产黄花和红枣一样，闻名远近的山乡城镇，就连省城里的人也都知道。不信你查问去。 不是我夸口，我姐姐是我们周围村庄数一数二的俊女子。我从小爱美术，所以爱美观念很强；我为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姐姐在内心里是很骄傲的。听妈妈说过，在姐姐很小的时候，省上的文工团就要收她去当演员，当时她年龄太小，妈妈和爸爸舍不得离开，硬是没让去。 她已经高中毕业几年了。连续考了几次大学，每次就差那么几分，回回都考不上。姐姐上中学时，正闹“文化革命”，根本就没学什么。现在又加上考外语，她一点也没学过，看来上大学就更没指望了。现在农村也不招工，就是招，我们家又没“后门”，根本轮不上。她看来一辈子就得在农村里劳动了。姐姐对这好像也没什么。她一直在我们这穷山沟里长大，什么下苦活都能干，村里人都说她劳动顶个男人。 我知道，这些年来为姐姐说媒的人不少，说的对象大部分还都是县上和外地的一些干部或者工人，可姐姐全拒绝了。村里许多人都惋惜姐姐把许多好对象都错过去了。他们同时也都很纳闷：不知道姐姐为什么二十七岁了还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实际上，除过我，大概谁也不知道：我的姐姐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 姐姐爱的男人就是最后离开我们村的那个省里来的插队知识青年，他叫高立民。听说他父亲原来是我们省的副省长，母亲是一个什么局的局长，“文化革命”一开始就都被关了禁闭。听说他们是一个大特务集团的头头。 和高立民一同来我们村插队的十几个人，不是被推荐上了大学，就是去当了工人，先后都走了。他因为父母亲的问题，不光走不成，就是当个农民也不得安生一公社和县上常叫去训斥他。那些年这个人是够牺惶的了。老百姓把特务看得比反革命分子还要严重，所以村里大部分人都不敢理这个“特务儿子”，生怕惹来横祸。高立民孤孤单单的，像一只入不了群的乏羊。他经常穿一身叫花子都不如的烂脏衣服。他也不会做饭，时常吃生的，在山里常肚子疼得满地打滚。 我姐姐心善，看见这个人苫成那个样子，就常去帮助他。她给他做饭，缝补烂衣服，拆洗被褥。逢个过年过节，还常把这个谁也不敢理的“特务儿子”叫到我们家来，尽拿好东西给他吃。我甚至觉得姐姐对他比对我还要好哩！ 我父母亲也都是些善人，他们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事而责备过姐姐。可是，村里有人却风一股雨一股地传播说，我姐姐和立民关系不正常。 我那时年龄还小，别人不敢当着我父母和姐姐说这些话，就常对我说。我总是气得分辩说：“我姐姐和立民关系那么好，你们为什么说他俩关系不正常？”这话常常让别人笑半天。 不过，我自己在心里也纳闷姐姐为什么对立民那么好。要知道，他可是个特务儿子呀！ 有一次，我背过爸爸和妈妈，偷偷问姐姐：“姐姐，高立民是特务儿子，人家谁也不理，你为什么要这样关心他呢？你不怕人家说咱路线觉悟低，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吗？” 姐姐手指头在我鼻子上按了按，笑了：“看你！比咱公社刘书记都革命！立民可不是阶级敌人，咱和他划的什么界线？你看他多可怜！宝娃，咱奶奶在世时，不是常对咱说，碰见遇难人，要好好帮扶呢；要不，作了孽，老天爷会拿雷劈的！咱们这里有家，他无依无靠，又在难处，难道能眼看着让这个人磨难死吗？别人愿放啥屁哩，咱用不着怕！” 我立刻觉得，姐姐的话是对的。姐姐也真不怕别人说闲话。在知识青年就留下立民一个人的时候，她对他比以往更关心照顾了。 记得有一次，立民病得起不了床，姐姐就在他屋里守了一天。她还把家里的白面、芝麻、腌韭花拿过去，给他擀细面条吃。要知道，我们一个人一年才分十几斤麦子，吃一顿白面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傍晚，立民发起了高烧，姐姐就仍然守在他身边。点灯时分，姐姐还没有回来，妈妈急了，只好自己也过去陪姐姐直守了他一夜。姐姐和立民的关系多么好啊！谁说他们的关系“不正常”呢？过了不久，我才知道姐姐和立民是怎样的“关系不正常”了。那是一个夏末的傍晚，西边天上的红霞像火一样烧了一会儿，便变成了柴灰一般的云朵。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拿了几件并不太脏的衣服到村前的小河边去洗——你们知道，我是个爱美观念很强的孩子。 当我路过我们队打麦场上面的小路时，突然听见麦秸垛后面有两个人说悄悄活——听声音还是一男一女。 孩子的好奇心使我忍不住蹑手蹑脚从麦秸垛旁边绕了过去。 我的心立刻缩成了一团，浑身发抖，马上连滚带爬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天啊！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是立民和我姐姐；我刚才看见立民把姐姐抱住，在她脸蛋上没命地亲哩！ 我立在小路上，心怦怦地直往嗓门眼上跳。我想马上跑开，伹听见他俩又说开了话，便忍不住想听听他们到底说些什么。 就听见立民说：“……小杏，你真好！我爱你，永远也离不开你。没有你，我简直就活不下去了。你答应我吧，小杏！你说呀，你爱我吗？唉，爱我的什么哩……我父母已经坐了六七年禁闭，看来我要当一辈子反革命的儿子了，你大概怕……” “不怕！就是你坐了禁闭，我也会永远等着你的！”这是姐姐的声音。 接下来就听见立民哭了。哭了一阵后，听见他又对姐姐说：“小杏，我要永远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你！我会永远记得，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把你的爱情给我的呀！唉，我从小没受过苦，一辈子当个农民也当不好，你跟上我要吃苦的……” 就听见姐姐说：“不怕！立民，只要我们一辈子真心相爱，就是你以后讨吃要饭，我也会永远跟着你的！” 听见立民又哭了，像娃娃一般呜咽着。接着，听见姐姐也哭了——但那哭声听起来根本不是伤心的。 不知为什么，眼泪也从我的眼睛里涌出来了——我也哭了。 我抹着眼泪来到了静悄悄的小河边。我呆呆地立在黄昏中，望着远处朦胧的山影出了老半天神。我好长时间弄不清楚我为什么哭。后来慢慢盘算，我才模模糊糊觉得，我是受了感动：我的好姐姐！立民已经是一个狼不吃狗不闻的人了，谁都躲着他走，生怕把“反革命”传染上，可她竟然这样去爱这个人！我当时还并不懂得多少男女之间的事，我只从我自己一颗孩子的心判断，我的亲爱的姐姐她做了一件好事！ 那天，姐姐把立民带到家里来，她自己亲自张罗着包了一顿饺子。过日子很仔细的父母亲好几次唠叨着问姐姐：今天既不逢年，也不过节，为什么要吃好的呢？ 姐姐和立民大概都在心里偷着笑。可他们并不知道，偷着笑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后来，生活猛然间发生了大变化。“四人帮”完蛋后，听说受了冤屈的立民父母亲平了反，从禁闭里放出来了。第二年，姐姐就鼓动立民去考大学，她自己也去考了。结果立民考上了北京的一个大学，姐姐差几分，没有考上。 立民走后，全村人议论了许多天，都说世事又变了，苦难的立民翻了身，展开了翅膀。姐姐看来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立民上了大学；而难受纯粹是为了他们的分离。我已经长大点了，再有两年就要上初中，已经朦胧地知道了一些爱情的奥妙。我知道立民一走就是好几年，姐姐那么喜欢他，他一走，她心里会有多少寂寞和难受啊！而要是姐姐难受了，那我心里也是很不好受的。 但我没想到，这一切还有弥补的好办法。 好长时间来，大概村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姐姐总是定期到村对面的公路上，从乡邮员老李叔叔的手里接回一封又一封立民从北京寄来的信；同时，她也把一封又一封的信交给老李叔叔，向北京寄去了。姐姐大概和老李叔叔达成了“协议”，让他保密，所以村里人都是不知道这事的。但可没瞒过我的眼睛。 自从立民上了大学，村里人也就再不说姐姐和他的闲话了。我知道姐姐是个很腼腆的人，不愿让别人知道这些事。要是村里人知道了真情，常常会动不动就开一些很粗鲁的玩笑，这种玩笑会使任何一个害羞的姑娘都难为情。 爸爸看来也不清楚——他看来只知道关心土地和庄稼，对旁的事都是麻木不仁的。不过，我有时也看见他用一种可怜和忧郁的目光，盯着姐姐的背影出半天神；但也不说什么话，只是叹一口气就完了。 我知道，姐姐每次接到立民的信，就常躲到村前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去看（一想起那地方我就心跳脸烧）。 看完信回来时，她总是满脸喜气洋洋，不住点地唱一些叫人很愉快的歌曲。姐姐的嗓子是挺棒的，像收音机里那些人唱的一样好听。 就在姐姐最高兴的时候，爸爸就显得更不痛快了。他总是烦躁地打断姐姐的歌声，拉着像要哭一样的音调央求姐姐说：“好娃娃哩，别唱啦，我这阵儿心口子疼得要命……” 每当这时，我总是在心里埋怨爸爸，嫌他老是在姐姐最高兴的时候，心口子就疼，把姐姐的兴致全破坏了。但我也对爸爸充满了爱和同情。自从妈妈死后，他变得多么可怜啊。看，他的头发都快全白了！ 但是，在姐姐高兴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很好的。我表面上装得一无所知，但一背转人，也不由得笨嘴笨舌唱起歌来。我本来只爱画画，并不爱唱歌，但在这样的时候，我还是要唱几声，为了祝福我亲爱的姐姐。不论是谁，只要他自己有姐姐，他就会知道：尽管他表面上对自己姐姐的婚事不好说什么，但他实际上是怎样在内心里关怀着她的幸福啊！ 元旦又来临了。 我们乡下人一般是不过这个年的。在我们看来，这个节日是属于城里人的。我们乡下人过年就是过春节。 对于老百姓来说，过节日的主要标志就是吃好的。今天，村里家家户户仍然像往日一样，都是粗茶淡饭，谁家也没显出一丝节日的气氛来。 唯独我们家与众不同，竟然像城里人一样，张罗着过这个“洋”历年了。其实，这事主要是姐姐在张罗。自从妈妈死后，家务事都是由姐姐做主的。爸爸是不管这些事的，他照旧一声不吭，清早起来就上山砍柴去了。 我知道，姐姐今天是很高兴的，因为她昨天又接到了立民的信。但我心里也忍不住嘀咕：姐姐，你也高兴得有点过分了。为了庆贺你收到立民的一封信，今天就破费着包饺子吃吗？你知道，咱家囤里的白面可是不多啰！ 但我并不反对姐姐今天包饺子；只要姐姐乐意的事，我从来都是支持她的。 姐姐一大早就到菜窖里挖了许多胡萝卜回来，准备做馅。她把萝卜不知在水里洗了多少遍，就在铁擦子上擦成丝，放在开水锅里一冒，捞出来捏成疙瘩，放在了白瓷盘里。接着她又捣蒜、捣胡椒、剥葱，忙了好一阵。毕了，她给我塞了两块钱，叫我到镇子上去买二斤羊肉回来。 我很高兴为姐姐跑这个差，赶忙拿了个尼龙网兜就起身。我刚出门，姐姐又追了出来。不知为什么，她笑吟吟地用两条胳膊抱住我的肩头——我感到那胳膊微微地有些颤抖。 她脸红得像一片早晨的霞，稍微犹豫了一下，便把嘴贴到我的耳朵上，悄悄说：“路上别玩，买了肉就赶快回来，姐姐等着包饺子呢。今天咱们家要来客人。你知道是谁吗？是高立民。就是那个插队知识青年。他上个月从北京来咱们省上的工厂实习，昨天来信说元旦要回村来。” 我感到一种火一样热烈的感情通过姐姐的胳膊传导到我身上来了。我抬头看了看姐姐，见她眼睛里竟然噙着泪水。我这时才发现，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新剪了头发，雪一般洁白的脖颈和桃花一样粉艳的脸蛋，在乌黑发亮的头发衬托下，漂亮得像闻画上的仙女。我望着幸福的姐姐，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对她点了点头，就飞一般向远处的镇子上跑去。我现在才明白了，姐姐为什么今天包饺子。我还见她把过端阳包粽子的糯米、红枣，过六月六的荞麦凉粉掺子都搬到太阳地里晒；还把花生豆呀，葵花子呀，统统拿出来用簸箕簸了一遍。而这些珍贵的吃食姐姐平时连我都不让动——原来她是藏着等立民回来吃呀！ 阴得很重的天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飘起了雪花。我跑着，跳着，向镇子上飞奔而去。越来越密的霄花像瀑布似的在眼前流泻着。田野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雪落在地上沙沙沙的响声。一片迷迷蒙蒙中，瞧见远处山尖上已经开始白了。我在风雪中跑着，像个小疯子似的手舞足蹈，高兴得张开嘴“啊啊”地狂叫着。我是多么的兴奋啊，因为姐姐想念了许久的那个人就要回来了！当年，他在村里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这次回来，他吋是个排排场场的大学生了。他是在北京上大学呀！北京，那可是容易去的地方吗？我是去过的一是在梦中。我要叫立民好好给我讲一讲北京的事情。我在内心里也充满了对立民的想念和爱，因为他将是姐姐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姐夫。我想，他这次回来，一定会像人家的姐夫一样，和姐姐举行个订婚仪式，请村里的人吃喝一顿。这样，姐姐就再不会被村里人笑话二十七岁还没男人。亲爱的姐姐为了这，是受了许多委屈的。女大不嫁，别人是多么小看呀……我一边跑，一边胡思乱想，没觉得就跑到了镇子上。我很快到店铺里去买肉，可公家的羊肉早卖完了。于是又跑到镇子外面河滩里的自由市场上买了二斤羊肉，折转身上了公路，就往家里跑。 突然，我听见背后有人喊我的小名。 我停住脚，回头一看，原来是乡邮员老李叔叔。李叔叔一直在我们这川道里送信，大人小孩他都认识。姐姐每次就是从他手里接回立民的信。 李叔叔已经走过来了，狗皮帽子和肩膀上落了一层雪。他把一封信递到我手里，笑嘻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回去给你姐姐！”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看了看信皮子，的确是给姐姐的；是省上一个什么化工厂寄来的。我猛然想起姐姐刚才说过，立民已经从北京来到省上一个工厂实习来了，是不是他给姐姐的信呢？可又一想：立民不是今天要来吗？姐姐昨天不是收到了他的信吗？但是，我们在省里又没熟人和亲戚。谁给姐姐写信呢？除过立民，再不会是其他人！他为什么又写了封信呢？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 我由于心急，也没考虑什么就把信很快拆开了。 当我看见开头“亲爱的小杏”一句话，便吓得出了一身汗，不敢看了。天哪，我做了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我怎能偷看姐姐的恋爱信呢？ 我想，既然把信拆开了，我就是说我没看，姐姐也是不会相信的。再说，第一次看恋爱信，这诱惑力太大了，我根本抗拒不了。我于是决定要看这封信——我想姐姐是会原谅我的，她那样亲我。再说，我是个嘴牢的孩子，不会给别人说的，连父亲也不会给说的。姐姐她不知道， 就是她和立民亲嘴的事，我也是没给任何人露一个字的。 我于是在路边找了一个既避风又避人的地方，看起了这封信—— 我想还是直截了当把一切都说清楚吧！由于痛苦，我无法写长信。昨天发出的信，你在元旦前一天大概已经收到了。 我本来是想利用元旦的假期回来一趟的，想当着你的面把一切说清楚，但我想我们都会无法忍受这种面对面的折磨。因此，我决定不回来了，觉得还是信上说这事为好。 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父母亲不同意咱们的婚事（你大概在省报上看见了，我父亲又当了副省长）。他们主要的理由是：你是个农民，我们将来无法在一起共同生活。我提出让他们设法给你安排个工作，但他们说他们不能违背《准则》，搞“走后门”这些不正之风，拒绝了我的请求。父母亲已经给我找了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她父母和我父母是老战友，前几年又一同患过难。亲爱的小杏，从感情上说，我是爱你的。但我父母在前几年受尽了折磨，现在年纪又大了，我不能再因为我的事而伤他们的心。再说，从长远看，咱们若要结合，不光相隔两地，就是工作和职业、商品粮和农村粮之间存在的现实差别，也会给我们之间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由于这些原因，亲爱的小杏，我经过一番死去活来的痛苦，现在已经屈服了父母——实际上也是屈服了另一个我自己。我是自私的，你恨我吧！啊，上帝！这一切太可怕了…… 我看到这里，头上立刻像响了一声炸雷！这信上有些话虽然我不太能读懂，但最主要的我已经看明白了，立民他已经不要我的姐姐了！我脑子里像钻进了一群蚊子，嗡嗡直响；感到天也旋来地也转，好像雪是从地下往天上飘。我赶忙把信塞在衣兜里，拔腿就往家里跑……我跑进院子，站住了。 我听见姐姐正在屋子里唱歌。歌声从屋子里飘出来，热辣辣的，在风雪里传荡着：“……亲爱的人儿，你可曾知道，有一颗心在为你燃烧。不论是狂风暴雨，不论你到天涯海角，这一颗心，永远和你在一道……” 我知道，这是一首电影插曲，姐姐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泪水在我的脸上刷刷地淌着。密密的雪花在天空飘飞旋转，大地静悄悄的和我一起听姐姐唱歌。 我在院子里立了一会儿，用袖子揩了揩脸上的泪水，腿上像绑了石头似的，一步一步挪回了屋子。 姐姐正站在灶火圪捞里炒花生豆，锅里烟气大冒，毕毕剥剥直响。她大概看见我的神色不对，就走过来，惊讶地打量了我一下，突然问：“宝娃，你买的羊肉呢？” 我看了看自己的两只空手，才知道羊肉已经丢在看信的地方了！我什么也没说，掏出那封信交给了姐姐，便忍不住扑在炕栏石上，“哇”一声哭了！ 我趴在炕拦石上哭了好一阵。等我爬起来的时候，姐姐早已经不在屋子里了。地上散乱地丢着那几页信纸。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很呛人的味道——大概是锅里的花生豆焦糊了。 姐姐到哪里去了呢？我的心忍不住一紧。我什么也不顾地跑出了屋子。 外面的风雪更大了，地上已经积起了厚厚一层荒雪。山白了，川白了，结了冰的小河也白了。远远近近，白茫茫一片。大地上一切难看的东西，都被这白雪遮盖了。姐姐呀，你在哪里呢？ 我顺着打麦场上面的小路，出了村子，穿过那一片开阔的川地，盲目地向小河那边走去；我在弥漫的风雪中寻找着姐姐，脚下打着滑溜，时不时就栽倒在地上。 当我跌跌爬爬走到小河边的时候，突然看见河边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一个人，浑身上下覆盖着雪，像堆起来的雪人一般。这不是姐姐吗？ 这正是我亲爱的姐姐。她两条賂膊抱着膝盖，一双失去光彩的眼睛迷惑地望着风雪模糊了的远方。她好像已经停止了呼吸，没有了活人的气息，变成了一座白玉石雕成的美丽的塑像。 我也默默地坐在了她身边，把头轻轻靠在姐姐的肩膀上，忍不住呜咽起来。天渐渐昏暗下来。风小了，雪仍然很大；毛茸茸的雪片儿在黄昏里静悄悄地降落着。归牧的羊群从对面山里漫下来，在风雪里缓缓向村子里移动。 姐姐伸过来一只冰凉的手，轻轻地颤抖着，抚摸着我的头。我仰起脸在昏暗中望了望姐姐：啊，她一下子好像老了许多岁！我依稀看见她额头和眼角似乎都有了细细的皱纹。我的亲爱的苦命的姐姐！ 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站在我们面前的。他带着一身山里的黄土，脸上流着汗道道，落了雪的头发纯粹是白的了。 他不出声地弯下腰，拍去了姐姐和我身上的雪，从胳膊窝里拿出我的皮帽子给我戴上，又拿出姐姐的那条红毛围巾，给她围在脖子上；然后用粗大的手掌轻轻拂去了姐姐头发上的雪花——那实际上是在轻轻地、慈爱地抚摸着姐姐。爸爸，我知道了，你不仅爱土地和庄稼，你实际上是多么的爱我们啊！ 姐姐站起来，头一下子埋在爸爸怀里，大声地哭起来了。 爸爸轻轻抚摸着她的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唉，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了！怕你伤心，爸爸不愿和你说……我知道人家终究会嫌弃咱们的……天黑了，快回家去吧……”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在无声地向这个世界上降落着。 就像在我们小时候一样，爸爸一只手牵着姐姐的手，一只手牵着我的手，踏着松软的雪地，领着我们穿过田野，向村子里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嘴里嘟嘟囔嚷地说：“……好雪啊，这可真是一场好雪……明年地里要长出好庄稼来的，咱们的光景也就会好过啰……噢，这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 姐姐，你听见了吗？爸爸说，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是的，我们将在这亲爱的土地上，用劳动和汗水创造我们自己的幸福。 月夜静悄悄 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女儿兰兰就要出嫁了。据知情人露风说，她爸爸给她寻的女婿是地区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而司机的父亲就是地区商业局局长。还听说这位局长已经给兰兰走后门找了正式工作。 这天下午，消息得到了证实：地区商业局的一辆汽车果真停在书记家院门前的简易公路上了，一位穿戴时髦的小伙子进了高明楼家的高墙大院。有人还看见高明楼到五里外的镇子上提了一条子肉回来，大概是招待新女婿。据说新娘新郎已经办了结婚手续，兰兰明天早上就要跟女婿走了。 村里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是冷漠的。大家只是悻悻地说：好事都是人家的，咱平民老百姓梦也梦不见。 但村里人对他的女儿兰兰印象还不错。高兰兰高中毕业两年了，考了两回大学都没考上。现时国家也不在农村招工招干，她只好在队里参加了劳动。这姑娘漂亮、聪敏、懂事，口也甜，只要村里辈数大的，就是穷得站不到人面前的人，她也经常是叔叔婶婶不离口。她有时还能帮助—些穷家薄业的人解决点燃眉之急。比如谁家娃娃得了急症，紧用钱，向高书记借肯定要碰钉子，但要是向兰兰开口，她总是二话不说就从家里把钱拿出来了。现在听说她就要离开这个村子，大家倒有点怅怅然。 天一擦黑，和整个村子隔一条沟的高书记家的独院里，灯火正明。全村的庄户人家，大都是黑灯瞎火的，月光下，村前的公路白光刺眼，一直伸到遥远的后川道里。一列列大山的剪影在暗蓝色的天幕上画出了许多美妙的曲线。村对面的果树林子，已经模糊得一闭一闭的，像罩上一层薄纱。劳动一天的社员，像往常一样，倒在自己的土坑上睡了。 但是，唯独村后瞎眼寡妇的独苗儿大牛，这时却睡不着，破天荒第一次患上了失眠症。这个干活不要命的庄稼汉，从来都是累得头一挨枕头就打呼噜，根本不相信天下还有睡不着觉的人，今晚却反常了。 是什么事使愍厚的大牛睡不着觉了呢？当然不是为了什么喜事，而是一种巨大的痛苦正在折磨着他的心；为的就是兰兰明天要离开村子。当然，他的痛苦谁也不知道，只藏在他一个人的心里。 大牛像牛犊子一样健壮，长得笨头笨脑，平日只会闷头干活，三拳头也打不出一句利索话来。他只上过一年小学，刚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和工分本子上的数码。由于家境贫寒，经常穿一身染不起颜料的白粗布衣服，被柴草和牛粪弄得肮肮脏脏的。他整日价愁眉苦脸，再可笑的笑话也甭想逗乐他，村里人一般是不尊重他的，但看重他全村数第一的好力气和一颗善良的心。每逢队里重活派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一声不吭地去干了。村里谁家要是有个跑腿的事，也总爱找他，因为他既诚心实在，又从不计较别人什么报答。 说起来他的命也真苦，刚活蹦乱跳地上了学，父亲就病倒了，他只好退学。小小年纪就把家庭的重担压在了自己的肩头。几年后，父亲死了，给他擦下一河滩账。以后国家的政策一变再变，生产队塌垮得没法提说，直到眼下，他的账也没还完。父亲死后，望着母亲又双目失明了，他的日月更是雪上加霜。每天既要出山劳动，回来又要忙活家务，光景过得一烂包！母亲眼睛看不见，给他做不成针线活了，他就烂衣薄裳胡凑合着穿；脚上的鞋动不动就狮子大张口，只好求邻家帮忙缀上几针，他眼看二十大几了，可媒人还没在门前踏过脚印。村里人认定他这辈子非打光棍不可。眼下，这深山老沟里庄稼人要找个媳妇，就是家里光景好的，少说也得六七百块钱的彩礼；像他那个穷家薄业，就是掏上千大几也没人来上门。村里人有时也和他开开玩笑，问：“大牛，想媳妇不？”他对这种揶揄大都是不吭声的，好像没听见。有时他也瓮声瓮气地说：“咱想媳妇哩，媳妇不想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一番。 可谁也不知道，他说的却是一句实心话。自不量力的大牛，竟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在心里偷偷爱上了书记的女儿兰兰。这真是一个悲剧。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可以说是痴人做梦。但不论是什么人，有时候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对自己明明是不可能的事，却要做些非分之想，而且固执得要命。 事实上，大牛本人也清楚这一点——他想和高兰兰结合，就等于想和天上的仙女结合一样不可能。可他又是多么爱她啊！只要高兰兰笑了，他便感到整个世界都笑了；只要高兰兰恼了，那山山水水顿时在他眼里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记得兰兰在县城上中学的时候，每到寒暑假，只要她一回村，大牛马上路也走得利索了，说话口齿也变得清楚了，而且还动不动就在河里洗刷他那身糊牛屎的粗布衣服。一旦开了学，高兰兰进了县城，情绪高涨的大牛便立刻又像霜打了的庄稼一样，蔫头耷脑的没有了一点活气。可惜他过去这些自作多情的表现，世界上谁也没能看出其中的奥妙，高兰兰更是一无所知。 终于，兰兰高中毕业回乡了。大学考不上，只好呆在村里，她父亲不让她参加劳动，但她是个生性很强的人，不愿意呆在家里白吃饭。 兰兰参加了队里的劳动以后，大牛高兴得简直有点疯头涨脑，立刻话也比平时多了起来，而且还敢在没人的地方哼几声曲不搭调的戏文。 他经常设法和兰兰在一块劳动，时刻准备为她服务效劳。遇到什么包工活，他便笨嘴笨舌地叫兰兰到野地里玩耍去，她的活由他代替干。兰兰对他也好，常亲切地叫他“牛大哥”。遇到有人话言话语欺负他时，她总是护着他的。她对他也非常随便，路上看见哪个崖畔有朵好看的野花，就喊：“牛大哥，快给我拔下来！”他立刻就像士兵听见了冲锋号，一扑就爬上去了。别说是在山崖上胃险为兰兰摘一朵花，就是到天上为她摘一颗星星，他也愿意去！ 有一次，他赤脚片儿到一个葛针丛生的山崖上为她摘了一朵鲜红的山丹丹花，下来时不小心脚上扎了一根葛针，疼得他走路一瘸一拐的。 兰兰发现了，马上叫他坐下。她很快从身上掏出一根绣花针，跪在他面前，一只温暧的、少女的手，小心翼翼地捉住糊着泥巴和牛粪的脚，剔出了扎在脚心的那根刺。当时，受宠若惊的他忍不住鼻根一阵又—阵发酸，激动得差一点哭出来！ 这以后，每逢他一个人在地里的时候，他总要呆呆地看一会儿他的那只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已经永久地留在了这只脚片子上。他并不指望自己今生一世能得到比这更大的幸福了，也更不敢想让仙女一般的兰兰来爱他——就如他爱她那样；他只是希望永远能看见她在他跟前存在着。因此他对兰兰回乡务农一直是兴高采烈的！如果她是太阳，他就愿意是一座山，一条河，尽管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也可以沐浴在她那温暖的光辉之下啊！ 可是这一切很快就要完结了，亲爱的高兰兰明儿一早就要走了；她将要跟一个富足而有地位的城市青年一块生活去啰！ 此刻，他睡在土坑上痛苦地想，等明天一早，天上的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他心中的太阳就已经落了，永远地落了！ 银灿灿的月光从窗户的破纸洞中泻进来，他那张粗糙的黑红脸上沾满斑斑的泪迹。 随着一声沉重的叹息，他一闪身坐了起来，三把两把穿上衣服，跳下坑，开了门，迈着急匆匆的步伐向前村那个亮着灯火的独院走去。 月光好极了，像水银一样泼在地上，一片明光灿烂。凉气从河道里漫上来，使得村巷里感到冷森森的。 大牛在月光地里走着，光头，光膀子，穿着一件白粗布小褂，愍厚的脸上带着从来都没有过的激动情绪。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去见一见兰兰。他压根儿不考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也没想过此去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反正他横了一条心，今晚上非见她一面不可！ 他老远就看见兰兰家下面公路上的那辆汽车，心里登时烦躁得像猫爪子抓着一般。 他来到书记家新建的很排场的大门前停下来，用一只拳头在红油漆门板上不轻不重地捣了几下。 不一会儿，有人来开门了，是书记的老婆。她带着惊讶的表情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叫兰兰出来一下，有个事。” 书记老婆转身回去了。他心咚咚地跳着，离开大门前，又来到简易公路上，站在路旁的一棵老槐树下，两眼紧盯着那门洞。 不一会儿，兰兰出来了。月光下，只见她容光焕发，一脸喜气。原来的两根短辫已经梳成了剪发头，显得庄重、娴静。一身素淡的衣服裹着苗条的身体，风度像县剧团的演员一般高雅。她左顾右盼地看了看，然后发现了呆立在老槐树下的大牛。她很快带着愉快的声调喊：“牛大哥！你有什么事？进我们家里来说嘛！” “不！我……不去！你……来！”他站在槐树下，胸口火烧火燎的，嗫嚅着说。 兰兰迈着轻盈的步子过来了，走到老槐树下，喜气洋溢的脸上带着不解的神情，望着这个从小和她一起耍大的庄稼人，又一次问：“牛大哥，你究竟有什么事？” “没……事！”大牛窘迫得一只手搓着另一只手，牙咬着嘴唇，身子微微有点抖。 “有什么事你就畅畅快快说，牛大哥！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我……明天就走了。”兰兰不好意思地把脸扭到一边去，脸上带着新娘特有的害羞的微笑，望着村对面月光下朦胧的果树林子。 他终于结结巴巴开口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咱村子？你……不要离开咱村嘛！……”说完后，他己也为自己突然冒出的这两句傻话吓了一跳！他猛转过身，光头一下子抵在老槐树上，两只手狠狠地抠着树皮。 兰兰被他的话一下子惊呆了。她惊讶得张开嘴巴，半天也合不拢。聪敏的姑娘已经明白了这句话里面包含着什么意思，她感到了一颗痛苦的心正在她的面前剧烈地搏动着。她惊慌失措地望着这个衣衫褴褛、光头光膀子的庄稼汉，霎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心情立刻变得相当沉重。啊，人活一世，什么事也可能碰上！ 她不一会儿便冷静下来，用怜悯的眼光望着他肌肉隆起的肩背，轻轻地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牛大哥，你为什么这样呢？你不要这样……”她轻轻叹了一口气，接着用一种亲切柔和的声调说：“牛大哥，我一直很尊敬你。这是真的。你有一颗牛一样的善心。真像我大哥一样，时时处处在爱护着我。你的情谊，我这辈子都会记在心里的。牛大哥，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的心意，但这事是不可能的。我希望你不要再往这方面去想。往后回来，我还会像看亲哥哥那样看你的……”兰兰轻轻地说着，大牛呆呆地听着。一片云彩从皎洁的月亮上擦过， 大地出现了一会儿昏暗。村子下面的小河水哗哗地淌着，周围一片沉寂。大牛两片厚嘴唇抖动了几下，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来说去，农村穷，庄稼人苦哇……兰兰，你去吧，到城里可千万要小心呀，城里汽车多，小心碰磕着……” 这时候，上面院子里传来兰兰她妈愉快的嗓音：“兰哎！快回来炒菜，妈把肉丝切好了！” 兰兰一时没应声。她洁白的牙齿咬着绯红的嘴唇，低倾着头，脚在地上轻轻磨蹭着。老半天，她才说：“牛大哥，我这就要走了。今后要什么紧用的东西，你就给我写信，我一定给你捎来……你快回去吧，夜凉了，小心感冒，明天还要出山……”她抬起头很亲切地望了他一眼，便转身回去了。 大牛一直看着她走进大门洞后，两腿一哆嗦，便一屁股坐在了大槐树下！他两只手抱住光头，眼睛里喷着两团火，愤怒地盯住了公路上那辆“解放”牌大卡车。 大牛在老槐树下呆坐了片刻，猛一下子站了起来。他顺手从公路边的排水沟里挖出一块大石头，牙咬着嘴唇，一路小跑过去，“咣”一声碰在了那辆汽车上。他就像一头被逗恼了的牛犊子，一肚子苦闷没处发泄，便对这辆汽车开始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进攻。他恨这辆该死的汽车，明天就要把他心爱的兰兰拉走了。 在他准备碰第二块石头的时候，路边大门猛地开了，烧酒喝得脸有点发红的高明楼在月光下大声喝问：“啊，是哪个龟孙子？”等到看清汽车旁站的是大牛时，不解地问：“你黑天半夜在这儿鼓弄啥？” 大牛一见是高明楼，两条胳膊往胸前一抱，喘了几口粗气说：“干啥哩？往烂砸这龟孙子汽车！” 高明楼对他这番没头没脑的话琢磨一阵，心想，这小子大概是穷急了，乘着他家办喜事，有意来找点麻烦。他是个老于世故的人，很快走向前去，用一种领导兼长辈的口气说：“牛，有什么事就给大叔说嘛！怎么可以黑天半夜碰人家公家的汽车呢？你向来是个老实娃娃嘛，是不是家里又揭不开锅了！甭怕，救济粮很快就下来了！这几天如果没啥吃的，明上午到我家里来盘上几升！” “我就是饿得吃牛粪也不吃你的东西！这多年，你把精能耍尽了！这如今把你的女儿也翻搅出去了！”平时笨嘴笨舌的大牛，此刻满脸喷红，眼睛里闪着怕人的凶光，一副随时准备和人厮打的样子。 高明楼直到现在还是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有一点他已经明白了：这个人现在很恨他。 火气不时从书记的胸腔里升上来，但又压了下去。他想：打架打不过这二愣小子，讲道理又没多少道理可讲，而且还不知道这小子到底为什么要瞅住今晚跟他过不去。真是过喜事遇见了丧门星！ 明楼想不出好主意，只好再用软办法来平息这场他摸不着头脑的纠纷。 他很和善地笑了笑说：“好我的牛娃哩！我什么地方亏待了你？抛开咱是个领导人不说，就是看在你死去的父亲脸上，我也要帮扶照料你哩。唉，我和你爸曾一同给咱村的地主刘国璋扛过长工，又一起闹土改，打恶霸，我俩亲得就像亲兄弟一样！现在这政策不让讲阶级成分了，可我总还亲咱爱咱的贫下中农！”他边讲演边看着眼前这唯一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大牛嘴唇颤抖了一阵，恶狠狠地说：“屁！亲？爱？……”说完，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大牛又捡起一块石头，往汽车上砸去，“嘭”的一声，几块碎玻璃飞溅出来，没有碰着高明楼，却把大牛的光头划了道口子。 “你小子无法无天了！”高明楼一边嚷着，一边退到了自家的院门洞前。 就在这时，兰兰出现在他们面前。 兰兰苍白的脸上带着难言的悲哀，就像刚刚吞服了一剂苦药。她让她爸回家去，说让她单独劝解大牛几句。高明楼看见凶得像头牛一样的大牛，刹那间便乖乖地站在了兰兰面前，像个做错了事的娃娃一般。为了尽快平息这场纠纷，他回家去了。 大牛一直在兰兰面前低倾着头，两只手互相搓来搓去。光头上划破口子处血在流着，他也不擦一下。 兰兰“啊”了一声，转身又跑回家里，拿了一条崭新的白羊肚子毛巾奔了出来，手脚麻利地扎在大牛的光头伤口处。然后，她含着眼泪，轻声地说：“好牛大哥哩，你……甭这样了，这样人家会笑话的。我今晚上结婚，你这样闹腾，等于给我脸上唾哩！牛大哥，你自小就一贯帮助我，爱护我，哪怕你以后永远骂我哩，但今晚上你给我带个面子，再帮扶我一次吧……” 眼泪刷刷地从大牛那张憨厚的脸上淌下来了。他嘴里“嗯”了一声，接着便一下子抱住裹着羊肚子毛巾的光头，蹲在地上无声地啜泣起来…… 不久，村里的人们发现，不爱说话的大牛突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哑巴，一句话也不说了。有人还看见，每到有月亮的夜晚，他就光头上拢一条崭新雪白而又带着血迹的羊肚子毛巾，在村前的公路上或者在公路下边的河湾里，不停步地溜达，转悠，有时还见他猛然从地上挖起一块石头来，又“咚”一声砸到了地上…… (原载《上海文学》1981年第6期） 风雪腊梅 她用手绢在模糊的玻璃窗上擦出明净的一块来，身子伏在窗台上，两只圆润小巧的手托住很俊的脸蛋，傻呵呵地望着窗外，她的美丽加上这种娇憨的姿态，是极其动人的。不过，从她的脸上可以确切地看出来，这是一个心绪不佳的人。大凡人的忧伤很难埋藏的时候，常常就明显地挽结在双眉之间。 这的确是一个有苦难言的人——我们会慢慢知道一切的。 现在，她伏在那窗台上，一动不动，只是专心致志地瞅着外面。外面，密集的雪花儿，正轻飘飘地飞着，转着，颤悠悠地降落在地上，院子里已经白茸茸的，像铺了一层羊毛毡。远处，城市的建筑物和建筑物后面无穷无尽的山峦，也已经白了；白得模模糊糊的。白花花的雪，又把北方冬季里丑陋不堪的大地覆盖了。 可是，在这样的风天雪地里，大地上也并不是没有任何赏心悦目的东西。现在，就在这姑娘视线所及的院子南墙根儿下，那丛枝条灰甶、没有一片绿叶的腊梅树，碎金一般黄灿灿的花朵开得正繁。 此刻，她正是在看那花的。这已经不知是今天第几次站在这里了。透过玻璃，在一片迷蒙中看那花，她觉得每一朵花都好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而这无数灿烂的微笑似乎都对着这块玻璃，对着她。于是，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冲那花一笑。笑完了，脸色却变得像要哭一般。 她记得前几天，那树上还只是一些玉米粒一般大小的花苞，想不到今天竟然在这风天雪地里，赌气似的绽开了花瓣儿，多好强的花朵啊！ 不一会儿，她已经不由地转身开了房门，踩着软绵绵的雪地，飞跑过院子，站到了腊梅树跟前。她轻轻折下一枝来，把枝条七成串的黄花凑到鼻子尖儿上拼命嗅了一下。然后，又在冻得红艳艳的脸蛋上亲昵地偎了偎。雪很快染白了她乌黑的头发。她甩了甩头，手里举着这枝花，像举着一面旗帜似的向自己的屋子跑去。 她拉开自己的房门，楞住了，她看见，就在她出去的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屋子里已经进来了两个人，他们现在正坐在她的床铺上。 愁云立刻又笼罩在她的脸上。多少天来，她竭力想躲避这两个人，可是现在看来她已经无法脱身了。靠桌子一边的床头上，坐着她的领导，这个招待所的女所长。她穿着短呢大衣，那张看来很慈祥的脸上，仍然带着那种令人畏惧的宽宏大量的笑容。另一个是所长的儿子，正靠着她的铺盖卷儿，大大方方地抽着烟。 见她回来，母子二人都站起来，所长亲切地笑着说：“这么好看的花，专拣这风雪天里开哩，心疼死人了！”说着就走过来，一只手亲昵地在她肩上捏了捏，又抚摸了一下，关怀地说：“琴，你穿得太单薄了，可千万小心着凉啊！听说这几天正闹流行性感冒哩……” 所长的儿子看来急忙找不出合适的什么话，只是直挺挺站在他妈身后，一只手在头上轻轻揉搓着几根不服帖的头发。 她对所长的关怀报以淳朴的一笑，说：“不要紧……” 她把手里那枝腊梅花匆忙地插在一个早已准备好了的水瓶里，然后给两个客人倒了两杯开水，放在床头边的桌子上。她现在不知道做什么是好，随手拉开桌子的抽屉，想找那件没有打完的毛衣，但没找见，她一时也记不起放在什么地方了。于是，她只好又局促地站在窗前，两只手揉搓着衣角，心慌意乱地望着窗外。刚才揩净的那一小块玻璃又变得模糊了。外面像是起风了，影影绰绰看见雪片儿在窗前狂飞乱舞，更远的地方却是什么也看不见了。她的眼光在那一片纷沓迷离中寻找亲爱的、黄灿灿的腊梅花，但终于没能瞧见。房子里，暖气管发出一阵阵叫人瞌睡的咝咝声。一阵很难堪的沉默后，她凭感觉，知道所长已经站在她的身边了。 是的，所长已经满脸带笑地看着她了。沉甸甸的胳膊像往常一样搭在了她的肩膀上，轻轻地带着一种疑问的口气问她：“琴，给阿姨说，这几天想得怎样？不好意思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呀，真是个乡里娃娃！而今的年轻人，谁还在这号事上羞羞答答的！不过，话又说回来，阿姨也正是看上你的这点了。别看城里那些时？女子，尽是些骚货！怎么，还是不愿意？琴呀，阿姨不知道你是嫌阿姨家什么不好！怕跟了我广前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还是……” 她转过身来，尽量不使她的领导看见她眼睛里旋转的泪水，说：“吴所长，阿姨，您对我的好意我知道，可是，我……我已经给您说过，我……有了。” 这时候，所长的儿子像喉咙上卡了什么东西似的，用劲地咳嗽了一声。所长扭头狠狠瞪了他一眼，接着回过头又恢复了脸上的笑容，说：“就是你说的你们村那个……那后生叫什么来着？” “康庄。”她抬起头，认真地对所长说。 “噢，康庄！”所长也带着一种认真的理解和同情，宽宏大量地说，“这我完全理解，从小在一起长大，石头都能焙热哩，何况人……”她略微停了一下，转而用饱经世故的眼光看着她，手继续在她肩上抚摸着，开导她说：“琴呀，你实在是个愍女子！你还年轻，阿姨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你不妨听阿姨给你说，感情，就是那么绝对吗？世界上，可有比感情更强大的东西哩。是些什么东西，阿姨先不给你说，你活一回人，会慢慢体会到的。我现在只是给你说，一切都可以变的。你可以变，你那个康庄也可以变。旁的不说，就说我广前他爸吧，他原来也和一个农村女子成了亲，可解放了，进了城，生活不在一起啦，后来还不是跟我结了婚吗？这情况也不是广前他爸一个人，比他大的领导都有这情况哩。我也是一样，原来的男人没本事，后来找了广前他爸，我才真正找到幸福啦！人活一世……” “吴所长，您已经给我说过几次这话了，我也考虑过，但不管怎样，我绝不能这样，我在良心上过不去。再说，我和康庄一起长大，虽然他现在还在农村劳动，但我心里……爱他。”她现在已经抬起头，也不怕所长看见她眼里的泪水了，她觉得她从来也没这么胆大过，并且第一次从自己的嘴里说出“爱”这个字！爱，是的，在她看来，这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的。吴所长说世界上还有更强大的力量能改变这东西，但她现在无论如何也明白不了这“更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就是有这种力量吧，它可以改变别人，怎能改变了她冯玉琴呢？ “妈，走吧！烦死人了，你真能啰嗦！我晚上还要看《三笑》哩！”女所长的儿子从床上下来，把烟头轻轻往墙角丢去，不偏不倚，正好落进痰盂里。这个小小的成功暂时看来压过了他妈的大失败给他带来的不愉快，自鸣得意地把头一扬，嘴里轻轻弹了一下舌。 所长没理睬儿子，脸上带着顽强的笑容，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琴娃，你再好好想一想。阿姨三番五次对你说这事，难道不是为了你好吗？说实话，我广前也不是找不下对象，这城里可以说要挑哪个就是哪个，可我们都看不上眼。我广前性格上有点慌，不能再找个慌慌对慌慌。因此，我们全家就瞅下个你，你跟了我广前，我们能亏待了你吗？你再好好想想吧！广前他父亲前几天还一再打问这事哩，你知道，广前他爸是咱地委的第一书记，眼下正国民经济调整哩，工作实在是忙，平时家务事一概不管。上次他来招待所见了你一面，喜欢得不得了，一再对我说：‘咱广前就得这么个俊女娃娃才相配！’你不知道，阿姨当初一见你，就动了心，因此……你再好好想想，想好了，阿姨和你再慢慢说……广前，咱走，我听见你爸爸的汽车来了。” 所长的儿子认为在她面前耍点聪明的机会到了，用干部子弟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态冲她这面一笑，头潇洒地一扬，说：“得，看我妈！对我爸的汽车比对我爸还熟悉！” 他妈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愚蠢玩笑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摇摇花白的头：“你呀，总是爱说这种怪话……”说着把呢大衣的扣子扣上，和儿子一前一后出了门。 她呆呆地立在窗前，叹了一口气，过来在水瓶里取出那枝腊梅花，久久地看着，两颗泪珠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挂在了脸蛋上。生活啊，生活，你把人逼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记得半年前，她冯玉琴还在那个贫穷的小山村里劳动。当然，生活是苦一些，一年半载，见点白面星儿都难。可是，精神是自由的，畅快的。她和她幼年时一起长大的康庄哥一块出山劳动，一块谈大说地，生活有一股子说不出的甜味。现在，整天白米白面，肉上肉下，但她觉得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不痛快。 她记得，是那件意外的事使她的命运发生了如此的变化。那天，就是吴所长，来到了他们村，说是什么部有个领导人要来这地区检查工作，她亲自出动来他们这里寻找当地出的土特产，结果发现她长得漂亮（她自己也怀着骄傲的心情承认自己这个天生的优点）。于是，她就和他们那里出的土特产一起被吴所长带回了这个城市。所长说地区招待所是全地区的门面，需要相貌好的姑娘来当服务员。当时，她自己对这事倒也不是那么热心。这也不是说她不愿意来城里工作，而主要是觉得利用自己的“好相貌”来参加工作，心里感到很不美气。但她亲爱的康庄哥竭力支持她来。他对她说：“咱高中毕业，大学考不上，又没靠山和后门，什么出路也没了。你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个机会，千万不敢耽搁了。否则，咱就得一辈子呆在咱这穷山沟里！你先去。等你转正了，想方设法再往出拉扯我！听说人家吴所长的爱人是地委一把手，权大着哩！只要人家看得起，咱们的前途就无量。再说，你父母年老多病，不能出山，家里又没其他指靠，就你一个女娃娃家挣那点工分，怎能糊住—家三口呢？你参加了工作，就挣上工资了，虽然钱不多，但是长流水不断，维持个穷家薄业总比你在队里劳动强。至于你走后，你家里两个老人，暂时有我哩……” 康庄哥的话说动了她的心，她就来了。可是不久，她就明白了，所长这么热心地把她带来当服务员，并不单是要拿她的“好相貌”来为这个地区“撑门面”，而是给她的儿子找媳妇哩！所长对她好，平时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关心得已经被另外的服务员背后骂了她了。可这种关心是多么地令人不舒服。是的，别人要是抱着个人自私的目的关心你，比打你骂你都使人更难受。她明白了所有的这一切之后，就像饭碗里吃出来苍蝇一样不舒服。再说，亲爱的康庄哥虽然是个农民，但她爱他。这爱，是那熟悉的土地、熟悉的山路、熟悉的小河和熟悉的村庄长期陶冶出来的、和生命一样珍贵的感情结晶。对她来说，要割舍这种感情，就像要割舍她的胳膊腿一样。她决不能再接受另外一个人的感情了。尽管她和康庄哥从来也没说出过“我爱你”，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的事情。再说，话说回来，即使是没有康庄，她也不会爱所长的儿子的。她，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享受不了这种荣华富贵。她要是跟了地委书记的儿子，她将是这个家庭和她丈夫的奴隶——尽管物质上她一生可能会富有，但精神上她肯定将会是一个奴隶。抛开这些不说，她也根本不喜欢所长的儿子——别看他爸是地委书记！她找的是女婿，而不是女婿他爸。看他是什么派头嘛！架上他爸的势，经常不掏钱住在招待所的特级房子里，一住就是许多天。晚上，三朋四友，喝酒吃肉，吆五叫六，醉得吐一床。他一有空就到她房间来，二郎腿一跷，一坐就是大半夜，说香港道美国……后来，所长便直截了当在她面前提亲了，她也就直截了当说不同意。为了让他们母子二人彻底歇心，她还鼓起勇气把她和康庄的关系也给所长公布了。 可是，这母子俩却不歇心，甚至专门把地委书记拉来看了她一回。所长还给旁人话言话语说，她的合同期到年底就要满了，能不能转正还是个问题。所长说她“很急”，因为地委最近有了“新精神”，说马上要精减一批合同工哩。她知道这是所长捎话给她听，威胁她哩。另外，所长的儿子广前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对她纯粹骚情起来了。今晚，在这大风大雪里，他们母子又不辞劳苦地做她的工作来了。此刻，她的胸口像塞了一把猪毛，扎烘烘地难受。一种羞耻和恼怒的情绪像烘红的铁—样烫着她的心。她决定很快和这种可怕的生活告别，她再不愿意忍受这种折磨了。她不会屈服的！别看他们有钱有权，她并不爱这种荣华富贵。俗话说，千块块金砖万两两银，买房买地买不了人…… 窗外已经听见风的吼叫声了，雪粒像沙子似的敲打着玻璃窗。她仍然站在灯前，脸上挂着两颗亮晶晶的泪珠，出神地看着那一枝金黄色的、放着凛冽清香的腊梅花。花呀，它怎敢在这冰雪里开放得这么娇艳呢？她猛然想道：人，难道不可以和这花一样吗？不畏强暴，不怕艰险，就是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也能保持住自己高贵的品质。冯玉琴！你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想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不幸的农村姑娘忍不住热泪盈眶，竟用那两片绯红的嘴唇在这枝金黄的花朵上轻轻吻了一下。 现在，她很快把这亲爱的花朵放回到那个水瓶里，情绪激昂地坐在了桌前。 她铺开几张白纸，开始给康庄写信。她将在信上要求亲爱的康庄哥赶快来接她，说她将要和他很快地建立家庭，在他们那穷乡僻壤创造他们的幸福生活；她还要对他说，只要人活得正派和问心无愧，他们就是一辈子农民，也照样会很幸福的；当然，她还要告诉他，在这个地方有一棵腊梅树，它怎样在冰天雪地里开放着金灿灿的花朵…… 她刚在纸上写上“亲爱的康庄哥”几个字，就听见几声轻轻的敲门声。她的心立刻缩成了一团。她惊骇地想：是不是所长和她儿子又来了！或者仅仅是所长的儿子一个人来了？如果光是所长儿子一个人来，那可是多么叫人害怕的事啊！天这样晚了，又刮风下雪的，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可她细细一想，觉得不像是所长的儿子，因为他进她的房间从来都不敲门，常常猛不防就闯进来了。 她于是把写了几个字的信纸又放回到抽屉里，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站起来去开门。 随着打开的门板，风雪裹进了一个人。她定眼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这竟然是她想着和盼着的康庄哥啊！ 这的确是康庄。她看见他带着很不自然的笑容站在她的面前，两只手互相局促地搓着。原来很消瘦的他，现在居然脸盘胖胖的，有点城里人说的发福的样子。头发也理得整整齐齐，似乎比原来也黑亮了一些。身上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涤卡衣服，新倒是很新，但上面似乎沾着许多油膩，显得很污脏。 她半天才从一种巨大的惊喜中反应过来，赶忙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呀？今天？刚才？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啦？我们家？我爸？我妈？你们家？谁？……噢，先不说这些！你一定跑累了，我给你弄饭去，你肯定饿得不行了！”说着她便转过身，手忙脚乱地在柜子里寻起了碗筷，喜悦、激动，使她浑身微微地有点发抖。 康庄走进来，站在屋当中，把两只糊满雪粉的脚在地上跺了跺，说：“别忙了，我早已经吃了。” “你在什么地方吃的饭呢？”她惊奇地转过身来问他。她可从没听说他在这城里有熟人。 康庄略微犹豫了一下，坐在了椅子上，说：“到什么时候还能少了我的一口饭呢……你大概不知道，我早在地区粮油公司当了炊事员，快两个月了……” 她登时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怔怔地看着他。好久，她才在乱麻一般的思绪中理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来：他已经到这城里两个月了，为什么不来找她呢？ 还没等她发问，康庄已经说开了：“琴，自从你和地委书记的儿子订婚后，你们所长就打发人把我从村里叫上来，给我找了这么个工作，所长说是你吩咐他们一定要照顾一下我……” “骗人！骗人！这完全是骗人！”她没等他说完，便发疯似的喊起来。“这我很快就知道了，你们实际上还并没订婚哩。”康庄平静地接着说，“可我反复想了，不论怎样，归根结底，你是不可能和我结合了，你那么漂亮，现在又有工作，又被人家地委书记的儿子看上了，我是个平民老百姓，怎能争过人家呢？所以后来也就向现实低了头，彻底低了头。唉！不管怎说，我现在也算吃上公家一碗饭了。炊事员听起来不高雅，可工资还不少，连补贴下来，一月七十多块钱哩……” “不！”她的眼泪在脸上刷刷地淌着，走近他的身边，大声喊着说，“不！咱们都把这烂脏工作辞退了！明天就回咱村子里去！” 康庄抬起头，一丝激动的情绪涌上他胖胖的脸蛋，但是很快就又消失得一干二净。他重新把头倒倾下来，一只手抠着另一只手的指甲缝。半天，他才又抬起头，脸上带着一种麻木的表情，吞吞吐吐地说：“好琴哩，你先不要太冲动了，咱慢慢商量这事嘛……唉，老实说，我当初也不知道为这事痛苦了多少回，眼泪流了几大桶。就是现在，我心里难道就好受？可是，感情是感情，现实是现实。我把一切也都看破了……我知道，我个平民老百姓，是不会让你幸福的。就是和你结了婚，你那么漂亮，以后别人欺负上你，我这点可怜的地位，连一点点保护你的力量也没有啊……”他平静地说着，眼睛时不时看看她——神情是那样的漠然，似乎那过去的一切，对他来说，已经画了句号，变得遥远而模糊了。 这一切她都眼睁睁地看见了，感受到了！一阵巨大的震惊压过了悲痛，她甚至连眼泪都顾不得流了。心像什么东西猛拉似的往嗓门眼上提，头，一阵又一阵地眩晕起来，一双眼睛顿时变得无光没彩。她吃惊地望着她小时候一同长大的伙伴——她一直在心里亲着和爱着的这个男人，他原来是这么懦弱的一个人啊！她为什么以前没有看出他身上有这么大的缺点呢？她脑子里很快闪过什么书上的一句话：人爱人，往往只从好的方面看…… 她看着他那颗胖了的头，看着他平庸的脸！那麻木的表情，看着他那一身工不工农不农的肮脏的衣服，一种悲哀和绝望的感情使她感到天旋地转，几乎要栽倒在地上！ 她一只手托住桌边，开始痛苦地想：他也许是被所长和地委书记的权势压垮了！她觉得她用自己爱情的力量也许会把他重新唤醒的！她要夺回他的——不，也是她的那被剥夺了的一切！ 于是她满面流泪地说：“康庄哥，咱一块回咱村去吧！再哪里也不去了！咱就在咱的穷山沟里过活一辈子！天下当农民的一茬人，并不比其他人低下！咱吃的穿的可能不富足，可咱的精神并不会比别人穷的！康庄哥，咱一起回去吧！而今农村的政策也宽了，咱们的日子慢慢也会好起来的……康庄哥，你答应我吧！咱明天就动身回去！” 她的这些从心窝里掏出来的话，她的这些使石头也会落泪的话，竟然仍没有打动这个炊事员的心。他坐在椅子上，像黑霜打了的冬瓜花，蔫头耷脑。当然，看来他精神上并不是没有痛苦，脸上的肌肉抽搐着，牙齿咬着嘴唇半天不说话，沉默。房子里暖气管的咝咝声和窗外风雪的吼叫声组成了一种奇妙的交响乐，在这个空荡荡的房子里，在这两个沉默着的、农村来的青年人的心灵里回荡着，空气紧张得就像等待着某种东西的爆炸…… 过了一会儿，康庄抬起头，带着一种哭音拉调，说：“好琴哩！你的话像刀子一样扎人心哩……可是，我思来想去，咱可再不能回咱那穷山沟啊！我再过一个月就要转正哩！说心里话，好不容易吃上公家这碗饭，我撂不下这工作！实说，我爱你着哩！但一想回去就要受一辈子苦，撑不下来啊！没来城里之前，还不知道咱穷山沟的苦味；现在来了，才知道咱那地方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 “放屁！”无比的愤怒一下子淹没了所有其他的感情，她眼里像喷着火似的望着这个没有骨头的人，大声叫着说，“咱们的先人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你爹你妈现在还住着，难道他们都不是人吗？我看你才不是人，是一条狗！” 她说完后，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可是，那刚才一直像烧着火似的脑子被一盆子凉水泼灭了，冷却了。她一下子感到身子软绵绵的，于是就扑倒在床上，放开声哭起来了。窗外的暴风雪叫得更猛了，将大把大把的雪扬在窗房上，啪啪直响。远处的街道上，传来了风吹电线发出的尖锐哨音。 她伏在床上忘情地、伤心地号啕着。她现在并不是为了和这种不再值得留恋的感情告别而哭；她是在哭她自己的命苦，哭她竟然瞎了眼，多少年就把自己纯洁的感情交给了这么一个人！ “哭什么哩！甭哭咧！我看咱两个而今就算闹腾好了，我过一个月就转了正，成了正式工了；你要跟人家地委书记的儿子，也还愁没个工作吗？唉，咱们两家祖祖辈辈还没出一个吃官饭的人呢！琴，咱好歹已经快端上这碗饭了，一转正，就是铁饭碗，再不怕遭年馑了！咱要是现在回去，就再没指望了，这辈子也别想……咦？这寒冬腊月还有开花的东西哩？水瓶里插的那是什么花？还没见过哩？像年画上画的梅花嘛！叫我看这是真的还是纸做的假花……”这个乡巴佬说着便带着惊异而稀罕的神色，向桌子这边走来。 她听见他走近了，猛一转身，大声吼道：“别动！你的手，脏！”她的眼光喷着火似的射在这个已经死了的活人脸上，指头像锥子似的指着他的鼻子问道：“你说！是不是人家给你找了工作，你给人家答应的条件就是和我断绝关系？你再说！你今天晚上跑到这里干啥来了？是不是所长叫你来做我的工作，让我跟她那个不要脸的儿子成亲哩？你说！你说！你说呀！”她发疯似的喊着，一步步逼近了他。 他怯懦地、乞求地瞄了她一眼，头深深地低下了。 她愤怒地扬起手，在那张吃喝得油腻腻、肥乎乎的脸上狠狠打了一记耳光，咬牙切齿地说：“你滚出去！” 他没有看她，仍然像一截木桩似的钉在那里。半天，他才笨拙地转过身子，跌跌撞撞摸到门口，走了。门外传来一声深深的叹息，扑踏扑踏的脚步声渐渐地消失在黑暗的雪夜里…… 现在，她坐在了椅子里，目光静静地盯着桌子上的那枝腊梅花，思绪像洪水一样在脑子里奔涌起来，她此刻明白了吴所长所说的世界上还有更强大的力量是什么了。她谛听着窗外猛烈的暴风雪的吼叫声，心里想：这严酷的暴风雪不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吗？它把世界上多少生机勃勃的绿色的生命都杀死了！但是，它奈何不得梅花啊！亲爱的腊梅花，你就是在这样的时候，金灿灿地开了！ 她鼻子里“哼”了一声，站起来，开始收拾房间和整理东西。她先打开自己那个小提包，一眼便看见了那件没有打完的、铁灰色的男式毛衣。一缕淡淡的哀伤又涌上了她的心头。这是她用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买了最好的毛线，准备给刚才走了的那个人织的，已经织了一半。 她征了一会儿，便取出这件没织完的毛衣，一只手扯住线头，狠狠地扯开了。她扯着，扯着，那织着美丽图案的毛衣片很快就变成了乱麻一般的线团，被她抛在了身后…… 第二天黎明，骚动了一个晚上的暴风雪完全静了下来。但天阴得仍很重，雪花儿照旧轻悠悠地飘落着。大地被厚厚的积雪包裹起来，显得洁净而庄重。喧嚣的城市变得静悄悄的了。 这时候，只见大街上蹒跚着走过来一个背铺盖卷的姑娘。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工作服，围着一条鲜红的粗毛线围巾，独个儿在齐膝深的厚雪里吃力地向长途汽车站走去。她冻得通红的手里捏着一枝金灿灿的腊梅花，走一会儿，便凑到鼻子上闻一闻，或者在脸蛋上亲昵 地偎一偎。这正是冯玉琴。她已主动辞退了地区招待所服务员的工作，准备在车站附近的旅社里住上几天，等天一晴，路一开，她就回家去呀！ 痛苦 爱情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什么时候开始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一般而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出现得是有点过早了，因为他们都才十九岁。不过，仔细一想，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一同出生在高家村，从光屁股一块玩到懂得害羞的年龄，一起背着书包上村小学，又一起背着铺盖卷进城上中学，直到眼下高中毕业，并且报考了同样的大学和专业。现在他们正处在一种焦躁不安的等待中。十几年的朝夕相处，加上这几年洪水一样的爱情电影的熏陶，少男少女心灵中那根神秘的琴弦终于被拨动了，并且弹出了第一组不那么熟练的、然而是异常美妙的和音。 大年是前村高仁山的二小子。他和他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一样，带着—身淳朴的、倔强的憨气，就像黄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棵高粱。当然，这种人往往有一种别人很难比得上的品质，那就是非常有耐力，能经受得住摔打，这一点也像田野里的高梁。如果各位有机会在大旱之年，到中国北部的山地里走一走，就会看见，当许多植物被烈日烤晒得蔫头耷脑时，唯有高粱却倔强地挺着它的腰杆，并且会在秋后捧出一穗红艳艳的颗粒来。 就说大年的父亲高仁山吧，虽然岁数已经不小，但硬是一个人强撑着，用辛勤的汗水供两个小子上学，非让他们求得“功名”不可。大小子前年考大学名落孙山，已经收心务农了。可他并不灰心，继续向乡亲们发誓，要把他的大年送进大学门。大年这孩子虽然并不特别聪敏，倒也像他父亲一样有股牛劲，靠着勤奋，学习一直也还是很出众的。 小丽却是另外一种孩子，聪明，伶俐，活泼得像一只小山羊。她虽然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但非常富于幻想。就说她和大年的爱情（姑且这么说)吧，也是她首先主动表示的，并且有一次在星期六回村的路上，还逗得大年像电影里那些恋爱的人那样，在后面追着她跑。她呢，一边跑，一边嘻嘻哈哈表演了一些淘气的所谓“慢镜头”动作…… 在这些日子里，憨厚的大年已经感觉到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恋爱了，这就意味着孩子时代的结束。他爱小丽，如同爱明丽的太阳。可惜他爱得太认真，太迷恋了，以致影响了他最后一年的学习。不久他就将知道，他为此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然，就我们来说，是可以原谅他的：因为我们在他这样年龄的时候，也往往不能完全把握住自己的感情和行为。但一个人的痛苦和不幸，往往就在这时候开始，真正的人生也可能才在这时候开始。 一声霹雳击倒了高大年：他没有考上大学！他落榜了！这天，当确切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一个人跑到村前的打麦场上，痛苦而麻木地躺倒在一堆乱草里。他爸，他妈，他大哥，都先后跑来了。他们怕他寻短见。三个亲人围成一圈，一个个满脸晦气蹲在他面前，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叹气。这更使他的痛苦加深了。 他辜负了眼前这三个人对他付出的辛劳和寄予的厚望。 “我早看出来，你让小丽把你耽搁了……唉！你这糊涂小子！本来就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再说，你还是个娃娃嘛，不好好学习，能出息吗……”父亲两只粗糙的手互相搓揉着，诉说着心头的怨恨。 “那是个妖精！”他大哥咬牙切齿地说。 “不怨她！”他一下子坐起来，脸上带着一种愤怒的表情。他不能容忍他们用这样一种轻藐的态度对待他视为神圣的小丽。他虽然因此而没有考上大学，但他并不后悔他的爱情。这倒决不是一种孩子气；因为我们知道，他一直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件事的。 他父亲也愤怒了，一闪身站起来，激动得两片厚嘴唇直额。看来他真想破口大骂，但气极了反倒找不出一句话来，他只用长满老茧的手狠狠摸了一把胡楂脸，拧转身就走。仁山老汉一边走，一边叹息，往日倔强的头颅低低地垂到胸前。那神态等于明白地向乡亲们宣告：他望子成龙的梦想已经彻底破灭了！ 这时，时光正值中午，夏末初秋的阳光仍然热辣辣地照耀着大地。大年呆坐在土场上，汗水在那张像高梁一样红扑扑的脸上流淌，两只手在泥地上抠来抠去。他妈坐在他一边流泪。 他硬劝说他妈回了家。他让她放心：他决不会自寻短见；他只是想一个人在这里静静地呆一会。 当然，他让他妈离开这里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因为他看见小丽正从县城那边的公路上走回来。她要回家，必然要经过这个土场。 他眼前升起了另一颗太阳。痛苦暂时又被一种莫名的激动所淹没。他等着她向他走来。 她走来了。她显然没料到会在这儿碰到他，脸上明显地带着一种惊讶——也许这样说不准确。但这种难以描述的表情很快就消失了。她立即兴奋地掏出了一张纸片在他眼前晃了晃，用颤抖的声音说：“我的录取通知书！省师范大学化学系，是报考的第二志愿……”她也才十九岁，根本不能在一个遭受巨大痛苦的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欢欣。当她明白过来她这一举动的不妥当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她可怕地发现，她面前这个人的脸一下子变得像死灰似的惨白，接着，跌坐到地上，双手抱住了脑袋。 “我过几天就得走，报到时间很紧……”她开始尽量掩饰她的激动，但声音仍然在颤抖着。 “那咱们？……”他痛苦地抬起头，望着他眼前的太阳。 “咱们将永远是好朋友。”别看她年龄小，倒也学会了一点世故。她这句话实际上暗示了一种明确的思想。 可惜老实巴交的他，听不懂这句话里的真实含义，反而被激动了；但她不等他开口，马上又补充说：“我们年龄都小，以前是闹着玩的哩。本来，我真盼望我们一起上大学，将来……我心里很为你难过。大年，你想开些，你的学习本来不错，可人的命运难说。当然，我们将永远是好朋友！……” 唉！原来是这样。这一回他算真听懂了。他感到眼前的太阳一下子失去了那耀眼的光辉。他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竟是这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在这短暂的一刻里，就把高大年从童年保持到现在的所有天真都永远地扫除干净了。是的，他第一次知道：人生实际上是多么严峻啊！ 他什么话也没说，用袖口揩去脸上的汗水，像他父亲刚才那样，拧转身就走了。不过，他不像他父亲那样把头垂在胸前，而是尽量地抬起来；那神态等于明白地向全世界宣告：他高大年现在才真正成为一个男子汉了。 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样双重的打击就是搁在饱经世故的成年人身上，也够沉重的了，何况他才十九岁——严格说来，还是一个孩子哩。 他原来就不多说话，现在完全沉默了，像个哑巴，一声不吭地跟着父亲和哥哥，开始了艰辛的劳动生涯。好在村里已经包产到户，大家不在一块干活了，他的不快也只有家里人才知道。他尽量躲避着外人。 黑夜，他大睁着眼睛睡不着觉。于是就披上冬天才穿的棉袄，偷偷从家里溜出来，独自一个人在村前的河湾里漫无目的地走动，活像一个夜游神。小丽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纠缠他。他想恨，但又恨不起来，因为过去那些无限美妙的感情仍然在他心头温柔地盘缠着，一丝儿也剪不断。 但是，更痛苦的是，他觉得他愧对了一个好时代。眼下国家正需要有知识的人才，而他又多想为祖国做一番大事业呀！四个现代化对有些人来说，只不过是个口号罢了，但对他这样的热血青年来说，却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他知道，未来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需要他们这一代人充当祖国的脊梁，可是他却在这个时候遭受了不幸！“我太痛苦了……”他想。 “但是，”他又想，“难道我就这样甘愿让痛苦的火焰把自己给毁了？不该啊！正因为我如此痛苦，我才要争一口气！不仅要好好劳动，还应该好好学习！小丽，我总有一天还要见到你，你等着看吧，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他这样想着，牙齿便在嘴里咬得格嘣嘣价响，两只手也不由得握成了两只拳头。年轻人的血液又在他周身沸沸扬扬，一种新的意识终于在他的头脑中苏醒了。他仍然沉默寡言，拼命劳动。 不久，高仁山老汉发现在他们出山干活的路上，到处栽着一些小石片，上面用白粉笔写着一些“洋字码”。老汉认出这不是中国字，而又写在这山野里，弄得心惊肉跳，以为是出了外国特务。他把这件神秘事告诉了老婆。他老婆却不以为然地对他说：“你没看咱们茅厕里的石头上也写着？” 大儿子忍不住笑了，对父亲说：“你真可笑！外国特务跑到咱这里干啥呀？‘特务’就在咱家里。那是大年写的英语单词。” “那是怎啦？”父亲问大儿子。 “怎啦，他还想考大学！” 老两口惊讶地张开了嘴巴。仁山老汉想了想摇摇他那已经苍白了的头，说：“还是好好劳动吧，咱先人的坟墓没得着好风水哩！” 不管怎样，大年重新奋发起来。他首先从他考得最糟的英语开始复习。他不愿意呆在家里埋头学习，以免不了解内情的外人把他看成个二流子；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又乘机笑话他。他有他的自尊心。 但是这种学习是极其艰难的。每当他背着一梱庄稼从山上下来时，汗水腌疼的眼睛已经分辨不清他栽在路边小石片上的那些英语单词了。但他仍然拼命完成每天的学习计划。日月流逝，他变得像一个苦行僧一般，经常累得眼睛迷迷糊糊，走路摇摇晃晃，头总是有气无力地耷拉着。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却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高扬过。看吧，他走路念念有词，他上厕所念念有词，他在煤油灯前伏案演算，常常因打盹把头发烧着，满头一片焦黄……所有这一切，他都忍受着。有时，痛苦的浪潮猛然又袭上心头，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每当这时，他就在心里默念着那句话：“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 此刻，痛苦也正在折磨着另一个人。这不是别人，正是小丽她妈。 冬去春来，冰雪消融，土地解冻，大地又孕育着一种勃然生机。可是这季节对一个老关节炎病人却不是好兆头。 小丽她妈每到这时，腿关节就疼得像钢针扎着一般。今年开春尤其严重。寡妇算不上幸福也算不上不幸。丈夫虽说过世太早，她亲爱的女儿却考上了大学。回忆往事辛酸不少，瞻望未来倒也甜甜的：再熬上几年，等小丽大学一毕业，她就好跟上女儿享福去啰。 但是，眼前的日子的确不好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土地都分到了户，庄稼谁给她种呀？过不久就要耕地，她不知又该求村里哪一家。 要是往年，她不熬煎，有高仁山一家人哩，如今还有什么脸面去求他！ 这一天，她到沟底的水井去提水。返回时，该死的腿走到半坡上疼得怎么也走不动了。她把水罐放到路边，双手抱住膝盖，嘴一张一张的，就差没放开声哭了！ 偏巧这时高仁山父子三人正从后山沟里回来，在河那面的小路上往自己家里走。他们三人都看见了河这边的情景。 大年他哥显然幸灾乐祸了，瞧他嘴一撇，照旧往回走；大年看了看父亲，父亲低倾着头也顾自走，装作没看见什么的样子。 大年站住了。他望着前面走去的父亲和哥哥，心里很不是滋味。父兄埋头苦干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可那狭隘的农民意识又多么叫人不能尊敬。 他独自默默地拐到河湾的小路上，向小丽她妈走去。他是个遭过痛苦的人，因此也就同情眼前这个有病痛的人，尽管他的痛苦正是她的女儿带来的。 他来到老妇人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说，提起她身边的水罐。小丽她妈痛苦的脸上一下子涌上了难言的表情。但她只是在后面说：“年娃，门开着哩，热水瓶里有开水，桌子上有茶，抽屉里有纸烟，娃自个寻着吃。我这阵腿不灵活，走不快呀……”说着声音便哽咽了。 他提着水罐进了她家，把水倒进瓮里。 他往出走时，忍不住朝墙上的相框里瞥了一眼。是她，站在大学门口的校牌下，脸笑得像一朵花；几乎完全不像原来的模样了…… 他尽量克制着，不让眼里的两团泪水涌出来。 他出了院子，在以前经常等待小丽的地方站定。一切过去的印象是那么近，那么清楚，又是那么远，那么模糊…… 他看见小丽她妈正一瘸一拐从坡里上来了，嘴里不停地呻吟着。他于是很快从另一条小路下了坡。他不愿看见她那痛苦的脸，也不愿自己痛苦的脸让她看见。 第二天早晨，他父亲把一应农具都准备好，让弟兄俩跟他去耕地。 他走到父亲面前，说：“先去给小丽家耕吧。” 他的话惊呆了两张粗糙的农民的脸。他哥忍不住说：“你羞先人哩！那还是你的丈母娘吗？” “你不愿去，你就滚！”他突然发火了。他哥把犁一摔，进屋去了。他转脸去看他爸。 他看见什么了？啊，挂在那张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皱脸上的，是一丝内疚的表情。善良、纯朴的本性又在老人身上复苏了。 谁也没有料到，去年落榜的高大年，今年却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是的，他考上了。为了这一天，他痛苦了一年，奋发了一年。他在这一年所付出的艰辛，唯有那山上的小路，路边的小石片，家里的煤油灯，比他周围的人更清楚。 当他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县里返问时，又一次来到村前的打麦场上，让身子躺在一堆金黄的麦秸里，尽情地让欢乐的眼泪刷刷地流淌。他爸，他妈，他大哥，都先后跑来了。他们也都知道他考上了。三个亲人围成一圈，一个个满脸苒气蹲在他面前，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别的什么也没说，只对哥哥说了一句话：“哥，我走后小丽家有些活要你帮着做哩，她妈腿不好……” 他哥又高兴又尴尬地对他直点头。 他告别了亲爱的高家村，告别了雄伟壮丽的黄土高原，乘罢汽车，改乘火车，顺着涓涓的溪流，沿着滔滔的大河，出了山，出了沟，驰过无边的平原，进了车水马龙、繁华喧嚣的省城。 他在火车站附近存放了小件，买了当天去北京的车票，然后就想着去师范大学看小丽。离上火车还有六七个钟头，他有足够的时间。 他提着一包炒得金黄的家乡南瓜籽，搭上了去师大的公共汽车。师大坐落在郊区，是这路车的终点站。他下了车，心狂跳着，向校门走去。这地方虽然没来过，但并不陌生，他在照片里见过。当他走到小丽照相的校牌下，猛地站住了。 “我来这里是干什么？”他突然问自己。他的心感到一阵隐隐的刺痛，为自己感到羞耻。他知道，他想见小丽，分明夹杂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因素：莫把人看扁了！这岂不是无言的报复吗？ “我怎么能这样！”他开始在内心里严厉地谴责自己。他想：我确是为她忍受了巨大痛苦的，但痛苦的火焰同时也烧化了痛苦本身，使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是的，我曾痛苦过，但因此也得到了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该再对小丽抱怨，倒是该感谢她——尽管这一切是多么地令人辛酸！ 他双手把那一袋南瓜子捂在胸前，靠着墙，闭住眼睛，让不平静的内心平静下来。然后，毅然搭上一辆进城的公共汽车，返回到市里。 他来到市中心的邮局，匆忙写了一张字条：“小丽，请你尝一尝咱家乡的南瓜子。大年。” 他把字条塞进口袋，在柜台上拿起缝包裹的针线，笨拙地缝好这袋南瓜子，写上地址，寄了。 傍晚，当美丽的夕阳在城市的一边沉落的时候，去北京的直快列车开动了。车轮的铿锵声越来越快，越来越响；大年纯朴的脸紧贴着车窗，望着广阔的平原和无边的蓝天，眼里涌出了两颗亮晶晶的泪珠…… 生活咏叹调（三题） 小镇上 吉普车在咸榆公路上奔驰着。车窗外闪过冬日苍茫的天际，玄黄色的山峦，以及悬崖上垂挂着的奶白色的冰凌…… 军人微微前倾着身子，透过车玻璃扫视着黄土高原广漠的田野，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因为种种原因，他二十年没回故乡了。走时是兵，现在已是一个现代化炮兵师的政委。这多年，他一直生活在祖国绿莽莽的西南边陲，但梦里却常常是一片黄颜色……现在他又终于看见了这亲爱的土地。黄色永远是温暖的色调。他此刻的心暖烘烘的。 故乡，你好，我回来了。我就是那个小时候吊着鼻涕的狗娃——大马河川卧牛沟高老大的五小子…… “再有八十里路就到家了……”他对军分区派来送他的小车司机说，两只眼睛仍然贪婪地扫视着车窗外的一切、一切……一切似乎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了…… 前面出现了一座小镇。其实和一个大的村庄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条简陋的街面而已。 他猛一征。 我为什么一征？他似乎在问自己。你一定记起了什么？ 噢，是的！ 他让司机把吉普车停在镇子对面的公路边上。他说他要到镇子上走一趟，让小伙子等一下。 他下了车，走过那座小小的、古老的弓形石桥，来到了镇子上。 他先静静地立在街口，望着这地方，似乎在默默地向它致敬。小镇，这是我。二十多年了，你一定不会认出我是谁。但我并没有忘记你，只不过那一切都属于过去了。 他把军大衣往紧裹了裹，迈着军人矫健的步伐穿过街面，向那个他一眼就认出来的地方走去。 这是一座小学校。 他悄悄地立在校门口，胆怯地向里面瞄了一眼，脸上立刻不由自主地显出一种敬畏的神色，就像当年他第一次站在这里一样。 是的，二十几年前，你来这里时，还是个孩子。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背着一卷缀补疤的铺盖，从僻远闭塞的大山里走到公路线上，躲避汽车像躲避怪物一样。当你站在这校门口的时候，就像穿越过撒哈拉大沙漠的一个来自原始部落里的虔诚的穆斯林，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前……唉，那时这学校其实是多么简陋！大门哪有这么排场？只不过是一个土豁子罢了。围墙也是土的，上面缀满了不安生的手脚所留下的坑坑洼洼。现在呢？看看，这大门和围墙都是一色青砖砌起，多气派！ 你记得在这里整整上过两年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当时父母有病，家里连你一共八个孩子。你是勉强支撑着来这里的。衣服破得遮不住羞丑；一顿只能喝一碗稀糊糊高粱汤；身上常常连一分钱也没有…… 一阵电铃声。 电铃？不是钟声吗？ 他笑了，朝校园里望了望。过去那些破破烂烂的窑洞不见了，眼前是一排排砖瓦盖成的大教室。那棵老槐树还在，只不过更老了。吊在它上面的那大铁钟不见了。但他依稀还听见那“当！当！”的声音，就像一个老年人用沙哑的嗓门从遥远的过去向他亲切问候。 学生娃娃们从各个教室里拥出来，汇聚在了大操场上。操场立刻变成了一个欢乐的、喧闹的海洋。 他咧开嘴巴笑着，呆呆地望了一会儿这些穿戴得漂漂亮亮的孩子们，然后用手指头揩了揩眼角，就离开了校门口。 他然后又开始绕着学校的围墙走。一边走，一边仔细地在墙根下瞅着，似乎在寻找什么。他的心在怦怦地跳着。 还在吗？那个我曾像小狗一样爬过的下水洞！ 说真的，无论是当兵前还是当兵后，他都爬过或钻过各式各样的洞——土洞、桥洞、涵洞、石头洞……但没有一个洞能留在记忆里——有什么必要记住这些呢？但这里的那个下水洞他却没有能忘记。 他一边走，一边像侦察兵似的搜索着那个已属于遥远记忆中的遗迹。他刚才在车上那猛地一怔，正是想起了这个洞。他现在停车来到这里，多半也是为了看看这个地方的。在外人看来，这也许有些可笑。但有些个人的内心隐秘是不需要外人理解的。 他走着走着，一下子呆住了。 —点也不错，这就是那个洞，那个在下雨天把校闶操场上的积水排在墙外的肮脏的下水洞。二十年过去了，尽管当年低矮的土围墙改换成砖砌的高墙，但这个洞几乎还原样地保存着，似乎专门等着他今天来重访。 刹那间，那热闹的锣鼓声、丝弦声、秦腔……又在你的耳边骤然间响起来。大概是秋天，很可能是八月十五，校园的大操场上正唱戏。这是小镇上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学生们全都放假，而且不准在唱戏的时候留在校园内，以便把这里变成剧场，因为镇子上再也找不到这么一块平坦地方了。当然还可以进去，但得买票。 校门的土豁子成了“剧院”的入场处，被剧团掏钱雇来的本镇的一些彪形大汉把守着。土墙里面也有同样的大汉们来回巡视，以防不良之徒越墙而过。 同学们都看戏去了，就你一个人踯躅在街头。你没有那三毛钱去买一张票。身上只有一毛钱，还是一张菜票。那锣鼓和丝弦的喧闹，那笑语哗然的人声，那激昂慷慨的戏文，撩拨着你的心。你看不见这一切。 如果你当时是大人，你也许能忍受。可你才十一二岁，像所有和你同龄的孩子一样神往那个热闹非凡的场所…… 突然，你一下子记起了那个下水洞。悄悄地从那洞中钻进去，不就到操场上了吗？ 唉，我当时曾怀着怎样恐惧的心情，从眼前这个洞里爬进去的呀！洞里又黑又脏，手上似乎都糊了狗屎，臭烘烘的。但不管怎样，我已经无论如何不可能再退回去了。 灾难在我从洞那边一伸出头就降临了。一只蒲扇般的大手一下子扣在了我头上。我脑子“轰”的一声，觉得整个世界都陷入到一片黑暗之中。当我挣扎着企图像泥鳅一般溜掉时，那另一只大手已经揪住了我的—只耳朵。就这样，我被那无情的手从洞子里拉出来，拉在了人山人海的操场上。我立即认出，揪我耳朵的人是镇子上肉铺里的焦二，腰圆膀阔，满脸栽着葛针般的硬须。据说他可以把刚开膛的猪板油生吃三斤。 “你这个混场的贼溜子……”焦二一边揪着我的耳朵拉着我走，一边兴奋地嚷嚷着，似乎像一个求功心切的勇士终于活捉了一个俘虏。 我的耳朵疼得就像要掉下来似的，但还不敢吭声，更不敢哭。我只是小声地央告着，让他不要把我交到学校。但焦二大声喊叫说非要把我交给校长本人不可！ —切都完了！我将在同学们中间变成一个声名狼藉的人，而说不定学校还会把我开除的。天啊，我怎有脸回到我的村子？怎有脸见全家人和全村人的面？ 我被这无情的手揪扯着耳朵，走过一长溜吆喝声四起的小吃摊。“焦二，你又造什么搴呀！你把这娃娃的耳朵都快揪下来了！”一个妇女的声音。 “这小子不买票，从水洞子里钻进来。哼，叫我给逮住了！” “手放开！” “怎？”焦二叫了一声，手立即松开了，因为他手里被硬塞进了一个烫热的菜包子。 焦二笑了，顾不得其他，烫得两只手来回倒腾着那个包子，嘴“扑扑”地吹着，甚至给包子上唾了一下。 他开始吧咂着嘴吃起了包子，似乎一下子忘记了我。—只温热的手在我的头上摩挲了一下。 “你怎不买票钻水洞子呢？”卖菜包子的大嫂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怜悯。 在朦肽的蒸汽中，我看见了一张慈祥的脸。 “我……没有钱。” “你是镇子上谁家的娃娃？” “我不是镇子上的。我是乡里来的。” “哪个村子的？” “卧牛沟的。” “念书娃娃？” “嗯。我就是这学校的。” “唉，看多悃惶！裤子都露着肉……” 一只热腾腾的包子递到了我面前。我不接但被硬塞到了手里。接着，又是那只温热的、母性的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摩挲了一下。泪水顿时像浓雾一般模糊了我的眼睛…… 他用模糊的泪眼出神地望着这个二十多年前蒙难的地方，耳边依然响着焦二和卖菜包子大嫂的声音—— “不要给学校交，你把娃娃放了！” “哈呀，人家剧团出钱雇我焦二，我怎能不给人家尽职尽心哩！” “屁！甭吆喝了！生猪油把你的心糊成个猪心了！给！我不信这热包子还塞不住你个猪嘴巴！” “哈哈哈，猪嘴碰上个狗獠牙，焦二碰上个母夜叉……”焦二吃着包子，回过头说，“你这小子还站着干什么？去吧……” 羞耻、悔恨、感激、甜蜜……这种种情感涌上了你的胸腔，涌上了你的喉眼。你手里捧着那一个热腾腾的菜包子，转身就跑开了。 你哪再有心思去看戏呢？你从那个土豁子里跑出来，又重新踯躅在了街头上。你不知该到哪里去。你觉得你有许多话想给世人说，但又不知你想说什么。总之，你真想亲吻这破烂街道上的一切呀…… 政委解开军大衣的纽扣，抬起头，望着无边的黄色的山峦，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哦，我的故乡，我的小镇，我的下水洞，我的焦二大叔，我的卖菜包子的大嫂，我的逝去的童年……我对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怀着多么深切的眷恋和热爱！就是焦二大叔那只揪过我耳朵的手，现在对我来说，也像卖菜包子大嫂的手一样温暧。大嫂，你再用你那温热的手摸一摸我的头发吧。焦二大叔，此刻我也多么想再让你用你的手揪一揪我的耳朵，好让我再一次感受一下故乡那热辣辣的惩罚…… 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然后向那个下水洞投去最后的—瞥，就转身走向街道。 “菜包子哎——”前面传来一声悠长的女孩子的喊叫声。 他的眼前蓦地闪现出一张慈祥的妇女的脸。 他快步走向前去，来到一个卖零吃的摊子前。这里热闹非凡，吆喝声四起。有卖凉粉的，有卖油糕的，有卖棕子的，有卖扁食的……卖包子的呢？ 他终于发现了她。这是一个脸像山丹丹花一般好看的姑娘。他问：“多少钱一个？” 姑娘立刻热情地招呼道：“七分钱一个，不要粮票，喷香！你要几个？” “你妈妈是干啥的？”他竟然这样问她。 姑娘一愣。她说：“我妈是邮电所的干部，我是待业青年……你认识我妈？” “噢……不认识。我买四个。”他为自己的唐突而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他拿着四个热腾腾的菜包子，重新穿过那座古老的弓形小石桥，返回到了公路上。 司机身子伏在方向盘上，已经睡着了。 他敏捷地上了车，用胳膊肘轻轻碰醒了小伙子，给他手里塞了两个菜包子，说：“很香，你吃吧，吃完了咱再走……” 司机说他不饿，把包子塞进挎包里，就立即踩动了离合器。吉普车重新又奔驰在咸榆公路上。车窗外依然闪过冬日那苍茫的天际，玄黄色的山峦，以及悬崖上垂挂着的奶白色的冰凌——这凝固了的激情！ 杏树下 四月，白粉粉的杏花已经谢了。躲藏在绿叶间的毛茸茸的青杏羞怯地望着这个陌生的中年人。 他立在这杏树下，静静地垂着两条胳膊，不言不语地看着这株粗壮的果树。故乡山野的风带着春天的温暖，轻轻抚摸他夹杂几根白发的头，抚摸他的脸颊，抚摸他的心。 杏树，你应该认识我。尽管我们分别有许多岁月，但我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当我夹着讲义，站在林业学院的讲台上讲述那些杨树、柳树、松树……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杏树；想起了她，小萍；想起了我们小时候。不过，那时你很小，我们也很小…… 是的，他那时才十一岁，在村里的小学校上三年级。她也只有十四岁，因为上学晚，念四年级。 本来他们并不相识。一家在村东，一家在村西，庄子太大，除过正月闹红火偶尔见一面，平时谁也不见谁。虽说同住一村，可孩子们的世界总是那么小。就是上了学，两个年级不说，她比他大，还是个女生。他们从来没说过一句话。在这种年龄，男孩和女孩的界线是很严格的，他们往往都生活在各肖的天地里，互不交往，互不侵犯。 但是，我敢肯定地说，我和小萍这样生疏，还不仅仅是这些原因。那时，学校也有全体一致的活动和游戏，不分年级，不分大小，不分男女……我和她的这种生疏是由两个家庭的生活状况所决定的。那时我们家五六口人，就父亲一个人劳动，日子过得丁当响。不用说，我是这学校穿戴最破烂的学生。可小萍呢？虽说她母亲也在农村，可她父亲是县城里的医生，家里就她一个宝贝蛋，经常穿戴得像一位小公主。她无疑是学校最尊贵的学生。 他们是两个极端。他当时虽然只有十一岁，但已经懂得为自己的寒酸而害臊了，因此专意躲避那些穿戴体面的同学，尤其是躲避小萍。在他看来，她大概时刻都在笑话他。别人也躲避他，就是那些家境不怎好的同学也尽量不和他为伍，以便证明比他高一等。他常常孤孤单单一个人……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孤独，特别是孩子的孤独。孤独的大人可以在自己的内心创造一个世界，以寻求安慰，而一个孤独的孩子，当外界和他隔膜的时候，心又中就只有一片又苦又咸的碱水了。 可是，就在那天，就在这棵杏树下，发生了那样的事……我清楚地记得，那同样是四月的一天，春风就像今天这样抚摸你的锁锁头，抚摸你的粗糙的小脸蛋，抚摸你忧伤的心。你靠在这棵杏树干上，看同学们在玩“找朋友”的游戏。这就算乡下学校一年一度的春游吧，老师带着全校的同学，来到山野里，尽情地玩呀，喁呀，跳呀，喊呀…… 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 同学们玩得多快乐呀，可是当时我脊背靠在这树干上动也不敢动。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去玩。我也无法说出我不去玩的原因。老师走过来，惊讶地问我：“你为什么不玩呢？” “我……肚子疼。” “疼得厉害吗？” “不，不厉害……” “那你现在回家去。” “不，不，等一会儿再……” 我此刻不能离开。我只是脊背紧贴树千站着。这棵杏树对我来说像救命的恩人一样。 一直到大家要回学校的时候，我还就那样站着。集合的哨声响了，同学们都排成了二路纵队。我仍然没动。 老师又走过来，有点生气地说：“你怎不走？” “我。” 老师发火了：“你为什么还站着？”我无话可答。 同学们都将目光投向我，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你回不回？”老师喊叫说。 “我现在不回……” “为什么？” 我“哇”一声哭了。 同学们“轰”一声笑了。 听见老师说：“王小萍，你留着，一会儿把他带回来……” 小萍是大学生，又很体面，也懂事，老师常派她做一些在学生看来很重要的“工作”。 老师带着同学们走了，而把小萍留下来。她的任务看来好像是收容一个掉队的伤兵。 杏树下，只剩下我和她。 “你怎啦？”她问。我不敢看她，也不回答。 她走近我，大胆地用手在我的汗淋淋的额头上摸了摸，大概是看我发不发烧。 我感到额头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我扭过头，不看她，说：“我没病。” “你不是说你肚子疼？” “不疼。” “那怎啦？有什么你给我说，好吗？”她的口气像大姐姐一样。 我犹豫了一下说：“那你不能给别人说。” “我肯定不说。” “要是说了呢？” “那就是小狗。” “……我的裤子……破了。” “哪儿破了？” “在后边……” “唉，倒说你不玩呢，让我看看。” “不。” “怕什么哩！我带着针线。我给你缝。” “不。” 她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荷包，开始笨拙地往针眼里穿线。我立刻紧张得像医生要给我打针一样。 “转过来！”她命令我说。 我不动。 她过来，用手使劲把我掀转身。我一下子伏在杏树干上哭了。小萍一句话也不说，开始给我缝屁股后面破了的裤子，针时不时扎在我的屁股蛋上，我疼得喊叫起来，她却在后面咯咯地笑着，说：“快完了……” 鼓弄了很长时间，她才说她缝完了。我用手在后面摸了摸，已经不露肉了。 她像没事似的抬头望了望树上的青杏说：“毛杏子最好吃了，酸酸的……现在咱们回吧？”她对我说。 “我先不回去，你走……” 她冲我笑了笑，就走了。走出不远，她又回过头叮咛：“你快回来！” 她走了，消失在山下的小土路上。我抬起头，望了望绿叶间那一颗颗毛茸茸的青杏子。尽管我不太会上树，但我还是挣扎着往这棵杏树上爬去。我勉强上去，刚摘了一颗杏子，由于脚没站稳，一下子从树上摔下来了。 我跌倒在地上，听见屁股后面“嘶”的一声。天啊，刚刚缝住的裤子又一次破了！ 泪水再一次盈满了我的双眼。这次使我伤心的是，我无法把手中的这颗杏子送到小萍手里了。正是为了报答她，我才冒险上树的。现在我总算摘了一颗杏子，但付出了裤子再一次被扯破的代价…… 我在地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决定非把这颗杏子送给她不可。 我于是硬着头皮从山里下来，磨蹭着来到学校下边的小河边。 我看见同学们正在院子里大扫除。我不敢上去。 我突然看见小萍到院畔上来倒垃圾。她也看见了我，喊：“你快回来！”我没动。 她站了一会儿，看我这样子，就从小路上转下来了。她站在我面前，问：“你怎不回去？” “给！”我把那颗杏子递到她面前。尽管这杏子已被我的汗手弄得又脏又黑，小萍还是惊喜地一把夺过去，扔在了自己的嘴巴里。她一边吃，一边说：“真好吃，酸酸的……咱们回……” “我回家呀……” “现在还没放学呢！” “我的裤子又扯烂了……”我说完，掉转头就跑，并且没忘了用一只手过去遮住我的不幸的屁股蛋…… 从那以后，我和小萍之间就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友谊一个富足人家的女儿和一个穷人家孩子的友谊。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这一切，只是感到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 她以后在学校经常找我玩，使旁的学生感到“眼红”。她甚至带我去过他们的家。我当时没学过更多的形容词，只学过一个“金碧辉煌”，我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家。她母亲是个非常厚道的人，曾经给我缝过一身崭新的咔叽衣服。在我把这身新衣服穿回家以后，我父母亲都以为我是在外面偷的。一个开口就骂，一个出手就打。当我掉着眼泪说明实情后，我父母亲也大受感动，嘴里喃喃地念叨说：老王一家人真是些善人，可就是没生养下男娃。他们这样修行积德，老天爷一定会让这家人添个男丁。当时我也曾祷告过老天爷，就像我父母亲说的那样，让小萍她妈再给她生个弟弟，可后来也没有生。现在想起来这有多么可笑…… 一年以后，小萍突然离开了村子。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全家都搬走了。听说她父亲报名去支援西藏，到一个叫日喀则的地方去工作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我后来上高中二年级时，听说她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在这以后，我也考上了西北农学院，专攻林业专业，后来又留了校，当了讲师；以后又当上了副教授…… 副教授立在这杏树下，望着绿叶间那毛茸茸的青杏，两滴泪珠不知不觉从眼角里滑了出来。为了那逝去的愉快和忧伤，为了那又酸又甜的回忆，他微笑着哭了。此刻，他似乎又听见了那欢乐的、稚气的软唱： 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再见，小萍。实际上，我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你了，但我永远记着你——我少年时期的伙伴！你知道吗？我现在就立在这棵我们曾共同喜爱的杏树下——你为我补过破裤子的地方，向你致以遥远的祝福。我相信，不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生命的根和这杏树一样，都深扎在这块亲爱的黄土地上。这里使我们懂得生活是多么美好，从而也使我们对生活抱有永不衰竭的热情，永远朝气蓬勃地迈步在人生的旅途上…… 他用手绢沾了沾眼睛，然后像小时候一样，笨拙地攀上了这棵杏树。他摘了一颗青杏，又从树上溜下来。 他把这杏子扔进嘴里，细细地品尝那股酸酸的滋味，然后便告别了这杏树，走下山来。四月的风轻轻抚摸他夹杂几根白发的头，抚摸他留着泪迹的脸颊，抚摸他那颗孩子一样的心…… 医院里 马老头就要出院了。他穿起了那身平平展展的呢衣呢裤，像个要去参加什么盛典的首长。其实他只是市上一个小单位看门房的极其平常的老头。以前他是个工人，后来退休了，闲得呆不住，就找了个看大门的差事。一月前，他脸上突然起了个瘤子。原来以为是恶性的，紧张了一阵子。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良性的，老头的心才平实了一些。不过，医生说要动手术。动就动吧，听说这是小手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好了。 这不，现在已经好了。 这位穿戴得像首长一样的看门房老头，这时正向同室的病友们作告别。他高兴，大家也为他高兴。他和众人一起又说又笑，平日寂静的病房一时起了一点小小的愉快的波澜。那位在靠窗户边为一个重病号喂药的年轻漂亮的女护士，也宽容地没有制止这种显然不合规程的行为。要是平时，她会严肃地对大家说：“请同志们不要大声喧哗……”她现在甚至还扭过头来，微微笑着看了一眼衣冠楚楚的马老头。 这时候，老马的儿子小马正在床边收拾他父亲的东西。小伙子穿一件洗白的米色风雨衣，显得健壮而潇洒。他一声不吭，只是有条有理地把他父亲的零七碎八归拢到两个提包和一个大网兜里。 他父亲和别人又说又笑地道完别，就回到他的病床前，惊讶地对儿子说：“你已经都收拾好了？” “我的镜子装进去了没？” “镜子？”儿子困惑地看着父亲。他并不知道父亲每天都拿这宝贝小圆镜看自己动过手术的容貌。 马老头自己从枕头下面摸出了那个小圆镜。儿子正要拿过来装进提包里，他父亲却举起这小圆镜，又一次认真地从不同的角度照了一会儿自己的尊容，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唉，留下了一片疤……” “总比一个瘤子好看。再说，你又不去当电影演员。”他儿子说。 病室的人“轰”一声笑了。马老头也不好意思摇摇头笑了。 那个刚给病人喂完药的女护士，惊异地回过头来，用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瞥了一眼那个诙谐的青年。 老马父子对于室内一切作了一次最后的审视，然后就要动身走了。 但小马却对着那两个大提包和一个大网兜发愁地说：“自行车最多能带两件……” 在他这样说的时候，那位女护士走过来，说：“你可以把网兜放到我这儿，完了你再来取。” 小马于是就把那网兜交给了她。女护士提着就走了。 这父子俩随后也就举手一边给病室的人打招呼，一边倒退着出了房门，走了。这一切极其平常。但也有一点小小的不解之处，不妨在这里提一提：老马的那个大网兜本来也可以放在这病房，然后他儿子再来取也可以。老马和他同病室的人已相处多时，难道他们还能偷了他的东西不成？这一点那位女护士也应当知道，所以她根本不必把那个网兜提到她那里去。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生活的疑点，似乎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了。即使一个古代拜占庭的智者，恐怕也不会留意到这种日常的琐事还包含着什么重要的内容。 这个小故事就在这一瞬间开始了。 我为什么把这个网兜提到这里来呢？她站在护士办公室的门口，也愣住了。 她竭力想弄清楚在这一瞬间发生的事——准确地说是她的心理状态。 说起来也真有点奇怪。就是因为那小伙子对他父亲说过那么一句诙谐的话，就惹得她动了某种难言之心。这进而又立刻在内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愿望：想和这个陌生人说话，想和他认识，想和他交往，想和他……我这样是怎么啦？正常还是反常应该还是不应该？对还是不对？她不停地问自己。 她一时也说不清楚她自己。总之，虽然她根本不认识他，甚至连他的脸也没敢仔细瞧瞧，不知怎的，就好像非常清楚他，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气质的人。这真有点奇怪。奇怪吗？ 她想：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一个轻浮的人。随便怎样去评价我吧，从我内心上说，我对生活是严肃的…… 她提着这个网兜，在护士办公室的门口犹豫了片刻，就又退出来，径直向三楼她的宿舍走去。 她进了自己的宿舍，不知为什么把那网兜里的东西一件件掏出来，分别放在了几个地方。这实际上是她的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却又似乎包含了一种精心的盘算：这样，在那小伙子来取东西时，就不可能一把提着就走了。她也许可以利用重新收拾这些东西的机会，和他谈几句话，至于她把人家的东西掏出来四散在她的房间里会引起他的什么看法，她也不管了。相反，她正希望他一眼就看出她的动机。 做完她觉得应该做的一切之后，她从楼上下来，重新来到护士值班室。她拉了把椅子坐在门口，随手捡起一本医学杂志“看”起来。 他推着自行车进了医院，去取那个网兜。 他一路上行色匆匆。他并不在本市工作，因为父亲出院，他才赶回来为他办理这些零碎事的。按说，他今天下午就应该回单位去。算来算去，只剩六七个钟头了。在这期间，他应该把所有应该办的事都办好。父亲虽然性格乐观，伹终究已一大把岁数，况且就他一个人过日子。 他把车子在医院的大院里存好，径直向住院部走去。脚步在匆忙中带着一种敏捷和矫健。 他进了楼道，看见那位女护士正在值班室门口专心地看杂志。她显然没有看见他走进来。 他正要打招呼，那位女护士却说：“噢，你来了……” 她怎么看见我来了？她的脸明明被杂志遮着…… “麻烦你了……”他走到她面前，很客气地说。 “别客气。”她合住那本杂志，起身进了值班室。 他跟进去，准备去拿那个网兜。 她把杂志放在桌子上，转过身却说：“网兜在我宿舍里，你跟我去取一下。”她说完就在前头走了。 他只好跟在她后边，穿过楼道，然后又顺着楼梯口拾级而上。 在上到第二层的时候，他突然想：她为什么不把那个网兜放在一楼的值班室，而放在楼上她的宿舍呢？是医院有规定？这不大可能。那么…… 已经到她房门口了。她开了门，热情地招呼他进了宿舍。进了宿舍以后，她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说：“你先坐坐，我给你收拾一下……”， 她开始一件一件往网兜里收拾。 他坐下来，莫名其妙地想：为什么这样？难道需要这样？ 他的思绪顿时像一堆麻一样乱。 他进而发现，桌子上搁两个茶杯，而且里面都放好了茶叶，但没有倒水。看出这是一个精心的待客准备。待客？是他吗？这真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 她突然放下正在收拾的网兜，转过身叫道：“噢，看我！让你干坐着！叫我给你倒水！”她麻利地提过暖水瓶来，给两个茶杯里都注满了开水，眼睛也不看他，只是说：“你不忙吧？” “恩。” 他不知如何是好。 她脸有点红，面对面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同时也劝他说：“你喝点水吧……” 他不由自主地端起了茶杯。一种温馨的、别扭的气氛，登时使他敏感地意识到他已经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了。现在立刻离开这儿，也许太粗暴了，而稀里糊涂坐在这里又是……没个合适的形容词…… 生活，生活，常常这么地难为人！ “你在哪儿工作呢？” “煤矿。” “煤矿？” “噢。” “远吗？” “离这儿二百里路。” “搞技术还是搞行政？” “在掌子面挖煤。” “我不信。” “为什么？” “你根本不像个工人。” “那工人是个什么样子呢？” “嗯……反正你不像！” “人们习惯认为工人都是一些粗壮的、粗鲁的、粗糙的人。尤其是煤矿工人，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都是些没有开化的野蛮人，喝酒，说粗话，打架……” “嗬嗬……你真会说话。我可并不那么认为。我只是觉得你不像个工人，更不要说像个煤矿工人了。” “这说明你并不真正了解工人。” “也许是的。” “我一直就是煤矿的井下工。” “听说煤矿男的多女的少？” “是的。” “听说煤矿工人成家很困难？” “是的。” “现在许多女的都很世俗，认为只有找大学生或有身份的人才能有幸福。其实，照我看，一个家庭美满与否，根本不在于你找个什么职业和职位的人。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噢，你读过？你们还读文学书？” “工人怎么连书都不读了呢？就说我们同代人吧，其实矿工中许多人读的书并不比社会上其他行业的青年人少。他们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地下，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不狭小。甚至我敢说，在外人不太知晓的这个世界里，有许多极其优秀的人……这我无法给你更详尽地解释……” “那么你喜欢中的哪个人物？” “比较而言，我喜欢列文。” “我喜欢吉提……你那样斜着身子坐不舒服……” “对不起，我的腰有点毛病。” “怎么？” “前不久在井下受了点伤。” “噢，井下一定很危险？” “是的。经常有负伤的，也有死的。” “那你不准备调一下工作吗？” “不。尽管那里很苦，并且有死的危险，但我已习惯我的工作。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也热爱我的工作。” “……我没有猜错你。你是一个不太平凡的人。” “我这不是一般意义上认为你是个英雄或模范。” “我知道这一点。” “允许我说句玩笑话，像你这样的煤矿工人，是不愁成不了家的……真的，会有人……” “是的，我很幸福。我的女朋友虽然出身干部家庭，她本人也在地面上当干部，但她对我的感情始终如一……” 她木然地坐了片刻，然后急速地站了起来，去收拾刚才已经快要收拾好的网兜。 他也站起来，将深沉的目光投向墙上的一张大幅彩色照片。照片的景色很单纯，只有无边的大海和无边的蓝天。水和天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交融成一片淡淡的乳白色…… 她很快就收拾好了网兜，似乎又想了一下，然后在自己的桌子抽屉里翻了一阵。她拿出一个小纸盒，塞在那个网兜里，然后就郑重地把这一嘟噜东西递给他。 他瞅了一眼那个小纸盒，说：“这是？……” “这是新出的一种特效跌打丸，对你的腰伤肯定管用。” “太谢谢你了。” “别客气……我送送你。”她愉快地说。他没有拒绝。 他们相跟着下了楼梯，穿过楼道，穿过院子，一直到医院的大门口。 两个相互间不知道姓名的青年像老熟人一样亲切地道了别，然后转过身各走各的路了……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事情得从一台收录机说起。 我在地区中师毕业后，回到我们县城的一所小学教书，除过教书，还捎带着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 放寒假时，学校为了安全，让我把这宝贝带回家去保管。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是个单身汉，家又在农村，有这台收录机做伴，一个假期就不会再感到寂寞了。 不用说，山区农村现在也是相当富裕了，但收录机这样较为高档的商品还不多见。不是说没人能买得起。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东西价钱昂贵，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花那么多钱买这么个“戏匣子”还不如买几头肥猪。 可是我把这台收录机带回家后，村里人又感到特别新奇：因为据说这家伙不光能唱歌，还能把声音也“收”进去呢。于是，一到晚上，少不了有许多人拥到我们家来围着它热闹一番。他们百听不厌的节目是韩起祥说书。其中最热心的听众就是我父亲。父亲虽然年近六十，一个字也不识，但对什么稀罕事总是极其关心。有时甚至关心到了国外，比如经常向我打听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对于这台收录机，他当然惊叹不已。尽管有线广播听了好多年，只是有一点他直到现在还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小匣匣，里面就能“藏”下那么多人？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这是农村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的地上铺满了炸得粉碎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但吃肉还没有到城里人剔肥拣瘦的程度。他们的肠胃仍然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拣肥的吃，放开肚量吃吧。而今这样好的年头，又是自己喂的猪，不吃做什么！ 父亲吃了一老碗肥肉（足有一斤半），用祆袖子抹了抹嘴，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此刻，外面已经是一片爆竹连天了。全家人先后放下了碗筷。弟妹们迫不及待地跑到邻家找小伙伴们放炮去了，母亲颠着小脚到隔壁窑洞准备明早上的饺子馅。一刹那，屋子里就剩下了我和父亲。一片欢乐而愉快的宁静。 父亲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歌匣匣拿出来，咱今晚上好好听一听。”他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势。他的享乐的神态使我高兴。是的，这几年家里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他此刻应该这样度过这个令人高兴的夜晚。 我赶忙取出收录机，放他老人家爱听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用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黄山羊胡子。韩起祥的一口陕北土话，在他听来大概就好像是百灵鸟在叫唤。每当听到绝妙之处，就忍不住张开没门牙的嘴嘻嘻地笑个不停，活像一个老太太。我于是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墙壁上奶奶的照片。此刻他真像我已经去世的奶奶。奶奶的相片下，是父母亲的合影。从相片上看，那时父母亲并不怎显老，可现在也已经像奶奶那般老了。我想，也许过不了几年，那张合影也会成为遗照。这个联想太不吉利。我在心里祝愿二老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记得，奶奶的相片是父亲在她老人家生前张罗着照的。父母亲的相片是我在前几年张罗着为他们照的。自从照相流行以来，乡下人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给年迈的双亲照张相片，然后放大，挂在墙上，以做永久的纪念。在乡下，不论走到哪家，都能在墙壁上看见几位老人的相片。他们穿戴整齐，两只粗糙的劳动者的手，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温厚地注视着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和仍在这个家生活着的他们的儿女子孙…… 这时候，韩起祥的书正说到了热闹处，急切的嗓音和繁密的三弦呱哒板声响成一片，好像一把铲子正在烧红的铁锅里飞快地搅动着爆炒的豆子。我父亲的情绪也高涨到了极点，他竟然也用漏气的陕北土话，跟着老韩嚷嚷起来，手舞足蹈，又说又唱。他已经把这段书听了许多遍，几乎可以背诵如流。 我被父亲逗得哈哈大笑，并且觉得眼眶里热辣辣的。父亲，你尽情地高兴吧。你应该高兴。你和像你一样年老的庄稼人，能逢迎上而今这样的好世事，真是太幸运了。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地又说又唱，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这台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这样在他故世以后，我们这些后辈人就不仅能从相片上看见他的容貌，而且也能在收录机里听见他的声音哩。是的，这现代化的设备能够留下伟人的声音，庄稼人的声音也是可以留下的。 等韩起祥一说完，我就对父亲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 “我的声音？” “能录下来呢？” “能。” 我换了一盒空磁带，按了一下键钮，对他说：“不信你试试。你现在先随便说一句什么话。” 他突然惊慌起来，连连摆着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我很快卡住机关，然后放给他听。录音机里传出了他的声音：“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父亲吃惊地叫起来：“这不是我的声音吗？” “就是你的声音。就这样，你随便说什么都行。让我把你的声音录下来，以后就是你不在人世了，我们这些后人还常能听见你说话哩！” “搁的年代长了，声音怕要跑光了……” “跑不了！这盒磁带不好了，还能录在另外的磁带上。” 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格外紧张地把腰板往直挺了挺，像要进行什么隆重仪式似的，两只手把头上的毡帽扶端正，庄严地咳嗽了一声。他突然像小孩子一样红着脸问我：“我说什么哩？” 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要说最高兴的一天，那当然是我和你妈成亲的那……你看我！说些甚！噢，对了，我记起了一宗事。好，那我就说这宗事…… 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像兵一样分成班、排、连，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还不放假。到过年的前一天，公社书记来宣布说，要过革命化春节，过年不放假了。大家一听都炸了。大年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了个精光。囉嘿，我起先还不敢跑，后来见众人都跑开了，我也就跑回来了。 不知你还记得不？那天早上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一块烂被子，坐在炕上哭鼻子哩。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哭什么哩？哭栖惶哩。那年头，全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大家都穷得丁当响，过年要甚没甚。咱家里就更不能提了。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儿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你大概记得，那年头私人不准养猪。集体养的猪又不能杀，要交给公家。那时候嘛，队里能有多少粮喂猪？养几头猪，卖给公家，公家再给发点肉票，到一家头上，也就那么几斤。咱家的几斤肉票早让你舅拿去给儿子办喜事去了。唉，再说，就是有肉票，你们母子手里也没一分钱呀！ 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没敢在你们面前哭，可在路上我哭了好几回。为什么哭哩？还不是心疼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嘛！这就要过年呀，连点肉都吃不上。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已经到了中午。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唉，明天过年，人家早下班了。 这下可没指望了。我长叹了一口气，抱住头蹲在了门市部前面的石台子上，真想放开声哭一场。 蹲了半天，心想，哭顶个屁。干脆，让我到后门上看有没有人。 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门市上的人还敢不，给我肉吗？那时候咱县上的书记叫什么名字来着？冯国斌？对，就叫个冯国斌。可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大号，只知道冯书记姓冯。好，我而今就是冯书记的亲戚了。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我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给我割几斤肉。 哈，不用说，胖头起先根本不相信我是冯书记的亲戚。他打量了我半天。后来大概又有点相信了。共产党里的大干部大都不是穷人出身吗？他们也许少不了会有几个穷亲戚的。胖干部也就不说什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了。 他把我直接领到肉库里。哈呀，我一下子呆了。我看见肉库里码着一人多高的猪肉，都是最肥的。这胖干部问我要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 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我不准备吃，因为我今年在民工的大灶上吃过两顿肉，可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儿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这四块钱都破费了。我虽然这样大手地把四块钱都花了，但那个胖干部却明显地嘲笑冯书记的这个穷酸亲戚的。他当然没说，我是从他脸上看出来的。 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走到街上，高兴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想我把这块肥肉提回家，你妈，你们几个娃娃，看见会有多高兴啊！咱们将要过一个富年！ 我正在街上往过走，一个叫花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花子，原来是高家村的高五，和我一块当民工的。他老婆有病，又有八个孩子，光景比咱家还烂包。他本人已经熬累得只剩下了一把干骨头。 高五穿一身开花棉袄，腰里束一根烂麻绳，当街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我怕他知道了窍道，也去冒充县委书记的亲戚。这还了得？叫公安局査出来，恐怕要坐班房哩！ 我就给他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前几天公家卖肉的时候，他手里一分钱也没。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不吃肉也搁不到年这边，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说实话，我可怜他，但又舍不得把这么肥的肉给他分。我对他说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我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毛钱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 我的心眼开始活动了，心想，当初我也就只想买二斤肉，现在还不如给他分上二斤呢。实际上，你娃娃知道不，我当时想，要是一斤一块六卖给高五，我就一斤肉还挣八毛钱哩！拿这钱，我就可以给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买点过年的礼物了。这买卖当然是合算的。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可怜的高五一脸愁相马上换了笑脸。 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了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给你们几个馋嘴买了几十颗洋糖…… 我一路小跑往家里赶。一路跑，一路咧开嘴笑。嘿嘿，我自个儿都听见我笑出了声。如果不是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直叫唤，说不定还会高兴得唱它一段小曲哩……你不是叫我说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真的，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头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 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空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的慰藉……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开头 我和五叔，实际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张，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个刚能沾点边的亲戚。 姑夫家的村子离我们村十几里路，同在大马河川。川里一条简易公路从县城一直通到川掌。我们村和姑夫家的村子都在公路边上。 小时候，我常跟妈妈到姑夫家走亲戚。不过，那时可没有公路，我们是沿着大马河边那条凹凸不平的石头小路去张家堡的。 那时，我就认识了张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们中间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 当时，我记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烂烂的黄军装，腰里束一根旧皮带，皮带的断裂处用麻绳缀着，他个子高大，虽然年轻，串脸胡已经初具规模。那时乡里人大都是光头，为了凉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发。但五叔却别具一格，像城里人那样留着分头，不过平时都被尘土锈得像肮脏的毡片一样；只是赶集上会，才到河里洗刷一番，用一把破木梳对着镜子细心地把头发一分为二，中间就亮出一条白缝来。 五叔力气很大，爱说爱笑爱唱，还爱拨弄个乐器什么的。在地里，在庄稼场上，常和人比赛摔跤，村里几乎没有他的对手。 我听姑夫家村里的人说，五叔当过兵，只因为部队要调到南方去，他听传说那里天气热得要命，那里的人说话也和外国人一样难听，所以就打报告复员回家来了。据说他要是不回来，怕早已升成了军官。五叔不识字，但听说在军队上已经入了党，光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对他肃然起敬。那时候，农村的党员大部分都是些老汉，像他这么年轻就“在党”，真不简单！ 五叔出山劳动，常把一根梅笛别在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休息时就吹上几声。有时背上背东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领里面，像个什么标志似的。 一般来说，农村像他这种人，往往逛了几天门外，有点见识，就不太爱劳动，吹拉弹唱，游东逛西，夜里说不定翻墙拨门，钻到了别人家媳妇的被窝里。 可五叔没有这些毛病。他爱劳动，也爱给村里的人帮忙干活。逢个集体事，他总是跑前跑后为大伙张罗，因此村里人都喜欢他。也许正因为这些原丙，后来大家才拥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 小时候，每次到姑夫家，我总爱跟五叔厮混在一起。那时候，五叔还没有成家，光棍一条，因此他对孩子们的态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样傲慢。我有时跟他去种地，或者跟他去砍柴，许多次吃过他从悬崖上为我摘来的木瓜。我记得我们还一同合伙偷过邻村一位老头的西瓜。我们在月光照耀下的一个河槽里吃完偷来的西瓜后，五叔突然内疢地说不该白吃人家的东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钱，但看来没带钱，就引着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几穗嫩玉米，又转回到邻村老头的西瓜地里，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几棵瓜蔓下。这件事一直长久地保持在我的记忆里。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当傍晚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爱的土三弦，坐在他门前一堆烂柴烂草中间，叮叮咣咣地弹个不停，一直弹到太阳落在西面我们村子的那些大山的背后。每当这时，我就和他喂养的那条老黄狗一同卧在他身边，静悄悄地听他那醉心的弹拨声…… 时光与童年的生活一起飞快地流逝了。离开那时光到现在转眼就是三十年。小时候的有些人和事已经逐渐被日后纷繁杂乱的生活经历所模糊了。 以后我长成大人，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在省报当记者。由于我采访工业部门，常在城里转，加之成了家，回故乡的次数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亲戚。至于张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听父亲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书记，不过我很多年也再没见他的面；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属于那已经被淡忘了的一个早远年间的熟人而已。 但是，在前几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有机会好几回和我早远年间的这个熟人相遇。几次相遇，都可以说非同一般，而五叔的变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现在就让我把这几次和五叔相遇的情况，不按先后顺序记录在下面。这些东西也许太平淡了，构不成什么小说，但我总觉得里边还是有些意思的。 第六次相遇 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为报纸赶写一篇报道。 大约是早晨九点钟，听见有人不住气地敲我的门。敲门声看来不是询问能不能进来，而是非要进来不可。 我厌烦的事情又发生了，只好把笔扔在稿纸上，前去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敲门声一直不断，而且相当没有规矩，我生气极了。 门一打开，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生人。 来人年纪不大，约摸十八九岁，脸上汗淋淋的，一对黑眼珠灵活地转动着，张开嘴只管对我畏怯地笑着。从他那身半新半旧的制服和手里那个落满尘土的大黑人造革皮包，一看便知道这是我家乡那里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刘叔叔？” “是。”我说。听他说话的确是家乡口音。 “我是张家堡的。”他说。 “谁家的娃娃？”我问。 “我父亲叫张志高。你认识……” “噢……”我这下才看出他脸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点。是的，他简直就是我童年认识的张志高。 我把五叔的后人让进家门，给他冲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过茶杯，坐在椅子上，端着那杯茶，也不喝。 “你来省里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嗫嚅着说：“我父亲在这里被拘留了。我来看他。” “什么？”我惊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什么？”我问他。 “为倒贩粮票。” “现在在哪里？” “新城区公安局。” “你见他没有？”. “没……走时我妈吩咐我，让我来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脑子像乱麻一般没有了头绪。 我透过水蒙蒙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开始盘算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知道五婶叫儿子找我来的意思是什么。记者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亲都这么认为。这些年，凡是家乡来省城办事的人，包括县上我所认识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都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走这样那样的“后门”。他们来，当然都不空手，总要给我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自己自然也要给他们管饭。我爱人为这些事早已经叫苦连天了，和我吵了好几次架。我自己心里也相当烦。但没有办法，乡里乡亲，远路风尘来到你门上，能把人家赶出去吗？这不是说我已经“修”了，看不起家乡来的人；也不是小气得不愿给他们管饭。关键是这些事太耗费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个办事处，有的人甚至把这里变成他们在省里办公事和做买卖的碰头地点，并且不时让我给他们“走后门”。其实我在这方面并不开窍，只能帮他们找找旅社，买买车票而已。 现在，五叔的儿子又找上门来，肯定是要让我想点办法把他爸领出来。这真是开玩笑！我怎么敢去触犯神圣的法律呢？ “你父亲还当大队书记吗？”我随便问五叔的儿子。 “当着哩。”他说，手里仍然拘束地端着那杯一口也没喝的茶水。 “你住下了没？”我又问他。 “住下了，在建华旅社，离你们这里不远。”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我现在忙着要写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写完再说。” 小伙子立刻站起来，脸上显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机灵地过去拿起了那个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机敏地意识到，我又面临那老一套了，赶忙先发制人，过去捉住他的手，不让他把那些我已经熟悉而厌烦的礼物给我留下。我知道这些人虽然不识字，也没经见过世面，但懂得一条经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给我说个什么！ 结果，五叔的儿子用劳动锻炼出来的力气，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墙角里，我没站稳，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机，麻利地拉开了黑皮包的拉链。他怕我腾出手又来拒挡他，竟然把那一包红枣、瓜子和没有剥壳的落花生“哗”一下全倒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我是个爱干净的人，见那沾灰带土的礼物把一张干净的办公桌弄得一塌糊涂，连稿纸、笔记本和钢笔也被埋了，于是又绝望地扑过去，结果又被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来站的地方。这种送礼的方式真诚到了野蛮的程度。我虽然又气又急，但还不能发作，只好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份恼人的馈赠。 五叔的儿子看我失去了拒绝的信心，就满意地一溜烟跑了。我沮丧地站在屋墙角里半天不能动弹。我为五叔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阳台上，接连抽了几支烟。 现在的问题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来想去，不管能不能见到他，我总应该去一次。这不是说五叔的儿子给我办公桌上倒了一堆土特产；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从拘留所领出来；而是说，他毕竟是我的乡亲，并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时候他曾给过我那样的爱抚；我也曾怀着那样愉快的心情，和他的老黄狗一起卧在他的身边，听他弹奏过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连早点也没吃，就起身去新城区拘留所看我的五叔。 刚下过一场雪，街上乱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经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结成了冰。自行车和行人的洪流簇拥着电乍和汽车，在严寒笼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面过来的行人，嘴里都喷着白雾，我，这庞大而纷乱的旋流中走着，由不得想起了家乡冬日的早晨。在这样的日子里，故乡的山野已是一片荒凉。斑驳的积雪反射着阳光；寒风打着唿哨吹过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里全是一片寂静，只能偶尔听见一两声鸦的啼叫。庄稼已经收割，禾场上也没有多少堆积了，但人们仍然在田野里操劳着。拉粪，打柴，编筐，修理坏了的农具，给大牲口铡草……今年虽然结束了，但赶紧要为明年的一切劳务。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热气腾腾。这就是我熟悉的故乡。现在我要去看望的那个人正是从这一块土地上来的，他现在本来也应该在那里，像其他人一样为明年的活计而操劳，可是现在却被拘留在了省城黾。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人竟然出来搞这种把戏。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此。问题在于：为什么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呢？在这之前，我已经几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觉得他已经不能担当这个职务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 我踩着乱糟糟的人行道走着，脑子里也乱糟糟地想着。 我来到一家副食门市部买了一些点心，心情就像去医院看望一个得病的亲朋好友，沉痛地来到新城区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办了一些必须要办的手续后，一位预审科的干部接待了我。 这位干部告诉我说，我要查问的这个人问题基本查清，属于倒贩粮票，但数量不大，已经和本人所在地的领导机关联系过了，不久就口了以让他们来人把他领回去。 我问能不能见一见他。 这位干部说，按现在的规定，轻微犯罪者主要案情查清后，亲属在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见面，不过要协助工作人员做犯罪者的转化教育工作。 我说我虽然算不上是他的什么亲属，但我一定会帮助做工作的。 这位干部让我坐在这儿等着，他就出去了。 不一会儿，公安干部领着五叔进来了。 我先吃了一惊：我一下子竟然认不出五叔来了。他脸色灰白，头发胡子毛楂楂的，背驼了下去，个码也好像低了许多。两只原来咄咄逼人的眼睛，现在毫无光气地深陷在眼窝里。那本来挺壮实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许多圈，显得衣裤异常地宽大而不合身。一个在家乡土地上有权有威的强人，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分量了。 五叔一见是我，嘴唇子剧烈地哆嚓着，牺惶得眼泪在毛胡楂子脸上淌个不停。他眼睛不时胆怯地瞄着公安干部，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竟然像驴蹄子踢了一般，拙讷得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 我对五叔说：“你要好好把问题交代清楚，不要隐瞒任何一点什么，争取从宽处理，党的政策……” 没等我说完，五叔忙接住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五叔对政策是熟悉的。我也再没什么好说的，只是重复刚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问题，知罪伏法。 规定的谈话时间到了以后，工作人员就把五叔领走了。临出门时，五叔回过头悲哀地望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针扎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论怎样，他现在沦落到这般地步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么从我记忆中那个纯朴热情的青年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我怀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来到了拥挤热闹的大街上。 电车、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仍然在这宽阔的大道上流淌着，像一条永远汹涌澎湃的河流。是的，生活的河流永远激荡，但也总会有一些船只搁浅。 太阳已经从东边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筑群中升起来，把那淡淡的橘红色的光芒洒在积雪融化了的水迹斑斑的街道上。空气里已经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潮湿的暖气，甚至能嗅到远方田野和山谷中飘来的泥土和草的气息。 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纷乱的人群和车辆，那一排排落光了叶子的中国槐的褐黑色枝丫逐渐变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张长着毛楂楂胡须的面孔却在眼前清晰地晃动着。 我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情景…… 第四次相遇 那年秋天，我被报社派往我家乡所在地区采访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 我的第一站首先要直接去地区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然后再做重点采访。因此，长途公共汽车虽然要路过我们县，但我也不能回家去看望我的年迈的双亲。我只能路过我们县城停一下，而我们村离县城还有二十多华里路。 从内心上说，我是急切地想回我们村子看看的。看望老人这是不必说的，更主要的是想看一看家乡的变化。听弟弟来信说，责任制后，家里一年打的粮就够几年吃，钱也比前多年宽裕多了。 这些情况，虽然我没有回家，但已经感觉到了。以前每次接到家信，我总是愁眉苦脸：不用看信，就知道不是让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买粮。而这两年家里来信除不要我的钱和粮，反而还问我要不要什么。我为此常常在心里激动不已。 我深知我的家乡那贫困的历史。黄土高原，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拥挤着稠密的人口。打开每一部县志、府志，都记载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饥饿史。解放以后，这里也一直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吃大量的救济粮……现在，这一页历史是怎样翻过去的呢？而新的农业政策在我的家乡又展现了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以前一直采访工业，就是因为家乡这些不断传来的福音使我决心要求改行采访农业的…… 这次虽然我不能回我们村，伹开往地区的公共汽车几乎要穿过我们县的全境，我起码可以走马观花一下。并且按常规旅客要在我们县城吃午饭，我可以在那个亲切而熟悉的小山城呆一两个小时，说不定还能碰上几个熟人呢。 汽车进人我们县境后，在山峦夹峙的川道里行驶。我把脸紧贴在车窗上，透过玻璃，观望着一闪而过的秋天的原野。 大川道里，再不像往年一样，几乎是一色的庄稼。现在，大地就像五彩织锦似的斑斓。各类作物一块一块互相连接而又独成一家，每个劳动者在土地上的创造个性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有个把地块庄稼长得不怎样。你可以知道它的主人必定不是个勤劳人，而就是这样的人，前多年却在集体的大锅里捞走和别人一样的一份。 有的庄稼已经割倒并且上了村头的禾场。赤膊的庄稼人把那金黄色的颗粒一锨锨扬向蔚蓝色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落下来，落在粮堆中打滚嬉闹的孩子们的身上。远处的山狐上传来悠扬的信天游。道路旁，可以看见农妇们挑着送饭罐，悠悠闪闪地走着。田野里，羊、牛、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是三五七八，分别由一些孩子和老人放牧。没有什么人闲呆着。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又充满了一种紧张的节奏。土地和人，一切积极性似乎都调动起来了。这真是不可思议。谁能想到我们的农村一下子就从一种群蚁式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眼前这种状态呢？新的政策被大多数人如此迅速而乐意地接受了下来，这说明过去的—切已经多么令人厌烦。当然，这新政策刚开始不久，并不尽善尽美，但它是受人欢迎的，这在我们家乡这样贫困的山区尤其表现了它的感召力…… 我怀着一种极其兴奋的心情在县城下了车。像往常一样，旅客要在这里吃午饭了。 这就是家乡的汽车站。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增加了数不清的摊贩。 卖土特产的乡里人和卖熟食的城里人立刻把下车的旅客包围了，纷纷用花言巧语兜售他们的东西。往日记忆中的汽车站是清冷的，现在却成了—个闹哄哄的世界。 我暂时还不想吃什么，就摆脱了这些热心的纠缠者，来到候车室。我看见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正围着一群人在吵架。这些人操着外乡口音，农民形体上穿罩着一些廉价的城市服装。凭经验我判断那是无定河流域的石匠。他们用手艺和苦力纵横漂流在高原的城镇乡村，承包修建各式各样的窑洞和楼房。 似乎是一群人在围攻一个人。被围攻者我看不清脸面。但耳朵逮住的一两句话听起来像是本地人，而且口音相当熟悉。 本来我对这类常见的争吵不感兴趣。但一种惻隐之心使我忍不住想看看那个一定很狼狈的被围攻者是个什么人。 我走过去一看，吃了一惊：原来这个人是我的五叔张志高。 五叔似乎在同一时间也看见了我。他立刻用胳膊肘豁开和他吵嘴的人，过来热情地和我握住了手。他喊叫说：“啊呀，我的侄儿！你这大记者回来了！”这话几乎不是对我表示欢迎，而是故意说给和他吵架的那些人听。 那些刚才还怒目圆睁、摩拳擦掌的石匠们立刻好奇地打量着我，一个个面有虚色，像突然面对一个什么大人物似的。他们当然也不敢再和“大记者”的叔叔吵架了。 而五叔却立刻转守为攻，对那些人喊叫说：“怎么？你们还吃人呀？我张志高什么时候亏过人？嗯？你们到大马河川打问我的人品去！”他转过头唤着我的小名说：“君娃，你才下的车？今儿个回不回村？东西带不了的话，我和你一块回！” 我对五叔说，我这次不能回家了，吃完饭就得上车走。 五叔听说是这样，便一把扯住我的袖口，说：“走走走，我带你去食堂。咱叔侄两个好好喝几口！” 他说完拉着我就走。那些和他吵架的石匠们只好悻悻地站在一边，目送着我们出了候车室。 在去食堂的路上，我问五叔：“这些人和你吵什么呢？” “哼！说我给他们少开了工钱。” “什么工钱？” “我给县上副食公司承包修窑洞，这些匠人都是这工程上的。工完了，他们嫌我给开的工钱少了，扬言说不给他们增加，就要捶我！哼！” “你怎么出来包工了？”我惊讶地问他。 “唉……不包工怎办？农业社烂包了！”他脸上露出一种相当不愉快的表情。 我知道他说的是责任制。“你还是大队书记吗？” “当然是。不过，现在这书记连个屁都不顶！”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我们进了车站旁边的国营食堂。 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到售票口上买了饭菜。我只好在旁边的小柜上买了几盘小菜和一瓶白酒。 我和五叔在国营食堂一张脏桌子旁坐下来（几乎没一张干净桌子）。一连碰了三次杯，五叔的脸就红钢钢的了。他问我这次回来又准备“记录”些什么。我向他简单地说了我的任务。五叔立刻激动地说：“你们记者权大着哩！能不能给中央反映一下，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完全烂包了！” “怎是烂包了呢？五叔，党在农村的新政策刚开始实行，你是党员，又是大队书记，有责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你现在这思想可不太对……”我有点严肃地对他说。 “哼！就因为我是党员，因此我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振振有词地说。 这已经相当可笑了。我知道我是一时说服不了他的。 我于是转了个话题问他：“我姑夫家现在光景怎样？” “怎样？发财了！光自留地的旱烟和包心菜就能收入一千块！至于粮食，都没处搁了。现在这政策对自私人有利嘛！前几年他到处砸我的洋炮，说我把张家堡弄穷了。这阵轮上他张狂了！” 他竟然攻击起他的亲哥哥来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端着酒杯抿着。 这时间，我突然想起了他们村的另一个人。那人名字似乎叫张宽，现在大概有三十五六岁了吧。他是一个孤儿，父母死后，给他撂下了一河滩账。但小伙子会擀毡，就出去耍手艺挣钱还账。结果，他被五叔揪回来在社员大会上批判了一通，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次批判会我碰巧在他们村。记得那个老实后生在批判会上痛哭流涕，说他还不了账，三十来岁还是光棍一条，娶不下媳妇……记得当时我听了他那些话，难受极了。但当时正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也就是这些，所以我只能把这些难受咽回到肚子里。记得当时五叔相当厉害，两只大眼睛咄咄逼人，指着鼻子骂张宽忘了本，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宽现在怎样了呢？ 我于是问已经醉意十足的五叔：“你们村那个张宽现在怎样？” “张宽？”五叔瞪起一双醉眼，说，“现在放开马跑了！擀毡挣的钱口袋里都装不下，往银行里存哩！上两个月刚结了婚，娶了高家村死了的老地主刘国璋的孙女。这小子全忘本了，他爸旧社会就是给刘国璋扛长工的！他现在美得唱道情哩！”五叔气愤地把一大杯酒一口就灌了下去。 我自己却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为了不再刺激五叔，我就随便问他家现在的情况怎样——我知道他的光景一直是很殷实的。 不料，这下却更刺激了他。 他拳头在桌子上捣了一下，嘴里气愤地溅着白沫子，叫道：“我的家烂包了！你知道，我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好不容易在县上副食公司找了个合同工营生，现在也被清退回去了。而今地一分开，都得自家种。儿子吃不下苦，整天在外面瞎逛。我也没心思种那些地。粮没粮，钱没钱，就跑出来包工了。刚包了一工，就赔了，匠人们打发不走，向我要钱……刚才车站上你已经看见了。唉，硬是这政策把我给害了！前多年，我张志高是什么光景，现在哩？我这个一辈子说人的人，活成个人下人了！好君娃哩，咱当了几十年领导，可现在……”他痛心地倒钩下了脑袋。 我知道这都不是醉话。 桌子上的饭菜已经快光了。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开车时间，就起身向五叔告別。 他站起来，和我一同出了食堂门。 分手时，他说：“……我就不送你了，那把龟子孙还在车站上哩……你要是再回家，一定到张家堡来，你姑和你姑夫常念叨你哩！” 他像脱产干部那样老练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向街那头走了。由于酒的作用，他的步履有点踉跄，但还不至于栽倒。 他走出去一段后，又回过头对我喊叫说：“君娃，你可要写材料向上面反映咱农村的情况……” 我知道他要我反映什么情况，便笑了笑对他喊：“你放心，我会反映的！”但他是不知道我要反映什么的。 他走了，他此刻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过了一会儿，我便又坐在了飞驰的长途汽车上。车窗外依然是那样令人愉快的山光水色和田园景象。 我坐在车上，想着刚才我和五叔的谈话，同时也想起了我和他的另外一次相遇。 第二次相遇 那正是刚开始实行责任制的时候。当时，我因为母亲有病，请假回来看望她。 正好省报驻这个地区的记者也要到我们县了解一下责任制推广的情况，就和我一起来了。 我陪他到县委宣传部说明了来意。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城关公社正开大队书记会，专门讨论落实责任制的问题。你们要是有兴趣，可先去听听。” 我的同行当然很乐意去。他问我去不去。 我本来没有采访任务，但我关心这方面的情况，也想去听一听。对于家在农村的干部来说，别说农业政策要发生这么大变化，就是刮风下雨也是关心的。 我们即刻就来到城关公社。书记、主任热情而惶恐地把我们领进会议室。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会还没有开始，大队书记们都在抽烟，喝水，拉闲话。 当书记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俩时，人们都立刻精神振作起来。我很快发现了我们村的支书老侯。他也看见了我，挤过来对我说，我母亲的病不要紧，已经缓过来了。 “哈呀！这不是君娃吗？”一个人在我背后喊叫说。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他抽着黑棒卷烟，脸上虽有了不少皱纹，但看起来蛮有精神，他笑哈哈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这次又记录什么来啦？咱们公社工作做得实在好，各方面都比他们其他公社强！咱公社赵书记，还有马主任，先进事迹可多哩，报纸上应该好好宣扬一下！”他转过脸对赵书记和马主任看了看，又笑了笑。 那两个领导赶忙谦虚地对我们说：“工作没做好，请记者同志多批评！不要光说我们的成绩……” 这简直扯到哪儿去了。我们并不是来采访他们的什么先进事迹，而只是想了解一下落实责任制存在的问题。这本来已经给公社领导说明了的，但他们却固执地认为我们就是来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 会议开始后，公社赵书记简短说了几句，就让大家谈。他说县委强调公社要尽快讨论实行责任制的问题。 沉默了足有十来分钟。 我们大队支书老侯终于先开了腔：“我看这政策是好政策。我们大队没麻达，我们很快就搞呀。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很多，搞起来得仔细一些……没了。” 赵书记点点头，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五叔咳嗽了一声，说：“我说！” 他一对大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点燃黑棒烟吸了一口，说：“我看这政策有问题哩……这样一来，不就单干了吗？这比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还厉害！这明明是资本主义道路嘛！我怎么也想不通，给地富子弟平反，这些人现在翘尾巴，看不起咱贫下中农，现在又要单干，分成一家一户，我们这些大队书记再领导谁！不是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反正我们张家堡大队不实行责任制，我们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话！”他转过头对我和我的同行说：“这记者同志也在场哩！你们记者权大，给中央反映一下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声！” 五叔说完，看了看赵书记和马主任。 赵书记对他点点头，然后又望着大家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我说。”一个与五叔年龄差不多的汉子坐在小凳上，一边抽纸烟，一边开口说，“……也没什么新意见。我同意志高的看法。我们高家村也不准备分。最起码现在分不成。” 我认出这是高家村的支书高明楼，绰号叫“大能人”，和五叔一样在大马河川有点名气。听说他俩都是公社党委委员。 这两位书记发完言，其他大队书记都不言语了。 我现在多少看出了点眉目：公社领导和五叔、明楼的意见差不多，对实行责任制有抵触情绪，闪此其他想实行责任制的大队书记也就不好发言了。 会议开得相当沉闷。因为没人发言，只好散了会。 散会后，我就和我的同行分了手。他要到另外的公社去了解情况，我准备回家看望母亲。 我走出公社大门后，五叔突然跟了出来，对我说：“今天城里有集，说不定你姑夫到城里赶集来了。我领你到街上转一转，看能不能碰见他。” 我答应了五叔。因为这次没有时间去姑夫家，能在集上见见面也好。 我跟五叔来到了闹哄哄的街道上。一路走过去，五叔不断和他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大部分是县上的干部。我真惊讶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竟然能认识这么多在县上有身份的人。 在街上逛了一圈，也没碰上我姑夫。 五叔对我说：“咱干脆再到菜市上转一转。你姑夫跟集常不空手，说不定又拿把菜卖哩。我哥这人私心重，整天谋光景。虽说是个党员，前多年连会都不常参加，还常瞅空子砸我的洋炮哩！” 看来他们弟兄之间关系不太好。但我不能同意五叔对我姑夫的攻击。我姑夫是个务实的庄稼人，土改和合作化时，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他一辈子反感那些花里胡哨的事。至于谋光景，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庄稼人谋光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知道，姑夫尽管谋光景，伹前多年的光景可实在不太好。粮没粮，钱没钱，尽是熬煎。大儿子算是成了家，已经分开过日子了。还有一个儿子连媳妇都没订下。而今农村娶个媳妇，少说也得七八百元钱。父子两个在队里拼命劳动一年，也分不了几个钱。姑夫和姑姑的头发早在前几年就愁白了。 我真不理解五叔为什么不能体谅他哥的难处。五叔家的人口也不少，难道这几年他的光景就好过？ 我这样盘算着，便跟五叔来到了菜市场。 眼下正是夏末秋初，市场上的蔬菜看来还不少。集体的菜都是架子车拉着。私人的就可怜了，只是筐子里担一点——这是自留地的收获。乡下人就靠这点菜卖几个钱，才能把油盐酱醋买回去。 五叔领着我在菜市上串了一阵，也没找见我姑夫，却碰见了他们村卖菜的。菜是大队集体的，由一个我不太熟悉的老汉在卖。五叔问那老汉见没见我姑夫赶集，那老汉也说不清楚。 “干脆，”五叔对那老汉说，“你到其他处再给我看看去，菜让我照料着卖一阵。你如果见了我哥，就说侯家坪他侄子君娃在这里等他，让他来见一面。” 那老汉惊讶地对我说：“啊呀，你就是侯家坪那后生？常听你五叔说，你在省里当大官着哩！”我只好对他笑了笑。 那老汉走后，我就在菜车旁和五叔闲聊了起来。这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买菜。五叔对那人热情地招呼道：“刘主任，你要甚菜？” “想买几个茄子。”那人说。 五叔从菜车里拣了七八个好点的茄子，扔在了刘主任的菜篮里。“称一称……”那人不认真地说。 “称甚哩！你拿去吃就是了。几个烂茄子值几个钱！”五叔慷慨地说。“……最近门市部进了一批山西柳林瓷器，质量实在好。你要的话，来……”刘主任没掏钱，撂下几句话就扬长而去了。 这把戏实在叫人看着不顺眼。我假装去看别的菜摊，稍稍躲开了点五叔。 但是我不时看见有干部家属去五叔那里“买菜”。干部们一般都不掏钱，家属们一般象征性掏点钱。这些人看来都和五叔惯熟了，以前明显都已经吃过他的甜头，他们也都给他吃过甜头。 我才想起五叔从大街上走过时，为什么有那么多干部给他打招呼。我同时也想到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他很少出山，却比他哥——我的姑夫光景好。这就是秘诀。当大家在一块吃大锅饭的时候，有些人可以从锅底捞稠的吃，而另一些人只能喝清汤。 不一会儿，那个寻我姑夫的老汉转回来了。但我姑夫没来——他显然没来赶集。 我于是过去对五叔说：“我去买些点心，给我姑和我姑夫梢回去。你给他们说，这回我时间紧，不能去看望他们，下回回来一定去。” 五叔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带你去买。我大儿子就在副食门市上，你可以认认他。我那儿子是个窝囊货，以后说不定还要麻烦你帮扶哩！” 五叔很快领我来到副食门市部，他儿子一口一个哥地称呼我。我买了几斤点心，还想买两包好点的烟，但门市上没有。五叔的儿子很快跑到后面的库房里，给我拿了整整一条“牡丹”牌香烟。 我把点心和烟交给五叔，就向他道了别，然后去县委宣传部借自行车，准备回家。 当我从县委宣传部推着白行车来到街口的时候，突然看见五叔正站在前面的一个街角上，手里提一大包菜，笑嘻嘻地招呼我。 他走过来，对我说：“这包菜你带回去吃。你们大城市人爱吃菜。我知道你们村菜缺！” 我怎样推让都不行。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把那包菜绑在了我的自行车后架上。 我看不行了，就掏出钱给他。他一下子生气了，说：“哈呀，你这娃娃怎这么见外！” 我说：“菜是队里的……” “我把钱出了。这是我送你的！”他大声喊着说。 我只好苦笑着接受了他的馈赠，并且按世俗的一套对他说：“五叔，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助的，你就言传一声。” “没什么……听说副食公司的胡经理是你中学的同学？” “是。”我说。 “方便的话，你以后见了胡经理露个话，如果公司有转正指标，让他考虑一下我那小子，他已经当了三年合同工了……”—种说不出的滋味顿时漫上了我的心头。 我现在才明白，五叔从公社里出来缠上我，一直绕了这么大个弯，在最后一刹那才把圈套套在了我的脖子上。他的手腕之高明，多么叫人惊叹——这就是多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培养出来的一些农村的政治家！ 五叔又一次和我热烈而长久地握了手，这才告别了。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离开了县城…… 第三次相遇 同年冬天，在一件公事办完后，我顺路又回了一趟家。 此时，我们村和整个黄土高原的任何村庄一样，都正处于一种纷纭的变革之中。 在全省范围内，山区比平原更早地开始实行农业责任制。党以巨大的魄力检讨了我们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开始了一种新鲜而鼓舞人心的改革。山区的农民首先热烈地响应了这个改革。这是因为，多年群蚊式生产方式给他们所带来的贫困生活状况，比之平原地区来说，也许更要严重。所以改变这种大锅饭状况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当然，他们在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生活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一开始的各种问题或者干脆说某种程度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时候，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就成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我回到村里后，看到我们村的党支部和老书记一直是认真而细心地进行这项庄严的工作的。土地的分配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每个劳力和每个家庭将要获得的收益与他们所要对国家、集体以及社会其他方面承担的义务、责任，都是明确而合理的。一切都在原则中进行。分而不乱，有条不紊。我去问了支书老侯一些情况。他不识字，也谈不出什么高论，只是对我说：“责任制嘛，那就要负责任！” 不用说，我父母和弟弟都极其兴奋，他们谋算明年将要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进行怎样一种创举了。 我父亲甚至对我说：“前几年，我一直发愁，你弟弟要是结婚成家，非你帮扶不可，指望我父子俩在队里那点红利钱是不顶事的。现在好了，我们明年拼一年命，说不定就能把你弟弟结婚的彩礼打闹好，这就用不着连累你了。你的工资也不高，要养家糊口的……” 父亲的话使我深受感动。这不只是说我被他那种深厚的爱我的感情所感动，而是感到，生活给父亲这样的人带来了一种希望：在土地上自由创造的希望；想用劳动换来巨大收获而满足自己劳动者尊严的希望！我意识到，我现在虽然是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干部，但这穷乡僻壤生活变化的光芒，也投照在了我的身上。 这次回家来，我想得一定去看看姑姑和姑夫。他们听说我回来了，已经捎了几次话让我去。父母亲也一再催促我到张家堡走一趟。他们说姑夫和姑姑人都老了，也说不准我什么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能见到他们了。 我于是拿着我自己的礼物和妈妈按乡俗为我准备的礼物，起身去姑姑家。 我没有走简易公路，而选择了大马河边的那一条崎岖不平的石头小路，向张家堡走去。小时候，我就是跟母亲从这条路上去姑姑家的，而且每一次都曾那样激动过我的心。那时候，对于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说，生活大部分都局限于自己的村子和自己的家。到外村去走亲戚，那简直就像要出国一样新鲜而有趣……这一切离开我已经是那么遥远了。山路崎岖，山路蜿蜒，大地古老而宁静，一切依然和过去差不多。现在，我知道，在这古老而宁静的土地上，生活将要发生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 姑姑和姑夫含着喜悦的泪水迎接我的到来。我看见，岁月已经使他们的脸刻满了铍纹，显得非常苍老了。 “啊呀，要实行责任制了，这真是一件大事！做梦也没想到！”姑夫—见面就和我谈这件事。他的心情看来兴奋而不安。“你是公家人，你知道这是一时的政策，还是……”他问我。 “我想不会是一时的。”我肯定地说。 “我不信你的话！”姑姑说。 “就是的！”姑夫附和姑姑的意见。 这种疑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村的人见面也是首先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尽量将自己所了解和理解的中央政策给他们讲，让他们放心。但他们还是将信将疑。 这是多年来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眼前这些人的疑虑需要时间和实际生活的发展来打消。目前只能让他们在欣喜中保持他们的某种疑虑吧，党会用实际来证明自己改革的决心，并以此取得千百万劳动者真挚的信任。 “你们村现在怎样了？”姑夫问我。 我把我们村的情况给他说了说。 姑夫立刻感慨地说：“老侯那人我知道，是个老党员，人可靠，是个好把式！他能领导好哩！” “你们村搞得怎样了？”我问姑夫。 “我们村？唉……”他叹了一口气，“共产党的好经叫你五叔常给念歪了。可那些歪经他倒念得蛮顺口！” “怎么回事？” “快分烂包了！完全像土改一样。不过，地主不是过去的刘国璋，是生产队了！”姑夫痛心地摇了摇他雪白的头。 “政策不是很明确吗？” “你五叔有你五叔的政策！他常制定土政策哩！”姑夫忧郁地一笑。 姑姑已经把饭端上来了，这方面的谈话就此中断。 我一边吃着香喷喷的臊子面，一边想起我和五叔的上次相遇。他曾那么强烈地反对责任制，但现在他也挡不住了。他在张家堡可以一手遮天，但他的巴掌毕竟太小了，遮不住中国的天。在社会变革的巨大潮流中，他和高家村的高明楼那些人是渺小的。好，他们现在也搞责任制了。不过，从姑夫的话中可以感到，他们有他们的一套。 吃完饭，来了一个青年人。 这位青年人愁眉苦脸地对姑夫说：“张大叔！你看这怎么办呀？我志高叔全给我分了些三等地！” “为什么？”姑夫瞪着眼问。 “他说不为什么，就给我分坏地，还骂我富农的孙子翘狗尾巴哩……”小伙子的眼泪都涌出来了。 姑夫气得白胡子直颤，说：“而今党的政策明明的嘛！志高怎能这样胡来哩！” “大叔，你能不能给他说说？” “你回去，我说！” 小伙子说了一串感谢话，走了。 五叔的“土政策”我立刻领略了一件，这的确太不像话了。 姑夫对我苦笑了一下，说让我先自己呆一会儿，他要去喂猪了——姑姑这两天胳膊疼，提不起猪食桶。 已经是傍晚了。我一个人在窑里转着看了一看。摆设还和我以前来时一样，没有增添任何一点什么。岁月除去使老两口渐渐衰老外，没有带来什么特別的大喜大福。而且，我的表弟和我亲弟弟一般大小，已经到娶媳妇的年龄了，这又给两个老人增添了许多忧愁。他们怎么能拿得出上千元彩礼呢？ 按说，大表哥分家后，姑夫家三口人，两个出众的庄稼人，加上姑姑的勤劳，这个家庭完全可以富裕而殷实。可是结果每年都几乎连肚子都吃不饱。如果他们是些二流子，那活该，可他们是怎样的庄稼人啊！一年四季，恨不得用脑袋去耕耘土地。为了多挣点工分，两个男劳力连个集都不敢去上，量盐买油，都是姑姑颠着小脚到城里去的。 我想，只要实行了责任制，姑姑家和我们家一样，他们的劳动完全可以创造出比现在多好多倍的价值来。 就在我这样乱盘算的时候，门被掀开了。我以为是姑夫。一看，原来是五叔！ “哈呀，我中午就听说你来了，当时忙得没顾上来看你。这回你可要多住几天！”五叔进门后就嚷嚷着说。 “不能多住，明天就走。”我给五叔递上一根纸烟。 他接过烟，在煤油灯上吸着，然后感叹地说：“世事变化可真大呀！上次咱们见面到现在刚刚半年，就一下子乱套了！我那时听说要单干，就像听故事一样，以为那是胡扯哩，可现在就实行开了！” “这是责任制，不叫单干。”我纠正他说。 “名词不一样了，可还不是单干哩！”五叔不以为然地把嘴一撇。 这时我想起上次见面，五叔曾要我给副食公司我的那个同学“做点工作”，让他儿子转正哩。可我却一直没有“做工作”。现在我赶忙先对他说：“五叔，你上次吩咐的那件事，我还没给我的同学说哩……” “不麻烦你了，我看屁事也不顶！现在这政策硬了，恐怕迟早都得回来。”五叔先知先觉地预言了儿子的结局。“不过，混了几天公家饭，娶了个没出钱的媳妇，这也划得来了！”他又补充说。 “你们村也开始实行责任制了吗？”我问五叔。 “不开始行吗？上面口气很硬，咱个平头老百姓怎抗得住？君娃，你好好在咱农村记录一下，你是记者，权大！好好给上面反映一下，农村烂包了，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他痛心疾首地说。 他仍然是他的老认识。对于这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相当可笑了。 还没等我说什么，姑夫进来了。 姑夫把猪食桶往脚地上一放，开口就问五叔：“你怎给前村的治亮光分三等地？” “怎？”五叔瞪起眼，“富农的孙子他挑啥哩？现时虽说不让讲成分了，但他就要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 “现在共产党哪一条说要给富农出身的人分三等地？他爷是富农，他也是富农吗？”姑夫也瞪起了眼。 “好哥哩！你向来是个没立场的人！按你这样说，把原来他家的地都再分给他家！那都是一等地！你旧社会给治亮他爷揽工，你现在再给治亮揽工去！”五叔挖苦地说。 “放你的臭屁！”姑夫以当哥的身份对五叔破口了，“你再这样胡弄，快倒霉了！不信你等着看！”姑夫吼叫着说。 五叔因为姑夫当着我的面骂他，气得脸通红。但他可不能对他哥破口，只好倖悻地站起来，准备告辞了。 “你明天就把属于治亮的一等地给人家分了！你现在不给人家，将来也不得过去。你屙下的要你吃！”姑夫毫不客气地对准备起身的五叔说。 五叔看了看我，脸更红了，他转过头对他哥求饶似的说：“我就是错了，你好好说嘛，我改就是了。动不动就骂我，我成你的儿了！”他说完，匆匆和我握了握手，就怏怏不快地走了。五叔一走，我就忍不住笑了。 姑夫也笑了，说：“对这种人，就得骂！这几年，不是我时不时敲打一下他，这张家堡早叫他弄成个赤土滩坪了……” 这时候，我姑突然慌慌张张跑进来，说：“饲养院里打开架了！” “为什么？”姑夫问。 “为分东西……”姑姑说。 “咱看看去。”姑夫对我说。 我于是跟着姑夫来到了张家堡前村的饲养院里。一进院子，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极其混乱的场面。人们纷纷拥挤在棚圈里拉牲口——听说是按抓纸蛋分开的。因此，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在咒骂。有一个老汉竟然蹲在一个角落里放开声哭着。 另外的地方，集体的东西都按五叔制定的土政策在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打架，甚至一根牛缰绳都要剁成几截……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立刻就表现出来。有些东西哪怕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人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一片。 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 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对这种状况已经不能熟视无睹了，因为我看见有些人竟然把队里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他们说拖拉机上的钢好，拿回去能打造老镢头。 我立刻让姑夫去叫五叔。我自己开始规劝打架的人和破坏东西的人。但这些人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说书记让这样分，你管得着吗？ 姑夫气急败坏地回来了。他说没找见我五叔。正好我表弟赶来了，他匆匆地问候了我一声，然后着急地对我姑夫说：“爸！我五爸把队里的公窑都平价卖给私人了……” “那你是干啥的？亏你还是个村书记哩！你羞先人哩！明天等着看吧，半村人都会叫公安局用法绳捆了去！”姑夫气愤地指教儿子说。 “我五爸说单干了，还要公窑干什么！他现在正领着队干部分公路边的树哩！” “天老子呀！这家伙不要命了！公路边上的树怎敢分嘛！虽说是队里栽的，可公路是公家的嘛！你等着看吧，树一分开，一两天就被连根刨了！这还了得！是这，你腿快，赶快去公社叫个干部来。最好是来个领导！”姑夫命令我表弟说。 “我的面子怎能把公社领导请来……”表弟嘟囔着说了一句。 “你就说，张家堡分东西打死了几个人，看他们来不来！快去！到你五叔家把他的自行车骑上，叫公社的人连夜上来！”表弟撒开腿跑了…… 两个钟头以后，公社书记就亲自跑来了。他也显然对张家堡这个局面生气极了，把五叔狠狠批评了一顿。公社书记让社员都把东西先交回来，破坏了的生产工具，谁破坏了谁赔钱。他宣布：张家堡大队的责任制先缓后搞，公社要专门派工作组来协助进行…… 五叔当时给公社书记作了检讨，说他水平低，没把事情弄好；说他也是“为了执行党的路线”，想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这个骚乱的夜晚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我躺在姑夫家的土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如果我是公社书记的话，今晚上我就会把五叔的书记职务撤了。可是……他将仍然是张家堡的领导人。 我想起他说的“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话，他把什么事都看成了运动。他实际上也就是前多年各种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培养的一种干部，他患了一种“运动”病。 于是，我又想起了上一回我和五叔相遇的情景——那是我自童年见罢他后第一次遇见他，又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场所，因此留下的印象很深…… 第一次相遇 这是一个混乱的年月。 江青在全国推广小靳庄经验，要肚子都填不饱的农民赛诗，赛歌，赛唱样板戏。这个政治游戏一时风行全国农村。赛不赛诗，唱不唱样板戏，学不学小靳庄经验，拿当时最流行的话说，就是一个“路线问题”。许多县为了“紧跟形势”，纷纷派出专人去天津的小靳庄参观学习。参观大寨，参观小靳庄，在当时已成为一种相当时髦的行为。有些穷得一个劳动日只值几分钱的队，也要拿出一笔经费让他们的大队书记去朝拜这两个圣地。 学习小靳庄的活动一开始，报纸的报道照例要立刻在版面上反映出来，而且无疑应该是这一时期报道的重点。总编辑召开了紧急会议，让各部立即下去采访。我们家乡所在地区属于革命老区，在这些政治运动中照例被列为重点报道地区。我也被临时抽到了这一报道班子，和一群记者来到我们地区。 到地区革委会政工组了解了一些一般情况，这个记者组就分头下到了各县。 我和另一名记者来到了我们县。据地区政工组负责人讲，我们县这方面的工作是全地区的“样板”。 县政工组得知我们是来采访这方面活动的，当天下午就在县礼堂举行了县级各单位学习小靳庄赛诗会。在这个闹哄哄的赛诗会上，一群一群的人轮流上台，又唱又叫。有一个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也自告奋勇上台念了他自己胡诌的一首“诗”。县政工组长竟然和他老婆一块上台唱样板戏，他扮李玉和，他老婆扮个李铁梅，当他老婆叫他“爹”时，台下的人笑得几乎发了疯。 我坐在“贵宾席”上，痛苦得如坐针毡。一切都目不忍睹。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专为我们两个人安排的。尊贵的人啊，已经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了！ 我的同行却是个响当当的“革命派”。他在这样的场所里十分活跃。他拿出记者的派头，举着带闪光灯的照相机，在台上台下忙得不亦乐乎。我尽管反感所有这一切，但只能把一切烦恼埋在心头。我是个渺小的人物，没勇气公然去反抗这类东西；我只是还没有丧失正常人的感觉罢了。 当天晚上，我在县副食公司工作的一个同学请我到他家吃饭。他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现在已是副食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了。 在饭桌上，我的同学首先攻击了我一番：“你们这些人，真是些厚脸皮的吹鼓手。今天可以骂自己的昨天，明天又可以骂自己的今天，自己经常打自己的嘴巴，可连脸都不红一下。这就是你们！请你别生气，你知道我是个直筒子。比如说你来采访这狗屁小靳庄经验吧，县上前几天就听说了，命令各单位停工停产搞这玩艺。连我们的门市部都被迫关了门，群众连酱油醋都买不上。中国人现在都成猴了，什么丑都得出。幼稚、荒唐、愚蠢、疯狂！”他愤怒地喊叫说，已经不能自已了。 我对他谈了我内心的痛苦。他说他理解我；说就是他自己，人家让关门停止营业也得照办。是的，人们现在谁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对于正直人来说，只是不要让自己的心也黑了。 这天晚上，我们谈得很多，两个人几乎都喝醉了。深夜，他送我去县招待所。我们两个人互相搀扶着，东倒西歪地走过昏暗的街巷。一路上，由于酒醉勾起了许多伤心事，我们竟然都抽抽搭搭哭了起来。我们记起了小时候，我们戴着红领巾，就在这些熟悉的街巷里手拉手走过，天地一片阳光灿烂，我们的心灵愉快而纯净。当时我们曾发誓长大后要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创造不平凡的业绩。现在我们已到年富力强之时，生活却变得这样令人失望。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走在人生的歧途上，白白地糟蹋掉自己最宝贵的年华！ 回到旅社以后，我的同行正伏案疾书，他兴奋地对我说：“今天这个赛诗会真让人感动。我已经写好一篇报道，你看一看，明天就可以发回到报社去。你们县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的确是先进……” 我往床上一躺，对他说：“我不看了，喝了点酒，头疼，你就按你的写吧。不过，你可不知道，我们县这几年吃国家返销粮也是全地区第一！” 我的同行停住笔，惊讶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并不惊讶我们县吃返销粮是全地区第一，而是惊冴我怎能说出这样的话。 由他去想吧，如果他有兴趣，回去还可以打个小报告。至于我，现在已经瞌睡了。我要借着酒劲，短暂地忘记一下自己的烦恼。 我很快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县政工组长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说今天带我们去参加一下农村的赛诗会。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队是全县学习小靳庄的先进单位。 我因为是本县人，就不由得问：“是哪个队？”政工组长说：“就是你们城关公社的，张家堡大队，离你们村不远。赛诗会完了，小车还可以把你顺路送回家。” 我的头“嗡”地响了一声。 张家堡，不就是我姑家的村子吗？除过我们村，那就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了。小时候，我曾在那里度过许多美妙的日子。前多年回了几次家，总想着要去看看姑夫和姑姑，结果总是七事八事的没去成。想不到这次竟然是因为这样的机缘使我能有机会重访久别的张家堡。 上午九点左右，县上的小车把我们直接送到张家堡大队的小学校。从吉普车上下来，第一个迎接我们的就是五叔张志高。他穿一身干净的蓝制服，脸上的胡楂刮剃得干干净净，满脸喜气洋洋，就像农村过红白事的主事人迎接宾朋好友一样迎接了我们。 五叔长久地握着我的手，摇着，说着：“哈呀，君娃而今出息成个大人物了，这是咱整个大马河川的光荣！小时候我就看出你将来不得了……想不到你今天亲自来了，请你好好检査指导我们的工作！本来你五叔没把工作做好，可县上硬给我带面子，要在咱这里开现场会，还有你们大记者都记录来了，哈呀，真是……” 自童年以后，我好多年都没见五叔了。他看来还不显老，红光满面的，穿罩和头发的式样有点像脱产干部。 我们拉扯了一顿客气话后，县政工组长给我和我的同行介绍说：“张志高同志是张家堡大队的书记，抓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把好手，每次运动都是县上的先进。这次学习小靳庄，他们行动快，工作搞得很出色。” “不行！不行！”五叔兴奋地笑着，说：“请县上领导和报纸的同志多批评！多指导！” 这时候，整个学校院子里都挤满了庄稼人和小学生。教室门前已经搭起了一个台子，台子下面，一长溜学生娃的课桌上都蒙着一些门帘和床单一类的东西，上面放着暖水瓶和茶缸、香烟。 张家堡许多上年纪的人小时候都认识我，现在纷纷过来，又拘束又亲切地挤前来和我说话。 我的心情很不好，但强装笑脸和众人应酬。我问五叔：“我姑和我姑夫来了没？”我心里希望他们不要来！ 五叔说：“你姑来了，她今天还要上台念诗哩！你姑夫没来，说病了。我知道他装病。他虽说是个党员，这几年革命性差得太离谱了！”我此刻对五叔非常反感。由于我的身份，我不能流露什么。我对五叔说：“你帮我找一下我姑。” 五叔打发周围几个年轻人去找，说他还忙着哩。他匆匆和我握了手，到人群前扯嗓子吆喝去了。 姑姑被表弟引来见我了。老人家双手拉着我的手，泪水直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对姑姑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来这里干什么？你老人家快回去！” “唉……不敢嘛！说这是中央的命令。你姑夫是个犟板筋，顶着不来。我总得来嘛。你弟弟是村里的团支书，我怕给娃娃造罪……” 表弟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倾着头。“你可不知情，听说你们上面的人要来，村里的人已经七八天不出山劳动了，地锄不开，今年下来吃什么呀……你不是外人，姑姑敢说这反动话哩……”姑姑用手擦着眼角的泪水，难受地说。 “那你们不能不搞这赛诗会吗？”我对表弟说。 姑姑和表弟都一下子吃惊地望着我。 我一下子意识到，我说了一句出边的话。他们怎能不为我的话而吃惊呢？我不正是来采访他们队的“先进事迹”吗？我怎么能在此时此地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一时很难对他们说清楚我的心情，只好沉默地面对他们惊讶的神色。 “硬是你五叔胡成精哩！这多年一股劲这运动那运动，弄得村里人粮没粮，钱没钱，就是挣下一公窑奖状！奖状能吃吗？唉，世事越闹人越糊涂了……” “妈！你不要说了……”表弟胆怯地望了我一眼。 这时候，五叔在台子上吼叫着让人安静下来，说赛诗会就要开始了。 县政工组长过来招呼让我到“主席台”前去就坐。 姑姑只好对我说：“会完了一定到姑姑家去，你姑夫常想得念叨你哩……” 我说我一定要去的。 我和姑姑、表弟道了别，就跟随政工组长来到“主席台”前坐下来。 五叔开始在台上讲话了。想不到他这几年锻炼出这么好的口才。他从世界革命说到中国革命，从省上说到县上，又从县上说到张家堡；向众乡党说明评法批儒和学习小靳庄的伟大意义，并且还背了几句“圪塔纲领”(《哥达纲领》)里的话，他说学习小靳庄经验要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接着他臭骂了一通两千年前的死人孔老二，然后宣布“三赛”会开始。他说第一个节目由他自己来演出。 这家伙竟然从后台拿出一把土三弦，叮叮咣咣地弹起来，嘴里念念有词道：“我的三弦就是机关枪，对准孔老二的黑心肠……” 这丁丁咣咣的三弦声又把我带回到童年的记忆中。我记起了那年月间的五叔……一个年轻而纯朴的庄稼汉，坐在门前的草堆里，弹着三弦，唱着信天游；我和他的老黄狗就卧在他身边，沉醉在那迷人的歌声 现在，我又听见了那土三弦的弹拨声。但是，时过境迁，这一切已变了模样。三弦已经成了“机关枪”，成了五叔的一种政治武器。 我的同行为五叔的表演兴奋得又鼓掌，又照相。县上和公社来的干部也都纷纷为五叔鼓掌、称赞。五叔更有点得意了，几十岁的人，竟然摇头晃脑起来。 我为此真想哭一鼻子。五叔，你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是谁让你成为这个样子的？ 五叔的“节目”完了后，学生娃们上去唱样板戏；学生娃们唱完后，台上竟然上去了一群白发老婆婆，她们豁牙漏气，在五叔的指导下，背诵几句小学教师为她们胡诌的顺口溜。她们怎么也念不到一块，一个个老皱脸臊得通红。我痛苦地看见，姑姑也站在里边！ 这一切已经有点残酷了。我低下头，用双手捂住眼睛，心中涌满了悲哀和愤怒！此刻，这些老人们就像羔羊一般被搁在了这个可诅咒的祭坛上，而我却要在这么近的地方目睹这一切！ 我不知道这一场闹剧是什么时候收场的。 我勉强和我的兴奋的同行分了手，然后就和表弟搀扶着姑姑回了他们家。 姑夫又惊又喜地迎接了我。他当然连一点病也没有。我仍然对刚才的一幕感到痛苦，对姑夫说：“你们村怎么胡闹哩？” “你也是这么看的？”姑夫又惊讶又激动地叫道。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君娃还是君娃，唉，好君娃哩，咱农村完了！没光景了！不能活了！而今党里头有人作孽哩！你五叔跟上疯子扬黄尘，把张家堡完全弄倒塌了！地连一遍都没锄，草长得比庄稼都高，整天不劳动就弄这些瞎事！我真想把你五叔的腿打断，把这龟子孙的嘴拿针缝了，再叫他王八蛋跳叫！” “你可千万不敢闯乱子……”姑姑害怕地央告姑夫。 我把一些点心和两块布料从提包里掏出来，放在炕上，对姑夫和姑姑说，我因为明天要返回县上，在这坐一下就准备回我们家去看看。姑夫和姑姑非要我留下吃一顿饭不行，他们说吃了饭也能赶回去。我不能拒绝他们的心意，于是就留下来。我和姑夫在这孔窑里说话，姑姑到另一孔窑洞去给我做饭。过了好一阵，我和姑夫突然听见隔壁窑里我姑姑的哭啼声。尽管声音不大，但我们两个都听见了，我和姑夫慌得不知出了什么事，赶忙跑了过去。 我们过去一看，见锅里正冒着热气，我姑手里拿着笊篱，伏在锅台上泣不成声！ 我和姑夫都问她出了什么事。 姑姑抬起头，伤心地哭着说：“我给咱君娃包了几个高梁面饺子，都烂在锅里捞不出一个新的来了，成了一锅糨子……我娃常也不回来……”她哭得更伤心了。 我也哭了。 姑夫叹了一口气，说：“高粱面怎能包成饺子哩，你应该做成面片……甭哭了，君娃又不是外人……”他的声音也哽咽了，转过头对我说：“这几年正好没粮嘛，白面、豆面都没……你看姑夫活成个什么人了……”他一下子蹲在灶火圪捞里，双手抱住了白发苍苍的头。 我扶起姑姑，对她说：“你千万不要这样，你一辈子都亲我疼我，我小时候都不知吃了你们家多少好东西。我就是在你们这里喝上一口凉水也是甜的……” 说完后，我自己捞了一碗高梁面和土豆丝糊汤大口大口吃起来，并对姑夫和姑姑说：“白米白面我都吃够了，这饭正对我的胃口！” 姑夫和姑姑看见我这样，都惨淡地笑了。 吃罢这顿伤心饭，我便告别了二老，起身回家看望我父母亲。 当我出了张家堡村口时，五叔张志高突然撵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卷材料，在村口堵住我说：“君娃，这是我叫队里的会计赶写的，上面记录了我们队学习小靳庄的先进经验，你们报纸写文章好参考，你拿着，我就不专门给你们往城里送了……” 我厌恶地对他说：“这次我不管这事，你还是送到城里去吧……”当我走在田间小路上，思绪便像洪水一般开始泛滥。一切都是这样叫人难受。乡亲们连饭都吃不上，却叫他们停工停产去唱歌跳舞。五叔，你也是个农民，难道你的眼睛瞎了吗？你就看不出这一切有多么荒唐吗？ 可是我自己又有什么权力谴责五叔呢？我也是农民的子弟，竟然千里迢迢赶回来，要把他们如此惨痛的悲剧当做喜剧来写……我发誓这次我连一个字也不会写的！ 一路上，姑姑流泪的脸和五叔喜气洋洋的脸交替在我眼前晃动着。我在心里呼唤：把这一页惨痛的历史尽快翻过去吧，让姑夫和姑姑们的脸上露出笑容，而让五叔们脸上的笑容黯淡下来…… 第五次相遇 又是一个夏天了。 我搭上西去的列车，去F市采访。火一般的太阳照耀着车窗外无边的原野，大地已经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车厢里极其闷热，旅客们一个个汗流浃背。按节气，已经到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了。 社会生活同时也处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尤其是幅员辽阔的农村，显出了历史上少有的激动。山区的生产责任制已经搞了两年了，实际成果说服了怀疑论者。那里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改善了极度贫困的生产状况，使他们有吃有穿了。当然，冒尖户是少数，眼下并不像某些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农民个个都已经进了天堂，动不动就把高档商品买回了家。我们的农民难道还不淸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穷到了骨头里，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大富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另外，一切都还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但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因而，使得许多新矛盾无法得到妥帖地解决。毫无疑问，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有待于一个长期不断改革的过程。但是，最初的这一步已经显示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景象，这是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看得见的。 平原地区也在仿效山区的榜样，开始大规模地实行生产责任制了。省委第一书记已经在答省报记者问中，号召平原地区迅速落实生产责任制。但是，F市所在地区在这方面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为此，省委已经把那里的主要领导人调离了。新建不久的新市委班子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F市和全地区的农村已经处于一种急骤变革的状态中。我正是赶去采访和调查这一地区的农村形势的。 我坐在飞驰的列车上，听着铿锵的车轮声，感受着一种强烈的时代变革的气息。我记起了一本长篇小说的名字：《在田野上，前进！》，那是写另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大变化的。现在，我们也可以兴奋地呼喊：在田野上，前进！ 我在F市下了火车，通过检票口，来到了候车室。 已经是晚上了，我想很快先找个住处，于是就小心地通过睡在地上的横七竖八的旅客，向外面走去。 到候车室门口的时候，我一下子呆住了。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这不是张志高吗？ 是的，这的确是五叔，他现在赤膊露体躺在候车室大门口的一个角落里，头枕着自己的两只鞋。打着很响的呼噜在睡觉。他看来疲惫不堪，头沉重地歪在一边，身上和头上布满了汗水珠子，身子下面的水泥地板似乎都湿了一片。他的长裤管挽在大腿以上，上身只穿我们家乡农村的那种红裹肚，两条腿摞在一起，侧身倒地，就像家乡农人们在山野五叔，你到这里来千什么呢？为什么你一个人流落在这陌生的异乡，受这份洋罪呢？ 我犹豫地站在这个酣睡的乡亲面前，不知该不该叫醒他。 我想叫醒他，问明他的一切。我又不忍心叫醒他，他看来太疲倦了，睡得那么死沉，说不定好长时间没睡一个好觉了。我躬下身，看见他抽动的嘴角和紧蹙的眉头间，似乎隐约地流露出心灵深处某种阴郁的迹象。此刻，他也许在梦中回到了我们亲爱的大马河川，问到了那个鸡叫狗吠的村落…… 不论怎样，我眼下无法想象五叔为什么睡在这里。 我犹豫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先出了候车室。我想还是让他在这个肮脏的地方再睡一会儿，等我找好住处再来叫他吧。今晚，我要让他和我住在一起。他大概是不想掏住宿费才在那里凑合的。 我在F市委招待所包了一个两张床位的房间，把东西放好，连脸也没擦一把，就又急匆匆地来到了火车站。 五叔仍然睡在候车室的门口，似乎连动也没动一下。我在他旁边蹲下，轻声唤他：“五叔！五叔！”他一动也不动。 我又一边叫他，一边用手掀他汗淋淋的身体。 他慢慢地睁开眼，似乎竭力要弄清楚他在什么地方，而眼前又发生了什么事。就在一刹那间，他认出了我。 五叔一下坐起来，叫了一声：“君娃？” 我对他点点头。 他先害臊地两把将衣服裹在赤身裸体上，把枕在头下的两只鞋穿在脚上，说：“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里碰见你……”他的眼里似乎闪动着泪水，亲热地用汗涔涔的手抓住了我的手。他显然相当激动，像在外国碰见我一样。 我在他身边的一块半截砖头上坐下来，问他：“你在这儿干啥哩？”他不知为什么，脸一下子通红，说：“唉，跑一点小生意……” “给集体还是给你？” “集体？还有集体吗？集体早散伙了！单干了！资本主义了！”他顷刻间变得恼怒了。 这个顽固的人，他仍然是他那老一套！“那你跑出来，地怎种呀？”我问他。 “我没心思走资本主义道路！地让我那个二流子小子胡弄着，我出来跑点生意。新政策不是号召让做生意吗？”他有点嘲弄地说。 “你做什么生意哩？” “零七碎八……” 他自然不想说他干什么。我不愿再打问了。这是属于别人的私事，再问也许不合适。可是我隐约地觉得，这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他的“生意”有点非社会主义的味道。但我不是公安局的，无权追究这些，何况他是我的五叔。 “你又到什么地方记录去呀？”他问我。我告诉他，我就到这个地方来的，再不走了。我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他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去省城呀。我马上对他说，我已经包好了一间房子，也有床位，让他今晚跟我去住。 “我怕误了火车的钟点。”他说。 “不怕，招待所离火车站不远，几分钟就到了，误不了车。咱们住在一块，还可以拉拉家常话。” 他同意了，拿起了身边那个落满尘土的黑人造革皮包，和我一同出了候车室。 我把他先领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食堂里，要了些菜、馍、啤酒和汽水。 五叔喝不惯啤酒，说像些马尿。我就又给他买了几两白酒。几杯酒下肚，他就有点醉意了，瞪着一双微微发红的眼睛，对我说：“你是个记者，好好把咱农村的情况记录下来，给中央和胡耀邦总书记反映上去！就说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 我又记起了上次在我们县车站附近食堂里的情景，那时他在饭桌上就说这些话，现在还在说。我同时也想起了多年前在学校院子里的赛诗会，想起了他在公社会议室的发言和菜市场的表演，也想起了大队饲养院里的那次骚乱……我又看看此刻桌子对面那双醉意蒙昽的眼睛，感到心情沉重而痛苦。不正常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人，而且还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人本应该早被撤换下来了，可他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我们的改革首先正是应该针对这样一些人的，而不幸的是，眼下有些地方往往正是由这样一些人在领导着我们的改革。 比如说F市吧，前几年正是由几个对抗中央政策的人在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这些人当然要比五叔高明多了。他们采取的是在口头上拥护新政策，而在实际工作中顽固对抗的方法，他们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心腹们下棋打扑克牌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我国新时期社会改革的最大闲难就在这里。 吃罢饭，我搀扶着五叔，来到市招待所的房间里。五叔脱掉外衣，躺在凉席上，一口一口地长叹气，对我说：“唉，君娃，你五叔现在活得不像个人了……”我不知该说什么。 他直楞愣地望着房顶的天花板，叹着气说：“以前，我张志高是个什么世事？常是站在人面前的人嘛！工作常是先进，给张家堡挣了一墙的奖状和锦旗。公社和县上的领导谁不看重我张志高？参观大寨，到地区和省里开先进会，哪一回能少了我张志高？想当年，常是坐‘主席台’的人嘛！可是而今呢？却像个要饭吃的一样，流落到了这等地步！……哎，你不知道，以前我参观开会路过这些地方，都像上宾一样住在带澡堂子的宾馆里，可如今躺在候车室的地板上，连条狗都不如……” 他说完，一下子翻身矶在凉席上，竟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我慌忙劝解他，但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呜咽着。 这哭声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我无法安慰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同情话，于是就从房间里走出来。让五叔一个人在房子里静静地哭一会儿吧！我尤法同情他，但我怜悯他。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他的悲剧。是的，这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个五叔一样的人物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结束了，但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悲剧。 我在招待所的院子里长久地徘徊着。此刻，沸腾了一天的F市安静了下来。城市的灯火先后熄灭了一些，夜空中的星星却更繁密，更明亮了。晚风习习地从远方的山峡中吹过来，驱散了城市上空的热气，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爽快。 等我回到房间后，看见五叔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 我默默地坐在床沿上，点燃一支烟，静静地看着熟睡的五叔。我固执地在他的留有泪迹的脸上，寻找我在童年时所熟悉的一些特征。我长久地肴着睡梦中的五叔，两滴泪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涌出了我的眼睛，从烫热的脸颊上滑落了下来；耳边似乎隐约地又传来了那久远年间的叮叮咣咣的土三弦声…… 结束 我去拘留所看罢五叔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早晨，五叔突然来到了我的家里。 他神色有些沮丧，但因为从拘留所放出来又有些高兴。他的身体和精力明显地衰弱了，甚至显出了某种老态；多时没刮剃的胡楂乱蓬蓬地在皱纹脸上围了一大圈。 我高兴地问他：“放出来了？” 他百感交集地用手指头揩去眼角的两颗泪珠，说：“放出来了。判了个免于刑事处分……” 我和我爱人立刻忙着给他炒了许多菜，招待他吃饭。我们都留他在我们家多歇息几天。 五叔说他不准备住了，已经买好了明天回老家的长途汽车票。 当天晚上，他就在我们家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送他去长途汽车站。一路上，他不说其他，只是反复地感叹说：“唉，真丟人！以后我再怎领导张家堡大队的工作呀……”得了吧，五叔！你怎么还能领导张家堡的工作呢？你自己先应该回到土地上老老实实地劳动，用汗水好好洗刷一下你自己，你身上积起来的污垢已经太多了。 我怀着一种极其悲哀的心情，一直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长途汽车站剪票口的后面。 当我转身走上宽阔的街道时，曙色已经染红了东方的地平线，城市从睡梦中醒来，到处都是沸腾的声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走在上早班的人流里，心头猛地打起了一个热浪——因为我从五叔们的衰败中，看见中国正挺起朝气蓬勃的胸膛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