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镇》 第一章 小丁 台阶表面的水泥已经破裂，露出底下的砖头。砖缝间结满了青苔。小丁顾不得许多，一屁股在上面坐下来。他身后是一幢旧平屋。黑瓦屋顶上长了草、窗子碎了好几块玻璃，门上的铁皮锈烂了。这是副镇长老杨的家。 小丁是打听了一上午才找到这里的。原本就打不起精神，现在更是累了。 已经过了中午下班的时间。附近陆陆续续有下学的伢子、下工的大人在回家。自行车铃声、开门声、人们的大呼小叫，一片乱响，很兴奋。镇子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两类人：一类是镇上的合法居民，拿“国营”工资，在“国营”打米打油（小镇人把公家的单位如机关、工厂、商店等一津称为“国营”）。这类人走路说话，眼角眉梢到处是城里人的骄傲。另一类是镇外吃农业粮的人。他们到镇上来赶集、做小工或走亲，多少都有些畏缩、委琐、或者眼红甚至憎恨的神情。小丁在他们中间是一种很尴尬的角色。他的来历，他的作派，让大家都认他作城里人。但他吃的是乡下饭，做的是乡下事。他像城里人一样看不起乡下人（这真是“再教育”的失败），又像乡下人一样仇视城里人（这似乎又是“再教育”的成功）。这使得他在看待小镇和小镇人的时候，常常怀了一种揶揄的心情。比方他在日记中这样描绘小镇： 镇子上有两条至十字状交叉的大街。这两条街宽得足以（在乍“只能”）驰过一辆吉普车，加起来足有（在乍“只有”）六百公尺长。零零落落地嵌着青石子气的路面（青石板据传是明代官道的遗迹），以及从两边的门头上冲出来的、油漆斑剥的小吊楼，都在向人们炫耀着自己的长寿。 一条小河环绕着这美丽（？）的乡镇。它所以叫作河， 是因为它具备河的一般特点：有从地面四支的河床，还有水。这些在河床中间弯弯曲曲地流淌的河水，足以（应作“只能”）浸过你的脚背。这条河，给小镇的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好处（？！）。比如，把垃圾倒在这里，那是再方便不过的了。美中不足的是，如果每年春末夏初的山洪，没有咆哮着把这些垃圾冲干净的话，那么，一到干燥的刮风天气，垃圾就飞扬起来，同从路面上卷起来的尘土一起，在小镇的天空上，快活地旋着，然后纷纷扬扬地又落回到各家各户的门前，院内。 这反讽显示出来的心理的扭曲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此刻的小丁尽力不去看小镇的“美丽”河山，不去听周围的“国营”喧嚣，眼睛呆呆地盯着面前的一大片泥泞和水已。一群受了惊吓的鸭子“嘎嘎”窜过，在水达上溅起雾似的水花。一只因为爱情而疯狂的公鸡竖着血红的冠，坚挺地伸展了一边翅膀追着母鸡发骚。附近的一个墙角下，一头老母猪懒睡着，极惬意地哼哼唧唧。三月天气，很暖和，只是天阴阴的，不见太阳。这很像小丁的心思，闷闷的，但含了些希望。 小丁刚刚做了场恶梦。 二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抓工业、抓农业，县县都开矿山，办钢铁厂、化肥厂、砖瓦厂、水泥厂；公社学习大寨好榜样，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普天之下很快就是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景象。 盛世修史，原是历朝历代的通例。省革委主任于是下令：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大歌大颂新生红色政权。并且作了极具体的部署，打“三大战役”：出一部书；建一个馆；拍一部片子。前一个战役是后两个战役的基础：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用文字一篇一篇记录下来，编成一部书。再根据这部书提供的材料，建一个展览馆，拍一部纪录片。 这部书怎样撰写编辑，首长也有明确具体的指示：书名定为《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成果三百例》，顾名思义就是在全省范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成果中选拔三百个例子，每例写成一篇文章，简称三百例。二百九十九例不行，三百零一例也不行。减之一分太瘦，增之一分太肥。每篇限于一千五百字，长了是裹脚布，短了是卫生巾。每例选材要精，题目要新，意义要深。必须具备一个动人情节，树立一个英模人物，造出一句闪光语言——也就是让人过目不忘、刻骨铭心、朗朗上口，可以流传的格言警句。 号令既出，全省风云雷动，上下为之色变。各级各地层层发动，层层组织，层层推荐，层层筛选，全力以赴争取候选资格，以进入省城参加最后会战。一时间，干部们相逢于道，不问“吃了没有”，而问“上了没有”，“上”就是上三百例。下级有事找领导，领导先问：是不是上三百例的事？是，就来汇报；不是，不要找我。领导衡量下级工作，只有一个标准，能不能上三百例。能，提拔重用；不能，累死也枉然。 小镇好在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在全省带了头，题材上先就过了硬。 根据这个农业省丘陵山地多的特点，省革委主任亲自确定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战略，概括起来是个顺口溜：“八字头上一口塘，周围栽树满山岗，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建在山边上。”就是在两条山丘的上方拦坝筑水库，水库下边的田垅中间修机耕道。先前田成中间的村庄全部拆迁到山丘脚下去，建成像军队营房一样整齐的新村。简称“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 进行了全省动员，社社队队都必须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不搞的按反革命论处。 小镇除了镇子之外，就有一个先前叫“李八碗”后来改作“东方红”的种蔬菜的农业大队（小丁就在这里插队），而且在平版上，没有山丘，也就搞不成八字头上一口塘。但镇长还是不折不扣认真贯彻落实了上级的战略部署。抓得早、抓得狠，真的给他抓出了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典型。 这样改天换地的事，做起来谈何容易。面对天大的困难，镇长硬是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粉身碎骨何所惧的英雄气概，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打开了缺口。 新村建好之后，省革委主任亲自到小镇来召开了全省的建新村现场会。 这样的英雄人物，这样的光辉业绩，进三百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全县革命干部的队伍中，苦于找不到几支像样的笔杆子。写三百例，到底比不得平时写报道或写总结，拿了别家的报纸或上年的总结抄抄就可以交差的。写三百例等于考状元，是皇上开的殿试，哪里是呵卵泡，开玩笑的事！ 当然，要找，不是一个没有，但政治上都多少有些疤迹，让他们进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总觉得不放心。研究来研究去，军人出身的县革委主任没有了耐性，一拍桌子说，研究个鸡巴，我看就让他们几个上。 其他领导同志也就赶紧表态：完全同意！还怕他们翻了天么。 县革委主任补充说：对反革命分子也要给出路么。这几个人，我们是用他们一技之长。有问题，找个得力的人看住就是。也可以告诉他们，弄好了，会考虑调他们上来。 大家对县革委主任的政策水平和斗争策略都叹服，决议随之形成。 三 根据县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决议成立了“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三百例写作组”。组长是县革委政治部下属的宣传组组长小冯。小冯其实快四十岁了。因为在机关呆得久，许多人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的脸又白净，且少皱纹，让别人无法改口喊他“老冯”。他也喜欢别人喊他“小冯”，说是亲切。比他年轻的他的下级喊他“冯组长”，他也说，莫喊职务，就喊“小冯”。让那些人颇为难。小冯是老县委的文书，聪明灵活，很讨人喜欢。就是文革，机关里乱成一团，乱完了，他依旧还是讨人喜欢。新生红色政权成立，老县委的人走的走，降的降，有些人没了踪影，唯他是得了提拔的。他当了许多年文书，从来没有写完过一个报告。但是他嘴乖，人缘好，经他三磨两缠，就有人代劳了。他却又偏喜爱舞文弄墨。有事无事，总是冥思苦想，夜里常熬到油干尽，写诗作赋。一写就是几百行，几千行。走在路上，时常见一个熟人就把人家拦住，说我有一首诗，念给你听，你务必指点指点，不吝赐教。然后他就不由分说地翻了白眼，背诵起来。起先人们还尽可能耐心地听一会，再讲几句“不错，不错”之类的客气话，只求脱身。后来，只要迎面看见他，刚打完招呼，马上就说“很好，很好”，便赶紧落荒而去。他听了这些反映，更添了百倍的自信，也就更加辛勤努力地走文豪的路。他的那些杰作，大多发表在机关逢年过节和什么纪念日的特刊上。特刊出来，他便一只手托起另一只夹烟的手，在特刊前站上老半天，让烟雾弥漫了全脸，极陶醉地沉浸在自己艺术创造的幸福中。平时说话，他也都尽量注意合辙押韵。讲工作方法，就说，调查研究是个宝，群众路线最重要；讲个人修养，就说，党是春雨我是苗，有了成绩不骄傲，等等。他对诗也确有研究，研究对象只有一个，便是领袖的诗词。已经公开发表和红卫兵传单上流传出来的那些，他都能倒背如流。而且晓得有几多首是写于本省的；或写的是跟本省的人事有关的，各占领袖全部诗词作品的百分之多少等等。统计很是精确，是这方面研究的权威。让小冯来当三百例写作组的组长，看管另外几个人，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 写作组的另外几个人分别是艾老、老董和小丁。艾老是镇小学的赤脚老师，先前在外地一座矿山的子弟学校教书。六十年代初写过一个剧本，在全系统的文艺汇演中得了头等奖，名字和照片登了报。却惹了祸，老籍地方政府和社教工作队来函，指他为漏划并逃亡隐匿的工商业主。事实确凿，并不冤枉。高中毕业后，他在老子的店铺里确实当了一年少老板，风闻“土改”才出走的。他走得远，也偏僻。矿山上，人也是比别处的粗心。给他瞒过许多年。终究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被遣送回了老籍。作了若干年田，一把鸡似的细骨头，只差没有给牛拖烂，后来被镇上一个寡妇熬怜，寡妇是几代贫农，抵消了他的一部分罪恶，使他有了吃粉笔灰的资格。虽是民办的，到底力所能及，算是很不亏待他了。 老董是六八年的下放干部。之前在地区报社当记者。一度是报社的台柱子。他曾经采访过一位在当地风景区庐山作短期休养的苏联女专家。后来就建立了通信联系，女专家撤回国之后，也没有中断，直到两国正式交恶。听老董当时的口气，那位年龄跟他相仿的女专家似乎不只是爱上了中国，而且还爱上他了。末了自然是不了了之。但“文革”期间这桩事还是被人糊了大字报，质问他是不是当了苏修特务。他一下吓蔫了，过了两年提心吊胆的日子，第一批就坚决要求走了“五七”道路，下乡接受再教育。 三个人中，小丁差不多是晚辈。他是从省城下来的知青，在当地无亲无故，加上出身有些问题（祖父是旧社会的伪职员），很久都没有调上去。去找他的时候，他样子很惨：一脸黄皮寡瘦，至少半年没有剃的头乱蓬蓬地像鸡窝，身上衣眼扣子全掉光了，用根草索拦腰勒住了事。收工之后，一个人下河挑水，一个人烧一口先前供几十口人煮饭的锅。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很是凄凉。凄凉归凄凉，却狂。平时一顶帽子压在眉毛上，见谁都爱理不理。这几年，比他出身更黑的知青都前后走了，独他没有动静。他也没有打算求哪个的意思。不出工的时候就一个人关了门门头写小说。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很伟大。那些小说虽然无处发表。但给他赢得了一个穷秀才的名声。小镇乡下人对从那间瓦屋门缝里漏出的灯光很有些神秘感，觉得里边说不定真住了一位文曲星。 不过，所以让他进三百例写作组，并不是出于对文曲星的迷信，而是因为他一手字写得好看。这是他从小跟祖父临帖子的结果。三百例虽然没有对原稿的字迹提出特别的要求，但字好看，让人顺眼，总是要紧的事。 他被召到镇政府的头一天，就出了点烙壳。 那天他昂首阔步。镇政府的大门和路都窄，正是上班人多的时候，他这样走路很占地方。他却旁若无人地走着，一点没有听见身后一串紧似一串的自行车铃声。一辆车的龙头在腰眼那儿重重地撞了一下，他也没有注意到那人是谁。进了他先前被通知要进的那间办公室，他也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人正气咻咻地盯牢着他。 好大一会后，那个人突然开了腔： “你真的不想赔礼？” “哪个？我？” “不是你是哪个？” 那个人又提高声音问了一声。 他这才看清楚跟他生气的那个人。那个人是县革委宣传组来的冯组长，也就是他们这个临时组成起来的写作班子的头。 “真是骄傲得可以了。一条路你一个人霸了半边。” 这个“霸”字很让人清醒。他这才记起来自己似乎被人撞过一下，腰眼那儿有一点隐隐的痛。 “挡了车子。连声‘对不起’也不该讲的么？” 他实在不晓得自己挡了车子，而且是县里宣传组长的车子。 “我不知道。” 他茫然地站起来。 “下回注意。”小冯的口气缓和下来。他看出这小子是真的没长后眼。他的目的也并非真的要他赔礼，主要是希望他得一个教训，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写作组的人太张狂，下面的事只会难办。 这是县三百例写作组第一次集中。由小冯统一布置任务，组织学习，提高认识，然后进行采访，收集素材。这几步工作都在镇上完成，最后才到省城去坐下来写锦绣文章。 老董已经在小丁之前到了。他坐在离小冯不远的一张靠背椅上，那椅子是这屋里少有的几把完整些的椅子之一。他微微地摆着二郎腿，吸着烟，饶有兴致地看着小丁受训。偶尔被劣质的烟草呛得咳几声。 艾老是最后走进来的。他面色蜡黄，走路无声无息，一件青灰对襟褂子像空布袋似的在他身上飘飘然地晃荡。他弓着腰，缩着肩，悄悄地坐下。直到小冯再三让他上前，他才微缥了脸，一路“不敢，不敢”地向老董、小丁啄着头，捱着近前些的椅子上来。那却是一张少了条腿的椅子，他只顾了客气，没有看仔细，一屁股坐下去，仰面翻在地上。腰背肯定是跌重了，他却咬了牙不肯呻唤，捏拢两个鸡爪子似的拳头，吃力地从地上支撑起自己来。他这谦恭让人感到的不全是畏怯，反而更易于想起他的资历和成就。谦恭原本是要资历和成就垫底的。一个无名鼠辈，哪个管你谦恭不谦恭呢。 四 临行之前，县革委主任专门接见了县三百例写作小组全体成员。并且亲自给文章定了标题（给下级改名字和给他们的文章改标题是县革委主任的一大特长），叫作《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县革委主任说，三百例，关键看题材，题材好，就成功了一半；再有个好标题，就成功了百分之三十，剩下百分之二十，就靠你们几个努力了。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是省革委主任亲自作出的战略决策，是革命路线的最好体现。抓住了这个决策来宣传，自然就抓住了根本。小镇在平地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是全省、全国的典型，世界上都是奇迹。将来世界革命成功了，我们把红旗插到美国去，也要在美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的。英国、法国、德国、苏联，都要搞！其他亚、非、拉更不用谈。不要看我们小镇巴掌大一块地方，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意义重大，事关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井冈山当年的革命火种也很小，如今不是早已燎原了么。 县革委主任一席话，把几个人说得热血沸腾，直觉得全世界、全人类以及他们亿万斯年的历史重任都落到自己的肩头，有些喘不过气来。因此刚进省革委招待所，几个人都颇有些趾高气扬的样子，仿佛别人都是来凑数的，自己则鹤立鸡群。 来自全省各地的无产阶级笔杆子挤满了省革委招待所。用膳的时候气象最为壮观：一个能容一两百人的饭堂人头攒动，水泄不通。后去的人还没有开饭，先去的人已经把齐腰高的几大木桶米饭，几大铝锅肉汤吃喝了个底朝天。客房的楼道里，革命歌声整日整夜此起彼伏。稿子送审等待结果的人意气风发，引吭高唱，全不顾稿子还没有送审或送审了没有通过的人怎样埋头苦干，挥汗如雨。轮到送审结果下来，稿子还得继续修改，而先前写稿改稿的人已将稿子送审了，两种角色便又调头。小冯受了县革委主任的感染，自认为仅仅凭得天独厚的题材，只要文章写得有个大概，完成任务决没有问题。因此他显得格外轻松洒脱。刚到的那天，他抱一只出差干部常用的水杯（一只装过酱菜的玻璃瓶，外面套一个尼绒绳编织的套子），时不时念一段顺口溜：“干部神又神，抱个牛卵瓶（那酱菜瓶形似公牛的生殖器），嫌瓶不好看，包层尼绒绳。”听见外面楼道的人唱“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他也结合小镇的实际念出“红薯饭，木炭火，除了神仙就是我”（正值严冬，省革委招待所给各路笔杆子每个房间准备了一盆木炭火）。 然而，他这乐观太盲目了。 注定之后，小冯去领了些已经终审通过作为范文发给大家的稿子看。几个人把稿子略略翻过，不由目瞪口呆，顿时觉得自己矮了一挫： 《热血红心，人工授精》——写的是一位初中毕业的女知青用人工授精的方法发展生猪事业的事迹； 《小农机造出大汽车》——写的是一个公社农机修理站土法上马造出大卡车的事迹； 《红区铁树铺铁轨红区道路通天下》——写的是革命根据地山区干部群众敢想敢干，用树干代替铁轨，打算铺通往山外的铁路的事迹。“铁树”不是真的铁树，是形容他们所用的这种树木很坚硬，有革命性。 …… 光是这些标题就够吓人的了。何况这都是确已实实在在创造出来了的奇迹。比较起来，小镇的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就显得平淡了。修机耕道，建新村，这是谁都可以做，也都做得出来的事，只是小镇做得早些，决心下得大些罢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不比不知道，一比脸发烧一，小冯于是连连嗟叹。 气只可鼓而决不可泄。小冯召集几个人紧急开会，说：“三百例么，不可能二百九十九例都强过我们，前途是光明的。现在要看的是我们笔头子上的功夫。”小丁嘴快，说：“对，文似看山不喜平，事迹平，文章不平，不怕不成功。”艾老说：“我们的事迹也并不平。自然，文似看山不喜平是对的。问题是，怎样才是‘不平’，你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么？”小丁的脸红了红，噎了口气，无以作对。艾老又慢条斯理地说下去：“大凡一篇好文章，统观起来，必是凤头、熊腰、豹尾；分开来，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处处都是有讲究的……”正说得有味不过，老董突然冷冷插进来：“你老说的，似乎是八股的章法么。”小丁一下振作起来，反攻过去：“雄文四卷里有篇文章，就叫《反对党人股》。”艾老细小的眼睛紧张地眨了一阵，先前晶亮的光一下黯淡下去。 小冯清了清喉咙，说：“这有什么好争的，当然是要把文章写好。问题是怎样写好。依我看，地方特色最重要。要是岷山在小镇就好了，小镇就是革命圣地了。可惜，只差五十里路。” 其他几个人面面相觑，不明白他的意思。还是小丁脑子转得快，悟出点什么，问：“你说的是哪个‘岷山’？”小冯回答：“还有几座岷山，不就是我们县里的岷山么。”小丁问：“我们县里的岷山跟革命圣地有什么关系？”小冯答：“你连这个也不晓得？毛主席的《长征》诗里不是讲‘更喜岷山千里雪’么。”小丁一下仰面大笑起来，笑得很放肆，半天不住，几乎岔气，好不容易缓下来，还是一面擦着眼角的泪水，一面断断续续地尖声笑道：“那座岷山跟我们这座岷山相差上万里呢，那座岷山在四川。”小冯断然说：“不可能，《长征》诗里说的岷山是我们县里的这座岷山，长征是从我们省里出发的。”小丁这一下认真起来：“你是真不晓得还是假不晓得？你真的以为《长征》诗里的岷山是指我们县里的岷山么？”“怎么不是！你未必比我晓得还多么？”小冯坚定地说，一面用眼睛去看艾老和老董，显然是寻求支援。艾老和老董却不知为什么一起在看自己的脚尖，好像那里出了什么更大的奇迹。 小冯这才有些心虚，说：“这是学术问题，以后再讨论。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这样吧，小丁年轻，晓得又多，初稿就让他来写。写好了我们再一起推敲。” 大家齐声说好。小丁还在为“岷山”的事，竟自笑着，摇头：“还学术问题，嗤。” 五 小丁出手很快。布置任务是下午，晚上他还同老董两个将身子凑在火盆上扯了半夜关于老董的那位“娜达莎”或是“卡秋莎”的往事，第二天吃早饭前，他就拿了一叠稿纸去敲小冯的门。 小冯和艾老住一间屋，为的是好共同修改那个有指望成为样板戏的剧本。 小冯担任宣传组长之后，艺术走向有了极大的改变，忽然觉悟诗歌是雕虫小技，只有写大戏才是正宗。便下决心做剧作家，发誓要写一部样板戏出来，因为宣传口也分管文教工作，他也就晓得了艾老早年创作并得过奖的那个剧本。他让镇小学的校长找到艾老，传达冯组长的指示：想看看那个剧本，好的话，可以考虑让县剧团搬上舞台。艾老当时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抱了那卷早已发黄的油印剧本，一阵风似的直接扑去了县革委宣传组。艾老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没有把剧本交校长转交，而是口气从来没有过的硬朗，说他要当面聆教。校长当时虽然悻悻的，但也莫奈他何。 小冯看了那个剧本，说：“架子不错，只是要作些重大原则上的修改：爱情应该改成阶级情，像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那样杜绝大春和喜儿发生两性关系的一切可能；‘叛徒’的现行职务应该是‘走资派’。这样，走资派就有了阶级根源；全剧的时代背景应该改为‘炮打司令部’。另外，剧名也要改，原来叫《废井》，不好，应该改为《红井》……”把艾老教诲得五体投地，说：“冯组长的水平太高了，这不是一般的修改，把灵魂都改了。”因此提议，一定要署上冯组长的大名，并且要署在前头。小冯说：“那就不必了，我们搞革命文艺，不是为了名和利，是为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艾老说：“是的，是的。”鸡啄米似地点头，心里欢天喜地。不管怎样说，戏若重见天日，毕竟是他的一种成功。因此成立三百例写作组的时候，小冯就点了艾老的名，好让他在参与三百例写作的过程里有时间改剧本。昨天晚上他们谈了一夜，主要是关于《红井》一旦搬上舞台的想象：演出的盛况；演出引起的轰动；各级领导直至中央领导对主创人员的接见和表彰，等等。小冯坚定地相信，《红井》肯定会是第九部样板戏！说到兴奋的地方，小冯按捺不住地跳下床，袜子也顾不及穿，跟了鞋，大幅度地挥着手，满屋子踱来踱去。而一边的艾老便心潮起伏，老泪纵横地看着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觉得生平大志，终于得着最大限度的满足。 因为过于亢奋，小冯到天亮之后才蒙头睡去。艾老则根本就没有睡意。听见敲门，他抖抖索索地从被窝里爬出来。见了小丁，连忙作个手势，示意不要惊动了冯组长（三个人中，老董顺了小冯的旨意喊“小冯”；小丁在受了小冯的指示之后，既不再喊“冯组长”，也不好真的喊“小冯”，便干脆什么也不喊，直接说话就是。只有艾老从始至终恭敬如也，坚持不懈地喊“冯组长”）。 半上午的时候，艾老才来通知小丁，说冯组长找他。小冯还半躺在被窝里，手上拿着小丁早上交来的那叠稿纸，甩了甩说：“就这样给我看？也不誊清一下？” 小丁写的是行草，且用的是横格稿纸。 “我可以念，大家听，边听边提修改意见，改完了，我再抄一遍。” “你念之前，我就不要先看看？” 小丁不再多话，上去把那叠稿纸接了过来。临出门的时候，听见小冯在背后交待：“用方格纸抄，写正楷字。” 做单身汉的小丁平生最怕两件事；一件是洗衣服（为此他几个月难得换一次衣服，几年难得洗一次被子）；一件便是抄稿子。抄写是机械重复，了无意思的。但这次来，预先就讲好了他主要承担这任务的，他想图几天轻松，就不得不有所忍耐。比起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到底用力少些。 小丁这回没有抢快。他从小冯那里一回来，老董就笑着对他说：“我晓得会是这个结果。”小丁没有明白过来，问：“你是什么意思？”老董说：“后生，记住一句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小丁究竟不是戆包，想了想说：“你是指二马？”老董不答，哼起了样板戏。小丁便学了乖巧，沉下心来，一笔一划地把先前龙飞凤舞连成一片的字用正指一个一个地孤立出来填在一个一个小方格里。二千字（小冯预先交待，初稿的字数可以比一千五百字略多一些，以便删改），竟抄了一天，抄完了，自己看一看，好像是印刷机印出来的，便长出了一口气。已经睡了一觉醒转来的老董从被窝里探起身子，摸过桌上的烟，点着，极惬意地深吸了一口，吐出长长的一串烟圈，问：“抄完了？”小丁用一个极有滋味的呵欠回答了他。老董说：“莫高兴早了。” 老董的预言很准确。 小冯把小丁交来的誊正稿依旧随手翻几页说： “你这样子抄，我到哪里去改？” 小丁两眼直直地看着小冯半天说不出话。先前他只说要看，并没有说要改。再说，方格稿纸，每行之间也留了改动的空白。小丁对自己又极有信心，他的稿，别人要改，也只是小改动，总不致重写的。 两个人僵在那里。艾老过来，把稿纸从冯组长手里接过，递给小丁，教训说：“给领导看稿子，抄一行应空一行。这是起码的常识。” 小丁本来想说：“我不晓得这样的常识。”但没有说出。他“不晓得”原是正常的。这之前他的领导是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只会叫他种菜挑粪，不会叫他抄稿子。他要“晓得”，倒是反常的。 他把稿纸拿回到自己房间，那叠稿纸已经被他攥成一团。他现在才真正明白过来，这是他为坚持小冯说的彼“岷山”不是本县的此“岷山”这样一个“学术问题”所付出的代价。对面的老董本来正一只手夹着烟，一只手的手指头在桌沿上敲着板，悠悠然唱着样板戏，看看小丁铁青的脸，也惊然止住了。 小丁咬牙切齿地把那团纸在桌子上平铺开来，吃力地弄了好久，总算让那团纸服帖。然后拿过一叠簇新的稿纸，按照艾老的教训，重抄起来。他的手不住地发抖，字怎么也写不周正。才写几个字，便“嗤”地一声撕掉，不一会，桌子周围的地方便是一片狼藉的纸团。末了，他突然把钢笔攥在拳心里，高高举起，又恶狠狠地往稿纸上戳。“突”的一声，那笔尖整个地戳进桌面，让一支黑色的笔杆颤巍巍地矗在那里。 小丁站起来，收拾自己的行李。所谓“行李”也就是牙膏牙刷毛巾。他连换洗衣服也没有带，因为不准备换洗。 “你要做什么？” 老董晓得事情不妙了。 “我走。” “莫戆！要出事的。” “咬我卵！” “比咬卵厉害，会打你反革命的。” “反革命就反革命！” 小丁出了省革委招待所，想想不能连累家里人，便连省城的家也没有回，当天就搭车回了小镇。镇上清理阶级队伍还没有结束。小丁进宿舍，刚一头栽在铺上，外面就有人敲门。是两个背着枪的武装民兵。 给小丁落实政策，说他不是反革命，仍是知识青年，是差不多一年后的事。那时候省革委主任自己成了“反革命”。 六 落实政策，是给小丁落实仍是知青的政策，并不等于他就可以跟别的知青一样回城。现在的这个“知青”，虽然名字仍叫“小丁”，但却是一个做过反革命的“知青”。 队上的乡下人倒很有几个同情小丁的。私下劝他，死了回城的那份心，安心在乡下过，我们帮你做屋，帮你找里头人（老婆）。 小丁不肯。宣布他不再是反革命的第二天，他回了城，在家里住了几个月。别的路都是绝的，只有一条路，就是设法买通一个医生，开一张疾病证明书，证明他丧失了劳动能力，这样可以办“病退”回城。这是好多身强力壮的知青用过的成功法子。几个月过去，他已经拖得骨瘦如柴，完全应该病退了，就是没有一位白衣天使肯证明他“丧失劳动能力”。 日子已经过到尽头。他开始准备自己的后事。想起几个月前走得匆忙，乡下还留下几件被子、衣服之类稍值钱的东西是家里人用得着的，便又省回到小镇来。班车是天亮前从省城开出的，到镇上是半上午。下车后他不知为什么生出一个念头，想去找一找镇上的老杨。 小丁和老杨并没有太深的交情。老杨有一年在农业大队蹲点抓路线教育，前后大约有三个月时间。有一天来小丁插队的这个生产队，见他一个人在先前住过几十口人的知青点进进出出，有些奇怪，夜里便来寻他聊天。他说他喜欢同城里伢子聊聊天，长见识。小丁正在做反革命，不摸他底细，向来也没有镇上干部来跟他“聊天”、“长见识”的，便木本地看着他。他对小丁的“反革命”好像一点也不在意。那天夜里坐到很晚才走，找着话头聊东聊西。说他六○年的时候差一点坐了牢。那时候他是公社书记。到县里开会，报产量。他看别人报亩产一千斤，他也毛了胆子，报了五百斤。其实他在的那个公社，很多冷浆田，平均亩产不到三百斤。县里领导以为自己听错了，要他重报，他还是报五百斤。领导就拍了桌子，说他是头一的保守分子，右倾分子。他就问怎样报才不保守，不右倾。领导说，你最少该报一万斤，别的省，别的县已经有报十万斤的了。他起先以为这回是自己听错了，等到确实弄清了领导的意图，他站起来说，那你让别人报吧。后来就开除了他的党籍，职务一撸到底，弄到这个偏僻的镇上来当勤杂工。好几年后才恢复了党籍，让他做了副镇长。 老杨说这些的时候并没有怨气，口气很平淡，像说外国人的事。他人矮矮的，头也不大，却有一个宽脑门子，一张阔嘴，嘴唇很厚。眉头常是蹙着，细细的眼睛老是盯住一个地方，好像深思什么奥秘。那天晚上后来的时间，他又谈了些很玄的话题，他问小丁，你读过很多书，未必人真是猴子变的么？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他那双探究什么的眼睛盯着满是星斗的天空，显得有些天真的样子。小丁自然回答不出，但是晓得这个人没有敌意。蹲点结束他回镇上时没有再见小丁。以后小丁也没有去找过他。但是听大队的一个什么人说，老杨临走时曾提到小丁，说是可以让他到大队广播站来编稿子。大队几位干部事后说，扯卵蛋，小丁还是反革命哩。 人跟人是有缘分的，有些人彼此相处十年八年，一旦分开便形同路人；有些人只有一面之交，但到了孤独无助的境地，却忽然记起对方。 小丁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想起老杨，便是后面这种情形。 老杨终于扶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出现的时候，小丁陡然一下站起。还没有喊出声，泪水先就模糊了眼睛。 第二章 六指头 小丁下乡的第二年，便查出患了血吸虫病，被送进镇血防站住院。有天，天快亮的时候，被酒石酸锑钾折磨得七死八活的小丁好不容易刚刚睡着，又被吵醒了。 黑暗中，他队上的两个知青正并排挤在两张病床之间的狭窄过道上，一边低低地“吃吃”笑着，一边弯着身子往他的床头柜里放什么东西。那东西是从一个袋子里往外倒出的，在柜里撞出沉闷的“突突”声。 “你们捣什么鬼？”小丁吃力地欠了欠身子。 “嘘——”他们抬起身子，听了一会跟小丁相邻的那张床上的粗重的呼吸声，这才鬼鬼祟祟地说，“跟你搞梨子来了。” “哪里搞来的？” “镇林场的。” “怎么，今天不是六指头守夜？” “正是。 “那么你们怎么……” “妙就妙在这里。” …… 在六指头守夜的时候偷梨子，等于从王母娘娘的后花园里盗灵芝草。 六指先在镇林场（一片几亩地的果树林子）看守果园。他被叫作“六指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有一只手的确生着六个指头；另一个是由于他的性格。“六指头”，在本地土话中是一种从词源学上考究颇不雅的譬喻（原文为“手捏鸡巴充六指头”），常常比附那些在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上喜欢充好汉（一说充辣子）、出风头的人。但是，此中三昧，又全在你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镇林场的这位六指头，并不是个好出风头的人。说他“充六指”，主要因为他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责任感——人们只要交给他一点什么责任，哪怕只是芝麻大的那么一点责任，他马上就会觉得似乎天下兴亡系于他一身。 林场是镇办企业，按月拿工资，吃定销粮。六指头不是林场的正式工。他原在生产队种菜。大队有知青后，临时把他找来给新开伙的食堂挑水烧火。 能进镇办企业的人，大多跟大小干部多少沾亲带故。而他出身富农，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教育好”之前，就跟地富分子差不多。因而他离开生产队的时候，许多人都愤愤不平，觉得大队的阶级路线出了问题。大家都晓得六指头做裁缝的妹子桑叶是大队书记殷道严的姘头。六指头沾的就是这个光。不消说，六指头自己心里也肯定觉得有愧。 也许正是这种愧疚，成为六指头那种责任感的基础。 他整天装束严整，衣服扣子一直扣到领根。不管多么热，决不敞开领口、捋起袖子和裤腿。他做的事别人的确无可挑剔：食堂的水缸总是满的；水缸跟前很难看到通常一定会有的一摊摊积水；案板被洗得可以数清木纹；灶口永远不会有积存的灰烬；他劈出来的硬柴堆出来的垛，跟火柴盒里的火柴一样整齐；他编的菜园竹篱笆，好像是用针织出来的。 他在食堂的库房里占据了一个角落。这个角落被收拾得就像洞房：紧靠床头的桌子，是一个农药包装箱，却用白纸裱糊得雪白。上面小油灯（库房里没有安装电灯）灯罩擦得一尘不染（这盏小油灯是公家买的）；他床上垫的是厚厚的稻草，用两片洗得发白的旧麻袋片（当褥子用）小心地裹得连一根草屑也露不出来；一床棉被尽管缀满了补钉，却永远叠得有棱有角；最能看出他的严谨风格的是枕头。大约是受到知青们带来的文明的影响，他第一次在林场拿到工钱的时候，悄悄地去镇上买了一条针织提花枕巾——显然是他一生中极少有的一次奢侈。这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莫大的麻烦。为了不使这条高贵的抗巾受到伤害，他在枕巾上覆盖了一块剪得跟枕巾一般大小的大布，还觉得不放心，又在大布上盖了一块老化的塑料薄膜。睡觉的时候，这块硬梆梆的薄膜就在他头底下吱吱喳喳地歌唱。 “你干脆就用这块塑料薄膜盖枕头嘛，何必买枕巾呢？”有人笑他。他笑笑，不置可否。大概心里认定，枕巾是必须有的，因为林场里几乎人人都有——他要尽可能使自己像一个林场的正式工。 他努力从别人的印象上，也从自己的心理上巩固自己目前已有的地位。但是他并不向谁低三下四，说奉承话，或是做出什么讨好的举动，只是努力尽自己的本分。既不偷懒，也不沾哪怕是最小的一点便宜。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那只由公家统一买来编号分发的饭碗不见了。 本来，这种事是最平常不过的。林场里许多更有分量的财产也在日复一日地被人据为私有，掉一只碗算得了什么呢。跟有关的人说一声，再领一只就行了。但他却因为自己连一只饭碗也守不住觉得甚为痛心，“这不是死人守不住棺材么？”他难过地说，决心要立即把它找回来。但又不便公开查询，因为那很可能得罪人。 他于是走到在食堂外面的空场上吃饭的人中间，磨磨蹭蹭地在人们身边转来转去，煞有介事地好像要从地上捡什么东西似的弯下腰来，然后一侧脸看一下端在别人手上的碗底——编号都写在那上头。所有男人们手上的都看过了，剩下的最后一只碗端在一位女知青手上。这位穿短裙的美人极优雅地分开两条腿坐在一张不到一尺高的小板凳上。她端饭的那只手，正好放在弯起的膝盖上，离地面的距离之低，给六指头的调查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尽管有些为难，他却不折不挠。略略踌躇了一阵之后，还是咬紧牙关弯下了身子。 结果是可以想象的，那位女知青当即从小板凳上跳起来，大哭大喊得就像真的在那一刹那丧失了贞操。 大慨是因为这一切的缘故，林场领导让六指头担任了果园的守夜人。这个决定英明极了。希望在金秋时节让自己的口袋也殷实起来的贼们，这一下算是遇到了克星。 每年果园的果实累累之日，也正是林场领导头痛不堪之时。对果园的最大威胁实际上来自林场内部。在指定六指头为唯一守夜人之前，果园是由林场的正式工轮流值夜的。这给其中的许多人提供了堕落的机会——轮流值夜反而更有效地把果实莫名其妙地从树枝上清除出去了。 六指头庄严地接受了重任，因为这种对他的极大信任而感激涕零。为了不辱使命，他特地回家带来一条凶恶得跟狼一样的大灰狗，也给林场果园的夜晚带来了恐怖的气氛。谁要是未经许可进入了果园，至多五步以内，它就会像鬼怪一样从地上无声地然而却是极凶猛地冒出来，狠狠地咬住你的脚后跟，一直到它的主人出现。至于六指头本人，则更是无可通融，他根本就不容许你有采取类似解释、说服甚至买通的进一步行动的机会，就把你赶走了。这样的情形重复过几次之后，所有的冒险家都绝望了。 恰恰在这时候，小丁住院治疗血吸虫病。 要注意营养，医生叮嘱说。“酒石酸锑钾”的使用说明书上写明：死亡率千分之二。但“营养”是要价钱的。而小丁当时付得起的价钱不多：收入除了抽烟和喝酒，剩下来的刚够买二十八天的食堂饭菜票。 于是林场的几位知青打起果园的主意来。 “怎么样，打个商量吧，哥儿。”几个人一面凄凄惨惨地诉说着小丁的困境，一面把带嘴烟一支接一支地递到六指头手头上，“夜里请你高抬贵手。” 六指头一言不发。他把所有的烟拨到一起，放回到那个人的巴掌上。 “为了能转正，你就行点善也不肯么？”因为六指头的出色表现，场长好几次许诺过要给他申请转正式工。 “行善归行善，做贼归做贼，不是一回事。” “你这是何苦呢。”知青们的脸色阴沉下来，“你夜夜守通宵，白天照样烧火、挑水、盘菜园，这样卖命，他们多给你一个工分了么？再说，你守得了夜晚，守得了白天么？管得了我们，管得了那些干部么？他们凭一张白纸条子，就把果子大筐小筐地拎走，你问得了么？” “那不关我的事。我只管夜晚不准有第二个人进园子。” 知青们即便能把死人说活了，他也无动于衷。 这一次，他们获得的机会，是非常意外的。 吃早饭的时候，场长忽然对六指头说，一两天里头，会有人来替换他，他可以捆铺盖回家了。 六指头好像被人突然从后面往他的头顶心打了一门根，怔怔地站着，用筷子一下一下地拨着碗里的饭粒，终于一口也没有吃。 好像是事先经过了安排似的，下午，那个到林场来给六指头洗过几次衣服和被褥的瘸腿女人来了。六指头曾说那是他妹子，来过几次后才不得不承认是他还没有过门的媳妇。她特地来证实六指头是不是真的要离开林场。起先，他们在六指头往的库房里嘀嘀咕咕了一阵，后来就从里面传出了哭声。临走时候，她的眼睛已经红肿得像桃子一样了。六指头没有送她，只是倚着门框默默地看着她因为哭泣而不断抽搐的背脊。因为这抽搐，她的腿也就瘸得更见厉害。 他们的关系就此中断了。女的说，一回家就让娘家把礼金退回给六指头。她跟六指头的婚约其实早该作废的。两家本是换亲：六指头的妹子桑叶嫁她哥哥，她才嫁六指头。桑叶后来要跟富农家庭彻底划清界限，不肯认家里早年给她定的那门亲。按说这个女子也早可以退掉六指头这门亲的，所以迟疑着拖到今天是因为他在镇上的企业做事。现在，既然他又要回去作田，那么，他那个多余的指头和富农成份就不能迁就了。 辞退六指头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头一天，镇政府有个干部从林场经过，随便向场长提到，他有一个远房亲戚跟他讲过好多次，想让自己的一个侄子到林场来，随便做什么都行。场长问过大队书记殷道严。殷道严说：“你定就是，做什么问我。”场长讪讪地笑说：“怕桑叶不高兴。”殷道严推他一掌：“桑叶有什么不高兴，她早跟家里划清了界限。”这样，六指头专心致志、孜孜以求的一切就成了一场梦。 不过，六指头毕竟是六指头。在接替他的人没有到之前的这天晚上，他仍然带着他的大灰狗到果园去过夜。 还没有到半夜，小丁的朋友们便放心大胆地走进了园子，那条凶神恶煞的狗果然没有出现。寂静中，他们先是听见一阵从狗嘴里发出的“噜噜”咆哮声，紧接着，就听见一声低沉的喝斥它的声音，然后，四周就又像死一样静下来。远远的靠近树脚的地方，有一点小小的火光在一明一灭。显然是六指头蹲在那里抽烟。 知青们的心里忽然起了一种怜悯和慈悲。他们把带去的口袋装满后，居然想到去向六指头道声别，仿佛他们是在替六指头对林场的不义行为进行报复似的。 六指头没有抬头，依然不停地吸着烟。他跟盗贼们进行了唯一的一次合作。 …… 天亮了。窗帘开始发白。 病房虚掩着的门忽然被缓缓地挤开了。同从逐渐加大的门缝里透进的亮光一起出现的，是一只大灰狗的毛茸茸的头和背脊。狗一直走到小丁的病床头边，前脚直立着坐下来，若有所思地眨着眼睛。然后在门口出现的是六指头。他在门外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才走进来。 这显然是一次友好的访问。知青们赶紧在狭窄的病床过道上给他让出位置，小丁也连忙支撑起来。 他一直走到小丁面前： “还是给钱吧。” “给什么钱？” “梨子呀。那一袋梨子，至少有十斤的。” “难道有别的什么人发现了么？” “没有。” “他们又打算不辞退你？答应给你转正？” “我把行李一路挑来了，就在门外头。”六指头垂下眼睛，难以觉察地叹气。似乎他是被人驱逐出来的。 “那你何必管他们的闲事？” 知青们一个个睁圆了眼睛。 “没有法子。这样的事，做了一回，我一生一世都会不安心的。”他避开大家的眼光，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要是没有钱，就把梨子还我，我送回林场去。” “这叫怎么回事？看看床上的这个人，你忍心么！”知青们低声吼起来。 六指头抬起头，轮流对知青们的脸看一眼，然后把目光留在半死不活地靠在病床上的小丁身上，叹了口气：“那你就吃吧。钱，等我女人退了礼金，我给你垫上。”随后，他就轻轻地唤起他的狗，走了出去。 第三章 黄帽子 “黄帽子”是镇食品站长，管的是一帮杀猪的屠夫。因为年纪大些，让他当了工作组的副组长，他自我感觉以为是封了八府巡按。黄帽子并不姓黄。给人留下印象的是他的那顶帽子。帽子的质地是那种粗呢料子，颜色是那种发黄的草绿。好像在抗美援朝的电影里志愿军高级指挥员戴过这种帽子。黄帽子据说是参加过入朝作战的，不过刚过鸭绿江就接到停战的命令。他那顶黄帽子怎么来的很有些天晓得，总算是有一种光荣可以扣在头上就是了。这光荣下面是一双细小的眼睛，两只小眼睛中间却是一个高高大大的鹰勾鼻子，这本来可以使他显得很锐利凶狠的，可借那两只眼睛没有光，黯黯淡淡的布着红网，说话的时候总是要努力地去撑开它们，像一个熬了很多夜，疲倦到了极点的人。大约是因为眼睛怕光，黄帽子扣得很低，直压住眉毛，使一张本来就短而且窄的脸更加没有了面积。整个地看去，他的头部就仅仅只是一顶黄帽子。从各单位抽来的几个年轻人，立即就据此对工作组副组长作了概括。 县里每到入冬就利用农闲集中力量抓路教，从县直各单位抽很多人下乡去。 “路教”就是路线教育。那时的基本路线共计一百九十二个字，归结起来就是阶级斗争。这斗争具体落实到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工作上，除了抓方向、抓思想、抓路线、学习等等抽象内容外，实实在在的工作主要就是三条：一是不准劳动力离开生产队（即“刹住弃农经商、外出搞副业的资本主义歪风”）；二是督促当年粮、棉（在这个大队就只是菜）、油、猪各项上交任务的完成；三是每天去吆喝劳动力出工，修水库或造田。在黄帽子这个工作组，还要多一件事，就是清理并回收各家各户拖欠的贷款。这地方长期“吃粮靠回供，用钱靠贷款”，欠了国家很多钱。 “我们这个组，清欠是最要紧的事，可以说是头等大事。这回县里下了决心，他们是有还的要还，没有还的也要还……” “没有还的拿什么还？” 昏暗的油灯照不到的地方，列席工作组会议的大队书记殷道严低声咕哝了一句。 “没有还的就抬箱柜，抬寿材，再不行就拆屋。总之我们决不能手软。要不然县里派我们下来做什么？吃白食么？”黄帽子很激昂。最后一句，他对着那个发出咕哝声的地方加重了语气：“对我们工作组下来，群众有许多反映，说我们是日本鬼子进村。我说，不要怕，我们就是日本鬼子进村……” “我不同意！” 工作组里有个人突然大叫一声。他坐在离那盏油灯最远的地方。他看得清黄帽子，黄帽子却看不清他。工作组的头次会，组长没有讲几句话，一个管杀猪的倒神里神气地指手画脚。大家心里都未必肯服。 “我不同意！” 那个人又高喊了一声。 “你不同意什么？” 黄帽子显然没有思想准备，有些惊惶。 “我不同意你的错误言论。” “我错误？什么错误？” 这是工作组内部的会议，除了大队书记外，没有当地的任何一个人参加。黄帽子一直觉得自己讲的是军国机密，是自己人的话，不存在异议的。 “不但有错误，而且是原则性错误。你不是最讲原则的么？第一，你那个头等大事是哪里来的，有文件根据么？反正我没有见过。我晓得头等大事是抓学习，组织社员学马列，学毛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革命理论掌握了群众，精神就会变物质。没有粮棉油诸会变出粮棉油诸，没有钱还贷款会变出钱还贷款，何至于要搞‘三光’政策；另外，要做日本鬼子你一个人去做，我决不做。我要做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跟贫下中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黄帽子本来很短的脸成了长形，在那盏离得很近的油灯的映照下变得煞白： “我们的意思是一样呀，目标是一个呀。” “否——”那个人拉了个长声，“你前面那个说法是让大家只顾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唇面那个说法更成问题，那根本就是立场问题。” 众人看着这场唇枪舌剑的交锋，一个个很开心，眼睛在明明暗暗的光影里很兴奋地忽闪忽闪，像一片暗夜中的灿烂星星。 先前声色凌厉的黄帽子肩膀塌了下去，一对小红眼睛重又变得黯淡而疲倦，他低了头，只把一顶黄帽子对着会场，低声说： “我说错了，但是我的动机是不错的。” “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那个人不依不饶。 他叫李欣，是县革委干事。他有个舅舅在省城组织部门当负责人，县里领导的升降都管得到的。李欣从师范毕业本应该去小学教书，能直接分到县革委来，就得力于这位舅舅。自然他自己人也聪明，又长得一表人材。所以领导赏识，同事眼红。进机关一年多就当上了干事。干事就相当于正科级，根本不会把黄帽子这样小镇上的什么屁食品站长放在眼里。下来的头天晚上，他跟县剧团的女朋友小敏睡觉睡过了头，没有赶上班车。等后来赶到镇上，工作组已经出发了，害得他很找了一阵子。工作组长、副镇长老杨原是说过等一等的。但副组长黄帽子就是不肯，说要讲原则，说了就要算数，县里来的干部也不例外之类。老杨只好由他。憋足了气的李欣一直都想向黄帽子挑衅，只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现在算是等到机会了。 “不争了。时间不早了。大家今天刚来，一路上辛苦，要早些休息。下面分分工，把这几天的工作安排一下……” 一直蜷着身子，“呼呼”地喘着气的老杨结束了这场争执。在座的人里头，最辛苦的要数他。桌子底下的那盆炭火早就没有几星红火了。他受不了临近半夜的那份寒气。 李欣没有想到，散会之后，黄帽子会主动到他房里来。工作组住在大队部。平时在这里过夜的大队干部都回去住了，把房子空出来往工作组。李欣因为晚到，留给他住的位置只有一张双人床的一半。双人床上的另一个人是县广播站编播的一个小伙子，先前县里开大会，他们常在一块搞材料，两个很谈得来。 “对你不住了啊，这个大队穷得很，找来找去只有这张床，让你们两个挤。” 黄帽子说，并没有提会上的事。 这是一张土改时从当地一户地主家里抬来的那种老式架子床，床周围有围栏，上面有顶棚，围栏和顶棚都有整块整块上好木料的雕花，宽大得像一间屋子，两个人睡根本谈不上挤的。 黄帽子又去摸床铺，说：“你们草铺得这样薄啊。草是有的，该铺得厚些，我去给你们抱些来。”说着就要往外走。 “不不。” 两个年轻人赶忙去拦他。除了按时开车，黄帽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对不住李欣的。李欣觉得自己有些刻薄。 李欣低估了黄帽子。他把黄帽子的友好理解成讨好，以为黄帽子是向他示弱。其实黄帽子摸床抱稻草之类，完全是为了向李欣一班年轻人表明，他是一个既有工作上的严肃性，原则性，又有生活上对下属的无微不至关怀的领导人物。这两方面他都是极为认真毫不含糊的。 隔两天，工作组开碰头会，李欣又挨了黄帽子批评。 那天分工，考虑到老杨的身体，大家一致同意黄帽子的意见让老杨留在大队部掌握全面。最多在方便的时候，照应一下大队部所在的这个生产队。黄帽子自己则提出去最偏远的八生产队，以示带头吃苦的意思。那个生产队离大队部有四五里路，逢晚上有会，半夜要摸黑回大队部。但黄帽子作为副组长，还要管片上的工作（他跟老杨把全大队的生产队分成两个片，一个分管一片），还得有一个人专蹲八队。本来以为这会是个问题。来东方红大队的这个工作组，就两种人，一种上了年纪，一种年轻。上了年纪的怕冬天的夜寒，年轻的怕乡下的夜路。黄帽子很慷慨地带头，就基于这种担心。没想到，此议刚出，李欣就说，我去八队。倒使黄帽子有些措手不及，有些失落，仿佛自己的献身精神被人淡化了似的。其他各人都吐了口气，先前压在心上的一道难题很轻易地解开了，都很赞许地去看李欣。 李欣其实有自己的原因。从八队往里再过一道岭子就是县剧团工作组蹲点的公社，李欣的女朋友小敏也在那里。 分工的次日，工作组全体由大队书记殷道严领着，在全大队范围跑了一遍，了解政情、社情、敌情。当天晚上就按照分工，各人到各人蹲点的生产队召开群众会。黄帽子率领李欣去了八队。自己已经让各生产队干部下了通知，晚上七点钟开大会，跟县工作组见面。“七点钟”是提前量，实际预定的是八点钟正式开会。到了晚上十点钟，不说群众，就连队干部都没有来齐。偌大个生产队仓库，零零落落地坐了十来个人，除了二三队干部同黄帽子李欣凑在一张“吱吱”作响的破书案上，其他的都四散蜷在角落里，要不是不时响起的咳嗽，和一明一灭的旱烟火光，就很难发现他们的存在。风从钉在窗户口的塑料化肥袋破洞和墙壁的裂缝里灌进来，扬起草屑和网尘，在空旷的屋子里打着圈。 黄帽子一遍遍地看手表。他自己见人总是介绍说那是作为战利品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很老的一只瑞士表，表面已经发黄，刻度和指针都很难辨清。他就一遍一遍地把手腕子伸到那盏一样昏暗的油灯底下去展览这战利品，又一遍一遍地让名叫“老四”的生产队长去催人。老四也不晓得到哪里转了一圈，又缩着脖子，每回都说“人就来，人就来”，但除了早已来的几个人，每回都没有什么人“就来”。眼看再不来就不会来了，黄帽子切齿说：“先前还不晓得，下面的政治工作淡薄到了这种程度。这不要复辟资本主义么？阶级斗争太严重了！” 李欣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什么“先前还不晓得”？乡下的事你不晓得？好像自己是哪里来的贵人，脚上的泥巴洗干净了几天？听你一口土话，哪个还不晓得你自己一家人在哪里扒土巴，跟这里人有什么两样呢。 “那就明天再说。明天不行，后天，后天不行，大后天！” 黄帽子后来很坚决地劈了一下手： “我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 第二天在大队部一吃过晚饭，李欣对黄帽子说：“我先走一脚。”那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这时候动身去八队，到了地方离通知开会的时间也还早得很。黄帽子因为想跟老杨商量些事，便很赞许地点了点头，心里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是很有朝气，很有工作主动性的。 但是，等黄帽子到达八队的时候，并没有见到先他出发的李欣。李欣在八队的出现，是会议开始以后的事。因为白天老四发狠做了工作，这天晚上的人到得多了些，而且九点钟前后就来了。老四又去外面打了一转，回来时对黄帽子说：“没有来的怕再不会来了，都是老弱病残，夜里走动不方便。我看就这些人了，开会吧，他们听了精神，回去传达是一样的。” 黄帽子也就很不情愿很不满意地清了清喉咙，庄严宣布开会。 李欣进来的时候，黄帽子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讲得声色俱厉。屋里灯光很暗，他一个人的尖锐的嘶叫声显得有些阴森，听得人有些迷惘。李欣从人丛中走过的时候就听见几个凑火吸旱烟筒的人在议论：外国人偷外国人的外衣，于我们相什么干呢。更多些的人笼着手在打瞌睡。凡无劳可作的时候，乡下人好像就剩下一件事，那就是打瞌睡。因此会开得就很沉闷。因此李欣的横穿会场特别惹眼，使黄帽子特别痛心。 散会回大队部的时候，黄帽子门头走了好长一段路，才终于问： “你到哪里去了？” “去看我老婆了。” 李欣并不想隐瞒什么。 “那你为什么骗我？” “我没有骗你，我只说过先走一脚，并没有说先到八队。” 到开碰头会的时候，黄帽子严肃地提出了李欣的问题。 “你必须承认无组织无纪津的错误。” “我怎么无组织无纪津了？” “你去看爱人。” “看老婆（李欣坚持把自己“爱人”说成“老婆”）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休假，你不也要去看你爱人？” “现在休假了没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么激烈，你去看爱人，这还不是严重错误？！” “我去看老婆，又不是搞破坏，这跟斗争激烈有什么关系？斗争激烈就没有老公老婆？马克思、列宁在世的时候，斗争不激烈？他们都没有夫人？毛主席天天跟修正主义斗，不也有夫人？” “……”黄帽子口齿没有李欣伶俐，憋了一会，吃力地说：“不要讲那么远，讲你自己。反正你有错。” 李欣见黄帽子的大鼻子憋得发紫，心里很熨帖，略略让了一步： “我的错误是犯了经验主义。前天夜里的会等到十点还没开成，昨夜的会我想就是能开成，起码也要十点。” “晓得错了就行，下回注意一点。”一直在旁边喘成一团的老杨很艰难地说，“下边把一些要紧的事研究一下。” 李欣微微一笑。 黄帽子的大鼻子又是一阵紫胀。老杨的话等于说他小题大作。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毕竟工作组还确实有许多更值得讨论的事。 二 在乡下过日子，需要特别的耐心。乡下人很难说有什么时间观念。把握日子的流逝，只是些很粗疏的概念：冬至了啊，三九了啊，伢子满月的那个月，烂油菜秧的那一年，等等，比较细些的说法也只是夜间日里，上昼下午之类。日子就像一塘浓浓的泥浆，搅也搅不动。 当地人对开会的那种散漫态度，并不是因为政治上的自觉或不自觉（黄帽子常常夸大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冬天，天黑得早，天亮得又晚，有日头的时间，就那么六七个小时吧。冬夜长，又冷，最好的去处就是被窝。天一断黑，人们就拿热水泡了脚上床，省柴火的人连泡脚也省了。天亮了，要准确晓得日头开始晒墙了，才纷纷起床，喝几口早粥，就去蹲墙脚。害怕春荒的人一蹲就是一天，把中午那一餐省了。等日头落西，回去喝几日晚粥又钻了被窝。开了几次社员大会，每次都是从斗争四类分子开始，并且警告说，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意思很明白的：现在还不是四类分子的人不等于以后不会是四类分子。这样，各生产队先前零星出去做副业的人倒是差不多笼回来了。只是回来了，也就是这样钻被窝，喝稀粥，晒墙脚，又钻被窝，喝稀粥，晒墙脚，周而复始，转空磨子，于学大寨无益。 工作组每次吃了早饭就分散到各个生产队去轰劳动力上水利。 东方红大队有一条红旗水渠，公社化那年修的，以后又年年加高加固。就是没有一年存住过水，是条漏底水渠，像个漏斗。漏斗造得再高，究竟还是漏斗。但是年年还要造。因为上边要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土（石）方的数字。数字只要年年增加，上边下边的干部就都安心。但挑土（石）方不如晒墙脚好过，就背地骂娘，说这干的是烂卵的事。为了这句话，黄帽子专门开了一次大辩论会，开展关于学大寨是不是烂卵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自然是一致认为黄帽子的意见正确。 但是，明了理并不等于就落了实。工作组轰劳动力上水利，就像细伢子玩官兵捉强盗，轰了这个，溜了那个。屋场像蜂窝，三转两转，人就溜得把子（火把）不见烟，黄帽子常常气得在村子中间的石板上跳脚，不知哪个缺德鬼就暗中撺掇了一群恶狗，从四面向他扑去，一直把他追出屋场外面一两里地。好歹集中了一伙散兵游勇，到了水库，日头也快照顶了。没有盘几担土，大家就自动歇了坡，要求工作组抓头等大事，就是念报纸。黄帽子就只得念。刚念开，四周就起了鼾声。黄帽子催开工，就有人说，武装头脑的事不能马虎的，我们已尝到学习理论的甜头，越学越想学，越学越有劲，最好学到天黑。黄帽子晓得受了捉弄，却又无可奈何。二流子们说的都是他平时开会说的话，只有气得鼻子发乌。 “这帮畜牲，懒惯了的，饿死活该，你莫跟他们当真。”殷道严时常安慰黄帽子。 征收和催款的工作也不顺利，集中开会也好，分别上门也好，社员个个都是大眼看小眼，一声不响。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总之是听了好像没听，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泡的样子。黄帽子就想出了一个绝招，让大队发动精壮的民兵骨干，组织小分队，然后交叉进行，让工作组的人负责，带领外大队的民兵小分队上各家各户去落实征收和催款措施。经过请示，县里很快就表示同意，并且称赞这是农村工作的一大发明，要驻东方红大队的工作组总结经验。接县里来的电话的时候，黄帽子激动得手直抖，声音都变了，大鼻子红通通的，冒着豆大的汗珠。完了，他搓着两只手掌，挨挨擦擦地来找李欣： “大笔杆子，这回怕要劳动你了。” 李欣冷冷地把头转到一边。自从上次那个碰头会之后，李欣连正眼也没有看过黄帽子。黄帽子有什么事，都是跟老杨谈，再由老杨转告李欣。他也不想放下副组长的架子。但这次，他觉得应该忍辱负重。领导，总要有点领导的高姿态的。 “都是为了工作嘛。这个经验，要是总结归纳得好，说不定可以推广到全国去呢。” 当时，他们正在大队食堂的灶间（这里暖和）吃饭。黄帽子在李欣身边蹲稳之后，李欣却站了起来，把碗筷放在灶台上，当着黄帽子的脸解开裤扣，走到灶台后面的粪桶前去撒尿。那只粪桶是做饭兼管食堂菜园的瞎拐（没有瞎，只是害眼病，眼里长年积满了眼屎）方便大家（外面冷）积肥用的，已经积满了半桶。李欣故意让尿柱直入当中，溅起很大的响声。 黄帽子很没趣，饭后就只有去找老杨商量。老杨沉吟了一会，说：“总结经验不急吧，搞起来了，看看，再说，你说呢？” 黄帽子自然不好说别的了。 老杨还是有些预见性的。民兵小分队突击了几天，成绩是有的，从各家各户抬出了一大堆箱子、柜子，还有棺材。抬的时候轰轰烈烈，惊天动地，让大家真正认识到了工作组不是吃素的。但是把这些东西往大队部一堆，却让人犯了难。不要说这些破烂东西值不了几个钱，就是值钱，哪个来买？怎样卖？ “先押在这里，让他们拿钱赎。” 黄帽子很坚定。 “他们要是有钱，又何至于让人把东西押在这里呢？” 大队书记殷道严的政见显然从一开始就跟黄帽子有出入。 “殷书记你要站稳党的原则立场，不要保护落后啊。” 黄帽子眼睛尖尖地看着殷道严。 殷道严火气很盛，鼓着眼睛说： “那就押着吧。过不了几天，怎样抬来的，还要怎样跟人家抬回去。” 局面有些僵。工作组的几个年轻人就越觉得日子无聊。他们本来就够苦闷了。从舒舒服服一张报、一碗茶过一日的县城机关，跑到这个八面不关风的穷乡僻壤，吃喝拉撒睡，没有一样顺心合意。文化娱乐活动是一点谈不到。下来的头一个月头尾在冷死人的谷场上放了两场露天电影，两场都是《地雷战》。唯一可以消遣时间的是扑克、象棋，却受到黄帽子干预。本来，大家从各单位抽来，都是离了阎王的鬼，哪个也用不着含糊哪个。但是，你本来是想寻开心，却有一张欠棺材钱的脸老对着你。你怎么开心？“我操！”他们只有推棋盘。好像是操一脚民棋，其实当然是操黄帽子。 就装病。头疼、肚子疼，一睡一整天不起来。大队赤脚医生也是年轻人，早串通了的，帮着出伪证。 说不起来也是假的。黄帽子领着守规矩的几位一走，几个人就龙腾虎跃，打牌下棋，改善伙食。 改善伙食其实就只有一个法子：偷猪油。大队食堂是工作组下来以后临时凑起来的。除了公社化大办食堂时留下的锅灶，什么底子也没有。干部下来时只带了自己的定量粮食。每人每月的半斤定量油留在家里，下乡来揩农民的油。大队不知从哪里榨出钱，在公社食品站买了肥肉，熬出油，装了一瓦钵，好让干部们的嘴多少有些油腥。但大队找来做饭的瞎拐却是极吝啬的人。烧菜时根本不放油，只将肥肉——那层猪皮用绳子吊在灶头——每次锅烧热后，用它在锅底蹭一蹭。而且蹭得极小心，生怕蹭厚了会使干部们消化不良！菜熟了，盛到盆里，再用筷子去挑猪油拌菜，一点一点地就像挖耳屎。就这样，手还不停地哆嗦，嘴唇一下一下地咧，每一下都好像是割自己肉。挑完了，拌好了，把菜分给众人。他站在一边，用堆满眼屎的眼睛很欣慰地看着众人，期待着大家对慷慨施舍的赞美。这自然一开始就引起了李欣他们的极大愤怒。但因为刚下来，不好公开发作。便背地打听，才晓得瞎拐虽然年纪跟大队书记殷道严相当，辈份上却是他女人的叔公，竟是一个合我其谁的“皇亲国戚”。又在镇文化站唱过曲子，也就是做过“国营干部”的。李欣他们只有隐忍了，窥测时机。碰巧瞎拐又极端负责任，把给工作组做饭看成了神圣使命，从家里卷了铺盖来，每天都吃住在食堂里，以食堂为家。但还是给李欣他们捉住了机会。 每天三顿饭的间歇，瞎拐要去盘菜园。这时候，瞎拐喜欢唱曲子。不完全是为提醒大家注意他在镇文化站唱曲子、当“国营干部”的那段光荣经历，一旦唱起来，他确实很投入，很动情，什么都不再警觉。他唱的老是当地人惯唱的《拆白歌》： 从来不唱《拆白歌》， 风吹石磙飞过河， 大树抄上鱼打子， 急水滩头鸟做窠， 黄牛下了水牛婆， …… 大队几个看家的会计文书之类，在工作组的干部下队之后，也往往找个什么借口溜之乎也。大队部也就成了李欣几个“病号”的天下，听着瞎拐旁若无人的唱曲声，他们就从床上一跃而起，窜入食堂。食堂的贮藏室兼瞎拐的卧室就在灶间一侧，只有一扇同灶间相通的门。这扇门自然是用一把锁军火仓库般的大锁锁得铁紧，但门却是极老旧的，轻轻从下往上一托，便可以把整个两扇锁连结的扇页子从门臼上端下门框。俗话说，锁只锁君子。这样的门锁，连李欣这样的君子也锁不住。进去，便找那只盛猪油的瓦钵。那瓦钵竟被瞎拐藏在了自己极肮脏的床铺底下。那床铺是在两摞泥坯砖上架的几块板。为了安全稳固，万一倒塌不致跌折骨头，架得离地面很近。猪油瓦钵塞进去和抱出来都极费事的。不知瞎拐何以能这样不厌其烦，可见其心机之深。 猪油瓦钵找到之后，先仔细观察研究一番，记住那已经凝成固体的猪油表面上由瞎拐每次“挑耳屎”时形成的图案。然后整个揭去一层，再用筷子在新的水平面上依样画葫芦。取得（李欣他们不肯说“窃得”）的猪油则带回自己的房间，待瞎拐送病号饭来后，用它加餐，果然美不胜收。一连几次，瞎拐竟没有察觉，更添他们的胜利感。 黄帽子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回来，见已经“病”了几天的李欣他们还没有起床，便很关切地来问。门从里面上了闩，推了好久，里面传出高一声低一声的呻吟，很凄厉。其中还夹杂着头撞床架子的声音，似乎是痛不欲生。黄帽子喊了几声没人应，以为要出人命，猛力撞断了门闩，冲进去，却见两个年轻人，一个聚精会神在表演口技，模仿世上最悲惨的呻吟，另一个笑得满床打滚，为了抑止笑声，不得不用头去撞床架子。 黄帽子紫了脸，对随后跟进来的老杨说： “杨组长，这也忒不像话了吧。” 老杨却不由得有些好笑，喘了几口，只说：“莫闹！” 黄帽子看出老杨并没有申张正义的意思，转身出去，口里喃喃说：“我要向县里后映。” 黄帽子真正将“反映”付诸实施，是在瞎拐发现猪油失窃之后。 当时，李欣正在用肥皂洗头。头埋在盆子里，满头满脸的肥皂沫子。 “李欣！” 黄帽子在他身后一声大吼。 李欣没有住手，依旧翻动着肥皂沫子。这一天迟早要来的。 “李欣！是不是你？！” 听到提到了极限的变了声调的怒吼，李欣很想笑。他拼命咬紧牙关，忍着。终于能抑制住笑声的爆发了，才缓缓抬起头，把眼睛上的肥皂泡沫抹开一条缝，说： “是我呀。副组长，有什么事么？” 李欣晓得黄帽子不喜欢那个“副”字，但每次对黄帽子他都偏偏突出这个“副”字。当地人喊公社下来的人——从干部到勤杂员，一津喊“书记”；喊县里下来的工作组干部，一津喊“组长”，对李欣他们也不例外。但李欣反而把真正跟组长沾了边的黄帽子喊成“副组长”，听起来就格外像贬低黄帽子在工作组的地位。 “我不是问是不是你，我是……” “那你喊我做什么？” “我是，我是来问你，是不是你……” “是我呀。” 李欣那张脸什么表情也看不见，只是一大团泡沫。 这很气人。 “我是问你，是不是贼？！” “你这个人很有味道，哪个贼是问出来的。” 李欣的嘴巴在一大团泡沫里咧开来。 瞎拐一直就很疑惑，猪油罐出了什么鬼？他眼睛不好，心却是精细的。李欣他们手脚做得再干净，瞎拐心里的斤两总是有了改变。 几个同案犯便一致出卖了李欣。他们晓得李欣在县里许多领导的心目中很得宠，黄帽子没奈何他的。李欣也敢作敢为，把一切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肩上。 “要不要按手印？”他问，“最好把手续搞得齐全些。” “你承认就好！” 黄帽子咬牙切齿，熬了一个通宵，写上报材料。半夜起来小解的李欣，经过他的房门，顺手敲了敲，很关切地提醒说： “注意劳逸结合，莫熬出病来啊。灯油也要钱的。” 黄帽子没有理他，把愤怒都凝聚在笔尖上。 黄帽子控告的结果是县里给工作组长老杨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来，询问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老杨是怎么回答的；完了，那边又要黄帽子接电话，告诫说：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阶级斗争上，工作组内部要注意团结。 黄帽子张了张嘴，喉结很厉害地抽动了一阵，末了还是说： “好的，好。” 本着县里交待的要团结的精神，工作组重新作了分工。老杨说：“就让李欣跟着我吧，不再定在哪个队。” 倒把李欣提拔了。 三 黄帽子很苦恼。路教快要进入高潮的时候却出现了僵局。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地方干部（主要是股道严）不合作是一种；工作组内部不齐心，也是一种。组长老杨按他黄帽子的观念来看其实也就是一个“民主派”，船到码头车到站，因此——不客气讲，思想就有些右倾，态度就有些消极。他一个副组长，权力有限，上下都施展不开。东方红大队的路教搞到现在，就像一个做文章的人忽然觉得没有一个好题目能把做了一半的文章继续做下去。而他原是极想做一篇锦绣文章的。 这天晚上，黄帽子预先想了好多事去同老杨研究，却没有研究出一个所以然。老杨一到夜里就坐不住，寒气一上来，他就喘得老半天直不起腰。今天下午因为开民兵大会，在会上坐了一下午，被从没有玻璃的窗门里灌进的寒风吹了一下午，人觉得去了半条命。晚饭好不容易吞下去几口，就听从众人催促，抱紧个汤婆子上床了事。黄帽子在他床边坐了一会，看看他连自己的哮喘都对付不了，军国大事又何以言之，便怏怏回到自己屋里。胡乱翻了一会文件，什么印象也没留。真是五性烦躁，便也只有钻了被窝。不久却听见了敲门声。 “请进来，门没有闩的。” 黄帽子心里竟生出几分喜悦。他在工作组其实是很孤单的，他要不去寻人生事，就几乎没有人主动来找他。 进来的是李欣，一张脸惨白得怕人。 “有事？” 黄帽子很警觉。 “有。我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黄帽子一掀被子，从床上一跃而起： “哪个？在哪里？什么时候？” 黄帽子到底是当过兵的，明快而精确。 “我刚才下队回来，快到大队小学的时候，看见殷书记进桑叶的屋。” 桑叶是一个不久前来大队做裁缝的妹子。 “嗯？” “进了屋就关了门。” “嗯？” “我觉得有些怪，就在屋对面的路边站了一会，一直不见殷书记出来。” “屋里没有灯？” “好像没有，有也看不清。” “你来大队的时候，殷书记还没有出来？” “没有。” 黄帽子的嘴唇抖起来，手也抖起来，在身上乱摸。 李欣晓得他是找烟，便从桌上油灯边黄帽子自己放在那里的一包烟盒里，抽出一支递给他，又端起油灯。 黄帽子凑到李砍端着的油灯罩口上，猛吸了几口，把烟点着，又抖抖索索地很抽了几口，才镇静住自己，说：“走，去找杨组长。” 老杨一双细小的眼睛在灰暗枯瘦的脸上眨了好久，才算听明白了黄帽子的话。因为激动，黄帽子的话有些语无伦次。 “小李你确实看清，是殷书记卢老杨问。 李欣肯定地点点头。 “那你打算怎么办？”老杨又问黄帽子。 “带几个人，去捉奸。” 老杨很厉害地喘咳起来，好久才缓过气，结结巴巴地说： “怕是慎、慎重些的好。殷书记不是一般的社员……” “老杨，我对你有看法的。这么严重的阶级斗争活生生摆在面前，你怎么看不见！我们现在是要跟阶级敌人斗，跟阶级敌人腐蚀拉拢干部的阴谋斗，不是跟殷书记外，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赶紧挽救殷书记，他正在落进陷阱。” 黄帽子说着，把那个烟屁股又狠吸了几口。 “陷阱”这个词使李欣想到女性的器官。他感到心里的某一角落火辣辣地生痛，又想哭又想笑，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老杨却抓住“陷阱”深究起来： “你怎么确定他就是落进陷阱了哩？” “夜里往富农女儿屋里钻，有好事？”黄帽子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只是你的推测。他是大队书记，夜里要去教育四类分子子女，你也不能说成是坏事吧。” 老杨避开黄帽子的“阶级敌人”的提法，代之以“四类分子子女”。 看得出，黄帽子很气，却一时无话。那颗烟头已经烧到他的嘴唇，他狠狠“啐”了一口。 “不是推测，我可以肯定。”李欣声明。 “你怎么可以肯定？”老杨那双细小的眼睛盯在李欣的脸上。 李欣避开那眼光，垂下头，咕哝说： “查一下总可以的。” “查一下？要是人家没有事哩？要是人家根本就不在屋里哩？回头怎样跟人家解释？” “要是捉住了哩？” 黄帽子反诘：“怎么能只考虑一头，不考虑另一头哩。” “真要捉，也不能这么个捉法。把人家堵在里头，一点退路也没有，还怎么叫救人哩？真要处理这件事，也不急在今天一个晚上，还可以从侧面做观察，做调查，做工作，尽量叫两方面都不被动。” “到底姜是老的辣。”李欣想，却忽然觉得这老练沉稳有些可恶。 从老杨屋里退出来，要分手的时候，黄帽子站住，再一次问李欣： “你是真能确定么？” “当然。” “怕吃苦么？” “做什么？” “我去守。你肯去么？” 李欣略略沉吟，说：“好。” 他晓得，今夜就是上床，也睡不好的。 各自回屋加足衣服，静静出了大队部。寒气一下就逼到脸上。李欣猛然打了个寒噤。已经下了霜，一地灰白。冬夜还长。李欣觉得刚才那个豪迈的决定有些轻率，看看昂然前行的黄帽子，收回决定却是不可能的了。 他们在大队小学对面的马路边寻到那棵当地人说起码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樟树，在裸露虬曲的树恨上坐下来。树干很粗，两个人合抱不过来，避风是不成问题的。黄帽子好像看出李欣的情绪，便开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说他在朝鲜，虽然没有真枪真刀开过仗，零下几十度的战壕却是蹲过好几夜的。一夜蹲完，有的人就成了残废，他却挺过来了。一边说着，一边稀稀溜溜地揩清水鼻涕。 “没有想到，二十年后，又跟你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黄帽子看来是动了真情，忽然举起手在李欣肩上拍了一掌： “小李，你是不错的。先前，我有些误解你。” 李欣心里也有一点热热的。他想世上的事有时候真有些怪，昨天还跟乌眼斗鸡似的，今天又成了同盟军。真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对头。 但是一夜过去他们一无所获。 天亮以后，桑叶的屋门开了。桑叶进进出出地忙着早上的事。门一直敞开着，却再没有第二个人出来。 熬了一夜的黄帽子和李欣互相看了看，都看出对方的不甘心，便默契了，向桑叶的屋走去，样子好像是散了步回来。 “你们，这么早。”桑叶有些畏惧的样子。 “你也早得很嘛。”黄帽子说着，一直往前走。 “屋里很乱。”桑叶说着，一面注屋里让人。 外间是一架缝纫机，一张裁剪的案板。黄帽子又径直走向竹篾隔出的里间。里间只有一张小课桌，一张单人床。床上的被子早叠好了。床底下有一口小木箱子，那箱子决装不下一个人的。唇墙的窗子装着栅栏，完好无损。 “你就这一间屋？” “大队这就够照顾了。”桑叶很感激地说，“组长，你有事，尽管叫我做就是。” “我没有什么事叫你做。”黄帽子一脸严肃，“顺便来看一看的。” “怎么敢劳动你。”桑叶受宠若惊，眼泪在睫毛上亮着，将落未落。 黄帽子不看她，摆了摆手就走了出来。 李欣一直在旁边看着，心里充满了惊讶。怎么也无法把面前这个可怜的羊羔同头天下午亲眼看见的那个风骚女人联系起来。 黄帽子很沮丧，回到大队部时乱甩东西。 第四章 殷道严 李八碗（“文革”时改成“东方红大队”）的大姓自然是李家。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李八碗已经号称“李家八房”，人丁旺盛，家族庞大。却也因此有了麻烦。合作化时候，因为八房之间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竟推不出一个李姓的人来担任村支书，却让这历史责任落到殷道严身上。 殷家是外来户，在李八碗是孤姓。殷道严老子带了老婆儿子从江北老家出来逃债，走到李八碗病倒，便再没有起来。那时候殷道严还小，屁事不懂，老子一死，孤儿寡母也就走到绝境，便在李八碗留下来。殷道严的娘老实勤快，李八碗富裕些的人家都愿意请她帮工。因为口碑好，大家都恻隐，族长就发话，匀出几分田，让他们母子种菜生存。 当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李八碗人的一种政治选择。 自然，村党支部并不是宗族祠堂，哪个当头可以由众人推举了事的，而是需要上级来做决定。上级选来选去，也选中了殷道严担任李八碗党支部书记。 一九四九年剿匪反霸的时候，殷道严积极报名当了县大队的民兵。让他看守没收来的浮财，金银细软，绝对毫厘不动。到了夜里，堆浮财的那一家，小老婆隔着板壁唱戏（嫁进来之前她是城里的一个末脚戏子）： 楼上点灯楼下明， 罗汉伸手摸观音。 摸得观音呵呵笑， 也是天下二仙人。 仙人也做偷情事， 难道人间不偷情。 明显是唱给殷道严听的。那戏子比殷道严大不了两岁，男人却比他大三十岁，讨的妾房又多，老让她饿着。 殷道严那时已经晓得人事，又喜欢听戏，那边一唱，他浑身像着了火一样。 有天晚上，接替他守下半夜的人熬不过瞌睏，睡死了，他竟麻了胆子让那个戏子进了他的厢房。早上醒来，穿衣时突然从他破棉袄的烂荷包里滑出一只银手镯来。他一下懵了，把手镯放回荷包，然后一手提着棉袄，一手提着棉裤，冒着雪高一脚低一脚直接穿过院子去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半天也没说清一句话。 咕噜了好久别人才终于搞清：他上床时棉袄荷包里什么也没有，起床时却有了一支银手镯，他不晓得那手镯是怎样进去的，也就不敢再穿那棉袄。问他为什么连棉裤也不穿，他说怕棉裤荷包里也会有银手镯，因此也不敢穿。工作组的人见他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身子冻得发青，让他赶紧穿上衣服，事情是查得明白的。 过了好多年之后，这经历成为殷道严最光荣得意的壮举之一，常常在人前显摆：头回开荤，我就操的是城里戏子。有钱人家拿钱买来操，我操，人家倒贴。不过，操归操，觉悟是要的，下头发昏，上头不能昏。 不过，殷道严当时并没有说出这事实。那个戏子想勾引他下水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她的话自然无人信），反而缩短了男人的死期。事后没有几天，她的恶霸男人就被处决。戏子因为有破坏活动，也捉去陪斩，还没有到刑场就吓疯了。 殷道严在那之后升了民兵中队长。剿匪反霸工作结束，回到李八碗，被乡党委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自那之后，他就几十年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动桩。各个时期，他都有很出色的表现。他是李八碗第一个互助组的组长；第一任初级社的社长。公社化之后，他当了大队书记。带队去参加全县水利大会战，下雪冰冻的天气，天不亮出工，半夜才收工。看看进度还是不能赶在最前头，便自己带头，让全大队男劳力脱了赤膊，打了赤脚，只穿条遮羞的短裤上工地挑土推车。后边让一帮女社员敲锣打鼓，发喊赶人，直赶得众人在大雪里通身大汗淋漓。喊的口号是：“出大力，流大汗，不出力，死了算！”真有受了风寒的，身架子弱的，当场吐血倒地。殷道严让人把这些“不中用的”架回工棚，躺一躺，缓过了劲，再注工地上轰。别的大队甚至别的公社也有跟帮学样的，但跟不了几天就挺不下去。只有殷道严坚持到底，打着赤膊领着赤膊军顽强奋战。到底让工程进度赶在了全县最前头。他这样拚命，上级自然就喜欢。曾经考虑过调他做国家干部，临调之前，却出了故事。李八碗两个过门没有几年的小表嫂在私下里斗狠：一个说，殷书记从不送东西把相好，却送把我一块香碱（香肥皂）；另一个说，鬼话，只送把你？他送把我一块香帕，你见过么。当时的价钱，一块香破是一角九分钱；一块手帕是二角四分钱。后者当然是更有理由骄傲了。前一个便气狠了，顿足说：这个剁头的，凭什么多把她五分钱！ 于是就闹哄出来。殷道严因此没有当成国家干部，也没有撤他的大队书记。李八碗还少不得这个人。这就难怪黄帽子来搞路教，殷道严根本不把他当回事。黄帽子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其势汹汹，盛气凌人，把李八碗说得一团漆黑，好像这里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那我老殷成了什么？不是白吃了几十年冤枉饭？我操！就是他当兵？剿匪反霸的时候，老子是中队长呢，不比他抗美援朝早？拿了几天拨火棍，只怕火还不晓得怎么扣呢，起卵劲！我操！要不是老子胯里这条老二不听话，老子早做他的上级了，轮得到他来说长道短，指手画脚？！ 李欣同黄帽子闹了矛盾，工作组重新分工，李欣从黄帽子分管的那一片转到老杨分管的这一片，殷道严主动提出来要李欣跟他下生产队。 殷道严是当地出名的酒坛子。一天三顿，除了在大队食堂跟工作组一起吃饭不得不有所收敛，其他都少不得酒。他酒量极大，喝再多也不上脸，只是浑身上下冒酒气。当地人说，半里路外就闻得到殷书记的气味，也就是酒的气味。 工作组好几个人都跟殷书记下过队，大家后来都晓得，跟殷书记下队就是加餐的同义词。除了老杨因胃病消受不得，黄帽子因为原则而不消受，工作组几乎人人都盼着殷书记幸福的召唤。这幸福终于光临到李欣头上。先前跟殷书记去加餐的，都是老杨那一片的干部。黄帽子拒绝殷书记的好意后，他很生气，觉得抹了他的面子，便迁怒到黄帽子那一片的所有干部。现在李欣从黄帽子那里分化了出来，殷书记也就多了一个统战对象。“我早就看出你这个后生不错的。”他说。 殷道严一路发着牢骚。他似乎并不只是对黄帽子有气，对整个工作组，也未必有什么好感。这也难怪，工作组说是下来调查研究，进行路线教育，实际上当了他的家。在一个地方几十年都说话算数的殷道严怎么会高兴。李欣又想起，难怪老杨稳稳的，不哼不哈一直没有声色。他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就在这一带工作，跟殷道严是老相识了，除了交情，自然也有相互的了解，加上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晓得真要是得罪了一方之主，不谈开展工作，先就站人不住。殷道严在当地的威信他们是有领教的。工作组下来后，大凡大事小情，不管工作组的人说得怎样狠，逼得怎样紧，只要殷道严没有点头，就决没有一个人动桩。当地人说：“工作组是雷公打天，殷书记是龙王下雨。” 殷道严跟老杨是同庚，但看起来，老殷显得比老杨年轻二十岁。老杨又屡又瘦，腰还老佝接着，更不见了人。殷道严则是一截铁塔似的铮铮汉子。大冬天里，腰以上的衣服扣子从来不扣（也没有扣子可扣），敞着一大块赤酱色的胸膛。走起路来呼呼生风。“好得你们是老杨做头，要不然，我就把你们都晾起来，喝西北风。”他只顾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李欣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跟得上他。走着走着，也不跟李欣打声招呼，就在一块种着冬麦或油菜的坡地前停下来，蹲下身子，抓把泥块，在手掌里捏碎，又凑到鼻子上闻一闻，然后狠狠地往地上一撒，拍拍掌，骂：我操，骚枯，一道粪都没上过。“骚牯”是他侄子、一队队长殷元中的外号，李欣在大队开会时见过的。然后李欣跟着殷道严钻进一片树林子，走了好久一点人声都没有，不由有几分惶恐生疑，不晓得形象有些像土匪的殷道严要带他去做什么。却忽然在一处拐弯的路边后面见到一间草屋，一个颤巍巍的老儿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筒。见到殷道严，并不喊，只把旱烟筒举起来，殷道严把烟筒接过，一边装烟点火凑到嘴口，一边“唔唔噜噜”地问：“米还有么？”老儿点点头。殷道严看见他，一脚跨进门去，不知从什么地方拖出一只木桶，木桶底上只沾着些碎米屑。“有个鬼！我前日就叫你老大送的，他没送？看我不拆他骨头！”殷道严恨恨地叫着，把烟筒丢还老儿，转身就走。 路上李欣才知道，老儿几个儿子都不肯收养老子，殷道严就逼着他们按月送米。李欣从后面看着殷道严，不由得起了几分敬意，明白当地人为什么肯服他，信他，拿他的话当圣旨，明白他为什么可以不把工作组、更不把什么黄帽子放在眼里。中午时候，他们总算走进一个屋场。李欣早已走得头昏眼花，脚酸手软，原来要跟殷道严加一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先前那班有此幸遇的家伙事后只吹加餐的好处，却不提为加餐付出的劳苦。屋场上几见到殷道严的人都殷勤叫唤，在屋子里面的人都连忙追到门外来，屋场上的狗都跑了来，前呼后拥地蹦跳，摇尾巴。对一片喊声，殷道严有的应一声，有的只是一摆手。 殷道严把李欣带进的这一家，很干净。这给李欣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李欣本来觉得，这地方家家都好像是个垃圾场，积年的尘土青苔且不去说它，屋里屋外到处是泥泞、污水、人畜的粪便、霉烂的柴草。有一回在一户社员家里吃派饭，一只大公鸡跳到桌上展翅拉了泡屎，那塔似的一团就在菜碗上袅袅冒着热气，主人竟视而不见，只把公鸡挥下桌了事。 这一户却出奇的窗明几净。屋里的地仍是泥地，却看不到一点浮土。屋檐下的柴草和晾了过冬的辣椒茄子，玉米番薯之类收束得整整齐齐。屋里的气味很清新，淡淡飘浮的几缕烧柴火的轻烟，透出寻常人家的温馨，一个细伢子被裹在窝桶里，脸上光艳得像一块香肥皂，全不似别家这类杆子，让浓鼻涕稀眼屎糊成一片黑不溜秋的花脸。 “雪呐，客来了。” “雪呐”自然就是这一家的主人，听殷道严的口气，又显然是女主人；“客”自然是李欣。雪呐从灶间出来，果然是个女人。二十几岁，除了年轻，说不上什么特别的姿色，只是伶俐。在脑后绾成髻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服很陈旧，却浆洗得清爽，补钉补得平整匀称，像是图案。 “哎哟，有客，也不先打声招呼。” 女人很利落地在围裙上擦着手。 李欣注意到，她对殷道严没有称呼，就意识到殷道严把他带到哪里了（殷道严家李欣刚来时就随工作组全体去拜访过，老婆又老又丑，不过老婆归老婆，用殷道严的话说是帮他下息看屋的）。殷道严有的是相好女子，这在政治上给了他很不利的影响。但他想想也通了：干部做得再好，好处不也是吃好、喝好、睡好？只要“锅里有得煮，床上有得杵”，也就是皇帝过的日子了。县委书记和县里的其他头头，下乡来时，都曾很严肃地批评过他，苦口婆心地劝过他。他偶尔也沉痛过，一喝酒，一见女人，就又忘记了。“有什么法子，”他苦着脸检讨说，“我听你们的话，老二不听我的话。我是党员、干部，它又什么都不是。”县、社的头们也就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出人命，就由他了。这个大队，没有他念经，哪个也不灵。 雪呐快手快脚地张罗起来。 “先沏碗茶，难为你们，没有糖。” 这里的茶，茶叶之外，还放炒熟的芝麻，黄豆，糖，佐以腌生姜、花生米之类。调稠的，极香也极开胃。 茶碗、碟子一尘不染，所有那些吃食也都色泽鲜亮。李欣细细品味，心里很有几分感动。殷道严把他带到这家，显然不是为了展览相好，而是尊重他的城里人的习惯——这一家干净。 一个男人从门外进来，见到殷道严，立刻把扛在肩上的冲担（一种两头带铁锭的扁担）放下，拄着，站住，很恭敬地喊一声： “殷书记来了。” 殷书记说：“放工了，老德？” “没有上工，去割了担柴火。” “你歇。” 殷书记好像招呼客人。 被喊做“老德”的男人就在一张矮凳上坐下，从腰里拔出旱烟筒。刚装上烟，猛然想起什么，欠起身往桌上递来。 殷道严举起夹着纸烟的手摆了摆，旱烟筒又向李欣移来。李欣也在吸纸烟，他连忙站起身说：“谢谢。”又说：“你上来坐。”说着，让了让身子。 老德说：“不不，你坐。” 殷道严对李欣说：“随他。” 老德重又坐下安心抽旱烟。 敬献给大队书记和县工作组干部的盛宴端上来了：一碗是蒸蛋，二碗是干焙的辣椒干，三碗是酱油煮的茄干和豆角干，第四碗竟是一碗清水捞的干切面，面条黑而粗壮，县城粮站是从来不供的。 “没有油。”雪呐很窘迫，不停地在围裙上擦着手，“蛋和面都是借的。” “不是有两只鸡么？”殷道严面上有些温色。 “你上两次来，都……” 殷道严默然，说：“酒总有吧？” “酒有。” “那就行了。” 雪呐立即从神案上移下一只坛子。 “来陪书记、李组长喝酒呀。”她对依然在下面抽旱烟的老德喊。 老德抬起头，说：“你陪殷书记、李组长喝吧，我饿了，我吃饭。”就起身往灶间去，再也不见出来。 李欣说不清是因为失望还是别的什么，总之他对这“加餐”毫无思想准备。地方穷他是晓得的，就像桌上做菜用的这面条，当地人是过年才当主食拿来待客的：一碗清水煮面条上，放一只鸡腿，鸡腿上扎一截红头绳。主人一定在旁边再三劝吃，客人则一定是只吃面条，末了把鸡腿原封不动地留在碗底。那只鸡腿只是表示一种规格，是不好吃掉的。下一个客人来，那只鸡腿又很隆重地放在下一碗面条上。一直到正月结束，那只鸡腿都快变味了，才给最受敬重或最受溺爱的人啃掉。有的人家，那鸡腿干脆就是木雕的，可以世代相传。哪个说衣食足而知礼义？苦，就不知了么？ 殷道严对菜倒没有什么高要求。几碗谷酿水酒下肚，脸上就亮堂起来，李欣就觉出了桌子底下的不太平。雪呐的脚好几次在抽让时碰到了他的脚，显然雪呐受到某种进攻。 李欣站起来：“表嫂，我想吃饭，有么？” “怎么不喝酒？”殷道严兴致盎然。 “不是，我不惯空肚子喝酒的。” “城里人，酸讲究，随他。” “我给你盛饭去。”雪呐离开桌子。 “有饭就行，我自己去盛。” “随他去，你莫走。”殷道严一把捉住雪呐的手。 李欣努力目不旁视，去了灶间。 老德蹲在灶间的地上喝着一碗稀汤：是一碗水煮番薯干，杂着几点蛆似的饭粒。当地有一首歌诀：早上萝卜薯（即香薯），中午薯萝卜，夜里砧板响，还是薯下锅。会过日子的人把谷看得金贵，要不，到来年春荒时提着空口袋等公社的返销粮是件要命的事。 李欣去锅里盛了一碗，蹲在老德身边，稀稀溜溜地喝起来。老德很歉意地跟他笑一笑，他也很歉意地跟老德笑一笑。然后就各自埋了头，稀稀溜溜地转碗沿。堂屋那边不时响起殷道严响亮的笑声。 殷道严在李八碗就过着这样的皇帝日子，过得百无禁忌。现在他又把桑叶捏在了手心里。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他在李八碗可以任意召唤的又一个妃子而已。他自己未必怎样看重，要命的倒是李欣。 第五章 桑叶 几乎是这个叫桑叶的女人在大队出现的第一天，李欣就注意到了。 在乡下闲得无聊，工作组几个后生常常到处乱转，寻访漂亮妹子。 都说“林深有好鸟，山深有好女”，几个人来了许多日子，竟无从证实。见到的所有女人，要不拙手笨脚，要不瘦骨伶汀，面色则一律像是山里熏肉的烟熏出来的，不知给本来枯燥无味的日子又添了几多空虚寂寞，乃至饥渴。几天下来，他们遍访公社至各大队的医院、商店、学校，终无所获。偶有一个引起注意，却经不起观察，稍作讨论，便否决了。精疲力竭时，几个人很哀伤，高一声低一声地唱着当地山歌回来： 远望大姐一枝花， 近看大姐一脸麻。 走起路来风摆柳， 跨里夹只癞蛤蟆。 没有想到，最后那回，却在回来的路上有了意外的惊喜：先前因为放了寒假而冷冷清清的大队小学里，忽然真的冒出一个他们踏破铁鞋寻了多时没有寻到的“好女”，让人的眼睛顿时一亮。 一回大队，就晓得了，那个女孩子叫桑叶。在县中学初中毕业。是本大队人。因为要跟富农家庭划清界限，毕业后不肯回生产队，在县城跟一个亲戚学了几个月裁缝手艺。亲戚是远房亲戚，住不长，便回来，向大队交了决心书，希望大队支持她的革命行动。殷道严就答应了。一个大队这么大，也实在需要一个做裁缝的，何况人家是要革命。这件事，听说黄帽子保留了看法，但因为毕竟是大队的内政，黄帽子当时不便过多干涉。 李欣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心里有些充实，有一丝说不清道不白的甜甜的味道。隐隐觉得阴暗沉闷的日子有了一线光亮。 李欣不止同一个女孩子谈过恋爱了，每回都是这样，一旦成功，马上就觉得意思不大了，心里像装着全世界美女似的，总难有个满足的时候。情绪老也稳定不下来，真正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他也晓得这样不好，又拿自己没有办法。 但这一次，李欣相信自己是发现最后的目标了。桑叶有一种泉水一样的清纯，一旦把他现在的女朋友，那个县剧团的花旦小敏同她相比较，便立刻显出了小城镇长大的女孩子的俗气。桑叶又一点不像乡下人，说话举止倒像是一个资本家出身的上海知青。脸和身材也实在太好看了，让人恨不得眼睛里伸出手去。 假如要把她弄到手，李欣是有十足信心的。桑叶是富农女儿。富农活着的时候，给她说过一门亲，她嫁了那一家，那一家就把一个女儿嫁给她哥哥六指头。那个时候她还在上小学。后来富农死了，后来她又上了中学，晓得了要划清阶级阵线，就不肯再认跟富农老子有关系的一切事情，包括自己住过的屋，屋里的娘，以及人们叫“六指头”的哥哥，当然更包括了那个从来没有感情基础的未婚男人。何况对方的家庭成份也很高，是上中农。这样一个女孩子，有一个李欣这样的县级机关干部做丈夫，怕做梦也不敢想的。问题在于李欣下不下得了决心。真要把这爱情实行起来，不晓得会有多少障碍，也不晓得要作怎样的牺牲，那牺牲对他来说，怕同自杀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值不值得做这么重大的牺牲呢？对于他一生的幸福，桑叶是不是真的就是唯一的、最后的目标了呢？这之前的每一回恋爱，一开始不都认定了是最后一次的么！桑叶就真的比他先前好过的女孩子都值得他去作牺牲么？世上的事就是这样难得圆满！桑叶人出众，但社会条件却又糟。李欣很感叹自己的命运。看起来尽是机会，却没有一个机会是十全十美的。 李欣迟疑着，难于走出接近桑叶的步子，却又反而激发了由桑叶引起的冲动。终于有一天，李欣毅然踅进了桑叶做裁缝的屋子。 “您好。” 桑叶打招呼很城市化。她正在案上裁剪。见李欣进来，立刻放下手上的事，轻轻拂着身上的划粉： “也来做衣服？” “是，”李欣的脑子灵，“我这风衣的下摆嫌长，想麻烦你改短些。” 这个理由在踏进门槛前一脚还没有想出来。 “我手艺不怎样的，只怕……” “可以的。”李欣已经脱下了风衣，“明天来取，行么？” “不用的，我就给您改好。” 李欣有些失望，明天还有什么可以裁短的呢？ 桑叶很仔细地剪裁完了，伏到缝纫机上。李欣站在侧面俯看着她乌黑的头发，头发没有掩上的粉红的耳朵、面庞和露在领口上的如脂的脖子。进一步想象着领口以下，想象她果真赤裸时会是怎样的一种样子。清醒的时候李欣晓得自己这习惯有些不雅。但是一旦见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又是这样近的距离，又是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就很难控制住自己走神。 桑叶却似乎是一眨眼就完成了改风衣的一切事情，忽然转过脸，抬起眼睛，看见了李欣的出神，原先粉红的脸一下子充满了血，似乎立刻就要绽放出来。 李欣及时捉住了这羞涩，很敏锐地定定看住了她。那一刻时间是凝固住了。听得见两个人的呼吸声以及心跳声。再有几秒钟，李欣就会伸出手去。 外面忽然一声发喊： “李同志，你在这里，那边找你开会！” 李欣打了个冷噤。发喊的是殷道严。进了门，殷道严的面色倒是和善，催李欣说： “民兵都集合好了，等工作组的同志上台去坐。你先去，同杨组长说一回，我钉几个扣子，马上就到。” 李欣看一看殷道严胸口那一片酱赤色的肉，心想，他什么时候开始也晓得要文明了呢。 殷道严也看他，眼睛里的光有些狡黠。看得李欣心虚。 李欣尽量端平了肩膀走出去。 那天下午是参加冬季集训的基干民兵大会。李欣走进大队礼堂的时候，民兵们正在拉歌子： “一排唱得好不好？” “好！” “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等得很着急！” “……” 闹哄哄的声音在屋顶裸露着瓦片、门窗全无门扇窗扇、用一些土砖土瓦代替坐椅的空空荡荡的礼堂里回荡。民兵会要比社员会热闹得多。第一因为基干民兵多是后生家；第二——这是主要的，因为大家都晓得，同样是后生家，不是哪个都能当基干民兵的。乡村里的头面人物除了各级干部，就该是基干民兵了，就有了优越感，就很亢奋。 李欣心里乱糟糟的。那闹哄哄的声音逼迫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他走上台去，凑到老杨的耳朵边上，说：“开大会，没有我什么事，想请假，去看看女朋友。” 老杨正低着头在喘，一边喘一边吃力地回答：“好，好。” 李欣出了会场，直奔小学桑叶做裁缝的屋子。殷道严没有到会场来，他肯定留在桑叶那里了。 李欣无声地一下窜到屋子后面，然后就沿着墙根潜行过去。他轻捷而小心，生怕出一点意外。心里暗暗担心有没有惊动那屋里的人，脚底下却反而噗地踩裂了一块瓦片，把他吓了一大跳。他贴紧墙根，吁了口气，狗似的竖起耳朵，听听那边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便又更加小心地继续移动。 窗子落下了遮日头和雨水的窗板。但那窗板已腐朽，尽是裂缝，一点不妨碍屋外对屋里的窥视。 李欣睁大了眼睛，又揉一揉，再睁大眼睛。然后他就觉得头顶上被人猛击了一闷棍，顺窗根滑下去，在地上蜷缩成了一团。 那事实不是难以相信，而是难于接受。 李欣头一眼看到的是两样东西：一张小课桌上的煤油灯和靠在床头上同煤油灯并列的正在抽着香烟的殷道严的头。然后他就看见那颗头下面赤裸的胸口上，另一颗从被窝口伸出来的被纷乱的长发掩埋着的头。 “你个小骚精，今天亏得你答应了我，要不然……” “不然怎样？” “我就送你到民兵会上去斗争，就说你想拉拢腐蚀我。” “你今天召开民兵会，就是为这个？” “当然。要不，开个鸟会！” “殷书记，你好厉害。” “厉害个鸟，老了。” “就是的，就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个，不老。” “你个小骚精。” “今夜你再来。” “再来我会日死你的。” “我情愿。” “肚子大了嫁不出的。” “那就不嫁。” “一生一世不嫁？” “一生一世不嫁。” “那你图什么？” “什么也不图，就图你喜欢。” “你这样真心为我？” “殷书记……” “莫喊我书记。” “那喊什么？” “喊叔。” “你不是我叔。你是……” 床就吱吱嘎嘎地响起了。一下比一下激烈地撞着窗子底下的土墙，撞着窗子外面的李欣。 李欣感到下巴上有很粘稠的东西在流，顺着下巴流进颈窝。那是被咬破的嘴唇流的血…… 殷道严离开桑叶，又去了会场，精神抖擞地大步走上讲台，东拉西扯地大讲了一通民兵工作怎样怎样要紧。 二 黄帽子当然是不肯罢休，背着老杨组织工作组里的几位有志之士继续去那颗百年老樟底下蹲战壕，为桑叶值更。这些人觉得虽苦犹甜。蹲战壕时浮想联翩，就像是把桑叶轮奸了一遍一样。加之采取了秘密方式，更添了几分刺激。日间尽管呵欠连天，却掩不住眉飞色舞。竟让殷道严有了察觉。有一天工作组聚在大队食堂灶间吃早饭，他一把掀翻了那张代作餐桌的案板： “我操你祖宗八代，有种的今天跟老子站出来，老子陪你到县委去讲个理：你们工作组下来是抓阶级斗争的，还是寻共产党烙壳的？！” 一屋子人都呆住了，像泥菩萨。 “老杨，你是组长，你出来说句公道话。”殷道严接着点将，“我要犯法，你让他们拿出把柄来，我马上就辞职，去服法。要是没有把柄证明我犯法，那乱猜疑，破坏农村基层党组织威信，算不算犯法？” 殷道严的目标所向，很明白。他点老杨的名，就等于把老杨排除在当事人之外。 黄帽子不能不站出来说话。黄帽子用眼睛在人丛里搜寻李欣。殷道严以攻为守，而他则是有充分信心反攻过去的，只要李欣往前走一步。 李欣却避开黄帽子的眼睛。对殷道严的爆发他其实并不吃惊。这时候，他用筷子很轻松地敲了敲空碗： “殷书记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啊，什么事，你也没讲清，哪个猜疑、哪个破环你了？” “哪个？！自己晓得！一清早，这一地的泥巴脚印子哪里来的？帽子头上的露水还没有干呢。” 这等于是点黄帽子的名了。一屋子人，只有黄帽子戴了帽子，且真是半干不湿的，且脚下的鞋帮上真有湿泥巴。 黄帽子通红的细眼睛对李欣几乎是仇视地挖了一眼，很不情愿地说： “殷书记你只怕是有什么误会吧？我帽子湿，脚上有泥，我有我的工作呀，哪个猜疑你了？” “工作？鸟工作！哼！你就是猜疑，又咬我卵蛋！” 黄帽子后来受了老杨很严肃的批评，黄帽子又去批评李欣，说他没有党性，不坚持原则讲真话。李欣反驳说，我一个人看见的，不足以成为证据，说了不如不说。殷道严是只老狐狸，关键是要捉住他的尾巴。 黄帽子无话可说。恨只恨自己没有能力钻进被窝捉住两个奸人。 李欣表面上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心里却整天刀绞似的。只要一个人独处，那天晚上的情形就会跑出来折磨他。在最亢奋的时候桑叶硕大的乳房和浑圆的大腿离他只在咫尺之间，却同他远隔天涯。那么美好的一个身体却被那么粗鲁的一个野兽所蹂躏（李欣直觉得是蹂躏，他决不相信桑叶会喜欢殷道严）。老天爷也太不公道讲理了。他不能想象同样的场景继续重复发生下去。他觉得，每一次都将是对他的一次掠夺。黄帽子对这件事的介人和殷道严的警觉，也许对他不失为一件好事。那至少可以对殷道严有所抑制，也使殷道严有所收敛。这样，他心里便稍稍能得着一些安宁，一些平衡。似乎，应该属于他的财富总算得到保护，可以免受继续损失一样。 李欣没有想到事情会是后来那种样子。 再见到桑叶，是在至少一个月之后。她是让公社的武装部长带了两个武装民兵押送回来的。跟她一起被押送的还有殷道严。 两个人是在邻县县城的一个旅店给人捉住的。进店时，他们一个人登记了一间房间。但是旅店的人眼睛尖，他们一转身，店里的几个人就互相对了眼色。当天半夜去敲门，里面反锁了。为头一个男人就直接用肩头挤开了门。结果是把两个人送到当地县公安局。殷道严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先前，他在大队盖章的证明上写的是“社员”，到这里他晓得再瞒不过了）。当地县公安局又报告当地县委。当地县委又挂电话同殷道严所在县的县委联系。回话说，让他们回来，接受处理。 两个人原是商量好到这个县的县医院给桑叶做人工流产。本来是可以滴水不漏的，但殷道严闲不住。 殷道严要胡搞就在自己县里胡搞，怎么胡搞到人家县里去了？按照县委指示精神，作了让殷道严停职反省的决定；又决定在新的大队书记产生之前，由县委路教工作组行使大队领导责任。上回休假之后，工作组的人事有些变化。老杨回镇之后住了院，暂时没有回大队，黄帽子就成了工作组的唯一的组长，现在又等于是大队的书记。 正确路线到底占了上风，黄帽子一度受了压抑的积极性顿时高涨。 黄帽子以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名义作的第一个决定是召开全大队社员参加的批斗大会。以桑叶腐蚀大队党支书殷道严的活生生事实敲响警钟，掀起大队阶级斗争高潮。 是一个雪后的大晴天。开一个全大队社员的会，能到这么多人，怕也是史无前例的。下了好长时间的雪，在屋里窝得久了，人都有些觉得要沤烂似的。有一个赶闹热的由头，正好出来伸伸手脚。这个闹热又是很有赶头的。都听说桑叶长得好，又犯的是风流罪，年轻人想想，心里头就由不得不兴奋。若是斗争一个烧仓库或是炸水库的阶级敌人，许多人来也会来，只是未必有这样赶庙会看戏似的起劲。 学校的操场上，人很散乱，没有秩序。黄帽子让工作组的干部、大队的干部去整顿，去的人喊了几嗓子，就溜到一边去了，没有什么效果。黄帽子于是就只有自己起身来喊。喊了好久，喉咙在这冷天里很快就嘶哑了，效果也仍不大。看看大约是没有希望把人排得像仪仗队了，便在一片集市般的闹哄中宣布开会，叫把阶级敌人押到历史的审判台上来。这一下，场上气氛骤变。先前东一批、西一伙的人们，“轰”的一下一齐往台前拥来，聚成一片，并且一下子鸦雀无声。黄帽子以为是自己最后一喊显出的威严吓住了大家，心里很豪迈。清了清嗓子，就开始宣布桑叶的罪行。等他说到桑叶先前是如何伪装进步达到“拉出去，打进来”的目的，而现在该是“剥下她的画皮，露出她的原形”的时候，台底下跟着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呼应： “好，要得！” “让她现原形！” “看看她那个地方，怎么就能糟了我们的好书记！” 黄帽子起先以为这些人是义愤填膺，很激动，听听就觉出自己的意思可能遭了误解。便放下原先写好的讲话稿，声明： “我说的原形是比方，是抽象的……” 底下乱糟糟地打断他： “像不像，看看就晓得！” 李欣就站在台侧一个角落，他既没有跟工作组的人一起坐到台子上的座位上去，也没有站到台下群众中间。他不晓得自己应该扮演哪一个角色。他的眼面前一片昏昏然，一盏煤油灯的灯火很顽固地闪着跳着。他下意识地挥了挥手，赶苍蝇似的，却赶不掉那星灯火。 那个曾经在那盏灯光下那么放荡的桑叶现在雪人似的在台子前站立着，一动不动，好像是冻僵了。只是刚上台时低着的头，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有些抬起，眼睛看着人堆后面远远的什么地方。身前身后的这一片闹热似乎同她没有关系。 三 对路教工作组副组长黄帽子来说，这一年的冬天是沉重的，又是振奋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由一度的沉闷胶着，终于变得惊心动魄了。 就在批斗桑叶的那个上午，又发生了李八碗（当地人私下仍习惯喊老地名）解放以来最大的一起凶杀案：在前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先后有三人被杀死，两个被杀伤。 消息传到批斗会场上来的时候，一切已经无可挽救。来报信的人满头满身都是血。她一路疯喊着，连滚带爬，很怕人。人们团团围起她之后，她惊恐地比划着，好久也没有把事情说清楚。人们看出她神志已经失常。一些人认出来她是一队老德的嫂子，就晓得是一队出的事。 批斗会不得不紧急中断。 一队屋场上的情形很惨：死者是老德，老德的老婆雪呐以及他们不到两岁的伢子。伢子就死在窠桶上，头上只受了一斧头，劈开了。他当时正在吃豆粑角。一只装豆粑角的葫芦瓢就翻在窠桶脚下，豆粑角撒了一地。离伢子不远的地方仆着他母亲雪呐，手长长地伸向自己的伢子。砍杀是很猛烈的，地上墙上到处是血。先前那么干净利落的一间屋子，现在成了屠宰场。第三个死者在屋后的菜园子里，是老德。他的伤口在后脑壳上，显然是从后面遭到突然袭击的。当时他正蹲在地上栽菜，手上还抓着菜秧子。他就那样蜷在菜地沟里，像他活着一样窝囊地死了。老德娘是在来老德家抱伢子的时候迎头撞上凶手的（老德上面有个哥哥，两兄弟分了家，母亲跟老大住，也在这个屋场上）。凶手当时已经完成了在老德家的杀戮正要寻到他们家去。跟老德娘一起的还有老德嫂子，她是顺路来邀老德两口子一起赶批斗会闹热的。 还没有等她们反应过来，凶手已经抢圆了斧头。但是斧头已经钝了，凶手的力气显然也不够了。老德娘不用砍，吓也吓倒了。老德嫂子头上受了一斧头后还很清醒，转身往堤上跑。凶手追了一阵，便不追。一把血淋淋的斧头遗在堤上，人则不知所去。 但很快他就被捉到了。武装民兵循着雪上的血迹和脚印找到了他。他当时站在村子外面的一口井边上。他大约是想投水，却又犹豫着。他是不久前从林场被辞退回来的富农儿子六指头。 雪呐家的成份是上中农。她男人老德说，你这样高的成份，不是因为嫁到我这个贫农屋里，殷书记会跟你好么？倘若你妹子嫁到富农屋里去，不是送她上死路？先前是说跟你哥哥换亲，我们不好打破嘴。现在亲不换了，你怎么还能眼睁睁看着妹子跳火炕？老德的嫂子则说，你妹子要是嫁富农，我们不就成了富农的连襟了？她死活不要紧，你们总不能害自己的侄子吧，他明年就到当兵的年纪。沾上一门四类分子亲戚，当不了兵，他要寻你们拼命的。 六指头一年三节，连着送了好多年的彩礼。自己除了同娘两个糊住嘴过日子，什么也顾不上。那个瘸腿女人退了亲，却一直不退彩礼。她小时候因为小儿麻痹症瘸了一条腿，一时也找不到别的合适人家。没有彩礼来替换，也就一直拖着。明明是因为晓得没有人肯为六指头撑腰。桑叶出了事，六指头想想再没有指望了，就生了杀心。 大队开桑叶的批斗会，他也跟大家一起走，只是怀里揣了把斧头。斧头是头天夜里磨了又磨的。娘在半夜里听见他磨斧头，问他，他回答说明天要杀狗。 他走到一队的时候，一队的人大都去开会了，这里离大队近。屋场上静静的。跟他一路来的人已经走远了，他就向老德屋场走来。没有引起任何惊动。屋场上的狗大约都跟去批斗会赶闹热了。几只鸡在很专心地刨食，懒得搭理他。他就向那伢子走近去。那个很干净伶俐的伢子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像个肉团子。 六指头在一刹那间曾经起过怜惜的念头，但立刻就掐灭了。人家要绝你香火，何曾怜惜过你呢？本来，他寻个瘸子做里头人，不就只为的是香火么。 伢子吃豆粑角吃得很开心（这种豆粑角，是用麦磨成浆，在锅里烫成饼，切成菱角形的块状，晒干，再回锅炒焦。说不上有什么好吃，比较讲究些的顶多只是在烫豆粑时撒上些芝麻），见来了人，抬起头嫣然一笑。 六指头抽出斧头，对准那张笑脸的中间劈下去。那张没有任何内容的笑脸立刻就被血淹没了。正在堂屋里忙碌什么的雪呐惊叫一声扑过来。六指头已经抢进了堂屋，当胸给了她一斧头，那一斧头砍得很重，一下就砍断了她的锁骨。她双脚一软就跪了下来，却不去招架六指头的斧头，只是极力地伸出手，去抢儿子。六指头没有让她接近儿子，她的脖子几乎被砍断。 然后轮到老德，老德的母亲和嫂子。 六指头在县监狱，对这一切都供认不讳。他只是不肯承认这是阶级报复。他不管什么阶级，是人总要讨老婆的，你不让我有家，我也不让你有家。就是这样。 既然这样凶残的罪行是成立的，他承不承认某种动机，已经不能影响判决。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明白的结论。 一个星期后，六指头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临行前三天，按照惯例问过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他欠过大队林场的钱，他让几个知青摘了林场的梨子，本来讲好了归他用人家退了礼金的钱还的，可惜现在不可能了。他很遗憾地叹了口气。这使监狱的警察觉得他很可笑。 宣判会是在癞痢山脚下开的。死刑也就在那里执行。这里承袭古习，土改反霸时开过刑场。好多年不见，又成了新鲜事。这件命案又是极惊动人的，因而围观的人很多。附近公社的人潮水似地拥来。原先让大家站在山坡上，但站远了就看不清，人们就慢慢往坡下移动。后边的人拥着前边的人，越拥越近。一些后生则往树上爬。冬天的树枝枯了，好些人从上面跌落下来，惹起一片讪笑：该死的还没有死呢，莫把你这个不该死的跌死了。 武装民兵清了好久的场子还是不够理想。倒是六指头自己想出一个切实的办法，他建议说，让我到那个藕塘子里去吧，这样你们就方便些。六指头指的那个藕塘子宽大且深，冬天挖了藕，塘子里是干的，既不影响围观者的视线，又较为安全。 刑警于是同意。六指头于是大步走进那个藕塘子。临跪下之前，他对刑警说：打哪里都行，只求打准些，早些了事。我杀他们也是这样的，死罪比活罪好受些。 刑警扬起枪，照六指头的嘴巴砸了一枪托子。一个反革命，那样从容不迫地说话，倒显得他大义凛然似的。 后来枪就响了。可能是因为事先生了气，枪打得不准，应该打心脏部位的，结果打到脑壳了。弹孔进口小，出口大，前面的脸整个是一团血。 因此，六指头最后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一副从容不迫的表情，好像他是胜利者。 四 黄帽子布置人在到处贴满了大幅标语，欢呼破获一起反革命大案，阶级斗争打了一个大胜仗，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又一伟大胜利。欢呼路教工作的丰硕成果。其他那些无声无息的工作组，这回是怎样也无法同他的这个工作组争高低了。这一段时间，他兴奋得不得了，不吃不睡也能过日子。那双老也睁不开的细小的红眼睛总是闪着红光。本来扣得很低的黄帽子也掀到了后脑壳了，眉毛似乎高了三尺。因为久不见阳光而惨白的脑门上几根稀毛也很不安分地站了起来。 六指头被打掉的那一天，大队刚好死了一条老牛。牛剥出来，那个生产队的队长照例送了一些给大队食堂。起先还有些担心黄帽子不肯受腐蚀。哪知黄帽子这次一反常规，很大幅度地一摆手，说：“要得，留下来，大家辛苦了，加个餐。贫下中农的一片阶级感情嘛！” 当晚就在大队的礼堂中间，生起一堆火，周围垒起砖。把一口大锅从灶上拔出，架到火堆上，牛肉全部扣进锅里，加足佐料大火烹煮。各人拿了自己的茶缸子盛酒。 “我们在朝鲜的雪地上就这样干过，战斗的生活多火热多美好！”黄帽子感叹说。几口酒下肚，他的豪情上来了，不顾礼堂破烂的窗洞里灌进的风，敞开了棉袄的胸口。他原来竟很能吃喝的。大块的牛肉不停地往嘴里添，喝酒也是大口大口的，一缸子烧酒“咕嘟”几声就见了底。 “黄组长好酒量啊！”几个大队干部从来没有见他这样英雄过，不由赞叹。 “不怕你们笑话，要说行，我老黄什么不行？”黄帽子的眼神渐渐有些恍惚，舌头开始发直，“什么不、不行、行呢！今天高、高兴，给你们讲、讲点我的风、风流事吧，我老黄当年也是一、一把好手、手呢。” 一个转业军人，有光荣历史，又年轻，在一个县城里面还是有头有脸的。那时候，在单位上很受器重。现在的李欣是绝对比不了的。社教，他才二十几岁，就当了工作组长，一个大队就交给了他。那时候的社教，哪像现在这样懒懒散散，“上楼”的“上楼”，“洗澡”的“洗澡”，紧张得很。社教干部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没有特殊，像现在的这顿牛肉，是绝对吃不成的，更莫说平时吃饭，去挖猪油了——“李欣你莫、莫有气，我这里是随、随便说的”——“三同”自然是好，密切了干群关系。就是一桩不好办：那地方的乡风，女人偷人越多越有脸面。姐哩都到肚子大了才嫁人，哪个弄大的自己也搞不清。一旦嫁了人，就跟男人一样打赤膊，乘凉、下田，都脱个精光，两个奶子看不得。看不得你也要看——那才过瘾哩，有几个年轻人咕哝——“过瘾？你要去、去了，只、只怕，抬不起头，那世、世面，哼”——夏天洗澡，她们就在门外的屋檐下，见有人路过，不论男女生熟，她们都一边大搓大抹，一边大喊大叫：“吃了啵”，“来戏（玩）下哩啵”。男人不在，就可以放胆跟相好过夜。倘若男人恰好撞回，只要见到放落了帐子的床前有双不是自己的男人的鞋，并且鞋头是朝里的，一般情况下都会转身避让。为此起杀心的，也有，但极少。真正的礼让三先。要是猜出了那填空的人，自己便可以到他家里去补缺。他在的那个队，有天夜里，队长派一个社员去放水，自己却去跟这个社员的老婆睡。早上那个社员回来，晓得了原委，便去队长家。队长带男劳力出早工了，队长老婆在灶间烧早饭——那里的妇女不出早工——那个社员把她按在柴堆上，说，我来还帐。 晓得这个地方没有教化，社教干部便只有自己格外小心。跟社员同住是不可能了，还是像现在这样集中住。出门、下队、吃派饭，都至少两个以上搭伴。这样，一直没出事。到社教快结束，却放松了警惕。 那天晚上他蹲点的生产队开会欢送社教干部。一向跟他搭伴的那个干部因为家里有事提前请假，他想，这一段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两天也就是告别应酬，打点行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也就同意了。生产队的欢送会，他也就只有一个人去参加。 那个生产队离大队有四五里山路。去时是一个人，回来是两个人。同行的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她那天是特地安排好了到那个队去开计划生育会的。因为娘家在那个生产队，下午就提前去了。夜里接着开欢送会，开完了，就非要跟他做伴回大队。也不晓得是怎样的鬼迷了心窍，他一边劝着她去娘家过夜，一边又随她跟着走了。大热天，半夜里，月亮又好，四五里山路，就一男一女两人，都是干柴烈火，还有个不出事的——“过程？那就不好细说了，我没有、有醉，你们莫、莫捉我开、开心”——事过之后，他后悔得不得了，夜风一吹，浑身竟打起抖来。妇女主任倒是高兴，一路哼曲儿——“那曲儿我还记、记得的”—— 情姐门前一颗蒿， 三年长得两人高。 你要开花开到杪， 你要结果结到莞， 后生亲姐亲到头。 妇女主任唱了，歇一歇，对他说，她早就想上他了，夜里想得向痛。说完了，又唱。她这是钉住他了，要跟他订终身啊。他只有恨自己，恨到极处，简直想一把揪下那惹事的祸根。看看快到大队了，他听似温存实是哀求地对妇女主任说：爱情是心灵的秘密，你我相爱，千万莫告诉人，那才有情调……妇女主任似懂非懂，痴痴听着，憨憨笑着。 这一夜，他长吁短叹，没有一刻安宁，又不敢出大声。想想，只有指望妇女主任读过的那几年书了，读了书，又是干部，总该晓得些文明的。 但是，这侥悻第二天早上还没有吃完早饭，就打破了。妇女主任一早上就在女人最稠密的水塘边宣布了她的胜利。昨天晚上她帮他料理的时候，从他身上摸走了他的笔记本。她说，那是他送她的信物。 他后来就留在这个公社监督劳动了一个月。要不是他终于答应了娶她，差一点被开除了公职——“那、那个时、时候，这件事管、管得严，哪、哪像现、现在，搞一、一百个也没有、有事”——结了婚，他回到了县城，但提拔的机会错过一回了。最要命的是他不喜欢这个女人。结婚以后，她随他进了县城，在一家商店里做售货员。他老是出差，或者找机会下乡蹲点，单位上年年的路教都有地的份，他就是不愿呆在家里。后来就有了风言风语，他老婆同商店的经理勾搭上了。他开始就装憨，更加回去得少了，尽他们的马跑，等到他们难分难解了，他就设了个计——“什、什么、计？就、就是大、大家都晓、晓得的那、那种”——捉了他们的奸，让他们两个赤条条地当场写了保证。他把这个保证书作为证据，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只有批准。离完婚，他很快就跟现在这个老婆结了婚。 嚼不烂的牛肉和高浓度的劣质酒，让黄帽子百感交集。下乡以来，黄帽子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显得不成体统。 李欣没有参与庆功。他站在曾经监视桑叶的那棵樟树底下发呆。 夜里起了小风，“嗖嗖”的，聚起一天云，这没了星月。偶尔从两团云之间的薄弱处透下一抹极细微的阴沉月光，使浓浓的夜显得恐怖。 “桑叶，桑叶！” 李欣在心里喊，不觉喊出了声。 第六章 李欣 才一个夜晚，雪就把田饭都覆盖住了。田坂变得比先前好看了。先前的嶙峋，裸露，涸竭，先前的凋敝，破烂，倾颓，全都被覆盖得柔和了，洁白了。天和地变得单纯了，却也更没有生气了。穿着一件黄色军大衣的李欣在没有边际的雪里栖惶地蠕动，远远地看去，让人心痛。 李欣已经追了二十几里路了。昨天，他终于打听到桑叶最近几天上门做裁缝的屋场，并且弄清楚了桑叶会在哪一家过夜。今天吃过早饭，黄帽子上公社商量工作组的总结，李欣随后也离开了大队。他出去，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自从下雪，工作组和大队就布置了，让干部们分头下去检查耕牛越冬情况。牛要冻死了，明年春天还要不要生产，要不要过日子呢。只是下去的时间没有强求统一。大队干部住得分散，各人又都有各人的情况，只要掌握了情况，有问题能及时发现，帮着解决就行了。 桑叶做裁缝的那个屋场（那次批斗会之后，桑叶不能再在大队开裁缝铺了，只能做散工。好在她的手艺在当地有了些名气，约她上门做事的不断索），离大队上十里，并不属李欣检查工作的范围。但他顾不得许多了。那里没有住工作组，也就几乎没有什么人认识他。下雪的天，来了一个干部，找人有事，如此而已。 那一家门关得紧，拍了半天，拍不开。李欣退下台阶，看看屋顶，屋顶上的烟筒冒着淡淡的蓝烟。证明屋里人正把火烧得旺。一条狗围着他转，在他身前身后乱蹦乱跳。叫得厉害，不断威胁地龇牙咧嘴，让他胆战心凉，但他还是重新走上了台阶。狗终于失去忍耐和怯懦（乡村的狗原也有些怕干部的），扑了上来，咬住了他的大衣的后摆。他闭上眼睛大叫一声。那一声在寂寥的下着雪的乡村的早上听起来，真是惨绝人寰。这才惊动了屋子的主人。开了门，喝了狗，问了来意，却给了一个失望。 桑叶刚才让别人家接走了。那家人不在这个屋场上，远倒不远，出了屋场，过了前头那个坎，再过去两个大队就是，二三里路吧。你要赶，赶得脚印子上的。 李欣看看那个人手指的那条路，远远地卧在迷蒙的雪幕的后面。没有一个人影，脚印是早没有的了。乡里人告诉别人行程的时候，永远只说：“不远，二三里吧！” 李欣心里升起一种悲壮感。他微微佝了腰，恨不得跑，却跑不了。直是跌跌撞撞，磕磕碰碰，脚不是踢上裸露在地面上的锐利的石尖，就是夹进雪下面的石块中间。他晓得好几个脚趾头已经伤了，在流血，却一切顾不得了。他走得气喘吁吁，背上流的却是冰冷的汗。 “桑叶，桑叶，这都是为了你！” 李欣无所顾忌地大声喊叫起来，口里喷出大团大团的白气。面前跳跃着桑叶美丽的脸、美丽的肩，乳房、腰肢和腿。他相信她对殷道严的逢迎只是对权力的屈从。审问她的时候，她说跟殷道严头一次发生关系，就是那个民兵会的下午。殷道严到她屋里来，问她想不想当民兵。她说想，就怕当不了。殷道严说，当是当得了，就看你表现。她问怎样的表现。殷道严直截了当地说，你给了我就是表现，不给我就是不表现，那我现在就让民兵来捆你走，说你想拉拢腐浊我。她笑了，说，那我就给你吧，只不过，给了你，你莫又说拉拢腐蚀你，这可是真的拉拢腐蚀啊。殷道严说谁敢说，就动手……黄帽子当时拍桌子制止了桑叶的交待，说她诬蔑。李欣知道她不是诬蔑，每一句每一字都是真实的。那些话将永远像一些喊喊喳喳上下起落的刀子切割他的神经，他身上“腾”地一下热起来。为了桑叶让他付出的这么沉重的代价，他真想一到目的地就强奸了她。 前面不远的茫茫雪地上，终于可以看到两个隐约在雪雾里的黑点。 “该死的！” 李欣忽然感到委屈，似乎是桑叶愚弄了他。这些日子，他像是疯了，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一个叫做桑叶的地位下贱又并不干净的乡下富农的女儿。他站住了，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点了支烟，狠狠吸了一气。又狠狠地把烟拧碎，然后就大踏步地朝前奔去。 实实在在的桑叶重又站在他面前了，不再是虚幻缥渺。这些日子她就像妖精一样折磨他。她赤裸了自己，引诱他，挑逗他。他扑上去，她又飘开了，然后又站在一个他可以真真切切地看清她的地方，喘息、扭动，千般媚态，万种风情。 不远的地方已经看得见一个被雪覆盖住的屋场的轮廓了。一堆一堆的屋在雪里睡着。一丛一丛的树在雪里支撑着。有狗在村口跃动。那个给桑叶挑着缝纫机，显然是东家的人犹豫地看着桑叶，拿不定主意是站下来等着还是走开去。李欣很不耐烦地说：“你先走吧，我只跟她约个日子，她随后就来了。”李欣最讨厌乡下人的这种恶习：只要见一个到乡下来的城里人，就牛似地瞪大眼睛，憨憨地站着看你。 “躲我？” 桑叶的从裹紧的头巾里露出的脸很红，有雪花落在眼毛上，就停在那里。李欣一伸手就可以把她揽到怀里来。他想揉碎她，想把她按倒在雪地上。但是那个乡下人频频回头。 “为什么躲你？”桑叶很恐惧地闪闪眼睛，“我要做手艺，我要活命。你们工作组还不肯放过我么？”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你说的是什么？” “你真不晓得？” “我怎么晓得？” 李欣抬起手。那乡下人在不远的地方大声咳嗽。 “我也会杀人的。” “真吓人，你要杀哪个？” “杀你！” “平白无故杀我做什么？” “你晓得。” “那……随你。 “你莫走。” “……” “桑叶，我是真心真意的。桑叶……” 桑叶走得很远了。风雪越益大了。桑叶很快就变得模糊了起来。李欣身上发软，一下子没有了力气，很想在雪地上蜷下去。他摸出烟，但手一直厉害地抖着，怎么也不能把烟点着。他抬起头，让雪落到脸上。融化的雪水沿着脖子流下去，稍稍地让他冷静了些。他想：她是个什么东西！但这样想，反而更想占有她。他于是又想：她走不脱的。至于怎样的“走不脱”，他却不得要领。 二 小敏见到李欣时，脸一红，一白，泪水一下就涌了满眼。嘴唇很厉害地翕动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她正随一群女劳力在仓库里搓草绳，预备明年春天捆麦把和油菜把的。见李欣来，老表嫂们互相挤眉弄眼。没有出嫁的女子们偷偷地拿眼睃李欣，尽是对小敏的羡慕。 女人们起哄： “快起吧，小敏早熬不住了！” “鬼话，李同志就熬得住么！” “秤杆离不得秤砣，老公离不开老婆！” 闹得两个人很窘，却又动不得身。其中就有仗义的高声喝喊： “放正经些，草狗！你们骚得，城里人骚不得，人家脸皮子薄。” 喝喊的是小敏的房东。她男人不在了，一个儿子当兵，两个女儿都嫁了人，县工作组就小敏一个女的，正好给她做个伴。住了些日子，就把小敏看成了自己女儿： “敏儿，还不快接李同志去屋里坐。” 李欣和小敏就在一片哄笑声中脱身。 小敏低下了头在前头走得飞快，到了前后不见人的地方还不肯放慢脚步。李欣在后面连连喊她，她只是不理。 “你急什么，我不是来了吗。”李欣笑得很干涩。 “哪个急了，鬼才急了。” 已经进了院门了，小敏突然停下来，不进屋。 “你怎么回事？” “莫碰我，不理你！”小敏扭了一下肩膀。 李欣却更紧地抓住了小敏的肩头。 “走吧，你真是的。” 他努力说得温存，声音却很空洞，好像是从另一张嘴里说出来的。 小敏又挣扎了一下，没有挣脱，咬着牙，在李欣抓住她肩头的手背上狠狠拧了一下，骂：“该死！” 底下的脚却移动了。 李欣有些日子没有来看小敏了。他已经不在八队蹲点了，去那边的机会自然就少。等到昨天，县文工团工作组有一个家伙到这个大队来找熟人散心，小敏的影子才渐渐地在李欣的眼前清晰起来。 先前遮挡在小敏影子前面的，是桑叶的影子。从最早那次见到桑叶，李欣的心里就老有一种异样的兴奋。没有油腥的菜，不再觉得难咽（也不再打瞎拐那缸猪油的主意），觉也不太睡得着（更不要说白天装病赖床了）。屋子里总不太呆得住，有事没事就跑到外面的公路上去，走路总是昂首阔步，想唱歌，像只随时要扑母鸡的小鸡公。大队小学离大队部一箭之地，隔着公路相望，这边要唱歌，那边是听得清的。大队小学实际就是一排临着公路的平屋。公路和平屋之间是一小块空地，就是操场。屋背后面是一道高坎。做屋的时候，为了让屋前有块空地，把坡劈陡直了，屋就坐落在那个劈陡直了的马蹄形中间，再没有围墙。最使李欣遗憾的是，学校两边至少二三十步之间，跟哪个也不挨不靠，没有人家，也没有店铺。“要有个烟摊多好啊。”李欣在心里叹息。实在忍不住了，他就作散步状。在学校前的公路上走过，每到快走到学校的时候，心口就不知为什么紧起来，走过去了，后脑勺上又一阵一阵发热，好像真有什么热辣辣的眼光射在上面了。其实走过来，走过去，学校那排平屋始终跟后坎上的坟墓似的静无声息。桑叶做裁缝的那间屋子，门倒是开的，但有时或许见到人影一闪，有时连人影也见不到。桑叶并没有像他常常出现的感觉那样含情脉脉地倚门而立。现在桑叶是永远也不会出现在那小屋里了。那扇小门关着，并且上了锁。那把锁小小的，却有力。就像桑叶小小的手，一把锁紧了自己的胸口，似乎是一种坚决的拒绝。 李欣很难把持往自己。他在县城里一向春风得意，喜欢他以至很明白地追他的女孩子很多。他也就在县城上一帮平庸的女孩子中高视徜徉，来者不拒地同她们虚与委蛇，小地方的女孩子见识有限，吃了亏上了当往往自认命苦，想想也就过去了。他也便成了常胜将军。小敏就是他同人打赌打来的。小敏在台上跳白毛女，跳大春的那个傻大个当着观众就抑制不住对小敏的一副馋相。坐在前排看戏的李欣不由冷笑。旁边同来的几位就起哄，说，你怎么知道人家是痴心妄想？李欣说，不信可以打赌，我只要一封信，白毛女就保证为我剪窗花。就真的打了赌。而李欣就真的赢了。李欣的信寄出一个星期没有收到回信，大家天天逼李欣认输。李欣有把握，说，决不会出两个星期。第十天的样子，回信果然来了。小敏是68届初中生，实际等于没有上初中课，字写得很糟，歪歪扭扭不成样子，但意思是清楚的，同意跟李欣面谈，时间和地点由李欣定。显然小敏迟回信并不是女孩子的抬高身价，而是不晓得怎样回信好，怕李欣笑话，干脆给了个简单明了的回答。李欣就在接到信的当天晚上，在县城边的河滩上吻了小敏。“还干了什么？”第二天大家讹他，他很暧昧地说：“没有什么。”大家就有些鄙夷地说：“小敏脸模子不错，可惜身子单薄了。”李欣马上抢白说：“你们晓得个屁！”大家轰然笑起来：“到底交待出来了。”笑归笑，对李欣的服气甚至妒嫉还是由衷的。 小敏喜欢发小脾气，常常莫名其妙地就翻了脸。刚认识的时候，头一次见面她就让李欣得到意外收获。可是第二天李欣以为可以长驱直入的时候，她却又骂他“流氓”。骂完就走，却没有走回县剧团，反而走到城外坡上没有人的林子里来了。来了，依然是执拗着，发着小脾气。折磨得李欣心里那股邪火快要熄灭了，她却又忽然来了激情，软软的像只懒猫，听任李欣摆布。这样的脾气多发了几次，李欣也就消去了先前以为她不可捉摸的神秘感，晓得只要多一点耐心，让她多少得到一些她在他心里不是一点分量没有的证明，一天的云也就散了。 但是今天，他却忽然想，他有什么必要必须鼓起这种耐心呢？小敏发脾气的样子他曾经觉得另有一种味儿，现在他却忽然发觉了做作、扭捏甚至有些丑。 刚进堂屋，小敏就一下转过身，把头抵住李欣的胸口，两只小拳头在李欣身上乱捶。每回，这都是很容易激发李欣的。李欣也就像每回一样，把她横抱了起来，任她一边蹬着腿，一边骂着“流氓、流氓”，然后就缩紧身子，然后他的颈根那儿就感到一股触电似的温热。但是今天却没有了触电感，只剩下了温热。那温热让李欣觉得贪婪，觉得腻。他甚至清晰地感觉到那温热留下的一团湿润。那湿润让他感到不洁、有异味，直想冲洗。 每次都是小敏让李欣给她脱衣服。 “我才不服侍人。”她每次都说。 “我服侍你。”每次李欣都说。但这一次他却没有说，动作则很粗鲁。 “不来就老不来，来了又急成这副憨样。” 小敏很甜蜜。 李欣很专注。他忽然发觉小敏的皮肤是一种有些病态的黄色。没法跟桑叶比的，给自己脱衣服的时候，他想。 “怎么回事？” 小敏有些迫不及待。 “过了一回。”李欣含含糊糊地咕哝。 “这么想，为什么不早些来？” “不是来了么。” 李欣闭紧眼睛，抱紧了小敏，极力把身子下的小敏想象成桑叶。 小敏忽然惊叫了一声，就长一声短一声快活地呻吟起来。 每次事后，小敏就再不说“我才不服侍人”，总是软软地但是细心地抚弄他。 李欣静静地仰面躺着。屋子里很昏暗。从用塑料纸袋蒙的窗户上透进的夕阳的微弱光柱里，飘浮着尘埃。陈年的家具和潮湿的土墙散发着浓浓的发霉的气味。 小敏在耳边絮絮叨叨地说剧团副团长（就是那位演大春的人），怎样有事没事总是寻了来，有时坐到很晚不走，手脚也没处放，眼睛也老是发直，很怕人，她就大声喊房东来，讨问鞋帮绣花的样子。她还真的给自己做了一双乡土气十足的绣花的布鞋。 “快收工了吧？”李欣挡住小敏的手。 “快了！”小敏喃喃地说，很留恋。 “那就起来？”李欣问，却不等小敏回答，坐了起来。 小敏还赖着，把脸贴在他的大腿中间。 李欣轻轻地但是很坚决地抽出身子，翻身跳到床下来。 “我的衣服有人脱，就没人穿了。”小敏在他身后叽叽咕咕。 一切都是既定的程序，只是心情不同。李欣想。 就听到屋外面柴门的响动。 房东死活要留李欣“过夜”。在当地人的话里，“过夜”有两种意义，一是夜饭，一是夜宿。房东的挽留一并包括了两种意义。 “空屋有的是，床、被窝也是现成的。你难得来。要不是路教，要不是敏儿，我请都请你不到。” “让他死走，死远些，有什么了不起的。”小敏很气的样子。 房东也就更不肯让李欣走了。 吃饭的时候，小敏容光焕发，像是一盆受了旱的花，一下子浇足了水。 李欣则沉默着，尽量不去看她，腼腆之态可掬。 房东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 “真好！天生一对，地设一双。” 房东一去厨房，小敏就站起来，在李欣脸上狠狠印了一个湿腻腻的印子。 “装什么憨样！夜里不要走。” “要走的。” “你敢！” 小敏做出温怒状，她相信他不会走。 李欣不做声。 小敏从下边端了他一脚，一咧嘴： “你会走？馋猫。哼！” 小敏一点也没有觉察李欣的心思。这使李欣觉得自己有些狠心。但等到饭后，几个人闲聊了一会，房东知趣地说累了，要早些睡。她走后，小敏对房东安排给李欣注的那间房努了努嘴说：“你先过去，等一下摸过来。” 李欣却断然说：“我今晚一定要走的，工作组有事。” 小敏这才看出来，李欣是执意要走的。呆了一会，变了脸色，却嘴硬： “你走，你只管走！” 李欣起身就走。 小敏一跺脚，哭起来。 李欣不回头，一直走出屋门，走到院子的柴门那儿，小敏追到屋门，很悠长、很压抑地喊了一声： “你回来，求你……” 李欣拉柴门，一直走进黑暗里面。接着屋场上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狗叫，淹没了小敏的啜泣。 三 工作组离开之前，桑叶失踪了。没有发现自杀的迹象，也没有发现任何出走的迹象，却没有人晓得她的去处。 桑叶的消失，使李欣先前的风流变成了颓废。这颓废竟使他同李月娥发生了纠葛。 李月娥跟一首名歌《养猪模范李月娥》里的主人公同名，但她不是养猪模范，倘若让她杀猪，她倒有可能成为模范。 李月娥不是本县人，据说是一个偏远山区县的回乡知青，后来同一个已经有妻室的人生了一个女儿。那人在县上有些权力，为了把事情遮掩过去，便托本县的一个同样有权力的人把她安排到镇上做临时工。她一个人带着个女儿在镇上过，正张了网要捉一个人去填空的，李欣自己一头撞了进去。他父亲在小镇粮管所做事，休息日子和逢年过节他常回到小镇来。不知怎样让李月娥缠上了，竟有了身孕。李月娥比他整整大七岁，还拖着油瓶，婚姻的事，做梦也不该想。 哪里晓得李月娥却是怀了雄心壮志的。县革委干事既入了她的彀中，她也就志在必得。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没有结果，她便公然在大街上拦阻他，并豪迈宣布他们之间感天动地的已经有了结晶的伟大爱情。“伟大”云云，原是李欣的语言。床第之间，快活的时候，他曾对她戏言：燕妮比马克思也正好整整大七岁的。他在师范学的那点文化大都用在这上头了。 李欣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惶惶如被当众拿获的窃贼。李月娥极柔媚却极有暗劲地拖住他的一只胳臂，让他当街发布要娶她的宣言。他真希望此刻天塌地陷，却又不得不支吾其词，以求脱身。回去便立即废了刚才的承诺——他本来也没有打算实行的承诺。 李月娥却是守信义的。到了李欣那天当街答应的日子，她租了单位里的一辆烂吉普车，自己用红绸子扎了朵大红花挂车头上，带上嫁妆（也就是随身的几件行李）奔赴李欣的家。 虽然这婚姻很难说怎样美满，但李月娥把一切的礼行仪式还是操持得一样周到。送亲的、挑鱼肉酒坛的、抬脚盆马桶的、吹喇叭的、放炮仗的，应有尽有。最具幽默意味的是哭嫁。哭不仅是表示惜别，表示难以割舍，更重要的是表示女儿的身价。娘家人哭得越厉害，女儿就越有面子，好比是离了豪门大宅。然而这却成了一种职业，是有人专司其事的。两个女人，一个做娘的角色，一个做女儿的角色，隔一阵子就来一段母女对唱。自然是哭腔哭调，却没有眼泪，只是对哭声的模仿。唱词更让人莫名其妙： 母：前边火把熠熠起， 后边火把熠熠光， 中间扛个臭瘟丧。 女：前边火把熠熠起， 后边火把熠熠光， 中间扛个秀才娘。 母：前边敬天地， 后边火烧书。 女：前边敬天地， 后边树华堂。 母：三朝死公婆， 满月死丈夫。 女：三朝公婆做生日， 满月丈夫中状元。 送亲队伍到了院门口，门闭着，李月娥便让司机猛按喇叭，以示鸣炮，仿佛当年奉行炮舰政策进攻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的西洋强盗。哭嫁的随着吹吹打打的反响，哭得更其热闹。 镇上几出得门来的人都出来围观。他们议论的是哭嫁，心里却是对李欣的幸灾乐祸。 李月娥是不达目的，誓不收兵。 县革委干事一家只好妥协投降，开门揖盗。 后来这家人的日子是可以想象的。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李欣娘老子请求法律的救援，解脱这桩要命的婚姻。 李月娥坚强不屈。法庭调查期间，她扬言要以老鼠药与县委干事一家同归于尽。吓得他们除了单位的饭菜茶水，家里的一切可供食用的东西皆不敢入口。她又威胁法庭，谁敢承办这桩离婚案，她便跟谁全家拚命。法庭传唤，她坚不到庭，一连几天闭门不出，一声不响地实行绝食抗议。法庭怕她真的寻了短见，便派人前去窥探。她住的那间房子窗户都挂了窗帘，只有房门插头被她忽视了。前去窥探的人用板凳垫脚往里看去，她正很悠哉地在床上躺着，瓜皮果壳糕饼盒子弃了一地。一发现房门插头上的人脸，她便一跃而起，大喊“捉拿流氓”。 一时间，举县无人敢近。县革委干事李欣一家只好举家逃亡，另择他居，任她鸠占鹊巢。 第七章 洪艺兵 副镇长老杨在镇政府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小丁那次找到他，他也很难过。沉吟了好久，说： “我去同镇文化站商量一下。” 商量的结果，是小丁到镇文化站做“费用工”，也就是从文化站的事业经费里给临时雇用打杂的人支付一点劳务费。费用工不在编制里，一般也不允许长年固定。老杨说，先做了再说吧，以后慢慢设法。镇文化站已经有了一个打杂的，叫洪艺兵。小丁后来听说这名字是“文革”初期改的，先前叫洪一鸣。改成这样，是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意思。洪艺兵给人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地伸缩，他一旦见到人，就永远是点头哈腰微笑。他戴着近视眼镜，有时眼镜被水汽蒙住了，看不清，但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使从一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身边走过，他也无一例外地点头哈腰微笑向她致敬。别人跟他说话，他也永远是无比荣幸地点头哈腰微笑，不管别人说什么，他自己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对的，是是是，对对对……”有时候别人向他问路，或打听什么事，他也这样点头哈腰微笑地“咿咿唔唔”。别人就以为他在敷衍，难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马上就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恨自己耽误了革命同志的大事，痛心疾首得让对方不知所措。平常他主动开口说话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便往往是检讨。检讨又往往过分。比如，写字的时候，偶然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会连连说：“该死，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类似的话要说上半天，声咽气绝的样子，说得很悲惨，文化站从领导到群众以至半条镇街人人都听到，听烦了，反倒来劝他，安慰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决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请他千万放心，放一百二十个心，革命的领导和革命的群众，是完全可以谅解的。他于是才逐渐平静下来，别人也于是安生。洪艺兵从烧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什么都做。他做得尽心尽力，又能干，没有第二个人能代替他。那两年，文化站的主要任务就是写语录牌，画领袖像。一个小小的镇子，街头巷尾，凡是能写字画画的地方，都留有洪艺兵的手笔。即便这样，洪艺兵也只是个临时工，不能转正。原因就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是本县人，老屋在山里，解放前是个大户，在镇上开得有店铺，所以能送她到镇上念初中。有一回学校组织一个什么活动，把学生带到高镇子几十里路外的城里，她就在那一回跟城里的一个什么人跑了，一去没有音讯，到土改时候，带了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回来，说是她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就再没有二话交待。那时候，她老子在乡下已经划了大地主（兼工商业主）。老屋她是回不去了，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抚养儿子成人。这“儿子”便是后来的洪艺兵。然而关于他老子，镇上是有传闻的，说是国民党的官吏，解放前夕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抛下了洪艺兵母子。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并没有经过认真查实。总之洪艺兵的来历很复杂。 尽管如此，镇革委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宣传队”（就是后来的文工团）。这主要得力于洪艺兵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 十几年间，他们母子两个蟋在一间低矮的披厦里（这披厦原是洪艺兵外祖父在镇上开的南杂铺堆放柴禾的，这南杂铺土改时没收归公了），无声无息地过日子。偶尔有人见过洪艺兵母亲在镇外河边洗衣服时，用(木芒)捶一边捶着河水里的石头，一边口里喃喃地连发恨声，骂“婊子，婊子”。一旦发现身边有人，就立即住了口，慌慌地做出似乎在河水里摸索失落了的东西的样子来掩饰。此外，她从没有给镇上任何人看过难看的脸色。 洪艺兵则因为读书到高中毕业，比他母亲更有文化，做人也就比他母亲更有特色。 本来，有了洪艺兵这样的人，小丁就完全是多余的。但洪艺兵却另有重任，镇上决定调他进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是“文革”最闹热的年头办起的，很神圣的。进去的人，都要查三代。洪艺兵能进去，差不多是个奇迹。 二 当时，负责组建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是徐光荣。他祖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所以他说话做事就很大胆果断。洪艺兵最后终于参加“宣传队”，就是他拍板决定的。他在镇革委表态说，我是让他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敢干别的，我就先灭了他！他对洪艺兵说：你好好干，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洪艺兵调进宣传队之后，没有让徐光荣失望。他一如既往，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都永远唯唯诺诺。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洗，他脸上也会毫无难色地接过去。他做所有的事都极其认真，瘦骨嶙峋的手精确而热情地工作着，活像一架永不停息的机器上的杠杆。他的工作是舞台美工，但每到一个地方，卸车、装台，常是他唱独脚戏，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又让他管大幕。有一回他实在熬不住，该关幕的时候他睡迷糊了，别人帮着关了幕，接着是七手八脚的换景。他被换景的响动闹醒了，发现上一场已经演完，赶紧去关幕，结果却把幕拉开了。刚刚演了阿庆嫂的那位女演员因为下场要演江水英，卸了先前的戏装，还没有换上新戏装，只穿着个大红裤头帮着搬道具，幕布突然拉开，两条光光的大腿一下暴露在台下的众目睽睽之中，羞得她一头钻进正准备撤下去的春来茶馆的茶桌底下。那茶桌做得不规范，矮而窄，她上身进去了，红得灿烂的臀部却无论如何拱不进去，成为一个鲜明的“三突出”。台下顿时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在宣传队，洪艺兵最恭敬的自然是徐光荣。 省地矿局的一个勘探队在本县某地发现了盐矿，这件事成为一桩证明“文革”伟大胜利的大新闻。宣传队为了及时配合反映，由徐光荣带了编创人员赶赴当地去体验生活。住了些日子，大家有些消沉，觉得光是找矿这件事，编不出什么节目来。徐光荣急了，说，怎么编不出来，关键是你们缺乏工农兵感情。几个人不服，说，那你试试，你有感情，你祖辈是农民，你自己做过泥水匠，也就是建筑工人，又当过民兵，还是连长，工农兵全了。徐光荣挺了挺身体，慷慨地说，试试就试试，工农兵可以改造一个世界，还编不出一个节目？不过两天，他召集大家开会，说，节目已经有了。取材就是这次盐矿被发现的真实故事：当地供销社一个女营业员偶然尝出商店后面那口水井的水有咸味，就去报告了正在这里搞矿产资源普查的勘探队。从而使他们真的勘探出一个储量丰富的岩盐矿，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丰硕成果。 徐光荣的节目就是编一支歌歌颂这位女营业员。他把歌词完整地想出来了： 我是供销社里营业员， 找矿报矿人人要上前。 商店后面有口井， 井水有点咸。 估计里面可能有盐， 赶快报告勘探队， 为世界革命作贡献，作贡献。 徐光荣说完，二目如炬，很兴奋昂然地看着大家，等着掌声响起来。 第一个表态的是洪艺兵。 “好！”他大喊了一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完全达到了样板戏的水平！” 但洪艺兵的表态是唯一的，没有得到响应。其他人大都定定地看着徐光荣，牙根紧咬着，脸色有的铁青，有的通红，就像便秘的人蹲厕所想释放又未释放出来时的那种样子。徐光荣把这表情理解成一种心灵受极大震撼的无声的激动，他于是举手指了指作曲的郑风： “既然大家喜欢，那就这样定了，你抓紧把曲子谱出来。” 郑风一直把头伏在桌上，两个肩膀地震似的抖动着，终于压制不住，一下仰起身子，放肆地笑出声来，两只眼角早已挂着憋出的泪水。他一放肆，其他人也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爷呀娘呀地乱叫着，满屋子打滚。 只有徐光荣和洪艺兵很庄严，横眉冷对千夫指。 三 在徐光荣最终离开宣传队之前，洪艺兵有过一段大红大紫的日子。 那段日子洪艺兵和徐光荣如影随形，徐光荣不管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地带上洪艺兵。洪艺兵的话明显比先前多了，常常是徐光荣说上句，他就补充下旬。徐光荣的话多是大白话，而洪艺兵恰恰是个引用政治术语的狂热分子，对徐光荣就起到极大的烘托和拔高的作用。大家于是喊他做“政委”。他听了，起先还做脸做色，要大家“莫发胡说”，后来就渐渐坦然。 他那种习惯性的点头、哈腰、微笑，有些吝啬了。吝啬归吝啬，依然是有的，但主要是面向徐光荣以及比徐光荣更重要的人。对一般人还是会尽可能做，只不过总让人觉得有些偷工减料，不能把戏做足。 他竟有了求偶的迹象。他进宣传队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母子两个却从没有在人前提过婚娶之事。 如今，表面上看，洪艺兵依旧没有一点区别的对每一个人都有求必应，但常常是为女人们做得更多也更主动。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女人们总是依赖心重，娇气，需要帮的事也确实多些。比方乡下的河，常常要蹚过去，水急了吓人，天冷又冰人，脱鞋脱袜持裤脚也烦人，于是不管老的少的，就都让他背过去。又比方剧团日子没有规律，早上起得晚了常常错过食堂开饭时间，特别是女演员又少不得零食，这些事，都由他包了。 终究也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让他这种看起来似乎无一例外的殷勤露出了别有用心的马脚。 四 徐光荣灵感突发写出那首女营业员找矿歌的歌词后，充分认识到诗原是人人可写的。于是就决定发动全宣传队的人都来写诗，而且规定了任务，每人至少一个礼拜要交一篇。如果宣传队人人都是诗人，他就不仅仅是宣传队队长，还是当地诗坛领袖了。 那正是一个诗的年代，滚烫火热的豪言壮语铺天盖地。宣传队大多数人东一句西一句地乱摘，轻轻松松就打发了徐光荣。也有老实的。就不知所措。拉手风琴的周燕就是一个。周燕的母亲名声不好，原因是离过两次婚。先前住在城里，后来带着周燕到镇上来，嫁了县中学的一个老师。周燕拉手风琴就是那个继父从小教会的，她也就因为这个特长招进了宣传队。她在整个镇子，公认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个，也就最惹眼。她自己平常却总是不声不响，没有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找处安静的地方拉琴。她很求上进，进宣传队不久就写了人团申请。徐光荣号召写诗，她就真心地希望自己不但一个星期能交出一首诗，最好一天能交七首诗。但她又实在不晓得怎样写才好。跟别人那样瞎抄，她又不敢。眼看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纸上却一个字也划不出来，她只有急得抹眼泪。 洪艺兵就是在这时候现出原形的。有一天，趁周燕的寝室没有别人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塞给周燕抄了交任务。 周燕进宣传队住集体宿舍之前，跟她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他们家就在镇街上文化站紧隔壁。镇街都是旧房子。房子与房子之间是板壁，洪艺兵在文化站打杂时落脚的那间办公室，正好是周燕睡觉的屋子。周燕的继父就经常在那里教她拉手风琴。周燕那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洪艺兵对她起先没有怎么注意。忽然有一天，他听出隔壁的响动有些异样：风琴声停了，然后是很可疑的静默，然后是周燕很细很轻的挣扎声。好多年过去，洪艺兵一直很清晰地记得周燕当时很凄惨又很压抑的喊声：“不要！不要！我痛！”这声音常像刀子一样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浑身冰冷，额头上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他记得很清楚，周燕那一年刚进初中，还不满十四岁。而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离了镇街，在镇外的农民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大家自然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但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包括自己母亲说起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的事实，使他有了一种对她们的莫名的亲近感。随着周蒸日益出落成人，这种亲近感又常常引起一种莫名的骚动。在宣传队他其实最情愿帮助的就是周燕，但周燕却是得到他帮助最少的一个。周燕不需要任何人背她过河，周燕从不吃零食，周燕绝少剧团女孩子惯有的恶习。但是这一次，周燕应该是需要他的帮助的。他这回是真心诚意的，没有丝毫表演的意思。也许有一点奢望，但肯定不是主要的。 他想错了。周燕还不到能够跟他沟通的年龄。周燕那时一心想做革命青年，一心想要抹掉母亲给她的生活涂上的污点，她不能做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徐光荣的事。 周燕把那首诗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徐光荣，揭露了洪艺兵的丑恶嘴脸。 五 徐光荣当时的态度远没周燕本人那么激烈。他觉得周燕只要不全文照抄，学习学习也不是环事。洪艺兵的用心终究说不上恶毒，诗大歌大颂大好形势，我都未必写得这么好嘛！把周燕说得疑疑惑惑直眨眼睛。 徐光荣对洪艺兵的偏爱是明白无疑的，倘不是紧接着宣传队改成剧团，随即又更换了团长，洪艺兵的梦很难说圆不了。 这个镇跟邻省的一个镇交界。每年两个镇的文艺团体都要举行互相间的慰问演出。本来，每次都是由镇上的主要领导带队（这时候宣传队就改叫了“慰问队”）。逢到各自举行的欢迎和欢送一类仪式，都是由这位主要领导致词，宣传队的领导只负责演出。当了几年队长，徐光荣渐渐地有了不满足。在宣传队，他凡事做主，凡事说了算，做惯了主角，没有做配角的心理准备。因而，逢到慰问这一类重大的外交场合不让他出头露面，他岂能不觉得委屈。 恐怕也是他的劫数到了，这一回他实在克制不住，镇上带队领导刚刚说完，掌声还没有完全停止，他就主动站起来，高举起斟满酒的杯子，红通通的脸上满是激动，说：“各位，我再补充一句：我们两省两镇是邻居，又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真正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满场愕然，继而就爆发出大笑。本镇的人晓得他就是这种水平，心实是诚的；外镇的人以为他在剧团是专演丑角的，说话幽默。 镇上带队的那位领导很愤怒，回来汇报，就上纲到政治事故。一研究，把徐光荣免了，去管农贸市场。这使他的演讲才能得到一个尽兴挥洒的地方，又不至误什么大事。 徐光荣走后，宣传队正式更名为剧团，派了刘宗吾来当团长。刘宗吾原是教师出身，“文革一开始前就担任县文教局副科长。后来受到冲击，下放回原籍，这次是落实政策。“刘宗吾”这名字听起来就是学究，他说话咬文嚼字，开会讲话，一定事先写好稿子，其中凡讲到自己的地方，不是说“我”，而是说“卑职”。 剧团换了新领导之后，洪艺气忽然觉得迷茫和空虚。刘宗吾虽然并没有怎样为难他，但肯定也不可能像徐光荣那样成为他的靠山。他的背脊一下又弯了下去，点头哈腰微笑又变得极规范化普遍化。政治上也更其严谨。“政委”是断不敢当了，但“政委”的原则性却是更加坚定了。 这反倒恰恰给他惹了祸。 那一年林彪出了事，按规定已经传达到了公社一级的干部，实际上满天下已经沸沸扬扬了。那时候小道消息正值鼎盛时期，是一般人得知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洪艺兵是绝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从不参与这类私底下的七嘴八舌，他的消息也就很闭塞。那回剧团加餐，喝酒前，他照例端起酒杯，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本来“红海洋”那个热潮已经过去了，但洪艺兵却坚持恭敬如仪。他这样做虽然不时兴，但也没有违反什么禁令，大家也就一直由他。而这一回，他却犯了大忌。 刘宗吾吓坏了。他是听了正式传达的。虽然他晓得洪艺兵并非故意唱对台戏，但这样的事一旦传出去，自己是要担责任的。他于是只有向镇上报告。镇上也晓得洪艺兵一向的为人，就让刘宗吾找个理由把事情掩盖过去。刘宗吾于是找洪艺兵谈话，说：“要是上面来人问你那天聚餐的情况，你就说你喝醉了，说过什么话都不记得了。”洪艺兵很疑惑，说：“那天我没有说什么，就是给大家敬酒前先敬祝了毛主席，又敬祝了林副主席，当时我还滴酒未沾呢。”他没有翻供，镇上也就只有来人，来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那天你肯定喝醉了，说过什么肯定忘记了，云云。他却更焦急，更严肃地反复声明：我给大家敬酒之前根本没有喝酒，不先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敬祝林副主席他老人家，我怎么能先喝酒呢。 不管你怎么给他挖沟，他的水就是不往那儿流。这就不能不引起别人对他的怀疑了：他是真不晓得，还是故意装戆说反话！上面于是决定：发动群众，查他一查。 洪艺兵后来很不明白，这么多年来，他在剧团，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巴结得不能再巴结，却不晓得为什么，别人对他积聚了这么大的仇恨，个个同仇敌汽。 男演员们最为愤慨，对他声讨最烈的是他“是不是打过周燕的环主意，是不是癞蛤蟆想过吃天鹅肉”。那些他曾如同母亲般地孝敬过的女演员们也不甘心被他冷落，全体奋起，呼天抢地。那个被他暴露过仅仅穿着大红裤头形象的阿庆嫂问：“那次你是不是故意的？”那些下过河被他背过的人也同样声色俱厉地逼问：“那次你的手为什么搂得那么高？” 洪艺兵自始至终没有抗辩一句，对所有的控诉他都一律点头称是。 六 换了别人，也许就很难把人再做下去了。但洪艺兵从小就是在别人的鄙视下面长大的，让他矮人一头，他把身子缩一缩就是，早已惯了的事，不难。 进了剧团，实在是他走了运。他在这里总是遇到贵人相助。徐光荣之后，刘宗吾对他实行的也是温和政策。毕竟是读书人，凡事总是多些人情味，对他们母子的身世，他心底里其实是颇同情的。现在洪艺兵在他手底下，怎样的提携，他是没有徐光荣那样的魄力去做，但不把他整得太苦，并且尽可能给些实在的起码帮助还是可以的。以一个老年人的心情，他觉得洪艺兵最大的事是成家。暗中，他跟老伴商量，为洪艺兵物色了一个对象。 这对象便是李月娥。当时她同李欣一家僵持了好长时间。刘宗吾内人是李欣的姨妈。能撮合洪艺兵和李月娥，可收一举四得之功：解亲外甥之厄；饱洪艺兵之饥；让司法部门体面下台；使李月娥得到真正可靠的归宿。先前人们没有发觉，或者是没有往这方面去想——洪艺兵有一张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天庭饱满，地廓方圆。又有副高出一般人的身材，宽肩窄腰，长臂长腿。平时他又很注意边幅，浑身上下虽然满是补钉，但很干净，很合体，文文静静，清清爽爽。真要是挺直了腰板，换一身新衣，抖抖精神，原是很潇洒的一个男人。年纪大几岁，比那个轻薄的李欣倒更显出几分男人的沉稳。 刘宗吾唇然成功了。这在镇内外成为一段佳话。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怀了极诚恳的好心去帮人，结果却糟透了，坏透了，几乎等于惨害。完全不是始料的那种样子。 洪艺兵同李月娥的婚姻，根本就是一场灾难。这一次的问题同情感没有关系，他们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物质性的，是最基本的自然需要。然而，结婚使洪艺兵得到有保障的性满足，却给他的食欲带来了可怕的危机。 洪艺兵一直就有着惊人的食欲。他的粮食定量远不够他的需要，母亲的定量匀给他一半，仍不够。母亲死后也同时带走了她的粮食定量，给他留下的是永远的饥饿感。他似乎从来就没有吃饱的时候，动不动就因为能量的缺乏脸色发白，冒虚汗，很厉害地痉挛。他平时谦恭卑微、低三下四，但一到吃饭的时候他的面部就现出了咄咄逼人的凶猛甚至狰狞，眼睛闪闪发亮，牙骨强而有力地格格作响。他最向往的是下乡演出的日子，吃饭不必交粮票而且管饱，最激动人心的是那些用巨大的瓦盆盛出的实实在在的大块肥肉。出于一贯的谨慎，他不敢抢先，极力控制住自己有节制的动作，以至于全身微微颤抖。但一旦行动，使极有效率，完全是一种“鲸吞”。一顿饭将完未完，别人将走未走的时候，他便往往失去最后的耐力，迫不及待地问：“你们不要了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便猛扑上去以风卷残云之势用自己的舌头把桌上的所有碗盘盆钵清理个一干二净。 婚姻剥夺了他作为单身汉仅的这最后的一点快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李月娥一下子给他带了三张嘴来：她自己，她从异县带来的那个女儿，她同县委秘书生的女儿。后者因为她同本县司法和行政当局的对抗，有关方面没有给她报上户口，使之成为“黑人”。不久，“黑人”又有增加，那是她同洪艺兵生的儿子。这一次有关方面又按第三胎计算，以超生（当时的政策允许生两胎）为理由不上户口。事先他们已经晓得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洪艺兵坚持要一个自己的儿子——并且一定要是儿子。面对着李月娥高耸起来的腹部，他已经在为儿子设想这样的前途：省级以上的行政长官、司令官、科学家或者至少是国际性乐队的指挥，以使自己黯淡的人生在儿子身上得到有光彩的补偿。为了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们所有的收入，只能用来买口粮。有限的定量粮之外主要依靠黑市粮。为此，他们不得不把其他的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洪艺兵总是光着膀子做事，以减少衣服的磨损。下乡的时候，在石头嵯峨的山路上，他脱下鞋子，把鞋带连接起来，挂在脖子上。脚板则被尖锐的石头划得鲜血淋漓。他的道理很正确：衣服鞋子坏了要钱买，皮肉破了自己会愈合，如果要上医院，也是有公费医疗的。 饥饿甚至使洪艺兵近于疯狂。有天半夜，从他家里传出惊动半条街的吵闹声，那个夜晚，他把李月娥打得死去活来。原因很简单：李月娥起来小解，弄醒了他的梦。而他当时梦见的是自己刚刚在一张堆满了巨大的红烧肉块的桌子边坐下来。 洪艺兵喜欢梦境的暧昧——这梦境常常因饥饿而引起；他不喜欢赤裸裸的有限的现实情景——那往往就是尖锐的饥饿本身。 洪艺兵和李月娥常常这样吵扰得四邻不安。打闹的原因，洪艺兵从来是缄口不言的，但李月娥却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因此大家都很晓得，多半是为了吃饭。李月娥买东西时被短少了斤两，李月娥淘米时不小心倾出了米粒，李月娥对财政支出和粮食库存拮据状况的抱怨等等，都可以是战争的导火线。而一旦战争爆发，洪艺兵便毫无节制决不手软。战争的高潮是摔东西。李月娥摔的是洗衣板、(木芒)捶之类；洪艺兵摔的是有极大反响声的水瓶碗碟。李月娥于是就绝望而恐惧地悲号：我摔的都是摔不烂的东西，你怎么能掉水瓶呢？你怎么能摔碗呢？你真是心狠手辣！你真的不想过了么？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人跟人的关系也真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因缘。连李月娥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为什么偏偏怕了这个洪艺兵。在他面前，她不由自主地就成了一个软弱的女人？洪艺兵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对所有的人都逆来顺受，为什么竟有一天居然得到驾驭一个人的权威，并且随着日子的推移，从肉体到意志都得着了对别一个人的完全的占有。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是可以听任他肆意压迫的。他的对命运的从不流露和那饱满充盈的不公正的感觉，终于得着一条可以尽情宣泄的出路。婚姻使他面临了物质的极大贫困，却使他的精神获得某种程度的胜利。这恐怕是他的明显不幸的婚姻的一份意外的幸福吧。 第八章 曹婆子 去年冬天奇冷，雪大。东方红大队死了好几头牛。又没有钱置新的。到了春上，耕力就很不足。偏在这时，全大队最蛮、最得力的一头阉牯收栏时在一个坡坎折断了腿骨，而且是大腿骨。一堆庞然大物可怜巴巴地卧在坎下，半个身子冒在坎上，两只极大的眼睛泪水汪汪。 除了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唉声叹气，众人多是围着，七嘴八舌看闹热：治是没得治的，治了，也是个废物。到时候不是牛供人，是人供牛。干脆，给它一刀，免了它的活罪……都眼巴巴地等着吃肉。春荒日子，能撞上肉腥，赛似过年。 已经被停了职的殷道严不晓得从哪里得到消息，一头大汗地赶来。一下跳进坎下，仰面喊：“还不去几个人，找几个根杠子来。”看看没有人动桩，殷道严急了，认定几个后生，说：“我叫你们做老子，要得么！”说话的时候，眼睛血红。几个人看他真发了武，只好顺他。 把牛从坎下起出，又设法运到镇上，快半夜了。好不容易敲开镇医院的门，值班的人说：“你们把门牌看清楚，这是人民医院，治人的。”随手就关了门。因为让人搅了瞌困，在门后面还骂骂咧咧：“这帮人，哪是人，是牛，畜牲！” 殷道严急得没有法子，忽然想起了工作组长老杨。 老杨咳咳咔咔地披了棉袄出来，站在院子半夜的寒风中打抖索，一边抖一边说：“只有找曹婆子试试了。” “行得么？”殷道严不由打个寒噤。 “你说怎么办呢？不是救牛要紧么。”老杨也许是冷得用力咬了咬牙巴骨。 殷道严跟着老杨，做贼似的摸到曹婆子的屋，细细唤开了门。曹婆子见到老杨，二话不说就跟着走。 曹婆子蹲在黑地上，伸手探了探牛腿，说：“没有事。”然后，她站起来，让大家离牛远些，自己站了个桩子，两只手缓缓地平端到胸口上。天黑，大家看不清她的脸，只听她出了口长气，猛然又蹲下去，轻轻地却极有力地“喔嗬”了一声，先前在地上瘫了一大摊子的牛，竟随了那声低低的发喊“唿隆”又站起来。 “依然抬回去，歇两日，会好的。” 曹婆子说着话，像刚才来时一样，消失在黑暗中。 一群壮年汉子，站在黑地里，久久发呆：牛脚骨原没有断，是髋骨那里脱了臼。一个半老的女人，把条牛腿复位，竟像拍个巴掌那么容易。镇上人先前私底下把曹婆子传得很神，看来真不是虚传。 二 去小镇百里之外的波阳湖口，先前是江湖间的繁华地。古时从中原去岭南，此间是必经之途。湖口有个叫姑塘的湾子，水深，避风，是天然的良港。进出波阳湖的船旅便必定在这里打尖，歇夜，湾风，交易。姑塘因此发达，泊船墙桅林立，屋宇鳞次栉比。有一段佳话说是乾隆下江南，慕名驾幸姑塘，他上岸做的头一件事是，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大泡尿。这恩泽在他离去之后，地方上才晓得。于是感恩戴德，集资在那尿迹上立了块丈八高的碑，让一尊囗囗驮着。碑上刻曰：皇恩浩荡。这佳话据说很可靠。那碑至今尚在。先是由一大户人家收藏，埋在地下。“文革”时被挖出来，来不及砸烂，半夜却被悄悄拾去砌了水库的基脚，算是确保了万世无虞。总之，姑塘有过繁荣历史是无疑的。因其繁荣，也便多事。百十里鄱湖上，姑塘是湖盗们最喜欢光顾的地面之一。镇上的大户，便多养有打师。打师并非都是一流货色，并且也不能确保都没有二心，因此谋打师很不易。有一家想出了一个绝法子，纳了一位江北女打师做妾。事情立刻风传开去，反而惹起强人的好奇。很快便有人前来领教身手。 来的人也不敢冒失，一来来了一伙。自称是为生意而来，但一个个举手动脚处处显出十足匪气。老板子虚与委蛇，让“贱内”上茶。 茶碗上来，匪们一个个立刻直了眼睛：盛茶碗的托子竟是乡间磨豆浆的碾盘。一个静静办办的女人一只手稳稳抓着碾盘的把手，一只手把碾盘上的茶碗一一分送各人，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像摇着一把扇子。 匪们面面相觑，然后知趣告退。老板子同他的“贱内”把“客”送出大门，匪们走出数步开外，老板子在他们身后又唱了一个喏：顺风。匪们回头答礼，却见老板子身边，那女子双脚腾空，贴在门板上，依旧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匪们连忙缩了颈，鼠窜而去。 这家人的家门自此固若金汤。 几年过去，有一天，姑塘来了一个挑笼卖索的，样子蔫蔫的，很寒酸，蹲在地上，口里有一句没有一句，唱着叫化子歌： 月儿稀，月儿稀， 老爹原是有名的。 前番把我一把米， 放在黄麻袋儿里。 撞着一只焦黄狗， 哞地咬碎袋儿底。 …… 他的样子有趣，引了许多人来围观。做买卖，他的口气却大，说他的棕索两条牛也扯不断。 有位好事的打师觉得可笑，便上去抓起一卷： “只怕是陈年烂索？” “棕是今年割的，索是昨天搓出来的。” “可以试么？” “可以。” 那棕索手指粗一根，麻花似的扭成一卷，每卷又膀子粗。打师分出一根，缠在手指上，轻轻一撴，断了。又分出一根，又一墩，又断了。转眼间，一卷棕索就长长短短地断了一地。 “分明是烂索么。” 打师听着四周一片喝彩，很得意。 那个卖索的人幽幽地看了打师一眼，说： “都是在江湖上混饭的，何必呢。” “混也要混个正当，总不能哄人嘛。” “既是这样不晓得成淡，那我也就认了吧。” 卖索的人说着，把担子上的棕索摘下一卷，崭新的棕索在日头底下闪闪发光，散着一股清香。他把两只手平抓那膀子粗的一卷，只轻轻一拧，一卷棕索就齐齐地断了。又摘下一卷，又一拧，又齐齐断了。没有几次，一担棕索就在地上断成一堆。 全街噤若寒蝉。打师的脸变得灰青。江湖上逢到这种事，挑衅者十之有九是要拿命赔礼的。 了结这件事的是那位女打师。她怂恿老板子出面打圆场，让那位因出风头而倒了霉的打师办了十几桌酒席，把姑塘有头面的人物都请到，又在街上整整放了一天炮仗，作为赔礼。然后卷起铺盖离了姑塘，由卖索的人顶了他的位置。 好久之后，姑塘人才晓得，那女打师同卖棕索的原是师姐弟。当初娘老子拗钱不过（江北的大别山，是出了名的穷地方），逼迫女儿做了妾。师弟曾想一走了之。没有想到走出千里万里又悠悠地被牵了回来。 天下冤家有几多！ 后来自然就有了事。师姐弟两个也不晓得怎样寻出让人信得过的藉口，不时雇了船，摇到波阳湖中间。 四下一片茫茫白水，一盘明月亮在中天。无边的空明中，渐有淡淡的雾浮起。月亮周遭围起一圈柔柔的晕。平滑如镜的湖面因湖水的升涨微有动荡。远远的渔火幽幽摇曳着，亮着迷离的光。浸了浓浓酒香的歌子无忌地从舱中溢出： 壁上挂灯灯也红， 郎抱情姐在怀中。 郎是日头姐是月， 姐是杨柳郎是风。 喊姐声声姐身颤， 好比鲤鱼戏花篮。 鲤鱼戏在花篮里， 进去容易出来难。 …… 不远的地方，一座鞋样的山影影绰绰。传说那是天神杨戳的妹妹三圣姑私奔人间，被其兄追迫而在慌忙中落下的一只绣鞋。而今，这个不守礼法的证物静静地兀立水中，仿佛在重温那个同所有那一类老而又老的传说大同小异的旧梦。天上地下一起屏住了气息，谛听。 那些夜晚，事先买通了的船老大同他们就只有一板之隔。火烧样的歌子听得人也像火烧样的热。受了感动的船老大当时竟不漏一丝口风。师姐弟的偷情，几年间竟无人觉察。 隐情是师弟自己公开的。师姐的老板子被镇压之后，师弟向土改工作队交出了一包金银细软。那是师姐交他收藏的私房，预备他们私奔后过日子的。师姐由此被划为地主分子，并有了转移浮财的罪名。师弟则被吸收成了政府工作干部。 这师姐便是后来的曹婆子。 三 曹婆子是怎样到镇上来的，没有人刻意追究。有那么多神乎其神的故事，小镇人已经得味不过。 长期以来，曹婆子之于小镇人，仿佛水中月，雾中花，总是有一层隔膜。千金难买一笑，对谁都冷冷淡淡，在镇上生活了几十年，始终是陌路人。 传说中的曹婆子年轻的时候自然是如花似玉，不敢说倾国倾城，至少百里以内是盖了的。这曾经是地方上的一大荣耀。如今也使小镇添了几分光彩。几位趿鞋秀才甚至认为，以曹婆子现存的风韵，上县志也是毫无问题的。 曹婆子在镇上属于被管制的分子，关于她的那些传闻，又使人认定她属于水性杨花一类。于是就有了轻贱，有了想入非非。但长长的日子过去，镇上的老少情种却无论如何连她的一根汗毛也挨不上。于是，他们只好愤愤然，悻悻然，在背后给她编排无数香艳故事，把她描绘成天下第一荡妇，不亚于妲己，不亚于武则天。 然而，怨归怨，恨归恨。曹婆子面上看来，始终是心同死灰。 现如今的曹婆子头发该白了，却不白。脸上依旧保留着当年的轮廓，不熟悉，不细看认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关于她的往日，她的撩人的风姿和故事，她引起的骚动和风波，永远不会被淡忘。许许多多新的佳话，新的纠葛，新的演义也无法把她和她的过去的一切湮没掉。她整天当街坐着，头上永远戴着一顶颜色变成了灰黑的麦草帽，天晴遮太阳，刮风挡尘沙，下雨则当伞。在雨里呆的时间长了，雨水就从草编的缝隙中渗透下来，然后整个帽子底下都挂满了水滴。更多的水则在后脑壳那一面的帽顶聚成一股细流，一直落到她的依旧挺直的背脊上。而在这同时，一块很大很完整、显然是下了决心买来的透明塑料布，却覆盖在零食摊上。这样即便下雨，也不会中断生意。 不过，她的零食是有特别之处的。如果说曹婆子曾经以她的姿色和武功名重一时，那末，这个零食摊则是她晚年的光彩。其中盐煮花生和薯片干尤佳。花生是一个个精心拣过的，大小极匀称，外壳浑圆洁白，没有一点破损，没有根须之类的杂物。说盐水煮的，但吃起来竟比炒的还松脆爽口；薯片不是一般的炒法，而是先将红薯去皮煮熟，再揉进面粉、鸡蛋、芝麻及糖，切成薄片，再回锅烘炒。不论其味，单看每片的大小，厚薄，几乎相等，就足见功夫之深。 就有了红眼。就批判资本主义。不准摆零食摊。曹婆子就养猪，又到离镇子很远的一片乱坟坡下去开荒。日子还是得味。间或甚至有人听她有一声没一声地哼歌子： 青竹当马不能骑， 兔子耕田怎驮犁， 扁担划船难过江， 相好大姐不是妻， 日后总有拆分时。 …… 几多年过去，曹婆子同她师弟依旧藕断丝连，打断脚骨连着筋，旧情未了。她师弟后来在城里的大医院当伤科医生，据说还是科室负责人。每年春上，他都偷偷到镇上来一趟，会曹婆子。每回都是夜里来夜里去，自以为做得隐秘，不晓得镇上有的是眼睛毒的人。 镇上的街道办合作医疗的时候，管文教卫生的副镇长老杨曾经提出是不是可以让曹婆子出来开伤科做跌打，用其一技之长。但因为那些风言风语，镇长李芙蓉不同意。说这个女人是火烧冬茅心不死，不能用。医院是人命关天的地方，若是贫下中农遭了阶级报复，哪个负责？ 老杨也就只有缄口。 第九章 余自悦 一 镇上另一个有些来历的人，是余自悦。 余自悦祖上好几代，就在九江城站稳了脚跟。他们在最繁华的西门口立着个门面，叫“浔阳楼”。袭用的那座早已不存的宋朝名楼的牌号，足见其自责。 余自悦祖籍江西奉新。旧时称“广济挑子（剃头担）；扬州堂子（娼妓）；奉新厨子”。奉新人在这赣北门户、水陆通行是很为老实巴交的江西老表争脸面的。当时，上下水凡经过九江的人，很少会有人不知道浔阳楼。就是没有进去过，那年深月久生出铜绿的牌匾，也是不会让人忽视的。 但这浔阳楼却给余家带来了耻辱。 余家的耻辱日在民国二十五年（他们特别记住了这个年号，而不是照新的说法叫一九三六年）。那天，从庐山的军官训练团了来了几位军官。浔阳楼见的头面人物甚多，来几个有身份的人并不为奇。但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委员长亲自当团长，陈诚当的副团长。来的这几位气度也很不凡，这对浔阳楼实在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记录。（浔阳楼再显赫，毕竟茅房头上的绣球。小地方的门头再高，也高不过大地方的门槛去。）茶房（跑堂的）因此格外殷勤周到：请座，斟茶，上热洋帕子，呈菜谱，点水不漏。那时候讲究“一堂二菜”，生意的好坏，先不先取决堂上的功夫。不似如今的许多国营店面，服务人员的脸一张张几近盾牌，仿佛自己是施主，顾客是乞食的。 军官之一先点了“三鲜”。 “就一样？” “上了再说。” 很快就上菜了。气腾腾冒着，油吱吱响着。 “就这个？” 军官们很庄重地坐着。 “各位长官只管吩咐。” 茶房躬躬腰。 “就这个？” 军官的话很金贵。 茶房是个极灵泛的人，眼珠子转得飞快。却仍是不解其意。 立刻就过来了堂头（堂上负责人），一看桌面，立刻就说： “就来，就来。” 很快又次第上了两道“三鲜”：烧三鲜和烩三鲜。由堂头亲自端上来。 原来“三鲜”有烧、烩、炒之别。上一道炒三鲜，自然不等于就是“三鲜”，白马非马么。 “就这个？” 军官们的脸上仍是没有表情。 “请吩咐吧。” 堂头脸上堆满馅笑。 “这就是你们浔阳楼的三鲜？能否指点一二呢？” “不敢。这是炒三鲜，用的是生鸡、腰花、鱼片；这是烧三鲜，用的是熟鸡、火腿、海参；这是烩三鲜，用的是鸡丸……” “行了。”军官眼睛直盯着堂头，“你们怕是有一点店大欺客吧。” 军官生得白白净净，清清秀秀，很儒雅，不像个军人，倒像书生。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 堂头经的事多，心里很紧张，脸上仍从容：“不会的，不会的。浔阳楼从来童叟无欺。况且是长官们。” “那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鱼片？海参又在哪里？” 正理论着，余自悦老子慌慌张张地从里间跑来，连连拱手： “对不起，对不起，各位请海涵。真是太不巧了，恰好店里缺货，鱿鱼、海参不凑手。海参就用鱼肚代了，鱼片本该用鱿鱼的……” “那事先为何不说明？” “怪我，怪我。我没有向堂上交待。” “贵姓？” “免贵，姓余。” “你就是余老板？” “是的。” “幸会。” “莫客气。” 余自悦老子小心地应酬着，让几位军官换了一张桌子。 “今天我们几个是给这位做寿。我们是慕名来的。” “谢谢各位赏光，蒙各位抬举，我下厨，献个丑，请各位见笑。” “那好，难得余老板有这样的好意，这一回，寿星自己来点菜吧。”很儒雅的那位十分振奋。 “要得。”一个四川口音的军官应声说，“先来个‘炮打响牙城’。” 余自悦老子睁大眼睛看着那位四川口音者，等着下文。等了一会，见那个人也在看着他，才意识到那个人刚才报的是菜名： “长官刚才点的是……” “炮打响牙城。”四川口音很铿锵有力地又说了一遍。 “……”余自悦老子用力咽了一口。 “怎么？” “……能、能不能、请、请教一下呢？”余自悦老子鼻子开始发亮。 “请教？”四川口音尖声笑起来，“我要的这道菜，在我们四川可是家常菜哟。你这里到底是啥子名菜馆么？莫非我们走错了地方？”说着他很失望地看看同僚，指住那个儒雅的军官说：“你带的啥子路么？” 那个军官缓缓站起来： “余老板，你们浔阳楼门面上写的可是‘笑纳东南西北客’的啊。在这九江城里，敢说八大菜系都来得一手的不就是你们浔阳楼么？” 说话之间，先前一壶滚水似的浔阳楼已经寂静如庙宇。食客们都屏了声息，来观候这场官司如何着落。那年头，自己带只死苍蝇来塞在菜里，然后同店主闹事的并不少见，但那多是泼皮地痞所为。今天的这几位都是堂而皇之的人，他们的要求也都是正当的，并不是寻衅。 余自悦老子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汗劈头淋下。 “既然如此，余老板，我们不难为你了。”很儒雅的那位向同来的几位拱了拱手，“今天是兄弟冒失了。很对不往诸位，走吧。” “不不，请留步……” 余自悦老子嗫嗫嚅嚅地嘟哝。 那时候余自悦的祖母还在。她浑身抖得筛糠一般站在旁边看了半天，此刻竟颤巍巍地几乎要跪下去。事情是无论如何无可挽回的了。几位军官很庄重地整了衣帽，很庄重地鱼贯离开了桌子。那位很儒雅的军官走在最后。经过余自悦老子身边的时候，在他身边很轻、却让周围的人都听得见地说： “浔阳楼怕是要败在你手上了吧。” 余自悦老子是个极要面子的人。第二天就摘了牌匾，接着就拍卖店面。“炮打响牙城”一炮就轰塌了矗立了几十年的浔阳楼。 来接手的是后来的“绿杨村”老板陆传贤。 二 陆传贤原是余自悦祖父的徒弟。论起来，是余自悦老子的师兄弟。 那时候有两种学徒：一种是“容师学徒”，徒弟从属的是老板而不是师傅，师傅离店，学徒并不随从，别人认的也只是招牌，称作“某某店的徒弟”；一种是一敬师学徒一，徒弟从属的是师傅而不是老板，师傅受雇，被辞或告退，徒弟随之去留，一股称作“某某师傅的徒弟”。敬师学徒拜师的头一年，赚的工钱全部归师傅，第二年才能得到一小部分，第三年得一股。三年满师后即可依身价出卖，哪家店要雇，并出的工钱高，可以离师去受雇。自然也有讲情义的，哪里也不去，一直跟着师傅。 陆传贤在浔阳楼跟余自悦祖父当敬师学徒的时候，余家待他极厚。浔阳楼鼎盛殷实，手头本来就比别家要宽绰得多。店员分“外偿”（小费），别家最好的七天一份，浔阳楼则是五天一份，一般每份都有四五块银元。（浔阳楼店大，来的多是贵客，给的外偿也多。）陆传贤在厨房里学徒，起先做的自然是下手。但是客人以酒烟钱、烧火钱、牙祭钱等名目送来的红包，他跟其他师傅一样得份。他嘴甜，手脚勤快，很得师傅欢喜。另外——余自悦祖父看出，陆家怕不是等闲之辈，有朝一日，在这小小浔阳城，是一定要非同小可的。他确切晓得，陆家一直在暗里做着烟土生意。浔阳楼差不多等于浔阳城的中枢，浔阳城里的什么事这里不知道。 陆传贤三年满师后即拜别师傅，离了浔阳楼，并且果然不久就另起了炉灶，立了门户。 余自悦祖父在的时候，两家的走往还十分之密。陆传贤人前人后把师傅吊在口上。逢年过节，便早早用轿子把师傅接过去坐上首。 陆传贤开的“绿杨村”一起手店面就极轩昂，整个九江城里，除了浔阳楼，再没有一家高过它的屋脊。然而派头归派头，绿杨村除了一副暴发户的盛气，其名声同浔阳楼还是决不能相比的。无论是场面上的交际还是店堂的功夫，陆传贤也还少不了浔阳楼的提携指点。 余自悦祖父谢世之后，两家才日渐疏远。陆家的气势眼见得像发酵一样一天天膨胀。绿杨村之外，陆传贤的其他几个兄弟分别开了布庄、南货行、洋货行。陆家的喉咙，在这个小小城里是日益地响起来。渐渐传出风声，他们想把西门口一带的房产成片买下。这其中并没有排除浔阳楼。 陆家人自己倒是没有公开发表声明。陆传贤每见余自悦老子，还是一师兄，师兄”的连喊不已，鞠躬如也。 浔阳楼摘下牌匾不久，余自悦老子就打探明白，那伙丘八中很儒雅的那一个，是陆传贤一个远房姑姑的儿子，陆传贤喊作“老表”。 事情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余自悦老子后悔性子太急，却也来不及了。于是羞愤交加，病了好长时间才爬起来。等爬起来时，先前一个壮壮实实的汉子，已经成了一个耳聋眼花，毛发花白的老头了。 拍卖了浔阳楼后，他们迁到了九华门。地方虽然偏了些，却也是一个人货集散的码头。门面小了，也不再叫浔阳楼，改名九华饭庄，但食客们是晓得好歹的。毕竟烹饪世家，名扬遐迩，就是想躲也躲不掉。 余自悦老子闭了浔阳楼，随即就辞了当地餐馆业同行工会会长的职。不过同行们十分仁义，一直到他辞世才重排座次。依实力，依辈份，绿杨村老板陆传贤坐了头把交椅。九华饭庄少老板余自悦排行第二，为副会长。二十出头的余自悦坚辞不受，陆传贤死死揪住他的袖子，十分恳切地说： “侄子看来是不服师叔了，罢罢，那就还是你坐上首吧，我来给你做下手。”他这样说，余自悦倒不好不受了。 但是余自悦心里明白，一山难容二虎，同行本是冤家，陆传贤这样的人，哪里会轻易放过他。 三 解放军进九江城是在五月。四月间久雨不住，山洪陡下，九江城的内湖内河都泛滥。长江水位猛涨。水势虽非罕见，但当时临江没有堤防，最闹热的西门口仍旧马路上撑船。地势低洼的九华门一带，水更是从窗户流进流出。凡烟火店铺都开不得业，灶没在水面以下，锅都吊起来了。 上半夜，余自悦被叫店的声音唤醒。 “余掌柜在吗？” 是北方口音。 “哪个啊？” 阁楼上的余自悦听了好久，才不情愿地应声。 “对不起，打扰您了，大掌柜的！”底下的人明显的很是欢喜，“咱是解放军。” “嗬哟，莫怪！”余自悦一跃而起，却被老婆的胳膊妨碍住了。底下的人见楼上又没有了动静，以为变了卦，又“掌柜的，掌柜的”一连声喊起来。 “怠慢，怠慢。”余自悦好容易把一颗乱糟糟的头伸出了阁楼的小窗洞，一眼看见来人立在齐腰深的水里，失声喊起来，“唉呀，该死该死。”然后就两只手提着裤子跑到吊楼上来：“快请上来，快请上来。” “不客气。”那人说，昏暗中看不清他的眉眼，只隐约见到一道白白的牙齿，“跟您商量个事。” “什么事？” “劳您大驾给做些馒头。” “做馒头？我已经……” “我知道。”那个人显然晓得余自悦要说已经关了好几天店门之类的话，连忙接口，“部队已经一两天没有进口熟食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您这儿，您可说什么也得帮咱想想法子。” 几乎是求救。 九江是和平解放的。解放军还没有过江，驻扎九江的国民党军队就跑了个燕儿飞。虽说没有打仗，但几万大军经过长途跋涉，原以为过了江南，进了城市，至少可以好好地饱顿口福，没有料到局面如此严重。由于涨水，城内桥梁炸毁，城外公路阻断，粮食煤炭供应不上，市场物质紧缺，一些投机分子囤积居奇，大多数熟食店竟都灭了烟火。后勤供给一时成了困难。 余自悦略怔了怔，很快地说： “没得话说，我来。” 那一夜，他也没有顾上喊伙计，自己同老婆在店堂里把几张祖传的大八仙桌拼起，上面铺了砖块，再架上两只极大的空油桶当炉子。到天亮，竟做了十二只面粉袋，每袋面粉净重是五十斤。蒸出来的馒头堆了一小划子。 头天夜里来找余自悦的那个军人又是敬礼，又是作揖。他当下就要随部队开拔，来不及作更多表示，除了留下银元，还留下一纸证明，说到时候再由地方新政权来嘉奖。 四 当时那许多店铺停业，涨水固然是个原因。但若是一定要升烟生火，也不是办不到。主要是许多人临着这个世道变迁，改朝换代的骨节眼上，要等一等，看一看。当时，潜伏的特务及土匪、流氓还在不时鸣枪惊众，散布种种谣言。九江市民的刁原是最有名不过的。有道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三个湖北佬，当不得一个九江佬。此言不谬。他们自己也认可，时常聊以自嘲，甚或据以自傲，颇视作殊荣的。长江中游的这个上下水码头，小是小，却有些名气。灌婴的浪井，周瑜的点将台，小乔的梳妆楼至今有迹可寻；李刺史留贤名桥，白司马闻琵琶处，宋押司题叵诗壁，近期就要修复。考察此地民风的形成，自然不可不与此相联系：地方卑小，见的世面却多而且大，由不得人不圆滑善变。 余自悦后来真的受了嘉奖。但很长时间，他心里老大不踏实，打了好久的鼓。本来他一个生意人，做饭吃饭，别人争天下，夺江山，风起云涌，龙腾虎跃，与他何干？站在黄鹤楼望翻船也就罢了，可是那一夜他那十袋面馒头做得惊天动地，风头是大了，后路却没有了。天有不测之风云，共产党成不成得了气候，哪个晓得？显见是有人在暗里要扯他下水了。要不是有人点水，那个北方垮子怎么能在快半夜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找到他门上来呢？ 日子长了，余自悦的心才渐渐宽了下来，又渐渐证实了那个点水的，没有出他所料，正是绿杨村老板陆传贤。 解放军打听到陆传贤是当地餐馆业同行工会会长去找他的时候，他歪在床上，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他告诉解放军去找副会长，走哪条路，拐几个弯，何等门面等等，介绍得极其详细。并且特别说明，余自悦老婆的白案是本地绝手，本地像她那样的把式，决没有第二个。找别人都怕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找余自悦夫妇。 陆传贤话说得很绝，钉了钉子，还拐了脚。原是想陷余自悦于困境，然而世道却不像陆传贤估计的那么悲观。解放军如风卷残云，天晴得很正很稳。余自悦建国前就成了共产党的功臣，陆传贤反而成全他了。 陆传贤心里酸溜溜，脸上还是嘻嘻笑。血气方刚的余自悦一见到这张脸就作恶心，恨不得像捏面一样捏一把。 五 余自悦长得矮矮挫挫，像个石礅，窄脑门，细眼睛，嘴大下巴阔，样子很蠢。没有事的时候，他总是耷眉合眼，别人都以为他在打瞌睡。骑在自行车上，他也是这副样子。不过，不管路上有多少人，只有别人撞他，他决不会撞别人。有一回，他骑车从集市上过，绕过了一个大箩筐，没有想到箩筐那边一个乡下小女孩在地上铺了块布，布上放了好几堆鸡蛋。刹车是来不及了，他也就直接骑过去。周围的人都惊叫起来。到头却发现是一场虚惊：余自悦的车轮从几堆蛋中的窄缝中虬曲绕过，除了在那块布上留下车胎印子，一个蛋也没有撞破。 别人后来就晓得，他打瞌睡的时候，正是打各种主意的时候。他整天打瞌睡，也就整天在打各种主意。他眼睛闭着，却比睁着眼睛的人还看得清楚。 余家的家业和技艺，在他手上是大大地发展着。 他改了许多祖传的老规老制：九华饭庄在本地头一个实行先吃后付账；把一贯的五成利改为三成利。很放得开。 他不自大，不关起房门看老婆。有过路的同行或是精于此道的食客，只要被他察出，他都主动上前讨教，甚至千方百计地把人弄到灶上示范，并不怕影响自己的声誉。那道置浔阳楼于死地的所谓“炮打响牙城”，他很快就弄清了原是极简易的货色：宰鸡十只，以脯肉做丸，灌入鸡颈皮筒中。先用佐料渍过，再用滚油来过，然后用文火爆出。吃时后一丸打前一丸。如此而已。在余自悦这里，九华饭庄的菜谱，比浔阳楼扩大了几近一倍。 他还善于发明。此地饮食业五十年代初就有了冷库，那就是余自悦自己制造的土冷库：砌个石池，其中放满冰块。比起挖井（那时候一般利用深井保鲜冷藏）和用冻粉之类作汤包馅料便当得多，味道无疑也好得多。 到了新社会，年纪轻轻的余自悦又因为有功而十分的吃香。 这就难免惹起同行妒嫉。最妒嫉的自然是陆传贤。 解放之初，城里面当年凡跟共产党为敌的达官贵人跑的跑了，提的捉了，杀的杀了。为政策所宽容的有钱人也大都做了缩头乌龟。新上台的共产党大小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绝少有人上馆子奢侈。像绿杨村、九华饭庄这样的上等餐馆，生意一时便见清淡。 绿杨村干脆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开门营业，也只是弄个二流师傅应付着，哪个也见不到陆传贤的照面影。开会（那时会很多）只要能捱他就尽量捱着不到，不是“病得爬不起来”，就是“走人家了”，不在屋里。实在捱不过，他来了，却奄奄的像发了鸦片烟瘾，一张脸牙疼似地蹙着，像晒干了的枣子。一开口，先是慷慨激昂地谈一通认识：共产党如何如何英明伟大，他们自该如何如何效力报答。等说到实际问题，比如捐献、纳税的时候，便一迭声地叫苦连天，仿佛不是他该捐献、该纳税，倒是爱民如子的政府该给他救济。 这时候，余自悦就在一边打着瞌睡。但是陆传贤在他眼里就好像一丝不挂。他甚至看得清陆传贤说话间咽下去的一口痰怎样从喉咙流进胃里，又怎样从胃里流进了某一截肠子。陆传贤无非靠的两手：一手叫苦叫穷；一手私底下打他余自悦的报告，把九华饭庄的营业额跟吹猪尿泡一样吹起来。他连陆传贤打几回报告，一回用了几张纸都估得出来。但他不动声色。犯不着。 轮到他表态，他说得很简单，只亮出几个数字：比如，给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他出多少钱；这个月或这个季度他交多少税等。这些数字常常使满座惊讶，让同行的牙缝像蛇一样抽凉气。陆传贤则给他对照得脸色发青，像霜打蔫了。 应当承认，那时候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些人热情很高，却经验不足。余自悦报的数越高，下一次核定税收的时候，数额也就提得越高。加上陆传贤不断让人匿名揭他的底，几个年轻的税务员就更觉得心里有数。余自悦也就听任水涨船高，从不皱眉，也不申述实情。税是按月抽一次；每季又将三个月的数累计起来抽一次；每半年又将两个季度的数累计起来抽一次。爬梯子一样越爬越高。余自悦每次都爽爽快快，而且每次自报的数额都比上次增加。轻松得就像马戏团变魔术的一样。两年之后，他变卖尽了余家祖传的几乎全部家当，一应银、铜、锡、铝餐具，老婆陪嫁的细软，直至儿子脖子上的金丝箍儿，都一律没有留下。九华饭庄宣告破产，只剩下一幢空屋壳子。 七 余自悦等于自己拆了自己的台。但是他拆得心甘情愿。他有他的想法。当时九江城有一个先前开纱厂的资本家把所有的产业都无偿献给政府，结果做了副市长。这个副市长是统战对象。余自悦要比他做得更彻底，要做无产阶级，那是依靠对象。 不过，他想彻底，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别人并不那么彻底地相信他的彻底：余家渊源深远，岂是一两年能倒卖干净的？哪个晓得九华饭庄夹墙里、地窖下埋了多少家私？余自悦只怕拔的是九牛一毛呢。 余自悦听了这些风言风语，也晓得陆传贤怎样作祟，并不辩，依旧打他的瞌睡。 冬天的一个刮大风的夜晚，九华饭庄（其实已不是饭庄了，只是余自悦一家的居所）忽然起了火。鼓噪着来救火的人，亲眼见到余自悦一家人只穿着单褂单裤从烟火里跑出来。 九华饭庄烧作一片废墟，再无神秘可言，再也无可猜测。余家人只捡了几条命。他们弃了那块不祥之地，由政府安置，住进了一处公房。 事后反复查证，最后得出结论，说是由墙外不知谁放的焰火飞落到九华饭庄灶间后院的柴草堆上，引起了祝融之灾。其实真正失火的原因，只有余自悦自己清楚。因为火是他自己点的。 余自悦自己到劳动部门登记，进了国营棉纺织厂，推纱筒子。 真正成了无产阶级的余自悦同不法资本家作了坚决斗争。“三反五反”，他向有关部门交了一份请人代写的状子，把陆传贤的发家史，其现有财产数量，可能偷漏税款的数目，以及他仍然私藏烟土的罪行，罗列得极详实确凿，与后来调查的结果几无差异。 陆传贤作为本地最大的“老虎”之一，若干年后死在监狱里。 余、陆两家几十年的冤孽就此了结。 绿杨村改名工农餐厅，成为国营企业。市饮食服务公司三番五次动员余自悦重回旧地掌厨。余自悦生死不肯，好马不吃回头草！实在奈不何，他通过一个亲戚介绍，调到庐山上的一家小工厂就业。庐山当时属省政府直接管理，九江市管不着。工厂在山上的一个峡谷里，附近没有什么经过开发的风景点。他似乎是想从此隐姓埋名，超脱尘世。 八 陶渊明做隐士，李太白求仙道，早已是陈年往事了。如今的庐山，像余自悦这样的人怎么藏得住？没有几天，周围的人就晓得了余自悦的来头。有人就问，丢落了许多产业，荒疏了祖传手艺，不后悔？ 后悔什么呢。余自悦一副轻飘飘的样子。旧社会开馆子叫做“勤行”，草木行当。早上栽树，晚上乘凉，不消资本，也无人作保。三教九流，属下九流；七十二行，没有“勤行”。“勤行”本是光棍行，光棍是梁山，梁山是一百单八将。余自悦说这些其实是自觉自慰，等到身边无人的时候，面对山壁深壑，把往年的事想起，不由得沸泪横流。 后来发生的变化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有一天，有个人突然钻到山沟里来找他。这个人让他重投了一次胎。 不是别个，就是一九四九年五月那个夜晚找上门请求余卧说做馒头的解放军。 “是老孟？！”（那个人姓孟） 余自悦很兴奋。老孟使他想起自己的功勋。 “大掌柜的，你怎么钻到这里来了。” “如今我不是老板了，是无产阶级。”余自悦声音有些暗哑。 “跟我走。” 老孟不由分说地拉他走。当年他只是一个连队的司务长，如今是当地交际处的一个负责人，他刚从部队转到地方上来。他分管的是吃喝，工作一定下来他就想起了余自悦。 余自悦出山后的经历很是辉煌。不光他这一生世说不完，就是他的后人也要世世代代铭记下去。 自然是重操旧业，但远远不是九华饭庄以至浔阳楼可以相比了。 九 那些年，余自悦见过几多大人物，连他自己也颠颠倒倒地算不清。中国的四大名旦，程砚秋之外，梅兰芳、尚小云、苟慧生都领教过他的手艺。省里来的头，如果不是正的只能吃他的下手做的饭。在他灶上吃饭的，吃的都是独食，顶多就是夫人陪着。他厨房里用的水，都是从山下专门运上来，由交际处长亲自押运。在山下宰猪的时候，山上去的车就在边上等着，一歇刀就立即上车，车子开得飞一般的快。山顶千门次第开，无人知是猪肉来。 他进出的都是把守很森严的地方。胆小些的人路过都尽量不朝那边看。庭园深似海，屋子里幽幽暗，白天都开着灯，空空荡荡的听不到人声。地上都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或是打了光蜡。连厨房里都可以穿着绣花拖鞋做事。起先他很不习惯，小心翼翼地往前移，生怕崴了脚骨子。当年不可一世的浔阳楼跟这里的厕所都不能比。油烟从厨房里漫到厅堂里，满屋子食客恍恍惚惚，如在雾中。带着三分火气的油腻味熏得人不吃先就有三分饱了。亏得那时候的人，也能将就，坐得下来。哪像这里，茅池板照得人影现，尿不骚屎不臭，冒出的竟是香水气味。 他的脚也金贵了，几步路都有轿车接送。他还坐了不知多少回“专列”：一个火车头只拉两节车厢，一往无前，不可阻挡。 他的身份是出奇的大了，差不多是见官一般齐。一有了任务，就是老婆伢子也见不到他，亲朋故旧交臂而过也只装不认识。有时候，就连他的顶头上司也过问不得他的事。 “老余，是哪个来了啊？” 有一回，他执行任务中途，回单位来取样忘记带的东西，交际处一个管事的人兴趣十足地问他。 “你问我，你不晓得？” “我晓得还问你？” “你莫拿我开心！” 他正色说。把那双打瞌睡似的眼睛睁得雪亮。那个人连忙敛了笑容。 任务结束以后，总结工作的时候，他受了特别表扬，说他警惕性高，纪律性强，在交际处做事的人就要这样。表扬他的就是那个想让他泄密的人。原来是试他。有一回，不记得为件什么事，（他现在怎么也想不起那是件什么事，真是该杀！）他赶紧赶忙地走，走到厅门口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人先他一步到了那里，并且伸手抓住了门拉手。听见身后匆忙的脚步声，那个人回了一下头，然后拉开了门，却不出去，而是笑吟吟地伸出了另一只手，请他先走。他也就毫不客气地走了出去。等走到台阶上，他才忽然想起，这个人似乎在哪里见过。于是猛然一回头，一下子就像石头一样怔住了：那个人在中国，连三岁的伢子也认得。 以后，只要一说到这件事，他就哽咽，就下泪，直至打鼓般捶胸口：怎么那样该死呢，居然抢他老人家的路。 虽是这样的悔恨万状，痛不欲生，但心里头，余自悦还是隐隐地有一种感觉：自己如今的身份是很不凡的。他经常地作那些表白，其实就含有这种意识在里面，只是他不自觉罢了。 总之，这一切，使他觉得自己也神秘。 因此也神圣。 十 余自悦晓得自己神圣，却并不骄横，趾高气扬。他同时晓得，那神圣，首先是他做的事神圣。他也要神圣地去做。 做厨师，在交际处同在餐馆里，是又同又不同。对手艺要求高是一致的。但是在餐馆里是别人来吃厨师的手艺，多会几手名菜就很出色。在交际处，是厨师用手艺去讨别人的味口，光有名菜还不够，有时候不是名菜的菜更难做。关键是用心。古话说“食不厌精”。这其实并不是孔夫子一个人的爱好，而是一条吃的普遍原则。余自悦是精细得不能再精细了。一只石鸡，只取其两股，一支笋子剥得只剩指头那么租。 然而，有一回一位首长却自己跑到厨房来寻他。对他说： “求你个事好不好，莫把我当儿童团，莫搞那么多花头，肉块切大些，厚些，好不好？” 说着，还把个巴掌伸到余自悦面前，翻一下复一下。那意思显然是说，要把肉块切到巴掌那么大。 余自悦看着那只巴掌出神，不由得嘟哝出来： “真的么？” “怎么不是真的，吃饭就吃饭么，搞得像绣花一样，不怕把人烦死。” 下一餐，菜一上桌，首长拍案叫绝： “这就对头了嘛。” 他吃得通身大汗，极其畅快。吃完了，又特地跑到厨房来，把余自悦的手握得生疼： “你祖籍哪里？” “江西奉新。” “哦，”首长颇遗憾，继而又深为赏识，“那你怎么晓得我们家乡的风味呢？” 余自悦笑笑，总算宽了心。 首长最满意的那碗红烧肉，只不过是真的把每块切到巴掌那么大，先用酱油烧过，再用文火炯出来，起锅前再撒把黑豆鼓，几颗朝天辣椒。另外所有的碗碟都换成大一号的。再简单不过了。作这种改进的决窍也很简单：事先余自悦从首长的随行人员那里了解到首长的籍贯，并且打听到首长是长工出身，本色没有改。 十一 由此余自悦又悟出，精并非是唯一原则，要区别各人的情况。归纳一下，仍是句老话，叫做：看人下菜，看菜下饭。下一次，有服务任务，他先不先就问清服务对象的籍贯、生平、性格、嗜好。打听之外，还要用心观察，用心揣摩。久而久之，他对服务对象的判断竟比专门搞接待工作的领导还要准确透彻。 南下视察工作的一位中央大领导到交际处来吃饭。省里有关的几个负责人作陪。饭快吃完的时候，交际处长让余自悦再做道菜。 “怕不消得吧。” “做吧做吧，快些。” 处长连声催促。他很着急，刚才站在餐厅门口，他远远看见桌上的菜吃得差不多了。 余自悦只好服从。 菜一端上去，就听见餐厅那边传来那位大领导严肃的口音： “这么多菜还不够吃一顿么？又加菜！你们这样做交际处工作，怎能不给国家造成浪费！” 那道菜原封不动地端回来了，大领导还指示，不要倒掉，留下顿吃。处长脸上灰灰的，像块旧抹布。 “不是说了么。” 余自悦同情地看着处长。 “你怎么晓得的？” 怎么不晓得，看看他老人家那双眼睛，那两撒胡子，那身旧制服和厚底旧布鞋，你就该晓得的。 这些话，余自悦自然没有说出口。 不过，就是“看人下菜，看菜下饭”，也还是要遇到问题。 某大名旦的夫人喜欢吃辣椒。而大名旦的喉咙不消说绝对忌刺激。几餐饭下来，名旦夫人的情绪便渐渐不佳。对此地的烹调技术也便难免有一二微词。尽管名旦先生不失大家风范，每次不仅不响应夫人的意见，反而把夫人挑剔的那道菜吃个一干二净，且着意加以赞叹。但不管怎样，名旦夫人的不悦，对余自悦的声誉多少总是有些伤害的。 交际处的同事们颇为余自悦抱屈，余自悦的脸色却一点不变：先生有意见么？没有。那就行了。余自悦于是仍眯起眼睛，打他的瞌睡，以示对某些不实之词的宽容。他进而总结出，众口难调，自古而然。所谓“看人下菜”，只是看那个为主的人。其他的人只好恕不孝敬。说这是“看人打卦”，承认。不看人怎么打卦？说这是一溜须拍马”，不承认。位有主次，名有高下，无规矩不成方圆。 十二 余自悦见的世面多了，眼界也就愈益开阔，胸怀也就愈益博大。 庐山交际处工作的旺季是暑期的几个月。过了这段时间，就极少有人上山。于是交际处就常抽调人员到武汉、杭州、上海等地的交际部门去支援工作。初去一个地方，余自悦总是闷头在厨房里做下手。而且是洗菜刷碗，扫地抹桌子一类最粗糙的事。连磨刀切菜都尽可能不沾边。（一个厨子怎样磨刀，怎样用刀，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在庐山烹饪行，他算一只虎了。下了山，他就完完全全变成一只犬，而且是一只极驯的犬。 别人也果然就不把他当回事。普天之下，原是睁眼瞎子居多，真正慧眼识英雄的有几个？甚嚣尘上的，不乏庸碌卑劣之徒；怀抱利器的，则往往没于屠狗之市。原是毫不奇怪的。 那一年余自悦在上海锦江饭店跟一个师傅搭帮。师傅是大师，有许多习惯。习惯之一是，每天早上，凡给他作下手的人，必须在他之前起床，把灶上灶下一应的杂事弄得熨熨帖帖，最后给他沏碗酽茶，放在灶台上。他上灶后头一件事，就是品那碗茶。 余自悦遵命行事，而且把事情做得再灵光不过。如此过了一个星期，除了各种各样的吩咐交待，那位大师居然连一两句客套话也没有跟余自悦说过，甚至连余自悦比自己明显要长几岁也没有觉出。有些上海人本来就不大看得起上海以外的人（洋人除外），何况他是上海人中的大师。而余自悦那副土地的尊容，连每天到肇家浜收集粪便的人还不如呢。 却有一天忽然出了麻烦。 大师服务的那位首长工作很紧张，起居饮食都不得定时。但按照要求，菜一定在他进入餐厅时刚好起锅端上。这位首长很俭朴，每餐从不超过四菜一汤，而且分量很少。因而时间还是好掌握的：每当他一起身离开工作地点，随行人员之一便快步先行进入厨房发出通知，厨师便开始操作。待首长进入餐厅就座，饭菜也便随之上桌。 可是那一天，预先走好的菜谱临时有了变动：要做一道黄鳝。这道菜是首长自己要的，首长希望不要搞得太复杂，他只是想尝尝家常风味。 就好比让一位电脑专家打算盘。锦江饭店那位大师做过无数珍馐佳肴，做家常菜反而不熟练了。黄鳝又必须是热炒现吃，稍凉一点土腥味就会泛滥。可是，已经听得见首长的脚步声了，已经听得见首长的谈笑声了，已经见到首长出现在餐厅门前的身影了，大师的手却在养着活鳝的一只铅桶里拔不出来：他无法把一条活鳝捉到案板上来。 大师在突然之间脸色煞白，虚汗横流，其惨状令人不忍卒看。 “我来试一试？” 一直像打瞌(目充)似的站在一边的余自悦开口道。 大师站起身，眼睛和嘴巴都移了位。事到如今，已经别无出路了。 “你到炉上去吧。” 余自悦头次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听着是体贴，其实是吩咐。 等大师的头几道菜出锅，一盘削得极精致的鳝段也递到大师的手上。大师一看那刀功，立即让到一边： “你来，你来。” 也没有时间谦让了。余自悦两只细眼依旧眯着，从容操起锅柄。烟火四起，三转两抖，事已毕了。首长刚刚落座，四菜一汤也刚刚端到桌上。 那道黄鳝使首长极开心，让人把大师喊来，表扬说： “这是你这些时做得最好的一道菜了。” 大师咧咧嘴，笑得很苦，像哭。 第二天一早，余自悦走进厨房的时候，只见大师早已起来，火已捅旺，刀已磨光，案板已刷净，四处一尘不染，灶台上，沏着两碗茶。一见余自悦，大师即塌下肩，垂下两只手，指着其中的一只茶碗说： “侬请喝！” “莫，莫。师傅怎么这样大礼？” “阿拉算个啥师傅，侬才是真正的师傅。” 余自悦极感动。当即慷慨授之以捉黄鳝之法：只需三只指头——中指在上，食指和无名指在下，将黄鳝卡在其中，决无溜脱之理。卡住后，将鳝首往提起的鞋掌上一击，迅即上案解剖。全部程序只在瞬间完成。末了，余自悦补充说：马尾穿豆腐，经不得提，在我们那里，乡下放牛伢子都会做的事。 自此，大师日日早起，日日为余自悦沏茶，直到他们合作结束。 余自悦技艺精湛，且涵养过人，道德文章俱全，很快就在同行中深孚厚望。年数多了，声名愈旺。到后来，给他做下手的人中，做了餐厅主任、厨师长的很不少，他在交际部门的烹饪业中也就渐渐有了祖师地位。那时候，倘若他出差，跑半个中国，就坐半个中国的高级卧车，住半个中国的豪华宾馆。半个中国都有喊他师傅的人，他把从江西出发时南昌励志社的徒弟孝敬他的瓷器回赠给杭州花港的同行，把杭州同行送的龙井茶回赠给上海国际饭店的同行，把上海同行特地为他烘制的糕点回赠给青岛同行，把青岛同行送的苹果又带到北京……真是一路春风，其声势和待遇，并不亚于他服务过的那些名人伟人。 十三 下面一段经历，怕是余自悦一生中最最难忘的，也是后来的好事者最喜欢打听的。若问起，余自悦总是否认：“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到最后，却又长长一声叹息，娓娓说起，从头至尾，锱铢不遗。 非怪他心情复杂，其人其事也确是不一般。 那一次他服务的对象，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人物。 那个大人物饮食上有三不吃：见青不吃，见下水不吃，见调料不吃。不吃的归不吃的，并不等于吃的可以将就，反而是要求更高。这样的重任，在当时的庐山，除了余自悦，没有哪个担得起。 余自悦很勇敢地接受了任务。他那副打瞌睡的样子为之一扫，一张脸像张桌子一样抹得锃光，两只眼睛炯炯的，像刚出洞的老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他说他日后的偏头痛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每次说到这里，他都要举起手，拍拍脑门：真难，那时做一顿饭，要比先前多用一百倍的脑筋。换了别个，不熬得吐血才有鬼。 真亏了他用心：饺子包得跟眉毛一般大（甚至还不如那大人物的眉毛大）。馅子肉都是肋骨夹缝里一点一点剔出的。做豆沙包子，为了细腻和不见青，绿豆都要去皮。 假也好真也好，余卧说回忆说，那大人物的夫人看起来倒随和，有事没事总是弯到厨房里说笑。穿一身半新旧的灰干部装，布鞋子，蛮朴素。她对余自悦很看得起，高兴了，总是说，要陪首长来看看。说过几回，有一天还真的陪来了。那一刻余自悦现在还觉得就是昨天的事。他手上好像还感觉得到大人物那只手的冰凉。 大人物不说话，看看夫人，看看余自悦，看看周围的人和墙壁。看着，又像什么也没有看见，却忽然点了点头。他走路缓缓的，眼睛转得也缓缓的，头点得也缓缓的。 余自悦想笑，又不晓得该不该笑，怎样笑。他身上发木，只有一颗心在肚子里“别别”跳。他见过的大人物，还没有一个让他这样紧张过。这个大人物不太出屋。偶尔出来散步，也总是一个人走在前面，低着头，一言不发。让夫人同警卫长在远远的后面跟着。余自悦还更深入地窥探过，他见大人物的一个年轻秘书成天在抄一本线装的古书，就有意无意地去看。小秘书并不保密：那本古书是《三国志》。他抄的是首长划出的段落。 怪不得，把一部文韬武略的《三国志》读透的人，哪个能摸他的深浅。 跟大人物握手之后的那个晚上，余自悦好久没有睡着，那兴奋并不全因为荣幸，更多的倒是因为心里感到一点轻快。他终于摸到那个大人物的皮肉了。那手到底还是一双人手，跟别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由此，他竟有了一点松懈。 十四 第二天快做晚饭前，有通知说那大人物因为会议要延长时间，让他们几个留在家里的工作人员先吃晚饭。也是因为太高兴，余自悦说，改善改善，今天我来给各位好生炒两个菜吧。既要“好生”，就必须讲究。余自悦动用了给大人物做菜的那口锅。用过之后，他自然没有忘记反复刷洗，又用滚烫的开水反复烫过。然而，到大人物吃晚饭的时候，他刚把第一日送到嘴里，随即放落了筷子。剩下的菜，他再也不动。吃了两块点心，就早早离席。 过后，夫人到厨房里来，问：“余师傅，那口锅做过别的菜了？”她指的自然是大人物专用的那口锅。余自悦直觉得脚骨子发软：他今天得意忘形地用那口锅给工作人员炒的最后一道菜里有青豆，青豆是青的。 余自悦至今还仅仅为那大人物味觉的灵敏对他抱着某种深刻的敬畏：奇人究竟是奇人。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深究下去。夫人的口气很委婉：下次注意就是。 按照这次任务的日程，没有几个“下次”了。但是夫人说的“下次”，另有意义。余自悦的失误不但没有受到追究，临到任务快完成的时候，夫人还专门跟余自悦长长地谈了一次话。余自悦做梦也没有想到，夫人请他随大人物和她一起去北京，给他们掌厨。 “我行么？”余自悦受宠若惊。 “行。首长和我都觉得你合适。你要是同意的话，你的家属组织上会专门派人照顾。你在这里的工资仍保留，到北京后再另外给你开工资。我们会把你看作家里人一样。你看呢？” 余自悦仰起脸，细细的眼睛里满是泪光。 专列从九江开往省城，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在这一个多小时里，余自悦失了第二次手。 车到中途，几个玩牌的人忽然想起吃点心。点心是为大人物准备的（他是少吃多餐），有两样：豆沙包子和蛋糕，每一样都有足够的分量。看看离此行目的地已不远，也到了大人物该进食的时候，余自悦答应让警卫长到前面一节车箱去请示。警卫长很快带回大人物的指示，说是等一会吃点蛋糕就行了。于是余自悦擅自做主，让大家兴高采烈地把豆沙包子分吃了个精光。稍后，警卫长给大人物把蛋糕送去，却立即就转回来了：蛋糕没有动，大人物现在要豆沙包子。 余自悦立时呆成了一尊泥菩萨。他真是恨自己，活了几十岁，办事还这么不牢靠。记住了“我们会把你看作家里人一样”，就不记得了“下次注意就是”。才做了几日“家里人”呢，就做起“家里人”的主来了——警卫长只传了大人物关于吃蛋糕的话，并没有说可以把豆沙包子分光。 好久，余自悦才缓过神来。把一颗头夹在两肩头中间，跟在警卫长后面去认错。 怎样说，说了些什么，余自悦后来是一团模糊，只记得是说得颠三倒四，重重复复，只记得一把一把汗水流到下巴上抹也抹不完。咕嗜了半日，对面毫无动静。好像根本没有人。但余自悦虽然看着自己的脚，眼睛的一点余光却又分明碰到一个尖削的下巴。余自悦这才充分领略到一个弄百万军马于股掌之中的将帅的威严：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大人物身上拥着毛毯，在看一本线装书。他好像突然意识到面前站着人： “什么事？” “……我错了……我错不该……豆沙包子……蛋糕……我……”余自悦又说起来。 “你是说我该吃东西了吗？”大人物把书搁下，脸上浮起很亲切的微笑，“我现在不饿，你休息去吧，有事我会喊你。” 余自悦转脸看着警卫长。警卫长满脸困惑。 “虚惊一场。”走出大人物的车厢，警卫长一边掏出帕子擦额头，一边跟余自悦寻开心：“老余哟，我看你的面子够大的了。” “君子不跟牛斗力么。”余自悦想起一句俗话。 车到省城，地方党政军的负责同志能来的都来了，早已在停车地点恭候多时。晚上地方设宴。余自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大人物随行人员的身份坐了主席，在他们这一桌陪同的是省委办公厅主任。席间，夫人端着一杯葡萄酒到他们桌来，说：“首长让我代表他给各位敬酒。”轮到要跟余师傅碰杯的时候，夫人把杯子往起抬了抬，笑着说：“自家人就免了吧。” 众人一齐欢笑，笑完了，陪同来的一个省里的负责同志语重心长地说： “老余，这酒你一定得喝，你的责任很重大很光荣啊！”余自悦立即失去了笑意，一仰脸，严肃认真地把一杯酒喝得一滴不剩。 一天的云都散了。豆沙包子事件只剩下了考古学的意义了。 十五 晚饭之后，余自悦离开人群，独自走到后院。 花木扶疏，芬芳袭人。夜色迷离中，一座玲珑凉亭悄然兀立。余自悦沿着弯弯曲曲的草径走进去，背靠着亭柱抱膝坐下。亭子下面，江水无声无息。垦光、灯光在江上摇摇曳曳，才使人晓得它在流，流往很远的地方去。背后的小楼里，所有的窗子都明亮着。时有喧声笑语，隐隐传出，听来十分缥渺。 也不知静坐了几个时辰，余自悦站起来，循原路回去。走到楼前，他略停了停，终于没有踏上台阶，转身向大门走去。 哪个也不晓得余自悦当时怎么想的：是早有预谋还是心血来潮，反正他是莫名其妙地走了。 小镇人所以有缘得识烹饪大师余自悦，都因了余自悦的那次贸然出走。 那次，余自悦出了大门，看看身后没有什么人注意，便一脚快似一脚出了街口，顿时疾行如飞，赶到最近的一个公共汽车站，刚好来得及赶上最后一班夜车。他在终点下车。半夜以前，终于给他在市郊的一大片工厂区里摸到一个本家亲戚住的宿舍楼。 “这么晚？”亲戚吃了一惊。 “莫谈。下午就要来的，宾馆里几个老哥儿死活不让走，恨不得灌死我。” 余自悦说着，打了个酒呃，那酒气是不容置疑的。他每次来都住省城最高级的宾馆。做他这种事，酒是有得醉的。只是，他似乎没什么理由必须在这么晚赶来拜访亲戚。先前，他们之间走得并不密。 “我想哑巴。”余自悦马上补充说，“今晚不走，明天又会叫他们缠得脱不得身的。”不久前，余自悦把自己的哑巴儿子送到省城新开办的聋哑学校寄宿上学。聋哑学校就在这一带。那回余自悦送儿子入学校时，在这家亲戚屋里打过尖。儿子起小没有离过屋，做老子想残疾儿子心切也是自然的事。亲戚于是将信将疑。 第二天一早，余自悦就出了门，说是去看儿子，至夜方归。 第三天，他说是陪儿子逛街，买东西。 第四天，他说儿子舍不得他走，哭，他只好又陪一天。 其实，整整三天，他跟儿子连照面也没有打一个。不是不想，是不敢。他只是在郊外的乡路乱走一气，或是蜷在哪个草堆里睡半日，把大半辈子的瞌睡都睡过了。他这样优哉游哉地大享其福，只是害苦了省城的公安机关。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随员突然失踪。得了么！凡是能想到的地方（包括聋哑学校）都找过了，自然是找不到。他那个很疏的亲戚，公安机关在两三天之内还来不及掌握得那么周详，至于那些草堆，就更无从想起了。 余自悦回到单位，后果的严重当然不消说的。 追究其缘故，他只说舍不得老婆伢子。 许多人不相信。钟鸣鼎食的日子哪个怕过？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么。请知个中一二的人就说，也不见得，伴君如伴虎，余卧说不会没得道理的。这些议论，余自悦一慨不承认，只是说舍不得老婆伢子。 当时的组织结论不会这么轻松。一直挖到了他的剥削阶级本质，对无产阶级领袖怀有阴暗心理。先是让他放下锅铲把，等候上级的意图。等了好久，上级竟无一点动静。日理万机的大人物似乎是早把一个厨子丢落到了后脑壳。交际处于是自己作了处理，将他调出，去山下市里的饮食服务部门另行安排工作。这还是多少念及了他对革命确曾有过一点功劳。那位抬举他起来的当年的解放军司务长，如今的交际处长老孟也一点帮不了他的忙，只能恨他是扶不起的阿斗。 他被分派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子做食堂炊事员。三年困难时期，那家小厂子倒闭，他就回家吃救济。来了“文革”，就到乡下去做田，“不在城里吃闲饭”，下到小镇蔬菜大队种菜。 过了没有几年，那个大人物出了事，有些人想起当年余自悦的故事。方才明白那是真正的明智之举。一个个又都说余自悦那老狗日的真是贼精，早就认准了那个大人物是乱臣贼子，命不得长。于是无不叹服。几个旧人偶尔邂逅，少不得恭维一番，余自悦仍旧一片连连摆手，只是说当时的确是舍不得老婆伢子。 第十章 将军 小镇人自己真正见过的最大的大人物是个将军，且是个背了时的将军。 消息最早是由镇街理发店的剃头佬透露出来的。 “喂，哪位晓得啵，癞痢山脚下，喏，就是看守所右面，又在做屋。这是哪个单位的基建呢？莫非又扩大看守所么？” 在这个偏远的小镇上，任何一点极细微的变化，都会引起人们莫大的关注。离小镇中心约二里许的癞痢山，实际上是座长满了乱石头的大土堆。 “看你们，真憨。”随着一声讪笑，出现了剃头佬秃了顶，但剩余的头发梳理得油光水滑的脑袋。 他是镇上的“百晓”。所谓“百晓”，即“天知一半，地下全知”。他在理发店里把握着全镇的脉搏，以及它同镇外世界联系的动向。从上街头到下街头，经常传着“剃头佬说……”之类的最新话题。他又决不止于用一种方式处理分量不同的消息。碰到耸人听闻的事，理发店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新闻中心就狭窄了，他就会像现在这样，跨出门坎，来到十字街口这些五花八门的摊子中间。 “你们都不知道吧，那是给一位将军做的屋。他就要到这里来，跟我们做伴了。” “什么？将军？将军要住到我们中间来？”这个消息果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在小镇人看来，一位将军跟一位国家元首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街中心好像起了旋风，人们都像树叶一样，被卷到这个了不起的剃头佬身边。 “你们不消高兴。没有什么值得欢喜的事情。”剃头佬清了清喉咙，给喜形于色的人们，兜头泼了一瓢冷水。这里而更刺激了他们的好奇心。人们一下伸长脖子：“为什么？” “说给你们听，莫乱传，这事是由内部掌握的。他早就被拉下了马，受审查。现在，是来这里充军的。” “为什么充军？” “他是叛徒。” “啊！”这对于刚刚浮动起来的虚荣心，是一声晴天霹雷。大家觉得失望，有点泄气了。 “不过，他是挂了休养的名来的。将军，倒还跟先前一样是将军，没有变。”剃头佬的话头峰回路转，波澜起伏。差一点就要涣散的注意力，马上又被集中起来。而他也更加压低了声音： “告诉你们，处理他的时候，让他留个籍。哦，不说你们不知道，像他这种人，都比我们多两个籍，我们只有个家乡籍，他还有一个党籍，一个军籍。那么，各位说说看，除了家乡籍外，他该留哪个籍呢？”剃头佬突然把话打住，出其不意地提了个问题。屏声静气的人们一下子面面相觑起来。 “应该保留党籍。在党光荣。”小镇搬运队那个莽后生把板车丢在一边，挤进人堆打破了沉默。很多人跟着，一迭声附和他。 剃头佬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依我说，”老裁缝小心翼翼，“还是留军籍合适，总要糊嘴呀。要是没有军籍，凭什么拿钱呢？没有钱怎么糊嘴呢？他未见得有什么手艺，莫非还做得动田么？” “哎，这就是个过日子的人了。”剃头佬一巴掌拍到老裁缝的肩上，一团白沫从他松黄的牙缝里，飞落到老裁缝红红的鼻头上。受了赞赏的老裁缝脸涨得通红。“上面正是这个意思，留个军籍，让他养老了事。”剃头佬拿眼睛瞄了瞄那个后生，又说：“嘿，你们晓得啵，军级干部，一个月二百块哩。”这又引起了一阵啧啧声。剃头佬忽然由此想起自己一上午的生意还没有开张，拔脚就走。 有人拽住他的衣角：“哎，你知道他何时来么？” “哎，你们真憨。”剃头佬有点不耐烦，“不会看那屋子么，屋子何时做好，他不就何时来了么！” 于是，人们恋恋不舍地散开去。嗡嗡地，营营地，把对一位背时将军的种种猜测、种种预见、种种嗟叹，带到每个角落。 二 人们头一眼看见将军的时候，都不由得发木。不约而同地在心里叫起来：“难怪，他这个样子，怎么配做一个将军呢！” 将军是什么样子，小镇人虽然没有见过，可谁也骗不了小镇人。将军应该是那种有着可敬的白发，威严的剑眉，魁梧的身躯，腹部腆起……总之，是威风凛凛的样子。而他，这样矮小干瘪，一脸打折的老皮，身子佝偻着，还跛了一条腿。他似乎为了弥补这种仪表上的不足而很注意打扮自己——从善意的角度去认识的话，那也可以说，这是使他牢固地保持军人风度的唯一的方式：他出现在街头的时候，一身军服从来都是笔挺的，几乎没有皱折，帽徽、领章鲜艳夺目；不管天气怎样炎热，从不解开风纪扣；尽管跛了一条腿（那显然是战争留下的标记），但脚步始终保持着均匀的节奏。而这些，恰恰使人们时刻都感到，他是个不幸的人。他这个将军，似乎是不真实的，只是在领军响的时候才有意义。不过，在公开和私下的谈话里，小镇人依然把他称作“将军”。 小镇人就用这种既不敬畏也不轻视、既好奇又冷淡的眼光打量他。而他对这些毫不在意。从到这儿来的第二天开始，他就不知疲倦地在小镇各处走来走去。 他拄着一根闪闪发亮的茶木拐棍，一瘸一跛地迈着节奏均匀的步子从这条街的东头走到西头，又从那条街的南头走到北头。或者，在满是砾石的河床中，长久地徘徊。他这样不停地运动，有人挖苦说，这是他用双脚丈量过全中国的土地形成的惯性。 逐渐地，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他对人们已经幸福地生活了多少年代的小镇，发表起种种不客气的议论来了。比如“你们不能花点钱，铺两条水泥路吗”，“不能在河对面的田里挖个窑，把垃圾送到那里沤肥吗”，等等。而被问的镇上的干部，也就用小镇人特有的机巧和智慧，客客气气地回答他：“哪来的钱呢？我们都是低工资啊！”或者：“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呢？”围成一圈听这些回答的人们，也就聪明地笑起来。 对这个古怪的将军，小镇人的感觉是复杂的。他是一个受着处分的人，但是又领取高薪；谁都怕同他过于接近，但又觉得他力图干预人们的生活，是出于好心好意。总之，小镇人不打算解除心理上的戒备。好奇而不轻信，原是小镇人的天性。 他显然很快就觉察到这一点，不再使慎于防范的人们为难了。但是，他又无法离开这个古旧的、嘈杂的、灰蒙蒙的乡镇。于是，他在镇上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固定的立足点，就是十字街头剃头铺对面那棵被雷轰了顶的老樟树。他常常拄着拐棍，挺直身板，不断地眨着那双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在那里一连站上好几个时辰，既不同谁交谈，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这副神态，使人觉得好笑。那些蹲在附近地上摆摊子的人，不时抬头看他一阵；打街上走过的人，要好长时间才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而剃头铺的玻璃的后面，剃头佬则饶有兴趣地同人们讨论着，这样呆立在尘雾中的将军，有什么可以相比呢？“像站岗的”，剃头佬摇摇头：“像城里的交通警”，他还是摇摇头。撇着嘴唇品评了好大一阵以后，他才郑重其事地开口道：“你们到过汉口么？汉口三民路口有一尊铜像，站得笔挺，拄着拐棍，就是这个样子。对了，全像，不走二样……” 时间长了，站立在老樟树下的将军，好像真的成了汉口三民路口的铜像，不再引人注目了。人们习惯这点，就像习惯十字街口每个突出的墙角前，都分别有一个铜匠、鞋匠、白铁匠一样。如果一连几天没有见到他，人们反而会觉得少了点什么。 但是，他毕竟不是铜像。他有血有肉有思想。而人们有一天终于看到，他还有很厉害的火气。 那一天是个假日。在开得刚刚能伸进一只手臂的镇食品站肉铺门前，人头攒动，乱轰轰地吵得震天响。一些把恶作剧当过年的后生，把菜篮斜挎在背上，在人群里横冲直闯。那年头，人们习惯了“乱中求治”。 将军站在老樟树下盯着一切，额上的青筋扑扑地跳，按着拐棍的手微微地抖。突然，他跛得很厉害地穿过大街，走到沸腾的人群后面，举起那根茶木棍，在一个穿着军装的人背上敲了敲。这个满头大汗的人，大声叫着，想从人群中分出一条路来。他是按照优先权领取机关配给的。现在他猛一回头，看到了一双血红的眼睛，马上就从人缝里退出来。“老、老首长，有事吗？他刚入伍到此地不久，根据一般的常识来断定将军的身份。 “整好军风纪再说话。” 这个一脸孩子气的小兵，惶惑地看着将军，迅速戴正军帽，扣起风纪扣，持下挽起的袖子，最后垂下眼睛看自己的脚尖。 “哪个单位？干什么的？” “驻军炊事班的。” 一阵沉默。 “立正——”将军突然一声大喊。这完全规范化的严厉的口令声，一下就压倒了整个街口乱嗡嗡的噪音。人们摹地回过头，看着这两个精神高度集中的军人。 “向右——转！跑步——走！” 将军对着小兵跑去的方向立正，胸脯强烈起伏。 十字街口霎时鸦雀无声。好像出现了一股神奇的约束力量，刚才忘我地拥挤着、冲撞着、喧嚣着的人群，鱼贯地排起队形。 人们忽然之间，感觉到了这个曾经号令千军万马的人的赫赫声威。 三 不久，镇上发生了一桩极重大的事件。这桩“文化大革命”建立新政权以来最富爆炸性的事件，简直就等于一次暴乱。而经过这次“暴乱”，总是把怜悯放在失败者一边的小镇人，忽然觉得，有一个“位置”应该掉换过来。 像将军这种年龄、这种经历的人患有某种严重的瘤疾，是难免的。对此，除了由跟他一起离职的老婆子（她在这之前是某军区医院的护士长）日常护理以外，按宽大为怀的规定，他还能定期到离小镇五十里开外的一家军医院诊察。如果毛病突然发作，没有药，也可临时到镇医院就诊。<strike>ｈｔｔｐ://rike> 那天，他就遇上了这种情况。当他蜡黄的脸上淌着冷汗，由老婆子挽着就要走进镇医院的诊疗室的时候，一个乡下女人突然拉住他，哀求道：“解放军老伯，救救我的伢吧，我天没亮就到了……”走廊里黑糊糊的，人的面孔很难看得十分清楚。将军伸手触到孩子的额角，立刻缩回来，喊道：“快，快把他抱进来。”随着，他自己一阵风似地扑到医生的桌前： “医生！急诊病人！” 桌子后面，主治医生正在给一个远房的亲戚听诊。这位亲戚正眉飞色舞地给她报他女儿订婚的收入。女医生听得入迷，听诊器老半天没有挪动了。听见将军的叫喊，她斜了一眼：“再快，也得挂号。”马上又转了脸。 “挂号了，她早就挂号了！” “挂号了也要排队……哦，这么养女儿倒也值得。” 女医生狠狠扭过头：“小王，一号你喊了吗？” “洞洞么（001）当然喊了。”一个正弯腰打针的小护士应道。 “喊过了，她不在，得从头来。” “我在哟……大队医生说，讶儿得的是急性肺炎，不是痛痛腰。唔唔……”乡下女人，不知是紧张还是失望，哭起来。 “你该明白了，她没听懂！”将军吼道。 “那就更得让她学会照章办事。国有国法，院有院规，不然，还得了？”女医生把听诊器往桌上一摔，阴沉地乜了将军一眼。 “照章办事就好。我问你，这个人挂的几号？”将军指着女医生的远房亲戚。 “嗬嗬，你今天是专门寻老娘的烙壳来了啊。我问你，你是这伢子的公还是爸？” “无耻！” “什——么？我无耻？你这个不知趣的老东西！我无耻什么？我反党了吗？我是叛徒吗？嗯？” “刷”的一声，将军挥起了他的茶木拐棍。 女人尖叫。 诊疗室里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出来。除了那个惊呆了的女医生的亲戚外，屋里的人，没有一个打算从将军手上夺下拐杖。拐杖在半空中巍巍地颤抖着、颤抖着。人们巴望它痛痛快快落下来，猛击到那个布满了雀斑的塌鼻梁上。 但是，拐棍终于没有落下来。将军伸出另一只手，抓住拐棍的另一头，紧接着“咋吧”一声，结实的茶木棍断成两截。 将军艰难地转过身，问自己的老婆子：“家里有药么？” 老婆子明白他指的是治孩子病的药，点点头。 将军对那个乡下女人颤声问道：“你，信得过我们么？要信得过，跟我们走吧。” 这件事，立刻就传遍了全镇。一向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脑壳的小镇人，脸上居然也有了一种不怎么安分的温怒之色了。 是的，尽管小镇人孤陋寡闻，胆小怕事，但这也正使得他们爱凭直觉来作种种判断。如果一个“叛徒”以救人于危难之时为己任，而一个“干部”却置人民于死地，那么他们的位置，不是正好应该掉换一下么？ 一连几天，街口的老樟树下，没有出现将军的身影了。人们开始有了一种莫名的焦虑。有消息说，他病倒了。可是自从那次对主治医生“行凶未遂”以后，用镇政府的吉普车送他上军医院的优待取消了。 一群热血汉子，由那个曾在街头上说“在党光荣”的搬运队莽后生领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摸到了二里外癞痢山上那个孤独的新房里，把将军扶上担架，连夜抬往五十里外的军医院。 四 一九七六年是个难以忍受的年头。它一开始，就用阴霾、严寒和泥泞把小镇掩埋住了。本来就不怎么景气的小镇，好像一个奄奄一息的垂暮者。 但是，恶劣的气候给小镇人带来的，并不都是坏消息。 这天，剃头佬又神气活现地来到了五光十色的十字街口，清了清喉咙，拿出了架势。毫无疑问，将要听到最不寻常的消息了。街口的人们立刻振奋起来。 “告诉你们，将军，已经不是叛徒了，他的问题，搞清了！” “真的？你听谁说的？” “我的话还会假么？”剃头佬不屑地瞪了那个提问者一眼。他生平最恨的，莫过于对他新闻的可信性表示怀疑了。不过，他还是接下去解释说：“你们要不信，问他。” “是我说的……”搬运队那个莽后生脸一红，他不像剃头佬，不习惯在大庭广众前说话。“在军医院住院的时候，将军原来的单位来了两个人，他们说，将军参加红军正规部队前的历史查清了，没有叛变行为……” “哼，让老革命背黑锅背了这么久。”剃头佬一下把话头截过来，“我早就说么，把将军从脚板看到头发梢，也找不出一丝孬包的影子来呀！真……” “真是，贵人多磨……”人们好像自己身上缺掉了什么负担，兴奋，又不免啼嘘感叹将军受的委屈。 “那么，这一来，将军不是很快就要走了么？”这是老裁缝小心翼翼的声音。 真是深谋远虑。这个顺理成章的问题是这样令人猝不及防。大家心里“格登”一响，都沉思起来。 “咳，是也是，我们小镇庙小，怎装得下偌大个菩萨！”剃头佬搔了搔稀疏的头发，叹了口气。这在人们中引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情绪。 通常是这样的：当你将要失去什么的时候，你才忽然感到了它无上的价值。 “看你们！成天巴望人家交好运，现在好了，你们又……真是！”搬运队的那个莽后生愤愤然地责备起来。 也真是的。将军自有将军的去处。总不能叫他做我们的镇长吧？他要走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 于是，大家伸长了颈，眺望将军每天从那儿走来的路口，希望他能像以前一样到街口这棵老樟树下来。人们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想仔细地看看他。如果将军不见怪他们先前的胆小怕事，他们还想同他攀谈。 要同将军亲热的欲望是这样强烈。忽然有个人提出来：将军昨天才出院，一时不会出来走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呢？ 对，为什么不可以？完全可以。于是人们一呼百应，向镇外二里的癞痢山拥去。 荒凉而寂静的癞痢山热闹起来。 这个只有黑色的岩石和杂乱的荆棘丛的荒坡，原是小镇人最忌讳的地方。这儿打柴无树，牧牛无草，古往今来，一直是死回的葬身之地。据说阴雨晦暗时，还听得到怨鬼的啾啾悲声。这么个晦气地方，小镇人即使路过这里，也宁愿绕个弯子避开它。 现在，山上这所与牢房为邻的新房子，成了一座香烟鼎盛的圣庙。人们朝圣来了。 当人们拥上台阶，一眼看见精瘦、佝偻的将军时，突然收住了步子，谁也不敢第一个迈进门槛。伶牙俐齿的剃头佬，如簧巧舌也好像失灵了。许多人在背后用手捅他的腰眼，他慌乱地用自己也没有听清的声音喊了一声： “将军！” 有好大一阵子，将军吃惊地睁大昏花的眼睛，说不出话来。后来，他明白了，枯黄的脸上，两行混浊的老泪，顺着密集的皱纹，弯弯曲曲地流下来。 癞痢山同小镇相隔二华里，并存了无数个年头，而小镇人现在才第一次用喜悦的目光来光顾它了。 人们最先惊喜地发现，将军在屋后坡上的石头缝里，挖了许多树洞。 “打算栽这么多树吗？将军！” “是的，我想在死之前，至少治好这个癞痢头。可惜，这石头壳上种果树希望不大，只好种松树。” “莫非，将军先前想在这儿隐居一辈子？” “隐居？” “是呀，就是像晋朝时候，离这儿三十里开外的面阳山下隐居的陶公渊明先生哪。他先前是彭泽县令，后来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田，就像这样。不过，你种的是松，他喜的是柳，故号‘五柳先生’。”剃头佬抓住机会，大大卖弄了一番。 “哎呀呀，你扯到哪里去了。人家是古代名士，我算个什么？儿喝，儿喝……”将军很艰难地笑起来，呛得直咳嗽，“日后树成了林，再把山脚下那条河筑几道水破，农田可得灌溉之利，小镇也就有了有树的山，有水的河，再弄点花草鸟兽，这里也就成了公园。到时候，我给你们看园门。” 五 小镇到处都在盘算和议论着、怎么像模像样地给将军送行；送给他点什么和让他留下点什么永久性的纪念；今后怎样同将军保持联系，等等。有几个人还为争给将军饯行的先后次序，吵了起来。 但他们谁都没得到这个有头有脸的机会。 癞痢山重新被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包围了。虽然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群来看望将军，但他们脸上不再有笑容。 将军倒下去以后，再没有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在昏睡中，体温有时候升得很高。无神的眼睛就直定定地瞪天花板，时而吼叫，时而嘟哝。突然有一天，将军完完全全清醒过来。他轮流巡视着一张张呆滞而忽然现出慌乱神色的脸，一边喘息，一边微笑。 将军死得很静谧。 上头立刻就来话：将军的遗体，就地火葬；不通知亲友；不发讣告；不举行任何形式的吊唁。但是，他们企图左右的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他们插手的可能。 小镇人用一种沉着的蛮横和平静的狂热，垄断了将军的后事。人们一下子就把治理丧事的班子推举出来。这个班子立刻就作出了决议：依照最老、最重的乡俗，送将军西归。这个决议立刻就被大家接受了。 镇上一个最老的长者，献出了整个小镇唯一的一具柏木棺材；老裁缝连夜赶制了全套的寿服寿被；遗体入殓的时候，焚起了高香，点亮了长明灯。因为剃头佬整容整得太慢，这个功夫花得很长。“八仙”由搬运队十六名剽悍的后生组成。起馆的那一刻，他们宰了雄鸡祭杠。那个被将军从垂危中挽救下来的伢子，由他老娘领着，担任了将军的孝子之职，披麻戴孝，向所有来吊孝的人，下跪叩头。停丧的日子，癞痢山突然生出了一片“森林”，这是小镇人和小镇周围四面八方的乡村送来的孝幛和花圈。由那个将军呵斥过的小兵送来的当地驻军的巨大花圈，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出丧是在一个阴暗的早晨。整个小镇和四方乡野，天低云垂，悲声大励。尽管按照将军的遗嘱，他的墓茔就落在癞痢山，但浩浩荡荡的送殡队伍还是来到小镇的街上。“八仙”们抬着将军的灵柩，依次经过每家每户门前。每经过一家，就停顿下来，等这一家长长的一串“千字头”炮仗响完，再移向另一家。这就使得丧队的行进近乎蠕动。全长不足六百米的两条街道，竟走了整整一个上午。灵柩最后在街口那棵老樟树下，将军一向站立的位置上停了很久。人们一个跟着一个哭诉，呼天抢地。 镇文化站就在镇街上，是一幢老旧的木板楼。从低矮的二楼窗户向外看，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字街口剃头铺对面那棵被雷轰了顶的老樟树，那个被大家喊作将军的人曾经牢固地保持着军人风度，一身军服从来都是笔挺的，几乎没有皱折；帽徽、领章鲜艳夺目；不管天气怎样炎热，从不解开风纪扣，挺直腰身，拄着拐棍，不时地眨一眨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在那里一连站上好几个时辰。小丁也常常从文化站二楼窗口，长久地、一声不响地看他。这个人失去了权力，却没有失去尊严。命运将他抛弃到这个几乎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他却成为这个古旧的、嘈杂的、灰蒙蒙的生活中的一抹异样的亮光。使人想起命运的无常和有常。 第十一章 李芙蓉 小镇农业大队先前的地名叫李八碗。李八碗自古穷。穷的原因据说是这地方阴盛阳衰。这里的男人好吃懒做。他们自己这样唱：“吃八碗饭，挑八蔸秧，过八个坎，跌八个跤。”李八碗因有其名。而这里的女人则很了不得。怎么个“了不得”法，一般人当面语焉不详，谁要说破，搞不好会惹出人命。 传说的仍是那位风流倜傥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到了离小镇不足百里的姑塘之后，又一日来到李八碗（当时自然不叫李八碗）地面，即被卖大碗茶的李凤姐迷倒，颠鸾倒凤之时，趁龙颜大悦，讨得娘娘封号。只是这位负心的天子返回朝廷便不认账，害得一个龙种只好随母姓了李。这自然终究是传说而已，无论正史野史，都决没有出处。游龙戏凤，戏的是苏州的凤，李八碗连边也沾不上。然而却传得极神。这样的来历虽然使李八碗人难免要蒙一些羞诟，但他们心里头还是有些得意的。这传说起码证明，李八碗的风水对女人有利。 李芙蓉是李八碗土生土长的人。 李芙蓉小名叫“黄毛”（当了镇长以后，就没有人再叫了），取其形式。小时候屋里穷，又生了诸多女儿，等到她投生，差一点溺了马桶。满了月就开始喝菜汤，长大了，像一匹黄菜叶子。跟她一样年纪的人奶子像麦粑一样发得老高，她的怀还像瘦伢子一样瘪，洗澡时看一看，平得跟搓衣板子一样，直想哭天。头上几根稀稀黄毛，扎一把辫子也不如别人扎两根辫子的一根粗。哪个也想不到，她日后会成为一镇人的父母官。 李芙蓉长到十三岁，屋里就给她说了人家。一定了亲，就是别家的人了。因此，高小没有念完，屋里就让她退了学，回来做田还生养债。要是中间不发生什么事，李芙蓉一旦嫁过去也就跟无数的生灵一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自生自灭，无人知晓。世上多一根黄毛不为多，少一根黄毛也决不为少。李芙蓉平常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做事十分麻利泼辣：从田里归来，要割柴，要做饭，要掏猪菜，要洗洗连连，夜夜熬到鸡叫，第二天又上工，并不比别个误时。能干归能干，娘老子不抓政治思想，也就没有人给她评劳模，更上不了报纸广播。在田里做事，李芙蓉最厉害的是一张嘴。她敢跟生了伢子的老表嫂一起扯开男人的裤裆往里抹牛屎，再村草的话，在她嘴里从来不晓得打顿，一串一串像放鞭炮一样。只不过狗肉包子上不得席面，这种话，说了一箩筐也当不得一句正经话，没有哪个会把它当成本事的。 忽然有一天，一辆小包车“吭哧吭哧”地开到李八碗屋场上，走下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一看就晓得是老干部：一件灰色干部装扣子全部敞着，一双圆口布鞋，露出粗纱的袜子。他来找的是李芙蓉的公公。原来他跟李芙蓉的公公在同一家人家帮过几天工。那时候他是搞革命的，从城里跑到乡下来避风头。李芙蓉公公并不晓得这些，从来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却终生记得他刚到那家人家时，李芙蓉公公把碗里的一个麦粑匀了一半给他。他现在是专员，刚调到这个专区来。上任没有几天，就抽了空下乡来寻当年共过患难的人。他以前多次写过信不晓得怎样没有回音，只没有想到老人家已不在世上。老人是一九六○年春荒时死的。外头人说是饿死的。家人说是得了嗝食病（胃癌）：煮了粥都是先尽他吃，他总是吃不下，硬逼着喝了两口，又吐回碗里让端给小的。后来就干脆咬紧牙齿骨，一直到死都不开口。专员不胜唏嘘，在老人坟头站了好久。 专员走了没有几天，就从专署和县政府来了好几位干部，说是来写李芙蓉的典型材料。什么叫“典型材料”？不晓得，横直是好事情，要上报上广播，说不定还有许多想不到的好处，比方要用小包车接到城里走一趟，要跟许多干部一起吃一桌“加餐”，起码是八个菜一个汤（红烧肉尽吃）。李八碗于是像一锅开了锅的粥。 李芙蓉被从田里喊回来泥手泥脚站在自家的堂屋中间，对着几位端端正正的干部，一时哑了口，背脊上好像有条蛇在爬。那副样子好像在别人屋里手脚不干净，被当场捉住。抢了半日衣裳角，才突然转身用扫帚把围在门口的人赶了个燕儿飞，然后进灶间抱出一摞麻兜碗，给干部们一一冲上茶水，拖过一只三条脚的板凳，低头坐下： “么事？说吧。” “我们是专署和县里派来采访你的，想请你谈谈你这些年做的工作。” “工作？不就是做田么。” “做田也是革命工作。请你谈谈为什么做田，怎样做田。” “怎样做田有什么好说，哪个不晓得？为什么做田呢？还不是为嘴么，我们这里分口粮是‘人七劳三’，不出工就只能分人口粮……” 干部们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想请你说说思想认识。” 李芙蓉忽然打住。她悟到刚才这番话算不得“思想认识”，“思想认识”是干部们开会说的话。她闷着头想了想，却不能想出几句能连得起的这一类话，不由得恨自己开会总是纳鞋底。很慌张的时候她看见了敞开的门板上已经开始缺角的春联，便脱口念出： “站在家门口，望到天安门。” “好。” 找到李芙蓉之前，专、县干部先听了公社的介绍，了解到一个情况：每年春荒回供粮有限，但李芙蓉家的米饭总能吃到接上新谷。这跟李芙蓉有关，因为是她做饭。这个情况使来总结经验的干部们很振奋。专员的意思是把李芙蓉这个典型树立起来。 李芙蓉的经验很简单，每次量好了米，下锅前又临时抓出几把。 “几把？”干部们迅速地在本子上记着，突然停下，笔尖还啄在本子上。 “三把吧。”李芙蓉翻翻眼睛，搓了一下开始结壳的泥脚。 这条经验正式见报时标题是《节约三把米，打倒帝修反》。在李芙蓉后来的讲用稿里，每一把米又分别有自己的任务：一把打倒帝国主义；一把打倒修正主义；一把打倒各国反动派。 正值全国推行瓜菜代，报纸上大声疾呼泡食有害。有了一个节食的法子，并且这个法子还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在里面，当然就引起了广泛注意。 李芙蓉先是上县，然后是越过专署上省城介绍经验，然后又直接从省里去了北京。回来的时候，就再不是先前的“黄毛”了。 在镇上，这件事怕只有传说中的乾隆下江南宠幸李八碗先人可以相比了。李芙蓉从北京回来的那天，镇上以及李八碗全乡的人，挤在镇政府的院子里外，密密实实的人堆里透不出一丝风。那天天气好，太阳很毒，好多人支持不了多久就晕倒在地上。李芙蓉是由县委书记、县长陪着，用吉普车从县城送到镇上来的。她从车门里钻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一个又瘦又细的黄毛，这样走运，只伯是天瞎了眼。 不服没有用。李芙蓉这一回真正是成了器的。她一开口，声音就像从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小的人怎么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就是气足，是得了真脉的。几个老儿窃窃私议，遂把李芙蓉视作天生的贵人。 李芙蓉站在镇政府的台阶上，对着涌涌动动的人潮不停地摆着两只高高举起的手。隔了几层，人们就不能看到她的身子、脸，就只能看到那双划来划去的手。那手，是领袖握过的手所握过的手。 李芙蓉先是当镇上的妇女主任，不久就当了镇长。开始，干部里有些人心里颇不以为然，总想等着捡她的过，看她的笑话，慢慢地也就公认了她的能干。她作风泼辣，办事风风火火，说干就干，说断就断。镇上许多多年的癞痢头（难办的事），到了她手上，三下五除二就都剃下来了。比如，镇街上，屋檐水问题就是多年来最叫干部头痛的问题：邻里之间屋挨屋，倘若是山墙靠山墙，问题不大，祖上定下的宅基，哪个也不能随便往外移一寸。若是落墙贴落墙，问题就来了。落墙高的，屋檐水自然就流到另一家的屋顶上，这一家也就“背霉”。背霉了多年，有了钱，想翻出身来，便把落墙升起，使自己的屋檐水落到先前压住了他们的那一家的屋顶上，让那一家去背背霉，这就要出纠纷。常常是那一家先戳这一家新盖起的屋顶，然后就是两家拼人命。解决这类问题，一般都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即最初起屋时两家有何协议。倘没有，就以原始面貌为准。但镇子起码有几百年历史，原始面貌哪个说得清？这一百年你的屋檐水落到我屋头上，这一百年之前的那一百年，我的屋檐水未必就不落在你的屋头上。这样扯，是永远扯不清的。 李芙蓉只用了一个法子就把一团乱麻斩落了地：把双方的成分查一下，哪家成分高，那家就只能接受另一家的屋檐水。要是两家成分一样，就往祖上或亲戚中查。李芙蓉同镇上哪一家人也没有五服以内的瓜葛，哪个也无法说她偏心。她用的这个法子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分析法。这是吃了她公公一个麦耙的专员教给她的。教她的当初，自然并不是解决屋檐水问题，只是她用得活。 她有创造性。春耕的时候，就发动“三兜粪”活动。让镇上机关、商店、企事业单位、学校的广大干群，每天利用早晚捡三兜粪送到镇外的李八碗各生产队。冬季搞水利的时候，就组织“三块石”活动，形式同”三兜粪”一样，每人每天给水利工地送三块石头。至于为何一定是“三兜”、“三块”，这是因为一，习惯；二，写材料方便：“贡献‘三兜粪’（或三块石），打倒帝修反。”这些经验都很快在全县、全专区乃至全省推广。李芙蓉的工作能力因此获得很高的评价。酝酿调她到县委工作的时候，却来了“文革”。 运动一开始，那位专员就被打倒。造反派把他同李芙蓉“乱搞男女关系”的漫画从城里贴到镇街上。 李芙蓉的嘴再辣也无济于事，靠边站了两年，匆匆忙忙地嫁给了镇搬运公司的一个临时工。一直到那位专员解放，李芙蓉才恢复了工作，以后又调到县上去负主要责任。 二 当时，私下里正流行一则政治笑话，说是中央有位领导，一次接见一伙外国郎中，那伙人说很敬仰贵国的名医李时珍。那位女领导马上问在座做陪的中国人：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 县城闭塞。但那时的小道消息却是无孔不入的。人们把这则政治笑话传得沸沸扬扬，是别有用心的。影射的是李芙蓉。 县城人刻薄，李芙蓉自己也确有笑话。到县革委机关上班后，她一口气买了好几只保温杯，就是人们编了小曲常唱的那种装过酱菜的玻璃瓶。因为流行，商店也专门备了这种货。李芙蓉先前在镇上见县里下来的干部总是随时从提包里拿出这么一只牛卵瓶，觉得很神气，以为这是县以上干部必须具备的一种标志。这想法原是没有什么错处的，只是她不必一下子买那么多，办公室、会议室、宿舍、手上的提包里，到处都是。把那些标志强调得有些过分。 笑话归笑话。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李芙蓉却是极精明的。 李芙蓉上任接到的头一个政治任务，是不折不扣地落实省革委关于按照“早、小、密、矮”四字方针种谷的战略部署。“早”是农时；“小”是株形；“密”是植距；“矮”是品种。地无分南北，田无分肥瘦，必须“一刀切”。因为这是省革委主任亲自引进的优良品种和先进栽培方法。省革委主任先前在北方的一个军区当司令的时候，在军垦农场试验过，取得了很大成功。 李芙蓉闻风而动，带着铺盖卷，直接住到生产队抓典型。刚过春节，就动员育秧。秧刚长到文件限定的那个尺寸，立刻就大面积开播，一厘也不容多长。这时候田头地角的雪堆还没有化尽。县里的笔杆子给她想了一个响亮而有意义的口号：“人勤春来早，心红雪自消。”省革委主任在省电台的广播里听到报道，马上就带了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到实地来检查。 省革委主管农业的副主任是新上任的，就是先前李芙蓉所在的这个地区的专员（李芙蓉一直喊他“专员”）。论资格，他比省革委主任要老，运动开始受了两年憋气，心里原本就极不熨帖，加上南下以后他就一直在本地工作，又一直对农业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就自以为有了丰富的经验。对省革委主任的农业战略自然就颇不以为然。见到李芙蓉，他劈头就压低了声音问：“你个黄毛丫头搞的什么鬼事！”李芙蓉却没有听清，以为是跟她亲切，说了声：“这是我该做的。”马上就赶上几步跟上省革委主任。省革委主任看见这一大片大寨田真的跟要求的那样“平如镜，烂如浆”，一簇一簇密不透风的青翠秧子铺上去如同锦绣，连声叫好。 “专员”等那一行人走远了些之后，转身对正在田里插秧的几个社员说：“你们认不认得我？”几个人齐声回答：“认得，你是专员。”他说：“我的话还作不作数？”几个人回答：“当然作数。”他说：“那好，你们把插下的秧隔一棵给我扯出一棵。”几个人很爽快地齐声说：“就是么！” 没有想到已经走出去十几步远的省革委主任却听到了这边的动静，带着一行人又折回来。 “怎么，你们搞复辟？！”省革委主任牙巴骨错动起来。 “专员”脸色铁青，也跟一堵壁一样立着。 刚才一片欢声笑语、春风荡漾的田头好像忽然遭了寒流袭击，冻僵了。 李芙蓉站在省革委主任和“专员”中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有些张皇。 省革委主任喊：“小李！” “专员”也直直地看定了李芙蓉。 李芙蓉咬了咬嘴唇，避开副主任的眼光，对田里的几个人说： “你们把刚扯起的秧补起来，别的事回头再说。” 几个人都迟疑着。 李芙蓉一掠散到脸上的头发，挺起胸，连鞋袜也不脱，直接下到田里，泥浆立刻就没过了她的小腿肚。她捡起一把秧，自己插起来。 众人静静地看着，忽然有人细细地惊叫了一声。 一摊一摊的血随着李芙蓉的脚肚子在水面洇开来。血是从裤腿里流下来的。李芙蓉正在行经的日子。 事后省革委主任每逢报告，都要举李芙蓉做例子，证明社会主义建设跟社会主义革命一样，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有时候同样需要付出流血的代价。 李芙蓉的那一摊经血，很深刻地感动了省革委主任。他后来在县城住了几天，临走之前，对李芙蓉说：“你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提一个，我尽量满足你。” “真的么！”李芙蓉也许是因为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大胆念头所冲动，一点不自觉地一歪头，撒起娇来，“若是我要天上的月亮，你也答应？” 省革委主任说：“只要你敢要。” 李芙蓉说：“我想要座桥！” 这个县城自古被一条河分隔成河东河西两面。平时过河的公路由浮桥连接着。每年春上上游的山洪暴发，浮桥就架不住了。两岸的交通也便中断。历朝历代历届的县政府都想过要造桥，终没有造成。这样一件划时代的事，要由李芙蓉来完成了。 省革委主任沉吟了一下，说： “我是问你个人的要求。” 李芙蓉说：“这就是我个人的要求。” “那好吧。”省革委主任说，“有预算没有？” 李芙蓉说：“若是造一座可以并排走两部汽车的桥，需要两百万。若是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造一座简易的，也行。” 省革委主任起身走到会议室的窗子跟前，看着在不远的地方闪闪发亮的那条河。进县城的时候，他的吉普车就是在这条浮桥上“咣当咣当”地摇摆过来的。 他说：“给你们四百万，造一座能并排过四辆车的桥。” 这座桥至今仍是这个省桥面最宽的一座县级公路桥。这个仍然财政困难的县的领导人一旦说起经济开发问题来，总是说，好在当初就有了这么一座桥，今天怕是四千万也造不起来了，到哪里去筹措这笔钱呢！ 关于这座桥的桥名，当时有过许多争论。有人主张叫“芙蓉桥”；有人主张叫“怀恩桥”；后来统一了，叫“朝阳桥”。李芙蓉和省革委主任都同意。幸亏了这统一，使桥名可以一直沿用至今。不像许多纪念性建筑物的题名和题字那样，总是被改来改去，给历史学家造成许多麻烦。 三 不知道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反正那些目的都很伟大就是，中央派了一位女记者下来采写典型。到了省里，省革委主任介绍说，下面有个李芙蓉，很不错的。记者来头大，见的世面大，看了些有关李芙蓉的材料，并不觉得怎样特别惊人。 她真正被感动的，是女人的同情心。 李芙蓉在社会上很辉煌，家庭生活却不如意。她调县以后，把在镇搬运公司当临时工的丈夫也带来了，还给他转成了国家干部。可是男人不晓得是怄她“破鞋”的气，还是怄自己低老婆一等的气，总是打不起精神，动不动就拿老婆当靶子练拳脚。李芙蓉也不晓得是有愧还是有德，每次只要男人发火，她就关上房门，咬紧牙关，不吭一声，任其发泄。有时难免被来找她汇报工作的其他干部撞见。有些实心眼的干部，比方李芙蓉之后的第二个女镇长胡月兰，出于义愤，往往把这样尴尬的事拿到大会上去说，弄得全县都晓得自己的父母官在一人之下受欺负，却又帮不上忙。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时候，胡月兰仍像在大会上一样义愤填膺，比划着手势详细介绍李芙蓉男人怎样一把一把揪落李芙蓉的头发，一掌一掌打得李芙蓉满嘴是血。“这样的男人，简直是反革命！”胡月兰恨恨地说。 “是法西斯！”记者一张本来就白嫩的脸变得煞白，两眼泪汪汪，情绪比胡月兰还要激动。 胡月兰是出了名的“二百五”，喜怒哀乐都常是有口没心的，天大的事，转身就可以抛到脑壳背后。记者却是真的动了感情。她生长在京城的官宦富贵人家，家庭生活中的这类暴行闻所未闻。她甚至还特地去从旁观察了一次李芙蓉的男人。那是个身材矮小的人，满脸胡须，像个仙人掌，使她觉得恶心。 记者后来写出的关于李芙蓉的报道倾注了她最大的激情。她沿袭五十年代一篇有关志愿军的著名报道的格式，把李芙蓉称作是“新的最可爱的人”。 在恢复省委建制的这一年的省党代会上，新的最可爱的人李芙蓉当选为省委委员。会议是最高规格的，吃住安排也是最高规格的。当模范以及当县革委主要领导之后，李芙蓉上省城上北京，注的都是简朴的招待所，这回却住的是省城唯一的一家宾馆。宾馆是五十年代由苏联人设计建造的，里面又高又大，空空荡荡的让人显得渺小。不过这风格同县城和镇上乃至乡下的屋子倒是没有什么分别。不同的是不晓得墙上为什么要贴花布。地上打滑，为了让人走得放心，就铺了厚厚的地毯，踩上去软绵绵的，其实更不放心；又让人肉痛——李芙蓉听说那是羊毛织的。窗子大的吓人，整整一面墙都是空的（为什么不用砖砌起呢？乡下的窗子都是很小的，尽量不露白），为了挡住这空洞，就用那么厚厚的绒布从屋顶挂到地上，又重，掀起它还真要用些力气。绒布的一面竟有闪闪发亮的金丝。李芙蓉想不通，这是何苦呢？还有那一面墙的窗玻璃，莫非城里的玻璃比砖更贱么？床更是存心不让人睡安稳，翻过来翻过去都是幽，人睡下去好像是水牛掉进烂泥塘。最使人胆战心惊的是卫生间。马桶比县革委食堂的饭碗还要细瓷白亮，怎么忍心用屎尿去糟蹋！当然也有李芙蓉觉得可以批评的地方：澡盆的形状跟杀猪盆没有两样。洗澡水更要命，两只开关一只出的水冰得全身打抖，一只出的水烫塌了她胸口一层皮。不过她是精明人，晓得这不会是宾馆的问题，是自己没有找到方便的窍门，也就隐忍了，不声张。往后的几天，不用澡盆就是了。心里就想，难怪“文革”开始的时候造反派要封了这宾馆。落进了这样的安乐窝，不修也要修了。而今启了封，给他们用，是因为打倒了修正主义，让他们工农兵来占领。这样想着也就有了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记者采访，李芙蓉翻来覆去就说我们李八碗，穷得卵子打得板凳响，外头人都唱“有女莫嫁李八碗，嫁了也要打回转”，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有一日会住这样的屋，吃这样的饭，坐这样的马桶。真正是先前一棵草，如今成了宝。记者问她对省党代会的认识，她只是一味哽咽：政府看得起，我心里辣痛之类……记者不便追问，也就原文照发。几家报纸刊登出来和电台广播出来，省委书记（也就是省革委主任）看了听了，神情严峻地对她说：“你不要光是感动，你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要把朴素的阶级感情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远没有结束，甚至更尖锐、更激烈了。连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都有人反对。” “会有这样的事？”李芙蓉难以相信。 “真要有，你怎么办？” “跟他拼命。” “那不是办法。” “那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李芙蓉这回确是认真的。这样的事她完全不能想象，就有了后来那封影响极大的李芙蓉致党中央的信。她代表广大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要求设国家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过了一年半载，这封信的内容被附在一个内部文件公布出来，作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党阴谋的一部分，成了供批判用的罪行材料之一。过去的那一年里，斗转星移，天翻地覆，李芙蓉紧跟省委书记曾经要誓死捍卫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成了反动路线的头子。这之前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已经出现了公开的对立。一向说一不二的省委书记居然受到了痛斥。带头的是“专员”，他指着省委书记的鼻子骂娘，不时把会议台子拍得“嘭嘭”作响。 李芙蓉吓得不知所措，她头回看到省委书记像现在这样神色委琐。 面对声色俱厉咄咄逼人的“专员”，省委书记声音喑哑地说：“不必这么激动么，我们是同志式的讨论么……” “不对，我们之间是阶级斗争！”“专员”斩钉截铁地答。这个时候，他在省委还并没有什么职务，是以列席者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即便这样，现任的省委书记仍只有垂下从来都是昂着的头。 李芙蓉头一次想：第一把手原来也并不总是牢靠的。在这之前，她一心一意地认为，凡事只要跟定了主要领导总不会有差错。先前，让她当“模范”也好，当这个“长”那个“长”也好，当“委员”、“代表”也好，都只是一种光荣，一种让她在许多人面前有脸面的事。只要她实实在在地做事情，那光荣就会越来越多，脸面也就越来越光鲜。她当然也不只是为了这些才实实在在地做事，是人总要晓得好歹的，总要晓得感恩的。“感恩”自然不是感激个人，是感激党，感激政府。所以她才在“专员”同省革委主任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跟定了省革委主任。因为省革委主任比“专员”更有代表性。如今事情好像有些复杂了，光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是不行的，光是晓得感恩是不行的。听哪个？跟哪个？并没有定规。听错了，跟错了就有麻烦，甚至有危险。 李芙蓉头一次碰到了天大的难事。难就难在大家都说她错，她也认错，却不晓得错在哪里。那个文件下来之后，有传说要免去她省委委员和县革委第一副主任职务。她是因为省委书记和那篇说她是“新的最可爱的人”的报道才格外大红大紫起来的。而省委书记和那个写报道的记者的父亲都是反革命“贼船”上的干将人物。李芙蓉是不是上了“贼船”也不能说不是个问题。 李芙蓉在县里凄凄惶惶地等了些日子，那传说却并没有成为事实。 四 上了贼船的省委书记下台之后，新任省委书记是“专员”。“专员”把李芙蓉召到省里，认真跟她谈了一次话。李芙蓉本来就瘦，经了这回波折，瘦得更是脱了个人形。“专员”不出声地看了她很久，长叹了口气。“专员”说：“省委对你是信任的，你还是要振作。你的根底，你的品质我都清楚，你犯错误，不是你的责任。你现在的问题是还不具备参与高层政治的素质。我的意见，你自己写个辞职书，不当这个省委委员了，安心做基层工作。回去，担任县委书记，但要加强理论学习，减少盲目性。今后再遇到大是大非，就不会没有分辨能力，不会看谁官大就跟谁跑。” 李芙蓉一边很厉害地呜咽着，一边重重地点头。犯了错误，反遭提拔，自是意外的喜事。但回去冷静一想，她答应得也太轻松了。“加强理论学习？”从哪里加强起？莫名其妙地犯了错误的这些日子（真的是“莫名其妙”啊，镇上人说，“李芙蓉是睡到半夜叫鬼戳了一卵”），办案的人让她写旁证材料，因为事涉机密，规定了必须她自己写，不能让人代笔，真的比差一点要她命的难产还难。一张纸就只几行字，没有几个写对了头。“鸡”、“鸭”这样几个看也看熟了的字，也是画了个四不像的图代替的。先前，她的讲用稿、总结报告，都是人家写的，她从来不看，让别人念，她听个大概意思。到时候，依旧是王瞎子算命，照直说。 再说，就是真的“加强理论学习”了，就能保证分辨得出大是大非么？那么多学了理论的人怎么就事先没有看出副统帅有谋害领袖的心呢？一个基层干部，学了理论就可以不听省委书记的话，不照“早、小、密、矮”的命令（哪怕是“瞎指挥”）种田么？“理论”上有没有明白的话教人一下就识破一件事情的好环是非呢？比如，省委书记批准给他们县造千古没有的桥，是好是坏是是是非呢？还有那个女记者，虽然说不上漂亮，但一看就晓得是大地方来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嫩得跟棵葱一样，莫说掐，一碰就要出水的。两只大眼睛，不动感情就泪汪汪的，一生气，看了让人肉痛。那么好心肠的一个妹伢子，现在成了反革命的女儿，难为她还怎么过日子。 这样想，李芙蓉觉得很痛苦，很艰难，头疼得厉害，要裂开的样子（这是她来经、坐月子时总是下冷水落下来的病）。 李芙蓉比一般女人强的地方就在于她向来不肯认孬，向来不认为世上有什么苦是不能吃、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她更不是那种没有心机、不能开窍的女人。这些年多少经了些故事，也就多少长了些见识。自己并不是一点不会总结，只不过那总结没有什么花草，也说不上什么理论，但确是实在有用的。这回的教训让她认准了两条道理：一是今后凡事表态不一定认官位大小；二是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不要轻易说话。 这两条道理后来实实在在地帮了她，又实实在在地害了她。 一年之后开始了“批林批孔”，从省城来的几位“法家”，动员李芙蓉跟他们一起回省城批“孔老二”。为首的一位李芙蓉认得，先前是省剧团里写剧本的，“文革”时候当了省革委的副主任。“专员”上台后把他弄出了省革委，赶到山里一个什么农场当副场长。他当然要恨“专员”的。他对李芙蓉说：“孔老二是仇恨劳动人民的，不让你当省委委员，就是当代的孔老二。”李芙蓉眨了眨眼睛，回答得很机智：“文件上规定了运动不能跨地区跨行业，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那几位还要说什么，李芙蓉坚决说：“各位不消多说了。” 李芙蓉很庆幸自己这次的机智和坚决。那之后，“专员”仍是省委书记，还到北京去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而那个写剧本的“法家”“反复辟”“反潮流”之后也回了省革委，仍当副主任。李芙蓉一个也没有得罪。 那些年事好像格外多。说了七八年来一回的，却等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批孔老二好像还没有什么明白的结果，又“评《水浒》”了。对《水浒》，李芙蓉唯一晓得的是武松打虎，连“宋江”也是头回听说。省革委那位先前写剧本的副主任又专程到县里来。这回他是坐自己的专车，话也说得明白：“宋江就是投降派，中央有，省里也有。省里的宋江就是‘专员’。你应该挺身而出，捍卫革命路线，捍卫文化大革命成果，捍卫红色江山不变色。”陪他吃饭的李芙蓉自己一直没有动筷子，听了半天劝，终于问：“为什么非要我去？”对方说：“因为你的揭露最有力。”李芙蓉最后说：“让我想想。” 几个月里，省里那些人几乎一天给李芙蓉一个电话。报纸、电台、文件（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铺天盖地地“反击右倾翻案风”。省城里，上演了那个写剧本的省革委副主任写的大戏。戏里面那个一复职就反攻倒算的“还乡团长”“走资派”，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专员”。而一号正面人物是个女英雄，剧情和扮相都让人一下就想起李芙蓉。不同的只是，生活中的李芙蓉受了打击无声无息，戏台上的女英雄民抗迫害不屈不挠。剧本和剧照在报上登出来，县委机关留守的人看了，派人专程给水利工地上的李芙蓉送去。 李芙蓉本来就很少坐办公室，现在就更是难得进县委的院子。一年四季，春收春耕、夏收夏种、秋收冬翻、兴修水利、造大寨田……直接就住到工地上。报纸送来的时候，白天她来不及看。到了夜里别人都睡了，几个不安生的后生也停止了捏弄，她才把马灯从悬梁上摘下来，搁到自己的铺前，翻着那张报纸，字不认得几个，但剧照是可以看懂的。看看就发起呆来。几天前发布了总理去世的消息，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才只几天，报纸上怎么还会有心思登剧照？世事就像一天黑云，哪个晓得后面是阴是晴。这是一个冷得刮毒的冬天。风又大，雪又大，临时搭在野地上的茅草棚子什么也遮挡不注。还不到半夜，从门洞里扑进来的雪就浅浅地覆盖了地铺。那些落在露出被头的头脸上的雪被热气溶化了，使那一大片雪白上现出很规则的一长串圆点。工棚搭得很大，地上铺了稻草，男女各占一边，中间用两行树筒子隔成一条路。先前，大家把鞋子都放在各人脚头的路上，早上起来，鞋子里灌了雪。一些湿鞋子则冻在地上拔不动。便提醒他们睡下后把鞋子塞进地铺的草底下，有些粗心的人还总是忘记。李芙蓉起来，沿路走一遍，把好几双鞋子塞进去，又顺便给几个人掖了掖被子，重新钻回自己的被窝，捻灭了灯，躺下去，还是睡不着。身子底下的稻草被弄得窸窸窣窣地响，怕吵了别人，不敢乱动。浑身上下冰冷彻骨，悟不出一丝热气。眼前的黑暗中是一片乱七八糟的影子，像是风吹乱了幕布的电影。一国总理在那片摇摇晃晃的幕布上匆匆向她走来，很认真很有力地握她的手，眼睛很专注很亲切地看着她。那一年她上北京，国务院腾出中南海的办公室解决赴京代表的住宿。当时的情形好像是梦中，脚骨子直发软，只想作揖，下跪。无论怎样，她觉得他是个好人。但后来听说，连他也是靠不住的，要不是化了灰，也难免一劫。可见，用好人坏人看人论事，到底只是小镇人的尺寸，太短浅，大没有见识。 政治局面是更尖锐也更明朗了。全国许多同李芙蓉先后出名的各条战线的英模人物，纷纷挺身而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省里那些电话日益弥漫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催李芙蓉披挂出征。人们满怀激情地请求她，不要再沉默下去了。沉默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敌人的容忍，也就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犯罪。 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两股力量的冲突终于进入白热化。四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乱理所当然地被镇压下去。血腥的事实，不容人——尤其是李芙蓉这样一个人——袖手旁观，也不容她有什么犹疑了。 李芙蓉终于决定去省城的那一天，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军民群众上街游行，庆祝撤消右倾翻案总代表党内外一切职务英明决策的第二天。听完了那消息的广播之后，她找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对他说：“安排好车子，我明天到省里去。” 省委、省革委机关为李芙蓉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会。人们向李芙蓉鼓掌、欢呼、致敬，在她面前让出路，又在她身后紧紧地汇合。然后把她高高地抬举上台，让她像日头一样照着一片呼声和歌声（《国际歌》）的海洋。这情景李芙蓉自不陌生却是久违了。看着潮涌般的人群，她潸然泪下。那里边有兴奋，也有辛酸，自然还有对自己的侮恨。 那个欢迎大会之后，她就由人群簇拥着，浩浩荡荡地直接去了省里的高干病房。 “专员”已经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了，病势据说是越来越严重，已经要靠吸氧苟延残喘了。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借住院躲避斗争，对抗运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是走资派惯用的伎俩。 仰卧在病床上的白被单下的“专员”静静的像一具僵尸。氧气面罩下面露出两只失神的眼睛。发现床前站立着的竟是李芙蓉的时候，那微眯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睁了一下。然后一星亮光就被无力的迷惘和痛惜淹没了，暗淡下去。 塞满了病房里外的人，把口号喊得一阵高过一阵。空气好像在沸腾着，燃烧着。除了勇往直前，李芙蓉已经没有一丝退缩的余地了。但是，在她下定决心把手伸出去之前，还是免不了一阵发抖。毕竟，面前的这个老人，她怎么也没有法子从心里真正的恨起来。她唯一明白的是，她现在并不是一个原来意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化身，很多人的愿望和情感的化身。那个一头黄毛的、瘦骨嶙峋不到一百斤的、只为了自己活着吃喝拉撒睡觉生伢子的李芙蓉暂时是不存在的。 当然，促使她最终下定决心的那许多原则里，也包括了“专员”对她的教诲：要分辨大是大非，不要认官大官小。 李芙蓉伸出发抖的手，揭下“专员”氧气面罩的那一举，永远地决定了她后半生的命运。“专员”在交出长期担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之前签阅的最后一批文件中，有一份是有关部门拟定的要逮捕法办的反革命要员的名单。“专员”从上面重重地划去了“李芙蓉”三个字，笔就从他的指缝里滑落下去。旁边的人赶紧帮助他调整好姿势，重新仰躺在病榻上。好久他才睁开因为痛苦而闭上的眼睛，说出他划去“李芙蓉”的理由：“算了吧！一个黄毛丫头。” 这是李芙蓉摘下他的氧气面罩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李芙蓉最后的冒失与其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不如说给他的心理打击更大。在他退出第一线岗位，每天仰靠在床头上，向他妻子口述回忆录的时候，关于李芙蓉，他的结论是：这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为惨痛的失败之一。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失败。 整个清查过程都在进行隔离反省的李芙蓉，在县委换届的时候自然落选，安排到县人大当主任，仅保留了正县级别。县人大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一位副主任，很强干，也很有理论水平，开起会来不用稿子，一讲就是半天。李芙蓉插不上嘴，只有陪着干坐。这样坐了几年，男人办了退休，觉得在县城没有意思，执意要回李八碗的老屋，逼着李芙蓉跟他去做饭。李芙蓉不到退休年龄，还是打了报告。正好赶上县人大换届，上面也就没有再推荐她作下届人大主任的候选人。 第十二章 哈巴癞痢 李芙蓉从小镇调到县上之后，接替她当镇长的是个从外地调来的癞痢。镇上的干部们就有情绪，私下不叫他“镇长”，叫他“哈巴癞痢”。“哈巴”同癞痢连着，不是乖巧，而是戆和霸蛮的意思。 当时的镇革委会是很革命的，就在镇口的大路边上，先前是李八碗李氏宗族的祠堂，多年失修，破烂不堪，四墙裂了缝，已经歪斜了，屋头上长了草，衰败成灰色。祠堂改成办公室后开的窗子上，没有玻璃，蒙在上面的是包装化肥的透明塑料袋。“文革”时候才在满墙刷了红漆黄漆，不是为了维护屋子，是为了写语录。红红黄黄的颜色像在一张苍老的脸上化妆，不仅是难看，简直是狰狞。屋子里几乎没有一样完整的东西，桌子要互相靠着才放得稳，椅子要靠了墙才敢坐，会计的算盘和圆珠笔上都包扎着医院用的胶布。镇上原本就穷，再经了几年革命洗礼就更清白了。不过，再穷也有穷开心的法子。哈巴癞痢到小镇上任，开第一次镇革委领导班子会，就领教了这开心。 乡镇上从来没有按时开会这一说。人总是先先后后参差不齐。等人的时候，先到的人就讲笑话打发时间。领导干部又主要讲的是跟领导干部有关的笑话；上级来了一位领导，大会上作报告，首先宣布来意：“我这回，是专门来搞妇女，”顿一下，才说“计划生育工作的”。接下来就自谦，“我是个大老粗，有多粗呢？你们妇女主任知道，昨天晚上，我跟她摸了一下，一直摸到下半夜……”等等。在这类笑话里，开心的对象总少不了妇女主任。说多了，就觉得是老套子，没有新意。这一天，有人出了个点子，对另一个人说，我们莫总是图嘴巴皮子快活。今天不来素的，要来就来点荤的。你平日跟妇女主任眉来眼去，今天敢不敢当大家的面，在她胸口抓一把，也给我们开个眼界。 大家就起哄，一致说：“好！”一片山响，如同誓师。 妇女主任是六八届下来的知青，很积极能干。下来不到一年就入了党，成了知青模范。镇革委筹办妇代会时被抽上来，以后就留下来当了新生的妇代会主任。镇上的知青有“五朵金花”，最好看的两朵都进了镇革委。一朵是镇广播站的播音员；一朵就是这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是工农兵型的，很丰满壮实，胸脯特别高，让许多人垂涎。 被提议的那另一位是镇革委副主任（也就是副镇长），妇女主任就是由他发现推荐上来的，两人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一般。私底下有人问他跟妇女主任是不是有事，他总是反问：你看呢？分明是得了手的神气。只是大家还没有看到公开的证明。 妇女主任总是最后一个到会。一是因为来早了，会让这些臭男人没头没脑地打趣；二是因为当了干部，又碰到场面上的事，一个女人上下总要收拾得光鲜些。那天她穿了件短袖衫，那衫子很薄，其实遮掩不住什么，里面肉色的胸罩远远看起来跟没戴一样（这其实是镇上人的看法，妇女主任的穿着还是很得体的，只是因为带着些城里人的趣味，镇上人觉得有些惹眼就是）。 妇女主任高耸着那似乎没有戴胸罩的胸脯，大踏步地走进来。她走路的步伐和声响，跟她说话做事一样，都是很轰动很壮烈的。相反屋子里倒是显出格外的安静。一向高声大气的男人们都凝了神，似乎在深思国家和世界的前途。这使妇女主任有些意外，有些奇怪，又有些泄气。回回她总是最招人注意的，这回却遭了冷落。 “出什么事了么？” 她不由得放轻了脚步，走到副镇长身边推推他的肩。 先前闷头抽烟的副镇长慢慢地把吸剩的烟头在一块西瓜皮里揿灭，忽然一扭头，伸出那只粘着瓜汁的手，一把抓住了妇女主任的一只乳房。 屋子轰地一声像是突然坍塌了。先前一个个做出深沉样子的男人们一齐爆发出哄笑，有人笑岔了气，连同椅子一起仰翻在地上。 妇女主任并不示弱，劈头盖脸地同副镇长揪打起来，一片“死鬼、畜牲”地乱骂，脸涨得通红。但听起来，只有三分恼怒，却有七分快活。 终于平静下来，副镇长宣布开会。镇上先前的镇长李芙蓉调走了，一直由副镇长主持工作。 副镇长原以为自己这回填镇长的空是没有疑义的，没有想到县里又派了新镇长来。 “今天的会，就是欢迎新镇长。” 副镇长懒洋洋地说，瞟了一眼在对面角落里坐着的一个人，又懒洋洋地举起手带头拍巴掌。好像他刚刚想起来屋子里还坐了一个镇长。底下的巴掌跟着响了几声，稀稀拉拉也是懒洋洋的。副镇长是本镇人，从读书到工作，一直没有离开镇子。镇政府里也大都是跟他一起共事或由他提拔起来的熟人，大家都看他的眼色行事。在他上面，镇长换了好几位，都呆不长。但是上面也绝，宁可走马灯似的换人，就是不给他转正。他也就立了志斗法。县里要调他走，他就是不走。又抓不到什么大错，他在上面也有帮忙说话的，就这样僵持着。对这一回新来的镇长，他自然也是不在乎的了。 新来的镇长不但没有可以让人在乎的地方，反而是很让人看不上眼的。一个疤痕累累的癞痢头——那疤痕显然是剃头佬的杰作，粉红间以灰白。这累累疮疤之间，偶有几绺稀毛，像沙漠上的草。脸很黑，满是粗糙的皱纹和紫色的小瘤子。这样一个人来做镇长，实在是对全镇的一种蔑视。 这欢迎会，不过是个例行公事，显示副镇长大度。因此他们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全然不顾及新来的镇长会有什么态度。哈巴癞痢也一直安然地笑着，带着一种憨憨的新奇看着众人。众人笑，他也跟着笑。众人笑完了，他也就不笑，只不说话。等到副镇长宣布了请他说话，他才开口。 他说他今天并不是头一回到镇上来。县里决定调他到镇上来之后，他已经在镇上各处转过几回，镇上七七八八的情况，他是晓得一些的。 他的话一出口，大家就听出他的中气很足，嗓门也大，只是他克制着。他的话听起来很和缓，但其实很硬扎，没有一句客套，也没有一点要请教的意思，甚至没有一点隐讳：“今天的会不必开长。这样的会开长了也没有意思，欢迎不欢迎我反正都得来。我看这样，办公室下个通知，开个两级干部会，把全镇下属各单位的负责人都集中到镇里来，镇革委所有负责人都参加。报到时间就定在下个星期一。” 哈巴癞痢说完就宣布散会，随即就起身走出会议室。既没有问副镇长有没有什么补充，更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会议从正式开始到结束，前后不到十分钟。 其他的人一时呆在座位上没有动。大家面面相觑，觉得这回有点“来者不善”。有道是“十个癞痢九个哈（音ha）”，这回恐怕是遇上一个难剃的癞痢头了。 副镇长脸色铁青。跟镇长的这头一回交手，他明显是输了。哈巴癞痢毫不客气轻易地就把会议的主动权夺了过去，等于把他晾在那里。末了他冷冷地一笑，他对自己在镇上的绝对地位还是有信心的。 哈巴癞痢第二天上班就坐在镇革委办公室，一直看着办公室主任把会议通知起草，油印出来，又分装信封邮寄出去。然后又吩咐要一个一个打电话，保证不能缺漏一个人。电话要做记录，他回头要核实的。 二 又是公函，又是电话，应到的人全部到齐。其实不这样，人也到得齐的，除非哪个遭了天灾人祸。乡镇干部指望开这类会，就像伢儿指望过年，说的就是：口里没有味，开个干部会。 但这一回副镇长却有了别的心思。会议后勤，由他具体负责。他通知办公室主任，新镇长来了，要有新的作风，开革命化的会，会议伙食按最低标准办。以往都是在财务规定的范围外再增加一笔开支。这笔开支跟规定的经费比，是大头，出处最后都分摊给下属各个单位。各单位的头都来了，分享了这开支的结果，他们都很乐意，因为理由很正当。副镇长这回不增加这笔开支的理由也很正当。办公室主任心领神会，但心里有些打鼓：副镇长这一手很绝，明摆着是要坍新镇长的台，却让你恨得想咬他也找不到地方下牙了。 哈巴癞痢听汇报的时候却说，要得，就要这样。听口气不像是反话，倒似乎是正中下怀。哈巴癞痢后来又让把租用的客栈退掉，把镇革委的办公室都腾出来铺上干草，让参加会的人全部打地铺睡在这个老祠堂里。厢房不够，哈巴癞痢自己带了镇革委机关的干部就睡在堂屋里。好在这祠堂有些规模，参加会的连工作人员一起不足半百，勉强挤得下，只是吃和拉有些问题。祠堂做了镇革委机关后，在屋后加个院子，建了食堂和厕所。先前主要是供机关的人使用，现在一下子加了许多人，自然就难以满足需要。镇长说，革命化么，就化彻底些。这样的困难有什么大不了的，尿就滋在墙脚上，拉屎和吃饭，分批。凡事妇女优先。 大家觉得新鲜，倒没有几个有怨言。报到的当天夜里，一屋子男女嘻嘻哈哈，荤的素的，笑话不断。 第二天起来大家都变了脸色。不晓得从何时起，祠堂外布了岗哨，背了真枪实弹的民兵，不准一个人出进。屋子里的几只摇把电话也都摇不出声音，明显是有意切断了线。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正要闹，哈巴癞痢一下从什么地方站出来（他夜里不晓得什么时候出了祠堂），身后跟了两个武高武大的带枪民兵。他清了清喉咙，压低了声音说，大家不要乱，哪个作乱莫怪我不客气。老子今日就是来专政的。你们这班家伙，共产党叫你们当干部，你们一件好事不做，不是执灰就是弄乌。把男人轰出去上水利，自己就去操人家老婆女儿。镇上我是来了些时候的，你们各人做的好事一桩也瞒不过我。这回我让你们自己交待，老实交待了没有事。哪个要打埋伏，我拆他的骨头。现在都去吃早饭，吃完了，回到各人铺上写交待。交待一个出去一个。一日不交待，一日不准出这祠堂门；一辈子不交待，我就让他坐穿牢底。莫想带口信，莫想串供。两里路外我就派了岗，除了雀子跟老鼠，哪个也过不来。 这些年，大家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没有见过做过。自己对别人做得，别人也就对自己做得。理是没有讲头的，哈巴癞痢将来时，大家就听说是有些来头的。倒不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是因为县革委主任看重他。 县革委主任是“三结合”后从军管部队留下的，又是刚成立的省革委主任的直接下级。说是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但也还有一句话：“好汉不吃眼前亏。” 不满三天，大多数人都写出了交待。那三天里头，整个祠堂里死气沉沉。哈巴癞痢派了民兵，轮流在各人的铺前来回巡视。堂屋和厢房里只有一片轻轻的翻动引起的禾草的窸窣声和笔尖在纸上的划拉声，偶尔夹杂着一两声咳嗽和叹息。有人放屁引起了嗤笑，但立即就止住了口。夜里，才有人做恶梦，从地铺上跳起来，鬼哭狼嚎。值夜的民兵，哗哗地拉动枪栓，又压抑下去。 白天，哈巴癞痢在食堂的仓库里清出个角落，等着一个接一个来送交待的人。他不看，让交待的人自己念。他闭起眼睛听。那个人念完了，他才睁开眼，说：“行，材料放在这里。你可以回去听候处理。”三天后，祠堂里只剩下镇革委机关本身的几个人。副镇长一直咬紧牙，黑了脸，仰在自己的地铺上用无言表示最高的轻蔑。妇女主任和办公室主任也都没有动静。镇长并不跟他们打照面。到第四天上午，他让民兵把妇女主任带到食堂仓库里来。好长时间，他一言不发，一心闭着眼睛。妇女主任则隔了桌子坐在他对面，低头捻自己的衣角。这几天她也没有认真梳洗，披头散发，面色蜡黄。先前的风骚劲一点看不到，像一棵霜打的菜。 哈巴癞痢终于开口，说：“别的我都不想问，只问你一件事，有一回你开妇女会，讲计划生育，动员大家上环，有人担心上环出事，难受，你说，你就上了环，一点事没有。你一个大闺女，上环做什么？”妇女主任抬起头，愣愣地看了一会镇长，忽然“哇”地一下哭起来。这几天，因为副镇长的顽抗，她也一直硬撑着。现在，她实在撑不住了。 妇女主任随后就交待了自己的错误事实。镇革委没有干部宿舍，家不在镇上的干部要在镇上过夜就睡办公室。妇女主任没有成家，就只有住在镇妇联办公室。在床铺和办公桌中间挂张帘子。副镇长的家在镇下面的生产大队。他平时很少回去，也在自己办公室搭了一张床。逢到别的干部都不在的时候，他把祠堂大门一关，同妇女主任就做成了夫妻。妇女主任起先不肯，到底受了他的培养，却不过情分。他说，这是对她最好的再教育…… 哈巴癞痢打断她的哽咽，说：“你不必讲那么细。不要前言也不要后语，把刚才讲的这段写下来就行。” 妇女主任刚出门，办公室主任一头撞了进来。他已经在门外等了多时。他两只脚索索抖着几乎要跪。哈巴癞痢让他坐，他坐了几次也没有坐稳，屁股老是不得落实。他牙齿“格格”地打着战，结结巴巴地求镇长高抬贵手。他说他胆子小，做不成什么事情。年轻时冒失过一回，到如今一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他把那次冒失写在了纸上，作为交待：那时候他刚到镇上，做民政工作。有一回，一对在他手上打了结婚证的新婚夫妇来找他，说是圆房三天了，就是成不了事。那时正是正月里，镇政府很多人都没有来上班。中午他在镇上的一个亲戚家里喝了很多酒，胆子正是麻的。他就突然心血来潮，对那男的说，你在这里等着，我给你老婆检查一下，就带了那女的进了自己的宿舍。那时候的人百分之百的相信政府干部。相信干部，也就是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也就要相信干部。那男的也就老老实实地等。那女的也就老老实实地让他检查。他检查的办法很实在，就是把那事做一遍，算是试验。试验结束，他大汗淋漓地把那女的带到男的面前，说，没有问题，通了。过了一个月，夫妻二人居然带了礼来谢他，说是他们那回一回去就果真成了事，现在怀上了。他涨红了脸不敢看他们。他是罪该万死，利用了革命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应该让革命群众打翻在地，踏上一千只脚，一万只脚。 哈巴癞痢耐心地听办公室主任念完了自己的交待，睁开眼睛，没有像对待先前的那些人那样让他把交待留在桌上，倒是隔着桌子，伸手把办公室主任手上的那叠纸接过来，扇扇子似地摇了摇，然后拿过桌上的打火机，点着了那叠纸。火舌沿着那叠纸的下角往上舔，一片一片燃烧后的碎屑虫子似地飞起来。一直到快要烧到手指了，他才松手。又看着那点纸屑烧完，收缩成一团，打了个旋飘起，才抬起头，对办公室主任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办公室主任一直惊恐地睁大的眼睛里泪水一下涌出来，一直想跪没有跪成，现在“咚”的一下跪了个扎实。 哈巴癞痢笑了笑，说：“行了。以后注意，要跟路线，不要跟人。” 办公室主任说：“我晓得的，晓得的。你就是路线。” 以后的日子，哈巴癞痢就带了那一摞交待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落实处理。自然并不是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有偷鸡摸狗的劣迹，但这些人也都搜肠刮肚地写了些平时吆五喝六，好吃懒做的事来凑成交待，斗私批修总之很彻底，只求尽早出那祠堂门。镇长一津拿了对付办公室主任的方法如法炮制，当了各人的面烧了各人的材料。他说，他要看的是各人的态度，各人今后的工作。至于过去的账，一笔勾销了。 但有一个人，他没有放过。他把妇女主任的交待作为揭发报到县革委。全国上下都正在落实新发布的最高指示，检查知青工作，就等着要一个典型。副镇长刚好撞到枪口上，问了个奸污女知青的罪，抓起来判了重刑。依县革委主任的意思，要杀头的。好歹副镇长在县里有些根基，许多人冒险说情，才保住性命。 妇女主任自然在镇上呆不住，回城去找了个工人下嫁，随后就调去了丈夫的那个烧砖瓦的工厂。 三 然后是哈巴癞痢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日子。 省革委主任是个极有雄心也极有胆略的人，抓工业抓农业都有许多惊世骇俗的创造。哈巴癞痢的真正发迹，就得力于把这创造部分地变为了现实。为了贯彻落实省革委主任“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的战略部署，哈巴癞痢召开了全镇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动员大会。哈巴癞痢说，搞不搞是态度问题，搞成了什么样，是水平问题。没有山，建不了塘，机耕道总可以修的，新村总可以建的。 一散会，就让人按事先画好的机耕道，新村规划图打石灰线。线一打出来，就让人动手，边拆旧屋，边做新屋。那个农业大队一时鸡飞狗跳，烟尘滚滚。却有一个村子没有动静。这个村子还恰恰紧挨着规划图上的机耕道，是非拆不可的。 这村人所以这样胆大，不怕做反革命，是因为一个寡妇做了他们的盾牌。这寡妇的屋子立在这村子的最前沿，而且压着那条按规划图打出的石灰线。寡妇是新寡，男人害病，没有钱住医院，在家里拖了几个月死了，给寡妇留下了六个儿子，最小的还在怀里吃奶，最大的刚刚挑起一担粪。 哈巴癞痢听说居然有人敢对抗，便带上民兵跑了来。寡妇面对气势汹汹的镇长和把枪端在手上的民兵，全无惧色。几个儿子都挤在她身边。她一手搂着吃奶的儿子，一手挡定了自己的屋门，说，横直是死，你们有种就把老娘一家人连屋子一起拆！ 一村子男女都围上来，看哈巴癞痢怎样唱这台戏。 哈巴癞痢的癞痢头涨得通红，眼角很有力地弯下来，射出凶光。 “真不走？” “不走！” “还是走吧。” “不！” “那就怪不得我了。” 哈巴癞痢咬了咬牙，后退一步，示意民兵上前。几个民兵围上去，把寡妇一家一个一个的从屋门口扯开。寡妇一家人杀猪似地嚎叫起来，骂声哭声惊天动地。寡妇满地打滚，“畜牲”“癞痢”骂个不休。围观的人中，几个年轻的血性涌上来，龇牙咧嘴地想要冲出来排命。哈巴癞痢喝道：哪个敢动，动就开枪！年纪大些的赶快靠拢把几个年轻人挡了起来。哈巴癞痢回头，向一台早已停在那里待命的拖拉机挥了挥手。 马力很大的“东方红”轰轰地冒着黑烟，履带沉闷地格拉格拉响着，好像是从每个人的胸口轧过。寡妇的那幢茅草盖顶的土坯屋几乎听不见声音就塌成了一堆土。 一村人一轰而散，晓得是再没理可讲了，都回去抢自家的东西。想让一个哈巴癞痢发善心，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 哈巴癞痢并没有让拖拉机继续推下去。他对生产队长说，去，叫他们莫慌，不作对就行了。先去清新村的地基。 寡妇一家人则被关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寡妇已经声咽气短，依旧挣扎着要寻死觅活。哈巴癞痢让人把她的手脚捆住，系牛一样系在柱子上。跟寡妇一样捆住的，还有她那个可以担起一担粪的大儿子。 先是组织全县各公社负责人到小镇来开了现场会。县革委主任把这里的经验总结后又专门报告了当省革委主任的老首长，引起了老首长的极大兴趣。接着又在小镇开了全省的建新村现场会。省革委主任带了随员、记者以及全省各县的革委会主任浩浩荡荡几百人到小镇来，把镇里镇外压得塌了三寸。哈巴癞痢先是成了省劳模接着又成了全国劳模。省报和全国的大报都登了他的大幅照片。那颗疙里疙瘩的癞痢头经过很巧妙的洗印处理，竟反而有了几分艺术效果。 但这回的现场会差点惹出大祸。 四 原说是视察了新村、在现场会开始时作完指示就到市里去的，但讲话的时候，话筒突然没有了声音。省革委主任掼下话筒，回头就要发作。正在主席台后侧照应扩音器的镇广播站播音员赶紧跑出来，抓过话筒拍了几下，仍是没有动静。她很尴尬，一时慌了手脚。整个会场的气氛也一下僵住，似乎是等待着一场战争的爆发。 省革委主任的脸色却不知为什么重又容光焕发起来。他和颜悦色地对可怜巴巴的播音员说，小鬼，下去吧，我讲话本来不需要扩音的。接着他就大了声讲起话来，并且越讲越有兴致，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不时引起满场的笑声和鼓掌。 吃过饭，省革委主任竟不走了，对哈巴癞痢说，让广播站的那个小鬼来，我想跟她谈谈。 让人敬畏的省革委主任在位不久，全省各级领导就晓得了他的一个极有个性的嗜好，就是每到一处就要找些好看的女孩子进行革命教育。他虽然年过半百，但精力旺盛得吓人，白天不论怎样辛苦劳碌，这教育还是要通宵达旦的，一点不知疲倦。他抓这教育同他抓革命、促生产一样都是极有魄力的。就有了种种传言，就是省革委主任到了哪里，哪里的母鸡都要赶紧穿裤子。都说这是阶级敌人用心险恶的攻击，但私底下大家都把这险恶的攻击一遍又一遍用心不险恶地重复，还加了一个形象的描绘，说是“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 哈巴癞痢说，那太好了。省革委主任要在小镇过夜，要对播音员进行革命教育，无疑是小镇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我马上去作安排。哈巴癞痢欣欣然、跃跃然。 然后他就陀螺一样在镇革委的院里院外转起来。收拾省革委主任一行过夜的房子和床铺；吩咐准备保卫省革委主任一行的民兵岗哨……省革委主任很感动地说，你歇着吧，忙活一天了，把那小鬼给我叫来就行啦。 “好的，就来了。” 哈巴癞痢一边雷厉风行地调度，一边干练地应诺。 但是哈巴癞痢再次出现在省革委主任面前的时候，仍是一个人。 “小鬼呢？” 省革委主任显然有些不悦了。他迫不及待要做一个女孩子的工作，结果却老是这么一只可恶的癞痢头在他面前进进出出。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许多下级干部以为只要自己忠心耿耿，尽心尽责就能讨上级领导喜欢，却因为总是搔不到领导的痒处，使得种种殷勤，种种辛苦都成为一场白忙。更严重的甚至招致了领导的怨恨。因为领导的有些意图是要靠下级去领会而不便明确指示的。一个下级干部乖巧不乖巧，能干不能干，要害和标志常常就在这里。 哈巴癞痢自然不是不乖巧、不能干的人，只是这一回，他实在无能为力；他去找镇广播站播音员的时候，才听说，仅仅在约五分钟前，播音员搭了一辆拉货的便车，匆匆赶去了城里搭火车。当时她刚刚接到从上海老家打来的电报，祖母病危，让她速归。她甚至来不及向镇长当面请假，写了张假条连同电报一起让人带给镇长，就哭哭啼啼地跑到公路上搭车去了。 哈巴癞痢现在带来的，就是这张电报。他请示省革委主任要不要过目。那上面还留着一个上海女孩子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免不了要用的护肤脂的温柔气息。 省革委主任锐利的眼睛静静地看了一会哈巴癞痢，什么话也没有说，径直从哈巴癞痢身边走过，走到门外，喊了一声什么人，就径自走到了镇革委的院子里。 几辆从省城开来的吉普车很快就轰轰地吼起来，雪白刺眼的车灯横扫着镇革委的院子。随后车队就向镇外的黑暗风驰电掣般地扑去。 被省革委主任抛下的镇革委的一院子人都呆了，弄不清省革委主任为什么忽然作了战略转移。来的时候轰轰烈烈，小镇一时间福星高照；走的时候阴阴森森，小镇似乎要大难临头。这样的跌宕起伏，反差实在是太大太猛了。小镇人见的世面、经的事少，受不得这样的惊吓。 哈巴癞痢倒是很安然。说，首长就是这样火爆的性格，工作作风一向泼辣，这在全国都是很有名的。真要有什么事也是我担着，没有你们的事，各人回去吧。 后来果然也真没有什么事。哈巴癞痢和小镇依旧是全省的先进典型，上了《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成果三百例》。哈巴癞痢后来还是依旧多次出席了全省、全国的各种表彰会、讲用会、经验交流会。省革委主任也没有因为那天晚上的事对他生出什么隔阂。证明是，哈巴癞痢后来还特地从省城带了一张省革委主任在一次会议上单独接见并同他亲切交谈的合影的放大照片回来。那照片用镜框镶了，挂在镇革委会议室领袖像的下边。不过，再后来，这又成为哈巴癞痢上了反党贼船的铁证。 哈巴癞痢的辉煌很短促，像扫帚星划过小镇的天空。 先是中央的副统帅，接着是省革委主任，接着是县革委主任，接着是哈巴癞痢，一个一个地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就像他们当初理直气壮地把别人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一样。据说，他们竟是串通好了谋反的。省革委主任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是战略工事的一部分。他那回来小镇，主要是来看地形的，计划在小镇修一个地下指挥所。那天晚上说住下又突然撤走，就是为了保密。总之事情很严峻，很可怕。大家这才晓得，一个哈巴癞痢当初能那么不可一世，原来竟有这样的背景，也就激起大家无比的痛恨，声讨起来一个个义愤填膺。 但哈巴癞痢却满不在乎，开批斗会的时候，他依旧像先前做镇长时一样神气活现。 一上台，他跪下一条腿，另一条腿伸着，两条手臂平展着。主持人喊：“你起来，我们不搞体罚。”他说：“我自己罚自己，跟你没有关系。”主持人说：“你这样子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这还看不出来？我没有文化的都认得：一个头，两只耳朵，平伸两只手，伸条腿，跪条腿，这不是个‘光’字么。不过不是光荣的‘光’，是光卵一条绳的‘光’，如今我光卵一条绳，什么都不是了，甘心情愿接受批斗。”大家听了，又看他怪模怪样，想笑又不敢笑，就开始揭批。 镇食品站的站长黄帽子上去说：“你当个镇长，专搞特殊化，回回买肉，精的不要，肥的不要，专要猪头肉。镇上一个月才供应几头猪？一头猪有几两猪头肉？你回回只要猪头肉，别个吃什么？要是让你这样的人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劳动人民不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才怪呢。”说着狠狠地跺脚，高呼：“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在台角上的哈巴癞痢疑疑惑惑地瞟了瞟黄帽子，说：“你是表扬我还是揭批我啊？世上哪有不吃精不吃肥只吃猪头肉的人？我是穷得没有法子啊。你要喜欢，二回我拿猪头肉跟你换精肉肥肉，你只莫加收我的钱就是。免得你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黄帽子给他说得噎住，一时不晓得怎样回复。主持人就及时地喊：“下一个上来。注意，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说大是大非问题，敌我矛盾问题。” “我来！” 下面一个人奋勇地应了一声，挺身而出。是镇革委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先前是跟哈巴癞痢跟得最紧的一个。大家人前人后叫他做“镇长的吊刀”。他并不恼火，反而乐意，说是“跟路线”，一脸的自豪。哈巴癞痢也是少不得他的。哈巴癞痢走到哪里都喜欢讲话，讲话便少不得稿子，稿子都是由办公室主任写。写得好不好，主要就看厚不厚。拿到手上，先掂掂分量，再看看页码，好几十页，就说要得。 但是，其实再短的稿子哈巴癞痢也念不完的。他放牛放到十几岁才去上小学，上了没有几年，家里没有口粮了，就又回去种田。他胆大。他那个山里没有学校，他居然敢办学，一个人当校长、当老师——当老师又教语文、又教算术、又教画画、又教体育——当伙头、当打钟的。当了几年，教出些什么桃李自然是天晓得，倒是他自己出了名，被调到公社做干部。“文化大革命”，他那个公社造民最早。司令自然是他。把公社机关所有的公章用麻绳串成一串，当裤腰带系在腰上。大约是因为大家都晓得十个癞痢九个哈，居然当地没有人敢另立山头跟他对抗。有几个人背后嘀嘀咕咕过几回，想想还是觉得惹不起哈巴癞痢，便死了心。因此，“文化革命”了几年，别的公社都牺牲了人，他那个公社连武斗也没有发生过。哈巴癞痢也就因此显得出类拔萃。然后就成了镇革委主任。唯一可借的是字依旧认得不多，跟镇长的身份远不相称。但是他决不肯因此跌价，稿子总要有一定厚度的，因为那是镇长权威的体现。至于念不全，他有法子解决。 那法子很简单，就是将稿子复写成两份，他拿一份，另一个字认得多的人拿一份。他作报告的时候那个人就站在他身后，遇到有他不认得的字（预先看一遍做好记号），就给他提词。本来这不失为一种可靠的保障，但他性子急，有时候报告作到兴头上，他就顾不得听人提词，依旧信口开河地念错。好在他不伯出丑，别人要是纠正了，他马上就改回来。比方，他把“赤裸裸”念成了“赤果果”，后边提词的人赶紧轻轻地纠正：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他听见了，就放下手上的报告稿扭回头大声问：“不是‘赤果果’？”“不是。”“是‘赤裸裸’？”“是。”“那好。”他回过头，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说：“我刚才念错了，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对他念错别字，大家开头常笑，后来见他坦白得可爱，就笑不起来，反而觉得他人实在。他的坦白就像他对待自己的癞痢。别的癞痢六月三伏都想方设法捂着，他则一年四季从不戴帽子，就那样暴露着，炫耀似的。 办公室主任走上台的时候，哈巴癞痢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示，事情原本也是意料中的，“文化革命”了几年，这种人见多了。 办公室主任的揭发主要围绕着哈巴癞痢作过的报告里的黑话，都是些大歌大颂“林彪反党集团”及其爪牙的话。这些话都是有文字根据的，出自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会上的报告。办公室主任说得有鼻子有眼，一清二楚。 哈巴癞痢起先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听久了，好像有些烦，就说：“那些话都是你写的，我不过就是念念罢了，还念不完全。要是有罪，你总要担当一半，莫往我一个人头上栽赃，莫墙倒众人推么。” 办公室主任给他说得尴尬，站在台上脸红一下，白一下，憋了好久，突然声嘶力竭地喊：“你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到如今你还敢强辩，你有几个脑袋！” 哈巴癞痢低了头，咕哝说：“我有几个脑袋？我要有几个脑袋，还会要这个癞痢头么！” 虽然是咕哝，但声音大家都听得见，不由哄笑起来。主持人赶紧抓起话筒喊“严肃些，严肃些”，却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对哈巴癞痢的处理没有批斗时以为的那么严重。到底只是个基层干部，红是红过，却同上面的那些大人物没有什么非法的组织上的瓜葛。但已经批斗成敌我矛盾了，总不能一风吹，就下到蔬菜大队去劳动。镇长自然不当了，但工资还在镇上拿。先挂起来再说。 第十三章 县里的人们 第一会前 1．电话。 县委书记离京前夕挂了个长途给县委办公室值班的文书。 “……我现在在京西宾馆……” 几千里外，县委书记向来严肃的声音十分清晰。“京西宾馆”几个字又格外清晰，便是聋子也听不错。 他先前是县委副书记。李芙蓉离任去县人大后，由他接任县委书记。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因而踌躇满志。 “哦，——是的。” 文书不自觉地立了一个正。他转业到地方不久，还保留着许多部队上的习惯。同时，“京西宾馆”是很吓人的。 “……我明天一早乘飞机回去，明天下午到家。你分头通知一下，在家的常委，明天都不要出去了。已经出去了的，请他们一定赶回来。明天晚上，开常委会。这是一。” “是的。” “二，你再给各公社挂电话，要些情况，我在常委会上用。电话一定要你自己打，不要假手别人，免得不可靠。你记一下……” “是的。” 文书本应告诉县委书记，他一直在记。但他很激动，忘了说。县委书记后面的交待，对他的信任是明显的。在这样的信任面前，一个军人献身的勇气一下子可以增加十倍。 接完县委书记的长话，文书马上就让县长途台接通各公社的电话。他要当晚把县委书记需要的情况内容通知下去，好让各公社明天上午进行统计，下午报上来。否则，事情是要塌把的。 全县十九个公社，办公室有的有人值班，有的没有、只好让话务员转告。许多话务员呵欠连天，声音含糊，睡意都很浓。天晓得她们会不会记得。文书一遍一遍重复着，大声喊，喊得喉咙痛得要死。那边的反应也并没有见得怎么清醒。文书一夜心里七上八下，不落实。 哪晓得，第二天一上班，十九个公社的党委秘书就像在电话里排好队似的一个接一个来汇报了。 “全公社一百九十一个生产队，办政治夜校一百九十二所，有一个是敬老院的；举办党、团员、民兵、妇女等骨干学习班十八期，共培训骨干一千零五十九人次；办宣传栏二百三十八个；书写和张贴大、小幅标语六千九百八十八条……” “你都数过了！”文书不由问。 “怎么，不相信？跟你说，我们是过得硬的。不相信，你可以下来查。” “……哪个不相信？”文书噎了一下，连忙解释，“接下去。” “全公社一千二百五十七亩冬闲地全部翻耕了一次；二千五百七十九亩小麦、油菜全部施了两次肥；一次火粪，一次水粪；有百分之七十的劳力已上水利，目前共完成土（石）方四千七百八十六方；在家的劳力全部投入积肥，已积、造农家肥一十八万九千六百八十四担，挑塘泥九万九千四百五十二担……” “数得这样细？”文书忍不住又问。 “不相信你可以下来查。” 中午下班前，全县的数字就都统计出来了。都精确到了个位数。 2．常委会。 县委常委会完全按照县委书记预想的那样如期开了。一切都很顺利。县委书记搭的班机在省城的机场正点着陆，使他能够赶上从省城回县城的火车班车，到家后赶上晚饭。 晚上七点准时开会。到第二天早上天亮后各自回去漱洗，吃过早饭后又回来接着开，然后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以后结束（午饭和晚饭是吃了的）。时间长了些，但没有法子，因为内容太丰富。县委书记事先把会议议程概括为三个字：一学二议三定。 “学”就是学习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学习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学习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的全部文件。 “议”就是对照革命导师的教导，对照中央精神和全国的先进典型，检查本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实际。找差距，找根源，找有利因素。 以上两项是务虚，也就是吃透两头。做到武装思想，先进一步；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学文件的时候，一位老常委却提出外地的典型经验材料是不是不必在这个会上集中念，以后再另行安排学习时间。这位老常委分管民政、下放干部和知青的安置工作。职务好像不太重要。但他是常委中唯一一个南下的，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级别也最高。大家向来对他是尊重的。县委书记沉吟了一下，问其他常委：“你们的意见呢？”多数人说，还是要学。学习态度里面本身就有个学大寨的问题。 老常委于是保留意见。 “定”是务实。就是定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各项具体事宜。这个议程在第二个晚上十点以后进行的。四千会每年都要开一次，轻车熟路，没有多少问题需要反复研究。只有一件事引起了一点讨论，就是各公社代表住宿地点的分配。县城里只有一家三层楼的正规饭店。按照惯例，是作为荣誉分给几个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区公社代表的。这次，为了突出会议宗旨，县委书记提议变一下，优先考虑照顾几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这几个先进单位当然没有包括全部老区公社。许多同志有顾虑。不管怎么说，发扬革命传统永远是必要的呀。再说，照顾老区的做法，是从中央沿袭下来的，好不好改？中央开会，历来是老区的代表住好些的房子，坐会场上的前排。 要是论开会的世面，县委书记在常委中是见得最多的。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最妥善的方案：把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室腾出一部分来，给几个不是先进单位的老区公社代表住。县委书记记得，那一年举行盛大国庆典礼，就是李芙蓉参加过的那一回，中央就是让几个老区的代表住进中南海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带头腾出了办公室。激动得这几省的代表们几个晚上都一直没有睡好觉。 常委会结束时，绝大多数常委的精神都很不错，能够坚持着摸黑回到自己家里去。只有老常委是提前离会的，还吞了随身带着的硝酸苷油丸子。他有冠心病。 3．标语。 四干会一旦召开，全县各公社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一两千人都要集中到县城里来。县城的情况很自然地就会给他们直接的印象。这种印象又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县委决心的认识，乃至他们自身的精神面貌。因此，县委书记强调，县直各机关一定要做出样子，要造出浓厚的气氛。 这项工作在县委常委会上是分工给宣传部长抓的。先前的“宣传组”改为“宣传部”后，更换了主要负责人。小冯调到基层锻炼去了，担任宣传部长的是一位老同志。他土改当区委书记时，县委书记还是区政府的文书。六十年代初放卫星的时候，他负责的那个公社饿死了很多人。责任追究下来，他受到“双开除”的处分。不过，不久上面又有了精神，说是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基层干部，他才又受了“甄别”，恢复了工作。只是一直没有晋升。由于有过那么一段工作关系，他支持县委书记的工作，还是很坚决的。这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 每天一吃过饭，他就蹬着一辆旧车子，去跑县直各机关。催卫生局组织检查团，督促县城各机关、商店、学校清扫环境卫生；催养路段把城里和城外附近一带公路上的坑洼填平；催城建局把人行道上缺掉的水泥块补齐……抓得最紧最细的是他自己的一项创造，就是在临街的所有机关的屋头上，矗立立体标语。这个想法一汇报，立刻就得到了赞赏。 这项事业耗费了宣传部长很大的精力。字多大，什么字体，用什么材料，立在屋头的哪个位置，他都一项一项、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落实。标语的内容基本上反映这个单位的工作性质。工业局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局就是“农业学大寨”；商业局则是“商业学大庆、学大寨”。没有这种明确的口号，就改用语录，农机局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局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局是“一定要把粮食抓紧”……但是还有不好办的。比如县新华书店，就怎么也找不出一条合适的语录。几条有关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同时又简洁得宜于作标语的都给文化局、文化馆一类单位用去了。最后，他从中央领导同志作的学大寨报告中找出了一句话：“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虽然不好说就是靠一家书店来提高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但书店总是起了这种作用。因此把这句话作为标语用在书店屋头上，还是贴切的，只可惜，屋头很不争气。 县新华书店原是幢老式的人字形屋顶的二层楼房。这几年，县里学起城里的洋派，开始建平顶的楼房，许多局机关的房子都是后建的，因此，搞立体标语不成问题。县新华书店因为缺少资金，无力重建，只能在旧房的一头加了一截平顶的、每层一间房的三层楼。这截三层楼单独看像座碉堡，跟旧屋连在一起看，就像一艘洋船的骄傲的船头。可是，骄傲归骄傲，却胜任不了这样长的一条标语，太窄。若是把标语立在旧屋的屋檐上，则背后衬着灰黑的瓦，难看得要死。若是立在屋脊上，又起不到宣传的作用。考虑来考虑去，还只有在碉堡似的船头上想办法。 宣传部长看中了这截新建的墙面。盖这三层楼的时候，为了不显得比别个寒酸，书店把有限的资金都用上了。外墙面从底到顶都敷了矾石水泥。除去门和窗户，留出了一条完整的银白色的块面，在新华书店整个这幢房子上，这是块最醒目的地方。他也并不是那么教条主义，当场决定变通一下——新华书店的那条标语立体不成了，就用红漆写在这块墙面上。 本来以为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没有想到，新华书店没有一个成器的人。宣传部长走后，他们用一条索子捆住唯一一个号称能写美术字的干部，从屋头上放下去，让他像开山凿石一样在半空中晃荡着，写完了那条标语。 天晓得！那怎么能叫“美术字”呢。长一笔，短一笔，粗一笔，细一笔，歪一笔，斜一笔。漆又没有收干净，每笔下面都垂着许多细流。有人说，那些字是羞得流汗，更有人说，是气得哭。好生生一面雪白的墙，弄得糊糊塌塌。好像古时候，一个犯人白净脸皮上受了黥刑。 “这是搞破坏嘛！”来检查的宣传部长气得跺脚。把新华书店那位写美术字的专家吓得只差没有下跪。 只得用白漆把那些天晓得的“美术字”盖掉。宣传部长又亲自去请县文化馆的画师来重写。 重写的字自然标准，但终究于已造成的创伤没有大补。那片新刷上去的白漆就像块膏药。这块膏药还很不济事。被它盖住的那些字，过了几天，又隐隐约约地从底下浮到面上来，仿佛不甘屈服，仿佛故意要气气什么人。 4．画师。 平时间得发慌的县文化馆画师成了最忙的人。县城几个街口的巨幅宣传画的制作都落到了他头上。算时间必须加班加点才赶得出来。除此以外，许多单位搞立体标语，还非要他去指导不可。像新华书店这样临时出的事，更是预料不到的。 哪晓得，新华书店的补救任务刚完成，宣传部长又给了个临时任务，让他用字去填县委会大院的围墙。 县委大院很大，门两边的围墙也就很大。当初一心只考虑大门门头上的立体标语，没有考虑到这两条长长的围墙。围墙是临街的。在已经装点得很热闹的街上，这样长的两块寂寞的空白很是惹眼。 “正好有两条很要紧的标语，写在围墙上最合适，你看呢？”宣传部长用商量的口气跟满手油漆还来不及擦干净的画师说。这两条要紧的标语分别是两个战斗口号。一个是中央提的：“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一个是县委提的：“一年上，二年变，三年建成大寨县。” “只怕时间来不赢。”画师低着头，用纸头擦着手。 “用石灰水写。” 这自然要比油漆写快得多。 画师无话可说了。他是正牌子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老子是省里有影响的画家，从小受到很好的培养，写得一手好字，书法作品参加过全省展览。这个人本事是有的，但尾巴也是有些翘的。他的书法参加省展以后，县委书记让县委办公室挂电话，请他给自己新搬进的常委楼的中堂写一幅对联。挂了几次电话，他口头答应好，却迟迟不见人来。县委书记于是让办公室派人到文化馆去请。 “让我补壁当然是看得起我，不过文化馆业务经费有限，笔墨就算是我们垫了，但宣纸和装裱是要花钱的。”画师对来人说。 “那我们回去请示一下。”来人只想到画师搭架子，没有想到还有个经济问题——这原是最不应该成问题的。 请示的结果，县委书记说，全部材料费照付。同时，他让人把对联的内容送去：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不敢写。”画师断然说，“这幅字，领袖的手迹是公开发表的。我再写就冒失了。决不敢。”他最后建议来人到县新华书店去看一看，他记得那里有领袖那幅手迹的印刷品。县新华书店若没有，市里的新华书店是一定有的。 公然驳县委书记个人的面子，这在县的历史上怕还是第一次。不过，像目前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画师还是不敢推倭的。只是把气怄在肚皮里，怄多了，又忍不住发作。 县委大院围墙外面，是公路边的排水沟。从沟里起出的浮土堆在围墙根上，形成高低不平的斜坡。不要说放不平石灰桶，站人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了。三下两下，画师的火气就上来了：“回头我去给县委提个建议，建议他们给中央提个建议，北京紫禁城城墙那么长，把领袖的雄文四卷写在上面，中外人民学起来都方便，世界革命中心不是更要大放光芒的么！” 5．大会报告。 县委常委会议室庄严肃穆。 正面墙上是领袖像，两厢是马、恩和列、斯像。他们又亲切又严肃地在墙上微微向前俯着身子，关注着对一个县的最重大事务的历次讨论和决定。 除了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现任四干会材料组长之外，组成材料组的这几位从下属单位临时抽的笔杆子谁也没进过这间会议室。每年类似的报告是由县委、县政府的秘书班子写的，今年因为要求特别高（县委书记说一定要写出一个四干会历史上最有水平的报告），才抽了他们。他们是全县笔杆子中的佼佼者，只是因为政治条件都不太理想，不适合在党政部门做秘书工作。当年写三百例也是这种情况。现在，除了材料组长大大咧咧地一进来就陷在沙发里外，其他的人面对蒙着一尘不染、一条折也看不见的台布的椭圆形会议桌，面对会议桌周围一圈上了白漆的藤椅，和环墙一周的沙发，都有些局促，觉得手脚没处放。 县委书记缓缓地走进来。再忙，他都是这副沉稳的样子，说：“让你们等久了，坐嘛。” 等大家纷纷坐定之后，县委书记又接着问：“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吧！”他眼睛看着材料组长。 “跟他们讲过了。”材料组长随随便便地从沙发上欠起身子。他有点恃才。曾经有过一个时候，他比县委书记更有希望。只是吃了老婆的亏。那年，准备提拔他担任县委秘书室主任，他正开始同现在的老婆打得火热。上级找他谈话，让他在政治前途和个人问题上作慎重选择——他老婆是伪县长的女儿——他却选择了后者。这才轮到当时跟他同在县委秘书室当一般干部的县委书记上去。 “那好。我先说说我的意见，文章还靠你们写。” 县委书记接着谈了他对报告的设想。全文分几个大部分，每一部分分出几点；每一点分出几层，等等。极其详尽、完整。 “很好，很好。”还没有把县委书记的意见记录完，材料组长就叫起来，“报告出来一半了。” “莫瞎叫。”县委书记横了他一眼，“我只是搭个架子，行不行你们还可以推敲。请你们来，就是让你们都动动脑筋的。这方面，你们是行家。” “你自己就是行家。”材料组长坚持不懈地恭维说。 “我算什么行家，晓得一点路子就是。”县委书记还是板着脸。不过，心里头并不觉得材料组长的话是什么奉承，因为说的基本上是事实。他以前在秘书室写过无数各类报告，于此道是很精的。“当然，那不足为训，”他说，“应该向国家水平看齐。”那些中央大笔杆子把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下来，就能整理成政策条文，逻辑极其严密，而文字又活得很。 要求这样高，大家深受鼓舞。这等于把他们同国家水平等量齐观。几个从学校和文化单位抽来的才子十分激动，很有些士为知己者死的壮烈情怀。 剩下来的便是忧虑，担心辜负了县委领导的信任。只有材料组长摆出一副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架势，一百二十个不在乎。听完县委书记意见后，离下班还有一个多钟头，本来是可以议一议，甚至分分工的。但材料组长让各人回去，安心休息，明天上午再集中。文章千古事，急不得的。早急三年，孙子都生出来了。 材料组长胸有成竹。第二天材料组的人到齐之后，他给每个人分发了一张报纸，分别是好几个省的党报，都用整版整版的篇幅登载着那个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全省学大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的要点事先都用红笔划出来了。 “先看一看。看要点就行。看完了，我们的报告就出来一半了。”材料组长把昨天恭维县委书记的话重复了一遍。 大家狐疑地看看他，然后低头潜心研究手上的报纸。然后纷纷举头，若有所思。尽管省份不同，报告人不同，那些报告的要点大致都是相同的。而所有这些相同的要点又都好像早就在哪里见过。他们赶紧拿出笔记本，翻到昨天记录的县委书记的意见。这才明白了县委书记那些意见的渊源。县委书记更高明的地方是集了所有那些报纸要点的大成。 “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大小标题是书记定的，叙述就照这报上的。举例的地方只要改个地名、人名就行了，当然，我们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比方各种数字，就不好照人家的抄。”材料组长指挥若定。谁负责去统计有关数字；谁负责剪刀、糨糊；谁负责誊写。他管总的——怎样剪贴，插哪些话把剪贴之间的不连贯变连贯。 材料组长干得很紧张，很艰苦。宣传组办公室的灯光连着亮了好几个通宵。 他们是在搓麻将。报告的初稿早就写好了。材料组长不肯送审。“送早了，百分之百是要返工的。让你返工是领导的责任。什么意见没有，领导也就不是领导了。” 不过，他们还是打了一个正经的夜班。 县委书记一直忙得不亦乐乎。到报告初稿送审的当天下午才有时间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看完了，他让县委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材料组的几位秀才，晚上仍到常委会议室集中，把报告再扣一扣，他亲自参加。 所谓“扣”，就是通过集体讨论方式，给报告润色。一人念，其他人听，某一句应删去几个字，某一段需加进几个字，边念边听边改，当场定下来。这是报告起草的最后一道工序。不论对初稿满意还是不满意，都必须进行的。 离作报告还剩一天时间了。报告定稿后，还要用一天时间打字、印刷、装订。因此必须打夜作。 这道工序进展很慢。报告跟这个长长的冬夜一样长。半夜以后，才刚刚扣完一半。多数人的脊往渐渐支撑不住身子，开始在沙发上歪下去。到后来，椭圆形会议桌边上只剩了三个人。 三个人中，最辛苦的是一个从县城中心小学抽来的老师。他是教语文的，念起文章来抑扬顿挫，很清楚。所以一开始就指定他一面念，一面照大家的意见在原稿上作改动。他一直正襟危坐，一副深知重任在肩的样子；另一个专心致志的是县委书记。他眯着眼睛，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身子靠紧椅背，不断地向后拗着椅腿。拗着拗着，忽然往前一扑，对正念着的小学老师喊一声：“行了。”然后说出修改意见，然后又重新眯起眼睛，拗起椅腿。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他是下了决心要为伊消得人推停的；只可怜苦了材料组长。这几天，他打牌的手气一直不好。抓了半天牌也定不了口。好不容易抓一手清爽些的牌，算一算又是个小和子。于是狠狠心，想等个自摸翻番，却又被别人抢和了。因此很觉晦气，却不能不陪着。他对县委书记的严谨很不以为然。这个报告是多少笔杆子智慧的结晶，犯得着这样扣么？但他只能腹诽。到后来，连腹诽的劲也没有了。眼睛皮子用手指掰也掰不开。头一下一下像鸡似的向下啄着，忽然一下啄在茶碗上，把满满一杯云雾茶撞翻了。 县委书记刚好在这时说了一句话：“这个地方要想法子转一下。”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把“转”说成了“短”。 “什么，还短了？”材料组长叫起来，一大半是为了掩饰自己打翻茶碗的窘态。 “转。”县委书记白了他一眼，加重语气强调了一下，但听起来依然是“短”。 报告已经扣到了最后一部分。初稿这一部分的导语大意是“要把冲天的雄心壮志同扎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云云。县委书记嫌有些生硬，要求最好有一两句很精辟、很生动、很形象的话来过渡。 “大家都想想。”他环顾了一下那些被材料组长撞翻茶碗惊醒过来的人们，起身走出会议室。接着，会议室斜对面的卫生间里，响起液体在便池的瓷壁上溅落的响声。然后是一阵令人莫名其妙的静默。大家以为他走了，正想起身去看究竟，他却带着一股淡淡的阿莫尼亚味返回到会议室，脸上的神色很兴奋： “我想到这么一句话，你们看好不好……‘学大寨要像蚯蚓一样埋头苦干，而不能像麻雀一样光会叽叽喳喳’。” 说话间，他的双手还留在裤裆那里，一直到把话说完，才扣上最后一粒扣子。 “好！好得很。”材料组长马上表态。底下跟着响起一片含混不清的喝彩。 “那就写上吧。”县委书记自己也极满意。定睛看着小学老师很振奋地挥笔。把这句话写完，小学老师已经开始念下一段了，哪个角落里又忽然响起一声迟到的喝彩： “好，好，好得很。” 人们为之愕然。那人却竟自用力擦了一下嘴角。那上面有一缕极浓极调的带一点臭味的口水。 报告终于在天亮前扣完。县委书记让小学老师职扣出来的从头朗读了一遍。不觉东方之既白。 “都回去好好睡睡，我放你们一天假。”县委书记精神抖擞。搞一个高水平报告的目的达到了，他很是轻松。“不错，这个报告。”他把一大摞稿纸扬起来晃了晃，“感谢大家。” “谢我们作什么，亏了你扣啊。”材料组长有些谄媚地说。 “怎么好这样说呢，你这鬼家伙。”县委书记显然是开心的。“你还是辛苦一下，回头，报告打（打字）出来，马上给印刷厂送去。要赶在大会结束前铅印出来。你们原定印多少份啊？” “三百。”全县二百来个生产队，加上县直属各单位，存档，以及抄报地委、专署有关部门，三百份这个数字是打得很宽的。 县委书记凝视屋角眨了眨眼睛，咳了一声： “印二千三，要一直发到生产队。另外，要抄报给省委、省革委。” 第二会中 1．学习讨论。 县城顿时小了一半。全县四级干部熙熙攘攘塞满了窄窄的镇街。 把洗晒得有些发白的中山装随便地披着的，是公社干部。他们很坦然，不怕这种朴素会使人认不出他们是国家干部；相比之下，大队干部讲究多了。他们大多穿化纤面料的制服，胸前的口袋上，带帽的笔也往往插到两支以上。一旦进城，他们心里总有些羞涩，有些担心别人不晓得他们在乡间是脱产的；生产队长最多，多了也就不值钱。他们自己也不当回事。年轻的一身旧军服皱皱巴巴，胸前的扣子五个掉了三个，毫无顾忌地大声说话。年老的穿着硬板似的、打了补丁的旧棉袄，手老是对插在袖口里，老成持重地弯着腰，不时咳几声。 他们坐船、坐火车、坐卡车和拖拉机，从全县四面八方聚拢到县城里来。全县学不学得成大寨，就看这次会开得怎样了。因此大会纪津要求很严，日程安排也很紧：一个星期里七个夜晚只有两个晚上看戏或看电影，一个是报到的那天晚上，一个是散会前的那个晚上。其他夜晚都是学习讨论。 下马山公社是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单位。他们“一年一大步，面貌大改变”。去年下半年，他们大批判开路，刹住了劳动力外流的歪风。今年，这个人均只有二分一厘田的公社没有一个人外出搞副业，因而双季稻亩产一举从往年的五百斤提高到八百斤，实现了《纲要》。绝对的单位面积产量虽然在全县几个粮区公社中不算最高的，但增产幅度大，变化惊人。他们向来是后进单位，现在一跃成为尖子中的尖子，第一次被人这样看得起，全公社干部因此很自豪，开会开得很认真。每次大会，他们总是早早集合，早早进会场，开会中间，决不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吸烟划火都尽量小心，生怕弄出什么异样，影响会议秩序。似乎这个会是专为表彰他们才开的。散了会，他们也总是走作一堆，俨然的一个光荣集体。 大会简报他们是上得最多的。除了因为是全县第一面红旗外，他们的学习讨论也确是最有质量的。 下马山公社党委书记是小冯，就是原来的县革委宣传组组长。“三百例”写作取得成绩之后，他被派下去锻炼，显见是将有大任的。到基层工作几年后，讲话的韵白中又增加了许多群众语言： “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明。学大寨，狠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根本。不能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我们全公社干群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要学蜡烛一条心，莫学灯笼千只眼。作为先进单位，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有成绩不说跑不了，有缺点不说不得了。要把鼓励当动力，不让荣誉成阻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不到长城非好汉，继续革命永向前。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钝镰刀割麦子——拉鸡巴倒。” 最后一句话有些突兀，但意思大家明白，即不像前面说的那样做，学大寨就会学不成。至于有些村俗，那是大家从小习惯的。他们感觉到的是书记的激情。 然后是大队干部发言。他们都努力模仿公社书记的风格。公社书记带头发言的时候，他们都很崇拜地看着他那一张一合的嘴，心里暗暗地把那张嘴当作了楷模。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吃大苦，出大力，流大汗，誓把下马山山河重安排……”大队干部们很踊跃。他们许多人事先在县城的新华书店发现了一本好书，叫《工农兵豪言壮语集》，便专门买了来，备发言之需。 只是有点难为了那些上了年纪又没有文化的生产队老队长。不过，既然有了一种风气，那他们说出一两句有水平的话来，也是不成问题的。 “解放前，那年腊月，雪是从来没有的大，风像杀人的刀……”说着，老泪横流。在场的妇女干部先是眼圈发红，继而就用呜咽和擤鼻涕的反响，淹没了发言。 县委书记和其他一些领导先后到下马山公社来听过几次讨论，每次都极感动。 也有跟下马山公社相反的例子。 红旗公社的代表住在县农资公司。公司给他们腾出了一间堆化肥、农药的仓库，不但没有地板，连水泥也没有铺。又潮湿，又难闻，简直是受洋罪。他们全体义愤填膺，却又有苦难言。哪个叫他们是全县倒数第一的公社呢！偏偏又取了个好名字，县委领导一说起来就是：红旗给你们糟蹋完了！ 那么，现在，他们自己也就难免要受一点糟蹋。 不过，他们晓得爱惜自己。分公社学习讨论的时候，他们整整把大半个身子埋在被窝里，只露出肩膀以上的部分，极惬意地靠在墙根上，暖暖的，懒懒的，说着这次大会的花絮。 “喂，你们晓得么，韩英偷（偷人养汉）彭霸天呢。” 报到那天晚上，安排的文艺活动是县剧团演出《洪湖赤卫队》。两天后，他们就清楚了县剧团扮演韩英和彭霸天的两位演员曾经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一切细节。 “还了得，不成了阶级调和么？”有人从地铺上一下坐直身子，奋起批判。满仓库于是一片欢声笑语。潮湿和化肥农药的恶浊气味带来的诸般烦恼便暂时被置诸后脑壳。 县城见闻毕竟有限。讲完，就打扑克。在地铺上分作若干堆，用被子窝着脚，除了开大会，就日以继夜地苦战，打得昏天黑地，把一副达达响的新牌打得面目全非。 他们也有豪言壮语：坐着吃，睡着讲，没有吃，找县长（县长亲自负责大会的后勤工作）。 2．伙食和俏姐儿。 四干会也是展览会。各个公社的脸面都在这里展览。生产上的先进或落后，那已是有了数字做依据的，无可争。但有时候，一个单位是不是真有脸面，并不见得就一定看你是不是大寨社、大寨队，产量过了“纲”，一人一头猪。 要比的方面很多。 例如打扮。那些从靠城市近的公社来的人，总是较为随便大方。妹伢们的头发在脑后像稻草似的一把挽住。男人的帽子不是扣在眉梢上就老是有些歪。即使有专门穿了新衣服来开会的，那衣服也做得可体，只增其色，不损其容。而从偏僻山里来的人，则就像来办集体婚礼的。男人一个个把脸刮得锃光。旧棉袄外面罩着一身簇新的青土布对襟褂子，布扣子一津扣上，最上面的在颈上勒出一道箍。女人一个个都绞了脸，眉毛细细，面皮光光。头发扎紧得连头皮扯起，在发髻的形状上用尽功夫。每只头最少用了半斤生发油，亮崭崭的不像头发，像是头盔。一望而知他们的审美观念，以及由这种观念体现的文化，尚极古老。 例如举止。平原、州地上的人走路总有些拖拖沓沓，满不在乎的样子。山里人走路则像出操，哪怕在水泥马路上，脚也提得老高，好像爬坡，好像生怕被什么绊住。 虽然这两种打扮举止都各有自己的理由，但相形之下，谁该自豪，谁该自卑，却是很分明的。毕竟以“土”为荣的人少。 而最能给脸面造成影响的，头一是伙食，第二是俏姐儿。 四干会的伙食由各公社自办。会议的伙食补助标准是统一的，伙食办得怎样，则要看各公社的经济实力。各公社在研究参加四干会的各项事宜时，伙食问题往往议得最具体。从超过标准的部分怎样摊派到举谁掌厨，都一定落到实处。民以食为天。有没有吃，吃得如何，是最关声誉的要紧事。四菜一汤的规定从来不能执行。大家互相瞟着，六菜一汤，八菜一汤，十菜两汤，两个主荤，三个主荤，四个主荤，日日递增，步步登高，你追我赶，形势十分喜人。在这场较量竞赛中，各公社都是全力以赴。 对比最鲜明的是同住在县委党校院子里的江上公社和长岭公社。 长岭公社办伙食有极大的有利条件。他们是全县最边远的一个山区公社。野味成为他们伙食的一大特色。可惜的是，再稀世的山珍一从长岭公社那位烹调大师手上出来，就都变成了一津的牛屎般的黑色。不晓得这位大师从哪里听说，城里人做的菜所以好吃，主要是得了酱油之功。这使得他把酱油当成了唯一的法宝。至于味道呢，有人形容说是锅里翻了盐船。 跟他们共一个厨房的江上公社就不同了。江上公社在一个州上，因为“以粮为纲”取消了渔业队。这样，可供力、伙食选择的原料也就很有限。除了猪肉，就是白菜豆腐。但他们靠近城市，公社选来掌厨的，是一个在城里的一家馆子做过好几年厨房下手的人，略通一点色香味。虽然算不得什么佳肴，到底有城里的风味。 总之，他们各有千秋。 然而，在差不多同样重要的另一点上，江上公社则占了绝对的优势。 江上公社的会议服务组尽是清一色的女知青。这些女知青一个个都好像是过了拣的，高矮、胖瘦都差不多，哪一个也不比县剧团的那个花枝招展的“韩英”差。县委党校在县城之郊。房屋破旧，树木疏落，平日是极荒凉的。自有了他们，这里陡然生辉。害得大会简报组几个后生总是一点不怕脚酸地往这里窜，闭着眼睛给江上公社多上了好几期他们学习文件如何如何热烈如火，表决心如何如何壮志凌云的简报。 而长岭公社服务组的那伙妹子，虽然也是用心拣了的，虽然在山里也是一枝花，但决不能跟江上公社那伙俏姐儿比。事情是明摆的，不服气不行。长岭公社很穷，县里总是照顾他们，不给他们分配插队知青。 而今，长岭公社的干部吃了秤砣铁了心：穷则思变，穷也要穷得有志气。一旦县里有知青指标，一定不再要他们照顾。再困难也要养批知青，主要是女知青。 3．保长。 大会一开，材料组搞报告的那班人就算是基本解放了。大会中间，他们还要负责搞一个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好搞，还是三部分：一部分是谈谈大会的收获；二部分是归纳出几条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三部分是从加强领导的角度谈几点要求以及交待一些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具体事项。这三方面，材料组长心里早就有了底。收获部分按照需要分摊给各公社秘书，让他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提供例子。不怕他们不卖力，谁不想在报告里亮亮相。第二部分实际是大会报告第一部分的重复，不过改改口气，换种说法就是。第三部分不写，作总结的领导自己也讲得出来，无非是不要仅仅让会议精神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而要落实到行动上，一定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之类。 所以，他们可以尽情地攻打四方城。平日难得有这样多空闲凑到一起，更没有这样好的条件：白天有三餐上等伙食，半夜还有宵夜。他们打得很过瘾。有天半夜以后，一个热心人把桌子底下的火盆抽去，换进一大盆冷水，然后把好几只脚浸到里面，这几只脚的主人竟好长时间没有发觉。 唯一没有参战的是小学老师。小学老师吃了十几二十年粉笔灰，在县城里一向默默无闻，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受到这样的赏识，很有些受宠若惊。从到大会材料组来报到的第一天起，他就住到大会在旅社为工作人员安排的房间里，再也不回家一趟。尽管旅社离他们家只有一箭之地。分配给他的工作主要是昔抄各类材料（有时要念）。他是教书匠，对政事素怀崇敬。看待所谓“材料”，总有些神秘感，诚惶诚恐的，觉得参与了什么重大机密。他抄得极其小心。偶尔不慎错了一个字，决不涂抹。假使没有抄满稿纸的一半，则撕去重抄，如果过了一半，又怕时间来不及，便用刀片把错字的那一格划去，重写一个字平平补上。他整天不知疲倦地趴在桌子上，耐烦地，专注地爬着格子。晚上碰到停电，就一支接一支地点蜡烛。以致烛泪在桌面上堆成山峰，惹得来打扫房间的服务员连声抱怨，不知烛泪缘何流！材料组本身的人也不时地笑他。他并不恼，相反觉得是表扬，更加起劲地在格子上攀登。烛泪也便流不尽。 大报告抄完之后，小学老师接着抄的是各种典型经验总结材料。公社一级的、大队一级的、生产队一级的以及个人的先进事迹，加起来有一两百份。这些材料都要送印刷厂铅印。材料组长交待说：“大致看看，不清楚的地方，标标清就行了，不一定都要重抄的。都重抄，不要抄死人么！” 小学老师认定，不经他重抄一遍，是决不能送印刷厂的。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程序。取消这个程序，那抽他来干什么？他相信，抄材料是决抄不死人的。 可是，有些材料本身却使他没有法子抄下去。他教了十几二十年的国语，于文法是极注重的。倘若满纸语病经他手下过去，岂不要贻笑天下。况且，把个人荣辱置于一边，坏了学大寨的事，岂不是罪莫大焉！于是，誊抄之外，他又给自己加了一项义务：修改。然而，有些好改，有些却并不好改。比如“战斗口号”，乃是几经当地广大干部群众反复郑重讨论，最后由最高领导班子确定下来的。一个小学语文老师好随便改动的么？但是有些地方，不改动，小学老师为人师表的良心又决不允许。这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 悲剧是由下马山公社的战斗口号引起的： 比思想：大寨红旗永飘扬； 比干劲：完成土石卅万方； 比贡献：一人一猪亩一猪； 比产量：力争今年过“双纲”。 姑且不论这“四比”并列是否得当，至少有两比意义是不甚明白的。下马山是全县首屈一指的先进公社。小学老师寻思了半天，迟迟不敢轻易斧正，只好抱起材料去找下马山公社的领导。 “‘完成土石卅万方’是指水利工程……”说话带韵白的小冯书记解释说。 “这上面没有点明呀，别个怎么晓得呢？再说，只有水利工程见干劲的么，插秧、割谷不也是要有干劲的么……” “肯定晓得的。乡下不搞水利工程还会有什么土石方？至于比干劲，并没有错吧？”小冯对这个“战斗口号”本是极满意的，他领导过撰写全省性的大文章“三百例”，还写过大戏，差一点成了样板戏，现在被一个冬烘先生无端挑剔，很有些恼火。 “那……”小学老师迟疑了一下，还是坚决地又抬起了头，“‘一人一猪亩一猪’呢？” “这是说，按人口计算，每人向国家交售一头猪。有几个大队做不到，也起码做到按田亩计算，每亩交一头猪。”小冯尽力压住火气。没有法子，这个冬烘先生显见是一点不懂农村工作的。 “这句话能概括这个意思么？” “你看呢？” “我看不能。” “不能又怎么办呢？” “要改。” “不改呢？” “不改……就不能拿去铅印。” “岂有此理。”小冯终于激怒，“我们这个口号是县委批准了的。” “……县委也要讲语法的。” 恰好县委书记到下马山来听讨论，已经稳稳的在一边站了些时候。事情僵了，才插进来打圆场： “那个口号我看问题不大吧。农村干部自然明白，不消咬文嚼字的。” “怎么是咬文嚼字？”小学老师惊疑地对他十分崇敬的县委书记睁大了眼睛，又畏葸地低下头，“语法呀！” 屋里一时很静。 “这里不谈语法吧。”县委书记先打破沉默，“你回去，照原样子抄。语法问题以后再讨论。”口气是不容置疑的。 “不，断断不行的。”小学老师抬起头，眼睛里一片泪。在学堂里，要逢到这样不讲道理、不肯改错的学生，他是一定要处罚的。 “那你看着办吧。” 小学老师晓得再没有讲语法的余地了，转过身，缓缓走出去。走到门口，他的头突然从肩胛里跌落下去。他听见后面在议论：“怎么把个保长弄来了。” “保长”是指他。听说共产党要南下，保长无人肯当，村人便设出一个轮流坐庄的法子。轮到他头上时，只当了一个月，解放军就过江了。那时他在教私塾，当了保长，也只是教他的私塾，却落了个不清不白的“保长”历史，历次运动麻烦了许多人。 小学老师当天就收拾文房四宝离开了旅社。他是忠心耿耿来的，决想不到会这样离开。因此离去时颇有些留恋，对那烛泪堆成的山峰发了半天怔。他先没有回家，直接去县医院住院部看了他老婆。他老婆在他住进旅社没有几天就住了院。儿子当天来报告过他，他却一直没有抽出空去探视。 由于小学老师是擅自离开的，大会结束时，为酬劳大会工作人员的辛苦而发的笔记本、大毛巾、搪瓷缸，也就自然免发给他。 4．会外记录。 这次四干会对全县学大寨运动发生的作用，几乎在当时就可以看得见，摸得到。仅举县印刷厂及县城各商店为例。 由于印刷各类会议材料，以及由这些材料汇编成的书，县印刷厂把原来的长日班改成了二班倒，每班十二小时，停人不停机，创造了办厂以来最好的生产成绩。四季度中的这一个月的产值，即相当于前三个季度的总和。 县城各商店这一个月的营业额也是空前的。连存在仓库里的春节供应物资也都拿出来倾销一空，不得不手忙脚乱地重新组织货源。 还有一个值得特别一提的纪录是县城附近的一些生产队，因四干会而获得大量高效农家肥，以致有些私心重的人放肆地往自留地泼人粪尿，也没有人来找他去开展好肥料该送自留地还是送集体，到底该走哪条道路的辩论。 第三会后 关于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以及这次全县四干会会议精神的传达，县委书记在大会结束前再三强调，一定要讲实效，一定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文山会海，泛滥成灾。既然四级干部都开过会了，回去以后，除了由公社和大队组织办一些团员、妇女、民兵骨干学习班，就不用层层开大会，直接由生产队传达给广大社员群众就行了。 小镇东方红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殷元中下午从县里回到生产队，立刻就到各家各户去跑了一圈，郑重其事地通知夜晚开全体社员大会，他要传达全国的干部会和全县的干部会的精神。弄得大家搞不清他究竟是参加了全国的干部会还是参加了全县的干部会回来。他是大队书记殷道严的侄子，说话向来喉咙粗口气大。 事情毕竟不同寻常。人到得比平常要早些，也多些。疏疏落落地散了一仓库。仓库中间的横梁上用绳子吊着一盏桅灯。殷元中站在灯底下。他已经脱下了那件特地为开会赶做的铁灰色涤卡中山装，重新技上了先前天天穿的对襟黑棉袄。那上面凡是有边有角的地方，都露出了猪油渣似的絮团。 “都来了，哈，那就开会，哈，这次开会，形势大好，哈，我队也跟全国一样……” 殷元中看上去瘦，脸跟刀削出来的一样。两只眼睛很亮。他把两个巴掌按在后腰上，肘子把破棉袄的后襟拱得老高，这使他莽莽长长的个子显得很精神。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到白墙上，使他这副样子变得巨大了。 “首先，伙食是没有说的，吃了两天就包你屁眼流油，哈。害得老子拉了两天稀，哈。不过，也就只两天，哈……” 殷元中板着脸，一声接一声地哈着。 在他脚前不远的地方，几个老儿在轮流吧着一管旱烟。一面嘀嘀嘟嘟：“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平常这时候，他们早就在被窝里窝热了。现在，他们却不得不在这接近半夜的寒气里硬熬。老儿后面是一堆一堆挨着坐的老表嫂。她们把纳鞋底的索子拉得呼拉响。有个被搂着的伢子忽然醒了，“哇”地叫起来。做娘的连忙丢下鞋底，解开胸口，把一只米袋似的巨奶从怀中提出，哭声立止。夹杂在这些女人中间的，是那些壮年汉子，他们或者静静看定那桅灯，想着什么心思，或者仰面朝天，靠在谷箩之类的家什上轻轻打鼾。在这道男人和女人的屏障后面，是那些未及婚配的后生和妹子。他们在尽兴尽情地掐掐捏捏。突然有个妹子不晓得什么地方被着实捏痛了，忍不住“哎哟”一声尖叫，惹得正起劲的殷元中的传达中忽然加进一声断喝：“吵死！”然后，吵死的不再吵，传达的继续传达。然后，一只罪恶的手又悄悄爬进那尖叫妹子的棉袄底下。在这伙快活无比的人后面，最角落里，是队里最后剩下的两个没有回城的知青。他们打着手电在看书，准备高考。若是不来听传达，又怕到时候没有好鉴定。 “……娘卖×的，想干倒我，哈，瞎了他们的狗眼，哈。”殷元中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关于四干会的伙食情况传达了一个多钟头，才说到大会结束时吃的那餐饭。那是最后的晚餐，大会允许上酒。殷元中大显身手，一连把好几个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拼得当场醉翻在桌子底下。 “……老子干脆把缸子丢落，换上大麻兜碗，哈，有种的你就上来……” 殷元中豪情满怀，做出一个戏台上亮相的姿势。 “队长，讲讲生产吧。”一直安静地坐在旁边的副队长实在忍不住瞌睡，提醒说，“快半夜了。” “生产，哈，我们要战天斗地学大寨，哈，”殷元中连脑子转也没有转一下，就接过了副队长的话，“明天，哈，男的，锄草，哈，女的，搓索。哈，完了，散会。” 仓库里一片乱响。乱响中，殷元中又补充交待一句： “搓索，哈，是搓草索，不是搓……哈……”他做了一个人人明白的手势，然后竟自笑起来。 正走过他身边的几个老表嫂，于是举起手上的鞋底，去敲他的头： “骚牯，死骚牯，生儿子没有屁眼。” 仓库外面，下着细雪。毕竟交春了，地气暖，雪一落到地上就化了。众人在夜半披雪归去，引起三五犬吠；有人忽然滑倒，引起笑声和骂声；然后是各家“吱吱扭扭”的关门声。 四面暗暗的。雪下着。雪化着。 再没有一点声音。 第十四章 瞎拐 “秀才在么？” 一个又瞎又拐的老儿，吃力地把用一根粗木棍挑在肩上的铺盖卷挪下来，胡乱地支靠在门边上，然后，夹紧腋下的拐杖，尽可能快地向小丁走来。他的下巴翘着，空着的一只手，老远就抖抖索索地伸出。 小丁“嚯”的一下站起来。他已经摸到小丁身上了： “这是你么，秀才？啊，真是你！”他连连说，拼命眨着朝上翻的青光眼，拐杖移了移：“怎么不作声？不记得我了？我成了个老精怪，是么？” 他并没有指望回答。 “嘿，尽说些背时的话。我有个事拜托你，镇上还搞不搞曲艺队？我来找领导，看能不能给我落实个政策。” 小丁记起来，这是瞎拐。 “试试吧。”小丁搀起瞎拐的手，去见站长。 站长当即就答复：由文化站出面，给这位要求“落实政策”的民歌手打场子，收入按比例分成。明天晚上就可以开始。这同过去那个曲艺队的经营方法是一样的。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吃晚饭的时候，瞎拐讲起他几年前从这里流落出去以后，怎样偷偷摸摸地四处给人打卦算命；又怎样在大队食堂给工作组做了几个月饭；又怎样收了几年破烂；后来挑不动担子了，又做蔑；做不几久，公社封了山，没有竹子，又去补套鞋。有一回，从人家送来补的套鞋上，剪下一块皮子，补到他特意收来剪皮子的废套鞋上，结果补了半天，他倒发起火来，骂：哪个穷发了瘟的，这样烂的套鞋，还有个鸟补头么！云云。然后开心无比地大笑起来。他满脸红光闪闪，用巴掌隔开小丁伸过去的酒壶。“不过，酒是不能喝了，倒了嗓子算哪个的？让我睡吧，我累了。”说着，他支撑着拐杖站起，爬到床上，拉开被子，一动不动地睡去。 二 “文革”前，镇文化站曾把一些民间艺人弄到一块，打算根据收入的情况，逐渐弄成一个自负盈亏的民办团体，刚刚弄出点眉目，就被横扫了。这就是瞎拐那个念念不忘的“曲艺队”。 当时，每到夜晚，镇文化站就挤满了镇上的男女老少。二胡、三弦、长萧短笛、竹连板、惊堂木，搅混着呢呢呀呀的小曲、失声尖调的山歌，加上不时响起的粗野放肆的喝彩，震耳欲聋，夜半方休。 曲艺队中，有一个就是这位从李八碗来的瞎拐。小丁到镇文化站后，被安排同这位据说是誉满四乡的歌唱家同处一室，那是一间极狭窄的阁楼。 每次在那要人命的骚扰结束之后，小丁还没有来得及透口气，就又得忍受瞎拐的进一步折磨。 “笃、嚓，笃、嚓，笃、嚓……”他夹着包铁头的拐杖，艰难地爬上又陡又窄的木楼梯。“笃”是拐杖敲出的响声。“嚓”是脚踏出的响声。这种沉闷单调、不知轻重的响声，每下都像打击在小丁那颗脆弱的心上。 他的拐法是有点特别的。那只孤独的右脚只有前掌落地，每次左边的拐杖前移落地后，这只先前落在地上的前掌就有力地拧一下，在地上留下一个清晰的类似逗号的印子，再向前提起。由于拐杖的铁头在地上留下的恰好是一个深深的圆点，他的运动形式，就如同逗号和句号的无限循环。上楼以后，他每次都兴犹未尽，“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多的人，拿我当空……你怎么从不下楼呢？夜夜坐寒窗，给情姐儿写信？嗬嗬嗬……”他得意忘形地笑起来。 最初，因为毕竟自己也是寄人篱下，为了礼貌起见，小丁每次都从鼻子里“唔唔”地支应他，心里却是恨恨的。 可恼的是，他并不在意别人是否和他答腔。走着，说着，他竟自顾自唱起歌来： 从来不唱《拆白歌》， 风吹石磙飞过河， 大树捎上鱼打子， 急水滩头鸟作窠， 黄牛下了水牛婆， …… 一边搁下拐杖，瘸手瘸脚地脱了衣服，钻进被窝，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打起鼾来。 天快亮的时候，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的小丁，刚刚有了一点矇眬的睡意，瞎拐床上又窸窸窣窣地响起来。“从来不唱《拆白歌》……”他哼着，穿衣服，叠被子，夹起拐杖，把气得几乎要捶床板的小丁丢在一边，“笃、嚓，笃、嚓”地下楼去了。接着，在屋子后面的河边上，“啊依呜呀”地吊起嗓子来。 他的吊嗓子，纯粹是向河对过的剧团的演员学的，完全是瞎叫。他以为跟挑担子一样，练得越勤，喉咙的劲就越大，就越能唱得多。 小丁终于忍无可忍。有一天，当瞎拐哼着歌，爬上楼来的时候，小丁并拢四指，在桌面上连连用力敲了几下： “喂，你不能自量一点么！”下面小丁想说的是“你只不过是一个乡下卖唱的”！ 小丁没有来得及说出来，已经发现有些过分了。瞎拐惊惶地僵住了。然后就弓下了腰，蹑手蹑脚地像一条蚯蚓一样钻进被窝。 此后，瞎拐夜里上楼和早上出去都尽可能不弄出一点声响。就像一个影子那样无声地飘过来，飘过去。使小丁反倒有了些疚愧。 文化站批林批孔。检抄出许多早已发黄的唱本：《梁祝姻缘》、《牛郎织女》、《王宝钏寒窑十八载》……这是瞎拐的命根子。没有事的时候，他总是拿在手上翻着、摩挲着，把哪怕是极微小的一点点卷角神平。结果是瞎拐眼睁睁地看着人们拿到灶间去作了火媒子。 对瞎拐的处置是让他戴罪立功，大唱革命歌曲。 “新派的曲子我不会呀。”瞎拐很惶惑。 “那就还唱你的老曲子。不过，要换新词儿。” “要得。” 于是，小镇各处，可以每天不断地听到瞎拐嘹亮的革命歌声： 批林批孔唱凯歌， 天翻地覆奇迹多： 清水点得油灯着， 团子不用米来磨， 油瓶敢把老鼠拖， …… 瞎拐重又得到赏识。 但是，每次他回来的时候，“笃、嚓，笃、嚓”的声音不像先前那样明快、均匀了，它变得拖沓、紊乱，老是磕磕碰碰的。回到房里，他总要在门背上靠好一阵子，然后才一个逗号、一个句号地捱到小丁的床前，摸摸索索地把小丁搀扶着坐起来，喂他带回来的饭食。 那段日子里，小丁病得很厉害。站长已经放出口风，这样病下去，只有让他回生产队。 “你不要……不要忙……我是好不了的……”小丁像蚊子一样微弱地叫喊。 “莫，莫，秀才……”瞎拐功了两句，忽然冷笑起来，“莫非，你倒要让我小看么？” 他站起来，夹紧拐杖，在两张床中间，又开始了他的逗号、句号的循环。 “一生下来，我就是个青光瞎。娘老子把我拖到七八岁。老子一病入了土，娘改了嫁，剩下祖父拖着我吃八方（乞讨）。祖父不是无用之人，算命、跳神、看风水，无所不能。最能的是唱曲子。他唱起来，大人伢子，男男女女，没有一个不欢喜。四乡八村，个个说他能把雀子唱下树。逢上年节庙会，红白喜事，到处是人来抢他，恨不得把他分八瓣。可是他临到死，也只能把一肚子曲子，几册烂唱本留给我。 “我到而今还清清楚楚记得他过世那一夜。我们祖孙两个靠在神龛下，我听着他有一声没一声地唱着《拆白歌》睡着了。后来，从坍了的庙顶上飘进来的雪，压熄了我们面前的火堆。我冷醒了，一摸，他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断了气。我拆下庙墙上的砖头，给他堆了座坟。第二天一清早，我一个人摸索着。上路了。我依旧到处去唱。 “不是我自卖，那时我唱得实在好。人们都说我是祖父的替身。不敢说唱得雀子下树，十七八岁的黄花妹子让我唱得心动的，也是有的哩。你相信么？我给你唱一个，怎样？” 他没等我回答，竟自唱起来： 隔山听见梆梆响， 想必情姐洗衣裳。 我一气跑过九个岭， 一气翻过 九坡九四九重岗。 原来是树上， 叮当当叮，当叮叮当， 发瘟的鸟。儿啄树桩。 …… 不知哪家的树里，鸡叫了，喊出了新一天的第一个音符。然后，太阳跳起来。远处的山脊和山坡下的村庄，在雾里醒了。村口的井台、谷场的干草垛和倚在水塘边上的水车，都随着雾幕的隐退越来越豁亮了。山边的溪水，带来了清风，夹着田野上的草香和附近树木的气息。 瞎拐微微抬着头，在昏黄的油灯映照下，他的青光眼闪着异样的光。小丁这一次才注意到，他原是长得周正的。在这张清癯的脸上，每个轮廓都极分明。小丁完全相信了那个他曾极为不屑的传说：有位大家闺秀被迷住，不顾一切地跟他私奔。只可惜终于失败。他就在那次失去了一条腿。 曲艺队唱革命歌曲，政治上没有问题了，经济上却没法子自负盈亏，只有解散了事。瞎拐也就留不住。 三 “哎，慢些！莫挤，莫挤，小心，哎……” 小丁满头大汗地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大叫大喊。 这幢风烛残年的板壁屋子，到处都在“轧轧”地呻唤。本来就松动了的大门的铰链完全脱了，窗上的栅栏被爬到上面来的人拉断了，屋里四面的板壁不时地这里那里发出裂缝的响声。 屋子里忽然出奇地安静下来，只剩下楼梯上的“笃、嚓，笃、嚓”的声响。当瞎拐站定在围子中间那盏两百支光的大灯泡下的时候，连小丁都有些吃惊了——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穿一身崭新的蓝制服（这是去年春节由县民政局发给养老院的救济）；才理过的短发，齐刷刷地立着；脸刮得铮光，那些跟布纹一样密的皱纹，好像也同杂乱的胡茬一起被刮光了。他浑身上下都在闪闪发光。 山歌好唱口难开， 杨梅好吃树准栽， …… 瞎拐庄重地抻抻衣襟，清了清喉咙唱起来。看上去，他似乎有些紧张。 这开首两句唱得显然不甚理想，声音有些沙哑、滞涩。他停下来，脸转向伴奏的人，笑了笑，又用力清了清喉咙，从头唱起来： 山歌好唱口难开， 杨海好吃树难栽， 米饭好吃田准种， 米粑好吃磨准捱， 好吃懒做穷万代—— “代”字上的这个长拖音还没有最后落下来，场子里“哄”地响起一片笑声。他唱得实在滑稽。像是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公鸡发出的尖叫，让人听得头皮发麻。 瞎拐在众人的哄笑声中，隐隐露出不安。他的一只手松一下、紧一下地抓着拐杖的抓手，另一只手不断地搓弄着衣服下摆的襟角。 小丁给他送过一杯早已泡好的糖水。 他接过杯子，只轻轻地呷了一口，然后猛然一移拐杖，回转身，招呼一下乐手，又唱起来。 哄笑声一阵接一阵地在屋子里回荡。 瞎拐越唱越乱了方寸。他完全驾不住那些时高时低、时强时弱的调子。他的脸色一阵阵发白，汗流如注。他不断地喝水，喘气，咳嗽，清嗓子。 “歇一下再唱吧。”趁他大口喝水的间隙，小丁轻轻喊了他一声。 他好像没有听见。喘着气，用那只孤独的门牙狠狠刺了一下下唇： “急板！” 急板山歌先前是他常常用来压台的拿手曲目。 郎在外头唱山歌， 姐在屋织绫罗。 我郎山歌唱得好， 唱得我 手颤心跳，心跳手颤， 坐不得坐板， 踏不得踏板， 推不得推报， 过不得扣眼， 跑不得梭， 耽误我三尺三寸好绫罗。 曲子接近高潮的时候，他的气力早就跟不上来。乐手们停止了伴奏，莫名其妙地瞪着他。 一阵静默之后，场子里终于爆发了嗡嗡的叫声： “何苦啰，人老了，唱不来，就莫丢丑啰……” “作孽！怎么能这样说人家！” “骗钱！” “没有心肝！” 一片细伢子“啊啊啊”的起哄声淹没了争吵。随后响起了板凳的错动声和杂沓的脚步声。 瞎拐站在场子中间的那盏两百支光的灯泡下。强烈的灯光把他的脸照得煞白，上面重又覆满了皱褶。小丁侧过脸，不忍看。 几个先前他最热心的老听客走到他身边来：“莫急，慢慢子来。只要你唱，我们就来……” 要真的只有这几个人买票，那当晚的茶水费也付不起。 围上来还想看什么热闹的后生中，有一个笑嘻嘻地喊起来：“我们听说你很有几手呢，怎么不露一露？”他诡谲地眨眨眼睛，放低了声音，“唱得好不好不要紧，夜夜给我们来几段‘十八摸’就行。我保你一日三顿有得泡。” 瞎拐腮帮子“扑扑”地跳了两下，夹紧拐杖，排开面前的人，一言不发上楼了。 “他是胆细……”几个后生嘻嘻哈哈地走了。几位老听客在他们身后鼓着白眼，也走了。屋里只剩下七歪八倒的板凳和满地狼藉的果壳烟蒂。 “明天再收捡吧。”站长懊丧地说，跟小丁一起回到楼上来。 “我看你不必难过。”上楼后，站长郑重其事地说，“办法总是有的。刚才那几个后生的话，不是不可以考虑。现在也作兴。听说，北京飞机场壁上画的女人，裤子都不穿。” 坐在床上，用拐杖拄着下巴的瞎拐缓缓抬起头来： “多谢你，站长。” 整个夜晚，再没有一句话。 四 第二天一大早，瞎拐就把一切都收拾好。不管小丁怎样说，也不能挽留。 小镇还没有从慵睡中醒来。路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了。只有启明星，在狭窄而弯曲的小巷尽头闪着微弱的光。风带着很重的寒气迎面吹来，小丁用力把瞎拐搂紧在臂弯里。 瞎拐突然眨了眨眼睛： “你还记得《拆白歌》么？” 从来不唱《拆白歌》， 风吹石磙飞过河， 大树梢上鱼打子， 急水滩头鸟作窠， 黄牛下了水牛婆， …… 街边有一扇门板开了。里面伸出一颗睡眼惺忪的头，喊道： “嘿，这个瞎拐还这样快活！” 瞎拐因此更得意。一面唱，一面笑起来。一脸的折皱霎时都变得极为柔和。 小丁忽然站住，很坚决地说： “你走吧，我不送了，日后有机会，我去看你。”瞎拐觉得有点突然，还是理解了。 “也好，十八相送，何处是了呢。” “笃、嚓，笃、嚓……”拐杖和一只脚踏着沉重而分明的节奏，在空巷新铺的水泥地上，划着有力的逗号和句号。瞎拐人生的历程，就是这种逗号和句号的交替——多少次看来结束了，却又从头开始。 第十五章 胡月兰 小丁离开小镇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小说。那小说以将军为素材作了许多发挥，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气氛，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为了强化戏剧效果，小说人为地设置一场尖锐的政治冲突。代表恶势力的一方自然是当时权力的象征，镇长也就自然是代表人物。完全出于技术上的考虑（比如为了避免对号入座、加强人物冲突力度等等），小说把镇长写成了男性。结果反而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这种避免发生不必要麻烦的做法恰恰造成了始料不及的麻烦：小说使哈巴癞痢蒙受了冤屈。 小丁因为那篇小说的成功（获了那一年的全国文学大奖），被调到省里去做专业作家。自然是很扬眉吐气的了。整天一副天才在思考的深沉样子，在镇子里走着，觉得一切都那么琐屑和肮脏，心里充满了悲悯。没想到有一天却遭了一个人的迎头棒喝。 那天他在镇中学跟一班崇拜者讲了奋斗史回来（他调省的调令已经来了，这些日子许多单位都抓紧请他讲演），过河的时候，忽然看见河对岸的哈巴癞痢，就站在被镇上人当作桥的那一长串卵石的尽头。他看见哈巴癞痢时，已经走过一大半卵石了。过了桥，他本来打算侧着脸从哈巴癞痢身边擦过的，哈巴癞痢却喊住了他： “那个写小说出名的，就是你么？” 哈巴癞痢光头底下那张尽是疙瘩的脸绷紧了，让他有些发毛。他垂了头，四处张望，惊恐地发现自己孤立无援。 “人倒霉，盐罐子生蛆。如今是人是鬼都在我头上拉屎拉尿。你这小子只顾自己出名，就不管别个死活了。就算我当时在镇上，一个小镇长，迫害得了那么大一个人物么。如今你小子是行了时了，老子却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哈巴癞痢话说得咬牙切齿，却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说完了就沿着那串卵石，一跳一跳地走了，再没有回头。等他过了河，小丁才缓过神来，回头看定哈巴癞痢那一蹶一蹶的屁股，明白自己再没有了危险，怒火使一点一点在心里升腾起来。一再下决心追上去，朝那屁股上端一脚，终是隐忍住了。他还不至于失去理智，真要是打起来，哈巴癞痢的两颗指头就可以捏扁他的。 当时的哈巴癞痢早已不是镇长了，被停了职，在镇上的蔬菜大队劳动，等待分配工作。他的被停职，一挂挂了有六七年。这期间，不管是镇上的还是外面赶到镇上来的受了冤枉的大干部、小干部都落实了政策，以这冤枉和平反作素材写了电影、电视和小说的文人也有许多出了名，就是还没有听到他有工作变动的消息。小丁写的获奖小说里关于镇长迫害将军的事，自然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不在位上。但恰因他不在位上，小说出了名，大家便非把那个该死的“镇长”安到他头上，鬼叫他背时！他有怨气，也是自然的。 那时候，在位的镇长是胡月兰。 二 胡月兰是李芙蓉之后第二个女镇长。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下乡插队，胡月兰是其中一个。她下到李八碗，正好住在李芙蓉老屋里。李芙蓉那时还在靠边站，不愿呆在镇上，时常回李八碗娘家来住，也就老是跟胡月兰同屋。亲眼看到，寒冬腊月，胡月兰把裤脚挽得老高，赤脚拉扎地下到结着薄冰的水塘里出塘泥。晚上睡觉，身上冷得跟铁一样，半天都热不转，半夜里爬起床，拉出便盆，一蹲下去就爬不起来。可是第二天一早，她又跟没事的人一样，扎脚舞手地下到水塘里去了。 胡月兰跟当地的女客在一堆做事，你根本就不能分辨出一个城里知青来；她跟同来的知青一起，你反而一眼就会认出，那个最不像知青的知青就是她。她又尤其像当地的老表嫂，而不像当地的闺女。其实她初中毕业，只有十八岁（十八岁才初中毕业，是因为留过级的缘故）。可是，她长得膀宽腰圆，老是穿一件腋下开口的士林蓝布褂子，紧绷绷地裹着一个鼓胀的胸脯。走起路来一蹦一蹦，像窝着两只小猪崽。那两只小猪崽引起当地后生的种种猜测和想象。她自己有时也很不注意，扣子常常扣不全，里面不但没有乡下闺女们都有的小褂，连城里闺女决不会没有的乳罩也没有。这就给了那班后生精确观察的便利，肯定她一旦有一天要哺乳，伢子驮在背上，把奶子从肩头甩到伢子嘴里去是决无问题的。 胡月兰听了这些轻薄的话，并不恼，也不脸红，随手捡起块土巴甩过去，骂一声只有男人才有资格骂的话就了事。一点不逊当年的李芙蓉。她以惊人的饭量，以吃饭时能发出极大的响声和睡觉时能发出极大的鼾声，以能跟男劳力挑一样重的担子出名。 所有这些，给人们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思想单纯，本质朴实。这就具备了作为一个先进典型的基本条件，使胡月兰成了知青中的模范。下乡头一年，就出席了专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第二年春天，镇上把她调到新组建的良种队当了队长。 她在良种队一个人住一间屋，那屋跟队部办公室仓库连在一起，一收了工这里就空荡荡的。经常住在这里的只有会计兼保管，她后来的丈夫。他老屋离良种队远，一个月回去几次，多数时候住在队里，跟胡月兰隔壁。他人很忠厚，跟胡月兰说话，从来不敢正眼看她。胡月兰是城里的学生，又是他的队长。他自己则只是在李八碗的中学读的初中毕业，那初中是天晓得，读了两年连课本壳子也没有见到。他会打算盘，是小时候跟老子学的。对胡月兰，他当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有时候听得隔壁窸窸窣窣地穿衣，沥沥淅淅地洗抹，吱吱啦啦地用便盆，心里也会动一动，但那只是一个未见过世面的男人对异性的欲念，并不敢专对胡月兰。 相反的，倒是胡月兰来就他。日子长了，常常一坐就是半夜。胡月兰在众人面前撵鬼似的大声聒叫，走起路来像打夯一样，到了他这里，却像一大篓子棉花，无声无息，摆到哪里都软绵绵的。她不说话，他就更无话可说，两个人有时候对着一盏油灯枯坐，彼此听对方鼻孔出气。到后来，那气也就越出越粗，终于喘作一堆。 国庆节，他们正式结了婚。 那时候，上面下来了指标，要选拔新干部。政治上规定根子要正，还规定了年龄：二十五岁以下；性别：女；文化程度：初中，是插队知青等。这些条件好像专门是为胡月兰立的。又正好在宣传大学生同农民结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胡月兰结婚结得正是时候。 李八碗又出现了当年李芙蓉发迹时的盛况，省报、省电台的记者，专区、县写各种材料的专家，穿梭一样住李八碗跑。县委书记李芙蓉脸上像上了戏妆，十分光彩，因为这个典型是她发现和培养的。 糟糕的是胡月兰远远比不得当年的李芙蓉。来搞材料的人私下都抱怨难办。问她对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什么感想，她就反问，全校都下了乡，学校的牌子都摘掉做了工厂，还能不下么？换个话题，问她为什么能带病劳动，她辩白说没有的事呀，月经不是病。问她为什么嫁农民，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嫁不得，我喜欢呀，我还怕他不要我哩。为什么喜欢？喜欢就喜欢，不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说不清。一定要说，大约是那一次，她可能是患了流感，在床上困了两天两夜，就是他送饭送水。她就想，有这样一个男人在身边好，要是嫁个城里人，病了鬼来问你。她老子（铁匠）就从来不管她娘的事，喝醉了酒还要在她娘身上“打铁”…… 记者们、干部们没有法子，只好把写好的稿子请她过目，只要她看一看，不反对，他们的良心就算过得去。新闻是要有真实性的。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这句话我没有看过。”她抬起头，一下一下眨着眼睛。 “怎么会没有看过？” “是没有看过。马克思在哪里说的？” “……”笔杆子们语塞，他们也不晓得这句话的出处，只晓得到处都在引用。 “你现在不是看到了么？” “我已经结了婚呀，这里说，我是学习了马克思的教导才结婚的。” 不过，本人的看法是本人的看法。“胡月兰事迹讲用团”照旧按计划巡回讲用，只是胡月兰本人不参加。李芙蓉还在干部会上很严厉地批评某些人的自由主义，瞎议论，损害模范人物的形象。胡月兰的名字照旧传到全省，甚至全国。胡月兰看到报纸上的介绍，问别人：这个人怎么跟我同名同姓？及至看到文章边上的她的照片，才相信这个胡月兰就是自己。 胡月兰不是装佯。用李八碗人的话说是心不活，肚里只有一根直肠，吃什么厨什么。 哈巴癞痢下台后，本来犯了同样性质错误的县委书记李芙蓉还是举荐了胡月兰。大家还是接受了这举荐。毕竟，胡月兰可靠，信得过。 胡月兰上任后的作为，一开始就颇不佳。 头一次参加镇党委会，研究干部问题，她坐下十分钟就睡着了。主持会议的镇党委书记喊她发表意见喊了半天她才醒转来，用两个巴掌轮流擦着腮帮子上的口水，口里“啊啊啊啊”地不晓得说什么好。末了，终于记起自己手头也有一张打印好的名单，拿起来，匆匆看了一眼，却说： “这些人一个也不认得，你们定吧，我去屙泡尿。” 一两次别人还不在意，认为是她头天熬了夜，困倦了，还有些怜惜她。时间一长，就晓得，她是每次坐下来十分钟以内就要睡着的。小会还犹可，就是大会，不管大到几百人的三级干部会还是几千人的群众大会，只要她不讲话或主持会，不论会有多么严肃（甚至公审宣判大会），她一坐下去，不久竟也入梦，而且发出甜蜜的酣声，如入无人之境。因此在一些气氛特别紧张严峻的场合（例如批斗会），为了给她醒瞌困，有人就建议，胡镇长喉咙大，让她领呼口号。她也欣然同意，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只是往往把“揪出伪官吏……”喊成“揪出伪官史……”引得底下人发笑，又只好不让她喊，听任她打鼾。 因此，她几乎从来不坐办公室，不开会就拿起农具打着赤脚往田扳里跑。不全是保持本色的意思，她自己声明，她歇不得，歇了会病。这话大半是真的。她老是这样跑，镇上其他同志很不舒服，于是也就顺着她的话宣传，说她下田坂是为了醒瞌困。 再一个跟镇长身份不相称的就是她嘴巴上没有站岗的，不分场合，不管轻重，更不讲文雅，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往往妙语惊人，搞得别人瞠目结舌。有一次，上面（省、专、县都有）来人检查工作，汇报间隙，她没来由地对墙上那张本县地图发生兴趣，专门研究了半天，忽然转身对屋里各位叫起来： “喂嘿，你们看，下湾洲像不像个大卵泡。” 地图上，她说的那个下湾洲长长的像丝瓜，两边各带一个小小的冲积洲。 屋子里，除了胡月兰自己，都是男同志。这些从省、专、县来的部门负责同志面面相觑，一时竟不晓得怎样是好。似乎胡月兰突然一下扯落了他们的裤子。 最要命的是胡月兰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原则性。镇上人给将军送葬的时候，讲清了镇上干部是不准参加的，胡月兰自己却跑去看热闹。她毕竟是城里长大的，这么地道的乡下风俗是头一次看到，很新鲜，回到镇机关，还高声大气地大谈观感，一点不顾及所的人敢不敢答腔。倘有人告上去，她不受处分也是要挨批评的。因为晓得她缺心眼，竟无人有告状的兴趣。 不过，胡月兰离任前，还是给镇上留下了一些业绩。 按照县三级干部会的精神，要抓纲治国，建设大寨镇，社社队队都要有蓝图。胡月兰说，我们镇的蓝图，将军早就制定了，就照他说的办。于是，在那一年的下半年，把癞痢山和附近的几个山包挖满了树洞；把镇上的两条十字交叉已经破碎不堪的青石板路铺成了水泥路。河的改造做了规划：等有了资金，就在镇外的下游修几道水破。这之前，先是清除了河岸边的垃圾，又造了一座公路桥。正好地委宣传部的冯部长到镇上来视察，就请他题词。他就用颜体写了“长虹卧波”。胡月兰在一边大声喊好，说“跟英明领袖的字一样”。冯部长倒是平静，从桌子跟前后退一步，一只手托起另一只夹烟的手，在那幅字前站上老半天，让烟雾弥漫了全脸，极陶醉地沉浸在自己艺术创造的幸福中。这位冯部长就是当时领导写“三百例”的小冯。在基层当了几年书记，直接调进地委宣传部。先是当副部长，很快就转了正。考虑到担负的责任大了，经常要批文题字，他把艺术兴趣转到了书法方面。而且晓得做领导干部的人，“学书当学颜”。他说，这是到了他这一级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一种修养。诗和剧本不再写了，那是他领导的下边人做的事，虽然不好说就是雕虫小技。作家呢，也就不屑于做。像小丁那样的，不过就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知青罢了。 当时他无法晓得行家对他的书法艺术有另外的说法。桥造好了，剪彩的时候，县里来了一些人，其中有县文化馆那位傲气十足的画师。看了那几个字，牙痛似地蹙紧了眉毛，说：“这又是哪个庸官在附庸风雅，恶俗！” 恶俗的不只是那几个字。桥造得极粗蛮，跟“虹”一点不沾边。桥底下的水刚刚漫过脚背，又哪里会有“波”。题辞很浪漫，放在这上头却了无诗意。那桥除了证明一种想要改天换地的愿望，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只是给小镇的发展留下了一个有些喜剧意味的话题。 胡月兰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生儿子。 四月里她去插秧。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还没有到断雪的日子，正赶上寒潮，田里的水冷得彻骨。她跳到田里，泥水浸到膝盖头，她一下忘了形（她一做事就忘形），忘记自己有五个多月的身孕，结果流了产。一团模糊血肉里，分辨出是个带把的。一下哭起来，哭得噎了气。先前别人只是见她笑，没有见过她哭。一哭就哭得这么狠。 从此她也就特别警惕。一晓得怀了第二胎，就再也不离镇政府院子一步。依然是瞌园大，只是不会到会上睡，在家里睡。三天两头上镇医院，让医生决定是不是采取保胎措施。弄得那个有些名气的妇科大夫很头痛。说了多少遍“只管放心”，镇长只是不放心，那个第二胎不产下来，她就莫想过安生日子。妇科大夫因此恨自己多嘴多舌，当初就是她好心好意关照镇长以后千万小心，怀了孕要经常检查，搞成习惯性流产就麻烦了。没有想到，把镇长吓成神经质。 第二胎顺利生产，却是个女的。胡月兰又哭一场——他男人是个独崽，而这时上面来了文件：提倡生一个。 女儿刚脱奶，她怀了第三胎。肚子日益膨胀，被人觉察。镇党委、县委都来给她做工作，她却铁了心，听任肚子继续膨胀。说是决不能做对不起男人的事。她娘就是因为没给她老子生儿子，认了一辈子不是。这样的话从一个共产党员、镇长口里说出来，无疑就严重。她于是在党内受到警告处分，镇长自然不能再当。调回李八碗畜牧良种站（那个良种站现在归县农业局管理，可以进国家干部）。 走的时候，她好像还很开心。一出镇街，到了李八碗的地面，她就执下鞋袜，放了赤脚。 大热天，刚打过风暴，满世界湿漉漉的。看不到头的田扳绿得透明，上面浮着一层若有若无的白烟。没有一点杂色的天上，悬着虹。平荡荡的沙土地，赤脚板子一踩一汪水。脚板痒索索的，一直痒到心尖尖子里。“真好过，就跟……一样。”胡月兰体味着，忽然“格格”笑起来，用手拐撞了一下来接她的男人。 他男人驮着女儿，一直门声不响地走着，总是忍不住不时瞟一眼她那个豪迈凸起的肚子。斜阳在上面照出灿烂的金黄色，像一座明亮的山坡。他叹了口气。 第十六章 谢真 谢真很严肃。过了这么多年，她整个的精神气质好像一点没有变。只是脸黄了些，松弛了些，一旦牵动，满是括弧。 她本是有可能先于胡月兰成为第二个女镇长的。 李芙蓉当镇长的时候，创造了许多经验，不可能回回都由记者来总结。她没有读完高小，镇上干部的文墨也都有限，但是，镇上的工作总结，给上级的汇报材料，文字都很顺很出色，一点不比上级机关那些专门搞秘书工作的人写得差。这得力于谢真。 谢真是“文革”前下乡的那类知识青年，一九六五年在省城初中毕业，响应号召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为此，省报上很宣传了一番。下来没有几天，就又晓得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省报上她的如何“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踏污泥眼观全球”的体会文章，就是她自己写的，决不要记者代笔，而且不消改一个字，就能登。这真好比一只凤凰飞到鸡窝里。当时的镇长李芙蓉自然是十分的看重，时常由镇政府发误工补贴，把她借到镇上来写用三兜粪、三块石头打倒帝修反的总结、汇报、新闻报道。谢真长得也好看，是镇上的”五朵金花”之一，又文文静静，只是有些冷，有些高不可攀的样子。有她在场，或沏茶、或记录，听汇报的上级领导或记者就总是兴趣十足，表态十分爽快，都是肯定成绩的好话。“亏得有这么一支金笔杆！”李芙蓉常常这样真心实意地感叹。她是从理论上明白了舆论的要紧：人是一样的人。事是一样的事，宣传不宣传大不一样。嘴里一块肉，左红右绿么。 李芙蓉在镇党委会上提出来，把谢真作为接班人培养对象，大家都同意。可是一外调，就现了芦花。谢真原来不叫谢真，她的生父是右派，劳改期间死在农场里。后来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姓谢的工人。李芙蓉她们于是很愤怒，埋怨省报不负责任；为了宣传需要，就把右派的女儿说成工人阶级的女儿。 谢真当然是没有当成接班人，就是金笔杆也不能再作，只好安安心心地身居茅屋，脚踩污泥，在李八碗一住十来年。这中间，跟一个县农业局下放的技术员结了婚。由于两家出身都有些问题，技术员往回调的时候颇费周折。后来为把谢真转成城镇户口，更是碰得焦头烂额，终于没有办成。那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员深感行路难，精疲力竭，很是苍凉。结婚多年，谢真又没有生育，技术员最后提出分手，说完泪流满面。谢真相反没有流一滴眼泪，答应了。一九七三年大学报考，她看见报上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上大学，便跑去应试。她高中功课是自学的。在考场上，却被来招生的监考老师看中，事后便向当地文教部门指名要她。结果是被质之是否同谢真有私情，什么阶级立场云云，带了一个十分难堪的工作鉴定狼狈走路了事。一九七七年，谢真再试，成功了，却因为年龄偏大，被刷到省农学院在专区办的一个分院。毕业分到县农业局（那位技术员仍在，已再婚，悔之晚矣），不久，局里把她列为第二梯队人选。县里（已经重换了一班人马，李芙蓉去县人大当了主任）却有了更大胆的设想，将她从农业局调出，先放到基层工作一段，再提到县级领导岗位任职。因为谢真熟悉李八碗，这个基层便选在小镇。谢真于是成为第三任女镇长。 对于谢真，这是二度青春。过去的经历不太顺，她够得上许多时髦小说描写的所谓“强者”。然而，那些努力，都只是为的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她设想过有一天要对许多人的命运负起责任。 不过，她并不觉得太意外，一如对待已经出现过的许多变故。她很平静地去上了任。 镇上比先前多少有了变化。她的前任是个“土改”出身的干部，在镇上资格自然是老的，又很有些励精图治的雄心，在任上几年，继续拓展胡月兰的蓝图，把镇政府一幢二层的旧楼房重新油漆粉刷了一遍，连外墙面也用红粉遮了一遍，再用白粉勾了墙缝，整饰得如洞房一般；最卓著的德政是卖他的老面子为镇机关搞到一辆北京吉普。有了这辆吉普，一镇之首才真正成为一镇之首。上城开会，下乡检查，再也不用挤车跑路。镇上好几位负责同志的老屋就在本镇乡间，用一辆车载回去，同满头尘土臭汗的走回去相比，外观气派，内心感受，便都大不一样了。 谢真上任，镇上自然用吉普去接。谢真上了车，却说：“这一回我就领情了，下一次，这样的事不好再用车的。” 车上的几个人，副镇长、秘书，连司机都笑了，笑得很认真，也很丰富。秘书是个爱好文学的，晓得许多中外文学名人的轶事。他给副镇长、司机各递了一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支。烟雾缭绕间，说了一个关于烟的故事：有人问美国文豪马克·吐温，世界上什么事最容易办，马氏一点不迟疑地回答说：“戒烟。我已经戒了一千次。”几个抽烟的于是又笑。 谢真不笑，她扭着脸看着车窗外面，好像没有听见。 到镇上以后，她再也没有用过这辆吉普。起先大家都只是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她，每回她要出去，照旧把车开到院子里等她。每回，她都径自从车边上绕过去。 大家于是纷纷提醒镇长注意身体，不要太辛苦。有一回她坐上自行车出了院子，人们又让吉普追上去，一直跟到她跳下自行车，发了脾气： “你们不是爱惜我，是爱惜你们自己。” 大家自然就极尴尬。 “未必吧，也是为了工作方便么。”秘书勇敢地说着，拿出了一本文学杂志，上面登着这样一篇小说，说是一个县委机关买了一辆小车，因为代表旧观念的几个领导反对用，结果影响了这个县的现代化。 谢真把手提到胸前挡住杂志：“我还想坐在电视机面前喊人做事呢。” 本来她可以作些解释：大多数农户还在用牛耕田，镇下面村与村之间还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公路，上县上省有火车，便当得多，也快得多……等等。但是她不，她不说话则已，一说就极刮毒，让人受不住。 女人的心又窄，不能容事容人。她在李八碗插队的时候，现在的副镇长起先是文书，后来升为办公室主任。谢真对他印象很坏。到镇上写材料从来不跟他搭腔。她在李八碗听说过他那个帮新郎开路的故事。过了若干年，人事谙熟，当年的新郎才猛然醒悟自己当初只是做了乌龟，已无从告白。只能时不时在女人身上出气。 谢真直认他作衣冠禽兽。 他竟成了副镇长。谢真竟又与他共事。真是山不转路转。 谢真依旧是冷冷的，除去公事从不与他闲话。毕竟一大把年纪，他主动来迁就讲真。他们一个办公室。每天他都沏上一杯酽酽浓茶，放在谢真桌上。谢真却一直到下班，都不揭那碗盖。他并不气馁，二日又重沏上。回数多了，谢真正色说：“请不要庸俗。” 他点头称是。 茶是不沏了，工作方面副镇长还是细心关照她。接到通知，新任省委书记到各地视察，第二天要在镇上小憩，顺便听取汇报。夜里散了会，副镇长请谢真留一下，他为她准备好了一个第二天向省委书记汇报的提纲。其中包括如下内容：省委书记喜欢提的问题；观察判断的方法和特点；起居饮食的习惯和爱好等。 “这些事你怎么晓得？” “省委书记前面走过几站，我都打电话问过了。” “这不是搞省委书记的情报么？” “怎么好这样说呢。”副镇长脸上发灰，很委屈，“我完全是为了你好么。” 这种事是常听说的：许多千里马就是靠一两次这一类的汇报，被伯乐相中，突然之间平步青云的。副镇长这样做，凭良心说，真是用心良苦。他并不晓得自己何以会得罪谢真，很想跟她处好关系。 “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想讨好哪一个。”谢真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副镇长又点头称是。 谢真发现她在镇政府很孤单，大家对她都唯唯诺诺，却尽量远离她。她住的宿舍，从来没有别人进去。再闹热的地方，她一去，那里就像遭了瘟，一个个勾起颈。她单身过了很多年，惯了，也晓得自己心理上有了一些扭曲，难于同人亲切，因此初不警觉。然而她又极敏感，很快就明白，别人疏远她，并且这种疏远里面含有某种程度的抗议。她也偶尔听到对她那张原本好看的冷脸，现在有人说是“寡妇脸”。假如她要挂电话，不等半天是决挂不通的，除非她自己去话务室。否则不是对方无人接，就是她要的这个电话的线路出了故障，她急得跳脚也没有用。话务员是副镇长本家的侄女，在她面前还有几分腼腆呢。她想要召集一个干部会，总难召集得拢，总是有半数以上的请病假，请事假，或蹲的点有事走不开。即便召集拢了，她说完话，就再没有人做声，连咳嗽都有了音量限制，且有了节奏，只是副镇长热心提醒大家，议议嘛，争一争嘛，结果是大家更加咬紧了牙关。至于副镇长自己，他永远只是同意镇长的意见。同意了，哪个去办，怎么办，则又永远不晓得。 怠工！谢真在心里喊，却又作不得声。牙齿错动着想要咬什么东西，却不晓得从何处下牙。她总想狠咬一口，有一回终于给她捉到机会。 冬种以后，镇上几个头头和业务干部集中到下面一个村开了两天会，两天的伙食都是按规定标准办的。可是到了会议结束的最后一顿饭，却加了好几个菜，上了酒。 “这样做有什么理由？”谢真两只手按在椅子靠背上。 “镇上是头回在我们村上开会，我们再穷，面子总要的。”几个村干部讪笑着。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不吃就是看人不起。 “那好，吃吧。”谢真先入了座。 大家有些意外，又马上释然：一个人的人情味终归不会丧失得那么干净的。 哪晓得，谢真吃完了，站起来，擦一擦嘴，掏出了钱，往碗底下一压，对几个陪吃的村干部说：“这是我的一份。回头你们算一下帐，多退少补。”又对镇上同来的干部一个个盯了一眼：“也请你们照我这样办。” 谢真离座的时候不自觉地撤了一下嘴，心里有些说不出口的快意。 几天以后，在镇政府的走廊里，谢真忽然被几个干部叫住，请她吃某人儿子结婚的喜糖。这样热情的邀请，她很少碰到，心里头颇有些感动，便很欣然地跟进办公室，很欣然地同大家嚼了一顿喜糖，很难得地同那位做了公公的人说了几句玩话。 等她一出去，全屋子的人就一下轰然而起，拍手跳脚，几乎要把屋掀塌。欢腾中有人高歌一曲《小寡妇上坟》。 原来，上次开会设宴的那个村把镇上干部当时掏的钱都一一退回了本人。谢真那一份自然不好还，于是就买了糖来招待众人，让谢真来沾了光。 谢真想咬别人，却咬到自己身上。她后来晓得这事，气得手脚刹时冰凉。 镇政府机关十几个干部里头多少有些悲天悯人之心的还算秘书。到底多读了几本书，便隔生隔熟地跟谢真讲解系统论，教诫她社会关系是网络结构，线型思维行不通，一个现代型的领导者应该…… “见你的鬼去。”谢真讨厌油嘴滑舌。 然而，县委把谢真召了去，她也受到了类似批评。 “这么多状子告你，飞委书记扬着一叠材料，“说你不适应镇长工作。” “是不适应。”谢真一点不否认。无非是不干。她想起那个技术员跟她离婚时说的话：行路难，疲倦，苍凉。她现在也感觉到了。 “不适应也要适应，”县委书记有些火，“想清高就莫出世。” 县委书记是跟谢真一起提起来的。对这几个“知识型”干部，一般有个评价：县委书记是现实主义者，谢真是理想主义者。 “有本事莫让人挤走。站不住脚，什么都是白说的。” 谢真回去的时候，镇上又派了车来接。县委书记一直送到车门口，等于是逼她上车。车子在起起伏伏、弯弯曲曲的路上七颠八颠，甩来甩去，外面的田扳、河、树、山、天、云，在窗子上跳上跳下，忽远忽近。她心里乱乱的，不由摇了摇头，别人自然看不出，以为是惯性作用。 第二天一早她去办公室，桌上又放了一只冒着热气的茶碗。副镇长伏在桌上做自己的事。但是她晓得他在看她，她怔怔地坐着，迟疑着，盯着茶碗盖，拿不定主意是揭开还是不揭开。 三 谢真真正面临的压力是经济问题。到处都在风起云涌地招商引资，开发经济。一夜之间，经济奇迹就像满天彩球一样让人看得眼花镜乱。独小镇显得有些冷锅冷灶。客观条件上的困难自然是有的。小镇偏僻，商品流通就难以发达；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也就不会有雄厚的财政来源。但如果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又有什么奇迹可言呢？所谓“奇迹”不就是把常人认为做不成的事做成么。 有人就想到开发旅游资源。 大约没有特点便是小镇最大的特点。自文坛寻根说兴起，镇上一班搞文学创作的人很是有些慌，寻来寻去寻不出一些稍有乡土特色的文化背景。那个关于乾隆皇帝驾幸李八碗的传说只是传说而已，不足为训。最早的一部县志，始于明朝嘉靖年，记的某山某潭，也不过是些土坡上塘。好不容易寻出一位有些名气的古人，邻县还来打官司，说是按历史唯物主义，该古人的生卒之地属于他们的行政管区。论风俗，更无可道者，连民间小曲，经考证也是从江北传来的。所谓寻根，无非是文化上心理上的认同。人是要合群的，不附着在什么上面，也就失了自信，剩了失落感、飘泊感，连自己姓什么也要觉得有些可疑的。 其实，着这种慌，很犯不着。一个地方可以没有一点能争脸面的历史，却终不会没有一点值得一提的人事。比方说，照艾老他们的记忆，镇上先前也是有过名胜古迹的。 镇外数里，先前有一座关马祠。祠今不存，仅留祠址。残墙断瓦，没在浅草长蒿中间。 关马祠当年香火极盛，当地人很是信得过。以至于镇子方圆几十里，除关马祠外，再无一处庙观。并不是关马二公排斥异己，一切宗教，没有人信，也就存身不住。 关马祠使人信，有它的道理。 关马祠非佛非道，没有任何清现，也没有任何经典。做它的信徒很轻松，酒肉照吃，老婆照娶，也无须苦苦面壁做功课。愿意烧香上供（多少不拘），有诚心，即可受其福荫。 然而因为没有经典，给后人造成了考据上的麻烦。关于关马祠的来历，众说纷纭，都言之凿凿，又都不可信。 最早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早年镇上的苦力大致分为三帮：替商旅挑运行李货物的挑子帮；挑水叫卖的扁担帮；将寿终者抬上坟山的杠子帮。有一天，三帮首领相约在镇中茶铺聚会，挑子帮首领提出：帮中兄弟有的一天生意做不完，有的一天只好干坐，要有个地方通气才好。其他两帮首领也有同感，马上响应：扁担帮早想有个聚拢人的地方，好对付那些用了水又赖账的人；杠子帮则想有地方挂招牌，让去黄泉路上的人好认。于是三帮达成协议，盖一处庙屋作共同活动场所。 挑子、扁担、杠子，凭的是苦力，无师自通，无祖师可言。三帮首领议了半天，决定，读书人既然供孔圣人，他们便供“关帝”关老爷，取的是关帝的忠义，有国士之风。三帮合流，第一要紧的就是义气。唯一问题是天下供关帝爷的很多，使他们的宗旨不易明确。于是进一步议决，除关帝爷本人外，还供其坐骑赤兔马。理由是三帮人等，均是脚力。赤兔马即为脚力的偶像，关马祠由是而生。 关羽由“忠惠公”而为“武安王”、“英济王”，而又进爵为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等等，至高至尊。“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头上冲天冠，冲天冠上竖旗杆，先生更在旗杆尖。”真是了不得！三帮脚力借助他和他的马的神威，为自己的卑下行业壮色，多一些做人的豪气，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若干年后，又出来“关马镇火”一说。而且随时日推移，持此说的人似乎更多些，其确凿证据是关帝神像两旁的对联：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 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据“关马镇火”说，这里的“赤帝”是火神。那一联的意思是：红脸关帝胸怀一颗红心，骑着赤兔马追风般驰驱时，也不会忘记提防火神纵火害民。因为那时候镇上多是板壁、棚屋，住户常遭祝融之灾。万般无奈，只好劳关帝爷大驾，请他作消防队长。据说，也果然是灵。有一户虔诚信奉关帝爷，常上关马祠许愿，一次镇上发火，火烧到这户人家的土墙边即自行熄灭。过后，一条街都成了废墟，独其安然，毫未未损。这家人说，大火时，见一赤马从天而降入其墙围里，倏然消逝，使大火中独独空出一块清静无恙的天地。 关马祠从此没有宁日。随着声名远播，隔不多久就有祈求庇佑的人众在关马祠打醮唱戏，抬出关王（关羽）、马王（马平）、康王（周仓）游行。游完了，又请菩萨看戏。善男信女，叩头礼拜，捐钱献油，好不热闹，镇上主事的大户及庙中斋公因此获得无穷好处，更把关帝镇火一说，喊得响彻行云。 看出“关马镇火”说破绽的，大有人在。某举人（据说是艾老的叔公）弃官返里，游关马祠，当即发现谬误：“赤帝”一典，乃指的是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刘邦路遇白蛇，斩之，其母哭日：我子白帝子，化为蛇，为赤帝子斩。“赤帝”便是汉高祖，与“火神”并无瓜葛，对联中的“无忘赤帝”，当然是说关帝不忘汉家帝业。 不过，艾老的叔公只是捋须而笑，没有当时说破。庙中斋公看出一些蹊跷，心里很有些紧张。当时，人们对关马的信仰，出现了一些危机。多年来，任你如何供奉，火灾终是不得断根。斋公的心里也空落落地有些虚了，便把艾老的叔公请到后堂，竭尽恭敬之能事。商议的结果是，顺从流俗，仍取“关马镇人”说。只是由斋公作一个补充，说是关帝近日托梦，一旦发生火灾，让众人都出点力气。平日早早备办好一些消防器械，选一些后生作消防队员。神人合力，才能确保消灾攘祸。以天下之大，关帝庇佑之众，这是很容易想通的事。不久，关马神威又十分显耀，关马祠香火重又日益鼎盛，有万世不竭的声势。 然而又终于寂然，而归于万韧不复的悲惨境地。 原因再简单不过：有了搬运公司，就没有了挑子帮；有了自来水，就没有了扁担帮；有了火葬场，就没有了杠子帮；有了政府办的消防队，关帝爷及其千余岁的赤兔马也就从此可以退而休息。 人很实际：我有求于人，是因为人有用于我，菩萨也不能例外。说穿了，人们信的并非菩萨，而是自己。一切宗教，总要有用。有用则存，无用则废。 后来的关马祠，麻石墩子砌了猪圈，碑石做了茅池板，还总算是为当地人造了一点实在的福利。 其实，关马庙之先，镇上是有过寺庙的，而且是名寺，叫神石寺。这座名寺如今只是留在人们的口头上。一旦说起，便有无限遗憾。 很多年前，一场暴雨过后，几个人发现了一桩奇事：出镇街，过桥，路边有一块卧牛大小的石头，在一个如水中浮出的世界中，竟滴水不沾。仿佛是在暴雨过后才长出的。然而人人记得，这块卧牛石在他们出世之前，就早已在这里了。 上面还有似乎刚刚刻出的四个字：紫气东来——以前是连一点影子也见不到的。 神灵于昏天黑地的暴雨中，借这块冥顽之石示福谕给此方百姓，是无疑的了。 一时之间，四乡轰动。远远近近，人似潮般涌来，对这块卧牛石膜拜不止。当时，镇外一带禾田被踏得锃光如镜，无人痛惜，只当作是对神灵的供奉。 万众倾倒的时候，镇上最受尊敬的一位老者威严地持着一部美髯，号召众乡邻捐款为神石造庙，立神位，以谢天意。只听四下响应之声，惊天动地。 神石寺不久即巍峨耸起——据说是巍峨得很可以的。其规模，几近江南三大名楼（武汉黄鹤楼、洞庭岳阳楼、南昌滕王阁）。 自有神石寺，小镇终日车马塞途，烟雾弥漫，香客络绎不绝。车马店、香火店，乃至花楼赌馆，如雨后春笋一般。一年间，把个历来无名的镇子像面团发酵一样一下子胀大了好多倍，紫气东来家家满，一镇人得天独厚，自然是感恩不尽，皆不知祖上积了什么大功大德。 忽然有一天，一位秀才从此路过。他进京赴考，名落孙山，正在归途。路上见往镇上去的香客熙熙攘攘，十分惊奇，问其故，原来是去朝拜神石寺。其实，对神石寺，他这之前已有所闻，很不以为然。一年前，他是从这里走过的，当时此地地僻人稀，几近不毛。怎么转瞬就成了江南名镇了呢？而且，现在看来，倒真是名不虚传的。 等到近了庙前，等到进了大殿，等到看见那块卧牛石，等到谨慎仔细问明庙主，这位秀才不禁哑然失笑。 一年前，下那场暴雨时，乃是他撑伞驻足卧牛石。踌躇满志之间，想起老聘当年出函谷关，关令尹见紫气东来，知有圣人过关。果然见到骑青牛的老子，便再三拜揖。老子遂写传诸万世而不朽。秀才于是信手抬枚锐石，刻“紫气东来”于卧牛石上，颇有些以圣人自命的意思。没有想到，他把一团紫气带给了这一方草野之众，却背走了他们的晦气，不仅没有做成圣人，反而落入窘境。他想想气愤不过，疾呼道：何神石之有，见你们的鬼去也！然后他备述年前避雨的详情，并当即再书“紫气东来”四个字，与神石上的字迹比较，显见是出于一人手笔。 所有在场的人受了惊吓似的怔了一会，忽然猛醒过来，一声发喊，蜂拥上前，捉手捉脚，几乎要把文弱秀才撕成碎片。 幸亏镇上那位至尊老者喝住，说明该书生因落魄而至疯癫，列位蒙神石灵光所厚，正该积德行善，将他送进精神病院就医，怎么好跟他拼命呢？神石的创造者于是检得性命，落荒鼠窜而去。 神石寺以后毁于战乱，毁得很彻底，如今连一块瓦片也寻不到。那卧牛石也随紫气遁去，不知所往。 每遇灾祸，如饥荒，如一文革”，镇上人便嗟叹不止，怀念神石寺，怀念卧牛石。嗟叹之中，不免咬牙切齿地诅咒那个疯秀才。他的癫狂，多少是要冲犯祥瑞，惹得神灵恼火的。神石寺的毁掉，毕竟是在他走后发生的事。这些，当然是世俗之见，不足为训。如今，镇政府上的人说起神石寺，也是有感慨的：经济干部说，要是神石寺还在，镇上就会成为一处旅游胜地，这笔“无烟工业”的收入是可观的；文化干部就更惆怅了——神石寺倘若不毁，实在是本地传统文化十分辉煌的一个佐证。 总之，人们都很惋惜。 开政协会的时候，大家就七嘴八舌地提出来，由艾老牵头，写了一个提案：恢复关帝庙和神石寺两处文化景观，以开发本镇的旅游事业。 镇长谢真看了镇政协转来的提案，满脸浮起凄然的许多括弧，心里浮起一个很尖刻的词： “画饼充饥。” 第十七章 三委员 一 镇政协的委员当中，最惹眼的两个人，一个是艾老；一个是洪艺兵。 论说起来，艾老是镇上的世家。他叔公当年弃官回来，路过县衙门的时候是不落轿子一径走过的，倒是县太爷后来到镇上来访他。这中间当然有些过节：发达之前，他原是做道士的。有一回在一户人家做道场念经，熬不过瞌睡竟当堂睡着了，遭了东家的劈头问棍。从此便发誓回去读书。功成名就回来，自然是堂堂正正，不会把一个县太爷看在眼里——虽然他的官职并不大过县太爷。缘故是那县太爷是那户打过他问棍的人家的后人。这说法虽然有点藐视的意思，但那做人的骨气到底是在的。到了艾老这一代，又成为本镇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 那年“三百例”大会战，小丁不顾一切地愤而出走后，《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的执笔任务落到老董头上。老董事先已有了准备，趁着小丁走的时候气得晕头晕脑，他把小丁写的那份初稿不声不响地留了下来，一字不动地重抄了一遍，就拿到小冯那里交差。 小冯审阅之后，在稿子第一面的天头上批了几个字：“我意召开讨论会。”下面署了自己的名字，又交还老董。老董看了他的批示，不理解怎样执行，便又去问他： “讨论会哪些人参加？” “当然是我们三个。” “哪个召开？” “当然是我。” “那你是让我通知艾老？” 小冯想想说：“不必了。”就对身边的艾老说：“我们开个讨论会。”接着就让大家发言。艾老说稿子还没有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小冯就把稿子递给他，问老董：“你的意见呢？”老董回答：“我的意见都写在上面了。”小冯于是清清喉咙，说：“那好吧，我谈谈我的看法。”他先讲了总的印象，时代的高度，路线的深度，英雄的气度，政治的热度，感情的浓度，云云，又从观点、结构、文字分门别类作了具体评判，基本意见是肯定的，只是觉得语言还不够生动。然后，拿过一边艾老手上的稿纸，翻到某一页，说，这个地方可以加上这样一段话：“县里干部黑皮包，公社书记黄书包，大队干部手叉腰，生产队长扛张锹，这样的工作作风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像镇革委主任……”以下就接上了原稿。 小冯的话没有说完，艾老一拍桌子大喊了一声好，冯组长发表“看法”的时候，艾老的脖子随着冯组长语调的抑扬顿挫一伸一缩，及至冯组长说到精彩处，他便忍不住击节。 老董尽量维持住脸上的微笑，只止不住眼睛不停地眨。那四句话，除了“大队干部手叉腰”似乎可以说形象不佳外，其他几句跟“作风”问题不晓得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但他没有表示异议，略略迟疑一会，就把稿纸从小冯手中取过来，加上了小冯的那段话。 小冯把老董加了字的那一页仔细审阅了一遍，最后拍板说：“我看行了，这个稿子，写之前我们有决心，写的时候用了心，现在拿去送审，我有信心。你们看呢？” 艾老说：“要得，要得。” 老董说：“我去再抄一遍。” 送审的结果却颇不遂心。 审稿人的意见，稿子的不足仍在语言上，就是没有一句“闪光的语言”。这原是“三百例”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小冯试着去声明，关于干部作风的那四句好像在别的文章里还没有看到（他这样说是很谦虚的，心里头他认为那四句话简直就是千古绝唱）。省革委办公厅那个负责审读他们这个地区稿件的人很生硬地说，那四句话他注意到了，听起来顶生动的。但“闪光的语言”是从正面表现的豪言壮语。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那四句话却抹煞了这个本质，把支流当成了主流，你们把它写进“三百例”，岂不是容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要知道，只有阶级敌人才会这样处心积虑地污蔑攻击我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在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其狼子野心之恶毒，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那个人越说越来劲，调子越唱越高，直听得小冯一头冷汗，背脊上爬满鸡皮疙瘩。回来，他镇定了一下情绪，尽量做出欣欣然的样子，说，稿子基本上通过审查了，让我们再努把力，锦上添花，把关于干部作风的那段话再提炼一下（这之前，他已经把那四句话用墨汁涂得一点痕迹也看不见）。 艾老说，那四句话，提炼得很精的呀，让满纸生辉的呀，是通篇的精气神呀，已经炉火纯青了，还怎么可以提炼？！发现那几句话已经被抹了黑，他更是如丧考妣，义愤填膺地惊叫起来：这是哪个做的事，简直莫名其妙，扯鸡巴蛋么，不是东西么！ 小冯端起缸子喝水，那缸子很大，差不多遮住了他大半个脸。“咕嘟”了一阵，他放下缸子，说：“人家也是严格要求，精益求精的意思。”艾老依旧是咕脓个不停，为冯组长抱屈。小冯只好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接下来的几天就有些沉闷。小冯再也无心同艾老修改剧本并憧憬剧本未来的成功。三个人整天围着一口火盆，为“闪光的语言”冥思苦索。小冯重任在肩，不敢懈怠。老董有烟提神，勉强支持。唯艾老到底年纪大些，身体又弱，时常打熬不住，瞌睡时弄不好就一脚撞翻了放在火盆边沿上的茶杯，搅得烟雾和炭灰冲天而起。 这中间就有别地别单位等待审稿结果的人来串门闲坐，坐多了，就有一两个相对熟悉且富有同情心的人见他们苦恼不过，悄然给他们传经，问他们有没有给省里审稿的人送一点土特产。一句话提醒了小冯。豁然开朗的小冯说真是火不拨不旺，灯不点不明，就去给小镇挂了长途电话。第二天，镇上就派人送来了几大坛酱菜。小镇下面这个农业大队，除了少量种些油菜，打籽瓜，长年种的都是各类菜蔬，卖不完吃不了的就腌起来。镇上唯一的工厂就是酱菜厂。所腌的各类酱菜远近有些名气，小镇人很自豪，以为它业已誉满全球。但是把齐膝高的这样几大坛黑不溜秋的酱菜搬到省革委招待所来，也就实在有些煞风景了。那一两个为小冯出高见的人很怜悯地笑说：“你们小镇到底偏僻了些。”言下之意当然是说他们缺见少识。把小冯说得恼怒，对镇上来的那几个人大发了一通脾气：“你们以为是打发猪狗么！回去问你们镇长，对省里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态度！”几个镇上干部回去如实汇报，镇长也火了：“我一个癞痢，两头都是光的，就那么几根稀毛，他们要不要？！只怕肉是酸的。”发火归发火，完了还是让人另外去搜罗了些花生、芝麻、黄豆、菜油等物连夜送到省城去。 就在这往返之间，省城里小冯他们三个也开了窍。三个人正枯坐着，听外面走廊里革命歌声荡漾，好几个人音调参差地拖着腔唱过来唱过去： 苏区干部（是）好作风（哎那个）， 自带干粮去帮（呀那个）工。 白天下地去劳动（哎呀同志哥啊）， 夜走山路打灯（呀那个）笼。 …… 老董最先得了灵感，两个巴掌用力一拍，说，操，这不现成的么。 小冯和艾老吓了一跳，颇不以为然。听他说完，也不由兴奋起来。 按老董的想法，直接把那段歌词根据小镇的特点稍作些改动，移植过来就是了： “小镇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为了节约手电筒，夜里走路打灯笼（‘灯笼’其实是火把，为了压韵写成‘灯笼’——附记）。” 小冯也一拍膝头说：要得！这歌天天在耳边响，怎么先前就没有悟到呢。想想又说，不过，有个地方恐怕还要改动一个词，小镇叫“干粮”不叫“干粮”，叫“干饭”，应该改成“自带干饭去办公”。 “改得好！”第三个拍巴掌的是艾老，“‘干粮’改成‘干饭’，真是‘一字师’！” 稿子改出来，小镇新的贡品也送到了。小冯按照别地别单位已经创造出来并且行之有效的经验，等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送到省革委办公厅那位同志家里去。也许因为在家里，那个人脸色不像上次在办公室那么森严，很和悦地批评他们几个熬得很辛苦，应该注意身体之类，把小冯感动得热泪盈眶。 现在，轮到他们进入怀了十分把握等待审稿结果的悠然愉快的日子。第二天中午，三个人凑份子去买了一瓶烧酒，把那些酱菜坛一一打开，加餐庆功。那酱菜在省城上不了台面，他们自己还是喜欢的。 几巡酒过去，几个人就都放了肆，小冯却不过艾老和老董的轮番敬酒，愤愤道：“狗日的，下面想于不能干，上面不想干偏要干！”艾老连忙附和说：“莫说是你，有才有貌，年纪又轻，就是我这样的，当初也不晓得害了几多妹子得相思病呢。”老董对艾老的谄媚始终厌恶，借了酒气，冷笑道：“你老这么个小玩意，还能害人？”艾老细小的眼睛放出尖锐的亮光，驳斥说：“小？！莫看我人小，鼓捶是大的！” 《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到底通过了终审。在终审的通知下达之前，三个人又少了一个。是老董。 在省革委招待所同样是来搞“三百例”的人中，老董遇到了大学的一个女同学，这女同学当时在学校里很俏，谁也看不上眼。对老董倒是有过些意思。老董毕业分到报社，听说让一个苏联女专家看上了，她也就收起了先前一点并不深刻的念头。她后来的生活上却颇不幸，嫁的丈夫在武斗中被打残了，而且是下身。老董的婚姻也没有幸福，因为那位苏联女专家的缘故，他到下乡后才经人介绍胡乱结了婚，妻子是个工人，对他倒是体贴，只是他热不起来。如今旷男怨女碰到一堆，同是天涯沦落人，旧恨新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同小冯、老艾喝酒庆功的当夜，趁他们两个昏然睡去，老董把女同学邀到了自己房里（小丁走后，这房间没有安排别人进来）。却没有想到，女同学一个单位同来的人早已留了心，当夜就把他们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老董因此成了这一次全省“三百例”大会战中最出名的人物之一。事后众人议论纷坛：岂止是“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三百例”应该加一个新篇章：《省革委招待所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竞成为一个经典佳话，流传了很多年。比较起来，这佳话比那“三百例”文章影响更大。 老董本人虽说有了新闻价值，调回报社的希望却彻底破灭。没有跟小丁一样做“反革命”就算是天有眼，他后来被带回小镇隔离审查。 三个可能因“三百例”改变命运的人中，现在只剩下艾老了。 艾老并不以“三百例”的成功自满，相反他嗟叹不已，觉得自己壮志未酬，真正的好作品并没有完全成熟。这好作品就是二十年前给他带来大福大祸的那部歌剧。据说，当时的演出是很成功的，戏到动情处，台上台下口号声雷动。戏写的是，在三面红旗指引下，矿山决定使一口废井复活，青年突击队长因为任务艰巨而临阵动摇。暗藏的阶级敌人兴风作浪，突击受阻。突击队长的爱情濒于破裂。于是矿党委书记出示一件遗物，讲出一段英勇壮烈的故事：先烈为保护祖国宝藏而炸毁矿井。那先烈也就是突击队长的父母。执行任务前，他们把儿子托孤给了他。突击队长因而幡然醒悟，带领队员奋起攻坚，终于打开废井，并从中发现烈士临难前揭露叛徒的遗言，叛徒即是现今暗藏矿山的阶级敌人。于是云开雾散，水落石出，叛徒被抓，废井复活，爱情新生，凯歌高奏。每次演出结束，在座领导都要登台接见合影，报纸、电台记者采访，热闹异常。艾老当时还时常接到多情女子附有玉照的来信。只可惜当时剧本还只是自己手刻的油印本，演出也只是非正式的业余汇演。因为他成了“工商业主”，那大作品的前途也随之夭折。所幸的是他一直把剧本传家宝似的珍藏着，终于使这名山事业有传请后世的机会。 老董走后，小冯和艾老还在省革委招待所呆了些日子。那几大坛子酱菜因为开盖走了风，发出一股日益浓郁的酸臭气味。他们就在酸臭气味中满怀激情地千锤百炼他们的“第九个样板戏”。那酸臭后来广泛地弥漫了省革委招待所的全楼道，以至引起了严重的抗议。 回县不久，小冯就让县剧团把《红井》搬上了舞台。事先议好了，编剧署名是“工农兵集体创作”，因为生活的素材确实是工农兵提供的。剧本写作过程，也听取了许多工农兵的意见。但演出前字幕打出来，却无端多了一个“执笔”，而且是小冯一个人的名字。应邀观摩首演的艾老当时一下就在剧场的座位上瘫下去，回去卧床吐了好长日子血。这回卧床吐血，使他明显的“身体不合格”，失去了由赤脚老师转正为公办老师的机会——这原是小冯预先许诺过的。 此后他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不久他就到了在编人员应该退休的年纪。好多年后他到处告状，要给耗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剧本争著作权。没有得到受理。因为他那个剧本并没有正式发表过，也就没有发生署名纠纷的文字依据。早年上升到地委去分管宣传口领导工作的小冯听说之后，不免感叹：“看不出来，一个人老也老了，还这么犟，这么有进取心。那剧本就算是你一个人写的，又能怎样呢。”这时候的小冯已经不知担任过多少名人著作的“总主编”或“总顾问”，多少得奖影视剧的“总策划”或“总监制”，那么一个“文革”中的剧本的事，他早已淡忘了。 小冯说得很对，艾老即使争回了著作权，戏也是演不出的。一是当地早没有了剧团；二是即使有，那本子也没人要。 尽管如此，艾老在本镇文化界的影响，却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二 洪艺兵成为镇政协委员的主要条件是因为他是台属。 那时候，地富反坏右都摘了帽子，“海外关系”成了时髦。镇上一时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许多的“台属”。这些人先前都像洪艺兵母亲那样，守口如瓶地瞒骗了政府瞒骗了人民潜伏着，现在则逢人便声称自己是台湾某人的哥兄老弟或外甥侄子。 多年来关于洪艺兵的身世的种种扑朔迷离的传说，居然有了确凿的回声：他的父亲果然真的在台湾，已经写信给大陆的有关部门，找儿子来了。 但洪艺兵却不肯承认自己有一个台湾父亲。不管有关人员怎样向他说明，对方提供的证明完全符合他们母子的情况，又反复向他解释，政策已经有了重大改变，他完全不必有政治上的任何顾虑。到最后就很明白地动员他，他老子在台湾的政界是位有影响的人物，他认不认这个老子，并不只是他个人的家事，而是关于统一祖国的大业……随你怎样苦口婆心，洪艺兵就是坚如磐石，信誓旦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不会的，我决不会有海外关系。父亲的事我一点记不清楚，母亲已经故世，一切查无对证，这一位台湾老先生一定弄错了人。 有关方面的人无奈，也理解他是心有余悸，只有耐心等待他解放思想。剧团的人则很觉遗憾：如果他是大人物的儿子，大家也就是大人物儿子的朋友了；他不肯做大人物的儿子，大家也就做不成大人物儿子的朋友了。他是不是故意跟大家怄气，不让大家沾他的光呢？其实，当初大家批判他，是别人唆使的，并不是自觉自愿的，莫非他还不肯原谅？ 洪艺兵连忙矢口否认：不是，不是，不是，是我自己不争气，真的没有台湾父亲。辜负了各位的好意，对不起！ 洪艺兵最终接受台湾父亲的事实，是小丁离开小镇两年以后的事，告知小丁这件事的郑风，口气里充满了艳羡和妒意。 没有赴台之前，洪艺兵已经被选为镇政协的委员，这使他最终摆脱了种种疑虑。随后他去了台北，年迈的父亲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见到这个仿佛是照自己的模子复制出来的儿子，高兴得差一点在复发的心脏病中死去。问及其母，不免又是几番啼嘘。往事实在不堪回首。当初离开大陆的日子，正是拥如夫人入怀之时，对新宠的百般要求，一味依从，致使弃下洪艺兵母子不顾。不料去台湾之后，如夫人未有生育。岁月如水逝去，少年荒唐渐少，怀旧之心日深，兼之寂寞老病，由是寝食不安，度日如年。如今总算等到两岸门户略略开启的一天，但那位如夫人的骄横却少有改变，对这位大陆的“阿乡”很看不上眼，懒得答理。这自然是既不合时宜也不明事理之举。今天的洪一鸣（去台之前，他恢复了原来的名字。改名和复名，都是潮流使然），已经不是昨日的洪一鸣。“你算个什么呢！”他在心里冷笑。关于这位父亲的妾，母亲在先前的那些孤寂的夜晚，一千次一万次地给他讲过，“秦淮河上的烂婊子！”母亲一说起她的时候便浑身颤抖，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了她。母亲是大家闺秀，对父亲的玩女人没有什么不可以容忍，但父亲竟用一个贱东西轻易地代替一个正统的结发夫人，她到死都不原谅。母亲的一生都在诅咒这个女人，是这个女人使她和她的儿子失却了大好前程，蒙受了那么多的屈辱和艰辛。这无时无刻不萦绕于怀的深仇大恨甚至使她常常脱口失言，使他们几近蛰居的生活出现暴露的危险。他们曾经是怎样地忍受了常人难于忍受的克制和防范的痛苦啊。而现在，这一切都终于到了应该清算的时候了。 洪一鸣报复父亲当年对他和母亲的遗弃所采取的行动是断然返回大陆。这是他赴台两个月以后的事，大家以为他步了父亲当年的后尘，弃了李月娥几个，在台湾花花世界过花花公子的逍遥日子，他却忽然在镇上出现了。“清算”、“报复”种种，是人们的推测，他自己的解释倒是轻描淡写，只说是在那边住不惯，还是这里山好水好人好。再说，党和政府培养了多年，哪能说不回就不回呢，等等。很有政协委员的气度和水准。 洪一鸣于是成为当地的风云人物。他从台湾回来不久，县里开政协大会，他又当选为县政协委员，政治上大红大紫。不过，镇上人谈论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暴富。据说他得到很大一笔遗产，大得足以买下一条镇街。证明着这事实的是一个流窜到镇上来的小偷。有一天夜里他在洪一鸣家的墙上掏了一个洞，恰好里面立着一架厚重的大柜，未能得逞。小偷本来是从镇上人的谈论得了情报而行动，但镇上人又以小偷的行动做了自己谈论的注脚。逻辑上倒是通顺的，他家里要是没有横财，贼怎么会打主意呢。 真正的证明是洪一鸣自己拿出来的。他后来在离开镇街不远的地方，择了一个依山面河的佳胜处，造了一幢私宅。宅子造得很雅致，一个静静的小庭院，遍栽修竹，一幢二层的小楼，曲廊回环。据说仿照的是他父亲台北寓所的格局，而他父亲台北寓所的格局又仿照的是大陆老籍祖宅的格局。俨然是小镇上头号的大户大家了，让镇上的人个个眼红得出血。 显然是出于大家想得到的念头，洪一鸣发起组织了一个“团友联谊会”。让业已风流云散的镇剧团的人都到镇上来聚会，由他做东。接到那封“团友联谊会”的邀请函之后，小丁（他老婆是受邀对象）给后来调到镇文化站的郑风打了个电话。郑风早已不再作曲，利用文化站邻街的房子开了个小门面，销售音像制品，维持自己的工资。他是个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人，自己做不成作曲家，却喜欢对别人指指划划。如今还改不了这习气。守店无聊的时候，就写些音乐批评文字，把自己天天贩卖的那些港台天王和大陆的准天王大骂一通。又找不到地方展示他的高见和宏论，就常常寄到小丁这里来，让小丁帮忙找地方发表，他们也就因此常有些联系。 洪一鸣就是洪艺兵，郑风在电话里大声说。他很粗重地喘着气，好像在说一件人间不平事。上述有关洪艺兵（现在应该叫洪一鸣）去台前后的种种，在小丁听来也确如天方夜谭。难怪郑风之流心理失衡。 你们不妨来开开眼界，这小子如今抖得很了，跟一件擦得锃亮的出土古器一样呢。 小丁老婆应邀去了小镇，亲眼瞻仰了命运发生巨变之后的洪一鸣的风采。 郑风说的有一部分是不错的，小丁老婆回来后证实说。如今的洪一鸣，依旧是高大但富态了；依旧是多礼但自信了；依旧是谦和但让你觉出居高临下了；依旧是不失节制但明显不再卑微了；衣着依旧得体但质地和式样绝对今非昔比；头发依旧一丝不乱但因为焗了油染了色而闪闪发亮；眼镜依旧戴着但镜架换成了金丝边……总之，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场景变换了；演员还是那个演员，角色变换了。 先前的洪艺兵瘦得几乎只是一个衣服架子，永远像一只饿伤了的麻雀，有气无力地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关于胃和口粮之类的事。而现在，改称了“洪一鸣”的他跟每一个应约前来的人大谈特谈的是：一个人如果不享受感情和被感情所丰富，忘记艺术和被艺术所忘记，他就是一个畸形人，一个不完全的人。 洪一鸣的家依旧是那个家，成员依旧是那几位，但是他同其他成员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他如今像一位国王一样君临在他们头上。他单独用膳，李月娥每餐按照他所规定的保健标准给他做独食。他的食量依旧很大，但他不希望别人注意到这一点。他的已经上了高中的儿子有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当他的面念了里形容刘姥姥“吃下一头猪，不抬头”的顺口溜，他觉得是冒犯了他的尊严，给了儿子一巴掌，打落了未来的省级以上的行政官员、或是司令官、或是科学家、或是国际性乐队指挥的一颗门牙。对他最为服帖的是李月娥，她已经完全没有年轻时候的那一股巾帼豪气。在他面前，她彻头彻尾成为一个畏畏缩缩的小老太婆了。随着丈夫在政治上的如日中天，她也妻从夫贵，从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最主要的是她现在是一个知名人士的夫人了。但这名人夫人她做得很不踏实，老是在担心着大富大贵的丈夫会继承父亲好色的传统。为此，她加倍小心，曲意逢迎，尽心服侍，成了洪一鸣的绝对奴婢。 洪一鸣职业没有太大的改变。剧团解散后，他依旧回到文化站。只是不再像当年那样打杂，而是担任了副站长，成了郑风的领导。郑风进剧团之前也在文化站，那时候他常常随心所欲地支使洪一鸣干这干那。现在，他跟洪一鸣的位置调了个过。不过洪一鸣从来不在他面前摆领导的架子。副站长对他的批评往往是他早餐的质量，说，你们家怎么还老是臭豆腐、水泡饭当早点呢。这太过时了，对身体没有好处的；不可以来块蛋糕，煮碗牛奶或是咖啡么。郑风便回答说，谢谢领导关心，我对西式早餐很无知，又没有机会到台北去上短训班。他听了，就推一推金丝眼镜，很惊讶地眨一眨眼睛，然后很不可理喻似的摇摇头，走开。 郑风把这些告诉小丁老婆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无论我怎么刮他，他不敢跟我来势的。他不要忘记了，先前那些年，他怎样老是低声下气地向我讨粮票救急的。现如今他倒是人五人六了，什么东西！ 但洪一鸣毕竟是一鸣惊人了。他现在是镇上的士绅。世事如棋局局新，这原是没有法子的事。洪一鸣招致了越来越多的郑风这一类的敌意。同时越来越浓厚地包围起他的，还有对他的失望的情绪。 在这个穷困的乡镇里，领导曾经对他寄予过很大的指望，指望他能为当地的改革开放打开一条海外的通道。遗憾的是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政界的人物随着老朽而失去了一切有价值的影响力。后来洪一鸣得到遗产，这笔遗产尽管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样一个天文数字，但对于一个年年赤字的乡镇财政来说，一定会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支持。人们曾经指望过他将这笔遗产投资开发实业，比如复兴那传说中的两处古迹，但这一类对公益有利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做，并且连这打算也没有过。这笔钱，甚至连镇上的储蓄所也没有进，而是据说存在市里的一家银行。这样镇上就连这笔钱的储蓄利润也得不到。他这个样子，让人很难理解。屋可以做，西服革履可以穿，蛋糕可以吃，牛奶咖啡可以喝，奉献精神却一点没有。这就很难不引起人们的义愤，也就是很自然得到一个同郑风相似的结论：他忘记他当初是个什么东西了么？ 在小丁老婆的直觉当中，洪一鸣在小镇似乎重新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他发起这次聚会也许就是为了抚慰这孤独，或许他想向人们解释什么。但是这次应约参加“团友联谊会”的人，多是已经离开了小镇的人。剧团解散后仍分配在镇上其他单位的人大都没有参加，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无意地把应约从外地来的团友拦扯走。那天下午，洪一鸣特地给李月娥请了帮手，在他那个小庭院的宽大客厅里准备好了几桌饭，但到时候来的人还不到他预计的一半。剧团的老领导里，徐光荣倒是来了。他已经退休，成了个糊里糊涂的糟老倌，没喝几盅酒就醉了。刘宗吾没有来，但很客气地托人带了首旧体诗来，说是“休道世事深难测，人离团散岂堪忧”。也不知他说的“世事”指的是什么，又为什么不堪忧愁。那个聚餐，尽管洪一鸣从头到尾都尽力保持着笑颜，到底有些凄凉。 这是一个失败的派对。洪一鸣事后用了一句台湾的习惯用语对小丁老婆感叹说，那一次，小丁老婆是他说话的主要对象。 洪一鸣说，他不晓得怎样向人们说清楚，他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遗产。父亲沉沉浮浮了一生，到头只不过做了一个拿养老金的寓公。他离开台湾返回大陆的时候，父亲把大部分积蓄都交给他，让他回来造幢屋。到时候，他打算回到儿子身边来养老。父亲自己的老籍已经没有什么至亲的人了。儿子随母居住了这么多年的小镇他从没有来过，如今前妻早已葬在这里，他欠她很多，应该在最后来陪陪她。但屋还没有造好，他已经客死在台湾了。 洪一鸣说着，声音渐渐暗哑。山坡上的庭院很静，浓浓的竹林婆娑，从院墙上向远处望去，河对岸的小镇高低错落，一片参差，有一盏没一盏的昏暗灯光闪闪烁烁。 洪一鸣嗟哦良久，又窸窸窣窣地从身上的什么地方摸出几张纸头来，交给小丁老婆，说你把这个带回去，给丁兄看看。他重重地吁了口气，说：我原是希望他能来的，这么多年不见，很想看看他。 那几张纸头，是周燕对他的邀请函的回信。信的抬头却写的是“团友联谊会”，这原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信里说，她见到邀请函，很高兴，又很难过。因为她很忙，不能前来参加盛会。又说，十年来，她也常常怀念那些翻山过河，演戏写诗的日子，她常常在梦里回到小镇，回到剧团。可惜，那一切都不可能在现实中重现了，她最后祝洪老师，祝所有的团友全家幸福，万事如意。 周燕现在在一个沿海城市的一家夜总会做领班，听说曾经跟一个马来西亚老板同居过，又不晓得为什么分开了。 三 “余委员”不是正式委员。镇上有这个意思，但是他本人生死不肯。因为毕竟有过这回事，大家也觉得他该当，便强加似的硬叫他作“余委员”。 这“余委员”便是余自悦。 按说，改革开放了，余自悦这样的人应该再度发迹。下放到镇上各处的各色人都先后回城，蛇有蛇路，鳖有鳖路。余自悦一家竟没有走。他若走，还是一条光明正大的路子。山上的交际处又派人来寻他回去。他连说“不敢不敢”，当初年轻还不称职，如今老朽了，就更无用了。那边无奈，就要挟他：倘若不上山，市里饮食服务部门也不能回。他也就不回，每天一副小担子挑到镇街的集市上，找个角落蹲下来。那副小担子，一头是个小炭炉，一口小铁锅；一头是一小铝桶拌好料的面糊，一小壶油。他就在那里炸油果子卖。每天早上挑出去，半上午就卖尽。然后铝桶里装着现买的肉、鱼回来。细心的人计算，那半个上午，他净收入不会下于二十元。一角钱一个的油果子，就那么一小匙面（现炸出时显得大）。哪个都晓得吃亏上当，哪个又都甘愿吃亏上当，因为味道就是跟别人的不一样。 小镇当局渐渐就晓得原来有一尊大菩萨屈就在他们小庙里。于是派人来拜访他，为他落实政策，把他一家人从李八碗迁到镇街上，恢复了城镇户口。老婆伢子都跟他一起进了国营餐馆，而且都掌了厨。他离开交际处之后，他的哑巴儿子也辍学回家。尽管他对儿子发过狠：学千学万，莫学做饭；但是哑巴儿子整天跟在两位烹饪大师身边，不学做饭，又能学什么呢？ 庐山脚下，近年新辟出了几处古迹，扩大了庐山游览风景点。从小镇过路吃饭的人渐渐地增多了。一镇人本来正为找不到经济开发的路子苦恼着，竟无意中得着了一线希望。许多人庆幸，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一下于把目光集中到了饮食业上。那些过路的时有从省、市、县来的领导同志，由镇上的有关负责人陪同来吃余自悦的手艺。余自悦等于又进了镇上办的交际处。不同的是，先前的交际处是有账目的，现在许多人吃过了，却没有哪个付账。有时，领导的子女来了，镇上的领导不做陪，但是要打电话通知，说明请你们今天中午安排几个人的饭，这几个人是谁谁的儿子或女儿，不要让他（她）们付钱云云。这类事多了，许多职工就有意见，但都是打肚皮官司。余自悦的哑巴儿子性子直，总是忍不住，用锅铲敲着锅沿，咿哩哇啦地乱叫。别人不懂，余自悦句句都懂，就喝斥道： “你一个哑巴吵什么，你懂个屁！” 哑巴确实是不懂事理，他不晓得许多大人物酒酣耳热的时候，趁兴头划个条子，镇上不知要增加多少拨款。镇上后来陆续增加了几家饮食店，许多资金来源于此。 余自悦对儿子严加管束，使镇上的领导对他格外的欢喜器重，都说他不光技术精，还有很高的觉悟，最是难能可贵。要选他作政协委员。 “不敢当，不敢当。”余自悦一再推让。看看推不脱，竟打了退休报告。 一退休，也就成了闭居的老头。没有事，他就搂着满嘴鼻涕的孙子到哑巴儿子店门口去晒太阳。他耷眉合眼，石礅子一样坐着，对满街的熙来攘往，不闻不问。这回他是真在打瞌睡了。 瞌睡却打不安生。 没有几天，镇上的国营饮食店又实行承包或者租赁，他哑巴儿子的这一家，门面虽偏，生意却旺盛，究其原因，就是余自悦在店门口的闲坐。他等于是张广告，说明该店手艺得余家真传。即便是初来镇上的客人，也会很快晓得其中缘故慕名而来。 于是许多店竞相来请他，名义上聘作顾问，其实无须他动口动手，只要他在营业的时候到店门口坐一坐。为了争取到他，各家把红包的数字越加越大。余自悦一动不动，坚持打他的瞌睡，吵烦了，就说：“你们先去吧，我回头想一想。” 结果是他把孙子抱到镇上新盖的影剧院的台阶上，加入了那里的“老儿会”。不过别的老儿热热闹闹地下棋、赌牌，谈古论今，他仍是打瞌睡。 他一走，他哑巴儿子店里的营业额自然受到影响。哑巴原是有雄心的，赚足了钱，就把承包的店买下来，或者干脆另开一家店，重振余家的雄风。如今老子却不合作，儿子气不过，哇啦哇啦地跟他吵。 余自悦把那双细眼雪亮地一睁，厉声道： “你吵个屁！要你哑巴来振兴家业，几十年前我就是无产阶级了！” 事情到这里没有结束，余自悦一鼓作气，乘势迫使哑巴儿子放弃了承包： “你个哑巴一句话都说不出，手拿鸡巴充什么六指头，别人饿不死，独会饿死你？” 哑巴儿子出头承包，余自悦就是不同意的。如果说，当初他年轻气盛，上庐山隐姓埋名还于心不甘的话，那么，如今他是到了帮儿子摆脱六根之累的年纪了。 镇上许多人对余自悦的做法不解。觉得他大约是上了年岁，脾气坏了，甚至是老糊涂了，看不清世事。略知些底里的人则说，他这辈子是苦头吃多了，吃怕了。 内中究竟也有真懂得余自悦的，并能把他的处世态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那便是艾老。艾老对照余自悦，总结自己的一生，无限感唱：他争了一辈子，也就坎坷了一辈子。跟余自悦比，他是糊涂了一辈子，白活了几十岁。为了表示自己打心眼里的钦佩，过年他写了一幅条幅，花钱装裱得极精致，恭恭敬敬送把余自悦，上书：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被人由衷认作“圣人”的余自悦看了这条幅，也认真听艾老作了详细解释，却不知是不是仍不懂，一直没有把它挂起来。 他自己仍打他的瞌睡。 艾老却并没有因为余自悦辜负了自己的一番好意而觉得他不知礼，反而赞叹余自悦真正修养到了家： “所谓复归于婴儿，其在斯人矣！” 第十八章 “专员” 抗战开始，“专员”在离小镇不远的岷山（那一年“三百例”大会战，县革委宣传组的小冯就是把这座岷山当成了“更喜岷山千里雪”的岷山）打游击，领头的是一个来不及撤走的红军伤兵。成立了游击队，他们依旧称自己是红军几师几团，就是那个伤兵所在部队的番号，只不过按顺序扩充了一个团就是。伤员原只是个普通士兵，拉起了一支队伍，他便任命自己为团长。当时的岷山很闭塞，他们实际上同外面断了一切联系。有一天山外上来了两个生人，自称是什么“特委”派来的，说是国共合作了，让他们下山去同当地政府讲和。他们拿出介绍信，又拿出山下报纸，好说歹说，却说起了团长的火气。团长三下两下把介绍信、报纸撕烂，喝令手下把两个奸细推出去，拿刀砍了。过了些日子，有一支正经地道的军队路过，在山下的村盘子上扎了一夜。游击队探听到，那是先前的红军，现在叫新四军。领头的那个人，是伤兵先前所在部队的团长。伤兵于是赶紧带了游击队下山来投奔。这才晓得，先前被他们杀了头的两个“奸细”还真是上级派来的联络员，悔恨不及。 “专员”当时就在这游击队里。他先前在城里活动，白色恐怖的时候到乡下避风头。看看回不去了，就在当地加入了游击队。然后又随大队伍远走高飞，直到一九六四年回到本地当专员。他到李八碗来寻李芙蓉公公的时候，殷道严是大队书记，一直陪着他。专员念旧，让殷道严觉得服气，觉得他人仗义。过两年，来了“文革”，专员在游击队的那段经历被说成是当了土匪，又不知怎样的把杀那两个联络员的血债也算到他头上，就让他挂了“大土匪、大流氓、大刽子手”的牌子，用卡车装了，在城里游街。李八碗在城里上中学的伢子回来说得手舞足蹈。殷道严听了，头皮子直发毛，咬咬牙说，我们贫下中农也要造反也要革命，把专员捉到乡下来斗。就连夜带了一帮跟他一样筋巴肉壮的后生开了拖拉机进城，真的把专员捉到李八碗来。 专员被地区的许多单位轮流批斗了无数回，有几回斗得狠，被人从很高的台子上踢下来，当场就跌得人事不知，浑身上下里外尽是明损暗伤。殷道严把专员关在自己家里，说是由他亲自监视。又宣布说在研究开批斗会，何时开，怎样开之类，好像很复杂的样子，只是总没有研究。那些日子，他天天让人一早往他家里送童子尿，那是他暗地里从镇上牛鬼蛇神队上的曹婆子那里讨来的疗现伤的偏方。城里就有话传过来，说是专员在李八碗避风躲难，要派人来揪回去。殷道严说，他们要敢到李八碗来，我捺他们到窖里去。窖是粪窖，沤肥种菜的。他夜夜同专员睡在一张床上。他对专员说，安心住，我活着，你就死不了。过些日子，从地区专署机关真的来了两个人，出示了介绍信，要见专员。殷道严二话不说，操起房檐下的冲担就向两个人横扫过去。两个人抱头鼠窜，屁滚尿流。殷道严一追追了上里路。后来才晓得，那两个干部倒是好意来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的。说是已经从北京得到证明，专员的那段历史不但没有问题，而且是很光荣的。专署的革命派因此打算解放他。殷道严又差一点犯几十年前岷山那个红军团长的错。 专员在李八碗一是养了身子，二是同殷道严成了割头换颈的朋友。临走的时候很是恋恋不舍。他对殷道严说，以后什么时候想起来看我，只管来就是。 专员这是第二次在李八碗受到保护。历史一再表明是人民群众养育了革命。为此李芙蓉沐浴了祖父的遗泽。而这一次，殷道严将是回报的直接的受惠者。 二 习惯是最顽固的一种东西。 “早晨起来一泡屎一泡烟是要吃的。” 这句话殷道严说了几十年。意思是早晨起来是要蹲茅坑的，蹲茅坑是要抽烟的。两件非做不可的事同时进行，成了一件事，一道工序，也就只要用一句话来表达。几十年没有人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晓得这意思的。后来来了知识青年，其中凡事认真的小丁指出： “这句话有语病。” 殷道严眨了眨眼睛，说： “我吃了几十年，病是没有的。” 他说得很郑重，以使对方放心。 殷道严烟瘾大。早上点着一支烟，一天就基本上不用划火柴，别个想要主动给他点烟的人总也插不上手。每天从抽第二支烟开始，他便是把上一支烟的烟屁股同下一支烟接起来抽。“这样抽烟很伤身体的。”“专员”的夫人神情严肃地奉劝他。他很礼貌地听着，末了说：“丢了可惜。” “专员”夫人对殷道严的奉劝，除了实实在在的关心，也包含了对他抽烟的不满意。她是省卫生部门的负责干部，做保健大夫出身的，对环境卫生的要求自然就高，尤其是在家里。殷道严住进来之后，这样野蛮地抽烟，弄得整幢屋子整天硝烟弥漫，几近于对主人的谋杀。 殷道严初来，“专员”一家人是很热情很殷勤的，几天之后，多数人便有了恐惧。 第一天，“专员”交待保姆，说殷书记喜欢吃米粉蒸肉，好好给他做一个。保姆很加劲，全部用的糯米磨粉。结果粉蒸肉做出来粘成一片。殷道严用筷子去翻，七翻八翻连盘子都扯起来。“专员”夫人干脆把盘子移到他面前，说，你一个人用吧，免得麻烦。他连忙说，那不行，大家吃么。就把他好不容易用手扯断的部分往别人碗里分发。别人赶紧避让，已经得到的赶紧扣回到他的盘子里。他很感动，说，你们真客气。 白天，大家上班了，“专员”要了车，派人陪着殷道严去看省城的几处名胜。回来，殷道严大喊大叫，说明天不去了，后面跟个人，尿都屙不出，活人要让尿憋死的。官做到这样地步，是活受罪。“专员”哈哈大笑，其他人则阴阴地冷笑。 他这样大谈省城观感的时候，一家人正在看电视，他不断地咳嗽咋痰，议论生风，又把一只异味冲天的脚搬到另一只脚的膝盖上，让脚板朝上，极惬意地纵情抠弄。不一会地毯上就落下一片污垢和硬皮。大家只好一个一个地从他身边溜开。他忽然间发现了周围的安静，有些莫名其妙，问，你们怎么不看了？“专员”夫人出来安抚说，你静心看吧，我们不打扰你。 “专员”吃过晚饭，跟大家稍稍聊过之后，便去里间办公了。等他再出来，客厅依然热闹着，却只有两种声音，一种是电视上歌星做尽了千姿百态、千桥百媚的深情呼唤；一种是殷道严声若洪钟的鼾声。 “专员”就唤他起来，随他一起进到里间。“专员”在自己办公的书房临时加了张床，让殷道严跟他一起睡在这张床上，像很多年前在李八碗时一样，只是交换了主人和场地。“专员”晓得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包括自己的夫人不习惯同殷道严这样人的相处。他私下批评了他们缺乏劳动人民感情，同时自己也以实际行动给他们做出表率。“专员”参加革命前，家里也是贫苦的农民。他跟现在的夫人谈恋爱的时候已经是团职干部了。当时的小护士很多情，从后方的医院让人给他带信。他把信看过了，又赶紧喊住那个已经转身走了好远的送信的人，说，你还有一样东西没有给我。那人说，没有哇，她只让我给你带了这封信。他把这封信往那人面前一杵，说，你自己看，上面明明说了“送你一个物”么，那人看了，笑起来，说，那不是“物”，那是“吻”。他很纳闷，请教说：什么是吻？那人也很鬼，说：我不晓得，你去问别人。好多年后，大家都成了老人，那个人还写信来，拿这件事打趣，很严肃认真地抄了一则资料，回答“专员”关于“什么是吻”的提问：接吻牵动嘴唇的十二块肌肉，再加上舌头的十七块肌肉；当动作时双方交换9毫克水，0．7毫克蛋白质，0．18毫克有机物，0．71毫克油脂，045毫克盐……等等。 “专员”离开李八碗之后的许多年，殷道严一直没有去找过他。他觉得没有必要，两个人天差地远，搭不上壳。他的相好桑叶、雪呐一家先后出事的那年，他被停了职，很苦闷，曾经想到过去找“专员”散心。“专员”那时候是省革委副主任，却并不得志。传说跟一把手的关系弄得很紧张，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殷道严想想也只有作罢。 这回来，殷道严是带了使命的。“专员”现在是省委书记了。 三 “专员”倒一直没有忘记李八碗。刚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看到一份从下面报上来的材料，汇集的是全省各地农村资本主义势力抬头的情况。其中一个例子讲到李八碗弃农经商，社员半夜里把菜直接挑到城里去卖；先前酱菜厂做的酱菜都是交给食品站经销的，现在他们居然在镇街自己开了门市部；李八碗的农机修理部也开到镇街上，而且主要是修理镇上人的自行车。 “专员”犹豫了好久，还是忍不住在这个例子旁也做了一个批示，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李八碗这个地方我了解，集体经济很薄弱。在他们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应该允许他们发展少量副业生产，以增加集体收入，壮大集体经济。 这批示后来不仅没有贯彻，反而成了“专员”刮右倾翻案风的一条罪证。 当时向上写这汇报材料的是黄帽子。矛盾首先是李八碗不肯把酱菜按收购价卖给食品站经销引起的。后来他晓得酱菜厂自己开门市部，李八碗人到镇上来开修车铺，又到城里去卖菜，是副镇长老杨给殷道严出的主意，就有了更严肃的想法。哈巴癞痢下台后，镇上的领导班子又是一番动荡，黄帽子觉得，像老杨这种干部留在镇政府是一个祸害。他看上去病恹恹的没有声气，实际上鬼得很，专门跟正确路线唱对台戏。黄帽子觉得很委屈，也很愤慨：上级为什么老是要姑息老杨这种人，而注意不到他这样的好干部呢。他于是把他的那个汇报直接寄给了县委书记李芙蓉。果然引起了李芙蓉重视。事情发生在自己老屋，当然不能包庇，就大会小会地批评。但也就是批评而已，并没有处理哪个人，更没有特别表扬以至提拔哪个人。而黄帽子本来认定了这一回是一定要受提拔的。黄帽子于是私下里又愤愤不平，为国家的事掌握在李芙蓉这样没有水平的女人手上深感忧虑。 但后来的事情，却一年一年越来越让黄帽子想不通了。那年路教结束，他就以为一定要得到提拔的。结果，从李八碗回来，还是当他的食品站站长。年纪不饶人。他先是一年一年的巴望，一年一年的着急，然后就一年一年的灰心。等到他将要办退休手续的日子，世道在他看来几乎完全翻了个身。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起先他很起劲地跟着骂娘，后来他想，你们发得，我就发不得？就三天两头打报告，向单位借钱。他自己是一把手，别个不好不批他的报告；他又自己起草了一个租赁合同，租用食品站门市的屋子，租金低得等于白给了他一个门面。一退休，他就用那几笔借款做本钱，在那个等于白租来的门面开了个杂货店。利用他做公司经理时的关系进俏货，且都是卖了钱再还货款的。没有几久，他脸上就油润起来，在柜台后面的一片驳杂灰暗中透出一种亮色，像是先前这里做食品站的时候悬在肉杠上的一挂板油。腰也粗壮起来，裤扣也就老是不扣上。天热的时候，常常露出里面的一团什么颜色。只是脾气依旧坏，黄帽子下面的那双三角眼老是阴暗着。别人恭喜发财，他依旧严峻了脸，说，发，发我个鸡巴。中国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依旧是为国家的前途担着深刻的忧患。这样说着的时候，也常常会很用力地正一正他的黄帽子。曾经有人劝他换顶帽子，那帽子几十年没有洗过，已经被油垢和尘土弄得变形褪色，不成名堂了。他严正说：不可能的！俨然那已是一件珍稀文物。 不论黄帽子一帮有怎样的意见，小镇的日子该怎样过还怎样过。在为经济开发苦恼了一些年之后，小镇突然得到了一个机遇：有一条国道要穿过李八碗，李八碗因此得到很大一笔征地费。对这笔钱，一部分人主张照别处的样按人头分掉，让各家各户拿去做本钱自己发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部分人认为集体经济不能瓦解，分光用光搞单干是死路一条。地是国家的，征地款是集体的，要集中使用。殷道严是后面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说：什么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那叫狗舔鸡巴各顾各。都散了，要我这个书记做呆鸟？！镇上和县里都支持殷道严。上面的领导来视察，也说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方向，要坚持，就定下来办乡镇企业。 有了资金，又有了公路，就有了办乡镇企业的先决条件。先前，镇上也动员过利用各种关系到县、地、省去跑项目。计划部门说，你们连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办什么企业？交通部门说，你们连个像样的企业也没有，要公路做什么？现在两个条件同时出现，关键是办什么企业。许多人出了许多主意，最后定下来办药厂。这主意是曹婆子的师弟出的。他在城里做伤科大夫做出了颇大的名气，重用专业人员的时候被调到地区卫生局当了一个副局长。摘了地主帽子的曹婆子被镇医院请去开了伤科。师弟跟她的走往也公开了。他建议镇上办一个药厂。药品是绝对消耗品，不怕市场饱和。造药的成本又低，利润却高，是包赚不赔的买卖。开始可以利用本地的蜂蜜资源生产保健药品，这是市场上正时兴的消费。积累资金以G再扩大生产规模，开发其他药品。做保健药品，设备要求不高，广告宣传上下点功夫就行。技术上他可以做指导。不过药厂必须山省里批准才能办。乡镇企业造药，全国怕还没有先例。 殷道严说：只要技术上你敢拍胸口，办厂的事，我去省里走一趟。 那年路教的时候，出了跟桑叶的事，殷道严被停职反省，并没有持续几久，路教工作队一走，镇党委就恢复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睡几个女人在殷道严原是家常便饭，黄帽子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罢了。当时的镇党委做这个决定是很英明的。事隔多年，当小镇的经济工作好像山穷水尽的时候，是殷道严出了角头。经他一手一脚跑出来的乡镇企业，给小镇的市场经济打开了光明前途。就像报上说的：“异军突起。” 殷道严进省城找到“专员”。“专员”当时就说：这是好事，应该支持。并且进一步从政治上作了肯定：你们的征地费不像有些地方分给社员个人，搞“三光”政策，而是用来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个做法值得推广。又马上指示他夫人：你在卫生厅，药证局是不是归你们管？尽快研究一下，早点给他们批下去。 “专员”夫人显然不太以为然，但碍于殷道严在场，很含蓄地笑一笑，说，我们尽量抓紧办就是，只怕没有那么简单。要考查，要论证的……“专员”打断说：别搞繁琐哲学了。农民办药厂，这本身是改革开放才会出现的新事物。让他们先办起来，产品质量上卫生部门可以严把关么。“专员”夫人张了张嘴，显然还有话要说，到底没有说出。 殷道严在“专员”家里没有住几天。走的时候，心满意足地拿到同意李八碗办药厂的正式批文。药厂的名字也很有气魄，叫“江南制药厂”。这么快就办成了事，主要得力于两条：一条是一专员一的明确支持；一条是“专员一夫人巴望殷道严早日离开的愿望。 殷道严离开的当天，“专员”夫人让人把全屋子各个角落用来苏仔细消了一遍毒。“专员”同殷道严合睡过的那套被褥，她捐到单位去作了赈灾救济物资。 第十九章 老董 一 五十岁以后的老董好像换了个人：说话严谨得像科学家，句句都好像考证过。不像先前那样，不管走到哪里，一屁股坐下来就是一通没完没了的神吹海聊。举止也庄重。先前他走路总是东张西望，见到稍微熟一点的脸孔便做个打招呼的姿势。坐着的时候，露出里面毛茸茸的脚杆，一边跟人说话，一边就拍抚着这毛脚。如今他总是穿得很考究，内外大多是国产名牌，好像随时准备去出席什么仪式。也许是他儿子在城里的电视台做播音员的缘故，他也老是一副新闻主持人的严肃神态。他的头顶已经秃了，四周的头发也很稀疏，他很小心地把它们收集拢来，让他们排列有序地横展在秃顶上，叫做“地方支持中央”。眉毛老是微微蹙着，嘴巴老是紧抿着，嘴角有些下弯。眼光老是投向很远的什么地方，似乎陷在决胜千里之外的运筹之中。总之他现在的形象，很让人尊敬。 当然，镇上人对他肃然起敬还有更实在的原因。那年，上面下来一个文件，说是过去因为男女关系问题受了处分的，处分可以撤消；因此而降低了职务的，可以恢复原来的职务。老董那年写“三百例”在省革委招待所出了事之后，先是回了李八碗。下放干部全部上调之后，他在生产队无法再呆了，便让他到镇政府机关上班，没有明确具体职务。开会时就发通知，打电话，提糨糊桶刷标语。平时就一个人读报，张张报纸非要连底线下的报社社址、联系电话读完才放手。这是他在新闻生涯里养成的职业习惯，每天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读报。大便时手上要没有一张报纸就会连屎也拉不出来。内急慌张时，若没有现成的报纸，从糊了墙的报纸上也要撕一张下来。报纸密切了他跟时代和社会的关系，使他感觉不出生活在小镇的隔离和寂寞。读报累了，他就寻人下棋、打牌、瞎聊。他，随和，人缘好，又到底是城里下来的干部，镇上历任领导都不好跟他太认真。他清闲自在，有点滴仙人的味道。 根据那个文件的精神，他应该可以回到地区报社去。地区也来了正式的调令，让他回报社工作。镇机关的干部都很实在地为他欢喜。他自己的态度却出人意料。他说，欢喜什么呢，地富反坏右都摘了帽子，我不过就是换个地方做事罢了。在镇上做事，也算不得处分，我愿意。一个人散漫惯了，喝口薄粥，享个清福；大富大贵，怕吃不消。地委宣传部的冯部长到镇上来视察工作时，也顺便劝他回报社。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过节，冯部长心底里对老董还多少是有几分尊敬的，到底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不像自己，许多跟文化沾边的头衔，什么“总策划”、“总主编”、“总顾问”之类，都是权力招来的。哪天没有权了，就什么也不是。许是也有了些年纪的缘故，冯部长现在也多少有了些自省的意识。只不过自省的结果，他跟老董不一样。老董是变淡泊了，他却是有了焦虑，觉得人生苦短，得到的要捉牢，没有得到的要努力得到。 老董是个晓得好歹的人。他很诚恳地谢过冯部长的好意，说，他不是跟组织上闹情绪，都这把年纪了，去了没有几年就要退休，何必麻烦报社。在乡下过久了，回到城里去，也不习惯。冯部长这样热心，可不可以给他儿子安排个工作，他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学了一口普通话，快复员了，一心想当电视播音员。 老董已经从报上看到，地区新成立的电视台，正在招聘编播人员。 冯部长一口答应说，没有问题，地区新闻单位都是我管的。但他还是为老董委屈：安排你儿子并不等于解决了你的问题，你在镇上呆下去，职务上也不好安排。论资历，你早该上县级了。无所谓了，老董笑笑说，我连镇上都不想呆了，干脆，去老殷那里上班。 老董说的“老殷那里”，是指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 老董不肯离开小镇，让一镇上下都感动。 二 老董实在是做新闻工作的材料，敏锐，有眼力。国道要经过小镇的消息一在报上出现，他马上就发现了小镇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契机。镇上的许多干部什么都还没有意识到，他就要求到李八碗蹲点，一头扎了进去。他消息多，点子多，江南制药厂，以及后来的企业集团，他都是最核心的智囊人物之一。总公司成立的时候，殷道严不管他怎么推辞，生死给他安了个顾问名义。听说要把老董调回城里，殷道严有些慌，说，老董，你是我的一根拐棍，你走了，我要跌交的。老董回答：放心，你这样看得起，我能走么。 老董后来把自己的高招归纳为打三张牌：一张叫名人牌，一张叫文化牌，一张叫舆论牌。 打名人牌，着眼点应该放在现代名人身上。 小镇有过那么一位将军，让一个落魄知青（指小丁）行了时，我们小镇不是更可以沾将军的光么。老董并且提出了极具体详尽的建议： 镇街上将军经常站立的那棵被雷劈了顶的老樟树，可以名为“将军树”，四周围上铁栏，挂上说明牌，便可供瞻仰；将军住过的癞痢山，因为将军尚不够可以保留故居的级别，可以在已经开始成林的山顶，立一块巨石，上刻“将军石”三字；癞痢山则可以更名为“将军山”；树林可名为“将军林”；山下的河道已经造了拦水破，可以名为“将军破”；因了上述种种，小镇便可以更名为“将军镇”。这样一来，小镇便既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又是旅游风景胜地。 这些是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以“将军”来命名小镇的企业产品。 比如，离小镇不远的山上到处都是的野生茶树，不晓得可以砍出多少茶木棍，做成将军当年用过的那种手杖，可以叫“将军杖”；先前卖了几百年都无名无姓的酱萝卜干可以命名为“将军萝卜干”；江南制药厂先期生产的保健药品如“蜂王浆”、“人参精”之类，可以命名为“将军宝液”、“将军玉露”，等等。说是发扬光大将军的艰苦奋斗革命精神也可以；说是祝福年轻人活到将军的年岁，活到将军年岁的人万寿无疆也可以；要是有人自认为嚼了将军萝卜干，饮了将军玉露宝液就可以当上将军那更是好事，总之是提高了销售量。当然了，必须提出，打将军这张名人牌并不是撑将军做幌子赚钱，而是突出了小镇的人文特色，树立了一个精神象征，表现了将军灵魂不死。不但不死，而且无所不在。其政治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老董并且积极寻找途径，希望恢复同年轻时代那位苏联女专家的联系。不仅仅是为了怀旧，而是想把将军萝卜干卖到俄国去，开辟小镇产品的国际市场。同时也让红旗落地的俄国人民重温社会主义的旧梦。 尽管老董再三作了郑重说明，艾老一帮耆宿在政协开会时还是着眼于经济效益，说，把一个地方的人文资源开发利用到了接近极致的程度，真是不同凡响。我们这帮老朽是想破了脑壳也想不出的，实在愧对了政府傣禄。 除了将小镇更名为“将军镇”需要等待批准之外，其他种种命名和更名的建议都一一付诸了实施。 打文化牌的实质是讲究现代包装。 办江南制药厂，自然要造宿舍楼，办公楼。从城里请来的技术人员自然是住在宿舍楼；一些技术性强的工种的工人自然用办公楼的会议室上课培训。那么宿舍楼、办公楼也就不只是一般意义的实用场地，而有了很高深的文化内涵：宿舍楼应该叫做“专家楼”，表明小镇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办公楼应该叫做“科技中心”，表明了科技之花，小镇盛开。 药厂实验室需要几个认得洋码字的高中生，镇上的中学生里寻不出，只有到城里去招高考落榜生。也就创造了一个新生事物：农村向城市招工。 李八碗原有几个祖传吹喇叭的，专事红白喜事的相礼。现在重又组织起来，又让几个先前镇剧团的乐手加入，由郑风担任指挥。镇剧团解散后，几个音乐家分的单位都不理想。郑风的音像店开得不死不活，为了赢利，便在半夜里让录像点放色情录像片。被举报罚了重款。现在有一份第二职业，都很踊跃尽心。李八碗几个吹喇叭的因为荒疏太久，起先无论红白喜事，都拿一个《孟姜女》去对付。不久就晓得了吹《哀乐》，还晓得了吹《让我一次爱个够》之类。除了红白喜事，镇上各单位和李八碗各村，凡庆典开张，都请他们去大吹特吹。弄得一个先前静谧的小镇时不时就这里那里地呜里哇啦，闹热喧天。老董给这乐队起了个响亮的名称，叫“农民铜管乐团”。 镇上按老董的建议将将军山一带作了规划治理之后，老董又建议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投资，在将军山对着李八碗一面的南坡上，错错落落地建了几幢别墅式的小平房，叫做“将军山庄”。同将军山、将军林、将军被整个背景连起来，把这一带统称为“将军公园”。李八碗真要办出大企业，没有社会的关怀、支持就一切免谈！方方面面的头头脑脑来了，连个像样的接待也没有，怎么对得起人？小镇很偏僻，有了这些乡村别墅，偏僻就反成了优势。将军不是说要建公园的么，现在我们就是把他的遗愿化作宏图。公园里可以打猎，别墅里要有桑那浴。要有模样俏丽，举止高雅的靓姐儿。镇上找不出到县里找；县里找不出到省里找；省里找不出到全国找。李八碗本该是美人窝。要不怎么会有那个乾隆皇帝到李八碗的传说？先前开“四干会”都晓得要好看的女知青做招待，何况如今这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就是要让外国洋人晓得，中国农民一样晓得过好日子，一样晓得快活。老董苦口婆心地说服李八碗那些多少有些犹疑的村干部。“我看可以。”殷道严首先下了决心，“‘专员’要是来，就可以住这里。日后他退了休，也有个养性的去处。”老董说：“这就把事情办到点子上了。这是头一要紧的公关。外省有些乡镇企业，基础还不如我们。他们贷款几千万在北京郊区建豪华宾馆，专门接待中央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那些人住熨帖了，稍微动个小指头，多少个几千万就回来了。没有几年，就都成了全国一流的乡镇企业。” 当然，归根到底，盖农民别墅，建农民公园，表现的是一个乡镇企业远大的现代目光和文化追求，对于传统农业文明束缚下的生活观念和方式是巨大的冲击，具有革命性意义。在向外界介绍李八碗的时候，老董的这些话常常激起热烈的掌声。将军山庄落成，老董头一个住了进去。一方面表明他全心全意扎根李八碗，另一方面也确是工作需要。李八碗要做大人物的接待工作，还真找不到比老董更有水准的人。他见多识广，文化素养高，把接待工作做得极有品位。记者、领导问起李八碗的变化，殷道严老是一根直肠子拉屎，有什么拉什么，好在他说的土话许多人听不懂。老董翻译时就必须也可以另说一套。有一回一位中央领导视察药厂，见到正在包装的蛇胆镇咳药，就顺便问：“你们这个地方蛇很多的吧？”一边陪同的殷道严张口就回答“是到南方的省份采购的”。老董立刻就接过话头：“我们属南方省份，蛇资源很丰富，到山里收购很方便。”中央领导连连点头，说：“这就对了，乡镇企业就应该充分开发和利用本地资源进行深加工，这应该是乡镇企业发展的方向。”回去，又在全国范围的会议上作有关政策性讲话时，引用了李八碗的例子。 打舆论牌对小镇更是有特别要紧的意义。 小镇天高地远，恍如隔世，做了事不说出来，就等于白做，只能自生自灭。当年要不是大张旗鼓的舆论宣传，能出李芙蓉、胡月兰、谢真？能上“三百例”？如今是信息社会，大家更是晓得了自我推销的意义，手段五花八门。小镇要出风头，必须有绝招。 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小车购置超过十辆之唇，老董导演了一次小车游行。以这十辆车为主，又动员了镇上和县城好几个单位的小车，组成了一个车队，沿着乡间公路婉婉蜒蜒开进省城。李八碗那十辆车都是从南边走私过来的进口车，最低档的也是日本皇冠。殷道严自己坐的为头的一辆车是美国的卡迪拉克。镇上和县上的那些车也都是八成新的桑塔纳。进省城时在洗车处仔细清洗过，然后闪闪发亮气势汹汹地开进省城的中心。在广场那儿又因为闯红灯而被拦住。当时正值中午的下班高峰，市中心广场的交通因而阻塞。等到殷道严同“专员”联系上，交警恭恭敬敬地向他们道歉致敬，并为车队开路放行，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一个拥有庞大小车队的名叫李八碗的乡镇企业立时声名大噪。又因为造成交通事故，大家又晓得了这个乡镇企业同省委书记的特殊关系，正式的说法便是李八碗成为省委书记直接抓的一个典型。各个新闻部门也就更加大了宣传力度。 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来到省城的目的并非只是展示企业实力。在随后接受一批又一批记者采访的时候，老董忽发奇想让殷道严宣布说，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找有关部门提出咨询和申请：李八碗打算造飞机。 真是石破天惊！ 当时，北方有一家乡镇企业买了一架退役的飞机让本乡农民看新鲜，被说成“农民买飞机”，取得极为成功的宣传效果。而李八碗的农民要造飞机！他们并非虚张声势，他们的想法是很实在的——打算造的是农用飞机。造价也并不高，他们问过专家，有二千万就可以造一架。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纷纷派员拥入小镇，采写专题报道、制作专题电视片、组织专人写作李八碗的大型报告文学和李八碗大发展带头人殷道严大传。因为这些巨著都是由李八碗包销，装帧印制便极为精美。 农民为专家建楼；农民办科研中心；农民向城市招工；农民有别墅、有公园、有进口小车；农民洗桑那浴；农民造飞机……哪一条都是爆炸性新闻，哪一条都是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史的崭新纪录。李八碗由此脐身中国现代农业典范的前列。小镇和李八碗，及其代表人物殷道严这一次作为“异军突起”的出名，是小镇历史上的几次闹热都根本无法相比的，无论在宣传的声势上，还是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以至所采取的方式、技术、器材上，其差别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技术革命的神奇力量使得历史在一夜之间跨过了无数个停滞不前的世纪，进入了与最活跃的外部世界同步的轨道。李八碗阴盛阳衰的历史到了如今的殷道严这里，总算是有了一个让男人觉得十分体面的了结。 与这伟大进步相适应的是另外一些法则的诞生，比如作为交换运作的市场法则。对于李八碗的所有各类方式的宣传，都由李八碗承担全部费用。各类宣传部门及参与其事的各色人等也都从中获得可观的报酬。而这些代价的付出是值得的，甚至是不值一提的。所有那些宣传品，都是由国家级的重要领导人，省级的主要负责人或题名、或题辞、或写序言，很可以让人肃然起敬的。老董针对李八碗有些小心眼的疑虑和抱怨驳斥说：到哪里去找这样有分量的广告？！所有那些开支，用的都是贷款。李八碗不出名，鬼给你贷款！国家的钱用在国家的人头上，李八碗吃了什么亏？！ 三 长期生活在封闭、落后、穷困中的李八碗人里头，难免会有些心地促狭、阴暗的人。他们在私下里算计老董当电视专题片的策划人，当大型报告文学的主编人，让儿子当电视片的摄像，跟各路编辑、记者、关系户代表一样回回不少的拿红包……竟算出一个天文数字。老董很不屑地笑笑，用巴掌拍拍自己的脑壳，说，你们大胆用金子做一颗跟它一样大的，看我换不换！如今的李八碗这三个字就是无形资产，这笔资产值多少钱，你们晓得么？说得那些人瞠目结舌，哑口无言。 在老董运筹下的那些交换，结果的确是皆大欢喜。如今到小镇来参观，已经有了级别上的规定，时常光临的大多是国家级的领导人，由省委、省政府首长陪同着。国道修建之后，这里成为展示全省改革开放成果最为重要的基地之一。各类投资和贷款，各种政策的优惠，使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像魔术般地日新月异，而操纵着那根银光闪烁的魔术棒的风度翩翩的魔术师，便是老董。 这本身也是生活的一个奇迹。老董在自己的晚年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在使李八碗空前辉煌起来的同时，他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自己潜在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价值。生活使他成为某一种局面下的主角。他的极大的自信和与之相适应的庄重，便来源于此。 只是，在自觉大器晚成的满足之余，又常常会有莫名的惆怅袭上老董心头：夕阳无限好，可怜近黄昏。 人生毕竟太短暂了些。 第二十章 茂生 一 西湖大姐搬到半边街的第二天，一条街上的人就晓得了，她就是“西湖大姐”。来租房子的时候，她自己说过一个名字，那名字没有几天就没有人提起了。名字是一个符号，“西湖大姐”这个符号更响亮。 公安部门在本市西湖区抄了一个淫亵录像的窝点，窝主是西湖大姐的丈夫。他属于一个团伙，那个团伙除了录制淫亵录像带，翻拍黄色照片，还组织卖淫嫖娼。罪行很严重。西湖大姐的丈夫被捕不到一个月，就从重从快正法了。西湖大姐自然不可能同案子没有一点干系。但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只判了半年劳教。“西湖大姐”是先前那个团伙的人喊出来的；进了劳教队大家都跟着喊；从劳教队出来，就成了正式的名字。 先前住的那个地方自然是不好再住下去，西湖大姐就带着女儿到半边街来租房子。 几年前半边街一带、还是一大片水田和烂泥塘。沿着铁路线错错落落地住了十几户农民。铁路为了安全，筑了一道红砂石墙，这墙和那十几户人家之间，便是半边街。这几年，这个作为本省门户的专署所在的城市扩建得很厉害，光前以铁路线划界的市区很快向线外拓展，连同半边街在内的方圆几十公里逐渐都被征用了。半边街的农民没有了田，只保留了土改时划分的宅基地。他们便用从国家征地中得到的钱在这宅基地上建了楼房，楼下开店铺，楼上出租。城里住房紧张，私房租赁业便发展。半边街紧挨着城边，来租房的人很多，房价也高，能到这里租房的大都是收入不错的人。半边街的农民因此家家发了财。 房地产业兴起之后，县、乡一些效益不错的企业多有进城买地置业的。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这样显赫的企业自然不会落后。殷道严让公司在半边街买了一大片地，陆续建了些房子，其中包括几幢他自己的私房。这一带地价比城里便宜，这个地区所属的县、乡干部到这买地建私房的颇不少。殷道严和他屋里人都有很旺盛的生殖力，他们一共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因此属于殷家的那片楼就相当可观。殷道严是全国著名乡镇企业家，半边街当地人再不关心乡下的事，也多少听过这名字的，便怀了很复杂的心清，编了歌谣： 半边街上殷道严， 房子压了半边天， 一个月租金收几千， 城里人看了流口涎。 西湖大姐租的就是殷家的房子。她来寻房子的时候，别家都住满了，只有殷家老五茂生新起的一幢楼还没有出租。西湖大姐一向没有正当职业，女儿还在读书。像她们这样的人家，不要说租殷家的屋，半边街哪一家的房租也付不起。她们还是住下来了，因此有了许多说法： 一种说法是西湖大姐的丈夫遗下了一笔钱财，他生前用老婆和女儿的名义存了好几处银行。存折放在西湖大姐一个亲戚家里。抄家时金银首饰抄了一大堆，警察们很兴奋，也就忽视了进一步深究。 一种说法是西湖大姐现在是自由爱神，她屋里时常有男人。问起来，说是来相亲的。有的男人，老得差不多可以做她的老子。见天总有出租车到门口来，有时候一天还不只一辆。从车里出来的人，一看就晓得是新近几年发横财的人。小车有时候把西湖大姐带走，过后又送回。也有人来了，空车放走，人不走的时候。但这种情况大家瞄得不太准确，更多的是猜测。 半边街的屋子做得没有章法。先前空下的宅基地哪家也不肯让一寸，各家自己做屋，谁也无法统一规划。屋子也就依各自宅基的范围，随各家的经济条件做得千姿百态，同时又密不透风。屋与屋之间的夹缝小得只容一个人侧身走过。二层楼以上就连这点缝也没有。夹缝曲里拐弯，黑幽幽的像地道。人住得多且杂，搬动又频繁（大部分租房的人都是在这里过渡，极少有常住户），生面孔就总是多。在那些曲里拐弯的地道里钻了几钻，别人很难注意究竟进了哪家的门，又什么时候从哪个门出来。茂生的屋占地大，房间多，开的门也多。除非派专人盯着，不然很难统计清楚哪扇门什么时候开了，又什么时候关了。 半边街的人到底还有些乡下人的厚道，决没有人肯做这种下作事。再说，清水不养鱼，来的都是客，何必得罪。来租屋的人又都各有各的事业。饭后茶余说说西湖大姐的事，是桩快活，哪个有兴致当业余警察。有的人说不定自己也想打一回西湖大姐的野食。西湖大姐因此就很方便，百事可为。关于西湖大姐的传说很神，说她的床三面是镜子。在这张床上的三面镜子的映照中穿着皇帝的新衣列队游行的，有各式各样的企业家、文艺名星、地方官员。这张床有一天是可以进博物馆的。 由于这些说法，殷道严起先极力反对儿子接纳这种房客。成了著名乡镇企业家的殷道严政治上比先前要有头脑多了。“凡事要政审一下的。”他很严肃地对儿子说。儿子则把眼睛一横：政审个鸡巴，我只认钱，钱都是一样的，管它从哪里出来。儿子已经成家立业，殷道严已不能事事做他的主，何况他从来又是对这个五儿子最没办法的。茂生是满崽，自小看得重，也就一贯横行霸道。偏他命又生得好，茂生现在住的是殷家几幢楼中最大的一幢，殷道严原本并没有打算一定给他的。他在五个儿子当中许了个诺，说是哪个先生儿子，这幢楼就给哪个。老大老二当时已经结了婚，却给他生一堆孙女。老三赶紧结婚，生下的仍是女儿。老五那时还不到婚龄，却抢在老四前面把一个女孩子的肚子弄大了，生下来，是个儿子。就要了那女人，就得了这幢楼。楼分到名下，儿子却高烧抢救不及，死了。但楼的所有权却不好再变。殷道严前面几个儿子都走了正路：或当兵转业做了国营干部，或招工进厂做了国营工人。李八碗人当时最高的理想就是让儿子端国家的饭碗，有办法的进国营，其次进城里的集体，最少把户口换成商品粮。殷道严其他的几个儿子和女儿先后有了着落，发愁的就是茂生。茂生小学没有毕业，就在城里打流。殷道严背厄对老太婆叹气说，看起来，殷家这条“农”脉在殷家下一辈子也是断不了的，实在没有法子，只有让茂生回李八碗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也是他把最大的一幢楼分给茂生的一个原因。他的打算是让茂生建一个办事处，负责李八碗企业的产品在城里打开销路，并且最终组织起一个销售网。到时，好让他回来接自己的脚。那时候，他最担心的是茂生在城里让人带坏了，出事。茂生在城里常常整月不归屋。儿子死了两天，还不知到哪里去找他这个做老子的。茂生三天两头回来向殷道严讨钱，说是办事处经费不够用。殷道严若是不肯，茂生就说，你不给，我就去抢银行。殷道严怔怔地看着茂生，头一次发现茂生的嘴角口长了很黑很硬的胡子。茂生人很横，但是从来不说假话。他只有给钱了事。 茂生同西湖大姐事先肯定认得。殷道严听五媳妇背后埋怨说，西湖大姐拖了房租，茂生从来不催，自己一心去城里忙，平日很少回来。殷道严自己一直住在李八碗的老屋。他在城里住不惯，除了买地、做屋、分屋时去过，以后就再没有去。逢年过节，都是子子孙孙回李八碗来。茂生要不来讨钱，他连茂生的魂也碰不上。碰上了，又能把茂生怎样？ 殷道严后来从别处晓得那女人自己的名声不好，却对女儿管得极严，一心一意指望上中学的女儿读好书，考上大学，造就成人才。女儿要什么答应什么，只不让她交结男朋友。她在茂生的楼上单独给女儿租了一个套间，女儿一回来，就让她关起门来苦读寒窗，决不让她闻问自己的事。这诚心证明西湖大姐总算还晓得自己是做娘的人，还晓得这世上原是有廉耻两个字的。 二 那天西湖大姐醒得早，听见院门外边有一种响动，继而就辨出是人声：像撕咬，像挣扎，却压抑而快活。这声音她是熟悉不过的。不由得心里一热，骂了一声“作孽”。 后来天亮了，她去开门，看见两个人，横在院门门槛上，盖着一床又脏又烂的棉毯子。 两张很年轻的脸。 他们是从外省的乡下跑出来的。那个省是沿海省份，其实很繁荣，没有人会想到他们往内地跑。他们是私奔。两家都给他们分别定了亲，就是不肯让他们两个成亲。他们就只有跑了，跑出来好多日子，身上的钱用光了，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样过，但是他们决不会回去。要是能找个地方歇下来就好，他们不怕吃苦，他们有手艺。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信任西湖大姐。早上起来，西湖大姐脸上有种凄清的神色。这神色使他们认准了是同情，于是絮絮叨叨地用鸟叫一样的声音断断续续地急急忙忙地说着。以西湖大姐的阅历，她很快就听清了他们的意思。 她叹了口气。 “我有什么办法，”她说，“我也是租人家的屋。” “你是此地人。” “……” “求你了，姨。” 西湖大姐关上院门，把两个人关在外面。 这天半夜里，西湖大姐送一个男人出来。那人很缠绵，两只手从后面抄上来抓住西湖大姐很高的胸口，低声说着疯话，说得西湖大姐直是一片“咿咿嗤嗤”的昏笑。两个人推推搡搡着走到院门口，开了院门，他还不肯松手。他们就那样搂作一团暴露在两个年轻人面前。 西湖大姐从男人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对脚底下的两个人说： “你们怎么又来了？” 白天他们不知去了哪里，西湖大姐已经忘记了他们。 “姨。”他们在黑暗中抬着头，怯生生地喊。 “他们是什么人？”那个男人问。 “我不认得。” “那是盲流了。”男人说着，向坐在门槛上的人俯下身子，“喂，你们起来……” “你想干什么？”西湖大姐问。 “我要带走他们。” “走你的吧，”西湖大姐说，“还没累够么。” 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那句话十足的风骚。 “明天不准来。”那个男人临走前很严厉地告诫门槛上的两个人。 男人走了，西湖大姐回到院里，无声地关上院门。 天上下着细细的雨，小风很尖，沙沙地摇动着满院子密密的树叶。冰凉的雨水滴落到脸上。他们应该很冷的，走过院子的时候，西湖大姐想。好在门洞子深，雨是淋不着的。然后她打了个深长的哈欠。男人都是畜牲，简直像挖坟。她很疲乏。 第三天晚上，出去了一整天的西湖大姐回到半边街，看见女儿从巷口的一棵树后面走出去，没进巷口的黑暗。她是从女儿走路的样子认出来的。之后，树后面又走出一个男孩子。男孩子很紧张，小偷似的贴着墙根不抬头地走得风快。 西湖大姐狠狠地咬着嘴唇，想要上前拉住他，终于忍住。该管的是自己的女儿。 却在院门的门洞里听到了两声怯生生的喊声： “姨。” 那喊声像障碍似的碰了她一下。 “你们给我死走！” 她提起脚对着门槛上的两堆黑影子乱踢。 然后她去了女儿的房间。 “你在那棵树后面作什么？” “哪棵树？” 女儿满脸疑惑。 “巷子口那棵。” “我从来没有去过。” “你赖！刚才我明明看见。” “刚才？” 女儿很吃惊地睁大眼睛。 “我一直都在屋里。下午回来，门也没有出，不相信你去问。” “真的？” 女儿像她，眼睛忽闪忽闪的天真而动人，很好看。那是自己看花眼了。整个下午，那个男人都不肯放她，又不停地让她喝酒。她的头一下午发裂似的疼痛。 早晨院门外不见了那两个外省人。她对着那个空空的门洞发了一阵呆，觉得自己有些好笑，记挂什么？她难道指望过见到他们么。 梳洗完了，西湖大姐进城去。今天有人约她。路过半边街口的时候，看见了那两个外省人。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只炉子，一口锅，一张案板，炸油条卖。那个女人原来大了肚子。 约的是在城里的一家餐馆饮早茶。西湖大姐忽然向两个炸油条的外省人走去。 两个人看见她，怯生生地齐喊： “姨。” 仿佛真是他们的姨。 “姨”笑一笑，她不知为什么有些高兴。 她接过他们给的油条：“找到歇处了么？” 两个人看看她，不出声。 她也看着他们。 他们一起想到了那个门洞。 末了西湖大姐说：“回头给你们钱。” 西湖大姐身上从来不带钱。 这一天的事情结束得早些。傍晚以前西湖大姐就回来了。回来就听说半边街上午有人杀人。杀人的是街口上的一家房客，从工厂下岗想摆个小食摊。被杀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外地人。他们炸油条的那块地盘被那个房客看中，要赶他们走。双方争了没有几句，那个房客就动了刀子，在那个外地男人的额头上划了一个大血口。当时的样子很怕人。 在半边街上炸油条的外地人，只有那两个外省人。 西湖大姐想起他们怯生生地喊“姨”。她吃了他们的油条，还没有来得及付钱。那个女人大了肚子。 转而又想，世上的事，记挂不了许多。谁记挂她？ 半夜里，西湖大姐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声音是从门洞外面传进来的，很轻微。一定是那两个外省人。她迷迷糊糊想着，翻了个身，又睡过去。明天有两个男人约了她，时间很难错开，那两个男人都不好得罪。她曾经在同一个时间里，当面同时答应过三个男人：在桌子底下，两只脚分别踩着两个男人的脚，桌子上面，眼睛则看着坐在对面的第三个男人答应说，“好的”。使三个男人都觉得这是对自己的许诺，然后再一个一个的解决。这样的伎俩用多了，即使被识破，也无所谓。两只脚的板凳不好找，两条腿的骚狗满街都是。但明天的两位却是都得捏在手板心里的。 后来就听见了摩托车的轰响。然后是粗声大气的喝斥： “操你娘，哪里来的瘟丧！” 是茂生回来了。 “大哥……”两个外省人口音很微弱地哀求。 “去你娘个×！”茂生极不耐烦。 茂生的女人下了楼，迎到门口，大惊小怪地叫起来： “要死，我都不晓得。” “你晓得！你只晓得……” 茂生一定是在他女人身上什么地方捏了一下，女人“哎哟”了一声，那一声听起来很贱。 “快走吧。”茂生喊。 “还不快死起。”茂生的女人跟着喊。 西湖大姐在黑暗中坐起来，木木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两个外省人窸窸窣窣地走了，夹杂着极细弱的呻吟声。 茂生重手重脚地把摩托车推进了院子。 茂生女人重重地关了院门。 茂生喘着醉后的粗气上楼，茂生的女人跟在他后面，讨好地笑着。好像不是他女人，倒是西湖大姐这样的婊子。男人愿跟自己睡，她觉得受了宠。平日她很无聊，离了乡下，就什么也不会做。也学城里有钱的太太的样子养宠物狗，天天给狗洗澡，吹电吹风，打香水，还做小背心。但她自己身上却散发出恶臭。她的头发是花了几百块做过的。人问她用什么香精，她说什么贵就用什么。做了，就几个月不再梳洗。灰尘和汗沤出的馊味同残留的香精混在一起，其味难当。因为懒，她连例假也不收拾，老是让裤裆那儿结着血斑。她住的屋子铺满了极贵的羊毛地毯，进门出门打赤脚。但鼻涕和痰却照样乱擤乱吐。因为半夜不愿上卫生间，一只结满了尿碱的木便盆便赫然放在床头边的地毯上，常常因为满溢而让尿液流得随地都是。 院子外面，由近至远，响起了一连串狗叫，此起彼伏。哪家的鸡被吵醒了，错乱地打鸣。 半边街完全安静下来，却又突然从很远的地方胡乱地响起了一声怪叫，是很久远了的一句歌子： “大海航行靠舵手……” 唱了一句，就戛然止住。半边街的半夜里，赌完钱回家的人常常这样鬼哭狼嚎似的吼一声。 一个脸上被划了一道血口，一个大了肚子，他们引起了一阵狗叫，一阵鸡叫，他们现在又在哪个屋檐底下了呢。已经立冬了。外面极黑，是一个就要下雨下雪的阴天。这样的夜晚，他们能走到哪里去呢。西湖大姐打了个冷噤，重新缩回被窝。被窝里也并不暖和。今天夜里，她觉得特别要男人。她侧着耳朵仔细地听楼上的动静。她希望茂生会下来找她。做婊子就是这种命，不想男人的时候尽是男人，想男人的时候男人都在别的女人怀里。她咬咬嘴唇，恨恨地咕哝了一句什么，迷迷糊糊地睡去。 早晨起来，恹恹的没有精神。今天是星期天，男人们都在家里装正人君子。她想她也该公休一天，陪陪女儿。就去了菜场。 菜场在半边街中间一段较宽些的夹缝里，塞满得就像一截粉肠。有一圈人围在巷子口上，叹息和咒骂。被围的是一只破烂的旅行袋，袋口敞开着，有一团粉红色的肉露出来，是一个弃婴，哭声已经听不见，只是手和脚还在微微地动。西湖大姐忽然站住：昨天晚上院门外的逐渐消失的呻吟，一个大肚子和她的同她一起私奔出来的脸上被人划出血口的男子，她欠他们的油条钱，他们怯生生地喊她：“姨。” 会不会是他们？ 是他们怎样，不是他们又怎样呢？ 想想，就往那条粉肠似的深处挤进去。但是回来仍要经过巷口，那一个圈子还在，叹息和咒骂声还在。只是那个旅行袋里的那一团粉红色的肉完全没有动静了。 这一回西湖大姐看得很仔细。粉红色已经变成灰色，稀落的毛陷在一片折皱里，很丑陋。 下午，茂生的女人被娘家喊去有事。西湖大姐的女儿据说去参加校庆，院子里没有别人。茂生到西湖大姐的房里来。 “你昨夜不该赶走门口那两个人。”脱光衣服之后，西湖大姐说。 “为什么？” “那是我死鬼男人远房的外甥。” “你不早说？” “我还来不及说你就把人赶走了。” “那你早不让他们住进来？” “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 “行啊行啊。” 茂生的呼吸粗重起来。 西湖大姐躲开茂生的嘴，侧过头看看镜子里茂生扭歪的脸继续说： “那我明天去找他们回来。” 三 李八碗有人说，鸟个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就是姓殷的一家人的公司。这牢骚发得不是没有一点根据。总公司的核心成员里，殷家占了三个，而且都是捉了命脉的：殷道严是董事长；先前一队的队长，殷道严的侄子殷元中是总经理；殷道严的儿子殷茂生负责供销，进料和营销都抓在他一个人手里。 但是，在殷家内部，其实还是有亲疏的。 殷元中从军队复员，不想回穷得兔子不拉屎的江北老家，听说有个隔了好几房的叔解放前随娘老子逃难到江南，如今当了大队书记，便寻了来。殷道严自然是欢喜，马上就接了户口，有了这个侄子，他在李八碗也就不再是单门独户了。殷元中在军队入了党，有一身蛮力，吃得起苦，又欢喜说玩话，很讨人喜欢。当地一个很作俏的女子一下就看上了他。一成亲，他便在李八碗钉稳了桩。一年后，社员自动选他做了队长。殷道严那时候也着意栽培他。当劳模，他当了县劳模，就一定设法让侄子当镇劳模。他自己的儿女都进城了，日后在李八碗能接他的脚的，那就只有这个侄子。 可恨的是小儿子茂生死不争气，一把稀泥巴糊不上墙。茂生要离不开李八碗，也就得把李八碗的头把交椅给他留着。殷道严盘算得很细：让侄子殷元中当经理，名义上位置很重要，但实际上代表总公司的，还是殷道严本人。而让儿子茂生管供销，一进一出，两个口都把住了，这才是实权。有了实权，也就有了将来。但是茂生并没有因为掌了实权就变得能干了。除了跟女人相好，这死崽没有一样跟得上老子的帮。就是找相好也不如老子。老子花不到五角钱就可以买动两个女人的花心。他只晓得一沓一沓地往外甩票子。甩得再多，也买不到一个死心塌地的相好、他就这样一年到头地瞎混，一桩事也办不了。 殷道严不是憨人。他心里晓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总是恨恨地咒茂生，咒完了，也就只有叹气。茂生被咒急了，也会发狠。但他结交的都是酒肉朋友，不坑他就是善的，帮不了他什么忙。 没有想到，倒是这个西湖大姐让他转了运脚。 茂生答应西湖大姐，在楼下先前堆杂物的一间黑屋里给那两个外省人腾了个角落，让他们寄宿。答应等他们做手艺有了收入再交房租。两个人又是叩头又是作揖，说情愿做牛做马为茂生效劳。 茂生说：“当真？” 两个人说：“当真，只要你要，命我都舍得。” 茂生眼睛就溜到那个女人脸上：“只怕是说得好听。” 那女人感觉到了茂生的注视，垂下有些发烧的脸，不再作声。 那男人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茂生把眼睛从那女人身上收回来，说：“想不到，你还有些文墨，那你能帮我个忙，跑销售么？” 在茂生看来，跑销售对眼前这盲流，等于是登天。 那男人却说：“不敢夸口，试一试是可以的，只要老板信得过。” 茂生原是轻薄撩拨，寻开心的，并没有真的以为那个男人会帮他办销售的意思。 却弄假成真。 那个外省人说，他老家商品经济发达，他又有个很有权势的亲戚在老家管经销业务。茂生真要是信得过，他就可以做那个亲戚在这边的代理，专门负责李八碗的产品在他老家那边的经销。事情要是做得成，他这一辈子也就有了指望，老家的人也就要另眼相看他，不至于逼得他同女人私奔了。 茂生听得居然有些感动。第二天就用摩托车驮了这个男人回到李八碗。一开口，就向殷元中要两卡车“将军宝液”，价值将近五十万元。 “销到哪里？” “你不用管。” “付了定金么？” “你不用管。” “哪个押货？” “你不用管。” 殷元中问了三句，茂生都是一个回答。茂生自然仗的是他老子的势，营销原也是他负责的。殷元中也就不问，签了发货单，又让茂生签了经手。 茂生让那个外省人押货，自己不想吃路上的那份辛苦。他心里也是有把握的：你今后的日子在我手里，你现在的老婆也在我这里，你能跑到哪里去？ 四 事情不像茂生想的那样简单。半个月后，两个司机驾着空车回来了。那个外省人没有跟回来。司机说，车一到指定的地方，就上来许多人卸货。都带了运输工具来，货卸完人就走散了。那个外省人说他去负责结算，办货款托收，让两个司机开车先回去。 却再没有了那个外省人的消息。 又过了半个月，茂生把那个外省女人叫到自己房里，三下两下扒光了她的衣服，骑上去。 茂生咬牙切齿地干完了，说： “我要杀了你！” 那个女人说：“你杀了我也没有用，我也是被他拐上的。” 他们是去南边打工的路上认识的。男人贼精，女人就迷上了他。男人说，打工很苦，不如流浪，找机会赚钱。两个人什么都干过：讨过、偷过、骗过，天当被，地当床，处处无家处处家，一床毯子就裹住一个极乐世界。男的会背诗，会讲故事，不吃饭也让人饱了。这回流落到这个省的地界，原是为游庐山的。男的忽然发现，老区、穷地方，对他们反而有更多的机会。 茂生说：“我操，你们就是跑到我这里找机会来了？我收留你们，你们就拿我的好心喂狗？” 女人哭起来：“大哥，你就杀了我吧，你不杀，我也没法活了。” 西湖大姐听见动静，进来说：“女人都是命苦的，她并没有存心害你，他们是我惹来的，你要磨恨就磨恨我。但我也没有存心害你，至少这回没有。真害了人的是你老子，你老子毁了我一生，如今这是报应！” 西湖大姐先前的名字叫桑叶。茂生在乡下上学的时候晓得她跟老子的事，心里就很神往，没有想到真有如愿以偿的日子。他起先也是慕西湖大姐的名，寻上了，才晓得竞是桑叶，喜出望外，只一直瞒着殷道严。 茂生后来让司机带他去了那个哄抢了李八碗货物的省份。他们去当地公安部门报案。对方问准确了那两车货的价值只是接近五十万元，就说：“我们这边，这种案子到了五十万元才会立案。你们自己派人来追查吧，到时我们尽量协助就是。” 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一行人只有回来设法。 等茂生回到半边街，他先前那幢楼已经成了废墟。是失火造成的。西湖大姐有天晚上喝醉了酒，躺在床上吸烟昏昏然睡着之后，烟火烧着了被单。半边街的屋造得那么密集，救火队只能望火海兴叹。 西湖大姐醉酒，是因为那天下午她发现了女儿出走。女儿给她留了一张字条，说她不能再同一个妓女继续生活了。 镇上人晓得原委之后都很惋惜。悲剧是从一开始就铸成了的：娘做婊子，是为了女儿读书学好，读了书学了好的女儿自然就看不起下贱的勾当。做娘的也就只有失掉女儿以至失掉一切，因为没有了话头。 第二十一章 殷元中 一 那次，殷元中偷偷挑了担自留地的菜到庐山去卖。正当庐山旺季，同样一担菜可以卖到山下三倍的价钱。他天不亮摸上山，天亮后往回返，快的话能赶上吃早饭的时间，也就不惹眼。上午出工的时候，说声早上拉稀误了出早工也就蒙混过去，没有人会追究队长的。像这样一早上跑几十里山路到庐山打个来回，李八碗先前只有殷道严做得到。但那时候他是十几岁的毛猴子，而且是给负责剿匪反霸的上级领导送信，跑起来很轻松的，不像殷元中，一肩担了百十多斤担子。 殷元中也很轻松，上了山，歇了担子，蹲到山上马路边的水沟里猛喝一气，抹把脸，甩甩手，就气平如初。下山则更是一路飞跑，从来没有误过事。自留地的菜大部分就这样卖了。自己家就拿盐水泡饭，就掰下的烂菜帮子。别人见他自留地的菜摘得快，只认他们一家人吃死人，不警觉他搞了资本主义。 这一回，殷元中搞资本主义更是搞出了奇。 像回回一样，他在水沟里喝够了，抹痛快了，一仰脸却看见两截水萝卜似的又白又肥的腿，立在沟沿上，腿肚子那儿是裙摆。裙摆很大，大得暖元中从下往上一直可以看到大腿那儿。他赶紧把眼睛抽出来，就看到一个很贵相的女人。 那女人显然已经在这里站了一阵了，一双眼睛也在他身上舔来舔去。这使他有些狼狈。他打着赤膊，裤子上尽是补丁和补不全的破洞，脚上一双爬山用的草鞋早烂了。他从水沟爬上来，低着头去弄他的菜担子，心里有一种想逃窜的感觉。 那女人却喊住了他： “先生，我想请您帮个忙。” 那时候没有人喊“先生”的，这更让殷元中着慌，他嗫嚅说：“我不是‘先生’，也帮不了你。” 那女人眼睛竟红了，说：“我是外地人，我想要个向导。” 殷元中当过兵，在军队里学过“毛著”，学过雷锋，晓得助人为乐的道理，面对这样一个珠光宝气的哀求自己的孤身外地女人，军人的使命感和男人的责任感都阻止他走开。 后来他们说好，他在山上给她当三天向导，吃、往由她付账，并且每天支付他十元钱作为酬劳费，三天也就是三十元，也就是县里一个普通机关干部一个月的工资。 这三十元使殷元中眼发亮，心发横。事实上是他沾了这女人的光：吃香喝辣，游山玩水，反而有酬劳，而且三天便有三十元。硬是从天上掉个金元宝下来。好事来得有些蹊跷，让人生疑。转念又想，我一个穷光蛋，别人不怕你打劫也就罢了，哪有资格怕别人算计。 那个女人让殷元中弃了那担菜，马上就跟她走。他们先去了一家商场。商店刚开门，他们穿过空空的店堂走到成衣柜台前。那女人让营业员按最贵的价钱挑了背心、内裤、衬衫、制服以及皮鞋、丝袜，然后让殷元中到试衣间去换了一身新装出来。 殷元中出来的时候脸发红、鼻孔出粗气，手脚没处放，浑身上下很不自在，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 那女人的眼睛又在他身上舔了好几个来回。然后很满意地咂了一下嘴。“走吧！”她说，声音里竟有种说不出的柔情。 那天他们去了好几个风景点。 女人很娇气，走几步就喘气，就歇。殷元中走在她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她歇，他也只有站住。那女人掠一掠被汗水贴在脸上的头发，很亲切地对他说：“你不要走太快。我没有走过山路的，上下坡想你搭把手。”殷元中低着头说，好。他不敢正眼看她，他在恍惚中瞭过她几眼。用李八碗的眼光来衡量，这就是大仙了。 殷元中来过庐山无数回，却从没有细心看过景致。原以为今天可以好好逛一逛的，却紧张得透不过气来。那女人对他始终是一种压迫，使他清醒地觉得自己做了不配做的事。他甚至有些后悔答应赚那三十块钱。晚上回到宾馆，那女人要了一桌子菜，他竟觉得一点口味也没有，只是低着头喝问酒，竟喝出几分醉意，第一次感到头有些昏。进到那女人不知什么时候给他开的房间，一头倒在床上，眼睛迷糊着，却又睡不安稳。想起这一天的事情，疑心自己莫不是在做梦，要不就是撞了充。李八碗有个笑话，说他们祖上有两个人畅谈理想，都说自己最想的是当皇帝。当了皇帝便怎样？一个说，那我就要做身祥云纱（当时城里人的夏服）穿。另一个说，那算什么，若是我，就要拿红糖炒焦米（晒干的饭粒），炒一大袋子，挂在门头，进吃一口，出吃一口。照这个标准，殷元中如今是做了皇帝他老子了。 不晓得过了几久，“皇帝老子”被敲门声惊醒。他爬起来，打开门，外面站着那女人。女人对他说，她起来上洗手间，发现停电了。她想让殷元中去找宾馆服务员，要支蜡烛来。服务台在长长的走廊的尽头，那里亮着一点幽幽的烛光，这样长这样黑的走廊，她不敢走。 殷元中去取了蜡烛，点着走回来。走进那女人的房间，却没有见到人。正疑惑着，突然觉出一个温软的身子从后面把他抱住。他打了个激灵，蜡烛掉到地上，熄了火。他自己却像火一样烧起来。 早上他被弄醒，睁开眼，见她已经醒了，支着身子，从上面俯视着他。两只大奶子几乎撞着他的鼻子。她头发凌乱，睡眼惺忪，结着眼屎，脸上的脂粉和口红一片狼藉。 “你好厉害，跟杀人一样。我好舒服，好好过。” 她很放肆地逗他。 他模模糊糊地想起昨夜的事，她在他身子底下，可怕地喘息和号叫。 她的脸向他俯下来，眼睛里又放出饥渴的亮光，呼吸重又变得急促，拉风箱似的。手把他的下身捏得生痛。他闻到她口水的臭味。 他一跃而起，一把掀翻了她。 这一次殷元中全然没有犹疑和畏缩。两个赤条条的人在床上交接，同两头牛在草滩上交接其实没有两样。两个人之间除了公和母，没有了别的差别：没有富，也没有穷；没有贵，也没有贱；没有高，也没有低。并且殷元中心里，反而有了优越感。毕竟是他在上，她在下，他在挖地似的弄她，他在怀着像是虐待的心情磨恨她。他本是一个卖苦力养家活口的人，一个没有人肯正眼看的乡下穷人。如今把一个别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又阔气又漂亮的女人压在身子底下，在她身上寻快活，让她要死要活地任自己摆布，这简直就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他便是这阶级斗争的英雄。 后来的日子远远超过了先前议好的三天。他们像一对夫妻一样出双入对，下了山，又顺水去了沪宁苏杭。将近一个月后，殷元中才回到李八碗。中间他给李八碗的家里写过信，说他在山上遇到一个战友，让他搭帮完成一个重要任务，让家里人放心。 回来，他一五一十交待了那奇遇，唾沫四溅地像是在讲英雄业绩。那女人是海外资本家太太，男人有了新相好，便让她携了巨款到大陆来自己寻开心。 “哈，谁寻谁的开心？！哈，老子是金猴奋起千钧棒，坚决斗垮资本家！哈，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那女人后来是真让他弄服帖了。分手的时候，两眼泪水汪汪。她让他给她地址，日后好来找他。他很爽快就说了。只是村名说的是李八碗，县名却说的是他江北老家的县名。 “哈，还‘下回’！” 他鄙夷不屑又有些神往地嘲笑说。 李八碗人听了很长志气。如果说李八碗有什么真正的骄傲，殷元中的这段奇遇算是最重要的一桩了。连他老婆也一点没有醋意，反而觉得男人让她更有了脸面。何况殷元中还带了一大把钱回来。这些钱，他们三年也赚不转。 二 小丁到李八碗插队，最先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殷元中让他相信，从各人口中说出的同一故事，尽管难免有夸张的成分，但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小丁第一次见到殷元中，简直被镇住了。 初看上去，殷元中那张刀削脸常常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他是个病人。其实个头比股道严更高的殷元中，身上也比殷道严更壮。当时，殷元中正在装车。五月里天并不太热，他却把上衣脱得精光。小丁惊奇地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那个活动着的岩石般的倒三角形，那些高高隆起的肌块，每块都那么分明。随着身子的弯曲、扭动、伸展，就像一大片连绵的山一样在他身上起伏。在黄昏的阳光下，亮部和暗部都极为鲜明。这样的形体，这样的骨骼，这样的筋肉，只可能是自然力铸造的结果。仅仅靠劳动的收入，不可能创造这样的奇迹。贫困从他的衣着就可以看出来：补满了补丁，又都裂开，无可奈何地露出那些本不该露出的角落。一个铁铸般的汉子，还不能让自己的衣服足以遮羞。 以后的日子，小丁看到了更加让他吃惊的事情。 生产队运化肥，殷元中用牙齿咬着两个鼓囊囊的麻包，从拖拉机拖斗上沿着颤悠悠的跳板走到地下，又走上仓库的台阶，再沿着仓库里已经堆起的麻包堆一直走到堆尖，放下。那麻包每包净重一百公斤。 他在堆尖松开嘴之后，连气也不喘一口，只是直起腰，胜利地像个伢子一样“嗬嗬”地笑着，露出雪白的几乎没有缝隙的牙齿。那牙齿，人们说曾经咬断过八号铁丝。 这次用嘴叼麻包是下过赌注的，殷元中赢得了三十个拳头大的麦粑，两斤红烧猪肉，一斤烧酒。他一口气吞个精光，过后还喝下去整整一水瓢米汤。他常常跟人打这种赌，也常常赢。因而李八碗人说，他年岁不大，但过的年比别的年岁大的人多。李八碗人即使过年，也未必有他那样的口福。无法想象他那个坚硬硕大的铁铸一样的身体里蓄着多少力量。都说，要是把他装进棺材，再把棺材钉死，他也不要几下就能把棺材撑开的。这样的男人，难怪会让那种养尊处代又百无聊赖的女人着迷。 但殷元中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简单。 殷道严让殷元中担任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总经理，原是指望他给自己打下手的。殷元中也心甘情愿。当总经理，比当生产队长总要重要多了。殷元中做这个总经理做得很卖力。这个总公司的骨干企业江南制药厂建厂的全过程，他搬了个铺盖卷，日夜住在工棚里。他从不疲累，同他一起做事的累得晕倒了，他照旧雷厉风行。 殷元中对殷道严忠心耿耿。 殷道严对李八碗发展的贡献不消说是有决定性的。省、地、县各个渠道源源不断流到李八碗来的贷款，都是冲着殷道严的名字才来的。殷道严时常拍着酱赤的胸，说：不说别的，只我“殷道严”三个字，便是李八碗的银行。这话大家都认可。该纳税了，殷道严便跑一趟工商局，把那个到了纳税期的企业的名称更换一下，又让企业进了免税期。实在说不过去，殷道严便到上一级去找个领导划张条子，然后带了烟和酒到税务局，见人一份。又有领导的意见，又有殷道严所代表的农民群众的深情厚意，税务局便对乡镇企业给予了特殊的照顾。殷道严花了几万元就可以免掉上白好元的税。县里供电不足，到农忙季节，全县的电力都用来灌溉或排水，县委、县政府和县级机关都停了电，殷道严却让更高的领导出面给李八碗拉了专线，说李八碗这么多村办企业，永远是农忙……除了这类事，殷道严还要负责接待从中央到县，从省里到省外以至国外来视察、来采访、来学习的领导、记者和参观的人。他从不搭架子，始终保持乡村干部的朴实本色。无论中央领导还是幼儿的细伢子，他都全程陪同，热情周到。不像有的乡镇企业家，天生的根底浅薄，出名没有几天，就不晓得自己是吃几碗饭的了，连副总理要见都好像要看他脸色。李八碗于是益加声名远播。 殷元中凡事敬重殷道严，凡事都问过他才做。做过了，功劳都记到殷道严头上。一个工人入了团或入了党，一个人提了班、组长或车间主任，殷元中总要交待一句：记得，是殷书记看得起你。 殷元中从不反对殷道严作的任何决定。李八碗做屋，再怎样复杂的建筑，也是殷道严当设计师。面积、楼层，都由殷道严一个人说了算。他认为做屋根本就不需要工程师。造再高的楼，也跟造猪圈没有二样，不都是打地基、架梁、砌墙、上门窗么。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看过猪走路？人家用十二公厘钢筋，我用二十公厘钢筋就是了。倒了、死了人，我负责！经他施工造出的楼倒真没有出过事，只是结构上有许多的不合理，许多拐弯抹角的地方无法利用；楼梯踏步高一层低一层，让人踩不准。材料上的浪费就更大，但因为劳力便宜，造价还是合算的。出名之后，他经常出去参加表彰会、庆功会、授奖会，见了许多世面，留心过许多建筑。看来看去，他还是觉得中国的庙最好看，连皇帝老子住的紫禁城都跟庙一样（关于紫禁城他还有更精彩的看法：他头回看到太和殿，里里外外转了几回，出来说，跟车八碗的牛棚差不多，也是四面见方，大屋顶，里面空荡荡的，尽是柱子。李八碗只没有金交椅就是）。李八碗新做的屋也便都做得像庙：围墙和屋顶都盖的是琉璃瓦，墙面都刷了土红。用水泥做了大柱子，做了飞檐翘角，刷上五颜六色的漆。屋里的走廊上，墙壁上，甚至屋顶上，请乡下漆匠斑斑斓斓地画满了“四郎探母”、“岳母刺字”、“桃园三结义”一类图画。多年后，这片建筑群使李八碗看上去像是用劣质材料和劣等工艺修复起来的一处规模宏大的宗教遗迹。建筑风格唯一有些不同的是江南制药厂。因为里面要安装制药设备，只有请城里的专业人员来设计。屋造出来，是城里通行的那种火柴盒型。殷道严很不满意，说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羹。车间是不能动了，他便坚决要求照他的想法改了厂门：把先前大门两边的两个平顶门房升到三层楼高，再在这两个门房上架起横梁，再在这横梁上做一个大门楼，再在门楼当中做一个三重檐四坡攒的尖亭子，亭子上有一个“宝顶”，“宝顶”中装进金银铜铁锡五金和稻麦粟吞粱五谷。除了“宝顶”里装五金和五谷是根据镇上艾老提供的老古话，其他都出于殷道严的建筑天才。 后来，殷道严到北京开会，会间安排代表参观新落成的西客站。殷道严见到客站主楼，并听到介绍，当场脱口叫出来：“我操，卵子个建筑家！”把同行的人吓了一大跳。幸好他用的是李八碗土话，没有人听懂。他这声叫喊，半是兴奋，半是愤慨。兴奋是因为他的建筑天才得到呼应认同；愤慨是因为他觉得这天才似乎被人剽窃抄袭了。听到为了增加支承那个小亭子的钢桁架，又增加了八千万元投资，殷道严更是自鸣得意。他那个门楼和小亭子花了还不到一百万元。他激动得完全忘记了北京西客站同李八碗江南制药厂之间的差别。 有城里来参观的人私下嘀咕，说李八碗这些穿西装带瓜皮帽的建筑散发出一股土财主的霉烂气味。这些闲话辗转传到殷道严耳朵里，他很不以为然：“想看洋派的？到外国去，这里是中国。”似乎说闲话的是卖国贼。 不过殷道严也有接受洋派意见的时候。李八碗村委会兼公司办公大楼照殷道严的风格建起之后，有人提出在大门口搞两个雕塑以表现乡镇企业的气魄。殷道严问，什么是“雕塑”？回答说就是庙门口的石狮子那样的东西。殷道严略略沉吟，说“要得”！让提建议的人又意外又惊喜。 殷道严的构思是：村委会和公司不是衙门，不要石狮子，可以做两只猫，一只白猫，一只黑猫，用来体现“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伟大真理。没有这真理，也就没有乡镇企业，也就没有李八碗的今日。 殷道严这构思，把一个抽象的真理作了具体的表述，的确不同凡响。但是从城里请来设计的人却很为难：这样两只猫蹲在大门口，中国外国都不讨好。外国的习俗，认为黑猫不吉利；中国人又不喜欢这样的白猫……要弄成大门前的雕塑，猫就得放大，白猫一做大了，就成了白虎。白虎星正是煞星。而李八碗如今是常有中国人外国人来的地方。 殷道严听了很不耐烦，说就是你们读书人事多，你们做不做？不做我另找别人。就另外找了人，就用钢筋水泥做成了那一左一右两只比老虎还大的猫。临到快完工的时候，殷道严又有了新想法，让那两只猫爪子上都各抓住一只老鼠，表明李八碗的白猫黑猫都是好猫。 这雕塑落成之后，老董又组织了新闻界进行专题报道。热烈赞颂这雕塑表现出的不仅是殷道严的智慧，而且是中国农民的智慧。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等。把这两只猫炒得很热，称之为“李八碗的灵魂”。 庆祝村委会兼总公司办公楼全部竣工落成的典礼上，殷元中的讲话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殷道严，就没有新李八碗。殷书记为李八碗操了多少心，费了多少力，大家都看到的。我向不讲假话，真要没有殷书记，李八碗有今日的气象？殷元中讲得很动情，声音有些哽咽。他自己也是因为殷道严才有今日的。江南制药厂投产那年过年，他在自己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吃水不忘挖井人，兴旺不忘村总支。村党总支书记是殷道严，“不忘村总支”电就是不忘殷道严。 殷元中这样做，一点不回避他跟殷道严是叔侄关系的事实。李八碗也并不因此难为他，反而觉得他是一个知好识歹，有孝敬之心的人。 倒是殷道严自己觉得，这一类的好话听得多了，好像总有些可疑——他到底是到了多疑的年纪——一个家门的人，要那么多礼信做什么？存了这份疑心，他果然就渐渐觉出来，殷元中在一口一个“殷书记”的同时，其实日盛一日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这小子，明曰树我，不知树谁人？他记起“文革”时的一句语录。 三 殷道严的猜疑不是一点根据没有。如今，知道小镇的人不多了，只知道李八碗。而“李八碗”意味的已经不是先前的蔬菜大队，而是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说“李八碗”，也就说的是这个在全国有了名气的乡镇企业。 而真正在这个企业捉绳捉墨的，是殷元中。 殷元中作为殷道严指定的下手，理所当然地主持总公司一切具体事务。尽管他事事都向殷道严请示报告，但殷道严听了，只能大眼瞪细眼，说：要得，你只管去办。并且立即就按下自己的手印，显得是他说了算数就是。这样，在管理上做主的其实就是殷元中。等到各样事情做起来，那些办事得力，又跟随殷元中一起吃苦的人，自然都论功劳、论能力分派到要紧的当口。这些人都眼殷元中，凡事也都死心塌地听他的。他就这样把整个企业像一架车子一样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没有他，别个哪把锁都打不开。时间一长，殷道严实际上只是一块招牌。他成天忙忙碌碌，实际上只是成了一个“老公关”。等到殷道严发现自己的权力有些架空，而是殷元中真正当了李八碗的家的时候，事情已经难以改变，要改变也一时无从下手了。 殷元中在这段时间里，把自己的根基扎得很深。他在李八碗重用的，都是李姓人。这跟殷道严用他适成对照。殷道严用他，使李姓人觉得殷道严霸道，私心重；他用李姓人，使李姓人觉得“女婿是半边之于”，不把他当外人。 李八碗人有些怪，穷的时候，大家都安心。李芙蓉“节约三把米，打倒帝修反”的那年头，李八碗许多人饿出了水肿。但一旦有人借了米出去，还是极少讨还。如今李八碗的日子是好过多了。一个刚成年的份子进了公司办的厂做工，年收入再少都有几千块。除了几户没有男劳动力的，大都做了新屋。但大家心里却是反而不得熨帖了。 李八碗李姓的人开始后悔当初推了殷道严当书记。“李八碗真就死绝了人？让一个江北人称王称霸。”这念头先前也曾有过，但不如现今这样强烈。先前的李八碗无论怎样是共产党的天下，殷道严有什么做过了份，照样有人治他。如今的李八碗，是殷道严一个人的天下。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只晓得殷道严，再没有了李八碗。 那一年，一家中央新闻单位（准确说是这单位一位借了单位名义的记者）编一套介绍乡镇企业的丛书，说是全国只选了十个企业，别的还没资格入选。书名请领袖级的人物题写，序请各省的党政一把手写，也就是当代中国最高规格的丛书之一。李八碗有幸完列“十景”。殷道严让老董专程到省城去请了两位最出名的写家，让他们在将军山庄吃、住了一个月，写出了一本将近三十万字的书稿。书名是《李八碗史话》。稿子写出之后，两位写家要求殷道严及当地的领导班子审阅，确认事实，以证明他们不是胡编乱造。殷道严说，审个鸟，我把人找拢，你们念一遍，大家听了没有意见就行了。两位写家说，也行。 稿子差不多念了一整天。中午和晚上，都吃的是筵席，所有人都喝得酒气冲天。上、下午两个半天里，每次一开念，殷道严就鼾声如雷。其他人也都要不随着殷道严享神仙福，要不谈笑风生。弄得两位写手很尴尬，又不好不念。半下午，好不容易受刑似的硬着头皮念完了，殷道严也随之醒来，睁开眼睛突然提了个胡月兰式的问题： “你们念了一天，念的是哪个的事？” “关于殷道严同志的光荣业绩呀。” 两位写家都是书呆子型的人，来了一个月，还不能保证认出在李八碗究竟哪位是殷道严同志。 “不是说写李八碗村史的么？” “殷道严同志是李八碗的带头人，殷道严同志的历史就是李八碗的村史。” 两位写家忽然觉得这个人在故意跟他们过不去，显然是一个对殷道严怀了阴暗心理的人。便觉得自己不但有责任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有义务保护全国著名乡镇企业家的荣誉，便很严正地回答。 殷道严“嘿嘿”笑起来，说： “那我说说意见。我看这文章，上面两点还行，蛮饱满，蛮突出。中间一块比较平，再下面一点，就有些毛糙……” 殷道严权威性的意见还没有讲完，先前东歪西倒的满屋子人已经精神大振，一片欢声。都懂了殷道严的意思，只两位写家不知所云，一本正经地辩白说他们写的传记是用的章回体，没有什么“两点、一点”之分。辩得众人更是快活。 殷道严见二位写家急了，便止住笑，安慰说： “二位放心，我不会让二位重新写过的。我晓得二位写了一个月，手都磨起了茧，屁股都坐出了疮。二位把这个殷道严写得这样神，我要好好向这个殷道严学习。” 书送到北京，内容一字不改就印出来，只是书名改成了《殷道严大传》。题写书名的还真是一位中国有数的大人物。序言则是“专员”欣然请秘书写好，自己再三修定的。印刷时专门把他的签名制了版。第一套出来的，全国也还真只有十位乡镇企业家。那位记者在长途电话里说：“当今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丛书当然是还要编下去的，难得的是前十名。”殷道严也很高兴，说：“你说得有理，我们乡下话说咬卵要咬前一截，后面的有毛。”记者在那一边哈哈大笑，说：“殷书记你真幽默。” 书正式出版，李八碗得到一千本赠书，支付了十万元出版资助费。那一千本书堆在村委会办公室，来了参观的就送一本，没有多久就因为地面的潮湿霉变。开始还有人撕了擦屁股，后来连屁股也擦不成了。“十万块买了一堆烂纸。”私下里就有人嘀咕。 嘀咕又怎样？没有殷道严，李八碗就一钱不值。李八碗的一切，可以说都是为殷道严而存在的。各种机构都主要是一种名义，好让方方面面给殷道严送奖状、奖旗：有党总支，就可以奖给“战斗堡垒的好班长”；有村委会，就可以奖给“村级组织建设标兵”；有社精办，就可以奖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头人”……总之李八碗有多少名义，就有多少奖状、奖旗奖给殷道严。他是李八碗的代表，奖他就是奖李八碗。连各级计划生育委员会也年年奖他。起头他有些不好意思，他没有管住老婆的肚子。发奖的单位就说，你管住了别人老婆的肚子，就该得奖。李八碗是全国有名的先进单位，自然各方面就都是先进。殷道严也看出这些上级单位的精明。他们给他的就是一张纸、一块布，从他这里拿走的要多得多。一年到头，有事没事就来请他赞助。对他又不敢强行摊派，就拿这些纸片布片来完络他。殷道严来者不拒。“礼多人不怪么，菩萨也不打送礼的。”他说。便在村委会专门做了一幢荣誉楼，把中央和省级领导视察的照片、题字，以及所有这些奖状、奖旗，楼上楼下挂得满墙都是。外面来参观的人看了铺天盖地的奖状、奖旗，自然是肃然起敬，叹为观止。 心里不得平衡的倒是李八碗人。他们也辛苦了一生一世，如今看来都只是给殷道严打工。他们的血汗堆成了山，殷道严就坐在那山顶上，占尽天下风光。李八碗本是李姓人的李八碗，凭什么让一个外姓人作威作福。李姓一些有头脑的人酝酿了好久，决定恢复李氏宗祠，重振李氏列祖列宗的光荣。 酝酿恢复李氏宗祠的各项事宜没有回避殷元中，几个核心的积极分子当中就有殷元中的内兄内弟。殷元中也因此积极参与了策划。 殷元中把事情做得很周到。他让李姓里几个年纪大说话作数的人先去找殷道严，说出恢复李氏祠堂的意思。然后再到镇上去，要求把镇政府占有的李氏祠堂还给李八碗。李氏祠堂原是李八碗的村产。 石头抛上了天，总要落地。殷道严问殷元中：“若是你，会怎么办！”遇到这一类的事，殷道严还是信任自己的本家侄子。殷元中满脸的困惑，反问：“叔的意思呢？”殷道严说：“只怕不好回绝，如今到处都在修祠堂。”殷元中说：“也是。上次我到湖南签合同，韶山也修了祠堂。”“再说，祠堂原是村产。镇上也有归还的意思。”殷道严着实有些犯难。“就是。”殷元中帮腔。 镇政府的干部早就不愿在那个老祠堂办公了，但一时又凑不齐基建经费盖办公楼，正暗里打了李八碗企业的主意。恰好李八碗人请愿，也就有了做文章的题目。 殷元中就给殷道严出主意：山企业出钱给镇政府盖办公楼。祠堂腾出来，还给李八碗。李八碗企业今年的税，镇上全免。这样就三全其美，大家高兴。把这件事做好了，也就多少可以改善殷家跟他们的关系。最要紧的是，李姓人宗族观念抬头，恨外姓人。 殷道严一歪嘴，啐掉嘴角的烟屁股，说：“操，要得！” 刚说完，又抬起眼看殷元中，心里想：这个侄子，终究不是池中物。 第二十二章 憨包六子 一 当初镇上鬼也没有想到何寡妇的憨包六子会考上大学。 “文革”建新村何寡妇带头闹事，抵制拆迁，猫在她怀里吃奶的，就是这个憨包六子。差一点病死，被何寡妇抱到镇医院遇到将军救下，后来充孝子之职，骑在将军棺木头上的，也就是这个憨包六子。也许就是这些他混沌未开时候的经历，使他后来差不多成为一个异人。 憨包六子这个名字是镇街上的人喊起的。 “文革”之后，政策松动了些，几个儿子也渐渐大了，有的成了家，何寡妇便到镇街上摆了个小菜摊。早上来，晚上回，憨包六子就像个尾巴一样跟着她，跟来跟去地长大了。后来田分到了户，何寡妇便在镇街上租了间屋，带着憨包六子长住下来。憨包六子也就在镇街上上了小学、中学。 母子两个在镇上的日子很不风光。虽然在城里人面前很自卑，但对李八碗种菜的乡下人，镇街上的人又觉得自己是城里人。尽管行政上同属小镇，他们觉得自己就是高种菜的同乡一头，称自己是“镇上人”，称他们是“大队的”。就像上海滩上的宁波籍人看江北佬，虽然自己已是涮马桶的，也觉得苏北来的财主是“阿乡”。而上海的江北人一旦见了外省人，又趾高气扬不记得自己其实只是个“小赤佬”或“小赤佬”的后裔。 镇上人看得起看不起，何寡妇无所谓，只是专心蹲在自己的小菜摊子后面。憨包六子却欢喜走动。不过他从不惹事，倒是事惹他。他总是跟在一伙镇上的恶少后面，他们到处寻衅生祸，人来了，一哄而散。憨包六子却站在原地发呆，口里念念有词：三块、六块、五块……受害的人抓不着别人出气，又听他在供认，便狠狠地揍他一顿。其实他数的，是其他那些人抛的石头的数量，他一直只是个观察员。挨打时，他只是举起手或弯下腰躲避，并不喊冤，口里依旧念着三块、六块、五块……仿佛要强迫自己记住，类似笑话里的“包袱、雨伞、我”。回数多了大家事后回忆，发现了踢跷：他每回的记录竟是惊人的精确。于是每回，他挨了一顿打之后恶少又再把他打一顿，以阻止他公布他们作恶的记录。但一点用没有，过了身，他又依然故我。他记下的事，永远忘不了，几年的记录，他随时都可以翻出来。到比他长几岁（他自己上学就晚两三年）的男同学结婚的时候，他还能记得那个人在露天场看戏看电影的时候捏了几个女同学，每个捏了几下。他因此总是遍体鳞伤，却又永远不躲不避。 大家就叫他憨包六子。 憨包六子竟考上了省城的大学。那一年，镇上应届的学生没有一个被大学录取。镇上人说，这就叫吃屎的八字。其实憨包六子读书成绩一向都在上等，只是大家都只认定了他的憨，没有留意就是。 进了大学的憨包六子受歧视的境遇并没有什么改观。他学的是工艺美术专业，但他的同学们却爱好诗，成立了许多诗社。没有一个诗社要他，他不写诗。他的专注仍在观察和记录上。本系一个尖子的作品在全省设计大赛上获了头奖，那幅作品是一个宾馆门饰的设计，作者给他标了个题叫“玫瑰门”。的确是玫瑰色的，很华丽，不俗，展出时被置于迎门最显眼的地方。名流和将来的名流、文化官员和非文化官员、懂的人和不懂的人都赞叹不已。 憨包六子也去看了，严肃认真地用了一个字，表述他对那个作品的把握。就好像很多年前有一首诗，诗名只有一个字，并因此成为当时凡大学的诗社均极崇拜的杰作。用极简洁的语言表达极复杂的感受一度成为一种时代的风气。憨包六子倒并非受此风气感染，况且那时尚已成历史。他的简洁源于他与生俱来的方式，他用的也是小镇的语言，那个字翻译成书面语言是“女性生殖器”。 这引起本校师生的愤怒，觉得是缪斯受了侮辱。憨包六子却有证据，说他见过这位画家画的这个作品的草图，在学校宿舍男厕所的隔板上，旁边还有画家用文字表的决心：让我的利剑深深挺入！只不过草图上先前很写实的分开矗起的大腿，大腿以下臀部的底线和大腿叉口上面小腹部的弧形都作了洛可可式的夸张处理。 当着一展厅的人，憨包六子从容不迫，说得有根有据，使正陶醉在赞誉中的画家无地自容。 画家是学校里的偶像，有许多女校友仰望。他跟憨包六子同一间寝室，憨包六子因此非常精确地晓得他同多少位女校友有过爱情，精确到他同那些女校友接吻、抚摸和做爱的次数。 憨包六子作这类观察和统计平时并不公布，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在关键时刻却让人猝不及防。 起先，大家觉得这是出于一个小地方人的狭隘和歹毒，画家所以被女校友包围，还因为他有钱。课外他承揽了省城许多商场和广告公司的装潢设计业务。但憨包六子却似乎并不是一个对金钱感兴趣的人。寒暑假，许多人都在马路边上去摆“家教”摊子，或者四处去张贴“需要懂英语，会拉提琴的男保姆吗”之类广告，憨包六子却始终无动于衷。按说他对金钱应该是有渴望的。 后来大家又猜测也许是出于失意者的自卑与忌妒。班上有个女同学，有天上午被校保卫部的人从地方上公安局领回学校。头天夜里，她被查夜的警察在宾馆的床上抓住。审问的结果，她是被那位跟她睡觉的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包了月的。这在学校里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让人注意的倒是在总结她的堕落的原因时，憨包六子指出的一个事实：她是头一个被画家抛弃的女朋友。大家就哗然，原来憨包六子爱过前任校花，还真看不出来，这样一副土地怪的尊容。但是等校方作出将那个女同学除名的决定，却又没有看出憨包六子有什么黯然的表示。事实上，憨包六子对所有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从没有什么温情的表示。他仅仅是指出这个事实和那个事实，自己则永远是超然物外的，像是一架没有情感的仪器。他作那些观察和统计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习惯甚至天性使然。除此之外，他自己的生活则一塌糊涂。常常早上起来，半天找不到自己的鞋子，穿裤子的时候才碰巧发现鞋子原来裹在裤腿里。满是泥浆和恶臭的鞋子连同裤子一起在枕头底下压了一个夜晚。他成天不声不响，反应迟钝，举止木讷，绝对是个弱智者。但他的那些观察和统计却惊人的清醒和精确，以至使人在任何场合做任何不便张扬的事情的时候，总会感到有双白多黑少的团圆睁而呆滞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因而不寒而栗。 这使大家又嫌恶他。又在心里对他怀着莫大的疑惧，这疑惧又加重了嫌恶。 憨包六子却遭了车祸。那天他到校门外的邮局去给镇上的老娘寄信，说他这个星期要回镇上过端午节——那一天正是星期天。正在下着暴雨，憨包六子从来没有雨伞，把信塞进马路边的邮筒转身就埋头往校门里跑，正撞上一辆接包月女学生出门的摩托车。 憨包六子后来被送进医院抢救。诊断结果说：不会死，但可能成植物人。 接到信的那几天，何寡妇没有摆菜摊，在家准备着，等着憨包六子回来过星期天。大学四个年头，憨包六子没有几次事先来信说他要回来过星期天。却等来了坏消息。 但学校有许多人觉得心头一阵轻松，虽然说不上怎样的皆大欢喜。 那轻松却并没有持续好久，画家有一次同一个刚认识的女模特做爱的时候，忽然发现身子底下躺着的是憨包六子。画家怪叫了一声，从此不再振作。出了这件事之后，学校里以至后来的小镇上，人们从各个晦暗暧昧的角落，都常常会猛然看见迟钝木讷的憨包六子那双白多黑少的团圆睁而呆滞的眼睛。 二 憨包六子没有成植物人，但出院后退学回了小镇。成天没有事，就到处走动。他吃饭穿衣不像先前那样方便，人却是更见奇异了。他像先前一样从不搀和任何事情，但哪个地方一旦有事，就总能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看到他的影子。他不同任何人交谈。偶尔出声，只是唧唧哝哝的自言自语。这些自言自语的内容都很可怕，不是一些阴暗晦涩的判断，就是一些很不吉利的预言。比如他常站在镇街口那棵老樟树底下（先前将军常站的地方），对面是江南制药厂在镇上开的门市部，看着那些五光十色的药品广告，口里念念有词：“蜂王浆是泡红糖，人参精是党参汤，庆大霉素是蒸馏水，李八碗是精打光……”等等。半边街上李八碗的那片房产失火，他在那些侵造起来之前就说过“造也是白造，要烧成白地的”，并且说清了火会从茂生住的屋烧起。当时他还说，李八碗日后还会有一场大火灾。 说这类话的时候，他整张脸木木的、痴痴的，眼睛看着脚跟前什么地方，嘴里唧唧哝哝，话说得含混不清，并没有指望别人听明白的意思。但听到的人都觉得背脊骨发冷。 那时候中国的地面上正有无数异人出世，先是耳朵听字，而后是遥感遥测，而后是凭空捉蛇，而后是意念治癌，而后是神灵现身……报纸、电台、电视，以及许多喊得出姓名的大人物都证实了确有其人其事。镇上人就想，憨包六子只怕是哪一个鬼魂附了体。做伢子的时候，他一直就是病秧子，鬼魂是最易找这种人附体的。那么是哪个附了他的体呢？镇上一帮特异功能学家研究了好久，最后把嫌疑集中到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六指头。六指头先前就是这样认死理的；另一个竟是将军。将军也许是借了憨包六子的身体，继续在小镇上当生活的法官。有人甚至找到根据，说是憨包六子回到镇上之后，街口上那棵老皮斑驳、雷轰了顶的樟树，不知何时长出了碧绿鲜亮的新枝新叶。使人常在突然之间生出幻觉：又见到将军，一身笔挺的军装，鲜艳夺目的帽徽领章，风纪扣扣得紧严，拄着茶木拐棍，挺直身板，不时眨一眨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注视着小镇的种种变迁。 自然也有鄙夷这类异端邪说的。但憨包六子那些睁着眼睛说出的瞎话固然不可信，却又由不得人不信。事情邪就邪在这里：那些话陆陆续续地都应验了。 最先爆发的是假药案。 电视台的记者全国质量万里行，走到一个中原省份的药品集散市场。那里的生意人事先听到风声，早跑了个燕儿飞。却有一间店门没有关牢。记者在里面抽出一只来不及“坚壁”的包装箱。上面写的是“庆大霉素”，一化验，安碚瓶里装的竟是百分之百不搀假的蒸馏水。药厂的厂名是“江南制药厂”，厂址是李八碗。 电话立刻打到江南制药厂所在的省政府。接电话的领导当即表态：马上组织人员查处。 查处是认真而严厉的。省、地、县有关部门抽调专业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在李八碗住了一个月。江南制药厂以每天损失十万元产值的代价停产整顿。 查处的结果证明，在安碚瓶里装蒸馏水当庆大霉素包装，是一起责任事故：操作工搞错了程序，而工程师没有发现。 直接责任者和对技术和生产负总责的工程师都被解除了聘用合同。两个人，一个是曹婆子师弟，先前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一办退休，他就一头扎到李八碗的江南制药厂来了。另一个是他先前做伤科医生时的助手，他的关门徒弟。 走的时候两个人都很伤心。一杯一杯地喝着问酒。小镇人重情义。镇政府和李人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一起摆了酒给两个人饯行。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么。曹婆子的师弟后来感动得哽咽起来，哭道：原想来发挥余热，扶植乡镇企业的，没想到倒给你们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虽然每次发货都是殷书记按的手印，但他们毕竟在技术上没有为他把好关。 哭得满桌子镇上和李八碗的头头脑脑也都眼圈发红。 但是镇街上却有另外的说法。说是这两个人一点没有亏。技术和生产都是他们把脉，别个屁也不懂。他们去采购，进的是党参和人参的茎茎瓣瓣，却按一级品人参报价；进的是红糖，却按蜂王浆报价；他们手上出去的药，除了送检的样品，都是假药，只要回扣相当就有人包销。只是这回做假做得太狠太恶。 散布这些流言蜚语的仍是剃头佬（即便不是他第一个说出来，大家也要认定他的。习惯了）。他老多了，但不像别的老人一样一老就邋遢，一身上下照旧光鲜。头上没有几根稀毛了，照旧是梳理得油光水滑不误。他已经退休了，自己摆了个剃头摊子，嘴也仍是永远闲不住。牙齿剩得没有几颗了，嘴角有时还流口涎，说话不关风，老走音。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开口。他的耳朵早已不似当年灵泛了，说话时生怕别人听不见，就往往把声音提高得如同打雷。他就这样打雷似的报告种种有时甚至是绝密级的消息： “他们的心太黑。几年下来，少说也捞了几百万。他们落下的钱，除了给人家回扣、打点镇上的干部，都跟殷家父子私分了。要不殷家那些屋，是怎样做起来的？莫非是用气吹出的？殷道严跟中央领导汇报，说他为了集体发展带头把自己的收入减到一年只有五千块。可平日他一天要抽三包‘大中华’，光烟钱一个月就要三千块。莫非是天上掉下的？” “你何以晓得？你参加工作组了么？”有人问。 “有我不晓得的事？工作组的人都是哑巴？” “也是。”大家点头。从来剃头佬话多，但多是实话。 “那为什么不法办，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们了呢？” 剃头佬用发抖的手把大家召拢，把他那颗脑袋埋在一堆脑袋下面，尽量压低了声音： “省上有批示的，就是要保护典型。你们没有看见么，先前药厂只要有针尖大个事，报纸电视台就要吹出斗大的风，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见到记者的人影了么？下了死命令的：不准曝光！” “操他娘，哪个批的？” “还有哪个？不是老大，谁敢？” 剃头佬说的“老大”，自然是指“专员”。“专员”那时已经退到二线，但新任领导还是很尊重他。他仍保留着原来的办公室，每天还按时去那里练书法，看文件。有关李八碗假药事件的报告呈上来后，他批示说：“抓好一个典型不容易。出了问题要认真解决，但要从爱护出发，要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要注意一个个别事件对全局的影响。” 这个批示的精神事先已经在工作组传达过。剃头佬从来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大家凝神想了想，乱糟糟地“操”了一声，再没有下文。 “也莫怪人家。人家是报恩。论说起来，倒是个重情义之人。” 剃头佬未必有太大的义愤。他的目的是发布新闻，这新闻引起了莫大的注意和反响，他便得到莫大的快感。 “天下就没有王法了？”镇上几个喜欢替古人担忧的人并没有怎样理会剃头佬的得意，“没有王法会有天谴的。” 憨包六子忽然在人群外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定会报。” “恶报个卵！” 大家更没有把憨包六子的话当回事。 “现成的钱捞走了，现成的福享了，再报应也是枉的。” “他活不长的。” 憨包六子断然说，然后就离开了人群，并不计较人们对他的冷落。 憨包六子最后这句恶毒的预言，应在曹婆子师弟身上。 土改时候，曹婆子师弟为了自己能当政府干部，献出了师姐预备同他私奔交他收藏的私房，让师姐成了地主分子，把事情做绝了。伤透了心的师姐只有对他下手。毕竟是女人，心肠软，手没有下绝，留了他一条活命。她只在师弟胸口上轻推了一掌，师弟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一年之后，他才觉出胸口那块地方发麻发紧，然后就全身作冷，喘不过气。记起去年师姐面无表情的那一掌，晓得师姐点了他的命穴。不赶紧找到师姐，活不过几天。趁还能走动，他只有涎着脸偷偷潜到镇上来，找到被管制的师姐，又是叩头又是下跪，让师姐放过他一条小命。师姐每次都冷冷地不作声，等他叩头叩得脸青鼻肿了，哀求得声咽气绝了，才伸出手，在他胸口那儿轻拂一掌。他便顿时复原。但师姐并不让他根治，第二年同样的日子，他只有再来，再叩头，再下跪，再脸青鼻肿，再声咽气绝。他也无法去告，告了，他的日子也就到了头。几十年来，他就一直受着这折磨。师姐已经成了“曹婆子”，他也成了退休的“老局长”，依旧摆脱不了师姐的惩罚。从江南制药厂解聘回去的第二年春上发病的日子，他最后一次到小镇来。曹婆子任他满地打滚，也不肯出手。他只有回市里去找医院，医院查不出病，让他去上海。上海给他开了膛，切片化验，说是胃癌。把口子缝起来，让他回去办后事。他死后，家属给小镇的曹婆子寄来了讣告——生前，他每次来小镇，都说是来看望师姐，曹婆子很仔细地看完那张纸的字，便在酒精灯上把那张纸点着，一直到它烧成了一团焦黑。算是最后了了姐弟的情分。让镇上人猜了多年的一个谜，也终于大白。 三 假药案虽然没有法办人，药厂却是办不下去了。新闻界不曝光，只是减少了社会影响，并不等于就可以掩盖住事情的真相。一个拿水当药卖的药厂，谁敢相信。江南制药厂是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支柱产业，没有药厂，李八碗也就塌了天。光靠卖将军萝卜干，李八碗就只有回到先前光卵一条绳，屁股打得板凳响的日子。 药厂破产，上上下下都慌了，客户欠的货款谁去追？银行的贷款谁来还？办厂占用的都是李八碗的责任田。倘是国家征用，是要给征地费的。别处的征地费都发到农户手上，李八碗没有这样做。殷道严说要走集体富裕的道路，钱不能分，只能办集体经济。现在集体经济办垮了，分钱之议又重新抬头。但是照各个贷款单位算的帐，把李八碗的全部固定资产抵押了还债，还远不够数。正应了憨包六子的那句话：“李八碗是精打光。” 殷道严把干部们召集拢来开会，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李八碗遇到了暂时困难，但是集体经济只能巩固，不能解散，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是董事长，药厂出了事，我头一个有责任。我也老了，奔不动了，我辞职下台。现在要讲年轻化，应该让年轻后生管事。我已经跟上级讲好了，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董事长，换个人来当。”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眼睛轮流扫一下众人，问： “你们看哪个要得？” 大家面面相觑，不晓得该不该回答、怎样回答。 殷道严看定殷元中。 “你说呢？” 殷元中说： “李八碗的大梁，还要你挑，最好是你当。你实在要嫌累，就让茂生当，你给他出主意，是一样的。大家也放心。” 殷元中说完，也看看众人，问： “大家说呢？” 众人乱糟糟地回答： “行得啊，要得啊，也是啊，好啊。” 殷茂生也参加了今天的会。他是个坐不住的人，从来是点个卯就走人。这回他好歹坐下了，也是魂不守舍，口袋里的手机隔一会就叫起来，他就跑出去，说半天才回来。那些电话都是他的酒友、牌友和粉头打来的，软磨硬缠地约他早抽身，恨不得把他撕成八瓣卖了。他是他们的小金库。 殷道严看他一会进来，一会出去，很生气，又不好发作。他恨这个儿子不争气，又格外熬怜他。这个儿子是光着屁股在泥巴里爬大的。大跃进那年，殷道严没日没夜地带人挑水库，有次半夜回来，家里说老五不见了。他发动民兵满大队到处找，到半夜也没有找见。想想怕是豺狗叼走了，也就算了。那时候个个都饿得有了吃人的心，少张嘴，不是怎样的坏事。第二天却有人无意发现殷家老五躺在牛屎窖里，头露在外面，眼睛闭着，以为他死了，摸摸却有鼻息。那年他才四五岁，偷吃了队上的红薯，吃饱了就在地头边睡着了。翻个身，掉在窖里，仍睡着。好在那几年牛也死得差不多了，牛屎窖差不多是干的。 那年殷道严在镇上开劳模会。作为对劳模的特别优待，会议结束的那一餐，一个人分到一只白面馒头。其他的几餐会议伙食都是清水煮菜，菜叶间有几颗蛆似的米粒。还没有开饭，老五就来了，踮起脚站在食堂窗子外面。鼻子在玻璃上贴得扁平，眼睛巴巴地看着里面刚上桌的冒着热气的馒头，鼻涕和口水像透明的虫子似的顺着窗玻璃往下爬。殷道严把自己那只馒头抓在手里走出食堂，塞到儿子手上。茂生两只手捧住那只馒头拼命往嘴里塞。细瘦的颈子鲠得蛇似的抽搐。鲠完了，才抬起头，向殷道严报丧：婆婆死了。 殷道严守寡的娘早就饿出水肿倒在床上。她把米都留给孙子了。到殷道严来开劳模会之前，她仍是闭紧了嘴，粒米不肯吞。娘最心疼的也是这个满孙子。倒在床上的时候，她有气无力不停地叮嘱殷道严：“我再话就是累赘了，生死要让伢子们活下去。” 老五茂生那时候就显出是个薄情少义的人，一心只顾自己。又孬，没有心计。生成个穷命，却自以为是花花太岁。 茂生再次进来的时候，殷道严喝住了他：“你死得给我坐下好不好，窜进窜出跟骚狗一样。屁股长了疮，凳子上有钉么！” “我有事。” 茂生白了老子一眼。 “你有个鸟事。再大的事，有村上的事大么！” 茂生张了张嘴，又忍住了。开这个会之前他们殷姓一家已经开过会了，决定由茂生顶替父亲担当李八碗的大任。殷道严到底老了，再当下去也撑不了几天。其他几个兄弟都吃了皇粮，不好再回来。只有茂生出头。茂生要不出头，殷家在李八碗说话作数的日子迟早就要到头。打虎要亲兄弟，上阵靠父子兵。至于殷元中，到底隔了房，只能借助，信是信不过的。 茂生想：假戏有什么唱头。既然定了的事，还讨论个鸟。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还是李八碗的书记，李姓人还能翻天么！殷道严当时就气得拍桌子：你懂个屁！ 茂生好歹坐下之后，殷道严说： “大家要推你当董事长，你干得了干不了？” “有什么干不了的？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看过猪走路？” 这句话倒很有老子的气魄。 殷道严呛水似的噎了一口，又说： “那你还不谢谢大家？” 茂生心不在焉地四面看看，对众人点点头，算是致意。 “不要以为就铁板钉钉了，还要报镇上批的。” 殷道严很严肃地说，很有组织观念。 但是大家都晓得，殷道严的决定就是镇上的决定。镇上的大小干部有几个没有到李八碗的企业来捞过油水。他们的命脉都抓在殷道严手里。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换了别个掌权，难保有一天那些七七八八的事不会水落石出。 人事问题定下来，要转换议题，殷元中突然说： “我也提个要求。我在公司是总经理，虽说没有管生产，管销售，责任也是有的。现在殷书记辞了董事长，我是他的主要助手，不能让他一个人担责任，我也辞职。”没等大家议论，他就从桌子下面抽出一个托盘摆到桌子面上：“这是我先前管的几个部门的公章，都交出来。” 然后，他站起来，就走出会议室。等他出了门，大家还没有缓过神来。 殷元中的辞职事先一点口风也没有透。他说走就走，很别脱。他先前当总经理，始终注意只管行政，不管经营——殷道严也不希望他管。同财务更不沾边。殷道严给他多少工资，他就领多少工资。背着他私分的，他不要，也从不过问。 殷道严看着空洞洞的门口发了一阵怔，忽然一咬牙巴骨： “去他娘个×，我们接着开会。” 接下来是讨论恢复药厂生产。“江南制药厂”这个牌子不好用了，改个厂名叫“华夏制药厂”。“江南”这个名字本来就不太好，只有半壁江山，“华夏”才是一个完全的天下。至于生产许可证的问题，还是由殷道严亲自出马去省里找“专员”。“专员”虽然已经从省委一把手的位置退到了二线，但权威还是有的。而且他夫人还没有退，还管着省里的药证部门。 这个决定导致了憨包六子又一个预言的实现。 四 镇上人先前说得沸沸扬扬的关马祠，最早其实是李八碗的傩神庙。傩神庙是宗族的村庙，傩神则是村人的“家老爷”。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九及十六日，家家户户都要敬备香烛喜爆，奉迎“家老爷”。由一班作为神的化身的跳傩弟子接“年饭”，送“门神”、“驱疫”、“压岁”、“守岁”、“迎春”、“祭祖”、“拜年”、“打鬼”、“送灯”……祈祷香人延续，家族兴旺，风调雨顺，发财多福。 傩神并不局限于某一位尊神。几天地水府，各方神灵，远近福王，知名不知姓，知姓不知名，只要灵验，都要请到。请神词称： “太极分离后，真清上竺天，人能修志道，真神作群仙。焚香通上界，奏明众圣前……天道清灵，地道清灵，太阳瑞光，太阴朗朗，万神注助，速降殿庭……” 既是乞求福佑，自然能出力的总是多多益善。至于后来独尊关帝，缘故难以考证。跳傩是民间俗事，毕竟不似社稷宗庙的大礼那样庄严神圣。随心所欲的创造发挥是难免的事。说到底，仍是受当时当地的实际需要所左右。跳傩是极吃力的事，一个正月跳下来，常有人累倒不起。当时的挑子帮、扁担帮、杠子帮都是苦力，跳傩弟子就无疑要由他们担当，他们也就不能不为自己办点有益的事情，对跟自己的生计有直接关系的神给予特别的恭敬，何苦累死累活地巴结那些跟自己不相干的神。时间长了，那些遭了冷落的神也就没了趣味，踪迹渐稀以至沓然。这自然是推测，但不无道理。 镇上的政协委员艾老牵头曾经提过为开发旅游业恢复关帝庙和神石寺的提案，但苦于镇上缺乏财力被当时的镇长谢真讥为“画饼充饥”而搁置。如今，因为有了李八碗村办企业的大发展，这提案的付诸实施便有了可能。 而且，这回是李八碗人主动提出的。 由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出资造的镇政府办公楼落地之后，李氏宗祠随即修复。这同时，还重建了关帝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一座废庙只要历史上确有记载，又有信众，又有旅游价值，就可以考虑恢复。像李八碗这样自筹资金修复旧庙，批起来更是没有问题。 关帝庙恢复之后没有叫关帝庙，改成了傩神庙，也就是恢复了最原始的面貌，由一神制改回了多神合作制。只是让关帝爷坐了众傩神的主位，算是一种折衷，恢复了统一战线的传统。至于神石寺，李八碗人认为那是读书人编的瞎话，于李八碗宗族的兴旺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要建政府去建，旅游收了钱，也是政府的好处。 李八碗的傩神庙建在关帝庙的旧基上，背北面南。前有空畴场，先前为搭台演戏的场所。庙殿占地上百平方，八字门面，两边是用水泥塑的神茶、郁垒立像。门柱镌着楹联：“近戏乎非真戏也，国傩矣乃大傩焉。”两侧演墙转折处，配有寓意“爵禄封侯”、“平安吉庆”的石幡条屏。演墙沿上端是“天官赐福”等四幅戏文的砖雕。斗拱两头饰以朱雀。门梁屋脊三对“兽头一东西相望，高扬神庙风采。门墙两侧各有一道耳门，耳门边各嵌一块石碑。一为“新建傩神庙碑”，记叙李八碗傩的渊源沿革，以及造庙的初衷。另一碑镌刻造庙时的信士名单及其捐款数额。另有三条禁约： 傩神毁旗锣衣服等物，弟子不得借。 搜傩夜神坛前，本坊人等不得相挤殿中，不得喧哗讳卧。 凡匪类人等不得在庙中借宿。 殿内山墙正中绘有八卦图，墙前砌神坛，安十一尊高约五十公分的傩神立像。上有阁偻，供藏帷面具。神坛上前沿挂绸绣傩神横峙，坛前是关帝爷捋须捧读《春秋》的坐像。齐腰处有横香案，前接纵长的大供桌。桌面除摆供品外，有香炉与烛台，系红绸绣花桌帏。神坛左立土地神，右安大尹公。又有观念新潮，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人将尺许大小的如来卧像、观音坐像、缚于十字架的耶稣像、抱婴儿的圣母玛丽亚像置于神坛上，与傩神共享香火，共商佑民大计，使傩神殿几同政协会议。屋顶前后梁上高悬匾额：前文“保庆平林”，后书“浩气光天”。殿内列柱均刻有楹联： 老塑像载国志千秋敬仰 新修庙延古绩万代辉煌 请朝伟人威仪弥长英气疑犹在 历代贤士神态盖世雄风却永垂。 迎新舞傩呈祥诸般瑞色必然有 爱国神圣职责每个公民不可无 …… 这些楹联，撰写题书均出自艾老之手。建李八碗傩神庙，原也不是没有一点争论的。为了证明跳傩不是封建迷信活动，还特地请了省里的民俗专家来论证跳傩乃是民间艺术。五十年代还参加过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性民间艺术会演，被北京艺术权威人士称作“傩舞”。还有专家考证出，傩戏原是中国戏剧的前身。从此官方认可了傩舞，只民间仍叫跳傩。现在，据艾老所撰题的这些楹联，傩神庙便不仅是民间艺术活动的场所，更几乎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 造傩神庙的同时，便组织了李八碗的傩神会，推举了“头人”，也就是傩神会的管理核心；成立了傩班，也就是跳傩弟子或“傩舞演出团体”；推举了“大伯”，也就是傩班的领班，傩祭活动的主持人；指定了“殿上”，也就是庙祝，称作“庙斋公”。庙斋公一般由鳏寡孤独的人担任，专理傩庙勤杂事务，比如：守庙、清洁、香烛、防盗、接待香客、备办傩饭之类。日常由头人提供食宿，傩祭时能与头人、傩班共餐傩饭，共分来庙拜神还愿借士的红包。庙斋公又往往是祖上敬神有些渊源的。据了这些，李八碗傩神庙的“殿上”就选定了瞎拐。他祖父就是当年有名望的“大伯”。 瞎拐担任了庙斋公，真正是得其所哉。老迈之年得到这样一个又可靠又光荣的归宿，他仿佛年轻了许多，整天忙忙碌碌尽心竭力，口里不停地呢喃念唱： 傩神今日到庭堂， 庭堂前面是鱼塘。 鱼塘要装千担水， 发福发丁发钱粮。 五 李八碗新建傩庙，复兴跳傩，轰动了远近。新庙开光的日子，四面八方无数人拥入李八碗，观瞻这一世纪盛典，连省城的“专员”夫人也受了惊动。 殷道严为了将江南制药厂改为华夏制药厂，专程去省城请她到李八碗视察，她再三推辞，十二分不情愿，即便“专员”开口（他当时正因为血压高躺在病床上）她也不肯明确答应。 殷道严急了，说：“你若是不看药厂，也该去看看村中村。” 建将军山庄的那一年，殷道严在其中择了一处十几亩大的水塘，在里面建了一幢带水榭的亭阁，专门等着日后“专员”及夫人来垂钓休想，颐养天年。工程完成后，“专员”仿照杭州西湖楼外楼的意思题写了“村中村”几个字让人送来做匾，自己却至今没有来住过。 “那等他病好了再说吧。” “专员”夫人指指“专员”，仍是冷淡。 李八碗的假药案虽然没有向社会公开，但上上下下相关的部门都是清楚的。本来就反对乡镇企业办药厂的人现在更握有了有力的证据，对“专员”的议论也很多。但“专员”仍很坚定：只要我们真正是从改革开放的事业出发，就不怕这样那样的压力。 夫人觉出，他已经有些老糊涂了，没有跟他争论，只是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搪塞殷道严。殷道严重重地叹了口气，说：“药厂要就这样垮掉，李八碗也就完了。那就让他们求傩神保佑吧。” “什么傩神？”“专员”夫人问。 “就是扮神弄鬼。”殷道严又叹了口气。 没有想到“专员”夫人却来了兴趣。小时候她在老家的乡下跟着大人看过跳傩，还依稀记得那些又恐怖又热烈的场面。后来参加革命队伍了，就再没有机会恭逢其盛。 “专员”夫人光临李八碗的时候，县里派了警车开道。因为她是第一次到县，又是正月，县里六套班子全体出席作陪，为她举行了宴会。她急着要去李八碗看傩神庙的开光祭典，但六套班子的头头脑脑都不肯放过敬酒的机会。好不容易宴会结束，他们又全体陪同，开了十几辆车，不辞劳苦地陪到李八碗来。 开光法事已经开始。小镇和李八碗万人空巷，傩神庙周围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通往李八碗的公路和山间小路上，还有成群结队的人趁着朗朗星光从远处往这里赶来。但傩神庙前却一片肃穆。请神、酬神、颂神、送神，听从法师的五雷号令。三叩九拜，依次进行。围观的人噤若寒蝉。细伢子稍一动弹，即遭大人猛力制止。所有的女性都禁止参与法事，连旁观的资格都没有。她们被远远地隔在人海之外，只能遥望那一片映红夜空的烟火，遥听不时响起的老铁声、铜锣声、爆竹声，以及傩班的吆喝声。再好奇也不敢擅越雷池半步。犯了禁，家道是要倒楣的。 一切都十分郑重其事，有规有矩，诚惶诚恐。 但“专员”夫人不信这个邪。县里的领导们也说，政府同意恢复跳傩活动，是从发展民间传统艺术、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考虑的，根本不可能允许有迷信色彩的仪式存在。便让随行的武警开道，排开拥挤的人丛，把“专员”夫人一起护送到傩神庙前的空畴场上。 开光仪式历经“起师”、“修塑”、“偷水”、“请神搬师”、“敬三牲”、“安心矿、“点光”、“照光”、“祝神”、“送神”等一道道程序，正进行到“安座”仪式。“安座”即是将经过修塑油漆的傩面具依照大小尊卑的次序一一悬挂到傩神庙的神案上，法师正向已经安座的诸傩神念念有词地吟唱颂歌： 琳琅敬香， 十方肃静， 何极群真， 下伏今炉。 首纳心香， 敬心拜请， 道有心合， 心教香传。 …… “专员”夫人的出现，引起了一阵轻轻的波动，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法师依旧吟唱，只是声音里有了显然的不快。围观众人的沉默，也明显压抑了不满。 在各级干部簇拥下的“专员”夫人对此毫无知觉，她屏心静气地注视着那些面目狰狞、色彩斑斓的傩神的张牙舞爪的表演。然后又兴致勃勃地跟着人潮的涌动，追着去看傩班挨门逐户的搜神驱鬼，一直折腾到半夜精疲力竭，在县里干部再三劝说下又连夜回县城去歇息。李八碗肯定是通宵不得安宁。县城那边的开发区已经有很像样的宾馆。“专员”夫人临上车前，听着那些此起彼伏的老铣声、炮仗声和吆喝声，流连不已，下决心说第二天一定要来。她还有公事要办：殷道严还要陪她去考查已经停产几个月的药厂。 第二天，“专员”夫人的车队在李八碗进口的路上，被黑压压的人群堵住了。李八碗的村民森严壁垒，众志成城，一个个面带萧杀之气。他们要向“专员”夫人索赔：昨天后半夜，“专员”夫人走后不久，李八碗新建的傩神庙忽然一把冲天火起，顷刻之间化为废墟。 当时，除了守庙的瞎拐，还有几个在地上摸索着寻找未燃着的爆竹的伢子，其他的人都跟傩班到各家各户搜神去了。起火的那一刻，庙里出奇的静谧，静得有些让人背脊发毛。瞎拐以为是因为刚才太闹热造成的反差，正纳闷着，就见关帝前的神案底下忽然窜起一股火苗，紧接着轰然一声，整个庙殿就像汽油桶被点着一样烧起来。瞎拐甚至说，他模模糊糊中似乎看见关帝骑着赤兔马怒气冲冲地离去。 头人们聚在一起，很快就得出结论：犯煞的只能是“专员”夫人。是这女人冲了李八碗多年难逢的盛事。 据人们的回忆，李八碗开光的那个夜晚，小镇上极少的几个没有去凑闹热的人中有一个是憨包六子。事先有人邀他，他冷冷说：“我不去，一堆碎砖烂瓦，有什么看头。”说得人莫名其妙，事后才晓得，他对那场大火早有遥感和预测。 憨包六子至少是通了法眼的异人。 第二十三章 老杨 一 老杨是一个老病号，五脏六腑差不多就没有一处清爽的地方。最严重的是胃溃疡和哮喘。一到冬天，人整个就蜷缩在一只大棉花桶（他那身棉袄又大又厚，就像个圆桶）里，只露出一张蜡黄干枯的、满是老年斑的脸。离规定年限还差两年多，他就打了退休报告。县里的组织部门考虑到他在“土改”这一帮干部中资格是最老的，建议他退到二线，到县人大或政协安排工作。他坚决推辞了：既有职务就该做事；他一年有半年在住院，担了空名会影响工作的。县里也就同意。他办完退休手续之后，殷道严又上门来，请他去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当顾问：说来有几十年的交情，又是老庚，去养养病也是好的。老杨很厉害地喘着气，说：“老殷，你的好意我领了。我这个人，你也是晓得的。”殷道严睁圆了眼，说：“就是晓得，我才请你。你看镇上这班脚色，哪个不往李八碗伸手。你到现在，连饭也没有去吃一顿。你是看我不起！”老杨说：“随你怎么想。”就低下头只顾了喘。 退下来的老杨竟喜欢上了旧体诗，常常去找艾老请教旧体诗的格律章法。后来又有几个退了休的教师参加进来，几个老人商商量量，就办起一个诗社。没有事就凑在一堆咬文嚼字。老杨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古文底子还是有一点的，很快就摸着了门道。加上做了几十年干部，多少有些见识，不至于陷入冬烘先生式的迂腐。诗写出来，比其他几位“专家”倒常少了因律害意的束缚。艾老反复吟唱，常是赞不绝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艾老这话是由衷的，也得到诗社众人的认可。大家就向老杨建议，小丁现在在省城文坛算个人物，何不把诗寄给他，请他推荐到省上的报刊发表。老杨自然是不肯：这样鄙俗的四言八旬，自己拿来消遣也就罢了，拿到省上去现世？ 不过，这建议倒使老杨想起了小丁。 小丁到省上去了很多年。开始几年，他常有信来，后来就渐渐稀少。但过年总还记得寄张贺卡之类。老杨晓得，他还是敬重自己的。时常在报上看到他出省开会、出国访问的消息，老杨心里很熨帖，但又有些莫名其妙的忧虑：小丁在写了那个成名作之后，再没有看到什么有影响的作品出来。倘真是这么快就江郎才尽，实在有些可惜。想想，便连夜给小丁写了封信，说了许多为他高兴的鼓励的话，又很含蓄地暗示，他该常到乡镇走走；过了许多年，再回头看看先前熟悉的地方，感慨会深一些的。古人说的沧海桑田，大约就是这意思了。 小丁接到信的日子，正好同省城文化界的几个朋友议论，觉得在城里呆得有些腻了，想寻一处偏僻乡村找一点回归自然的感觉，叫作寻找“精神家园”。在城里做了这么多年日见破落的“精神贵族”，反倒觉得失了家园。传看了老杨的信，几个人雀跃起来，说：正好，去访一访大作家的故居。 二 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小镇现在真的被命名为“将军镇”了。虽然没有举行什么形式的命名庆典，但小镇人脸上都很有光。到镇外去，被问起是何方人氏，都高声大气的回答说是“将军镇人”。连李八碗人也是这样。似乎自己便是那镇上的将军，那镇子是因了自己的存在而改了名称的。推究起来，当然首先是那位已故将军给小镇留下的殊荣，恐怕也不能排除小丁的小说造成的影响。地因人名，人因文名，也是向来都有的事实。 几个同来的省城文化人都说，要按小丁的小说来追寻当年的小镇。 十几年之后业已名为将军镇的小镇，早已面目全非。镇上先前排列着古旧雕楼的老街早已拆了个精光，代之而起的是用劣质水泥和等外级瓷砖敷就的店铺门面。镇外的小河早已干涸，据说是因为李八碗办的企业抽多了地下水的缘故。那座被地委的冯部长题为飞虹卧波”的极粗蛮的水泥大桥也便因此显得虚张声势。没有河了，沿河两边却修了马路，让卖禽蛋鱼肉、蔬菜小吃、衣帽鞋袜、日用百货的各类摊贩拥塞得水泄不通。从河两边的马路往河道里倾注的各种污水把河道染出一缕缕散发出恶臭的青绿。窄窄的镇街仍像先前那样嘈杂，只是那嘈杂里有了许多现代化的声响。先前的猪圈，改装成了电子游戏机房。沿街隔几步就有一张台球桌。打台球的年轻人没有几个不是蓬头垢面，拖鞋趿袜。台球桌子下面有行子在拉屎，有狗在吃屎。几个省级文化人就叹息：中国人吸收外国文化的胃口真是了不得，再高雅的内容都能用最鄙俗的方式消化掉。 小丁在街口看到了剃头佬。他显得有几分消沉。他的两只耳朵已经完全聋了，这给他对新闻的接受造成了致命的障碍。他现在唯一能够喋喋不休地告诉别人的，只是关于那间剃头铺的新闻。那间剃头铺子已经由一个外省来的后生承包，改叫了美发厅，装修得花花绿绿，比先前黑漆麻答的样子是好看多了。只是不会剃头。剃头佬先前学徒，剃头的第一刀从哪里开刀，也是有讲究的，不能随便搬过脑袋就剃。而是根据不同人的身份，确定开刀的位置。规矩是“僧前，道后，宿半边”。俗人剃头，都是从“百会”左边剃起。给出家人剃头，第一刀必须开天门。倘给婴儿剃胎发，还要念“瑞起蔼门机，吾师诵福喜；婴孩今削发，宅舍现光华”之类的祝词。现如今哪有这些讲究。那个外省后生带了几个外地妹子来，那些妹子连推剪都不会用，只会用把长剪刀把发脚剪齐，再用牙刷大的毛刷给头发上油。这叫“美发”。“美容”的主要手脚就是按摩。按摩要上楼。“我们先前叫‘掐穴’，人家现在叫‘按摩’。天晓得他们在楼上摸什么。”剃头佬斜了眼睛鼻子，指指窗帘紧闭的“美容美发厅”二楼。他的目的是想让人嫌恶那地方，却反而惹起了好奇的蠢动，等于做了那个美容美发厅的义务宣传员。 老裁缝已经死了。说是给女儿气死的。女儿是独生女，没有考上高中，跟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同学到广东去打了几年工，赚了钱又学了时装剪裁的技术，回来就接了老子的手业。老裁缝原是为此高兴的，却没有想到女儿从城里搬了一大堆一身上下溜溜光的光屁股女人模特到镇上来，让她们站满了那间本来就很挤的门面，成了镇街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老裁缝当时就背了气，醒转来又浑身筛糠似的乱抖，却说不出话。就去推那些模特。推了几个，自己却没有了气力。就病倒了，再没有起来。但他女儿的时装店（先前叫裁缝铺）倒是兴旺起来。一年交的税，是镇上所有个体户里最多的。 小丁在黄帽子那里遭了冷遇。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柜台里面的黄帽子却冷冷地说：“我不记得什么小丁老丁，我这里只有生客熟客。你要买什么？不买，就不要在店门口碍事。”满脸是莫名的嫉恨。小丁只好走开，听见他在身后恶狠狠地“啐”了一口。 一行人在镇街上转了一圈，觉得索然无味。一直奉陪着的老杨说，静穆的地方倒是有一个，就是小丁写过的癞痢山，先前那位将军流放的地方。那里的树都长起来了，成了林，不过如今那里有镇上的公墓区。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兴趣。 大家说：那有什么，爱和死本是永恒的主题。正要去感受死亡意识。 癞痢山倒是差强人意。公墓区占了半片山坡。另半片临河的山坡便是有歌舞厅、桑那浴的将军山庄。几个省级文化人说：这倒有意思，生的活跃同死的沉默统一在一座山上，正是人生的两个极至。因为癞痢山其实只是一个大土坡，坡也平缓，从山脚铺了很宽银直的水泥台阶达到山顶。顶上是造型简陋却不失庄重的当地烈士的纪念碑。纪念碑俯视的四面山坡上，便是本镇仙逝者的归宿。因为是新开辟的公墓区，坟墓都是近十几年立起的，每一座都有修得极虔敬的墓碑，一方方都像极是讲究的门楼。水泥、青石、花岗石、大理石都可以一眼看出是不惜工本的上等材料，碑上的字都上了金或描了红。相比之下，倒是那水泥剥落，基石凹陷，字迹模糊的纪念碑显得寒伦冷寂了。这现象并不难理解。小丁自己所在的单位，办公室破烂得像个废弃的寒窑，宿舍却装演得一家比一家豪华。小丁去年到日本访问，见到日本国会灰溜溜的，倒是三菱重工一类私家公司的办公楼更适合称作宫殿。富了和尚穷了庙，看来是一个世界性的流行趋势。 不过，整个公墓区也并非座座坟墓都那样堂而皇之。在公墓区的山坡上，就有一座坟，没有墓碑，也没有草皮，只是光秃秃的一小堆土。从坡上流下的水把这一小堆土刷得稀稀拉拉，不仔细辨认，很难看出这是一座坟。是一个人小解时偶然发现的。这个人择了一个高些的土堆站上去，刚好就站在了那坟堆上，那泡尿也就刚好撒在了坟头上。 “这好像是堆坟。”痛快淋漓之余，他似有所觉。 “不错的。”老杨证实说，“就是小丁写过的那个镇长的坟。年年除了一个老寡妇来烧几张纸，没有人管的，等于野坟。” “你说什么？”已经走到前面去了的小丁回头问，“哪个镇长？” “就是在你写的小说里跟将军作对的那个。他死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来收尸，还是县民政局处理的。要不，还真是死无葬身之地。” 那回在镇上的小河桥头同哈巴癞痢镇长遭遇的情形，又蓦然浮现。那曾经让小丁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恶心，脸上由不得就发烧发烫，就像当众被人抽了一耳光。在省城听说哈巴癞痢死了，他还恨恨的，遗憾不能鞭尸。以后年月久了，关于小镇的记忆日渐淡薄，自然也就淡薄了哈巴癞痢和哈巴癞痢对他的侮辱。现在再次回忆往事，心境也平和多了。 镇长毕竟是小人物。同样是背时，将军背得堂堂正正，万众景仰。哈巴癞痢却到死都落个不明不白。 为建新村，他把寡妇一家关起来的当天夜里，他一个人摸到仓库来。自己进了仓库，又随手把门带上。 仓库里的情形很狼藉。寡妇的儿子，除了老大跟她一样被捆着，吃奶的那个白天已经被民兵抱走，其他几个儿子横竖乱躺在地上，满头满脸乌黑，都沉沉地睡着了。有一个忽然翻动了身子，嘴里咕哝了一声，似乎是喊饿。白天哈巴癞痢让人送来的饭菜仍七零八落地搁在地上，一口没有动过，早已冰冷了。显然是寡妇有过绝食的命令。寡妇的大儿子是醒的，看见哈巴癞痢进来，肩膀动了动，又无力地垂了下去，目光也很黯淡。哈巴癞痢进门的时候，坐在地上的寡妇大约是睁开过眼睛的，但现在她头歪着，仰靠在柱子上，眼睛紧紧地闭着。她明显在极力控制自己。从梁上悬下的那盏桅灯离她的头不远，灯光亮亮地照着她脸。那张脸枯黄而憔淬，像一张干缩的贴上去的纸。但她眼睛的上下眼皮在格外有力地紧张地颤动，里面有一股凝聚的极大的力量在向外奔涌，却不是眼泪。 哈巴癞痢垂了头。静静地看着，他好像感到了疲倦，感到自己要垮了，突然双膝一软，跪在寡妇面前。 “婶娘！”他轻轻地喊，“我对你不起。” 寡妇睁开眼睛狐疑地看着哈巴癞痢。 哈巴癞痢避开她的眼睛，看着地上，继续说：“我也是没有法子。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我不晓得瞎办不得么！现在上头叫办，你不办，是要法办的。法办了我一个人不要紧，你们到头还是躲不过这一劫的……” 寡妇往起欠了欠身子，嘴巴嚅了嚅，忽然把一大口带血的痰吐到哈巴癞痢的额头上。 带着浓血的腥臭的疾慢慢地流下来，流进眼窝，又顺着鼻梁流到嘴唇边上。哈巴癞痢任它流，不擦。 “有气你只管出吧，只不要作贱自己。死鬼给你留了一群伢崽，这就是宝，不要几年，他们一个个就会像扁担一样站起来了。” 寡妇重又闭上眼睛，不理睬他，但眼皮子却不再抖动了。“婶娘！”哈巴癞痢又喊，“我是为你好，拆了旧屋你可以住新屋，新屋让队里做，不要你出钱。几个伢崽就算我的兄弟，我月月给你们送口粮。我活着在，你们就死不了。” 寡妇第二天就带着大儿子上工了。大家都觉得蹊跷。寡妇原是三番五次的真的寻过死的，现在却安静下来了，日子不咸不淡，但很硬扎地拖着。寡妇本来话就不多，哈巴癞痢那天夜里又交待过，他许的愿，她不要在外头说。自古救急不救穷，他就是一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的。 哈巴癞痢的话都作了数。新村建好之后，在生产队的新仓库边搭了两间技厦，安置了寡妇一家。哈巴癞痢如期给寡妇一家送了几年米，回回都是夜里他自己背去，一直背到寡妇那个吃奶的儿子都上队放了牛。镇农业大队吃的是定销粮，镇长吃的米，都让粮站用自己的名字记在账上，到他下台的时候，粮站举报了这笔贪污粮。寡妇那时候正有一个儿子要去当兵，怕政审不合格，不敢出头给哈巴癞痢说话，便让大儿子凑了钱，夜里送到哈巴癞痢的家里去，让他去归还粮款。哈巴癞痢不收，说，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了了这回事，我不还是个罪人？一直到哈巴癞痢死了，寡妇熬不过良心，到坟上烧纸钱，才把这些哭诉出来。只是这时候说什么也都晚了。 省革委主任那天晚上突然离去给小镇留下的谜，也是在哈巴癞痢下台后解开的。 先是镇邮电所的所长揭发哈巴癞痢，曾经让他给镇广播站播音员——那个上海女知青出一张假电报，让她回上海。当时的小镇邮电所还没有直接的电报业务能力。外地来的电报先打到城里的邮电局，再由那里挂长途到镇上，镇邮电所记录后再送交受报者。但那天城里并没有电报来。播音员上海家里的那个电报，电文是哈巴癞痢在电话里口授的。他当时想问，哈巴癞痢说，你莫管，照记就是，记了，亲自送到播音员手上，不准再对别人说这回事。你要误了事，我法办你。邮电所长说，那时候，这个臭癞痢在镇上一手遮天，我给他吓住了，今天终于可以伸张正义了。 专案组把这件事单独立了一个案，口授电报的事，哈巴癞痢供认不讳。他并且补充说，播音员祖母生病也是事实，只不过老人家早已瘫痪在床。另外，那辆货车，也是他临时安排的。后来，那个播音员从上海回来，同样是他写信通知的。回来的当天，他就给了她一张上大学的推荐表。推荐表上所要求的全部手续都是在他的监督下闪电式地办完的。正好是上海的一所艺术院校，播音员没有几天就永远的从镇上消失了。 专案组派人去了上海找那个镇广播站前播音员出旁证，证实了上述的种种。正上大学的前播音员只是一直没有搞明白，那天晚上镇长为什么突然来找她，告诉她家里会有电报来，让她接到电报马上动身，到镇街口的那棵樟树下面去，那里会有一辆货车等她。“千万不要犹豫，”镇长说，“你什么也不要问，走你的就是，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原因。回了上海先住着，什么时候回来，我会给你去信。你要不听我的，出了事那就莫要怨我。”镇长当时的样子又神秘又紧张。播音员虽然有些糊涂，但让她回上海总是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后来镇长又来信，让她回小镇办理上大学的手续。她就赶紧去了，又快快地回了上海。就是这样。至于镇长那天为什么匆忙让她去，她后来一直也没有问，也没有多想，因为没有必要。她觉得这个乡下人样子难看死了，心肠倒蛮好的。问到她晓不晓得镇长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她笑一笑，说：“谁晓得！”脸上分明现出上海人常有的优越，意思很明白的：我这样一个上海女子，能不让男人喜欢么！而且是那样一个外省乡下人！给人的感觉是哈巴癞痢打了她的主意，癞蛤想吃天鹅肉。 这样倒使哈巴癞痢得了一个解脱。专案组原是想从中问出哈巴癞痢同播音员的私情的。看这种情形，委实也不像。回来再向哈巴癞痢作最后核实，问他为什么对播音员那么关照，他说，你们想是为什么呢？你们怎样想怎样写就是了。结论横直是你们做的。 哈巴癞痢后来一挂给挂了有六七年。这期间，不管是镇上的还是外面赶到镇上来的受了冤枉的大干部、小干部都落实了政策；以这冤枉和平反作素材写了电影、电视和小说的许多文人出了名，大家便都对号入座把那个该死的“镇长”安到哈巴癞痢头上，因为只有他在背时。他有怨气也是自然的。但他却并不是一个记恨别人的人。那回在桥头跟春风得意的小丁偶然相撞，他那些话，其实并非特地找他麻烦，心里未必有什么恶意的。 这可以从他后来说的话里得到证明。 那之后不久，他就死了。他随拖拉机进城去送菜，中间有段山路。是个下雨天，山路打滑，拖拉机翻到山坡下，把几个坐在拖斗菜堆上的人一起扣在里边。他和生产队的一个副队长把拖斗前边有抓手栏杆的地方让给了几个女社员，两个人坐在旁边的车帮子上。车子一翻，车帮子就横着压在他们身上，那个副队长当时就死了。他送到镇医院还活了几天，死之前他不知为什么特意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那个镇广播站的播音员上海女知青，如今她是电视、电影上能让一般观众觉得脸熟的演员了；另一个就是小丁，如今是杂志报纸上常常出现名字的作家了。一个他拼了命救过；一个他做过垫脚石。好歹这镇上也出了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好像这些都成了他的什么荣耀。这使大家很是为人性的弱点感慨。人终是不甘心寂寞的，像他这样一个人，早已一文不值了，却到死还要把自己同一些名人攀扯上。这些名人其实同他八竿子也搭不到边的。 那位女明星曾经到镇上来过一回。他们要拍一部电视剧，里边也有一个像法国的的敲钟人那样的角色，内心美好，外表奇丑。他们在上海当地找了好久都没有物色到理想的人。最后女明星忽然想起了她插队地方的镇长，当时他还没有死。一伙人风风火火跑到镇上，一打听，“镇长”在下边监督劳动，懊丧不已，后悔当初没有先打个电话来问问情况，弄得白跑这么一趟。这地方又没有什么可白相的。 小丁则来得比这位明星还要晚些。这使他心里起了一种怀了悲悯的歉意。他忽然记起了李芙蓉，镇上当年的另一个风云人物。 老杨说：“她在。” 李芙蓉是被人从镇上的酱菜厂喊回来的，见到被镇上干部前呼后拥已经有些发福的小丁，一时竟手足无措。像很多年前最早的一次，忽然被人从田里喊回来面对一伙面生的干部记者，半天才哽哽咽咽地说出来：“感谢上级，感谢省里，还记得我。”在她看来，小丁跟记者是一回事，都是“笔杆子”，是宣传人的人，也就是代表了上级意图的人。 李芙蓉前些年随男人回到李八碗。刚回来的时候，是谢真当镇长。她到李八碗来看过李芙蓉几回。 谢真离任之后，再没有镇上干部登李芙蓉的门。很多年过去，不要说县里、省里，就是小镇上，也很少有人记得起李芙蓉。镇上的干部换了一拨一拨，偶有人说起镇上的往事，提到李芙蓉，感觉就跟说三国人物差不多。李芙蓉像片新鲜过、发过亮的树叶落回到地上，很快就没有了声息，消失了。 但李芙蓉自己却始终闲不住。两个女儿早已参加工作，早已出嫁，都在城里住。男人倒是少了先前的火气，成天跟几个灰头土脸的老倌子搭伴，埋在劣质的烟、酒和破烂污黑的纸牌里。好在赌注不大，穷开心而已，不致闹得家破人亡。李芙蓉依旧是精力很旺，一天睡不到几小时便觉得非要起来动手动脚，忙里忙外。但只有两个人的事，不够她忙的。三餐饭、一窝鸡弄弄就熨帖了，就要无聊下来。乡下的屋里土坯墙，却高大空旷，一个人坐在里面心里会发慌，就常怀念上班、开会、听人汇报和找人谈话的日子。那日子并不遥远，就像是昨天的事。过了这么多年，她还总是隐隐觉得那日子明天还要从头开始的。这指望自然渺茫。年复一年，除了两个女儿带外孙、外孙女隔好久回李八碗一趟，再没有什么人需要她。就检讨自己，觉得是自己没有做出对别人有用的事。她的人事编制在县里，因此镇上离退休老干部的活动她不便参加。镇上离退休的老干部也没有什么活动，就是同自己男人一样，抹纸牌、下棋或蹲墙根晒太阳。她留心算了一下，发现李八碗还有几个跟她一样处境的人，便去串联组织起一个“老有所为服务组”，帮助镇上的酱菜厂切萝卜、洗腌菜坛子，做将军萝卜干。酱菜厂提供两顿饭，算是报酬。因为青壮劳力都到广东打工去了，这个效益本来就低的酱菜厂濒临倒闭，脏事、苦事、麻烦事找不到人做。李芙蓉说服的几个，都是跟她一样有闲空，却没有别的兴趣的人。李芙蓉当了这个服务组的组长，自然就忙起来，整天一身老酱菜的酸臭气味。男人倒不觉得（他自己一身烟酒和污垢气味更难闻），两个女儿陪了女婿，携了儿女来探亲，很看不上眼，觉得现世。又不少吃，又不少穿，这样劳碌，不是故意让做儿女的难堪么？李芙蓉听了，眼睛红红的，低下头。他们一走，她又一切还原。 人的最大喜剧或者说悲剧往往是不能对自己给予准确的角色定位。 李芙蓉当模范、当镇长、当县委书记以至省委委员的时候，从来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亲属办过私事。连她男人转成国家干部，也是县人事部门先提出来的。因此，李芙蓉落魄之后，亲属中间没有几个人为她惋惜。有的甚至发恨说：你也有今日！仿佛自己到了扬眉吐气的出头之日。这样的眼色看多了，李芙蓉自己也很内疚，觉得真是对不住人。最苦的是再没有了补偿的机会。远亲不说了，李芙蓉自己唯一的一个亲老弟，脚上生了痛，长年烂在床上。李芙蓉得势的时候，他想让她带两个外甥进县里工厂，她高低就是不肯。李芙蓉回李八碗之后，几个外甥都老实巴交在家里种菜，连镇办企业也没有进一个。两个大的都有了家室。最小的一个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想当兵，却没有说情的。这年冬天，老弟熬病熬到了头，死前对李芙蓉说：“我不怪你，我们李家究竟八字不硬。”李芙蓉哭着，只没有声气。 到这一年秋季征兵工作开始的日子，她起了个大早，赶到县城去，要为外甥活动一个当兵的指标。毕竟有过影响，毕竟做过县里的领导，毕竟并没有过去很多年，她相信自己不会一点没有面子。 县城已经大为改观。先前的老城在河西。现在河东辟出了大片的开发区，实际是个场面铺得极大的基建工地，到处挖得坑坑洼洼，堆得高高低低。因为是拆资或贷款搞的开发，许多工程资金不能按期到位（有的永远也到不了位），刚建一点就停下来，死气沉沉的一片狼藉。县委、县政府的新楼倒是早早立起来了，在那一大片狼藉中显得很惹眼。李芙蓉下了长途汽车，一抬头就看见了兀立在风尘中的那两幢楼。 新楼的工地还没有清场。看场的是先前县委的门房，也早退了休，让人雇了来看场。他居然认出了李芙蓉，很感慨了一番之后做贼似的悄悄告诉她，县委一帮领导今天都躲到老县委的空屋里去开会了，研究的就是征兵指标的分配。要找他们赶快些，已经快中午了，要散会了。 县委大院大部分已经搬空，只单身宿舍楼的阳台上还晾着些零散的衣服。院子里空空荡荡的，乱草很快就旺盛了，鸟雀在里面蹦跳。李芙蓉走到门廊跟前正踌躇着，从已经破损的玻璃门里拥出一群人来，嘻嘻哈哈地喧哗着，很开心。抢眼看去像一群军人一样难以分辨，个个身上都统一过号令似的穿着西装，张张面孔都显得年轻，圆润，生气勃勃。他们一路谈笑风生，走过李芙蓉身边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对她在意。县委搬迁的这些日子，每天都少不了有捡破烂的老太婆来。看看人将走尽，李芙蓉急了，失声喊：“我是李芙蓉。”那些人起先没有注意，她又喊：“我找你们有事，我是李芙蓉！” 那些人中有一个大约是熟悉一些本地掌故的，回过头，看了看她，问：“你是李芙蓉？” “我是，我是李芙蓉。”李芙蓉赶紧回答。 “她是李芙蓉。”那个人终于确认后回头招呼前面的一人，“先前当过我们县委书记。” 那群人一齐驻了足，回头上下打量起李芙蓉来，眼神都怪怪的，像是看一具突然出土的古诵。看过了，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便又都散去，各自去钻各自的汽车。 清一色的小轿车，看不到一辆李芙蓉当年同几个县委领导共用的吉普车。为头的两辆闪闪发光，屁股上标着洋码字，其他的也都有个半新旧。车队“咝咝”响着（不像吉普车那样吓人地乱轰），很安静有序地迤逦驶出县委大院。 李芙蓉一个人留在县委老办公楼的门廊，浑身发瘫直想躺下去。那门廊高大宽阔，两根很粗的水泥柱子撑着一个三角形的拱顶。柱子上先前分别写着“四个伟大”；拱顶三角形的块面上，先前画着蓝色的海浪，托着一轮红日和四射的金光，现在都只剩了些依稀的痕迹。 长途汽车站在河东。李芙蓉不知怎样的捱到朝阳桥上，实在移不动脚了，便伏在桥栏上歇。刚才因为慌慌张张地找人，过桥时没有留心，现在可以好好看一下这多年不见的桥了。这桥曾经紧紧地跟她的名字连在一起。 秋深了。河水很枯瘦。春天的洪水把河面拓得很宽，桥的跨度因此就大，桥也就高。站在桥的中间向河面看下去，几只木船就像随水漂流的落叶，远远的，悬悬的，让人的脑壳一阵一阵发紧，眼睛一阵一阵发黑。李芙蓉想起很多年前向省革委主任请求建这座桥的情形，又想起当时许多人提议叫“芙蓉桥”、“怀恩桥”，她不同意。其实真的那样叫了，如今这些快快活活坐了小轿车过去过来的人又有哪个会记得什么。后来倒是有一种说法传得广泛：当初省革委主任所以给了李芙蓉一座桥，是因为李芙蓉给省革委主任做了一夜马。省革委主任向来胃口好，不分老少美丑。李芙蓉又有前科。事情说得有眉有眼不由人不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芙蓉想起一辈一辈人传了无数年的老话。 “是李镇长么？” 身后一个人突然惊动了她，把她吓醒。 李芙蓉眨了好久的眼睛，想不起对方是哪个。那个人却是牢牢记得她的。很多年前造屋，为了屋檐水的事打官司，这个人因为成分高，按李芙蓉的判决，他造的屋就只能比另一家矮一头，接受那一家的屋檐水。 李芙蓉心下“格登”一响，早年的事一旦提起话头，她桩桩又都记得格外清楚。 “我对你不住……”李芙蓉讷讷说。 “我不怪你。那年头，也是没有法子的事。”那个人宽解地说。他后来把镇上那幢屋檐比邻家矮一头的屋卖了，到县城来做小生意，赚了钱，在县城造了新屋开店铺，把一家人都搬来了。他现在老了，是儿子在管店铺。他请李芙蓉到家里去。李芙蓉说，不了不了。他迟疑着不走。他觉得李芙蓉脸色很难看，担心李芙蓉会出什么事。 李芙蓉很艰难地笑一笑说：“没有什么事的，什么事也没有，你放心。” 李芙蓉也确实在想，我为什么要寻短呢。还有许多人记得我。我还可以做许多事情的。 “你们说，是这样么？”李芙蓉间小丁他们。 小丁深沉地看着她，不知怎样回答。当年的李芙蓉是怎样的风采，虽精瘦，但火爆。如今走路说话，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干枯。手像拆断了多年的枯树枝，头发像稀疏的枯草，眼睛像桔井，再大的冲动也激发不出一星泪光。 小丁觉得自己不忍卒看，很动情地说：“你老多保重，我以后再来看你。”就礼貌地抽出被李芙蓉忘情地紧握住的手。李芙蓉把他的手抓得很重、很紧，仿佛那是突然出现的一线希望。 小丁走出很远，又回头。李芙蓉仍旧失神地站在那里。她的两只手仍旧保留着刚才握他时的姿势，只是两个合抱的掌心里已经空无一物。她身后是一只用锈铁丝扎了脚的竹凉床。再后面是她的老屋。那老屋仿佛是她的形象的放大：门窗都干裂了，土坯墙被风化的地方已经剥落；受潮的地方满是青苔；一只墙角被牛、猪、狗蹭得塌了角，倾斜了，靠一堆松松垮垮的柴草挤着。屋顶上盖的茅草已经腐烂而灰白了，有的地方偶尔伸出一两茎高挑脆弱的嫩草，都早早夭折了。惨淡的夕阳不明不白地映照着那一切，看上去像一张积压多年已经模糊昏黄的照片。只有那张残破的凉床上，李芙蓉敬给小丁的一碗茶，还在冒着一缕青气。 小丁转了身，再也不敢回头。 三 小丁这回到镇上来，想见而没有见到的一个让人注目的人是殷道严。 殷道严不久前由省里的农业部门组织出国考察去了。来了电话说是已经结束考察回到北京，再有几天就回来了。 这次出国考察，经费都是由参加人员所在的单位负担。一个泥脚杆子出国，而且还是“考察”，这在李八碗是旷古未有的。经费上可以自主，又是这样一件史无前例的荣誉，上上下下也就格外振奋。县、镇、村三级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欢送队伍。去的头天，摆了几十桌庆贺酒席、第二天一早出发，李八碗和将军镇十几里路上，爆竹震耳，鼓乐喧天。先行到达省城的人，事先用红包给机场的管制人员打好了招呼，车队一直开进停机坪。然后，人下来，在飞机舷梯下面站成一个夹道，殷道严昂首挺胸穿过夹道跟欢迎的人一一握手。一边，由郑风指挥的农民铜管乐队在太阳底下吹得满头满脸油汗横流。到了登机口那儿，殷道严又回过身来，向下面的人挥手。 所有这整个程序，是由老董设计并且导演彩排过的。但殷道严到底上了年纪，怎么也学不精到，他挥手挥得很难看，像是赶鸭轰鸡的架式。 他们是在其他乘客已经登机后才进行这仪式的。先上飞机的乘客又好笑又好气，就提意见，说这又不是乡下人的专机。空姐也就不得不收敛起职业性的笑容和温柔，严肃地“请”殷道严尽快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头一次出国的殷道严临行前的夜晚一直没有睡好，心里总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早上起来怔怔地在院子里站了好久。 院子很大。整个院子的格局包括全部建筑，都仍是出自他的设计：一前一后两幢三层楼，仍是五大三粗，雄浑古朴像座城堡。两幢楼之间用露天楼梯连接。同样的为求牢靠，建得像火车站的天桥。天桥上面原来只用石棉瓦盖了天棚，因为挡不住斜风雨，还是做了墙，结果使天桥成了工厂的运料管道。楼房之外，还有很大的空地。很多人出主意，劝他，像外国人一样敷成草坪，可以采购那种进口的丝茸草，或者照中国传统园林的风格，种上竹子，堆个假山等等。 对前一种意见，殷道严马上就断然否定，说： “操。” 这“操”是有来由的。一年前，殷道严参观过北方那个“中国第一村”。那里村头们的房子就是一律的外国式建筑，院子里就一律铺的是这种“鸡巴毛草”。殷道严当时就私下前咕，很不以为然。参观完了小结的时候，殷道严不肯发言，问了半天，他说：千个师傅千个法，做得好我都佩服，不过不见得就要事事依样画葫芦。我们早先就是吃了一刀切”的亏。回来他对李八碗的人讲这次参观的观感时说：那样搞跟外国资产阶级有什么两样？不保持中国劳动人民本色，迟早要死卵（完蛋）的。 他从不知什么地方翻出了早已废弃的犁，到别的乡去借了一头牛来，把自己院子的空地耕了个底朝天，种上了好几个品种的瓜果菜蔬。儿子们群起反对：菜地一上粪，太阳一晒，屎臭尿骚。 “怕臭你们莫来，我又不请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屎尿里爬大的。到如今，城不城，乡不乡，土不土，洋不洋，不像个鸟样。” 殷道严骂。依旧很利落优美地挥舞着粪瓢子。 好在院子外面，一边是马路，一边是将军山庄的树林，没有外人来干预。院子的围墙又高又厚。在北京开会时，殷道严特地留意了紫金城的围墙，心里默下了尺寸。 殷道严喜欢这个院子。这之前，他盖了好几回屋，按顺序，分别留给了儿子。到这一回，他才是真正给自己造了养老的。 他是真老了。一盆火烧得再旺，也总有熄的时候。他的日子也快到头了。年轻时候他喜欢寻相好。那时候虽说是大队的天王老子，也多少要动些心思，打点些小恩小惠。如今将军山庄做桑拿按摩的细妹子水葱一样，个个都等于是他园里的菜，他想掐就掐。他却力不从心。弄得那些没有顾忌的细妹子在背后笑他是“送信的”，才到门口就完事了。他有些伤感。上了车往省城的机场去的路上，他把手机贴在腮帮子上，不停地跟家里人打电话，问老太婆喂猪了没有，喂鸡了没有；问几个孙子过早了没有，拉屎了没有，拉了，是干是稀，是多是少，是长是短……”问得一边开车的司机哈哈笑起来，差一点撞人。 殷道严结束考察回到北京给家里人打头一个电话，一开口就大叫大喊：“这回是受足洋罪了。” 使他受罪的其实是他自己脚上的鞋子。他是打赤脚长大的，经年累月光着一双脚板子，地上晒得滚烫也好，结着冰雪也好，都一样。最早是因为穷，后来就成了习惯。一双脚板又黑又硬，竟比牛皮鞋扎实。再后来当了干部，当了劳模，常要出入一些庄严场合，不好老是光着脚板子，但又受不了鞋子的拘束，就穿了踏板子：把两片木板子，削成脚板的形状，靠头前钉了半环胶皮，就使他文明了许多。但还是有些地方连踏板子也禁止人内，他还是难免尴尬。公社化的时候，他成了全地区的劳模。开发奖会那天，工作人员因为他趿着踏板子，死活不让他进会场。后来台上等得急了，派人下来找，把工作人员克了一通。地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至少在全区范围内，殷道严可以穿着踏板子进出任何他需要进出的场合。这给予了他穿踏板子的特权。 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进步，木头的踏板子也终于不能为社会见容，只好不得不去买了一双塑料泡沫拖鞋，总算是有了一点现代气息。至此，也是他保守赤脚传统的最后一道防线。任谁也无法突破了。 这便成了他的一个显著特色。 电视台老董的儿子拍他的专题片，先是一个自然景物的长镜头，然后是他的“奔驰”车迎面驶来，刹住，然后是一个大特写：闪闪发亮的车门从里面推开（殷道严坐车喜欢坐前面，跟司机并排，并且他从不让司机给他开门），渐开的车门底下伸出一只脚，裤腿挽到小腿以上，又黑又粗，脚板上趿着一双已经老化变形的塑料拖鞋。然后就是他穿着这双拖鞋进行的各种活动：察看农田和村办企业，接待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来访者，召开干部会，慰问敬老院……他的趿拖鞋的赤脚不时在这些镜头中间显现出来。片子结尾的画面是一条宽阔的大路，大路的尽头是一轮巨大的红日，殷道严裤腿挽得高高的，赤脚趿着拖鞋，向画面深处的红日走去，又一个逆光特写：那双在宽阔的大路上坚实地拍打着的拖鞋渐渐融入灿烂夺目的阳光。 这专题片后来在全国的评比中得了奖。 殷道严的赤脚趿拖鞋终至成为一种风范，一种象征，许多记者、作家以此大作文章，大歌大颂“踏板子精神”，又使这许多的记者和作家也大大地出了名。 可惜的是这踏板子却走不出国门。这回考察团去的是英国，参加的人大部分来自乡村基层，又是头一次出国。事先特别宣布了外事纪律，对衣着也有具体明确的规定，说是服饰有民族风格是可以的，但拖鞋跋袜、光脚板子绝对不行。说话的是个带金丝眼镜的小白脸，一身上下好像刚刚从熨斗底下熨出来的。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特别地看着殷道严。又特别加重语气说：英国是个特讲究绅士风度的国家（说“绅士风度”的时候他先说的是洋文，然后又自己给自己翻译），我们是代表国家出去的，要讲国格，也就是国家的面子。 殷道严原来一直正襟危坐在沙发上，一双趿着拖鞋的脚也很规矩老实地并排摆平在地毯上，一动不动。换个场合，他早就把赤脚从拖鞋里抽出活动脚丫子了。小白脸说不能光脚的时候，他本来很窘，恨不得地毯上有个洞让他把脚埋进去（沙发是靠墙围成一圈的，中间没有别的摆设，他那双穿拖鞋的赤脚早已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小白脸说到“绅士风度”，说到“国格”的时候，他不由恼恨起来。小白脸明明是在说他那双穿拖鞋的赤脚会丢中国人的脸。“倒他娘的，大不了不去就是！什么鸡巴东西（这‘东西’不知是指小白脸还是指英国），资产阶级穷讲究。农民就是打赤脚的。毛泽东也是作田出身，从来没有去过那个鸡巴国，不照样当了几十年主席？”这些话殷道严当然都是在心里说的，没有说出声来，只是脸色很可怕地由涨红转青灰，牙巴骨一跳一跳。他真想站起来一跺脚回老家了事。但到底还是忍住了。心字头上一把刀，有些事是非忍不可的。跑回去，怎么交待？ 踏板子又一次受到挑战。这一回再没有哪个能给他特权，殷道严头一回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世道变迁的悲哀。 他后来由一个工作人员陪同，到附近的商店去买了一双皮鞋。那工作人员还有几分通人情，理解他保持了一辈子劳动人员本色，穿皮鞋会很不习惯，便特地帮他挑了一双软底的。 就是这双软底皮鞋在外国也把他害得死去活来。每天回宾馆头一件事就是解放那双脚。每天出门，便愁眉苦脸，心惊肉跳，似乎是上酷刑室。实在忍不住了，便一到觉得没有人注意时，就赶紧用两只脚尖相帮着，把皮鞋后跟上的帮子坐下去，趿拖鞋似的趿着，使脚板子略略得到一点放松。他就这样悄悄地、做贼似的趿着这双软底皮鞋，去瞻仰过金碧辉煌的白金汉宫，在典雅的泰晤士广场和泰晤士河边迟迟疑疑地漫步。考察团并没有几个真心考察的人，都是来开洋晕，看西洋景的。他则连这样的兴致也没有，心思大多放在那双脚上。脚被束缚着，他想要解除这束缚就像打算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跟一个惴惴不安的预谋越狱的犯人差不多。因为老是提防着别人发现他趿着鞋跟，他的神气就总有几分鬼鬼祟祟，像个非法入境者似的。到了英国，他感到一种压迫。那压迫使他说不出“什么鸡巴东西”那样的话，也使他开始怀疑踏板子，光脚杆子是不是就真的那么体面光荣。他见到的英国农民（如果也可以叫“农民”的话）一个个上下笔挺，就是小白脸说的那种“绅士”吧。在他们面前，他老是浑身不自在，总觉得身上的衣服不干净，有股不好的气味。总觉得自己有些像个叫化子，一点架子也搭不起来。 终于在回国的中国民航班机上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之后，他长长的吁了口气，好像获了大赦。行李还没有放好，他先不先就甩脱了两只皮鞋，把一双赤脚板子在地毯上来来回回地磨蹭。一个很细心的空姐马上发现了，殷勤地告诉他，机座上是备有拖鞋的。他一面答应“好的，好的”，却不用。回到国内的宾馆，他把鞋袜狠狠地撂进卫生间，狠狠地打了赤脚在地上走来走去，报了仇似的。 “等回了李八碗，老子要天天打赤脚。农人就是农人，走遍天下也还要回来作我的田。作我的田，走我的路，打我的赤脚，天王老子也管不着。”他狠狠地说。 他说这些话，以“农人”自居，心里当然是晓得自己并不是“农人”，并不须作田的。考察期间，他还买了许多外国糕点，装满了两个大蛇皮袋子，前胸一个，背后一个地驮着，打算回来办不成药厂，就办糕点食品厂。他一点没有想到，他回去作农人的那些话，有可能成为事实。 那次李八碗人拦路“索赔”，“专员”夫人在县、镇干部的保护下好不容易从人群中脱身，很没有趣味地当时就打道回府。回到省城，她履行向李八碗人作的承诺，先是去几个相关的宗教事务和文化、旅游部门跑动，为李八碗争取到一笔修复傩神庙的政府拨款。至于办华夏制药厂的事，则永远地搁置起来了。也就意味着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从此寿终正寝。先前还抱了希望观望着的贷款单位慌了，纷纷向李八碗猛扑而来。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宣告破产，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被没收抵债。并且陆续作价拍卖。 已经退出总公司的殷元中出面，组织李八碗人集资入股，以待价位压到最低的时候，买下江南制药厂的厂房和设备。然后将此作为股份，同一家泰国公司合资，办一家大型饲料厂。那家泰国公司是一家经营畜禽产品的跨国集团公司，老板是华裔，在中国的许多省份合资建了一些现代化饲料基地，也早打了李八碗所在的这个农业省份的主意。 给李八碗牵线的，竟是殷元中多年前在庐山上偶然邂逅的那个海外女人。李八碗刚办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时候，就听老董说打算恢复同年轻时那个苏联女专家的联系，好把李八碗的生意做到俄国去，殷元中受了启发，也就私下里动了脑筋，翻出那个香港女人千叮咛万嘱咐留给他的地址。去了几封信，竟联系上了。那女人已经有过不知多少新伴，不过她还记得殷元中的力气和情分，说，只要有事，用得着她的地方，她一定尽力帮忙，比如殷元中离开大陆到海外谋事之类。先前叫得最响的老董反而没有戏。殷元中没有动过去海外的念头，他留了这张牌到要用的时候再打。大家叫他“骚牯”，但他并不只是“骚”。 那家公司同李八碗的合资，便是那个香港女人动员自己的挂名男人促成的。 殷道严出国之前，形势已经有些不妙了。县里和镇上碍于面子，尽力劝说了那些要来封账的单位，让殷道严最后尽兴快活了一回。殷道严从国外回到北京，给家里打头一个电话，茂生就哭诉了李八碗这场天翻地覆的劫难。 李八碗将要江山易主，殷道严恨了半天，还是给殷元中挂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咬牙切齿： “侄子，你敢搞垮李八碗的集体经济，我就敢要你的命！” 殷元中轻轻地笑说：“叔，你在李八碗当皇上的日子怕是到头了。” 四 几个省级文化人当天就吵吵着要回去，这一趟将军镇之行让他们觉得很失望。这很可以理解。他们不像小丁，跟这地方有许多牵藤襻叶的瓜葛。小丁原也没有准备长住，但也没有打算当天就走。许多故旧之人他都还没有见到。有的是人家不在当地，比如殷元中，他到广州跟那家公司的代表签协议去了。李八碗许多人都在焦心地等他回来。都说脸瘦身壮的男人是有福之人，刀削脸的壮汉殷元中如今是李八碗人最大的指望了；还有老董，搬回了市里，陪老婆儿子，李八碗没有他什么事了；有的是小丁的时间不够了，没法去拜访，比如郑风，还有洪一鸣。 艾老倒是随老杨一起，从早上开始一直陪着小丁一行。老杨哮喘得厉害，多数时候都是艾老在讲解。他自然也是最适合讲解的人。省里一干人要走，他们自不好挽留。只把小丁扯住，走在一群人后面。老杨一边喘着、咳着，一边说：“小丁，你该再来，住些日子。不是为我。说不定下次来，你就看不见我了。日子总是在变，永不会只有一团漆黑，也永不会只有一片光明。不是人指望什么，什么就一定成了事实。但指望总有的，永不必绝望。总要有人做些事，让日子总是变好……”艾老不断眨着细小的眼睛，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我们是做不成什么事了，就靠你们后生。自古为文，凡成大器的总有些底气，不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小丁看着两个实心诚意的老人，很感动，说：“是的。”再说不出什么。 临离镇之前，小丁还是特地拐到傩神庙那里，去看了一下瞎拐。 瞎拐住在一间简易工棚里，给正在再次修复的傩神庙看场。他把小丁上上下下摸了个够，快活得不晓得怎样才好，忽然说：“我还是给你唱歌子吧。” 从来不唱《拆白歌》， 风吹石磙飞过河， 大树梢上鱼打子， 急水滩头鸟作窠， 黄牛下了水牛婆， …… 瞎拐一面唱，一面笑起来，一脸的折皱霎时都变得极为柔和、生动，里面熠熠地放出光来。 小丁想起瞎拐走路的时候怎样在地上划着有力的逗号和句号。他的人生历程，就是这种逗号和句号的交替——多少次看来结束了，却又从头开始了。 这又何尝不是将军镇，乃至这个世界的历程呢。 后记 几乎是在进入小镇生活的第一天，我便朦胧生出这个念头：要用文字来将小镇作一个刻画。当时我是怀了很渺茫的希望，从插队多年的乡间到小镇来求职，盲目地在小镇虬曲狭窄的街巷中寻找能帮助我的人，却首先被小镇本身迷惑了。这之前，我在省城长大，读了不足十年书，便去了长江中游一个水天浩淼的沙洲。在我的生活里，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小镇的经验。一切对我都那么陌生而新鲜：它的带了雕花的骑楼的歪斜破落的房屋；它的凹凸不平的每一石块都是极其光滑的麻石路；它的因为逼仄而造成的焦躁和嘈杂，因为幽深而带来的潮湿和静谧；以及在所有这一片老旧而又明亮、古雅而又粗俗的光和影中浮动着的人们的脸上那种或木讷、或敦厚、或朴拙、或精明、或生动、或狡黠，却又一律显得多少有些古怪扭曲的表情，一下子就侵入我的心灵，使我强烈感觉出它的特异。这特异使人相信：从它的每一条墙根结满苍苔、光线明灭闪烁的巷陌，都能找到人们现代生存底蕴的来处；它的每一扇被年深月久的风吹日晒弄得灰白斑驳的门窗，都掩蔽着一个冰凉沁人，散着霉烂气息的神秘堂奥。你走进那些巷陌，便是走进历史的某一线索；你推动那些门扇，便是掀翻史书的某一册页。 此后，我在这小镇生活了将近十年。这之前，又有许多沧桑在我的亲历中演变。那时候，我常常不自觉地怀了一种书记员的眼光和心情，无言地留意于种种的街谈巷议和风流云散，生离死别和喜怒哀乐，大义凛然和慷慨悲歌，庸庸碌碌和营营苟苟……再后来有一天，我竟握了笔，开始了这个初始朦胧而后渐次明确但终归会证明我也许功力不逮的工程。这便是为小镇写一部风俗史。 工作是从一石一木的艰难雕琢开始的。写了一件一件的事，但注重的是一个一个的人。即，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这样做，一方面较为合于我的叙事习惯；另一方面随着小镇烟火的延续，保留了为其历史补编的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使我有勇气将书写出的最大的原因，是为小镇和小镇人的命运或歌或哭、或喜或忧的固执的冲动。因了这冲动，这部所谓的风俗史也便不再葆有原始的意义。而这小镇，也就不可能只是我曾一度生活过的那个实在的小镇了。 这原是没有法子的事。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初稿 一九九八年二月六日定稿于江西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