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伞》 一 已是午夜时分，值班诊室的电话响了。我扔下手里翻看着的古典神怪小说，拿起了电话听筒：“您好！我是医务室，有话请讲。” 对方没有回声。最初，我以为是电话出了故障，但我很快又否定了这一想法。我们这里是国际标定的四星级饭店，电信联络四通八达，通往世界的天涯海角，从没出过电话事故。仔细听听，分明听到了对方轻微的鼻息声，这证明畅通无阻，对方显然有意不作回答。 “喂，喂，我是医务室……” “咔嗒”一声，对方把电话挂断了。 我很恼火。但不敢发作。直接管理我们后勤部门的总务经理曾不断告诫我们：旅客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任何后勤部门，都要像餐厅和客房的服务人员一样，注意一颦一笑的仪表和举手投足的风度。特别是医生，除了必须具备上述条件之外，还要有崇高的人道精神，视旅客中的患者如父母兄妹。我是先经过仪表谈吐考试，又经过医疗专家们严格的会考答辩，才迈进这座水晶宫般的宾馆的。在医生职业和饭店职业的双重高标准要求下，我只好乖乖地把电话听筒放下，重新翻开了那本小说。 就在我翻开书本的同时，电话第二次“嘟嘟”作响。我仍以第一次谦恭而轻柔的声音，首先问“您好”，对方依然无声。凭借我的耳力听出，对方似在粗声喘息，只有粗壮的男人，呼吸才会有这样的频率。噢！又是那只爱发情的“公狗”，我顿时按捺不住性子，朝那条“公狗”，喝道：“请你自重一点，不然我可要给你们 ‘代办’打电话了！”言罢，“叭”地一声挂上了电话。 我之所以亮出炸药包，完全出于洁身自爱。一个多月以前，一个常驻饭店M国商务机构的雇贝，借夜诊之机对我提出非分要求，我把他放在诊桌上的一叠美元，天女散花般地抛向门口，并立刻告知饭店保卫处，召来其商务代办。那条胸脯上长满黄毛的“公狗”，不但连连向我道歉，还差点为此砸了饭碗。那天，他就像要踩蛋的鸽子般地咕噜噜地喘着粗气，没想到事隔几十天，这条“公狗”又发情了。滚他娘的蛋吧！要找就去找那浓装艳抹的暗娼好了！ 我忿感地放下电话，立刻钻进那本小说。不知为什么，我再也静不下心来，小说中那些人变鬼、狐变人的章节，使我感到冷寂和孤单。入冬以后，旅游业进入淡季，值夜班的医生，从两个减成一个。上海人经营的饭店，实在能精打细算，总务经理抽掉一个医生白天去分店巡诊，夜班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难怪全国只有上海发明了半两一张的粮票呢，真是抠门儿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是闹妖吧？我对着书本默默发呆的时候，那电话又鸟儿般地叽咕叽咕叫唤起来。我仍然用云片一般的柔顺语声，先问“您好”，因为我不敢断定打电话的人，是不是那条黄毛公狗。精明的饭店经理，常常对服务人员进行火力侦察，药房的一个司药，就因为错把茶壶当夜壶，经理午夜时分打来侦察电话时，司药正在打盹，迷迷糊糊地忘记了礼貌用语，第二天就被炒了鱿鱼，另找饭辙去了。我是军医复员到地方来的，比地方医院来的同行更懂得纪律，因而“您好”成了我的口头禅。有一次挤公共汽车，一个男士踩了我的脚，由于中枢神经的条件反射，我随口说出“您好” 二字。这本来是无意识的机械反应，却引得那奶油小生下车后一直尾随着我，并递过一张名片，非要请我去喝咖啡。我礼貌地接过名片，婉谢了他的邀请。这是“您好”这个习惯用语给我引来的麻烦。麻烦归麻烦，这“您好”二字还要照用不误。 此时，我对着电话听筒照例说完“您好”之后，毫不厌烦地报着字号：“这儿是饭店医务室，请您讲话。” 使我惊愕的是，听筒里依然是剧烈的喘息声。职业的本能，突然让我产生另一种警觉：也许对方是位急性肺炎患者？如果他是个七老八十的旅客。或是肺气肿病急性发作的哑巴，只能喘息而不能讲话，我急匆匆挂上电话，那将是一个医生的失职。 “喂！喂——”我呼叫着。 “请您对准话筒讲话！”我加大了音量。 “假如您无力说话，请您按一下床头的电铃。”我焦急地向对方喊着，“按铃之后，您楼层的服务员。就会到您的房间去的，您可以向他表明意思，让服务员代您向我讲话。”我先用中文说了一个医生该说的话，唯恐患者是位“老外”，我又用英语表达了上述意思。然后，紧握电话听筒，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我的全部诚挚没有得到如期的回报，对方依然沉默。我想，也许这位患者正在按照我的吩咐，用电铃招呼服务员，便全神贯注地耳夹听筒，用爱心和耐心等待回音。 对方咳嗽了一声，表示他并没有放下电话，但还是没有作答。我等待着，短短的七八分钟，恍若半个世纪般的漫长，直到我夹着电话听筒的耳朵和脖子都微微酸痛，要放下电话时，对方才有了回声： “真对不起，请问你是柳琪小姐吗？” 轮到我沉默了。沉默之后就是火药爆炸：“这是搞的什么恶作剧？你看看手表，现在是凌晨一点二十分。请你自重一点，别打搅夜班医生的工作。”饭店经理的助手，是个奶油小生。从我到饭店第一天起，他就像影子般地追逐我，我认定这个电话是他打来的，因而反弹回去的无异于一颗导弹。 真是个倒霉的漫漫冬夜，患者来就诊的没有几个，魔鬼般的电话却接连不断。它撕碎了我的平静，搅乱了我的安宁。挑开窗帘，我漫无目的地向街道眺望，夜安静而深沉，只有立交桥的周围，闪烁着一辆辆汽车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红色尾灯的弧光。 我的目光久久地追随着那些移动着的闪亮的弧光，第一次感到我所在的饭店像座水不流动的囚笼。我喜欢喧闹奔腾的江河。昔日我们军区疗养院就耸立在森林之畔的浑江江岸。我愿意穿被人称为“绿皮”的军装，愿意戴女兵的大壳帽，一句话，我喜欢绿色。森林是深绿的，江水是淡绿的，女军医穿的是介乎于深绿和淡绿之间的橄榄绿。我曾和女友们发誓，在这儿生活一辈子，只为生命中充满诗意的绿荫。 命运却像那座立体交叉桥般地曲里拐弯，我做梦也没梦见过我有朝一日会告别浑江，告别森林，到这粉尘弥漫的大城市里来。两年前的某一天，我接到罗圈胡同街道委员会拍来的一封加急电报，说父母双双病危，叫我见电速归。初读电文时，我并不十分惊愕，认为这是父母要我回家探亲的一个借口；因为双亲刚刚迈进五十岁的门坎，我春节回京省亲时，他们所在的工厂，刚刚为他们作过全面体检，二老身上没发现一点毛病。记得爸爸还兴奋地对我说过：“小琪，看样儿，我和你妈可以争取当寿星佬了。我双眼视力至今还是1．5，你妈的视力1．2，居全厂之冠！” 现在电文说父母双双病危，该不会是编造“天方夜谭”的新童话吧？ 几读电文之后，我的额头，淌下冷汗，不容忽视的是：爸妈骗我回去，何必非签署“街道委员会”的名称？何必拍来“加急”电报？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家中一定出了什么意外事故，这事故没发生在工厂，而是发生在家宅。我哥远在南方的珠海经商，父母住在只有六间平房的独门独院，如发生什么意外灾祸，街道委员会自然责无旁贷，因而这一纸电文绝无虚假！ 列车隆隆南下，在滚滚的车轮声中，我曾有无数个猜想：是煤气罐爆炸？还是电缆线起火？或许是被汽车撞伤了？要不就是古宅欠修，房屋在暴雨中倒塌——从电视中知道，北京今年是个淫雨连绵的夏季。 万万没料到，待我赶回北京的时候，父母尸体已经火化完毕，双双进了八宝山的老山骨灰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跟哥哥大吵一场，因为他从珠海飞回北京的时间，比我早了两天，火化和骨灰安葬都是他主持的。我抱怨他为什么不等我回来，让我跟双亲见上最后一面？街道干部会同工厂干部，为哥哥作了详细的解释：他们发现我父母时，尸体已经糜烂。街邻嗅到小院溢出恶臭气息，叫门不开，便破门而入。之后，街邻叫来了刑警。街道干部、法医和工厂领导。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皆因父母死得十分溪跷：二老没死在床上，也没死在厨房，而是死在六○年战备时期院内挖的防空洞里。经过刑事侦缉和法医检验，无谋害和他杀的痕迹，因而判断为二老经过五米深的防空洞洞口时，盖口突然塌陷，致使二老碰撞跌摔而亡。但街邻们对此判断提出异议。其一：在防空洞里发现一把铁锨和一只手电筒皆是新的，没有一点锈斑，可见不是六○年全民挖防空洞时的遗物。其二：如果二老之死是因途经洞口时洞盖突然塌陷所致，死者身躯应该在石上上边，但死亡现场却是那水泥板混着坠落的土块，覆盖在亡者身上。街道干部无法将这些细节统统写在电文纸上，其实他们给我发出“病危”的电报时，我父母早已双双命归阴曹地府。 谜！ 完全是一个谜！ 一个难以解释清楚的死亡之谜！ 哥哥和我都认为父母之死，背后藏有人所不知的隐情。从那只手电和那把铁锨判断，很可能是在夜间，老两口下到防空洞里去挖、埋什么东西，防空洞突然塌落了。爸是个中型工厂的副厂长，妈是个内幼儿园的园长，一生清贫如洗，有什么宝贝需要埋藏的呢？！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能算亿万芸芸众生中的两个小小人物，这个“谜”也就没有人去进一步破译，刑警们又去侦破京城不断发生的大案要案了。他们唯一办妥了的事，就是要我复员回到北京，住进这座灰墙斑剥的古宅。 叽咕叽咕的电话铃，又在呼唤我了。我的魂魄从生死交叉的立交桥下游荡回来，慢慢地走近电话。我估摸着，此时已是清晨四点，那奶油小生即使精力再盛，也只能在经理值班室打盹，绝无继续对我纠缠的雅兴，便毫不犹豫地抓起听筒： “您好——” “您好——”对方礼貌的回答。 “您是患者？请告我您住的房间。” “我……我……不能叫患者。”对方是位男士。喘着气有些口吃地说：“不，也可以称之为患者吧！我住在1208房间。如果您能来这儿，我等您。” 我通知了电话总机，再有患者求医，请接1208。然后背起药箱，走到电梯间的门口。我希望有个患者求医，以摆脱我零乱而寂寞的思绪，现在这个时机来了。 二 我轻轻掩上了1208的房门，因为正是严冬的早晨。 这是个令人惊奇的患者。往常，那些海外和港台旅客，都穿着睡衣在床上静候医生的光临。这位看上去约摸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竟西服革履地静坐在沙发上；我叩门进屋以后，他神色恍惚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好像我的叩门声，打碎了他的一个富有色彩的梦。 他并不标致，但颇具男子汉的气度。直观的第一印象，让我想起常在电视台上为一种胃药作广告的那位大演员。他曾到浑江疗养院演出过，不知为什么，当时我们同屋的三个女军医，都不约而同地把这种类型的男人当作梦幻中寻找的×！男人就该是男人，男人中的“女人”让女人看了恶心！ “请坐！”他用手指指另只沙发。 我没有在客房里坐沙发的先例。饭店虽没有这方面条条框框的限制，但我有医生的自我约束。我习惯站着给患者诊断，顶多坐在写字台前的小木凳上听患者述说病情——无论是洋人还是土人，白皮肤还是黑皮肤——但不知为什么，这次我竟然顺从他的旨意，坐到另一只单人沙发上。 “喝杯热咖啡吧？”他像是在询问，说话的同时，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已经放在了圆桌的杯垫上，“要加点糖吗？” “您哪儿不舒服？”我清醒了——我是出诊的医生。 他难为情地笑笑，从西服内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一张英文名片，我粗略地看看，他是洛杉矾一家华人诊所的老板兼医生。 “我们是同行？”我觉得蛮有趣。 “是的。” “您是不是出行时没有带常备药？”我又跳回到我的本职工作上来，“您对自己的病，一定比我还清楚。” “中医有句古话，”他的笑容里展示着含蓄的幽默，“多高明的医生，也难治自己的病。” “是不是李时珍说的？”说话时，我端起了那杯咖啡。 “这话出自中给关云长刮骨疗毒的神医华伦。”大概他怕我为无知而难堪，便马上补充道：“李时珍也讲过类似的话，反正天下的名医中没有一个百岁的人瑞。” 咖啡杯子已经挨近了我的嘴唇，我突然意识到这客房，坐在圆桌对面沙发上的男士，是个陌生的海外华人，而这些谈吐，也超过了医生和患者工作范围，便缓缓地把杯子放下：“您看您需要吃些什么药？” “我有点心慌。” “我为您听一下心脏。” “不必了，您药箱里如果有镇静神经的药，给我几片就可以了！”他自嘲地说， “您看，我昨天晚上就住进这个饭店，到现在还没解衣上床哩！” 我膘了一眼他的床，驼色毛毯整整齐齐地罩在床上，确实还保留着服务员整理后的原样，怪诞！一个怪诞到令人难以理解的患者。心慌是心脏病的病发征兆，作为一个医生，他该知道卧床休息的绝对必要，为什么反倒衣冠楚楚地坐在屋里？此时已近黎明时分，难道他要这样呆到天亮吗？ 我从药箱里拿出四片安神的胶囊药剂，放在沙发旁的圆桌上。在我取药的霎间，第六感觉告诉我，这位先生在全神贯注地凝视我，从头到足又从足到头，那神情仿佛是在打量一个刚刚出土的秦兵马涌，目光里充满了对古老往事的回忆和忧思。 我估计得八九不离十。当我合起药箱叮咛他要卧床休息时，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对视在一起了。他那双深沉的眼睛中，一只仿佛是要爆发的火山，而另一只则像冷峻的海水；哪一只闪烁的目光是真实的他呢？抑或他本身就是冷热交织的混合体，将欢悦和悲凉凝聚于一身的“矛”和“盾”？ “再坐一会儿吧！”他的声音低沉得让人想起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轻狂的海外浪子是不会有这种声音的。但我已经完成了医生的使命，还有什么必要再呆在这儿？我一边叩问自己的心扉，一边却身不由己地又坐在属于我的那只沙发上。我理智上审判着自己，感情上谅解着自己，就像他那两只眼睛一样，表现出明显的性格分裂。这在我医生的生涯中（包括在绿色的浑江），还是头一次。 平素患者挽留医生聊天的情况时有发生。那些海外的单身旅客，自认为腰缠万贯，常对漂亮女孩想入非非。女服务员中，卖身者有之，沉沦者有之。而我是一朵秋野的冷菊，虽然面带微笑为患者看病。但从不流露半点轻浮。我鄙夷那些以“性开放”为幌子的花蜂浪蝶，特别轻蔑年轻女性的自贱，因而我给患者巡诊之后，总是谢绝挽留，这是我一贯的行为准则。但今天在我的“一贯”中出现了“惟一”。 为什么？感情深处的奇异色泽勾画不清。他在我面前，似乎有一种超凡的力量，在短短的时间内，似乎摄取了我的精灵。他衣冠楚楚地等待医生就诊，本身就是超凡之举。我就像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既想破译他彻夜不眠的缘由，又被这个破译对象所吸引。因为在地球上生存着的人类，不论其信仰和肤色有多大差异，喜欢新奇则具有共性，因而产生出许多探险家。他们探索宇宙，探索死海探索飞碟，探索外星来客……探索各自生命之所爱，这种爱也正是自我生命之饥渴，自我生命之所需。 “我早晨六点下班。”我有意地看看腕表，微笑中流露出某种期待，“接班的医生快来了，您有话就说吧！” “该怎样对您说呢？”他为难地搓着双手。 他吞吐迟疑之间，我纠正了他用词的失准：“先生，‘您’这个字，在中国礼仪中，是称呼长者使用的字眼；看您额头的皱纹，至少要比我年长十岁，使用‘你’ 字的称呼就可以了。只有‘旗人’中的老北京，才普遍地使用‘您’字！您不会是满族的后代吧？” 他的窘态消失了，抬起头来反问我道：“您是旗人的后裔吗？” “双族血统。”我答。 “是呵！那您为什么接电话时，总要使用‘您好’中的您字呢？”他那只冷峻如深海般的眼睛，变成了另只眼睛一样的活火山，“假如患者是个比您还小上十几岁的玩意，‘您好’中的‘您’字，不也是使用不当吗？” 我笑了。不是笑他语言反弹的机敏，而是笑他两眼的眸光出现了统一的和谐，当他两眼都闪烁出喜悦的火焰时，便没有了那种阴郁的色彩，顿时显出勃勃生机。他眼里的火焰马上燃着了我，我失态地回敬他几句：“先生，我看您没有病，只是出于某种心态的寂寥并为了摆脱这种心态失重，而寻找平衡，才呼唤医生来的！我们都是同行，请原谅我的直率。” 他的甜笑中迅速掺进了黄连的苦汁，那只火焰般的眸光也随之冷却成了死海。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断然地否决了我的猜测，神情肃穆地说： “我有病！” 我敛起笑靥，费解地望着他。 “这病……这病……”他欲言又止。 “看您是个严肃的人，该不是‘艾滋病’吧！”我加强了音量，因为此时窗子已经开始发白，我回诊室交班的时刻快要到了。 “我是个人，是个单身男人，不是原始动物。”他着急地解释说，“中国的道德行为规范，并没因为我成为洛杉矶市民而解体消失。”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把药箱提在手上，表示时间已不容我们再谈下去。他身子也离开沙发，彬彬有礼地送我出屋。当我走到屋门口时，他突然沉郁地呼唤了我一声： “柳琪小姐——” 我惊愕地回过头来：“您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 “我去过珠海了，是您哥哥告诉我的。”他一缕黑发披落下额头，像法官面前的囚徒似的低垂着头颅缓缓地说，“他要我到北京找您，您能下班后和我一起去吃早餐吗？” “你认识我哥哥？”我在诧异中又增加了几分惊异。 “小学同学，但不是同班。” 我心神不定地站在门口。不知是答应的好，还是谢绝的好。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似乎需要静下心来咀嚼一下，于是便说：“您一夜未眠，我也一夜未眠。下午，我来饭店看您吧！” “不，下午我去看您。”他说。 “好，我家住在——” 他打断了我的话：“您家住在罗圈胡同甲十七号。” “这也是我哥告诉您的？” 他没有回答，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我马上分辨出来，这是哥哥的身份职业印记。我确信这个会见，是哥哥的有意安排，便热诚地向他伸出手来： “我等您。” “再见——” 握手之际，我感到他的手掌宽厚有力。大概出于表示他对我的诚挚吧，我的手在他灼热的掌心中停留了足有半分钟，他才松开手掌，送我到电梯门口。 回家途中，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涌起春潮。尽管此时是北京的隆冬时节，骑车时竟忘了系上羽绒衣上的帽子。十字路口的红灯绿灯闪烁，使我总是联想起他那两只眼睛，红的是火焰，绿的是冷海。交通民警举手向我致礼，让我下车，原来我闯了红灯。罚款？罚吧！甭说罚三块，罚十块我也认命，谁叫我面前总浮现那双冷热交织的眼睛呢？！ 仔细回忆琢磨，心情又忐忑不安起来。那“冷海”闪出的光，不仅仅有暴君的严酷，还有耶稣的悲悯。他可能是个基督教徒，冷眼中的一半看着大千世界，另一半又在做着什么忏悔。这地球上分裂的阵营诞生分裂的群落，分裂的群落又分娩分裂的男人和女人。先天的遗传基因，后天的外界影响，都割裂自然的人，这种割裂就像滥砍滥伐森林的原始绿色一样。 我从绿色的襁褓中来，身上也留有这种刀斧痕迹。夜诊的那位先生，分明拨动了我心上的那根琴弦，但自己居然以一副贞女模样，压抑了自己真实的心态，回京以来我就在寻找成熟，但遇到的不是奶油小生般的歪瓜裂枣，就是和我年龄贴近却又故作深沉的雏儿。深沉是玩出来的吗？深沉不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星海带，是深藏在海底的珍珠玳瑁，是气质和修养的结晶，是文化和品格的交融。而这一切，都在那位奇特的患者身上闪现了，我却差一点让他从我身旁溜走。 农贸市场的个体摊贩，已经摆开了菜摊。我顺路买了些鲜嫩的蔬菜，准备迎接即将光临我家的那位同行，那位友人，那位……他来得似乎太唐突了，就如同在这严冬，突然有一抹春阳洒进我心灵的窗子，我需要这束阳光，温暖我这座独居的院落。 塌陷下去的防空洞，成了垃圾的掩体。我每天将脏土、纸屑、果皮。炉灰，倒进坑洞。街坊翻修房屋，我将那些碎砖乱瓦也掷进坑洞。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填平我那悲楚的记忆…… 搬进这座狭窄的独院时，我才有四五岁的光景。那是在“最最”的疯狂年代，我痴呆地睁大两只眼睛，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串联，真比过春节看花灯还热闹。爸妈是根红苗正的城市贫民出身，胳膊上当然也系着红袖章，在我的一双童眸里，那红袖章简直就像童话中闹海哪吁脚上套的风火轮，所到之处威风凛凛攻无不克。记得有一次，爸妈和另外一些臂上佩戴神符风火轮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批斗一串用绳子挂着的“牛鬼蛇神”，那些牛们鬼们蛇们神们，听我爸一声吆喝：“低头——” 便把头弯躬到地，屁股蹶向天空。其中，有一个解放前开茶庄的资本家，由于弯腰时胃肠受到挤压，朝天放了个响屁。我忍不住笑了。爸、妈和那帮勇士们没有笑，说这是反革命，用放屁向造反派发泄不满和仇恨。爸喊了声“整整这反动资本家的态度”，链条、皮带就抽打下去，衬衫被抽打成乱布条，那中年男人后背被抽打出条条血迹，就像一条蜷曲的蛇在尘埃中翻滚，不一会儿就断了气。 我吓得浑身哆嗦。从此再不敢尾随着看热闹的孩子，去看那些目不忍睹的场面。不知是不是因为爸妈表现了革命彻底，反正我们挤在一间屋里睡觉的四口之家，在那个岁月却搬到这个独院来了。小院有四间住房，另外还有两小间，一间是厨房，一间作堆放弃物的储藏室。爸说：“这是胳膊上的红箍显圣。”妈说：“这是咱穷人的彻底翻身！”我曾问起比我大几岁的哥哥：“这儿原来的住户呢？”哥答： “死了，这儿原是批斗会上被打死的茶庄老板的窝儿。那婆娘是地主出身，被扫地出门带着孩子回农村老家去了。那孩子跟我是同学，年年在全班考第一，这小子吃了父母出身不好的挂落儿了！” 也许由于这些“光彩”的记忆，在我高中毕业参军之后，我愿终身与绿色为伍，并不愿意回到这红色门庭。在军医大学我刻苦攻读医书并选修了英、德两门外语。越是了解当今世界，心境离那门庭的路越长。但命运总是背离心愿——我回来了。 门扇上残留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漆字，早已被岁月剥蚀得体无完肤，光秃秃的门板上，被孩子们用粉笔勾画得乱七八糟。我用钥匙捅开门锁，心也像那些横七竖八的粉笔道儿一样，乱成一团。 三 他来了。时间选择在午休之后。看样子，他倒是没有忘记中国人有午休的习惯。 其实，从我下夜班推着自行车一进家，就陷入到一团团纷乱的思绪之中。上午只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电催的一般起床翻看冰箱里的食物。我不想在这位海外华人面前临时装饰我的卧室客厅。我眷恋绿色，因而沙发窗帘以及床罩台灯等，都是以深绿。浅绿、淡绿为基调的。此时，我想打扮装饰一下自己。或许是我穿惯了 “橄榄绿”之故吧，我仍然不习惯像饭店女服务员那样，涂眼影粘睫毛，甚至戴上 “博士伦”眼罩之类。镜子里的我已然很美，刚入伍时那些女兵说我像年轻时的秦恰。把脸贴近镜子看看，三十岁的我也留下岁月无情的痕迹，眼角若隐若现地出现了细碎网纹。我鼻子鼓而直，镜子里那菱形的唇对我自己都构成某种诱惑；特别是我那双杏核般的眼睛，荡漾着的还是一汪青春的粼波。难怪那位洒脱的先生在我面前时而神情恍惚，时而两眼发痴，大概是被我的美丽惊呆了。 “请喝茶！”我温文尔雅地说。 “您这么喜欢绿色，我的诊所就包围在绿茵之中。”他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环视着我的屋子。 这是爱的暗示还是爱的召唤？我装作一个绝缘体，漫不经心地说：“女孩中十个有八个喜欢绿色，就连江青都把绿色视若生命！” “您怎么知道她对色彩的爱好？”他扭过头来好奇地问我。 “样板戏的年代，我看过描写她的文章。”我说。“她领导诞生的样板戏，常以绿色为基调。对电影也强调‘出绿’”。 “当时您才多大？” “疯狂的法西斯年代，我只有四五岁，看八个样板戏的年代，我已经是小学生。” 我兴奋地提着暖壶，往他杯子里续着开水，“您看，这茶叶也是绿色的，绿色象征着祥和与友谊。” “您有相册吗？” “有。 “可以给我看看吗？” “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请说。” “您必须把‘您’字改称为‘你’字。” “好好，我们彼此都称呼你。”他幽默地眨眨眼睛，“那你我可都少了个‘心” 字，没心的人比埃及出生的木乃伊还不如。” 我笑了，脸上漾起了红晕。 看相册的时候，我和他坐在同一条长沙发上。我指点一张张身着戎装的照片，等于向他回叙了我单纯而透明的三十年的脚印。他极有兴味地听着，时而插上两句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之类的诗句，表示对我女兵生涯的赞慕，当我们头挨头地俯视照片时，我听到一种熟悉的喘息声。他始终。恰守礼仪，即使我们的手指在相册上偶然相遇，他总是触电般地避开。我真希望他那骨节很长的手，一下把我的手握到他的掌心，任他揉搓，但我心跳的期待落空了。 “上边怎么没有你爸爸妈妈的照片？” “他们不在相册上……”我含混其辞地遮挡过去，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刻讲述悲怆。 “我想看看他们的遗像，”他说。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在人世了？”我的心猛烈地震颤了一下。 “你哥哥告诉我的，在珠海。” “我哥哥？他来信，怎么没说起过这件事？” “他公司业务很忙，叫我一定来看望看望你！” “一定？” “一定！” “只为看望看望？”我灼热的目光在他脸上搜索着。 “……”他躲开我的目光，“也许还有一些别的什么。” 我以为可以切入主题了，便追问道：“别的什么？你直说吧！这是独院，没有听窗根的。” 我等待着。 这是我的又一次等待。 他是个自控能力超凡的男人，分明看出我在希冀着赐予，竟然从沙发上冷漠地站了起来，先是在屋子里踱步，后又走近窗子，向幽静的小院子眺望什么。那儿有什么可看的？原有的一棵枣树，因防空洞塌陷而枯死，剩下的只有光秃秃的院子和院子中间那个尚未填平的洞穴。 真是个十分费解的男人。下午他来家访，未走进屋子，在院子里已然巡看了老半天。仿佛这座古老而零乱的小院，触发了他对亿万年前恐龙年代的蛮荒联想，一层阴霾迅速蒙住了他的脸。我注意到他的目光里升腾起一团雾霭，那张着污嘴的垃圾洞口，曾久久地吸引住他的眼神。我提醒他说：“先生，这儿是中国，不是美国。你眼前这个土造的垃圾坑，原是一个防原子弹的防空掩体。不要再看这‘巴格达窃贼’般飘渺的陈迹了，这里边深埋着中国老百姓的辛劳！” “噢！是的！”他似有所悟地点点头，这才跟我走进了屋子。 此时此刻，他面对着小院想些什么？对了，他曾和哥哥同学，在分娩我的那个年头，他可能跟着父母也干过不少“深挖洞，广积粮”的差事。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切肤之痛的纯种洋人，那个像死人张着嘴一样的洞口，只能博得他一笑而已，而此时的他神色却是如此的冷峻，我想呼唤他坐四沙发上去的念头不由得咽了回去。 我默默无言地走过去，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你和我哥同学，想必你一定也在罗因胡同附近住过！” 他骤然回过头来。很显然，我的提问出乎他的意料，他脸上出现了片刻的尴尬。不过，他很快恢复了平静和自然，对我微微一笑说：“是的，这也许正是我要对你说的。” 我觉察到他弦外有音，便追问道：“小时候，你住在哪儿？” “离这儿近在咫尺。”他回避了正面回答，指指墙上挂着的镜框问道，“里边镶嵌的照片，是……是……” “家父家母。”我说。 他缓缓地走上去，仔仔细细地端详着镜框里的照片。照片上的父母，都穿着灰的卡中山装，胸前都别着硕大的毛主席像章，胳膊上都佩戴着红袖章。我本来不愿意挂出这幅遗像，一则因为二老没有别的照片可镶进镜框，二则哥哥坚持把这幅照片挂在墙上，他说后来人万万不能忘记那个疯狂而愚昧的时代。他看我父母的遗照，看得那么认真。最初他的目光像两把火炬，后来那火焰渐渐熄灭了，冷却成了两座冰山。我理解他目光变幻的渊源：那像章和红袖章实在大刺激了，只要是在那个历史暗夜中爬行过的人，都会勾起对雨骤风狂对寒冬冷雪的记忆。 “为什么镜框上没有技戴黑绢？”他两眼滴露出悲天悯人的凄楚。 “只当双亲还活着。”我说。 “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留一个幻觉中的安慰而已！” “我理解你和你哥的心情。”说着，他虔诚地对着遗像鞠了一躬，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黑绢，披挂在那镜框四周，“请原谅，我必须献上我的良知；如果你不愿意保留这黑色的丝绢，我走了你可以再摘下来。” 我木呆地愣住了。我不知道这个突然闯进我心扉的男人为何作出这种意外之举。是海外赤子对历史亡魂的祭悼？还是出于“爱屋及乌”，对我更深层次的感情表达？那黑绢显然是他早已准备好了的，由此可以推断出祭悼我的双亲，是他来家访的目的之一。我既敬重他的不失礼仪，又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在短短的霎间，我究竟丢失了什么呢，我自己也难以说得清楚…… 他分明窥见了我茫茫然的心态，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小柳（他一改叫 ‘小姐’的称呼），你一切都会清楚的，只是这故事有点残酷。我怕会从身旁吓跑了你。” “我不是布娃娃，我是给你治过病的医生。”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只是不知你的病究竟在哪里，该对我说个明白了。” “是到时候了。”他并无快意地笑了笑。 我们重新坐回到沙发上。他仿佛很饥渴，咕噜噜地喝了两口茶；我只有等待的饥渴，也陪他喝了几口茶。凭着直觉，我感到他那残酷的故事仿佛和我有关，一个远在洛杉矾的海外游子，会和我发生什么联系呢？！ 无言。 沉默。 当墙上那口有失新潮的挂钟钟摆来来回回晃了十几秒钟之后，他终于开口了： “其实，我讲的前半截，可以称之为故事，后半截只能叫它游戏，这游戏导致了和故事同样残酷的戏剧，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你的序言太长了！”我说。 他说：“这是必不可缺的序言，你终会理解这段序言的必要。其实，这故事太蛮荒古老，可以说老掉牙了，或许你当时年龄太小，没有留下任何记忆。那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发生的事情……” 还没听完故事，我已潸然泪下。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面前这位西服革履的中年男人，也有过这样一段动人心魄的经历：那年夏天，他和他的母亲被从北京扫地出门赶回老家。由于查抄他北京住宅时，连枕头都被造反派勇士用剪子剪开，搜查里边是否藏有钞票、金条、银锭，因而这母子俩是赤手空拳被押送上开往青岛的火车的。 他原籍是胶东某县的一个小村。下了火车没钱买通往老家的长途汽车票，在这一百二十多华里的路途上，他当上了要饭花子。母亲原是名门因秀，怎么也张不开乞讨的嘴，年仅十三岁的他，头一次承担起帮助母亲活下去的担子。当他头一次把讨来的干粮一掰两半分给母亲时，母亲哭了： “都是老鸟喂养雏鸟，哪儿有小鸟喂养老乌的？” “妈妈，只要我能活，我一定叫妈妈活下去！” 母亲刚咬了一口干粮，马上吐在了地上：“馊了！” 他规劝着母亲：“馊的也得进肚，吃了才有劲儿走路。” 母亲死活不吃，他把馊干粮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让母亲等在路边的柳树下，又返回村里乞讨：“大娘，您修善积德，赏碗粥喝吧！我和我妈是河南逃难寻亲，路过这儿的！” 施善者端出一碗粥。 施恶者赏给一双白眼。 估摸着走了一半路程，他母亲怎么也走不动了，便躺在村边场院一蓬秸垛旁过夜。母亲仰面朝天对着星星和月亮说： “回到村里，村里能收下咱们母子俩吗？” “我想能。” “你死爸是资本家，老家成分是地主啊！”母亲依然对着天说，“大庙不收，小庙能留下咱母子俩？” “我想能。” “你想……你想……”母亲对着夜天长叹，“你还是个孩子，要是你现在是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妈就放心地一闭眼走了！” “妈，您千万别这么想。人心都是肉长的，乡亲们怎么能不管咱们母子俩呢！” “万一要是不收呢？” “我讨饭养活您。” “讨饭？” “我不是已经当了一天小叫花了吗？！” 母亲哭了。 他也哭了。 第二天，天哭了。他和母亲眼踉跄跄地走在大雨滂沦的驿道上，手里没有一把雨伞，胶泥又把母亲的鞋粘掉了。他夹着自己和母亲的泥鞋，搀扶着母产赤着脚板寻找躲雨的地方，左看右看，竟然找不到任何遮挡。 路过老爷岭的土坡时，路旁有一座小小的老爷庙，他拉着母亲钻了进去。他想：有庙的地方就离村镇不远了，便冒雨去村里为母亲讨食。当他从二里地远的一个荒村里讨来两个高粱面饼子，匆匆赶回老爷庙时，母亲已经靠在老爷庙的墙角僵直不动了——漫漫驿路上的饥寒劳累，致使母亲心脏病突发。母子俩没能说上一句诀别的话，没能留下最后一瞥的目光，便永别了。 …… “你别再说下去了。”我把泪水涸湿的手绢，在手里用力拧绞着。变了形的手绢像我那颗被扭曲了的心；手绢上挤下的是泪，心淌下来的是血。 他显得异常冷静：“我也不愿意重复这古老的故事，因为它带有原始人的血腥气息。好，尊重你的意见，故事暂时讲到这儿。” 四 后半截故事，是在一家餐馆的餐桌上完成的。他不愿意我去做饭，耽误聊天和叙旧的宝贵时间，我同意了，便和他踏着冬日的黄昏斜阳，步入了附近的一家餐馆。 这是一家个体户餐馆，布置得虽然十分俗气，但还不失幽静。我需要幽静，幽静可以抑制我那颗狂乱的心。我没经历过他的苦难，但我崇拜那些没有倒下的受难者。也许他面部冷峻而坚毅的男子汉线条，就是人世间过多的苦难浇铸成的。那只火焰般的眼睛，代表着生命不可摧毁的顽强；那只冷海般的眼睛，储藏着超负荷的悲楚记忆。 为了驱赶故事开头给我留下的悲凉，我寻觅欢悦的话题： “你是我夜诊中第一个穿着整齐地等待我去看病的患者。为什么你不躺在床上呼唤医生？” “我没有病，一夜都在矛和盾的拼杀之中。” “哪个是矛，哪个又是盾？”我一笑，他座位后的墙镜里开出一朵初绽的芙蓉， “别说得那么神秘好不好，你心里又没有藏着古罗马的角斗场。” “是角斗场，”他还我沉郁的一笑，“自己跟自己斗！” “为什么？” “只为那故事后半截里的‘游戏’。”他两眼直视着我，“我几次拿起电话想对你说些什么，又几次把电话放下。” 我内心陡然一惊：“夜里对着电话听筒，像牛一样喘息的是你？” “是我。” “请原谅，我误认为是纠缠我的洋鬼子和那个奶油小生，因而语言近乎粗野了。” “这反而赢得了我对你品格和医德的信任。”他说，“于是，我最后才下决心，把你呼唤到我的房间！” “你是个果断的男人……” 他插断我的话：“只在呼唤你的问题上产生了犹豫。” “是这样的？”我费解地思考着。 餐厅服务员走了过来，盘子里托着各种饮料。我选择了“雪碧”，他一挥手说： “给我来一瓶‘五粮液’！” “你能喝白酒？” “今天我想喝！” “别了。”我阻拦着，“你喝葡萄酒吧！” “不。白酒会给我勇气！”他坚持着。 我不再阻拦，甚至感到某种惬意；也许那火辣辣的液体，能使他在我面前更加透明——尽管觉得我已对他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但飘荡在我和他之间的那层迷雾，使我不敢贸然表白自己的心声。酒魔也许能撕开横在我们中间的这块帷幕。 大约喝到第三杯白酒时，他那只沉郁的眼睛闪烁出了白焰。他伴随着目光的燃烧，话像决堤之水滔滔而来：“关于我个人的事，不想多说什么了，母亲死后，我没有回老家，而是当了流浪儿，济南、威海，最后浪迹青岛。一对无儿无女的离休夫妇收养了我。你可以想见，少年的我，只能用谎言欺骗善良；在那个岁月，我要是道出自己是个‘狗鬼子’，我的再生父母再善良，也要掂掂收养我的后果。他们供我上了中学，在医学院毕业后，我当了几年医生，和第二父母生活在一起。我敬重孝顺二老，二老也把我看成亲生骨肉一般。直到一九八二年，我在美国的伯父通过中国公安系统寻找我死去的爸爸，顺藤摸瓜找到了我，并要我去美国深造。抚养我成人的二老，理解我当年出于无奈，用谎言瞒哄二老的苦衷，一直将我送到上海虹桥机场。伯父于八六年辞世，我在美国接替了伯父在洛杉矾开设的诊所，直到今天。” 故事确实十分陈旧，像许多中国人经历过的那样，但是里边藏有血泪浸泡的中国历史；有的在那段历史中沉冤而死，有的在历史发酵后赢得了萌生。我举杯祝贺他这个不幸历史中的幸运儿，但在连连碰杯之际，我察觉到这故事中少了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他的爸爸。他好象有意回避提起他的爸爸。我便坦诚地问道： “你爸……” “也死于‘文革’。” “怎么死的？” “被链条皮带抽打而死。” 幼小时亲自目睹那个打人的场面，在我面前复现了。我又追问：“在哪儿？” “被打死在罗圈胡同巷口外的空场。” 地点和我目睹的场景吻合。我不觉心跳加快血往上涌：“是不是过去开……开…… 吴记茶庄的……” “……”他只是往嘴里灌酒，没有作答。我声音陡然高了：“你回答呀！” “那已是死去的历史，你不要追问了。”他含糊其辞地说。 我好像从万丈悬崖上坠落下来，顿时没了说话的力气。难怪他在我家的镜框前，仔仔细细地打量我父母，并眷恋地望着小院的一切呢，我父母不但参与了那场骇人的屠杀，后来又搬进吴家的私宅。 是醉了？不，我没有喝一口白酒。在这短促的一瞬间，我觉得我轻得如同一根羽毛，在漫天的风沙里飘飞，找不到降落的一块黄土。我的身下是无边无际的海，太阳的光环和星月的斑点，幻化成无数双眼睛，在直直地逼视着我。水连着波，波连着浪，浪连着天，只是不见一只船，不见一只救生圈。我觉得我要飘落到大海中去了，这时耳畔响起了呼唤我的声音： “小柳！” “小柳——”声音由远而近。 睁眼看看，自己没在空中，也不在海里，而是端坐在餐桌之上。我胳膊肘支撑着餐桌，双手托着灼热的两腮，那碟子、菜盘、碗筷、酒杯，在我面前像杂技演员手中的玩艺，旋转一阵过后，终于定位不动了。 一定是我脸上还残留着泪痕，他递过来他的手帕，低声对我说：“这不是你父母的过失，更不是你的过失，历史的经纬就是这么编就织成的。小柳，我个人的质地也不是一块剔透的水晶，而是一块含有杂质的矿石，出于人类共有的报复本能，我在一场游戏中，也伤害了你的家庭。这次来北京，我是乞求你谅解的。” 又一个强大的冲击波，狂浪般涌来，我麻木昏然的脑子，又陷人另一个不可知的深渊。报复？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对抄过他的家、残害过他的父母、占据了他的宅院的仇家，能有什么报复的招数呢？ “你这是为了安慰我。”我直视着他。 他把一杯酒灌入腹中：“不！” “我不相信。你是为了让我心理上取得平衡。”我再次表示疑惑，“你是心地纯正而善良的人，你的一切行为——包括彻夜不眠，都是为了怕我承受不了这突发的刺激，因而峰回路转地千方百计为我解除痛苦。” “有这种成分在内。”他用餐巾纸擦着嘴边的酒迹，“你要知道，大漠上的善良的兔子，有时也用爪尖撕食老鹰的残骨。人性中的善恶两面经常打架，当苟子的性恶说战胜孟子的‘性本善’的那一霎间，善良的人，也能干出恶者的行为。” 我默默地听着，因为我无以对答。他则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五粮液”。好像正在有意麻醉自己的中枢神经。堂堂仪表的伟岸男子，此时像个贪杯的酒徒，酒滴顺着下额坠落，一滴滴流淌在西服的领口和领带上。 我急了，夺下他手中的酒杯：“吴先生，你疯了？” “没有。” “可你已经失态了。” “我怕你不能原谅我。”他半醉半醒地说，“说句实话，我已经在你们饭店下榻三次了，每次我都以病为由，找你来看病，只不过前两次是躺在床上。只有当我确信自己真正了解了你，并爱上了你之后，我才悟到我那场‘游戏’，是横在我们中间的珠穆朗玛峰！” 我以微笑宽慰着他的心：“我们中间只隔一个小小的餐桌。” 他失态地摸摸餐桌：“是吗？” “我送你回饭店吧！”我有点慌乱起来，“服务员！有出租车吗？” “不！不！”他一边从西服兜里掏出钱包，把钱包颤巍巍地递给我，一边连连摆手说，“不回饭店，去罗圈胡同回我的……不，回你的家。” 餐厅食客的目光都投向这里，我窘得几乎不能自持。我把钱包塞回到他的兜里，匆匆付了餐费后，恨不得一步迈出餐馆。好在我家近在咫尺，不到五分钟光景，我已搀扶着他拐进了罗圈胡同。在巷口，他看根发短地指着脚下：“这儿……就在这儿……” 我理解“这儿”含意，它曾是一块涂染了斑斑血迹的黄土。现在，柏油路面已经覆盖了那历史的残痕；假如没有他的突然出现，我童年的那一点点恐怖记忆，怕也会长醉不醒了。 但我醒着，而且比在餐厅时更为清醒。我理解他的醉酒，他是凭借酒力吐出难以启齿的陈年往事。也许他真的干了一场报复的游戏？如果当真如此，我也希望把它和他饮下去的‘五粮液’，一起呕吐出来；待酒的魔力飘然而去，他或许就会锁在肚子里，给人世间又留下一个谁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 我搀扶着他进了家。待我推开屋门时，他把迈进门槛的脚，踉跄地撤了回来。他身子靠在门框上，痴呆的目光盯住了那个四下去的垃圾洞： “我在这儿挖过防空洞，爸妈……爸妈……把土甩上来，我……用……用筐运到……到门口……” “嗯。”我应着声，情不自禁想起我的父母。 “我一直没忘……没忘……挖防空洞……洞……洞。”他用手指指点点地说， “到美国……也没……忘记。” “嗯！”我再次应声，应声中忽然感到喉头发紧，我下意识地感到父母之死的不解之谜，或许真的和他有某种联系。神经顿时绷得像根弦子，屏着气倾听他醉酒后的自白。 “有一天……有一天，我看了一部……一部英国……对，是……是英国的故事片，它叫《天堂……天堂的笑……声》，描写一个……一个以假死……死的伯爵，戏弄……戏弄一群想……分割……他财产……财产的亲朋……亲朋和友人的故事。我……我突然来了……来了……便想……便想摹仿一下……一下的邪念。我……我想起了中国……罗圈胡同……发生的……的事，便……往这个……地址，寄……寄了一封……封信。信中……说……说文革……抄家时，造反派……忘记了查抄…… 防……防空洞，那儿……藏有吴家……吴家十根金……金锭。希望……你们挖掘…… 出来……献……献……给给……国家……” 他还没有讲完这个“游戏”，我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我初则感到愤懑，继而烈火烧胸，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真想将这位吴先生推出门去。但是我的手颤抖了，心也哆嗦开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权力，因为连我脚下的土，都不姓柳，是父母参与的那场揪斗，才使吴姓家破人亡、凤去楼空的。出于报复，他只一不过想戏弄一下曾经赐给他一家人苦难的古宅新户，并没想到防空洞会突然坍塌…… 我像被夏日蛛网缠咬住的一只飞虫，道道蛛丝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他仍然在醉酒之中，不断吐出一句句令人断肠的话！ “小柳……柳小姐，你能……能谅解我吗？” “我说……都是……实话……我不能……欺骗……良知……” “我不是伪……伪……君子……” 我打断他的话：“先生——” “吴先生——”我用力呼唤他。 “我上夜班的时间快要到了！”我抚开衣袖，示意他看一看我的手表。 他全然顾及不到这些，还在含混不清地抒发着心中的感伤。我百般无奈，只好先把他搁放在屋门口，到厨房匆匆倒出一点酸醋，强行灌进他的嘴里。然后我扭头跑到巷口的公用电话间，摇通饭店的电话，叫饭店火速派辆出租车来——我不是想驱赶他，而是怕他一个人留在宅院，夜里万一出点毛病，没人照顾这个醉客。 回到家里，他正手扶窗台，哇哇地呕吐不止。吐完之后，他的理智渐渐复苏，除连连向我表示歉意之外，还询问我他刚才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回答他，也无法回答他。两家父母血迹斑斑的往事，使我吐不出一个字。我无言地递给他一条毛巾，让他擦掉脸上和西装上的酒迹。他擦脸的时候，我沏好一杯浓茶放在茶几上——中医学里如是说：醋能醒神，茶能醒心。 他完全清醒了，用十指梳理着披散下来的头发。我到内室去更衣换装，出租车已经在门口按响喇叭了。 “小柳，我想和你商量件事情。”他喝完热茶，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希望你能同意。” “请说。” “我想在这座小院重温一下童年的旧梦。”他说，“今天夜里，我不想去住宾馆了。” “你肚子吐空了呀！” “有茶和饼干就行了。” 我犹豫了片刻，觉得没有理由回绝他的要求。这座小院以及这几间屋子，谁知道曾留下他多少童年的足音呢？！ “你要寻找赤子的回声？”“ “是的。我想寻梦！” 我拿出一串钥匙，打开了小院的几间住房。有我的卧室，有哥哥回京时的卧室，他可以随便选择下榻。我又告诉他冰箱里不仅有饼干，还有各样小吃，任他自选。 是返朴归真？还是进入了梦境？这个中年男人，此时竟然雀跃得像个孩子，立刻打开冰箱门，向里窥视着。 一丝微笑绽开在我的嘴角。这个微笑内涵太丰富了。酸甜苦辣咸，历史的凄风苦而，都融进了我的每道笑纹之中。如果我眼前有面镜子，那笑容一定使自己大吃一惊；不，那不是笑，笑的背后是一条流淌着的泪河。 他回过头来想对我说什么，我说上班的时间到了，便匆匆挎起背包，把背影留给了他。不知为什么，在穿过小院的时候，我的泪水奔涌而出，笑中的泪泉，冲毁了心灵上的堤闸，他追了出来，在背后喊着： “小柳！小柳！” 我没有停下脚步。待我拉开出租汽车车门时，他追到了汽车旁，往汽车座位上扔了一个信袋。我以为那是车钱，便想扔出车外，但他制止了我的毛躁举动，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道：“里边装的是一封信。” 五 饭店司机不但有熟悉路标的本能，还有记客的惊人本领。他说：“柳大夫，刚才那位先生不是住在咱们饭店里的吴先生么？” 我把信迅速塞进挎包，遮掩地说：“他是我的亲戚。” “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穿着一身标定饭店司机装束的小伙子道：“我原来以为是您的……” “什么？” 小伙子先是微笑不语，当汽车驶过十字路口的红灯后，他的嘴也开了“绿灯”： “我拉他去过机场，来过这条胡同的居委会，还去过八宝山的老山骨灰堂，路上他跟我打听过您的情况。” “是吗？”我故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心里却希望小司机说下去。 “我说您当过兵，穿过‘橄榄绿’，戴过女兵的大亮帽，是个严以律己的医生。” 小司机一手握着方向盘，对我侃侃而谈，“吴先生只是微微笑着听我说，很少打断我的话。只有那次他去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的路上，我无意间说起您父母好像也不在人世间了，他才追问我你父母病故的原因，我说我是司机，听饭店人聊天时说起您孤零零一个人在北京，揣摸着您的双亲已经病故了。吴先生十分惊愕，他从老山骨灰堂祭奠他的双亲回来，要我拉他去了您这条胡同的居委会。我不知道居委会对他说了些什么，他在您家的门口徘徊一阵，重新上车之后，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吴先生情绪十分灰暗，就不敢再和吴先生闲扯了！” “后来呢？” “两天后，我送他上飞机场，他说他去珠海。几天后我在饭店一楼大厅见到他，知道他从珠海回来，仍然住在我们饭店里。那天，他给了我一条‘万宝路’香烟，求我给医务室打个电话，问您是上白班还是上夜班。所以我有个错觉，觉得吴先生在暗暗地了解您，追求您。” 我失神地听着，从司机的闲聊中，我影影绰绰地摸到了吴先生的行为依据：他是以访故为名去居委会的，目的仅仅为了知道我父母的死因。他或许早已忘却了由复仇心理支配的“游戏”，司机无意中泄露的天机，像夜空霹雳一般，把他沉睡的记忆照亮了。在居委会，他当然不会吐露游戏的残酷结局是源于他的戏滤；而良知咬噬着他的心，搅得他没有片刻安宁，于是他便匆匆飞往珠海，去见我的哥哥。 我加倍付了出车费，连连向司机表示了我的谢意。司机执意不收，说是因公按医生回来是常有的事。我还是把钱塞给了他，并诙谐地说：“吴先生送你一条‘万宝路’，只当我送你一条‘阿诗玛’吧！再见！” “柳大夫——”他从饭店门口追进大厅。我一路小跑进了电梯，咔嗒一声，司机被关在了电梯外。在四面都是镜子的电梯里，我看见我自己在笑。笑什么？是笑那小司机的窘相？还是笑我自己的命运？ 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是个逻辑思维十分严密的男人，这是他一系列理性行为在我心中结论的总和。在这一点上，他可以比得上福尔摩斯了；我觉得我的智商也并不低，比起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来也许并不逊色。 至此，我一切都明白了，只是还不明白挎包里的信。他究竟写了些什么？白班的医生把病诊记录交给我就下班走了，我急不可耐地撕开信封，抽出信笺。我很失望，信不是他写给我的而是哥哥托他转交给我的。 小妹： 信托吴尔川先生亲自交给你。希望他的“游戏”，能得到你的谅解。我也是历经感情折磨而承认了这一残酷事实的。是命运的善恶因果？还是天理的报应循环？或许人类生活的悲欢都在这冥冥的法轮之中？！ 从情和理的角度去审视这一令人心碎的事件，我们两家人都是历史舞台上的悲剧演员。如果追求良心责任，都是道义法庭的被告。正因如此，尔川的坦诚磊落，显示出他人格力量的巍高，我们过去是同学，而今成了莫逆之交。 小妹，人间太少了这种爱心，太多了太多了仇恨。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的风暴浪潮，淹没了中国每一寸土地；几乎人人都挨过斗，人人又都斗过人。人有时是人，人有时非人。斗斗斗斗究竟浪费了多少黄金时光？我们在斗斗斗斗的年代，“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从月球上取回了样土；七十年代中期世界正向电子世纪冲锋的时候，我们正在大搞”批邓”的“唯生产力论”呢！时间再不等待中国。小妹，我写这些似乎把话题扯远了，其实斗斗斗斗正是我们两家人悲剧的缘由。 为了永记这历史的悲剧，尔川提议把吴、柳两家老人的骨灰，合葬于一块墓地。来珠海前他已在西郊万安公墓买了地皮、两口水泥石棺和一块黑褐色石碑。尔川说让四个老人在地下世界永远为邻，并永恒地相亲相爱！ 小妹，你一定会同意尔川的精心安排。至于你们之间能否成为朋友，继而架设爱巢，我只有建议权。尔川对你的溢美之词，表达得十分含蓄，你对尔川印象如何，我就不得知了。 我觉得你们都是搞医的，相知之后，你会发现他正是你寻找的成熟。 …… 有患者来看病了。我把信塞进抽屉。患者走了，我取出信来再看。我仔细咀嚼着哥哥的每一句话，像是在大海中看见了岸，睨见了那并不太遥远的码头。 我难以揣测他此时此刻在干些什么。也许他正在几间屋子里夜游，拾起一个个少年时代的梦；也许他睡在哥哥或我的那张床上，正编织着一个新世纪的梦想；不，也许他已然成眠，那会是个无梦的酣睡，因为他太累了。为了弥合历史留在他心灵上的巨大裂痕，为了擦干昔日的斑斑血迹，他付出了许多许多精力，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我已一天一夜未睡，也深感身心的疲惫；就像刚刚离开田径场的运动员，我跑了不止千米万米，而是跑了几十年的风雨路程。 斗来斗去。 恩恩仇仇。 那弯弯曲曲的椭圆形跑道，不是挺像人生的圆周和预卜人生的八封图吗？！想着想着，我伏在小木桌上睡了。这是一个有梦的夜，头顶上一轮太阳蒸烤着，我被勒令弯身躬背，只是身上没有皮带和链条的抽打。 “低头——” “低头——” 我被批斗的口号声惊醒了。头上那轮太阳，是小桌上的台灯；弯腰弓背，是我的睡姿。那批斗会场此起彼伏的口号，来自罗圈胡同巷口——我童眸留下的幻影。 下了夜班，走出饭店，我不禁惊愕地叫了一声。原来天下雪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北京的座座高楼，染白了条条街道。 空气中弥漫着清冷和甘甜，我贪婪地呼吸着早晨的雪香，沿着落雪的街道，向家里漫步而行。我不想搭乘公共汽车，过早地到家会惊搅他的睡梦。在落雪的路上，我寻找着属于我的诗情。 在迷迷茫茫的雪片中，一道孩提时代学的算术题在头脑中升腾： 2－2＝0 1＋1＝1(?) 为什么会想起这些阿拉伯数字？我不知道。我只是对这两道既充满童稚，又无比残酷的极富幻想的算式，感到神往和快慰。 路过一个小百货店时，我走进店门，买了一把黑伞。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属于两个人，在银雪纷飞的世界，我们支撑开它，一块儿去往万安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