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反右回忆录(1)-寒春苦夏的混饨之初 这是一个短命的春天。 4月11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党中央整风指示。就在文章墨迹未干之时，毛泽东在 5月15日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文件；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知识分子的苦夏开始了。 1957年的早春时节，知识分子还沉溺在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春浪之中，中国几百万立志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于3月1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的讲话，不是后来发表出来的修订稿）欣喜若狂。事态的急转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们蹒跚着踏上条条风雪驿路，才开始琢磨出“阳谋”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义。 大梦醒来迟。他们在改造生涯中泯没着报效民族的才情，磨损着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还要不断地写着喊着： “反击右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我不该反党，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诚。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当场就表示了抗议。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报》一个名叫徐钟师的普通编辑——三部曲理应从他落笔。 当时，我虽然已经步入文坛，但行政关系还留在的《北京日报》。记得，批斗徐钟师的大会召开时，正是“香山红叶色更浓”的晚秋时节。我坐的地段，是右派专席。有漫画家李滨声，画家王复羊（原名王复祥）、骆拓，郑嘉，小品文家杨凡，记者、编辑梁沙军、李道一、唐锡阳、张穆舒、张沪（我的妻子）、丁紫（徐钟师妻子）、赵筠秋、辛大明……虽然，此时我们已经是被当成老虎打过的死猫了，仍被会场的庄严气氛所威慑。 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他工作兢兢业业，平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子。 他走进会场，顿时使我吃了一惊：昨天他低头走路时，浓密的头发还披在额角；此时昂首站在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的胡子。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会场死寂了几秒钟后，沸腾起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烙！”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 一呼百应，连我们这群人中也发出讨伐之声。 “先整他的态度！” “叫他低头！”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我的心怦怦乱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望去。她面色苍白如纸，嘴唇连连翕动。情绪沸腾的会场，淹没了她的声音。她焦急、尴尬、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为徐的态度极端恶劣而使会议中途夭折。当愤怒的群众举着拳头高呼“打倒”、 “严惩”之类的口号时，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微笑，向群众致谢：“感谢各位关照！感谢各位关照！”没有几天，徐钟师被送劳动教养。案由么，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的 “党天下”谬论，态度恶劣至极。 其实，批斗徐钟师时，已至反右后期。但在当时，他是我们中间处理最重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报社刚刚落成不久的四楼礼堂，是以新闻工作者协会集会，声讨刘宾雁的右派罪行——刘宾雁的好友戚学毅，以跳楼表演了“士为知己者死”——为开端（当然他的死还有其他原因）；徐钟师又以嘲弄反右会场，作为报社反右斗争的收场。 1957年的初夏来得特别早，刚进6月，礼堂就已闷热如蒸锅。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户的地方，已热汗淋淋。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批斗席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时，突然坐在我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他猛然登上四楼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楼下乱了。街上乱了。 会议被这突然事件所惊呆。尽管掌握会场的主席，惊愕过后以精辟的语言指出这是反动分子干扰对刘宾雁进行批判的丑恶表演，说了些“物以类聚”、“兔死狐悲”之类鼓动战斗情绪的话，但大会会场仍然被戚学毅之死蒙上了一层阴影。 血——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头脑里总是盘旋着他迈上窗台，纵身跳向漠漠大气的姿态。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不敢走出会场，也不能再探头下望。但耳朵里倾听的不再是那些义愤的讨伐之词，而在用全部神思倾听楼下街道上的嘈杂声音。 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仅仅跌断了双腿。 但是，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喊： “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 （第一部问世后，戚学毅之侄曾从浙江写信给我，对我能披露其叔在五七年之举表示敬意。同时，他言及其叔之死，不仅仅是“士为知己者死”，其更主要的内涵，是对五七年反右——整肃知识分子的抗议。） 我是个很懦弱的人，又在文学创作上充满自卑。文联开会，多坐在角角上；单位组织去香山旅游，我永远坐汽车的最后排。我觉得同代的青年作家都比我有才气，因而常常是沉默寡言。我喜欢音乐，但不会跳舞。然而1957年的强台风，硬是使我像树叶跌进旋涡，并在这个舞池中旋转起来。 维熙：你何日归京？五十年代第七个春天，将是文艺的璀璨季节。毛主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的文学艺术，或许能进入一个繁荣鼎盛的年代…… 信，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记得，当北大荒的信使把这封信交到我手里时，我正在荒地上和北京垦荒队的李淑香聊天。我迷恋北国，尤其喜欢那冰铺雪盖的寒冬，因而在1956年秋和1957年初，两次奔赴银装素裹的千里荒原。第二次奔赴北大荒时，我的小儿子刚刚满月，我亲了亲他毛茸茸的额头，就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到底是绍棠信中喜讯的“蛊惑”，刺激了我南返的意念？还是梦中小儿子的笑靥，勾起了我的乡思？至今已无法梳理清晰。反正，在隆隆的车轮声中，我返回北京来了。离开荒地时，木柈子和草辫子搭起的低矮房檐上，冰锥开始融化，但蓝瓦瓦的晴空上，还看不见天鹅和鸿雁北归的影子。车老板（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摇着大皮鞭子，一辆四挂套的马车送我到了边陲小镇凤翔。 归来不久，就在北京市委大厅听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录音讲话，那是一篇充满了民主精神的讲话（与后来收到“选集”中的讲话文稿，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知识分子莫不为之雀跃欢呼。回家后，我向妻子张沪（《北京日报》记者）转达讲话内容，她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 “你们搞文学的人最爱感情冲动。” “讲话确实是划时代的嘛！”我辩解着。 “鸣和放似乎还不是目的。”她说。 “当然。目的是向科学进军，加速新中国的建设速度。” “你还是不要那么狂热吧！” 她是理智型的人。我只当这是她的判断，因而并没在意。但是，她又郑重地提示我： “这是我爸爸叫我转告你的。” 这对我说来深感突然。岳丈张宗麟是1927年的老党员，在白色恐怖中丢了党的关系。他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之一，为了振兴幼儿教育事业，大学毕业后舍弃了有优厚待遇的工作，主动去当了幼儿园的男“阿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创举。30年代中国第一次编辑《鲁迅文集》时他任经理，他挚爱中华民族，并献身于中华民族。30年代，蓝衣社的特务对他下达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入党，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这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难道对毛主席的讲话持有异议？ “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她说。 “1942年整风和1957年鸣放有什么关系？” “爸爸没说清楚，反正你谨言慎行就是了。”她重复了刚才对我的告诫。 我很惶惑。当时我是个心中无邪的纯洁青年，像许多5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把毛泽东当成偶像崇敬。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不久的一个国庆节，我戴着校徽，和同学们一起，凌晨3 点就到指定地点——南长街集合，等待通过天安门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在那一瞬间到来的时刻，我高呼着“万岁”、“万万岁”，激动得泪水横流，直到游行队伍已过了三座门（当时尚未拆除），我还在深情地回首翘望。 在我印象中，岳丈张宗麟是一个十分有独特见解的人。比如：在我和张沪的结合上，他就赢得了我的敬重。我是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而她却是在1946年——16岁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共产党员。她爸爸奔赴延安，她妈妈在上海地下党工作，她弟弟从上海被送往新四军，也参加了共产党。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张宗麟积极支持了我和她的结合，这对但是的世俗观念，是一束强烈逆光。在 1955年11月12日的结婚仪式上，他说：“小从诚实内向，是事业型的青年；阿沪重理性思维，独立意识很浓重。希望你们结婚后互相帮助，有所作为。”老人通篇祝词没有套话，没有说教，这使我对老人更为敬重。这云一位前辈长者，怎么会对我提出这般的告诫呢？！ 一团难以解释的疑云，在我心中徘徊。 绍棠来我家喝酒，我向他袒露心声。他说，年龄和勇气成反比，宗麟同志由于年事已高，或许是到了多虑的岁数。 我说：“不会有什么别的吧？” 绍棠善饮，几杯热酒下肚之后，天之骄子的神态脱颖而出：“别的还有什么？我们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 尽管对这番话我感到吃惊，但我理解绍棠。他13岁开始发表作品，被誉为神童作家，他也常常以此而欣然自怡。有一次，在他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他以此自诩，还勉励我为之奋进。他说出这番话来，不是挺符合他性格逻辑的吗？ 我很内愧，因为我没有绍棠的锐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我来说是“图腾”，我从没有怀疑过它的科学性、正确性、纲领性。但是绍棠提出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指导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文件，现在是到了重新审视它，在“普及与提高”中，强调“提高”的时候了。 我很喜欢听他的高谈阔论，还欣赏他的博学，尤其喜欢他早期作品中洋溢出纸面的才气 ——尽管我年长他三岁。记得后来在团中央礼堂批判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右派言行时，天津代表张学新曾说：从维熙是刘绍棠的影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不过，我对他想对《讲话》鸣放一下的意念，并没有表态。他激发我鸣放意向，倒是另一课题。当时文坛正热衷于讨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信条，我疑惑的支撑点是：本来我们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用现实主义的名称就挺恰当，为什么在“现实主义”前面还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帽子呢？这会使作品政治大于形象，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总体外因。因而，当《北京文艺》的编辑来我家里，让我对文艺问题鸣放时，我提笔写了一篇十分肤浅的论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以讨论这个创作方法是否科学为轴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发表在该刊的4月号上。 是命运安排？还是天意的撮合？刘绍棠也在该刊4月号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一个质疑，一个变相否定，真是珠联壁合。白纸黑字印在了刊物上，是抹不掉抠不去的。其实，我写这篇文章时既没和绍棠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告诉过我。当时，正处在鸣放期间，每天报纸上的鸣放新闻以及各种小道消息已使人目不暇接。其间，惟一的一次电话联系，是我受《北京日报》文艺组之托，约绍棠写一篇鸣放的短文。因而，这两篇文章刊在同期，纯属一种巧合。直到反右的锣鼓敲响之后，在《北京文艺》刊出的批判我俩文章的编前话中，我才管窥到这是编者有意导演的戏剧。编前话大意如下：我们是有意让这两株毒草出土的，只有让毒草出土，才易于辨别，继而锄之云云。对于批判我的端木蕻良同志，我并不十分介意；对于“引蛇出洞”的阴谋，我非常恼火。稿子是你们来人约的，原来是为了张网捕雀。 网。谁能想到诱捕金丝雀的网呢？即使是中国最最聪慧的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鸣放就是捕雀的诱饵。费孝通、周谷城、储安平……一批阅历和年龄大我们几轮的知识分子，都在鸣放，我们这些吃新中国乳浆长成的“小萝卜头”，能有什么醒觉呢？记得，当时中宣部办公地点在沙滩红楼（五四运动发源地），有一天周扬同志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开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王愿坚、陆柱国、西虹、刘绍棠，邓友梅、高延昌、赵坚、邵燕祥、李希凡、蓝翎等约二十位青年作家。议题很快转到了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上。我这个平时默默寡言并有着说话口讷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运动中那些先驱的亡灵在我身上注入了热情，还是会上的鸣放气氛感染了我，我从后排的椅子上斗胆地站了起来，居然向周扬同志提出了意见。我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学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问题。接着，我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唱了赞歌。 会场愕然。原因有二：一、会上有的作家意见尽管尖锐，但还没有直呼周扬同志之名；二、这些话如果出自于刘绍棠之口，也许没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于我这个坐在后排椅子上的从维熙之口，则使人感到惊奇。就连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刚才这段话，是我自己讲的。我沉默地擦着头皮上的汗珠时，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蓝翎，向我耳语说：“蔫人出豹子！”是褒？是贬？我脸红心跳，甚至后悔刚才的莽撞之举。 我自视才情低下，其他文友都是大树，而我只不过是树冠阴影下的一株小草。那天，小草居然也发出了低吟，而且是语惊四邻，这实在是个谜。我一无哗众取宠之心，二无摇撼文坛主帅之意，只是深感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蔓延（包括我自己的某些作品），便放了一声闷炮。据心理学家们剖析：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次或数次的生命曝光期。以此来推断，那可能算我一次生命的曝光了。随着这声闷炮，我在创作上也寻觅着生机。1956年我给《新港》（今天的《天津文学》）写了一篇小说，题为《阳春三月》，被编辑部退稿。退稿信中委婉地提示我这篇创作，出现了不健康的苗头。其实，我这篇东西是从郊区一个农业社因无限制地扩大公共积累，导致农民手中拮据，官僚主义萌生，农民被迫到区委闹事的真实材料写成的。是我第一次挣脱了理论约束，进行的小说创作尝试。也许它不如我50年代初期荷花淀派的作品清新、透明；但50年代中期，蓝天下已有沙尘，我把它写进作品，目的还是为了蓝天碧透，并无顺风扯沙之意。适逢《长春》（今天的《作家》）编辑部黄三川同志来我家组稿，我便将稿交给他，将题目《阳春三月》改为《并不愉快的故事》，发表在该刊1957年7月号的头条位置上。 此时，我已在为自己编织罗网而不自知。之所以如此，实因自己揭露麻木的官僚主义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这种恶迹。此时，大鸣大放的空气正浓，许多知识分子以满腔热血，坦诚地向党迸谏。漫画家李滨声画了一幅漫画，题为《没嘴的人》，他用怪诞的夸张手法，画了一幅身穿四兜中山服的干部肖像：堂堂五官中缺了“一官”——他没有嘴。很显然，这是对我们社会生活中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锐的嘲讽；也可以解释成某些官僚主义者最欣赏、最器重这样的干部。另一位漫画家廖冰兄，则发表了一篇诗配画，对文艺创作中的指导理论提出了异议。此画，我已淡忘了，但画家那道打油诗的片断，我至今记忆犹新。诗曰： 技巧必须如此， 题材不可这般， 最好人如机器， 没头没脑简单…… 这些漫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共鸣。本来，此时不仅是完善中国民主建设的大好时机，也是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因为在1956、1957两年中，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宗噗的、耿龙祥的《明镜台》……一批揭露时弊和纯情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假如我们能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中，汲取一些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东西，1957 年后将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比翼腾飞的时刻。中国摆脱半封闭的贫穷落后的时刻表，将因此而大大提前。否！原来发动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只是一种手段，“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原来是 “大鱼正在撞网，便于聚而歼之”。一个盛夏的夜晚，当我妻子把那一文件内容（北戴河会议）告知我时，我简直是瞠目结舌。 “这可能吗？我不相信？” “什么叫‘阳谋’？‘阳谋’和‘阴谋’有什么区别？” “与其如此，何必当初号召鸣放？” “主席不是说‘言者无罪’吗？怎么又成了撞网的大鱼？” 她沉默不语。她回答不出我的质询。 最后，她一边奶着怀里的孩子，一边不能自圆其说地解释说：“这些词儿，可能是指那些资产阶级政客而言，不是指广大知识分子鸣放说的。” 记得那天夜里小儿子还发了高烧。我和妻子身心疲惫地抱着他去医院打针，归来时已过子夜。我失眠了——这是1957年第一个失眠的夜晚。天拂晓时，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梦见了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场景。不过，那大海是黑墨色的，钻进那小口大肚缸中的金鱼，不止一条，而是一群……早晨，我把梦境讲给她听，她说：“反正不是什么好兆头。” 不久，我这个梦境应验了。《这是为什么？》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社论，见诸各个报刊。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黄鹂、百灵、杜鹃、翠鸟的啼春之声顿时消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个专用称呼，进入了中国历史。昨天的广播员，还在盛赞鸣放的鸳歌燕舞；今天，则转口说它充满毒汁，语调中流露出肃杀之气。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一下子从车厢里甩下来几十万对事业充满创造活力的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的号角吹响了，知识分子的劫难降临了。 反右回忆录(2)-混沌之初到“第十三名” 《北京日报》首当其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家杨凡（即刘波泳，他在鸣放期间发表了杂文《灶王爷的小本子》，曾纳入《扫帚集》出版）。美术组只有女画家陈今言逃脱，其他几个画家：王复羊、骆拓、郑熹、李滨声皆戴上了右帽。农村组里记者丁紫、编辑徐钟师和我全军覆没，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张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鸣放初期，她曾转达过岳丈对我的忠告，她一没有写小说，二没有写杂文，三没有报道过“煽风点火”的文章，四没有向党提出什么尖锐的意见。但她也划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里，她对鸣放并不热心，她是跑高校的记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采访各大院校，晚上归家照顾没满周岁的儿子。稍有闲暇，就打开那部被她翻烂了的。她酷爱，常常背诵几句 “梦”中诗句，并向我讲述这部书的深厚艺术功力——因为我在年轻时不喜欢读这部书。 也真是该着。那天，她去高校采访归来，穿过麻线胡同回报社时，一辆小卧车从她身旁风驰而过，轮下扬起滚滚黄尘（当时北京的许多条胡同，还没有铺柏油），使得她无法逃避黄尘洗面之灾。回到报社文教组后，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诌下了这么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 这几句歪诗，充其量不过是宣泄她对黄尘洗面的不满，尽管其中掺杂了少许黑色幽默和反差度很大的对比，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含义在内。但是这几句歪诗成了导火线，有人揭发张沪在党内曾提出过“五一节搞大规模的游行实属劳民伤财”之类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牛唇不对马嘴的荒诞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确定成右派分子。她十足年龄16岁时，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在国民党疯狂大逮捕、大屠杀时，她曾经奉地下党之命，参加学生“反缴费运动”，被国民党抓获后，国民党特务看她个头太小，实在不像个共党分子，便脆脆地赏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轰出特刑厅。地下党为了保护她，把她送往了苏北解放区。这场灾难使她很伤心，但她外表又极其冷静，她照常挺胸走路，没有其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负罪之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厕所，在马桶上仍然翻着，这一镜头被那位美术组里惟一逃脱右派厄运的女画家看在眼里，在大楼楼道里画了她一幅漫画，把她画成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狼，说她是死不认罪的右派。这下，可激怒了她，她气愤地对我说：“我接受说理批判，可不接受这样的侮辱，我要叫她把这张大字报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风浪面前更为胆怯，规劝她说：“吞下这口气吧！这是政治运动！” “她为什么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许是怕把她也划进右派圈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说，“这种心理状态，和右派一样可怜！” “不是可怜，是可卑！”她高声喊着。 她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吃了不少亏，这是后话。但在当时，我还没有被定成右派，权衡利弊关系，她还是吞下了这口气。但她屡屡向我表示，要把侮辱过她的人，记上一辈子！ 我没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我只希望像一只被人遗忘了的土拨鼠那样，在幽暗的洞穴里躲过这场雷暴。但幻想终究取代不了现实，文艺界的泰斗们首先被报刊点名了：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江丰……接着，北国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以及南京 “探索者”成员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被点名示众。虽然报纸上尚未直呼他们为右派分子，但在批判文章中，无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称呼。按照50年代的阶级分析法，庞杂纷乱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大营垒，“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圣的标志，取缔了 “同志”称呼，当然就意味着是敌对分子了——对此，我感到不寒而栗。 文坛皆知，我和刘绍棠是孙犁的得意门生，又是性格相异但亲密无间的文友，真是在劫难逃了。一天，领导报社反右斗争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总编辑周游同志，约我去办公室谈话。我以为给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册的时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击鼓，迟疑着不想去推总编辑的房门。 门开了。他严肃地坐在一张棕色的大写字台后面，面色冷峻地对我说：“你最近怎么样？” 这句话问得很笼统，但我知道他所要问的是什么，便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自己发表过的东西，是不是有……” “应该这么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脸上并无赞许的表情，“尽量避免摔大跤子！” 是暗示？还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周游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打得一手好桥牌。他很爱才，我被从郊区青龙桥小学调到报社，据说就是因为他读了我发表在《文艺周刊》上的一篇小说，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关卡，让我来当编辑、记者的。1956年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是他批准的创作假；该年年底，我请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例地为我开的绿灯。当我请求当专业作家的报告递到他案头上时，他找我谈话说：“你年纪太轻，经受的锻炼还太少；专业创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关系还留在报社吧！”因此，我成了惟一一个身在报社却以文学创作为业的编辑、记者。既是报社宠儿，又是同辈人妒嫉的对象。我很敬重这位前辈，常常越级找他去聊天，那时他谈笑风生，完全是一个宽厚长者。但此时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却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我说。 “对。完全对！”他再次表示赞许，但依然蹙锁双眉。 “还有事吗？周游同志！” “现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我等待命运的宣判。 “你暂时离开报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去吧！马上就走！”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单位都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属非常之举。回到家来，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她说： “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出于爱才？” “可能吧！你是他调来的。”她分析着，“再说，咱们这个四口之家，已经有我这个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们或许不忍心再给你戴上这顶铁帽子！” “阿弥陀怫——”我暗自庆幸我身后有个保护神。 “但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她说，“他只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五分之一，其余那五分之四，还是个问号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妇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妇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里干什么去了？”她单纯、开朗、活泼，对于我这个濒于右派泥沼人的心情，毫无所知，“你听早晨的新闻广播了吗？又揪出好几个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吴祖光，叫什么‘二流堂’小集团。” 我苦笑着应声：“是吗？” “你怎么不关心重大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她以戏谑的形式，向我袒露着一个女青年的心声。 “只要听不见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诚。 “不会。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个右派，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教。”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不过，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狗胆包天！” 哪壶不开她提哪壶，使我在寻求安宁中，失去心灵的安宁。其实，这并不是她的过失，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生活在她眼里永远是蓝天。她似乎没接触过农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新鲜，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着，唱起50年代青年们喜欢唱的歌：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 这支歌使我格外惆怅和茫然。据我所知，这首歌的词作者马寒冰同志，在鸣放乍起之时，曾与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捍卫文艺路线的文章，结果受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出文章是“左”倾，不利于鸣放，马寒冰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但是弹指之间，也许那缕游魂尚未飘进丰都城，毛泽东又反其道而行之，对鸣放中提出尖锐意见的知识分子（包括并不那么尖锐，只是对鸣放中意见点头或摇头的人），进行全面的反击。可惜，马寒冰同志缺乏稍安勿躁的精神，因英雄气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话，反右斗争开始的本身就是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这位小伙伴，就和我拉开了距离。她不再和我说话，并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审视我。我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不吉祥的信号。果然，“社教组”下达了叫我返回机关参加反右斗争的通令。我揣摸到厄运要降临到我头上了。这反而促使我丢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绪，去迎接命运的赐予。当晚，妻子告诉我，报社揪出来的右派已满十员，我虽然尚未被定性，但是楼道里已出现了关于我的大字报。 范瑾、周游同志： 我们非常奇怪，从维熙在文艺界放了那么多的毒，为何叫他去搞“社教”，让他逍遥法外？我们强烈要求把他揪回来，审查并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后边是一大串签名，首签的人是摄影组记者王一波。我理解群众的心情，更理解领导小组的处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签名的人中间多数不但是我的同龄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继而，我连这点不理解也变成了理解，他们还不是怕受牵连而主动地划清界限，并以此来向运动表态吗？反右的锣鼓敲响，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谁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并不太考虑该不该把某某人推上历史的祭坛了。“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在报社算得上一根出头椽子了。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张宗麟，他在鸣放时曾规劝过我，叫我注意社会影响。但反右斗争并没有放过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仅如此，就连他的儿子张闽——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也被卷进了反右漩涡，再加上他的右派女儿张沪，一家四个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个被定为右派分子，这个革命家庭在 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我悲助，我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余，我想起历史上岳飞被押上风波亭，又想到明史中朱元璋火烧功臣楼。历史拉开了长长的帷幕，但把帷幕撕开，现实和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在报刊上被点名为右派的老前辈，不少是出生入死，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过血汗的人。看见有那么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的挂冠，我这小小的萝卜头，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种解脱。 这种近似于阿Q式的心理平衡术，倒能给我一些麻醉。因而，当那顶右派帽子在我头上旋来旋去，并渐渐逼近我的脑袋时，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8月 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参加市文联的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刘绍棠大会。会议室坐得满当当的，但却肃穆无声。当我走过椅子中间的窄窄夹缝时，许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艺界的同行和各期刊的编辑，都知道我是刘绍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这种目光对我说来无异于一条条鞭子，从四面八方抽打过来。我难以改变昔日的旧习，仍坐在最不显眼的边座上。我发现绍棠早已到场，他端坐在我对面那条长桌的中央。他面前摆着一只麦克风——那儿是被审判者的席位。近两个月不见，他似乎消瘦了些，此时他眼睛盯着面前几张纸的检查，双手在用绒布擦着眼镜。 去市郊参加“社教”运动之前，我曾去光明殿偷偷看望过他。那天晚上，他异乎寻常地激动，因为在“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形势之下，昔日那些纷沓而至的座上客，都纷纷远而避之，而我却在这个时刻，叩门而进。 我告诉他我妻子已经先于我们划为右派了。 他十分震惊：“为什么？” 我简述了一遍后，他连连摇头叹息：“我有言、有行、有文章，不管对错，还能找着点茬口，她……” “你真认为你的文章反党了吗？”我认真地问。 “现在是从效果追溯你的动机，而不是从你的动机，判断你的效果。”他侃侃而谈， “维熙，说句私房话，我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投下的阴影，才对知识分子操动干戈。” “被匈牙利事件吓昏了？”我问。 “所以杀鸡吓猴。这真是中国的悲剧。” 连声叹息之余，我和他都沉默了。加上绍棠爱人曾彩美，本来不爱说话。屋子里静得如同没有人迹的沙漠一般。 “你要丢掉幻想。”许久之后，他说。 “可是周游叫我去摘‘社教’呢！” “他的好心固然可敬，但这不是他能力挽狂澜的。” “也许会出现一个意外吧！” 他苦涩地笑笑：“但愿如此吧！我希望你能幸免于难。” 我不敢久留。借着夜幕为屏，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车站，握手告别。他的手大我一轮，致使我感到这次握别格外有力。说不尽的难言之隐，都在这紧紧地一握之中了。 此刻，他那只手在擦着眼镜。不停地擦，可以判断出那完全是潜意识的机械动作。 “从维熙！你坐到靠前一点来。”有人招呼我。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欢坐后排边座，没有一个人过问。今天后排靠边的地方，还坐着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者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呼喊我的意义。 呼喊我的是市文联秘书长田稼同志。他有着敦敦实实的身体，白胖胖的脸庞，显得非常健康。可能是劳心太多之故，过早歇顶，因而在健康的体魄上，点缀了微少的老痕。当找遵命往前挪动席位时，他两只大眼睛专注地盯着我，仿佛我脸上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似的——对了！这天早晨我心里忙忙乱乱，只刷了牙，当真忘了洗脸。 和我并排坐在头排的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有邓友梅、陈模。剩下几个座位，上面坐着工人作家赵坚、高延昌、李维廉……还有《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反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北京日报》的代表是小个子周铁生。 此起彼落的批判之词，我今天已无法还原。反正紧紧围绕刘绍棠篡改毛泽东文艺路线而兴师问罪，是这次会议的主旋律我倒难以忘却。老实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罪名。在济济文坛，惟独牛犊子刘绍棠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直面提出了修正意见，冒犯了神的尊严，岂能得到宽怒？！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着实值得称道，不用田稼指引，都知道从哪儿下刀最为方便，多数文友，是直指政治立场这根命脉。尽管他们心里不那么认为，但嘴、眼、手谐和统一的激昂表情，却都表现得像是真的一般。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难辨的演员，他们扮演着令人肠断的角色。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他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3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我还说：“有一次，刘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下乡。”会议主持人当即指出我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我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但是，没过儿天，这些“艺麻”在报纸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报道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3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把他犯肠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绍棠的负罪之感。 当时，尽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涡灭人的良知。读报道后，我立刻给这位记者写了一封抗议信，指出该文扭曲了我发言中涉及的事实。可以想象，这种“抗议”的声音还不如一只蚊虫哀鸣，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后来批判我的会上，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奈何？事后，我将那份报纸保留了很长时间，我从字里行间，嗅出八个大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这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要地位的文章，不仅漫画化了刘绍棠，更为荒诞的是，把几个素昧生平，和我毫无接触的人，都囊入一个右派反党小集团之中。邓友梅身在北京，我们只是在会上见过面，会下无任何来往，纳入以“刘、从”为核心的集团首犯，已属不实；至于天津的鲍昌，浙江的郑秉谦和洪禹平诸公，我们既无书信往来，又无一面之识的缘份，怎么会成了一个反党小集团呢？！ 形而上学的猖撅，并不是始于“文革”。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见端倪。1957年反右派斗争形而上学成风。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四人帮”骨干姚文元就是靠反右起家，从“形而上学”的“文棍”一跃而跨过龙门的。因而，就其实质来说，反右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预演，是“文革”法西斯暴行的序幕。当时，被批斗的右派也没有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但究其运动本质，是1966 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艺》上的论文，充其量不过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学术讨论，指出其不够完备，不够确切而已。但是自从刘绍棠定性为右派分子之后，一位老作家在著文批判这篇文章时，完全抹煞了其学术性质，而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我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我非常敬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另册公民”。本来，无需对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那个批判会再费笔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样不外都是“低头”。“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的声音。但是，我还是要写下会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为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与反右运动气氛相悖的不谐和音：我记得那天中午，天开始淅沥淅沥地下开了秋雨。莫非是天为我哭？为那些承受命运严酷打击的知识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着血，但眼中无一滴泪。但是，当我在会上，却被闪光的良知催下了泪水…… “房树民，你是从维熙的朋友！你们一块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现在，我们希望你能和他划清界限，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发！”会议热烈了好一阵之后，主持人点了房树民的名。 这时，我才发现他瑟缩在会场的一角。 他为人极忠厚老实，和我同是师承孙犁“荷花淀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够淋漓尽致地把我揭发批判一顿，因为此时的我，已成为一面万人争捶的破鼓，无论他怎么“上纲上线”都已对我无损，相反倒能为他自己增加安全系数。 我期待着。会场也期待着。 他平日是个沉默无言的人，但此时被点名将军，等于断了退路，只有以重炮轰我才能为他打开一条出路。但他迟迟没有站起来，以致惹恼了会场： “房树民！你耳朵聋了？” “你到底说不说！” “现在是你和从维熙划清界限的最后时机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说几句。”矮矮的房树民终于站了起来，红头涨脸他说道：“依我个人和他接触来看，他只是文艺思想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刘绍棠像个右派，他当真不像右派——” 话还没容他讲完，会场就炸了窝。 “这是在包庇右派分子从维熙！” “这是向党进攻！” “让他也老实交代他的言行！” 还好，掌握会场的人，怕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宣布让房树民退场——他被“驱逐出境” 了。 望着他颓然而去的矮矮的身影，我哭了。树民过去与我友谊甚笃，记得，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出版后，他曾给我来过一封长信，赞扬小说泥土气息之余，指出书中有少许错别字。他例举鲁迅先生的严谨学风，以此来批评我的疏忽。我深受感动，觉得人世间有这样的一二知已足矣！ 此时，他居然敢在这个场合直抒己见，更是难得。这不禁使我想起从这座楼中一跃而下的戚学毅，不要看一场风暴来临时，大树低头，小草弯腰，落叶飘飞，冰河封冻，但在冰封雪盖的古老河床中，春水仍在冰层下静静地流淌…… 我一直为树民担忧，但不知是哪个神灵的保护，他幸运地躲过了反右派斗争，一天晚上他无声无息地推门而至，邀请我过几天去便宜坊吃烤鸭。 我没有推辞，也没有理由推辞。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谁知道有多少家庭夫妻离异？有多少友谊之巢被焚？又有多少人对落井者投石？或借倒下的人的鲜血染红头上盔冠的红缨？因此，树民对我之情可谓珍贵至极。主人有训：困顿时方知知己。在1957年的风暴中，我认识了树民。 几天后的又一个晚上，我和他在前门外便宜坊的餐桌上见面了。他说：“约你出来散散心。” “既来之，则安之。”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神色，“听天由命吧！” “不能自暴自弃，只当是去体察社会，体验生活好了。” “如果在近处改造还好，要是我俩都离开北京，家里留下一老一小，我不放心。”我连杯地喝着苦酒。 “我常去看看大妈好了！” （后来，树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直到“文革”年代，在亲朋好友皆远而避之的时候，树民常和他的妻子去看望我的母亲和孩子。1985年之后，他在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一职其间，常常退掉文坛权贵的不及格的书稿，这种刚直不阿，是他青年时代精神的延伸。在中国作协，他被认为是最正直的人）。 “也许我的命运还没走到头呢！” “为什么？” “报社近二十个右派，我是第十三个被揪出来的。‘十三’这个字眼很不吉利。”酒喝多了，我毫无遮掩地说。 “别胡思乱想了。”他夺下我手中的酒杯。 记忆本身就带有筛选的功能，那些淡而无味的平庸东西，都从时间的筛孔里漏掉了；而留下来的都是十分珍贵的，使你终生难忘。当然，我提及“十三”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宣泄内心的愤懑之情，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正是我和妻子命运的预卜 反右回忆录(3)-从“状元府”走向“墓地” 报社的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劳动。会同大楼中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张辛城、卜昭文、丁宝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陈德贵、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多。其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 王守清，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当人事干部的。此人14岁就在晋东南沁县参加了八路军。因打日本作战有功，在1946年时，就当了碑上留名的战斗英雄。他身材魁梧，满口山西腔，他在陕北时是中央警卫师的小鬼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称得起是为了缔造新中国出生入死的钢铁战士。而反右派斗争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决斗，但他也被卷了进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王守清身上带有战争留给他的弹痕。这次，他又被反击右派的子弹击中了。 和王守清个头差不多，但没有魁梧身材的李滨声，不也是一个屈死鬼吗！盛夏时节，党中央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用卧车把他接走，在请他吃饭的席间，拿出许多剪报资料，请他根据资料为刊物画一幅漫画，《没嘴的人》（副题《老实干部奖获得者》）就是这么出笼的。脱稿后李将稿放在桌子上，被报社文艺部负责人看见了。说服了李滨声，先在《北京日报》刊登了；后来，《北京日报》首先向李滨声发难——他成了“阳谋”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批判会上，李滨声曾据理力争：“我并不是为报社画的，是你们要我在报上刊发的。” 对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让人民锄之！” 不能说不巧。1957年秋冬我们从事劳动的工地，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的家宅。《北京日报》说服了状元的孙女，把这宅院的地皮买了下来，拆旧宅，盖报社的职工宿舍。这地方名叫“状元府”，此时这些落难的“文武状元”干着刨地基、挖房槽、砸钉子、运砖瓦、挑灰浆一类的活儿。 195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街道上的树叶还没落光，秋天还没完全脱掉它的黄褐色衣裳，外蒙古卷过的寒潮就报到了。之所以能有这个记忆，是画家王复羊的劳动模样留给我的：十月末，他没有御寒的劳动服装可穿，穿着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还在皮领上围了一块白色垫肩。于是“右派贵族”的雅号从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举目四望，昔日那些摇笔杆、拿画笔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狈。嘴里总爱哼哼着约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乐曲干活的陈德贵，来工地不久就折断了眼镜的一条腿，折腿的那边，他套上一根线绳，被冠之以斯维尔德洛夫的绰号。看着自己，我也不禁哑然失笑。我身穿一件破大衣（这是我母亲怕我冷，毁了一条狗皮褥子缝制而成的），上边溅满了泥点和灰浆，俨然像一个专职“泥水匠”。至于那些女右派，则一律敛起昔日红装，头上顶着蓝黑色带有耳扇的帽子，简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壮工一个模样。 女右派干的是把弯钉子砸直的原始简易劳动。分派活儿的人，确实是出于照顾妇女。但是在严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儿干这种轻活儿，还不如干费力气的活儿好。她们不断跺脚，用嘴哈气暖手；那边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绒衣穿了单衫。“状元府”名不虚传，修建这旧宅院时，地面搅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冻，丁字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小小土窝。再看看各自的手掌，几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医务所彭大夫不知是出于对这些人的同情，还是施行“革命的人造主义”，对于施舍胶布从不吝啬，因而每人手上都贴上了横七竖八的胶布条条，像是戴上两只污浊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个严冬下午，我赶上和王守清一块刨槽。这家伙干活也像打仗那样，抡起丁字镐来虎虎生风。“噗”的一声，一个硬土块溅到了他的眼镜片上，一只镜片顿时像太阳光的辐射线似的，在上边结网。我劝他去配一副新眼镜，他用浓重的鼻音回答我说：“配甚眼镜？这双眼睛长在我脸上都是多余的，我恨自己这双眼睛，当年没被炮弹皮炸瞎了呢！瞎了就甚东西都看不见了，落个心里干净！” 我不能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他根红苗正，虽说他也被划为右派，似乎还有某种发牢骚的资本；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身份应比王守清更为卑贱，不具备讲怪话的任何条件。可是，脑袋毕竟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说，心里不一定不想。王守清这段悲愤的自白，当即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剧本《他们出卖眼睛》。编剧以极其含蓄的手法，用出卖自己的眼球的剧中人，象征并鞭挞那些对社会时弊视而不见，在生活中出卖良心的人们。王守清讲的这段“反动怪话”，当然缺少电影剧本的艺术曲线，但和那个电影剧本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仔细想来，这也怨不得那些人们，我们这些工地上的活标本，已对那些视力1.5的眼睛，出示了黄牌警告。时代需要色盲、声盲、情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眼无珠的人就应运而生。这是1957年反右遗传下来的癌症。 记得，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北京市委一位负责的人物，在一个大礼堂里作动员报告。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说：“我们要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这些话虽然十分悦耳动听，并具有一定的鼓动力量，但是一个唯物论者忘记了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常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透明。所谓“水晶城”之说，是地道的形而上学，神话。当然，如果人们都变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单一的颜色了 ——那是一种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释为“水晶宫”了。 在“状元府”的劳动工地上，还有一个戴着圈套圈的高度近视镜的右派分子。他干活窝窝囊囊，沿着“马道”往楼上挑砖运灰时，总是弓曲着水蛇腰，像个鸵鸟似的。他叫赵筠秋，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别看他肩不能挑担，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时，脖子却伸得挺长，身条挺得挺直。那天，他嘴里嚼着馒头舌战群儒，话锋的焦点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渊源。赵的论点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批判他的那些人们，则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十分完备，官僚主义与此无关。他一边喷着馒头渣儿，一边慷慨激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也许他当时那副执拗的儒雅气质，留给我们印象很深，所以在劳动现场，我们常喊他赵老夫子。 最使人惬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劳动中的一刻钟休息。我们蹲在避风向阳的砖垛旁，或者到一间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时，徐钟师“削发为僧”抗拒运动，自然被常常提及，赵老夫子舌战群儒的场景，也常常用来解脱我们的精神空虚。但这些东西，毕竟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需要寻觅新乐，解脱各自的烦恼。 我本是个缄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负荷似在改变我的个性。有一天，在那间堆煤的小屋，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不知谁谈起了“阳谋”这个字眼的含义时，我讲起了邓友梅君的一段经历：10月11日，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包括演员）。当时，北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还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态来。友梅能言善辩，语意铿锵有声，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欲念，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当出色。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当他红头涨脸，嘴巴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台下正为他有力的揭发批判，响起脆脆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会场顿时愕然。 伙伴们笑了。接着七嘴人舌： “这是一出皮影戏！” “邓友梅充当了皮影人！” “这出皮影该叫啥名儿？” “先使用友梅君，然后把他再甩出来。推完磨杀驴，招儿真高……” “这叫‘各个击破’。” “这叫‘阳谋’——”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骤然刹车。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右派伙伴们当中，和我接触最多的要属王复羊、骆新民、梁沙军、赵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诚的要算是漫画家王复羊。他就读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在老右中年纪最轻，又对生活最富于哲理性的思考。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导火线始自于他对李滨声的态度。他不揭发、不批判；但是有人出来揭发他了，这就是骆新民。他说王复羊污蔑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说“胡风问题构不成反革命”，“肃反伤害了一部分老同志的心！”等等。结果，年轻的王复羊受到了二类处分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分六类处理：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五类降职降级；六类免予处分），每月18元生活费。骆新民（笔名骆拓），他原本是马来西亚华侨，因其父和徐悲鸿先生私交甚密，解放前他便从异国他乡回到祖国怀抱，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虽然积极批判李滨声，又揭发了王复羊，由于他在鸣放期间曾写过一篇文章，为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待遇鸣不平，反右斗争仍然把他网罗在内。但他是华侨，反右斗争中又 “表现可以”，所以落了个从轻发落，只开除了团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职降级处分，可是右派帽子依然给他戴在了头上。梁沙军是河南人，原是地下党员，他性格憨厚是个乐天派，因而在右派当中颇有人缘。他走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因为他有腰腱盘突出的毛病，干不动重活儿，除了在装订房和女人们折折书页之外，有时也来“状元府”工地干些轻活儿。 那天，北京降下了头场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劳动工具，他和女右派们一块砸钉子时，发现了我俩，便道： “喂！干什么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浓重的地方口音。 “什么？”梁沙军用王守清的谐音逗趣说：“去公安局？” “你开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脸苦相。 “唉！我解放前在警察局当差（地下工作），要是解放后转业到公安局就好了；你要是进了公安局，我一定把你给放出来。” “为甚？”王守清愣愣地问道。 “名字上了碑的英雄，公安局不敢收留。”他打哈哈地笑着说，“你在陕北给毛主席站过岗，这回我还送你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当警卫班长，要是他们不收留你，我给你写介绍信。” 这个玩笑充满了酸楚，却也因为有人理解王守清的痛苦而宽慰了他的心。因此，王守清一路念叨着：“沙军是好人！只是咱们都生不逢时，赶上了他娘的五七年！” 梁沙军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上帝分配幸运与不幸运时，并不把人的品质优劣，当成分配的尺度。俗话说：人走背字的时候上卦摊。这也许是社会中的底层人，更容易相信宿命论的缘故吧！ 新社会没有卦摊，特别在堂堂北京。可是在右派中会看手相的人不少，骆新民对这方面的知识尤其丰富。我也叫他看过手相。他说：“你爱人张沪的手相是主权贵的，将来还有盼头；你手相上事业纹非常紊乱，恕我直言，你一辈子可能就要大铁锹了。” “你呢？”我反问他。 “少则5年，多则8年！” 还是王复羊比较实际，说：“8年？再乘上2差不多了！” “16年？”骆新民认真他说，“那就完了蛋了，画画人的手不能生硫，长期不拿画笔，人就报销作废了！” 我们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见灯塔，更看不见陆地。尽管报社领导指出右派的前途时，引证毛主席的话：“三年怎么样？三年不行五年、八年总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对这几句话百听不厌——因为我还幻想着拿笔写小说；但理智上总是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我胡乱猜想脱胎换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时间，按照找对未来的剖析，10年后我34岁，那时青春尚存，容颜未老，精力还不到枯竭的时候，也许还能干点儿事业。因而，当夜深人静，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谈论这些事情时，还自我麻醉地背诵过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妻子则比我还要悲观，她常用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概括老右们的命运。她的论点是：光阴不会倒流回来了，没有这批戴上右帽的知识分子，火车照样地开，地球照样地转。 我说：“不会这样，中国需要知识分子！” “你倒不见外！”她说，“人家已经把你比作狗屎堆了，你还自作多情。” 不是吗？报社这些右派离开办公桌之后，报纸照常出版，书店照常卖书。 浓重的悲观情绪在我心扉聚集，我曾一度心灰意冷，甚至认为末日已经到来。记得，那是1958年的4月6日，一辆卡车送我们去鲁谷公社改造。新华分社的右派去了上庄，北京出版社的右派去了何家坟。卡车前边的另一辆车上，拉着满当当一车被宰割过了的半扇子生猪肉。我敏感地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便捅了王复羊一下说： “瞧……” “看见了。” “会吗？” “但愿不会。” 这些心照不宣的问答，实际上是打着哑谜。因为没有人能推测出谜底，谁也卜算不出未来的命运，以及这些“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归宿。我看了看卡车上的伙伴，仿佛都看见了前面卡车上的死猪肉，有的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有的故作镇静地喷烟吐雾。 梁沙军乐呵呵地提出问题：“诸位，谁吃过人肉？” “据说不开化的边远地区，还有吃人肉的。”赵老夫子慢吞吞地回答。 “什么味儿？” “酸的。” “那不成了‘生番’了吗？” “据说文明人，也有吃的。”王复羊淡淡他说。 我听得出来，他在隐喻着什么。这种隐喻的密码不能破译出来，因为他在嘲讽政治。 梁沙军却接嘴说：“要吃就尝我的好了，鲁谷公社紧挨着革命公墓和人民公墓。我愿意躺在那儿，为人民吃肉服务！” 卡车上开起玩笑来了。有人说梁沙军太瘦，浑身净是骨头，没油水，有人说从维熙还胖一点，骨骼瘦小肌肉发达。最后，大家在卡车上选开了“杨贵妃”，后又评论开了古代帝妃中，到底是瘦瘦的丽人赵飞燕美？还是杨贵妃美？ 鲁谷公社确实如粱沙军所说的，界临两个公墓。我们改造思想的第一个驿站，就与死亡、十字架、墓碑为邻。特别是我和王复羊、骆新民的驻地——下庄大队，离人民公墓、革命公墓最近。4月6日，正值清明前后，革命公墓内因有围墙隔挡，听不到生者对死者的絮语；而人民公墓就在我们村后，我们在村边干活，祭悼亡人的涕哭声此起彼伏。 这就给我们本来就充满忧郁的心灵上，又浇上几分忧愁。我们是奉命来农村改造思想的，虚心向社员们学习。可是，我们来到这儿不久，就发现在学习方向上的茫然。不，不仅仅是茫茫然不知所学，甚至遇到了我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5月上旬的一天，我们三个人奉命去鲁谷村，支援玉米地除草间苗。该村那位姓李的生产队长对我们说：“同志们到这儿来都不容易（他为什么滥用了“同志”这个圣洁的字眼？），我这半大老粗，最佩服讲实话的人，右派是什么？右派净是些说大实话的人。队里对同志们（又是一次滥用）没有苛求，量力干活就行了！”他这番话说得和颜悦色，表情和蔼可亲，使我们个个瞠目结舌，面面相觑。 按道理讲，一个有坚定改造信念的人，应当对这位李队长的话，给予驳斥；可是人家又是负责监督和管理右派的贫下中农代表，基层政权的一员。接受他的这些观点，那怎么行。他是给右派唱颂歌的，不等于否定了反右运动，否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了吗？因而，大家都沉默地一言不发，只有走进了玉米地，避开那位右派中的“头人”（即报社指定的右派中间的负责人），才敢对这位李队长进行评论： “天字第一号！” “农民也有自己的脑裳！” “这叫‘戏法再多变，自有明眼人’！” “贫下中农万岁！万万岁！” 但是，农民中也并非都是李队长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下庄就遇到过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比如，清明节后，一个哭坟头的妇女，为了祭悼死者，离开墓地前把一盒点心，埋在了坟前土窝里。那个女人刚走，一位贫下中农就扒出来，提进自己的家院。由于下庄有“近水楼台”的地理条件，这种事情层出不穷。一个社员向我们解释说：“上坟是封建行为，与其那些点心喂了地蛆，还不如装进人肚子！” 离我们的住房不远，有个绰号叫“独眼龙”的社员，他长得人高马大，说话铿然有声。据说，他祖辈人过去是盗墓人，他不偷不盗，负责迁坟抬骨一类的活儿。时正初夏，蚊子、小咬已在空中乱飞，有一个重情义的男人，给他刚刚死去不久的情人来迁坟。棺枢不让上火车，尸体又已经发臭，而这个多情的男人要求把情人的完整骨架，运往他南方的故乡。在我们看来，这几乎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差事，可是那个叫“独眼龙”的社员，却应承下来。他刨坟，开棺以后，硬是用刀子像剔猪骨头一样，把那年轻女尸的肉剔了下来，把骨头装进口袋，然后，洗净消毒让那男人来取。 鲁谷公社距离北京市区仅仅十公里路，竟然如此古老蛮荒，使我们深深地震惊。当时，正逢苏联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因鲁谷公社曾命名为中苏友好公社，芭蕾舞团来公社演出《天鹅湖》中的片段——“四只小天鹅”和《吉赛尔》舞剧中的一幕。简直若同发生了地震，几个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妇女社员，对我们说： “真怪！跳光屁股舞也不害臊！” “不知那些大妞儿，是不是爹妈养的！” “喂！你们都是喝过墨水的，说说看，为什么要跳光身子舞！” “人家没光身子，要是光着身子，咋看不见……” 我们没有资格去欣赏芭蕾舞剧。 我们也无心情去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去欣赏芭蕾的人，偏偏又是另一个精神世界中的人，这些大娘、大嫂、姐姐、妹妹们，都是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女（这个村没有地主、富农），不但艺术距离她们非常遥远，而且有一种抵制现代生活的本能，我们又该怎么向她们学习呢？又学习些什么呢？ 有一天，在村头干整菜地畦埂的活儿。几个男社员穷极无聊时，把一个徐娘半老的女社员按倒在地，扒下她的裤子（他们俗话叫“开瓜”），把一根猪尾巴硬是塞进她的腿缝之间，他们笑着，闹着……我们只好尴尬地扭过了头。 一会儿封建得像“九斤老太”。 一会儿又荒唐到无以复加。 他们是农民，是地地道道靠修理地球，并从地球上获取食物而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的农民。我突然感觉到50年代那些写农民生活的作品，真是太矫饰了。也许从这个时候起，我才开始意识到文学需要去伪写真。我甚至于反躬自问自己曾经发表过的那些小说，是不是歌颂光明生活的音符太强烈了？或许它从一落生起，就打上了为政治服务的胎记，使自己的艺术视野没有投射到这块粗犷的原野上来。 画家王复羊对此也深有所感，他对我说：“我们在政策上就把贫下中农神秘化了，其实大家都是肉眼凡胎。” 画家骆新民的语言更为刻薄。他说：“把右派弄到这儿来，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让知识分子变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群氓。” “比方代的发配，只是脸上缺少个印记。”我说。 骆新民非常后悔自己从马来西亚回国求学，他唉声叹气地摇着头：“早知今日……早知今日……” 我非常同情他，便答出下一句：“何必当初……何必当初……”我还把在我划右之后，偶然间拨台播到了日本台，日本如何抗议中国迫害艾青、丁玲的新闻，告知王复羊和骆新民。好像只有这样，心中的郁闷之情，才能平复一点似的。 当时，我妻子张沪的改造地点在焦家坟，离下庄有一里多地。晚上，有时她和赵筠秋来下庄聊天，大家议论的多是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她重理性思维，说话尖刻。“赵老夫子” 是学经济的。大家凑在一起，难免对各自所在农村谈些看法。当时，中国刚刚擂响大跃进的战鼓，劳民伤财的深翻土地以及大炼钢铁之举，已开始在京郊农村风靡。我们认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都是“乌托邦”，是“杀鸡取蛋”，破坏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和谐。这些看法，时隔二十多年后，已被历史检验属于绝对正确。但在当时，却等于在自织罗网。加上当时我从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内部发行的《南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纲领》，在劳动之余翻看，并借给骆新民和王复羊阅读过，尽管我们翻看它时，无意从“南共纲领”中吸取什么东西，但是已经是在为自己自掘陷阱了（后边再向读者谈及）。 在下庄的日子，使我难以忘怀的，除了有农民的蛮荒、落后一面之外，也还有农民的宽厚和真诚。该队韩队长，出于照顾我们，总是把我们几个安排在妇女队干活，她们虽然都知道我们三个人，人人头上都顶着“雷”，却从不刺激我们以显示贫下中农的自我优越。相反，她们有不明白的问题，还常常询问我们，我们以“大娘”、“大嫂”称呼她们，她们则称呼“老从”、“老王”、“老骆”。 当然，在村里壮劳动力不够用的时候，我们这三块红土，也要顶替朱砂使用。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深翻土地时的挥汗如雨，也不是放卫星时的挑灯夜战，而是在盛夏时节，拿着锹镐去刨坟坑。 1958年火葬还没有完全普及，因而人民公墓的穴坑总是鬼满为患，下庄地址公墓近邻，刨挖坟坑就成了“家常便饭”。我无法描述我干这件活儿时的心情，除了精神上的高度压抑以外，还有嗅觉上难以忍受的痛苦：夏日炎炎，骄阳似火，跳进坑穴去抡镐刨着沙石，已使人昏昏然若同木偶。脚下还要穿着高帮胶靴，以隔开脚掌和附近坟内洇渗过来的臭水。我一生中闻过各种臭气，但都无法和腐烂尸体上淌出来的黑水臭气相比。那是一种咸臭、恶臭。即使你戴上三层口罩，也能使你五脏翻江倒海。我第一次干这活儿时，呕吐不止，几乎把胆汁都抖落出来，而和我一块抡镐刨坑的社员，鼻子似乎患了伤风感冒似的、对这种气味毫无觉察，一边往下掘坑一边还哼哼叽叽地唱着小曲。他们不像我们三个老右，只偶尔干上一天。这些农村中的壮汉，成年累月地在这块沙石地上挖刨。我十分敬佩他们的耐性，常想：也许只有中国农民，才具有这样独特的精神吧？！ 在下庄生产队还练就了我的一双铁肩膀。我们经常和下放干部一起，从千米左右的一个水泵房，往公墓石碑前的小松柏树行子担水。由于担水路程较远又带有某种竞赛的性质，我自不甘落后，所以肩膀结出层层血瘢后，就成了一块僵硬的死肌肉。它再也不怕磨，再也不怕压，尤其使我欣慰的是，我很快学会了担着满当当的两桶水，在行走中轻松自如地倒换肩膀，忽儿头一低让扁担从左肩转向右肩，右肩累了，再从右肩转回左肩。这是我劳动改造生涯中，最早获得的第一个适应生活的本领。 达尔文曾有名言警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认为这种生存本能，不但动植物具有，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具有这种适应的本能。比如：在鲁谷村改造的漫画家李滨声，曾以一张《没嘴的人》和另一张的漫画，震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英国的《泰晤士报》曾于1957年转载）。但此时在鲁谷村的泥屋里，伊然像个西北高原上的老农了。一顶破了了檐的遮阳草帽，半遮半盖地露出他那张黧黑黧黑的脸，赤板脊梁上留下7月骄阳烤烧的痕迹——层层晒成燎泡的白皮。此公昔日多才多艺，除去是著名的漫画家之外，还是能在舞台上表演大变活人的魔术师。解放前他还曾以“浴非”的艺名，在《吕布戏貂婵》、《辕门射戟》、《白门楼》等戏中，饰过骄横不可一世的吕布。此时，吕布大战刘、关、张之气势，已荡然无存。有一天，他拿出一个自刻的大图章给我看，上刻篆字“鲁谷辛农”。 这种对环境的适应完全出自于人的本能。在右派的改造学习会上，人人都神态严肃他说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的右派思想、立场、观点。这种虔诚也并非矫饰，好像一到这样的会场上，自己就当真犯了什么大罪似的。你一句，我一句，都检查得全面而深刻。可是一到现实生活里去，亲眼目睹的现实，又支持自己右派思想泛滥。比如：公社化后第一个举动，就是把鲁谷和下庄社员们家庭伙食合并成一个大食堂。中午收工时，热汗淋淋的面孔，排成长长一串，等待着食堂窗口递出来几个窝头和一碗菜汤。我们排在长长队伍的后边，沉默地面对生活的骤变。难道这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吗？难道那一座座小土高炉真能炼出1080万吨钢来？站在这儿排队领食真是先进事物？如果有哪一家的儿媳生了娃子，窝窝头、白菜汤能补养身子吗……问题走马灯般地一个接一个盘旋在脑袋里，在这一霎间，我发觉自己成了一个两面人，会下以矛攻盾，会上以盾折矛。两种虔诚交织在一起，像两盘石磨一样，碾碎着我的一颗心，常常使我在矛盾中不能自持。会上提出改造右派观点是真的，会下对大跃进、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吹冷风发牢骚，更是真的。 给我留下最荒唐记忆的事儿，要属“大跃进”中的一个小小插曲——世界闻名的消灭麻雀战。市区机关。工厂，学校。兵营。市民……全体总动员。郊区人民公社贯彻这一决定时，韩队长在下庄的广播中喉咙嘶哑地喊追：“社员同志们，消灭麻雀是毛主席交给的政治任务，咱大队要家家户户全体出勤，做到人人手里有铜锣，人人手里有弹弓，吓唬麻雀的锣鼓不够用，就把脸盆拿出来敲。你们要记住一条，不让麻雀在树梢、房檐上落脚喘气，累死这些糟蹋粮食的小兔崽子……”这天，北京市内锣鼓喧天，街街巷巷、角角落落都有“重兵”把守，成为建国以来别开生面的盛大节日。 我的具体任务是警戒一片松树林。 武器——大队发给我一把打鸟的弹弓。 清晨、我是带着窝窝头进入阵地的。同时，口袋里悄悄装上一本小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下庄周围最大的一块绿荫，七枝八杈蓬蓬松松的老松树，在我头顶上织成一把大大的遮阳伞。我躺在一座坟的坟坡上，嘴里嚼着窝窝头，两眼望着松枝间飘动的浮云，觉得非常好笑：中国地域辽阔，天上飞的麻雀无其数，它们在哪儿落脚都能生存，怎么能把这些小东西消灭殆尽呢？中国是疯了，还是中了魔症？我又想起近两天报纸上的头版新闻：XX公社深翻土地5尺，今年早稻亩产万斤。稻子密得能在上面滚石碌碡，而居然不掉下去。我的天！这不是《天方夜谭》中的新神话吗？而这些新闻端庄地印在党的机关报刊上，旁边还配发群众围观“卫星稻田”盛况的照片。 一群麻雀逃到松树林避难来了，我从坟坡上跳起来，嘴里喊着，投石轰赶。这些惊弓之鸟，刚想在树梢上落脚，又“忽”地一下飞跑了。它们在天空叽叽喳喳，发出奔逃的哀鸣。我又躺在坟坡上了，并且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人的遭遇》，可是我的目光没落在书页上，却被松树枝杈上跳跃着的一只小鸟夺走了。小时候，我在故乡的柳树行子里见过这种鸟儿，学名叫什么我不太清楚，故乡人都管它叫“柳叶”。因为它的躯体实在太小了，比一片柳叶大不了多少。 不知是它受了惊吓，还是它此时不喜欢唱歌，它只是从一个枝权跳到另一个枝杈，尾巴一翘一翘地戳向天空。它很孤独，这片松树林子里只有我和它，我突然触景生情，自己不就是那只小小的“柳叶”吗？ “呜……”我向它吹口哨。它并不理睬我。 “呜……”我再次吹响口哨，想逗出它的歌喉来。 这时，又一群麻雀飞向松林。我迫不及待地从坟坡上爬了起来，扬着手臂去驱赶麻雀，等到麻雀被驱除出境后，我发现那只小“柳叶”也消失了。 我沿着松树林转来转去，脖子都仰酸了，再没有找到那只鸟儿。我很惆怅，好像丢了什么贵重东西似的，一声吆喝，使我蓦地一惊：“瞅你霜打了似的，怎么不轰赶‘老家贼’？”我回头看了看，是在鲁谷村改造的梁沙军手提着一根棍子，窜到下庄的地界里来了。还没容我说什么，他就笑嘻嘻地嚷道：“我日他娘，麻雀打跑了，共产主义就到了。” 我说：“你活腻了吧？” 他仍然笑得合不上嘴：“就地解决更好，这儿靠近人民公墓。我日他娘的，我还没有 ‘人民’的资格哩！真断了气儿该埋在哪儿？”麻雀战后的不几天，他从鲁谷到下庄来，非要我们陪他去看看公墓不可。由于我们三个人经常在那儿干活，早已丧失了新鲜感，表示不愿意去。但他执意要我们陪他去散散心，我们只好舍命陪君子。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麻阴天气，由于太阳被云彩遮住，一座座土坟、石棺都笼罩在灰色当中。倒也不错，比暴晒的蒸烤要凉快一些。我们背着手，悠闲地在墓地中穿行着，那神气不像巡视死亡之国，倒像浏览两旁地摊上的商品。梁沙军情绪要比我们兴奋，他不时停下脚步看看墓碑上的姓名，以及石碑中镶嵌进去的死者照片。当他走到一座石棺面前，突然向我们招手： “喂！过来看哪！” 不用走过去看，我们也知道使他感到好奇的是一座合葬墓。那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去苏联留学学生的石棺，正值豆蔻年华的一男一女，在国内就是一对情侣。一天，他和她在列宁格勒涅瓦河上划船，被风浪卷入河底。留学生们为了表示对他和她深切的怀念，尸骨运回祖国后，集资立碑，把他们合葬在这座石棺之内。我们初到下庄时，就仔细地观看过这个石碑，上面除了这两个留学生的姓名和死亡缘由之外，把他们的照片也肩挨肩地镶在石碑中间。因怕风吹雨淋，死者的灵魂不得安宁，这儿石碑上镶嵌着的照片，一律用透明的玻璃纸蒙着。这两个死在遥远异国的中国之魂，此时正从发黄的玻璃纸背后，向我们微微而笑哩！ “走吧！”我们催促他。 “这一对留学生长得很漂亮。”梁沙军目不转睛。 “自古红颜多薄命！”我说，“他俩到天国去结婚了！” “再浪漫蒂克，也不如在人间活着。”骆新民说，“当然要是活到1957年，一对儿都戴上右帽！倒也是死得其所。” “诸位老弟，要是我有那么一天，我请你们也给我弄一个石头棺材。不，砌个水泥的也行。”梁沙军一副乐天派的架势，打着哈哈说，“不过，当你们路过这儿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跃进中的新鲜玩意——诸如小土炉的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啦！什么‘对右派进行大赦一律摘了右帽了’等等，及时向我汇报。我日他娘的，我这个党员听了会从棺材里蹦出来，高兴得起死回生的！” 他笑了。我们也笑了。 谁也没有想到，他久久在公墓中徘徊穿梭，竟是一只受了伤的鸟儿在为自己寻觅永久性的安息巢穴哩。 一年后的1959年冬天，我手中无有鲜花，却带着无限悲伤，到这儿来哭沙军——这是后话。 当然，在苦涩的精神沙漠中，也并非没有诗情。在1958年的改造日历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复羊的结婚。借着回城休假的一天，我们为他和她的结合举行了简单的欢庆仪式。 婚宴是在裱背胡同口内一个四川担担面馆举行的。两间铺面房里有四五张餐桌，我们七八个人占了一张圆桌。几碟酒菜，一瓶烧酒，主食是碗里放了不少辣椒面的细面条。之所以弄得这么简单，主要是怕声张出去，说右派分子们借王复羊结婚在搞集会。梁沙军则从另一面解释这个问题，他端着酒杯说：“咱们都划定到资产阶级圈儿里来了，这回办个无产阶级的结婚仪式，说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自己的思想改造。” “担担面很长，象征你们能够白头到老！”赵老夫子——赵筠秋说。 我说：“里边有辣子，祝愿你们的未来有滋有味！” 我妻子张沪说：“让我敬天下的头号贤女子一杯！现在时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可这位崔振国，不但没有终结和王复羊的恋爱关系，反而提出和这个每月十八大元的右派结婚。这样的女人天下难寻。” 崔振国（现在为北京画院国画家）脸红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是的，在这方寸大小的担担面馆，崔振国的形象实在是够崇高的。首先，她是惟一的人民，而这个惟一的人民，却死心塌地要嫁给右派，王复羊曾委婉地请求她另作抉择，以免耽误了她的一生，而崔振国对此九死而不悔。她的所在单位，用另一种方式提醒过她，如果她与王划不清界限（包括与王结婚），她将被调离到远离北京的边城去工作。可是崔的抉择是：宁舍北京，不弃复羊。因此，我们为他俩操办的简单婚宴，具有两重意义：一、欢庆有情人终成眷属；二、喜剧在人生中永远是短暂的，婚宴也是送别的宴会——崔振国为此情愿去大西北，王复羊将随她一块去边塞改造。 碰杯声中，不知谁吟了一句古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复羊淡淡他说：“北京对我已陌生了。” 梁沙军则用另两句古诗驱走愁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王复羊微微一笑：“对！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反动派！” 苦笑声哄然而起，接着是一片沉寂。 离别的依依之情，盖过了婚宴的欢快之情，给这个小小的担担面馆，蒙上了一层不可名状的忧郁之色。在这种气氛中，我哽咽在喉，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倾吐，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这酒实在太苦了。 梁沙军却依然在开着令人心碎的玩笑：“……离开北京不要紧，等你们生了娃子，把娃子装在信封里邮来，我养活着，给他上北京户口。” “你有什么权力？”骆新民问。 “我是老警察呀！” “你自己能不能长期在北京落脚，还是个未知数呢！××不是讲过了吗，把北京变成透明的‘水晶’城？” “好。那就等于我刚才的话没说。”梁沙军嘻嘻地笑逍，“诸位，我请求你们别在这喜庆的日子，个个像林黛玉一样愁锁眉梢了，把杯中的残酒干了它！” “干！” 这一天，我过得非常充实。因为我在冷寂的沙漠中发现了诗情。它像一株大漠中的骆驼草，在干裂的、没有水分的劣质土壤上萌生，在那人情淡如水，爱情若同卫生纸一样廉价的年代，振国对复羊君的感情，可谓无价。它久久地震撼着我的灵魂，并如一座诗的丰碑矗立在心。 不久，奔赴大西北的列车，终于把一对在苦难中结合的恋人，载往了关山万里的青海湖…… 反右回忆录(4)-在高山之谷修筑“宫殿” 一鸟离巢，百鸟迁窝。 崔振国和王复羊于8月初离京，我们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于该月下旬卷起铺盖“打道回府”。当然，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市区绝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李装运到卡车上。向西——再向西——沿着环山的石子儿公路，扎进了大山环抱的潭柘寺。在寺庙内住了一个多月，当了开山筑路的壮工。公路修完，卡车又拉着我们向西——再向西 ——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这儿离北京虽然只有百十里路，由于山峦重叠，进了一山又一山，两山形成漫长峡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他们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这大山沟沟。我们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卡车抛锚——我们又到了一个改造驿站。 别看这儿荒漠寂寥，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柱等杂物。第二天，我们才听人说，这儿要修筑一座市委疗养院，我们这些筑路工要改行变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驳的梁木，是扩展天安门广场时拆下的民房旧料。 《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农村改造时化整为零了。此时，又在这儿重新汇合。除了那些在“状元府”就熟悉了的伙伴之外，又多了从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以及市工会、市妇联来的右派。他们中间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诚、叶向忠，还有市委各部门“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华、粱湘汉、薛德顺、钟鸿、张敦礼；市工会系统的安福顺、蒋济南、王一成；妇联系统的李琦，以及团市委系统的黄慕尧、张永经。王蒙。右派的人数骤增，足足可编成一个连队了。 乍见王蒙时，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他被划为右派，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的反复，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间，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批判刘绍棠的会上，当时他还在扮演着正面人物的角色，不过好景不长，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样。”他说，“不然咱们怎么能到这儿聚会来呢？” “还写吗？” “不干那行当了。划右以后，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卖糖葫芦什么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认为他是讲笑话，便笑了。他没笑。 “职业病很难治，我还有创作冲动。”我说。 “算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没这份心思了！只想当好地球修理工！” 说实在的，我当时虽不认为王蒙的回答是诚恳的，但是我理解这种回答。反右斗争之后许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种奇异的保护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黄，知了的皮和褐色树皮同色一样。我也不例外，在向报社交上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我写了满纸的对大跃进的阿谀之词，真实的我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连影子都不如的东西，拿给管理我们的人看。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严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是到这大山里来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点人的真情。我和他地铺曾一度相挨，当他钻进冰冷的被窝时，常常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悄声他说： “喂！来一口驱驱寒吧！” 我有时客气地推辞，有时却也毫不客气地接过酒瓶，对着瓶子嘴，咕咕两口。他似乎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了，用手抹两下瓶子嘴，一口气把扁瓶的酒喝光，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我也买一瓶酒，如此这般地借酒御寒，借酒浇愁。 记得那是大山沟飘落头场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沪州二曲，往肚子里灌了个饱。热酒壮肚之后，我说： “鲁迅先生有几句诗，你还记得吗？” “湿（诗）都变成干了，也许还能记起。” 我背诵着：“……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他没有接上我的话茬，打诨他说：“我也需要告诉你两句，老弟：树林子大，这儿什么鸟儿都有！”哑谜般的话语结束之后，他扭过头睡去了。 这就是王蒙划右后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貌似在合眼睡觉，其实在睁眼看着四周，与其说他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说他对这个冷酷的世界有着相当的警觉。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诫我认识客观环境。说不定，他在当时已然发现了我潜藏着某种悲剧性的前兆呢？！ （40年过去之后，王蒙告诉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后的一个年节，他的儿子王山曾问及他：“爸爸，当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写的那样？”王蒙一家当时正吃年夜饭，他一边喝酒，一边回答儿子说：“是，就像维熙写的那样。”儿子还想询及他什么，见他潸然泪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这儿不单单有几十号右派，还有轮番来劳动的市委各系统的机关干部。无数双眼睛都在审视我们。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张贴着这样醒目的标语。 大喇叭还不时唱出十分动听而又绝对浪漫的歌： 点灯不用油 耕地不用牛 走路不小心 苹果撞肿头 在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之下，这偏僻的山洼经常若同闹市。开山的打钎声，油锤的破石声，隆隆的爆破声，每日不绝于耳。盖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缝儿的石灰自己烧，背石上山用的背篓儿自己编。除去修筑山中官殿的基建任务之外，右派和那些轮换着来劳动的干部们，还担负着把周围梯田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组，夜战干的活儿，是和梁湘汉（80年代的中共北京市纪委委员）从沟底拾捡河卵石，并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盖房的地段，以备第二天天亮后，用这些卵石充填沟槽。这种劳动的艰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为空手登山还要气喘吁吁，抬上几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头满身汗，实在无半点夸张之处。半夜收工穿着汗淋淋的衣裤，钻进冰冷的被窝，一合眼就到天亮。 这儿除了下放干部和女右派，一律住棉帐篷。地铺离地有半尺高，被窝阴冷潮湿。每天早晨醒来，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那是老右们哈的气凝聚而成。没有炉火，没有防潮设备，帐篷上冰锥悬挂尺半长的隆冬三九天，我们如同躺在冰窝里。因而我们睡觉时，几乎一律头戴帽子。更有甚者，脖子上围着毛巾，鼻子上箍上口罩。 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有着老牛筋般的韧性。到这儿来才发现自己是个文艺天才的张永经（后任北京广播局局长），居然编了一首《一担石沟之歌》。歌词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拍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起战歌 马上有人把它谱上曲子，于是这首歌常常在右派开会之前，或在和下放干部联欢时，高唱起来。你唱，他唱，我唱……后来成为一首老右的流行歌曲。 这也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惟妙惟肖的画像。身上背着沉重的黑十字架，头上戴着无形 ——但比有形还要厉害的“紧箍帽子”，肩上抬着超过人体正常负荷的石筐，嘴里还要唱着抒情而豪迈的歌。 静夜深思，我不知道这种精神到底是应该歌颂的坚韧不拔气质呢，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 这条好汉，把辫子伸延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脑袋上来了，使他们成为头上没有辫子的新型阿 Q。之所以引起我的敏锐联想，也是由于对自己心态的某种解剖。 比如，右派除去经常连轴转——白天干到深夜，深夜干到白天之外，还经常自发地组织什么竞赛。新年刚过，天冷得滴水成冰，连那不封冻的山间泉水，周围也结了一层光洁的冰。这时，我们组织了挑水上山浇灌果树的劳动竞赛。山路弯弯，扁担颤颤，每个右派都怕名落孙山，因而个个奋勇争先。有的为了提高效率，在归途上不走小路，而是跳崖夺路而下。当天，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我扒得身上只剩下汗背心和单薄秋裤，热汗仍然从毛孔中涌出。奇怪的是，当我躺在阴冷潮湿的帐篷中时，居然产生了诗的情感。根据记忆，诗是这样写的：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这首诗被穿插在右派的“诗歌联唱”中，在晚会上进行了表演。为了表示我们的改造坚贞之意，我和漫画家李滨声还以模拟已故京剧名流叶盛兰的小生笑腔，显示我们挑水上山的不凡气概。感情是虚伪的吗？相当虔诚。是为了显示积极而自我表现吗？绝非如此，当天右派几乎全部上阵，王蒙也概莫能外。但这种虔诚的程度越高，说明潜藏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的阿Q遗传基因越多！ 尤其可悲的是，即使是你有再高层次的虔诚，那些管理监督右派改造的人，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来衡量，也认为你的虔诚掺假。就是在右派群体中，由于都想表现这种虔诚，争取早点摘掉右派帽子，归还人民队伍，因此常用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的虔诚，或把别人的虔诚当成垫脚石，以羊群里跑骆驼来显示他超人的改造虔诚。所以，“窝里反”的事情层出不穷，而干这种勾当的人，常常是被委派的右派“头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漫画家李滨声的遭遇。李滨声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仅会画漫画，还是个京剧行家兼魔术师。其人绝顶聪明，属大智若愚的类型。1959年春天，他奉命轰赶一头毛驴，穿山过岭到赵家台去取葱秧，以移栽到我们的菜园。其愚之一：几十里山路他只是牵着毛驴缰绳走，没有骑上驴背一秒钟。他认为右派应当苦练脚板功，并无条件地克己奉公。其愚之二：当他从赵家台驮着几个荆筐的葱秧，疲惫不堪地返回一担石沟时，发生了一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情，那葱篓儿一边重，一边轻。因毛驴身上负重不均，行在山路上重心总是往一边倾斜。李滨声想解开绳子，重新捆绑一下，可是山里人打的是个牢牢的死结，尽管李滨声能在舞台上轻松地表演“仙人脱衣”的幻术，却怎么也解不开绳扣儿，我们这位老实的漫画家，无计可施之际，便用双手托着那个向一边倾斜过来的重篓儿。毛驴走正经的山路，他在旁边蹚树棵子横向移动脚步。山路崎岖漫长，他甘当毛驴的护卫和助手，跌跌撞撞地穿山越岭，硬是把葱秧运回到“一担石沟”。按道理说，漫画家这番表现不受到嘉奖，至少也不是什么改造中的失误吧？但是后来在一次批斗李滨声的会上，那个姓唐的右派“头人”向他吼叫： “你以为这是什么改造成绩吗？充其量不过是驴道主义！” “驴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变种！”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 “你面孔狞恶，装什么救世观音！” 那是一个令人悲恸而难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会，起因有二：一、李滨声第二次去赵家台为老乡画街头画时，据说把大跃进年代必然是肥肥壮壮的牛画瘦了；二、李滨声为 “一担石沟”落成的第一座官殿（起名礼堂）画宫灯时，宫灯上的水仙花叶用了墨黑色。李滨声当时正逢办理母亲的丧事，从京城返回山区奉命立刻提笔作画，“头人”说那墨色线条是在祭悼他的亡母，而非吉庆之意。由此推断出李滨声与党与人民两条心，非打垮他的疯狂气焰不可。 李滨声刚刚奔丧归来，面庞清癯瘦削。他连连解释，什么“赵家台的牛本来就瘦”啦， “水仙花的叶子宜于用褐墨色表现”啦，但他这种虔诚执愚的说明，在暴风雨般的声讨中弱若游丝，不但起不到解释作用，反而使会场加了温度： “你放屁——” “公社的牛膘肥体壮，你画瘦了是心怀鬼胎！” “这是立场问题，只说明你反动至极！” “你母亲死了，你在家里桌上的碗里插筷子，分明是宣扬封建！”和李滨声家住同院的右派“头人”揭发说，“你在家里的嘴脸我们可以不去过问；你在我们落成的新礼堂宫灯上，用墨黑色画花叶子，我们不能不过问。你对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持什么态度？你为什么不用暖色和艳色，偏偏用墨黑色？很明显，你是借机会发泄你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对在一担石沟改造不满，对我们在山区修盖市委疗养院不满。我告诉你，你对这些问题要老实交代！” “头人”发言，当然有号召力量，立刻有人提议先整他的态度： “低头！” “叫他低头——” 还没容积极分子上来强按他的脖子，李滨声就踉跄着倒在了水泥地上。那形象，就像是体操运动员表演的“俯卧撑”。可是他没有再爬起来，苍白的脸颊上淌着虚汗，嘴唇像牛反刍一样嚼动着，一团团自沫从嘴角流了出来。 批斗会上突然发生的事情，给狂热的气氛带来片刻的冷寂。人们都伸长了脖子，看着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的李滨声，有的人目光中流露出明显的同情，还有的人彼此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很显然，人性中善良的因子在膨胀，人性中的仇恨和邪恶在退却。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右派“头人”高声喊道：“大家不要上李滨声的当。他曾对我说过，小时候他用这种假死战术，胡弄过日本人；今天，他又使出装死狗的策略，我们要具有高度的敌情观念，万万不能松懈斗志！” 这个“头人”是个湖南鬼。年轻时曾参加军干校，后来又从军干校逃跑。1957年反右派批判他时，曾说他投机革命。当时，我还对他有所同情，从这次批斗李滨声的会开始，我倒真觉得他有点投机分子的味道了。李滨声已昏厥倒地，稍有天良的人，都会在态度上有所收敛，惟独这位“头人”，十足地显示出狞恶。何况他和李滨声同住一院，既是报社的同仁，又是同院的邻里，何必如此穷凶极恶地欲制人于死地而后快呢？（此人靠整右派在 1959年底第一批摘掉右帽；“文革”开始后，其妻冤死，他借死人投机上书当时的一位大人物，全国满天飞大造其反。其妻尸骨未寒时，便与其他女人姘居，至今，未恢复其党籍）。 躺在地上的李滨声经历了短时的昏厥后，苏醒了过来。他艰难地站了起来，抹了一把嘴上的白沫，伸长脖子低垂下头，虔诚地说：“我……我有罪！我……我接受大家的批判。” 停歇了片刻的批斗会，重新开始。据李滨声回忆当时在批判他时，一个同类使用的形象比喻，使他终生不忘：“李滨声！你就是右派中的一块酵母，时时刻刻在影响和毒化着这个集体，我们今天批斗你，就是在消除你的发酵作用！” “赵家台的牛，真像你画得那么瘦吗？” “不。”李滨声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有意画成瘦牛？” 李滨声被轮番批斗了一个多小时，会议宣布终场。这是我在右派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批斗会。反右斗争告诉我，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十分凶残；这次会议又启示了我，右派泯灭天良地整起右派来，比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还要残酷十倍。我在那次会议上没有发言，这倒不是不想去虔诚一番，而实因虔诚的人太多了，没轮上自己表演虔诚。难怪睡在我旁边地铺上的王守清（因右派不断编组，我和王蒙都分散到了其他帐篷），晚上躺在冰冷的被窝里，小声地咒骂道：“他娘的，这是要干甚哩？难道唐××和×××不是他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是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你是什么意思？” “李滨声都晕倒了，他们还他娘的踩人家，我怀疑他们的心脏不是肉长的。” 我低声说：“这儿良心不值钱。” “我日他娘——”王守清说，“我要是李滨声，跳起来就和那几个家伙拼了！拼死一个够本儿，弄倒两个赚一个。” “别说了。”我怕听他这些血淋淋的话。 这个当年战场上的战斗英雄，常常对我说他活得过了头，骂自己没在解放战争中吃了枪子儿。我毫不怀疑他话中的真诚，因为我们并排躺在地铺上时，他总是狂吸着烟卷，两眼直棍似地对着帐篷顶出神。 我和他交情甚笃。在右派群体中他显得最为穷酸，一件毛裤，一件红线衣，加上一件草黄色的破旧棉大衣和一双大头鞋，是他全部越冬的衣物。有一次，夜战归来，他脱鞋爬上地铺时，我发现他竟然是赤着双足，便拿出10元钱给他，叫他去买两双厚线袜子穿上。他没有推辞，但我发现他并没有买袜子穿，而是买烟抽了。我对此十分不满。他向我解释说：小时候受苦惯了，光脚穿棉鞋我可以忍受，没烟抽我受不了。而我每月十八大元…… “你爱人不帮助你吗？”我问。 “我就是为他娘的这事发愁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最初，他连连摇头叹息，最后，还是袒露了他的心声。他告诉我，当初追求他的那口子，现在提出和他离婚。 “你可是个男子汉！”我建议他挥刀斩断儿女情。 他说：“我办不到。” “把你打日本的硬劲拿出来！” “这是两码事，我一切能舍弃，就是难于割舍她。在这方面，我是个软骨头！”他表白得坚定而赤诚。 又是一个性格分裂症的患者，我觉得拆散人家婚姻是有损阴德的——尽管我不欣赏他的态度，还是对此事表示缄默。说不定那位女士，能受王守清的感召而回心转意，因为当时他俩已经有了娃娃了。 但是，不久就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王守清在一次回城休假后，几天没有归来，我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似的，总是盼他早早归来，一天，两天……十多天过去了，他也没有返回山沟。询问出版社的右派，大家都不知他没有归队的缘由。一天，右派集中学习时，“头人”宣布了王守清的犯罪情节：由于老婆闹离婚，他用刀片抹了脖子，组织上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抢救，他苏醒后埋怨组织把他送进医院并且绝食。 后来，右派“头人”集中起右派来开会，“头人”宣布说：王守清妄图以死来对抗改造，是彻底自绝于人民的行为。经王原单位研究决定，送他劳动教养。接着，“头人”听每个右派谈认识、谈感想。会场上愕然。木然。哗然。这儿大都是文化干部，当然不乏对王口诛笔伐之词，直到深夜才宣布散会。 当时已是暮春初夏，一担石沟的溪水已经潺潺而流，向阳的山坡上，草木萌动，自然界正赋予万物以勃勃生机。但是王守清——这个山西大汉，却像黎明前陨落的晨星一样，在春草染翠山谷的季节，从我们这个群体中消失了。 我心情十分惆怅，但也仅仅是惆怅而已，泥牛过河，自身还难保呢！加上1959年大跃进高潮时期，人体机件的超负荷运转，常常使人的神经麻木滞呆。可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王守清只是一个开端，接踵而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妻子张沪。 这是一段令人心悸的苦痛回忆。盛夏的清晨，我刚刚拿上镰刀和绳子，要去上山割荆给编筐组的伙伴备料（当时王蒙的劳动任务是编筐），突然被“头人”喊了去。他说：“你不要上山了，准备回城！” “什么事？” “张沪出了什么事情吧！”他淡淡地回答，“呆会儿王主任会告诉你的！” 没见什么王主任，却看见（北京日报》通信员在队部办公室门口东张西望。他身旁停着一辆摩托车。他发现了我，立刻向我招手说：“喂！快上车吧！我正在找你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坐上再说。” “我去找王主任说一声。” “不用了，我替你请假了！” 混混沌沌，就像夏日早晨游荡在山间的浓雾，覆盖住了我的眼、我的心。我搂着驾驶员的腰，用最大的声音询问他，他只是千篇一律地回答：“她病了，别着急，不要紧。”其实，我心里也揣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通信员是清晨抵达这个山沟沟的，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情，他不会星夜赶到这儿来。这儿离北京有一百多里路，其中一半多是盘山小径，十分难走，想必这位热心肠的通信员在凌晨就离开了市区。 了解张沪的除了她自己，就算我了。划右派后她非常悲观，特别是她父亲和弟弟也划右后，她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在一担石沟编筐组的日子，她对我说过：“维熙，我干的活儿比你轻，心却比你累。我有时真觉得活腻味了，反正为你生下了一个儿子……”我当时总是宽慰她，叫她想开一点，并用“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语来说服她。她沉默无语，后来她怀了孕，心情更忧郁了，从家里寄往一担石沟的信中，常常出现“我走累了”一类的双关语。我无回天之术，只能用空洞的安慰回复她，但我没有料想到她当真要和这个世界诀别。 山风在耳畔鸣响，弯弯绕的山路显得比以前更为漫长。我想起半年之前，也是在这条盘山公路上她对我的低语：“维熙！不要紧，缝上两针就好了！” “这足以证明我们没做过亏心事，不然，你就变成独眼龙了！” 那是一次背运石头时发生的事情：那天，开山的炮声刚刚响过，我背着一荆篓石头，穿过放炮的地区。为了尽快把石头运往建筑工地，我在乱石丛中疾行。没想到，刚刚被炸崩下来的石片净是虚石，我一脚踏上去就陷了进去，尖尖的利石划坏了我的腿，同时头沉重地向前栽去。还算好，背篓里滚出来的石头没砸着我的后脑，但龇牙咧嘴的石片，一下扎进了我的眼窝。我迷迷糊糊站起来时，已是满脸鲜血。 我被架上了吉普车，驶向门头沟医院。 坐在我身旁的是张沪，当时她在编筐组编筐，是王蒙告诉她我出了事故的。她放下手中的荆条，没解围裙就奔向了吉普车，在环山公路上，她一边用毛巾蒙住我的血迹斑斑的脸，一边对我说着宽心的话。 也真是老天爷开恩，那块尖石，假如再往下挪一公分，我就成了一个独眼龙。医生给我打了麻药后先剃掉眼眉，后洗净伤口，最后在眼窝里缝了四针。右派妻子搀扶着一只眼蒙着绷带的右派丈夫，挤上了进城的公共汽车。 还是这条山路，奔跑着的不是四轮吉普车，而是两轮摩托。不用问了，张沪的命运一定是凶多吉少。我缄默着，那位通信员倒是忍耐不住山路的冷寂，终于告诉我说：“张沪在前天夜里突然休克，在她的枕边发现了安眠药瓶，大夫怀疑她是吃了过量的安眠药而想自杀！” “抢救过来没有？” “直到我动身来这几时，她还没有苏醒。” “还有呼吸吗？” “非常微弱！” “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吗？” 通信员没有回答。 我哭了，无声地流着泪。我开始怨恨我自己。因为在两个多月前我回城休息时，她告诉我她怀孕了。反右派斗争后，她几乎对夫妻性爱失去了兴趣，而我却没能体谅她的心情，单方面地要求性爱。她说我越来越野蛮粗暴，是知识分子的蜕化表现。我很同意她对我的评断，但是并不认为评断得十分全面。试想：一个在大山上每天和不会说话的石头打交道的人，到家里再得不到温馨之爱，心灵将会变得像秋天山上的茅草一样枯竭。不是吗？ 摩托车驶进闹市，穿过长安大街时，我有心元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1957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地破裂，昔日那些在烽火中追随红旗东征西杀的中华儿女，正在和平岁月中，被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流弹击毙！ 在市第六医院的急诊室里，我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扑向病榻。她躺在一张白白的被单下，面色青黄，我伏耳在她鼻翼下，竟难以听到她的呼吸。我像个孩子似地哭了起来。我身旁的一位白衣护士劝说：“冷静点、这儿是医院！” 我的岳父也安慰我说：“阿沪心脏还在跳动，还有生的希望。即使抢救无效，你也要理智地对待生死问题。” “她怀孕几个月了，这关系到两条生命！” “我知道。”岳父气色黯然。 “还有希望吗？”我仿佛在苍茫大海中寻找救生圈，“倾家荡产也行！” 岳父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把我叫到病房外边，叮嘱我说：“医院只知道你是在市郊改造的右派，还不了解阿沪的右派身份。一旦他们知道了她也是右派，中西医会诊就可能作罢。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免得节外生枝。” “我记住了。” “还有，你要记住‘既来之则安之’这句成语。阿沪就是真的走了，你也不要过于悲哀！” 岳父居然还有心思来开导我，我心里简直容纳不下老人这番心意，因而眼泪顿时泉涌而出。他掏出手绢塞在我手里，双目严肃地审视着我说：“小从，这不是儿女情长的年代，要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为了给自己寻找精神出路，常假想阿沪在上海地下党时，已经为革命献身了！” “不，她还有希望生！”我说。 “是啊！遇事要多从最坏处着想。” “是。” “我走了，你留在这儿吧！”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了。我一直送他走出医院门口。这短短的路程，对我仿佛异常的漫长，人的生与死，历史的是与非，在我头脑里冲撞着。厮拼着——因为走在我身旁的前辈长者，衣褶里或许还残留着奔赴延安时的风尘，那双布鞋上还保留着枣园绿色草浆的斑渍—— 建国不过七八年，这位老人也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这人间清浊该如何评说？！ 当天下午，留在报社内部改造的梁沙军和辛大明，赶到病房来看张沪。大家面色如铁，彼此相对无言。我从离开一担石沟，到此时点食滴水未进，精神的伤痛完全抑制住了我的饥渴之感。还是辛大明替我在病榻前值了会儿班，我到北新桥附近一家饭铺吃了碗凉面。之后，匆匆回家一趟，见到了母亲和年仅两岁的儿子。母亲因灾祸再次临门而欲哭无泪；儿子则不知其内情，连连喊我：“爸爸抱我——爸爸抱我——” 我和小儿子脸蛋紧贴，泪水顿时洇湿了他那片小脸。 “奶奶！爸爸哭了！”他嚷了起来。 “爸爸别哭，给我逮院子里的蜻蜓好吗？” 我沉默无言，只是把他抱得更紧。 “妈妈病了，你到医院看她了吗？” 你也许没有妈妈了——我心里暗暗地自语。 “妈妈前两天给我用彩纸叠了一只小船！” 她或许在苍凉的大海里漂走了——我想。 儿子用滚烫的嫩红嘴唇，亲吮着我脸上的泪：“爸爸！不哭！妈妈说爱哭的不是好孩子！” 我放下小儿子，又安顿一下母亲，匆匆折回第六医院，第六医院原名道济医院，是解放前美国长老会（隶属于天主教会）开办的——这是多少年之后萧乾读过《走向混饨》第一部之后告诉我的。这里的医生护士倒和这个医院的名字相符，他们在下午组织了对张沪的会诊，确诊张沪因服用了近百片安眠药而濒临死亡，抢救的办法提出了多项，最后一个著名的中医宗维新老先生提出用中药羚羊角配合解毒，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医院没有此类贵重药物，宗老先生亲笔为我写了一张条子，叫我速去西单北大街的西鹤年堂去找找看，如果该店有此名药，凭他的声望或许能买到一点儿。当时，已是晚上9点钟了，我给周游同志打了个电话，请求报社给以帮助，周游同志恰巧在上夜班，马上派了辆卧车来，以解决我去买药的时间问题。大约在午夜前后、我把药买来，医生当即煎煮，并撬开张沪紧紧闭着的牙齿灌进肚子。第二天上午9点许，张沪的呼吸明显强化，临近中午12点，她从胸中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唉——”接着是不连贯的梦呓般的喊叫：“……我要从百货大楼上掉下来了！我怕！我怕！我怕！快接住我！” 我笑了——尽管心里充满苦涩。 我连连向医生护士们致谢。特别向宗老医生表示了敬意。欣喜之中，却也不无忧愁。据护士告诉我，张沪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虽然生命是抢救过来了，有可能留下终生的后遗症，比如痴呆之类。当然，如果她从此成了丧失记忆的人，忘却了昔日的一切，对她的精神伤痛倒是个永远的解脱。但我作为她的丈夫，宁愿她带着又一次的巨大创伤清醒地活下去。也不愿意她变成不知痛苦的人形动物或植物人。而这一切，都非人力所能挽回，只有听天由命了…… 作为人类中繁衍生命的女人，痛苦确实比男人要多得多。张沪苏醒的生命还非常虚弱时，马上要进行死胎引产。对此，她很害怕，要求我在她引产的那个时刻，一定要守候在医院的诊室门外。这个要求对我来说太低了。至今，我不知是哪颗福星高照之故，张沪拖着瘦弱的身子居然过了这一道道鬼门关，除去留下时常发作的头痛之外，还保留下了健康的神经。 是出于感情，也出于赎罪之愿望，我雇了一名特别护士，和我日夜倒班护理着她。当时，我的稿费虽已快花光，但是再穷也得对得起天良。时正盛夏，她因不能翻身，后背长了褥疮，但其他部位都在逐渐康复。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去医院时都给她带一个西瓜解暑。月余时间，竟练就了挑西瓜的本领，因而每次用刀切开西瓜，张沪都惊异他说：“这西瓜真好。” 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的情绪也水涨船高。但是我们一想到未来，都感到茫茫然而不可知。是为了逃避对未来的思索之苦，也是为了不虚掷光阴，在看护张沪之余，我开始了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的写作（即历经了二十多年之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北国草》原型）。我怀念我的同时代青年朋友，他们为了开垦北国荒原，自愿组成了北京青年垦荒队，去冰铺雪盖的黑龙江三江荒原上开垦荒地。尽管此时的我，已被历史划入了另册，但对民族和祖国炽热的火焰，并未完全熄灭，我觉得我应该画出一幅幅肖像，才对得起这些北京的儿女们。 我自知看护张沪的时间不会太长，一旦返回一担石沟就再没有笔耕时间，所以我在家里拼命地写，然后到医院去打盹。大约有个把月的工夫，写满了3个大本本，估算一下约有 26万字的样子。其中，每张纸页上都有汗水浸湿的水圈斑痕。张沪病愈出院时，我的小说已接近了收尾，我和张沪一起去向第六医院的孙院长致谢。哪知，迎面给泼来的是一盆冷水，我们的心顿时结了冰。她板着面孔说：“说实话吧，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 我俩呆呆地站在院长办公室，直到她下了逐客令。至今我还记得那令人尴尬的场景，我俩进退维谷，完全不知所措。后来，我们从护士嘴里打听到孙院长是个老处女，只当她是性格怪癖所致，依然写了一封感谢第六医院的信，掷进了信筒。 张沪因身体虚弱，继续留在报社劳动，我则乘坐公共汽车到门头沟，爬山过岭回到群峦环抱的一担石沟。当时已是初秋时节，树叶在秋风中缓缓飘落，我的心也像树叶一样，坠落在大山之谷。因为我归队后说了一句：“张沪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仅仅次于我死。”便说我丧失立场，同情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行为。那位“头人”组织老右开我的批判会。我在会上据理力争，并把没有虚掷时间写了开垦北大荒长篇小说一事提了出来，我真是执愚到了极点，殊不知右派分子没有笔耕的权利。那位“头人”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写出百万字的大部头来，威胁党组织给你摘帽子！告诉你、那是白日做梦！”如果仅仅是口诛笔伐，那倒也无所谓，只要给他两只耳朵就够了。但这位“头人”在后来，编写我们的“罪行材料”时，把我写《第一片黑土）堂而皇之地写到了掷我进“大墙”的结论之中…… 批判会开过不久，《北京日报》、北京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分社的右派就接到了开拔令。我们离开了大山沟里的人造宫殿，离开了那矗立的大山和山涧中跳蹦着的潺潺溪水（历史到了80年代，我和当年在此地付出血汗的同类王志诚、白祖成、钟鸿、李滨声、张敦礼、梁湘汉……重访“一担石沟”，昔日挑水上山、背粪上山种下的桃树，都枯死了——“宫殿” 早已失色，溪水早已断流，它成了北京日报存纸的纸库）。当时，大跃进的谎祸之灾已绽露端倪。鉴于情况严峻，我们这些劳动力被抽调回来，开垦一块农副业基地，以便编辑、记者们的食堂少一点代食品，多一点口粮。 新的生活驿站名儿很怪——叫“四路通”。 反右回忆录(5)-“四路通”通向了“大墙” 这是一个村不村、镇不镇的地方，紧靠着永定门外的铁道，每日可见绿色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风驰而过。每次列车隆隆驶过，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出车厢的乘客。好在这儿离家近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过剩的忧愁，始终像影子一样追踪着我。使我心灵震撼最大的是梁沙军之死。记得张沪躺在病榻上时，他曾去探望过她，并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好多宽心的话。张沪过了死亡的三八线，他却叩打死神之门了。 他生性乐天，一不会去像王守清那样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会像张沪那样去服用过量的安眠药。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个离开了右派群体，不知是不是命运使然，他的尸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恋过的八宝山人民公墓。 对于刚刚返城的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颗炸弹。当时，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于报社大楼，作年终改造总结，梁沙军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话题。之所以如此，还与沙军的死因有关，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非命。我和张沪以及骆新民、赵筠秋等都心如吞铅般的沉重。首先对沙军之死愤愤不平的是骆新民。他是留在报社内部劳动的，最了解他死于非命的详情。他悲恸地告诉我们：沙军是被一辆小卧车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从东单骑自行车回家，当自行车运行到灯市东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见绿灯向左拐时，迎面一辆小卧车闯过红灯急驶而来，梁沙军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出几米远，他的头沉重地摔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阶上。 在我看来，梁沙军和王复羊在右派群体中，品质属于最纯的两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这种品质上的霉斑绝对和他俩无缘。批判别人时他俩或缄默元言，或称“不知其详难以发言”，决不讲什么违背天良的话以求自保。此时，这两个人一个去了边塞，一个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简直难以言表。我妻子张沪尤为动容，她为粱沙军的妻子晓英的处境而潸然泪落。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赵筠秋、骆新民一块去梁家探望晓英，沙军老母神情呆槁，银发散乱；而晓英嘴唇翕动，泣不成声。这个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母和儿媳两人，本来晓英曾怀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儿因病流产，从此再没生养。望着这老母和儿媳，我仰心碎；听晓英讲起梁沙军身亡后的善后处理，又使我们愤然不平。现将当时谈话追记如下： “沙军骑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吗？” “是汽车闯的红灯。” “是什么单位的汽车？” “说是公安局的。” “怎么处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机呢？” “没听说给什么处分。” “难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说……是……说是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忿然说：“我去找报社领导！” “你是什么人？”张沪说，“你和沙军身份一样。” “难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条狗也不能这么处理问题呀！”骆新民说，“这事情最好由晓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权利讲话。” 赵筠秋提议说：“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办事！” “法律在哪儿？”张沪反问赵筠秋，“你犯了哪条法了？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难道不是吗？法律究竟在哪儿？我们泛泛地空议论一番，竟元一条良策献给晓英。最后大家理智苏醒之后，觉得要求处理司机，等于白日说梦。因为惩处与不惩处司机，没有人通知你，还是我记起来沙军在人民公墓观看墓碑时，曾开玩笑他说过，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们为他集资修个石棺或水泥棺柩，让开车肇事撞死沙军的单位，给他弄个水泥棺柩，沙军在九泉之下或许会安心些吧？我们把这一点告诉了晓英，晓英也认为可以带着这个最低要求，去和报社商量。 我们等待着她的消息。我甚至认为肇事单位即使出于低标准的人道主义考虑，也会答应下来的。因为这只要几袋水泥，几个工匠浇灌一下，并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两天之后，晓英慌慌张张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诉我们说：“真糟！报社×××问我为什么早不提出这个问题，偏偏现在才提出来。我……我……这个人不会讲话，说到听你们谈起沙军生前有这个要求。×××顿时火了，说这是右派搬弄是非，还要找你们个别谈话哪！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几个顿时瞠目结舌。其中。尤其以骆新民最为惶恐，因为沙军死于非命的详情是他对我们讲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现在我们的总结会上，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 “川”字，脸板得如同一块石头，说：“在思想总结期间，还有那么几个反改造分子拨弄是非。这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阶级感情问题，更是煽动梁沙军家属闹事的大问题。” 会场鸦雀元声，大家都被这种无限上纲而威慑住了。右派中的那位“头人”带头发言说：“在我们这个改造集体中，确实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这几个人不仅仅对梁沙军之死没缝也要下蛆，对大跃进，对总路线……都有他们的反动看法，在这次年终总结会上，希望这些人竹筒倒豆子，把这些都抖落出来，加以认识批判。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着。“头人”又没有明确地点名，没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对号入座。可是，坐在长桌对面的骆新民，第一个红头涨脸地站起来说：“组织上及时地提醒我们，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终总结的机会清洗自己的灵魂！” 老实说，我当时对骆新民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两年改造的生涯中，骆新民每次学习会上都是抢先表态，但是一到会下，又是他第一个显示他的目光尖锐，对社会现实生活评头品足。二、骆新民因向我们传达了沙军之死的经过，首当其冲地感到压力，为此，他主动表态也是合乎常情的。在这里，暴露了我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完全无知，没有全面地。历史地剖析人的习惯和水平。以骆新民来说，在反右斗争初期，他揭发过同一个美术组的李滨声和王复羊；后来，又参与了对老实的美术编辑郑熹的批判斗争。当时能乘人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压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吗？ 昔日，我们一起在下庄大队改造时，王复羊曾对我谈起过骆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怪话”，总是比我们先说，并且语言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复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迹给淡忘了。在年终总结会上，骆新民首先“揭竿起义”，他写的关于沙军之死的检查中，拉上几个垫底的：王复羊、张沪、赵筠秋和我皆在其中。 这个戏剧性的突变，是我（包括张沪和赵筠秋）的命运转折点。我们都作了长长的自我检查并彼此“互相帮助”。从对反右斗争的“错误认识”谈起，一直深挖到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反动观点”。还要从马、恩、列、斯的书中——更多的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摘取词句，进行自我鞭挞。 张沪的思想检查，比我还要多一部分内容。即：批判妄图自绝于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杀行为。她检查之后，右派中的那位“头人”点名要我首先批判，因为我是她的丈夫。用语稍稍温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岗岩”，就是“和张沪住在同一反革命营垒”。古典戏剧中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典故。在那段思想总结的日子里，实比当年的伍子胥过关，步履还要艰难。因为伍子胥只要闯过剑戟之林，骑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来，那种不扒掉你一层皮不松手的劲儿，实在超过拦截伍子胥闯关的那些蛮勇之夫。比如：那个右派“头人”，他明明是个投机分子，却总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卫道神色。以他的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何以会看不出大跃进中的种种反科学的盲动行为，但他在总结中颂歌高唱。而管理我们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爱听这种颂歌。另一方面，这位“头人”却把对生活提出真诚看法的老右，在会上严加讨伐，用我们一个个被整倒的横尸，垒成他一块块的垫脚石。他以此取宠取信于领导，而领导也有着爱听颂歌的时代病，所以，我们那位“头人”获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实惠——从右派分子变成摘帽右派——所谓的“人民”。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头人”对同类手段是十分严酷的。斗争李滨声的凶相，前文已有所披露。到了四路通农副业生产点之后，因其已是“鸡群之鹤”，身份上高于这些老右，因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时，生产点养着刚从内蒙古弄回来的一匹劣马，由一名叫老温的退伍海军干部饲养着。这匹马野性难驯、经常踢人，连昼夜给它喂草喂料的老温，也对这头牲口畏惧三分。有一次，老温回家休假去了，这位“头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马，任务是套上大平板车，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城豁口，拉拆下来的城墙砖。“生产点要砌猪圈，用这些砖头垒猪圈墙。你要多装快跑！”他说。 “我摆弄不了这头牲口！”我老实地解释。 “知识分子就是要工农化。”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 “赶马车是需要技术的，万一出点问题……” “办事不能瞻前顾后的，叫你去你就该去。” “我只是讲明理由。”我争辩着。 “这儿都是没摆弄过马车的人，你说该派谁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条直线，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间，闪烁出火辣辣的光，“活儿难，正是考验自己的最好时机。” “赶马车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担责任！”我说。 “活儿反正是分派给你了，干不干由你！”说罢，他转身走开去菜园了。 我木桩子般地愣在那儿，前思后想了一会儿，明明知道是给我穿小鞋，可这双夹脚的小鞋还是要穿。我走近马厩，那匹枣红色的儿马蛋子，立刻竖起耳朵盯着我。 老温告诉过我，这头牲畜不但踢人还会咬人，他第一次牵它出马厩的时候，它一口就咬掉了他制服上的两颗钮扣。我悄悄解着马槽上的缰绳，生怕惊扰了它，使它发出野性。尽管这样，它还是冷不丁地来了一口，我往后一闪身，它长长的马牙撕坏了我外衣衣襟。这一下，反而激励了我征服它的勇气，索性贴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这匹儿马蛋子戴上铁丝笼头，然后，拉紧马缰，把这家伙给拉出了马厩。新华分社的老右张辛城，帮助我给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树棍当作马鞭，硬是冒充车把式，把车赶出了生产点的院墙。 前不久，老右赶车曾发生过一段笑话。那是戴着近视镜的赵老夫子，赶着一头小毛驴车去玉米地送肥，归来时发生的。本来毛驴比儿马蛋子驯服得多，一般说来赶毛驴车并不困难。只是1960年的饥荒席卷全国，我们都常以瓜菜代粮了，毛驴很难吃到料。那天，赵老夫子送完肥，赶着小毛驴车回生产点。他口袋里偷偷藏了几个青玉米，在无人的地段便掏出来啃着、嚼着、咽着……不知是赵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驴的肠胃，还是他那狼吞虎咽的架式使毛驴感到眼馋，反正这家伙拉起小车就往生产点连蹦带跑。在大路往生产点拐弯的丁字路口，有一个用碎砖头垒起来的公共女厕所，那驴儿可能想到糟头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弯时硬是不听赵老夫子的鞭杆指挥，拉着车没去拐90°的死弯，直接从马路上斜冲了下来。 这一下可不要紧，公共厕所的墙被小车给撞倒了，里边两个妇女正蹲着，一下惊呼起来，“啊——”“哎呀——”她俩一边往上提裤子，一边破口大骂： “你会赶车吗？” “怎么把车往女厕所的墙上赶？” “流氓——” “带眼镜的四眼流氓——” 赵老夫子操着南方口音，连连道歉；“真对不起，不是诚心撞墙，是我头一次赶车— —” 当时，正是老右收工吃饭的时候，大伙都看见了这幕戏剧。于是，赵筠秋赶车撞倒女厕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便成为解忧排愁的笑料。右派陈德贵还把它编成了谜语，叫大家猜： “赵老夫子赶车撞倒女厕所，打一中国电影名字。谁能猜出来，奖糖球两个！”我们都觉得这个谜语十分费解，因而无人应对出来，陈德贵只好抖出谜底说：“这部电影名叫《姐姐妹妹站起来》。” 此时，轮到我赶车了，可是我赶的车不是小驴车，而是一辆地地道道的大胶轮平板车。拉着这挂大车呱哒呱哒走着的，不是小毛驴儿，是一匹红鬃烈马；赵老夫子赶着车是往僻静的野道运肥，而我赶着车是走向闹市拉砖；他偏腿坐在车辕旁，显得异常悠闲；我不敢坐上马车，一只手拉着缰绳走在儿马蛋子旁边，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 还算不错，这匹蒙古马只是在“窝里反”，出门拉车倒显得十分安分，到了城墙豁口，我把草料口袋扔在它嘴边，才想到这等于是假情假义，因为我不敢给它解下铁丝笼头。生怕它再犯野性，咬了路旁的行人。 我衣衫褴褛。出于自尊，尽量不看路旁的来往过客，我从1946年进入北京，市内的熟人和亲友为数不少，生怕被人看见我的酸楚之相。我弯腰搬起一块块沾有灰浆的城墙砖，往大平板车上运着码着。本来这个活儿应当是两个人干的，我们那位“头人”偏偏照顾我，叫我又搬、又运、又装、又码，美其名曰“严格要求”。等这一车砖头装完，已过了中午的吃饭时间，如果仅仅肚子饿还可以挺过去。待我吆喝牲口刚离开城墙豁口不远，突然有个脆脆的声音喊道： “喂！你是……不是……从维熙？” 我停住车歪头看去，路旁站着一个穿花格外衣的妇女，她充满惊奇地凝望着我。 “是我，我是……”我颠三倒四地回答。 “我叫梁佩瑜，你忘了吗？我们在学校时是一个文学小组的！” 我顿时记起她来了。当年在“北师”上学时，她是个爱说话的“机关枪”，每每讨论一部作品，她总是发言最多。后来，学校里成立了宣传通讯组，课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多。她性格好动，我曾把她看成女性中的“别林斯基”，因为她很喜欢评议社会和人生。这真是哪一壶不开，偏提哪一壶，为什么偏偏在这儿遇见昔日的学友呢？ “你怎么……” “拉砖砌猪圈。” 待她还要询问我别的问题时，我以攻为守地反问她了：“你这是去哪儿？” “我家住天津，去永定门火车站正好经过这儿，左看右看很像你，就停住了脚步。”阔别几年，她性格依旧，一说就是一串儿，“毕业后，我分配到宣武区××学校教书，你不是调到报社去了吗？”她边说边用探寻的目光打量我，毫不掩饰她骄傲公主对“落魄才子”的同情。 这场景使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电影中，保尔和冬妮亚在一个无名小车站的相遇— —尽管在学校期间，我和她只有友情，而无超越友情的东西。 “还没摘帽子？”她问。 “轮不到我。” “为什么？” “改造表现不好！” “简直是活活糟踏人。几年前，我还给学生们朗读过你的散文《故乡散记）呢！那篇文章，编印在语文教材之中……” 我看她的话越来越多，提醒她说：“你去车站吧！别误了火车！” “没关系。”她说，“这儿每天有好几趟路过天津的火车，误了这趟，坐下一趟好了！” “不行。我还有任务哩！”我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噜噜地直叫了。 “难得见面，多聊一会儿吧！” 我指指那匹负重的枣红马：“它该吃草料了！” 她遗憾地皱了皱眉，无可奈何他说：“你把地点留给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这……这不大方便。我们后会有期吧！”我举起柳棍儿轰赶牲口，极无礼貌地拒人于门之外。 奈何？ 我怎么能让昔日的学友，到“四路通”来呢？那儿除了少许几名干部之外，都是清一色的老右——中间还有一个阴阳人，他是既不能称之为干部，又不能称为右派的摘帽右派—— 我们的“头人”。 归途上，我仿佛是受了侮辱似的，心情十分郁闷。其实，老学友梁佩瑜丝毫没有流露出对我的轻蔑之情，实因我过于自尊，过于敏感，才产生这般的怪诞心理。我不禁羡慕起这匹蒙古马来了，它无痛苦，更没有人类具有的种种思绪。它套上夹板和套具，埋头拉车，卸了车打个滚，进马厩去吃草料，周而复始，单调如一。也许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马，或者说那头毛驴，就获得了永恒的平静和自由。 不管“头人”出于什么动机，应当说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俱怕那匹蒙古马了。我能摇鞭赶马车了。这在知识分子工农化上，算是一个进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至于文化是否在工农化过程中退化，那是哲学家们的课题，我无需多来饶舌。从此以后，只要老温不在，车把式的任务非我莫属。记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时节，“头人”分配我赶着马车去北京东北郊的九龙山酿酒厂拉稀酒糟。大平板车上用绳索固定住一只大洋铁桶。当时，报社。出版社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已经出现了玉米核搓成浆液后掺真正玉米面蒸成的窝窝头，饭桌上已出现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1958年大跃进吹牛吹出的谎祸，在北京各个机关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现出恶果（山东、河南……包括“天府之国”四川，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养猪，成了饥饿年代中的特殊任务。我身为一个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车而出，直到乌鸦绕树飞鸣的黄昏才归。 身穿旧狗皮大氅，头戴一顶遮颜破棉帽，怀里搂着一杆轰赶牲口用的皮鞭，日行车几十公里（因四路通离九龙山十分遥远），而且要穿过北京的建国门大街、崇文门、虹桥、金鱼池、天桥、永定门大街等几个闹市区。 至今，我回忆起其中某些镜头来，还心惊肉颤。一天老诗人晏明当我的跟车助手（报社干部经常来生产点参加短期劳动），和我一起奔赴九龙山去拉稀酒糟。当马车行至金鱼池大街向虹桥路拐弯的丁字路口时，这匹蒙古马弯子拐得太直了，直直地向北冲去。好家伙，大车的左轮子不偏不斜正好撞到街心的交通指挥台上。红色的交通指挥台被撞得挪了窝，交通警察险些葬身于车轮之下。 我拼命勒嚼子，马车停下了。 那交通警察怒斥道：“你这是怎么搞的？” 说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在短短的瞬间，我只好愣愣地听着训话。 “你会赶车吗？” “为什么偏偏冲撞交通指挥台？” “你是哪个公社的？” “我一定要通知你们公社。” 交通警察脸气得煞白，我尴尬得满脸滴汗。这时，多亏老诗人晏明跳下车来，为我解了围。他说：“真对不起，他是我们报社的下放干部，过去没赶过马车进城。初学乍练，撞了指挥台，请你多多原谅！” 他没有通报我的右派身份，而冠之以“下放于部”的美称。那警察拍拍腿上的尘土，狠狠地瞪了我两眼，警告我说：“撞交通指挥台犯法，要是碾坏了警察，罪上加罪，懂了吗？” “懂了！懂了！” 我懂了什么？我完全是机械地回答。等马车继续上路之后，我连连感谢晏明同志说： “多亏了你，不然也许会把我拘留几天呢！” 生活真他妈的充满了戏剧性。是不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见了“鬼打墙”了？！黄昏时分，当我赶着马车，拉着一大桶稀酒糟回来，走过狭窄的虹桥路时（当时虹桥路是北高南低的缓坡，中间有一条有轨电车道），一辆叮铃叮铃作响的有轨电车，从马车后驶了过来。电车司机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撞上马车。岂不知我赶着的这匹内蒙古来的儿马蛋子，还没有听惯城市的嘈杂音响。这突然响起在我们身后的一连串铃声，使这匹马先是竖起耳朵，然后是迈开四蹄狂奔。我的天！车上拉着的是一车稀酒糟，车上还坐着我和晏明。尤其糟糕的是，这段路是下坡，欲停车而不能。车铃早在我们身后哑下去了，而车却越跑越快，这匹受了惊的烈马，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口气拉着我们跑下了虹桥路，才逐渐放慢了速度。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已过了上下班的高峰期，街道上自行车和行人都比较稀少，算是闹了一场虚惊，没有伤及行人。 之后，不知是不是晏明向生产点的领导，谈及了马车穿行闹市可能产生的危险，反正从这天起，拉稀酒糟改换了毛驴车。由于冬天已至，这个起五更爬半夜的活儿，十分清苦，赶车的仍然是我。马车换驴车，大炮换乌枪，险象丛生的事儿少了，但因牲口毕竟不是万物之灵，撞倒路旁骑车人，或者堵了汽车司机的道，被司机开口骂上几句“混蛋”之类，还屡屡发生。记得，那是一个冷风刺骨的冬天下午，毛驴拉着满当当的一桶稀酒糟在归途上路过东单。那天，不知国家领导人接待哪位重要外宾，北京站附近的大街上沿途警哨林立。平日，我赶着这辆毛驴车穿过街市时，已使很多人怒目而视或掩鼻而过了，这是由于灌稀酒糟时，滴落在铁桶外的黄黄颜色，就像一片黄黄的稀屎汤的模样，人们总是把我赶的车当成粪车。 “喂！粪车绕路走！”警察朝我喊着。 我懵懵怔怔地望着衣冠楚楚的警察，说道：“我这辆驴车天天走这条路！” “少废话！”他一挥白手套，“走开！” “往哪儿走？”他的傲慢架势，刺伤了我埋得根深的知识分子自尊心，“这儿只有这一条大路！” “往胡同里拐！”他比我声音高出几倍。 北京站口到东单一段，看上去没有胡同可拐，但在南侧有一个小小的豁口，那个豁口直通《北京日报》，我实在不愿意将这“粪车”赶进报社大院，因为我不愿意这副穷酸相，被报社的人看见。看上去那交通警察对这段地理不太熟悉，不知南侧有个豁口；何况我这辆毛驴车离东单的十字路口已经很近，他便一改刚才的成命说：“算了！别磨蹭了！赶快把车轰到路口，奔崇文门！这儿要过迎宾的车队！” 我狠命地给了毛驴一鞭杆，想让它走得快些。毛驴吃了一鞭杆，冷不丁往前一蹿蹄，一下子把肚带给拽断了，肚带一折，拉着稀酒糟小车打了天秤，两根车把像高射机关枪一样，戳向了天空，毛驴从套具里钻了出来。 我顿时急出了一身汗。 交通警察气呼呼地训我：“你这是咋搞的？” “肚带断了，怨得着我吗？” 他着急地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哎呀！哎呀！”急叫了几声，走上来想帮我套车。但那铁桶上黄糊糊的玩艺使他又停下脚步。还是我急中生智，解下腰间系着皮大氅的那根麻绳，把它和断了的肚带衔起来，然后让那交通警察帮助我按下朝天的小车车把，把毛驴重新戴上套具和夹板。阿弥陀佛，那桶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幸亏塞儿塞得很紧，没把黄屎汤一样的东西溢到马路上。但是这么一折腾，时间拖了足有十分钟，还没容我重新挥鞭赶车，迎宾的红旗轿车车队，已经拐过北京站路口，风驰电掣地向东长安街的方向驶去。车队里每辆车上都挂着窗帘…… 一场虚惊之后，我坐在小驴车车辕上，猛想起许多许多的事情，不禁暗自哑然失笑。那是两年前我们在八宝山下劳动的日子。有一天我和骆新民、王复羊三个人，奉命在革命公墓附近的菜园里摘豆，突然，韩队长风风火火地来豆地里，他说：“今天下午放你们三人半天假，回宿舍下棋去吧！”我们都非常惊愕：“豆子都爆开了，不是叫我们抢收吗？”韩队长叹了口气说：“政治任务高于一切，谁叫我们大队正好在革命公墓旁边呢！”走在收工的半路上，他才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市长××同志来革命公墓，不知是视察，还是来扫墓，或是祭悼故去的战友。反正上边来了命令，要加强保卫工作。韩队长知道我们三个人不会去捣毁汽车，也不会呼喊反动口号，更不会……但是，他还是要按指示执行，右派分子要远离公墓退避三舍。这件事情和警察轰我赶走毛驴车性质惊人的相似。要是他知道赶“粪车”的是个 “五类分子”，或许会把我先“保护”起来，待等车队驶过大街后再把鞭杆子交给我吧？ 回到永定门外的四路通，天色已经大黑。 卸车，饮驴。把稀酒糟放进洋灰池子时，三星已经高照。洗净手脸去伙房吃饭，吃着玉米面掺代食品的窝头，如吃美味佳肴。这真是应了平时说的：“饿汉吃糠甜如蜜，饱汉吃蜜也不甜。”一觉醒来，准时5点半之前，我实不知生物钟有如此精密度，它总是元声无息地把我唤醒。接着老三样：用绳子勒紧皮氅——准备草料口袋——赶车奔赴九龙山。由于长时间和那辆“粪车”打交道，我浑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气息，我进城回家休息时，尽管换上干净衣裳，两岁半的小儿子还是朝我喊着：“爸爸身上有酒味儿！爸爸身上有酒味儿！” 头上白发日渐增多的母亲，在1960年买了一杆秤，像北京市的许多底层家庭度日那样，按秤星称粮入锅，生怕到月底吃亏了粮食。家里定量供应的每月二斤冻蛋，总是等我放假休息时食用。日子虽然清苦一些，但每月能够团圆两次（休息大礼拜），这是我母亲的最高精神享受了。 当时，我的家仍住在北京魏家胡同39号内院。院内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坛，花坛周围的空场铺着方砖，小儿子平日无伴可玩，我就是他的大伴儿。夏天时节，他喜欢逮蜻蜓，我帮他从花丛中逮下来，他就把它们拿到屋内的纱窗上，看它们扑拉一阵子，然后张开小巴掌放生。我常常下意识地感觉到，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应该是我和妻子。我们虽然是万物之灵，但人类并不都具有孩提的童真和善良。冬天来临时，花坛中的几簇花草和向日葵一齐凋谢了，院内无蜻蜓、蝴蝶可逮，我就和儿子玩大皮球，我把球踢得远远的，看他抱回皮球时的憨笑神情。我和张沪在和儿子嬉戏的时候，仿佛忘却了内心沉重的负荷，和小儿子一块放声大笑…… 此时，我和她并不知道厄运渐渐逼近了我们。张沪在报社装订房工作，经常受到张老师傅的表扬；我赶驴车起早贪黑勤奋地工作，也受到过生产点黑板报的嘉奖。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就像一池不起涟漪的死水，我们是浮在水上一动不动的水蛭，只任时光流逝就是了。当然，有时也拿出《第一片黑土》的手稿本，翻翻看看，倘有激情，也挥笔续写上几章。 母亲常像祷告一样，缓缓他说：“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行了，你俩千万可别再出啥差错！” “出不了！”我说。 “您放心吧！”妻说。 当然，我们也有忧心之处，最大的忧患不是报社，而是那位摘了右帽的“头人”。昔日，他把我们当成垫脚石，达到了第一批摘掉帽子的目的；到了四路通以后，他的手段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使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有两件事： 一、1960年盛夏，“头人”派我和赵筠秋去割猪草，并专门为我们两个人设立了一块小黑板，回来经人过了磅秤之后，把猪草的数字登记在黑板上。在“四路通”改造的老右有二十多位，都没受到这种“照顾”，惟独对我和赵老夫子另眼相待。 一天，早晨起来，细雨迷离，我穿上一件雨衣，背着一条空麻袋，拿着了把镰刀冒雨出工。原野灰蒙蒙的，望不见一个人影，我在雨幕里寻找着能填饱猪肚子的青草。铁道两旁杂草丛生，但能当猪食的灰灰菜却寥寥无几。因为在谎祸年份，灰灰菜都被老乡割走，当作代食品塞进了人的瘪胃饥肠（我们生产点的食堂，就曾把曲曲菜、苦麻菜和灰灰菜当作蔬菜，煮炒给我们吃过）。好不容易在铁路旁一个临时厕所后边，找到了一片灰灰菜，我抽镰便割。雨中的莱叶是光溜溜的，我刚砍了几镰，镰刀就打了滑，一下割在我的左手中指上，血立刻流了出来，我的左手成了血手。同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浑身颤栗，我只好舍弃了这片难寻的猪草，挑起麻袋和镰刀“打道回府”。 “头人”的脸色异常难看，他不看我两只手上的鲜血，劈头问道：“改造两年多了，还怕雨水？” “我砍伤了左手中指。” “为什么往手上砍？” 我不禁暗暗冒火。他不问疼不问痒倒也罢了，何以恶意度人？我气急他说：“你这话里缺少了一点人味儿，谁愿意往手上砍！” “那为什么会砍在手上？” “雨水打过的草叶是光滑的，你知道吗？” “怨你镰刀磨得不快！” 是的。早晨起来我口袋里忘记了装上小磨石，但即使是装在口袋里，也无助于镰刀不砍着手。雨中的青草像抹上了一层油，稍不留意就会砍伤手掌。 “咱们办公室有常用药，你去抹点红药水吧！” “或许砍伤了筋骨”，我说：“我直接去医院。” “有那么严重吗？”“头人”满脸狐疑之色。 我真压不住火气了，拉下吊竿上的毛巾擦擦脸，没向他请示，就从永定门坐公共汽车，去了同仁医院（此医院为报社合同单位）。骨科医生告诉我：“筋骨已经折了，接接看吧！”老大夫给我手指上打了石膏，胳膊上套了个夹板，并叮咛我说：“一动不动地静养，也许还能把指骨接上。否则，你的中指一辈子都是弯曲的了！”他给我开了一周的假条，叫我一周之后再去复查。 同仁医院离报社很近。我到报社去找张沪，并告诉她“头人”的非人心肠。她也火得不行，但当我提出直接回家休息时，她还是劝我先回四路通，把假条交在“头人”手里再回家，以免他无缝下蛆。 这副伤兵的模样，确实使“头人”吃了一惊。他连声说着“想不到会伤筋动骨”的低语。是他的良心在反躬自问？还是对我脖子上垂下来的绷带和胳膊上的夹板表示怀疑？我无法猜测清楚。当我提出回家休息时，他居然视医生诊断证明为一纸虚文。他皱了半天眉，说：“咱们生产点很忙，你就在这儿休息养伤吧！” 我还没作出反应。他又说：“咱们生产点那块玉米田，不断发生丢青的事儿！干脆，你白天睡觉，夜里去护青好了！” 我不悦地回答他：“我还要按时吃药呢！” 他说：“那好办，下地时带一个水壶，到地里去吃药！” 我惊愕地望着这个两条腿的冷血动物，面对一个中指骨折患者，竟然如此不通人性。我肝火上升，忿然地问： “这是算我休息？还是算我出工？” “这个嘛……改造思想就得要对自己狠点！” “我认为你的话违反改造政策！”我终于耐不住火气了，嚷了起来，“就算我是个俘虏，政策里还有人道一条，你怎么这样对待人？” “你不是俘虏，别自我降低身份！”他抓住我的话柄，振振有辞地批判我，“你时刻该注意往人民立场上靠拢，而不要自外于人民，甘心与敌人为伍。” “你太过分了。”我喊着。 “是你太过分了。你手指用石膏固定起来，还有腿能走吧！要物尽其用。”他也指着我咆哮起来。 “好，我可以去护青。”我退让了一步说：“夜里如果有偷青的老乡，我这带着夹板的伤手，对付得了他们吗？青玉米被掰走了，是我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 他避而不答实质性的质询：“你要是腿勤一点，那些想偷青的看见电棒光就溜走了。当然，你要是在窝棚里睡大觉，偷青的就会乘虚而入！”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只要是丢了青庄稼，罪责仍然在我。真是欲骂无词，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伙伴们目睹了这场残酷的戏剧，却面面相觑。待“头人”离开屋子，老右刘波泳（小品文作家杨凡）不无感叹他说：“唉！还不如一头野兽！”他虽然直接发泄了对这件事的愤慨，但还是悄声劝告我：“按‘头人’的命令去办。因为‘头人’已摘了帽子，按详细的阶级分类，他的身份已在我们之上，得罪了他，他随便弄上几条，就够你喝一壶的。” 黄昏，我用绷带和夹板，托着那只打了石膏的手掌，另一只好手提着水壶，口袋里装着干粮。电筒以及止痛消炎药物，离开生产点。我们那块玉米地，离生产点约三四华里，是谁和我一块去执行看青任务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我们一夜都围着这块青纱帐转来转去，只有夜里吃干粮时，才到那地边的小窝棚里坐了一会儿，夜间的露水，打湿了我披着的破棉祆和绷带，连五指上裹着的石膏都变得湿漉漉的了。 夜望茫茫星空，我深感人生之严酷和悲凉，不禁又想起郭小川的长诗《望星空》。为吟诵此诗，在一担石沟时我曾挨了一顿批判，怎奈此诗对于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常常使我触景生情，不免又低吟起来：“千节桥，万节道，不如银河一节高……” 天亮了，我提空暖壶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伤口一下，顿感钻心的疼痛。归途上，通过一片洋白菜地，见一条野狗在追逐菜垄里的什么东西。那条狗一身黄色，神态甚是凶猛，它跑跑停停，似在捕猎时不断受阻，走近看去，原来它是在追捕一个刺猬。那刺猬呈灰褐色，每当那条狗走近它身旁欲伸嘴咬它时，刺猬便“嗬——”地一声，浑身剑刺倒竖起来，使那条狗不敢下嘴叼它。这一大一小两个动物，就这样追追停停，直到那刺猬钻进一座孤坟的洞穴之中…… 伙伴说：“这洞不会深，扒出来烧着吃吧！” 我摇头：“它够可怜的了，还是以慈悲为本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手上裹着的白色石膏变成了乌黑色。到医院一复查，大夫惊讶地望着我：“你是怎么搞的？” 我坦然地承认：“我是右派，这几天没有休息！” 他无言以对。沉默了老半天，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手指恐怕要落残了！” 我这个中指的命运，被大夫言中了。紧挨指甲的第一骨节没有复原，那儿隆起一个肉瘤。直直的中指，从此一生弯曲如弓，像总在低头认罪…… 我的手指弯曲不久，又发生了第二件令人心灵颤栗的事情。那是夏未秋初，因我喜欢赤着脊梁干活，得了感冒发起烧来。“头人”对我去医院看病仍不放绿灯，我悲忿至极，朝他喊叫了起来，他刁难我说：“可以先试试体温计嘛！真发烧你再去也不迟！” “我浑身哆嗦你看不见？” “小病坚持嘛！活儿这么忙。” “你去找体温计吧！” 这时，出版社另一个摘掉右派帽子的陈德贵，告诉“头人”生产点没有体温计，并说情叫我火速去医院诊疗。可是“头人”两只小眼睛一下瞪圆了，纠正陈德贵的话说：“谁说没有体温计，那儿不是有只猪用的肛门计（注：肛门计是给病猪检查体温的，用时把温度计插入肛门。）吗？” “混蛋——”我终于骂出声来。 之后，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生产点。到医院一量体温，体温高达 39.3℃。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训，拿了假条直奔家里，没有返回生产点，进了家门就拉开棉被睡在床上…… 我这只温顺的猫，头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我是两条腿的人。不是四条腿的猪。“肛门计”这三个字，使我永生难忘四路通的岁月。当然，更难忘怀那个摘了帽子的“头人”。 由于有这两件事情，我在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很快，这预感就被证实了。当时，社会各单位自上而下贯彻了“严管五类分子”的决定通知。有一天，“头人”把我找到了做饭的伙房——那儿静无他人。我们开始了如下的谈话： “入冬以后，你拉运稀酒糟的活儿干得不错。” 我知道这是帽儿戏。 “可是你们几个人（指张沪、赵筠秋、骆新民、王复羊）的事儿，还没交代清楚；交代了的，也还没有彻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认识、批判！真正扭转右派反动立场！”他说。 在1959年思想总结会上，报社负责管理右派的领导已向我们明确他说过：向党交真心，是要求进步的表现，时间过去了一年，怎么又算开了旧账？ “可以告诉你，骆新民已经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问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拿出主动的态度。” 我决断他说：“我无意去投这个机！” “咱们没有共同语言。”“头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一字一板地告诫我，“这是对你最后一次争取，你要是坚持这个态度，你将悔恨终生！” 他走了。 事后，老右辛大明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附近一个木材厂堆放木料的僻静角落，对我说：“小从，这可不是你任性的时候，社会上对五类分子要严加管束了，你和他（“头人”）抗膀子，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你还是主动找他谈一次话，表表你的态度吧！”我很感谢辛大明对我诚恳的帮助，但是在这3年改造生涯中，我已不再是1957年以前懦弱的书生，因而我谢绝了他的一番美意。进城休假时，我向妻子陈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她沉默了许久，忧郁他说：“报社也要抓五类分子中的典型了，我‘自绝于人民’的账还没清算，也许到了算账的时候了！” 1960年12月18日，是星期天，天气奇寒。张沪因患感冒，早早地睡下了。我内心苦闷不堪，当晚拿着一张房东送的戏票去看京剧。年轻时我酷爱京剧，我和刘绍棠对叶盛兰的戏，几乎是场场不漏。什么《白门楼》、《吕布与貂蝉》、《罗成叫关》，后来竟然发展到对杜近芳和叶盛兰配的每场戏，都必须过目：《柳荫记》、《白蛇传》……不过，这天去长安戏院看戏，纯属排闷解忧，而无任何欣赏的雅趣。当晚演员是谁我回忆不起来了，但我当晚看的戏一直铭刻在心，那是关汉卿的名作。 这出戏成了我们命运的象征，因为第二大一清早，我们刚刚起床一会儿，报社装订房的张老师傅就来到我家传达指示，要张沪和我吃过早饭去报社开会。张沪因感冒尚未痊愈，本想在家休两天病假的，但是老师傅亲自登门，不便推辞，便穿上蓝咔叽面的皮大衣，戴上防寒的红毛线帽，和我一块离开家门。 在电车上，张沪觉得有些发烧，和我耳语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 “可能是传达文件。” “不会真演一场吧？” “不会。” “哪个年代都有屈死鬼！”她说。 正值上班时间，电车上人很多，一些乘客不无好奇地窥视着我们。这是因为我俩的着装，实在太悬殊了。她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打扮，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我则穿着一件破旧的狗皮大氅（这是赶车时穿的），头戴着一顶带耳扇的旧呢面棉帽子，浑身散发着酒糟气息。张沪紧闭着双目，斜斜地靠在我身上——她无法发现那些奇异的目光。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搀扶着她爬上报社四楼的。当气喘吁吁的我们，推开四楼会议室的玻璃门时，顿感气氛不同寻常。门口有一身着戎装的武警，报社领导已提前到会，端坐在主席台上，赵筠秋、骆新民身旁空着两个位于，是给我和张沪安排的）仔细地去描写这个会议，对我说来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我只想告诉读者，领导宣读了我们的反动罪状（主要是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对“三面红旗”的言论，阅读《南共八大会议纲领》，以及传播傅聪 “叛国”的消息等。当然，不会忘记把我写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也列入了罪状之内，还有张沪的“自绝于人民”问题等）。结论中指出，这是右派当中有纲领的“反改造小集团” （南斯拉夫在中国的别动队），必须严加惩处云云，一张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签字的笔。会议主持人当即叫我、张沪和赵筠秋签字，众目睽睽之下，任何争辩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俯首就范。骆新民不在签字画押之列——他揭发“小集团”有功，又占有海外归侨的便宜，将功折罪，免于劳动教养的处分。 这是短促而又漫长的一个小时。在这个时空中，我若同被五雷轰顶，被五马分尸。我的灵魂已出七窍，会场上只留下一个我的空壳。麻木昏沉的脑子。恍恍惚惚记得在1957年的这个季节，剃光了头以示抗议把他划为右派的徐钟师，是从这里押走的——三年过后，又轮到了我们。 进会议室门时看见的那名武警，是为我们而来的。他命令我们三个人爬上一辆有对面座位的吉普车，然后车子鸣笛启动。那武警当即对我们发出警告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想必明白政策，要是谁在车上不老实（可能指跳车之类的举动），我们可是不客气的！”说着，他把一副手铐，在我们面前晃了两晃。 吉普车上肃然元声。 “送我们去哪儿？”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问道。 “到那儿你们就知道了。”武警回答。 我抬头看看我的妻子，她紧闭眼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对面，那神态，若同已经死却了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狱之苦，但不禁可怜起她来了。妻子是发着烧来报社开会的，没想到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时，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动不动，既不看我，也不看车厢里的一切，但是有两行冰冷的泪水，从她紧闭着的眼角流淌了下来。她不擦它，任其顺着脸腮滚滚而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顿时被搅起了波澜。在这一霎间，她究竟想起了什么呢？是两岁多小儿子的笑靥？还是老婆母叮咛时的神色？不，她或许是记起了当年在上海滩，刚刚16岁的她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在地下党支部举行的入党仪式上举起拳头宣誓时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了在小小年纪时被国民党警察局抓了去，被国民党警察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烟似梦，都已成为她的过去。而现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处的吉普车上呢！押送我们的人，帽子上戴着闪亮的国徽！ 沉默。死寂。 我们走进了一片混沌之中…… 脱稿于1987年2月21日 小孙子从磊二岁半之际 劳改队纪事(1)-从“土城”发配塞外(上) 1988年春，与被台湾关押多年的台湾作家王拓先生会面于北京惠中饭店。是巧合？还是……台湾中转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时，元朝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们已在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张沪去了女号，我和赵筠秋押放在男号。那是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无半点食欲，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识）分子吧？” 我拒绝回答。 “别想不开嘛！笑一笑，十年少，于嘛总耷拉着脑袋！” 是啊！难道我哭就能哭回来自由吗？我感谢他们的提示，苦涩地笑了笑。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4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灌起来的（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 我潸然泪落…… 又慌忙把眼泪擦掉。 张沪关押在找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其中，一个脸膛黑黑名叫张啸虎的东北人，讥笑我说：“像你这种人，只配在度荒的年头饿死。看一眼咋的了？他们是能给你加两年刑，还是能抠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励之下，我斗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19日早晨，她是带病去报社开会的，看样子，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戏。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们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我写的长篇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这天被装走的）。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 “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 “好看吗？” 没有回答。 没人理睬。 我母亲询问他们我俩的确切去处，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询问他们说：“他俩究竟又犯了什么错误？” “没错误就不会处理他们！”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关押在东城分局。出于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她幼小缠足），跟着那位老太太给我俩送来衣物。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己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 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 “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走！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 “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 “岗楼上的武警，已经训我一顿了。”我说。 “给他一双耳朵，让他朝你喊吧，反正他不敢朝你开枪。”张啸虎把行李横扛肩上对我说，“我是‘二进宫’了，这里边的事，我都门儿清！” 我当真地回过头来，窥视着顺界标朝女号走去的张沪，刚才有几个小伙子帮她拿东西、扛行李，此时行李和杂什都由她一人拿着，显然是蚂蚁扛山。她像拖死狗一般在地上拉着行李，另一只手提着网兜中的脸盆及洗漱用具，走两步，停一下。她是个有洁癖的女人，此时任行李在泥土路上蹭着，拖过行李的地方，扬起股股黄尘。她比我更富有理性，只顾拉着行李走向罗网，我站了好一阵子，她都没有朝我停步的方向看上一眼。 当然，又招来持枪武警的一顿训斥。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就应开始训练听力和中枢神经的分离。训骂由他们去，我则心神安之。我记起张沪曾向我讲起她的一段往事：东北战役开始以后，国民党驻上海的警特部门加紧了对地下共产党的搜捕，她是黑名单中被搜捕的一员。为了安全，上级组织通知她连夜撤出上海，通过旱路和水路从镇江——扬州——淮阴— —直到盐城。在扬州到淮阴的日子，她得了伤寒病，便在一个小村里养病，苏北农村很苦，是稀粥米汤使她起死回生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当时同志之间的生死情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同样还是她母体上的一颗细胞，此时却变为承受折磨的阶下之囚，她不得不强撑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拖拉着行李走向监牢。 这儿是和文化古都近在飓尺的北郊，在砖墙和土墙的双层围墙里，耸立着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圆顶棉帐篷。我们这“五毒”一行六人，走在奔往“蒙古包”的路上，甚至有一点空旷之感。因为目光所及之处，除了“蒙古包”和几排简易的红砖房之外，几乎没碰到活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老家贼，在“蒙古包”周围的空地上觅食吃。约莫走了有十分钟左右，我们在一排红砖房外停下。那几个流氓、盗窃犯自动一字排开地蹲在地上，我正不知所措地东张西望，突然听到一声吆喝： “蹲下——” 喊话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他身后站着面孔黧黑的中年人。原来那几位都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只有我是个雏儿，不知道“蹲下”是何意思（后来，我在收容所才从“同类”嘴里打听到，这就好比过去的罪犯进了衙门，那些刀斧手和衙役们高喊“堂威”一样，先杀杀你的威风）。我顺从地蹲了下来，心内顿觉自己矮了半截。噢！我明白了一点，这是区别公民和罪犯的身价——我已然是阶下之囚了。 还是那个白面书生模样的人，先翻弄着花名册，后来开始点名。当点到“从维熙”三个字时，他目光分明在我脸上停留了瞬间，然后又去呼唤另一个罪犯的名字。我当时狐疑地乱猜，可能这个小白脸在区别刑事犯和思想犯的差别，不外是对我这个右派加强警惕之意（后来在“蒙古包”里才听说，这个小白脸并非收容所的干部，他也是被囿于“土城”里的右派，他原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助教，进“土城”的原因是划右派后偷拿过一次别人的派克钢笔）。他点过花名册后，毕恭毕敬地把罪犯名单交给一个脸膛黧黑的中年人。这个货真价实的劳改干部，开始了对我们训话：“你们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这儿叫北苑，也叫土城。说句粗鲁话，这是社会垃圾的收容所。今天把你们收容进来，因为你们是社会上的垃圾。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刚出生的时候，你母亲把你从屎窝挪到尿窝，又从尿窝挪到干净的被褥上，要操多大的心？养你们这么大，你们都对得起当老人的吗？偷、盗、流氓、打架，搞右派反革命，你们拍拍心窝问问，你们对得起谁？告诉你们，这儿是专治恶人的地方，是龙你给我卷起须子，是虎你给我趴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反改造分子决不手软。现在，你们首先要交代罪行，学习好了，才能送你们去各个劳改点，在劳动中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至今我难忘那个黧黑脸膛的劳改干部，因为他是我身陷囹圄后的第一个监管人员。坦率他说，我对这个带有北方浓重地方口音的干部印象并不坏，他不像机关人事室或保卫处的干部那样，对人横眉竖目；他训斥我们蹲成一排的“五毒”时，除了炫耀专政的威力之外，不忘以人性来启示人的良知。很显然，他的文化不高，不然他不会找一个劳教右派当他的文化拐棍儿，那条右派“拐棍儿”姓张，而今，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在监管干部训话之后，“张拐棍”宣布我们每个人住的帐篷编号，在拘留所相聚在一起的“五毒”，各自去了各自的住处。我住的是三号帐篷。离训政的地方最近，扛起行李没走上几分钟，就到了地方。时值冬日，天气冷如刮骨，“蒙古包”的棉门帘紧紧下垂着，在北风中显得十分荒芜寂寥。但是当我挑开门帘的时候，不由地吃了一惊，原来地铺上坐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罪犯。 “怎么不喊‘报告’就进来？”坐在帐篷中心的值班班长对我喊叫。 “我……我……我不知道规矩。”我木讷地解释。 “记住，以后无论进哪个号子都要先喊‘报告’！” “是。” “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儿原地坐下。” 我又应了一声，把行李靠在帐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号的样子，盘腿坐在地铺上。屁股反馈给我的信息是：地铺上没铺木板，只铺有一层稻草，稻草上铺着的是老号们的行李。冷鼻子传导给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经发了霉了，那霉烂气息掺杂着肮脏被褥发出来的潮湿臭气，就是一个化学家也难以罗列出这气味的化学分子式。好在帐篷角角上，有缝合不严的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儿，可以嗅到帐篷外吹进来的清冷空气。 “你总往外瞎看什么？”值班班长见我经常歪头吸气，以为我在向帐篷外边窥视，对我进行管教说，“身子进了土城，心也应该跟着进来，不管你在社会上是干什么的，到这儿一律是罪犯，留恋过去是没有用处的，进土城就是劳动改造的开始。” 帐篷里几十号人的目光都转向我，我的脸腾地烧红了。那值班班长不容我说话，对我继续进行开导：“现在，你首先要学习好坐着的姿势。第一，两眼前视；第二，挺胸收腹；第三，盘腿坐正；第四，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你看，就这样坐——”他做了个示范的姿势给我看，“你看明白了吗？” 我看看周围的“同类”坐姿，虽说没有值班班长那么标准，却也不亚于一尊尊罗汉打坐，我只好应了一声，强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帐篷里的读书声重新开始，那标题我已忘记，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大意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必须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实行严管。读过报后由值班班长布置讨论，讲明发言时必须联系每个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类型的老号，抢先发言，在赞颂政府改造政策伟大英明的同时，还不断检查自己不该把个人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这般，周而复始。他们好像对这儿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了，发言时喜笑颜开，毫无痛苦之表情。不知是哪个小子喊了一句：“让那‘新号’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后好能彼此监督。” “对！”七嘴八舌地响应。 我对此毫无准备，推脱着说：“我还不懂这里边的规矩，先让我好好学习两天再发言吧！” “应该抢先脱裤子割尾巴嘛，没有一点自觉性，你还能够改造得好？”值班班长说道， “也不难为你这新号，简单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乱搞男女关系了？是书写反革命标语了？是……” “我是右派。”无奈，我只好亮了字号。 “右派？”值班班长狐疑地问道，“右派都在社会上改造，怎么会被送到土城里来？” “不认罪错，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说。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响了批判的第一枪。 “右派本来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等于是双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时干吗往脸上抹粉！” “这新号态度不老实。” “样儿倒挺斯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至今，我对初进“蒙古包”时的被迎头批判一顿还记忆犹新。其实，那些老号是在帐篷里闷得难受，彼此之间的车轱辘话已经听腻味了。每每帐篷里来一个新号，都是如此这般一番，用十分庄严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盖几十口人内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个值班班长，他来自清华大学，1959年因为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子身份进了土城。 替我解围的是那顿中午饭，饭簸箩一进帐篷，批判声立刻云消雾散。一双双眼睛都盯向那冒着热气的窝窝头。收容所的窝窝头比拘留所的窝窝头大一点点，白菜汤稀稠和拘留所没有差别。分窝头和汤、咸菜疙瘩的任务，由值班班长执行，在我看来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每每遇到窝头缺个角或窝头被笼屉布粘去一层，都会引起麻烦。 “为什么给我缺了皮的？” “赶上谁是谁。”值班班长说，“没看见吗？我如同瞎子摸象一样抓窝头。这里边没厚没薄，全看你的运气好坏了！” 值班班长两眼看着顶篷，像赌徒玩弄赌具一般摸着窝头。没过一会儿，抗议声又响起来： “我这个窝窝头眼儿这么大，换一个吧！” 值班班长笑道：“伙房大师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细，谁赶上张飞的手捏的窝头，谁认倒霉。” 我很惊奇这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舔得干干净净，真比水洗的菜碗还要干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好比一只生命之舟，当它已被搁浅在无水的沙礁，心里反而比在海雾之中苦渡要安心多了，因而我靠着行李就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睁开眼看看，帐篷里一个紧挨着一个躺着，鼾声粗细不匀，那值班班长用一张报纸盖着脸，身子斜靠在帐篷门口打盹；每次头往下一低，那张报纸便从脸上滑下来，他睡眼迷朦地再把它抓起来盖到脸上。 帐篷里只有一个人没有睡，就是刚才吃了我那份窝窝头的老号。他是个精瘦精瘦的小老头儿，坐在地铺的铺沿上呆呆发愣。 “你怎么没有休息一会儿？”我悄声问他。 “是想躺一会儿，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占去了。” 我悟性顿开，在这张方圆二十平米左右的帐篷里，躺着有几十号人；人挨人，人挤人，由于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给他屁股大小的一块地方，他只能在那儿和尚打坐了。 “来，你躺下，我坐会儿！” “不，快吹哨了，哨声一响都要爬起来学习。” “对不起，我占了您的地方。” “你还给了我窝窝头吃呢！”老头儿小声说，“不过，今后你再给我窝窝头得背点人，刚才值班班长接到一张告状纸条，说新号拉拢老号。在这里人和人不能有来往，不能伙吃伙喝！” 我愣了。 “没关系。值班班长睁一眼闭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后给我，别让那些混蛋王八羔子看见就行了。”接着，老头儿开导我说，“到哪站说哪站；你别愁眉苦脸的，我初来时也和你一样，不思茶饭，现在肚子就成了无底洞。” “您什么罪条进来的？” 老头儿看看帐篷里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紧挨着我的耳梢，低声说起他进土城的缘由。这老头儿原是北京郊区一个公社社员，论出身三辈子贫农，论资历土改年月斗过地主老财，可算得上根红苗正了。饥荒年间，他到大队长的自留地里（社员没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队长的小崽子发现了，于是叫他背着偷的青玉米敲锣游街，一开始，这老头儿一边敲锣一边作践自个儿，喊着：“我饿得肚皮挨了脊梁，犯了偷青罪，乡亲们千万不要学我，当好吃懒作的‘三只手’！”喊着喊着老头儿觉着不对味儿，说我他妈的偷青犯罪，你他妈的这块自留地不是偷社里的么，他妈的你当队长就能比社员多一块青庄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妈的不是明吞吗？老头儿一时来了火性，便擅自改了游街时的词儿：“我偷青固然不对、可是我没进社里的庄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进大队长自留地去偷青的。许州官明着放火，还不许我暗中点灯？人家把几亩地划归自己，我只不过掰了几亩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头儿的调门儿一改，惹出了麻烦事，游街示众倒是停止了，但是没过半月，公社政法干部找上门来，人家不说自留地的事几，只说他偷青是破坏青苗的反动行为。坏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说，还押送他到了土城。“他姥姥的，在哪儿不是干活吃饭，我想开了，吃劳改这碗饭还省心哩！” 老头儿朝我笑了，算是抖落净了他的悄悄话。 这是我进了劳改队以后，结识的第一个同号。“第一个”永远印象深邃，而这“第一个”就有满腹冤情。 哨子声终于尖利刺耳地鸣响起来。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于是“认罪”守法之类的词儿，不断从每个成员嘴中吐出来，就连我身旁的这位老头儿，也能扮演两面人，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词儿。这位老农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下他的姓氏，因为他在“认罪学习”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汉奸汪精卫曾勾联在一起，尽管这是十分荒诞而荒唐的联系，但是“蒙古包”里没有人笑。人们好像悟出了一点道理，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这精瘦精瘦的老农民，最后把偷青行为比喻成拿着铁锨去挖天安门城楼的地基，是和反革命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反革命行为。当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省略掉了是偷大队长自留地上青苗的情节，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了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 烦闷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认罪学习终于完结。天黑了下来，帐篷里亮起了灯火。偌大的帐篷里，只悬挂着两只二十瓦的灯泡，光线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儿，睡觉的命令就下达了，待我把行李扣儿解开，已经没了我睡觉的地盘。在值班班长强令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邻右舍呼唤起来，但刚刚容我铺好被褥，忽啦一声那些成员就抢先躺倒！只留给我能侧身躺下的一条窄缝。这时，我才发现所有成员一律颠倒着身子睡觉，甲头朝里，乙头朝外；丙头朝里，丁头朝外，依此排列顺序，是几十号人在方寸之地惟一能卧睡的办法。因而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机会均等，不偏不倚，无论你向左右哪边侧卧，都有脚臭可闻；而仰卧占地面积又太大，不被左邻右舍许可。奈何？但是侧卧膝盖又没有弯曲的余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杆一样直溜溜地躺着，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帐篷半坐半卧。很快我的地盘就被挤没了，这个姿势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进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彻夜未眠，进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彻夜未眠。这不仅仅因为帐篷中的脚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宁的是这一幅入睡图，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闭的沙丁鱼罐头，身躯一个挨着一个，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顿起，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竟是这等睡相。男号如此，女号可以想象，我难以预料我妻子张沪的病弱之躯，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苦难，能否把这条苦难的驿路走到头！或者说这条路就没有头，像一首无休止符号的悲怆乐章，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儿才是这首苦难乐曲的终止。 劳改队纪事(1)-从“土城”发配塞外(中) 姓汪的老头大概前列腺有毛病；一夜起来解小溲几次，有一次他见我靠壁静坐，曾提出互换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盘上睡一小会儿，我谢绝了他的一片好心。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样，帐篷里也不关灯，一只偌大的尿桶摆在靠近帐篷门帘附近的地方，不时有尿碱臊气钻鼻。除我之外，那些老号们睡得都很香，似乎他们的鼻子对这混浊的臊臭之气已经司空见惯了；间或有人起来哗哗地撤一泡尿，帐篷里依然是座不起波澜的死城。 倒尿桶差事按铺位轮流。按道理讲，一个星期以后才能轮到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刚来的新号，值班班长点名要我去倒尿。这倒挺合我的心思，因为借机可以到帐篷外面去透透新鲜空气。吃早饭了，粥桶放在尿桶摆放的地方：在这“蒙古包”内，“装车”和“卸车”在一个地方，食物装进肚子，黄尿排泄出去。但是，队长讲起人道主义来却毫不含糊，饭罢那面孔黧黑的管教干部发布命令说：“政府对俘虏都讲人道主义，对你们也不例外，今天上午给你们衣裳消毒，用蒸锅蒸煮虱子。带来衣裳的换衣裳，没带进来衣裳的，围上棉被。快入 ‘九’了，别着了凉闹感冒。” 一声令下，纷纷脱衣。有衣可换的抛出自己的脏衣裳，没衣裳可换的围被而坐。在一片混乱中，邻居汪老头对我耳语道：“这是摆花架子，棉被缝里都成了虱子窝，煮衣裳有屁用？”说着，他从棉絮上捏出一个大黑虱子，放在掌心里让我看。“瞅！喝血喝得像口小肥猪了。” “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我说。 大值班发现我们在交头接耳，立刻说道：“你们昨天就搞窝窝头的拉拢，今天又搞啥名堂哩？” 我忙扭回头坐直了身子。 那汪老头儿一伸巴掌：“没搞什么拉拢，我让他看大个儿的黑虱子！” 大值班伸头看了一眼：“捏死它！” “这是棉被里边的。”老头儿说，“是不是把棉被也拿出去冻冻！” 有人说：“虱子不怕冻。” 又有人说：“去晒棉被，我就得赤身露眼儿了。” “流氓——”值班班长训斥同类道，“政府为我们蒸煮衣裳，已经是为我们健康着想了，别扒着房檐上房，不知天高地厚。都坐好，现在我们开始认罪守法的学习。” 于是周而复始的学习开始。穿衣裳的和往常并无异样，披棉的像一个个披袈裟打坐的和尚。后来，管教干部觉得这实在有碍观瞻，给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属于盲流犯罪的）发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裤，说是到了劳改单位后还要把棉衣钱扣回。 不管怎么说，寒天送衣还是解急的行动。结合实例，“感谢政府关怀”和“一定努力脱胎换骨”之声，在帐篷里不绝于耳。 帐篷内透骨奇寒，我不属于无衣之列，身上穿着的是一件赶大车人披着的破皮袄。老母亲曾告诉我，这是我姥爷穿过的，几十年的风蚀虫蛀，破皮袄的板面已经脱落，老母亲怕我冷，在灯下一针一线把那些残破的皮块连结成一体，外边罩上一层黑布面儿，在帐篷里的同类中还不失为衣着体面人物，乱茸茸的毛皮中是藏虱子和窝生虮子的好地方，因而坐在那儿打坐念经，浑身不断发生搔痒。我自知这件破大氅已经是虱子繁衍子孙的大本营，几次想过要扔到帐篷外边去，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我不是惜怜这破皮板子，我是惜怜老母亲的心！ 唐代诗人盂郊留下名篇《游子吟》。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件爬满虱子的破皮袄上，凝聚着母亲的心血，母亲的眼泪。因为她不是为出行的游子缝的这件破皮祆，而是为发配劳改的儿子，缝就的这件衣裳。 更有纪念意义的是，这件破皮祆，成了我身为囚徒的象征。有一天，值班班长传下指令，上午免除学习，排队去照像。在收容所照哪门子像，我真是太幼稚太不识相了，公民有公民的档案，罪犯有罪犯的档案，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我的手蘸满黑墨按上了手印和掌印，留在那张白纸上的活像一只粪叉和狗熊爪子，那是为了罪犯手印存档用的；在土城照像当然也不会例外，是为这些另册公民编撰另册档案而用，果然不出所料，当我排队等候在一间红砖房之外时，值班班长拿来一叠长方形纸条，上边没有姓名，只有阿拉伯数字的编号，塞到我手里的数字是273，这就是我在特殊档案馆里的姓名和编目。我仿照同号的办法，用大头针把这个号码别在我破皮袄的胸膛部位，这一霎间，我觉得自己似乎是等待枪决的死囚，已经和人类诀别，惟一不同的是押赴刑场的死囚草标插在背后。这个号码虽只是轻薄的一张纸条，压在胸口部位却无异于沉重磨盘，在磨盘下的我，可能被绞成肉泥，挤成粉齑。 “273号！”值班班长呼唤着我的代号。 “有。” “进来照像。” 出于习惯，我拢了拢头上乱蓬蓬的头发，走进那问红砖房。没有座位。没有木凳。我背靠着砖墙颓然而立。没有镜子，因而无法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此时的眉字之间，一定凝聚了卑琐和凄惶。我在青年时代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著作，其中一部名叫《死屋手记》的长篇扉页上，印着陀翁面部的特写照片。他半低着头，脸上沉沉的忧郁，那是一幅死囚等待死刑来临之照。想到陀翁的脸，我心头似乎轻松了些，尽管我也是等待发配的囚人，但毕竟不是等待断头，我还能像蝼蚁般地活着；活在这混沌不清的世纪，活在这知识分子欲哭无泪的年代！ 这次照像给了我很强烈的精神刺激。使本来就忧郁的我倍增了愁楚之情。记得，有一次收容所全体人员集合，几百号人排在帐篷之间的空隙上听劳改干部训话。我正低垂着头想心事，有人偷偷拉我的破皮祆袖，回头一看，是在来收容所的路上帮我扛着行李的盗窃犯张啸虎。他悄声地对我说：“别耷拉着脑袋和老二算账。愁也是活，乐也是活，你就是有天机妙算，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哩！” “谢谢！” “听说快要发配了！” “去哪儿？” “远到中苏边界兴凯湖，近的地方也许在市郊。全看命了。” “女号呢！”我想起了张沪。 “没听说。反正不会跟你去同一个劳改点。” “碰巧了也许会……” “没那么善心的菩萨，别做梦了。” “万一……” “我是‘二进宫’了，对这里边的事门儿清。女号不是去通县‘小五金厂’，就是去清河农场。那儿是大劳改农场，里边关着万八‘五毒’呢！” 我仍怀有侥幸之心：“就没有照顾一下的可能？” 张啸虎低声笑了：“雷公打豆腐，无产阶级专政还讲照顾夫妻？要是那么慈善，何必送你俩进土城收容所？” 众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谈什么，便朝他点头致谢（后来，他被送往北国边界兴凯湖改造）。在我的记忆里，迈进劳改队的门坎，走进大墙墙圈之后，他是第一个为我指点迷津的朋友。他说的“愁也是活，乐也是活”，给了我一点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领。古来早就有“逆来顺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过把它更加具体化了而已。 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人，是个右派同类。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戏剧学院声乐系教师。他在土城的任务是指挥各个号篷里等待发配的人唱歌。徐脸庞消瘦，下巴颏尖尖，但却有一双圆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会还不太时兴留长发，他脑后留了长长头发，在他指挥“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时，不时甩动一下披落到额头的散发，无遮盖地显示着一个落难艺术家的风姿。他年纪大我一轮开外（1960年我27周岁），眼角眉梢布满了中年人早来的褶纹，尽管他指挥牛鬼蛇神合唱时，眉字间，总要表现出喜悦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亢奋背后隐藏着悲凉，就像舞台上的悲剧角色偶尔也露出欢颜一样。 记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报记者编辑岗位时，在文化生活版曾读到过艾青一首诗作。诗的大意是这样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却咧嘴在哭；那黑人的小女孩明明过着极为贫困的日子，却偏偏在笑。由此诗推断开来，“逆来顺受”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哲理之一，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在世界的一角土城，这种生活哲理得到了强化，也只有强化这种本能，知识分子才得以生存。 后来，我逐渐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坛，并取得社会上的承认。解放后，中国舞台上许多的后起歌坛名流，都受过他的指点。他音域宽厚而洪亮，音质中还有劈裂感，很适合于演唱男中低音，但在这里他要走串每个帐篷，指挥着那些音盲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唱再唱，唱个没完；间或有集合之际，徐恭瑾则站在土台上，指挥土城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时，他显得英气勃发，真像个乐队指挥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着的管教股长。劳改队长，也对他投以赞赏目光——在这一瞬间，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群山中的珠穆朗玛峰了！ 这种情绪对我是个强烈的启迪。他启迪我要坚强地活下去。至于那爬满破皮祆的虱子，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个健康的人，让它拼命吸吮血浆就是了。同时，心头升起了强烈的愿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龙江，无论去哪个劳改点都行，在这不见天日的棉帐篷里打发日子，憋得心里难受。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发配的人的共同心愿。终日的盘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使帐篷里凝聚了烦躁的气流，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占卜去处，有的在半夜的睡梦中叫喊起来：“叫我去劳改吧！黑龙江兴凯湖我也愿意去！” 我不知土城的劳改干部是否有意等待这样的契机。就如同被久困在笼子中的野兽，一旦出笼，它们会产生千百倍的疯狂奔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刻，待发的囚徒才会自愿地奔向条条驿路，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各种苦难的惩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离开土城的讯号终于传来了：先是在空旷的院子里响起哨子声，接着传下口令，各帐篷里的人一律到空场集合，听候训令。 那天天空阴沉，天上还筛着雪粒，我穿着那件破皮袄，站在三号帐篷的队伍当中，遥看周围，同类们个个面露期待之色。仿佛大家面临的不是去经受长期劳役，而是马上要释放回家似的。这天队伍排列得十分特别，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块的密集队形，而是单行排列，每个单行之间，都留有约两米宽的空隙，好像有什么人要从这空隙间通过，就如同国宾检阅仪仗队的那种阵势，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不知什么人的检阅一般。 汪老头铺位挨着我，站队也紧挨着我。他低声说：“真要离开土城了，还不知你我运气咋样呢！”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的话。 “这是劳改队来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儿来的！” “不是‘连锅儿端’吗？” “哪个劳改队也不愿意要老残！”他在为自个儿忧心。 原来行列之间的空隙，是为来挑人的劳改干部留的路，并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离开这地盘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惶惑感，万一要是挑选不上，还要在棉帐篷里呆下去，那简直是一种最严酷的惩罚。 一些“二进宫”、“三进宫”的流氓、扒窃，倒是神态自若。他们在队列里探头探脑地张望，好像对他们能被来者选中，从而离开土城充满自信。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去留之间，而在于去的地点。团河、清河……是带有“河”的都愿意去，因为这些劳改队都离北京不远；他们最怕带“湖”字的劳改队，比如兴凯湖劳改农场地处黑龙江的中苏边境上，冬天雪飞像“大烟炮”，一年有半年过冬天。严冬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使他们望而生畏。更使他们心悸的是，兴凯湖远离铁路公路，到了那儿再想逃跑难如上青天，而这些年轻的刑事罪犯，虽然认起罪来是卖盆的进村———套一套的，但又不甘心于在劳改队受苦，不然怎么会有“二进宫”、“三进宫”呢！ 我也十分怕去兴凯湖。我并不怕那里的严冬，50年代我跟随北京青年垦荒队去过北大荒，体验过那儿的冰天雪地。对于感情上无牵无挂的人说来，那儿是一块远离凡尘的绿洲净土，无论是冰封雪飘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季，那儿的风光都是很迷人的。我之所以怕去那儿，是为老母亲着想，兴凯湖和北京相距几千里，她去探望一次儿子，至少要有半个月的行程；弄得不好，她那条命会埋在漫天飞舞的“大烟炮”里。要真是兴凯湖劳改队来挑人，那也只能感叹自己的命苦了。 土城劳改干部出现在队列的尽头，旁边走着一个陌生的人。矮矮的个子，车轴一般粗壮的身体，他没穿着和土城劳改干部一样的蓝棉大衣，而是披着一件绿色的山羊毛的大皮板子，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狗皮帽子。他那穿着打扮和他的身段以及威风凛凛的神气顿时使我想起电影《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我的心一下子如同结了冰，浑身每个毛孔似乎都在往外冒着寒气。还用问吗？这一定是兴凯湖来挑人的劳改干部了，那些“佛爷”（小偷）及“氓爷”也从来者的打扮上，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不吉利，用行话低声地骂开了大街： “×他妈的，咱爷们儿怎么这样倒霉！” “是‘湖’里来的‘雷子’！哥几们认命吧！” “该在‘湖’里淹死的，进不了‘河’汉子！” “从‘大轮’（火车）上撒丫子！” “黑枣（子弹）会叫你脑瓜开花！” 来土城不过半个多月的光景，我已经能听懂这些“行话”的意思了。这些“二进宫”、 “三进宫”的“天不怕”，虽也是网中之鱼，但是他们敢于钻网。用血肉之躯作赌注，去干他们想干的营生，可是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却少有这样的“勇士”。他们乖乖地站在队伍之中，惶惶然地转动着目光，如同一只只即将摆上祭坛的羔羊，端肩缩脖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土城的那位面孔黧黑的干部，陪同那个外地来客开始在队列中穿行了。那“杨子荣”目光像打量摆在两边的白菜、萝卜一样，用手指点哪个，哪个就是被他选中的货物，要离开队列向前跨上一步。倒也省事，不问姓名、案由、职业……一切删繁就简。不一会儿，单行队列就变成了双行，甩下的尽是老、弱、残、缺。当“杨子荣”披着山羊毛大衣出现在我们帐篷的队列中时，我仔细地看了他一眼，除了威严如故之外，我发现他脸上生有许多麻子。我迅速地低垂下头，尽量装出卑琐的病号神态，心里默念着：老天有眼，千万别让他选中了我。 “抬起头来！” 谁知道他在喊谁？ “叫的是你！… 我只好抬头。 他目光如同一道闪电，在我脸上烧了一下。接着，用手指点了我一下：“站出来！” 我被看中了。 往前跨了半步。 当天晚上，睡前来了两道指令。第一道是被选中的成员和没被选中的成员分家。那个汪老头儿和我分开——他属于老、弱、残、缺之列。第二道指令是明晨早起，先把行李装上卡车，人员随行李车开拔。到底是不是去兴凯湖，不知道；没人告诉你，劳教机构任何一次人员调动，都是个闷葫芦，进行没有必要的例行保密。 记得，第二天清晨，我们是乘大轿子车抵达火车站的。土城用大轿子车送我们，绝非出自于怕我们承受不了五更苦寒，而是有车窗玻璃，可以防止囚犯跳车逃号。令人费解的是，车行方向没有朝“北京站”和“永定门”车站行驶，而一直驶向了西直门车站。车站上，武警战士架着机枪，如临大敌般地早已严阵以待，没容我们在站台上停留，就被强令立刻上车。 第一件事就是点名。土城劳改干部和领人的劳改干部，每人手持一本花名册逐个地清点人数。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意味着收容所的任务完结，车上如有跳车的逃号，那是领人方面的责任了，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故，车厢两旁的汽门，早已站好了押送我们的武警。直到这时，那个长相很像打虎上山杨子荣的劳改队长，才向我们透露一点口风，他跳上车厢的坐椅高声宣布说：“我是来接你们去改造的队长。听说，你们心里一直打鼓，说我是兴凯湖来的，现在，先出第一张安民告示，我不是兴凯湖来的。至于从哪儿来的，又领你们去哪儿，到地方你们就知道了。我只告诉你们一点，那地盘离北京不算远也不算近，反正比兴凯湖要近得多。”他发布完安“民”告示，紧接着是一项通牒令：“你们都放老实一点，车窗一律不许开，开一条小缝也不许可；现在是冬天，打开车窗容易感冒。告诉你们，谁要是找开车窗，哪怕是一条小缝，就要按逃跑论处。我们不怕个别坏蛋跳车，你跑的再快，也没有子弹的速度快。听明白了吗？” 先是安抚。 后是警示。 这一切都为了在行车途中不发生问题，即使大脑属于低智，也能对这刚柔并济之策有所体察。特别是第一道安“民”告示，对喧嚣骚动着的列车，显然起到了镇静作用。只要不去兴凯湖，这就是最大的喜讯，因而车厢里还升腾起一点点欢快气氛。那些对劳改单位并不陌生的刑事犯，掰着手指头算计着我们的去处；几经议论，终于揣摸出来我们要去的地点：那儿既非“湖”，也非“河”，而是地处居庸关外新建的劳改点——营门铁矿。我们要在四面来风的山口子康庄下车，据说营门劳改矿山，离康庄有四十多华里。一出关就是塞外，我们是要去塞外山洞洞里去脱胎换骨了。 有个亡命之徒迅速打开车窗看了一眼，说这列火车是开往张家口方向去的，去张家口又必经康庄，我们要去高山大峒开铁矿是定而无疑的。果然，不一会儿站台上架设的机关枪搬走了，旅客开始涌上站台，也登上了我们这列火车，同时女广播员的婉转歌喉鸣响在车厢： “各位旅客请注意，这次列车有几节车厢是专列。上边的成员是被押送去劳改的专政对象，对此乘客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我不禁哑然失笑。专政对象乘坐的几节车厢内两头都有持枪把门的武警，何以会到其他车厢里去捣乱破坏呀？不知历朝历代被流放塞外的人，除了木枷和押送的武士之外，是否也要制造出一种瘆人的气氛，使你的灵魂时刻处于惊颤之中？！ 列车徐徐开动了。我落泪了。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返京华！也许砸死在劳改矿山，也许病死在什么改造驿站；即使能活下来，也可能意味着和文学的彻底诀别。在车轮的滚动声中，我的思绪异常复杂，老母亲、病妻子、小儿子……以及许多文友的面孔，都映现在那块车窗玻璃上。我不知妻子张沪是否还在土城等待发配，前几天晚上，在一次晚点名之后，那位皮肤黧黑面孔敦厚的劳改干部，点到我的名字时，曾停顿了一会儿，他说： “你过去是个青年作家？” 我受宠若惊，站得笔杆条直地回答说：“是个记者。” “你老婆也在土城？” “是。” 他刚要继续往下点名，我突然像乞丐一般问道：“能叫我见一面吗？她身体有病……” “当初你们不坚持反动立场，何至于有今天的下场！”劳改干部不正面口答我的请求，反而朝我心脏部位刺了一刀，“记住，这儿不是什么施舍仁慈的地方，更不施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惟一的前途就是脱胎换骨，等你们改造好了，才能有那一天！” 听了训政本该知趣地坐回地铺上，但是不存在的幻觉仍然支配我讲了这样几句话：“队长！能不能把我们送到同一个劳改队去，不然我母亲探视儿子和儿媳，还要跑两个不同的地点！” 回答是可想而知的。 坐在发配塞外的火车上，我为自己的懦弱而浑身发烧。扭头看看武警，武警头戴国徽庄严而立，那闪亮的手枪插在皮带间，一只手紧握住枪的后把。回过头来看看窗外，八达岭起了风，夏日那葱郁的绿色荡然无存，七八级的大风摇撼着枯枝枯干，穆桂英点将台蒙在一片混饨之中。影影绰绰可见山巅上的烽火台，它像个历史证人一样，看征人出关，看犯人远行。今天，它又冷眼看这列爬行的火车了，它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装运着几百名不寻常的旅客吧？！ 大山巍峨！ 大关雄浑！ 我甚至后悔自己没有在春日来过长城。从进入《北京日报》，我就为当好记者。编辑而忘我工作，稍有闲暇，我还要提笔写描写新生活的小说。从进入京城之日，虽知长城近在咫尺，但舍不得抽出时间来瞻仰这条盘卧在山尖上的龙。这次倒是见到长城了，却是在这寒风凛冽的冬日，没有春色，没有诗情，有的只是萧萧万木和在万木萧萧中出关服劳役的囚徒。 早晨登程之前，每人发了两个窝头。此时在没有暖气的车厢里，冻得石头一般。我机械地嚼着窝窝头，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当初，秦始皇修筑长城时，这儿走着数不清蝼蚁般的民夫和苦力，据说那是为了抗御外侮之必需；今天送我们这些打入另册的人们，又是保卫“钢铁长城”之必需！是“把北京变成水晶城”之必需…… 强权即真理。 无权即无理。 别了！未来的“水晶城”！ 我等待着这位大人物的诺言兑现。 列车穿过了大山，关外尘沙飞扬。这儿风更凛冽，远远看见一个旋风拧成的通天上柱。当车停在康庄车站时，我们这些成员面面相觑。像西直门车站一样，武警早已在站台架上了机枪恭候。由于风太大，士兵们那绿色棉军帽下边的带子，一律紧紧地系在下巴颏上，有的怕风沙迷眼，还戴上了风镜。 我们摇摇晃晃地先搬运行李，把卸下来的所有行李搬上卡车后，才被通知登上无篷卡车。没有泯灭尽净的羞耻，使我在搬运行李时，一直低垂着头，因为我怕列车上的旅客中，有亲友或相知的目光。在这方面，我很钦佩那些刑事犯的勇气，他们在搬运行李时还不忘和车窗里的旅客逗乐，因而不断招来战士的怒斥： “低下头来走路！” “没脸没皮的家伙！” 那位“杨子荣”此时严然就是圆睁二目的门神，他在大风中屹立着，一动不动地监视着我们这些搬运夫。直到我们最后一个成员登上卡车，他才钻进卡车的驾驶室。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条黄尘滚滚的驿路，它从康庄曲曲折折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十几辆卡车中只有头一辆是幸运儿，后边一串都要吃前边轮下滚起的黄尘，所有车上的成员一律面向车尾；即使这样，我头上一顶系着扣儿的破呢面棉帽子，还硬叫大风给刮去，不知飞向了何方。 “这是好事。”一个东北小盲流对我说，他叫那德广。 我无心回话，把头埋在虱子成堆的皮袄领子里。 “到那儿就摘你的右派铁帽！”这个小土猴儿，闪着一对大眼睛对我唱着喜歌。 在土城帐篷里他年纪最小，初进上城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大孩子，也被关在“五毒” 当中。后来在他交代罪行时才知道，他是吉林某地（是否那拉氏宗族的后裔记不准了）的一个浪儿，在饥荒年间流入北京，公安机关几送几来，后来他偷拿一个副食商店的蛋糕，当场被抓，便以屡次盲流加偷窃为由，送到土城来了。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一笑露出虎牙尖尖。他常常自动去抬饭簸箩或倒尿桶，帐篷里的成员却对这偷嘴吃的“小家雀”印象不错。那次队长点名无心地露出我的原来职业以后，他特别显得和我亲近。一次，在厕所里大便时碰在一起，他便问我：“写书这活儿好学么？”我说：“我已经被开除出那个行列了，别谈它了。”他说：“随便聊聊，我又不给你打小报告。”我说：“算了！别学这一行，这行挺害人的！”他听不懂，刨根问底没完没了地问。我心绪很坏，提起裤子走了。在帐篷里他坐在我对面的地铺上，每每望见他那双晶黑晶黑的童眸，我就觉得我亏待了他似的，便有意躲开他那双幽亮的目光（十几年后，当我在山西伍姓湖劳改农场的窑洞里，偷偷写小说时，他成了我搭七巧板时的模特之一）。此时，在黄尘滚滚的路上，他浑身上下虽成了土人，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而动人。他不该来这儿——他进来的太早了。 风势仿佛渐渐小了一些。回头望去，是一座高山挡住了风路。汽车一路上盘，我们终于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依山势而起伏的排排红砖房，红砖房的周围站立着高高的岗楼。 “到了！”兴奋的声音。 “到了！”疲惫的声音。 “到了！”歇斯底里的叫喊。 土猴们的脸上开始有了喜色。我的心也从空中掉在了地上。总算是到了“站”了，这儿虽属塞外，离北京还不算远；离北京近一寸，仿佛就和母亲的心贴近了一尺。别的都丢了，离老母亲和小儿子近些就成了我惟一的安慰。 劳改队纪事(1)-从“土城”发配塞外(下) 卸完行李，站队点名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有一个逃号，那“杨子荣”冰冻的脸上露出一丝温意，并在队列前，对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训导。他说：“凡是跟我来营门的，都是有福分的。这儿是劳改矿山，下矿井的壮劳力每月粮食定量52斤；此外还要发工作服和柳壳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饥荒年间确实是个十分诱人的数字，不要说那些“盲流”和扒窃犯，就连我都为这个数字而心动。在饥荒席卷中国的1960年量器秤杆脱销，除了特权和社会上层“不知饿汉饥”之外，几乎家家买了秤，每顿饭都计算下锅的米。我住家里的外院有五六家，家家都这么干。至于“天府之国”四川以及产粮区河南也饿死数以万计老百姓的小道消息，已是乌鸦满天飞。“瓜菜代”年月应运而生了一批丧尽良知的谎言家，在报纸上硬是把“人造肉”说得和猪牛羊肉含的热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这一切仅仅为了符合形势需求。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每月能有52斤粮食进肚，当然又是一张最大的安民告示，因而当这位“杨子荣”训话之后，在岗楼下的空场上，竟然爆发出一阵炒豆般的巴掌声。掌声过后，又引发了“土猴”们一阵哄笑，这是因为他自报姓名时，他也姓杨，因而当真落了个 “杨子荣”的绰号。 劳改铁矿的矿长姓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只记住管教股长姓严，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脸型，但语锋尖刻犀利如刀。还有一个小个子，人长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给我留下深刻而难忘记忆的，是那位曹队长。他中等身量，一只眼睛略略大于另一只眼睛，每逢在队列前训话时，那只略大的眼睛里，常常坠下一两滴泪水——那叫风泪眼。害这种眼症的人，一遇风就落泪，而塞外的风一年四季很少有间断的时候。 从地铺搬到了大土炕，从吃窝头变成偶然吃上白馍。生活上浮了一个等级，多少给人带来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绳扣儿依然系得紧紧的，集合、站队、出工、学习、训政，此外就是吃喝拉撤睡。睡，还是几十个人睡在一条大炕上；吃，虽然口粮定量提高，但其中有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矿山医务室没有医治便秘的药物，使人苦不堪言。我到矿山不久，就得了这个病。在大便坑蹲上半个小时，用劲用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大便也排泄不出。记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双脚蹲麻了，还是拉不出屎来，没有办法，只好用手指抠肛门，把那硬硬的屎团，从肛门中抠出来。留在手上的除了粪渣还有鲜血——那是我把肛门抠坏了。收工回来一看，裤权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于矿山常常吃高粱面，这种令人作呕的抠屎动作，便周而复始地循环，好在大家都这么干，在群丑当中也就不觉得自己丑了！ 仔细分辨一下，害这种病的多属于知识分子，在土城领着大伙唱《东方红》的右派徐恭谨，一机部的俄语翻译右派程海炎，还有和我同时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 可能由于知识分子消化系统细嫩之故，简直对高粱面窝头望而生畏。后来，东北来的小盲流那德广（和我分在一个班），出于对我的同情，积攒下玉米面窝窝头和我交换高粱面窝窝头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样，这种交换只能秘密进行，不然就会被指责为“彼此拉拢”。按照改造规定，这里的人只有彼此监督互促改造的关系，而不许有任何友谊来往。我实难揣摸这个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肠胃，我和他每次交换，都是以多换少，而他总是像饿死鬼投生的一样，把窝窝头风卷落叶般地吞下去；还嫌不饱时，便抢起小铝盆咕嘟嘟地喝下半盆水，弄上个水饱。 这种饥饿症的表现千奇百怪。用舌头舔净粥碗的声响，前文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叙；他们有的人还把在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砖上磨出木刃来当小刀使，把窝窝头切割成指甲大小的小方块，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块一小方块地往嘴里送。好像这是生活中的最大享受，消磨的时间越长，心理上越感到满足似的。按照物质不灭的学说来解释，无论大口吃窝头和慢慢品味指甲盖似的小块窝头，到肚子里总量是等同的；但饥荒给社会底层留下形形色色的扭曲症，导致了精神变态。这种变态在劳改队有极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广也很快学会了品味窝头的“慢动作”，他那双巧手把碎木片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刀叉，用这个插一小块，再用那个插一小块，一顿中饭或晚饭，能品味上一个钟头。 最初，我对这种病态表现，投以鄙夷的目光。后来见的多了，也就不觉其怪了。可是令我不解的是，监房里还不断出现偷窃食物的行为。52斤口粮，按说是能吃饱肚子了，但食物丢失的红灯不断报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刚刚响过，躺在大炕最头上的“天津卫” （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弯的天津腔骂起来了：“我×他八辈祖宗，谁他妈的把我油炒面给偷走了？我×他妈的，家里从天津往这儿寄这玩艺儿容易吗！” 大伙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把疑点集中在一个姓傅的中年汉子身上。据说，他是个惯窃，专门在大轮（即火车）上作案。当天正好是个雾雪交加的天气，劳改队长担心有人借大雾逃号，便歇工半天，召开这个贼的批斗会。 在土城我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先在那汉子脖子上挂上四块红砖（一边两块），然后责令他跪到地当中来。没有任何论证之前，几个“氓爷”就上前一阵拳打脚踢： “臭贼！是你偷的不是？” “说！” “别死鱼不张嘴！” “爷儿们哥儿们可有办法撬开你的铁嘴钢牙！” 那汉子铺位在对面炕上，和我的铺位正对门。初来矿山那几天，由于他患有二度浮肿，走路还要扶着炕沿，看他行动不便，我曾帮助他端过一回洗脸水。他脸色虚黄如纸，两腿粗肿得像发馒头用的面肥。他每天挣扎着去出工，是为了那52斤粮食（病号口粮28斤）。有一次在集合出工时，队长曾强令他留下，他还是偷偷地尾随在队伍之后，跟着大队伍去出工干活。这样一个病号，此时跪在两炕之间的走道上，脖子上还坠上沉沉的砖，引起了我的极大同情。扭头看着那位劳改队长，不知何时他已经离开了监舍，后来才知道每逢遇到类似的事情，队长都退避开去，没看见打人，不算他的过失；看见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违反政策的行径。留下“五毒”们“以毒攻毒”，队长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说得更直接一点，有的劳改队长就是有意纵容罪犯自己惩处自己，相信拳打脚踢对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这个汉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卫”的油炒面，却几乎没人问津。 几个耳光打过之后，那姓傅的浮肿号嘴角便滴下血来了。这时，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气，但必须让他承认是他偷的。因而武斗的间隙，审讯并没有停止： “说，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汉子声音极低：“不是！” “再给他加温！” 于是脖子两边的绳头上，变成了六块红砖。 “说！” “我没偷。” 再打下去那汉子就该归西了，这场无端殴打和无端审讯只好收场——仅仅因为他的前科是个窃贼。如果他确实偷了油炒面，那是因为饥饿，他浮肿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补充；如果他确实没有偷，那“天津卫”因为两三斤油炒面而动怒，也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补充营养。至于那些“氓爷”对一个浮肿的同类，大打出手，除了产生于本能的职业病之外，就是饥荒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发作了。 由于上述的种种缘由，家属来矿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规定每次送来的食品不得超过二斤，但是那个劳改队长对数量检查也不那么认真。所以，如何把带到监舍来的食品，确保吃进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窃贼偷吃，就成了一桩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时把食品背在身上，收工后搂在被窝里；有的人夜里上厕所也要带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丢失。老母亲给我邮寄来的食品，因夜间我在厕所抠高粱面屎球的时间长了一些，一盒“桃酥”被连窝端了。我很难过，因为这个贼咬噬了一颗老母亲的心；我没敢声张，因为那种武打的场面令人心悸。 我没有浮肿，身体在“五毒”中属于上等货色。平日沉默寡言，干活却很卖力气。到矿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任命当了劳改组长。营门依山，我们干的营生多是和石头打交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迁送往井下的机械设备，间或也带着十几个组员，挥锹往卡车上装炼铁的矿石——延庆有个劳改钢铁厂，营门铁矿就是为这座钢铁厂的吞吐而开掘的。 与我同组的成员，能记下名字的已经寥寥，只有其中的三个，我难以忘却。一个名叫周林，他原是门头沟的一个理发员，因男女关系构成的罪过进土城来营门的。到营门后继续干他理发行当，并为我理过发，因而我记下了他。第二个组员叫李玉铭，之所以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蚕蚀，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正是由于地理关系上稍近，在组内他常以“氓爷”的横劲为我撑腰。他的口头禅是：“咱们谁也不能欺侮老实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骡子是马先和我过两下手！”第三个就是前文提到过的东北小盲流那德广，这个刚满18岁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双能把木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种小工艺品的巧手，还长就一双飞毛腿。有一段时间，我们组干的是从山下往山上运料石的活儿，百十斤的重量压在背上，已使人喘气都感到困难，加上山路崎岖，每背一趟料石上山，两腿都会酸软如泥。这小家伙的腿，仿佛是铁铸的一般，经常是我们背一趟，他背两趟。在下山时跳蹦着若同一只轻猿，嘴里还哼哼叽叽地唱着东北小调，但就在小组里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表扬时，一天中午收工不见了他的踪影——这小子摸准了岗哨的换岗时间，借警卫交班时溜号跑了！ 中午，大值班传话叫我去中队办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击鼓，脑子里编织着自己的失职检查。主管我们中队的曹茂林队长，站在向阳的房檐下，听完我的叙说后并没动肝火，而是宽慰我说：“这是警卫人员的失职，你用不着给自己上纲！” 我十分惊愕地望着他，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这样的盲流耗子，鬼着哩！铁丝网是圈不住他们的！”他说，“他背石头爬山爬得那么快，就是想躲开你们的目光，寻找逃跑的机会哩！” “噢！”我恍然大悟。 “我干了几年派出所工作，了解这些‘大眼贼’！”他说这个形容词时，脸上没有憎恶的表情。“其实，这孩子素质不错，只是当浪儿当得野了性子，成了标准的‘飞鸽’牌！” 我没敢点头，也不敢摇头。一个劳改干部对一个逃号如此宽容，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我甚至怀疑他这番话是个诱饵，在暗暗审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态度就是缄默，像哑巴那样一言不发。 “你写过几本小说？”他突然改变了话题。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击了党的三面红旗，不然……” 他打断了我的自卑而廉价的检查，问道：“你爱人也跟你一样进了土城？”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她去了哪个劳改支队？” “不知道。家里来信没提起她。” “她叫什么名字？” “张沪。”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说。 归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凭着我的直觉，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的曹队长，对我并不带有审查之意。我甚至觉得他的许多潜台词，都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密码。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他是个十分宽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劳改队长。我特别注意到一点，是其他劳改干部从干部食堂吃饭回来，快要走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才中断了和我谈话的。 谜。 从这天起，这个谜就不断困扰着我。也许是创作这个职业病的缘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茂林队长来了。他在队列前讲话，声音不高，但面孔严厉，特别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对社会的危害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很少严厉地训斥“思想犯”，顶多说上几句“思想反动”这个流行字眼，显得空泛而无内容。只有一次他对一个右派发了脾气，那是他看见一个原大学助教，在厕所后面的垃圾山上捡烟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着：“你还算知识分子哩？简直是自甘堕落！几年下去，我推断你会变成地痞流氓！无耻！无耻！”是牵动了真情，还是他迎风站在院内的缘故，此时他那只患有迎风落泪症的大眼睛，滚动下一滴一滴的泪珠（1986年我写中篇小说《风泪眼），是从他那只滴泪的眼睛上得到某种悟性的启迪）…… 曹茂林的形象顿时在我眼睛里高了许多。他这几句话讲得十分深刻，使我铭刻在心。劳改队里集结了三教九流，说它是个大染缸并不过分，他及时提示知识分子们要警觉，不可随波逐流。几天之后，我们在搬送石头的料石场休息，他走过来把我叫到一旁，我以为他要布置什么学习任务，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消息：“我打听了一下，你爱人已经不在土城收容所了，估计是女的都去了清河农场。”老实说，前两天的谈话，我只当他是随便问问，事后也就淡忘了；他却当成了一件事情，特意来告诉我。他是专政干部，我是被专政的对象，能够如此真诚相待，使我十分感动。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历经了几十位劳改干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诚待人，并对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过三四个人，曹茂林算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第一个。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可以让我老母亲来这儿看看，从西直门乘火车到康庄下车！矿山每天有车往返于营门——延庆——康庄之间，和司机师傅说两句好话，一直能把老母亲拉到矿山来。“儿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里睡觉也就踏实了！”这几句富有人情味的闲话，说得我泪眼模糊。 够了。 他对我的情谊是够了。五七年反右之后，开始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人们说点违心话，必要时把人生当成舞台演演戏，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劳改干部而言，他们在监督改造罪犯，而上层也在审视监督着他们。他们最容易因犯“划不清界限”的罪过而失足落水。不是吗？！（因而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阅读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以主观上强烈的爱憎，取代了劳改队的客观现实。他只写了残酷压榨的一面，这是真实的；但生活中存在着的另一种真实，却被他的憎恶吞噬了。有恶无善或有善无恶，都构不成一个社会的总体。而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总要审慎地认识这个总体中的个体，特别是在那样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个体生活内容抽掉了，把憎恨宣泄到了极至的地步，这不能不被视为政治扼杀了他的某种文学真诚。这是题外话）。 井下需要壮劳力，我被从井上调到了井下，并被曹茂林任命为大组组长。这个差事本是可以东溜西看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没有自寻解脱，因为劳动可以麻木人的中枢神经，人在紧张的劳动中可以忘却烦恼。矿井里一片幽暗，几盏照明灯悬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动物的程度。营门铁矿出产的又是红褐色的矿石，每天被开掘矿石的风钻震得两臂发麻，以致在夜里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颤动，就若同地震一般。进井脸是白的，出井后个个成了红脸关公，红矿石的褐色粉尘染红脖子和脸，涂红了你的眉毛，并被你呼吸到肺部。劳改队发的纱布口罩，只是一种装饰品，繁重的采矿石劳动使人汗流浃背，井下没有一个成员是戴口罩干活的。 铁矿石开掘不比煤矿开掘。它的岩层结构坚硬如铁，风钻钻头顶在石头上打眼，溅出一串串闪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没有风钻，要从事原始的开掘方式：一把大锤，一根铁钎，一个人手扶铁钎，另一个抡锤击铁钎。钻出孔眼来装上雷管炸药，然后引爆放炮。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干活。他抡锤时我扶铁钎，我抡锤时他扶铁钎。在空旷阴暗的矿井下，两个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倾吐苦水的最好时机。他在社会上留下妻子和小女儿，既担心妻子跟他离婚，又怕小女儿有了继父，因而话题不是他的歌唱业务，就是感叹人的命运蹉跎，间或在劳动休息时，看看队长不在身边便唱起催人泪下的苏联古老的民歌： 草原望无边 路途遥又远 路上一车夫 饥寒快死去 告诉我老婆 再不能相见 结婚的戒指 请你送给她 矿井拢音，歌声雄浑，沙哑而悲壮的回声，经久不散。我常常在他的歌声中潸然泪落。紧闭双目，靠着凉冷的井壁想自己的心事：母亲额头上的皱纹，小儿子的笑靥，妻子因消瘦而塌陷的两腮。曹队长的消息当然是可靠的，但她究竟到哪儿去服劳役呢？她那弱不禁风的身体，又能干些什么活儿呢？我不存在徐恭瑾的犹豫，我们俩双双身陷囹圄，命运像一条苦藤把我俩紧紧地捆在一起，在整个北京市也算绝无仅有的一对苦瓜了。 “你的命运比我强一点，到底是一个人进来的！”我说。 徐长叹一声：“各有各的难处！” “你妻子不是没提出离婚吗？” “还没到那一天，那一天一定会来的！” “她善良吗？” “就是她有菩萨娘娘的心肠，在这个年代也会变得冷酷起来。”他说，“到那一天，我不会怨恨她。时代每天制造着生离死别的悲剧。” “你没死，你说得很好。”我内心充满苦涩地为他解忧。 “好？谁知道这纤夫的纤绳要拉到哪年哪月！” “唱支《船夫曲》吧！” 于是“用力拉，使劲拉”的宽阔而深厚的歌声，从他喉问喷发而出。我嗓音不好，但酷爱音乐，陪他一块儿唱这首歌。每当此刻，我就觉得自己真像是一个背纤的纤夫，拉着一条沉重的木舸，在积满泥沙的古老河谷弓背弯腰而行。古俄罗斯的纤夫还有伏尔加河为他抒解忧闷。古老黄河的纤夫每天还能听黄河的一路诗歌。这儿无曲无歌。由于埋有矿藏的山皆为秃山，因而这儿没有一棵绿树，山上也不长青草，春日到来之际，难以觅到任何一朵报春的野花。有的只是岗楼、铁丝网和到处书写着的“认罪守法前途光明”一类的标语。每每从岗楼下经过一次，都要先笔杆条直地站好，向持枪警卫的士兵喊一声：“报告班长。”然后说明通过岗楼的原因：我去打饭。我去队部。我去打水。我去取劳动工具。我去…… 八个小时钻在山洞里抡锤打眼，头上不见青天，洞内尽是龇牙咧嘴的石头。有一次，我和徐恭瑾钻石打眼，由于采石的角度需要铁钎自下向上倾斜，因而铁锤也要由下向上击打。他扶铁钎，我抡大锤。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劳动技能，我一锤打上去偏离了钎帽，铁锤一下子打到徐恭谨的额头上，鲜血顿时淌了下来。他面色苍白地倒在石壁上，我先是用手绢为他捂住伤口，然后叫几个人来架他上了医务所。医生给开了工伤假条叫他休息几天，他硬是头上缠着绷带，重新返回井下。 矛盾！劳改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陷入这种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自己冤枉，是政治高压把自己送进了大墙；另一方面在劳改中又显出极度的虔诚，想争取提前走出大墙，幻灭感常常上升为一种希冀，希望早一天从专政对象还原成公民。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有脚气病，一次在赤足装卸木料时被病菌感染，一只脚肿得像大馒头一样。医生给我的肿脚涂上药膏，缠上绷带，我便拄着一根木头棍子，一步一挪地走上了劳动工地。曹队长逼我回宿舍休息，我就是不回。几十年后回首当年的这种现象，既有50年代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潜影，更有几千年知识分子传流下来的奴性思想基因的影响，总是想通过”逆来顺受”，而最终达到解脱痛苦的目的。 知识分子大脑是发达的，而对迷茫的现实，常常不如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氓爷，更能剖析现实。他们常常对我们的这些痛苦挣扎流露出鄙薄的神态，并编出顺口溜，讥讽我们说。 好好干 闲扯淡 你有千变万化 不如政策一变 意思是说，政策不改，你就是肝脑涂地去苦熬自己，也是白搭。如果政策变了，你就是随大流，也能坐上“解放”牌大汽车。这种“反改造”的顺口溜，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我至今仍记得，那大会的召开是在1961年的5月25日的上午。全体成员集合于队部前的一块空地上。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会议，但是那阵势显得与往常集合不同：矿长来了，管教股长来了，劳改队长来了，内勤干事来了……矿长的开场白告诉我们：今天是对全体犯罪分子，宣布劳教期限。 平日集合，喧闹不止；今日开会，鸦雀元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规定，劳动教养属于最高行政处分。行政处分这个词汇，在哪个国家都和法律这个字眼无关，但铁丝网、岗楼、刺刀，从押送地土城一直到营门，紧随我们形影不离。因而，在这里服劳役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名实不符。犯人进监时要蹲下，我们在土城就学会了蹲下；犯人都称代号，我的代号是273，犯人见战士要喊“报告班长”，我们也是照方抓药；犯人监号夜里不闭灯，我们也不闭灯……难道“行政处分”的内涵，应该是这些吗？当然，“劳教”和“劳改”形式上还是有表面区分的，一不强制你剃光头，二每月零用钱比正牌劳改多上十几块，这些都是表层上的差异，而骨子里却和劳改划了等号。偶然碰到来矿山的老乡，他们直率地叫我们“劳改犯”或“二劳改”。 尽管如此，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教养”期限短一些。所以，肃静的会场上，都在倾听着命运的宣判。宣判期限的干部是管教股王股长，他宣布的顺序是半年、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年为最短期限，三年为最长期限。半年、一年的名单很快就念完了，还没有念出一个右派的名字。到此，营门的十几个右派面面相觑，都知道自己是获得最长劳改期的人了。这真是“好好干、闲扯淡”的具体验证。特别亵读法律的是每个人的劳改期都从即日——5月25日起计算，那么在“土城”和在营门服劳役的半年时间，算白搭。噢！原来法律是根儿童玩耍的猴皮筋，愿意拉长则拉长，而这些据说是经政府政法部门审定了的，由执行法律的劳改干部宣布它，简直是那个年代一幕最荒诞的政法界头头们强奸法律的恶作剧。 我们这些沉沦社会最底层的右派，本来已被五七年的政治愚弄了；到了底层，又被权法合一的所谓法律，再次强奸。可悲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悲凉，还幼稚地推算着：三年，不过1095天。苦苦熬过这些日夜，就可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了，就可以从另册公民还原到正式公民了。这真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无知，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的人们一经有了“前科”，就别做再想回到伊甸园的梦。那“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将永远把“另册”人员打入地狱。 会后，几个老右偶然在厕所或工地相遇，一边抨击已服劳役的时间没被算到三年期限以内违反天理，另一面又庆幸到底有了个盼头，觉得这是“无期变有期”，谁能想到诡辩术还能把“有期变无期”呢！ 老家在上海的右派程海炎，当时正好收到上海寄来的食品邮包，在星期天休息时便叫上我和徐恭瑾到一个背人的墙角去“聚餐”，糕点很少，我记得每人吃上几口就吃光了。但在那个年月，仅此一点已经属于违反改造条例的“彼此拉拢”了。 程海炎生性浪漫，他对形势分析说：“三年后，我们单位可能派人把我接回去！” “是不是用小卧车？”我挖苦他。 “部里工作需要我！” “你比彭德怀还重要吧！”徐恭瑾持悲观调子，“别说缺了你一个翻译，就是缺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小道消息说彭德怀倒了大霉，中国这列火车不是也没翻车脱轨吗？” “党的政策明明白白写着‘既往不咎’么！”程海炎仍然固执地申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写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的！” “借你的吉言吧！三年后，但愿我们都划到可以团结的范围以内！” 三个老右不能在一起久聚，程海炎把点心渣子往嘴里一扬，我们各回各的宿舍去了。劳改队的星期天是最最无聊的时日，没有书看，没有棋下。年老一点的多在炕上缝穷，把衣服补丁补得层层叠叠，因为天天跟矿石打交道，费衣服费鞋；年轻的“哥儿们”，则躺在土炕上侃大山。内容不出两个内容：一吃——聚在一起精神会餐，从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到西四牌楼的炒肝、东四牌楼的豆腐脑，一边谈着一边蠕动着喉头，把馋水咽下肚子去似乎也是一种精神享受；二色——流氓对女性的专称为“圈子”，他们谈女人的胸脯、屁股、大腿……语言下流淫秽，不堪入耳。所以每到星期天，我常常坐在房檐外，眺望铁丝网外的青山，如果是晴天，从这里南望，能迷迷蒙蒙地看见长城。往西看是山，往东看是山，往北看还是山，使人倍感天空之大，生存空间的狭小。据这里的一个老号告诉我，在劳改部门，他到过一个特殊角落，那儿是男囚和女囚的精神病院，里边关着一些男疯子和女疯子。有一度他曾在那儿值班把门，一天管女疯子的女劳改队长跑来求援，她说有一个女疯子用扫帚沾上黄屎，满院子追打同伙，连女队长也不敢接近她。这个老号进了院子就吓了一跳，原来这个女疯子浑身一丝不挂，高扬着手中的屎扫帚，追打着犯有精神病的同伙。见此情景，他退了出来，但女队长对她无奈，还是命令他去把她逮住，这老号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干这份差事。几经折腾，那女囚虽然抹了他一身臭屎，但他终于从身后拦腰抱住了这个犯有疯癫症的女囚。那女号自己也弄了一身黄屎，她被几个人强按住，穿上了精神病患者穿的紧身衣，绑在特制的床板上了。她叫着。骂着。当她折腾得没劲的时候，就反复唱那支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时，那女劳改队长才告诉他：“甭理她，这是个极端反动的臭右派。你的任务完成了，可以走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讲的那个疯癫了的女右派，使我本能地想到了妻子张沪。还没有被送进“大墙”时，她已经自杀过一次，她能经受得住劳改队的种种精神煎熬吗？！ 直到夏天，母亲拐着那双缠过足的小脚，带着刚满四岁的小孙子，来营门探望我时，才带来我妻子给家里写的信：她被送往天津北茶淀（即清河）农场去了，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无力出工干活，每月吃21斤口粮，在病号组养病（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3期的小说《曼陀罗花》）。她不知道我去了哪支劳改队，要家里转告她我的劳改地点。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笔画绵软无力，看到这封信我的眼睛立刻涨满了泪水。再看看老母亲脸上的尘土汗痕，泪水立刻夺眶而出。小儿子对这些一无所知，连连叫着：“爸爸！爸爸！我可想你啦！”我抱起他来亲他脸蛋时，竟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不是指我而言。我懦弱，我善良，我不是铮铮男儿汉。老母亲和小儿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的理智堤坝完全崩溃。 陪她一起来的是我的姨兄，他叫张玉华（1985年被一辆拖拉机碾死），共产党员，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从我和妻子划右派后，他就成了我母亲的生活拐棍，这天他背着大包小包的衣物和食品，陪我母亲到营门。他们是按曹队长告诉我的那条路线来的，康庄下车就遇到了往返于营门铁矿的矿石车，好心的工人师傅体谅这一老一小的艰辛，把他们让进了驾驶室里，并一直送到了矿山的招待所。 当时正值中午收工时间，我身穿工服，头戴柳帽走进了接见室。内勤干部严队长看见我进屋，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你母亲和表（姨）兄来探望你了。第一，食品带得太多，每人限二斤，他们带来有十多斤，要动员他们带回去一部分，这是纪律要求；第二，要向家里人汇报你的改造成绩和不足，让家庭也督促你尽早地抛弃反动的右派立场，成为自食其力劳动者中的一个分子！” 接见的屋子是里外套间，严队长坐在外问屋的一条长凳上，面孔严厉地监视着母子的会见。当他听到我抱起小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便从凳子上站起来训斥我说：“这叫什么话，你哭什么？哭就表示你感到委屈，是不认罪的表现。再哭！停止接见！” 我老母亲忙向队长解释：“他想小儿子了！” “这话没有阶级观念。” 我姨兄忙上前打圆场说道：“队长说得很对，接见是喜事不能哭。姨弟，给你——”他塞给我一块手绢，强作欢颜他说，“三姨，你看维熙劳动半年多，脸胖了，身子骨儿可结实多了！” 多亏这时候曹队长来了。他让严队长去吃午饭，他顶替了严队长的角色，进到屋来就喊了声：“大娘！您这么远路来看儿子，可辛苦啦！您孩子在这儿表现很好，用不着挂记他！”我母亲的神情还没从严队长的训斥中解脱出来，曹队长摇摇桌子上的暖壶空空如也，便说：“这么热的天不喝水还行！你先去打一壶凉开水来。” 奔向锅炉房的路上，我长叹了一口气。我骂我自己确实太缺乏男人气了；当着那位黑脸阎主，一个男子汉应该把眼泪咽下肚子，把感情的寒暑表，降到零下负数。我没能做到，结果招来一场他对老母亲的训斥。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件有愧于苦命母亲的事情。 打水归来时，曹队长已然不在屋内了。不一会儿，一个勤杂工端来几个馒头。一筒打开的肉罐头（当时矿山干部吃这种肉）。一大海碗菜汤和四个饭碗。我心里明白，这是曹队长吩咐下来的。我见过来这儿探亲的家属，吃的倒是干部灶伙食，但需要自己到食堂去买。除非是公安局、劳改局出差的来营门，才能受到如此的待遇。 这是我在半年多的劳改生活中，第一次和家里人吃的一顿团圆饭。四缺一，少了我妻子张沪。饭罢，严队长再没有到这个接见室里来。因而我母亲来探视我的时间，得以延长到下午出工。哨声响起之时，曹队长又来到了接见室，告诉我两件事：一，超规定的食品不必叫老母亲带回去了，省得伤老人的心；二、老母亲来一次不容易，叫我多陪一会儿再来工地。 我母亲非常感动，我也十分激动。在劳改队这是破例的照顾。我母亲督促我立刻去出工，我有些犹疑，因为下次见面不知在什么时候。但在我姨兄张玉华的劝说之下，我匆勿亲了小儿子脸蛋几口，带着大包小包，通过必须经过的岗楼，把东西放回监舍。然后，大步流星地直奔矿井。 当天下午，我母亲带着小孙子搭乘矿石车走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既给我留下了安慰，也留下一片灰色的惆怅。在矿井口，我遇到了头戴柳帽准备下井的曹队长，他看到我这么快就奔赴矿井，似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我和他并排顺斜井而下，走了很久他才冒失他说了一句：“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母亲。” “我可以写信告诉她，您说吧！” “算了！不告诉她也好，省得老人悬心……”他欲言又止。 限于我的身份，不好向他询及究竟是件什么事情。但从他这句话的意向上去分析，可能不是一件吉利事。过了不久，矿山到处传播着一条小道消息：工业要下马，营门铁矿要关闭了。 可靠吗？ 去哪儿？ 死寂的矿山，喧嚣浮动起来。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地猜测着议论着。劳改队长只当充耳不闻，既不承认，也不追查谣言。于是这些罪犯们认定：挪窝儿的日子不远了…… 本来劳改队的流动性就是“大回旋”的，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换过十几个落脚的码头。但是离开营门的转移，确属“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缘故。盛夏时节，在噪人耳鼓的蝉鸣声中，我们奉命收拾行装，像在土城一样，这群“五毒”将转移到哪儿，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眼明心快的刑事犯老号作出预测：这回他妈的要远离北京城了。你看，从矿山的机电设备到伙房的蒸锅和笼屉都装上了卡车，或许他妈的是到漫荒野地去开辟新劳改点吧！ 行前，几个老右聚在一块也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去哪儿不是我们话中的主要内容，几个人窃窃私语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经济的大滑坡。大跃进吹牛皮的神话已经破产，大炼钢铁的超英赶美更是新的“天方夜谭”；由于这种“杀鸡取卵”的狂热，已经破坏了工业的生产秩序，特别是扼杀了农业腾飞的生机。工业下马，农业上马之举，可能意味着中央头头发热的脑袋瓜，开始恢复正常。会不会对“反右派斗争”也回看一下呢？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卡车长龙的前端，有押车的武警，枪口对着后边。卡车的最后边一辆，也是武警车，枪口对着前边（小说《风泪眼》中有详细描写）。夹在中间的是罪犯们的卡车。在车上灌满耳朵的除去风卷黄尘的呼啸声之外，就是连连的惋惜声： “这回完蛋了！劳改农场的定量要比矿山少20斤呢！” “再也吃不上52斤的口粮了！” “他妈的，粮食不好吃，就去捋草籽填肚子！” “天无绝人之路，到地方再说。” 到了康庄，卡车并没停下而是一路南下。在一片乱哄哄的猜测声中，卡车驶进了土城。阔别了半年多的土城，依然如故，但绿了垂柳，绿了菜地——我们告别土城时正是万木萧条的严冬，这多少给这群重返土城的归客一点视觉上的差异。 土城原是收容所，在劳改系统的工业落潮声中，这儿又充当了中转站。那一座座陈旧破烂的帐篷中，不仅仅有营门来的人，还有从其他劳改队来的同类。比我们早几天到这儿的人，已经得到了队长口信，全体成员一律发往兴凯湖。那儿大草甸子连着天，正等着服劳役的罪犯去开发哩！ 哪一壶不开专提哪一壶，几乎所有成员都怕去兴凯湖，这口厄运算被我们碰上了。我以沉默对之，而那些刑事号对此事却如热锅上的蚂蚁。曹队长出乎人道精神索性告诉我们给家中写信，争取能在此行前跟家里人见上一面，我怕老母亲在见面时承受不了这重大刺激，便在明信片上委婉地透露了一点将要远离北京的消息，让老人精神上有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以免为此而突然晕倒在接见场地。尽管如此，那天一见面我就看见老母亲哭肿了的眼泡，老人接到那封明信片后，想必经受了几个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着我的小儿子从众，他戴着一顶布制的大檐遮阳草帽，帽子下一双大眼睛专注地望着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矿上看见我时那么欢快，四岁半的小小人儿似乎知道了他这个右派爸爸，要到离他们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因此那双童眸里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家属来探视要排队进行登记。当我母亲出现在登记的桌前时，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来。他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墙角，低声对我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凡属犯右派罪过的，都不去兴凯湖了！你可以告诉老人家。” “为什么？”我按捺不住欢欣之情，大胆地问道。 “你们去那儿，管理起来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马上明白了：当时中苏关系已日渐紧张，兴凯湖地处中苏边界交壤处，把这些政治犯弄到那儿去，上头认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郁积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欣喜的程度近于发狂，所以当我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时，没等我母亲哭天抹泪，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这个消息。 最初，久处逆境的老人，以为我是故意瞒哄她。她那塌陷的一双干紫眼，把我盯了很久，似乎才判断出我讲的是实话。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破涕为笑地问我： “是真的？” “这是曹队长叫我转告您的！” “怎么，那边怎么还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去呢？” “您甭问了，反正我不去兴凯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后喜的母亲，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说：“我连夜给你絮的厚棉裤，不去也带走吧！在漫荒野地里干活，容易得寒腿。” 母亲领着小儿子走了——那次接见时间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觉得母亲微微佝偻的腰仿佛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尽管这算不得什么喜事，在劳改单位，却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来，并非专政机构对落难知识分子发了什么慈悲之心，而是出于对右派比对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这一点点欣喜中又深藏了许多难以言喻的酸楚。 当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徐恭瑾。我们在营门有着劳改的情谊，我那失手的一锤，给他脸颊上留下一块小小伤疤。尽管他表示不在意脸上这小小记号，但我心中总觉得愧对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绝密新闻悄声地转告给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样，判断出中苏两国的“蜜月”期彻底结束，“离婚”己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当然要防范老右跨过边界投靠“苏修”了。说话时，我俩的心情十分压抑，因为这预示着我们劳改的岁月还很漫长。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曹茂林身上，觉得在劳改单位他是个少见的劳改干部，他内心同情进了“大墙”的知识分子，但又有国徽镶嵌在大檐帽上，使他不敢过多流露自己的心声。他能做的只可能是这一点，但仅仅这一点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他的心灵也在被镣铐囚禁，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五七年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带上假面具，这是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开拔了。行前，曹找了几个知识分子分别进行个别谈话。我是其中的一个，他的话虽短却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识分子在这个环境里一定要自珍、自重、自爱。也许是我的瞎想，终究有一天国家还是要使用你们的才智的！”我们的谈话是站在帐篷外的路灯之下进行的，蚊子在耳畔乱飞，不时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尽管如此，这次谈话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进我记忆的皱纹，使我至今不忘。夜有微风，闪烁灯光下，他那只风泪眼里的泪珠晶莹发亮…… 直到第二天，对刑事犯吹响集合笛声时，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格表”和“派克笔”，还在严队长手里，便匆匆找到了他。他烦躁地训斥我说：“为什么你不早说？” “我忘了，您管内勤应是不该忘记的。” 他风风火火地检查着存放物品的花名册，又从一个上锁的箱子里拿出“英格表”，叫我签了收条。 “还有一支罗纹派克笔呢！” “来不及找了，你看，那边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装起手表收条，回过头来对我说， “到了兴凯湖给你邮寄回来。” 我讷讷地站了一会儿，目送着那些刑事犯上车。 车开了，曹、严等昔日在营门的干部，都随车去了兴凯湖。 回到帐篷里，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笔带来的忧郁？似乎有这个成分在内。这支笔是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使用过的，不知严队长是有意还是无心，反正挺刺激人联想的。当然，更使我产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劳改干部，和我们心灵相通的朋友。 刑事犯去了。 政治犯来了。 我至今能清晰地记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铁道部工程师）、温承谦（原某工厂技术员）、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台搞“数学天文”的科技干部）。其他同类的姓名，因年代久远而忘却了。之所以只记住这三个人姓名，也是不无缘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后来和我在一起劳改过一段时间，是个很有意思的右派（见后文）。温承谦是50年代青年诗人温承训的哥哥，我和温承训昔日在北京文联相识，因而我能记住温承谦的姓名。至于林盛然，我所以记住了他，因为他具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苦难经历：他出身贫寒，因其根红苗正被挑中派往民主德国深造，并任莱比锡留学生团支部书记。灾祸是他的堂堂仪表引起的。一个家住西柏林的年轻德国姑娘，对林盛然很感兴趣。有一次便将林盛然带至西柏林她的家中。仅仅这么一次，就铸成了林盛然终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国，在一个区别于普通拘留所的审讯室，反复追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去西柏林；第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虽然没有直接询及他是否参加了什么间谍组织，但曲里拐弯他说来说去却正对准这一政治靶牌。林盛然只从违反了留学生不能和外国姑娘谈恋爱的纪律，不断检查自己行为有失检点，但多次检查一律不被认可。就这样，他在一间隔离室被隔离审查了很久，最后并没因无任何凭证而放他回原单位，而是送迸土城劳教收容所。 林君长着开阔的大脑门，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窝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偷愉看着一本有关“天文数学”的书。他感慨地对我说：“学我这个学科的人极少，这一行正等着我去为之奋斗呢！但命运不济，一头扎进土城来了。”我从他枕下抽出来书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数学书，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心点，劳改干部不懂德文，会怀疑你读的是一本间谍密码，那你可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片凄惶之情，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知识分子呢？我们不都是解放后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么？现在是把我们当敌人监管起来，你从维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产党了吗？” 回答就会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没作回答。 “你是怎么看的？” “把劲头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个转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吗？”他有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认真。在讲到“进化”和“退化”问题时，他引证了许多哲人名言。我在这方面知识浅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了，却记下了他思索问题时，那双直对着我的炯炯目光。 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的岁数居这些右派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干活唱，休息时也在唱。他个头矮矮，下巴颏已然钻出了白胡子茬，表现得却像个老小孩。他不唱民族歌曲，专爱哆嗦着嗓子唱西方歌剧什么的。有时他还以音乐先知自居，盘问一下徐恭谨西洋声乐方面的问题。在右派群体中，我们都称他为“老活宝”，对此他毫不气恼，豁达地对待这个戏谑性的绰号。一个昔日的高级工程师，如此和常态相悖，使我们都感到惊奇。有一天我俩奉命去食堂给集体打饭，食堂里的窝头不知因何没能按时下屉，我和他靠在荫凉的墙根下闲扯起来，我才找到了他今日变态的生理依据。从他划为右派分子时，家里的妻子和儿女已声明和他彻底决裂并脱离关系。这个打击几乎将他置于死地。当他从死境中重新有了生存欲念，他就强制自己要忘掉昔日的一切，而昔日家庭的欢乐，是他首先要从头脑中驱除的，所以，他一反沉默寡言的性格，成天他说，成天地唱，不让脑袋有瞬间的空隙，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精神变态狂。但作为社会中的一个能呼吸的活人，无法割断往昔，他以欣喜的假面掩饰着辛酸悲楚的内心，以喜剧的形式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我同情他——从心底怜悯这个“同类”。 后来才知道伙房误了开饭时间的原因：日前伙房里出了一桩凌亵女号的案子，不知是伙房里的哪个男号，在蒸窝头时用玉米面捏了一个完整的男性生殖器，蒸熟了以后故意送到女号那边去。女号发饭时惊叫起来，便找来女劳改队长控告伙房。刚才伙房正在开会，追查制造这个模拟性器官的元凶哩！ “混蛋——”肖乃信提着菜桶，走在归途上愤然地骂了起来。 我只是低头苦笑着，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让我们和这些臭流氓吃一锅子里的饭！”肖乃信的破锣嗓子很响，“这是我们的耻辱。我抗议——我抗议——” 我制止了他，但我尊敬他的这声呐喊，只有在这一刻，他才还原了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他皱着眉头，瞪着眼，唇边粘着白色唾液、严然像个凶神一般。 吃饭之际，几个老右议论着这件事。有人说这是原始的生殖崇拜！有人说车道沟里的王八身上驮着的圆帽石碑，也是男性生殖器造型。还有的人说，列祖列宗的石碑也是这么延续下来的，说明×是人类得以繁衍的老祖。肖乃信对这些议论十分恼火，他说：“是不是土城把你们都同化了，按你们的说法，那男流氓应该做那个‘玩艺’了？堕落！这是堕落！” 没有人和他争辩，因为他有着绝对的固执。明明身子已全部掉进了井里，脑袋却想留在井上。他想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因而将嬉笑怒骂集于一身，这也是他特殊的精神平衡术之一吧？！ 劳改队纪事(2)-从“土城”押往茶淀(上) 直到初秋时节、我们才得以离开土城，奔往茶淀农场（劳改单位内部称它为“清河农场”）。仍然和去塞外营门铁矿那样，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公民，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囚犯。 跟去营门不同的是，我妻子张沪就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命运也把我抛向这儿来了，这多少带给我一点幻想的快意。列车过了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塘沽，铁路沿线开始荒芜起来。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盐碱滩外，到处是茅草和芦苇塘。 这挂列车由于拉了我们这些特殊公民，车尾显得超长，以致我们到站下车时，没有站台可踩，路基是个斜坡，站立不稳的就要滚到坡下。腿脚不十分灵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一块打着滚儿下来的，他站起来拍拍尘土，看看周围岗哨林立，不但有机枪，还有马队巡逻，便又耍开了半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岗哨及马背上的士兵大声吆喝“仪式可太隆重了，谢谢列队欢迎！” 战士没有理睬他，带队的队长却训斥他： “你这老反革命，不老实铐起你来！” 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衣里总是要装着几副“镯子”的，在这漫荒野地里下车，手铐对囚犯起着威慑作用，行车途中，前节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就“咔嚓”一声被戴上了“铁镯”，然后以他作典型，到各个车厢去作示范。待到从火车转乘大卡车时，三个武警表演装车绝技，一人抓住带铐人的后衣领，另一人抓住他的双脚，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食似的，在下边悠了几下，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扔；这时第三个武警，趁势向上一托，那个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身体撞击车身发出“嗵”的一声巨响。 这儿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边关押着万名左右的各种类型的囚犯，是北京市的最大劳改点之一。解放前这儿曾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犯人在这儿开始了劳役性的屯垦，到了我们去这儿服劳役的1961年，里边已是岗楼和铁丝网交错，稻田、葡萄园和茅草、野蒿相织的劳改“圣地”了。 “圣地”二字是我们用的形容词。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环境。这儿遍地长着铁杆芦苇，特别是被称之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见芦苇不见树，只见碱蒿不见土，是个混沌待开的自然世界。要是单从空气新鲜这一点来说，这儿理应属于第一流的休养圣地。东半球由于囚犯开发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镇的规模，有一个造纸厂，有一座大葡萄园，葡萄园中矗立着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人称“小白楼”），里边住着总场的政治委员，往西走不远还有一所公安医院，这医院是为劳改干部和囚犯而开设的。总场场部下设一个犯人剧团，梅葆玖、叶盛长、赵慧绢等名角，都曾是这个犯人剧团中的成员。著名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作家孔厥也都在这东半球上服过役。 西荒地则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有581分场、582分场、583分场、584分场、585分场和586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埋在“586”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折梦“桃花源”》中有所记述）。“581”到“585”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房，中间有一广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网，以示楚河汉界。“586”没有壕沟，死了的“大劳改”和“二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小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投下多么浓厚的阴影。我最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583”，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褴楼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地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清晰如初。难怪营门铁矿那些老号谈起去农场，惧之如临虎口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吃饱肚子，恰好相反，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口觉得顺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样的麻绳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泼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个组。肖乃信和我分开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派，一个叫朱诚，另一个叫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小学教师，人长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的劳改队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之初曾经入过朝；教导员姓姚，老号们偷偷叫他“姚菩萨”，从绰号中可见他对劳改分子并无恶迹。但这些干部都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处境，刘队长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相信党处理你们是正确的（先给自己支撑起保护伞），就是有处理不当或个别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这儿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这儿是执行单位，谁闹事惩处谁，准消极混泡收拾谁！”话虽说得过于粗鲁一点，实际上就是那么一回子事。 我们队属于大田队，干的是挖沟开渠一类的活儿，间或也到田野里收割稻子或砍高粱。到这儿不几天，就听见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两个莱园队新号，偷拿黄瓜带回宿舍的手段令人心颤，甲和乙各把一条拉秧的黄瓜，塞进对方的肛门里去，以躲避回宿舍时的检查，偷拿手段如此下流，但还有能识破这种下流手段的岗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承担），这两个人被脱下裤子，从肛门中各被拽出来一条黄瓜。乍听到这条新闻时，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后被莱园队的一个老右证实——他亲眼目睹了这个悲凉场面。 “黄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劳改农场的饥饿程度。说起来也很好笑，我和杜高（“二流堂”吴祖光小集团成员）所以能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饥饿当了我们的引线。一天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当我从那扇小窗口拿到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发现了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一边往嘴里填塞着窝窝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在后面边追边喊：“喂！你站住——” “嘿！他抢走了我的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边那瘦汉子的晚餐。虽然这儿贼多如牛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大伙朝那抢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边时，他已经把两个白薯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巴巴他说：“我得了浮肿！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了两口气，把年轻号给拦了：“算了！算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作家，居然在这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俩才开始叙旧。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发配到兴凯湖农场去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使得兴凯湖凡属右字号的，像候鸟南飞一样，离开了那冰铺雪盖的世界。到清河农场之后，老右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了东、西两个半球的各个劳改分场。其中文艺界的人士不少，我能记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杰，中央工艺美院的何雁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巴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男高音兼指挥莫桂新，本来也应随候鸟南飞的，但是在兴凯湖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死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了，葬身的乱坟岗叫太阳岗，多么辉煌而美好的讽刺，囚徒死后才能得到太阳的照耀，真是个绝妙名字。那儿临湖风光十分秀丽，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子×××之墓。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智取华山》导演之一），他说他在莫桂新临终时，曾有幸见过莫一面。当时，莫刚刚被一辆牛车从七分场拉到总场医院门口，巴鸿当时在文教队改造，匆匆赶到现场去看他，莫桂新此时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在牛车旁的就是巴鸿；之后，巴鸿到分场演出，归来时莫桂新已经不在人世了。使巴鸿深感悲凉的是，莫桂新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鸿和另外几个演员挖下的。当时文教队的任务除去排“革命戏”外，就是在“太阳岗”挖坟坑；每个人定额三个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时坟坑不够用。巴鸿还干过埋死人的活儿，从总场医院把尸体弄上担架，直奔“太阳岗”。要是赶上“大烟炮”飞舞的冬天，尸体冻得梆梆硬，抬尸人到坑前把尸体向沟里一翻，再把担架抬回来，莫桂新的命运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块冷土上了。几铲黄沙一盖，他就去了天国。 初到清河农场时，我觉得这儿比兴凯湖要人道些，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586”行进（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的棺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我的长篇小说《龟碑》中，写了这一细节）。 原来这是伪装出来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甚至想象过我或许有那么一天，也被罩起来拉往“586”，因为每天能听到农场往外拉死人的消息。为了抵挡饥饿，为了活下去，队伍出工和收工时，不断有人跑出队列，蹲在那儿拔一株野蒜或抠一个漏挖的萝卜头什么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进嘴里；不太急于“进口”的，把路上捡到的野物装进衣兜，晚上下锅煮熟后才吃。这成了每个人的条件反射，走路时眼睛总像满地找银子似地向路边窥寻着。我没有勇气跑出队列去挖野食，但用铁锨翻菜地时把翻出来的一个个白菜根，装到兜里，回去煮白菜根以充饥倒是常事。初冬时节，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各个墙角都闪烁着火光，好在清河农场处处是芦苇，拢上一把当干柴，把铝锅往两块砖头中间一架，就吃起“加餐”来了。 记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沟，以加深沟的容水量。就业的“二劳改”队（解除劳教的人员，住在铁丝网外的红砖房内）紧挨着我们的工作段挖河泥，一个叫刘岳的“二劳改”的活段正好和我邻界。我正在低头干活，耳畔忽然听得“咯吧咯吧”的声响，有意无意地扭头望去，顿时使我瞠目结舌，原来他正在嚼着一条水沟里捉到的活鱼，露在嘴外边的鱼尾巴左右摇摆，发出咯吧咯吧的抽打声（若干年后，我看见电影《苦恋》中有个镜头，正和刘岳饥不择食地生吞活鱼的情景一模一样）。我怕他不好意思，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干活，哪知他反而吆喝起我来了：“喂！水沟里有鱼。咱们身上就缺动物脂肪。这东西虽有点泥腥气，但能解饥就行！”听了这汉子的动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细想想，若不是饿得难耐，他会把一条活鱼生嚼了吗？“活下来就是胜利”，是这儿劳改人员的口头禅，它不是很唯物吗？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去那层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态，前文提及到的工程师肖乃信，在土城骂流氓骂得那么尖刻，但在一次晚间集合站队时，我亲眼目睹他捕捉飞向电灯亮光带翅的蝼蛄，抓住一只往嘴里填塞一只，直到队长向他大声斥责为止。 事后，我曾间及肖乃信：“什么味儿？” “没吃出味儿来，只知道往嘴里填。”他说，“肚子总像个无底洞。” “克制一点不行吗？” “你家里老母亲给你邮寄食品。我是孤坟野鬼，谁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生！”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丢人。” “我担心你吃了有毒的东西，坏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 不久，从六中队传来一个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陆丰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洋场，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他属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在北京农业机械学院即将毕业的日子，赶上了反右派斗争，他在民主专政与“内行”、“外行”问题上鸣放了一下，被戴上右派铁帽送进了劳改农场。昔民，一个吃蜜也嫌不甜的小少爷，在这儿竟然吃开了五毒，他把捉到的一条蛇、一只蛙、一只癫蛤蟆和一只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了。夜里，他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几小时之后，他已经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亏分场的医务室里一个“二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人员）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他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来。因为我和他常在墙角煮食时见面，虽然不在一个中队，还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后我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神智虽已清醒但面色蜡黄。在炕边上，我说：“你怎么能乱吃五毒？” “饿。”他声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癫蛤蟆有毒，剥了皮先洗了几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开了膛，把五脏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而回，事后，他身体略略好了一些时，并没有改变他煮食小动物的习惯，只是不敢再把癫蛤蟆掷进铝锅里就是了。至今，他那口破了边沿的铝锅模样，在我记忆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苇火熏得成了炭黑色，上边只剩有一只锅耳（中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我借用了这口锅的形象）。他的命运也像这口缺耳的残锅一样，留给历史一个残缺故事，后文将有详细叙述。 面对饥饿引起的种种惨状，好心肠的劳改干部装作视而不见。比如，绰号“姚菩萨”的教导员和镶着一颗假金牙的刘队长，在队列前训话时偶尔提及两句“不要到处点火熏黑了院墙”，“上边有令不许点火煮食野物”等等，这只是官样文章，实际上对饥饿的囚号煮野菜充饥，是一种出于同情的默许，更确切他说在那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饥饿也危及到了那些奉公守法的干部家庭，他们的家属宿舍就在壕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家家户户的檐下晾晒的青菜叶和萝卜干。基于如此严酷的事实，他们对囚号点火煮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是挺合乎逻辑的事情。 但是绝非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心肠。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监舍休病假，看见有几个身患浮肿的老残病号，用锅不知煮什么东西。这时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场长（我已记不起他的姓氏来了），来到宿舍院内，他看见墙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把所有的破锅都用大头鞋踢翻了。从其中一口破锅里淌出来的是一只鞋底子，那场长声严色厉地训斥道：“你为甚煮这东西？是不是想成心丑化无产阶级专政？”那浮肿号低头弯腰地解释道：“没有人给我寄吃的，我饿。”“这鞋底子能当食物吗？”那场长继续暴跳着，“你马上给我扔到厕所后边去。”那浮肿号只是两眼盯着那只快要煮成烂泥一样的鞋底，舍不得把它扔上垃圾堆，连连说：“红军过草地时，不也吃过棉絮吗？”那位场长不再说话，弯腰拾起鞋底，用力向厕所方向一掷，鞋底断了，只扔出去折断的半截，另外半截仍留在场长手里，他把手中半截鞋底往地上一摔，狠跺两脚，便扬长而去。 我蹲在墙根下，亲眼目睹了踢锅事件，只觉那只病牙疼上加疼。更使我心颤的是，待麻脸场长走后，那老号又蹒跚着两只肿腿，把那半截鞋再捡起来，夹着铝锅另找生火的地方去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位麻脸场长为什么踢锅，因为市公安局要来什么大人物到“西荒地”检查卫生，早上直属队留下几个人用刷子沾着白灰浆，把院内熏黑的墙都刷白了。但是不久，白墙又变成了黑墙，因为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十分顽强，这不是任何命令可以制约住的。那位麻脸场长的下场也并不美妙。记得是在过春节劳改队吃饺子的夜晚，院内各监舍都听到了枪声。传出来的消息是，这位麻脸场长因为和某干部之妻搞男女苟且之事，事情败露，这个大麻子于午夜开枪自杀了（亦有一说，他先开枪打死了那女人，然后开枪打死自己）。 饥饿的人们对伤风败俗的桃色案件不感兴趣，能活下去是囚号的第一宗旨，在这一主导神经指挥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神上的麻醉。刑事罪犯这么干，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在这个环境里也无法脱俗，原中央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张欣，他在早上去打粥时，先悄悄在饭盆底下挤上一点牙膏，打上熟粥后用筷子一搅动，粥就显得格外地稠。牙膏中究竟有什么化学因子起到了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变稠粥确是事实。当然按照物质不灭定律来解释，加上牙膏而变稠了的稀粥，还是那么多的米，还产生那么多的热量，但饥饿中需要用精神幻术来自我解脱。我的“同类”，原北影导演巴鸿告诉我，他在田里经常抓蛇吃，剥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儿一烧，半生半熟时入肚不但解饿还香得很哩！有一次他的“同类”在田埂上捉到一条蛇，正要剥皮时，劳改队长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咔”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头，并迅速把蛇头吐到埂捻下的水沟里；第二个动作是把无头的蛇装进衣兜，让蛇已然成为他的“进口货” 时，才回答队长的质询。无论怎么说，那条在衣兜中蠕动的死蛇，他也没交出去，队长口头上批评两句，走走过场也就算完了。至于在菜地吃菜，收稻子时吃生稻谷，则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虽然没有饿到那样的程度，但是采一些绿树叶回来，放在暖瓶里泡食以解饥，或到萝卜地干活时，偷偷拔几个萝卜吃是常有的事。其实，萝卜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饿，但在当时几乎无人考虑生理学中的因果关系，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 我所在的583分场，中队建制约百人左右，因饥饿而导致的浮肿号约占1/2左右。严重的不断死亡升天，其他的病号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动，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虽能走路，两腿一按一个大坑。浮肿是自下而上地发展的，濒临死亡的病号连生殖器都肿得怕人，脑袋肿得像个老窝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人自危，便拼命往嘴里塞食，以挣脱死神的拥抱。 这里，我不能不写上一笔知识分子在饥饿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质上的亮点和霉斑。当时，巴鸿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令人悲恸的事情：有个“右派”叫林澄，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高才生。由于兴凯湖缺乏医务人员，他到兴凯湖二分场服劳役后不久，就被调到八分场犯人队去当狱医。在劳改单位狱医是最吃香的，因为他不但给犯人看病，还给劳改干部看病。无论从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劳役的老右有着很大的差别。住房是单间不住大连炕，吃饭吃干部小灶而不吃囚号的大伙房；相对他讲，他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背起红十字药箱来，可以涉足劳改农场的每一寸土地。饥饿对于林澄不存在，训斥对于林澄也不存在，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羡慕不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幸运，正好相反，他觉得他和许多献身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都不该承受这样的劳役惩罚。为此，一天他趁在田间巡诊之际，一个人躲在小土坡后，掏出红药箱中的手术刀片，割开了腿部大动脉，面对波浪滔滔的兴凯湖以死抗议五七年对知识分子的“仁政”。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古代传统中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条，潜入他鲜红的血液和每个细胞。他用自己的死，在 “太阳岗”为这一时代的殉难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难纪念碑。 我没有死的勇气。 我是弱者。惟一能够实践的是：洁身自好，尽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记得，那是1961年的寒露时节，古农谚中说“农十月，高粱红”，清河农场的高粱地却缺乏那种醉红的色泽。这儿是开发出来的盐碱地，高粱不易成活，尽管场里种的是抗碱的多穗高粱，但十月秋阳中仍然难见高粱的红色。尽管这是高粱绝对欠收的年份，囚号们对于收割高粱，还是有极高的热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虫飞进了庄稼地，那是有些夸张，因为这些浮肿的囚号，既无蝗虫的翅膀，也无蝗虫一跳八垄的弹跳能力；但是蚕食起生高粱米粒来，却不亚于蝗虫过境。他们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头部分铺上一块手绢，用鞋底一搓，高粱粒儿就滚滚而落；然后把手绢往嘴里一扬，当场偷吃，或把手绢里包着的高粱粒儿抖进衣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好在前后左右都有青纱帐遮目，饥汉们当然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习惯于嚼食生粮——尽管它对我有强大的诱惑力——我手拿镰刀割砍高粱时，不断把甜甜的高粱秆儿伸进嘴里，按照营养学的解释，人体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长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无几，我觉得补充人体内的糖分，或许比吞吃高粱粒儿，肠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领班干活的小队长是我的一个同类，对这些只装没有看见。但到收工集合站队时，他在队列前呼喊开我的名字。 “有事吗？”我诧异地问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义语，即轮流值日一个星期的意思）。”他说。 我头脑轰鸣了一声，顿时明白了其中含义：这是让我在这儿执行检查任务，要把人们身上带的粮食都检查出来。我装作不解其意的模样，把球踢了回去。我说：“小队长，‘值星’是指内务卫生而言，监舍大院之外的事情，没有‘值星’的责任。” “干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说。 “这不是干完活了吗？”我反唇相讥。 “还有个任务你没完成。”他态度变得蛮横起来。 “什么任务？” “队长有过指示，凡是到菜园或粮田里干活，集合站队回号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对不起，这差事我没有干过。” “什么？”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讽意味，便指责我说，“没干过也得学着干，政府改造的就是你我的反动思想。” “我就是不干！”声音是斩钉截铁的。 “你不干不行！” “我就是不干！”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粮食，便把所有衣服兜儿都翻个个儿，抖给他看，“我嚼过高粱秆儿，没带一粒粮食，这是因为我身体还没有浮肿，还咽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儿！” 争吵之际，几个身上揣粮的浮肿号央求说：“小队长，这么办吧！为了不使你为难，我们走到大门口时，要是看见有检查岗，就把高粱粒儿倒在地上喂田鼠，要是没设检查岗，你就高抬一把手，装成不知道。咋样？” 我的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类”，看看事情已然僵到这种程度，便退却了一步。他说： “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队长让我干这份差事，我总得对得住政府。我不是不知道大伙肚子里缺少油水，但也得让我过得去。话得说狠一点，要是有检查岗，都得把粮食扔在道沟里，要是翻出来谁带粮食，那是‘值星’拒绝执行搜身任务而非我的责任。” 劳改队纪事(2)-从“土城”押往茶淀(下) 我的这位“同类”到底还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认这一条件。一路上我心里虽然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没有出卖良知。幸好，那天大门没出现检查岗，事后我的那位“同类”，并没有向上报告我的“恶迹”，因而没有酿成一个事件。过了许多日子，那位“同类”找我道歉，我们都深感自己灵魂深处，深埋着许多杂质，在生死劫难的面前，暴露出知识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来了，饥荒造成的浮肿大面积扩散。上边下令：劳逸结合。遇有风天、雪大，便坐在炕上“认罪学习”，专政机构的词汇叫它“冬训”。封冻的大地上无食可觅了，便倍感严冬之漫长，监舍里无火取暖，大家就围着被子打坐说道：我偷吃过白菜啦！我偷吃过高粱粒啦！我偷过伙房一个窝窝头啦！我偷吃过……夏日里使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物，此时都成了犯罪材料，因为凡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哪怕小到一个菜帮菜叶，也都姓公而不姓私。于是在检查中纷纷上纲上线，编演着一出既荒唐又虚假的时代闹剧。除了闹剧也有真戏，这事情发生在秋天：我们一个“同类”（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因浮肿而死亡被大车拉往 “586”，他爱人在某医院是个大夫（模糊记得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大夫），当时正好来探望他；当她追踪到“586”，对着小土丘痛哭了一阵后，里边居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凭着医生的职业敏感，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开他丈夫身上盖着的一层薄薄新土，真是历史戏剧《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过来。这件奇闻像一阵风一样传遍“西荒地”，成为饿汉们闲扯淡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样的奇闻少到绝无仅有，“586”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着的净是饿死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的周围有密密的铁秆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有被秋风吹尽的银白色芦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鬼插着的一根根招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名已荡然无存，不知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想到天下父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 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1961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仅有劳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我手拿割苇的镰刀，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悲恸的问号： 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 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对号入座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计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来，一旦倒下就要来与这些 “无名氏”为伍，过不上一个夏天，有名有姓的张三李四，也就变成无名野鬼。 这些活着的人，分明都害怕到这儿来，但到劳动歇息时，却又都喜欢到这里来转悠。周围芦苇沙沙作响，成群的“苇扎子”（水鸟）喳喳地叫个不停。从这儿一直向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金钟河了。那儿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着堆堆白骨，它在蓝天和白云之间，编织的是一个轻柔的梦。 至今，回忆起“586”来，还像是一场怕人的梦。当时，尚未泯灭良知的劳改干部，也常常使出浑身解数来为本队成员寻找补充热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那天早晨下着初雪，队长让我们集合出工，队长特别强调，希望爬得动走得动的浮肿号都要出去转转。浮肿号们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惊愕地观望之际，见小队长朱诚和徐恭瑾抬一口大铁锅排在队列前头，似乎意识到和“进口货”有关系，便纷纷尾随在队尾，出了院门奔向田野。 原来刘队长偶然发现有两块漏收的胡萝卜地，他叫我们到地里来吃一顿加餐。有人架锅，有人烧火，有人用铁耙和铁锨，去挖刚刚上冻的胡萝卜地。那是少见的劳动场面，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身体好一点的干挖胡萝卜的活儿，那些浮肿号有的拾捡干柴，有的当“火头军”。面对着一大锅冒着热气的胡萝卜，囚号们忘记了天上飘飘飞的雪花，忘记了自己是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 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居然挖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不同于胡萝卜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人去喊猪棺，叫他们赶着猪来白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轰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在困难年代中对囚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人的队长，他积极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以忘却的。 之所以印象如此深邃，刘队长（包括绰号“姚菩萨”的指导员）对我个人也曾给予人道的待遇。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站在队列中等待出工，这位刘队长突然把我喊出了队列，问我： “你想去看看你亲人吗？” 我愣了半天，才回答出来：“想。” “我早就觉察出来了。”他说。 “我没有对人说起过。” “这还用说？”他咧嘴笑了，“都是人么，以心度心就能猜到。”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我，同时叮嘱我说：“姚指导员给她们女队打过电话了，她们队同意你去看看她。” 我喜出望外，保证说：“队长放心，我下午就赶回来！” 他笑笑说：“用不着当天就赶回来，你在那儿可以过一夜。七月七还有个‘天河配’，你跟你爱人好好聚一下吧！” 我整整褴楼的衣衫刚要启程，他又从背后叫住了我，递给我一把雨伞：“天不保险，带上它。” 从西荒地“583”分场到东区的女号驻地葡萄园，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刚行至大堤下的农道上，大雨就滂沱而落，那把伞只能遮住上身，而裤子淋得湿透。加上清河农场为粘性土质，粘泥很快就沾掉了我的鞋。我索性把鞋扒下来，夹在腋下。尽管这样，我还没走出一半路程，跌跌滑滑的浑身已摔成泥猴了。 只有一件东西没有沾上湿泥，那就是行前我领到的三个大米面窝窝头。我必须把它保护好，我想和妻子会见时与她同吃。离开土城前，家里转来她寄往家中的一封信，信上说她身患浮肿，没有力气出工，不能出工的病号定量21斤，其饥饿程度可想而知。那么，这三个大米面窝窝头，就算是受难丈夫向受难妻子馈赠的礼物吧！ 大雨连哭带嚎，“西荒地”的农道上看不见一个行者的身影。 我的心绪十分复杂：时隔近一年的光景，我不知道她身体浮肿到了什么程度。见面该怎么说第一句话？她性格比我坚强，一定不会掉泪；而我则难以保证这一点，因为此时此刻我的酸楚泪水已经与雨水同流了……二十多华里的路，走了五六个小时，走出，‘西荒地”踏上了沙石公路时，雨停了。我到一个水沟旁洗净脚板上的污泥，蹬上那双解放牌矮帮绿球鞋，按着路人指点的方向，直奔女号的驻地。关于那儿的环境，事隔二十几年记忆已经模糊了，外边似乎有木栏状的围墙，在大门口的大值班是个年轻的姑娘，可能这儿绝少出现男性之故，当我出现在门口时，她觉得有些惊奇。 “你……” 我没说来看张沪，先递给她那封介绍信。她看完信仿佛明白了我的来意，对我说：“你先进来，我去禀报队长。” “她在吗？”我追问了一句。 她知道了这个“她”的含义是谁，点点头说：“下雨天，没出工，正在学习呢！” 片刻之后，一个身材五大三粗的女队长走出院子，她的背后跟着我妻子张沪。她比一年前更瘦了，脸上颧骨外突，身上那件补着补丁的灰褂子，在她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两眼直直地凝视我，泪光闪烁在她那双黑眸当中；我强制自己不能流露心声，我生怕一场见面的 “天河雨”，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那健壮的女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问空旷的小屋，对我俩说：“本来劳教分子是没有彼此会见的权利的，经过我们双方队部研究，觉得叫你们见面谈谈，对改造你俩的反动立场有利，就破例作出这样的安排。你们可以在这儿团聚一夜，明天早晨你返回男队。”她走了，又折回身来，补充了对张沪的指示，“明天早上，你不用跟大队去葡萄园了，上午在家帮着大值班整整院内卫生吧！”她去了，并不失礼貌地关上了房门。 我不想在这篇回忆录里，详细回忆那次的会见。 对于我它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纪念意义，充其量也不过是苦难时代悲怆乐曲中的一个小小欢快音符。即使在这小小音符中，欢快中也充满凄婉的底色。那是一问没有桌椅板凳的房子，地上一角铺着厚厚的稻草，张沪把她的行李从宿舍里搬到这里，稻草就是我们过夜的床。据她告诉我，这儿原是武警豢养警大的狗舍，女号搬到这块地盘，战士迁居后这儿就成了女号的接见室。那是一个通宵未眠的夜晚，在我们低声絮语时，有两只红眼耗子一直在稻草边上跑来跑去。它是来觅吃我们掉在草铺上的窝头渣渣的——晚上，我们一起吃了我带来的三个凉窝头，并在一口小铝锅里吃了她打来的大米稀粥。 “还有希望吗？”她是悲观主义者。 “有希望。”我只能这么说，以给她生存力量。 “我真想念小儿子！”她喃喃他说。 我就把在营门、“土城”两次见到老母幼子的情况，向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一遍。当然，我要删去母子会见时的眼泪，尽量说些使人快慰的话。 她告诉我：知识分子在这块地方生存十分艰难，同一个屋顶下的土炕上，住着洋妓、老鸨、小偷、流氓……无穷的争吵，无穷的格斗，她感到精神上难以支撑。这儿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她们欺侮和嘲弄的对象。她说她正向一个老尼姑学简易的防身术呢（见她发表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三期上的小说《曼陀罗花》。 不会见盼望会见，真正见面了，倒留下一个怪影幢幢而又难以割断的梦。别时到了，还是昨天那位大值班指点我归途上可走的近路，并悄声告诉我：她原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 1960年底的“严厉打击”，把她当作思想反动分子掷到这儿来了。 去时的一点点欢快之情，归途上一荡而光。来时觉得路短，归时觉得路长。举目四望， “西荒地”遍地皆是茅草碱地，黑黑的乌鸦在灰色的云片下噪叫。我坐在农道旁的土埂上休息腿脚，既感到身体的疲累，更感到精神的困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小说描写两个淘金者历尽艰辛，穿越死亡线的严酷情形。其中的一个途中死掉被狼嚼了，另一个经历了人与狼的搏斗，终于逃离了死亡地带，后来疲惫地走不动了，便像龟一样硬是爬到了海边……我想我和张沪也是一根绳索上的两个弱小动物，正在经历和淘金者场景不同但实质并无差别的挣扎，如果其中之一和中途丧生的淘金者命运一样，那将会是谁呢？ 我身体比她好些。 她意志比我坚韧。 我是男性。 她是女性。 在这场漫长马拉松的“穿越”之中，倒下的很可能不是她，而是我。除非她再次像 1959年那样自杀。否则，走不到驿路尽头的，一定是我。 到了该年的冬天，浑浊而多云的天空仿佛微露了一隙蓝天，不知从哪儿传出来的“谣言”，说是“右派要受赦兔！”“右派要时来运转了！”“右派要离开劳改单位，另外安排工作了！”对此种种，劳改干部表示沉默。这块地盘，凡是不予追查的“谣言”，事后常常得到证实。有一天晚上，中队集合站队进行点名时，指导员“姚菩萨”在队前训政时，讲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虽说都在这儿改造思想，但是人跟人不一样。反动知识分子喝过墨水，有文化有知识，只要擦净脑瓜子里的反动污泥，就像钟表一样，还是能够使用的嘛！”话里有话，弦外有音，这等于默认了那些“谣言”的可能性——1962年早春，公开的命令终于下达了：凡是犯了右派罪行的，一律集中到“584”分场去学习待命。 地富反坏右中的老未，行情突然上涨。本来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知识分子在其中又属于最底层。搬迁那天，那些犯流氓盗窃的囚号，居然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行了！你们是有盼头的人了，要是出了大墙。铁丝网，别忘了一块受过罪的哥儿们、爷儿们。我心情惶惶，真不知老右是否真正发生了什么命运的转机。“584”集中了右字号的有二百多人，话题的中心是分析形势。从京、津、沪三大城市来探视亲人的右派家属，带来如下的消息：一，社会正在给反右倾机会主义中落马的“右倾分子”吹平反风；二，三月份文艺界在广州开了一个“广州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居然讲到，在过去的两年中，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受到限制，心情也不愉快云云。从大气候上分析，显然是从“多云”向“半阴半晴”转化的迹象，或许是这股暖风吹到“西荒地”来了吧？ 主管“右字号”中队的指导员叫李文山，个子又瘦又小，行动风风火火。我们到 “584”集中的第三天，就开始了跑步出操。他披着一件蓝棉大衣，以喜幸的调子说道： “为啥要出操哩？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也得有个新的精神面貌么；从今天起，不能总低着头和老二（指生殖器）算账，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回答是响亮的。 气氛宽松了一些，生活也改善了一点。每天早晨每人有一大碗白米粥喝，这也被老右们看成气温回升的具体标志。在一片天真的狂热中，我难以忘记同类陆鲁山，因为他和我都是独生子，家中又都只有一个年老的母亲，因而闲聊的时间，比和其他同类要多一些。他说： “我固然可怜，我看周围的同类，比我更可怜！”他的理由是，在阶级斗争喊得山响的政策下，虽然偶然出现某种缓和，这可能酝酿着“暖后大寒”。 我不以为然，说：“也许中央发现了五七年的失误了呢！” “不可能。”他用力摇着头，“你看不见吗，说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曹操杀杨修的典故，你忘了吗？” 我虽然从理智上承认他是对的，但幻想着对改变处境的渴求，因而谈问题常常在理智中掺上感情成分，若同在纯酒中掺水。便说：“刘少奇也许能起到一点制约作用！” “算了吧！”他谈话从不含糊，“在我看来，咱们从‘583’到‘584’来，是向 ‘586’更贴近了一步。” “这倒未必。”我觉得由于他的激烈，使判断流于偏颇。 “唉！”他长叹一口气，“前途在哪儿，有人编了顺口溜，有意思极了。” “说说。” “向前看，老残班；再向前看，冒青烟！” 老残班的含义我懂，就是说一直要改造到老，进了老残队为止。至于“冒青烟”，我还不知其意。 他说：“‘冒青烟’就是进火葬场呵！当然了，这儿现在没有火葬场，等到咱们到了老残年龄，这儿保险会出现一个炼尸排气的大烟筒！” 这段谈话所以记忆如此深邃，共同的家境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因为他的这些激烈言词，在事后都被铁一样事实的验证，还有一个比上述两个原因更为使我悲恸而难忘的因素，陆鲁山和另外几个同类，孙本桥、姚祖怡、王同竹，在“文革”中被枪毙于南京。姚祖怡原是外贸部的工作干部，王同竹是马列编译局干部，陆鲁山和孙本桥都是大学生，青春和年华凋谢于悲惨的年代（见书后附文《金陵寻梦》）。 当时，对形势具有陆鲁山这种尖锐观点的人，在老右群体中是绝对少数；多数老右对现实均抱有幻想，我则处在理性和感性剧烈冲突之中。比如：指导员李文山找曾经在北京丰台区当过中学音乐教师的徐洲谈了话，询及他一旦重回社会，手指能否适应再弹钢琴的问题，就立刻被老右视为一颗解禁的信号弹，升在了阴霾的天空。前文提到过，因煮吃癫蛤蟆险些丧命的“上海少爷”陆丰年，似具备从细微中透视宏观的特异功能，他说：“不要忧心忡忡了嘛，咱们集中到‘584’来，本身就是向社会跨了一大步。你看咱们后院的成员，属于社会上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不属于劳改范围。由此可以推论，我们正在向回归社会过渡。” “584”的后几排房，确实住着一些非劳改成员。他们是来自北京市内无依无靠的老者。后来渐渐知道了这些鳏寡孤独所以弄到这儿来，而没有留在北京市的街道抚养，并非乐天派陆丰年推论的那么简单。我和一个老者交谈过，他告诉我，凡是到清河农场来的老人，都是有“前科”的人，或原来国民党的遗老遗孀；或解放前天桥的混混和妓院的老板等，貌似由民政部门抚养，实际属公安局十三处管制。我确信这个老头儿的话并非虚言，因为他本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再看看这些老头儿老太大的生活处境，更觉陆丰年君的推论过于浪漫：他（她）们的衣衫皆褴褛不堪，老太太蓬头垢面，老头儿甚至伸手向老右要烟头吸，他们的房前屋后堆放着垃圾，闲饥难忍的遗老们，半天半天机械人一般地在垃圾山边翻腾，仿佛下边埋着金银财宝似的。但那一双双长满黑皴的手指拾进锅碗里的东西，不外是烂菜叶一类的玩艺儿。有时，他们排成一溜儿，坐在向阳的墙根下，闭目养神。奇怪的是很难见到他们彼此说话，一个个的形象倒是酷似电影《红岩》中的疯老头子华子良。他（她）们似乎靠回忆为生，在向阳的墙根下静待夕阳落山…… 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 没有希望的日子愈显其长。 有的不甘心这种命运的人，开始挣脱铁丝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张志华。他原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福建南安人氏，此人极其聪明，还常常制几句诗以露文采。有一天清晨，他一人推着一辆小车（上边装有铁锨、扁担和抬筐），提前往场工地运送工具。待等大队人马抵达工地后，只见工具车放在那儿，人不知到哪儿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躲在土坡后或什么避风的地方拉屎，因而并没在意；时至中午收工集合时，才发现张志华逃跑溜号了。这无异于另一颗信号弹，他给在幻灭中彷徨的“同类”心中塞进了一团疑云：既然是前途充满了希望，为什么他还逃跑？ 不久，另一件事又给我灰色的心田，带来了一丝曙光。大约是1962年的夏天，我姨兄张玉华背着食品从北京到劳改农场看我，趁那位姓杜的队长不在屋的瞬间，递给我一封短信；信尾没有署名，但那字迹我分辨得出来，这是文友刘绍棠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我，王蒙重新在刊物上发表了小说，邵燕样在《人民文学》上也有诗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将在《北京文艺》上亮相云云。这个信息，对我说来比姨兄带来的那一堆食品还重要，因为那是冰河解冻的消息，是关联到劳改农场一大批落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大事。所以，我姨兄一离开农场，我立刻把这一准确的佳讯，告诉了我的那些“同类”，于是老右们心中渐渐熄灭的火，又重新开始冒烟，大家都把这封信上提及的事情，视为政治上的天空放晴的征兆，觉得同类已然能在刊物上发表作品，解放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太遥远了。 有人唱歌。有人写诗。简陋的监舍里，偶尔还能听到二胡琴声，有京剧爱好者，还常常来上一两段清唱。大家归心似箭，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话题几乎都是一个：我还能不能重新从事过去的工作。回盼那些时日中的种种表现，既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思考功与罪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之中。因而一颗小小的星火，哪怕是旋即熄灭的萤光，也会在他们心头掀起波浪——我也不能摆脱知识分子心灵上可悲的积淀，认为解禁的日子确已到来。 所以，在1962年暮秋，农场里传来“老右”再次集中，乘火车去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的消息时，这些“老右”的心迷醉如痴。在去往茶淀火车站的途中，不知谁带头在卡车上唱起《歌唱祖国》，立刻一唱百和。 歌声穿过荒芜而饥饿的土地。 歌声在黄尘滚滚的农道上飞扬。 “再见吧！清河的芦苇塘！” “再见吧！死亡的天国‘586’！” “我们‘拜拜’了！” “我们去北京！” 梦！这些痴情的知识分子，幼稚的完全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 1988牟秋于北京 第二部上篇(1)-在昔日乾隆帝狩猎的行宫旁 如果劳改农场也能按人类的宗教概念，区分为“天堂”和“地狱”的话，我们这些来自茶淀农场（对外叫“清河农场”）的老右，来到团河农场则如同从“地狱”走进“天堂”。团河农场位于北京城南十多公里的“团河宫”之畔，“团河宫”曾是昔日乾隆皇帝狩猎之后落脚的行宫。我们所以能知道这个历史典故，因为我们老右中间有一个”地理仙”。当我们刚刚登上从茶淀开往北京的火车，押送我们上路的劳改队长，就把我们的下一个驿站团河农场的字号，告诉了我们。 人都离开了茶淀，保密已无任何必要。何况老右们的命运，此时行情看涨，有什么必要还让我们蒙在鼓里呢？ 如同一声惊蛰春雷，惊醒了冻土层里的一条条蚯蚓，车厢里开始活了过来。老右们刚才好像被茶淀的夜风吹僵了，“团河”这个字眼，使我们有了热力。首先开口出声的就是原北京师大的地理系学生曹克强，他说：“那儿是一块风水宝地，由于乾隆皇帝到过那儿，那儿便有了亭、台、楼、榭甚的。地理位置还紧挨着一条小河，那河叫甚的名字来着？”他一边叩打着脑门，一边回忆着那条河的名字。此时我们那一节车厢里的人——包括那位队长，都在倾听曹克强君的白花。 当然，我们听曹君的话，比听那位队长的话精神要专注得多——因为那是我们这群“黑乌鸦”将要栖息生存的鸦巢。中央在广州召开的有关“为知识分子‘脱帽’问题”大会的事，虽然没有明确包括我们这些被打入最底层的老右们，但这股风必然会波及我们的命运，则是大家共认的。不然的话，把我们调往北京市郊来于什么？！基于这种心态，老右们迫不及待地向这位“地理仙”询问起有关团河的其他问题。 事隔多年，我的同类究竟向曹克强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已无从回忆；但是曹君的风趣之谈，我却记忆如初。他说：“我记起来了，那条小河名叫凤河。我这个老西子喜欢觅古，到北京来上学，每到星期日就在皇城各处乱转。团河宫早已经败落荒凉，至于当初乾隆皇帝在凤河边，是不是演出过风流的凤求凰和凰求凤甚的，我就无以奉告了。”由于曹克强的幽默诙谐，使我在火车上就结识了他。他是山西人，脸黑得像山西出的煤，大概因为水土的关系，牙齿上长满了黄斑，再加上架在鼻梁上那副圈套圈的近视眼镜，也可以称得上老右中的一怪了。 “地理仙”的话并非虚言，团河农场确实在凤河旁边，这是我们抵达农场之后才知道的事情。它分南北两区，南区是在押犯人，主要劳动项目是种水稻：北区则是劳改队，完全经营果园。当我们从永定门火车站下车，几辆汽车把我们拉迸农场场区时，那无边无际的葡萄架，一直伸延到我们目光的尽头。此时虽已入冬，但果园的色彩依然斑斓，对我们这些来自荒芜大盐碱滩的老右来说，确实有喜出望外之感。特别是在沿途没有看见一个岗楼，没有看见一个士兵；田野中的尚没褪尽的绿色、黄色、紫色……使我们产生了走进油画之中的美感。 这一切似都在启迪我们：我们冰冻的生命或许真的临近了解冻的春天。 第二部上篇(2)-三畲庄纪事 我们落脚的地方，叫三畲庄。起始，我们都认为是“三余庄”。殊不知一个字之差，差之千里。“余”者下脚料之含义也，一上些被社会抛进垃圾箱的渣子，正好与“三余”吻合。一曰：人民花名册中之余；二曰：革命知识分子之余；三曰：团河农场之余。前“两余”比较容易解释，后“一余”则是我们来团河农场之后的感受——因为我们地处农场的最北端，与劳改队距离较远，有编外“独立大队”之感。 后来，当我们知道了畲字非余之后，昔日曾在美国哥伦比亚留过学、在老右中年龄较大的刘祖慰，作出了这样的解释：“畲”者在汉语中，是指耕种了两年以上的土地。这是命运的契合，因为我们是从荒芜的地方，到好地方来了。 他的话说出了同类们的心声，几乎没有一个人对这个劳改环境表示出相反的意见。三畲庄身边就是凤河，站在凤河的大堤上，可以俯视河对岸的团河宫——这是刚刚抵达这个新驿站后，有人偷愉溜出监舍观景，回来报告的消息。我们所住的监舍，是青砖和红砖砌成的一个刀形的院落，刀把部分为第一小队，其他三个小队则围住在四合院内。周围不见岗楼不说，连劳改队监号周围必不可缺的壕沟和铁丝网都不存在。惟一有点刺激神经的是，在我们的后院干部办公室、负责我们改造工作的董指导员——董维森，以及队长高元松手中，经常拉着一条狼犬。这两位劳改干部，都有着一点知识分子气质和区别于茶淀劳改干部粗鲁作风的和蔼，但那条狼犬，仍然引起我们本能的条件反射。之所以如此，从各个劳改驿站，汇集到这儿来的老右，不仅仅只有我们来自茶淀的群落，还有来自东北白城子等地的零散老右。尽管来自不同地点，但对“专政”之畏惧，已经渗入血液。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居住地，原本是农场武警训练警犬的驻地，那条狼大是一条淘汰下来的不咬人的狗，纯属“聋子耳朵— —摆设”而已。 它是狗群中淘汰出局的狗，我们是淘汰出局的人——出于这种精神上的认知，那条狗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 以严谨的历史眸光，回视那一段岁月，十分细致的影像虽然已显得模糊，但那个落难的知识分子群像的主要脉络，却有着永不褪色的清晰。首先，1957年的“台风”席卷中国的东、西、南、北、中的时候，是不分花卉和树木的品种的。汇集在三畲庄的“另册公民”，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以北京各大院校的学生居多，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几乎都有人“入瓮”。其中理工科、文史科、外语系学生占的比例最大。如在1957年曾被毛泽东点了名的北大学生谭天荣；被陈毅比喻为“忘了本的刘介梅”的北航学生周大觉；清华化学系高才生陆浩青；以及北大数学系，化学系尖子生杨路、郑光第；北京工业学院的孙本桥、张永贤、哈长林等。外语系学生大都是学俄语的，英语的高级人才除了前面提到的刘祖慰之外，还有在新华社工作的翻译人员杜友良和刘乃元；以及原北洋大学机电系的韩大钧，他们在英语翻译方面文笔十分流畅。 我之所以把上述几个理工科学生，说成是高才生，不是根据他们的学习成绩——在这方面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根据在三畲庄的观察：他们在抵达三畲庄之后不久，就背对背地下开了“盲棋”，如果没有高智商和超人的记忆力，是无法进行这种“楚河汉界”之战的。因为双方每一个棋子的移位，不仅要烂熟于胸，而且对战场全局，也要有精细的运筹和谋算—— 而这一切都是在背对棋盘的情况下进行，其才智之高可想而知。 其他成员，多来自中央各大部委以及北京市属各个单位。有一些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如来自苏北解放区、后又入朝进行战地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戴煌（他来得较晚，是个体被送进三畲庄的）；有1947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党、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还有来自政法干校的老党员邓成……在这批“老资格”之外，便是一批专业人才了，电影《智取华山》导演巴鸿；被打入吴祖光“二流堂”反党小集团的青年剧作家杜高；中国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徐公瑾；小时候曾经当过乞丐——后来成为民俗漫画家的赵华川；中央芭蕾舞团的舞蹈演员郭东海……可以这么说，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原本都是各自工作岗位上的业务骨干。 来到三畲庄的另一种类型，则多为机关干部和中、小学教师了。出于多种原因，他们在 1957年“中箭落马”。据我所知，其中因具有独立思考精神，而对时代提出质疑的固然不乏其人；但许多的同类是浑浑噩噩地折进大墙中来的，今天听起来如听童话。因为初到三畲庄，劳改队休息两天，在洗衣服的自来水池旁边，与新结织的同类们相互谈起过彼此的“原罪”。一个姓刘的教师（事隔三十多年，我只记起他叫大刘）告诉我一个笑话：他所在的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因为有颈椎病，在鸣放时期看大字报时，因颈椎疼痛头部不得不上下蠕动，因而便有了同情右派言论的罪名。 反右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动员他交代问题。这位老师是个老实已交的人，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反右负责人说： “看攻击党的大字报，你为什么表示赞成？” 这位老师说：“我在鸣放会上，没有发过言。” “还看你什么发言，你已经用行动表态了。” 这位老师面红耳赤地回忆了老半天，也没能想起自己有什么反动言行。 “你为什么看大字报时，不断点头？”反右负责人说，“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你的行动本身，已经证明你也是个右派。” “我的颈椎有病……”这位老师怯懦地解释着。 “你不要装老实。你是狼，不是羊。一般右派用言论反党，你用行动反党，说明你更阴险。”那位反右负责人说，“反革命从善于伪装，不然就没有办成反革命事情的法宝了。该怎么对你下结论呢，你是教师队伍中披着羊皮的狼。” 这位老师只好去医院找那位骨科大夫，请求他给出具一张病历证明。都怨这位老师太不了解世俗之恶，他本来只要病历就行了；而这个不识时务的教书匠，竟然在索求病历时，告诉了他来索求病历是为了证明他不是右派。在当时风声鹤唳、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年代，那位医生出于自保（他也是被反右火力侦察的对象之一），竟然泯灭医生的职业天良，拒出证明。 结果，这位老师的命运十分悲惨。批斗会后，他得了精神分裂症，跳护城河自杀了。我过去虽然也听到过老右中的奇奇怪怪的案例，但是像无任何言论的“点头右派”，我还是第一次耳闻。初到三畲庄，就从新结织的同类中听到这样令人感伤的往事，我不禁为之心灵颤栗。其实这也只是这位新相识对我倾吐的旧事的一半，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半，是在晾晒衣服之后，我和他坐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他才对我倾吐的。他说他读过我写的小说，愿意向我抖落一下他的心事。 “我的那位又呆又傻的同事，是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类型；对他来说，反右这一关他属于在劫难逃。”他说，“我可就不同了，我只是对另一位平日比较要好的老师，为那位老实巴交的倒霉蛋的命运，说了两句伤心的话，又难过地摇了摇头。其实那个时候反右高潮已经过去了，各个单位正在扫尾。可是和我咬耳朵的那位老师，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状态，是想入党？还是想当教务主任？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他向上反映说我对处理那个傻瓜同事，表示感叹并摇头不止……于是我们学校又出了我这么一个‘摇头右派’。” 一个“点头右派”，一个“摇头右派”。这两个右派案例，虽然显得有些荒诞，却有着十分丰富的时代内涵。那个因颈椎病而倒了霉的教师，是时代牺牲品的一种类型，但是一个知识分子，何以会痴呆到那种地步？医生开过的处方，是有存根的。当然不排除那位医生为了自保，而毁掉它的可能，但据刘君说，那位教师并没有与厄运抗争，就进了1957年的 “垃圾箱”了。此时这冤魂，已然化作为天地间的一缕游丝，不知飘落到茫茫天宇的哪个 “星座”中去了——我想他该归属于“屈原”星座吧！因为最后他的表态是：我服从反右领导小组的正确决定。 至于刘君这位“摇头右派”，之所以到劳改队里来，完全是咎由自取。本来在反右扫尾的期间内，多冒出一个阶级敌人来，只是增加一个战利品就是了。但是刘君体躯内，没有 “点头右派”的痴愚，他先打了告密的“朋友”一记耳光，然后索性破釜沉舟，指出了“点头右派”是一出荒唐的滑稽戏。准也没有料到，第一出滑稽戏引出了第二出滑稽戏：学校拉出了“点头右派”对“摇头右派”进行了批判。 “哎！该怎么对你说呢？”刘君说，“我满以为他会和我一个立场，说实话，讲实情；可是我估计错了，他却反过头来批判开我的立场来了。” 我问：“当时他是不是已经精神分裂了？” “没有。”刘君说，“当时他是想在最后赎罪。” 我们久久相对无言，好像成了一对儿哑巴。 “你说，是我这个‘摇头右派’可怜？还是那个‘点头右派’可怜？”他脸上闪过一丝苦笑。我想了半天，没能回答出他的提问。那个年代形形色色的政治代数题，实在乱如一团麻丝；刘君的提问，在政治代数题之外，还掺杂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古老文化传统的积淀和在反右压力下人性的变态等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实在是一道难以解开的人学方程式。因而，我含糊其辞地说：“到这儿来的同类，本身或许都有可怜之处；不过，时代正在纠偏，不然你我怎么会相识呢！也许有一天，我会写出来‘点头’和‘摇头’的往事来的。” “你真那么认为？” “这次老右集中在皇城郊区，但愿是一个喜兆。” 刘君是东北人，性格中不乏豪爽的一面。他对我的回答，似乎不太满意；又因为我们是初识，不好太伤彼此的面子，便从墙根的阳光下站了起来：“我没有你那么乐观，所以夜里只做恶梦。” 第二部上篇(3)-火与冰同流 刚到三畲庄第一次与新相识的闲聊，之所以使我难忘，因为他是在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孕梦的时节，我遇到的头一个无梦的人。可以这么说，在那个年代，能以冷若冰川般的理性来观察现实的人，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绽露出来的温情，使最底层的我们，如同在严冬睨见春阳，成了孕生各种梦幻的外在依据。不过由于文化层次和原来从事的工作不同，孕梦者的梦中取向和色彩也因人而异。原各大部委以及原北京市的干部，梦系原工作单位；而一些因右派罪被开除的大学生，在心态上则和机关干部，有着不小的差异。他们更少精神负担，似乎天之涯、海之角，去哪儿都行；其中，梦境最为孟浪的莫过于一些有专业特长的老右们了。道理十分简单，在广州会议上，陈毅曾当场为写出过话剧《洞萧横吹》的沈默君平反，并在餐桌上向他祝酒。汇集在三畲庄的同类中，属于文学艺术界的有北影的巴鸿，青艺的杜高，戏剧学院的徐公瑾，芭蕾演员郭东海，民俗漫画家赵华川，油画画家朱为民……还有我这个曾经出版过长、短篇小说集的青年作家。出于精神本能的感知，觉得这个广州会议离我们更为贴近。再加上文人艺人的思维特征本身就具有的浪漫成分在内，因而梦的色彩最为斑斓。 记得，在离开茶淀农场的前夕，管理我们的劳改队队长李文山，曾特意恩准我去东区女队，与我的妻子张沪话别。因为劳改队中女右派人数极少，不可能与大批的男右派同去新的驿站，她们还要留在原地待命。在那秋虫声声哀鸣之夜，她曾给我的梦幻，泼过一盆令人心悸的冰水。 她说：“你真的相信我们的命运要有转机了吗？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极‘左’的根子埋得极深。我爸爸你是了解的，他1929年入党，后来去了延安；他对我讲过红军长征时肃反、胡抓‘AB团’的事情。其实，极‘左’路线早有前辙……” 我打断她的话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爸说你还十分单纯，不愿意对你说的过多。” “什么叫‘AB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中文中掺杂着英语的名字。 张沪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但是说话十分直率：“你就甭管这个洋名儿了，党内老同志都知道这个名儿。给你举个例子听，当年14岁从湖南参加了革命——你认识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长征途中，曾被打成‘AB团’的反革命，差点给杀了头。” 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这条党内新闻——50年代中国一片革命激情，这些党内的陈年往事，没有人提起，也没有人写过这方面总结历史教训的文章；除了欣欣向荣，就是一片轰轰烈烈；当然从反胡风运动起，已经在社会生活中，使知识分子们感到了一点点气氛紧张—— 但我们都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没有人对党史有着探源性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经历过革命烽火而走进和平年代的知情者，对沉甸甸浸血的革命往事，不知是出于工作繁忙，还是出于什么难于启齿的原因，没有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部书，对极“左”路线进行过严肃的清理——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王明、博古，至于极“左”路线在几十年中究竟有过多少次的回潮？又在这种回潮中，留下过多少流血死人的冤案？在五六十年代之初，国人几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毫无所知。因而当我听张沪谈及这件真实的往事时，心中感到一片茫然。 “还有王实味的死。”她提示我，“这你总知道吧！” “我知道。他写了反党的。” “你读过吗“ “这种书上哪儿去找？” “你没读过，怎么知道它反党？”她说，“人家不是也说你的小说反党吗！不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其实我们党的历史，极‘左’始终在延伸。还有个不成文的公式，‘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我虽然觉得她的话不无根据，但是并不能说服我：“无风不起浪，这么多老右向北京集中干什么？王蒙、邵燕样、刘绍棠，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了，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这是党内领导层内，一批求实派占了上风。这是暂时现象，很可能是‘海市蜃楼’；这是我在党内多年的认知，也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强求你接受。但是你们文人，生来就爱做梦；怀的希望值越高，怕是失望也越大。” “你怎么不说点吉利话？” “我这个人更重理性。”她发觉我无法从梦幻中走出来，最后只好说：“当然，我也希望好梦成真；即使一切都是昙花一现，你离北京近一点，对老太太（指我母亲）和我们的小儿子，心理上也是个安慰。” 她是个理性思维十分健全的人，又比我对党内的历史知道的多，因而我不能不考虑她对我们未来的分析。但是一到团河农场，面对这个劳改系统的“桃花源”，被她冷却了的东西，又开始逐渐升温。就像一只蜘蛛，重新修补被风吹破了的网结之后，残梦又重新在网隙间重织。当然，自古文人爱做梦是个强大的内因；但也不完全出自于内因，团河农场确实有许多诱人织梦的生活元素。首先，这儿再无茶淀农场的荒芜，在茶淀是长期吃不到白面的；而在这儿每天中午白面能揣饱肚子；在茶淀可谓“三月不知肉味”，来到这里隔三过五的能见到荤腥了。对我个人来说，不存在饥饿问题；但对于多数同类来说，这是个头号的大问题。就在离开茶淀之前不久，曾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任市内一所中专物理教师的韩大钧，在田野里曾挖出一窝刚刚出生不久的小老鼠。一个正常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曾经是老燕京出来的知识分子——后来为人师表的人（平反后任《大百科全书》编审），竟然在众目睽睽下，把这一窝毛茸茸的小老鼠生吞下肚子。这只是在大饥饿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长镜头之一。 也许只有走过这一段苦难历程的人，才能对“饥饿”二字有深刻的理解；并对知识分子的失雅，有所认知。中国古代曾留下这么一则历史典故：一次皇帝出外巡察民情，看见饥民们正在捋吃树叶树皮，便问他的随行大臣：他们怎么不吃肉粥？我所以在这儿把皇帝也扯了出来，不外想说明，没有亲身经历饥饿的人，是无法理解人在特殊环境中的变态行为的—— 知识分子也是人，当饥饿超过他的耐力负荷时，他们为了生存，生活礼仪便会化为乌有。在茶淀农场的584分场，我每天早晨要目睹一场拼搏：发粥的木车一来，等着抢“剩余物资” 的成员，就严阵以待准备战斗了：他们每人手拿一块胶皮鞋底，眼巴巴地等待着发完早粥，便一拥而上，把头伸进粥桶，用手中的胶皮抹吃粥桶中的残余。由于参加的抢食者太多，粥桶常常被抢粥者们掀翻；于是人们便追着滚动的粥桶，像是表演“就地十八滚”——有人往粥桶里钻，有人推着粥桶跑——一场人与人、人与粥桶之战，在劳改队院内展开。这场面已然是让人心悸了，但是最令人感伤的是，这种悲凉武戏的演出，知识分子最初只是观众，而发展到后来（即我们告别茶淀的前夕），竟然也有老右参战了——当然这是老右中的绝对少数，但是读诗书、明礼仪的昔日大学生，何以会有这样的表演？只有我们知道，他们是在饥饿年代得了浮肿病的病号。因此，团河农场能给老右们充足的口粮，对这些刚刚从饥饿阴影中走近皇城的人来说，当然是大事中的大事了。 同是劳改队，境遇差距如此之大，本能地使我们想到，这一切变化都是政治气候“多云转晴”带来的。我们初到团河那天，干部没有例行专政机构对被专政者的训话，董维森教导员与高元松队长，只是到各屋转了一圈，看了看我们的生活安置和每个成员铺位的宽窄。他们身后那条狗是可怕的，但他们和蔼的神情，给每个老右，都留下不同于昨天的印象。当时我在第二小队，当董、高刚刚离开我们的监舍，来自清华大学的刘伯俭，就用他浓浓的湖南腔，对我耳语道： “山重水复疑无路……” 我当然了解他的话中含意，便说：“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屋内分南北两面大通铺，我睡在南侧的通铺上。与我相邻的有陆鲁山、郑光第、张蓬甲、徐继和等，他们都是北京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四个人都是学理工科的。我与刘伯俭的古诗对应，不能不引起四邻的回声。张蓬甲也来自清华，他说：“虽然我们别了大盐碱滩，怕还是没有走出‘模糊数学’的范畴。” 来自同一学院的刘伯俭，不大同意张蓬甲的悲观：“生活可不是代数公式，它的变化是难以引进ABC的。” 两个受难的青年老右对未来预卜的南辕北辙，在当时曾引起同屋几十号同类的关注。记得，我当时是个乐观派的支持者，其理由除了大环境的宽松之外，三畲庄的小环境也不像个劳改队的样子。这一切似乎都非空穴来风——我是这么认为的。可以这么说，认为我们的生活要起变化的，占这个受难知识群落中的绝大多数。当时，担任我们第二小队小队长的名叫王贵峰，他是东北沈阳人，曾是某厂矿的保卫干部；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像他这样的根红苗正的共产党员，何以会成为右派，我已记不清楚了——在“点头”和“摇头” 都能成为右派的日子里，重新回忆他的右派原罪条文，已毫无意义。但他在我们当中，是另一种类型的代表，确实使我难以忘却。记得在南、北大炕上的同类，为明天点染各种色泽时，他靠在身后的棉被垛上，眯着他两只不大的眼睛，一声不吭。他虽是我们的头头，但显然受文化水平的制约，与知识分子的言谈存有沟壑。在他的思想深处，可能绝少梦幻色彩，因而当我们之中的陆鲁山和郑光第，以绝对的冷色，对我及与我同一观点——对未来涂梦的人，以诗对诗地回敬我们时，他的眼睛才渐渐睁大。 陆鲁山引的古诗如下： 可怜河边无定骨。 都是春闰梦里人。 这两句诗显然是针对我们的孟浪而发，它赤裸地倾吐着对生活的一种绝望情绪。 我们对此都不以为然，但是小队长王贵峰的内心深处，却显然与陆、郑的情绪脉络相通。限于他是我们的头人，不大方便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便拉开棉被要我们早点休息。他说：“你们无论做活梦死梦，不如我这个大老粗无梦。梦是啥鸡巴玩艺儿，它是画中的烙饼，纸上的媳妇；既不能吃，也不能陪你睡觉；不吃饱不了肚子，媳妇不跟你一被窝亲热，你就永远有不了娃儿。”说着，他把那身绽露出棉花、早已褪了色的破绿军装一扒，钻进了被窝。 他的这番话，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把几十个老右都逗笑了。但在笑声过后，我仿佛听到了一只来自莽林中的杜鹃蝶血的啼鸣声。他的话虽然有别于知识分子的语言，但是内涵却十分丰富。他是从枪林弹雨中穿行过来的，也许更理解社会的政治经纬，因而流露出与老右中的乐天派不同的音韵。这一生活细节，我之所以记忆如此清晰，实因王贵峰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他又是我们中间惟一与美国鬼子在战场上肉搏过的人，对此“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人物——他的铺位又与我相连，自然而然地就将他铭刻于心了（在80年代后期，我曾接到他寄自东北一个厂矿的来信，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后，仍担任该部门的保卫工作）。 第二部上篇(4)-“作茧自缚”的第一天 两天的整休很快过去了。在这两天的时间内，我们沉浸在清理个人卫生。与新相识的交谈之中。乐天也好，悲天上好，新相识的新面孔，总是诱惑着人的求知欲望，希望能知道新同类们的彼此情况。在中写到过的陆丰年君来了。过去，他用缺耳铝锅煮食 “三毒”，曾经去过了一回阎王殿。这次，他幽默地对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和我过去在一个分场，面孔是熟悉的，因此并不算新的相识。在休整的两大时间内，除了与 “摇头右派”刘君结识之外，还与我的学长——比我高几个年级的校友赵岳相会在三畲庄。 应该说，那是一次使我心碎的见面，在我摘取洗净的衣服时，我看见一个身材消瘦得像竹竿一样的人，低着头在寻找什么东西。那地方是昔日武警部队撤离这儿时，留下的一越垃圾；此时尽管已不是炎夏，但那一堆破烂东西，仍然发出一股呛鼻的气味。最初，我并没有留意他究竟在找什么，后来我才发现他蹲在垃圾堆旁边，嘴和腮都在不停地蠕动着。我立刻明白过来了，这又是一个饥饿后遗症患者，在垃圾堆上寻找可以进口的东西。由于这些镜头，我已习以为常，便想从旁边夹着衣服走过去。 他大概是刚刚发现我的存在，便朝我走了过来。他一只手拿着半个干瘪的。上面沾满了污痕的茄子，伸出另一只手来跟我握手：“我叫赵岳，是你的校友。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过去是青年作家，而我只是个无名的教师。” 寒暄过后，我认识了这位学长。 “这东西都变了色了，你不能吃。”我说。 他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一样，依然像嚼牛皮筋那般，啃着那个干巴茄子。看他的神态，与老校友谈话，虽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往嘴里填塞东西。他本来就瘦得脸如刀条，嘴巴尖尖，他使劲嚼动茄子时的形象，让我想起了在中学动物课本上，看到的老祖宗类人猿嚼食浆果的图形，只是我们这位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手中的食品远没有老祖宗采食的野果新鲜。 我面对面地望着这位曾是为人师表的学长，真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他跟我来到我住的屋子里，直到嚼完了那根茄子棒儿，才对我说：“看样子，你没得过浮肿病，我浮肿最严重的时候，连两腿之间那个‘玩艺’，都肿得像一充了气的蔫黄瓜。浮肿病的医学解释是什么我不知道。按着我生活中的体会，它起源于饥饿，发展于脂肪和维生素的匮乏。饱汉不知饿汉饥。学弟，你现在是没有动笔的权利了。你如果还没被打入‘地狱’，我要是动笔来一幅自我素描，你是不是会说我‘戴着有色的眼镜，有意丑化社会主义？’学弟，就是将来你有朝一日，有了再拿笔的日子，你要是把我刚才这一幕描上一笔，人家会不会说你反动立场不改？”这时的赵岳似乎才从饥猿还原成了知识分子，伸着麻秆般细长的脖子，跟我谈起真经。 我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才好。但这位学长赵岳，对待一切事情，就如同对待垃圾堆上捡来的那半个茄子那么认真，当着那么多同类，又对我说道： “喂！有朝一日，你真的又能拿笔杆子了，你有没有胆子，把我这个知识分子的丑态也描上一笔？我不怕丑，一个往日拿粉笔给学生授课的老师，在这个年月，满地抠冻茄子吃，当然其貌不扬。学弟，你就撒开了欢地写，让历史记住知识分子变成饿死鬼的年代——我不又成了另一个正面教师了吗？！”两边大炕上的同类，都被他说得笑了起来。 “不知死的鬼，梦倒是不少。”北炕上的陆鲁山，甩过了话来，“依我看，无论你过去是龙还是凤，都准备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当一辈子‘地球修理工’吧！” 我无法知道陆鲁山当时是喻意我，还是什么别的人；但我知道他绝不是指赵岳而言。因为在劳改队中，像赵岳这样的普通教师为数不少。陆鲁山的话，绝不是针对他说的。我和陆鲁山相识于茶淀，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在靠近埋死人的586坟场附近的大苇塘干活时，我们曾谈过不少心里话（在中，我己然写到我和他之所以谈在一起，首先因为我们俩都是独子，而且都是从小丧父，母亲养育我们成人，历尽了许多苦难）。五七年一声霹雳，我们都成了“另册公民”，因而命运极其近似。在我的记忆中，他性格十分固执，非常任性。他喜欢哼唱俄罗斯歌曲——特别爱唱列宁被流放时喜欢唱的《三套车》。此时，他发表了命运咏叹调，两排大炕上的欢悦气氛，被他扫荡一空。 赵岳连连摇着他细脖子上的脑袋：“行了，只当我什么也没说。人总是活在希望里，我都快成饿死鬼了，可我仍然没有放弃做梦。”（这些十分逼真的生活细节，我本来早已忘却；在80年代初，学长赵岳特意来到我家忆旧，告诉我不能忘记在苦难历程中、知识分子的种种扭曲生态。）可是正像陆君所言，第二天我们开始劳动的项目：编织我们监舍四周的铁丝网，便使我们昏昏然的心境，第一次吞噬冰砣。 头天晚上，董维森教导员召开了我们到三畲庄之后的第一次训政大会。他的态度虽然十分温和，但是仍然不失专政与被专政之间的距离。他说：你们来到这儿，已经两天了。我不想在你们下车伊始就胡乱他说上一通。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尽管文化层次有很大差异；但总起来说，你们都是文化人。经过我这两天的观察，恕我讲话直率，你们中间的有些人，真让我感到失望。接着，他例举了许多事例，我能记得下来的，有这么两件事：一、董教导员例举了赵岳、徐继和满地找脏东西吃，有失知识分子的自尊自重；二、他说调我们到这儿来，当然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关，自暴自弃不好；但是梦想天上掉下馅饼来的事，也不会发生。会议最后宣布：明天的劳动项目，在我们的驻地四周，编织铁丝网。 刚刚散会之后，被点名的徐继和就追上了董教导员，他对是否编织铁蒺藜毫不关心，而是解释他为什么要到处寻食。 他说：“教导员，我是大肚汉——我饿。” 董教导员摇摇头：“你们的粮食定量，已经够高的了。你们到来之前，场里特别研究了你们的伙食，要让你们吃饱吃好。” 徐继和拍着他自己的肚皮，继续与董教导员纠缠：“您看，对我们这些‘总感觉吃不饱’的人，能不能多给点定量？” “你是学什么的？” “报告，我过去是学什么专业的并不重要。我的肚子总吃不饱，涉及到我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您想，这话没有错吧！” 我们围观的人都为这个不知死的鬼，冒出这些话来而心惊。道理很简单，尽管三畲庄不是茶淀，但劳改单位都是一家。徐继和这副玩世不恭神态，能不激起劳改干部的火气来吗？可是董维森并没为此而动肝火，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徐继和之后，反诘他说：“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人的饥饿是不是与吸烟存在着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呢！” “没有关系。” “那可就怪了，我昨天隔着窗子，看见你在那堆垃圾旁边，不仅找吃的，你还在捡烟屁股抽，这也是因为肚子空吗？” “这……”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们知识分子应当自尊自爱。” 董没有再多说什么话，转身离我们而去。 由于有这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认识了徐继和。他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来自南方某省，据说，在校时曾是个优秀学生。几年的劳改生活，饥饿后遗症使他没了知识分子的体面，更没了书香气质——他在后来，每天光着脊梁，腆着个外突的大肚子，在劳改大院晃晃悠悠，像只土里刨食的大公鸡般地寻找着各种能充饥的食物。第二天，在编织铁丝网时，徐继和的表演，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的话题之一。树林子大什么鸟儿都有，指责徐行为的有之；赞美徐行为的亦有之；但最多的同类，是同情徐的饥饿后遗症的。第二个话题，自然是铁丝网的铁壁合围。原以为成了自由人的我们，面对着那一根根木桩和满是毛刺的铁蒺藜，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有人在悄声诅咒，不知道是在诅咒自己，还是在诅咒那个年代，但大多数同类在作茧自缚中还在自我解嘲： “这是例行公事。” “铁丝网不说明什么本质问题。” “我给大家打个比喻，这就好比进了大学要戴校徽一样。”说话的是俄语学院的郭愕权，“就是明天给你自由，今天你也要戴着劳改队的标志。” 郭愕权是湖南人，遇事总是争先表态。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心直口快。内心没有遮拦的人。在火车上为我们讲解团河宫历史的曹克强，戏称他是大学生中的“娃儿”。“娃儿” 有娃儿的快乐，他可以把人世间的苦恼化解为零。他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你成天愁眉苦脸也是活着，高高兴兴也是活着。专政单位并不因为你是林黛玉，就把你放了出去。”基于这种认知，他一边编织着铁丝网，还一边唱着我听不懂的俄文苏联歌曲。 我沉默无言。在无言之中，怀着一种比同类更多的苦涩和浪漫。王蒙、邵燕祥、刘绍棠都有亮相的作品问世，难道我就真的是一具文学的死胎了吗——尽管张沪视若为海市蜃楼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依然闪烁着诱人的光环。我原本以为我的文学天赋，已然在修理地球中消失，但是在编织铁丝网的劳动中，我居然开始了编织小说的梦幻。一边作茧自缚，一边梦想蛹化为蛾，这种若同南北两极的对立事物，在我身上出现了惊人的统一，这大概属于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现象。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屈原老先生，虽然两次被贬，但仍不忘思楚——这可以算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吧！ 那铁蒺藜上的尖刺，是很扎手的。我就是在一边干着这个活儿的时候，一边编织我的小说的。由于事隔多年，我已难回忆起其中的细节，但故事的主要脉络，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楚——它不过是仿照那个年代的文艺模式，构思了一个与我的生活距离十分遥远“客里空” 的故事——似乎是有一个名叫彩凤的女娃，在杜鹃声声五月天里的插秧比赛中，战胜许多男娃的故事。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彩凤打擂》。这就是我在作茧自缚的第一天里的行为记录。不能小看了我这一天的心路历程，它至少说明我身上屈老夫子的印记极深，不切实际的梦想，比一般同类要根深蒂固（今天我在自拷：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表现我们这个落难的群落？）。 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一天另一个沉默无言的角色，要算是与我为邻的郑光第了。他的沉默，与我大相径庭——这是在几年之后，他以他十分勇敢的死，我才认知了的。这个来自北大物理系。体态纤弱的学子，在初到编织铁丝网的过程中，不小心被铁蒺藜刺破了手指，还流下了眼泪。在我及我的同类眼里，他是我们当中最为娇气的一员，不然“林黛玉”的绰号，不可能落到他的头上，正因为他在男儿国中有着某些女性的气质，他的手指被扎破之后，立刻有几个同类争抢着为他包扎。表面上看去，这只是相互之间的关心，并不包容什么其他更多的内涵——但是今天以历史的长镜头，回眸众多同类对郑光第之所以如此关心，其中深埋着人性的东西在内——那就是男儿国里大冷寂了，许多“亚当”受心理本能的驱使，无处宣泄的青春情慷，便不自觉地向不是夏娃的“夏娃”倾斜。 记得，当时一位与我一起打木桩的同类（请原谅，这属于隐私，我必须略去他的姓名），就对在我身边干活的李汰伦直言不讳他说： “我常常手淫。” 我当时几乎难以置信。在大饥饿年代，他的身体本来就弱不禁风，怎么能有这种行为呢？当时，因为我和他俩不在一个小队，彼此之间十分陌生，不太好开口询问这一问题。但是他们俩对于这一问题并不回避，李汰伦喜欢拉小提琴，而那位自白者，来自于文工团，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爱好，因而说起这些话来，彼此没有间隔（李汰伦平反后，与我同住在团结湖小区，当我们共同回忆往事时，他提醒我除了肚子的饥饿之外，在当时的男儿国中，普遍存在着生理本能的饥渴）。那个文工团员对李汰伦的直白，其实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只不过他把深藏在这个知识群体中的另一种焦渴，给公开化罢了。当时，还流传出一些同性恋的奇闻，一个来自石油学院的何某某，与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某某，为了另一个高某某，在茶淀农场时，曾动过铁锹云云。 因而，在编织铁丝网时，把一个男性看成林妹妹，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性中的一种本能驱使。由于生活中的阴阳失调，中国古代的开篇中“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的那种诗化了的美丽意境，在这里已经化作为乌有——道理十分简单，这儿没女儿河，因而蕴藏在男性大山腹内的地火岩浆，难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因而人性的赤裸，在这儿成为一种必然。随着作茧自缚的“鸟笼”的编就，同性之间的变态情痴，也变得更加原始。此种变态，在我的中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曾有过片断的描写——笔者不想在这方面多费笔墨的原因，因为它并非我记忆中最为沉重的部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本质的东西，是即便已是茧中之蛹时，也还在编织着自己的梦幻…… 第二部上篇(5)-逃号张志华回来了 我在第一部中，曾写到老右中的惟一逃号张志华。他趁出工提前往工地运送工具之际，从荒芜的茶淀逃走了。我不记得是哪一天，张志华又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在劳改队中的逃跑行为，当然可以以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对其进行判刑，但是张君逃离劳改队有一年多的光景，归队后居然仅仅做了一个书面检查，就算是过了鬼门关。最初，我以为是张志华自动投案，得到了宽大处理。否！他是浪迹到江南杭州后，被当地公安机关抓捕归来的。 张志华是个文学迷，因而很快成为我患难中的朋友。这个来自于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与北大中的谭天荣，以及同系的女才子林昭（“文革”中被枪决于上海），是北大第一批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也许是文学的缘分，他到了三畲庄不久，就坦诚地向我倾诉了他外逃后的一切。 “我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我热爱自由。”他说，“我在茶淀时，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出逃的时机。那天早上，我逃出界河后（指环绕于农场四周的金钟河），便南下了广州。” “钱从哪儿来？”我对他的行动充满了好奇。 “既然是想去自由天地，当然是早有经济上的准备。我在衣缝里藏了一些钱，以备急用。”他说，“当时我不敢在茶淀小站上车，而是到了远离这方水土的地方，登上火车的。好在当时队长并没能及时发现我的逃跑，因而我得以很快到了广州。” 在我所接触的同类中，除了以死来抗议五七年反右的沈林澄（见）和清华来的学生陆浩清（后边将提及此君）之外，敢于以行动去寻找自由的，张志华是第一个。他到了广州后，没有钱住旅馆，也不敢去住旅馆，便在火车站、正在兴建的空房或管道中夜宿。在流浪者中间，他认识了一些从新疆来南方作生意的小贩，小贩们告诉他从广州往新疆贩运打火机的火石，能赚些钱来维持生活——一个知识分子，由于受到过道德教育，是很难变成“三只手”，以偷窃为生的。他按照维吾尔族兄弟们的提示，从此开始了贩运火石的勾当。可以想象，这是一桩十分艰辛的工作，他第一次买了火石之后，身上已经没钱买车票了，只好与那些新疆来的小贩们，靠扒火车去往新疆。从中国的东南边唾，到中国的大西北，要斜穿整个的中国版图，其中之甘苦可想而知。 “好在我是从地狱中逃出来的魔鬼，什么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了，因而并没有大多的感伤和刺激。但我的那些同行，都是合法的公民，只有我是个“黑五类”中的老五——并且是逃出劳改农场的逃犯，一旦被发现，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张志华对我讲述这段往事时，我们正在凤河河堤上栽种果树，同挖一个树坑，同栽一棵桃树。除了昔日乾隆皇帝留下的亭台以外，我的其他同类们，都距离我们至少5米，因而没有人能听到我和他在说些什么，“还算幸运，我历经了有半个多月的行程，终于到达了大沙漠中的喀什。一块小小的火石，不过一毫米长，在广州二三分钱，到了那块地方，能卖到八九分钱。那玩艺体积又小，因而我头一次贩运，就赚了好几百块。第二次……第三次……我就成了个富翁。其间，我给福建老家，买过两块名牌手表，从广州寄了回去，剩下的钱，我想就在大西北安身立命了。” 张君这番谈话，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听天书般的神奇。我内心虽然十分敬佩他的勇敢，并从他的无畏之中，窥视到了我的懦弱；但是在当时，我仍然不能深刻地认知他这种叛离的思想意义。张君还告诉我，后来，因为在大饥饿中，从全国各地逃往新疆谋生的人大多，新疆开始清查外来人口，他觉得生存中有了某种不安，不得不重新开始流浪生活。在他开始浪迹生涯的前夕，发生了一件使我对张君肃然起敬，并永生难以忘怀的美丽故事——这故事我一直铭记至今。现在我把志华那一段话，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伊犁的一个小旅馆里，想着我将来的出路时，有人轻轻叩门。我打开屋门后，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低着头走了进来。 “‘你找我？’ “小姑娘欲言又止。 “‘我不认识你呀！’张志华说。 “那小姑娘把头低得挨近了胸脯，终于说明了她的来意：‘我……我是……来卖身的。’ “我听出她的口音来了，她是个四川妹子。一场大饥饿，使得天府之国的不少女娃到这儿来谋生。我在伊犁街头，已经见到过不少，但是不知道她们是以卖身求生的。维熙，我当时是个独身男人，又从未尝过女人的滋味，在最初的那一霎间，我当真动了男人的情欲。可是当我用手托起她的下巴时，我的心颤抖了——她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而且那沾满污垢的小脸上，还残留着没有洗净的泪痕。我是个人，不是个两条腿的畜生，我这个落难者，怎么能欺负一个落难到这儿的小女娃呢！ “她看我又坐回到炕沿上，便说：‘大哥，我求求你了。我啥子都晓得，我是第一次不顾脸面，走到你这儿来的，你就帮帮我，破了我的身吧！你不干我，早早晚晚我也得走这条路。，说着，这个小姑娘跪倒在我的面前。 “我把她搀扶了起来，给她拍拍身上的土，对这个小姑娘说道：‘我帮你，你可得听我的。’ “‘我听。’ “‘按年岁讲，我可以当你的爸爸了。那桩事儿，你万万不能做！你要是真走这条路，是自跳万丈深渊。将来大饥饿过去，你还怎么见人？这块地方，不是你的久留之地，怎么说也得回你们四川，你要是真听我的话，我给你路费，你坐火车回家去，说不定你爸妈这个时候，正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家呢！’ “小姑娘哭得像个泪人一般。这时她才说出她们一群女娃，是一块儿跑出来的。四川本来是个大米粮川，但是在这饥年，饿死了不少的乡亲。于是她们听说新疆生活比哪儿都好，就偷偷地扒上火车，到这大沙漠中来了——当她们感到中国在哪儿都不易谋生时，就想到邪路上来了。 “维熙，我无力对那一群女娃有所帮助，但对这个与我有苦难缘分的小姑娘，还是不失良知地把她送到火车站，给她打好了车票，并目送她离开新疆。临上车时，她哭着叫了我一声‘干爸’，然后又说要跟我一块儿去受罪——哪怕是地狱也好。她说的都是孩子话，她连老右是什么货色都不知道，她是一朵刚开花，就碰上了这倒霉的饥饿年代——她需要的是母爱父爱，她需要的是学校，她需要的是书本。” 团河农场虽非天堂，但是我听到的却是一首天堂的安魂曲。张志华身为逃号，能够在极度困顿的生活中，自控人性中之恶，张扬人性中之美，以地狱魔鬼的身份，演出一幕天堂里的美神舞蹈，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后，他因没有一张合法的身份证明，不敢在新疆久留，便开始了流浪生活。当他浪迹到上海时，曾去看望了林昭；后又浪迹到了杭州，在西子湖畔久久踯躅。本来这只自由鸟，是不会折断翅膀的——当时吃饭需要粮票，而张志华的粮票，是藏在用气门芯串成的裤腰带里（即把粮票卷成小纸卷，塞在气门芯的空间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粮票十分珍贵，它可以换取一切东西，而这种私下交易，又属于非法行径。有一次张志华在以粮票兑换钱的时候，遇到一个便衣警察——于是他的厄运便开始了：几经审查，他不得不交代他是一个逃号，茶淀农场派干部把他押回农场，又马上把张君转移到老右集中的团河三畲庄来。这就是张志华飞出乌笼，又重返鸟笼的全部经过。 当时凤河的水已经结冰，但张君的这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使我心中的冰砣在春水中解冻。我没有叛逆生活的勇气，但我非常崇敬知识分子中的这种类型——在我的认知中，这种类型的同类，远比在垃圾堆上觅食的同类，魂魄里多了一种自我珍视的不屈精神。不知是不是因为张君也钟情于文学，他曾流露出对才女林昭的倾心，上海当时是个管理非常严格的城市，他居然敢溜进大上海，偷偷与自谋生活出路的才女林昭见了一面。我在听他向我陈述他与林昭会面的心绪时，感受到他对她的真心倾慕。他说：他站在她的面前，感到自愧不安。因为林昭对五七年反右以及大跃进连着的大饥饿，有着十分坚定的立场——他只是以流浪达到苟且偷安的所谓自由；而林昭则在上海不断上书中央，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事实证明了张君对林昭的洞察之深——到了“文革”年代，她因不断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捕入狱——这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优秀知识分子，最后咬破手指在囚衣上写了个大大的红色“冤”字，被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拉到刑场执行了枪决。无畏的英灵去了之后，残暴成性的刽子手，还去她家收取子弹费（80年代初，林昭冤案得以平反后，在1980年12月11日，她昔日的北大同学以及一些社会贤达，在北京曾为她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追悼会。会场上除了悬挂着许多挽联和寄自全国各地的悼文、唁函之外，特别引人深思的有两件东西：一是林昭在狱中写的血诗；二是悬于她遗像之旁的一幅无字的对联。其诗因太长在这里略去，但是那一幅无字对联，却使人无法忘却。其上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下联用墨笔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此对联真是无言胜有言，将永远启迪后人去思索，去评说）。 当我还在北京日报当文艺组的编辑时，只是听说过林昭的名字，张志华在对我回叙他当逃号生活的凤河河堤上，我的心中刻上了她的名字。她是早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其对中国命运的执著关注，可以与“文革”中的张志新相提并论。当她己然是个无畏斗士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笼子里等待着报晓的公鸡。 第二部上篇(6)-我的书与梦 张志华的归来，无疑是我们痴情梦幻的助燃剂。一个逃号全须全尾的回来，表明当时政治上的宽松。偏偏在他归来不久，有一天，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通知我去场部领取一件东西。我十分迷惑，因为劳改队成员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畲庄——右派中队里来，董维森何以要我到场部去取？ 董说：“你过去写过书？” 我答：“是的。” 他说：“本来场部内勤是应当把那件东西送到中队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边都是书。” 我认真地想了想，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给我邮寄书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是张冠李戴弄错了。我当即向董指导员说明了我的想法。董说：“场部叫我去检查过了，就是你的书。里边还有你一部什么……《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报派车送到农场的。我例行的是检查的任务。” 我顿时明白了——在把我和张沪送进东城公安分局之后，《北京日报》保卫处曾对我的家宅进行过大搜查，连一些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审查。这是过去我母亲去茶淀探视我时，对我讲起过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然是身外之物，时隔两年多了，为什么又把它退还给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里，却送到这里来呢？ 董看我神情发呆，对我说道：“我来劳改单位工作时间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让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让你把书拿到这儿来；你过目一下，打个收条就行了。至于那些书籍怎么处理，三畲庄也没有地方存放，我们的意见是先放在场部仓库里，你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身子都掉进了井里，还要耳朵有什么用？我想了想，对董指导员说：“我不用去看了，我在这儿打一张收条就行了。您看……” 董维森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取出纸笔。可是当我要签字时，他又制止了我。他说我所在的原来单位，究竟在当时取走了我多少东西，他们并不清楚，他的意见还是我去过目一下为好。我说：“不用去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们之后，他们才取走的；不要说我不清楚，连我的母亲也不清楚——她是个来自农村、不识几个字的妇女。” 他点点头。 我签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并指指一只木椅，叫我坐下。来劳改队之后，我还没有与劳改干部平起平坐的历史。初进收容所时，我们沿墙根蹲着；在茶淀时我们站着，即使是坐着，我们也是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但这次我还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 —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按着阶级划分，董是专政的一方，而我则是被专政的另一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但我始终对他没有畏惧之感（包括对队长高元松），从他的第一次讲话中，我就发现在他的语言深处，潜藏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善良。果然，他首先询及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他说他已经从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来是一个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双双折进大墙中来的——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双双被送劳改之后，家里的一老一小是怎么生活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董与我谈话时的一个细节——在他听我叙述我的家庭情况时，竟然忘我地递给了我一支烟，并扔给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当我说到最动情的地方（比如：老母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去土城收容所看我时的情形），他便站到窗子前边去，大口大口地吸烟。凭着我的直感，他似乎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限于彼此的地位有霄壤之别，他不可能在我的面前流露他的真情。有时他还去抚摸一下在屋里坐着的那只狼狗，似乎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但当我提出要回监舍时，他又让我接着说下去。 至今，我已然回忆不起来究竟又谈了些什么了，但我记得直到屋内亮起了电灯，我才从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当时，我不无后悔之情；古人早有名言，叫做“言多必失”，我说了这么多，而董没有表一句态，会不会留下什么后患？在1959年向党交真心时，自己不是没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要是把对大跃进、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放卫星”等问题的真实看法，藏之于心，不吐出唇，何以会落个如此下场？！文人理性思维总是个负数——我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暗自责骂着自己。 可是一到了屋内，同类们听了关于“一麻袋书”的事，都分析这是好事。 “为什么早不还，两年多了今天才还回来？” “这里边大有文章！”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喜事，是所有老右的喜兆。” 在一片孟浪的梦呓声中，我曾经一度死了的文学梦想，在内心深处被重新点燃了。当时正值冬日，每天的劳动项目，都是沿着凤河河堤挖坑种树，活儿不算太重；再加上每天看见团河宫的亭台水榭，对比茶淀确实有一种走进了伊甸园的陶醉感。于是在周日休息时，我开始了在纸上的涂涂写写，编织铁丝网时构思的《彩凤打擂》，很快勾勒成篇。我虽然身在梦中，但还是清醒地看到，一个没有摘掉右派铁帽的人，是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我期冀着能有摘帽的幸运——因为王蒙、燕祥、绍棠……都是在摘去了头上的“桂冠”后，才有作品重新问世的。 在此期间，我的知识分子的轻浮症，可以说暴露得一览无遗。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名人说过这样的话了：看一个人的质量，最好就是看他在最得意时，是一副什么神态；再看他在最失意时，是一副什么面孔。回眸那一段时日，我失意时到还没失小雅，但是过早到来的得意，使我今天为之汗颜。记得，鲁陆山就曾变相地提示过我，现时是一块铁，一切温情的梦幻，都不过是一枕黄粱。但是自从那些昔日的书被归还之后，我的心态便开始升温——直至我有心去勾勒小说。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待那一段日子，也不无可取之处。人生在世，总是有希望才活得痛快一些。昔日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个精灵，若同一剂灵丹妙药，使生活在底层的人们 ——哪怕是在地狱中度日，也能找到诺亚方舟之桨，把地狱中的魔鬼，划到天国的极乐世界中去。其实，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和中同知识分子似曾相识，在那苦难的岁月中，阿Q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梦中之舟。 有一天，我们又在凤河旁边挖坑种树的时候，天上有一只乌鸦，飞过我们的头顶。不偏不斜，把一泡乌鸦屎正好拉在我的衣袖上。自古以来，乌鸦在民俗中就不是吉鸟，那么它的那泡稀屎，则更是凶兆的象征了。这泡乌鸦屎，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怎么它不拉在别人身上，而偏偏拉在你身上？” “这里边大有学问！” “有会解梦的没有？” “有！” 于是这泡乌粪，成了阿Q们苦中寻乐的话题——而被黑乌鸦钟情的我，也就成了被评说的众矢之的。本来，我干活时穿的是一件来团河之后才换上的新棉衣（当时衣着只有蓝色、黑色），心中已然十分不快；而那泡稀屎落在我的袖口上，又难于把它立即擦干净。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用挖坑挖出来的土块，在袖口上抹了很久，才算把那黑白混杂的乌粪给抹掉了。因而我面无笑容是可以肯定的。 “这是乌鸦落在了猪身上——黑找黑！” “这是同类相亲，黑乌鸦对‘黑五类’中的‘老五’流下的眼泪！” 一片嬉笑之声——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同类们一起苦笑。 “不！你们都说错了。要说析梦问卜，还得我曹克强。”师大地理系来的老西子，露出他的斑斑黑牙。他一开口，就使同类哑音，“让我看，你们这些甚的‘吃屎分子’，只有在这儿接受劳改的命。你们读过没有？那里边充满了辩证法，比如，其中的天人合一以及阴阳互换甚的，包括了宇宙间的许多学问。我们都是在五七年倒了大霉的人，维熙君比我们的命运更惨，夫妻俩一块从天堂进了地狱——中包含的物极必反的哲理启示我们，如果这泡老鸹（即乌鸦的俗称）屎，落在当年的乾隆皇帝身上，当然是大凶的象征。但是我们已经是地狱里的鬼了，中的阴阳转换告诉我们，这泡老鸽屎，无论落在谁的身上，谁都要走好运了。而老天有眼，这泡老鸹屎不落在别的同类身上，偏偏落在维熙君身上，正是天意表明维熙君命运要有什么转机了。你们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辩证法，因而对这泡老鸹屎，做出了完全相悻的解释——我在这里有必要对你们进行一点辩证法的教育。” 曹君是老右中少有的几个幽默人物之一。他读过的杂书又多，因而当他的话一吐出舌尖，当真起到了压轴戏的作用，有的同类表示同意他对这泡乌鸦屎“反弹琵琶”的解析，并拿我开起心来： “哎呀！从公将有什么喜事临头呢？” “摘帽子？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也许是要唱一出《天河配》吧！张沪是不是要来团河探视你？” 本来，同类们难得找到一个取乐的机会，那泡乌鸦屎便成了劳动中的一乐。曹君还煞有介事地向同类们宣布：你们这些“吃屎分子”一旦不吃劳改饭了，政府再不管你们，你们怕是要喝西北风活着；我这老西子不怕找不到饭辙，摆个卦摊甚的，还能喂饱肚子。至今，这一场苦中作乐中同类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当天，我也丢开了晦气，和同类们乐成一团。但是人生一世，确实有无数的巧合，就在那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读报的时候，与美国鬼子在朝鲜打过仗的小队长王贵峰，从队部办公室开会回来，就招呼我说：“董指导员找你，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我说：“前几天刚刚找过我了。这次……”王贵峰说：“为啥找你，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为书的事。第四小队原来的小队长，要调到院门口当中队值勤，是不是叫你去到第四小队？我这可是胡猜，你可别认真。” 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在我的劳改历史中，一直是一头磨道上的驴儿——听人呼唤的；要我去指挥别人——那等于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可是白天与我在一起干活的同类们，却立刻和那泡乌鸦屎联系到一块儿了，说我到了时来运转的时候了。并且在我走出屋子的时候，有人高喊——乌拉！（乌拉即当时的苏联语“万岁”之意） 从“乌鸦”到“乌拉”，真有点像是一个寓言。一切正如王贵峰所告诉我的那样，我走进董维森的办公室，他就通知我这一“任命”。我反复说明我不是那块材料，又没有干过这种工作。我说我不怕劳动，不怕吃苦——但是不会组织劳动，更没有管理几十号人的本领。董维森一开始没有批评我什么，听到后来终于识破了我的心机： “你是不是不愿意向政府汇报别人的思想，以显示你的清高？” 我违心他说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董维森对我亮出了底牌，他说：“你们里边不缺爱打小报告的人。比如，今天在工地上，一泡乌鸦屎拉到你身上的事，我马上就知道了——政府的耳报神有的是，可是这种汇报对你们自己毫无意义。上边关注的不是这些屁事，而是你们中间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动态。比如，你要去的四小队里，有被毛主席点过名的谭天荣，有被陈毅称之为忘了本的刘介梅式的人物周大觉……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们不过才来了多半个月，有关他俩的报告不少，但是从我的感觉里，都不是真实的——其中不外说他们至今还如何如何反动。我看，他们各方面都还不错嘛！所以，要找一个能识大局。有清醒意识的人，去这个小队。看了你的副档，别人说你思想反动的小报告不少——我看都是一些急于立功。泯灭知识分子天良的人。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一个劳改干部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的，我感到震惊。在第一部中，我曾写到过一名叫曹茂林的中队长，他展示的是对苦难囚徒人性美的一面。当然潜藏在人性美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曹茂林对受难知识分子的无法表达的同情；而这位董指导员，表现出来的没有人性的面纱遮面——他与我谈话的内涵则完全是政治性的命题，因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木椅上，惊愕地答不出半句话来。“你听明白了没有？”他见我久久无言，走到火炉旁捅了捅炉火——再把屋门关上，然后又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两眼直视着我说： “你折进大墙的原罪，我都看了。你事后写的检查，我也都粗粗地翻了一遍。该怎么对你说呢？大跃进、大炼钢铁……你表达的是许多老百姓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顶多算半个知识分子吧，但不是个睁眼瞎子。上次找你谈话，我有一点儿没有告诉你——你那部退到这儿的小说《黑土》草稿本本上，分明写着‘经查，没有发现问题’——既然没有问题，为什么非把你送到这儿来！” 我低下头来，无言以答——因为我不仅很害怕提及这些问题，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可是此时此地，被一个对我执行专政的干部，提了出来（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当1979年我的问题平反，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之后，我急于要去看望的劳改干部，除了曹茂林，就是董维森。曹没能找到，而找到了董——他请我在西皇城根他的家中吃了饭，在对饮之中，我和他一起回忆了当时的许多生活细节。我代表我们一代受难知识分子，向这位正直并关注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公安干部，表示了深深的敬意）。面对董如此的坦诚，我已无退路可寻，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对当好这一角色仍然十分胆怯。 回到监舍，当天晚上就从二小队搬到四小队落户了。尽管是一个简单的行李和脸盆之类的杂物，还是有几个同类帮我搬运。之所以如此，皆因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在曹君“反弹琵琶”的解析中，似乎得到了应验。在某种意义上回眸当时，这种命运的安排，是早就注定了的——因为董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此举，对我也有着它的负面价值——它使我本来就孕生了的梦，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仿佛我真是怀胎十月的母体，那婴儿当真就要分娩了似的。 这个婴儿就是在我心中已然死了的文学。我写信给绍棠，给燕祥，给厚明……我告诉他们我还活着，而且活得离他们越来越近，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相互叙叙别情。绍棠的信，复得非常及时，他告诉我燕祥正在忙于搞一部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的舞台剧本，他则在写他的小说。至于时局，时暖时寒，听说党内又有反右倾之说云云。他在信尾是不留名的（这是我进劳改队之前，就相互约定了的），但他那粗粗的、挥洒自如的钢笔字，我已然结识八、九年了。也就是在这段时日，我复苏了的文学神经，指使我给我文学启蒙老师孙犁，写了一封十分动情的信。为了不给这位我崇敬的前辈带去不必要的麻烦（右派身份连累善良），我特意用了一个印有许多花纹的信皮（就像是一个女性的信函），并隐去发信的地址，将信寄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我在信中告诉孙犁前辈，我虽身处逆境，但无论还要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的生命都不会离开文学。信尾，我告诉长者不必复信给我，我正在某一个劳改驿站上过着常人感悟不到的生活，并希望孙犁珍重身体。 没有料到的是，孙犁当真收到了这封信。当我在1979年复出后，孙犁同志为我第一本书作序时，在书的卷首留下这样的一段文字：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秋天（应是一九六三年的早春——笔者），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是从维熙同志写给我的。 信的开头说，在一九五七年，当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结果没得进去。 不久，他便被错划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氓，小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后说，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写信只是让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信了。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我心里很乱。夜晚，我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 “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 “记得，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说： “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当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了，他不是一个小孩子吗？” 这就是我在苦苦寻梦时期留下的一幅精神缩影。在给孙犁同志的信中，究竟还写了些什么，我已无从记忆；但是对所处境况的感慨，以及圆我文学之梦的期冀，深藏在文字之中，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但是不久，沉重的体力劳动，第一次撕碎了我的梦幻。 第二部上篇(7)-挖湖造山的记忆 在团河农场的日历牌中，没有比这一段日子，更具有英雄主义色彩了。 在凤河边上浪漫了不久，我们便开始了一项名叫“人工湖工程”的艰辛劳动。那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 那里远离团河宫，而在总场场部的一侧。死了诗情的风景线，同类们又回到了过去的日子。开挖人工湖动员会上的报告很简单：团河是个经常接待外国人参观的模范监狱（南区皆为犯人），为美化环境之需，要开挖一个开阔的人工湖，把挖湖的土，堆成一座山——有山有水，将为农场增光增色。当然，这里边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让右派们在艰苦的劳动中脱胎换骨。中队长高元松是个讲话简短的人，没有虚词废话。 在我的记忆中，这项工程是在我担任第四小队队长之后的一、两天内开始的。由于我们要到离开三畲庄很远的地方去挖冻土，因而每天要带上锹镐等许多工具，列队前往工地。也正因为路远，中午不能回来吃饭，伙房要把饭菜送往工地——在露大的冬日荒原上吃午餐，十分艰苦。此外，同类们需要把一筐筐挖出的稀泥，运往几十米之外的地方堆积成山，这之间的距离，足以使懦夫怯步。 在80年代的一年夏天，日本女作家山崎丰子，来我家做客时，曾敏感地看见我的双肩失平。我向她简单他讲述了当年挖人工湖时的状况，我常用左肩，所以左肩比右肩高出来一块肉疙瘩。山崎丰于是个直性子的老太太，她用手扒开我的衣领，站在我的面前，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儿，突然之间，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我则没有任何感伤之情，因为若论肩上的磨难与负重，我可能还比不上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挑夫——我想，她的眼泪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流，是为中国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而流淌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留下双肩失衡症的不止我一个人——我们像是一匹匹苦驼，只知道拼命地劳作。 我这个小队长的差事，本来可以不参加劳动的。但是受一种使命感的支配，我从不借此逃避劳动——正好相反，哪儿活累我往哪儿跑。记得有一次，四个小队举行抬土的擂台比武，当时土山已堆到几十米高，比赛的项目是看谁能抬土最重，而且要不歇脚地。一口气把泥筐抬到山的最高峰。我自告奋勇充当了这个角色，与我同抬一筐重约五百多斤泥土的人名叫王玉珊，是来自北师大的大力士。泥山的路滑滑的，我们仍蹒跚着艰难地向上迈着双脚，走着走着，只听得叭地一声巨响，我们肩上的硬木扁担，被压成了两截。 土山上下，响起一片欢呼声。 我和王玉珊双双跌倒在了泥山上。 参加开湖造山劳动的只有我们清一色的老右还有在工地巡视的高元松队长。高元松这个人有个特点，无论天气多么冷，他总是不戴帽子，寸头下的那双耳朵，被冬天的刀子风割得通红通红。就在我和王玉珊压断了扁担的那一天，他把我叫到了一个避风向阳的角落，先让我披上棉衣（我当时只穿着一件单背心），然后提示我说： “中队派你当小队长，不是让你玩命的。你的工作任务是关注你活段的全局。” 我说：“劳动已成为我的本能，我没有浮肿病，有力气干活。” “董指导员对我说了你的情况，中队是有意识地让你脱产。你明白吗？” “我……我……我不能不干活。今后我更注意全局就是了。” “你听清楚，今后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他说，“万一扭伤了腰腿，你老母亲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她会在夜里做恶梦的。” 说完这句话，他就走开了。 他的最后这句话，使我牢记了半生。因而在1990年的冬天，我重访团河农场时，特意提出要见见高元松。场长把他找了来，我们坐在一起叙旧。他老了，我也老了，惟一没有老的，是团河农场上空的那一轮骄阳。我们去了当年挖湖造山的老地方，山没有了，水也寻觅不到（原来是准备引进凤河水来造湖的），眼前只有一个大大的圆土坑，它的四周是一堆堆的乱土。 可是这儿曾留下我的多少记忆？我和我的同类们又在这儿流下过多少汗水？我印象中最为深刻的，连浮肿号都主动要求上阵参与挖湖造山——我的学长赵岳，永远吃不饱的徐继和，还有相当数量的饥饿后遗症患者，都到“桃花源”中来修建梦中的“伊甸园”，希望通过艰苦的劳动，有一个好的表现——因为此时正是我们这个受难群落的多梦季节。 记得，徐继和在那段日子里，还演出过震动了所有同类的一幕戏剧。有一天，他实在感到肚饥难耐，去伙房偷吃了一些白面馒头还嫌不够，他居然敢到干部办公室，去吃董指导员桌子上的葡萄。他偷吃完了之后，还在董的桌子上，留下这样一张纸条：我又犯了错误，把您的葡萄给吃了。我自知这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我无法管住我这张嘴。您批我斗我我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是知识分子留在那个年代的真实印迹。这个十分奇特的事例，虽然在同类中引起了不小的非议，但是董对这一问题，并没有过于认真。在例行的小队长会议上，他说： “徐继和是二小队的，王贵峰你应对他进行批评。一个人最可怕的，是没了自尊自爱——他一来到这儿，我已经对他说过这一点了，在垃圾堆上捡烟屁股抽，这不像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过了不久，在工地上吃中午饭的时候，徐继和又当众出过一次洋相：他与同类打赌，说他的肚子是无底洞——就像人工湖的坑，有多少馒头他都能揣下去。同类中不缺喜欢逗乐的人，便想办法给他节约下十几个馒头，看这个大肚汉的表演。最后馒头倒是吃光了，但是肚子却胀得解不开裤腰带了。没有办法，几个同类还要帮他去解腰带——因为他急于要去大便。此事，引得同类们大笑不止。成了徐继和留在人工湖的一则《笑林广记》。 此事，也传进董的耳朵，但董对这件事没有过问。我想，一定是董对饥饿后遗症渐渐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才有了对徐继和的这种宽容。按说，当时的粮食定量是不少了。在劳动工地上，中午每个人四个馒头一碗菜，可是仍然有人觉得填不饱肚皮。与我一个小队的刘士康、郭锷权，几乎每天都要从我手里要走一个馒头，我实在不知他们的肠胃与我的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每天都要挥动锹镐，与他们耗费着同样的热能。 有一次，在工地休息的时候，我和学长赵岳坐在了一块儿。我要他为我解疑，他说他饿怕了，便有了这种精神上的遗留。在茶淀农场时，他见过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有一个浮肿号去见上帝了，当时他们分场仅有的那口活棺木不够运死人用的，便临时打了一口薄木棺材。正当同号们为他钉棺木的钉子时，分场场长走了过来，他打开棺木的上盖，有意无意地摸了摸死者的脑袋，发现他还有体温。他又把耳朵伸到死者的鼻翼之下听了听，发现死者恢复了呼吸。场长马上命令把人抬出来，结果这个已然进了阎王殿的囚号，又活了过来。赵岳与他在大炕上为邻，每天看他摆弄他那被钉棺木的钉子钉破的衣裳，并说要一辈子保存下来，当作死亡纪念品。赵岳被他的死而后生吓怕了。本来他的肚子就空，加上那纪念品每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便有了见东西就往嘴里塞的习惯。 听赵岳一说，我似乎对徐继和与他的行为有了一点儿理性的认知——他们像是得了某一种疾病似的，看见食物就会产生不可抗拒的条件反射。但是他们也来工地挖湖造山了，其体力和精神的付出，都要比正常的人多。特别是徐继和，说他身体缺少热能吧，可是他在严冬时节，专爱赤臂裸胸地大干——这至少说明他尽管染上饥饿的神经质，心里也还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有个良好的表现，以达到早日离开这里的目的。 从严冬到开春，我们的汗水洒在了人工湖，其中还包括一批浮肿号的忘我劳动。当我 38年后去寻找它的身影时，它己化为乌有。只有那荒芜的废墟中，还残留着我们当年的劳动印迹。我不无感伤地在那儿站了很久很久。令人欣慰的是，在那向阳的土坡中间，我看见有草芽从废墟的缝隙中钻出来——它挺像当时的我们。 在这段日子里，好像只留下巴鸿（北影导演）一个人在三畲庄，他的任务是打扫卫生。这不是他不愿意去人工湖轰轰烈烈一番——他从东北劳改农场来到这几时，一只手的五个指骨，已然抽缩成了伸不直的鸡爪一般。当然还有伙房的一些同类，因为人总要吃饭，少不了炊事人员。究竟准干上了这份美差，我已记不清了——直到80年代，我的《德意志思考》在华侨出版社出版时，该社总编李是同志打来电话，和我来了一个黑色幽默：“过去我给你掌勺烧菜，今天我给你出版作品——老伙计，我当年是给你做饭吃的伙夫！”经他提示，我才记起这个瘦高瘦高的同类——他当年充当的角色，是人工湖的后勤。 这个时期，董指导员向我询问过谭天荣和周大觉的表现。对于这些事情，并没有因年代久远而忘却。我谈及谭时，说到他体质很瘦弱，但在人工湖的劳动中，总是找重活干，表现是很出色的；至于周大觉，是个不善言谈的老实人，他总是像牛一样埋头劳动。为了言出有据，我还提出高元松队长每天去工地，可以证明我的汇报绝非虚言。我想：如果高层的头头们，以他俩为尺子丈量全体老右表现的话，我无愧于同类，更无愧于良心。这是回眸挖湖造山之尾，不能遗落的一笔。 第二部上篇(8)-第一次回家探母 大概是在这一年的二月，老右中家居北京的有两个人被允许回家探亲，我是其中的一个。能够在专政机构中受此厚待，在我看来完全出自于董和高对我的同情。前一节，从董和高与我的谈话中，读者已能管窥到一二；两个人所不同的是，高说得比较含蓄，而董的谈话则更为赤裸。 那是一个周六的黄昏，我从菜园种菜回来。刚刚走迸铁丝网编织成的大门，门口值班室的值班员李喜兰，就对我说：“董指导员叫你马上去他办公室一趟。”他对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神情多少有点诡秘。 我有点儿奇怪，因为下午董还在菜园巡视，并为了何修俭的一句活，对我们进行过训政。他是常常在劳动工地找老右谈话的，为什么他不在工地找我，而偏偏让我下工之后，立刻去他那儿呢？是不是何修俭的事还没算完？！其实下午发生的事情并不大，但是董为了这件事，动了肝火。我们种菜的菜园，周围是挡风的风障，它是为了防止春寒把春菜冻死，用秫秸夹起来的篱笆墙。因为这种透风的篱笆是不隔音的，何修俭听见有脚步声，便对同类们说了一句：指导员在扒着篱笆缝儿，偷看我们干活呢！他的意思不外是提醒同类，不要站在那儿给铁锹号脉——快点干活。 此话被董听见了。他拐过风障之后，立刻让我们停下手中的活儿，对我们说道：“你们是人，又是人中的知识分子。我有什么必要，非要偷偷看你们干活不可——你们中的谁这么讲，本身就是自轻自贱。磨道上的驴子，才要有人看着呢！如果这些话，出自那些流氓、扒窃者之口，我用不着这么认真——你来自石油学院，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大学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讲了这话，实际上就是自我堕落！就是自我轻蔑！何修俭，回去好好检查一下思想。这对树立你们的自尊自爱是有的放矢。一场大饥荒，饿丢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自尊。” 何修俭低下了头。 董维森的脸涨得紫红。 这是我来三畲庄之后，第一次见到董维森对我们发火。因为这个火发得有思想深度，因而同类们并没因为董的发火，而对董有任何非议；正好相反，董在老右之中威信一直很高（我们平反之后，许多路过北京的外地老右，如上海的程海炎，福建的张志华……还特意想去看望董，只是因为董当时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工作，因其工作忙而没能见到罢了。这在中国的劳改史中，是罕见的）。李喜兰的话，让我首先想到的是下午发生在菜园里的事情，董是否在今天晚上，要何修俭在小队做检查？！ 我没脱工服，就直接奔向了董的办公室。一件让我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就那么简单地发生了。他说，经过向上级请示，我可以在今天回家，明天晚上按时归队。注意事项就有一条，回到家之后，先向派出所报到——这本来是毫无意义的事，但却是必须例行的公安条例。 我已经回忆不起来我当时说了一些什么话了；但是由于强烈的感情冲动而引起的狂烈的心跳，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本来我下午去菜园，是专为这件事情而去的。中间出了个何修俭的问题，我就把这件事给忘掉了。现在你洗洗脸，换身干净衣服就走还不算晚，从黄村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大约一个小时的样子。你有买车票的钱没有？” “我有。” “那你就早一点儿动身吧！” 我向董表示了谢意，急忙出了他的办公室——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当我突然出现在老母亲和小儿子面前时，我难以想象这一老一小会不会认为是在做梦！但是几年劳改生活形成的行为本能，还是让我立刻又走进董的办公室。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手续之类的东西，比如放我回家的证明信什么的……否则派出所会不会认为我是个逃号？” 董维森笑了，对我说了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话：“我说从维熙，你真是被关呆了，逃犯有自动去派出所报户口的吗？你别在这儿疑神疑鬼的了，公安机关都是一家子，彼此会互通消息的。” 我走了。 我第一次走出劳改队的铁丝网。当我更换衣服的时候，同类们自然羡慕不已。我至今还记得曹克强咧嘴笑时的那一口黑牙： “同学们，你们不信也得信我曹黑子的预言。想当年我的老祖宗曹孟德，在赤壁战船上，见乌鸦绕船而飞，我们那位老爷子知道那是凶兆，于是有酒后赋诗，装疯卖傻地在舞戟之时，刺死了他身旁的谋士。我们那位老爷子，以为见血就可以避凶，躲过赤壁之灾；可是他忘记了一点，乌鸦这种玩艺儿，对权势来说是没法逃避的克星。反过来说，对于无论甚的贱民，则是大吉大福之兆。维熙你老兄能够在今天回家探望老娘，都托那泡乌鸦屎的福。” 我只好说：“大家同福！大家同福！”在一片嘻笑声中，踏上了返京的路途。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没有吃晚饭居然不知道肚饥。黄村车站，在团河农场的西南角，而三畲庄则在农场的东北角，我要徒步穿过大半个农场。因为适逢周未，见许多刑满释放或解除劳教后强制留场就业的农工，骑着自行车逆我北上。我想，有那么一天，我也可能成为那些“飞鸽”中的一员，每个星期有一次回家的机缘。但是我的心又有些酸涩，难道一个知识分子，最好的结局，就是纳入“飞鸽”的队伍？茶淀的老乡戏称这些就业人员为二劳改—— 就是说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离开专政的囚笼——这不是我的近虑，而是我的远忧。 我是在永定门转乘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的。冬天大黑得早，没走出农场时天已然黑了，待等汽车快要开到我阔别了三年多的那条魏家胡同时，街上已经行人稀疏。我暗自庆幸我是晚上回家，没有熟人能认出我来。但随着离家越来越近，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狂跳了起来。不远处传来小贩吃喝着叫卖“紫心萝卜的声音——这声音我是非常熟悉的，昔日的冬夜，每到这个时刻，我都丢下耕耘之笔，跑出院门，买上一个又凉又脆的萝卜，嘎叭嘎叭地咬上几口，以助文趣。但此时我却怕与那个卖萝卜的老头碰面，他走北墙根，我走南墙根——一句话，我完全是一个过街老鼠的心态，似乎那些与我无关的路人，都是两只眼睛盯着我的猫。 古语说：作贼心虚。在那个专政年代。不是贼的人，内心也像是揣着一只兔子，七上八下地不得安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那天，幸亏把门的高家，还没有关上院门，我轻轻推开院门，又轻轻地关上。我家住在后院，可想而知我会脚步无声地穿过前宅。当我来到后院我母亲和我儿子住的西屋时，三间屋子里还有一间亮着灯光。我一边叩打有灯的那面玻璃窗，一边轻声喊了一声：“妈——” “谁呀？” 我的心在颤抖，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同样失去了常态。 “是我！” 够了。世界上最熟悉儿子声音的是母亲，她匆匆地拉开了屋门别棍。老母亲开门的速度之快，显然是由于她的兴奋和惊愕。然后，她匆匆地关闭了房门，满脸恐惧地对我说： “你怎么回来了？” “妈，您放心，是队长叫我回来的。” 母亲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是真？”然后，泪水便像小河一般，淌下她的双腮。 临近家门时，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绝不流泪。家里家外。就我这么一个男子汉了，不能对一老一小轻洒泪水。我笑着对母亲说：“我能回家您该高兴，说明我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 妈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你可瘦多了！瘦多了！” “您不是说过人太胖了不好吗？现在我们能够天天吃上白面馒头了，比茶淀强一百倍了。”我说，“您想想，团河才离家几十里地远，等于就在您的身边！” 母亲还想多说些什么。我说：“为了能早点到家，我还没吃饭哩！” 这句话起了作用，母亲赶紧捅开火炉，给我弄吃的。借着这个空档，我悄悄走到床边，仔细端详与我阔别了三年多的小儿子。他仰面睡在床上，脸儿鼓鼓的像只皮球。一定是他白天玩累了，我与母亲刚才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不知道也好，不要让他的梦随着我和张沪的处境，而变得像破碎的肥皂泡。过早地告别童真，对孩子是个最大的痛苦。眼下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右派，也还没有懂得那道政治代数题——右派＝反革命；一旦他知道的多了，光洁的额头上，会提前出现皱纹的。 我亲了亲他的脸蛋，又给他掩掩被角，坐在桌前吃母亲煮好的热面条。之后，我和母亲度过了一个高兴又酸楚的夜晚。我们是三代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下的，母亲告诉我写字台上堆起的老高老高的一摞火柴盒，是一老一小的主要谋生手段，孩子姥爷（张沪的父母亲）每月支援一点，加上我曾有一点稿费存款，日子还能对付。我对母亲说的几乎都是让她宽心的事，比如，报社把搜查时拿走的东西，如数退还了等等（其实是否如数，我根本不知道）。我至今清楚记得母亲说了如下的话：那书咱就别要了，你看看这些年倒了霉的都是你们有文化的人。我母亲是个大字认不了一斗的文盲，能在那个年代讲出这些话来——并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第二天，我拉着儿子从众的手，去照相馆合影留念。无知而纯洁的孩子，高兴得蹦着跳着走出院子。他看不出院子邻里的眉眼高低，而我则把人间冷暖看得一清二楚。北屋刘家，东屋霍家都出身不太好，因而对我有着本能的同情；外院的迟家与王家，家里都有人被关在大墙之内，所以有着同病相怜的内在关系。所以当我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时，没有歧视的目光扫射过来——但有的知识分子邻居，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了想，为了避免多余的话，还是打主动仗为好，因而不等询问，我抢先告诉他们：放假一天，回家看看。尽管这样，霍家大妈，刘家大嫂还是问这问那，并一致说我精神很好。我自知这是对我的安慰，还是感到如梗在喉，有说不出的酸楚与苦涩。 好不容易走出院子，与小儿子在照相馆合影完毕。小小人儿紧紧贴着我说： “爸，你总不在家，怎么只休息一天？” 我支应着。 “别人的爸爸，都住在家里，你也搬到家里来住吧！” 我正在想怎么回答儿子的问题才好，他的另一个不解的问题又提了出来：“爸，你放假回家了，妈妈怎么不放假回来？” 我不能不欺骗童真了，我说：“快了！快了！” “快了是什么时候？”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们走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小儿子的心中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而这些为什么都是我回答不出的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沉默无言为好。小儿子在高兴中还提出些什么，我己无法述说清楚，但在这个时刻，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我还没有去派出所报户口呢！本来这是昨天晚上就该办的事情，因归家心切竟然把这件事给忘记了。而此时，小儿子又紧紧地贴在我的身边，带他去派出所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久别父亲的孩子，好容易享受到一点点父爱，不愿离开我一步。我只好匆匆地先把他带回家，对母亲耳语了几句，让母亲把他哄骗在家里画火车（他从小爱画火车，于1979年我彻底平反时，他考取了中央美院）。 我家的住地属于景山派出所管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一个被专政者的身份，走进公安机关。好在派出所的户籍警，听完了我的自报，并没询及我其他问题，这使我在走出派出所时长出了一口气。事后我才知道，管界内的被专政对象多得很——我因为是初涉雷区，自然是充满了不安。也算凑巧，在胡同的拐弯的地方，碰上了昔日管理我们那一片的片警小刘，我只管低头走路，自然是他首先发现了我。 “喂，你回来了？” 我过去总叫他小刘，此时却喊不出这个称呼。我连连点头：“农场放假一天。” “你现在在哪个劳改农场？” 我如实告诉了他。 “好好劳动，国家总有一天会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 我见他态度和蔼，便大着胆子对他说道：“刘同志（是不该称同志的，但我找不到更为合适的称呼），我家里只有一老一小……” 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多麻烦你了。” 话也只说了这么多。他虽然不忌讳我，但我怕给人家找麻烦。在那个岁月，一个身穿警服的人，主动与一个等同于反革命的右派打声招呼，就算是有胆子的了——我有这方面的自知之明。回到家里，与母亲说起路遇小刘的事儿，母亲告诉我，他曾来过我的家，问过有什么困难，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不是势利眼的小人。中午，母亲给我烙的肉饼——当时的肉是定量供应，我那一顿肉饼，大概吃掉了一老一小全月的猪肉。 下午，我与儿子享受了天伦之乐。他把一棵画满火车的纸，一张张地摊开在床上。他说这是火车站，他长大了要去当火车司机。我笑，妈笑，他也笑。本来我是要去看看刘绍棠的，但觉得刚刚回家，就离开家去办个人的事，是会让老母亲和小儿子伤心的——加上当时电话还很不普及，无论去哪个朋友家一趟，都得有半天的时间。要知道，这一老一小是我灵魂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年多梦魂萦绕的感情断桥，是难用半天时间弥合起来的。 在我记忆中，那是最短的一天。黄昏来得比任何一天都早，母亲为了叫我早点返场，提前做好了晚饭。但是待我要踏上归途时，小儿子哭闹着不叫我走。见到儿子流泪，我的心都碎了——还是母亲柔中有刚，严于理性，她把孙子揽在自己怀中，同时挥手催我上路——我是在心爱的儿子的哭声中，上了公共汽车的。 第二部上篇(9)-三月十五日这一天 我被允许回家一天的事情，在劳改队若同一次精神地震，在我的同类们中间，被视为解禁的一颗信号弹。我归队之后，在菜园的劳动中，又发现了一个不解之谜——董和高一连几天没有露面。据门口值班员透露：这几天头头们在场部开会。 本来在菜园干活就十分轻松，篱笆圈里就成了议论天下大事的园地——比如，1962年1 －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人们还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它的余音，并把我的回家与中队头头们的连续开会的事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央在1962年8月，已经开过了八届十中全会，会上的调子已然从纠“左”又转向了继续反右（彭德怀上书中央的问题，被毛泽东提到了会议日程上。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其内情，也是盲目乐观。自作多情的一个原因），老右们似乎只记住了形势有利于自身处境的一方面，而忘却了不利于自身摆脱困境的另一面。因而，我们的梦幻常常是空中楼阁——我自己也概莫能外。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前文提及过的那几位十分理性的同类，依然故我地表示出淡漠的态度之外，多数同类都认为，解决老右问题的时间已然到来。记得在菜园劳动时的“自由论坛”，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你们还记得吗？”有人提示说，“在告别茶淀的时候，李文山队长曾问过我们，‘你们到了北京，有上街穿的衣裳没有？’” “对了，还问过徐州，你过去是教音乐的，现在你的手指还能弹琴不能。” “看这架式，是要开笼放鸟了！” 中国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天真与幼稚，在当时暴露得淋漓尽致。反过来看，它也正好说明了这样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可以说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具有愚忠精神的一代。有几个外语学院来的老右，在那一段日子里，嘴里已经嘟嘟嚷嚷地熟悉开他们丢下的外语了。似乎他们昔日掌握的专业。马上有了用武之地似的。据我的回忆，那一天是1963年的3月15日，董和高突然在三畲庄露面了。董宣布当天上午全队停工开会，同类们似乎从董的满面笑容上，窥视到了我们命运的转机。特别是全体老右在院子里列队集合之后，总场场部的一位负责人（我己记不清是哪一位头头了），又突然出现在会场上，这更使那些乐天派的老右，欣喜若狂。但是历经了很短时间的激动之后，同类们的心立刻从云间坠入谷底。他作的十分简短的政策性说明，完全冷却了老右们的心。这并非“开笼放鸟”的一次会议，只是解禁劳动教养到了期限的老右。1961年5月25日，全国劳改系统同时对劳教分子宣布的劳动教养期限，有两年期，有三年期。截止到1963年3月15日，两年期的老右，将接近期满。这次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对两年期的同类宣布解禁。而在老右的部落中，两年期限的只占少数，绝大部分劳教期为三年——这与同类们想象的“开笼放鸟”，有着极大的反差。因而，同类们的狂热顿时成冰。 董维森受总场之命，宣布的解禁名单。我听了听，名单中的同类，大多是有着革命资历的老共产党员：如上海老地下党党员——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来自政法学院的老党员邓成，老北洋大学的韩大钧……我的心也冷了下来，因为我的罪行中有攻击大跃进等内容， 1961年在劳改矿山时，被定为三年的劳教期，这意味着我要到1964年的5月25日，才有可能被列入解除劳教和摘帽之列——此时此刻，离那一天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尽管如此，我还是为我的那些解禁的同类们，暗暗祝福。能往前走一步，就比原地踏步要强；回不了原来单位，当个农工，总比圈在铁丝网内的自由幅度要大一些——这虽然很不情愿，但面对铁的现实，谁能有挣脱“紧箍咒”的办法呢？！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我感到极度失望之际，阴云中又突然出现了一线曙光。董维森在宣布完了为两年期的同类解禁的名单后，话锋一转，谈到还有的同类要提前解禁。这一宣布，使我在内心中又升起一丝希望。之后，我从董的宣读中，第一个就听见了我的名字，我是属于既提前解除劳教、又同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两年期中，有人只解除教养，不摘帽子）。与我同时受到幸运之神光顾的，是来自于建筑学院的穆树方。 至于后来董维森又讲了些什么，我的双耳如同失去听觉一般——我的思绪完全沉浸在解析自我的命运之中：我想这并非命运之神对我的厚爱，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董维森与我思想上灵犀相通之结果。几个月前我和他在队部的那一次谈话，与其说是我的罪行自述，还不如说是他的心灵独白。只是他代表的是身穿警服的专政一方，无法对我更深层次的表述他对中国政治生活的看法而已；但是他还是曲折地表达了他对形势的理解。这在当时的干部阶层中，是极为罕见的事例。董当时能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及我的一些同类表示出人道的情怀，并尽其所能对我这样一个因讲了过多的实话，而落了个“反动至极”罪名的青年作家，给以他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一个勇者的行为——这个行为的深刻内涵，所展示的是无畏的道义力量。 记得，在散会以后，在老右们分组讨论会议感想之时，他和高元松把我和穆树方叫到了队部的办公室。他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只是告诉我们到农工队以后，要好自为之。语言虽少，但是语言之外的无声语言，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知识分子，都能体察到的——这是我在三畲庄最为珍贵的、永远也无法忘却的记忆。 回到监舍，同类们的祝词自然不少。但这些已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声音和色彩；但是“地理仙”曹克强君，对我说的富于哲理性的几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他说： “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到此结束。你也知道那是在苦闷中找乐。你走了，我会想你的；我只想提醒你两句话，算作者西子的临别赠言。一、果子到了成熟季节，不用人去摘，它也会自然落地；二、没熟的果子，虽然被人摘走了，它也不压秤舵。”我理解他话中的含义，不外在警示我，现在还没到果熟时刻，我就被摘走，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的。当然这是政治隐语，意思是走与不走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还有一层话外音，就是自己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最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你是遇到爱才的好干部了，他们完全是一番好意。让我祝贺你提前从‘大劳改’，变成了‘二劳改’。至少你老娘可以经常看见孩儿了！” 第二部上篇(10)-步入“桃花源” 离开了众多的同类，我和二十多个名义上取得了农工称号的摘帽右派，分别被分配在第二大队。前文已经有过交代：南区第一大队，是犯人区——那儿大墙、电网。士兵在岗楼上持枪而立；北区二大队，则是一片果园。 我们被分往二大队的不同的几个中队。与我同时分配到一中队的老右（这里所以仍然自称老右，实因关进大墙的老右，并没因摘帽而取得公民资格——后文将逐渐谈及），有陆丰年，即在第一部中写到的因煮食毒蛇、癫蛤螟，而从阎王殿中逃出来的那位老兄；还有来自中央某部委的何群，他俩都是上海人。后来又陆续来了原内务部街中学的体育教师刘景祥和另一位教师（记不清学校了）张玉民。不知是中队出于管理的方便，还是出于凑巧，这几个老右，都被分配在桃园劳动。 时正春日，二百多亩桃园。两千多棵桃树，已然初吐花蕾。一场春雨过后，桃花绽开成一片花海，大自然没有界限，它赐给我们的同样是一片盎然生机，使初到这儿来的我，心情为之一爽。特别是这里界邻外部的自由世界，站在桃园的边地，可以看到马路上的行人川流不息。无论怎么说，这花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茶淀从没有过的花香；每天在树行子中耕耘虽然汗流泱背，却真有身在“桃花源”之感。 记得到桃园没几天，我在树下种草莓时（长长的桃树行下都种有草莓），有几片桃花，在风中徐徐飘落，我忽然记起了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几句极为盂浪的诗：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朵万朵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落 人从花中双双来 触景生情地想起了还留在茶淀的张沪，绝好的风景立刻一片肃杀。她给我来信说，她们少许的几个右派，只有一个老右摘帽（马敏行——唐达成之内姊），她和另外几个老右，原地踏步。我很感伤，无论哪方面来说，张沪都应比我先摘帽——她出身革命家庭，我出身地主家庭；她是上海的地下党，在解放前的1947年，差点掉了脑袋；而我那时候，还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学生。之所以反差如此之大，只因为我来了团河，碰到了十分爱才的董维森，问题就这么简单。 说来也巧，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阴晴无常，我来桃园不久，大概是对老右的解冻，也告一段落，董维森从右派队调到我们中队当指导员来了。他一到这个农工中队，我就被委派当桃园班副班长。几片桃花飞落在我身旁，所以能勾起我的浪漫憧憬，与我当时多方面的处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种心绪中，我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把我涂鸦成篇的小说《彩凤打擂》，在周日回京休息时，寄往了《中国妇女》杂志——当然我必须言明，我已摘掉了右派的铁帽，这等于是投石问路。与此同时，我致函中国作协，我已不属老右的范畴——我虽然被《北京日报》社开除公职；但作协的性质是学术团体，并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处理。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清楚其原因，有一天，董维森把作协寄往团河农场的一封信函交给了我。虽然劳改队例行了对信件的检查，但董维森把信内寄来的一张电影晚会的票，交给了我。 我用目光询问董，该如何处理。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全团河农场没有第二件。 董笑笑说：“这是好事么，中队给你一天假。拿到信后，我看了看，电影晚会在星期四，不是在周末；中队还是让你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当天算你出工。” 我虽然有点飘飘然，但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知之明。我说：“这不太合适吧，不知过去有没有这种先例？” 董的回答使我终生难忘：“过去这儿没有管理过右派。没有先例没关系，我们可以开创个先例。你去吧！” 记得回京看电影的那天，算得上梦上续梦。家里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一封来信，言及我的小说将要发表。编辑询及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并要我立刻复信给她（她姓秦，名字己然记不清了）。我如实把我的情况，函告了这位女士，然后去参加电影晚会。当时作协俱乐部，在王府井北大街路东的一座礼堂，离我家还有几里地的距离，对于劳动了几年的我来说，这点路程完全可以以双脚代替公共汽车。可当我走近作协俱乐部时，我的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在那儿我肯定会碰到熟人，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批斗过我的人，我将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必将发生的尴尬？我是想看到我昔日的一些朋友的，我又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想来想去，我还是晚些进场为好，因为我不想过多地失去我应有的自尊。 大概电影已然开场了，我才进场。尽管我回避着文学界同仁的视线，还是被康濯首先发现了。他轻声地招呼我： “从维熙，你……你……”他因吃惊而更为口吃，“来，坐过来。” 我坐到了他身旁的位子上。不待他对我再进行询问，我用最为简明的语言，向他说明我的一切。反右期间，他在批判刘绍棠的时候，虽然点过我的名，但是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在我看来是迫不得已。他对同年代的作家，据说有湖南辣子之称，但他对待文学晚辈，还是很宽厚的——我早在1953年就结识了在文学讲习所工作的他，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之前，是他介绍我参加作家协会的。出于良知，我不能对他有任何的不敬。他听了我的情况后，说了几句勉励我的话，要我努力改造思想云云。 我记得当天看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片，片名是《珍珠女王复仇记》。由于其中许多裸体镜头，康濯连连摇头。之所以如此，因为当天他是带着他的儿子来看电影的，怕是有伤风俗的画面，对孩子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则感到是一次真正的解禁，因为在那个百花凋零的年代，了解一下世界电影的潮流——尽管我也不适应影片中过多的肉色渲染，但还是感到没有白来。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散场时我看到了在北京人艺工作的老同学刘厚明，他十分关切我的处境。马路上已经行人稀疏，我和他在街头踯躅了很久。我对他毫无保留地谈了我的心声，他当即问我愿不愿意去东北文联工作。我当时身陷囹圄，还考虑什么东北、西北，我说我哪儿都愿意去——只要能让我写东西就行。 一场荒唐梦！ 我是到了1964年，才梦断“桃花源”的。 我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来信，小说因故不能发表。那个“故”字是什么，当然是政治之故。进京时顺访厚明，厚明说东北那个单位，已经同意要你，但是……但是……“但是”是什么，当时他没有明确告诉我（直到我1979年平反回京，厚明才告诉我，他为我的事情，还遭到了划不清界限的指责。东北某城市文联，去我的原来单位商调时，原单位不仅没有支持，反而认为厚明牵线搭桥，是划不清界限的立场问题）。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去绍棠家，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党内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他和燕祥已无发表作品的自由——王蒙在北京师院教了一段日子的书，现已调往新疆。他还列举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的轮番批判。特别刺耳的是，我从绍棠嘴中得知，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第一次出面组织对鬼戏《李慧娘》的批判。当天，我和绍棠都喝了不少的酒，深感对老右的解放，已化作为中国天空飘逝而去一朵祥云。到了1964年的春节，我去绍棠家看望他时，他给我看了一段他手抄下来的——毛泽东于1963年底对文艺界的一段批示。我转抄了下来，当时的意思是警示自己丢开幻想，不要再做回归文艺队伍的美梦。保存至今，成了那一历史时期文化界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的批文如下：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到了1964年夏天，绍棠在一个落雨的晚上，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和孩子时，又把更坏的消息告诉了我。它就是后来成为文艺界人人感到自危的那段毛泽东的批示。胡绳将其写进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 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至此，我的梦已经变成了碎片。我在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卑贱，但无文场中没完没了的纠葛，这不仅仅是自我安慰，也是当时的真实——我无路可走，只有安身立命在“桃花源”里耕作——当我的园艺工了。 当时我被评为二级工，月工资36元2角，除去每月吃饭用去20多元，加上吸低档劣质烟草，所剩无几；但是每周周未，可与母亲和儿子欢聚一次，这对我的老母幼子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一年多的光景，儿子曾对我表示过不满，说我星期天总不在家里跟他一起玩，小小人儿还不知道他的爸爸，此时正在为改变厄运而挣扎。待这一切成为泡影之后，我才第一次带着已然7岁的他，走进动物园。这是我的儿子第一次看见老虎、狮子和大自然中的各种动物，孩子当然高兴至极，但是我却对那一个个状若电网似的笼子，有着格外的敏感——小儿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此时他的爸爸正在见景生情地自喻——我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我曾像一只腼腆的家兔，但专政的铁笼，却把一切生灵都视若为凶猛的老虎和狮子了。 始自秦皇大帝的焚书坑儒，中国文字狱史就已开篇。司马迁受宫刑，可算是远古时的记录；后来的进步，不过在于脸上不再刺字或躯体上不留什么文囚的痕迹罢了——此时此刻，我能混迹在游人之中，状若闲庭信步，当然也可以算是“自由”在60年代中国的一种延伸了…… 第二部上篇(11)-“桃花源”的风情史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因为它不仅仅有我留下的无数足迹，还有一些罕为人知的大人物和与中国历史有关的风流女性，也曾涉猎过这片桃花的大海。这些，我将陆续在“折梦”这一部中，有所披露。因为笔者只是回忆老右自身的心路历程，对那些与老右无关的人和事，不想作详尽的描写。 当时与我一个班组的除了我们几个老右之外，还有劳教期满和刑满释放的其他类型的农工，与我们为伍的，还有一条淘汰了的狼狗——因为在桃熟季节，附近有些老乡夜里常来偷桃，那条并不咬人、却长得十分凶悍的狼狗，就有了它特别的作用。比如，当地老乡中的妇女，夜里来桃园偷桃时，我们的夜班看守，就常常束手无策。 8月的一天，我夜里值班看守桃园。当时正是“大玖保”的成熟季节，我奉命夜巡桃园。被毛泽东喻为最为高尚。并让知识分子们当作学习榜样的贫下中农，就使我碰到了最为头痛的事情：我本来正躲在桃园的小屋里，看雨果的，但是我听见了桃园的排水沟中，有悄悄说话的声音。 我走出了小屋，朝里边喊了一声： “喂——别偷桃子——” 没人应声。我以为是我的耳惊，喊了一嗓子，便又回到小屋中去了。刚刚坐定，我听到了桃树行子间，有树叶的婆娑声，不用问，这是有人上树摘桃子了。我扔下书，拿起手电便朝有响动的地方奔了过去。我用手电照了照，树下没有人影。他娘的，是李慧娘到桃园来演鬼戏来了？但我刚往回走，就听到了树叶的响声，还有桃子坠地发出的叭叭的声响。我已然被逼上了梁山，只好硬着头皮朝桃园深处走去。紧张之际，我才想起桃园看守银景曾（昔日的国民党阎锡山部下的一个校级军官，因患病由我临时代他夜间值班一夜）曾对我有过交代：偷桃的人十分狡猾，坐在树上摘桃，树下是看不见的。我手电的光柬，便向一棵棵桃树上照去。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树叶一阵乱响过后，从树杈上跳下三个人来，背着麻包就往外跑。 “你们站住！你们站住！” 我身份虽然不过是个“二劳改”，但是到底是作贼心虚，她们拼命地跑。其实我放她们走了也就算了，但是劳改并没改掉我认真的秉性，我勒令她们放下肩上的麻包，她们毫不理睬我的呼喊——但是因为她们肩上有沉重的负荷，我很快就追到了她们的身后。 这时，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她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扔下了麻包。我以为这是留下麻包，我的追捕获得胜利了呢！否！原来她们三个妇女，先后解开腰带并蹲下来，把屁股对着我撒开了尿。 我惊愕得不得不停下脚步。 继而把电筒关闭——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她们的反攻倒算开始了： “你以为我们怕你这‘二劳改’吗？” “你再往前一步，我们一块儿告你想强奸我们！” “你这流氓！你这流氓！” …… 我的天哪，我这时才真正意识到了我的悲哀。我在做什么？我是什么人？ 我扭回头来。这时才突然想到了那只狼狗——它等于聋子耳朵——摆设。我回到小屋外的狗舍，把它拉了出来，狠狠地给了它一棍子。其实我打它时的用心，不过是出口恶气而已。这既是打它，也是自我鞭挞。我觉得我和它相比，虽然一个是四条腿的动物，一个是两条腿的“万物之灵”，在这个年代价值相等。也算是歪打正着吧，那条狗吃了一棍子，对天狂吠起来——那三个妇女，才吓得逃离了桃园。 第二天，我把我的夜间经历，讲给我的同类们听，想不到引发出来一件真的情爱故事。那是在桃园干活歇息的时候，当我说起夜间发生的一切时，在茶淀吃过“五毒”、死而复生的陆丰年说：“下次让我值夜班好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女人的屁股呢！小时候，在上海家中偷看过邻居女人洗衣服。当时正是夏天，她穿着件短裤衩，我从窗缝往她的腿根上看，怎么也看不清那个地方……”陆丰年是个十分坦诚的同类，他在当天还对我们宣布：他北京的亲戚，正在给他寻找对象，他想当一个北京人家的女婿。 同是上海来的何群，开陆丰年的玩笑说：“阿拉看依还是趁值班的机会，看看女人的屁股算了。这还比较现实。北京的大姑娘谁嫁给你这‘二劳改’？那不是等于把人家姑娘往火坑里推吗！你少在这儿痴人说梦。” 几个非老右的同班成员，却各有各的看法。他们的名字是：刘执中、张子久、李学明、王金海、武芳、赵鹏飞，还有一个来自于部队的湖北人寇邦安。他们都参与了陆丰年婚姻问题的讨论。 “这可不分上海、北京，只要是王八看绿豆——对了眼，凭陆君这一表人才，找个北京姑娘，没啥难的。”李学明说，“甭管怎么说，丰年君是正牌大学生，我是没有妹妹，有的话就介绍给他。” 武芳在全班个子最矮，也就有一米五高——绰号武大郎。别看他个子矮，却是桃园班的劳动模范。他说：“我看，丰年就别做梦娶媳妇了。北京的哪个姑娘听说你吃过毒蛇，跟你亲起嘴来都会恶心呕吐。我在这儿当过夜班看守，每到桃熟季节，都有村子里的妇女越界来偷桃，你为了过过眼瘾，就申请值一天夜班好了。可是有一宗，你只能看一眼白白的屁股，要是动真格的，你可就要犯流氓罪了——摘帽右派也还是右派，两个罪合并起来一块儿处理，怕是会送你到南区当犯人了。” 一片笑声。 陆丰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瞒诸位，阿拉可不是吹牛，我的对象都有眉目了——名叫杨春英，比阿拉小好几岁呢！当然，我那位亲戚不会把我吃‘五毒’的历史，告诉那位杨家姑娘的——这属于我的专利。” 年纪仅次于银景曾——在班里第二大的寇邦安说：“杨家住哪里？要不要我老寇先替你去看上一眼。” “谢谢诸位了。我会找合适的红娘的。老寇你太老了，不适合演这个角色。” 到了周未的上午，陆君在桃林中找到了我，递给我一支香烟说道：“关于我的那件事，我得麻烦你了。老实说，对别人去她家我都怕起负面效应；只有你还没有丢掉书生气，有助于我这桩事情的成功。” 如果此事发生在我的文学梦断之前，我可能没有兴致管这些闲事——此时此刻，我除了劳动之外，就是研究修理自行车。因为每个周未，我都要骑车回家。为了在几十里地的路程上，自行车不出毛病，我必须掌握这门技术。所以我这一段日子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修车与更换自行车零件上——好车骑起来省力省时，可以缩短路耗，增加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本来这是一桩非常无聊的事，但人生活干活吃饭——死了精神追求的环境中，这也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手段。因此，我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陆丰年的恳求。他的第二个要求，我也应了下来——他要我给她带一本书去，因为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对于第二点，我有点把握不住。我说，我身已离开文苑几年，不知她喜欢读什么书。他想了想，对我说道：“她好像在信中提到过一本叫什么……什么……《金蔷蔽》的书，这书你家里有吗？” 我说：“有，但是封存在场部的仓库里，我无心去拿出它来。” 他央求我说：“哎呀！你搭鹊桥，是修阴德嘛！你就发发慈悲，帮老朋友一把，将来我请你吃喜糖。” 我确实动了真情。一个被解禁的“二劳改”，一个与我在茶淀就相识的同类，他的内心世界孤独得像一座坟莹，难得有这么一个与女性往来的机缘。这是我动情的第一个原因。第二，这位姑娘，居然有看《金蔷蔽）有欲求，想看此书的人一定不是俗人一一此书为前苏联文学家所写，我是非常爱读这本书的。出于好奇，我也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奇女子的风采。于是我答应了陆丰年君对我的要求，没有这本书不要紧，我可以从朋友处借到。我此时想起昔日的一位女同学（我和她在上师范学校时，曾有过一段洁如冰雪的友谊），此书我从她那儿一定能找到。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想起了她，也绝非偶然——有一次，我去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一个二手商店，去买我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正好与她相遇在小巷巷口。正是由于昔日友谊的纯洁，使我和她的这次意外相遇，才更具有十分珍贵的意义。我们站在小巷巷口，谈了很多很多。出于友情，她十分关注我的生活处境，并告诉我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找她——当时她正当着小学教师，名叫陈燕慈——就是当今先锋派女作家陈染的妈妈。 那本《金蔷蔽》我就是从她那里借来的。按着陆丰年告诉我的地址（记忆中，是前门外向西拐的一条小胡同），趁着我从家里返场的时候，顺路把那本书给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姑娘送去。记得那是一个败落了的大庭院，家中的两个老人都挺善良，听说我是替陆丰年来送书的，立刻叫来了他们的女儿。她身材修长，肤色白皙，在我的记忆中个儿似乎比陆君还高一点，只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戴着一副墨镜，直到我站起身来告辞，她送我出门，那副墨镜也没有摘下来。 回到农场，陆君当然十分关心这件事。我说我对她的直感相当不错，是个老实姑娘；但是在赞美之余，我也提出我不理解的墨镜问题。这时陆丰年才对我讲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他说：“你想一下，谁家的姑娘愿意与咱这号人联姻？她的一只眼睛从小失明，上学上到初中毕业就再也不想上学了——我是个什么人，是个精神残疾，跟她交上朋友，将来能成家，说句不中听的话，就算是瘸驴配破磨吧！” 他的最后两句话，说得非常忧伤，使我顿感桃园的情爱史，从一开篇，就染上了政治的色泽。不是吗？如果此时陆君不是老右——而是农机学院走向工作岗位的干部，能有这样的择偶条件吗！时代把爱情乐章的每一个音符，都掺进了无法逃避的政治因子，我倒真有点儿对杨春英的勇敢肃然起敬了。 之后，陆丰年与杨春英当真地结合了。可是在结婚登记时发生的事，使他俩大为尴尬。 他俩走进了登记处之后，那位负责民事婚姻的女干部，先把陆君盘查了很久，这已然使他俩面红耳赤；最使人难堪的是，在盘查完了陆君之后，对杨春英的动员： “你知道团河是什么单位吗？” “知道。”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知道。” “那你对我们说一说他是什么人？” “……他原来是个右派，摘帽子一年多了。”杨春英头低得挨近了胸脯。 “我们是对你负责，才问你这些问题的。据我们所知，劳改农场的摘帽右派，与社会上的摘帽右派，还不能等同看待。他们虽然摘了帽子，并非有实际意义上的公民权，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你讲清楚。现在你改变决定，还不算晚。” 杨春英被推到了十字路口，这一霎间她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杨春英手上的那支笔，还是在结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她作出了超越那个年代的选择，被我的同类们称之为中国60年代的奇女子。她虽然一只眼睛失明，但是她的心灵并没失明。 由于陆丰年在北京有了个蜜窝窝，他每到周未便有了去处。他归来之后，常常毫不掩饰地赞赏女性的体态美。因为我对他的婚姻有过帮助，在桃园干活时便常对我说： “她那两条腿，又长又白又美，就像是跳芭蕾舞女演员的腿。我一个‘二劳改’，找了这么一个老婆，一生足矣！” 其他同类，都是有老婆的人，看见这个光棍能有个家，如同野鸟有了巢穴，都真心为他高兴。也可能正是他非常珍惜这个蜜窝窝的原因，陆丰年在劳动时特别卖劲。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在干活时我常常听见他唱那支很凄婉忧伤的俄罗斯民歌： 告诉我老婆 千万别悲伤 若有知心人 请你嫁给他 其实，这支歌是很长的，可是陆丰年君总是哼唱这歌儿中的几句，这不能不说是他流露出来的潜在心声。是哪一位哲人说过如下的话：“越是珍惜的东西，越是担心失去。”这句话，可能算是同类陆丰年的灵魂透视。但正是由于害怕失去，他就更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以使苦难的情缘地久天长；他后来在一个劳改生活的十字路口，被时代的谎言诱骗到遥远的大沙漠中去了——这是后话。 就我个人的感情世界而言，在这一段干活吃饭的空虚生活中，除了母亲、儿子、妻子以及文学界的友人给我生活下去的勇气之外，前文提及的中学时代的学友陈燕慈，也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按说她在学校时，是个十分标准的布尔什维克，是个骄傲的公主，此时此刻，她却非常同情一个阶下之囚，这是我必须要提及的一件难忘的往事。 第二部上篇(12)-“桃花源”对岸的那位老人 始自1963年的夏秋，我就开始注意那个奇怪的老人了。 桃园里有一个丁字形水塘，它原本是引凤河之活水，而成为活水塘的——但不知始于何时，活水断流而成为死水塘。由于这儿环境优美，团河农场的医院，就在那个宽不足20米的水塘对面。 我和我的同班成员，经常可以看见水塘对面，坐着一个持竿垂钓的老者。之所以让人感到有点奇怪，因为这个老人十分孤独。最初，我们都以为他是个农场里离、退休的老干部，并没引起多大的注意。但是不久我就觉察这个老者，身边从没有出现过孩子和家属，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之一；之二，这老人好像是一座时钟，只要是好天，他9点钟左右保证坐在河塘的土坡上；之三，据我所知，这儿场里的头头，家都住在城内，难道他的家在农场？之四，如果他是个住院的病号，有病号穿的衣服——他总是那一身蓝色的中山装；之五，这个水塘里不能说一条小鱼也没有，可是寸步之外的凤河，还有凤河旁边的团河宫，不仅比这儿垂钓方便，而且风景秀美，我站在这岸，从来没有见他钓上过鱼来。 同班里的刑事犯罪的解禁人员，可能对此并不太敏感，我们几个老右（包括来自部队的寇邦安，他曾参加过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是个生活方面出了问题的解放军原校级军官），脑袋里可有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儿——几个同类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人物。人越是无聊，越要寻找精神寄托，于是这个若同标准钟的钓鱼人，一度成了我们相互破译之谜。 何群过去是从事会计工作的，有着超凡的缜密推理：“这个年代，关押人的办法很多；软禁是对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这老头是一名要犯。” “怎么不见警卫？” “这种人是用不着警卫的；就是有警卫，也不会露面。” 最后，几个老右统一了认识，这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有一次，董维森与总场的女园艺师（我只记得她姓张），来桃园巡视工作，我趁张不在的时候，曲线地询问了董一次。我说：“水塘对面，有个钓鱼的老者，他要是场里的干部，我们能不能给他送点桃子过去？” 董惊奇地看了看我：“你怎么有这个想法？” “他挺孤独的，总是一个人。” 董维森对我笑笑：“你们别干越界的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他是……” 董只是对我摇摇头：“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管闲事。” 我的索密无果而终。但是我通过董的回答，更加明确了一点：那老人一非农场干部，二非世上凡人。世上的人都有一种好奇的心理，越是不可知的东西，越是吸引人的探求欲望；特别我们处在无事可做的时候，破译这个老者的生命密码，便成了我们几个同类劳动之余的 “副业”。尤其是我，昔日文学的职业本能，总在支持我不自觉地进行求索。有时，我站在水塘这边，向那边凝神张望，想从那顶草帽下，看清他的五官。他个子不高，行动带有一点斯文，只有在久久无鱼上钩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朝对岸的桃林遥望。有一次，我从桃林中回到看守房拿工具，正逢他沿着水塘边漫步。我停步于看守房外，与他的目光第一次碰撞在一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扬起头上的草帽，朝我挥动了一下。我当时只顾看清他的脸，一时之间没有作出反应，当他把草帽重新戴在头上时，我才朝那老者举了举手中的喷枪（给桃树喷药的工具）。这是我对他惟一的一次审视与观察：他好像情绪并不坏，微笑之间流露出老人的善良。我再想看看他那张脸，可是他朝医院的方向走去了。 直到我有一次回京，去我老岳父家中时，无意问谈起这件事，他才敏感他说出了一个使我吃惊的名字：是不是潘汉年哟！ 老岳丈名叫张宗麟，是1928年入党的上海老地下党党员，后来去了延安。在上海的时期，与潘有过不少的交往。他告诉我，上海地下党在30年代筹划出版《鲁迅全集）的时候，潘做了不少组织工作，而他自己出任的是出版经理（关于张宗麟的情况，在《走向混沌》第一部中，已有简述。张沪正在着手写她父亲的回忆录）。他之所以想到了这个人可能是潘汉年，不仅仅是根据我说的情况。有党内的老朋友告诉他，潘目前刚刚从监狱中假释出来不久，由公安部在北京市郊的某个地方进行监护，这完全符合我目击到的情况。老岳丈还告诉我，潘是一个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大约在1955年春天，毛泽东签署了对潘的逮捕令，他是在北京饭店被抓走的。 当时我只知道潘曾任上海市的领导工作，对老岳丈讲的许多事情一无所知。记得，在当天的饭桌上，老岳丈因多喝了几杯绍兴黄酒，借着酒兴对我说了延安“抢救运动”的往事，说到最激动之处，老人竟然涕零泪落。我的老岳母几次制止他再说下去，怕我在劳改队内失言惹事生非。在我告辞时，老岳丈对我说道：“你和阿沪受得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们应当想得开一些；想想那些比你们承受更大的冤枉的人，你们就会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的勇气。”老人的这一席话，我一直铭刻于心——并写信给张沪，曲里拐弯地告诉她家中老人的意思。 但是河对岸的那位老者，到底是不是潘汉年，当时没有可能得到结论——直到我平反以后，去团河农场访故时，我向场方询及这一问题时，场方才明确地回答了我——在桃园水塘旁边垂钓的老者，正是潘汉年。当时他和他的妻子董慧，住在桃园对岸医院旁边的小院里。据接近他的干部告诉我，当时他除了垂钓之外，还爱摆弄鲁迅先生送给他的全套俄国作家果戈里《死魂灵》的木刻。这是出于潘汉年怀念鲁迅，还是那一幅幅《死魂灵》的木刻，使他对人生有什么联想，在寸步之外劳动的我，没有与潘汉年交谈的机缘，不能妄自推断他看《死魂灵》时的心态；但是隔河扬起草帽，对我友好地一笑，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后来我们这些老右于1969年秋重回茶淀。他更是厄运难逃，于1967年初重返秦城监狱）！ 由于这块地方水上风光不错，后来林彪出逃之后，涉及到海、陆、空军军种的几十号人 ——其中包括被林立果选中的妃子美女张宁，都被弄到团河来接受过审查。那时候他们住在桃园旁边的鸡舍，劳动基地却是在桃园。总场技术员云照洋告诉我，张宁当时特别爱默默流泪。云曾询问她为什么，张宁说她想南京，想念她的妈妈——有这么多历史风云的过客，在我劳动过的桃园留下感伤和悲哀，以及苦涩的历史背影，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第二部中篇(1)-天堂与地狱相隔并不遥远 回首20年的风雪驿路，我在“桃花源”内耕耘的几年，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劳改生涯中最为轻松的日子。但是留在三畲庄的我的那些同类，由于头上顶着帽子，身份仍属纯粹的专政对象。特别是到了1963年夏天，社会宽松环境的结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鼓，越擂越响，他们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昔日董维森当右派政治指导员，高元松当中队长时的欢乐气氛，已经不复存在（他俩前后调离了三畲庄）。当然，这种生活的无常变幻，根本的问题，在于大气候的无常变化；但也不能说与干部的更迭，没有任何一点关联。记得在董和高主持三畲庄的工作期间，有一个来自公安系统的右派易稼祥，他在劳动之余，还能向英语尖子刘祖慰、杜友良、刘乃元学习英语，董对此持支持的态度。再如，来自北京师院中文系的学生高作纯（他与陈独秀的孙女陈桢年，有着十多年苦涩的情爱史），在这一段时间内，自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随着季候风飘忽不定而浓云翻卷，闪耀在老右面前的一线曙光，便在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因为偶尔还能与三畲庄的同类们，在田问地头上相遇，便陆续得到以下新闻：一些同类到了三年的劳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着法律规定，无论是犯人还是劳教分子，延长刑期和劳教期，都该有所依据；但是随着政治季候风的转向，刑法成了无极变数，致使到期的同类，不能按时成为农工（尽管农工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获得解禁的老右自然产生不满，并由不满而提出有限度的质询——专政干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释，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对其进行处罚性的禁闭措施。在这些日子里，高作纯、杨路、李泰沦等十多位同类先后遭此厄运（杨路为了表示抗议，留起了络腮胡子）——他们被送到犯人区的禁闭室，去接受不该接受的制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两个窝窝头，此外还要强行让他们自认罪错——这在1962年是难以想象的。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转，三畲庄便开始了一场）‘打鬼”运动，让同类们之间，互相揭发。有一个同类，密报谭天荣在晚学习的时候，不知在涂抹些什么，于是后来接任董、高工作的干部，便以清扫卫生为名，对谭天荣进行了搜查。结果从他的笔记本上，查出来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便开始对谭进行审查。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李泰伦与谭天荣比较接近，并教过谭天荣拉二胡，中队便组织了一批同类从李泰沦开刀：让李揭发谭的反动秘密。李泰伦知道谭天荣学的是速记，但他怕召起对谭的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闹越大，直到把谭天荣重新送回劳教收容所，又回炉炼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回到三畲庄来。如此这般，不仅昔日的正常改造气氛荡然无存，还使得同类人人自危。 还有一桩冤案，制造了三畲庄的“莫须有”之最。有一天，同类郭允德在一个烟盒纸片上，问来自钢铁研究院的老右王玉琦，钢厂轧钢的“轧”字怎么写，是不是“砸”字？王玉琦告诉了他正确的汉字是“轧”。本来这件事构不成任何政治事件，但事情十分凑巧，郭允德晚学习时在烟盒纸片上无意地写了“毛泽东”三个字（读报学习时顺手写下来的），之后他顺手将烟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这张纸片被一个姓刘的同类拾到了，便立刻汇报到了中队队部，便成了一桩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个“砸”字，与“毛泽东”三个字出现在同一张纸片上。 “打鬼”的行动开始了。同类中有那么几个急于立功的人，对此纸片开始是无限上纲，后又对郭允德大打出手。学钢铁的王玉琦，出于公道与良心，在会上说明此事的原委，并提请中队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一问题；另一个名叫史镇华的同类，也在会上提出：如果郭允德真有仇视毛主席之心，怎么会把纸片随便地丢在地上？这足以证明郭是出于无心。按说知识分子，都有着缜密的思维，这其中的荒唐，是谁都能分辨清楚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窝里斗的劣根性，当严酷环境到来时便会有淋漓尽致的表演：一群同类蜂拥而上，对主张实事求是的王玉琦和史镇华，一阵拳脚相加，致使这两个同类变成了“乌眼青”。后来的结果，令人心悸：为了询问“砸”与“轧”二字之区别的郭允德，被押送犯人队——判了有期徒刑（到1979年之后才得以平反）。 到了“文革”初期，右派队的形势，变得更加不可收拾。经历过1962年宽松气氛的同类们，此时已完全绝望。清华大学化学系来的高才生陆浩青，绰号“氯化氢”。他之所以有了这个外号，不仅因为他的名字与这个化学名称有关，还因为他的脸上缺少血色，使人想到 “氯化氢”的色泽。“文革”乍起之时，他趁同类们出工之际，在仓库内悬梁自尽——多亏被同类发现从梁上救下，才算活了下来（但是活过来那口气，不等于解决了他对前途的绝望；后来重返茶淀后，他又一连三次自杀，后文将有叙述）。 另一个使我心惊的消息，令我悲伤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郑光第的自杀。看起来他弱不禁风，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钢筋，足以让苟延残喘的我及我的同类感到汗颜。他是在解禁之后自戕的，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温文尔雅的“二劳改”、昔日北大化学系的骄子，会有勇气自进天堂：在一大公休时，他去了市内。在游历了北海和故宫之后，他踯躅在什刹海的堤边。当天色渐渐黑下来以后，他在一个十分幽静的角落，突然一头扎进了碧色的波涛之中。直到几天之后，农场才来领他的浮尸。他这种死亡方式的选择，使我的灵魂颤栗了很久，农场里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里来演出这场与世界诀别的戏剧，我想只有理性思维非常发达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地域性的选择——他想要人们知道，他的自杀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而他的外在是那么柔弱，这种外在形象与他的内在坚强，反差之大，如南极北极。 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同类们在那个严酷年代中的几个例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类中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在知识分子中是绝对少数。过去常见书中对自戕行为冠以懦弱二字，这其实是软弱者掩饰软弱的一种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为，他们之间的惟一区别，就看这种勇敢的选择价值博大与渺小。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还是有着它不可取代的意义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陆浩青与郑光弟之自辞人世之举，显然是那个年代的一部无字的。 我所以称他俩为先知先觉，是对比同类而言。1964年的春节，毛泽东召开了多方面的座谈会，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再次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紧张气氛。”（引自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社会上尚且如此，最底层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情况当然变得更加恶劣。历经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自然失望之极——他俩意识到中国向“左”升温，还没有个尽头，只有像鲁迅先生说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那般，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笔写“桃花源”的生活回忆时，不能忘却对我的这两个同类进行笔祭。 第二部中篇(2)-“文革”正式开锣，母亲被挂大牌 “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的母亲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 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己梦断巫山，但是因为我们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无法去掉的历史胎记，还常常使我们对生活自作多情，与已不复存在的鸳梦藕断丝连。 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文艺开始。1964年从批鬼戏《李慧娘）开始，之后，马上续上了大批黑戏《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到了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际上已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我们这些 “二劳改”，是每天晚上学习都要读报纸的；但不知是被阶级斗争搞得神经麻木了，还是我们在“桃花源”有时也能自得其乐之故，竟然没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嗅出中国的一场血腥之灾，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烂“四旧”开始，我们才如梦初醒。我们桃园班首先家里出了问题的是陈云诚，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国民党在台湾高官的儿子，于是他在北京六中教书的妻子，被红卫兵关进了六中进行暴力批斗。夜晚，红卫兵又恶作剧地从窗外，向被拘于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泼尿抛石。陈本来是有家可回的——此时他变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联想到母亲和儿子。尽管我的父亲死在了国民党监狱（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将要波及到他们是必然的。中队以保护我们的安全为由，采取了双周休息一天的办法；殊不知这使我及我的同类们，更加心急如焚。终于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同院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迟。你母亲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你妈，她精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刘嫂说，“让你妈着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红卫兵扬言要去农场斗你哩！” “刘嫂，身在公安局的劳改队，已经是接受专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儿目前倒是一个保险箱。，， “那就好了。”刘嫂说，“这是你妈最挂心的问题。”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后，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后，我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动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运动一来，她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中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惊。细想起来，似也不难找到生活依据：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的。可以说她从年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她没过上两天好日子，五七年的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 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木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颈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我只好安慰她说：“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里，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妈妈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亲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亲这才上了木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妈说，“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么！”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他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队。” “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带着儿子，女儿进来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这么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 直到凌晨3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小儿子的去向问题。其间，我母亲还不断地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的四邻。大概是到了4点钟左右，母亲催我立刻回场。昨天夜里回家时，我没敢把自行车推进院门，为了不把自行车丢了，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沿胡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夜里也开着小窗口的药店——只好跳河一闭眼，把自行车放在了那家药店的门口。昔日我回家时，母亲早晨要给我做饭；此时此刻，再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像一个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车的那个药店。老天还算有眼，没有让我坐车返场——那是会迟到的。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东四北大街。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式，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当然那被打的老太大，此时若同一只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大概是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 “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大，但是却比那些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她们中间里的一个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那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许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皮带、链条就是不能让她松开手掌呢？当然也不排除那个老太太是个“葛朗台”般的有产者，宁舍命也不舍那张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不管是不是属于“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应去的 “天堂”是无疑的了；可是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这一手段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 —那么她所以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是不是历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潜藏在人类自身中的善与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十分出格的行为的。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这个恶魔掀起了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自身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了极至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现，能不能从二战的德国历史中，找到一点启迪呢！ 不知为什么，一路上在我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那位女红卫兵的影子。她有母亲，她将来也要做母亲——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车上，她很可能给那位老太太让座，或者顺口叫一声奶奶——此时此刻，她心灵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便不唤自至；而她的这种精神错位，既是人性的，又是历史的——一个本来很伟大、但是后来被神化了的人物，在这个特定年代，诱发出来的民族狂热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风唤雨，点豆成兵了。这位姑娘的霎间表演，可谓是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真的，从见到这一幕开始，我再不仅仅为我自己的母亲悲哀——而是为全中国的母亲们感到悲哀了。 回到农场，我浑身大汗淋漓。空着肚子到桃园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陆丰年君匆匆过来找我，他说：“恐怕杨家要受我的牵连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我自己的坟头都哭不过来，我们的家属怕是没有例外。” “这是什么世道！我感到有点对不住人家了。” “问题决定于杨春英，她的态度怎么样？”我自身虽然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类的命运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爱我，不会发生什么变故。”陆丰年说，“可是她还上有父母哩，我总不能不考虑人家的生存呀！”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拿不出一条好的生活方程式来。不仅我拿不出来，就是孙悟空在世，他的分身术恐怕也会在这乱世中失灵。 “前两大听人说，场里从大西北来了一些人，想动员我们到那儿去支边。你听说了没有？”陆说，“据说，到了那儿，可以完全改变身份，成为真正的公民。” 这事情我是早有耳闻了，但我根本没有动心。道理十分简单，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还留在茶淀的张沪，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没有这些骨肉相连的因素在内，我可能愿意做一朵四海云游的蒲公英——我与陆丰年的情况不同，想法自然不尽一样；我是宁可在北京当 “二劳改”，也不愿意到遥远的边疆去当什么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区犯人和北区三畲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农工”，停产开会。那天早上起来，地处农工大队队部的广场上，就响起了大喇叭的声响。这个有线的广播喇叭，过去每天广播的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新闻，诸如，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等等；这天早上，我们正在排队打饭的时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态地播放开了《我们新疆好地方》这支歌，这说明大西北来招募农工的工作，将于今天开始。 那大的会议开得十分隆重。场里的头头们几乎都出现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除此之外，有几个身着绿色军衣、但是不配戴红帽徽和红领章的陌生人，同时就座于场长身边。会议开门见山，号召有志于开拓边疆的男儿，去支援边疆建设。其条件是在农场表现优秀的农工，经过自愿申请和场部审查，合格者才有可能奔赴边疆。凡是被批准的农工，到了那儿一律改变身份和政治待遇。上午开大会，下午开小会——各个班组分头开会讨论，递交报名名单。 在我的记忆中，当大会散会之前，就有了上台发言表态的积极分子，除了一两个解禁的刑事罪犯之外，当场表态愿意去支边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摘帽右派。对刑事犯中的表态者，我不熟悉，但是老右之中表态的人，我则比较了解——他们几乎都是家在外地的同类。我想，他们之所以自愿去支边，一是对祖国的热情，还没有被冷酷的现实冻结成冰；二是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沌局面，想尽可能逃离得远一些；三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在北京皇城脚下，无法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也许远走高飞是最好的选择。 当天下午，在我们的班组会上，首先表态的是陆丰年君。他有着十分好的口才，洋洋洒洒他说了许多革命的壮烈言词——但是能知他内心世界的非我莫属，他是急于改变自己的政治处境，才有了这一番壮怀激烈的；他是因为十分珍惜他的蜜窝窝，并千方百计想保护好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风雨飘摇的爱巢，才有了并非他完全情愿的申请——用远离开爱巢来表示一个人对爱巢之不舍，这真是时代悲怆的生活颤音。我当时就为我的这位朋友，而感到了无限的忧伤。 散会之后，我特意把他找到监舍后边的一个无人的角落，对他进行了一次规劝。我说： “天下只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党的政策——在北京是一，到了边疆不可能改为一加一等于二，或者一减一等于零的事情。你要三思而行。” “撞大运吧，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才对得起杨家的一片真情。”他说，“我这个牵连因素不在了，红卫兵也许不会再找杨家的麻烦了。”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可是你考虑过你走了以后，你和杨春英的感情问题……” “她不会变心。” “如果受形势所迫，非分手不可，你将怎么办？” “你不是听见我常常唱的那支歌吗，‘若有知心人，尽管嫁给他。’人的命运谁也无法预测，但愿老天有眼，能够成全我和她。当然，我去了那儿以后，经济上要勒紧自己的腰带，给她按月寄点钱来；一年总还要争取探亲一趟——那大西北来的人，不是说了么，到了那儿各种待遇，都要比这儿强上一点！” 我觉得丰年君去意已定，再说什么都属于多余。也许我的看法是错误的，谈心只好到此为止。当天晚上，我记得还有班里的其他同类，也曾对他的这个决定，提出过疑虑，但是丰年像当年吃“五毒”那么果敢——他递上了支边的申请书。由于一大批“二劳改”即将奔赴边疆，那几天我们在桃园干活时闲谈，无一例外地围绕这个话题。到了8月17日的上午，杨春英第一次在桃园露面——她是为陆丰年来送行的，下午4点各队去边疆的人，将在这里集中登车，奔往北京火车站。支边的火车终点站，为新疆的吐鲁番。 杨春英所以来到桃园，不外是找个幽静的地方与陆告别。本来陆是在监号里准备行囊的，但是准备远行的人大多，与其在那儿告别，还不如到“桃花源”来话别。记忆中，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天气，我们正在水泵旁边的冷水池中洗澡，不知道是谁先听见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便一个个躲到水泵房的后边，忙着擦身穿衣。因为还没轮到我洗，我有机会看见陆和杨来桃园时的形象：陆还是那一身农装，用不着多费笔墨，但是杨当天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极深。她虽然并非红卫兵，不知是否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她穿了一身当时流行的绿色衣裤。与其时代保护色极不协调的是，她的胳膊弯里，挎着一个蓝花花的小包裹，当时墨镜也被划入“四旧”之列，她不能再以墨镜遮眼，因而外露着她那只失明的眼睛。尽管如此，她的身材之窈窕，肤色之白嫩，仍然让男儿国里的“亚当”们吃惊。 陆君向准备收工去喂肚子的我们，介绍了杨以后，便对桃园看守武芳说道： “要借你这间看守房用一下喽，我们保险丢不了桃子。” 还用说吗，我们都知道这种话别的含义。武芳用水泵刚刚抽上来的冷水，为他和她洗了几个最大的蜜桃，递到他俩的手里：“我们没有别的为你们饯行，送这桃子也正合适——祝你们永远心心相连。” 杨春英眼圈顿时红了，低下头来。陆君丰年强作笑颜，连声对同班的成员，表示即将离别前的谢意。我没有多说什么——尽管我当过他和她之间的红娘，但我内心充满着的是一种悲凉的心绪。再过几个小时，她的他就要走了，谁能预卜他和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待等我们下午出工来到桃园，他和她与我们握手告别时，我握着陆君的手说： “真诚地祝愿你好梦成真！” ……他哽咽住了喉咙，眼泪却滴落下来。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因为我们有劳动任务在身，不能前往送行（这一别就是13年，当1979年他平反从新疆回来路过北京时，曾到我家小坐。他十分悲愤地告诉我，他不该头脑发热去往边陲。他的爱巢早在前几年已然自焚——因为他并没有因为去了那儿，而改变任何东西。待他归来时，他曾去杨家看望已然与他分手的爱人——她在中苏友好医院外边给医院看自行车。悲乎）。 当天下午4点，我的同类中，与陆丰年同时奔赴新疆的人，有几十名之多，其中的大多数是来自各大学、家在外城市的解禁右派。其中我熟悉的有于立仁、卓景星、刘士康、郭愕权、哈长林、吴怀祖……后来在1970年，被枪决于南京的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其中的孙本桥和王同竹，也是随着这次列车，去往边疆的——属于老革命身份的很少，似乎只有原中国青年报的陈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也浑浑噩噩地登上了这次北行的列车（后来他发现受了欺骗，到了那儿并没有改变政治身份，曾从边疆逃往内地，被捕后被吊在树上毒打，后文另有叙述）。 他们走了没有几天，在一天的中午，董维森把我叫到了队部办公室： “你的家是不是受到了冲击？” 我说：“是，我母亲脖子上挂起了‘反革命家属’的木牌。” 他沉默了很久，问我：“你老家还有没有亲人？” 我告诉他没有，但是还有亲戚。他这才告诉我，当地派出所，有电话打过来，革命群众要求迁返我母亲还乡。面对这么大的一场群众运动，董尽管很惜才，也无良策可寻。我很快答应去办这件事，并把事情做好。他叮咛我说：“回家之后，不能感情用事；你也知道当前的形势，感情用事只能更激化矛盾。那对你和你母亲都没任何好处——走一步是一步吧，什么事都要往远处看。你下午就回家处理这件事去吧！” 母亲被挂上大大的木牌，原来并不是终点——我走出办公室时，心都要碎了…… 第二部中篇(3)-送“反革命”母亲还乡 我记忆中，当时已是8月的末尾——农历已快到中秋团圆佳节。 天上的月亮不知人间的悲楚，依然像个银盘那样挂在天空。但是那一年的中秋，是中国人感情的缺圆的时日。北京郊区的火葬场尸满为患——我的一个表弟工作在八宝山附近的一座工厂，他告诉我那儿尸体排队，臭气冲天；分不清张三李四，文革中的冤魂集体火化。更为严重的是，武斗还在继续向北京的每一条街巷延伸，我儿子上学的南吉祥胡同小学校长，学生硬是向她嘴里塞土鳖——自古被称之为人师表的教师，活活被一些无知的孩子折磨死了。 在这种乱世中，我母亲没有遭受武斗的洗礼，没有被红卫兵打死，已然算是造化不小了。还乡就还乡吧，躲开这乱世中的皇城，对我母亲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坏事。母亲对此原本忧心忡忡，但是北京每天从肉体上消灭“五类分子”及其家属的新闻，不断传进她的耳朵，使母亲每天在提心吊胆中生活，与其这样每天承受煎熬，回乡躲躲台风眼，也是无路可走的另一条路——她惟一的牵挂就是她的宝贝孙儿，不知往哪儿放才好。形势已然到了这一步，姥姥、姥爷虽然身体有病，也只能把外孙接了过去——因为无论如何，让孩子跟着我进劳改队，总不是个办法。 我去派出所开转移户口证明，必须去找民警小刘。这之前我和他曾有过一次路遇，至少还没有见到他歧视的目光。我不知道在风声鹤唳的血腥日子中，他的心绪有没有变化——我之所以对此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我母亲刚进北京城时，是参加了普选的公民；时至今日，她已然成了“文革”对象，等于是从北京被扫地出门的反革命家属——她一旦没有了选民权，回到乡里也难预料处境如何。我老家的六姨，因为是没有选民权的地主家属，“文革” 刚刚开始时，就被批斗得跳了井，折断了一条腿——我母亲从城市被轰回农村，如果没有公民权，到底是福是祸，还是很难捉摸的事儿。 进了景山派出所我才知道，被革命群众勒令还乡的人非常之多。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民警小刘。他从抽屉里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返乡证明，并没急于交给我，而是把我叫到一个影碑背后，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对我说： “现在革命群众说了算，这你一定非常清楚；我们民警能做的事，几乎是零。我能依照宪法做的，我都做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如果……（他紧张地朝影碑周围看了看）你的老家拒收，让你母亲带着证明信再回来——千万要带着”证明回来。” 言罢，他匆匆而去。我没有动地方，首先打开户口转移单据，两只眼睛急于搜索公民权一栏。我的天！在有无选民权一栏里，竟然签署着“有选民权”四个耀眼的黑字。这是我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想不到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我们管界的民警，竟然没有失去法律的良心（在我平反回京之后，我曾寻找过这位可敬的民警，但是事隔十多年，他已不知调到哪儿去了）。我当真安心多了，至少母亲在农村不会有我六姨那样的遭遇——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能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她为我和我的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她是一个目不识丁。但又比知识妇女还要坚韧的母亲。 送她上长途汽车的那天早晨，马圈长途汽车站，有一群胳膊上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挨个儿询问上车的人中间，有没有地、富、反、坏、右，有一个老头儿，因为他属于没有公民权的还乡者，当场被揪到车站旁边的空地里，先把他的脸勾画成鬼脸，然后在狂热的革命口号声中，这位白发老者被绑到一棵树上，活活用石块以及砖头砸死了。幸运的是，那些红卫兵光顾拿老人取乐了，没顾得上察看我的证明——我是带着劳改队送母返乡的请假纸条来的，在这种场合，如果被发现，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许那些革命小将们，会比对待那位老人还要凶残十倍，把我和我的母亲一块儿送进天堂。 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接到来自老家的第一封信。我母亲不会写字，为她代笔的是我老家的堂妹，并附寄来大队的证明，大意如下：我母亲是个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返回老家不仅不能自食其力，反而增加了村里的负担，村里决定最近就要派人把我母亲送回北京云云。我没有权利复信对此事表态，尽管我去派出所转我母亲的户口时，民警对我母亲的问题有过暗示，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只好将此信转寄给我家原来所在地的派出所。之后，我焦急地等待着回音——我着实太愚蠢了，乱世中的派出所，怎么能下命令把我母亲接回来呢？！ 当时的心绪坏透了，在马圈看见的那一幕，始终像影子般地跟随着我。连夜里做梦，都梦见我和母亲被那些红卫兵画成不同的鬼脸，用绳子绑在一起游街；然后，如同中草船借箭场景中描写的那般，无数支飞箭向我和母亲的身上射来。我一边用身子挡住母亲，一边高喊：“妈——你快跑——你快跑——”梦断残更之后。便再也不能入睡了，想到我这四口人之家，有三口成了人间囚徒，并且分为四个地方生活，我们到底都犯下了什么大罪？现在母亲又成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野鬼——她将到哪儿去安身立命呢？ 有一天，我正在桃园给桃树剪枝时，董派人来工地找我。我不知在此动乱之秋，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此之前，出于理智的考虑，我已经处理了可能引发事端的一切事情。比如：我埋葬了我手里存有的一切友人的信件。由于母亲一走，家中成了空巢，我担心有造反派，再去抄我的家，有些信件是会连累到朋友的——我把这些情义无价的信函，一起带到了桃园。监舍不仅人多眼杂，随着“文革”的紧张气氛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同类与非同类的关系，都变得比过去复杂多了，这些信件放在被褥之下仍然觉得不是地方。无奈之际，忽然记起了中黛玉葬花的故事，便觉得为这些友人的信函，找到了一个好的去处。在一天出工之际，我把它们揣在怀里，到了干活的地点，先用铁锹在树下挖一个坑，然后在纷纷的落叶中，一封封地撕碎，撒落到土坑里。好在桃园方圆二百多亩，树与树之间又相互障目，没有人会发现我的仿古行为。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首先撕碎的第一封信，是《中国妇女》杂志的那封退稿信，我边撕边反省自己对时代的纯真和无知。之后，我又撕绍棠写给我的便笺，心中充满了感伤之情——我进了劳改队也就罢了，绍棠这个50年代的天之骄子，并没有被关进笼子里来，怎么也丧失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了呢？！最后撕的是陈燕慈写给我的信，自从我去信托商店买自行车，碰到她以后，我除去为陆丰年找她借过《金蔷蔽》，还谈了我们彼此这么多年来的情况。她有着不大和谐的婚姻，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名叫陈果（小名苹果），女孩名叫陈染（小名葡萄），她说她的先生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好人与好人，由于双方个性的距离，不一定能够组成一个美好的的家庭。 我对她的不幸，完全能够理解——在学校时她就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少女，使我望而生畏，这可能是我们不能走到一块儿的原因。我和她偶然相遇，当然都回忆起昔日十分珍贵的学校时光。后来因我每次返场，都要经过南城她的住家附近，其中有两次，她特意在她的住家路口等我，并骑上自行车送我一程。在“文革”的血腥岁月，一个女布尔什维克，送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男囚，这一幕十分罕见的时代戏剧，使我终生难忘。因而我对她写给我的信，比其他的信件更为珍重。但是这又是必须撕掉的，一旦革命群众找我的麻烦，波及到我这位真挚的朋友，我的良知将永远戴上枷锁而不能解脱。我把她的信撕碎，并用手捧了几捧落叶——秋时无花可伴，就让这些在秋风中飘落的桃树叶片，伴随着往日的情慷，一起埋葬在这“桃花源”的泥土中吧（今天回忆起来，我埋葬于桃园的纸片，都是无法追回的可贵史料）！ 至此，我内心已无任何可怕的东西了，因此当董派人来叫我回去时，我一路心绪坦然— —即使是祸起萧墙，我也牵连不到任何一位朋友了。 到了队部，我才发现我的神经，被可怕的“文革”弄得有些失常了。董告诉我的不是什么坏事，而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我外院住着的迟家邻居来这儿找我，她是专为送口信到团河农场来的——我的母亲被老家的人送回到北京来了。董让那位送信的邻居先回去了，因为大院里没有接见室。 “我还以为是革命群众，来农场抓我来了呢？”我魂不守舍他说。 董维森笑了笑：“在这儿改造没有别的好处，优越性只有一条，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人，红卫兵无权从这儿带走。不是没有来过提人的，都被我们给挡了回去。” “来要过我吗？”我看队部办公室没有别人，大着胆子问了一句。 董没有回答我，只是对我说：“你快点回家吧，处理一下你母亲回来的事，再回场子。”我没有顾得上换衣服，穿着一身劳动服，就骑上了我的那辆自行车。可以想象我是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市内的，在路上，一个昔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突然盘桓在脑海中：古人说的“物伤其类，兔死狐悲”这两句成语，真是准确至极。外院迟家的孩子，之所以能跑几十里路，特意给我送口信来，因为她的爸爸迟家庆，也是一个在边疆改造的劳改犯。我们外院紧挨着迟家住的还有王家，他家的长子王金柱，在茶淀改造；如果再加上张沪的话，一共有四个之多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在刚刚受到冲击，红卫兵第一次给我母亲颈上挂上大牌子的时候，我母亲曾当场倒在地上，是外院迟家的迟晚枫，王家王金柱的兄弟和内院刘嫂的儿子小胖送我母亲到医院抢救的（此事我母亲一直没有对我提及，是怕我为她挂心）。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到了“文革”年代，我才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这是生活告诉我的，而非书本的启示。 这次回家，我没有再像做贼那般，而是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的。 进屋之后，我首先看见了我的儿子，又看见了我的母亲——尽管不过是一个多月的光景，却恍若隔世。 我的可怜的母亲！ 我的可怜的儿子！ 命运没有太苛刻我们这个早就被强台风吹散了骨架的家庭——派出所同意接纳户口，老母和幼子可以在北京安身了。世界上失而复得的东西，比原有的存在还要珍贵。这是“文革”中的心路历程，给我的认知。 第二部中篇(4)-远行者在大沙漠的足音 行文至此，我不能忘却对我的另一部分同类的追踪报导——因为他们是50年代受难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更大的牺牲品。在时代的祭坛上，他们比留在团河农场的我们，承受了更大的不幸。 那挂列车，还没有开到吐鲁番车站的时候，已然有人跳车逃跑。逃跑的人中，多属流氓。小偷之类。老右们是安分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从“桃花源”步人苦寂荒凉的沙漠而改变初衷——道理十分简单，他们是为改变自身的政治面目而来的，只要是按照招募时的承诺，给予他们一点政治上的温暖，他们会拿出全部的力量，成为屯垦大沙漠的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他们不仅能武，而且能文——来自北京各大学院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包括一部分家在北京的），几乎都登上了那挂北行的列车。 记得，在那天的大会现场，我遇到了我昔日的同行——原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陈野，我和他有过如下的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走？” “在这儿呆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 “去了那儿，你就能保证身份会有变化吗？”我说，“你是我党的老同志了，你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妈的，我就再信这一次吧！那儿比这儿艰苦，也许能从艰苦中获得一点回报。”他说，“留在北京有啥子意思，天子脚下都乱成了这个样子，走这一点儿眼不见为净。只当是人生的又一次赌博，如果发现受骗上当，我腿下还长着两只脚，去当流浪汉么！” 他就这么走了。在此之前，他也和我一样曾经有过梦幻，他是以老党员、老记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中国青年报》大门的。报社头头，曾答应他等环境再宽松一点时，调他回来先当纸库的管理员，然后看形势发展再另行安排。但是越来越紧的政治空气，把他这一点点希望化为泡影，他心灰意冷之后，便有了远走高飞的念头。 到了边疆不久，他就发现原来允诺的条件，没有兑现任何一条——同类们每天在沙漠中修公路，于是怨言四起。特别是随着“文革”武斗的升级，那里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戏开锣，老右重新成为射击的靶牌。加上当时一些同类与非同类，在1967年春天，逃离开沙漠的人越来越多——陈野便滋生了逃离无边无际大沙漠的念头。 1968年的8月1日，他所在的劳改中队全体整体。陈野借口前一天把铁锹丢在了工地上，他要去工地把铁锹找回来。管理他的队长姓金，觉得平日埋头干活的陈野，不会出什么问题，便对他开了绿灯。他顺利地通过了警卫的岗哨之后，便匆匆奔向了他藏衣服的地方（前一天他已经把衣服藏在了工地上），他埋起了换下来的衣裳，穿上新衣就朝叶城方向跑去。叶城即古代的碎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落生的地方——他不敢走公路，也不敢坐长途汽车。天黑了在维吾尔族老乡家中借宿了一夜，人家不知道他是个边陲劳改队中的逃犯，还给了他两条羊腿吃。第二天早晨3点，他就不辞而别上路了。 当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对不起这家维吾尔老乡；但是一个逃犯，无法对人家解释清楚，他只好在临行时，对着那间少数民族土房，鞠了三个大躬。之后，他不敢在原地久留，惶惶不安地踏上行程。他沿着沙丘小路，步行了约有一百多华里，才到了叶城。他摸摸衣袋，里面的二百多元钱和百十斤粮票还在（这是他积累下来，准备外逃时用的），便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他原计划是一路南行的，但是汽车站有红卫兵盘查，他只好在叶城的三条小街上转来转去。头一夜，他是在麦秸垛里度过的；第二天，他还是没能登上汽车，新疆夜里很凉，他想找一个暖和一点儿的地方过夜。就在他踯躅于一家茶馆旁边时，叶城的警察见他行迹可疑，把他叫到派出所，对他进行了审问。 陈野最初告诉警察，他是四川来的记者——因为他有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采访。” “采访什么地方？” 陈野胡乱说了一个地方的名称——他来新疆一年多，知道一些新疆的情况。 “有记者证吗？拿出来！” 陈野本想不亮自己的原来身份，但是此时他已无法从这儿脱身，他在无奈之际，只好把昔日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证，当作护身符咒，递给了警察。如果他事先不说是四川来的记者，这张护身符咒，还可能起一点作用——尽管那是50年代发的，外壳已然破旧；但是上面印有报社公章，那位边疆警察可能把他一放了事。可是他偏偏说他是四川来的记者，与记者证单位相异——他被带到了收容所。 当天晚上，对他的问讯升级了：“我们问过《中国青年报》了，没有你这么个人。” 陈野想了想，如果他们真的问过北京，那方面不可能回答没有陈野这么一个人；北京只能回答，他是个右派。因而他壮着胆子反问说：“你把电话记录拿给我看看。” “我们给你的四川老家打过电话了，也没你这么一个人。” 陈野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审讯方便，而对他进行的欺诈。便胆子大了起来：“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儿？你们根本没有打过电话。” 当夜审讯，到此结束。 之后，他被闲置于收容所，每天吃着收容所里的窝头，喝着收容所的菜汤。这几天是他最难过的日子，因为他在无事可干的日子里，忽然想起再过上多半个月，就是他在上海参加地下党21周年纪念日了——那时候，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人，抓到就要枪决；自己当年没有被敌人抓住，而今却在这边陲收容所里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自欺欺人地编织谎言，以求自保……陈野到底何罪之有？！ 有一天，那位审讯他的警察又来到了拘留室，跟随他来的还有一个《新疆日报》驻本地区的记者。无能的警察不再开口，而是让那个记者对他提问： “你说说看，《人民日报》第一任社长是谁？” “范长江。” “新华社的第一任负责人呢？” “吴冷西。” 这位记者又问了他一些有关新闻工作的问题，陈野对答如流。在没有破绽可寻的情况下，那位代审的记者只好告诉那位警察，他是一个真记者。审讯草草收兵，可是并没有把他放出收容所。陈野这时才意识到，在这混乱的年月，各地都在忙着武斗，这么一个非常容易查清的问题，硬是查不清楚——这倒也好，他反而有希望被放出去了。但是他一天一天地等，一直等了46天（他是在收容所里度过他的入党21周年纪念日的），终于等来了结果— —这个结果不是喜剧，而是出乎他意料的又一个悲剧的开端。 非常不幸，劳改队里的又一个名叫奇行忠的逃号，被抓进来了。虽然没有与陈野关在同一个号房，但是陈野隔着窗子看见了他。警察对他不像对待陈野那么文明，第一次审讯，就对他进行了拳打脚踢，这个逃号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跪在地上自供出他的劳改身份。这已使陈野心中七上八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劳改队的干部到收容所来领奇行忠时，提出要到各号房里看看，有没有别的逃号被这里收容——因为自“文革”开始之后，逃号的人数与日俱增。 陈野的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他与那个新逃号，同时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返回劳改队的解放牌大卡车。当卡车穿行在劳改工地时，同类中的于立仁、刘士康、哈长林、张逢甲……无不对他投以忧心的目光。陈野则朝他们笑笑，他已经作好挨整的准备，一切听天由命了。 他被掷进了禁闭室。 当天夜里，一个蒙面大汉走了进来（那是不露面孔的警卫），先用绳子捆住他，然后把他吊在了房梁上。对他施刑的刑具，是皮鞭和木棍，那蒙面人一边抽打，一边狠狠地骂着： “右派反革命，我叫你跑——” “你跑到天边去，我们也能把你抓回来！” 骂声与棍棒声交织，不一会儿陈野的裤子就被打烂了。 因为在叶城收容所，陈野得了肠炎；几棍子下去，稀屎汤子就从肛门中喷了出来。 这一下，更招起了那个打手的火气，一会儿用鞭子抽，一会儿用木棍打——直到把陈野穿的那条屎裤衩也打烂了，才把他从木梁上放下来。此时的陈野，已然浑身赤裸——加上屎汤流了两腿，禁闭室充满了血腥和屎臭味。 已然陷入昏迷状态的陈野，躺在地上听见了几声训令： “别躺在地上装死，起来收拾卫生！” “穿上长裤，别露着你的鸡巴！” “发晕当不了死，你听见没有？” 门响了——打手走了出去。 陈野在地上躺了一夜，第二天对他的肉体折磨还在继续。他拖着血迹斑斑的身子，收拾完了屎臭以后，队长把他叫出禁闭室，让他承受另一种酷刑：在撤满了新疆沙漠骆驼刺的地上，队长责令他赤着双脚一边在骆驼刺上转圈，一边捧读《毛主席语录）。陪同他的是与他一起被抓回来的奇行忠——奇不是右派反革命，走三圈；陈野是地地道道的“敌矛”，在骆驼刺上走五圈。五圈走了下来，陈野两脚被扎得失去了知觉，不要说劳动，连路都走不了了 ——所以把他送进严班后，他首先干的就是在血肉模糊的双脚上挑刺——他自己无法看到自己的脚心，也是因逃跑而被关在严管班的同类王继祖、周世资，便为他细心地拔出脚上的毛刺。然后，陈野与王继祖（平反后回到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工作）和周世资（平反后回了武汉），一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说——抛开个人遭遇不谈，国家也被这祸国殃民的“文革”，拖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陈野的态度最为激烈，他说他准备在严管班呆下去了，一直呆到“文革”法西斯死亡为止。 到了1969年初，王继祖和周世资先后离开了严管班，空荡荡的地窝子（严管班设在地窝子里），只剩下陈野一个人了，他拒不回队。不过这些日子，他也没有闲着——先后有 27个外调组的外调人员，来到这儿找他调查原上海地下党同志的情况，陈野在这段时间内，一共写了二百多份外调材料——证明张三不是叛徒，证明李四在对敌斗争中十分坚定。这些材料完全可反证陈野是个好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却在地窝子中被关了两年零十五天。 面对黑暗，他已经准备“把牢底坐穿”了。其间，发生过这么一件令同类难忘的事：有一大，一个来自上海的姓范的成员，被关进严管班，仅仅因为他那天听见吹哨，起炕晚了一点点儿，先是罚他跪在地上，后又不给他饭吃。陈野见他实在可怜，便端过去一碗水，给他解渴。管理他们的人员，上去就给范一枪托，同时骂道：“我日你妈——” 陈野被激起了火性，反骂那个管理人员道：“他妈在上海，你怎么骂人家老人呢！谁给你骂人的权力？” “我还打你这个反革命呢！”说着，照着陈野腿上就是两枪托。 十分凑巧，正逢当时有来自上海外调的工作人员来找陈野，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出于公心，外调人员当场对这种野蛮的打人行为，表示了有限度的不满。当外调人员走了以后，陈野可就倒了大霉。他们捆起他的手反吊在树上，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一直打了40 分钟，直到打人的人累了，才罢了手。在此其问，陈野反背着的手，被勒得紫青紫青；他的身子随着皮鞭的节奏，像钟摆一样在树上摆来摆去。 “我打死你这个反革命！” “你打我已经证明你比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坏不少了。”陈野不屈地喊道，“你要是打死我，更证明你是与共产党为敌到底的坏蛋了！” “你还嘴硬？”叭叭又是几鞭子。 陈野被放下来的时候，已经成了血人。管理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属于革命行为，待陈野醒来之后，让他在地窝子中写认罪书，并引用了红宝书中“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让他承认为姓范送去的那碗水，是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问题。陈野声言，我不离开地窝子了，除非打人者向他认错——就这样，陈野成了“死不悔改的‘花岗岩’”，当然也就真成了在地窝子里生活的野人。直到后来，劳改队强行用车把他拉了出来——那时，他已然皮包骨头，像一具出土的木乃伊。 他和他的同类，去新疆是自愿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怕艰苦，说得形象一点，就像是过去卖故衣的小贩们唱的绕口令： 这个由我的卖 三年也穿不坏 它经湿又经晒 它经蹬又经踹 陈野与他的同类，不是畏惧大沙漠的艰辛而逃跑的——他和王继祖、周世资以及孙本桥、王同竹（后两者和陆鲁山、姚祖彝同时被枪决于南京），何以来而复去？怕是政治上的重压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生命负荷。特别是像陈野这样的老革命，他出逃的内涵十分丰富。平反之后，他来北京看我，讲起这一段往事时，仍然对他离开“桃花源”无怨无悔—— 他惟一憎恨的是那血腥的“文革”暗夜。他认为“文革”之所以来势汹汹，都是出自于党内 “左”祸根深蒂固。一线萤火，便燃起了熊熊烈焰，致使许多开国将帅死于自己的屠刀之下。 陈野的感悟是深刻而理性的——因为他的生命，也险些埋在大西北的沙漠之中…… 第二部中篇(5)-安身立命于阴山背后的小屋 在“桃花源”中的我及我的同类，没有经受陈野等人去了新疆后的血肉之灾；但是不等于我们对那一段历史，只有表层的开掘。 当时引起我们最大震动的有一件事：园艺队有个名叫符星勋的农工技术员，把他爱人王月娥的妹妹，介绍给农场司机陈长勤。两个人到了快要结婚的程度时，王月娥的妹妹到农场里来，符挽留她当天住在农场，她说回家准备一下婚前的杂事，没有在农场过夜，符技术员以及他的妻子——包括陈长勤在内，谁也没有料到当天夜里，发生了使他们一生也无法弥补的憾事。 王家住在大兴县大辛庄公社黎明大队，家庭成份不属于红五类，她和姐姐大不了属于地、富子女。就在她回家的当天夜里，大队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以砸烂旧世界为名，与无知农民勾联在一起，干了一件震惊全国的惨绝人寰的事件。在8月31日的晚上，王月娥一家六口（她本人在农场除外），以及生产队中所有成份不好的人，被勒令不许出屋，在家中静候。这些农民分别被叫到队部办公室去，便再也没有回来。进门一个，便有人用细铁丝从后边勒住脖子，直到窒息为止。王月娥的妹妹，见父母兄弟都不回来，知道凶多吉少，便一头钻进炕洞里躲藏起来。假如她能借着月黑风高，想办法逃脱劫难，也许还会有一条活路；但是没有想到“文革”凶手，会如此灭绝人性。第二天，她从炕洞中爬了出来，想寻找她的父母和家人。被造反派发现了，当即被处死，与她家中的另外五口，一起填了她家院中的一口枯井。 就在这三两天之内，整个大辛庄公社一共处死了百十口黑五类（包括他们的子女及隔代子女），最老的年过八旬，最小的出生仅有三个月，开创了“文革”暗夜之最。 一夜之间，王月娥没了妹妹；司机陈长勤，死了未婚妻。这么重大的消息，是没有办法保密的——特别是来农场要人的事情，使我们感到人人自危。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一次发生，农场各队都传达了万一红卫兵来农场要人，不许与他们发生冲突。但是三畲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中，已经丧失了耐心的人，说自己已然活到头了，来了就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王月娥还是个家属，不过是成份不好，若老右被要出去，就更没有活路可寻了。 在半个月后的一次休息回家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母亲。她连连表示感谢上苍，因为与那些冤死鬼相比，我们这个家虽然散落为三，但是每个人都还全须全尾地活着。在旁边听到我和母亲对话的儿子，吓得面色如土。他年纪只有10岁，按正常的情况推论，他正是每天与小伙伴嬉戏的年纪；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也开始关心这个家庭的安危了（这是不应有的早熟）。他说： “爸，前两天街道来人了，说我们不能再住这个院子和这三问大房子了。您看，早晚我们是要搬家的；与其等着让人家轰走，还不如自个儿提出来，搬到能住下奶奶和我的地方去。” 我母亲有些恋旧——因为我们已然住在这儿十多年了，邻居中除个别一半户之外，可以说都是一棵秧子上的苦瓜。院子里的邻居不愿意我家搬走——因为我们一走，不知道进来一个什么户。根据阶级斗争的学问，来的肯定是一户无产阶级；那么全院会因此而失去和谐，一鸟入林，百鸟压音，那日子也不好过。 我有限度地支持了儿子的意见：“妈，能重新上了户口，说明您在这儿没有民怨，全是受了我和您儿媳的牵连。主动提出换一间小房，虽然能落一个态度好，到了这个份上，态度已经不是什么护身符咒了。小众提的全对，但是当前最好是老老实实听喝，让走就走，上哪儿都行；表态表的不是地方，还会惹起别的麻烦。” 我母亲同意我的意见，她说她时刻做好搬家的准备。 儿子又说：“爸，现在我常在屋里猫着，一上街就有孩子喊我‘反革命崽子’，‘地主崽子’……”孩子两眼含着委屈的泪水。 “别惹他们，只当他们是在骂别人。” 孩子还想说什么，我说：“你想想，你要是在那个大辛庄的话，你和奶奶都被勒死了。”孩子被吓坏了，这之后，他夜里常做恶梦。母亲告诉我，她有时被孙儿的喊叫声惊醒，不得不把孙儿的手，拉进自己的被窝，告诉他奶奶在他身旁，让他安心睡觉——每逢这时，一老一小便谁也不能入睡了。母亲为哄他入睡，有时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小时候哄我入睡的儿歌： 狼来了 虎来了 马猴背着鼓来了 狼抱柴 虎烧火 马猴锅里煮饽饽 我一直后悔，不该当着孩子的面，谈起那百十口人的冤魂归西的事情，因为这对孩子的刺激太深了；但在它的负面价值中，也有积极的因素——那就是使他从小学会了忍耐，以应付那个年代的一切恶行。 不久，换房搬家的命令下来了——我没有到大周周未，不能回去帮他们搬家，是街坊的几个同命运的孩子，帮着一老一小，把家搬过去的。待我再一次公休，已然不用再去原来的院子了——这一老一小，搬进了南吉祥胡同十七号一个大杂院里的一间10平米的小屋。那是一间低矮、一年四季也见不到阳光的房子。前面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青砖楼，原本为著名京剧演员杜近芳的家宅。“文革”开始以后，其家受到了冲击，不知被撵到了什么地方栖身去了。我家的那间小屋，昔日住着杜近芳的保姆——自从杜近芳（其先生家姓吴）一家搬走，派出所搬了进来以后，在青楼与大杂院之间，砌了一面高墙，以示楚河汉界。由于地下水道不通，到了冬季，那一排低矮的房屋之前，成了一个冰砣堆成的滑冰场。母亲又是两只小脚，曾经被滑倒过几次；不过这对于经历过“文革”洗礼的母亲来说，构不成活不下去的问题。 当时，张守仁（《十月》杂志副主编）住在十七号的对面，曾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吉祥胡同扫街；孙儿怕奶奶累着，有时争抢着奶奶手里的那把扫帚，替奶奶赎罪。由于街坊都是陌生人，一老一小的生存状态，不如在原来的地方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尽管儿子从众像只怕猫的小耗子，还是无法逃脱各种欺辱——住在张守仁院子里一个颜姓家中的大小伙子，有一天，没有任何原因，在小巷里打了从众一个耳光。 因此，尽管我没有承受陈野的皮肉之苦，但对中国社会在那段暗夜的理解，也称得上入木三分。昔日，我读过美国记者写的一部名叫《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书，似从其中找到了潜伏在人类灵魂中的弱点——他们极易被一种类似于神示的东西煽情，而一旦这种心绪涌动起来，人性中的恶就会首先扼杀善良——先扼杀掉自己的，然后再扼杀别人的——最后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此时的人，会在不可知的本能驱使下，返祖回归成为非人的某种动物。 如那位姑娘站在老妇身上跳舞；那个监管人员让陈野跑骆驼刺；大辛庄的一百多口人集体死亡……在这种时代黑潮的冲击下，我们在团河的同类，不仅梦碎“桃花源”——而且无资格再在皇城脚下驻足，因为“水晶城”郊，是容不得沙尘的。所以我们一行——无论是解禁的还是未解禁的同类，都于1968年11月8日从黄村上了火车，重新回到老巢茶淀农场。 第二部下篇(1)-重返老巢后的沉郁岁月 火车上已全无来团河时的情致，自不必多说。更使同类们心悸的，这支回巢的鸦群中，除去少了去新疆的部分老右之外，还少了几个昔日同窗。其中的“林妹妹”郑光弟，因绝望自投了什刹海，这在前文中已经提及，我发现，同类中还少了一位来自老北洋大学的学子韩大钧。 我之所以对他的不在格外敏感，因为他是北师的物理老师——我离校时他正进校，头一年的返校节时，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后来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自然是不会忘却的。他与我同时解禁，没有去新疆，又没有自绝于人民——这位总是戴着一副眼镜的老师，到哪儿去了呢，经同类告知，才知道他已于“文革”初期，就被当作不安定分子之一，押迭回茶淀来了——比我们早回老巢近两年。 在我的记忆中，韩大钧是个非常乐观的人。在三畲庄的时候，他与我虽然不在一个小队，但却只有一墙之隔。他嗓门洪亮，笑起来其声可以震响人的耳鼓，我无论如何也难将 “不安定分子”的概念与他联系在一起。据我所知，他在解放前就是个爱国的学生，1947 年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后，他担任了北洋大学北平部示威游行队伍领队，因此曾以共产党嫌疑犯，被国民党五花大绑地抓捕入狱。入狱后脚坠七斤半的脚镣，经受了多日的皮肉之苦，后发现他不是共产党，才把他放了出来。北京解放前夕，他又出任了北大工学院的护校队队长（当时北洋大学北平部与北工大合并）。这样的一个爱国者，在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后送来劳改队，己然是冤案一桩了，何以此时又成了“不安定分子”？ 在隆隆东去的火车上，我知道了这位长者的不幸：“文革”风暴乍起之时，他与我一样，也十分关心老母亲的安危（他一岁多丧父，母亲一直没有再婚，母子相依为命）。但是当时农场已开始限制家在市内的老右进城，当时正好有一位同类魏巍（原北大法律系学生），因牙疼病进城到公安医院看病，韩便托这位同类借进城的机会，顺便去看一下他的母亲。傍晚，同类魏巍带回来的消息，使韩大钧不寒而栗：他的家被抄了两次，老母亲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说，还被轰到一间只有4平米的危房中去了。韩大钧心急如焚，但是队部就是不允许其回家——直到有一天，韩大钧的母亲，被折磨成胃穿孔，医院把电话打到了团河农场，农场才派一位姓姚的劳改队长，跟随他一起进城。到医院时，正逢医生给他的母亲手术完毕，急需输血。作为儿子，韩大钧立刻挽起胳膊，为母亲输了200cc的鲜血；然后去母亲住的危房（解放前为一座小武道庙）看了看，为母亲倒掉了罐子里的屎尿，才返回农场。 一路上，他越想心中越窝火。母亲年轻时丧夫，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可以说是个标准的爱国主义者——1933年，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邓中夏（当时化名施谊），因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曾一度藏身于上海法租界。后来法租界因怀疑其居留于其境内的合法性，想将其驱逐出界，在此紧急关头，当时的女地下党员唐豪，曾来找她求她帮助寻求法租界律师顾守熙的帮助（顾为昔日她先生的朋友），她找到了顾，并从法律上解决了邓中夏的合法居留问题。能拯救一个共产党创始人于危难中的爱国女性，怎么会遭这么大的罪呢？他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于是在有一次回家探望出院的母亲时，他怒冲冲地找到北师幼儿园（韩的母亲在这里工作），与勾来红卫兵斗争她母亲的曹桂林和冯风风老师讲理。那两位老师本来出身不好，为了自保而把韩的母亲推出去当挡箭牌——此时此刻，被韩大均质问得无言以答。本来事情到此结束，也许不会惹火烧身，但是韩大钧是个孝子，这个老书呆子在场内继续给有关部门写信，想让斗争他母亲的红卫兵，把他母亲送回到原来的住处去。在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年代，他硬要讲理，其后果可想而知：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队部突然通知韩大钧与另外几个“不安定分子”准备第二天离开团河前往茶淀。当时韩的母亲的病还没有痊愈，街道上有同情心的老太太，特意去告诉她，儿子从农场打来电话，说明天就要离开团河。 这是一个母子双方都失眠的冬夜。第二天早上，韩大钧打点行装的时候，他的母亲拖着带病的身子踏上了开往南郊的汽车。韩大钧心情失去了平静，他料到母亲会闻讯赶来，而他此时业已被勒令登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好在南来北往的车都走同一条公路，韩大钧擦净了眼镜片，睁大了双眼紧紧盯着南来的公共汽车车厢。真是无巧不成书，第一辆汽车开过去了，他没有看见他的母亲；待第二辆汽车与卡车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当真看见了他的母亲。 他大喊了一声：“妈妈——” 汽车飞驰而过。 这个老北洋大学的学子，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一边高举着双手，连连呼喊着：“妈妈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明知自己的两条腿难以追上汽车轮子，他还像是疯了一般在后边紧紧追赶。 四辆押送“不安定分子”的卡车，因发生了韩大钧的跳车事件，都停在了马路上。几名身穿警服的劳改队长，都从车上下来追赶韩大钧。这连环追的戏剧，使马路两侧的行人都停下了脚步。 追在最前边的一位劳改队长，眼看已经揪着韩大钧的棉衣衣襟了，一失足跌了一个大跟头。他爬起来高声喊道：“抓坏人——抓坏人——” 韩大钧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筑起来的阶级斗争的大网，一下子把他给网住了。革命群众与公安人员，把高高大大的韩大钧逮住了。没有什么客气的，给他戴上一副手铐，然后把他往车上一扔，他寻母之梦到此终结。一个没有学过武术的知识分子，何以会在来茶淀的卡车上，演出了像动作片里的跳车镜头？多年之后，韩大钧已是大百科全书的编审时，我曾询及他这一问题，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人性使然。除了母子情深之外，有一件事，使韩大钧终生难忘：那还是在60年代初的饥饿岁月，他当时已是二级浮肿号。在一个冬季的雪天，他母亲下了开往茶淀的火车，踏着半尺深的大雪，步行了几十里路，来给他送食品。待到了接见的地点，他母亲的两只棉鞋，已经全部湿透。接见室里有一盆炭火，他母亲脱下滴水的棉鞋放在火盆旁边烤干时，韩大钧发现母亲的一只鞋，鞋底与鞋帮已然分离；另一只鞋，底帮倒是没有分家，但是鞋底上磨出了一个圆洞。韩大钧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为了送两斤食品，老母亲走了这么多路，已经使他觉得愧对了母亲，而这双已无法再穿的棉鞋，怎么再走这几十里的雪路？！他母亲用细绳捆了捆那只分了家的棉鞋，又把那只透了底的棉鞋，塞上了一点儿从棉衣上扯出来的棉絮，就又踏上归程的雪路了——后来他才知道，他母亲没走多远，那鞋底鞋帮就又分家了；他母亲等于是赤着脚板，趟着雪路回到火车站的 ——想想母亲的付出，他也就有了跳车的勇气（我曾对他建议，将他的这一段往事，编进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文革’与知识分子卷”）。 两年多前，四卡车“不安定分子”重来茶淀。 两年多后，我们这些“安定分子”也到这块故土上来了。不同于他们的是，他们是坐汽车来的，而我们是坐火车来的。至此，“桃花源”变成了我们生命中旋而即逝的幻影，悲歌咏叹中的一个飘然远去的欢乐音符。 第二部下篇(2)-在西荒地“五八二” 我和我的这些同类还原于“582”分场。回想起来，颇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与我同来 “582”的原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对我做过一个比喻：我们可以比作猴子，马戏团给我们穿上几天衣裳，让我们串演了几天半人半猴的怪物——现在马戏结束了，一切都还原回了原始状态。 我也以苦涩的幽默回答我的这位同类：“好一点儿了，这儿离埋死人的‘586’，比我原来呆过的‘583’、‘584’，要远一些。” “你不要净挑坏的说么。”戴煌说，“也有好的一面，这比你过去呆过的地方，距离张沪不是近了一点儿吗！” 是的，回到老巢来了，又与张沪到了同一块地皮上来了。仔细想想，去团河只是给了我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梦——除了与家人的一半相聚了几年，一切都和当初一样。摘了右派铁帽和没摘一样，我与同组的成员，又回到了五毒俱全的群体中。我的组长名叫平克贤，原本是昔日八大胡同里的一个妓院老鸨；还有一个我终生难以忘记的惯窃“何大拿”（名字我记不清了）；另外有几个因流氓罪进来的成员和一个过去当过法国传教士的高学海。主管我们的队长姓崔，我初到那儿的第一天，就听见“二劳改”们在背后叫他“崔阎王”，另一个队长姓翟，背驼得像个标点符号中的“？” 我在万念俱灰中与这几位睡在一条大炕上，情绪之烦躁可想而知。临离开团河之前，我把《北京日报》退还给我的书，运到了家里：重返茶淀时，我选了几本，塞到行李之中—— 这绝不是为读书，纯粹是为打发时间。当然，在那个天地一片红的年代，我要带的书，都是革命的书籍，除了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有点不合时尚以外，其他如高尔基的，方志敏烈士的，在那个年月政治上都无可挑剔。此外，我还把我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三本书，也装到一只破纸箱的底层——那是我怕自己随波逐流，在劳改队堕落下去，而为自己准备下的三把戒尺：我曾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虽然命运还在不断恶化，梦已破碎成为天边一缕游丝；但是人往下走是非常容易的，我不想让自己一滑而不可收。 我的更多的同类，分在了三中队。因而我为了寻找知音，一有空闲时间，除了翻看高尔基的之外，便离开我所在的四队到三队去找同类聊天。那儿有戴煌、阮祖铨（来自商业部）、李建源（来自新华社）、裴连振（原机电部工程师）等十多个老右。大家悄声谈论最多的话题，不外是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大概在我们到“582”两个多月的时候，同类阮祖铨与李建源之间，因开玩笑，引发了一场祸事：当时全国正流行着戴伟大领袖的像章，阮祖铨的家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给他寄来了一枚毛主席的像章。按着正常的邮政规定，信中夹寄任何物品都是不可以的；但是那封信居然邮到了农场。 拿信来的是李建源，他用手捏了捏信皮，鼓鼓囊囊的一块，不知里边是什么东西，顺口对阮祖铨说了一句：“喂！你的信里有鬼！拆开让我们看看！” 阮祖铨接过信来捏了捏，里面硬梆梆的，也觉得有点奇怪，便应和着说：“是他妈的有鬼，是什么东西呢？” 信撕开了一看，是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在劳改队是不许戴伟大领袖的像章的，那意味着对领袖的亵读——因而阮祖铨，赶紧把像章收好，怕有罪于伟大领袖。但是他万万想不到，他的弥天大罪已然犯下了：两个老右居然敢把毛主席比作为鬼，他俩说者无心，旁边的人听者有意——而把这件事捅上去的，正是同类中的一个。此人把事件的性质，向中队长作了分析，这在那个年代就成了天大的事情。 据说，中队指导员姓白，还是个知道爱护知识分子的人；但队里不止一个队长，别的队长认为这是恶毒攻击伟大统帅的反革命行为。于是对一场由好奇说出的笑话，无限上纲的大批判开始了。 “低头——” “老实交代——” “你俩胆大包天，竟敢把伟大领袖比成鬼，真是反动至极——” “你们背后的主子是谁？” …… 风风火火的斗争大会，着实进行了好几天，到后来还是那位白指导员，没有让事态继续扩大，把事情缓缓地压了下来，才算告一段落。值得深思的是，在那个疯狂的历史暗夜，一个执行专政的干部，倒比那个无事生非的同类显得清醒，这是十分反常的现象。那个自食同类的丑类，何尝不知道阮、李二人并无亵读毛泽东之意！他所以要这样做，不过是要讨个积极罢了——而在那个年代，许多开国元勋都成了阶下之囚，他所讨的所谓积极，究竟还有什么价值？鬼才知道！在这一点上，这个同类中的丑角，还不如刑事犯清醒——刑事犯中流传着两句顺口溜，倒是极富哲理。他们说：任你千变万变，不如政策一变；任你千好万好，不如政策一好。“文革”已然把中国拖入了黑暗的深渊，你一个老右就是表现得再积极，也不过是臭狗屎一堆而已。 中国人历来有窝里斗的传统陋习，知识分子是这块历史积淀物上的一个细胞，当然概莫能外。前文已经提到过在三畲庄的“打鬼会”，充当打手的并非红卫兵，而是知识分子自身 ——远溯到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及我在本书第一部中写到的那位“头人”，都是知识分子自噬的例证（80年代末期，姜文因第一部来访，他认为该书除了历史的真实之外，使他动了真情的是，笔锋也直接触及了文化人自身灵魂的霉斑，最典型的就是那位“头人”。他想有机会时将其搬上银幕）。当然，相对而言，读书人明达事理，知晓礼义；以坑害同类以自拔的人，毕竟为数不多。仅以三中队的老电机工程师裴连振为例，就代表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刚直不阿。裴在同类中，算是年纪最大的老右了，我们还是满头黑发，他头上已然出现了缕缕银丝。他对我说： “你过去是个记者、作家，要好好记住这一段历史。如果有一天，你能动笔的时候，要不掺假地把它写出来——这不是为了揭短，而是为了中国的明天。” 当时，我的文学梦早已被时代风暴撕为碎片，因而不以为然。他举出司马迁著《史记》的古事，来唤醒我麻木的神经，但是没能奏效。我说我只要求我自己尽可能不随波逐流，仅此而已。但就是这位电机工程师，到了1979年中央为老右落实政策时，也演出了令同类们叹为观止的一幕：当初陷他于囹圄的人事干部，来劳改驿站对他表示友好时，向他伸出了一只手，他却扬起了他的一只脚去握他的手——裴公以脚代手，意在表明当初诬陷他的那个人的手，比自己的脚还脏。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我的朋友戴煌。他在劳改队的生活处境，可以说是最困难中的一个。这位来自苏北新四军的老记者，被送进劳改队后，妻子小潘是个收入低微的油漆工，没有钱给他买“进口货”送来，他以十分坚毅的态度对待饥饿的煎熬。他当时有一句同类们无人不晓的口头禅：宁可暴尸荒地，也不吃救济粮。救济粮的含义，不是指政府而言，因为每人每月就那么多粮食定量；它的含义是指同类们的相助。他身体高大，身体需要的热量，本来就比别人要多；加上劳动中从不惜力，其饥饿的程度可想而知。据李建源告诉我，同类们如果都有这种精神，知识分子的形象会更加凛然——这可以视为与那个泯灭良知、陷害同类于水火之中的丑类，遥相对立的另一种知识分子的品格吧？！ 第二部下篇(3)-“高尔基”、“低尔基”与一个女盲流 因为我在的中队，同类不多；虽然也有三两个老右，因为没有三畲庄的相聚有缘分，因而往来不多。组里的几个成员，除了那个法国传教士以外，更难找到一个知音了。 这并非是我有多么清高——“清高”二字，已早在我的灵肉中消亡。时间像个磨盘，磨碎了知识分子的自尊，连同知识欲求也一块儿被磨得粉碎。这儿离北京较远，在茶淀小站登上火车，回城也要有多半天的时间；并且农场言明’文革”中回家必须请假，所以等于取消了返京探家的自由。 百般无奈之际，只好以看书打发劳动之余的光荫。历经近十年的劳改，我的手掌已粗得如同挫刀，以致手指翻动书页时，都发出哗哗的声响。大概是快到1968年国庆节了，有一天公休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驼背的翟队长，走了进来。 “你在看什么书？”他突然问道。 他进来时我面朝墙，因而没有看见，听见他的声音，我忙从炕上爬了起来：“我在看高尔基的书。”我把书递给他，表示我没看什么不好的书。 他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那本书，把书往炕上一扔：“什么‘高尔基’‘低尔基’的，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什么书也不许看。” 我不禁血涌心头，说了句：“这是过去列宁喜欢看的书，是革命书籍。” “我说过了、你听清楚没有？” 我还想说些什么，但是想到他是个半文盲，便把嘴巴闭上了。在专政机构对这样的干部讲高尔基，等于是对牛弹琴。 劳改队中有一批这种类型的干部，他们因为没有文化，本能地仇视文化；加上“文革” 一来，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他们就更以没有文化为荣。像三畲庄的董维森和高元松那样深知文化价值的干部，在劳改系统占的比例极小。但是他们也要管理人，还要管理知识分子。好在他们有“文革”的大棒在手，你在其中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虽然是一句古话，但也是“文革”年代，一幅逼真的立体全景画面——社会上如此，在社会最底层的劳改队，则表现得更加突出。 “罗锅”走了，同组因打架斗殴进来的成员希中信对我说，他也看过高尔基的书，他劝我来个“狸猫换太子”，省得以后找麻烦。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让我包上书皮，以应付形势 ——从那天之后，我每拿出一本书来翻看，都把它先包上《毛泽东选集》的书皮，加以伪装。这倒也真成全了我，连雨果的，在这种红色的包装下，读起来也安然无恙了。 后来，我渐渐地知道了“罗锅”队长的一点家事：他活得也挺可怜的，因为他近乎于文盲，加上驼背，起始连个对象也找不到；到了大饥饿年代，一个女盲流讨吃讨到了这个地方，他算是有了个媳妇。由于这种畸形的婚姻并非女方自愿，婚后他成了受气包——所以一些能钻空子的“二劳改”，要外出去附近的怀淀或汉沽买什么东西，常常躲开“罗锅”队长而去找他的媳妇请假——虽然她并非劳改干部，但她经受过生活的煎熬，因而对一切劳改成员有着强烈的同情，便有求必应。几十年来我走过多少劳改驿站，只有在这里才有这种奇遇和奇观。事情不大，但却给了我极深的影响，我懂得了只有走过雪路炭途的人，才最具有人类的同情之心（我很崇敬那个女盲流，后来，我曾把她当作中篇小说《风泪眼》中的一个典型）。 第二部下篇(4)-夜宿“北砖窑”的停尸房 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公休，我请假去看我的妻子张沪。在我离开茶淀这几年中，张沪曾获准过一次回北京探亲的机会，也曾顺便到团河去看过我们的劳改环境。她看了以后，曾愤愤不平地对我说：“为什么单把我们女右派，扔在那块地方？”言外之意，她觉得我们的所在地，比她们的生活条件强多了。她请假回家的时候，正是“文革”前夜，忽然有一天，派出所民警把她找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找到派出所去询问，才知道是场里找她回去，理由不详。 我从北京给她写过信，询及这一情况。她在回信中没有回答。我想她们女号每一封信都要检查，她可能苦于在信中无法说明。作为一个革命家庭出身。昔日的上海地下党员，她不仅没有摘掉帽子，连解除劳教这一关也没过，这已使人十分费解；此时又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当然在我心中如同火上浇油。为此，我到“582”不久，就曾向队长请假去看望她，但一直没获批准。是国庆节的恩典？还是翟队长一时高兴？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个中缘由——反正那天他批准我去探望她了。临行前，翟对我说的话使我终生难忘：“休假两天，明天你必须返回中队。你要不遵守纪律，“文化大革命”的铁拳，对你们这一对儿反革命右派，是不会手软的。” 我刚刚要走，他忽然对我说道：“你下午再走吧，上午先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 我简直无以对答，因为学“语录”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让我去看望她，已经是他的恩典了。我怕万一说多了，他改口说不让我去了，只好听命。 好在生活中几乎没有让人快乐的事儿，在失意中生活惯了，“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否则我该怎么办呢？跟“罗锅”队长争辩我已然摘了右帽，不属于反革命的范畴，那不是自找没趣吗？说我和妻子有许多话要说，按着革命的人道主义，也应多给我一点时间，他能听懂这些话吗？一个连高尔基是谁都不知道的人，你与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记得，那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蓝天上南飞的雁阵，排成人字形从我头上飞鸣而过。我不时抬头遥望苍穹，感到那个“人”字的可亲。可是我是个人吗，虽然我有着人的躯体，人的思维，人的感知；但是我早已经是倒着写的“人”了，不要说别的，仅以“罗锅”队长那段训话，我就不属于万物之灵的人了。我不是人，我是个什么——我是个什么——空寂的田野上，没有任何生灵能回答我。 张沪原来的改造地点，紧挨着总场的葡萄园，我不知道女队的新址北砖窑在什么地方。直到我走到总场附近，才从一个“二劳改”的嘴里得知，它在农场的最东北角，那儿是东区埋死人的地方。听他一说，又增加了我的怏怏不快之情，我已经走了近20里路了，目标还在北方——那儿是乱坟岗子。好不容易走到终点，天色已近黄昏，女值班员向她们队部禀报了我来探视，不一会儿走出来一个身材瘦瘦的男劳改干部。他领我走进一问铁丝网里的房子，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是女队的指导员，姓杨。你是张沪的什么人？” 我答：“我是她的丈夫。” “你叫什么名字？” 我自报了姓名。 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阵子，大概确认了我不是冒充张沪丈夫的人，才让我坐在一条木凳上。接着我的神经便一阵紧似一阵，这位干部告诉我，她在这里改造得不好，一股知识分子的傲气，始终没有去掉。这儿是什么地方，是让反动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地方。是龙你也得卷起来，是虎你也得趴下…… 我的心顿时乱成一团。因为前两次来——尽管那时我还没有解禁，她们的女队长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态度严峻，对我说话时两只眼睛，闪烁出咄咄逼人的光芒。我拼命镇静着自己狂跳的心，大着胆子问道： “指导员，她有什么具体的反改造的事情吗？” “她跟女队中的一个反革命关系密切。至于更具体的东西，你无需知道。” 我问了等于白问。 他说了等于没说。 说这些话时，屋子里的电灯已然亮了起来。看见灯光，我的心反而安定下来，反正过一会儿，张沪一到我什么情况都会弄清楚的。但是我想错了，那位杨指导员与我谈了谈要我对张沪进行帮助之类的话，便对我毫不含糊他说道：“这次你们不能见面，她正在反省号里反省。你么，天黑了，今天也就不用回你们‘582’了，明天一早你再走吧。”言罢，他竟自走了。我追出去两步，见他正与女值班员交代着什么事情——然后，那女值班员走了过来，把我带到一排碎砖头垒起的房子里，告诉我今夜就住在这里。 我看了看，那是一面土炕，已然散了骨架的炕席上，有几床被子摊开着。从色泽上看，至少有几年没有拆洗过了。 “指导员说让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到女号食堂打晚饭。” 我说不必了，我可以赶回我们分场去。 她说：“那可不行，指导员让你住在这儿的。你走了，我担不起责任。” 我知道她也是一个“二劳改”，我当真拔起腿来就走，她就要去重新请示；再加上我也确实感到累了，在这儿过一夜就过一夜吧，这是命运的安排。 她要给我去打晚饭，我请她留步，并恳求她说：“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一下，这儿有两包点心，是我们同组的人去汉沽时买来的，你能不能转给张沪？” 这位积极分子对我板起了脸：“刚才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队长？你不是不知道这里的纪律，一个反省号是不能接受家属任何东西的！” 我面红耳赤地站在她的面前，尴尬之后，我告诉她不要为我打晚饭了，带给张沪的东西就够我吃的了。但是她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指导员的指示——给我端来一碗粥和两个窝窝头。我浑浑噩噩地坐在炕沿上，如同木偶一般、呆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先是后悔不该来跑这趟冤枉路，继而为张沪的命运忧虑起来。进了劳改队，我被生活这把雕刻刀，已雕刻成了非我；而张沪则像是一块水晶石，任时代塑来塑去，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我在对她崇敬之中常常感到悲凉，因为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她已然自杀过一次的病弱身体，经受得住这么折腾吗？ 粥早就凉了。我打开点心包，一边喝着冷粥，一边掰食着硬得如同石头一样的点心。从墙洞中钻出来的几只红眼耗子，抢食着落在地上的点心渣子——后来我索性把吃不下的窝窝头，掰开揉碎让那几只饥鼠吃个够。待我感到心力交瘁，囫囵个儿躺在土炕上时，才发现有一股冷风吹了进来。仰头看看，原来后墙墙角，有一个大大的圆洞。根据我劳改多年的经验，这洞并非自然塌落，而是用镐头特意刨出来的。在房子里刨一个洞干什么，我想来想去，判断出这是一间停尸房——我身上的被子，是死亡号留下来的。想到这里我一跃而起，走出房间溜到房后，借着月光：朝四周看了看，房后是一片枯草，但是在紧贴着圆洞的地方，被车轮压成一道道车沟。我不是福尔摩斯，但是根据劳改生活的启示，我揣摸出那个圆洞，是为了从房里向房后顺死人的——生者把死者顺着墙洞推出来，往大车上一扔，就奔往北砖窑的坟场了（后来，我从张沪嘴里确知，一切都与我的推断一模一样）。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早上打道回府。 我满怀希望而去。 又塞满惆怅而归。 第二部下篇(5)-与贼同醉 从女队归来以后，我心情的凄迷到了顶峰。记得在返程途中，我坐在离“582”不远的一座小桥上，流下了一个男人不该流淌的眼泪。时代对我们是不是太苛刻了——特别是对于曾被国民党拉上过特刑厅的女共产党员，现在让其反省与反革命分子的关系问题，这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还是历史的悲剧？我太了解她了，她是不会向压力低头的，这会不会又酿成她的另一个新的不幸？ 回到监号，几个同组成员开我的玩笑道： “久别胜新婚，夜里干了几回？” “他妈的，你比我们强多了，一抬腿就能去天河配！” 惟有那位法国的传教士高学海，似乎看出我的情绪并不太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自言自语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法语，抒发他自己的心绪——他究竟在说什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想知道——我给他起了个“高老夫子”的绰号，在组里除了我对他十分尊敬之外，几个解禁的流氓罪犯，实际上把他看成是一个影子般的人物。 我只好把泪往肚子里流。在劳改生活中，我不能过多地流露真情，因为这里的队长已然不是董维森的类型，他们两只眼睛时刻在盯着思想犯。一旦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过了10月，接近了年关，劳改队要例行文艺演出。有一天，崔指导员把我找到他办公室： “你把你们组学毛著后，立刻见行动的好人好事写一下。” “您看，我该写谁呢？” 他说：“你们组里何××（我已忘记他的名字了），因为是个惯窃，才有个“何大拿” 的外号。这你知道吗？” “知道。” “他学了毛选中的老三篇以后，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有了变化。前两天，他在收工的路上，拾到了五毛钱，交到中队来了。你就写写他这一段吧！” 我只能点头称是——尽管我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还是应了下来。之所以如此，当时我们组正干着刨冻土的活儿，每天抡铁镐刨冻土的活累我倒是不怕；怕的是那漫天漫地的白毛旋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前文已经说过，这儿是个大盐碱滩，七八级的大风一刮，一片白黄色的沙尘吹在脸上，苦咸苦咸。冻土有三四十公分厚，手上震裂的口子虽然贴满了胶布，还是照常开裂。留在监号写点顺口溜一类的东西，可以少受点风沙之苦，这是原因之一。之二，让你写你就得写，否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与其如此，何乐而不为？！ 进劳改队以后，我已经多次干过这种差事。但是每每充当这种角色时，常常勾起我死去了的文学的梦幻，实在有愧于心。同组的人都知道，“何大拿”不过是变了个小小的戏法：他自己先把五毛钱丢在什么地方，再当着别人的面，把钱从那地方拾起来，然后把钱送到队部办公室——戏法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成了学习老三篇的积极分子了。写！我还得把假的当成真的写！ 整个的时代，都跳起了假面的忠字舞，一个“二劳改”，还要什么自我清高？ 到了新年，我写的《“何大拿”学毛著》，是以山东琴书的形式演出的。我们全组人员，一起上阵。为此，我们全组得了个集体学老三篇的优秀奖。在台下听着队长表扬我们的时候，我的心在暗暗发笑：好一个“何大拿”，一个小小的把戏，不但给自己的脸上贴了金粉，还给我们全组画上了红脸。 可笑？ 可悲？ 可耻？ 可乐？ 时代既然充满了荒唐，荒唐多了，也就不觉荒唐。 但这一切，都只是过眼烟云。当我的良知苏醒的时候，内心一片苍凉，正是因为醉中有醒，到了年节的晚上队里破例允许喝酒时，于是就有了《与贼同醉》这场正剧。那天队里吃的饺子，饭间，其他成员都去各找各的朋友，摆龙门阵去了。我本来是想去三队找李建源和阮祖铨两个同类去谈心的——从探视张沪未果而归，我的心情一直不好，与同类中的友好聊聊，不外想排解一下不佳的心绪。但是“何大拿”把我拦在了门口，他说他感谢我写了他的事，要对我表示一下谢意，说着举起了他手中的那个酒碗。 同在一个组里生活，我不好推辞，便拿出我腰里揣着的酒瓶，并拧开瓶盖说： “喝我的吧，你的酒是白薯干做的，我的酒是北京的正宗‘二锅头’。” 他把我倒在他碗里的酒，一扬脖儿喝了下去，连连称赞着：“还是北京的酒香。” 我再次要走，他拉着我的胳膊，不让我走。我只好坐了下来，与他一边吃着饺子，一边端起酒碗。 “来，干了它！” 在我和他频频碰碗之后，一开始是心发热，然后便是头发晕。青年时代的我是有点酒量的，但在劳改队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沾酒，所以很快进入了半醉状态。喜酒的人酒后的醉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发酒疯手舞足蹈，有的人沉默无声——我属于后者，特别是进了劳改队以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每每在节日放纵自己狂饮之后，话就变得更少了。我仰面朝天往炕上一躺，愁思便潮涌般地塞满心扉。 “何大拿”无忧无虑，他喝够了酒以后，便在狂放不羁中口吐真言：“谁他妈的有病，捡了钱还交公？我还嫌钱不够花呢！一个月就这点鸡巴钱，还不够我卷‘大炮皮’抽呢！” “你是怎么玩的花活？”我半醉半醒地问道。 “那不是大容易了吗，出工的时候我走在队伍的后边，把五毛钱扔在那儿；收工的时候，我走在队伍的前面，当着大家的面，再把钱拾起来交公——就这么简单。你想想，在这块兔子也不拉屎的地方，连个人烟也没有，谁能把钱丢在那儿？嘻嘻……这戏法还真灵验，我成了场里的标杆！” 我笑了，笑他的鬼把戏，叫我们猜了个准；但是却把劳改干部，骗了个底儿朝天。如果事情到此刹车，下面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了——可他把酒瓶喝了个底朝天以后，又对我吹起他神偷的本事来了：“我在年前回家探亲，在回来的火车上碰见一个老太太，她挨着我坐着，怀里还抱着她的小孙孙。我以为她的包袱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便顺手牵羊地拿了回来。可是回到场里打开一看，净是些尿布片片和喂奶的奶瓶一类的玩艺。里边还有一个纸片片，那是一张选民证，我记住了那老太太的名儿，她叫崔风莲。‘吃大轮’（在火车上行窃）的碰上穷光蛋，算是打雁的叫雁给啄了眼，不过，这时候倒也算有了它的用项。”说着，他把藏在炕洞里的小包包，拿到炕上抖落开来，从中拉出来几片白白的尿布，像是扭秧歌似地，在地上扭动起来。 是好奇？ 是诱惑？ 当时我也说不清楚，他究竟触动了我的哪一根神经，反正我一个鲤鱼打挺，从炕上跳了下来。我拿起那张选民证看了看，那个被窃的老人63岁，正好与我母亲同庚。我母亲昔日来看我。坐的也是这趟火车，在冬季的大雪天，肩上不仅背着给我和张沪送来的东西，手里还要拉着她的孙子——那两只小脚走在遍地皆白的雪路上，一走一滑。要历尽艰辛，才能把她那份老母亲的心，送到我和张沪面前。而“何大拿”真是丧尽天良，居然在“大轮”上，偷一个老人——甚至把老人喂孙子的奶瓶奶嘴和尿布，都给扒窃来了——而我却与他同饮同醉，我还算是个两条腿的人吗！ 此时，“何大拿”已然更换了那几片尿布的用法。他从扭大秧歌，变为反串中的红娘。他一边扭动着腰肢，一边唱道： 叫张生 你莫担惊莫害怕 我慢慢地走 你慢慢地爬 “‘何大拿’！”我突然喊了一声。 他没有理睬我，继续在半醉半醒中得意地演着他的红娘。 我却尽量从醉意中自拔，开口责骂他道：“你他妈的偷谁不好，为什么专偷一个老太大？你有亲娘没有！” 他停下了扭来扭去的京剧台步，反唇相讥道：“秀才，你小时候是用尿布擦的嘴吧？说出话来怎么又臊又腥？” 我血涌心扉，朝他高声叫道：“混蛋！” “我告诉你，干我们这行的手上是不长眼的，谁他妈的知道包包里是尿布，让雁啄了眼的事，说明我手生了。” “你是你娘生的吗！” “你怎么骂人？你把你老娘也带进劳改队里来了！” “在狼窝就得学狼叫，这是我的一大进步。” “放你妈的狗屁！”他先把尿布朝我脸上掷了过来，然后如同猛虎捕食一般，整个身子向我压了过来。 我闪开了。 “何大拿”踉跄着身子，倒在了炕沿上。我趁势从他身后，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他一声未吭，反过身来挥拳朝我脸上打来。我只感到头“嗡”地一声，面部一阵火辣辣的疼痛。这一拳激怒了我，我抄起刚才煮饺子用的脸盆朝他砸了过去。脸盆砸空了，发出 “嗵”地一声响。趁他还在发愣的当儿，我猛扑过去，朝他脸上打了一拳。 他嘴角出了血。那鲜红的血滴，使我昏热的头脑略略清醒了一些；但此时的殴斗，已经欲罢不能了。他用袖口抹了抹嘴角的血，张开两只像老虎钳子一般的手，向我的脖子夹来，我虽然闪过了他的双手，却没有防备他的光葫芦头，他那如同铁头僧一般的脑袋，猛地撞在了我的肩上。我后退了几步倒在了墙角，他不失时机地扑了上来，把我压在了身下。他一边骂着：“老子今天好好教训你这‘吃屎分子’。”一边左右开弓地抽我耳光。 起始，从没有打过架的我，有点被这突发的强力，震慑住了，又想到这场殴斗是我挑起来的，他要是到此住手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无赖不依不饶，似乎我成了他身下的一个驴儿，任他在我身上施威。这种带有侮辱性的姿态，终于再一次激起了我的酒劲，我乘其不备，伸出一只手来捏住了他的喉咙，狠命地掐着不放；他正在喘粗气的时候，我拼命地用力一推，将他从我的身上掀翻在地。我毕竟比他年轻几岁，两个人在地上滚了几个滚儿以后，我终于以牙还牙地将他骑在我的身下。他几次想再现刚才打我时的辉煌，但都没能得逞——在此时此刻，我已然把他打得鼻青脸肿。 “服不服？” “不服！”“何大拿”铁嘴钢牙，喷了我一身血污，“就凭我这出了名的佛爷（窃贼的内部称呼），能跌在你这‘吃屎分子’的手下！呸！” 我再一次大打出手。 他在我身下当真没有求饶。 这时同号的成员回来了，把我们拉开，说要去禀报队长。“何大拿”的酒兴，似乎在这场殴斗中挥发尽了，他忙拦住了同号人的衣袖，自我解嘲他说道，“别去，这是我和秀才喝醉了酒。两个人闹着玩呢！”很显然，他是怕把事态扩大，五毛钱的丑剧连同在车上行窃的事，都亮了底儿。 …… 这是我在劳改生涯中，惟一的一次与人斗殴——不是与我的同类，而是与一个地地道道的贼。当天的月光很亮，何大拿没来得及擦一擦他那张血迹斑斑的脸，就躺在炕上扣开了呼嗜。我久久没能入睡，掂量着自己是不是在返祖成猿？想来想去，我这一次打架，是为我的多灾多难的母亲与我受难的小儿子而打的——如果“何大拿”不是偷了一个带着孙子的老太大的东西，而是偷了一个别的什么人，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在这年节的日子，我太想念他们了——那一老一小是为我和妻子而受过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那次殴斗行为，从人的生存哲理上伸延开来，仔细反刍一下那天晚上的行为，我的退化行为，颇有点类似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中，那条名叫巴克的狗。它开始是一条十分温顺的家狗，但是在几次被转卖的过程中，它历经了主人无数的鞭挞与同类之间的相互厮拼。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它在自舔伤口之后，不断强化自身并消失了原有的驯良——最后，巴克不但成为狗群中的天字第一号，还成了荒原上狼群中的领袖。 我不是狼。我是人。但是人在严酷的环境中，也会像巴克那样失去温顺。 这是我的进步？ 还是我的退化？ 第二部下篇(6)-与牛为伍的三十多个夜晚 不久，我就停止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思考——因为我也变成了一个两条腿的动物。 元旦刚过，农场总部抽调各个分场的劳力，集结于茶淀镇的东部，去疏理开掘海河流向农场的入水渠道。这是要挖几十万方土的工程，因而全场总动员，必须在春耕之前，拿下这个水渠，以解决春天稻田的用水问题。 那是我劳改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日子。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进入腊月滴水成冰。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刻，被卡车送到工地来的。那儿没有房子可住，一律住在高粱秆糊泥巴的简易工棚里。为了按时挖通水道，几千口子人马24小时昼夜车轮大战。我被分在夜班，劳动项目是与一条牛为伍——把挖出来的河泥，用牛车运到百十米远的地方堆山。由于道路泥泞难行，没有办法用大胶轮车，便用牛拉小平车运泥——牛在前面走，我在后边扶着两个车把，充当驾辕掌舵的工具。 牛比我累。 我比牛轻。 但是人不能与牛相比，俗话说：十九条汉子一条牛。经过几年的修行磨练，我自认为是个并不畏惧劳动的人，但是在子夜以后，我的双腿便开始发软，两只手几乎攥不住那冰冷的车把，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和牛结成了死对子，谁也离不开谁，也只有强打精神，支撑到天亮。 记得是一个落着鹅毛大雪的夜晚，由于厚厚的雪层淹没了小车的车辙，我无法辨认车路，老牛拉车走到一个深沟的旁边时，车轮一下滑到了沟里，一车泥翻在那儿还是小事一桩，我被车把狠狠地打倒在地，一只车把，不偏不倚地捅在了我的右侧肋骨上，一阵钻心的剧痛，使我几乎失去了知觉。老牛在那个夜晚得以歇了歇腿——因为人们把我架回了柴棚。第二天，我强忍着剧痛，步行去了设在总场附近的公安医院，照片的结果显示，我的肋骨折了一根。医生开假一周，队长没有叫我回到分场去休息，而是留在柴棚中养伤——这倒也好，一直与我没有见过面，昔日在魏家胡同同住一个院的王金柱，到柴棚来看我了。 王金柱体壮如牛，见了面就叫我大哥。他说他在东区，与我离得太远，不然早就来看我了。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知道我与何大拿酒醉后殴斗的事儿，声言要为我拔冲（打暴不平之意），好好教训教训那个臭贼。 我说我没有吃亏。 “我折进来比你早，还不了解你们喝过墨水的文化人！你们在这里边，只有挨欺负的份儿，那有不吃亏的事儿？” 我怕他真在这几千人的工地上惹出是非，只好把当天的情况向他详说一遍。哪知他死活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大哥，咱们里外院住着，远亲不如近邻，何必跟我客气！” 我明白了，他是以他的眼光和经历，来看待知识分子的。我要是跟他讲中，一条驯良的家犬，最后变成了狼群的领袖，他能理解得了吗？！他在东区有“戳天一柱”的绰号，从他的思维逻辑上去推断，是不可能认知这一生活哲理的，对他说这些等于白说。因而，我只能十分婉转地劝他不要在工地上干这件事（他声言要断了“何大拿”的一条腿），如果干了这件事，家中的王大娘（王金柱的母亲）是会做恶梦的。经过我死说活说，他才答应先放“何大拿”一马。 我从我的邻居身上，再一次体察到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法则。因为他与我在柴棚里的谈话，被人听见转告了“何大拿”。“何大拿”在一天的晚上，特意来向我请罪。我明白，他这老耗子，怕的是猫——那只猫就是王金柱（后来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茶淀的监舍倒塌了许多，王金柱用肩膀扛着塌落下来的预制板，让别的成员先跑出房子。但是又有预制板塌落下来，他被一根钢筋穿颈而过，惨死在大自然的灾祸之中。王大娘为此痛不欲生）。 由于这儿聚集了来自全场各个角落的劳改成员，消息比在西荒地多多了。不久，东区与女队有接触的一个同类，给我送来一个信息——张沪离开了反省号。她之所以被勒令反省，因为回北京探亲时，给一个同类私带出去过一封什么信件。她是出于共患难的友情，并不知道信的内容。此为她进反省号的原因之一；其二，在反省号内，她每天画小儿子的肖像，被认为态度不好，抗拒“文革”，抵制改造。所以那次我去看望她时被拒，夜宿停尸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我养病期间，张沪通过队部，又转来一封短信。信中要我为她去汉沽买一副近视眼镜，她戴着的那一副镜片坏了，所以此事急如星火。我当时肋骨之伤，虽然已不太疼痛了，但是要到汉沽还有困难。王金柱为此特地借了一辆自行车，驮着我去了汉沽一趟，除按着度数给她买了眼镜之外，我还在那小城里买了一辆二手车——我劳动需要它，可以节省路耗时间；我去看望张沪也需要它，几十里的路程有它就方便了。同时，我在那个小城的十字路口，第一次看见了一张“黑五类宣言”的小字报。内容不外是对“文革”血腥屠杀的抗议，论述物极必反的道理。当时围观的人很多，但是竟没有一个人出来干预——能不能从这张小字报上看出来一点民意，中国人已经从盲目崇信“文革”，到开始反抗“文革”了？ 这张小字报留给我的印象极深，待我又重新与牛为伍的时候，在暗暗的夜路上，我似乎模模糊糊地感到，黑暗快到了尽头。我手扶着小车的车把，默念出雪莱的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这是我在与牛为伍时的惟一快乐，也是惟一的安慰。在历经一个多月的昼眠夜出的劳动之后，我觉得自己成了一头两条腿的牛。 在返回“582”那天，我没有坐卡车走。我骑上自行车，先去北砖窑给张沪送去眼镜，然后回场。 在接见室，她说我瘦了，瘦成了人干。 我说：“我还会好起来的，你也一样。” 她说：“你又在说梦话吧？” 我告诉她我在汉沽看见的那张小字报。 她说，那还很遥远。 我说。在希望中生活，比在绝望中生活要好。 她神情忧郁他说：“你总是爱做梦。最近我想了想，这倒也好，两个人如果都是一种类型，我可能更绝望了。” 那天，队长破天荒地允许她送了我一程。时值冬尾，我俩穿着褴褛的棉装，行走在无人的荒野。在一棵枯树旁分手时，她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她为小儿子画的肖像。她说她在反省号期间，把一张张用来写检查的白纸，都画了儿子的肖像了——她是为家庭而活下去的，否则她绝不苟且偷生。 我说：“你千万要坚强地活下去，春天一到，就像这棵枯树还会返青一样，我们还会有生命的绿色。” “在哪年哪月哪个时辰呢？” 我虽然又对她背诵了一遍雪莱的诗，但我当真不知道我们脚下的风雪驿路，究竟还有多远。也许我们的生命真的要像陪伴我的那头牛一样，周而复始地沿着泥泞的车辙，走着无尽的长途了…… 第二部下篇(7)-吕荧之殁 从海河工地回来，全队整体了两天。整体之后的第一次出工，是我劳改史中不能忘却的一天。那正是1969年的2月末，我与同组成员张奎令奉命赶着马车到靠近老残队的芦苇塘去拉芦苇，是冥冥中的天意？还是文化人的缘分？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那天，我见到了一度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美学家吕荧。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吕荧在 “文革”中被发配到了这里。十分凑巧，我们在苇垛上往大车上装芦苇的时候，老残队有一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病号，也来这儿用小平车拉芦苇。他面黄肌瘦，在往车上装芦苇时，突然晕倒在芦苇垛旁。“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和张奎令忙跑过去把他从苇堆旁扶了起来。他说他心脏有病不能动，在地上躺一会儿就好。 张奎令因打架进的劳改队，他身强体壮，为人豪爽，他让我照顾一下这个病号，独自一人去装苇车。我替那个病号，装好一小平车芦苇，张奎令看那病号的神色，仍不见好，便叫我帮他把苇车拉到老残队去。 来拉芦苇的老残队病号，名叫姜葆琛。当我也报了姓名之后，他说他知道我过去是个青年作家，并说我是他未曾结识的同类，我最初有点不大相信，因为我的同类老右，在气氛宽松的日子，都曾谋面于三畲庄，当时并无姜葆琛这一号。他告诉我他并非劳教人员。“文革”开始以后的1966年，一部分社会上的不可信任分子，被勒令“强制劳动”，先送至北京城郊的天堂河（离团河农场不远）农场，后又被押送到了茶淀。他在清华大学攻读水利系的时候划右，属于“自谋出路”的三类处理，由于是自谋生活出路，他先在社会上干些零散活儿糊口，后来曾流窜到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此人后来与我在山西劳改队再次相逢，成了我的朋友，他在老右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详见第三部离离“原上草”）。姜还告诉我，他的忘年之交——我昔日的一位前辈同行吕荧，也被囚禁在 “585”老残队。 我当真吃了一惊：“在哪儿？” 他手扶着我拉车的车把，有气无力地向老残队的监舍指了指。 “他怎么也来到了这儿？我记得反胡风运动以后的第二年，他就结束了‘隔离审查’，消息是见诸于《人民日报》的。” “天空时阴时晴，而今连老帅们都打倒了，他不来谁来！” 尽管他的话说得合乎逻辑，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据我所知，这位文学长者始自于1935年——他在北大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在武汉《七月》丛书中开始了他最早的文学生涯。特别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他只身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北京，是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他会德、俄、英几国文字，我在解放初期，就在西单旧书店里，读到过他的几本译著。归国之后，笔耕不辍，翻译过莎士比亚、普希金的作品，是个非常受读者尊敬的文人。 姜对我说：“你没有忘记在你们作协批判胡风的时候，文艺界噤若寒蝉，只有一个为胡风申辩的人——他就是吕荧。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敢于去看望胡风的，还是吕荧。” 我说：“那时我还是小字辈，没有资格参加批判胡凤的会议。可是我听到过吕荧当众为胡风辩解的事。” “你想想，就凭这一点，‘文革’能放过他吗？” 不用再多说什么，我已然全明白了。 我拉着芦苇小车，因为姜葆琛要不断地歇息，我们走走停停，走了很长时间。这倒也好，路上，我从姜的嘴里知道了很多有关吕荧的事：姜在社会谋生期间，已经结识吕荧了。 “文革”前夕，姜几乎成了吕荧的生活助手（因为吕荧与妻子早已分手）；虽然那时候吕荧有时还写一点文章，但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姜去他家时，常见他木呆呆地摆弄古字画之类的东西。有一两次，姜甚至发现吕荧在屋角大小便。姜出于对吕荧的尊敬，有时为他打扫卫生，或干些零星杂事。姜葆琛家在张家口，北京只有个姐姐，所以有时间常到吕荧家走走。但是姜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乍起，他和吕荧都分别被认定是不安定因素，同时受到“强制劳动”处理（在劳改队内部简称“强劳”）。也算是一种缘分，两个苦命人先后都被押解到了天堂河。 姜葆琛告诉我，吕荧的生活能力很差。他是抱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和译成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走进劳改队的。大概是出于怕停电的心理障碍，还把一大包蜡烛带进了天堂河农场。一个蓬头垢面的文化人，进了劳改队，已然受到小流氓们的注意，加上英文打字机以及蜡烛等东西，因而吕荧在强劳人员中被视为一个两条腿的怪物。小流氓们常常拿吕荧找乐，而找乐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偷拿他的蜡烛。因为他每每丢失一支蜡烛，都要东找西找，找不到时，他就变得疯疯癫癫。一些来自于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文化的小痞子，对此乐不胜收。待从天堂河转移到茶淀时，吕荧带进来的那些东西，已经一无所有。吕荧伤痛的心，为此而一次次流血是可想而知的。 茶淀的生活条件，比天堂河还孬，这儿地处渤海之滨，冬天盐碱滩的大风一刮，吕荧冻得浑身哆哆嗦嗦。姜葆琛知道这个大文化人的价值，为保护吕荧的身体，常把自己穿的破棉大衣，给吕荧披上。但是这里不仅仅是寒冷，还伴随着饥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吕荧，形神枯槁得如同叫花子一般。在好天，他惟一的去处，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到了大风吼叫的日子，他身穿着麻包片般的褴褛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 “该怎么对你说呢？”当我们走近了老残队的队址时，姜葆琛对我感伤他说，“那形象就像是《红岩》电影中的华子良。华子良还能围着监舍跑步，他不用说跑步，连走路都不行了。狱医说，他熬不过今年夏天。” 我拉着苇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知为什么，我怕见到吕荧了。我之所以帮着姜把苇车拉到老残队，一是出于对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同类的关照，更为重要的心理需求，是想见上吕荧一面。我把车把往地上一放，十分矛盾他说： “就送你到这儿吧，我们的苇子车怕是在等我了。” 姜说：“你既然已经到了这儿，还是见上吕荧一面吧！” 我迟疑地望着那几排破落的房子。他抄起小车车把说道：“走，跟着我走，老残队没有你们队那么多规矩，反正他都是快要去见上帝的人了，队长都怕进这个院子。” 自我斗争的结果，我还是跟他去了——当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笔下会出现吕荧的名字，我去看吕荧，完全来自于“物伤其类”的良知感召。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令人心碎的一刻——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得如同一个小小侏儒。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我在劳改队见到过不少的死者，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使我为之泪落并为之动容的——在吕荧这具活尸面前，我失去了严酷生活赋予我的冷静。归途上，同组的成员张奎令与我说东说西，我则缄默得像个哑巴。我似乎觉得我们的车上，拉回来的不是“腹中空空”的芦苇，而是沉重如铅的历史。 老残队在茶淀西荒地，是距离“586”坟茔最近的一个分场。就在我们去拉芦苇的几天之后，吕荧走完了他的路程——当年他仅仅55岁。不久，在那芦苇塘围起的一片乱坟中，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土丘前竖起的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着的两个白字：吕荧。 第二部下篇(8)-三个同类相继驾返“瑶池” 这里所以盗用仙境中的“瑶池”之名，既有祭悼亡魂升天之意，又因那个“池”字为水字旁，三个死者中的两个，是因溺水而去了天堂的。 第一个死者，是知识分子中书呆子的类型，他并非自杀，而是被自己的刻板和痴愚杀死的。他名叫张赞祖，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张资平的儿子，划右之前是新华社的资料员。张资平在鲁迅先生笔下，其形其像无需笔者多言——但是在他儿子身上，却难以发现父亲的遗传基因。在老右中间，他是个最安分守己的人，用同类陈端昭的话说，他的安分守己到了机器人的程度（不知这样一个木讷的人，何以在五七年也成了右派）。 张赞祖负责一块水稻实验田，实验田的旁边有一个调配化肥的池子。有一天，陈端昭走到池边急于小便，便往化肥池里撤了泡尿。张赞祖立刻急了，认真地朝他喊道： “哎！你为什么往池子里撒尿？” 陈不解地反问说：“你这个人也真怪，往池子里撒泡尿怎么了？” 张急赤白脸他说：“会影响调配好了的化学成分！” 陈笑了笑：“你这呆子，怎么会成右派？划你右派的人，真是瞎了眼。” 就是这个老老实实的老夫子，在春未的水田耙地季节，出了使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的死亡事件。在农场的所有农活中，在水田耙地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当时还是春寒时分，水田里放满了水，拉着耙地器的马，在泥水中走着，后边手扶耙地器的耙地人，要跟在马儿后边，来来回回地走动着，直到这块水田被整成一字形的水平线。 马在前面被泥水溅成泥马。 人在后面被泥水溅成泥人。 而人不同于马的是，马有一层皮毛护身，不怕泥水之冷；人可没有那么方便，不能穿着衣裳下水，因而在没有女号的地方，往往是冒着刺骨的水寒，光着身子下水。像张赞祖这样的一根筋，是干不了耙地的活儿的——他的任务之一，是每天拉着耙地归来的马，到水塘里把马身上的泥洗涤干净。他干这个差事的时候，总是用手牵着马的缰绳，惟恐马儿逃跑，等马洗完身上的泥浆之后，再把马牵入槽头。有一天，这个书虫又牵着马到水塘边洗澡，哪知这匹马离开泥浆地以后，洗澡心切——张赞祖刚刚拉着马缰，那马儿就朝水塘狂奔。本来张赞祖扔开马缰，任它去水塘也就行了；可是这个呆子，受习惯心理支配，还是死死地拉住马缰不放。结果是马把他也拖到水塘中去了，这个呆子是只旱鸭子，不懂水性；当时又适逢水塘边上无人，那马洗净耙地的泥浆回到岸上，独自奔向槽头吃它的草料去了；而绝对忠实于自己职守的张赞祖，就再也没能上来。 北砖窑的乱坟岗子里，有了张赞祖的名字。这不是自杀，也可以称之为自杀——自杀于他刻板的忠诚。虽然这种死亡颇有点“末路英雄”的别样风情（是为了农场的一匹马而死的），但是他死了也就死了，在坟地上和其他死亡号一样，土丘前只有一块砖头。 第二个自杀的人，是前文提到的陆浩青。这是与张赞祖在思想上遥相对立的死亡。从他进了劳改队后，就有了结束生命的念头，笔者在前文中提及过，他在团河的三畲庄已悬梁自尽过一次，只是因为他的命大，被人发现救了下来。如果当时的政策能够给他以工作或学习的机会，这个来自清华化学系的尖子生，也许会有“回头是岸”的悔悟；但是，当时的政策不仅没有给予他任何温暖，反而把他当成精神病患者处理，送进了公安局开设在延庆的精神病医院（吕荧也一度被当成精神病患者处理过——笔者）。这种雪上加霜的冷冻结果，无疑地更加重了陆浩青的死亡决心。团河的同类开往老巢茶淀时，又把他从精神病医院弄了回来，当成好人一块儿奔赴茶淀，致使他走向死亡的深渊。 他在回到茶淀之后，便开始了自杀的轮回“游戏”：在团河他是用一根绳子，来到老巢他依然“照方抓药”。第一次他自挂于一个窝棚里，被同类救了下来；第二次，队长专门派积极分子毛振甫看守他，他换了个地方，躲到厕所背后的墙根，再次把脖子伸进死亡的圆圈，不幸的是又有人发现了他，他被同类从那个绳套中抱了下来；第三次，他开动一个化学系大学生的智慧，在大白天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刻，溜到房后同类们晒被褥的洋灰杆子旁，钻进自拴的那个○形套套。同类们都出工在田，看守他的毛君大意失职——他终于去了他向往已久的去处。待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面色紫青，停止了呼吸。同类们急不可待地把他放倒在地上，大个子尹长宙对他进行人工呼吸——但是一切都为时过晚，陆浩青的魂魄离开了他不愿意呆下去的地方，飞向了他几次争取、几次失败，最后终于获得成功的鬼城丰都。 此事对我震动极大，虽然他自杀于东区，西区的同类们听到消息后，还是足足议论了好一段日子。多数同类都在感伤之余，感到自己的怯懦。前文提及到的“林妹妹”自投什刹海，曾使我们苟且偷安的同类，无以面对勇者；此时有良知的同类，又受到一次灵魂的震撼。 但是前面两个同类的死，都不具有第三个自戕者的丰富内涵。他名叫敖乃松，上海人，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物理系。此君本是改造中的积极分子，他之所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自悔。据知情人告诉我，敖君昔日曾有过误伤同类的行径——被伤害的不是陌生的同类，而是他同类中的知己。其实，在改造期间，为了争取个人的前途，不顾别人死活的人，在老右中不乏其人。但在前途的梦幻破灭之后，能有敖乃松勇气者，几乎是后无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屹立在苦难年代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一座丰碑。 这个悲凉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秋天。有一天劳改队搬家（从一个队调往另一个队），同类们看见敖乃松把他的行李装在了搬家的大车上，但是到了新的地方，却发现敖乃松失踪了，以他的表现来说，没有人怀疑他会逃跑，或者出什么背离改造经伦的事情。 大家纷纷议论着他可能的去向： “是不是去买什么东西去了？” “再远的地方也该回来了。” …… 其中一个同类，忽然想起了他近日的异常。就在搬家的前一两天，敖君像有什么心事似的，给全组的成员们，每人送了一点东西。在劳改队内，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可送，不外是笔记本、圆珠笔一类的东西。这个重要的发现，使同类们立刻不安起来。但是大家刚刚来到一个新的中队，苦于不知他的去向，没有办法寻觅他的踪迹。过了一两大，队长才下令让他们到一个水塘去打捞敖乃松的尸体。他的死并不是干部首先发现的，有一个场外的老乡来场里割草，发现了溺水而亡的死者。使同类们震惊的是，他是以一种超常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用一根绳子捆着自己的脚，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了水塘边的一棵树上，然后把他的头浸在了水塘里，直到停止了呼吸。这种死亡手段的选择，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要有义无返顾的坚毅。因为当死者感到溺水时的痛苦时，是可以改弦易辙回到生者的世界中来的，他只要两手用力支撑着塘坡，身子缓缓向后移动，就可以自我解脱死亡。可是这位敖乃松，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硬是在水波中浸死了自己。 当同类们提着绳索，把他拉上岸来的时候，发现了他十分简短的死亡遗言，大意是让来寻找他的同类，不必下水去捞他，秋天的水太凉，容易得病着凉——只需像拉网一样，把绳子往上一拉，就会把他拉上来云云。同类们正是如此这般把他拉出水塘的，但是看了他的遗言之后，不仅在场的老右目瞪口呆，就连那位姓温的队长，也为之感叹了好一会儿。劳改农场自杀的人并不罕见，敖乃松的死亡方式，可谓空前绝后。如果说前两个自戕的老右，死因中都留下了时代风云赏赐给他们的精神异常；那么敖乃松之死，则无这方面的精神变态—— 面对死亡他太清醒了，竟然将其当成了一场游戏。当然，深深探源，他也是一个荒唐年代的祭品；可是祭品与祭品相比，显然带有他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分量。 正是由于此故，有的同类为他的死流下了眼泪，有的为他的死写了悼诗。直到历史新时期，我们从各个地方平反回来，昔日同窗难友偶然相聚，还常常为之涕零。记得，张志华（我前文写到的那个逃号）从福建老家来北京看望我时，曾说过敖乃松足可以称之为一代知识人的风范。他选择的死亡游戏，当然首先是对反右和“文革”的抗议，但不容忽略的一点是：他身上有着人类应有的自审良知——他伤害过同类，在无地自容的良知反省中，便有了这场貌似游戏，却又深藏着游戏之外令人折服的精神升华。敖乃松的死，足以使那些当年整死人的活人，或将许多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文化官员，当成一面镜子，看一看自己脸上的污垢，心灵里的霉斑。仅以文化界而论，他们的地位比这个来自南开的大学生要高得多，但是放在灵魂的天平上称一下重量，他们的人文良心又显得比敖乃松矮了半截。 第二部下篇(9)-生命档案中的灵肉之裸 我不属于以上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因而我活着——尽管我活得十分沉重。在我的印象中，在茶淀农场最难熬的还是火热的夏季。由于大盐碱滩的土质，盐碱含量极高，所有的树木，都不易成活。站在田野上举目四望，一马平川的大地上几乎找不到一棵遮荫的绿树。即便是有一两棵侥幸的柳树，从盐碱滩地里钻了出来，也是弓背弯腰，像是畸形的怪胎，无法起到为劳改成员遮挡烈日炎阳的作用。这是西荒地的自然赋予的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苦夏。 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劳改队的监舍里，不知从哪儿滋生出来那么多的臭虫。它们无孔不入，白天在炎阳下干了一大的活儿，夜里几乎难以成眠，这是我最大的苦恼。被褥上都是小小的黑点，那是臭虫拉在上面的屎。夜里躺在炕上，炕洞里的臭虫便开始三路进攻，屋顶上的臭虫如同软性炸弹一般，可以十分准确地降落在你的身上。有一段时间，这种专门以吸吮人血为生的小东西，成了劳改队的大患，令劳改成员们叫苦不迭。 有一天，我无意之间打开我装书的纸箱，不同型号的大小臭虫，纷争着向箱外逃去，那可怕的场景让人心麻。其实，这个问题狱医早就向队长反映过，但是干部家属区，在壕沟铁丝网之外。可能是他们那儿没有臭虫之故，一直对此充耳不闻。直到后来不长眼的臭虫，蔓延到了他们的家时，消灭臭虫的战役才打响。全队抽出一天的时间，用喷农药的喷枪，把被褥以及一切杂什，喷了个如同淋水——曝晒两天之后，淋湿了的东西才晒干了。 臭虫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大自然的酷热，在无树的西荒地，是永远的一种无法挣脱的灾难。记得在那年的盛夏8月，由于稻田要用水洗碱，我们奉命去加深加宽一条排水沟。早上大喇叭广播说，那天是39℃的高温，经过了半天的日晒，到了下午真可谓天下火，地冒焰；不要说挥动铁锹，就是往那儿一站，立刻汗流如雨。何况挖沟要下到沟底，那儿一点儿也不通风，若同站在蒸锅里一般。 我一开始，头上顶着一个破草帽，身上只穿着一条短短的裤衩，没过几分钟，那条裤衩已经湿淋淋地贴在了我的胯上，裆上的阳具，被裤缝磨得红肿生疼，加上汗水一胳，就像受了宫刑一般。 “喂！穷酸，脱下那块遮羞布吧！”姓刘的组长对我喊着，“不然该把龟头磨烂了！” 我抬头一看沟底的“同窗”，不知何时都脱得一丝不挂，赤裸着全身在挥舞铁锹。尽管这儿是男儿国，我也属于男儿国中的一个；但是我还是迅速地低下了头，躲开了视线中男人都有的那件东西。始自1957年到1969年的12年劳动记录中，劳改部门里的千奇百怪的事儿，我看到了不少；但是像那天的裸体大战，我还是第一次经历。 “喂！臭老九，别摆你的清高了！” “不脱就叫他自作自受吧！” “秀才，光着屁股干活是小事，要是磨损了那个玩艺，可是一辈子传宗接代的大事！” “脱吧！” “不脱，给他开瓜（扒光）！” “是你自己动手？还是让我们帮忙？” 嘻笑声与拍击牛忙（一种喝人血的飞虫，大如苍蝇）的声响，一块儿传入耳朵。与其说是受同类们的启示，还不如说是我自己要解脱磨裆之苦更为确切——又历经了片刻的犹豫，我终于拿出“跳河一闭眼”的勇气，脱下了裆间那块湿淋淋的布片。我算什么？我在这个混沌年代不过是个“吃屎分子”之一，日日夜夜与小偷。流氓同吃一个大锅里的饭，同睡在一条大炕上——人家刑事犯，还属于“内部矛盾”；我虽然摘去了头上的帽子，仍然是“敌我矛盾”。在劳改队的位置，我比那些光着身子挖沟的“内矛”还要低下，还有什么必要让那裤缝磨裆？达尔文早有名言喻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出污泥而不染”，在这块被炎热烧焦了的大盐碱滩上，还有什么实际价值？！ 脱去了那块磨裆的布片，我当真感到免去宫刑之苦了。虽然这一切并非我的自愿，但是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活正在驱使我这么表演。 “怎么样？痛快点儿了吧！”姓刘的头人对我说，“记住，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囚笼里多一份清高，就多受一份罪。” “瞧！秀才的屁股比咱们的白，像白粉团！” “白和黑卖一个价。” “要是个妞儿的屁股就好了，可惜他也是带棒儿的！” …… 同组的成员，嬉笑了一阵，便不再闹了。因为拿我开心，也只能有片刻的精神转移。当他们浑身上下成了汗人以后，便骂起天上那轮火球来了。 由于气候反常，“头人”规定轮流跳上沟渠，喘几口气以防中暑。轮到我上沟休息时，我索性赤裸到底——这儿没有女人，没有可以忌讳的目光。大家轮流休息的地方，是世人难以想象的地方。几十年前，这片只长茂密芦苇的荒芜土地，因为靠近大海，原本是海盗出没和藏身的地方。有一个同类，在离我们挖沟不远的斜坡上，发现一口昔日埋过死人的空棺材，死人早已被野狗或野狸子叼走，那口空空的棺木，又埋在不见阳光的阴坡，于是我们便分头到里边去躲避炎阳。好在里边已经打扫干净，我用滴水的短裤擦了擦全身的汗，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我是人？ 我是鬼？ 还是非人非鬼？ 当时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活下去。灵肉之裸，也是源于这个生活理念。 第二部下篇(10)-生命档案中的“马拉松”之役 在与牛为伍的日子里买下的那辆破飞鸽牌自行车，在1969年对我起了磨练意志的非凡作用。下地劳动时骑着它，节约路耗只是它微不足道的作用之一；之二，我把积存起来的公休日，一次性地用作回京探家。我舍弃坐火车而用自行车进行长途远征。当时，文革的血腥气氛，已经稍稍淡化了一些。家居北京的“二劳改”，经过批准可以回家探视了。本来坐火车回京的车票，我还买得起，但是生活昭示我，未来的驿路还看不见尽头——为了正视现实，我觉得需要强化自己的意志，因而决定以自行车轮子代替火车轮子。 从茶淀到北京的路程，大约有二百多华里。夏日炎阳似火，坐在树荫下还要冒汗，何况是这么遥远的行程，其苦累是可想而知的。昔日与我在桃园一起劳动过的赵鹏飞，与我在北京的住家离得不算大远。因此，他在那年的夏秋两季，成了与我一起进行“马拉松”长征的伙伴。我们穿过西区荒芜的大芦苇荡，越过波涛滚滚的金钟河小桥，就算是进入了自由世界。 那是一番别有滋味的长征。自行车先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田间穿来穿去。要骑上几十里土路，才能从杨村拐上洋灰马路。由于汗流不止，我们索性把上衣脱下来，夹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反正在公路上骑车，谁也不认识谁，身份已然是等外公民了，知识分子的面子便也不复存在。在地图上，茶淀与北京的距离，不过有小虫子那么长；可是自行车一圈一圈地转起来时，不知要转上几十万圈，才能到达北京。 为了止渴，还要一路买西瓜吃。好在沿着公路摆瓜摊的不少，借着吃西瓜的时候，在树荫下喘喘气。记得第一次我骑车回北京时，早上5点天刚微亮，就骑车上路了，直到晚上9 点——北京街头已然一片灯火时，才骑到了吉祥胡同口。由于腿部的超常运动，膝关节神经失灵，我到了家门口下车时，一下子摔倒在院子门口。好在门口没有人，我独自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在门口喘了好一会儿，才搬着自行车走进大杂院。 为了这件事，我母亲曾经流过眼泪。她听我说是骑着车回来的，已然在感情上承受不了，因为她坐着火车去茶淀探视过我，那火车轮子还要转上半天呢，我拿一辆破自行车与火车竞赛，不是找死吗？！特别是她见到我的膝盖摔得血迹斑斑后，眼泪立刻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你可再不能骑车回来了？你答应我！” “行，我听妈的话。” 她看出我在应付她，便加重了语气对我说道：“再穷，咱们可以卖桌子椅子，你也给我坐火车回来。” 儿子蹲在地上，给我往膝盖上涂抹着红药水，也对我说：“爸，奶奶的话说得对，看您这膝盖摔成了这个样儿，要是摔坏了骨头，可是一辈子的事。” 儿子当年12岁，已懂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了。我与他母亲划右时，他还不足1岁—— 12个年头过去了，他的父亲依然是个劳改队里的虫儿。他在给我涂药时，两只眼睛凝望着我，我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因为他的目光中多了忧郁，少了幼年时的童真。我的膝盖当真跌得不轻，但是当我在院子里走路的时候，我仍然装出正常人的架式。我不愿意让同院的人（这个院子里的人与原来的院子的邻居，有着很多不同），觉察出来我有腿伤；我更不愿意我母亲和儿子，觉得我必须坐火车回去。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讨苦吃的“马拉松”。但是经受过第一次磨练，就不怕第二次长途远征了。记得，到了深秋的时候，我再一次骑车回京。本来，我没有顺路到天津转个弯子的设想。当自行车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突然对同行的赵鹏飞说： “你先走吧。我想到天津去看一个人。” 他说：“你算了吧，从天津再到北京，能把你累死。” “累死一个，少一个阶级敌人，我必须去。” “看谁？” 我开心他说：“一个老情人。” 他无可奈何地独自走了。我掉转车头，奔了天津。我之所以突然萌发了去天津一趟的念头，全然是被秋天萧萧的落叶所诱发。在前文提到，我在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梦幻时分，曾给我的文学导师孙犁写过一封无地址的信，在骑车回京的路上看见漫天飞舞的落叶，我忽然又想起了孙犁。岁月逝水东流，也不知这位文学前辈身体怎么样了？何不借此时机，绕道天津去看望一下这位老人呢？！此意念一旦盘桓于心，就立刻抹不掉了，我就是这么直奔天津而去的。说实在话，我在当时没有任何求助于长者孙犁的念头——中国都到了这个份上，怕是连他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丝毫没有自我方面的考虑，一言以蔽之，只是为了看看我敬重的文学前辈。 可是当我到了天津之后，才想起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住在《天津日报》的宿舍楼内，自己全凭着一时的孟浪，便有了骑车闯天津之举。我本想到报社去问问孙犁的住址，车子己然骑到报社门口了，内心却打起鼓来——悬挂在门口的“文革”大标语，使我望而却步。人家要问我的工作单位，我该如何回答？茶淀是个出了名的大劳改农场，天津人几乎无人不知，我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我恋恋不舍地围着孙犁住的宅院转了几圈，最后的结果是掉转车把奔向北京。一来一回等于多绕出去五六十里路程，到北京时已然是深夜11点多钟了。受到母亲和儿子的盘诘，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我从没后悔过这次徒劳的远行，因为此行至少证明我的梦幻虽然早已破灭；但是严酷的生活，却还没能杀死我燃烧于内心的激情。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或许是最珍贵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死了感情的火焰，只留下一个人的外壳，那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了，不是吗？！ 记得，时间到了1988年的冬天，我陪老作家康濯同志去看望孙犁同志时，我曾向长者孙犁提及这一段往事。孙犁同志听罢大笑不止，他说：“你应该勇敢地走进来，那时候我也是被冲击的对象。我不但不会嫌弃你，还要与你一块喝稀粥吃烧饼——就像今天吃的一样。” 但是当时我确实没勇气进孙犁同志的家，出于政治道德和对长者的爱戴，我还是割舍了对这位前辈的思念之情——这是我“马拉松”档案中一次特殊的记录。我很看重这份记录，因为我是个人，不是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我敬重真正的作家，我鄙薄在作家的桂冠之下“光着屁股的皇帝”。 公元1969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不仅仅留下了裸体干活的历史，也有了磨练自己的意志的“马拉松记录”。劳改的路还看不见尽头，要活下去我必须坚强。 第二部下篇(11)-“一号战备令”与一个猪圈 绕道天津回京探亲，是我在茶淀劳改农场期间，与母亲和儿子的最后一次团聚。不久，林彪的“一号战备令”下达，我们这些不安定因素，虽然已远离皇城，但还嫌距离京城太近，便又一次大迁移。反正我们的身价轻如蒲公英，任形势的季候风吹来吹去，飞到哪儿，哪儿便是新窝。 农场开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转移。昔日曾相聚于团河的同类们，开始了各式各样的移位。就在我最后一次骑车回京的10月，我同类中的许多人，已开始各奔各巢。有乡的还乡，无乡可归的回原籍所在的劳改单位。一时之间，大有树未倒，猴狲也散的趋势。其间，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号张志华、陈邦昭等十几个人，被移交到福建劳改单位；“地理仙”曹克强、画家朱为民、教师陈端昭等二十几个同类，去了河北沙河劳改农场；杨路、李泰伦、水绍寒……去了贵州和四川（为了节约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对于一些无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极少数茶淀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场使用（如精通外语的刘祖慰、刘乃元和数学较好的毛振甫留在该地中学教书）以外，其他老右和相当数量的刑事犯，一律发配到“三线”山西。因为怕有人逃跑，农场停止了放假，一时间谣言风起，这是我来农场后最为混乱的一段岁月。不过乱也乱出来一个喜信，听说女队里的成员，只要是结了婚的，一律跟着男人走。 首先给我送来消息的是同类阮祖铨，他说他是听他们白指导员说的。白一直对老右们不错，所以阮一得到这个与我有关系的消息，立刻就到我的监号来告诉我。我不太相信这个传闻，因为就在阮祖铨传递消息之前，我与“罗锅”翟队长在地头上有过一次对话。当时，我们正从稻田里往外运收割完了的稻子，在装稻车旁我遇见了他。 “队长，听说我们要去山西了，她们女队是去还是留？”我是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问我说：“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立刻后悔不该询问他，他是一个最仇视知识的人，“高尔基”与“低尔基”，就出自于他之口，但是出于对命运的关注，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明知是钉子，还往钉子上撞。 “我问你话呐！是谁告诉你的？” “场里的人都这么说……” 他猛然打断我的话：“你必须交代出那个造谣的人来，不然的话，就是你造的谣！” 我的天！一句心里话反而惹出祸事来了。当天晚上，小组召开追谣会，翟队长亲临监舍坐阵指挥。那是个十分有意思的会议，组里姓刘“头人”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 “无风不起浪。我是这个组的组长，最近场里确实在疏散劳改成员，该进庙的进庙，该进坟的进坟。关于双双劳改的成员，一块儿进坟还是进庙，这我说不清楚，但是大伙都这么说。翟队长，这可真不是从维熙造的谣。您要是不信，您问问我们组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听见了这个风声！” “是。” “我们都听见了。” “到底是从哪儿刮过来的风，我们也说不清楚。” …… 会议开始就出现了这种局面，是我料想不到的。当然，就更出乎翟队长的意料之外。从田间运稻子回来，已然是天色大黑，吃过晚饭全组成员，无一例外地都倒在了大炕上——从田间往外背运稻子的活儿，累得人直不起腰来；加上一早就顶着星星出工，中午在地头上吃的饭，全天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好容易刚刚像死狗一般躺在炕上，翟就走进我们的监舍来了 ——这是会场出现反常的原因之一；之二，虽然同组的成员，在裸体大战的时候，拿我开心取乐，但我与他们相处得并无芥蒂，大家分手在即，谁也不愿意当一个恶人；之三，“罗锅”翟队长尽管风声鹤唳，因为工作能力很低，没有人把他真正放在眼里。 会议如此开锣，使翟和我都陷入尴尬之中。我没有因此而产生丝毫的兴奋，我希望同组的成员，对我胡乱地开上几炮，走走过场尽快结束会议也就完了。但是事与愿违，会场出现了这种局面，等于把来追谣的翟队长，逼上了绝路。他是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部，说话错也是对，这不是等于与专政叫板吗？他脸涨得紫红紫红，猛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 没有人应声。 “我告诉你们，无产阶级的江山是铁打的，不怕你们兴风作浪！” 还是没有人应声，人们把头低垂得挨近了胸脯。 “现在是什么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右，还想变天！呸。” 无声变有声了——有人打起了小呼噜。 “罗锅”翟队长上去就是一拳，进入梦乡的人被打醒了。 “都给我站起来！” 十来个成员，从大炕上站了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罗锅”翟队长口气缓和了一点儿，他在寻找着为自己下台的台阶，“你们中的大多数是能辨别羊与狼的，可是也有睁眼瞎子，上了反革命右派的当，听信反革命右派的谣言。我看出来，你们都有点儿累了，可是阶级斗争的弦子不能松。这么办吧，你们今天先睡觉；但是从维熙不能睡，必须连夜写出检查来。散会！” 莫名其妙的开会。 莫名其妙的散会。 同组的成员，都是“内部矛盾”，惟我一个老右是“敌我矛盾”，我不写谁写？好在对我来说动动笔头子并不难，可是谣言从何而来，我当真无从下笔。“头人”见我为难，对我说道：“你都是快要飞离这儿的鸟儿了，还怕他个屁。听我的，甭理他那一套！” 我当真没有动笔，“罗锅”翟队长也没有追问——他的权力欲发挥完了，似乎就得到了某种满足。不久，所谓的谣言再也不是谣言，没过上几天，“罗锅”翟队长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工地，他把我从干活的稻田叫了出来。他不是来索要我的检查的，而是来证实谣言的： “你马上回队。” 我说：“我平整田埂的铁锹，还在田里呢。” “我让别人给你带回去。”他说，“你回去把那间空下来的猪圈收拾一下，打扫干净以后，再垫上一层新稻草。场里刚刚接到女队的电话，你的爱人今天要来咱们分场；不用说你也已知道了，有家眷的和双劳改的——为了对你们施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明天晚上，一律去往山西。” 我忙推起路边的自行车。他又在身后喊住了我：“接受教训，不要到处传播。” 我已无心思再与他多说什么，匆匆回到监舍，然后与管理工具的同类老陈（我实在回忆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一块儿打扫那间猪圈。老陈一边帮我往圈里垫着新土，一边骂道： “日他娘的，干部区不是有好几间招待房吗，就不能在那儿过上一夜？” 我对他说：“身份区别摆在那儿，我没有住那儿的奢求。” “按着规定，摘了右帽的就是公民。” 我一边往新土上抱着稻草，一边回答他说：“你也是脱帽右派，不还是和我一样吗！” 老陈干的是管理工具的木匠活儿，平日与我挺有共同言语的，他知道一些有关张沪的情况。这个原籍山东的老右，继续骂着翟“罗锅”：“地地道道的一个笨蛋，他才穿上警衣几年！张沪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个白痴哩，他妈的，真是没有地方讲理去！” 我虽然也觉着翟这么做，有些过分，但继而一想，他处理事情没有不过分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在猪圈过夜之后，我和张沪就结束了劳燕分飞的生活。我们已分开九年多了，这总算是祸事中的福事吧！ 其间，同类中的友好老陈，还曾想出个邪点子来，他说来个偷梁换柱，夜里他到猪圈来睡一夜，让我和张沪到他的工具房里去睡。我谢绝了。此时正是临近1969年底的寒冬季节，这么做不仅对朋友失敬，还容易在临行之前，招惹出什么是非来——不就是一夜吗，把大被子往身上一盖，头上再戴一顶棉帽子，几个钟头是不难熬过去的。与我一起去老残队旁边拉芦苇的张奎令的爱人小薛（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当天正在家里，她找来一块大大的塑料布，遮在猪圈的空隙之处，并用胶布粘好，半间人住的猪屋，就算是完工大吉了。 当晚，我与张沪夜宿猪舍，成了场内的头条新闻。不用人宣布，老右以及一些不安定分子明天要走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场。猪舍毕竟不是一个便于叙谈的地方，我和她被请到同类聚集的三队监号，一直聊到深夜才归。同类们谈及的问题，不外是去山西什么地方，到了那儿又会怎么样等等——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因而越谈越觉得前景渺茫。那一夜劳改队如同炸了窝的蜂巢，除了老右们知道又要变成一朵时代的蒲公英，飞到不知去处的地方之外，那些刑事罪犯种的二劳改，也惶惶然失去了安静，他们不知道谁走谁留。 老天爷还算悲大悯人，没有在那个冬夜刮起白毛旋风，我和张沪没有在猪舍的稻草上被冻成冰棍。我和她“全副武装”地躺在昔日猪群们睡过的地上，浑身上下用棉被封盖得严严实实。按情理讲，我和她已然分手有一年多的时间，久别之后的相见，人的七情六欲会促使我们亲热一番的；但那是人性僵死的一夜，我和她都没有一点儿那种心情——就如同我们不是夫妻，而是两个同性的朋友睡在一起。 她感叹山西离北京更远了，与家中一老一小见面的机会变得更少。我则尽可能少地流露内心的忧伤。道理很简单，她一向比我悲观，如果不用我的情绪去感染她，她就更少了活下去的勇气——而我自讨苦吃的马拉松，正是强化自己生活意志的一种手段。她是水，我则必须是火，否则如何对待苦难的未来！ 我说：“记得，你是十分赞赏这本书的……” 她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那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生存变化，你不觉得人比动物更残酷吗！现在关键的问题，即便你是一只比狼还强悍的老虎，你也无法挣脱套虎的网——那就是当前的政治。你看江青那个样儿，瞧这形势中国还要出一个新的武则天呢，咱们还会有什么盼头。” 不知为什么，与她争论起来，我永远是一个输家。 “那儿离黄河不知道远不远？”她说。 “它离我们远近，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想想咱俩住猪圈，还不如……不如……” “你可不能那么想，你刚才不是还提起北京的家吗！” “不说了，闭眼睡一会儿吧。” …… 第二天，整个分场停工。早上起来，老右们已知自己的命运，因而不等农场宣布，就忙着打点行囊了；那些非同类的成员，被集中在点名的广场上，听候公布是去是留的名单。当天下午，我们分头登上卡车，一字长蛇般的车龙，开往茶淀车站。与我们老右上次转移团河不同的是，火车站的灯影里，有着一排排荷枪的武警——这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车站里人山人海，原来全场有那么多的劳改成员，都要被流放到新的驿站去接受改造。上了火车，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夫妻双双去新巢的不止我和张沪一对儿，还有七八对双双劳改的夫妻，与我们同坐在一个车厢——不用询问，在行车不久，彼此就知道了身份，在这些双料货中，多数都是刑事犯，其中只有一个名叫孙西敏的女号，是个同类。她来自女一中，进劳改队之前，是个为人师表的教师。 列车隆隆西去。这是一趟押解劳役犯的专列，各个车厢之间的通道门，一律被上了锁；每节车厢除有专人看守之外，上车时就宣布了不准开窗的纪律。我们心里清楚，这些严密的防范措施，是怕有人中途逃跑。 我们的车厢中，除了带家属的双料劳改成员，大多数是我的同类右派。 没有欢声。 没有笑语。 整个车厢一片死寂。偶尔有一两声咳嗽，那是有人在严寒的日子里，得了感冒。当列车快要抵达北京永定门车站时，大概因为车厢中的多数成员，都是北京人的原因，才开始有了悄悄的话语声。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那位当过教师的女右派——她嗓门尖尖的，语言节奏又快得像打机关枪，车厢里目光常常情不自禁地飞到她的脸上。 “你认识她？”我问张沪。 张沪摇摇头。 “她不是你们女队里的虫，那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次大集中开往山西，不知她是哪个劳改点来的野鬼。”她说，“你看她喳喳叫得像只喜鹊。” “是个爱显摆的轻浮之辈。”我说。 列车终于缓缓地在车站停了下来。永定门车站一切依旧，只是多了许多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面对着这挂列车。特别刺激我中枢神经的是，有两挺机关枪，支在站台的一侧，机关枪后边士兵的手，紧紧勾着开枪的扳机。 “你看……”我指了指窗外。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张沪没有抬头，“我在想我们的小儿子，从这儿坐公共汽车，有20分钟就到家了。我们不是大禹治水，但也同样过家门而不能人。” 我低垂下头来，把满腹悲凉埋在我的心扉之中。列车又重新开动了——继续向西。在点点灯火闪过车窗以后，车驶进了黑茫茫的旷野。 那天是1969年冬季的12月28日之夜——还有3天就是1970年的元旦。 别了，北京！ 永别了，茶淀！ 1998年3月11日于北京 第三部上篇(1)-初识冰冻的汾河 押解劳改号大转移的专列，夜间途经北京闯过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娘子关，等我们睁开眼睛时，才知早已进入山西界内。列车在霍县车站停车时，从别的车厢下去了一大批劳改人员，他们在车站列队集合点名（这些清一色的男儿国的劳役人员，去了隶属于劳改系统的王庄煤矿），直到人数满员，证实没有逃号，这趟专列才又徐徐驶离霍县。 在此期间，张沪一直闭合着双眼——她没有向外遥望一眼的兴致。我在视力能及的范围内，似乎看见了我昔日的同类赵筠秋、程海炎留在了这支队伍中。这说明在大转移之中，劳改队伍要重新打乱，重新组合；我们这些双双劳改的苦命鸳鸯，不知要到哪个驿站落脚筑巢。在列车有规律的晃动中，死了梦幻的我，迷迷糊糊地似睡似醒，待到再次睁开眼时天已大亮，列车已经从向西行改为南行。这个庞然大物，何时过的太原，我不知道——列车右侧有一条冰冻的河流，有人说这条河就是汾河。汾河的河面时宽时窄，在这三九隆冬，我们只能看见河面被冰凌封盖；只有在个别河段，有农民在炸开冰层打鱼，我们才发现冰层下的潺潺流水。见到这条河，我想起昔日看过的寒窑苦戏《汾河湾》——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与张沪到这儿之后，演出了一场比那古戏还要苦涩的时代故事。 我们这一节车厢的成员，是在汾河之畔的曲沃下车的。加上别的车厢下来的“内矛”与 “敌矛”（指刑事劳役人员与政治劳役人员两类，前者属于内部矛盾，后者属于敌我矛盾），一共有二百多人。还有一部分没有下车的劳改成员，继续坐火车南下。我隔着车窗玻璃，看见了我的同类杜友良、张永贤、刘景祥、李绵章……他们要到哪儿去，他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下了车的也不知道——大转移，在当时是个战略机密，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只有到了下车的地方，才能知道自己在棋盘上的定位。 我们这节带家属的车厢，由于同行了两个半昼夜，在漫长的行程中，我已知道了这几对 “劳改鸳鸯”的名字。他们是：徐盛增、孙西敏；赵光弟、张丽华；张汉文、马俊卿；边宝华、程凤英；张富、赵爱晶；刘四、耿秀敏；陆恒庆、贾永莲……其中除前文提及的孙西敏外，大多是因流氓、打架，偷窃等刑事问题进到劳改队里来的。其中只有徐盛增与陆恒庆是来自国家机关的干部，他俩是由于经济问题而折进劳改队的，因而残存一些与流氓、扒手不同的文化气质。我们这些双劳役的夫妻，被安排在同一排窑洞里；与我们同时在这儿落脚的同类阮祖铨、李建源……以及其他劳改成员，分住在几排窑洞内。我们的南侧，有一圈矮墙问隔，那里是犯人区，岗楼高高耸立，可见持枪的武警在岗楼上放哨巡逻——这儿的名字叫 “曲沃监狱”，对外的名字叫“曲沃砖场”。 汾河湾之畔的曲沃，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城，春秋战国时的“重耳走国”救赵的历史典故，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它的身旁有古文明的代表，景村远古人类遗址。以其历史对照今天而言，已只剩下一片荒芜——特别是“文革”大破“四旧”之后，中国古代文明已从这儿消失殆尽。所以当我们坐在卡车上，穿过这片古文明的诞生之地时，面对黄昏斜阳下的冬日枯草，张沪突然对我耳语说。 “重耳怕是要做恶梦了。”她读的古书极多，不禁见景生情。 我提示她：“你还是少来点怀古，多面对一点现实吧！” 卡车行至曲沃监狱门口时，被北去的一辆辆坦克，挡住了路——当时我们不知道，公路上为何跑着很多的坦克。进了砖场之后，土生土长的山西劳改成员，才告诉我们太原、榆次一带，正在进行着造反派之间的派别大武斗。这就是初识汾河湾时，留给我和她的混浊而沉重的记忆。 汾河的水，在冰层下一路南流——它的归宿是黄河。 第三部上篇(2)-高筑狱墙与“骆驼祥子” 由于来时正是新年底，又由于远行带来的精神疲累，我们休整了两天。第三天，全体劳改成员（包括原来的砖场劳役人员）正式出工。女号干的是什么活儿，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男号干的活儿，至今使我难忘——我们被分配与服刑的犯人一起去加高监狱狱墙，我和也是携家属而来的刘四，给一个穿灰色囚衣的瓦工和泥、运砖、打下手。 “俺日他娘的，这不是给自己修坟吗？”刘四站在墙根下对我说，“来了就修坟，这不是好兆头。” 我说：“你是‘内矛’，我是‘敌矛’，‘内矛’吃了‘敌矛’的挂赘了。” “都他娘的是‘杂毛’。”刘四忿然他说，“咱俩和灰运砖，垒墙的却是他娘的犯人。咱早就解除劳动教养了，哪条法律规定，叫大劳改和二劳改一块儿干活的。” 刘四和耿秀敏与我和张沪为邻，来曲沃后常常有些来往，因而刘四对我不存戒心。但我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按照我国立法机构颁布的劳动条例，我和刘四早就应成为公民，但此时此刻我们和服刑的囚徒一块砌墙，岗楼上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枪口下，无论“内矛”。“敌矛”，还是“杂毛”，一律是笼子中的鸟儿。 “俺说班长，咱俩换件宝贝咋样？”喜笑颜开的刘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式，与岗楼里的士兵调侃道：“你胸前配戴的‘红太阳’，没有我的‘红太阳’大。咱俩勾干勾干（交换）如何？” 岗楼士兵向他吼道：“你老实一点，你们北京来的这批‘反革命’，干活净耍滑头。” “报告班长，俺可不是‘反革命’。”刘四仰脖，继续和那士兵磨嘴皮，“前几年俺闹肚饥，偷吃了一回副食店的糕点，就关到笼子里来了！” “干活——”监管犯人的士兵，气得红头涨脸，“再耍歪调，对你可要不客气了！”说着，威慑地把肩上的步枪摘了下来，把枪口从岗楼的凹形洞穴中伸了出来。“好。俺低头认罪。”刘四一连朝岗楼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班长你上有老下有小，拉家带口的不容易，还在这儿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刚才俺真的是想向你表示敬意。”说话之间，他直起腰来，神情嗫嚅地走到岗楼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一枚碗口大小的“红太阳”像章，抛向岗楼。他手法很准，像章不偏不倚地飞进了岗楼。 因为我们砌墙的地段，在大墙的拐弯死角，除了在墙上挥动瓦刀的犯人能看见这幕无规则、无方圆的游戏之外，能看见这幕戏的只有我了。那士兵捡起像章，用袖口擦了擦，竟然没有投掷回来。他背起枪，背过了身子，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你敢乱扔毛主席像章，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墙头上来自山西闻喜县的老犯人，看看周围无人，低声对墙根下的我和刘四说，“俺原来是村支部书记，只因为开会时一马虎把《毛主席语录》坐在屁股底下，便判了这个数。”他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八”字，“俺劝你们这群北京来的‘号子’，千万别往枪口上撞。” “‘老冒’，你不觉得冤吗？” 我忙扯了刘四袖口一下，因为新近驻厂支左的军代表于连长来了。此人不仅长得高大魁梧，而且讲话盛气凌人，“你们是‘鸡巴’什么东西”之类的脏话，常常挂在嘴边。刘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神经触觉十分灵敏，他舌尖一转，便唱起自编自演的歌儿：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坦白了吧！坦白了吧！ 政府宽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政府改造我们， 是为了我们成材。 刘四有意高声哼唱，借以转移于连长的视线。可是于连长和尾随在其后的砖厂头头们，并没注意和灰搬砖的我们——他们在计算着大墙的高度以及电网什么的，没心思听刘四哼唱 “争取积极表现”的小曲，便气字轩昂而过。我有些蹊跷，望着于连长的背影，实在想不通在部队上的一个小小连长，何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自从他支左进驻砖厂后，若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我亲眼见到劳改队长们和他谈话，都两手垂直，中指对准警服的裤线。大墙之内各种有前科的成员，当然就更惧之如虎了。 刚到曲沃砖厂的头几天夜里，通往太原公路上响着坦克的履带声。来曲沃的当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当地部队去平息省城的武斗。坦克碾在公路上的声响虽然使我和张沪难以成眠，但是我们并不惧怕这种声音——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死虎死猫，武斗的子弹是不会朝我们头上射击的。使我们心里发怵的是于连长这号人物，自从他来支左后，肃杀之气便在砖厂里蔓延开来。他生气时常以拳头擂桌子，嘴里还要吐出“鸡巴”之类的字眼。监管干部们对此瞠目结舌，劳改成员更是个个噤若寒蝉。 静夜之中她对我说：“简直像个军阀！” “是军阀你能咋的，目前咱们的命运是在人家手心里捏着。”我说。 “刚解放时，我爸是接管北京院校的军管会代表之一，作风平易近人。”她喃喃他说， “这号军代表，哪像来支左的，简直像恶霸。” 我说他没多少文化，不要对人苛求；再则，直接管我们的是劳改队长。他的行为，与我们无关。还是合上眼睛多关注点我们自身的吃、喝、拉、撒、睡为好。 张沪生性刚烈，为此她已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仅从她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来说，怎么也该比我早摘掉右派帽子。就因为她刚直不阿，又不会取悦于那些劳改干部，因而尽管饥荒年代在茶淀农场女队，她被树为惟一个不偷吃葡萄的人（女队曾在葡萄园劳动）的模范人物。但是由于她的洁身自好，不能舍去清高而与那些女号同流合污。队长说话若有失当之处，她仍敢于当面直言——直言在专政与被专政的机关中，可以解释成“顶撞干部”的同义词。她五七年划右，吃了这个亏；进劳改队，依然为此付出代价。她是戴着一顶右派帽子来到晋阳大地的，这在几百名发配山西来的老右当中，属于绝无仅有的；在山西曲沃当然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尽管如此，我们初到山西时，还是觉得山西劳改系统，比北京劳改单位要人道一些。从 1960年底至1969年，我和她始终分监在男号和女号，“牛郎”和“织女”有一条天河相隔，不能生活在一间屋子里。来到山西，汾河给了我们一点恩赐，凡属夫妻的，一律不再分而治之，给了双方一间共同生活的小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转移至山西腹地，也算是有失有得。失即离北京的老母亲和儿子更远了，得即是两只昔日分飞的劳燕，有了一个共同居住的巢穴。此为山西省劳改局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之二，对女劳改成员，劳动上给予了适当的照顾，男的去和犯人一起干活，女的则干些织毛衣和一些不太费力的活儿。对她们来说，比在茶淀农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着实要轻松多了。 来曲沃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山西人的精明。在我们男号完成了高筑大墙的任务之后，就被分派到这儿犯人干活的砖厂，和犯人们一起运土、打坯和烧砖。我当时的劳动项目是供土，即把一车车制坯的泥土，送往打坯车间。山西人的精明，就在于他们对劳动场地的设计能榨干劳改成员的汗水：一车打坯的土，至少有二百多斤，前后皆有遮板挡着，假如再配上一个木盖，那形状大小犹如一口棺木了。妙就妙在你拉起车来，不用有人在后边挥鞭，你就会像奔马一般拉着土车一路飞跑。因为一路下坡，使你无法放缓脚步，想当一头懒驴或中途停步擦擦汗水——没门儿。所以，在我一路像奔跑的驴儿一般，向制配车间运土时，我曾经想起“不用挥鞭自奋蹄”的诗句。我还想起，如果在曲沃砖厂改造上几年，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因为把一车土拉到制坯车间，要有二里地的路程呢！ 将上卸下，擦擦脸上的汗水，马上要往回走。归途则是一路上坡，虽然没有了“自奋蹄”之快速，但却有攀登山崖之艰难。上坡时倒是时刻可以停下来，没人催命；但拉一车土发你一个牌牌，那不会说话的牌牌，充当着不会说话的劳改队长的角色，使人不敢停步喘息；因为兜里牌牌少了，完不成劳动定额，要吃家伙的。可以说是来回重载，甭想在劳改中找到一点轻松。这是我到山西才发现的“劳改绝招”，难怪古书上记载着巨商富贾，多尽出于斯呢（始自明、清，有晋商和徽商两大脉系）！ 在曲沃劳改的记忆中，拉土车的活儿是最累的活儿了。一天下来，骨头像是散了架一般。在那条马拉松的长跑（重车）和竞走（空车）流水线上，我们这些“二劳改”惟一区别于大劳改（犯人）的，就是我们头上不戴瓜皮小帽，身上不穿灰色囚衣。记得，有一天我有点儿感冒，跑车的速度慢了一点，便和比我年纪长几岁的“同类”李建源君碰到一起，他气喘吁吁他说： “拉起土车，让我想起一部小说。” “你还有闲情雅兴？”我问。 “阿Q的精神平衡法，有时还能解除一点儿精神上的疲惫。”他在解放前的一家报纸当过文字记者，解放后他在新华社工作。1957年鸣放时期，不知给党支部提出过什么意见，新账老账一块算，他被送进了劳改队，“我想起拉洋车的骆驼祥子，小说里说他拉洋车拉得有滋有味，一想起老舍这部小说，我就常常设想我就是骆驼祥子。” “你真够浪漫的。”我说。 “浪漫能自我解脱。”他说。 “人家是在旧北平的大马路上跑来跑去。”我说，“车儿响着悦耳的铃声不说，还有虎妞儿给他温暖哩！” 建源君说：“你别较真儿，这是对自己施行精神上的麻醉。拉着土车，尽量想些轻松的事儿，不是可以忘记这土车沉重的负荷嘛！” 我之所以能记住建源君跑车时的这一细节，不仅是因为在北京茶淀农场就曾相识。更为重要的是他有着一双区别于其他“同类”的眼睛，不知是先天的遗传因素，还是后天的社会雕塑，他的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那只较小的眼睛和“同类”并无差异，那只较大的眼睛却常常垂着泪滴。他爱人是某医院的大夫，告诉他的眼疾学名叫“风泪眼”，只要迎面有风吹来，他的眼睛就像风中残烛一样，垂泪不止。在他和我并排跑车的时候，即使在无风的天气，也因车速而生风，因而他的那只眼睛，总在垂泪。所以，建源君拉土车时的这一浪漫情愫，反而引起了我内心的悲凉，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一瞬间，是因为他一边浪漫，一边在擦他的那只泪眼。苦戏甜唱——阿Q精神胜利法，在“同类”中都有表演，惟建源君的反差最为鲜明。因而，在拉坯车的日子，同类们便给他起了个“骆驼祥子”的绰号。 第三部上篇(3)-祸起萧墙与“豆”“箕”相煎 不久，一场无法苦戏甜唱的灾难，降临到了建源君的头上：当时已是早春时节，北返的大雁，飞掠过晋阳大地的上空，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日夜“嘎——嘎——”地啼鸣着。当时我和他同在一组里修筑新的监房。 山西监房有别于北京牢舍，不知是出于历史的积习，还是出于现实的需要，监舍不盖平房，而是修建一座座窑洞。说它是历史积习，山西窑洞历史悠久，从古典戏剧中王宝钏在 “汾河湾寒窑十八载”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当地老乡盖房总是喜欢碹起拱形的窑洞；从劳改队现实需求上看，修建窑洞形监号，周围皆为墙壁，只有一面门窗，有利于防止犯人逃跑。冬季拉完土车，入春我和建源君就从事修筑这样监号的劳动。他瓦工活儿极好，担任砌墙起碹的师傅工作，我在架板之下给建源君充当往上抛砖甩灰的小工。 东窗事发并非在劳动现场，祸起萧墙亦不在干活工地。一个星期天，他在院子里洗衣裳，洗出了一场灾难：受劳改队长委托担任严管班长的“内矛”符××，当天和建源君在自来水管旁闲聊。建源君说：“衣裳其他部位都很好洗，惟独两个部位要多用肥皂。” 符××问道：“哪两个部位？” “一是领口，二是袖口。”建原君回答说，“这两个部位最脏。”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过上两天，在支左军管的一片肃杀气氛下，这两句人人皆知的生活常识，竟摇身一变，而成为，‘恶攻”的“反革命言行”。符××的演绎公式如下：领口和袖口去掉了“口”字，就成了领袖最脏。右派李建源仇视伟大领袖，但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伟大领袖，就通过曲线攻击，以达到他宣泄对“文革”的仇恨和中伤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的“反革命”目的。 当然，今天的读者会认为这是一则骇人听闻的“天方夜谭”，觉得符××的推理演绎荒谬绝伦。但是荒唐的年代产生荒唐的逻辑，荒唐的逻辑又演绎出荒唐的推理，因而建源君 “现反”的罪名，被认为是确凿无疑。接踵而来的可想而知，小会批，大会斗，“燕飞”， “苏秦背剑”（一种捆绑人的方式）……都用在了建源君的身上。建源君那只本来见风才落泪的眼睛，在没有一丝风的牢房，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一滴一滴地顺着面颊往下掉了。 这是我在山西曲沃劳改队遇到的第一件凄凉的事情，万万没有想到，比建源君更为严酷的第二件事，会落到张沪头上。建源君受到灵与肉的洗礼之后不久，始于1970年早春的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身材魁梧、作风跋扈的支“左”军代表于连长，身披一件军绿棉大衣，在空场上召开训政大会。他先宣读了“一打三反”内容（我只能回忆起“一打”是严厉打击“反革命”，至于“三反”都反什么，已记不清），后又动员劳改成员们之间展开揭发检举，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本来，会议召开的时间不长，于连长训政之后，已经披着大衣离位而去，剩下的具体事儿，由劳改干部布置就行了；但离位而去的于连长，又匆匆地走了回来。因为在他离开椅子的瞬间，有人递上去一张纸条，他把手里的纸条打开看了几眼后说：“谁叫张沪？” 她懵懵怔怔地站了起来。 “你想翻你右派反革命的案？” “没有的事。”张沪不亢不卑。 “那咋会有人揭发你哩！”于连长瞪圆了一双眼睛，“无风不起浪嘛！” 坐在男号队伍中的我，心突然狂跳起来。据张沪告诉我，在冬季的守法认罪学习中，管理她们的沈队长，曾动员那几个女号向党交真心。张沪不得不例行公事地把她在五七年的反右结论，在女号中间讲了一遍。如她讲过“五一节搞游行是劳民伤财”，“听彭真反右报告时偷偷看小说”，以及模仿陶知行先生的诗，在《北京日报》编辑部黑板上，胡诌过打油诗 “大老官坐小汽车／小老官坐大汽车／没有车坐的吃灰”等等。管理她们的沈队长，觉得一革命家庭出身的女记者，仅凭这几条就被打成“右派”，有点迷惑不解，甚至流露出某种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张沪说了一句：现在定我为右派的那几个头头，都被群众当quot;走资派quot;揪了出来。沈队长当时只是听着，并没有对张沪的发言表态，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会后，那位姓沈的女队长，还曾对张沪的遭遇表示过惋惜--当然，这是在只有她和她单独在一起时才能流露的感情。 没有料到为人老实厚道的徐盛增的妻子孙西敏并不像她丈夫那么厚道（曾在北京某中学教书），她在quot;一打三反quot;的会场上，不知是出于表现欲望，还是女性之间本能的嫉恨，抑或是荀子quot;人性恶quot;在这个特殊环境中更容易得到验证，反正她匆匆给军代表递上了这一张纸条，纸条上的那几句诬陷告密的话，差点把张沪送上断头台。笔者所以写完之后，没有及时续写那些历史往事，实因对往事的回忆，常常引起我灵魂的颤栗；时到今日，那历历在目的场景，还能使我心跳的频率加快，血压陡然上升…… 军代表问：quot;你过去是个记者？quot; 张沪点点头。说话！是。过去我是《北京日报》的记者。我考考你，你给我说说，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式，quot;政治和经济之间，哪个是基础？quot; 其实，在这样的场合，军代表之所以杀出一个quot;蒙太奇quot;式的拷问，不外乎表示自己并非大老粗，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标榜。张沪在1951年人民大学进修的就是政治经济学，那密密麻麻的笔记，有厚厚的一叠，因而对回答这样1+1=？的幼儿园式的简单问题，可以脱口而出。但在当时的一片肃杀气氛中，在政治统帅一切的文革的基础。quot; 在场的全体劳改人员中，除了刑事犯不知其回答的谬误之外，quot;老右quot;都知道她回答错了。军代表立刻轻蔑地一笑：你是什么毬记者，连马列的ABC都不知道。请你嘴上卫生一点。给她带上手铐。 沈队长神色犹豫地站起来，想缓冲一下紧张气氛。但还没容她说什么，军代表已然对她发了脾气：quot;听见没有？马上执行。quot; 沈队长摊摊手，表示她没有随身携带手铐。你是干啥吃的？这是专政机构！ 干部们顿时愕然。 劳改队员们面面相觑。 整个会场无人声，几百号活人的会场，竟像坟茔般肃穆。我暗自为张沪心急，希望她能在现场没有手铐的情况下，说上一两句违心认错的话。在场的另一个军代表吴排长，甚至站起来大声提示她：quot;张沪，你该知道你犯了错误，现在悔改--quot;还不迟去，拿手铐来，带她去隔离反省！quot; 给她带手铐的一刹那，我的心都碎了。 ……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当今读者难以想象的：张沪的行李，被从我们同住的那间四号小屋搬走。由我们同来汾河湾的quot;内矛quot;张丽华（绰号quot;小耗子quot;）来监管她；张的quot;内矛quot;丈夫赵光弟（绰号quot;小黑子quot;）搬到我的小房来，对我实行监管。 第三部上篇(4)-四月雪与四月血 中国有句古老的命运谚语：倒霉的人才上卦摊。当我们被转移到曲沃劳改砖场，搬进这个四号房间时，张沪就对生活有过不吉利的推断。她说“四”字和“死”字谐音，这是第一不吉；第二，四号房门对着一排房的墙角，墙角如一面刀刃。自古以来，这是看阴阳风水的老先生最为忌讳的。她看过的闲杂书比我多，不想劫难当真被她言中了。 夜间，与我同炕而眠的赵光弟（他原是个“佛爷”，即扒窃的代称）对我说： “哥们儿，你们‘臭老九’吃亏就吃在嘴上。五七年吃了大亏，总是不长记性。那军代表是能顶撞的吗？怎么张沪的嘴就像啄木鸟的嘴一样，铁硬铁硬的呢？！” 我平躺在炕上，两眼望着屋顶默不作声。 “嘿，我跟木头人说话呐！你怎么连个响屁都不放？” 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说这是一幕“煮豆燃豆箕”的悲剧，他能听得懂吗？写告密小纸片的孙西敏，进监狱的罪错也是右派，何以在那个非常的场合要在张沪身上浇点汽油？她只知道显摆她的积极了，她能想到这一张纸条能要了张沪一条小命吗？五七年划右之后，她因不接受右派政治性侮辱，已然服毒自杀过了一次，被北京市第六医院抢救了过来。这次…… “我说哥们儿，我可是一片好意。”“小黑子”继续对我说，那姓孙的娘们儿这一手太歹毒了，得想个办法让张沪早点摘下手铐来。那铁铐子我戴过，她可经受不住。” “你说我该咋办？”我搭腔了。 “张沪性情刚烈，你得动员她服软。”“小黑子”说，“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应付过去再说。” “我见不到她，把你弄到我屋子里来睡，不就是为了把我和她隔离开吗？” “你写个条子给她，我给你捎过去。” “不行。” “你信不过咱哥们儿？” “‘黑子’，我信得过你。可是这事万万干不得，万一‘小耗子’走风漏气，事儿只会越闹越大。”我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小耗子”张丽华不是一盏省油灯，她之所以落了个“小耗子”的美称，不外是善于在劳改队中钻营。“小黑子”身上还有点浪迹扒窃群中时染上的一点哥们儿义气，在那婆娘身上，我还没发现她有人性中的这个优点。 “她敢于那吃里扒外的事儿，我碎了她。”“小黑子”忿然地对我表示，“你写吧，要有什么闪失，你拿我是问。” “好。” 我嘴里应着，心里却十分清醒，在这风声鹤唳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留下任何字迹，不仅等于我自投罗网，还会构成张沪的另一罪状。隔离反省的含义，就是让她与我断绝信息；不管赵光弟是否真的对张沪怀有同情，这事是万万不能做的。 事实证明我判断的准确性。第二天，我到砖窑劳动回来，拖着一双疲惫的双腿，刚刚走到四号囚舍门前，正好看见了张丽华押解着张沪，从食堂打饭回来。她被铐在一起的双手捧着一个粥盆，身上披着件蓝色棉衣，像“苏三起解”一般步履蹒跚地从食堂走了过来。 我悲凉地望着她。 所有刚刚收工的“同类”，都在凝望着这令人断肠的场面。此时，暮冬的斜阳刚刚落山，劳改号房前孤孤零零的一棵大槐树的干枝上，一群乌鸦正在飞回树巢，呱呱地绕树飞鸣。历史上苏三起解的遗址，在山西洪洞，就在曲沃的东北方向，舞台上苏三起解的押差官是个白眉白须的老者；而20世纪70年代押解张沪的，却是个矮矮胖胖的女“同类”。 不知是否我过于敏感之故，我仿佛看见了“小耗子”张丽华从张沪背后射向我的目光。那目光中没有同情和怜悯，有的只是冷酷。不用解释，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警示，叫我回避，叫我闪开她和她通往囚舍的路。张沪低着头走路，全然没有发现她周围的一切，因为她双手捧着那个粥盆，一不小心粥汤就会从盆里溢出来。没有什么迟疑，我立刻走进我的号房，从纸窗的一个洞穴中，向外窥视着张沪。当她走到我和她昔日蛰居的号房时，只是凄然地向窗子扫了一眼，在“小耗子”勒令她“快走”声中很快消失了身影。我按捺不住哀伤的心情，将棉门帘挑开一个缝隙，望着她和“小耗子”的背影。令我心寒的一个镜头是，张沪双手戴铐走到她那间隔离室前时，“小耗子”本可以用手为她挑起沉沉的门帘，让她捧着粥盆进去 ——但她却空手走在张沪身后，让张沪自己用肩膀掀动棉门帘子。一次、两次、三次……由于掀开棉门帘时身体势必发生倾斜，粥盆里的粥汤不断地泼洒出来。直到在号外洗脸的“小黑子”对“小耗子”怒喝了一声：“你她妈的不会帮她掀一下门帘，她双手戴铐，能掀开门帘子吗？”张丽华才不情愿地掀开那间隔离反省号的门帘……试想，我如果按“小黑子”的主意，给张沪写去一张什么纸条，那张丽华能不把它交给军代表吗？！ 又是一个失眠之夜。尽管一天制砖的活儿，累得我骨头如同散了架，躺在炕上仍然不能成眠。“小黑子”絮絮叨叨地安慰我的不少话，我都充耳不闻，当他开口骂他媳妇“没有人味”的刹那之间，我好像受到了什么启发。 我说：“‘黑子’，如果你能带个口信什么的，我就麻烦你一回。” “你放心，我等我那口子不在屋的时候，单独传给张沪。”赵光弟憎恨孙西敏那张害人的纸条，愿意为张沪早离开隔离反省号而出把子力气。 “不，口信不是带给张沪的，是托你捎给张丽华的。” “小黑子”用惊异的目光望着我——他过去得过肺结核，脸色蜡黄，因而他的劳动任务，不是随大队出工去制砖工地，而是收拾院子里的卫生。他的这项劳动，使他每天都有时间关注一下那问隔离反省号里的事情。 “狗掀门帘子——都凭一张嘴。狗的嘴巴是尖的，能掀动门帘，张沪双手被铐，她掀门帘子或干其他事儿都很不方便，让她给张沪掀个门帘什么的，也费不了她的多大力气。”我说，“希望你能关照一下这事儿，不要对张丽华说是我的意思，而要说是你的意思。你看行吗？” 赵光弟海骂了她媳妇半天，连连向我点头，表示他一定去完成这个托付。 “还有一件事儿要托你。” “你尽管说。” “生活上张丽华尽可能给张沪一点方便，但是对张沪的一举一动，张丽华万万不能马虎，要严格看管。” “为什么？” “张沪有过自杀的历史。” 赵光弟脸色陡然变了：“真的？” 我对他详述了在五七年划右之后，张沪自杀的经过。这次当着劳改砖厂全体干部和囚徒的面，她平生第一次被戴上了手铐，很可能再次产生轻生的念头。 “小黑子”一下从炕上蹦起来：“这可是大事，我马上去找我那口子。” 我没有阻拦。我认为这个预防针越早打越好。我太了解张沪了，如果自她脱掉新四军军装之后，在《北京日报》给社长范瑾、副社长周游当秘书期间，是个能讨人喜欢的女孩，何以会有五七年被划成右派之灾！她天生的一身傲骨，有林黛玉的矜持孤高；却又比林黛玉多了几分男儿色彩。如果她恪守清高，很可能再干出“自绝于人民”的事儿来的。 “小黑子”不一会儿就从那一间隔离号回来了。他说他是把张丽华叫到屋外边，以他的口气对她叮嘱我那番话的。 我对他表示了谢意。 “我们那口子说，情况不是太好。”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一直说她无意翻案，因而没写一个字的检查。”赵光弟以敬佩和担忧并存的口气对我说，“真他妈的有种，我真是服了你那口子了。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连长也是个不吃硬的汉子，这不是自讨苦吃嘛！” 我无言以答。 “哥儿们，我已经假冒你的口气，让我那口子给你那口子转去口信，让她写个检查。骂自己骂得越上纲上线，越能早日下铐。” 我不安地望着他，怕因此而节外生枝。 “你放心吧，我那口子说了，她尽一切可能，对灶王爷‘上天言好事’。”赵光弟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人的两眼是杆秤，量得出孙西敏和张沪谁重谁轻。” “‘黑子’，我再次谢谢你的好心。” 从这天夜谈之后，我当真发现张丽华对张沪的态度有了一点变化。在周围没有干部的眼睛的时候，张沪上厕所或打饭回来，张丽华能为戴着手铐的张沪主动掀开门帘（为遮挡冬日风寒，山西的棉门帘又厚又沉），偶然与我目光碰撞时，也少了几分冷酷。只是我很难从张沪脸上找到一丝变化，她低着头走路，路过我们四号囚舍时，头都不歪一下，有时我故意咳嗽两声，以示我的存在，她都像根本不通电的绝缘木桩，唤不回她对我的回应。 “小黑子”对此解释是她怕牵连到我。因为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不止一家，而且门户相连。递上那张诬陷纸条的孙西敏，也住在这排窑洞里，万一她那双善于发现“敌情”的眼睛，再看出什么破绽，见缝下蛆，不是把我也牵进去了吗？！ 知张沪者惟我也！我深知她每一次沉默之后，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不是个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人，敢于在砖厂“一打三反”的大会上顶撞军代表，何以会惧怕回我一瞥目光？这种“断电”后的沉默，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我知道，火山在爆发之前，总是沉默的。因而，我请求赵光弟再次告之张丽华，在对她实行监管时，一定要百般小心。 我不知道赵光弟是否把我的内心感知，传递给了张丽华，但是两天之后，我的第六感觉感知的不幸应验了：那天是1970年农历三月十三，正是我的38岁生日，白天在工地上干着为制砖打坯备土的活儿时，灰蒙蒙的天上已然飘起芦花般的雪片，直到入夜，落雪还没有停止。农历三月十三，已是阳历4月上旬，向阳的墙角窗根已然冒出绿茸茸的草芽，艳阳四月飞雪，在北国大地上是罕见的，但不知是老天爷悲天悯人，还是偶然巧合，落雪之日。正是我的生日，所以事隔多年，我对这一天牢记不忘。 那天入夜之后，我心中千头万绪久久不能成眠。我记起了在1960年的11月，我和她被《北京日报）送劳动教养的前夕，我在长安戏院看了关汉卿的《窦娥冤》（又名《六月雪斩窦娥》），值此我生日之际，老天突降暮之雪，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黑子”全然不知我内心的不安，背对着我早已入睡，并发出轻轻的鼾声。大约到了午夜时分，窗外突然传来匆匆的脚步声，脚步声中还掺杂着狱医何大夫与什么人对话的声音，虽然我没听清他们说些什么（狱医何大夫讲一口地道的山西雁北话），即本能地把窗外的响动与张沪的命运联系了起来。深更半夜谁找狱医？狱医又为谁看病？劳改干部看病有干部医生，用不着来找狱医，那么狱医午夜出诊，当然是劳改成员中的张三或李四，生了什么急病。我左猜右想，最大的可能是反省号子中的她，当真出了什么险情。 我想摇醒酣睡中的“黑子”，为我去探听一下，伸出的手掌已到他脸侧，我又把手收了回来：万一不是张沪，不是搅了赵光弟的睡梦？他是肺病秧子，叫醒他实在有些于心不忍。我就是在这恍恍惚惚的猜疑之中，闭合上双眼的。大概到了拂晓时分，门外又传来了大头鞋卟叽卟叽的踩水声响（春雪化成了水），接着有人推门进来，随着手电筒的闪亮，耳畔传来一声吆喝： “起来！” 我和赵光弟从炕上爬了起来。赵光弟睡眼朦胧地望着来者，我则看清了进来的人是支 “左”的吴排长和厂部负责内勤的郭干事。 “你先出去。”吴排长命令赵光弟迅速穿衣离室。 我此时已完全明白了：吴排长和郭干事是为我而来。还用问吗？一定是张沪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忙忙乱乱地穿起衣裤，坐在炕沿上等待着关于她的噩耗。可是待赵光弟离屋之后，吴和郭并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只是叫我先打开我和她的那只破木箱子。 “吴排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终于按捺不住惶惶不安的心情，“是不是她…… 她……” 吴排长平日是个喜欢与劳改队中知识分子交谈的人，曾与我聊过“样板戏”什么的，此时脸上却没有了往日的微笑，对我的提问不做回答。我又把求索的目光转向了郭干事，因为昔日我回北京探亲时，他曾托我给他代购过布料，也算是生活上有点儿接触的干部；他悲悯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撞了一下，便低头去检查我的木箱。 破木箱里都是书。那是早在1963年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场部退还给我的。 吴排长说：“这些书我们要检查一下。” 我说：“《北京日报》早已检查过了。” “现在是文化革命，一切要重新审查。” 我能说什么呢！每天忙于修埋地球，书已然是我们身外之物，全部拿走还能减轻我的一点儿负担。在吴排长往麻袋里装书之际，郭干事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铐，“咔嚓”一声给我戴在了手腕上。 无需多说，我一切都明白了。黎明时来搜书，并给我戴上手铐，诱因不是我，肯定张沪发生了什么问题，联想起何大夫的匆忙脚步，我断定张沪又走上了轻生的绝路。 吴排长看了看戴上手铐的我，低声说了一句：“从维熙，你要面对现实，心往开处想。别钻牛犄角。” “她是活着，还是死了？”我眼中无泪，心中却承受着剜心之痛。 “正在抢救，你作最坏的精神准备！”郭干事见军管的吴排长开了腔，才嗫嚅地向我吐露一点真情，“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千万要以理智对待。” 之后，我被带离我的那间屋子，手捧着铁镯子进了严管号。 我捶墙。 我痛哭。 刚才被惊愕占据了心灵的我，此时眼泪如同开了闸门的小河，泪水湿了我的双腮。严管号里共关着四五个“同窗”。班长就是演绎过李建源君“领口”和“袖口”问题的符××。天才蒙蒙亮，严管号的成员还在床上睡觉，突然塞进一个我来，已然使他们惊异不已；我捧着手铐捶墙大哭，迫使严管号的成员只好提前起床。 “喂！你还是放老实一点为好。”符××终于第一个开口了，“这儿是严管号，你可得识点时务！” 我仍然把墙捶得山响。 符××一步从炕沿上窜了过来，从身后猛地一拉我的胳膊，我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坐倒在炕角上。这时，我才发觉手腕有些火烧火燎，低头一看，那副铁镯子已然磨坏了我的手腕，鲜血洇出了肉皮。 我无力再挣扎了，好像刚才那短短瞬间，我用完了我的全部力气，渲泄了我的全部悲愤。我的思绪成了一团乱麻，符××再训斥我什么，我一律充耳不闻。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在北京那间低矮小屋中的母亲和儿子，老母亲将失去儿媳，小儿子将失去母亲，这一老一小远在北京，不会知道在晋阳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我不禁恨起“小耗子”张丽华来，赵光弟已然把张沪无惧于死亡的秉性传递给了她，她怎么还能有监管中的疏忽呢？！ 严管号没生炉火，拂晓时刻冷得人直哆嗦。符××见我只穿着绒衣进号，不知是出于鳄鱼流泪，还是想探听一下我关进严管号的原因，他出去了好一会儿，当他重新回到严管号时，把我那件棉袄从我的屋子里取了来，并披在我的肩上——我因双手戴铐，是无法穿上这件棉袄的。 “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间号房吗？”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点头是表示我知道缘由，摇头是想从他嘴里探知一点儿“张沪自绝于人民”的详情。 完全是出于不折不扣的显摆，符××对我讲述了张沪自戕经过：昨天，她说她很冷，想回我和她的那间窑洞，取点儿衣服来。经张丽华向上请示，获准回房取她的衣服，就在她回屋取衣服时，趁张丽华没有在意之际，她把一瓶夏天杀蚊虫的滴滴畏，塞在衣服里带了回来。当晚，她背对着张丽华偷偷把多半瓶毒液喝了下去。当然，这是张丽华发现张沪死过去之后回忆起来的，而非张沪的交代——她不能开口了，何医生忙了大半夜，竭尽全力对她进行洗肠抢救，现在还在生死未卜的十字路口。“给你戴上手铐，是怕你重蹈张沪的反动旧辙，你应当感激军代表和砖厂领导，对你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符××叙述完之后，不忘对我进行劝导：“你老老实实在这间号子里呆着，你要是再擂墙敲窗，闹到军代表那儿，给你戴上弹簧铐，那可就自作自受了。咱们还是先礼后兵，把利害关系跟你说透了为好！” 我虽知符××是整肃受难知识分子而出了名的“内矛”，但他能把此话告诉我，我仍然对他不无感谢之情。因为我从他嘴里知道了张沪“自绝于人民”的手段，以及目前她身处生死线上的概况，这是身陷严管号的我，无法得知的信息。严管号除去放风解手，是不能离开号房的，它区别于禁闭室的标志在于这是一间房子，屋子上还有玻璃窗户；但是为了与外界隔离，玻璃窗户上都被刷了一层白灰，号子里的人不仅没有与外部说话的机缘，连向窗外投望的视线，都被那层白灰隔绝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符××对我训政时告知我张沪的事发原委，我上哪儿去寻觅张沪的消息？！ 我理了一下紊乱的心绪，马上确认了他说的情况属实。我和张沪住的窑洞里，确实留下了一瓶滴滴畏，那是为驱赶蚊叮虫咬我去曲沃县城关买来的。曲沃地处晋南，夏日天气闷热，花脚蚊子叮得人夜难成寝。我买来它是杀蚊虫的，张沪竟然想起了这瓶可以告别世界的毒液，谎说取衣服找到它，并把它吞下去自杀了。 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天意的选择，偏偏在我生日的那天夜里，她选择了死，这倍增了我心中的悲凉。我坐在炕上背靠着墙，一动不动地望着我手上的手铐，似乎更清楚了把我铐起来的用心：张沪如果当真死去，我会像刚才擂打墙壁那般做出抗争，我要申诉，我要揭发。尽管在那个年代，我的一切申诉都可能成为废纸，被省劳改局扔进字纸篓，但是对于连长之类人物来说，对死亡记录中的自杀追查多少会给他带来一点麻烦。张沪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曾是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她自身17岁时参加上海地下党，小弟在上海解放前夕参加了新四军……这些隶属于她周围的关系网，虽然在解放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纷纷中箭落马，但她还有在空军中当军长的舅舅，“文革”中他的舅舅，比“文革”前更为显赫，一旦哪一条线提出质询，于连长将何以做答？难道仅仅为了一张纸条，就能要人一条命吗？！索性先下手为强，铐住你能写字的双手，以防患于未然。 我缄默无言。 我的心里在滴血。 我被铐住的双手，在这巨大的刺激面前，竟然神经质般地痉孪起来，致使挂在手铐上的那把铁锁，如同钟摆似地左右晃动了起来——我的精神已全面崩溃，我的心被撕裂了，张沪生与死的问题，成了我心中惟一的一个结。由于几天急火攻心，当天上午严管号“放风”，我蹲在粪坑蹬石上解大便时，大便硬结成石头一般，久久排解不出。符××不愿意在茅厕挨冻嗅臭，先带着严管号成员回舍子里去了，他用不着担心一个戴着手铐的人；会发生什么闪失。 突然，我身旁的蹲坑人，悄声招呼了我一句。我侧目看看，是“同类”中的病号阮祖铨，他来自商业部，在昔日“同窗”生涯中，与我有许多共同语言：“你知道她的情况了吗？” 我点点头。 “据说何大夫还守候在她身边，但愿好人能抗拒死神的召唤。” 阮祖铨说完这两句话，匆匆用纸片擦干了屁股，走出厕所。之后，他折身回来，轻声对我说：“都出工了，院子里没有人。我叮嘱你两点：一、你一定要放宽心，来不得半点感情用事；二、你还要提防万一张沪走了，给你罗织罪名——这并不难，什么‘同请反革命妻子’，‘为反革命右派喊冤叫屈’等等。一句话，眼泪往肚子里流，不能给他们——”他指了指天，“留下任何一点整肃你的把柄。千万千万！” 我在茅厕不禁再次潸然泪下：“我记住了。” “我给你擦屁股吧！你带着手铐是无法完成这个事儿的。”是的，我当真忘了大便之后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自己不能完成的。点头应诺阮祖铨帮我之际，心中突然一惊：阮君也是老右，专门善于对付知识分子的符××，要是给他扣上一顶兔死狐悲，同情反革命分子张沪及其丈夫的罪名，是不是会牵连到阮君？！ 阮祖铨对此心领神会。他走出茅厕，有意在院中大声喊叫道：“严管班！来人给你们号里的人擦屁股！” “你顺手帮个忙吧！”符××的声音。 “我没这个义务。” “我来干吧！”正在打扫院子的赵光弟，被喊声召唤过来。他隔着玉米秆糊着泥巴的厕墙空隙，向外看了看，严管号确实没人出来，一边弓下身为我擦屁股，一边趁机用极快的速度对我耳语道：“眼下，我和我那口子住的那间号房，也成茅房了，给张沪灌肠洗胃，她的屎尿流了一炕。这是好事，至少她的魂儿还有从阎王殿飞回来的希望。我他娘的狠狠地扇了 “小耗子”两记耳光，倒不是因为张沪脏了我们的房。我扇她耳光是为她粗心大意，让张沪把滴滴畏偷偷带了回去。” 我无心关注赵光弟与他老婆之间发生的矛盾，心急火燎地询及张沪的生与死。他说： “依我看，阎王有眼，不会收下这屈死鬼！”说着，他帮我拉起棉裤，又系好腰带，并安慰我说，“这么办吧，如果张沪清醒过来，我就假装去严管号外扫地，你听见扫帚把儿碰门两声，就还有个盼头。” “谢谢你了，‘黑子’！” 整个下午，严管号在读报纸，内容不外是“文革”又取得了什么伟大胜利。我盘腿坐在炕上，貌似在听符××读报，实际上在焦急地等待窗外扫帚扫地的声响。大约到了黄昏时分，我听到“小黑子”在窗外哼唱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儿和扫地的声音。这一霎间，我的血液仿佛凝固了，屏住呼吸静待我希望能听到的声响。 “咚！” “咚！” 间隔开的两声扫帚碰门的声响，使我凝固的血液，顿时沸腾起来。长着灵敏阶级斗争嗅觉鼻子的符××，丝毫没有在意对我至关重要的这两声“咚咚”，他正在动员严管号的严管成员，结合“文革”形势，联系自己的罪错进行批判；而我则长出了一口气，压在心口上的那座山坍塌了下来。我心中默念着： “感谢何医生！” “多谢‘小黑子’！” 我早饭没有能进食，午饭只喝下半碗白菜汤，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用被铐住的双手先后塞进肚里两个窝窝头还不觉得饱。但严管号只供应这么多“进口货”，只好把那碗粥，一扬脖儿灌进肚子。人逢喜事精神爽，尽管这只是一线生命曙光的讯息，而不是张沪确实已从死神怀抱中挣脱出来的消息；但仅仅这一点，已然在我焦渴的心田，掠过了一阵潇潇春雨。 但是，我未曾料到的是，入夜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当夜，我躺在炕上，把手铐放在我的胸前，还沉溺在小黑子传递给我的喜悦中时，前院木工棚传来了“当当当当”的声响。起始，我并未在意这来自远方的捶打之声。符××凭着他鹰犬本能的敏感，仿佛从这声响中嗅出来什么异常，便从炕上爬起来（严管号夜里是不关闭电灯的），有意无意地盯看了我一眼，便倒锁号门出了屋子。我的中枢神经被他这一眼召唤醒了，猛地从炕上坐了起来，这叮当叮当的声音响在深夜，是不是木工们在赶制什么东西？ 赶制“文革”的标语牌？何必这么匆匆忙忙；修理囚徒们用的劳动工具？更没必要这般急切，想来想去，一种不祥的预兆，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此地是实行土葬的，会不会是张沪她清醒之后，病兆又继续恶化了？抑或是张沪根本就没有清醒，赵光弟为了安慰我的心，有意传递给我虚假的讯息？……我的心又跌进了万丈深渊。 门锁响了，符××走了进来。我的目光急切地迎了上去，想从他脸上的表情找到一点消息。他没有回避我的目光，那张吹火嘴一开，便对我说：“不亏你过去是个记者、作家，心电感应倒挺灵敏的。瞒你也没用，刚才我去了木匠张汉文家，他家属告诉我，张汉文为张沪去钉棺木了。说是，张沪曾醒过来会儿，那不过是回光返照。从维熙，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一些，但我符××也是个人，先给你捎个话儿，省得你精神上准备不足，增加严管号的麻烦。” 我只觉得血涌心扉，一下躺倒在土炕上…… 第三部上篇(5)-生死轮回无常—死者生，生者死 夜钉棺木的那个夜晚，给予我的精神折磨和感情煎熬，实际上等于我也经历了一场无疾的死亡。特别是先闻喜讯后知悲耗的反差，像是一把剪刀，把我的灵与肉一剪为二。我不想在这方面多浪费笔墨，我想详细叙说的是，发生在这天夜里之后的生与死，令人难以置信的 ——并十分富有戏剧性的轮回变幻。 第二天早上，我如同一具带铐的活尸，躺在炕上绝食。我的理性之所以全部死亡，除了昨夜钉棺木之事以外，还因为早晨严管班接到了通知：上午9时在广场开批斗大会。在我看来，把僵死的张沪，再拉到广场上来“轰炸”一下，不仅过于残忍，而且是灭绝人性。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死来抗争，尽管这种抗争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如仍苟且偷安以求生存，则是对自己良知的严重亵读。 可是当我排队在严管班之首，被勒令坐在空场上，历经的却不是与张沪的死别——一个刑满释放留在砖厂就业的“二劳改”被五花大绑推到了被斗席上。因为这一刻的感情转换对我说来反差太大，他的名字虽然随着逝水东流，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但那替死鬼的相貌衣着，至今仍如刀割般的深邃：他身材不高，方型脸庞，是山西本地人（因为他交代“罪行” 时，说的满口山西话）。他上身穿一件人造革的黑夹克，下身穿一条铁灰色的裤子。因而从头到脚，给我留下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印象。 于连长却依然精神勃发，讲话时他习惯于双手插腰：“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出现了一个往枪口上撞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家住山西××，在运动中不老实交代罪行不说，他还想逃跑！毯的，你往哪儿跑，哪儿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也好，你不愿意在班组里交代，就在这儿向全体劳改犯交代吧！几天前，钻出个右派反革命，今天又揪出个刑事犯反革命，这真应了毛主席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告诉你们，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绝不手软，×××，现在开始交代你的罪行。” “……其实……其实……俺没犯其他的罪错。俺家人口多，口粮喂不饱肚子，俺曾倒卖过粮票，不是为了赚钱，只是用买来的粮票弄点粮食。‘一打三反’，俺害怕了。俺是老实人，不说半句瞎话。就这！” “那你为甚要逃跑？” “逃跑就是对抗‘一打三反’！” “逃跑就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 “给他加温！” 在一片口号声中，跳上几个牢头，把这个五花大绑的黑脸汉子背在后边的双手捆紧，然后拼命往上提拉，只听得“啊”的一声尖叫，黑脸汉子脸变得煞白。接着，他的身子像根木桩一般，咕咚一声躺在了地上。 “他在耍死狗！” “别被他装死所蒙骗！” “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同窗”相噬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这个山西的“二劳改”再没有站起来。事后，我才知道他有心脏病，背后“吊鸡爪”的绳子一勒，他顿时一命呜呼。 批斗会草草收场。 我重新回到了严管号房之中。 张沪正在阎王殿前徘徊，我不知其是死是活，却先目睹了身穿黑夹克的“同窗”，奔往了鬼城丰都。尔后回忆起来，似乎是一场恶梦，而在当时鬼魂排队奔往丰都的“文革”年代，并没感到有多么新奇。我当然为这个冤枉鬼而感伤，但我更关注张沪的生死——她太冤枉了，只是向沈队长谈谈她的五七年结论，就被铐起双手，天下的公理何在？！ 到了第三天下午，身材矮小的郭干事，走进了严管号，他没有理睬符××的询问，直接走近我的身边，用他手中那把钥匙，捅开我腕上的手铐。他先让我甩动几下被铐得麻木的双臂，然后帮我把披着的那件棉衣穿在了身上，用头示意了一下窗外，我就跟着郭干事离开了那间严管号。 “她被抢救过来了。”他走在前面，对跟在身后的我说。 我“嗯”了一声。 “这件事不怨劳改干部。”他在对我表白。 我听得出来，他弦外之音是指于连长。 “为这事，吴排长跟于……还发生了一次冲突。当然这是我们干部内部之间的事，不该对你说，你能知道在运动中，我们许多干部的为难之处也就行了。” 我相信郭干事这些话都发自于肺腑，并且绝对真实可信。我没说什么感谢政府抢救张沪之类的话，铐起她来本身就是个错误，没有那副手铐，就没有她的自戕；如果我要感谢的话，该感谢那个矮矮瘦瘦的何医生。 “这些话，你都听见了没有？”郭干事见我一路缄默，停下脚步询问我说。 我点点头，大多大多的悲怆，已然哽噎住我的喉咙，但我沉吟了一会儿，还是质询了郭干事一句： “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希望不会。”郭干事本分他说，“但也很难预料，她是从死亡状态中生还过来的。所以，又派个姓李的家属，和张丽华一块儿去护理她，暂时她还不能回你这间窑洞。” 到了我和她住的四号窑洞前，郭干事递给我一把开门钥匙。原来自从我被铐上双手送往严管班之后，赵光弟也被勒令搬离了这间号房，门上换了一把新锁。我进了这间窑洞，颓然地坐在炕上，仔细回味着近日发生的事情，简直无法相信这都是真的。但无论怎么伤感，张沪毕竟是活了下来，这多多少少带给我几分酸楚的安慰，一场“文革”有多少冤枉鬼奔往丰都，能闯过鬼门关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我想找到何医生询问一下情况，最初没能如愿。他正在处理那天吊死的山西鬼，劳改队死了人也要填表上报。有一次我提着暖壶去打开水，正好与他相遇，这外表矮矮瘦瘦，细脖大脑壳的大夫，没容我向他表示谢意，就忙不迭地对我说：“张沪真是命硬，那口棺材本来是给她打的；阴阳错位，没想到咱那山西本土的‘二劳改’，当了替死鬼。” “何大夫，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他提着暖壶匆匆而去。走了约十几米，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我说：“咱想，再有一周的光景，张沪或许就能下地走路了。至于让不让她回你们那间号房，那是于连长拍板的事。” 何医生的话没能兑现。我独居那间号房两个星期，张沪也没能回来。一天深夜，吴排长一人独自进了窑洞，他告诉我张沪暂时不会回来，由于各种情况，决定双料货（指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可能要转移改造地点。 我沉默地听着。我愿意马上离开这块土地与这间号房。它留给我过于沉重的记忆：无论是张沪的死而复生，还是我为此而戴的三天手铐，都会像大山山褶般深邃，使我因见景生情而失去安宁。 “那些书，我的意思你就别带走了。”吴排长关切他说，“虽然都是些文学名著什么的，容易招惹是非。” 我点点头。书和知识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我还是向吴排长提出，我要求索回那两三本我最喜欢的书。那是雨果、果戈里和杰克伦敦的著作。我的理由是——他们的作品能给我力量。 吴排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他告诉我：“你自己在50年代出版的那两三本书，怕是很难找了，它不在我手上，正在劳改干部中传来传去。” 我说，“如果你能找到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那些书已是我身外之物，我并不想再保留它。” “该怎么说呢，80％的劳改干部，对你们夫妻内心是同情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各种缘故，谁也不敢流露这种心情。” “谢谢吴排长。” 他伸出一只手。 我忐忑不安地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要转移的消息不要外传。” “放心，我是不会给吴排长添麻烦的。” 大约是到了5月中旬，我和张沪以及那些“双料货”被押上同一辆卡车。卡车下边装行李，我们坐在行李上边。与吴排长事先传递给我的消息不同的是，除了“双料货”之外，另外几卡车上坐满了“同窗”与“同类”。不知道哪儿的一座超级瓦斯煤矿，等待建井采掘，那儿需要大批的劳改人员去开挖乌金。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于连长不坐在别的卡车上，也不坐在驾驶室里，而偏偏与我们这些 “双料货”坐在同一辆露天的车斗里。是有意显示他的军人风采？还是对张沪一事的处理不当，多少有点良心上的内疚？不知道！他虽然全副戎装，腰间还别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脸上却比昔日多了几丝微笑。 张沪历经近一个月的囚居生活，由于不见阳光而面色苍白，体质弱不禁风。时至5月，同车人穿着夹衣，她上身还穿着棉袄。她与我并排坐在车斗里，头倚靠在我肩上，任汽车在山路上左摇右晃颠颠簸簸。 从晋南向晋东南转移，卡车要爬过巍峨的中条山脉。山路崎岖如蛇，道路十分难走，致使转移囚徒的车队不得不走走停停。当车行至大山环抱中的山腰时，有个女号突然喊了一声： “看——那儿有一只兔子！” 于连长拔出皮套中的手枪，立刻瞄准了那只奔跑的狡兔。可惜林木葱茏，那狡兔三蹦两跳就逃出了我们的视野。这时，张沪对我低声耳语了一句： “我好像就是那只兔儿！”这是在漫长的山间驿路上，她对我说的惟一的一句话。我觉得她的这句自喻并不十分准确——在那严酷的“文革”年代，迫使中国多少知识分子，性格分裂成了善于逃遁的狡兔；而张沪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扑向枪口的一只傻兔。她的生命内核中蕴藏着的是不屈的灵魂。如果遭遇了张志新的处境，她会成为第二个飞蛾扑火的张志新。 我无意谴责前者。 但我更敬仰后者。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中都变成狡兔性格，中国还有希望吗？民族还有希望吗？ 当然张志新的不屈事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卡车正在穿过山脊，奔向下一个劳改驿站。 第三部上篇(6)-在王铁匠家栖身 卡车车队在中条山脉中整整穿行了一天，黄昏时分我们一行才到了位于晋东南的一座劳改矿山——它的对外名称叫“晋普山煤矿”。 中条山与太行山互为毗邻，卡车过了一岭又是一岭，爬过一峰又是一峰。卡车所过之处，林木葱茏；有些山连山的地方，看不到村落和炊烟。在我劳改十多年的光景里，还没有见到过如此美丽的山峦，呼吸过如此清新的空气。一直闭合双目的张沪，在此时此刻大概也忘记了死亡的经历，本能地抬起头来，领略这大自然的赐予。但是当卡车绕过了中条山后，绿色渐渐消失，股股浓烈的臭气扑面而来——那是从当地乡民烧的一座座硫磺小窑里飘散出来的黄色烟尘。 不久，车过一个县城，农民们举目观看几辆卡车上的“动物”，我们也向他们遥望—— 这时我发现了商店的木牌牌上，写有沁水县的字样。我突然想起这儿是赵树理的老家，难怪他的小说土得掉渣呢，就凭那一座座硫磺小窑冒出臭气熏天的黄烟，就足以代表这方水土的原始色泽。车队再往前开，冒着浓烟的小窑不见了，群山像魔术师变幻的魔术那般，一律变成了光秃秃的和尚头，山峦与山腰上没有一棵树——我在煤矿下井几年之后，才懂得了凡是腹内藏有乌金的山，山上都是不长树木的。所以，我们看见“和尚头”的时候，就临近煤都晋普山了。 在矿山总部前广场上，例行过劳改队千篇一律的点名以后，不带家属的成员，扛着行李搬进了山脚下的一排排监舍；我们这几户特殊的双劳改，因监舍太满容纳不下，便被安排到离矿山有半里多路的小村去住。那个小村名叫南坪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当我们这些“劳改鸳鸯”，肩上背着行囊手里提着网袋等杂什走进小村的时候，简直若同是过庙会一般。男人、女人、老人、娃儿都拥到村口，像看什么稀罕东西似地，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们；那一双双目光中，无异于观赏一群奇怪的动物。在劳改队碰上这样的目光，对我们并不产生任何作用；但是在这山沟沟的小村，这目光却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的，因为这些乡民，井非专政人员。这让我们感到文革的神经脉络无处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神经末梢，竟然伸延到这大山沟里的小小山村来了。 走过“列队欢迎”的夹道，我和张沪被安排到小村西口的一家落脚。户主姓王，是这个家庭中的惟一男性。他上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妻子给他生下的一堆女娃。老王四十出头，人长得个头高高的，方颧骨，黑脸膛，是个附近小镇上的铁匠；他下面的几枝花儿，分别名叫改枝、改兰、改秀……不言而喻，这是全家期盼生个“万斤”男儿之意。凭心而论，这一家人中的多数，并没有歧视我们，惟一使我俩伤透了脑筋的是那个长女改枝。在我们刚刚搬进他家西北角的一问约有6米大小的耳房时，我就发现门框上有没擦净的粉笔笔痕，经过辨认还可以看出模模糊糊的字迹。左侧门框上写着“只许规规矩矩”，右侧门框上写着 “‘不许乱说乱动”，横批为“接受劳改”。大概是出于改枝文化水平的限制，笑话出在那条横批上，她误将“接受”的“接”字，错成了“结”；“接受”的“受”字，又误写成了 “束”——因而“接受劳改”，变成了“结束劳改”（详见我的纪实体的中篇小说《伞》）。这女娃为何写上之后，又把它擦掉？直到我们住了一段日子之后，才知道是在我们进宅之前，铁匠老王强迫改枝擦掉的。破旧门框上的木纹很深，无法擦去留在木纹中的残痕，因而就在我们初到矿山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十分深邃而又难忘的记忆。 这是一个十分贫苦的农家。小院里虽然有正房和两边的耳房，正房还是两层土楼，但因年久失修，已经十分破落。它就像是一棵老树一样，枯枝枯杈虽然仍在，但是没有了绿色，又死了挺拔向上的生气，因而它和我们的心绪倒挺近似。我们已走了十多年的风雪驿路了，这儿又是一个新的驿站，我——特别是张沪更感到心力交瘁，在这老宅老屋里静一下心神，相濡以沫地舔一舔彼此的伤口，倒也很符合我们的心境。大墙、电网、岗楼，监舍……这么多年像是我们的影子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在这寒酸的老屋生活上一段日子，倒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不是吗？！ 初来小村时，尽管女娃改枝对我们不够友好，但是她历经了一段对我们的观察，见我和她并非阶级斗争宣传的那样，不是牛头马面般的厉鬼，那双美丽的杏核眼里，便也开始出现了几丝温柔，与张沪渐渐有了言语沟通，后来在她老爹的示意下，跟着张沪学文化，学画画。当然她的这种变化，更大的缘由是铁匠老王对她的不断训示：“你以为劳改的牛、鬼、蛇、神，都是青面红发巨齿獠牙的恶人哩！里边也关着许许多多的好人——俺念书的时候，正赶上反右派，俺看右派都是敢讲大实话的人！你这妮子，不许给人家脸子看！” 多亏了王铁匠这根顶门柱，让我和张沪比那几户“劳改鸳鸯”日子过得轻松一些。初来矿山时，矿山尚未开掘，我们无煤可烧；但是做饭要烧煤，老王主动把小平车借给我们，让我们到山脚下的小煤窑去买煤。古老的宅舍里鼠患成灾，一群群的红眼耗子经常跳到我们的炕上，搅得我们夜间难以成眠。老王的母亲，让我们从他家的猫群中抱了一只非常灵巧的灰猫过来，用以解决我们的睡觉问题（这只灰猫，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在我们搬迁后，成了一只野猫。我用了几万字的篇幅，专门写了这只猫的故事，请读中篇小说《猫碑》）。人离开了水，是没法活的。老王媳妇借给我们水桶和扁担，并教我如何摇动井上的辘轳。过日子要有水缸，老王便带我到小镇上去买水缸。他帮我把圆圆的大肚水缸，捆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并叮咛我在山路上骑车小心……后来，我们相处得像一家人了，老王对我们袒露心声说：“当初，矿山到这里找房时，俺怕俺家里住一个杀人犯或偷窃犯甚的，还算老天有眼，来了你们两个老右，有甚难处你们只管开口，俺能办的没有二话。”反过来说，这也是我和她的福气——虽然，日后我们知道了我们住的那间6米小屋，是昔日王家老宅停放死人的房间，我们并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快，因为我们已是与死鬼打过多次交道的人了。 我们在这间小屋里，生活了两年多，直到矿山又盖了新的囚舍，我们才十分眷恋地。不得不离开王铁匠的那问老屋。 第三部上篇(7)-我成了“煤黑子”的时候 张沪的命运出现转机。 晋普山属于全国的优质煤田。煤黑子们都知道，所谓优质煤，首先必须是无烟煤；仅此一点是不够的，优质煤田所蕴藏的乌金，还应具有耐燃、块大、无各种气味等特性。在煤都山西的全部煤田中，晋普山勘探出来的煤田，属于优中之优（在70年代中期，它已出口日本）。正因为如此，省劳改局才从本省各个劳改系统，抽调1000名劳改人员来到这儿开山建井——再加上原有的监狱服刑的犯人，总共有几千个劳动力，以大会战的方式，开掘这座黑金之山。 重工业生产，不同于在茶淀种田种稻，挖煤需要许多辅助工种配合，因而矿山附设机械厂、制砖厂等多工种后勤生产基地。单就煤矿生产而言，又分井上和井下两大部分，我的身体属于壮劳动力，从第一天开始，就被选进了建井队（即建井完成后的下井劳力）；张沪与其他女号，去参与砖窑制砖的杂项劳动。建井的含义，就是从地面开山剖腹，一直深入到地下煤层，直到在地层之下建成四通八达的一条条采煤的巷道为止——我是参与了开钻晋普山地下煤城第一块山石的人。 真是应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语，我在这儿又见到了昔日的不少同类，与我分在一个组的就有高树森（原西城法院干部），金科（原贸易部的干部），其余的成员，多是在山西的老煤黑子了。我们打的是一口斜井，井口沿一定的角度向下开掘。山腹的煤越好，山表的石头越硬，因而在入秋以后，铁锤震裂手掌的事屡屡发生。裂纹疼痛难耐时，便用胶布缠满了手掌，白色的胶布很快变黑，还没有挨着黑煤手已然成了黑熊掌了。因而，每每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张沪常常笑我的手成了讨饭花子。 我说“开矿的活儿虽然很累，但是我挺开心。手黑不怕，就怕心黑。” 她问我在骂谁。 我说：“我骂在曲沃差点送了你一条命的那个人。” 她说：“这儿的劳改干部，比那儿的心地善良。”接着，她告诉我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狱政科的一位名叫武守先的管教干部，找她谈话了，公开对她发生在曲沃的事情表示愤慨。目前先让她离开劳动岗位，在砖窑做脱产的宣传员工作，并在积极查阅她的档案，看她是不是属于漏摘右派帽子的一个。 “真有这事？”我不无忧心他说，“现在可是‘文革’时期。” “山西人做事武断，于连长是那方面的武断；而这位武守先，是这方面的坚定。”张沪对我说，“他甚至怀疑我这样的人，当年划右就是失误。一般的干部，谁敢这么讲话？可是他敢。该怎么对你说呢，我认为他对五七年的反右，就有看法，只是无法对我直接表达就是了。” 她的话使我想起了董维森、高元松、曹茂林——也许在这方水土中，又出现了一个不拿板斧的“程咬金”？我当时虽然不能确认这种可能，但我希望这是一个奇迹。细想想，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在曲沃支“左”的吴排长，不就是与于连长并非一种类型的干部吗！他何尝对张沪的问题没有同情，只是在“一打三反”的气氛下，他受级别的限制，无法表达他的真实观念罢了。因而我祝愿好梦成真。 由于有了张沪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尽管它还不是事实，对我的精神鼓舞还是很大的，所以在建井队的日子里，我像牛一样地拼命劳作。打炮眼，放开山炮，看乱石在隆隆炮声中漫天飞舞，看斜井一天天深入地壳，自己当真以为自己是个矿工了。记得，在远离地表的地层深处，有一天管理我们的秦队长，在休息的时候问我： “你这个过去拿笔杆的人，想到过要来给大山钻洞没有？” “没有。” “现在你有甚想法？”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个煤黑子，也有煤黑子的乐趣。” “行了，你改造得差不多了。” 不久，秦让我担任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而今，我回忆起那一段岁月，我仍有恋栈之情。它不仅仅铸造了我结实的肌肉，强化了我面对困难的坚毅精神。最为重要的是，它使我具备了一个底层人的心田。除去每天去挖洞之外，回到那间老屋里，还要挑水做饭，这期间我学会了擀山西的硬面条，因为面条越硬，越能抗饥。张沪在砖窑搞宣传，比我还忙，白天她要自觉地劳动（尽管她可以不劳动，专事宣传工作），晚上，她有时还要留在宣传室，写墙报和黑板报。记得，在当年的冬天，我有一次去井台摇辘轳，一不小心把一只水桶掉在了井里，在用钩子打捞水桶时，那根结了冰的井绳，在我结了冰的手套上滑来滑去，任凭我怎么折腾，也捞不出那只水桶来。最后，还是王铁匠下工回来，我在井边打着电筒，他把那只水桶捞上来的。 由于我在井边捞桶捞了半天，在如镜的水面上，我看见了自己发间的第一缕白丝。在感伤我捞水桶无能之际，也深感岁月之无情。于是，在我的一个小本本里留下了几行自怜的《提水篇》。诗曰： 初春花织锦 雏鸟漫天游 少年遇神童（指与刘绍棠相识） 文海荡双舟 声声泥土歌 字字心泉流 愿做文苑草 力学孺子牛 何罪触雷霆 五七竟成囚 李白发碎叶（指李白发配新疆碎叶） 我配晋阳丘 哀哉一炭翁 井边拉铁钩 冰手握冰绳 井台滑溜溜 猛然窥水镜 白发染黑头 不如变水鬼 生死一断休 至今，那本本上的纸页已然发黄，但它却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的一张自画像。一方面，我要求自己能坚强地活下去；另一方面，我面对困境也常常颓然自悲。建井这个活儿，越往下挖越困难了，每每向地下深掘上几米，后面要跟上砌碹（即像城门洞那般，上顶要用石头砌成圆拱形），以防止落顶塌方。而砌碹的料石，要一块块往下运，每块料石重百十斤不说，沿着泥水汤浆的斜路向下搬运已非常困难；在砌圆拱形的碹顶时，就更要拿出吃奶的劲儿来了。老煤黑子站在架板上当大工，我们这些小工要把一块块料石举过头，把沉甸甸的石头递到大工手里，他们再封上洞顶——当我们向上举石头的时候，真是要有一点儿“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劲头。得像举重运动员那般，丹田运一口气，才能把那块与自己体重差不多的石头顶递给架板上的大工。如果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就甭想再把它举过头顶了。 这是来矿山以后，我经受的最为严酷的劳动考验。一个往昔摇笔杆的人，能有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力拔山兮”的磨砺，也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段不凡的往事了——我至今为此而自豪。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体脑倒挂的负面价值，每天只知道自己是一头牛，有车要拉，有地要种，有活要干——直到这口130多米深的斜井，与另一方面军开掘的平井对接，并开始出现煤层，我所在的建井队，才变成了采煤队。当第一次用炸药炸出煤来的时候，我不惜力地把一块大炭从井下扛到井上，并扛回到老屋中去，放到火盆中点着了（当时正是冬天），因为有了这个炭火盆，小屋里顿时没了寒冷，变得温暖如春。 这个冬季，我们不再到农民开的小煤窑里去拉煤烧了，而是由我每天下工时，从几里之外的斜井扛回一块优质大炭来做饭取暖。我们几户家住南坪村的男人，只要是在井下卖力气的，无一例外地都烧自己挖出来的煤——我们不住在矿山，矿山允许我们搬炭口家。从这时起，我的脸上便失去了原色，下工出井以后，除了牙齿还是白色之外，从头到脚一律变成了黑人——张沪笑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山西煤黑子了。 我怡然自得他说：“要是生在黑非洲就好了，那儿没有反右派运动。” 她不以为然：“在殖民地当个白人的奴才，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他们要挨批挨斗吗？” “各有各的不幸，只是那苦涩味儿不同罢了。” “那就是说，天底下哪儿都有不幸者了？” “可以这么说。不然当初我参加地下党干什么！” 我有点儿不服气：“按照你的逻辑，中国封建主义，已然不存在了，那毛泽东现在成了超人的神，这算是什么主义？” 她很少有被我问倒的时候——那是生活中少见的一次。很显然，我的问题，正是她非常明白。但又无法回答的问题。还算是她的幸运，第二年的春天，她被宣布为：她是因过去劳改单位的工作疏漏，没有及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至于是哪儿的疏漏——是茶淀？还是来山西后的曲沃？抑或是晋普山的干部，为了给张沪解禁而找出的理由？这是只有那名叫武守先的干部，才明白的事情。无论怎么说，在“文革”高潮中，武守先此举，不仅仅极为富有人性，而且是勇敢者的行为。 张沪头上戴了十多年的“紧箍咒”，至此获得解脱（因为她也在写她的回忆录，这里对她的经历从简）。 第三部上篇(8)-地下遇险与狐狸引路 我在矿山的劳改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建井，二、采煤，三、身上背起一个德国进口的瓦斯检查器，在整个的地下煤城监测杀人的瓦斯。在采煤的日子里，我曾遇到过一次大的风险。那天我上夜班，大约在接近早上6点——我们快要交班的时候，按着生产习惯要放一次炮，给接班的采煤组留下外运的煤。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提高工效，全组十多个人，刚接班时有人用电钻打眼，有人用矿车向外运煤，以避免窝工。就在我们夜班点燃了最后一茬炮在防炮洞里躲炮的时候，老煤黑子阎恒宝，突然用手遮起双耳，兔子般地在听什么响动： “不好，有水声！” 我说：“本来咱们干活时，顶板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滴水。” “你懂个屁！我挖煤时，你还摇笔杆子呢！”说着，他冒着浓浓的炮烟，朝工作面跑了过去。刚刚跑出防炮洞，只听他一声大叫“快撤——快撤——矿山透水了——” 干过采煤活儿的老窑工，听见他的喊声，抢先钻出躲炮的洞洞，向外飞跑。组里另几个 “雏儿”，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愣愣地站在洞口东张西望，阎恒宝从里边飞奔而出，他的声音因着急而变得嘶哑了：“你娘个蛋！你们是等死哪！快给我跑——跑——” 这时我们才确信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把矿帽上的矿灯，匆匆地摘了下来，拿在手里照路，向幽暗的巷道外边狂奔。在狂奔逃命之时，我的耳畔才听见了滔滔的水声中夹杂着的隆隆声响。在矿山初次遇到这种情况，总是怀有好奇之心，我一边跑一边用矿灯回照。我的天哪！背后一片白浪，疯子般地向我们追来，我看见那台百十斤重的电机被掀翻了，在狂浪中打着滚；煤壁在水浪冲刷下，发出怕人的哗啦啦的塌落声。待我们逃出煤巷巷口，坐矿车逃出井外时，大水立刻吞没了矿车车道。 多亏了老煤黑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挖煤经验，不然的话，我们几个新窑工只能活活被大水堵在防炮洞里（防炮洞是为了躲避放炮时煤石伤人，而在巷道中开出的一个死洞），当一名淹死鬼了——为此我常常感谢老煤黑子阎恒宝。此事故的发生，并非我们放炮的责任，而是矿山地质的勘探者，没有事先勘测出煤巷附近有一个古老的地下溶洞，致使溶洞中不知积存了几千年的汪洋，在爆炸的空隙间奔涌而出，把地下巷道在一小时之内变成了水塘。 这次由开炮打穿了古老溶洞而引发的透水事故，是晋普山煤矿开掘史上的一次重大事故。好在我们在老煤黑子阎恒宝的引导下，及时逃离了水患现场，而躲开了一场灭顶之灾。事后，他对我们这些新煤黑子说，他早就发现了井下的异常，平日难见山老鼠在巷道中乱窜，那天还没有开炮，那些长尾巴的山耗子，就开始来回地搬家了——这是只有老煤黑子才有的感知。这次地下水患之威，给我的劳改史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使我第一次认知了人与自然的斗争不是儿戏，而是一门学问；开矿不是只凭不怕苦累就能胜任的事情。 这场地下水患，至少使矿山停产了一周，技术人员调进去多台排水机，日夜连续排水，并封堵住了水洞洞口，才重新开工。由于此事震惊了全矿，井上井下的人员有了一次大的调整。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和尚”，被临时调到井上，在斜井井口担任供应本组的后勤工作。井口有一间小小的草棚棚，我在里边准备井下用的炮土（封堵炮口用的泥棍），并兼任矿车的调度工作。封堵炮口的泥棍，需要不湿不干恰到好处，矿车调度要及时满足井下需求，并要时刻检查牵引矿车的绳索是否牢固。一旦斜井绳索断裂，矿车会像野马脱缰而下，那么在工作面的采掘人员，将会被砸成肉酱。 这是一件看上去比较轻松，而责任相当大的工作。阎老西把我放在这儿，既是对我的照顾，又是对我的信任。我每月还按井下工拿四十六元五角钱的工资，但干的却是井上的活儿。可以这么说，那是我来矿山之后，一段最为惬意的日子。我们组长期干夜班，那口斜井顶上的小棚棚，以及小棚棚中的那束矿灯的光环，在幽暗中成了我无言的朋友。我把矿灯挂在棚柱上，除了我一个人之外，就是我的影子了。我的头顶上30米的高处是矸石山，牵引矿车的绞车房设在砰石山上，井下要车或井下矿车需提升矸石出井，用电铃通知我，我再用电铃通知绞车工就行了。 井下打眼放炮期间，我无事可做。便常常走出小棚棚，在井口附近转转。传说这儿是有狼的，自从来了犯人和“二劳改”，开山的炮声把狼群吓跑了。我在这大山的半山腰上，没有见到过狼，但是却看见过狐狸。狐狸虽然与狼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的那双眼睛，在夜里也发出幽绿的光。我第一次见到它，是在一个冬日的午夜，当时我正在炭火盆旁烤馒头，那食物的香味把它吸引了过来。它远远地坐在离小棚棚有10米左右的地方，我当时以为是一条家狗，我用叫狗的方式让它过来，它动也未动。待我用矿灯的强光，向它照射过去的时候，它像触了电一般飞身而去。第二天，它又来了，仍然坐在那个老地方。我不再惊动它，而是掰下一小块馒头扔给它，它叼起馒头扭头就跑。待它吃完那一块馒头后，便又端坐在那儿了——这时我才从它那双眼睛的暗绿色光束中，判断出它是一只狡猾的狐狸。 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狐狸视为无情无义的动物，我也从小就接受了这种理念的灌输，因而对它并无好感。但在这万籁元声的冬夜，有一只活物陪伴着我，也是解脱寂寞的一种方式。有时井下要车的铃声，吓得它飞身而逃；但在习以为常之后，它只是躲开飞驰来去的矿车，守候在我的小棚棚旁边。但有一点，它从来不走进我的棚棚，这是狐狸的天性所致，而非它不忠实于友情。后来有一件事情，使它远离了我——一辆行驶出井口的矿车，拉着满满一车矸石，突然在它的身旁翻了车，它把这次矿车的出轨，误认为是对它的袭击。从此，它的身影消失在井口，残冬的夜晚，便少了这个与我对视的朋友。 直到第二年草木返青时节，有一天夜晚，我去寻找引火的木柴，准备点燃炭火盆。在山坡的一角，我又发现了它那双幽绿的眼睛。我一边吹着口哨表达着我的友好，一边慢慢地走近它。它对我再也没有信任感，我进一步，它退一步，使我和它始终拉开相等的距离。待我弯下身腰去抱柴木时，它扭身逃走了。在月光下它快如一支银箭，瞬息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我和狐狸的友谊到此结束，但是我在抱柴的山脚，却有了新的发现——那儿是葬埋劳改号的一个坟场。尽管这里的生活，比茶淀要安定多了，再没有“罗锅”队长那样的人物；但是埋葬死人的坟场，却与茶淀没有任何区别——坟头上竖起一块木牌，上写着殁者姓名。其中有两个是我的同类，一个是我熟知的朋友李建源，另一个是我陌生的同号，他的名字我己然忘却——但他的一件工艺品“龟驮碑”，似乎可代替他的姓名。 第三部上篇(9)-李建源与“龟驮碑”轶事 建源君长着一副苦相，这是我从在团河农场三畲庄时，就认知了的。在几百号同类中，惟有建源君长着一只“风泪眼”——在我20年的劳改生涯中，只有劳改干部曹茂林（见第一部），也有着那样的一只眼睛。 最初，我以为这种眼睛是砂眼的一种类型。还是早在团河农场时，有一次右派队出工，在路上我问他： “为什么你那只眼睛总是像蜡烛般地流泪？” 他没在意地顺口回答：“因为刮风。” 我一时没能听清他的意思，便又从病理的角度追问了他一下。 “我爱人是个医生，她说这种眼病叫‘风泪眼’。在没有风的时候，这只眼和好眼一样。” 事情过了几年，在“大转移”来山西的列车上，他与“劳改鸳鸯”坐在同一个车厢里，在漫长的行程中，又有了交谈的机缘。在谈话之际，我叉看见他的一滴泪水悬挂在眼帘之间，没有垂落下来。说实在的，这一滴悬浮于眼帘间的泪水，总是给人以惆怅的感觉，我常常不得不躲开他的眸光。 我说：“你爱人是个医生，她就不能医治好你的眼疾？” 他笑了笑（那笑也像是哭）说，“你该明白，有些病不是药物能够治好的。” 至此，我才了解了建源君昔日所说的“风”的含义，并非单纯指自然风而言。他的弦外之音，是指中国的政治季候风而言。家里就是有再好的医生，对此也无能为力。不是吗？就是古代的神医华伦再生，他能解决中国大地上不断刮着的季候风吗！就是诸葛亮重新出现，他能预卜到全国几十万热爱中华大地的知识分子，要在季候风中成为囚徒，并被押解到山西来吗？！ 前文《四月雪与四月血》中，曾经提及到建源君因在洗衣时说了“领口、袖口”最脏，而受过的事。在那场被形而上学地演绎成“伟大领袖最脏”的政治悲剧中，建源君为此而承受了不少次的批斗。我当时坐在他的对面，总是情不自禁地拉低了自己的棉帽帽檐，以躲开他那只垂泪的眼睛——那形象实在太使人心神颤栗了，他瘦高的身子弯曲得像一只海虾，若同一个标点符号中的“？”，与此同时，他那只迎风流泪的眼睛，垂落下来的是一滴滴泪水。 建源君在同类中，本来长得就老，再加上那只“风泪眼”，在批斗他的会场上，使我想起雨果中的卡西莫多。敲钟人卡西莫多虽然也很丑陋，但是他脸上没有建源君的泪眸。我和他同路不同车地来到晋普山煤矿以后，我因为上夜班较多，在白天常常去看望他——他因年纪和身体的原因，被留在了井上劳动。他在劳改队学了一手熟练的瓦工活儿，便被编进建筑队干修建监舍的劳动。记得，有一次我给他送手套去（井下发的手套用不完，而干瓦工活每天与砖石打交道，是最费手套的），他当时正在用镐头刨着冻土，见我来了，他放下手中的铁镐说道。 “正给你们‘双劳改’刨地基哩，这儿要盖双层窑洞，分楼上楼下，今年秋天你们就可以入瓮了。”他挺开心他说。 我说：“但愿它是给犯人盖的，我和张沪在那间老屋住惯了。” “是神的进庙，是鬼的进坟。”他指了指犯人区的大墙和岗楼，“既然监舍是盖在大墙圈外边的，我想是给你们准备的。” 我把几双手套递给了他：“感谢你为我们编织囚笼。” 他对我表示了谢意之后，拿出一支香烟，并为我点着了火。 我突然像有了新发现似的问道：“老兄，你的那只眼睛，怎么不下雨了？” 他来了一句黑色幽默：“你该知道，它是一只风向仪；这儿的风，比曲沃不是小多了吗！” 我笑了。 他也笑了。 当真我发现他的脸，比在曲沃的时候胖了一圈。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欢悦的记忆。不久，我回北京探亲，还特意到他家去了一趟。他的家住在宣武门内顺城街的新华社的宿舍区，是路北一所临街的小院，他那位当医生的爱人，看上去比他年轻多了，她对我招待得十分热情，并留我在她家里吃的晚饭。当她向我询及到建源的情况时，我当然只是“上天言好事”，而略去了建源君心上的累累伤痕——对她说那些又有什么用呢，说了实情只会增加她的烦恼。 从北京返回矿山时，尽管我带的东西，已然不少了，但我还是像个挑夫那般，顺便给建源带回来一些食品。他在我和张沪眼里，是风尘驿路上的忠厚长者和知音，在众多同类中，是属于苦黄连中的一个。但我未曾料到的是，不久，建源君就因为一次塌方事故，而离开我们去了西天正路。 那天，下了夜班我正在老屋中酣睡，突然被住在我附近的一个同号叫醒。我当时以为是井下出了什么事情，要我们去抢险呢！结果是令我心碎的消息一一李建源被塌方的土埋在里边了。此时正是早春时日，我穿起上衣蹬上裤子，奔往出事的现场。远远地就听见人声鼎沸，队长正在那儿指挥扒土救人。我的天哪！那是在一个高高的土坡，至少要有几百方土，堆在了建源的身上——不要说扒土，就是调来推土机（当时矿山没有推土机），人也没救了。 赶到事发地点，才知道事情的全经过：在早春的高土坡中间挖窑洞，本身就是冒险。因为春天地气上升，冻土表层看上去还十分坚硬，但是土质内部已开始融化；加上在掏洞时，洞顶没有防范措施，窑洞越是向里延伸，塌方的危险系数越大。说起来似乎令人谁以置信，本来建源君是在洞外干活的，前文《四月雪与四月血》中提及到的那位符××，不知出洞去拿什么工具，建源君此时便主动进洞并跳上架板，拿起铁镐来代替符××刨土。就在这个时刻，瞎了眼的土地爷，突然让冻土开裂，站在架板上的几个成员，都被砸在了窑洞之中…… 这是谁之过？是谁让他们在这个时节挖窑洞的？明明知道到了换季时节，冻土会发生解冻现象，还让这些人往虎嘴里钻？没人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人追查这些问题。在返回老屋时，我一路血涌心头，为建源君之死而忿忿不平。之所以如此，因为从建井时起，四块石头中间夹着一块肉的井下，都没有发生过如此重大的伤亡事故；而在井上却发生了一场塌方，砸死了几个人的悲剧——而偏偏其中，就有长着一只“风泪眼”的建源君。他家里的爱人和孩子，听到这个噩耗后，将如何承受这巨大的不幸？一个多月之前，我还见到他家中的三代人——他除了妻子和孩子外，上边还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母亲呢！ 躺在老屋的土炕上，我无法再入睡了。建源君那只迎风垂泪的眼睛，一直浮现在我的面前；他昔日垂在眼帘里的那一滴滴大颗的泪珠，就像是一个个惊叹号似的，对我倾诉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悲伤。曾记得，在曲沃劳改队他干瓦工活儿时，我给他当过递砖递瓦的小工，那时也是早春时节，他为“领口、袖口最脏”被引申为“领袖最脏”的冤案刚刚结束，才从反省号出来不久。在修建窑洞时，需要蹬梯子到架板上去干活，我看他在爬梯子的时候，双腿有点发颤，便一边给他扶着木梯，一边告诉他小心一点儿，以避免从梯子上滑下来： “你蹲了些天反省号，体能大不如前了。上梯子的时候慢一点儿。” 他蹬上架板之后，回答我说：“摔死更好，给国家节约一个人的口粮。你也知道，人在这年头不如一颗草籽值钱。老人家说过的‘人是最可宝贵的’那句话，连开国的将帅们都不在其内，当然就更没有咱们的份儿了！” 我没有回应他的内心独白。因为他刚刚离开反省号，心里揣着一肚子窝囊，我要再与他一唱一合，更会增加他内心的烦恼——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开始给他往架板上的灰斗里上灰。我已然修理地球十多年了，耍铁锹比拿笔杆还要熟练，因而尽管我站在低处，但是一锹锹灰浆，都能准确无误地甩进灰斗之中。忽然间，我感到有水点一类的东西，掉在了我的脸上。最初我以为是灰斗漏了，但是用手摸摸，又不像是漏下来的灰浆，抬头一看，原来是建源的泪水落到了我的脸上来了。 “你快看！”他对我轻声喊道。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看见蓝蓝的天——连一丝云影也没有，我不禁有点奇怪。 “看见了没有，大雁——” 我仰头细看，当真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中，看见了北去的雁阵。 这时我才找到了他垂泪的原因：那天空中的雁阵飞成一个“人”字形，把一个大写的人字写在了天上。建源君手拿瓦刀，久久地抬着他的头。我也扶着那把铁锹，痴迷地目送着天上的“人”远去。 这个场景所以使我难忘，因为其中含有苦涩的诗情，它使我由天上自由飞翔的“人”，而想到地上失去自由的人。建源之所以流泪，怕是见景生情的缘故吧！此时此刻，他已然永远闭合了他的那只垂泪的眼睛，在这大山之角长眠不醒了。这已经是一年前的往事了，可是我的这位狐狸朋友，在夜静更深之时，引我到这坟茔中来，难道狐狸真有传说中的灵性？！ …… 至于躺在这儿的另一位陌生的同类，我之所以跟他比较陌生，在于他说一口浙江话。因为组里多是山西的煤黑子，他的浓重的南方口音，常常使人听他说话如听天书，致使组长阎恒宝给他起了个“怪物”的绰号。在建井组内惟一与他能有一些感情沟通的，也只有我一个人了。 他是在我们快要开掘到煤层的时候，调进我们组的。因为他干瘦得像是没有肌肉，人又长得细长细长，一身矿工服穿在他的身上，显得空空荡荡。我对他产生同情之心，是因为一次在防炮洞里躲炮。 我问他：“你是不是身体有毛病？每次收工爬斜井出洞时。你总是走在最后边。” 他说：“我得了‘肌无力’的病。” 最初，我没能听懂他的话，直到他强使自己用北方话表达，我才勉强地听清楚了他的病名：“什么叫‘肌无力’，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种病？” 他摇摇头：“我也解释不清。病因起于长期缺乏营养，是由细胞不断坏死而引发的。” 他毕业于地质学院，是来山西工作后被划右派的。他所以来到井下劳动，完全出于他的自愿，他认为这正是他研究地质学的一个难得的机缘。晋普山地质结构复杂，在开山剖腹的过程中，他会得到许多他想知道的东西。比如：这座煤山的形成年代，地壳如何在远古那个时期，发生的天崩地裂，把大片的原始森林，埋在了地层之下等等。对于这些学术性的问题，我不感兴趣；但是对于他对我说的，在煤层与石层的夹缝，会采出鱼化石或者什么海洋动物的标本来，我倒是十分动心。 因此，我在挥锹往矿车里装矸石时，常常情不自禁地用矿灯观察石头。虽然“肌无力” 也经常这么做，阎恒宝怜惜他身体不好，便指桑骂槐地把火气撒到我的身上：“你他娘的在于甚哩？完不成开掘进度，你负责任！” 我把印有鱼纹的石头，举给他看。他顺手把它扔进矿车车斗里，并训斥我道：“那是甚的宝贝？老子在井下二十多年，见到这鬼玩艺儿多了！” “肌无力”知道这是对他的变相警告，自然也不敢在石头上过多地消磨时间——建井队每个组都有当天的进度要求，完不成任务阎恒宝是会骂爹骂娘的。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在开炮之后装车时左顾右盼，上天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往车斗里挥锹装矸石时，我发现了一具龟化石——它通体皆黑，龟头，龟爪以及龟背上的八卦纹络，都十分鲜明——很显然，是经过了不知多少万年的挤压，真龟才成了这个石龟模型的。 “肌无力”立刻走了过来，两只矿灯的强烈聚光，都照在这个小小的黑物上。 阎恒宝真是有老煤黑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他不知是何时走过来的，一把抢过这个稀罕玩艺儿，扔在地上；并立刻挥动大铁锹，将黑龟与矸石一块儿铲进车斗里。然后，他回转身来，把矿灯的刺目光束照在了我俩脸上，致使我俩不能不闭合上眼睛。只听他开口骂道：“你们两个‘吃屎分子’真不开眼，那龟孙有甚的看头！前天俺说过你们一回了，你们怎么是属耗子的——撂下爪儿就忘？我告诉你‘气无力’（阎不懂‘肌无力’这个词儿），这都是从你下井以后，引出来的事儿——你要是在井下再找甚的龟孙鱼孙的，你就到井上干活去好了！” 阎恒宝是个井下的拼命三郎，话虽然说得难听一点儿，井下老煤黑子都是这种脾气，因而我对他的训斥并不反感。但是我的新同类“肌无力”，却觉得有点对不住我，他说今后再不找麻烦了。但是，阎恒宝不知是出于对“肌无力”的爱护（因为他体能确实很难适应井下劳动），还是出于对我们俩的惩罚，在那件事情出了不久，“肌无力”就被调到井上绞车房开绞车了。这工作比井下轻松多了，井下矿车装满了矸石，用电铃通知他开车，他坐在绞车房里启动绞车，把一斗斗满载着矸石的矿车，沿着轨道提升到矸石山；然后由倒车工把矸石倒了，他再把空车放回到井下就行了。 他的工作虽然十分轻松，但是并非他的心愿，一个想在劳动实践中，对煤山地质有所研究的人，是并不愿意离开那“阴曹地府”的——尽管那儿头上滴水，脚下淌水；幽暗的巷道，全靠一盏盏矿灯照明；并且时时刻刻，都有被石头砸死的危险。是为了安慰我的那个同类？还是我还在想念那只黑龟呢？也许是两种心情都有吧，我借一个倒班的白天，去了他开绞车的矸石山（矸石山，就是井下矸石拉到井外堆成的山）。 我先在矸石山脚下转来转去，目的是想找回那只黑龟来。日夜三班倒的建井队，每天要向这儿倾倒上百车的矸石，要找一块石头，我自知难如登天；但是人的欲望，是个十分奇怪的东西，越是丢失了的东西，就越觉得它的珍贵。 “喂！你来这里干什么？”他隔着绞车房的小玻璃窗看见了我，走出车房向我喊着。 我不愿意使他重新记起我俩在井下挨训的事儿，又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便自嘲他说：“昨天往车里装矸石时，把我那‘英纳格’手表，也装进车斗里了。” “天气这么冷，来绞车房烤烤火吧！”他向我招手。 我的手已然在矸石中间扒了半天了，一块块石头，在这严冬时都冷如冰砣——尽管我是戴着手套翻弄石头的，但是那两只手掌上的十指，仍然被冻得疼痛难耐。此时听见“肌无力”的招呼，便沿着矿车的路轨，向上爬了有30米，到了他那间绞车房。绞车房里的一盆炭火正旺，燃起尺高的火苗，我伸出两只贴满胶条条的手掌，享受着火焰的温暖。他蹲在我的旁边问道：“你真丢了表了？这有悖常理，干挖煤这一行的，每天和石头打交道，没看见有哪个人戴过手表。” “你真聪明，我早就成了无表戴的无产阶级。”我被他逗笑了，“过去在50年代，倒是真有一块‘英纳格’来着，后来被家里给卖了以喂饱肚皮。” “那你到这儿来做什么？”他问，“眼下正是三九寒天！” 我迟疑了一会儿，对他说道：“你猜猜看，猜对了放你回你的老家杭州。”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对你说实话吧，我回不了老家了。”接着他对我诉说了使我非常惊愕的事情：他的家里都是学医的，他曾就“肌无力”这个病，去信询及过他的父亲。写信时他多了一个心眼，为了怕家里挂心，他在信中说是为病友的病而写信的——家里的回答等于判处了他的死刑，说在当前的中国，还没有医治细胞不断坏死的“肌无力”之症的良药。他对我讲起这些话时，神情颓然地黯淡下来，与那盆熊熊的烈火，形成了明与暗的极大反差。 我安慰他说：“你很坚强，养病也要靠意志。再说你离开井下，劳动也轻松多了。” “我请求下井时，已然接到了死刑宣判，我想一个学地质的，在临去西天正路之前，总该知道点儿我的专业吧；不然，不是等于一辈子白活吗！” 我被这位新结识的同类的精神感动了——他所具有的东西，正是我在消亡的东西。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死于茶淀的几个同类，他们都是坦然地面对死亡的。他不同于他们的是，他不想自我消亡，而是想在临行之前，满足一下精神需求——试想如果没有五七年这场灾难，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中国宝石中的宝石吗？但是历史的风暴，席卷走了他为民族贡献热能的机缘！ “你不能提出‘保外就医’吗，根据你的病情，我估计矿山是会批准的。”我向他提出建议，“你家里的人，又都是从医的，对你的疑难病症一定能有所帮助。” “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留在这儿为好。”他说，“人家革命群众把咱们视若洪水猛兽，一旦回到杭州，立刻会成为一块打靶的靶牌，红卫兵就是不斗死我，也会再一次牵连到我的家庭——‘文革’初期，我的家已经受过一次冲击了。” 我无言以对了——他的考虑是十分理智的。 “人的命，天注定。走一步说一步，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凄楚地一笑，“用你们北方人的话说，该在河里死的，井里死不了。” “你河里井里都死不了，咱们老右命硬。”我自知这是一种空头安慰，还是要说；否则我该说些什么呢，总不能说在这儿是等死吧！ 他对我的话没置可否，取下挂在墙上的干粮袋，把两个白馍烤在了炭火盆边；他又把手伸进干粮袋摸了一阵，从袋里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来。最初我以为他在掏一块咸菜，当他的手伸到我面前时。我才看出来它是一块龟化石。它比我前两天在井下见到的那一块稍稍小一些，美中不足的是，它的背上粘连着一块手指高的煤矸石，颇似我童年在家乡孔庙中见到的龟驮石碑。 “好玩吗？”他说。 “不仅好玩，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呢！” “送给你吧，我知道你是为它而来的。”“肌无力”开心地看着我，“在井下你就爱不释手了。” 我推辞说：“你是学地质的，我不能夺人之美。” “我在矸石山开绞车，留心一点还会捡到这龟化石的。”他说，“这块就是我在矸石山上拾到的。” 我表示了对他赠我“龟驮碑”的感谢之情，然后又安慰他说：“你们南方人，也一定知道，龟在民俗中是吉祥的象征，你拾到它说明你是有福之人。它会保佑你的身体，很快恢复健康！” 我自从得到这具“龟驮碑”后，每天用机油和绵丝擦洗它体躯上的灰尘，直到把它擦洗得通体锃光明亮。张沪也很喜欢这具古化石，她年轻时喜欢画画，因而她还在工余时间，画过它的肖像。她和我经常坐在老屋，欣赏那龟背上的八卦纹络，不仅仅从中领略它演绎的大自然的升腾与沉没，更从它驮碑的形象中，去咀嚼历史与人生。 大约过了有3个月的光景，“肌无力”终于因为他的病，走到了他的生命尽头。事情发生在夏季里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井下装完矸石车时，阎恒宝用电铃通知绞车房开车，可是铃声响了半天，还不见绞车启动。阎老西子让我爬上斜井，看看井上出了什么故障。我吃力地爬出近百米深的斜井，出了井口又爬上矸石山，进了绞车房，见他低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坐在开车的木椅上。我以为他是睡着了，便喊了他一声，但是没有回应——走近一看，他面色如土；我把手放在他的鼻翼下，发现他已然没了呼吸。当夜生产为此陷入了一团混乱，只好临时调上来一个曾经开过绞车的张同江，代替了他的位置。 “肌无力”与建源君，都埋葬在了矸石山旁边的那块向阳的山坡上。我虽然十分珍爱他送我的那具“龟驮碑”，经过与张沪商量，还是觉得应该“完璧归赵”。第一，他是学地质的，曾以带病之躯，到井下去实践他的抱负；第二，历史剥夺了他为中华民族寻找矿藏的权利，那具“龟驮碑”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慰他的灵魂；第三，那具“龟驮碑”不是挺富有中国知识分子负重而又坚韧的寓意的吗，他是可敬的知识分子中众多类型之一。因而在他入土不久，我把那具龟化石，埋在了他的坟茔之前。 狐狸朋友把我引到这里来，让我在我的小棚棚里，整夜陷于怀旧之中。因为“肌无力” 君不是北京去山西同类中的一个，而是在山西被划成的右派，他的名字被我遗忘了——写此书时，我询及了我的许多当年同类，都因对其生疏，只知其人其事，而记不起他的姓名来— —这里我只能用“龟驮碑”君代替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夜班离开井口的小棚棚时，特意到两个同类的坟前转了一圈。当时，迎春花刚刚开放，我采摘了两束，插在了李建源君和“龟驮碑”君的墓前…… 第三部上篇(10)-背起了瓦斯检查器，走入犯人世界 晋普山在山西省煤矿中，是一座瓦斯含量最高的矿山，一旦引起瓦斯爆炸，晋普山也就不存在了。在井下听老煤黑子——我们的采煤组长阎恒宝说过，在60年代初期，大同有一座瓦斯煤矿大爆炸。事情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总理曾亲自飞往大同去处理这一问题。当时，死伤了许多矿工不说，由于当时技术上无法处理全矿的爆炸后遗症，只好把一个好端端的矿山给封堵死了——但这只是解决地上问题，无法解决地下的灭火问题；直到70年代，那口矿井下的煤层之火还在自燃。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消息。我到了煤矿才知道，煤的性格非常喜欢自燃，一旦燃烧起来，就很难扑灭。在1972年的夏天，因天气酷热，停放在煤场准备外运的煤，突然自起明火，矿山用了很大的力量，才把这场明火扑灭了。在同年，一条采煤巷道的工作面，在采煤开炮时，引起了瓦斯的局部爆炸，整个巷道内的设备以及支护煤壁的木质棚架，被一烧而光。这两场灾难性的事故发生之后，矿山为了防患于未然，便加强了瓦斯检查的力量——我就是在这个时刻，被抽调进瓦斯检查组，成为一名瓦斯检查员的。 这个活儿表面上看去，是十分轻松的；但是我每天要背着一台模样小如照像机似的玩艺，比采煤的犯人和采煤的“二劳改”，提前进入当天要采煤的巷道，并在当天要采煤的煤巷巷口小黑板上，标明当天煤层中的瓦斯含量。除此之外，地下煤巷密如蛛网，每一条没有采煤任务的巷道，也要我涉足其内，检查其间有没有瓦斯超限的征兆。在我担任这个貌似闲差的工作之前，经过一周的培训，技术科长对我们说了这样几句话：“这不仅仅是涉及到千百个人脑袋的问题，也是涉及你们自己脑袋的问题。谁的班上出了问题，都是要掉脑袋的大事儿，你们都听明白了没有？”我很害怕这份差事。刚刚把我选进瓦斯班时，我就去找了秦队长，言明自己不是那块材料。秦队长说，这不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事情，是矿山以文化程度的高低，由技术部门挑选出来的。所以我干这个工作，是赶着鸭子上架——由不了自己的事儿。 另一个使我不情愿的原因是，我分工负责的煤巷是犯人开采的煤区。在曲沃我已经有过与犯人一起劳动的记录，而负责犯人采煤区，每天要在那地下深处全凭矿灯照明的世界中，与各种类型的犯人打交道。我们区别于犯人的标志有两条：一、他们出入煤矿的主巷道时，走通往大墙圈里监狱的专线（在一个大巷道的丁字路口，他们向北拐弯——我们向东行，那儿站着荷枪而立的武警，以防止犯人鱼目混珠逃出矿井）；二、我们头上戴着的是塑壳安全帽，他们头上一律戴着柳条安全帽。至于其他则无差别，不分你是干部、“二劳改”还是犯人，一律是头顶矿灯，身着黑色工服，脚下穿着水靴；一个班干下来，一律是满面煤尘的黑鬼。因而在地下煤城里，要想区别身份，惟一的鲜明标志，就是头上的那一顶矿工帽。 就像大自然的气候变化无常一样，井下煤层中释放出来的瓦斯也常无定式。因而我回忆起那一段当瓦斯员的日子，至今心里还经常后怕。首先，来矿井服劳役的犯人，身上都背着几年的徒刑。此外犯人的原罪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文革制造的冤案，也有刑事犯罪的真案。当他们来到煤巷前，小黑板上分明已写好瓦斯数据，但是他们还是要询问我杂七杂八的问题： “喂！我们的小命可都攥在你的手心里哪！”这是犯人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我说‘老二’，你犯的原罪是强奸还是反革命？到底你是哪路好汉？”这是犯人们每天要问及我的问题。 “看你像个反革命。是不是你恶毒攻击‘红太阳’了？” …… 我只能装成聋哑人，或支支吾吾。背起瓦斯器之前，负责技术工作的干部，对我们有过规定，除了工作问题以外，少和他们罗嗦。但是有些亡命之徒，见你不答话开口就骂：“装他娘的什么龟孙，你要是没偷没抢，为甚来在这阴曹地府里受罪。”因而，自从来到犯人采煤区检查瓦斯后，我的精神上就没有了轻松的日子。 其中的危险有三：第一，你分不清真假李逢，在井下曾发生过犯人逃跑时的恶性案例。有一天夜里，几个刑事犯罪的亡命之徒，在井下组织策划了一次杀人逃跑事件：他们用铁锹打死检查他们工作的劳改干部，偷梁换柱地戴上了干部头上的塑壳安全帽；然后，他们又互相把身子埋在出井的煤车里，随着出井的煤车，被绞车一直拉到了井外高高的煤山之上（那儿有专职的翻斗工，将煤车里的煤，翻到煤山之下）。这样一来，他们就随着翻滚的煤块，一起滚到了山下。可以想象，当他们随着煤块滚下山去的时候，一定是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的——可是这次逃跑被翻斗工发现，他们都被矿山武警抓捕回来。试想，与这样的囚犯为伍，能不心惊吗？！ 第二，任何一个采煤工作面，一个班至少要开两次采煤炮（当时还没有现代化的机械采煤法），而每次开炮之前与开炮之后，我都要冒着呛鼻子的炮烟，顶着纷落而下的煤石，去测量瓦斯浓度，以防炮后瓦斯喷涌而出，进一步引发瓦斯爆炸。那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在开炮之后，煤顶没有任何支护遮拦——有一次，我正在半弓着腰，把瓦斯器的皮管伸向毗牙瞪眼的煤层时，一块约有10斤重的大煤，突然从顶板上落了下来。算我命大，它不偏不斜正好砸在我腰后背着的电瓶上（为头上戴的矿灯输送电能的一个方方的黑盒子），电瓶当即被砸得粉碎，电溶液烧坏了我的工服——但是我的小命却保住了。出井后，我换了一身新工服，并更换了一个电瓶，照常跟班不误。为了此事，同类们——特别是张沪，曾找到有关干部，要求更换我的工种；但都未能如愿——如果那块大煤，当时砸在我的腰上，我早就成了瘫子；如果它正好砸在我的头上，尽管我戴着安全帽，颈椎怕也会留下难以想象的后遗症了——我会不会变成一个缩脖坛子？！ 第三种危险，是肉体与精神合二为一的。我还要穿行许多条无人劳作的煤巷，那种万籁无声的黑暗，带给人莫名其妙的恐惧，那是没有下过矿井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以体会到的。这里没有电钻的声音，也没有隆隆的炮鸣，走在冥冥的无边黑色中，惟一可以听到的是，大山中的煤层嘎嘎叭叭的断裂声——那是大山所独有的语言，似在回叙着它们的历史。亿万年前，它们原本是蔽天盖日的原始森林，在大自然的造山运动中，地火岩浆突然喷涌而出，把它们从地表面翻盖到了地下；于是它们开始失去原色，一天天变成了黑色的煤炭。一条条黑色的煤巷长几里路，我独自一人走在其中，真有走到了冥冥天国的感觉。这个天国中，原来有着许多活灵活现的生灵，但是那些远古年代的生灵，此时此刻都已变成了动物的化石标本。我走在这些幽灵中间，突然想到如果这儿埋葬了我，过了数万年后，我不是也成了幽灵中的一个吗！ 恐惧产生于心理本能，但是在这种肃穆之中，也有在喧嚣世界中，享受不到的快乐。头上的矿灯在这个冥冥之国中为你带路，由于这儿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人的各种面孔，你可以让你的各种思维自由驰骋。有时我走累了，便在棚柱旁坐下，并关闭了头上的矿灯，让自己独享在大山腹中的那份寂寥。佛家方丈有在缸中坐化之说，想来他们在坐化之时，也一定会有这种意境的享受——我虽然不是出家之人，没有出世之禅功，但在这种死寂之中，多多少少洗掉一点凡尘还是可能的。因而我在无人巷道中，常常滞留很久很久——直到我必须离开时才走。 走到巷口，我在小黑板上留下测量出的瓦斯含量，并在出井时填表上报。所以我的工作尽管充满了危险，但在危险中也有它独有的快乐——这是我当挖煤的煤黑子时期所没有的。 第三部上篇(11)-难以忘却的两个犯人 下井的犯人，虽然有的对我不无挑衅。但多数犯人，还是听从我腰里别着的那个小小瓦斯器的指挥。特别是犯人中的班组长，多属快要刑满到期的囚犯，尤其显得尽职尽责。有几次，巷道内的瓦斯突然变浓，他们不能进入巷道内进行采煤作业。班组长见到小黑板上写有 “瓦斯超限，不能入内”的示意牌时，便坐在巷道外等候通风工排除过浓的瓦斯。一般说来，只要加大井外的送风量，是可以解决瓦斯过浓的问题的；但是也有例外，就是煤层的瓦斯突增，井外风机的送风量不足以使瓦斯浓度下降到限度之内——那就没有任何办法，只有等待通风工加大风量（有时因胶质风筒在沿途漏风，要待通风工检修风筒）。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不能离开现场寸步，以防瓦斯伤人。而有的犯人，偏偏在这个时刻与你叫板：“什么是瓦斯？你给我们拿出来个样儿看看！看不见摸不着的玩艺，你怎么就能知道？” “误了我们的采煤任务，你可要负责任！” “驴鸡巴戴礼帽——假充圣人！” 对于这些十分刺耳的声音，我一贯沉默。这些犯人有的来自偏僻的农村，他们确实不懂瓦斯是个什么玩艺。我没有义务为他解释这毒气何以会杀人，又何以会毁灭矿山，当然更无办法让他们看看瓦斯的模样。有一次，一个犯人把我问急了，我对他解释说，这瓦斯器是从德国进口的仪器，毒气的浓度可以十分准确地显示在小小屏幕上。我的话刚刚落音，他便朝我大声喊道：“崇洋媚外，‘文化大革命’应该把你给抓起来！” 对于犯人的歇斯底里，我有所理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在“文革”中当了倒霉鬼的。拿我发发他们的怨气，我只有听着的份儿。这样大喊大叫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那些不出声，想以瓦斯自杀的犯人。所以每每遇到因瓦斯必须停产的煤巷，犯人中的班组长，都坐在巷道的人口处，以防有人借着瓦斯的毒威自尽。因为在监狱里自杀并非易事，监房里不许有任何利器；即便是在夜间入睡，也有人值班，而且电灯整夜不熄。所以用毒气自戕，是自杀中最为方便的手段。 只有因瓦斯停产的时候，我才与那些犯人形影不离——这并非我的自愿，而是工作之需。但是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能听到一点他们的心声。前文已然说过，对那些亡命之徒，我一向是避而远之，但是那些老实巴交的犯人，还是有聊天的机缘的。我曾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文革”中的冤枉鬼，他身上的阿拉伯数字代号，我虽早已忘记，但是在柳条帽下的那张脸，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脸腮上有一块被煤石击伤留下的伤疤，里边藏满了洗不净的煤尘，因而在矿灯的光束下，如同长了一块大大的黑痣。他原是山西晋南农村的一个党支部书记，被判刑的原因，可以被视为案中之奇：“文革”开始之后，他下令把村里的那块苜蓿地，煞费苦心地种成了“毛主席万岁”的字形，以表示一个贫农对他老人家的忠心。当田野问的苜蓿用紫色的花朵，织成美丽的“毛主席万岁”图案时，不仅惊动了整个地区，他还立刻被树为“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报社记者前来采访，“文革”造反派组织给他披红戴花。 可是苜蓿这种牧草的繁茂，是要靠不断更新换茬的——就像韭菜需要割茬换代一样。可是当这位支部书记带领着村里的群众手持镰刀，去割苜蓿的时候，他的厄运来了——昔日他苦心营造的忠心一笔勾销不说，还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他越是解释他的初衷，招来的批斗会越多——最后，他被送到监狱里来了。当他对我悄声讲起他因尽忠而犯罪的时候，语音颤抖得几乎不能出声……我默默地听着这曲时代的颤音，既对此无以解答，更无法对他加以宽慰。他告诉我，他心里更为难过的是还有一个生产队长，听了他的光荣事迹后，也如法炮制。这位队长种的是麦田，种麦地是要施肥的——当那位队长往织成的“毛主席万岁”字样的麦田里倒屎倒尿的时候，也落了个与他相同的下场。 这是我难忘的悲哀。 第二个犯人的事，则没有第一个犯人那么令人深思。那是我在煤巷巷口，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两个犯人从左右两侧，各自架着一个犯人的一只胳膊，向巷道口走来。那个犯人拼命地向后挣扎，抗拒着两个犯人的抬架——那两个犯人十分聪明，忽然把他按倒在矿车的轨道上，借着铁轨的光滑，把他拖到了巷口。那犯人显然是长期拒绝出工，而遭到此种待遇的。在矿灯的灯光下，我见他已然满脸皱纹，属于犯人中年纪比较大的一个；此人面色蜡黄，精神恍惚，有精神分裂症是毫无疑问的。果不其然，他一见到头戴塑壳安全帽的我，误认为我是一个劳改干部，便一头扑到我的面前说： “队长，我有冤情——”他不容我解释，就收不住他的闸门了，“我是在全国解放前夕，驾机起义归来中的一个，我不热爱共产党，我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飞回到祖国怀抱中来？‘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硬说我是特务。我冤！我冤！”那嘶哑的呼叫声，在巷道里引起沙沙回响。他还想对我多说些什么，我忙站起身来走开，躲开他那乞求我帮助的凄楚目光——我是什么？我不过是个“二劳改”；即使我是一个劳改干部，对他的诉说我也无能为力。“文革”风暴排山倒海而来，连彭大将军彭德怀，都成了阶下之囚，谁还能有他那样一副阳刚铁汉的肩膀，能抵制毛泽东被神化之后的威力呢？！ 这是在我担任瓦斯员期间，留下的两幅难忘的犯人肖像——其他影像则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成了模糊的碎片。今天回忆起来，这一段在井下独来独往的日子，对我的一生是很有意义的。我真正地了解了煤的性格——它是以毁灭自己来照亮别人的特殊物质。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这要经过从地上到地下，历经多少煎熬的痛苦，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 这一点，也正是人类自身所匮乏的。 第三部上篇(12)-再见了，乌金山 为双劳改建成的监舍，在犯人区的西侧——那就是李建源君当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要紧，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劳动力。他们继往开来，于1973年的春天，我们终于离开了南坪村，到了我们应该来的地方。 那天，王铁匠一家人像送别亲人一样，为我俩搬行李、提网袋，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老王让家里的人回去，他同我们一起来到新建成的窑洞。两个专政对象与地道的无产阶级，在近两年的相处中亲若一家，有悖于当时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纲常，我和张沪都十分珍重这种超越当时风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工对我说：“你们两口子，都是好人。这年头好人遭罪的多，忍着过吧，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俩知道，这是王大哥对我们的鼓励。”我说。 “俺说的是心里话，说句文明词儿，叫啥‘否极泰来，。白天的日头落下去是晚上，晚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说：“天上没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斗到头上，每人一身血的时候，就该往回走了。” 张沪扯我衣袖一下，抢先回答说：“感谢您这一年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忘不了您。” 他说：“那妮子，在你们刚来乍到的时候，对你们……” “后来不是相处得挺亲热的！”张沪说，“有一件事，还得求王大哥帮忙，那只灰猫在搬家时不知到哪儿去了。” “来年再抱一只，俺家的老猫一年一窝。” “不，我们还是想要那只灰猫，这猫有灵性，与我们也混熟了。”张沪从小就爱猫，在搬离老屋的同时，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儿去神游了。 到了铁丝网前，老王只好与我们分手。 窑洞从外观上看，是全新的两层小楼。因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有着冬暖夏凉的优点。尽管如此，我和她还是眷恋老王家的那间老屋。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间约有15平米大的窑洞，我和她都有一种空旷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么，我们一时之间，还说不清楚。包括那只灰猫，都能勾起我们忧伤的心绪。待我和她把行李打开，双双坐在炕沿上之后，她说：“想不到王铁匠，还懂得中的天人合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别笑，我觉得他虽然不一定看过，但是这个人很有头脑。”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极必反的轮回哲学。”她说，“停工停产闹革命，发展到全民大武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只有劳改单位中的死猫死老鼠，在这儿钻井打洞，国民经济谁抓？林彪都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上面乱了方寸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厄运走到头了。总会有人出来力挽狂澜于既倒。” 我心里虽然认同她对中国命运的分析——如在1972年初中美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底中日建交，——但是离阳光普照大地的日子，还相当遥远。那天，可能是由于搬家的刺激，我们第一次争辩起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在我们每天疲于奔命的劳动中，是极为少见的事例。按说知识分子，是极其关注国事的；但是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交谈——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我和她只不过是顺水而下的泥沙，谁还有心绪去关注矿山之外的事情呢？我关心的是瓦斯。她关注的是宣传。因为她的宣传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时她把报纸带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点儿有关中国的事；否则，我连中日、中美之间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也一无所知。 搬到铁丝网内的窑洞以后，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壳深处，与那些真犯人与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传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忆起来，我惟一的安慰就是，在我的瓦斯管区，没有发生过事故。不管那些犯人是真是假，他们都是宇宙的生灵；即便是死刑犯，没有到执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权利。但是我则死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首先我没有了激情，我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但是没有光热，没有燃烧自己的力量。按着劳动有益于人的健康来说，我也适得其反——从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开始，我生理上患了阳萎症——在矿山尽管比那儿宽松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复原。这是既难以出口，又难以医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年代初，我已年近60，生理之疾才不医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丝快慰的事是，那时候我少年。青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给我来信，信中预言中国命运一旦有了转机，我的生活占有将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富翁。他的论点是：苦难出真知。同时代的文人遭厄运的不止一人，但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些来信，多少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了一点儿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谈到了北京文化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帮厨；对萧军的批判虽然结束，但他仍在东直门从事挖地道的工作……我与上述的几位作家相比，是贱民中的贱民，何以会存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念头？劳改期间，我曾有过梦幻，也曾有过对梦幻的尝试，但是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见《走向混沌）第二部“折梦 ‘桃花源’”）。 当然，我与刘的通信，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他在五七年是与我一起划右的，此后，他在通县运河滩上放牛，我来晋东南的煤矿挖煤，虽然时代的风暴潮，并没有割断我们的灵犀相通；但我们毕竟是被五七年的历史，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有着诡密的相约。我给他写信，从不注明写信人的地址；他给我写信，在信尾不具姓名。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举，专政机构要是有意追查写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儿—— 当年，我们之所以如此，实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二劳改”身份，处境比他还坏，怕牵连到他，我还要他接到我的信后，不必保留，当即烧毁。所以当1979年，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后，绍棠没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相反，他写给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了下来。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抑或是对昨天的历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是反窥70年代受难知识分子负重心绪的一面镜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曾多次请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检查器，以减少一些我心灵上的负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晋普山煤矿的后期，一直是与犯人为伍，与黑色煤巷相伴的——也许是我的命该如此，因为我也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幽灵。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 1973年春，又一道调令下来：长治近郊的大辛庄劳改农场，要筹建一座阻燃的化学原料四氯化碳化工厂，我们要调往那儿去支援新厂，于是我们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离开了原来所在的星座，流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临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虽然我不喜欢“劳改”二字，但是我喜欢煤，更敬重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别乌金山前，留下一点儿当煤黑子的小小的纪念，我向主管我们的劳改干部，提出带走我戴了三年的矿工帽——我真是痴愚至极，我询问什么，只要往行囊中一装就是了。我询及的结果，是不许带走，只能把皮带留给自己，其他的东西一律上缴。因而，我在矿山开矿的记忆，就是一条磨得已然没有了皮色的皮带——我很珍惜这条皮带，80年代我曾不顾有失大雅地系着它穿行欧洲。作为一个在底层生活了多年的知识分子，我十分怀念那一段挖煤的岁月……它虽然没有能壮我心志，但是却壮了我的筋骨，强化了我的肌肉。在我的劳改史上，是最值得回眸的一页。 第三部下篇(1)-长治轶事：制坯工、铣工的日日夜夜 大辛庄劳改农场，是个“杂货店”。它除了务农之外，还有许多与农不相干的工种。最让我惊奇的，它有着一个生产漂白粉的化工车间和一个铣工车间。至于制坯烧砖，那是为了建四氯化碳的厂房，面临时成立的。 初到这个地处长治市郊的劳改点，首先见到的是光秃秃的树木，那正是夏日时节，正是花红叶绿的日子；但是因为漂白粉尘的污染，场子周围的各种树木，一律是“尼姑”与“和尚”的脑袋；所剩下的少许几片树叶，也都卷曲着身腰，形色枯黄。这给我们这些初到大辛庄的成员，留下了一个沉郁的印象。 像在矿山一样，我们近十户“双劳改”，住在场外的一个小村里，“大部队”则住进了院内的监舍。我住的那家农户姓常，以务农为生，家庭生活属于温饱型。也许正是因为其生活元忧，与我们反而少了王铁匠一家人那样的情分，这地方虽然靠近长治，但是仍然没有自来水，我们仍要到井边挑水做饭。临离开矿山之前，我们已自备了水桶；一个名陈兴发的福建同类，又在我们告别矿山时，送给我一副竹木扁担。因而我们在生活用具上，也算锅，盆。瓢。碗齐备，没有要求助于老乡的事情。 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也像晋普山建矿一样，要建立一个化工厂，首先要有厂房——而建厂房，需要的不仅是劳动力，还要有大量的砖瓦。所以我们调到到这儿来的“二劳改”。除了女号及年纪大的男号下大田以外，绝大部分的劳力，都投入了制坯烧砖和配件厂的劳动。为了争时间、抢速度，砖窑也实行日夜三班倒；歇人不歇马，因而与漂白粉车间仅有一墙之隔的砖窑，夜间依然灯火通明。 我的任务是拉坯车。只要切坯机不停地转动，我拉的坯车，也就像走马灯一般来来回回地跑个不停，一辆大平板车上，拉着近百块湿坯一路小跑，不敢有任何松懈——因为切坯机是不等人的，除非它因供土不足而停止了运转，否则每个拉坯车的人，就永远不要想歇脚。刘四为机器起了个名儿，叫它累死活人不偿命的“绞肉机”。我就是这台“绞肉机”中的一块肉，在我气喘吁吁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埋骨干晋普山的建源君，在曲沃拉土车时的比喻——我们还不如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是的，样子拉车虽苦，但他是个自由人，愿意拉就拉，不愿意就撂下车把。我们就好比切坯机上的一个部件，只要它不出毛病，你就在高高低低的路上跑吧！反正只要通往坯场的路上，有灯火为你照明，这种像驴儿围着磨盘转的原始劳动，就永远没有终结。 赶上夜班还能图个凉快，要是轮上下午班，那就遭了罪了。太阳像个大火球在头上挂着，身上仅有的一条裤衩，都被汗水洇湿——在这儿又不能像在茶淀农场那样赤裸全身，索性来个光腚大战；因而到了坯棚里的那几秒钟，是拉坯人擦汗的时间。好容易盼到天上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而落，那也有你的活儿干，拉车的“骆驼样子”们放下坯车，到坯棚里去倒坯上架——目的是为了让湿坯早些风干，以便进窑烧砖。 至于在12个窑孔的大轮窑里干烧砖出砖的活儿，就更苦不堪言了，我有幸没有被分配到窑内劳动，可是有那么一天，负责大窑出砖的张汉文（即在曲沃为张沪打棺材的那个木工）病了，我临时被派去顶他的班，可算是尝到了个中滋味。窑内烧成的砖，自身还带着灭火后的余热；加上大窑中的高温，钻进大窑，就如同钻进了烤箱，这儿倒是见不到太阳，但烧窑的炉火就在身边；那种高强度的热浪，能把土坯烧成砖，当然也就能把人烧成灰烬。因而在大窑内出砖，真犹如孙悟空进了火焰山一般——是并不存在的神话，可是大轮窑的烧烤蒸煮，却是劳改队的真实。出窑工把砖拉出窑来，是用一辆专用的木架车，出窑人要站在烧好了的砖堆之前，一块块把它们装进木架子车——那车可以容纳200块砖，出窑人要装上个把小时，才能把砖车装满。而一个班内你必须把砖全部拉出窑洞，因为下一个班就要装进新坯——也可能我是第一次干出窑的活儿之故，顶替张汉文的那个班时，我差一点儿晕倒在灼热的大窑之内。 因而，我一见那40米高的大轮窑的烟筒，就立刻想起那次从窑内出砖——若同在老君炉里炼丹的记忆。在砖窑我大约干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化工厂上马在即，急需机械配件，场内挑选一些有文化的人，到一所大庙改成的配件厂当机工。我被挑中了，于是，刚刚熟悉了拉坯车技术的我，又被调往配件厂铣工车间当铣工。记得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右，他是上海人，来自于理工学校；还有一个名叫张大中的老右，他来自北京郊区丰台，原来是个教师。他俩都是精通车床业务的人，因而是我的师傅，我是他俩的徒工。我从小代数课几乎没有及过格，还有过考零分的记录，让我站在一台立铣铣床前面干需要计算的活儿，实属小才大用——是把木棍当椽子用的拔苗助长之举。 记得，队长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对他述说了我的苦衷。他说：“你的手过去能写文章，怎么就干不了这个活儿呢！” 我诚恳地请求说：“那是两路功，从工作出发，您还是让我拉坯车吧。” 他有点儿不高兴了：“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你的照顾。砖窑的活儿，你不觉得累吗？” “累惯了，也无所谓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确实掌握不了铣床的性能，特别是立铣铣床，它要求有数学头脑。” 他立刻像是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似的，板起脸来训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么知道它需要计算！我看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改掉你反动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想不到我的这片真诚，在他眼里得到的却是反证，这让我有苦难言。在有些劳改干部中，确实有一种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你越是说自己不行，他越觉得你行 ——你越是说自己行，他越觉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辩下去，是自讨没趣。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名不称职的铣工的。非常遗憾，开立铣铣床制造机械配件的日子，我出过好多好多的次品。记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在一个夜班的8个小时之内，我一连折断了两把铣刀。好在管理我的两个右派师傅，还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个有意破坏生产的帽子，是非常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箕相煎”；在这儿演出的却是相濡以沫——知识分子中间的老右，像天上的云影，有的甘当白云苍狗，有的千方百计在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中，追求闲云般的自我安闲。在我的认知里，与我同组的张和孙，就属于后者的类型。与他们渐渐熟悉以后，我才知道来到这儿的同类很多。其中革命资历最老的名叫朱希，是来自新闻出版界的右派，还有来自于老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其飞，来自化工系统的工程师罗金生，来自儿童医院的Ｘ光专家吕守栋，以及来自北京院校和毕业于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继昆，来自机关的干部、教师、职工何成伟、王仲仁——其中还有一个与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却永生无法忘却的老右姜葆琛。我们在茶淀老残队旁边的大芦苇塘相识，他曾带我去见了老残队中处于弥留之际的美学家吕荧。 他们都属“强劳”分子，比劳动教养分子的罪名轻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么 “分子”，在林彪的一号战备令发布之前，他们先到了天堂河农场，后去了茶淀农场；待 “一号令”颁布之后，他们与我们一样，前前后后都来了大辛庄农场。由于我一直在大轮窑劳动，而大轮窑在大墙的外边，所以没有遇到众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识分子密集的配件厂，才知道“大转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分子”，都倾倒到山西来了。 第三部下篇(2)-英木兰的生命传奇 说起来它有点像是70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的名字——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个劳改队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在大辛庄，做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40米高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疏通。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他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豪其男儿之胆，以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了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儿：这儿没有吊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镶嵌在烟筒上的铁梯。人站在地下往上看，都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转筋。就在队长为难的时候，人群中突然走出了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都以为她是执行救死扶伤，准备抢救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就开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们也面面相觑。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个从医的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读过医科大学的女号，人又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们历经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认定她不会是到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她的行动。结果在众多男号面前，她一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并完成了清扫烟筒上顶的活儿——英木兰的名字，从此响遍了全场。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在内心不无疑惑——固然妇女早有半边天之称，但毕竟因生理与心理等因素，不太适合这项劳动。她在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而使须眉们为之失色的呢？又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异，又强化了我索密的潜在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她在医务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当然更想知道她何以会有压倒眉须的坚毅精神。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经有几个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突然坐在我前边的候诊病号，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猴，连帽子也套在头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张瘦削的脸。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来。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若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我的思维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大学被划成的右派？早听说你也来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你。” 说实话，他如果不提起美学家吕荧，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来的。因为我和他昔日只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机缘。但是姜葆琛能够画龙点睛，一提吕荧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路。 我们俩紧紧地握了手。虽然我和他的邂逅，给我带来了快慰，但我的中枢神经，仍然在英木兰的精神光环笼罩之中。在我看来，她的不凡绝非来自于天然，一定有着造就她的不凡的社会基因。因而，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在解放后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知道，但他告诉我，想要了解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灵？”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职业病了？” 我无言以答——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诱惑。在我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她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目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她脸上那文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钩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的，也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别一种类型的认知——因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1933年9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着半岁，当我17岁那年，正在中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中，16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她当年才17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把她们五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对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为是一颗子弹，可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的年纪很小，倒觉得里边挺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色的。还有使我觉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受到的教育，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出更神圣的事了。” “付出”这两个字，对我很有启迪意义。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与英木兰后来在生活中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被释放。她回到故园北京时，年仅19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因父亲的株连和宗教的关系，而进监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捕，被判处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聪颖，对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20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的医务室，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小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更令人崇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请求英木兰帮助她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曾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 “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别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说来，这等于步入了谷底深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于人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命血浆，献给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她是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的——包括劳改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孩子在没有满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兰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保住了。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可。英木兰推辞不下，拿回去当众打开——里边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舍的鸡。她说，她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也不会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折，她说她所以迟迟到38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的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在，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错；但是女方家长反对这门婚事，原因是王继昆是个右派。后来因为王的妻妹，要嫁给一个解放军的军官 ——在当时政治择偶不仅是一种时尚，而且发展为社会不成文的条例。王妻家中，为了完成这门大好婚事，便迫使其姐与王继昆离异——否则在填写档案的社会关系这一栏里，便有了一个右派姐夫。王继昆与其前妻分手后，精神受到的刺激之强烈可想而知；偏偏此时此刻，王在化工车间劳动时，又被火碱烫伤，英木兰在为他医治烫伤时，便对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英木兰对我说道：“我是首先对他产生了人类共有的同情，才渐渐彼此相知相敬相爱的 ——假如，他没有前边的命运坎坷，他当时就是一个单身汉，我就是与他有共同的语言，我怕是也不会走出与他结婚这一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可以这么说，是王继昆的生活不幸，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至此，我好像已然对英木兰那天敢于爬40米高的大烟筒，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了。一个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对困境会产生博大的情怀；只有一连串为别人着想，而一次又一次舍弃自我的人，才会产生惊人的坚毅。她说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烟筒时，没有恐惧；但她每攀上一格铁梯，都要告诫自己镇静，并自我激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成功，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无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询及她这一问题：“这里边有没有宗教精神因素在起作用？” 她沉默了许久，没有作答。当时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烂了，我如此提问不是给她出了一道难题吗！我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问她是不是“活学活用”之成效，她亦没有作答。正是这两个没有回答，我才对她肃然起敬，致使我这部回忆录动笔之前，升腾起必须见她一面的愿望。好不容易从昔日难友处找到了她的地址。这个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在我意料之中——她的问题得到平反后，便很快皈依了她从小信奉的天主教，此时她住在修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若瑟修女会副会长。我去看分别了15年的她，她身着黑色修女的圣装，神态与在劳改队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她脱掉了医生的白褂，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么沉静，那么安然。让我感伤的是，她的先生——我的同类王继昆得了膀胱癌，已然在1989年离她而去。曾记得，王继昆在1988 年前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谈及对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说，我的小说《风泪眼》、都写了落难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他希望我能以纪实的文体，比较系统地写出我们这一代热爱民族的人（当时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我对昔日的生活回访中，英木兰成了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颗闪光的星斗。 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英木兰是作为中国宗教界中的修女，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想，那些来自地球不同经纬的不同肤色的女性，无论她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想象不到那神态安然的修女英木兰，曾经留下一个中国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传奇——其中最为令人震撼的一笔，是她曾在极其困顿的劳改生活中，如长虹出世，压倒过全体须眉，那些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女性，她们对中国曲里拐弯历史的了解只是隔靴搔痒，从而无法对这个从历史溶洞中走出来的女人，从今天的形态上去还原她的过去…… 谁能破译她体躯内的生命密码？大概只有曾与她有过共同受难的经历，并以人学为研究对象的作家了…… 第三部下篇(3)-逃犯姜葆琛的驿路风尘 由于在看病时，与同类姜葆琛邂逅，在劳动之余，便常常到他那儿闲坐。之所以在众多的老右中，我对姜葆琛情有独钟，不仅仅因为他曾带我去见过吕荧，那一面之缘的深情使我难忘；更大的诱惑是他一个人独占一间屋子。当时扩建化工厂厂房在即，他担任着厂房的画图工作，与他谈话周围没有耳朵，更便于彼此谈心。我每次走进他那间屋子时，他都立刻放下画图的圆规和纸笔，与我东拉西扯地谈起“文革”中的种种问题。他人长得虽然清瘦，却很健谈。他的脑门很大，脸又向里凹进去不少，由于反差极大之故，他那外凸的前额与他的凹脸，仿佛他的面部既有高山，又有盆地；他那“高山”中，像是藏着无尽的矿藏——我每每到他那儿，似都能受到启迪。 他已经带着我结识了王继昆和英木兰，在那些接触中，他扮演的只是旁听者的角色，我在当时还不知道他的个人经历。待我职业病中的寻觅得到了满足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 “你是不是有朝一日，想写写这个20世纪的‘花木兰’？” 我告诉他我的文学之梦，早已死了多年。并对他说起《折梦“桃花源”》里的一个个苦涩故事。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干哪行，都有哪行的职业病。比如，我在生理上有‘风湿性心脏病’，按医生的要求，就该少画图，多休息；可是我过去学的是水利专业，从大的范围仍然属理工科的圈子。所以我一走进这间屋子，就像钻进了一个怪圈一般，不动笔纸心里就难受。你又何尝不是这个怪圈里的动物。你刚才说你的梦早已死了，我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你也别忘了古诗中的几句话：‘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不觉得这里边藏有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吗？！” 在泥河一样流着的生活中，我麻木了的神经，在葆琛的屋子里，第一次受到强烈的刺激。是啊！我为什么总是想对英木兰的事情探源呢？我说：“也许你的目光入木三分，但是重新孕梦对我并非是什么好事。” “有什么不好？中国这一段大历史，自然用不着我们去勾勒；可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历史，谁能比你更有条件描述它？”他用画图的圆规，漫无目的地在纸上画来画去，“比如英木兰，正因为她不是花木兰，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历史的内涵量才更大。” 我理解他所谓的“内涵量”是指的什么东西。他不说破，我也不说穿——因为我们毕竟是初识的朋友。在那种环境中，常常是隔墙有耳，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知道我们议论的话题，已然切入了政治。所以，只要有人一进他这间画图室，我们便立刻变成哑巴不说，我还会起身告辞。这种出于自我保护和彼此爱护的告辞，正好说明我们的亲密无间。 他有时也到我和张沪住的农村小屋里来，张沪见他面黄肌瘦，有时也给他做点儿好吃的 ——在那个环境中，所谓好吃的不过是烙饼和面条之类的东西。山西人多爱面食，几乎一年到头也不吃一次米饭；我们这些实质上的贱民，当然更没有择食的余地。无论是多高的厨艺，也只是在面食的范围中换来换去而已。我对葆琛的深刻了解，就是从做饭开始的。有一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里来。正巧碰上张沪晚上加班，不能回到小屋来吃饭，他就挽起袖子，和起面来了。我知道他身体虚弱，便抢过面盆来——他一把推开我说： “吃你俩做的饭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经饿。” 我觉得葆琛有点儿可笑，因为他对我讲这话时，严然是以一个面食专家的口吻。 “你比我来山西还晚，从哪儿学来做面食的技术？”在他和面的时候，我已看出他和出的面比我们和的面要硬——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于是他便从和面的话题中，引出了他的痛苦经历。我真是难以相信，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一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一个昔日连一小平车芦苇都拉不动的人，却有力量去抗衡 “文革”。如果说英木兰，表现的是一种恬淡中的刚毅，而姜葆琛则表现为抗争中的不屈。他告诉我，他早就来过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面食，喝过不少瓶山西的老陈醋了。 “文革”开始时，在一天的夜晚他拖着带病之躯，从天堂河农场逃跑了——不是逃往他的老家张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红土地带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已然使他联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乍起时，反“四旧”反得火葬场尸满为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溃。他无法理解他热爱的祖国，何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人斗人、人杀人的场所。他与美学家吕荧是先后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强制劳动” 的名义收容进了天堂河农场的。最初他体恤大学者吕荧之苦，为了照顾这位老人，他强使自己逆来顺受；后来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为吕荧解除任何痛苦，便决心逃离这个劳改农场。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偷偷买了一个指南针（这是准备逃到原始森林时指路用的），并买了不少的压缩饼干，以减少逃亡时的携带负荷。当时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联，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他先冒充串联的红卫兵（当时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块红箍，写上“红卫兵”三个字，再找一身没有领章的绿军衣穿上，便算有了护身的符咒），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一路上心如揣铅般地沉重，自不必说；无论哪个真造反派发现他，他这辈子就算交待了。但凭着姜葆琛精密的脑袋，早就把可能出现的漏洞，堵得无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车上，他一度还成了头面人物。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应付那些毛头小伙绰绰有余，因而一路平安。只是火车通过黄河大铁桥的时候，他险些露了马脚：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而当初报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怀有治理黄河的宏大抱负的——结果在临近毕业的五七年，就被划成了阶级敌人，使他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而眼前他成了一个逃犯，正好路过这条母亲河。“喂，你怎么掉泪了？”有一个同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质询他说。 姜葆琛当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湿了，只好随便胡说，他的母亲是河南边上的兰考县人，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母亲被大水给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亲堵红卫兵的嘴，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没有人会亵读母亲，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当然，他的这些话纯属胡说八道，但是正是这种胡说八道，才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对我说：“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是对着黄河流泪了。这一是哭我们的民族，乱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些为毛泽东打天下的勇将，也成了阶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在当初为什么非要报考大学，还学的是水利——知识越多越反动，当一个工人进了工厂，就不会有当右派的事儿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时候家住在内蒙古准噶尔草原，后来因为家境的变化，母亲改嫁到了张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难。我不但不能给她帮助，还要她为我担心。所以，当车过黄河时我的神经失控，不自觉地流出了眼泪……” “你想逃到哪儿？”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 “我想去云南。其实当时的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着坐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各个地方去观光的。与我同车的几个中学生，就是去云南大理。我们一路同行，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头儿，竟没有一个人，怀疑我是个异类。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明车站，我与他们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临景洪县的西双版纳森林，从地图上显示，那儿靠近中缅边境；我当时想的是偷越国界，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道理就不用说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突然在几个月之间，变成了人鬼难分的阴阳界；我虽然有病，可是我宁愿死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之中，也不愿意在囚笼里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过云南没有，那儿土地的色泽都是红的——从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车，每一辆都是超载运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有意识地爬到车篷顶上，以减少与红卫兵的接触。因为快到敏感的边界地带了，我必须小心翼翼；不然的话，一路上的艰辛，都将付之东流。命运之神，还算可怜我这个逃亡者，在历经两天的行程后，我终于到了西双版纳的边缘。在景洪小镇，我买了些防止蚊叮虫咬的药品，并涂抹在了身上；然后在一大的晚上，我闯进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真也怪了，我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病号，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敢于走进这原始森林中来。为了逃亡，我事先查阅了一些有关这个地方的书，其中最使我害怕的是一种名叫 ‘见血封喉’的毒树。只要被这种树叶碰破了皮肤，是任何药品也解救不了的。在茫茫黑夜之中，到处都是树，在穿行之中，又不能打开电筒对每一棵树，都细细察看——因而，我只有撞大运了，碰上这种毒树算我命短。压缩饼干很快就吃完了，好在西双版纳的野林中，有叫不出名字来的浆果充饥，短时间内，还没有饿死的危险。最可怕的是那些四条腿的动物，在白天穿越森林时，我常常见到它们的身影，因而当夜幕降临时，是我最为害怕的时候—— 为了躲避可能发生的袭击，我不得不像长臂猿那样睡在古藤织成的‘树床’上。” “无论怎么说，那几天的时间内，我生活在一种希望之中，希望是战胜恐惧的力量，我是在恐惧与希望的并存中活着的。森林中有许多倒木和葛藤，我的衣服被树枝刮得褴褛不堪，但是指南针在告诉我，我一直在向着南方行进——这么走下去，总是会走出莽林抵达中缅边界的。问题出在一次夜宿于树藤之上，第二天早上，我伸手去掏我的指南针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为我引路的指南针，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我在树下找来找去，不见它的踪影，这就是说，我把它丢在了原路上的什么地方——这里说的‘原路’，根本不是路，除了我之外，大概只有野猪、野牛走过，没有任何道路的痕迹——这叫我到哪儿去找？” “指南针的遗失，对我的一生太重要了。应该怎么对你说呢，它等于断送了我的所有希望。莽莽林海，白天都难以看见太阳，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绿色，我如何去寻觅我的去路呢！退又退不出去。向前走又没了方向——我坐在一棵倒木上，几乎要急疯了。说来说去，人是一个精神动物，自从丢了指南针，我觉得我全身的病都来了，心脏病的胸闷伴随着的心颤，使我一下子像个瘫子一般，再没了向前走下去的勇气。但是停在这儿是等待死亡，我只好咬紧牙关，开始了向自认为是‘南’的方向，东倒西歪地踉跄。古代的民谚中有‘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一说，那天我爬行饿了，便像往常一样采摘林间的浆果充饥，竟误食了毒果——我倒下了，在迷迷糊糊中，我认为我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待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傣族姑娘的竹楼里——我如同返祖般的原始人的生活，到此结束。当然，我苦心为自己设计的逃跑计划，也彻底流产……” 英木兰与姜葆琛——这两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两个角度，在苦难年代里，演绎了各自不同的苦涩故事……不过，在姜葆琛的苦涩中，还留下了使他终生难以忘却的竹楼情韵。他住进的那个竹楼，是一个离边塞村寨有几里路远、看守橡树林的小楼；而救他一命的姑娘，是橡树林的看守员。她不仅把他背到了小楼上，还为他更衣擦伤，把他视若一个汉族的大哥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西双版纳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植物，还懂得闻风而舞呢！在那只有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的世界中，一个逃跑的囚徒与一个傣族少女，很快就从相知到相爱。当然，即使是姜葆琛激动到了忘我的程度，也是不会把他到西双版纳来的目的，告知她的——在那个年代，他如果吐露真情会把这个小姑娘吓死。他谎称是大学里的红卫兵，特意借大串联的时机，来考察林子中稀有植物的——他又有着一张知识分子的脸和文明的谈吐，因而很快获得了姑娘的信任。 “首先是我感情失控的，但是有了一次，就难以再勒住马僵了。”姜说，“这姑娘相貌平常，但是心地特别善良。比如，我提出我不能见到生人，每次护林小楼来人，或割胶的傣族乡亲来闲坐时，她都会把我藏起来。她在深夜里对我发誓，永远不让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儿有性爱，又有温暖，在那儿安身立命也就行了；但是我是为抗拒 “文革”的暴政，而逃到这里来的，总是像作贼的一般东躲西藏，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当时中缅边界地区的盘查很严，时不时有越界逃跑的人被击毙或被生俘的消息传来，我再想越界，已然丧失了机会。该怎么活下去？这是我体力恢复了以后盘旋在我心扉中的问题。终于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是因为红卫兵串联到了她们的村寨，一种惶惶不安的心绪，使我产生了决心要离开这儿意念。可是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该把我的想法告诉她，但是又怕她不让我走。几经考虑，我还是觉得不辞而别是个上策。当然这种行为，是十分不道德的。也正是因为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觉得有愧于她——将来你有一天如果写回忆录之类的书，不要宽恕我，要写下我这笔良心债。一天早晨，她还在睡梦中时，我不辞而别地溜走了。南逃的愿望已然破灭，我的路线是北返家乡……” 之后，姜葆琛历经了种种困难，终于回到了北京，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过了一夜，就奔向了生养他的准葛尔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听来自草原的流浪客说，那儿 “文革”的手段，比北京还要残忍；便在途中改变了计划，更名换姓地混进了雁北吕梁山下的一支打井队。那儿人烟稀少，水源尤其匮乏，找水打井就成了当地的大问题。每天与打井工人见面的，就是长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按说可以发挥其专长；怎奈当地不仅是山峦叠起，而且地下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个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说，他在工人队伍里，是羊群里的骆驼。在没有文化的筑路工人中间，很快成了工人中间的技术力量。比如：在雪地里他看见哪儿的雪融化得最快，就知道那儿下面藏有水源——在那儿开钻打井（当地老乡叫做打“锅锥”），比盲目乱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尽管姜葆琛不想出头露面以便于藏身，他还是很快成了打井队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擀面和面的技术，就是在那儿练就的）。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群没有文化的工人当中，有人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铐带走了——姜到了此时，认知了再以假乱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个“强劳” 分子——当然，他没有言及到出逃西双版纳的问题，那将涉及到叛国，在当时“文革”的高潮中，是要掉脑袋的。 武警当夜将他驮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并将他的手铐用铁环套在摩托车的车座上，以防止他逃跑。当天晚上，姜被带到一个四面环水，中间是一座监狱的水上囚牢。监管人员，先让他面对着牢墙蹲了几个小时（中间不许起立）；到了残阳西下的时候，才把他带进一排牢房中的一间。就是在那一间牢房里过夜时，他才知道这个远离皇城的监狱，竟然原始到如几百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伤地对我说：“说起来，你这个在大墙中度过了近20年的人。都不一定相信，那里牢房里的犯人，每夜还要互相叫号。那排牢房之间，上边都有一个方洞相通，一号牢房中值班的犯人，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就要高喊：‘太平无事哟——’二号牢房值班的犯人，马上要接着唱合：‘太平无事哟——’接下去是三号牢房，四号牢房，五号牢房……依此类推，一直到那排牢房，一间接一间地全部唱完为止。过上一个时辰，这叫号声又周而复始。我躺在牢房里的大炕上，静听着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号，当真地掉泪了— —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命运而流下的眼泪，是为中国狱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泪水。我读的书虽然不多，但我记得远在宋代，狱吏们为了让犯人自监以防止逃跑，在史书中留下犯人们互相唱合的记载——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贤达，为了反封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但在那块封闭的土地上，还停留在远古时代——作为一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能不为之涕零吗？！” 我沉默地听着姜葆琛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腾起一片苦涩。当然，那是一个监狱中最为原始的角落，但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们深思的了。不是吗？！姜葆琛君后边的经历，就没有什么曲线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队人马开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儿的老残队— —他是一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又经过了这么一场天南地北的折腾，当然只有进老残队的份儿（虽然当时他只有34岁）。不久，他们又从茶淀调到山西大辛庄农场——我和他便有了在老残队见面之后的又一次的见面。 一个有着严重疾病的人，在那个非人的年代，能够置自身病躯于不顾，像茧蛹变成飞蛾那般，勇敢地突破丝网欲飞（尽管它没能成功）——这里不能不忠实地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一种类型的肖像。 第三部下篇(4)-不知道自己被判死刑的朱希 在大辛庄农场的几百名劳役人员中间，只有朱希是革命资格最老，对马、列理论接触最早的人。他的行政级别为十三级，比长治市一把手的级别还高出一截。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命，却在大辛庄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他是我进劳改队以来，见到的一桩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识分子中，以忠诚叛逆忠诚的另一种的典型。 朱希1916年生于浙江宁波，1938年入党于武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进步书店的管理工作，是一个博览群书，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决定，在30年代的上海，他接触到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成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至1948年4月，党中央移师河北西柏坡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几个人，也从石家庄到了西柏坡，他们在中央的指示下，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2月6 日，朱希是随中央宣传部进入北京的。他先后出任国际书店经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图书审读处处长。他可谓是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革命，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过血与汗的人。 50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路风顺。在1956年的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感到共产党在领导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为此他虽然极受鼓舞，但因当时他的工作繁忙，他为没有鸣放的时机而感到遗憾。到了反右开始以后，他的思想开始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了，他认为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一大批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入反动资产阶级的范畴，是完全错误之举。特别是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国际书店经理时，储安平当时是新华书店经理；两人接触极多，他觉得储安平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派？朱希是个敢于进言的人，仅仅为储安平鸣不平，就够打成右派的了，更何况他本人对反右本身就持有异议，被划成右派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从一开始就拒绝扣在他头上的这顶桂冠——能不能这么说，此举成了他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开始了与最高领导人的争辩——“文革”开始后，这个朱希虽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进了天堂河强劳农场，他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依然不改初衷不断上书中央。他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议，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仍然直言不讳。后来，他经茶淀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 “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仍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有与毛润之先生商讨的，还写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 —此时正逢“一打三反”严惩反革命分子的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与毛润之先生不断商榷，在当时己然是无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抛出与林副统师针锋相对的《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先是在农场里被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使其双脚离地；然后由五大三粗的汉子，没头没脸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声嚎叫，使在场的会议参加者，心灵颤栗为止。打过之后，打手们用绳子从背后反吊其双手（在劳改队称之为“吊鸡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声惨叫，似乎他已经死了过去。然后，打手们把他往卡车上一扔，像是扔一头死猪似的——下一个节目，是武警押着他，在整个长治市游街。 多少年后，朱希在对我回叙当时的情景时，还感到毛骨悚然。他说：“不知道那根绳子是怎么捆的，我只感到两只胳膊以及双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觉。大汗珠子顿时从身体的每个部位流了下来。说是汗如雨下，没有什么过分，因为我的脚边，被汗水洇湿了一片。这么一吊，我的头立刻像葫芦上般垂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垂着头，乘着卡车穿过整个长治市的大街的。但是卡车没有拉我回来，而是把我拉到一个有大墙、电网和岗楼的大门里，我坐了牢。” 那儿是一座昔日阎锡山开创的模范监狱，是专门以关押共产党人出了名的铁牢。那是窑洞形的牢房，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通气孔。每到冬天，里边生火取暖，是没有烟筒的火炉— —因为其不通风之故，有一次差一点儿把牢里的犯人全部熏死。多亏有人感到了头晕，请求监管干部放风——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里来，才算喘过一口气来。 与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厂的厂长，也是一个老革命。他进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兵器的流失，从而演化成长治的大武斗。但是朱希的上书材料，是通过农场革委会转呈中央的，即使是观点错误，怎么就成了反对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刚直不阿，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因而，他拒绝检查，他认为五七年反右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按着这位老革命的观念，共产党会自我修正错误的——因而他一直等待着农场来车接他回场。 第一年过了，没有消息；第二年过去了，还没有消息……他在里边一直当了四年多的囚犯，直到他被收监50个月的时候，农场才来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这四年多的光景中，他连续不断地上书，因为新来的犯人告诉他，林彪叛逃已命毙温都尔汗，他昔日上书指责林彪理应平反。临行前，他曾问过监管干部，但是回答是“无可奉告”。所以受尽了折磨的朱希，是以“现反”进监，又糊里糊涂出监的。 发生在以后的故事，不仅是我没有想到，连朱希自己也大吃一惊：当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卷宗中写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当地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没有执行死刑，林彪叛逃的案件发就生了——朱希因此而捡了一条命。使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材料。真是人如草芥，一个革命了多半生的朱希，自己在当时竟然不知道，有一天会被拉向刑场，吃上一颗子弹！ 公章大印皆在，让平反单位大为其难。他们先后三次住返长治，才拿回来一张写有“查系错捕，宣布无罪”的公文。所以朱希一直到了1979年的5月，才算是回归了干部队伍。当笔者为写此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回忆录，到朱老的家中拜访时，朱老十分感慨他说： “当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就这么难！我看的史书也不算少，但是历朝历代哪有把55万多知识分子，都给打成敌人的，你在史书中发现过吗？” “没有读到过。”我说，“这55万多的数字，是报纸上公布的。实际数字怕是还要多。” 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团河农场右派大聚集的时候，一些来自最基层的右派告诉我，当年在山高皇帝远的边塞地区，为完成单位中百分之十的数字，还有选举出来的右派。谁当天正好不在单位，就选上了谁。我说：“当然，像朱老这样判死刑的，虽不多见。但在‘一打三反’时期，南京就枪决了4个右派，在1997年10月，我在《金陵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希望有知情者，能告之死者情况于一二。文章发表以后，只有一个《扬子晚报》的读者，给我来过一封信，讲述了她见到行刑前的批斗会现场。当时参与此事的‘文革’成员，都像是哑巴一样，缄口无言。”我对朱老讲述了那4个老右的名字和当时被枪决时的情况。 “我也差点儿就成了这样的一缕冤魂。自己掉了脑袋，怕是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掉的！” 朱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朱老己年过八十，家中陈设几乎还都是50年代的。他用哆哆嗦嗦的手，给我找出一张他在监狱服刑时的照片。我望着那张照片，虽然强作笑颜，却掩不住内心的凄楚。我问朱老：“临离开农场之前，大辛庄的干部，就没有一点良知上的表示。比如，向你道个歉，或者……” 朱老打断我的话说：“没有，在1978年他们就把我给撵回北京来了。” 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哲人，曾说过如是的话：“暴虐的政治，能使人类的道德、良知沦为娼妓。”在朱希的遭遇上，可以证明此话并非虚言；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文革”的打手们，连任何一丝自愧的感情都没有呢？！ 第三部下篇(5)-我的一次生死劫难 我的这场生死劫难，不属于政治上的——中国历史到了1973年之尾，举国上下正在批林批孔的高潮当中。场里革委会紧跟形势发展，抽调一批文化人，办墙报，出漫画专刊。我和张沪以及画画的曹大士、马常等七八个人（大都是办过报纸或在原单位搞过宣传工作的人），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从事批林批孔的宣传。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不费劲的事情，报纸上有现成的材料，将其摘头去尾随便动动笔墨就行了。应该说，这是我和张沪到大辛庄以来，体力上最为轻松的日子；但从思想上去反刍那些时日，却又是我们最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单纯地批判孔子的“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这倒不用去花费什么脑筋。抽到这个宣传组来的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一个人不了解“项公舞剑，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靶牌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做过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了1962年的广州会议期间，与陈毅一起，曾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陈毅还当场为文艺界的两个知名作家脱帽“祝酒”，这是所有知识分子记忆犹新的往事。 因而在那间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双关语： “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其山水之间也！”立刻有人应答。 “尊法批儒，谁是法家？谁是儒家？” “当今法家非张春桥莫属。” “那么谁是当今的儒家呢？” …… 每当说到关键问题，小屋就沉默下来。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但是谁也不说出周恩来的名字。虽然，被抽调到这儿来的没有爱打小报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公式。朱希事件的场面犹如昨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敢随便乱说乱动了。因而在宣传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双关语，表述各自的心迹，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风，很快就刮过去了。宣传组解散归队。我没能再回到我的铣床之前，当我的铣工。化工车间的四氯化碳即将上马，化工厂要组织一批人员，去张家口化工厂学习此项工艺的生产流程——这同样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张家口学习的成员之一。对此殊荣我颇感惊喜，因为至少我可以到远离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蜗居山西这么久，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已经全然无知；去张家口可能要路过北京，也许有可能顺便到家里走上一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不知为了什么，自从被召入宣传组开始摇动笔杆之后，多多少少勾起来一点死去了的梦幻。尽管批林批孔，并不是自己所想干的，但是突然接触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种“久别胜新婚”的亲切之感。当时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类，他因为小提琴拉得比较到位，突然被长治文联调走，有此先例可寻，我想到我的命运能否在长治有一点转机？那位姓高（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的同类，在临行前对我说，以我的文学功底和名声，长治市是求而不得的人才；山西老一辈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况，何不想办法回到社会中去？他说他进入文联后，要替我力荐一下，让我也通过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与张沪商量。她的意见，是征求刘绍棠的意见——因为他身在北京，知道文化大环境的宽严程度。当然如能跳出牢笼，怎么也是件好事；但她也担心这个时代，要跳出劳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记得，在临去张家口之前，我发出去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绍棠征求意见的，并说我去张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听听他对我去文联工作的现实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写给马烽和他的爱人段杏绵的，马烽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与我相识，而段杏绵则在那次创作会议上，与我同在北京代表团为北京代表。这是我到了山西以后，第一次想到突破围墙，并第一次拿出具体的行动，做突围的试探和准备。信发出去不久，我们这支开往张家口的队伍，就集结待命了。 带队的队长姓甚名啥，我已然无从记起，但是他那标准的晋东南（长治隶属于山西东南部）口音，我则永生难忘。他召集我们开会时说：“俺今天开会，先给你们送个好信，你们这回去张家口，是以工人的身份去的。到了那个地方，谁也不许暴露劳改队的身份，就算你们去当上一段日子的冒牌工人吧！今天回去收拾一下衣物，明天一早出发。俺对你们说的第二句话，到了那块地盘，要遵守人家厂子里的纪律，谁犯错误回来跟谁算账，俺的话完了。散会！” 我们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当时太原开往长治的铁路还没有开通），取道北京，去了张家口。这支冒充工人的化工学习队，一行12人（队长除外），都是当时不值钱，家住北京的臭老九。首先使我们失望的是列车并没有在北京停留，我们只在永定门火车站转车之际，在候车室的木椅上坐了约有一个小时，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坐上了去往张家口的列车。回家看一看的愿望落空了，与刘绍棠交谈的机缘失去了——我们惟一的收获，是过了一回当真正工人的瘾。因为在离开大辛庄农场以前，每人发了一身劳动布的工作服，在那个 “文化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十几个身着崭新工人服装的队伍，着实使我们风光了一路。 可是当我们坐在开往大西北的火车上时，不禁互相咬起耳朵来： “冒充工人阶级不犯法吗？” “为什么一个执行专政的机构，就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 “到了化工厂，总要接触化工技术人员的。人非木偶。万一人家询问起我们厂子的情况，将何以作答？” 当惯了老鼠总揣有一副怕见老猫的心态，火车离张家口越近，我们的心也就悬得越高。我们中间的一位老学究，终于忍耐不住这种心理煎熬，到队长的座位上去询问队长。队长回答说：“叫你们咋做，你们咋做就行了。”这个老学究还是不放心，继续多问了几句，队长反问他道：“人家要是知道你们是阶级敌人，还敢叫你们进厂吗！别多说了，你们就按着俺说的办就行了，我们自会与化工厂的领导，有个符合政策的说法——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 自讨没趣。但却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嗫嚅心态。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进张家口市××化工厂的。我们12个人，住在旅馆的一问大房子里，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中来，新城与老城以一条河分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张家口的市容虽然还残留着武斗时张贴的大字标语，但“抓革命，促生产”的气氛，显然在洗刷着往日的旧痕。这使我们这些冒牌工人，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一丝快慰。 化工厂里培训我们的师傅姓张，年纪有40多岁，赤红的脸膛，爽直健谈。我们向他学艺并不困难，但使我们为难的是，这个血性汉子，把我们引为知己之后，便常常破口大骂 “文化大革命”：“娘个×的，这是他娘的什么年月，女皇弄权，百姓遭殃。天底下地盘那么大，可是没有好人走道的地方！” 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不敢应合张师傅的海骂。 “娘个×的，你们怎么都是瞎子和哑巴，咋就不吱声哩？” 我们彼此对视一眼，还是没有人应声。 “我带过许多的徒弟，还没见过你们这号的徒弟！” 我们为了把角色演好，惟一可取的办法，就是及时转移话题，把政治问题引向技术问题上去。可是一到晚上，便开始了我们之间的窃窃私语。大家一致认为，张师傅是个讲大实话的硬汉。有一个老右提出了问题： “人家张师傅已经对咱们有看法了，我们该怎么应付眼前的局面？” 没有人能够作出圆满的解答。有的同类说：“人家讲实话无罪，我们万一‘闸门漏水’ 可就成了问题。” 我说：“反正咱们只在这儿学习一个月，在这个月内，我们要把哑已的角色演到底。这是角色对演员的规定要求，不然回去就没办法交差了。” 我当真十分注意我的言行，因为跟在我们身边的还有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劳改干部。虽然他并不时时刻刻与我们在一起，但是张师傅口无遮拦，万一于无心之际，把我们的反动话传了过去，我们将来的日子，就难得平安无事了。来学习的成员中间，多一半是老右，都有过被整肃的经历，因而也都自有心中的小九九。张师傅碰上了我们这些冒牌工人，也算他倒了霉了——他爱怎么想我们，就让他想去好了。 有一天，张师傅叫我到装有二硫化碳（生产四氯化碳的原料）的2号高炉旁，去检查一下炉温。他特意叮咛我，去高炉之前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先穿好防火的石棉服，并戴好防毒面具。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对我们这些“工人”讲过，要严格遵守化工车间生产的工艺流程，不能有一丝马虎。为了提示我们注意此事，他列举出他们车间，有两个值夜班的女工，因为对二硫化碳之易燃及其能令人窒息之毒性缺乏警惕，双双去见了阎王。 我对张师傅的叮咛，并没当成过耳之风；怎奈那天让我去2号高炉查看炉温时，正急于要解小便。本来我如果先解了小便，再去检查炉温也并不违纪，十多年的劳改生活，养成了我闻风而动的神经本能。我到了更衣室，想先更换上石棉衣，但是觉得换衣戴帽太延误时间，何况肚子里还憋着一泡尿呢！我想一两分钟就能完成的活儿，何必这么脱衣穿衣的折腾呢？因此，没有穿防护衣就向高炉走去。 说来说去，还是不了解二硫化碳的威力。就在我匆匆走到2号炉旁的时候，突然“膨” 地一声巨响，炉内外溢的气体，像天空的闪电那般一亮，全部自燃起火，我立刻被蓝红色的火焰包围。最初我只知道我的衣服被燃着了，后来在昏昏然的状态下，迷迷糊糊地听见工人们的喊声：“躺下——快躺下——打着滚儿出来——”之后，我就全然失去了知觉。 待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医疗所的病榻上。第一个感觉就是脸上疼痛难耐，我知道我是被火焰烧伤了。我用手摸了摸脸，摸到了脸上的绷带，不用说我已然知道，大火把我的面部烧伤了。“同类”见我醒了过来，不禁喜出望外，他们告诉我，若不是张师傅和几名工人，奋不顾身地冲进烈火，把我像拖死狗那般，从火焰中拖了出来，我的一条小命，就留在张家口了。 “几度烧伤？”我非常吃力地吐出这句话。 “算你命大，只烧伤了面部；但是你的头发、眉毛、胡子也都烧成灰了。” “不过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你是娶过媳妇的人了。”“同类”与我开玩笑说，“不存在找对象的问题，过两天你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我心里十分难过：“要是真成了非人非鬼，我去摸电门好了。” “别，大夫说了，你要配合大夫的这个疗程，脸上不会留下疤痕的。因为从高炉周围起火，到把你拖了出来，总共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同类”们正在为我宽心之时，队长来了。他气得面色赤红，但出于当着护士的面，不好大发雷霆（因为我是非工人的工人），最初只是批评了我几句，后来便口吐真言：“你是俺挑的人，算俺有眼无珠；你能摇笔杆，但不是干化工的坯子。哎！你好好养伤吧，这算咱们出师不利。”他说完了他的心里话，朝“同类”们一挥手，“别围着他一个人转磨了，我们要总结一下教训，回去开会，每个人都给俺写安全保证书。” 病床前空了，我请求护士给我一面镜子。镜子中的我，整个面部都是白色绷带，只有我的一双眼睛是黑的。我自知烧得不轻，但事已至此，一切唏嘘感叹都已无济于事，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张师傅来看我了。对我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听着的份儿——人家已经尽到了师傅的责任，事故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因而，我对这位朴实的老师傅，首先进行了自我检查。他大概是想宽慰我的心，便坐在病榻边的木椅上与我聊开了闲天：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支支吾吾——我该怎么说呢？家庭成员中的二分之一在劳改农场，这是无法出口的事情。 “你有姐妹吗？”他很诚挚。 我不能对救我一命的人过于封闭：“我是个独根苗苗。” “那你母亲一定会为你难受的。” “医生说不会留下疤痕的，老母亲难过两天，就会雨过天晴。”我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就算是我的一次人生教训吧！” “你妻子在哪儿工作？”张师傅又问。 我已经是冒牌工人了，索性也让她当一回冒牌工人吧：“她是个工人。” “孩子呢？” “在上初中。” “阿弥陀佛，你上有老下有小，多亏没有出啥意外；不然，我夜里睡觉都要做恶梦了。”张师傅笑了起来，“我听你的口音是北京人，怎么到山西去工作了；听你们这些人的谈吐，都不像是大老粗……怎么……” 我赶紧打断了他的话：“真是要感谢张师傅了，不然的话，连带队的车间头头，回去都没法交账。” 我必须以谎言取代真诚，尽管这是使我内心痛苦的事情，我还是得那么做。有那么个瞬间，我的良知曾叩打我的心灵，想在救我一命的老师傅面前，说出其中的真实，但是，那后果比我被烧伤还要严重，我只好把两面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了。 夜己更深，我催张师傅回家。因为他进屋时曾说他的家离这儿很远，他是骑着自行车，特意来看我的，此时我正好用这一点劝老师傅早点回家。他对我笑笑，并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走出了病房。他一出屋，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我觉得自己对不住这位张师傅——在那个谎言成灾的年代，我也是一个不得不说谎的人。因而，在我们临离开张家口之前，我拆去脸上的绷带，面颊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张师傅来我们的住所为我们送行时，我有意回避开了张师傅。 “同类”们说：“你得去见见张师傅。” 我说我不能去见他。 “为什么？” 我说：“我怕功亏一篑，露出咱们的马脚来；对他撤谎，我的灵魂实在不得安宁！” 但是张师傅还是在一间空房里找到了我。他用他那铁钳一般的手掌，紧紧攥住我的手说：“哎呀，你成了没毛的和尚了。不要紧，头发和睫毛都长得很快——3个月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在临登上归途的火车之前，他再一次向我祝福：“记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就是带着张师傅的吉利祝福，坐上返程的火车的。白白来了一趟张家口，什么化工技术也没有学成，我的心情之灰暗，可想而知。再加上我的头发和眉毛都已荡然无存，我在火车上只好拉低了棉帽帽檐，以遮挡我的丑陋——一个人没有眉毛的形象，是非常难看的，这只有自己最能体察。该怎么说呢？那样子比太监还要难看十倍。带队的队长告诉我，他在临离开张家口时，已经请示了场部：鉴于我的情况，允许我在北京养病两周，待面部伤好之后，再返回农场。“同类”们对此都面露喜色，我则没有一丝快慰之感，因为老母亲和我的儿子，见我的脸烧成了这副模样，一定会悲伤至极；与其三个人难过，还不如我一个人背起这个十字架为好。 “你不该这么想，化工车间一开工，你想回家怕是都没有时间了。” “在家里养病，怎么也比在农场要好；我们想回家看看，还没有条件呢，这也算因祸得福。” 我说：“我愿意把这个福分，让给你们享受。一句话，我不想让老人和孩子，为我难过。” “你真是一根筋，你怎么不想想，你母亲现在是多么想你，你的儿子是多么想你。”其中的一个“同类”提示我说，“能在家里休息两周，与母子相聚一段日子，那是多大的乐事。至于面部难看，怕街邻白眼相待，那也非常好办，现在正是冬天，鲁迅先生昔日曾写过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一句：‘破帽遮颜过闹市’，你把两扇棉帽耳朵往下一拉，便一丑遮百丑了；你都到了这个份儿上，还怕人家的白眼？！” 这个“同类”的话使我怦然心动，我想母亲和孩子，可能是会为此而难过，但是也有劫后相聚的快乐。因而在火车快要驶进北京站的时候，我向队长提出，感谢场部的照顾。我不用两周时间养伤，10天内一定返场。 第三部下篇(6)-魂去来兮 母亲和孩子都不知道我会从天而降——当帽檐低垂的我走进那阴山背后。终日不见阳光的10平米小屋时，正是个残冬的夜晚。母亲戴着老花镜，正在为孙儿缝补衣裳；儿子伏在一张木桌上做作业。 我拉开那扇吱吱乱叫的木门，走了进去。母亲愣住了，儿子回头看见是我回来了，高声叫了一声：“爸爸——”母亲赶快捅开蜂窝煤的炉子，让炉火更旺一些。她见我帽子捂得严严实实，一定是认为我很冷很冷。屋里的灯光很暗，一老一小还没看见我是面部带着伤回家来的。 “快烤烤火，我说这两天我总是左眼跳个不停呢！”母亲一边端详着我，一边绽露出笑容说，“左眼跳来，右眼跳灾。” 我告诉母亲，我是伤后来探家的。因为我在家中不能永远戴着那顶棉帽，索性把它摘了下来：“妈，您看——”不等这一老一小询问，我就把发生在张家口的事情，一股脑抖落给母亲和孩子听——当然，我尽量说得像小病小灾那般轻松。 母亲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已经16岁、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身高已经超过我半头，他平视着我说：“奶奶，爸爸连眉毛都烧没了！” 母亲颤巍巍地站起了身子，我忙把老母亲按坐在床上，尽量装出欢快的样子，安慰这一老一小说：“大夫说了，眉毛还会再长出来的，脸上也不会留任何的疤痕，您可以一百个放心。”我弯曲下身子，让坐在床沿上的母亲看个清楚。并尽量冲淡着小屋内的沉郁气氛， “大难没有倒下，将来必有后福。您说对吧？！” 母亲用她的手心，抚摸了我的脸好一会儿，才放下了她的手掌——我闯过了这个感伤的关口，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俗话说“‘母子十指连心”，老母亲能不为此而过度悲戚，我也就松了一口气。母亲在为我深夜做饭的时刻，儿子在我脸上涂抹着我带来的止痛药水，本来这一老一小都该是受我照顾的，而我一个汉子，此时却只能被这一老一小关照，想到这里悲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怎么了？五七年的那些往事，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些直言国是的人的话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怎么历史已然过去了十几年，只不过说了一点点真话的我，依然是这副模样？不！我比过去还不如了，过去我还有梦，而今连梦境也没有了——这不是一具会出气的活尸了吗？！ 回想我养伤的那几天，在我的改造史上虽然十分短暂，但可以说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疗程。那17岁就历经了五花大绑的英木兰，还有攀登40米高大烟筒的生活之勇，我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竟没了任何一点突围的勇气——尽管现实是一块铁，但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一书中，不就是描写的在死亡线上，勇敢的面对铁的现实，而自我突围，并获得了生命的故事吗？！当然，每到孩子去了学校的时候，母亲总是用宿命论的观念，叫我安于现状活下来就行了。可是每到夜晚，我与母亲和儿子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的时候（当时我家只剩下一张木桌和一张木床了），一个非我和另一个真我，就展开灵魂上的对话： “你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对待生活的。你为了磨练意志，曾经舍弃坐火车，从二百多里外的茶淀农场，以自行车的轮子，代替火车的轮子，进行过自我磨练。” “我累了，我不想再自我折磨了。”非我回答说，“人是在希望中生活的，去了山西我更看不见这种希望了。” “希望常常孕生于失望之中。从五七年起，你的生活占有是个富翁——尽管你现在还没有表现这一底层生活的机会，你要去争取这一机缘。” 非我说道：“我只想随遇而安了，因为这个历史的暗夜太长太长了。” “你大概早把雪莱的诗忘光了吧？他在诗里写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你也学过几天辩证法，古语中说的‘物极必反’，‘文革’走得相当远了，是不是快到了它寿命的边缘？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当真我把非我问得哑口无言的时刻，我就会从梦境中醒来。在这一刻，我听到母亲的轻微的呼噜声。她说过，只有我睡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她才能睡得安心，她才能有鼾声。我从她的鼾声中得到了认证，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她的身边来呢！为了母亲和儿子，我再不能自甘随波逐流，我应该为改变命运而付出努力。 可能是这种发自于内心的声音，摇撼了当时的非我，我在那几天除了去医院看病换药之外，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走访昔日的朋友上。燕祥家我去过，厚明家我去过，绍棠家我当然更是跑了几趟。但是非常不巧，3个人中间，我只见到刘厚明（记得燕祥当时在搞个什么剧本，人未在京；好友绍棠，那几天正在老家通县。绍棠爱人曾彩美，想叫绍棠回来与我一聚，因我归程在即，没有应下彩美之意。她说，绍棠已经给我往大辛庄农场发出了信件。我之所以能够破帽遮颜在北京城内穿行，大概是得益于真我的苏醒——因而我把这次回京，看成我生命中一次不凡的思绪变化历程。 重新回到大辛庄农场，张沪除去询及我的烧伤经过，当然也非常关心家中的情况。之后，她拿出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绍棠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维熙： 你有了想重新进入文化圈子的念头，是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不管你 能不能进入长治文坛，己然在思想上是个升腾。因为它证明，你的文名， 你的创作能力，在主导你恢复自信。只要政策幅度再宽一些，长治想要你， 恐怕还求之不得呢！ 我寄希望于未来。中国的发展与繁荣，要靠现今四五十岁的人才；北 京文苑的百花盛开，也要靠咱们这些“二度梅”的开放。浩然一个人，太 寂寞了。万紫千红才是春。近日我写了一首诗，摘以下四句给你： 恶竹根除去 雨后发春笋 请君拭目待 新苑花似锦 你的处境已大大改变，小众即将自立，更无后顾之忧。一定要趁年富 力强，写作和储蓄一些作品。今日无用，将来未必无用。书到用时方恨少！ ……跟你这封信同时来到的，是我二弟自武汉寄来的贺年信。前些日子， 武汉流行着我的小说，李冰和吉学霈向我二弟打听我的情况，深表惋惜之 情。我也惋惜李冰和吉学霈，他们不是也没有新作问世吗！我妹夫与周立 波住在一个居民楼，每天都看见他，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矣！跟他相比， 我们有年纪的优势。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 我昔日与绍棠有约，他给我写信是不留名的，但是他那笔十分漂亮的钢笔字，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因为我在北京没能与他见面，这真称得上是见字如面了。另一封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段杏绵大姐来的，由于这封信已然丢失，无法在这里引其原文，但信中的大意，因其与我的文学生命关系甚大，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她在信中的大意如下：她说她接到我的信十分惊喜，她不知道我已在山西多年。关于我能否离开劳改农场，去文化单位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她已与有关同志商量，看看能不能想些办法——但是无论如何，组织部门也要看看你的档案的，不知山西劳改局是否存有我的材料。她让接到信后，把我被劳改的“原罪”，简单扼要地写一份寄给她。信尾只属了她一个人的名字，马烽同志并未属名。 我与张沪仔细地研究了杏绵大姐的来信，得出的结论是：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上去，杏绵谈了一些困难，但是在字里行间，闪烁着人间难觅的真情。马烽同志没有属名，是情理当中的事情，不久前在报纸上似乎看见他曾随江青去过大寨，政治上是属于炉火纯青的类型——但我们也分析到，杏绵这封回信，绝对是经过马烽同志过目的——除非他当时不在杏绵身边。 两封来信，都给我带来了希望。绍棠给了我力量，杏绵的信则让我看见了一丝曙光。是的！从1957年到1975年，时间已然流逝了17个年头，要是以日为单位计算，17个365天乘在一起，我已经劳动改造了6215天——人的一生有多少个6215天？而在这庞大的数字里，我修理地球中的感受自然不少，但是丧失了我多少可贵的写作时间？似乎我的文学梦醒于这两封来信之后，这是张家口的一场大火烧出来的觉醒，是在北京养伤期间自我拷问后的心灵独白！我要写！我要写！我是生活占有的富翁，尽管我当时穷得买不起稿纸。 从大辛庄的供销社里，我买了最为便宜的窗纸，开始了在上面勾勾画画。那些类似远古象形文字的符号，只有我自己清楚它的含义是些什么——那是我17年中悟性最深的东西。当时化工车间，已建筑起外形，时间不允许我写出成型的作品。但是我庆幸，我死去多年的梦，于一朝苏醒…… 第三部下篇(7)-随风飘逝—蒲公英飞过了黄河 感谢1974年夏大的骄阳，天上那一轮火球，不仅给自然界的万物以生机，还给了我生命的原色。那一年的春天，我的脸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烧伤烙痕；夏日的炎阳一照，我的面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肤色。眉毛长出来了，头上又是一头黑白间杂的头发了。在春天参加劳动时，化工车间的同号，还常拿我取笑：和尚，尼姑，修女……不一而足，到了盛夏，我又是一个男子汉了。 截止到该年，我在劳改生涯中，已经经受过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区开山时，我差一点儿成为独眼龙；在矿山并下挖煤时，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的煤块塌落事，都因我命大而幸免；最后一次就是被烈火包围，我又从死神的怀抱中逃了出来。好友姜葆琛学过，他说人的一生，都有两次以上的劫难；能大难三次而不倒者，当真会有后福。你算是受过四次大劫了，当然晚年福缘更厚。” 我笑笑说：“这么说，你也该属于有后福之人，你受得折磨也不少。比如在云南……” “所谓劫难者，是指外力而言。”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的出逃差点送命，是咎由自取；这与外力形成的灾难，不能同日而语。” “你可以当个算命先生了。”我开他的玩笑说，“我想听听你对你自己的命相分析。” “不，还是先谈你。”他煞有其事他说，“比如，你最近接到山西文联的来信，把内容跟我说说。” “你的戏法漏了馅了。你所以知道山西给我来了信，我听张沪说过了，那信寄到了化工车间，是你收转给她的。”尽管我知道，葆琛君是凭借着他的聪明，在我的所谓命相问题上胡说八道；但是我还是把两封来信的内容，一块儿告诉了他——他是我可以信赖的朋友。 他听得十分认真，并时不时提出他没听懂的问题。之后，他沉默了好半天，对我表示祝贺道：“你我可能要分手了，信不信由你。你的事情惊动了山西文艺界元老的夫人，文曲星归位当不会久远。” 我俩当天是在他的设计室聊天的，室内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因而说起话来百无禁忌。我笑笑说：“行，假的我也当真的听。那么你说说你自己的命相，让我长点见识。” 他的脸色顿时沉郁下来。本来他的脸就瘦削，再消失了刚才的欢快神色，病态的苍白立刻爬满了他的整个面部。我甚至于有点后悔跟他开这样的玩笑，但是话已出口，此时已无法收回。在他没有做出反应之际，我站起身来说：“葆琛，我回去还要擀面条儿去呢，咱俩改日再聊吧！” 他也匆匆站了起来，拦着我说：“你别走，我谈谈我。人总有一天要死的，我的命相中劫难还没有到头。说了你别害怕，我有着血光之灾。被杀头？看起来是不会了！我的风湿性心脏病，早早晚晚是会开膛破肚动大手术的——怕是我难过那一关。” 我忙安慰他说：“西双版纳你都闯荡过来了，上帝还能把你怎么样？” “上帝分配健康与死亡是不公平的，反正我会走在你的前边。”他说，“你记住，要是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看在我们患难之交的份上，你到我的坟头前常来转转。还记得茶淀的坟场吗，埋死人的地方是大芦花荡；这儿也不会比那儿强到哪儿去。要是坟前的木牌牌倒了，你把它扶扶正；要是看着黄土少了，你给上边加点土——省得黄鼠狼之类的野物，把我的尸骨给吃了……” 他说得很认真，虽然我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之所以把葆琛的话，记得如此清楚，实因后来他对他自己的命运分析，大体贴近事实——当然，他没有死在劳改队，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后。说来也巧，他在平反之后的80年代，就与我在北京的团结湖为邻，他的工作单位在轻工业部设计院，我工作在北京作协和全国作协；由于昔日患难的友情极为深厚，往来颇多。在1993年的夏天，他终于因心脏病两次开膛破腹，病故于协和医院。当年他仅仅58岁。十分巧合的是，他与我的母亲葬于同一公墓之内，因而每年清明，我去为母亲扫墓时，必去葆琛的墓前献花——这是他在劳改队时就说过了的事，我牢牢记于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预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倾吐忧伤之情不久，山西作协的杏绵大姐，便又有书信飞来。她说，作协评论家李国涛，与劳改局的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近几天内将去询及有关这方面的政策问题。信中叫我不要怀有希望，但他们是会为此事尽力的—— 因为各地文联，都需要有创作实力的人才云云。当时，全场全力以赴地筹办化工生产的机器设备，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干着除锈工作（因其设备大都是从其他化工厂运来的陈旧机器），化工车间的未来人员，每人手持一把铁锤，击落着管道上的斑斑锈迹，因而叮叮当当震耳欲聋的声响，从早上响到大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烦的活儿，只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由于在绝望中看到一点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杂音交响乐”于不闻。 我浸沉在我反刍生活的快乐之中——十几年内多少生活场景，像画面一样从我眼前流过。当然其中多是悲怆的乐章，但是回忆悲怆既是一种精神折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因为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嚣世界于一片肃穆之中。我想的问题很多很多，从自身的囚徒生涯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文人的流放——历史还是进步了不少，当今的劳役犯脸上不再刺字，虽然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株连，但没有昔日的满门抄斩，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这个大辛庄农场的生灵，则不会存在至今——那么，谁去大轮窑烧砖？谁去张家口学习化工？谁去生产机器零件？谁去设计化工车间的厂房？在叮叮当当的击打声中，我的思绪又从中国飞出了国界，想那沙俄时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场上之后，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吗……我自知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平衡，因为只有找到这个法宝，才能有一点点自我安慰。 但是，我的阿Q平衡法，也有出现失灵的时候。那就是当我的思想坐标，移位到当今世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飞上了月球（偶然在报纸上见到），便立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始自建国后的五七年人斗人的开始，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文革”后停产闹革命，全国都进入人斗人的黑网之中。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开始了探索宇宙，我们却津津有味，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不知何时何日方能休止。我们的中华民族，将来在地球上将如何生存？ 不管想东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欲聋的除锈锤声之故；但是那种喧嚣的音乐，没有能听多久，不知从哪儿又吹来一股风，我们这些“双料货”，奉命迁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张家口学习化工，烧焦了头发和眉毛，等于是玩闹一场——我们带家属的全部调往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这是一次十分蹊跷的调动，可能农场出于甩包袱之故（带家属的有的生了第二代，生活上难于管理），我们于七五年早春，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途经陕西跨过黄河，拐到晋南。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说其有趣，实因其没有任何一个劳改干部押送。我们身着厚厚的冬装，背着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换车，与乘车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于对我们的调动十分突然，我们又都住在场外的小村里，因而无法与众多友好话别。但是临上火车的前夕，姜葆琛还是跑到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来。他说，人挪窝活，树挪窝死。我们离开这青烟缭绕的化工厂是个喜事，他恨不得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呢！但是人的命，天注定，他想走没有路条，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们与他也很惜别。来大辛庄后，他是与我们来往最多的朋友。 “这回，你们也可以见到黄河了。”他说，“我往南逃的时候，过的是郑州黄河桥，你们要过的是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风陵渡黄河桥。好好看上两眼中国的祖母河吧，她会赐给你们好运气的。” 我心里挺难过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黄河，还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时的幽灵没死。逃跑时他看见黄河就落泪，此时此刻我们即将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没有死的幽灵，又出来显圣了 ——因而我对他的生命独自，无言以答。张沪忙着收拾杂什，顾不上跟他多说什么“黄河” 之类的话；她只是祝愿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当这个历史的黑夜破晓时，他的身体也像东升的太阳——在曲沃的那场生死之劫，使张沪的身体大不如前，所以这可以算是病号对病号的祝福。 我没有美好的语言与他话别，便把在煤矿翻黑了一本杰克·伦敦的，赠给了他。我说：“小说中的那只狗，在生活中磨练成了狼群的首领。你没那两下子，但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你这个病号，比我更为重要。” 他并没有翻动我赠他的那本书，却石破天惊他说道，“维熙，我没有什么可赠你留念的，有一句话，就算是代替礼物的圣经吧：你有责任和义务，写下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底层生活记录。在我接触的同类中，你是最有条件留下这一宝贵档案的人。你们忙着收拾行装，我就不打搅了。” 他很感伤地匆匆离开小屋，我想他是流出了眼泪。 我送他出了村日。在村口他再次停下脚步，一字一板地对我说： “还有两句必须说的话，如果你一旦调离劳改单位。记住，不要讲条件，在哪儿工作，都比当劳改犯强。”他说，“当然能去文联工作最好，到了那儿你有可能实现你的最大愿望。” 我说：“就目前的气氛看，要表现我们这一段生活历程，怕是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个样板’一浩然，不知要延续到哪个时辰呢！” “你可以先写一些应时小卖的东西，这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不要忘记最终的极致，是表现真实的历史。鲁迅先生怎么说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们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握别。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维熙，我坚信天快亮了！”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墨染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斗——第二天我们就登上没有送行者的火车。 第三部下篇(8)-伍姓湖—我的最后一个劳改驿站 在一路的行程中，我仿佛是个流民的头儿，带着一群男男女女以及一两个娃儿，穿越河南西部，陕西北部，并跨越过陕西与山西分界的风凌渡黄河大桥——拐了个大大的弯子，到了晋南。 对于风陵渡，我虽然是与它初次见面，但是对这个名字却并不陌生。昔读唐宋诗词，曾有不少的文人墨客，在华章中提及到文津渡、浦津渡和风陵渡，在几百年前这些名字都还是黄河古渡。盛唐时期，倒是曾经有过一座万吨重的四只铁牛当作基石的浦津渡浮桥，但是随着黄河水患的频繁，那浮桥早已不在；改道后的黄河，连浦津渡的名字也消失了。在其周围及其黄色的波涛里，埋藏着无数的人文历史故事。 我很喜欢到这儿来。我的生命若同一个黄河纤夫，在十分古老的河谷中，已然背纤而行近20个年头了。作为一个黄河子孙，我渴望着看一看“母亲河”的身影，反刍一下它的历史过去，并用它的过去，想一想今天和明天。这是我愿意来这儿的第一个原因。其二，我的一个姑姑在浦州教中学已然数载，地图告诉我，伍姓湖与浦州都属永济县界，有时间我可以寻觅一下亲人，以解忧愁，以悦身心；其三，化工生产总是与有毒的物体气体相伴，不仅伤人身心，还远离开自然——地图上的人文景观，还告诉我它西有中的莺莺塔，北挨着中关云长的关帝庙。因而，我把这次调动，看成是“忽如一夜春风来”的喜庆之事。 当列车穿越黄河的时候，已是落日西沉的时刻，我把全部的视力，都投向中华民族的这条母亲河；但是让我感伤的是，不仅没有看到古诗中“黄河落日圆”的雄浑风景，连黄河的滚滚波涛，也没有看见。两岸的黄沙延伸得很宽，中间那几条被黄沙分割开的水流，有的上面还覆盖着一层薄冰，即使是没有被冰层覆盖着的河面，水流也小得像是条条溪流，这真是让寻觅黄河的后代子孙，为之心颤。 我对坐在我身旁的张沪耳语道：“真想不到……竟是这副模样！” 她说：“山有老，水有老，流了五千年她累了，像个活着的木乃伊了。” “可能正是枯水季节的缘故吧？” “反正它已过了青春期。记得唐太宗游黄河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碧原开雾湿／绮岭峻霞城／烟烽高下翠／日朗浅深明……你就从最后一句，来推断当时的黄河，水是清的。现在可倒好，一片浊流，要是把全国大武斗的精力，放在治理黄河上，该有多好？” 她的记忆力极好，思维又十分敏捷，一下把黄河浊流与“文革”的混浊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火车通过有五千年文明的黄河时，留给我的记忆。当时，我还联想起毛泽东曾经考察过黄河，并留下“河清的日”的孟浪之词——多少年过去了，黄河一年比一年混浊。当时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曾久久为毛泽东站在黄河岸边，深情地凝视黄河的目光所感动。此时，我真有了姜葆琛君路过黄河时的满腹悲怆之感——我的母亲——我的黄河——在内心独自呼喊之际，我的眼泪潸然而下…… 车过黄河后的第一站，就是永济县城。一辆卡车等候在车站上，没有武警，只有一名司机和一名劳改干部。 第三部下篇(9)-“死门”与“生门” 伍姓湖顾名思义，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这儿姓伍的人家特别多；二、旁边应还有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个含义很快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的卡车经过的一个村子，村名就叫伍姓村——至于那片应该有的水，我们却没看见。拉我们的卡车，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农场的边缘，我们的卡车才停在一处只有几排房子的空场。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熟悉了那块土地的土性之后，才知道从我们的监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芦草茂密的水泊的，那儿曾栖息着大雁和许多候乌。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么人来这儿看了一回，那块原属于自然的浅浅水泊，便在年把的时间内变成了旱田。候鸟不见了，大雁飞走了——我们到此地不久，还吃过一回雁肉。一只重20斤的死雁，只卖两块钱，那是来寻觅旧巢的孤雁，被农民捕获后卖给我们这些“二劳改”的。这个劳改中队，有百十口人，大多数来自北京。原本是个男儿国，加上我们这些双料货，就成了一个“鸡叫狗吠娃儿哭”的世界。 劳改队的陈大琪指导员和袁中队长，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很体谅我们这些拉家带口的新户，让我们搬进新窑洞去住（这儿的窑洞也和曲沃一样，外表看上去是平房，进门才知道是拱形的窑洞）；而那些男号——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机手，都住在破旧的窑洞和平房里，这使刚刚到了新址的我们，感到“人挪窝活”的愉悦。 这儿被称为劳改三中队。进窑不久，就认知了一个定律：凡是有劳改人员的地方，都有右派。我能记下来名字的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周月明；在某大学教《西洋史》的吴士俄；地质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记住了其号为石山，因为他善于画猫，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还有昔日在铁路系统的劳模李绵章；曾在京剧名伶尚小云剧团反串青衣的演员朱效梅；剩下的一个，则是在五七年反右刚刚开始时，右派大名就上了《人民日报）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的干部，大鸣大放期间下放在四川考察民政，出于帮助党整风之心，匆匆从四川回到北京。他刚刚坦诚地向党提出整改意见，几天之后就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劳改队中，尽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劳动；但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四毒”，仍然若同泾水渭水，色泽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张沪就与“同类”中的几个，熟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最初与我和张沪接触的是魏石山，他不仅长于字画，还会中医。他见张沪体态虚弱，知其在曲沃的遭遇后，出于同情之心。他建议让她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 我和张沪对此都感到突然。当然能够离开劳改地盘，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们各种办法都想过，惟独没有想到过走这一步棋。他说，这里的队干部及其家属，都常常找他看病——他与总场医院也很熟悉，根据张沪的情况，被批准的可能极大。特别是这里的管教干部，对知识分子都挺富有同情心的。他在几个劳改单位改造过，这里的指导员陈大琪，是个很有见地的人。 经过我和张沪的观察，老魏所谈皆非虚言。因为从我们到这儿的第一天，陈大琪已然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在对我们这些刚刚到达这儿的新号，例行完了点名和分配窑洞之后，他突然对我招了招手，让我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当时我的猜想是，这支“双劳改”的队伍是我带队来的，他找我不过是询及一下每个成员的情况。可是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让我在椅子上坐定后，却扯开了闲篇： “你这个姓氏真少见，我生平只见过一回。” 我沉默地听着，不便随意答话。 “那还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读到语文课本上的辅导材料，有一篇写一个农村女娃卖苇席的故事。作者的姓氏是从，名字叫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你这个‘从’是不是…… 跟他一个姓？”陈大琪两只眼睛审视着我，“你们还没有来，副档已经先到了这儿，知道你过去是搞文学的，那篇东西是不是你写下的？” 真是恍如隔世，在十多年的劳改生活中，我早就把我青年时代写的一篇千字文忘光了。经他一提，我倒是当真回忆起来了——它发表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后被纳入高小语文教学的辅助教材之中。想不到事隔多年，在这个黄河之畔的劳改队，被主管我的劳改指导提起。我只好点点头，回答他说：“是，那是我当年写的：您如果不提起它。我都忘了。” “那文章我一直记得。”他说，“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娃，爱读写农村的书。” 我点点头，心里也挺高兴——因为让指导员知道我的过去，并不是什么坏事。 “从明天起，你出任中队的统计员工作。魏石山是搞宣传的，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他就行了。”他说，“你可以走了，有大事可以直接找我。”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和张沪确认了陈大琪是一个尊重知识的人——有这样的干部在这儿当一把手，老魏提及的离场方案，也许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张沪原来就有心脏病史，加上曲沃的折腾，在病史中又加了另外一笔，我俩几经研究，决定将她所有的病历，由老魏呈给中队过目；同时，张沪向上呈递了一份请求回京治病。保外就医的报告。说实话，当时我们只是立足于争取，并没抱有多大的希望——无产阶级专政是铁，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这是我们牢记于心的，姑且当作投石问路吧！未曾料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张沪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了下来——她从伍姓湖，提前告别了劳改生活，直到她的问题在1979年彻底平反。 一间约有12平米的窑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单人床，一张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统计报表之类的东西，剩下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这里确实像同类们所说，很少其他劳改农场令人心烦的政治学习，只有老魏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出上一期黑板报，摘录一些报纸上的过期消息。他使用过的《山西日报》，我拿来炒冷饭般地过目一下，然后堆在桌子上，以表示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从劳改开始，近20年的光景中，我还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屋子，因而，当白天人们都去田野劳动，我手拿着一只沾水钢笔，填写着各式各样表格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十分恬静的感觉——就好像一只远航的船，在历经了凄风苦雨的航行之后，终于驶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只有到了月底，我这间窑洞才常常满员。全队几十口子，都要到我这儿来买饭票——这里最高的工资不足40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用，大肚汉有20元也就够了。我收完了钱，把它转交到伙房，这是我的任务之一。我的惟一劳动项目，就是手拿一个由木工做好了的米尺，去丈量中队的土地面积；那米尺是三角形的，上边有一个转动的木把儿，我一边走着就把面积丈量出来了。此外，我有时还要下到劳动工地，去记录下每个生产组的生产进度，然后造表上交给主管生产的袁队长和中队技术员。仅此而已！ 对我来说，干这点儿事情是填不满我的时间的。因而在收工以后，同类中的王臻和朱效梅，是我窑洞中的常客。特别是到了周末，我负责去中队开设的小卖部买酒，王臻负责掌勺，当酒菜都准备齐全之后，朱效梅便会不请自到。他来自尚小云剧团，不仅能反串青衣，还一专多能地会自拉自唱。我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唱起京剧，什么《玉堂春》、《白门楼》、《罗成叫关》、《吕布戏貂婢》……当然，为了防止有人下蛆，我们偶尔也唱《沙家滨）和《红灯记》中的片段，这不是我们想唱的，纯属为了掩人耳目。开始时，我们是小声演唱，因为这些旧戏都是“文革”破“四旧”中早已被打翻在地的东西；但是自从有一次陈指导员走进窑洞时，朱效梅正在地上虎虎生威地唱着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段子，陈指导员笑了笑，便走出了窑洞。从此以后，我们的调门便越来越高，加上有酒助兴，有时竟然唱到了忘我的程度。 我在上中学时，发表文章的稿费，大都花在了看叶盛兰的小生戏上，因而也会唱两嗓子小生，所以我与朱效梅常常一起唱上一段，由王臻在旁操琴，两人一直唱到口干舌燥为止。窑洞虽然隔音，但是窗子和门是不隔音的，因而住在我旁边的刘四、耿秀敏——以及宣传员老魏，有时也来助兴——此时的窑洞，就变成了一个周末俱乐部。据说，有的同类曾对此表示过异议，向中队反映过“几个右派在恢复‘四旧’，应该制止”云云，但是陈指导员，对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进入劳改队之后，最为开心和快乐的时光。是有意逃避当时的政治？还是借酒浇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获得了“避风港”内的愉快和轻松。要知道，此时已是1976年的暮春时节，中国政坛正在晴转多云，刚刚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又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围剿之中，蛛网般的政治使人无法捉摸，干脆来个一醉方休。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对我刺激特别大的，是在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的病逝。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 “平衡”危机的中介机制；由于少了这个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泽东便难以听到另一种声音。毛泽东于该年2月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离世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毛泽东曾经重用过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1975年再次启用了他，主要是周恩来运作的结果，可是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毛再一次把邓打翻在地，这使我的思绪像是走进中的八卦死阵。我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国政局能走出八卦阵的生门。在这种情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贱民，不如闭上眼睛，自我找乐——周末的京剧表演，其渊源就在于此。 大概是在当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麦收现场检查麦收亩数，刚刚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的苜蓿地边时，忽然发现地里蹲着指导员陈大琪。他见我走了过来，便朝我喊道：“地太干了，你记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浇地。”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收割进度的。 他说：“你先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和他站在地边的一棵大杨树下。 “这一段，你感到咋样？”他询问我说。 这句话问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指哪一方面。 “常看报纸吗？” “从宣传室那儿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感受？” 我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作出了违心的回答：“形势大好，批邓又把“文革”精神，重新提出来了，我得好好学习。”我虽然知道陈大琪是个尊重知识的干部，但他毕竟是管理我们的劳改干部，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能嘴上没有一把锁。 “这是你的真实看法？‘文革’把……”他扭头看看四周，回过头来对我说，“‘文革’时期只有劳改单位还在规规矩矩生产；都去抓革命了，国民经济的问题，你这个知识分子考虑过没有？” 老实说，陈大琪指导员的话，着实地把我吓了一跳。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想的，也是每一个有爱国良知的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无不忧虑的问题。在这漫荒野地，他突然道出了他的心声，使我更加难以作出回应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灭良心之举，我心里七上八下了半天，只好含糊其辞他说：“是啊，有的国家的宇宙飞船，都从月球上带回泥土来了，我们这里还在斗来斗去的呢！” 是不是陈大琪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当我回答了这句内藏政治的话以后，他就抛开了这种并不对口的谈话，而转向了劳改队中的话题，他说：“有人反映你们几个人，常在窑洞里唱甚的京剧。其实我早应该找你谈谈——” 我忙打断了他的话，主动自我检查说：“最近麦收挺忙，我们已经停止了这种活动。唱旧戏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今后不再演唱就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偶尔唱唱也没甚问题。”陈大琪坦诚他说，“咱不认为那就是为四旧招魂，旧京剧是中国的古老文化遗产。我是想对你说说你的个人问题。” 我的头嗡地一声大了起来，很显然中队是对我有了不好的看法；不然的话，陈大琪怎么会说出“个人问题”来呢？！我的心狂跳了起来，等待着他对我的批评。 “你知道我为甚让你当脱产的统计员吗？” 我思考了一阵，没能回答出来。 “你不同于别的右派的是，你是有写作才能的人。说穿了吧，我爱看书，便更看重能写书的人。让你当统计员，是想多给你一点个人的时间，改造这么多年了，啥业务都得有个恢复过程。可是我看你没有爱惜时间，娱乐归娱乐，你总不能舍正事而干闲事，你说我的话对不？” 我的脸顿时烧红了一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些话来。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陈大琪让我当统计员，是这么一番用意——他很器重我，我是感悟到的，那昔日的一篇千字小文，是他爱护我的机缘；但是我当真没有意识到他的用心良苦至深，竟然考虑到了我的将来。我十分激动，在这种激动之下，我毫无遮拦地把我与山西作协的联系情况，一股脑地都告诉了他。之所以如此，我确信陈大琪，是一个能交真心的劳改干部——他与我昔日劳改生活中相遇于营门铁矿的指导员曹茂林（见第一部），相知于团河农场的董维森（见《走向混沌）第二部）同属对社会有深刻洞察力。并真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干部。他们在严肃的外表下，都深藏着一颗社会良心。陈大琪所不同于前两个人的是，他形象上并不存在公安人员的外表（很少见他有穿警服的时候。我们初来时，还是残冬时节，我发现他常常把手揣进棉袄袖口；但是那两只棉袄袖子不够长，因而总是有半截手腕裸露在外边），可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斗量，陈大琪心里揣着的，是一颗金子般的心——于是我便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了令我敬佩的他。 “你怎么不早一点儿让我知道这些？” “因为这还是纸上谈兵的事，成功的系数很小很小。” “这是好事。为了这事，你更应该有几年的准备。”他说，“以后少唱京剧啥的，无论是老戏和样板戏，都帮不上你的忙。统计室有笔有纸，常画画写写的，熟悉一下你的本行业务。” “谢谢陈指导员。” “你放心，只要上边有令，中队绝不拦你。” 当天晚上，我去给中队呈送报表的时候，特意把我与省作协段杏绵等同志的通信，带给了陈大琪。他看完通信之后，咧开他那厚厚的嘴唇，笑眯眯地对我说道：“还算我有眼力，当时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将来国家还用得着。人家的信写得很诚恳，只要是省局松松口，你还是有希望走的——为这，你也要早做准备。咱也不知为了个甚，见到有用之才，窝在这伍姓湖里，就心里不是滋味。对张沪回北京治病的问题，也是我同意了的。对你也是一样，上边有话我就放人！” 他把段杏绵大姐的信交还给我，问我这儿有什么书，他想看看。我想了想只有雨果和果戈里的两本书了。他问我有没有中国的什么小说之类的，特别是我写的书。我告诉他，我的三本著作，都因为张沪的曲沃事件，留在曲沃了。他对外国的小说，没有多少兴趣，我便没有任何一本书给他看了。 当夜，我失眠了。使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伍姓湖我又遇到了一个像董维森那样的知音。从表面上看，他是对我一个人的爱护；深掘开来，他是对整个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流露出的内心同情。再用宏观的视野去分析他，他貌似一个不谙时政的农民，但是他的内心却深谙政治——只是因为他头上顶着国徽，无法公开表示他对时政的看法罢了！在这个失眠之夜、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我之所以独居一个窑洞，而没有想到利用时间，还是基于对时政的失望和对自我缺乏信心。当邓小平复出时，我曾在内心为之振奋——尽管在五七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反右领导人之一，但是历经“文革”的磨难，我想邓总会对几十万知识分子在五七年的中箭落马而有所反思。哲学家尼采说得好：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堂。邓“文革”中被打翻在地，我虽然没有把他视若彭大将军；但他的魄力与铁腕，在中国政坛上似乎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可是好景不长，毛不过才用了他一年光景，便又把邓小平再次打倒——国家没有希望，个人的希望又在哪儿？！ 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之际，我忽然想起姜葆琛君对我的赠言，他说天快亮了，就是在于物极必反。我目前的生活与学习条件，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没有的，我的生命还要浪费到哪个时辰？绍棠来信中，也曾提及到要储备一些作品，我每天用早已升了天的吕布、罗成、苏三解忧，就能真正无忧无虑了吗？！在这一夜，我下定了决心，要练练笔了——不管是在劳改农场呆下去，还是调离这块土地，我都有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包括我早已死去了的文学生命！ 国家还处于“死门”紧闭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我在失眠中寻找着自己的 “生门”。 第三部下篇(10)-无水的干湖与有水的深井 我是用薄薄的几片艳纸、在那间属于我的窑洞里，开始了我17年后的笔耕的。首先涌进我的创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那两只被异化了的白天鹅。当时在我们的园艺大队队部，有两只被劳改干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鹅。 它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那儿劳改农场的头头，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河。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当地的老猎人告诉我，它不仅仅天性柔顺，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在劳改干部的调教和劳改人员的挑逗下，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我们劳改成员，偶尔去大队部办事时，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神，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件事儿，对我的刺激极大，那美神何以会变成了一只长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义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鹅，由南方北去。当它们飞到同类窝居的上空时，便缠绵悱恻不忍离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爱护鸟类的意识，一位农场场长，开枪射落了其中的一只，按着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把受了伤的那只天鹅，放到它的同类中去豢养，一定能把它驯化成地上的地鹅。谁知，事与愿违。第一，那两只早已异化的同类，对这个外来的天鹅成员并不友好，它们把它视若异类；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绝接受进食，直到绝食饿死。由这两只白天鹅，我联想起昔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他在被划为右派后，因老婆离婚几个孩子没有收养人，黄只好将其带进了劳改队——那可怜的孩子，也像那两只白天鹅一样，经受着环境造成的另一种异化——我便将那几个娃儿，浓缩成为一个，并与白天鹅写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在80年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最早的雏形（小说问世后，当时已是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黄继忠，曾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表示他对一个中国作家勇气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篇东西，先后经《人民文学）和《十月）两大刊物的审读，都因其政治内涵而未能披露。后来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路过北京，拿到《收获）上发表了）。 若不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小说，就在窑洞中完成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小说写作中断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太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把视线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中国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记得在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面色严肃地对我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山西发下来通知，每个单位都要有专人负责关注震情发展。我们的中队院外，有一圆口形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况，并每天作出记录，向中队汇报。 伍姓湖学大寨学得干了底儿，但是那口井的水，却根深很深。每天早上，劳改成员们还没起炕时，我手拿一卷米尺，到井边伏下身子，把井水离井口的高度记录在案；晚上，我手拿着一只电筒，再重复一遍早上干的工作。量完之后，我要到陈大琪屋子里去当面报告水情。有一天，他忽然让我在屋内坐下，并关上了屋门对我说：“你看，是不是要发生地震？” 我说：“水位没有什么变化，我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好像并没留意我的回答。 “咱是说……是说……别的地震！”他转了又转以后，终于道出了他的担忧。 我最初以为他说的是别的地方要发生地震，但看他神色饱含着惊恐的样子，我立刻意识到了这是一句隐语——它一语双关，随便别人作出什么解释。当时正是“四人帮”登基夺权到了急不可耐的时刻，这句话的政治含量，显然是超常沉重的。我惊愕地低下头来，一方面对陈大琪忧国忧民的心肠，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错误地领会了他话中的意思，回答他的话时出什么问题。思索再三，我说：“地火岩浆形成气候，别的……别的……地震，也可能发生。” 说完这句话，我不敢再在屋内多留，匆匆走出他的办公室。待回到窑洞内，平静一下狂乱的心情之后，我感悟到陈大琪的心，就像是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湖没有水了、那口井却深不可测。我对他说的地火岩浆，是指这年的4月5日，蔓延于全国追念周恩来的炽热民情而言的；尽管它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是全国百姓没有人会接受这一结论。至于陈大琪是根据什么情况，预感到了有可能发生“另一种地震”，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说到的“别的地震”，绝对是指政治地震而言。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敢于把那种话说出口；就是敢想想，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这就是在我最后一个驿站，所遇到的陈大琪。但是由于国家雪上加霜之灾，也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我的个人问题，怕是无法解决了；试想谁能冒着风险，在这乱丝无头的政治气氛中，为我离开劳改队的问题而奔走呢？即使是有人为之奔走，又有哪个文化单位敢于收留我这个贱民呢？这是我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以后的真实心迹，而在真实的心迹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陈大琪心中那口深邃的井，那是无法用米尺加以丈量的！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当年的8月底，我突然接到来自临汾地区文联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他约我在9月上旬，亲去临汾一趟；往返路费，他们负责报销。对于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惊雷——这是什么时候，怎么真的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劳改农场的人相见。我把信拿给陈大琪看过，他非常高兴他说： “你去吧，这是大好事。” 我说：“人家只说是见见面，并没说别的话。” “你怎这样麻木，他写这封信来，至少要经过临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几行字，这是一路绿灯的表示。劳改局虽然还没有下文通知农场，这是迟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费不够先从我这儿拿。” “我有路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事来得不适时令。” “你来山西七八年了，你没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干的精神吗？” 大概是在我临行之前的前两天，陈大琪来窑洞找我。他告诉我，农场已经接到了省局的指示，放我出笼。至此我心上悬着的石头，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临汾那天，我洗了个澡，又换上了一身干净衣裳，在同类的祝福声中，到永济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在车过曲沃的时候，我想起七○年的悲怆往事。此一时，彼一时，昔日被戴上手铐的我，此时要走向新的生活了。 是梦？ 非梦！ 在临汾，郑怀礼在临汾宾馆接待的我。当我走在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时，真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当天，郑老请我喝的是竹叶青酒，他光头赤脸，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一副十足的老农模样——但是他已经在文联工作多年，是一位30年代的老地下党员。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来吧，我们临汾需要你。当然，现在要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拿出点‘舍得一身剐’的劲头。调你来临汾工作，是我最后签的字。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就这。只是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能有什么要求呢，一个劳改了近二十年的人，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已然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了。因而回到农场以后，我就开始了走向新生活的准备工作。那些天，我经常去陈大琪的办公室里闲坐；由于我的离开，已经成了定局，便少了过去谈话中的一些隐语。他说他在劳改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许多年了，但是能够离开劳改系统的劳改人员，我还是第一个，因而要我一定珍惜这次的调动——没有山西老作家们对我才能的器重，就没有可能离开这里。 我对他一年多来的关照，再一次真诚地表示了谢意。 人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要离开劳改队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不等昔日的朋友们来看我，便主动地去到其他分场看望了他们。但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去看看黄河。来伍姓湖时，只是坐在火车上眺望黄河，此时此刻我想坐在她的身旁，听一听她的涛语，看一看她的浪花。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先骑车到几十里地之外的浦州中学，去探望我别离了数年的姑姑。然后在归途上，我一路南下骑车到了黄河之滨的风陵渡。 可能是夏季汛期刚刚过去之故，黄河之水比我冬日过黄河的时候，流量要大一些；但是对比“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年代，仍然令人神伤。坐在河坡上，我看着那滚滚东流的浊浪，记起了“文革”早期发生在这儿的一个故事：一辆从山西北方开往这儿的长途汽车，当车快要开到终点站的时候，司机突然停下车来，向全体旅客问道： “谁是‘黑五类’，给我站起来！” 当时乘客都以为这是造反派要盘查身份了。几个出身不好的乘客，赶忙站了起来——因为在那个盘查祖宗三代的年月，说了假话是要格杀勿论的。 “剩下的都是造反派的好同志了？”那汉子又问。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车上的革命派，有的背诵起毛主席的语录，有的扬起胳膊上的红箍。 售票员觉得有点怪异，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而且她知道，司机本人和她出身也并不好。还没等她醒过闷儿来，那些黑五类已老老实实地下车了，她正想询问什么，那司机猛然把她也推下车去；然后他加大油门，开着那辆汽车飞也似地朝黄河岸边开去——在乘客的一片惊叫声中，汽车从河岸跳了起来，在半空中悬浮了片刻，便飞进黄河河心去了。直到这时，那位售票员和“黑五类”们，才明白了那司机让他们下车的原因…… 这个流传于山西的故事，我到曲沃时就听人说起过了。此时，我来到了事发的现场，已然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了，黄河水面上只有几只不知名的水鸟，在浪峰上飞来飞去；它们或许是那些红五类的冤魂，在吱吱喳喳地倾吐着并不久远的过去。是吗？我是什么？我是死而复活的一颗黄河尘沙的精灵，在历经生命的血与泪的洗礼，我对母亲般的黄河叩谢养育之恩后，道出了一个黄河子孙的心声： “我的生命图腾，我像每一个黄河后代一样，祝愿您的青春再染，水碧浪清！” “我不是在编织一个梦，而是对您的真诚祈祷！” “这不是我一颗苦难灵魂的声音，而是您怀抱中无数精灵的呐喊！” 在火车路过黄河的时候，我没能看见黄河日落；此时此刻身在黄河之畔的我，却看见日落黄河之中的景象了。随着太阳的西沉，黄河河面上渐渐变成血红血红——这种色泽，我首先想起了“文革”中流过的血；而后，我觉得我不该这么沉溺于悲伤，我把这种血色看成您的又一次分娩，这鲜红鲜红的颜色，或许是您在竭尽全力孕生时流出的血浆——您在分娩着一个新的中国…… 回到农场时，已是晚上8点钟。王臻和朱效梅正因为我迟迟不归而心急，我告诉他俩，我是叩见黄河去了。他俩在骂过我是疯子以后，告诉了我一个使我更为震惊的消息——毛泽东于当天逝世了。毛病故于9月9日，他们是从广播中听到的，农场已经宣布，一周之内不许吹拉弹唱，以示哀悼。我记得农场是在9月15日的下午，举行对毛的祭典活动，适时大雨倾盆而落。我因那两天身体不适（按朱效梅的话说，我是在叩见黄河时遇到了水鬼），没能参加这项活动。紧接着的事情，是统计工作的交接，临汾地区文联的梁德喜和苏家栋两位同志，先后两次来场办理我的具体调离事宜。待一切事都办理完毕时，已是10月上旬。 这个时刻，一个最为振奋人心的事情，就是10月6日王、张、江、姚的被捕。10月7 日我和王臻就得知了这一消息——有一个“二劳改”偷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这一消息立刻在劳改队中传开。当天正好临汾文工团团长苏家栋来伍姓湖，他当时还不知道的重大新闻，我们就知道了。当晚我和王臻，朱效梅以及苏家栋，在我住的那问窑洞，为这一国家幸事举杯畅饮。那天，我们4个人中间，醉倒了3个——只有朱效梅因为在喝酒时忍不住手舞足蹈唱起了折子戏《风波亭》，待他想喝酒时，酒已被我们3人喝光，而没有醉倒于窑洞。 告别伍姓湖的前夕，我特意去陈大琪的办公室辞行。 他有些惜别地对我说：“在这儿，有甚的对你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谅解，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这儿也是专政机构。” 我两眼酸胀，眼泪几乎要涌出眼帘：“陈指导员，您给我的帮助，我将牢记终生。您在我劳改生涯中，是我从内心敬重的第三位劳改干部。”我对他讲起了曹茂林与董维森，在我困顿的往昔，给予过我帮助。我说我把这种帮助，看成为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我们这个受难群落的。而一个专政干部，所以能这么对待被专政的知识分子，都是对社会有着独立见解，并敢于把这种见解付诸于行动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派了一辆马车，送我上火车站，并叫王臻跟车，以便于往火车站搬运行李。其实王臻昨天就没有出工，他帮我收拾东西时，要我给他留下一点纪念，我觉得实在无东西可送，便把最爱读的果戈里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留给了他。我说我也要保存一点劳改的生活纪念，在晋普山煤矿使用过的那口水缸和那把我下井“敲帮问顶”时用的长柄儿小锤；大辛庄农场我挑水用过的扁担、镰刀、铁锹，我都要带走，请他给我捆绑好了，运往临汾。 “算了吧！你这辈子是不是还想再接受一次劳改？”他戏谑地说，“就是将来你当真又折进来，劳改单位是有劳动工具用的。” “不行，你必须帮我捆好。我带走它，日后会给我增加力量。” 到了车站，水缸和铁锹等物，必须托运，不能随车而行。王臻和车把式都劝我，不要带走那些破烂了。我则坚持托运到临汾，因为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舍弃它们，就意味着忘记过去（后来，我平反后回北京时。又把它们带回到京城来了）。 第三部下篇(11)-不能割裂的尾声 坐在从西安开来、途经永济的火车上时，我就立下宏愿：有朝一日，一定不能忘记来看看伍姓湖的陈大琪。这么多年的世态炎凉，人的行为准则，不落井下石，已然算是一个不低的标准了，一个劳改干部，能给我化冰送暖雪中送炭，一反当时做人的时尚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首苦难生活中的神话诗（1997年，21个年头过去，我也没有忘记我临行时的心愿。于这年的秋天，我重访了曲沃和伍姓湖的劳改故地，并特意去看望陈大琪。场长告诉我他已退休，因病在外地住院，留下了我的遗憾。但我在当年他让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旁，我把那口水井，视若为他的化身，回京后写下《回访一口井》，以抒发自己对陈大琪旧情的眷恋）。 在临汾的日子，是我文学井喷前的涌动期。除了郑怀礼对我不断的鞭策与鼓励外，友人刘绍棠也为此而雀跃不已。他来信中写到： 维熙。 你终于走出来了，这是你人生一次大的转折。 好在那些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们，已被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你正在这个时刻走出大墙，似乎预示着另一个生命春天的开始。我是这么认为的，愿你更能坚信这一点。临汾为古之尧都，尔今又出此贤达之士，实为难得之举。调你去他们的文联工作，不仅说明他们的眼力，更表明中国知能善任的伯乐，骨头很硬并且是杀不绝的。 你在生活上比我承受的痛苦多得多，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看，苦难出真知；若将这种真知变成为文学，就是人类的财富。维熙，你有了这种条件——尽管当初你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非自愿地去接受这种惩罚。付出的越多，收获也会越大，这是个定理，这是我为你高兴的原因。 近来中央有小道消息传出，耀邦有可能出任组织部长。如此消息属实，当为我们这批五七年人的幸事。临汾未必是你最后一站，回到北京文苑也并非没有可能；当然，阻力还相当强大，但是中国的“文革”之苦，已使党内一些有识之士猛醒。依我个人的拙见，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即将到来。为此，你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写出些好作品来——我们这些五七年的文化人，首先挑起历史新时期的文学重任，是定而无疑的。 有回北京的时机了，我等着你。在山西如能见到马烽、西戌、孙谦、胡正等，请替我问候！ 这是我来山西之后，他的第一次署名来信。其中不仅有对我友情的期望，也表露出绍棠在当时的敏锐政治嗅觉。我曾把这封信拿给怀礼一读，这个身着布衣布鞋的老革命，读罢信后惊呼：真才子之手笔也！你回信时，一定替我问候绍棠，并向他致以一个老西子的敬礼。 我当真按着他的叮嘱做了。之所以我对怀礼如此信任，不仅仅由于是他把我调到临汾来的。我更为看重的是他的一身风骨。在我第一次奉召来临汾，他请我喝“竹叶青”时，因为他酒喝得多了一点，当着我的面就口无遮拦地大骂江青，我当时不敢有任何表示。他先把江比作为武则天，但是又说她没有武则天的才——戏子，祸水……一连串的贬义词，从他嘴中吐出。虽然这些话都说到我的心缝中去了，但我一个刚刚来到“大观园”里的“二劳改”，是无法对此表态的。 第二件使我对长者怀礼肃然起敬的，是他办公室里挂着的那幅漫画。那画出自谁人之笔，我已然记不清了，但是那幅漫画之内容，足以使我牢记一生。画面上画的是武大郎开店的肖像，旁边诠注着中国古代的一句民间谚语：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别进来。他的办公室光线很暗，我是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之后，才偶然发现的。他见我认真地看那幅画，便哈哈大笑地对我说道：“我郑怀礼虽然无才，可是咱知道挖掘人才；这幅画挂在这里，就是时刻提醒咱不能挡别人的道。你就算是我请进店里来的一个！刘绍棠给你的信中写了，你还有可能重回京城文坛，你什么时候走，我们一定像热烈迎接你来一样，热情地欢送你走！” 文联其他的同志，也都对我没有歧视的目光。无论是戏剧组的刘浩、姚金玉、牛家义；还是美术组的宁集贤、尹向前、李文龙、王鹰；抑或是小说组的谢俊杰（他是文联副主席）；以及行政人员范笃义、关兴元、郭琳等。这种没有歧视的关怀，对我是十分重要的，它有助我神经的苏醒，恢复我文学上的自信。记得，那年的冬天，郑老给我一个创作任务，要我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拿出一首长诗来。当然，他首先征求了我的意见，是不是愿意悼念周总理——我很快答应了下来，于当年11月尾写完了《一月的哀思》，诗长二百多行，发表于省文学刊物《汾水》1977年第一期，郑老并于该年的1月8日，将此长诗用墨笔书写，张贴于临汾地委大院门前。可以想象，在那个还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我这个刚刚被解禁的囚徒，不可能在诗作前署上个人的名字——此长诗便以临汾地区文联集体创作的名义，出现在山西省惟一的一家刊物上了。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我检验，检验我文学的细胞是不是还在活着。试验的结果还算及格，因为我过去是写小说的，写诗等于是赶鸭子上架。郑老对此喜形于色，因为从山西作家反馈回来的信息，多是赞美之声。我怕其中藏有水分，便把诗寄往当时的《光明日报》副刊，以求得进一步的验证。不久，我收到了报纸副刊的一封来信，言及此诗寄来的太晚了，已过了总理的祭日；如果早寄半个月，他们将与诗人李瑛怀念总理的诗一起发表。我有意没有写上我的名字，其目的也是想考察我的灵肉中，是否还具备真正的文学基因。准确他说，这首诗是我结束劳役生活之后的第一篇问世之作。它多多少少给了我一些自信：我的文学生命还活着，蕴藏于内心深处的激情，还没有被驿路风雪冷冻成冰砣。 之后，我与谢俊杰一起，走访了山西大同煤矿的一支“娘子军采煤队”。由于我在劳改煤矿生活过4年光景，对井下劳动生活了如指掌；不久，在1978年八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我以真名首次亮相发表了小说《女瓦斯员》——读者知道了告别文坛21年的我，并没有死去，编辑部转来大约有十多封读者来信。同时该刊主编赵自和唐铁海，给我写来问候的信件，他俩表示了对我死而后生的祝贺（可惜当时自己并没着重这些来信，没有加以保留；不然选摘两封在此文中，当会别有韵味）。 这时，《大墙下的红玉兰》已然在怀胎之中。借着山西省作协让我和谢俊杰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写煤矿电影剧本之际，我构思已久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脱稿了。这部中篇约有6万字，因其涉及了毛泽东是人还是神的问题，关心我的谢俊杰读过之后，苦口婆心地劝告我，无论如何不要拿出去发表。因为当时“两个凡是”还在盘踞着中国的思想阵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要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显然是风险极大的。但是，我几经思想斗争，出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认知，还是在告别西安时的火车站邮局，将其掷进了信筒——稿件的寄往地点是上海编辑部。半个月后，我收到了的复信，他们将在1979年二月号，以头题的位置发表此作。同时，我开始了另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那就是后来在1979年之春与《大墙下的红玉兰》先后问世于《十月）的《第十个弹孔》。当时刘心武与张仲锷在《十月）任编辑，他俩去我的北京住家找我，我当时身在临汾；他俩便给我留下一封约稿信，我的第二部中篇就交给了《十月》。 当然，今天回眸这些作品，我自己已然为之面红耳赤——但在当时，它们却是驱赶阴霾的惊雷之作。为此洛阳纸贵，当期刊物加印到几十万册之多；西影拍来加急电报，让我马上赴西安将《弹孔》改编为电影。这是在冷暖交替时节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承受了解禁之后的最大压力——某省公安厅劳改局，称《大墙下的红玉兰》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党小说；在上书给中央公安部的行文中不称呼我的名字，却称之为“从犯”—— 多亏了此时“两个凡是”，被邓小平。胡耀邦等一批改革家们批倒；不然我第二次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悲剧，不是没有可能发生。记得，当时《文艺报》连续两期，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后又发表读者来信的综合材料），对小说进行了肯定的评说，才算把我从压力中解脱了出来。 那是我最最难忘的一段日子。当时我之所以有勇气写劳改营的作品，除了生活的赋予之外，对我直接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二：一、在临汾市图书馆里，我第一次读到一个美国记者写下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是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卷著作。我在读此书时，发现了我们的国家——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与二战前的希特勒狂热地煽情于暴政，有着若干的相似之处。这是在理性上给我的最大刺激；二、在于我的人性的全面复归：在西影有一次与导演艾水一起看一部老掉了牙的片子《魂断蓝桥），其实这部影片，我在少年时期曾经看过，并没有引起我感情上的多大反应；但是历经了20年苦难生活的我，突然被人类美好的真情震撼。我一直为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遭遇而哭。直到电影散场，我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仍然像痴呆症的患者那般，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导演艾水没了主意，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说：“老从，你的生活中，是不是有过类似于故事的恋情？” 我摇摇头——在青年时代，我确实没有与故事相似的经历。 “那你是为什么呢，你也知道电影是剧作家编出来的。你不也是来编剧的吗！” 我仍然呜咽而哭，不能抑制。 艾水有点着急了：“快开饭了，我去给你打饭吧！” 我摇摇手，意思是我不吃午饭了。尽管如此，艾水还是为我把午饭弄来了。他见我还沉溺于悲情之中，便骂我是个情种。真是亏待了艾水的心，我当天没有吃午饭，他百无良策之后，只好回家去了。 当时，我梳理不清自己是中了什么邪，就是止不住泪水。事隔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对自己那天的失态，有了一点理性的分析：我是在非人的生活中生活得太久了，面对人间真情的突然袭击，一时之间难以承受——但是极为可贵的是，它像一声惊雷一般震醒了我的灵肉，我是在那次泪水洗面之后，还原成为一个人的！那种力量犹如雷击朽木，使我这棵枯木，在那一瞬间重新萌蕾吐芽。 我十分看重我在临汾时，理性与感性的再生。也许就是它支撑着我，勇敢地走向倾吐真情的文学之路的——这就是我死而后生的全部，而无其他。到了1979年初，北京终于来人要我重回京城了。那天是该年元月6日的午夜，临汾文联的所有同志，在白天给我饯行，晚上又亲情难舍地把我和我的那些劳改纪念品，送上了火车。文联中年纪最小的王鹰，还特意为我买了许多干红的枣儿，送到了车厢中来。我的眼圈湿了，对郑老及送行者说：“我一定回来看望大家。你们是给我雪中送炭的人，我一生难忘（于1983年，我偕北京作协的斤澜、友梅、绍棠、心武曾重访临汾，以答谢对我融冰化雪之情）！” 至此，历经了22年告别京城文坛的生活之后，我踏上了重回京城文苑的列车。 车轮滚滚向前，我身后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劳改驿站。它们的名字是：塞外的营门铁矿，海河之滨的茶淀农场，北京近郊的团河农场，山西的曲沃砖厂，晋普山煤矿，大辛庄农场和伍姓湖农场——临汾是把我从鬼还原成人的中转驿站。多少凄楚的往事，无数的苦涩酸凉，如烟似梦地一起涌进了我的心扉。我想：也许有一天，我要用理性把它从头到尾反刍一次。这么多年的生活，将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中的悲怆的乐章。 鲁迅先生说过大意如是的话：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们看。我想我并非偏爱悲剧，而是20年的苦难生活，使我与轻歌漫舞绝了缘分——这倒也好，良药苦口，苦书警世。这是中国自古至今，传流下来的两句极富有哲理内涵的名言。 感谢生活。假如没有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我的生活将会是一生平平。那不仅少了人生的曲线，更无法体察中国土地所独有的色泽。当然，我为此而交出的学费是昂贵的——那就是我从24岁到44岁的青春年华。但是反过来想想，如果不交出这笔学费，我就是个后半生开顺风船的角色，会有什么作品问世呢？那些被称之为大师级的作家们，在解放后这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究竟给中国留下了什么宝贵的文学遗产呢？我想，他们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一定为他们虚掷了时间和才情而遗憾。有鉴于此，我对于自己在社会最底层，上了20年的人生课，无怨无悔！ 1998年4月底于北京 第四篇(1)-金陵寻梦 在80年代初，唐人先生曾写出多卷体的长篇小说《金陵春梦》。小说主要描写蒋家王朝的兴衰过程，最后以南京的王朝日落——国民党的分崩离析而收笔。1979年我重返文坛之后，心中始终难忘发生在金陵的另一个灰色的梦：它与蒋家王朝的覆灭无关，完全是在新中国历史中发生的。 “文革”时期的1970年冬日的一天，从劳改队遣返回南京的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青年剧作家杜高挎着菜篮儿上街去买菜，在街头看见了一张处决反革命的告示。不看不知道，一看把他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被处决的4个人都是与其在同一条劳改队大炕上睡过觉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姓名是：孙本桥、姚祖彝、王同竹、陆鲁山。 时至1979年，杜高平反后回到北京。在他任戏剧出版社社长期间，一度与我主持的作家出版社为邻；加上我们又是同炕的难友关系，自然经常谈起昔日的一些往事。当他与我谈起那个冬日上午的事情时，仍然不无惊异之色。他亲眼目睹处决这几个昔日同窗的囚车从他面前隆隆驶过；其情其景，给我和他心里都留下一个十分凄惶的梦。当然，这个梦的破译，不仅仅是我俩的心愿——而是被一代受难的知识分子所关注。 据友人们回忆，孙本桥原是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人极为聪明。曾与他一起在清河制呢厂实习的教师张永贤告诉我：孙酷爱学习，在工厂实习时每月发16元工资，他花去6元多钱购买了一套，在实习之余苦读。目前，在四川社科院任数学研究所所长的杨路，得知孙的消息后说：孙是数学奇才，过去在一块经受劳改时，许多演算难题他不需要笔纸，只需心中默算就能无误地答出结论。 王同竹过去是马列编译局的俄语翻译，记得在劳改队中，曾经在国庆文艺演出会上，动情地朗诵过祖国母亲的长诗。陆鲁山过去是北京农机学院的学生，是他们4人中身体最好的一个，在政治空气比较宽松的时候，我和他曾在劳改队中同为一个篮球队的成员。在我的记忆中，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与我都是独生子，并且都是早年丧父——是孤寡母亲把我们拉扯成人的。 至于姚祖彝，进劳改队之前，在外贸部工作，英语很好，似乎是老燕京的学生。他的父亲是个海外华商，因而从小到大，一直在教会学校里学习。 我们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有这些了。当然，我们从1963年分手（因劳改队的重新划分），就再也没见面；但何以在7年之后，都成了必须杀头的死囚了呢？！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设想：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都是有用之才。 时光已然流逝了27个年头了，他们的灵与肉，早已经成为宇宙之间的烟尘。但这却给我们走过风霜驿路的生者，心灵上留下一个难以破译的梦！值此《金陵晚报》向笔者约稿之际，便有了向金陵寻梦之机缘。 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我们毕竟有7年光景的劳燕分飞，在此7年之中，知识分子发生质的变化——变成了流氓、杀人、抢劫犯，虽然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在那混乱动荡的年代，人的变化如同数学中的无极变数，也不排除一万中蕴藏的万一。但是万一比一万来说，毕竟是个微乎其微的小数——何以能得到一个精确无误的求证。 既然寻觅的是求索之梦，望当年知情之士，能给我和我的一些昔日友人一个析梦的回答。我和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将对您深深地表示敬意！ 第四篇(2)-我的青少年时代 一、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最终敌不过爷爷踏雪咏诗的熏陶，初始的文学梦如雪一般悄无声息地融化在我幼小的心田。于是，工程师的儿子数学考零分图级，寡母长叹“你不如你爸爸的小指甲盖儿……” 有一首充满诗意和联想空间的歌，它的歌名叫《大约在冬季》。我喜欢秋天，也喜欢冬天，因为冬天银雪纷飞，如芦花翻白，雪国的沉寂与肃穆，令人感到空气之新鲜，田野山峦之纯净，青年时代，我喜欢听列宁喜欢的那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是那赶车的人 歌声低沉、浑厚、悲凉、含蓄。仿佛在那雪原上留下的马车车辙，就是一个无尽遥远，无尽深邃，无尽惆怅的故事。车辙有时笔直如弦，有时又弯曲如弓，我常常把那“弦”和 “弓”，看成是人生的直线和曲线；而给人世能留下这些鲜明印记的，是晶莹剔透的冬季的雪。 我很喜欢冬日的鹅毛大雪。儿时学的国语书本上许多文章，我都已淡忘无存，但是一首描写冬季落雪的儿歌，事隔50个年头了，我仍记忆犹新： 北风呼呼叫 大雪纷纷飘 地上银花儿 积起三尺高 一个老头儿 弓身把雪扫 扫净小路儿 又去扫大道 蓦然回首，这儿歌不仅亲切，而且发现了它的浪漫。试想，三尺厚的白雪，一个老头儿用扫帚怎么能扫得动呢！然而，无人深究其儿歌之孟浪夸张，而是凭借文学去想象那雪国老人的画面：雪原很美，那老人被白雪染成白眉白须，简直美若仙翁。 我之所以能存留下这个鲜活的记忆，怕是跟我祖父不无关联。爷爷是个满清末年的中榜秀才，唐诗宋词他无所不通，我是从氏家族中的长孙，自然被爷爷视若掌上明珠。他疼爱我的方式之一，就是填鸭式地强迫我悬腕仿柳公权碑帖写毛笔字，其二就是让我背诵唐诗。河北玉田地属北国，冬季多雪，越是下雪的日子，爷爷越要拉我出去“寻梅”。其实，县城城关并无梅可寻；他借着酒兴带我到城南二里地左右、一个名叫暖泉河（即温泉）的地方去雪游。雪团在天空白絮漫飞，地上暖泉翻着滚滚热浪，这时雪中白须白眉的爷爷，便见景生情地摇头晃脑背诵起唐代柳宗元的《江雪》一诗： 千山乌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当时，年仅10岁左右的我，既无法知晓诗的内容，更破译不了爷爷乐趣之所在；但他使我记住了那首儿歌，怕还是由爷爷在雪中吟诗，留下的记忆。因为人的记忆链环，是环环相扣，由此及彼，那扫雪老人的儿歌，便清晰地留在我大脑皮层中了。 祖父喜文，当然就非常重视文化。在我落生的代官屯三十多户小小山村中，我家中出了两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一个是我的父亲从荫檀，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是学理工的；另一个是我的叔叔丛荫芬，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两个姑姑都到北平求学，受过中等师范学校教育。有失平衡的是，我母亲和婶婶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是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带来的畸形婚姻。我的父亲和我母亲结合，首先是亲戚的撮合。据已86岁高龄的老母亲回忆：当时我爸爸在天津读书放假归来，县城里的城隍庙正唱大戏（京剧），姥爷套上白骡子车，说是去城里看戏，实际上是去戏台根下相亲。母亲在年轻时，是五姐妹中皮肤最为白皙的，但又是五姐妹中惟一裹脚缠足的。我爸爸是个开明进步的学子，何以会看上我的母亲，我无法探源，反正是他们结合后，于1933年农历3月13日生下了我。因为抗日战争于 1937年爆发之后，北洋大学随国民党西迁重庆。爸爸毕业后在机场做工程师，后来爸爸与几名同学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出重庆朝天门想乘船去武汉转道投奔延安时被捕，在国民党陆军监狱关押期间，肺病（当时称之为肺痨）复发而亡。因而我父母之间的婚姻，对我是一个不解之谜。据家叔告诉我：爸爸在投考北洋大学时，在几千名考生中，中了“头名状元”，是个十分聪慧的人。1947年家乡进行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曾从我落生的屋顶中找出来我爸爸藏在顶棚上的禁书，其中一本就是用毛边纸印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这些能有助于我了解爸爸的秉赋与智慧，却无助于我得知父亲与母亲结合的原因——因家父亡故重庆时我才4岁，我连父亲的模样都无从记忆。 我22岁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出席新中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成为一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的作家，似乎难以从父母身上找到艺术基因的遗传作用。因为我外祖父是个清末“武举”，我记忆最清楚的是顶门用的那口几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儿时见他舞枪弄棒，弯弓射雁，虽觉得挺有趣的，但当他拧着我的一只耳朵，叫我早上起来陪他一块去练功时，我还是没能从命。因而我姥爷说我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书虫，成不了什么大器— —他是很鄙视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劲头颇有点看京剧《将相和》中廉颇蔑视蔺相如，但没有京剧收尾中的和好。 因而从血统探源上寻觅，我有三个源头：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终不解的是，我自幼没有理工科细胞，尽管我父亲是理工学科中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运，28岁过早夭折于南国的话，定会成为鼎鼎盛名的发明家，但我身上却难找到他的影子；与之相反，我从在城关上小学时算术就常常不及格，爷爷常以我父亲为例进行训导，但无效果。我躲在柴禾垛后边和大缸的缸缝中，看的尽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说，如以及武侠小说中的《青城十九传》、、、《十二支金镖》、《雍正剑侠图》之类。1991年，我小姑从台湾回故里探亲，还寻问过我一个她目睹的细节：有一次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我，最后我拿一本《三侠剑》从结满蛛网的粮缸缸缝中钻出来，为此我母亲用笤帚疙瘩打过我的屁股。这细节我已无记忆，但是迷恋杂书，并到没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记得十分清楚的。这被我姥爷的话言中了：我是个没有用的小书虫。 当代医学中有一种隔代遗传学说，大概我天赋秉性的形成，可以归纳为我祖父的潜移默化之影响。爷爷生性宽厚豁达，不拘小节，酒喝多了便发酒疯，东摇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是个小马大哈，到北平来求学时，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现名为“大红罗厂小学”）。当时每节课之前，学生都要排队步入教堂，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后排男女同学忽然鹊声四起，然后是掩面而笑。之后，我才知道我早上从玉皇阁夹道背着书包上学时，外裤中没穿内裤，外裤不知何时被划破一个三角洞口，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学着不见，后排同学却能看得一清二楚。本来我这个光葫芦头的农村娃子，走进北平学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上那裤子后的洞洞，便引发了这场笑剧。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自己的破绽所在，立刻面红耳赤，这时，一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突然对嘲笑我的同班同学喊了一声： “严肃点，别嘲笑农村来的从维熙同学，你们油头粉面的，就自认为好看？呸——” 如果说我在北平小学上学，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的话，这是惟一的印象；如果说同班同学谁使我难忘的话，就是这位刘惠云。她家住在大红罗厂，粉面蛾眉、前额开阔、肤色白皙、家中富有，据说她父亲是国民党金融界中的一个要员。十分凑巧的是，后来我混迹北平二中读初中，学校去颐和园游园时，正逢与刘惠云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与她在颐和园后山不期而遇。我佩戴着二中胸章，她佩戴着女三中的胸徽，由于有她对我裤子破了洞抱打不平之举，使我和她都萌动了少男少女之情怀。她把她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却胆怯地不敢去拨动电话（当时北平二中传达室有一台老式摇棒电话机）。倒是她先给我来了一封短函，要我去西单蟾宫电影院去看一部美国的《绝代佳人》电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约。 是怯懦？有这个成分。是缺乏严密条理？这正是少年“维特”之缺陷。我在这场初次约会中，竟然带了同班同学谭霈生同往（解放后的著名戏剧评论家，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这个愕然之举，一下挫伤了这位公主的情致与自尊，导致了初约即是幕闭之结局。但我一直记住了她在小学时仗义执言之举，一直寻觅她的消息，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她和她的全家，在北平解放前夕飞往台湾。因而，在1988年春节前夕，台湾《联合报》副刊向我约稿时，我涂抹了《寄梦》一文，发表于该刊春节专号上。文中除问候我在台湾的小姑平安，祝贺我的组合式长篇《鹿回头》在台湾出版面世之外，梦是寄给她的。文中我重忆北平少年时代旧事，祝福她阖家幸福，并希望她不要变成白先勇小说中的平庸的主妇“尹雪艳”，而是青春永驻。心灵永远年轻的“刘惠云”…… 梦！是个梦！当我步入生之冬季，在这多雪的冬天，重温我少年时期，它是一个凌乱而混沌的梦。那不是初恋，是朦胧中青春的苏醒，是儿女情愫第一次撞击心扉。但是这一切都由于我欠缺理性思维，而自我扼杀了。 少年时代，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让自己引为耻辱的“裤子洞洞”只是其中之一件。第二个带有自戕色彩的事，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学，当公榜贴出录取名单时，我竟然漏看了自己的名字。为此，使在北平以当保姆谋生并供我上学的母亲十分伤心，连连长叹我不如我爸爸的小指甲盖。殊不知是我马大哈成习，所导致的后果；待我知道我被录取时，又因没能及时报到，名额己被后门考生取代（这不仅使我刺伤了母亲的心，还失去了与王蒙同窗之机缘，王蒙亦于当年考入平民中学）。没有办法，我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老姨，找了在北平市政府任职的亲戚，经过他疏通关系，我走进了北平二中的课堂。解放前的北平二中与解放后的北京二中一样，都属于一流的重点中学，对于我这个厌恶数、理、化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个灾难。小代数中X＋Y＝Z的公式所嬗变出来的各种数学方程式，使我苦恼万分；并非是我不想知晓其中的奥妙，但就是没长着那样的一颗脑袋，死活进入不了阿拉伯数字海洋，解不开那些数字之谜。由于资质和秉赋之故，在期末小代数考试中，我在同级几十位同学中成了绝无仅有的一个——我得了0分，吃了鸭蛋，成为该班不准升到初中二年级的留级生，创造了我少年时代的耻辱之最。也许在上帝创造人类时，就赋予人的以下几种类型：理性思维型，感性思维型，感性与理性交织型与痴呆型。我自认为我属于第二种类型：即感性思维丰腴，理性思维枯萎的少年。在儿童时，我躲到缸缝里去看武侠小说，而又没有去少林或武当成为武林高手的梦想，因为在我爷爷和我姥爷之间，我崇敬爷爷的满腹文采，而不崇敬我姥爷能舞关云长式的青龙偃月大刀。到了北平之后，我接触到了笑天主编的一本《太平洋月刊），我把它翻了又翻，读了又读，竟然有了写文章的梦幻。假如寻找我的处女作的话，应当算是“裤子漏洞洞”——我在西四北小学上六年级时的那篇习作。当时，我的一双童眸，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南逃之前的腐败与糜烂，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激于少年义气，我写了一篇题为《大红门里的笑声》的东西（非小说、亦非散文，算是“四不像”的文章），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沓无回音。 进了二中，我读了许多小说。除去日伪时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写抗日战争中儿女浓情的小说《青青河畔草），读得滚瓜烂熟（此部小说改成了电影，女主角由王丹凤主演）。二中教小代数的老师姓蓝，记得有一次他突然提问我说：“我刚才讲的什么？”我站起来，茫然不知所措，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蓝老师说：“你有什么病？你不看黑板，两眼总朝窗户看什么，那儿又没有金凤凰！”我的同座同学叫李玉成，他的数、理、化才能比我强不了多少，属于班内倒数第二。下课之后，他同情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正在想《青青河畔草》中男主人公被炸弹伤及了双眼，在医院里和女主人公的邂逅相逢呢，那情节使人难忘。对吗？” 真算是知己知彼，一矢中的。因为我读《青青河畔草》时掉过泪，书页上留下了我滴在书页上的一圈圈泪水。事隔多年之后的80年代未，我接到鞍钢总工程师焦玉书的一封来信，他说他读我的小说想起了我，他当时正从北欧访问归来路过北京，因时间紧迫不及会面。我复信给焦总说：“同窗之时，你是班里的理、工科尖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理所当然。我自小属歪墙斜木，歪嘴和尚难与释迪牟尼媲美，当时只因机缘，使我误入二中这所学府圣殿，使我们成为同窗。为此，解放后的二中，曾几次要来家拍我的录像，作为学校资料存档。我一直婉拒，因为我这个留级生，生怕误人子弟，沾污北京二中名声……” 二、玉米粥泼在母亲身上，也泼进了我心里，“……要依靠自己”，寡母的叮咛为我输入了向命运抗争的血液。 母亲为我的留级神伤至极。当时，她正在内务部街北平二中的斜对门，为一个祖孙三代之家当保姆。母亲怕我难堪，不许我在同学们之间张扬，更不允许我带同学来主人家打扰。土地改革年代，从氏家族中在乡土虽无恶迹，爸爸又是被国民党关押至死的知识分子，因家庭阶级成分属小土地主，亦不能逃脱时代变革的洗礼。毕业于辅仁大学国语系的家叔，便成了维系全家生活的顶梁支柱。当时，他先在北平万慈中学当语文教师，后去通县男师及男师附中，担任教导主任。我爷爷、奶奶及我另一个家叔和婶母的生活负担，都背在当教师的叔叔背上。他本来就是驼背罗锅，因时代巨变，他身上的负荷变得更为沉重。我母亲生性好强，一不想寄生于我舅舅家（他是当时财务局的财税科长），二不愿再增加我叔背上的负担，便毅然走进这个三世同堂之家，为供我上学而当了佣人。 我每次避开同学悄悄溜进那扇红门之家，心中便顿生悲凉。常常见到的一个镜头则是，母亲在一个大铁盆里为三代人洗着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后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来搓去，肥皂泡沫沾满她的手臂。她勤奋而无休止地劳动，全然是为了我这个没有出息的儿子。 留级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于门侧。我深知这对失去丈夫的寡母，将如尖刀剜心，思考再三，还是拐弯儿告诉母亲比较妥当。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师范学校读三年级的小姑（后来，国民党南逃之前，曾在北京招聘一批到台湾从事国语教学人员，我小姑报考被录取，于 1948年去台湾当了教师，她生性乐观豁达，是爷爷和母亲之外，最最喜欢我的人），听了我尴尬的陈述之后，反而开导我说：“我看得出来，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干脆，去通县师范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动员我母亲松口，能允许我离开北平二中。 记忆中我的离校问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我母亲受我父亲的影响极深，虽然她并无文化，但从父亲那儿趸来了这样一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雇用我母亲劳作的家庭主人，是银行里的高级职员，都一致反对我离开二中，要我宁可留级，也不要离开二中，因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学。后来之所以我能去了通县，要感谢解放战争东北战役的不断胜利。我母亲服役的那个家庭，尽管并非国民党官僚，但也患上了“恐共症”，于1947年底，即准备南去台湾。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离开二中的纠葛，因为我母亲难在慌乱的北平城，找到另一个劳动之场所。 “真是我的命运不济。”母亲说。 “是我不好。” “要是你爸爸活着你就不会留级了。”母亲又说。 我也应声着，但心里并不服气。心里想：要全是我父亲那样的人，不都是发明家和工程师一类的人了？谁去写《石头记）以及《青青河畔草》之类的小说。世界变得太严肃了，太条理化了。像小时候看见母亲开鸡窝那样，天亮了把鸡放出窝；天黑了鸡回窝，又把鸡窝石盖顶上。 由于母亲不情愿去通县，致使我在留级的新班里又读了两个月的书，最后才和母亲一块儿去往我通县教书的叔叔家，到通师附中跳班到初中二年级。如果把先天的血统的隔代遗传论抛开，而专谈后天人生对人的塑造，在通县上学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到了通县不到半年光景，首先是爆发了家庭矛盾，而这矛盾的焦点，是一个“穷”字所致。 当时我在学校住宿。爷爷、奶奶以及两个叔婶以及他们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8口，挤在西门内东北后街的两间房子里，加上我母亲，9口人两间房子和一个过堂间（做饭用的过堂间，摆满锅碗及灶具等），挤得如同蜂窝。焦点问题中的核心，是我母亲和我是没有依靠的孤儿寡母，于是在一个星期日，我从学校回家看望母亲和爷爷时，便目睹到了一场我婶母抢我母亲手中粥碗之断肠戏剧。那年我16岁，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点人间的世态炎凉： “你滚——”婶母一边夺着母亲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面粥，一边对我母亲下逐客令， “他叔（指我当教导主任的叔叔）没钱养活这么多的闲人！” 我母亲本来就个性倔强，立刻反唇相讥道：“我又没吃你的饭，是他叔同意我们母子俩来的；维熙上学又没花你的钱，是我把婚嫁时的首饰卖了，交的学宿费。” 听见两个儿媳为一碗玉米面粥争吵，爷爷在里屋只是老泪纵横。他得了脑血栓，不仅成了瘫子，还由于语言障碍而成了哑巴。但他神智并没有因血栓而变得糊涂，他拉起我的手不断揉搓，表示自己对此事的无可奈何，那一滴滴眼泪是为我们母子而流，因为我父亲过早地过世，才演绎出这样的悲剧。 滚烫的粥撤在我母亲的衣襟上，我母亲把粥碗用力往桌上一礅，突然说了声： “我走——我走——” 我挣脱开爷爷的手掌，跪到母亲身边，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只是泪眼巴已地望着母亲。我知道母亲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一旦做出决定决不更改初衷。但是她能去哪儿呢？去北平的舅舅家？这不大可能，因为她看不上舅舅的行径。舅舅身为税务科长，属于贪官污吏之类，赏姐姐一口饭吃虽不成问题，但是母亲一直轻蔑舅舅行为的浪荡不羁：他出入于舞厅，浪迹于花街柳巷。他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儿，一副潇洒的公子哥儿气派。他先后娶过五房妻室，最后一个妻子是当时北平花腔女高音马怡庭。本来马怡庭痴情于钢琴圣手老志成，可是我舅舅硬是凭借着风月情场上的技能，把马怡庭从老志成身边挖了过来，成为轰动北平的桃色新闻，各小报纷纷刊载（到了80年代初期，我和老志成同为北京市政协常委期间，我曾就此事问及过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著名钢琴家。老人表面上似已淡忘了此事，但他那双枯干的眼神里，却闪出了泪光）。我母亲不理解更不谅解我舅舅的浪子行为，因而绝不会去我舅舅家讨食的，她最后的决定令我吃惊：“我要回老家河北玉田代官屯。” 我当时虽然年幼无知，但随着家境变迁，对“地主”一词也不是一无感知，我深怕母亲还乡会受到歧视，但16岁的我又无计可施。教书的叔叔，也出来劝阻嫂子说：“他婶脾气不好，嫂子你别在意，就在这儿凑合着过吧！让你走了，我对不住死去的大哥！” 母亲执意不从，果敢地孑然一身还乡了。记得那是一个冬季的早晨，我送母亲去长途汽车站。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我为母亲提着一个小小包裹，走在她的身旁。在我生命的年轮史上，这是我第一次的付出，那小小包裹虽然不沉，可是它是我从母亲手中夺过来，提在我手上的。 母亲无泪。 我流着泪。 母亲用手抚去我头上的雪花，并为我抹去脸上的泪：“你该像你爸爸那样，好好用功。” 此时母亲的话字字千金。我应声着：“妈的话我记住了。” “还有……要依靠自己。”母亲叮咛我说，“不要想依赖任何别人。” “我懂了。” “你回去吧，该误你第一堂课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说，“长大了，我一定要把妈接出来，您要保重身子。” 母亲走了——走在严寒落雪的冬季。在这个冬天，我似乎一下长大了许多，我仿佛第一次感悟到了责任。我不仅仅是一个母乳的吸吮者，还应当给母亲以乳汁；我不该仅仅是一个爱的容器，还应该有爱的付出。事隔多年，我把这一天视若我少年和青年分界的界河，16 岁的我提前进入了青年期，我再也不是嗷嗷待哺的幼鸟，我该是飞出树巢独立觅食的一只乌儿了。 80年代，一些文学评论家由文及人地对我进行评说时，常常只提到了20年劳改生活，对我进行过炼狱般地锤炼；而我少年时代即心揣磐石，却一直罕为人知。这一段少年生活中的感伤，对我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如果说我所以能走过20年劳改生活的凄迷驿路，没有沉沦，没有颓废，没有自残，都能从我母亲性格对我的影响和雕塑上，找到根源。新时期文学开始至今，我之所以有三十多部小说、散文集出版（包括港、台及外文版），都是在劳改生活中精神的一种延伸。十几年来，我惜时如命，婉拒过多少游山玩水的邀请；一个老北京，至今我尚未去过天坛，我属相酉为鸡，实则内核是一头牛，只知在稿纸上耕耘播种，但我这头牛是一头带犄角的牛，面对文坛上形形色色的假面舞会，以及无耻钻营、溜须拍马之类，一律冷眼相待。1990年我拒一个文坛权势人物于家中铁门之外，则是我的性格表现之一。而这一切，都非我祖父隔代遗传之功，而是社会以及我那苦命母亲对我影响之结果…… 农民是善良的。特别是我故园那方水土，绝少刁民、无赖，多为勤劳百姓。河北玉田县之县名来源，曾有一个美丽传说：晋时有阳伯庸者，在终南山种石成玉，故为玉田。我母亲返回故里的代官屯亦为山村，与终南山脉系相连，故尔人性温厚憨实。母亲回乡之后，不仅没有受到地主家庭之株连，反而因祸得福。据母亲回忆，当时的村干部见她独自返乡，立刻给她房子和土地不说，考虑到她是寡妇，又是两只小脚，就把她安置到一个从氏堂弟家中去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村干部把乘土地改革之机，滥砍我家昔日林木的盗伐者找来，令其交出林木之钱。当然，村干部对我母亲所以如此优待，根本原因基于祖父一代为书香世家，在村里没有留下任何恶迹；至于村里是否知道我父亲在投奔延安时，被国民党抓获关押致死一事，无从考据。农民就是农民，没有更大的宏观鸟瞰，他们更多是从人性和人情出发，给我返乡的母亲以温暖。因此，我在通县上学时，居然收到了母亲汇寄给我的钱。写此冬季忆事时，不能忘却必须提到的一笔，是我从氏家族中的堂妹从由芝，她出身贫农，却心甘情愿担当起我母亲生活上的助手；下地种田，挑水拾柴（笔者写此篇忆事文章时，我这个堂妹正来我家，她是我委托豪门集团用小车特意把她接来北京的。我母亲思念她，我感激她），几年时间里，她待我妈妈如同对待亲生母亲。 三、叔叔剪贴本的创作启蒙，田秀峰老师的创作激励，走出自卑的我终于能对母亲说：儿子要用另一方面的成绩，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 在这种生活境遇中求学，良知迫使我发奋图强，以求尽快自立。在通师附中，学习环境比较宽松，这首先使我感到呼吸的自如。1949年冬解放大军进入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之后，学校处于冷暖更迭状态，这给本来就不太注重数、理、化的师范附中，更增加了一些发展个人兴趣的生活空间。这时，我有两个志趣得到了发展的契机：一、我进了学校的篮球代表队；二、我兼任起初中墙报（当时叫壁报）的编撰工作。除了这两个工作符合我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并使我的爱好得到了满足之外，最为重要的是我深藏于心扉的文学秉赋，得到了诱发，这对于我在50年代能成为一个青年作家，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一天，我去家叔家中闲坐，正逢家中无人（爷爷病故，奶奶和另一个叔叔去了北京另谋生活），我翻我家叔一个小小书架，本意想找两本小说看看，无意间竟然翻出我家叔的作品剪贴本。灰色的封面，本子内白纸上贴着家叔发表于天津《大公报》的作品。其中有诗歌、小说、寓言、散文…… 家叔笔名陆人，即将繁写的从字分解成六个人字之意。家叔昔日没跟我吐露过他曾有作品面世，我从他平凡的相貌以及微驼的脊背上，也没发现过家叔有这样的文学才情。这个发现，对我犹如一场精神地震，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家叔的寓言小说《阿拉伯数字的故事》和散文《独白》；前者是描写金钱数字与苦涩人生的，后者似为我的堂弟维雄而写。其他诗歌则皆为工整的、仿莎士比亚和白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诗写得朦胧抽象，我一时还难读懂这些诗作中之含义。面对家叔剪贴在笔记本中的这些作品，我怦然心跳不止，短短瞬间，低矮驼背家叔的形象，顿时在我心中拔高了许多。我想，家叔所以从没对我谈及这些，一是因为经济困顿的煎熬——他曾为七八口人活下去而奔忙劳作；二是因为家叔从不知晓我心底对文学蕴藏着地火岩浆——他只知道我是因在二中留级而转到他执教的学校来的低能儿。（时至 1991年春节，我去文学前辈翻译家，诗人冯至家去拜年，这位德高望重的冯至老先生，因为我这个从姓极少，竟然向我询问起从陆人是我什么人来了。我告之是我家叔。老先生感叹不已，说我家叔在辅仁大学时就是才子，只是生不逢时，文才活活被生活葬埋了。老先生告诉我，他结识我家叔是在他主编《大公报》星期文艺周刊的时候，他认为家叔文学夭折于生理上驼背，身体残疾导致他在文学上失去坚韧不拔的笔耕之锐勇。我告之老先生当时的生活沉重负荷亦是他天才凋零之成因。我对老先生回叙当年我在通县上学时，全家生活困顿寒窘之情景，后又告之老先生，家叔已死于“文革”折磨。老先生听罢，感叹唏嘘不已。他说，家叔迈进作家门坎了，肖乾、李广田对他名字都很熟知。连说：实在可惜！实在可惜！）使家叔对我改观的，是当年通县附中又来了一位初中语文教师。他叫田秀峰，当他为我们上第一堂语文课时，居然一反老夫子们的教学常态，在黑板上一连写下三个人的名字——胡风— —冯雪峰——田秀峰。然后狂放不羁地对同学们说：“中国有三峰，乃胡风，雪峰，田秀峰。鄙人即为田秀峰！”听惯了老八股讲课的同学，对此情此景瞠目结舌，而我却对这位老师之狂放神态，十分神往。因为他上第一节课，就表示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熟知和反传统的教学模式。第一堂作文课，他也与其他教师不同，他叫同学们自由命题。他的道理是：自由命题思维可以任意奔驰，不受命题之约束。这位老师对我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这么说，我从家叔的剪贴作品中，受到创作启蒙；在田秀峰老师教学中，得到了创作的激励。记得，在那次自由命题的作文中，我不知是受了李紫尼先生《青青河畔草）的影响，还是通县城郊景物的诱惑，我写了一篇名叫《青青的河边》一文。文中除对夏时的城郊芦苇塘进行了细腻描写之外，还写了一个家居白洋淀水性十分好的陈景文同学，写他在浪中击水的自由自在，写他在芦苇中与同学们嘻戏时的幽默诙谐。没有想到，这篇文章使自喻为“三峰”之一的田秀峰老师如同醉酒，他神采飞扬地朗读了我这篇小文。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这位戴着银丝眼镜的老师，还向全班预言说：“别看从维熙理科极差，文学必将有所造诣；不信的话，咱们走着瞧！”之后，他没把这篇作文发还给我，拿去给我家叔过目，家叔在一天下午把我找到学校教导处，询问起有关这篇作文的事情： “是你写的吗？” 我说：“是。” “不是抄来的？”我说，“我写的是班里的陈景文。” “投过稿吗？” 我告诉家叔还是在大红罗厂小学读六年级时，干过一回，但没回音。家叔告诉我，干写作这一行当，不仅要有才情，还要有恒心——至此，家叔第一次对我的看法有了改观——这是田秀峰老师中间搭桥的结果。过去，我一直自卑，田秀峰老师给了我自信；从自卑到自信的心理转轨，无疑对我生活道路的选择起了很大的影响。探究起来，它不过源于一篇小小的作文，竟然对我的精神起了那么大的催化和辐射作用，像是一簇浪花，深藏着海的神韵；像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人生的朝阳。 我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文学之路的，其实田秀峰老师本人，无法与胡风、冯雪峰相比，他只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书题为《一串念珠》。我读过这本书，其文采都无法与我家叔之作相媲美，可是他是开掘乌拉尔金玉的开掘机，我就是被他发现的一颗文学矿苗（80年代中期，我曾在报刊上就文学教学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及到这位老师的教学特点，就是极大限度诱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不曾料到，此文被田老师的一位友人读到，便把报纸转给了他。不久，我突然接到一封从天津财经学院寄的来信，来信者就是田秀峰老师。他在信中兴奋异常，除告诉我他在该院任教之外，认为他人生的最大快乐，就在于他教的学生中，出了我这样一位作家。三十多年的粉笔、教鞭生涯，他已然忘记了我，过去读我的小说时，有过似曾相识之朦胧印象，经我文章提示，他忆起了在通师附中的往事，还记忆起我的家叔。他说读过我的这篇文章后，他打开酒瓶，喝了个一醉方休云云）。 为了寻找属于我的文学发展空间，在通师附中初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学校（即我小姑昔日读书所在的北平师范学校——简称“北师”），时值1950年秋，还是因数学考分过低之故，我考了个备取第七名，还算幸运，命运主宰我走进了这所以文、体、美出名的古老学府，大作家老舍先生毕业于斯。校园内青松翠柏，钢琴声在耳畔长鸣。解放前，我来校园找我小姑，就喜欢这座校园，此时我成为这个校园的学生，简直是如鱼得水（电影《早春二月》的大部分镜头，皆取景于该校校园）。可惜，后来北京展宽官园马路，将该校拆除了，至今我仍为此而感伤。学校有个几百平方米的大图书馆，我成了图书馆里的一个书虫— —那年我实龄17岁。 那年冬季多雪，而这个多雪的冬天对我格外多情。该年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以铁血男儿之满腔热血，除了申请参加军事干校之外，在该年年底我在《新民报》副刊上发表了《战场去》的处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报）举办全国大、中学生征文，我以碧征为笔名写出《共同的仇恨》的小小说，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获得征文的第一名。我终于看到我的钢笔字，变成了铅字，那种激动和快乐无法用文字形容。记得，当时支付稿酬的办法，是以粮食中的小米斤价为折实单位，报社给了我90个折实单位的稿费。我拿着钱与同班同学刘炳铸、吴学恒，在南横街的一家饺子馆，吃了一顿饺子。碧征之笔名，我只用过这一次，之后便以自己之真实姓名，发表小说于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七月雨》、《老菜子卖鱼》、《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师的信，他说他在该校图书馆里读到了我的几篇小说，深感自己往日眼拙，并称道田秀峰老师是“识马的伯乐”。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学创作中途而废为例，鼓励我一鼓作气，万万不可重蹈他的覆辙。 我激动。 我感奋。 我将稿费寄给仍在故园山村的母亲，并写信给母亲说： 妈妈，您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样的人，但是儿子不是那样的坯子，无法成为工程师或科学家。我留级降班之事，曾刺伤了您的心，儿子今天用另一面的成绩，为您医疗昔日的伤口…… 后来在1954年，我被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工作，母亲被我接回北京后，曾告诉我，村里小学教师为她念这封信时，她流下了眼泪。当然，她流的是喜泪，她万万想不到她的儿子，走了一条与她的愿望截然相悖的路程。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无一不盼望儿女成龙成风。仔细想来，父母实无必要过多匡正儿女的自我选择，更无需煞费苦心为儿女设计这样或那样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条条道路通罗马。重要的是应有能力鉴别儿女们的资质和秉赋，并诱发这种天赋，使其产生光热继而成为闪电雷鸣。其实；过于看重时尚，是一种盲动和肤浅的表现；如果这种功利要求与个人气质逆向，便会造成对人另一种潜在能源的扼杀。试想，如果当时有人强迫我必须学好数、理、化，那么我体躯内的文学秉赋，就可能因为种种干扰而毁灭消亡。 在“北师”3年的学习生活中，我活得轻松自在。除了是学校篮球代表队的前锋，善于闪、躲、腾、跃在乱军中切入上篮之外，一度我还迷恋于钢琴。可惜，父母没有赐给我一双大手，我的手指刚刚够得到八位键盘，要想在钢琴上有所发展，必须要用刀子割开我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虎口。这对我来说实在是残酷了一点，我舍不得为此去医院挨上一刀，何况又有文学与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然有了栖息之巢。 到了1953年夏天，即将从“北师”毕业之前，学校教导主任王胜川找我个别谈话，他告诉我校党委已决定让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系。我只回答了一个“好”字，因为在我看来，作家这个职业，更多地在于自身的内在素质，而不在于外在的营养补充；如果非得汲取营养不可，社会大学是更好的课堂。因而当后来北京市召开人代会，决定提高全市教师队伍质量，学校要我服从大局去当一名小学教师时，我并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失落，我回答了一个“好”字之余，还向学校提出：请把我分配到郊区去，我愿意去农村小学。 该年秋天，我和同级女同学王秀荣被分配到海淀区教育局报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干部还没开口，我就主动提出：如果任教的学校有远有近，我愿意到远离市区的小学；她是女同学，离市区近的好学校应该分配给她。结果，她留在了海淀镇教书，我被分配到了颐和园后边的青龙桥小学——当时，北京市的发展刚刚起步，青龙桥已然算是远郊区了。 这所小学是一所关帝庙改造的，十分破旧，但我很喜欢学校的幽静，每当课毕之后，我在配殿改成的教师办公室，埋头写我的小说。学校教师多数不是青龙桥的本乡人，我一进校，使得教师宿舍显得拥挤，我对两只眼睛外凸如玻璃球似的张校长说。“您别为难，我看锅炉房，只住着烧锅炉的勤杂工一个人，还能再支开一张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了。” 张校长连连摇头：“不行，你是教师。” 我连连点头：“行，我得向工人阶级学习。” 张校长执意不从：“锅炉每天要掏灰，屋内脏得厉害。” 我执意要去：“我不怕脏，您知道我是请求到农村来教学的。挨着锅炉睡，便没有冬天了。” 张校长笑了：“这不太合适吧？” 我说：“合适，不算您分配我住进锅炉房，算我自愿请求住进锅炉房的，这总可以了吧？” 张校长最后答应我暂住几天，等一位姓朱的老教师调回市内后，我再顶他的窝儿。我就这样在锅炉房内住下来了，每天拍打被褥时，尘土飞起尺高，我着实不觉得有碍教师面子，反而自得其乐。在这所小学，我任教的一个班有30多个学生，是几个班级里挑出来的调皮捣蛋生。我想想我自己过去也不能算个好学生，因而在学生们身上我投入了许多感情，注入了不少心血。“家有五斗粮，不当小孩王”，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社会对小学教师职业的鄙薄，我干得却蛮有兴味。这引发了眨着一双玻璃球一般眼睛的张校长，在一次教师周会上说：“青年同志就是有朝气，不仅把这个‘尖子’班带得不错，业余时间小从老师还发表了不少小说哩！同志们看——”他举起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以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小说《远离》。“只是小从老师这号人才，咱这关帝庙怕是大小，放不下这个神灵，终究有一天会被调走的！” 这话被张校长言中了。我在锅炉房与锅炉工为伍半年，1954年初春，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纸调令，就把我调到了《北京日报》。那时，党风纯正，青年人心灵洁白，没有“走后门”这个词汇，是因为社会上没有走后门的行为。据《北京日报）老诗人晏明事后告诉我，是他力荐把我调至报社文艺部的。为了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文艺苗子，在报社资料室丢了刊登我作品的天津日报的情况下，老诗人晏明硬是偷偷撕下公共报牌上的一张刊登我作品的报纸，找到了当时担任副社长、，来自延安鲁艺的周游同志。周游同志十分爱才，便有了我的这次调离。 是直线。 没有曲线。 在学校教师送别我离开青龙桥时，有一个细节至今使我难忘。小学有一架用旧风琴教音乐的王敦礼老师，弹奏了《魂断蓝桥》中的主题歌《一路平安》。而我则弹了一曲泓一法师留下的：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 我很惜别，我掉泪了，这是我的感情表现之一；之二，我当然又很想去报社，编辑部的工作离文学更近（我调到报社不久，我教的那个班全体学生曾去报社看我，致使小小的接待室容纳不下，我是在院子里与孩子们交谈的，足以见得我与青龙桥缘分之深）。从1953年至1957年3年多的光景，我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子和一部长篇小说。正当我全力以赴地创作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业绩为素材的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时，反右的风暴潮席卷而来，我先是被划为右派，后因在京郊农村改造时，对“大炼钢铁”，“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不满，并在向党交心会上，陈述了自己这些看法，被当成“极右”处理，在1960年阴霾的冬季，我和我原来16岁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妻子，一块被送劳动教养，走进了电网和大墙。王敦礼老师送别我时弹奏的《一路平安》没有应验，我在历史的风暴中开始了漫长的劳改生涯（详见《走向混沌）第一部）。划右那年，我正青春；1979年早春归来，我已然是 44岁、饱经沧桑发鬓染白的中年人了。 没工夫叹息。 没时间感伤。 在新时期文学开始的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拿起了笔…… 我喜欢冬季，特别喜欢冬季的雪原，大概这不仅出自文人的孟浪，更因为我穿越过历史的冬季，走过了一条冰封雪飘的马拉松长途。这种对雪国的偏爱，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许多受难、但不甘于沉沦的知识分子。 留在雪原上星罗密布的脚窝，每个脚窝里都遗留下昨日的历史经纬；每个脚窝里，都深藏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情故事；每个脚窝里，都回荡着不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命运抗争的跋涉中，留下与山谷合鸣的悲壮足音。 我喜欢白雪的颜色，因为冬季还代表着土地收获之后的成熟。在我穿行欧洲，在阿尔卑斯山下仰望那终年积雪的硕大头颅时，我想到了老母亲头上的缕缕白发。从人类情感的天平上去衡量母亲，从我4岁那年，她已然跌入了雪的深谷。我向阿尔卑斯山的银冠祝福，向坚韧不拔的东方母亲致敬…… 80年代初期，前辈作家孙犁写信给我，说我20年的流放生涯，从文学的角度上讲，得大于失。是的，冬日的冰雪铸造了我迎难而进的性格，如果我是一路顺风扬帆的逐浪之舟，就难以有今天的三十多部著作面世。因而，我感谢那条漫长的风雪驿路。中国有句成语： “艰难困顿，汝玉以成”；法国大文学家巴尔扎克也说：“苦难是位最好的老师。”我是这位“老师”孕生的一个学生，这或许就是我的生命原色和我文学之本。仅此而已！ 1993年11月17日 于冬日雨雪之中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