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陶然亭》 话说陶然亭 “四人帮”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边缘”的日子里，虽是百业萧条，却也有几处应运而兴，发达得邪乎的所在。比如说北京的公园。除去上了锁的北海，其余的都透着格外热闹。每天从开门到静园，人一直像稠粥似的。细看一下，游客随着时间更迭，也作有规律的变换。早晨开门到八点来钟，是锻炼身体的老人。喊嗓子练腰腿的演员和候补演员们；八点到午后，主流是背着大黑塑料包的各省外调、采购人员；太阳西斜，就换为成双成对的男女青年，远远看去像二路纵队的分列式游行。 老管参加“陶然亭早班”，是因为医生劝他加强体育锻炼。而他在那间小屋里，也确实憋得百病丛生，半宿半宿睡不着觉。 一开头，他只想找个清静地方练深呼吸，做广播操。练了几天，不行。人类还保留着老祖先的群居特性，离群独立在这里也难以生存。你走进树林刚要作深呼吸，来了几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左边一个喊：“谢谢妈！”右边一个唱：“几天来察敌情收获不小，”后边忽然冲你脑勺大叫一声：“我踩着地雷啦！”换个宽敞地方作广播操吧，又有几个武将围着你拧旋子、翻吊毛，最后把你当球网，打起羽毛球来。白色的球像只银镖似的总在你头上来回飞。 于是他想入伙。 折磨了几天，瞅准一个地方。远对云绘楼，近傍鹦鹉冢，松树林中有一张长椅，三个老头固定在那里锻炼。老年人不惹事生非，就参加这一伙吧。 他鼓起勇气走进树林，弯腰踢腿作广播操，老头们看看他，又各自去活动自己的。从此老管就每天到这儿来。日子多了他就分清了三人的面貌：一个收拾得整洁精神，总戴一副水晶茶镜，他心里管他叫“茶镜”；一个宽服大袖，留一撮胡须，他暗地叫他“胡子”；还有一个满头白发，穿一件洗褪色了的旧军装，他送个外号叫“将军”。 早春季节飘起雪花来。老管打着一把黄油布伞，照常来到了陶然亭，一下雪，练嗓的、耗腿的年轻人不来了，身体太弱的老年人也不来了，园子里格外的清静。老管舒畅地呼吸着清凉空气来到小松林，茶镜和将军却早已开始了练功：将军打着伞，茶镜在伞下骑马蹲裆式站着，在活动十个指头。大概老管的坚持的精神感动了他们，茶镜手虽未停，却冲他点点头。老管退休以来，除去买东西，和人说话都很少，今天竟有人向他点头打招呼，心里一阵热乎，连忙对茶镜把头深深点了两点，又向将军着实鞠了一躬。将军打着伞笑嘻嘻地向他也还了礼。正这时胡子穿一件肥大的风雨衣走来了，他一边走一边点头，嘴里说“早、早”，眼神平均地把他的问候分给每个人，也朝老管看了一眼。 练了一套拳后，胡子就说东边有个亭子，不如到那里去坐一会儿。这时老管也不见外，跟着一起往亭子走去。老管主动凑过去和茶镜攀谈。 “您老今年高寿？” “还小呢，才七十一，您怕没有一个花甲吧！” “刚六十一。” “不像。” “您贵姓？” “这个，您就称呼我茶镜吧！” 老管心想是不是自己心里叫他茶镜，不小心叫出了声，叫他听见过？便疑疑惑惑地笑了笑。 胡子插嘴说：“我们都这么叫他。我们在一块遛早二三年了，谁也没打听过谁的姓名住址。” “嗯、嗯。 “倒也没别的，就是图个放心。”茶镜笑着说：“省得说句什么话，过后说的人后悔，听的人也害怕。” 进了亭子，茶镜一放下伞就从兜里掏出个装胶卷的小铝盒和半个怀表壳。他从铝盒里倒出点棕色的粉末，放在表壳里伸到胡子眼前。 “您试试这个！” 胡子用拇指和食指蘸了蘸，然后就举在鼻孔处揉起来：“熏得不错，可惜没买到好鸭梨。” “这话您说！跑遍东西南北城，都是这一份，看着挺水亮，可没味儿！大概是上化肥上的。您也闻一鼻子。”茶镜把表壳又伸到将军面前。 将军战战兢兢用一个指头蘸了点，把它抹在离鼻子老远的嘴唇上，然后说： “像好茶叶味。” 茶镜把表壳又伸到老管面前，这友好的举动不能谢绝，老管就一边说“谢谢”，一边用手指蘸了点抹到鼻孔里，立刻鼻子一辣就打起喷嚏来。 “这是提神的，”茶镜自己闻着说，“您是不是觉着清醒多了？” “嗯，清醒——啊嚏——多了。”老管掏出手帕赶紧擦眼泪。 这一阵友好交流过去，将军就从兜里掏出本书来，问道：“再读一段？” “当然，当然。” “甭问。”茶镜说。 胡子接过去就大声念起来。念的是毛主席著作。 总共就念了一小节，将军按自己的体会发表了一通议论。胡子和茶镜听得连摇头带点头——说到毛主席的英明论述就点头，对照现在有些人的作法就摇头。老管感慨地说：“没想到你们老几位还天天坚持学毛主席著作，而且学得这么认真。” 将军说：“我借他的眼睛使，我的眼被伤害了，一看书就头痛。”胡子说： “我们借他的头脑用，刚才他讲的您听见了，不是比报纸上说得更叫人人耳吗？” 茶镜说：“也没别的，就是听听毛主席到底怎么说的。要不别人总说是按毛主席指示办，可干的事越看越别扭，也弄不清到底是咱反动。还是有人玩花招！” 闲谈了一阵，胡子站起身说：“到点了。明天见。” 胡子和茶镜出东门，老管和将军出北门。分道之后将军对老管说：“你这个年纪练广播操不合适了，明天我教你太极拳吧，吴式的。” 老管笑道：“我这个锻炼有一搭无一搭，练什么都行，只要能消磨时间就好！” 将军说：“革命者只有积蓄力量的时间和使用力量的时间，哪有供消磨的时间呢？” 老管不再说什么，将军也不再问什么，两人在北门外分了手。回去的路上老管觉着心里有了暖气，腿上有了力气，快到家门口他才琢磨出点味儿来，似乎今天又回到了人的世界！ 第二天起老管就跟着将军学太极拳。 老管已经有些年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敢学了。所以学习这件事本身就使他很兴奋。等到将军教了几个式子，又讲了通阴阳虚实，以意带气的原理，他可人了迷。他要求将军重新把已教过的两个式子丁是丁、卯是卯地再来一遍。这个要求，使将军大为高兴，他脱掉外衣，不厌其烦地一个关节、一个重点地细说，直到他自己脑门见了汗。 “今天就到这儿吧。”将军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学风严谨，一丝不苟的人。我们国家就需要多有几个这种人，这作风要保持下去。” 老管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像挨了一棍子。心想这不前功尽弃了吗？他自从背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游街起，就立志把那勤谨严肃，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扔进垃圾箱。几个所谓“造反派”大大成全了他这一志愿。不仅拆散了他的攻关组，封闭了研究室，把技术资料当作罪证送进“反白专展览会”，而且最后把他这个人也踢出了职工队伍。他暗自庆幸，要不是自己早有了远离学问的准备，怎禁得住这么大的打击？没想到刚学了两个太极拳式子，苦心扔掉的积习就又回潮，甚至潮得叫人看出来了。再联想到将军说的最后一句话，有股说不出的苦涩味硬在嗓子眼。 老管坐在椅上，为了赶走心头的杂乱就注意看别人练功夫。看了一阵，瞧出点门道来，敢情茶镜和胡子练的功夫都挺特别，从来没见别人练过！茶镜是骑马蹲裆式站着，像触了电似的抖动十个指头；胡子前腿绷，后腿弓，单用一只左手握着他的手杖左右地画圈。 大家收住式子回到椅子上来时，老管就好奇地问茶镜：“您练的这是哪一功？” “家传的功夫，没名。” 老管又问胡子：“您老那一套？” “自己发明的，我起名叫肘臂功。” 老管问有什么功效，胡子不回答，却把手杖送给了他。 老管伸手一接，由不得大吃一惊，竟是竹竿里藏着根钢筋！有大拇指粗细。 老管吃惊的样子引起三个人大笑。茶镜说：“我看你左手耍棍一点也不哆嗦了。这套功夫果然练得有效。”胡子说不光锻炼有效，这和他戒了酒也有关系。 将军说：“你真把酒戒了！那我得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祝贺你。” 胡子说：“这也要归功酒厂，他们能把白干烧得又酸又苦，也不容易。” 说到酒，可触到了老管的伤疤上。他一连摇了几下头说：“说不得。”说是 “说不得”，可一口气就说了下去：选料不顾标准了，酿造不守规程了，质量无人检验了，工艺无人监督了，老工人派去看大门，工程师调去管过磅……正当大伙听得人港，他却嘎然而止。原来发现说得兴头，又打破了自己定的“不谈业务”的清规。 这隐情仿佛在座的人都无语自通，所以谁也不往下追问，只是带着怀念的口吻说起十年大庆时摆满大酒馆小酒铺的各色名酒。将军还说日内瓦会议时，周总理用茅台酒招待各国领导人，宴会后酒瓶子都被客人要走当了纪念品。 他们以为把时间拉远就会让老管从不快中解脱出来，可没想到只要不离开酒字，他就仍然陷在烦恼的漩涡中。他们说到的那些酒。有的是他参与酿造的，有的是经他品尝评定的，茅台包装的定型化他也参加了一定的意见。他们越谈他心里越腻味。直到读毛主席著作，他也没从那忧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将军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别犯愁，将来那些名酒还会摆满我们的大酒馆小酒铺，而且还会有新品种新风味。因为喝酒的人喜欢这样，造酒的人也喜欢这样。” 老管苦笑着说：“还能有那一天？” “有积蓄力量的时间，就一定有使用力量的时间。” 学习时间他昏昏忽忽什么也没听进去。临到散伙了，走在湖边上他倒清醒了些，忽然想起了一句刚才要问的话。 “胡子戒了酒，你说代表成千上万的人祝贺他，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对成千上万人有好处。”将军说。 “你怎么知道呢？” “里四大家族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百姓也是这样。一个人的长处对所有的人有利，短处也就值得大家担忧，虽说没有用电子计算机核算过，可肉烂在锅里，我这算帐准不错，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 “嗯，怕不一定，”老管琢磨着说，“要退了休呢？” “胡涂话！官衔、职务可以退，对人民的责任，对国家的义务，这是与生命共存的东西，怎么退法？” “要是有人不许你负责任，不让你尽义务呢？” “除去夺走生命，不然怎能办到？” 老管不再吱声，可是心中不服。心想你们老三位不也和我一样，每天到陶然亭一泡就是半天？冬去春来，人海沧桑似乎与你们都无关，还谈什么负责任、尽义务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等老管学会一套吴式拳，已是1976年4月初。 这几天天安门前花如海，诗如潮，整个北京城的人，两只眼睛都闪起了异样的光彩。老管一天没动，两天没动，第三天忍不住了，出了陶然亭蔫不溜地坐车到了前门，然后顺着广场往北走。许多诗词、花圈都迫使他留步。他又爱看，又怕看，惊喜地发现人民发出如此强力的吼声，又担心会引出什么祸事。使他注意的还有一幅国画，画的是在一棵松树上立着一只鹰。老管喜爱国画，在被抄家抄走的东西中，就有一幅名贵的国画，画的也是鹰，那是名画家华一粟的作品。听说华一粟叫几个 “造反派”把右腕骨砸成粉碎性骨折，已经僵直，终生不能执笔了。他被没收的那幅鹰，怕也早已翻过来写了大字报。今天看到的这幅鹰，笔法很像那一幅，使他怀念起看熟的那张画和从来未见过的画家本人。怀念起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归结到怀念保护、扶持这一切的周总理。他觉得脸上冷飕飕的，两颊已经湿润了。 一股人流拥来，把老管挤到了一边，他回头一看，只见人群中间两只巨大的花圈露出在人头之上，隐隐听见洞箫演奏出的哀乐声。那是中国传统的葬礼用曲，已经多年没听见了，一听那旋律仿佛碰见了熟人。老管踮着脚，想看看清楚，可是人群太厚，他看见的仍是那露出人头的半截花圈。 第二天打过拳，读过书，到了闲聊时间。这时，旁边有两个生人，老管没注意，就冒冒失失地说：“听说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呀……” 茶镜正往表壳上倒鼻烟，顿了一下，看看胡子。胡子伸手蘸了点，往鼻上抹着说：“嗡嗡，今天这点烟味更醉了。” 大家都不再吭声。 老管觉得这里的气氛和天安门前，完全是两个时代，两个世界，很有点气闷。忍耐不住，又说了半句： “这人民的意志……” 茶镜把表壳伸到老管面前说：“你尝一点？”将军站起来点点头说：“西边月季国的月季开了，血点红，凤头紫，照夜白，各按各的意思开，合在一起就成了春天。你看他们在冬天全都残枝败叶，原来心里在暗使劲呢！” 说完他冲老管神秘地一笑。 大家心里都不痛快，散得格外早。老管一个人往回走着，觉得和天安门那热烈沸腾生活相比，这陶然亭简直是坟墓。 想到自己是被人硬逼着走到这坟墓里来的，既气不忿，又委屈，可又想不出离开这一伙他该往哪里去。 这天晚上，他早早就铺上床要入睡，可是居民组长砰砰地敲门，叫他上民兵小分队听广播去，全市居民一个不能落。 他到了民兵小分队，人已挤满了。和平日居民开会一样，人们都低眉敛眼，不说不笑，全屋里冷森森的。他觉得有些异常。 八点半钟，广播了《人民日报》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听完广播，他浑身乏力，腿软得连楼梯都上不去了。这晚上他一夜没有合眼，这时他才发觉自己从天安门广场回来是暗暗滋生了一线希望的，只是在这希望破灭之后他才看清它。 很奇怪。昨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自己一点风声没听见？原来从天安门回来到今早上去陶然亭自己和谁也没接触。而今天从陶然亭回来自己又反锁了门。那三位老兄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反响呢？一定仍是那样木然处之。他觉得能锻炼成那样没有烟火气，着实不容易。锻炼为了活着，活着为了锻炼，这种循环太有点嘲弄味道了。 外边传来第一班公共汽车的滚动声。他起床、穿衣，然后从紧锁的衣箱中找出一瓶密封的“燕岭佳酿”。这酒是他研究一生酿造，最后的一次成果。本来是留下作了纪念的。出了四月五日那样的事，他觉得这个纪念没有意义了。应该让它和自己的事业一起被忘却。他带着它去陶然亭。想和那三个伙伴共同喝光，当作和自己的大半生告别。他把酒放在书包里，提着来到陶然亭。这天早上来的人特别少，可三个人却都早到了，各自站在各自的位置上，练自己那一套功夫，不比往日用力，也不比往日松懈，一切和昨天、前天、大前天一样。 老管把书包挂在松树上冷静一下，也开始打自己的吴式拳。 学习的时间，将军掏出毛选第二卷来，翻了半天，指着对胡子说：“今天临时改学这一段吧。” 胡子就念道：“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 念完之后，将军照例要谈几句体会。可今天他半天没吭声。 大家说：“该你了，怎么冷场呢？” “我想说的，毛主席早说透了，”将军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脑门说：“老一辈的，周总理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小一辈的，这几天给咱们当了先锋。前有车，后有辙，咱们剩下路都不多了，没多少工夫再闹鬼打墙，奔有亮光的地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吧。这几年，咱们的家底，凡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都抖落得差不多了。还有些家底是在人们心里、脑里、手心里的。这一部分更宝贵，更难得，谁要有谁就把它看好吧。不然等到有一天人民用着它时，发现保存它的人白把它扔掉了，那可上对不起祖先下有罪于子孙了。” 将军说完，眼光朝每个人都扫了一下。老管感到脸有点发热，躲开了他的视线，心想也许将军是泛泛而论，并没有所指吧。 到了聊天的时候了。胡子提议今天往西边转转，那里有个幽静所在，而且他有点东西给大家过目。 过了白石桥，绕过云绘楼，转过一道山口，步人一片园中之园的草坪上。这里密密种了些云杉、雪松、柑桔、冬青。胡子并不停步，领着大家照直钻进雪松林里。找一块宽敞地方站稳，从他的蓝书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包，打开报纸，取出一轴画卷，抬手挂在云杉上。 这是一幅国画，画的只是一棵青松和一只雄鹰，那鹰却是展翅飞翔着。边上题着字： “雨辰清明后二日，有感而作，一粟左手。” 老管像被电一击，呆在那里了。 将军过去拉住胡子的左手，眼睛湿润起来。 “天安门前那一幅真是你画的，你真是华一粟，你的左手真……” “我的左手是你给它生命的。一年多来你旁敲侧击，总是启发我，鼓励我。我不想再对你隐姓埋名了，叫你看看，叫你放心……” “是叫总理老人家放心！”将军说，“我们没权利放弃自己责任，年轻人都走到我们前边去了。” 茶镜不声不响，从书包里掏出一支牙色的箫，靠在树上，呜呜咽咽吹出支送葬曲。老管顿时想起了在天安门广场听到过这个调子。将军和胡子把脸转向茶镜，屏声敛气听他吹奏，可是茶镜没有奏完，把箫夹在腋下，摘下眼镜，去擦眼泪，箫落在草坪上。胡子赶紧捡起来。他看看策上刻的字，拍拍茶镜的肩膀说：“这箫是你自用的？” “是的！” “你是箫子良？” “不错。 将军和老管把疑问的眼光投向胡子，胡子说：“京剧界的老前辈，给梅先生、程先生保了多年弦的，总理很赞许过。” “他们掰断了我左手三个指头，”箫子良说：“我已经发誓至死不摸乐器了，可天天听他开导，我活了心；见你咬着牙练拐杖，我动了情。这才下狠心练我的手指头，现在弦还不能拉，可吹管可以按眼了。” 胡子问将军：“你对我们这么关心，是不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我就知道你们是中国公民！”将军说，“有权势的一伙不会往这里凑！真正的反革命不敢往这里凑！我只是尽了个革命同志的义务。习惯使然，没有特别用心关照哪一位呀！” 胡子问：“能不能让我在画上题个款，送你作纪念呢？” “画我保存，将来送给配得到它的人，我的名不值一题，要写就写革命者三个字吧。” 胡子从书包里掏出墨盒毛笔，题了“献给革命者”几个字，卷起来交给将军。老管心里一动，把那瓶酒也掏了出来说：“这个也交你保管。” 将军问：“什么意思？” “我，我决定把我中断了的一项研究再拾起来，那是一种新酿造法。将来有了用那种方法酿的酒我再拿一瓶来，两瓶放在一起，请你们品评。” 将军接过酒，用力地抱住老管说：“我说没有可供消磨的时间，说对了吧？” 在那一年十月的狂欢日子里，游行队伍经过陶然亭墙外，都看见土山上有一支小小的啦啦队，一个挑着国画，画的是被绳拴着的四个螃蟹；一个拉着二胡，奏的曲子叫“大得胜”；还有两人各执一面三角旗，上边写着“高兴”、“痛快”。 中央某部的队伍经过这里时，人们骚动一阵，大声地朝那四个满是白发的人喊起来：“老书记、老书记、老书记！”拉弦的。举画的和一个打旗的全把疑问的目光投向穿旧军装的那一个。那位老人两手高举，连连点头示意，满脸泪痕，连山下欢呼的人看得都擦起泪来。 这四个人如今仍然准时在小松林中相会。但是已经把闲谈的节目取消了。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