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城的事》 这本日记的由来 1994年5月，我父亲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他的个人画展。画展结束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有两位韩国客人同一名女翻译到石家庄家中拜访父亲，说画展的最后一天，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看了画展，很为那些作品而感动。遗憾的是他们因事急于返回汉城，没有见到我父亲，只委托那位身居北京的女翻译和我父亲会过面，并问到了我家的详细地址，准备日后登门拜访。后来据我父亲回忆，他在展厅确实见过这位翻译小姐，但她的言语却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更没有做这次见面的准备。所以这三位客人的来访颇有点不期而至的意味。据他们说，今天早晨他们还在汉城，中午飞抵北京，晚饭前才开车从北京出发，现在已是晚上近10点钟。两位先生作了自我介绍，一位姓洪，一位姓李，翻译小姐姓白，中国朝鲜族。 我端详这两位韩国先生，洪先生50岁左右，个子很高，身材魁梧，脸形较宽，面部较平，是典型朝鲜族传统的方形脸。后来我读过有关韩国人脸形的资料，得知洪先生的这种脸形被认为是男人忠厚、和善、可靠的表征。我还得知，当今韩国男人的脸在逐渐变长，但，洪先生的这种方形脸，仍然具有明显的亲和力。那天晚上的洪先生显得有些疲惫，我想大约是因为旅途劳顿吧。但他却竭力保持着微笑，话不多，语气是和悦、诚挚的。似乎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心理基础在做底：他们致力要把这次的拜访完成得尽善尽美。洪先生的同伴李先生在那晚的拜访中是位“主讲人”，他个子偏矮，年纪比洪先生略轻。但是他的矮个子并没有妨碍他四射的激情，或者换句话说，很多矮个子的人，往往比有些个子高大的人更具一种抓人的气势和更加旺盛的精力。眼前的李先生显然属于这样的男性。他首先开宗明义地讲述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次迫不及待的旅行，而这次旅行之后的期待又是什么。一切都因为那天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看了我父亲的画。从那天起他就不能再平静了，因为他们正在韩国完成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计划。他们将要建造一个亚洲一流的美术馆——亚洲美术馆。这美术馆不仅仅属于韩国，它将属于亚洲，乃至东方和全人类。为了这美术馆的建立，必得有几位东方艺术家的作品做基础。目前建馆和收藏正在同步进行，我父亲便是他们“相中”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当时李先生的谈吐和举止使我更多地想到了欧洲足球界的“球探”，但当他谈起艺术时又确是不容置疑的行家。他对父亲的艺术作了十分内行的分析，分析中流露着对父亲作品的痴情。在谈到某张作品时，他甚至激动得不能自制，常常手舞足蹈。为了证实他们行为和身份的真实性，李先生还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一瞬间我注意到了名片上的字：李在兴，亚洲美术馆馆长。接着，李在兴馆长又把洪先生作了含蓄而敬重的介绍，他虔敬地称他为洪大哥。从介绍中我得知“洪大哥”名叫洪正吉，可能不是亚洲美术馆的财力鼎助者，但在韩国是位极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家，此时似是这个计划的掌舵人。李先生常常撇开翻译和洪先生做着私下交流，显然是在向他请教着什么。 但，李先生和父亲的谈话却是艰难的。面对李先生光芒四射的演说，父亲一直表现出客气的警觉。父亲的态度不无道理。就在前不久，他为之工作的画院也曾来过两位韩国先生，身穿风衣，头发乌亮，很是有些派头。他们也声称为韩国某美术馆（或某画廊）挑选作品。他们请几位画家把作品在展厅一字排开，草草看过便要全部“收藏”。且出价之高，倒让几位画家有些瞠目了。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历来是卖方要价，买方杀价。事情一反过来，便显得有几分奇异。又有画家拿来些作品，两位韩国先生看也不看地声称“都要都要”！之后又当众宣布明天就来付款取画。但第二天他们没有来，又过了一天他们还是没有来。许多天过去了，他们没有来。有画家想打听他们的踪迹，可惜他们没有留下地址、电话。这两位韩国先生的行为成了一个谜，似乎他们的到来就是为了显示一下发达国家的“豪爽”。中国有个传统相声叫《逗你玩儿》，这不就是个“逗你玩儿”吗? 那次的事父亲没参加，是因为他不在单位。但这事却引发了他的警觉：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国人遇到什么情况也许都属正常吧。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曾向洪、李两位先生提及过此事，他们都坦诚地说，有，韩国有，全世界都有这种人。 如果说父亲对韩国人的警觉来自于那次的“逗你玩儿”事件，我对韩国的了解则多半来自上世纪70年代朝鲜的一些电影。那时中国人习惯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北朝鲜，称大韩民国为南韩。南韩当然联系着李承晚“匪帮”，而李承晚“匪帮”背后是“万恶的麦克阿瑟”。实际上，在1994年的5月，多数中国人对当代韩国和韩国人基本上是不了解的。中韩于1992年8月建交，距这时刚刚一年多。在我的少年时代，一提起韩国，首先会想到某些北朝鲜电影里的韩国“特务”形象。比如当时有一部名叫《看不见的战线》的电影，影片中一位化装成教师模样的南韩越境特务手拿一本书，和北朝鲜的暗藏特务对接头暗号： 问：你拿的是什么书？ 答：歌曲集。 问：什么歌曲？ 答：《阿里郎》。 我看这电影时正读初中，这段对话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上课时就有学生压低嗓音问旁边正在阅读课文的同学：你拿的是什么书？……而女生们更感兴趣的是另一部反间谍电影，说 一名南韩女间谍潜入北朝鲜去冒名顶替一个名叫贞姬的姑娘，为此她在韩国做了面部整容术。这高超的整容术真的奏了效，使北朝鲜人对两个贞姬真假难分。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间谍对于朝鲜的渗透和整容术的先进就是韩国的两大特点。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中国人对今天的韩国有了新鲜而又具体的感知，这感知不再是朝鲜电影中的戏剧化脸谱。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1997年它已正式被接纳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通过电视对汉城奥运会的转播，中国人还亲眼看见了韩国的美丽、文明。一个有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美称的发达国家摆在了我们眼前。但是，间谍的暗号和整过容的假“贞姬”，有时仍闪现于眼前。 在1994年5月的这个晚上，已是凌晨1点有余，谈话仍在艰难地进行。这时那位高个子洪先生偏又出现了一种异常情况：频繁地、一趟接一趟地去卫生间，这行为仿佛与他那和悦的有教养的谈吐很是不相符。每次从卫生间出来，他都会有些发愁地却又带出几分抱歉地冲我笑笑，好像在说，你看，我也不愿意这样，不过真是没有办法。然而抱歉的笑容未尽，他便又一次冲进卫生间。他头上淌着汗，脸色变得黄白，一手紧捂肚子，弯腰辗转于沙发间，似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这使我心里方生出一种同情，也许这该叫做“恻隐之心”？我想他这是肠胃出了问题，他在拉肚子。我拿出两粒黄连素请他吃掉，告诉他这是中药，吃下去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的。这位洪先生对我拿给他的药倒是没有丝毫的不信任，他立即吃了，虽说还是有点愁眉苦脸，人倒是安静了一些。许多年之后，洪先生成了我父亲的朋友。我们经常拿他那天的拉肚子寻开心，他告诉我说，那天因为急着往石家庄赶，没来得及吃晚饭，只在路边一个小摊子上吃了点东西，接着就开始肚子疼。刚进我家时还强做忍耐，后来就忍不住了。我问他疼到什么程度，他说，唉，这么说吧，我没有生过孩子，我想生孩子也不过如此吧。可惜我疼成那样都没打动你爸爸，我的难忘的石家庄之行啊！ 那个晚上，李先生却不顾他洪大哥的痛苦万状，继续说服着我父亲，此刻重要的好像不是洪先生的肠胃，而是我父亲那一身警觉的不能被解除。为此，李先生颇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意志，和一种不顾人脸色的执着。他豪情满怀地一遍又一遍地向父亲描绘亚洲美术馆的前景：该馆将为几位中国艺术家建立个人馆，我父亲就是他们将要为之建个人馆的艺术家之一。这种个人馆的建立必得有足够的藏品，待藏品具一定数量时，便首先在汉城举办画家的个展。由此，这种交往将是长期的。接着，李先生便举出了几位中国画家的名字，说这些画家正准备同他们合作。父亲对这几位画家的名字很注意，因为他们确是当代中国画界颇具实力的画家，有两位还刚刚在北京同父亲见过面，那是周思聪和卢沉先生。父亲愿意把李先生的说法认做是真实的。这时我从旁观察客人，见他们已是口干舌燥，面容憔悴。加之天气闷热，洪先生又开始不断冲向卫生间，更使他们看上去有些狼狈。 事情就这样出现了转机。在客人的请求下，父亲终于拿出了几张画请他们欣赏。李先生差不多是从沙发上弹起来的，他叉开双手十指，不停地对那些画们鼓起掌来。在后来近10年的交往中，李先生常常面对父亲的作品鼓掌，鼓着掌喊着“阿伦达温”（美丽，好看）。这种对沉默着的造型艺术的欣赏方式，实属罕见。 关于那晚事情出现转机的原因，我曾经和洪、李二位先生讨论，是由于二位先生的执着？还是由于那几位中国艺术家的名字的出现？还是由于洪先生的拉肚子呢？这时洪先生总是笑着说，我想你爸爸是不会打发走一个病人的，我又不是装病。 父亲和他们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晚上开始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们相互尊重，礼尚往来，连他们的夫人也成了我们家的朋友。另有几位先生及夫人，我在以后的日记里会提及。他们一起探讨亚洲架上绘画的前景，他们一同赴欧洲考察艺术，同行的就有那天晚上他们提到的画家：张立辰、姜宝林、贾浩义诸位。之后他们和父亲又几经在汉城、在北京相会。1998年当他们准备在汉城为我父亲举办个人画展时，亚洲金融危机袭击了韩国，画展不得不推迟。父亲对这样的局面表示充分理解。对方为了表达对此的歉意，他们刻意在自己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邀请父亲和我访问韩国，1998年的5月，在汉城，在济州岛，在雪岳山，他们尽全力给我们以贵宾的礼遇，让我一直难忘。 今年5月2日，在距1994年5月的那个晚上9年之后，父亲的个人画展在汉城举行，韩方再次特别邀请了我。此时韩国的经济已经全面恢复，然而另一种灾难：SARS又袭击着中国。就在全世界正为此“警惕”着中国时，令人感动的是对方没有因此取消或再次推迟画展，他们坚持如期举行。 4月29日我陪父亲乘大韩航空公司的KE852次航班从北京飞汉城，开始了40余天的韩国之行，同行的翻译不再是那晚的白小姐，而是另一位名叫姜雪子的小姐。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日记了，但是今年的韩国之行让我又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一些人和事。 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是困难的，就像要真正了解一个人那样。曾经有位作家说过，当你在一个国家住一个星期，你可能会写成一本书；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一个月，你可能会写成一篇文章；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上一年，或许你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意思是知道得越多，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所以日记在这时大约是个恰当而又取巧的方式：有点自说自话，目的并不是要告诉你韩国和韩国人是怎样的，内容也绝谈不上深刻，我只求真实传达出内心的感受。 写下以上的话，作为这本日记的由来吧。 2003年4月28日 星期一 金夏中大使的热情 下午2点钟离开石家庄，5点到北京。北京街上十分清冷，人和车极少。偶尔有匆匆的骑车者，都戴着口罩。我感受到这里气氛的紧张，比石家庄要紧张得多。河北省已有两个城市发现SARS病人，但省会石家庄尚无被感染者记录。而截止4月18日，北京已累记病人339例。当然，石家庄一些药店也出现了排队购买中草药预防SARS的场面。前两天受北京一位朋友之托，去乐仁堂买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草药（据说这种药在北京已脱销），奋力挤了半天才挤到柜台前。四周顾客本来拿着别的药方，一听我要买这种药，竟然不加思考地都要买。在大家看来，这个时候买的草药不是预防SARS还能是什么呢？在石家庄的中药房里，传达出的是一种热火朝天的惊恐——虽说惊恐，人们毕竟还慌乱地聚在一起。相比之下，北京的情形便严峻多了，整个城市似有一种默默的孤寂的哀伤。长安街显得格外辽阔无边，我们的车一路畅通无阻，从六里桥下高速公路，不到半个小时就到达位于景山后街的河北驻京办事处。而往常，这段路至少要走50分钟或更长。今晚我们住在这里，明天上午从这里去机场。 河北驻京办事处对外经营的名称是河北迎宾馆，这是一处中式宅院，从前是满清贵族的一座府第，民国时曾被奉系军阀吴俊升买来赠给一位姨太太。吴曾任黑龙江省长，后在著名的黄姑屯事件中与张作霖一起被日本人炸死。上世纪50年代河北省政府买下这处院子，几经改建、修缮，始终保持了原来的风貌，且一直经营至今。离此不远还有大太监李莲英的宅第，可见此地是北京闹中取静的好住处。院内古槐、藤萝都有，鸽子也在此接宗传代。加之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是许多河北人来北京喜欢选择的驻地。8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人也愿意到这里来住。一来房价适中，二来还可以享受中式庭院的乐趣。在我的印象里，这迎宾馆一向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今天下午却是朱红大门紧闭。办事处李主任和齐经理、王经理、高经理等几位在大门外等候我们。像往常一样，我下车后便要同李主任握手，李主任却冲我摆着手说，咱们就别握手了吧。意思是他们是处在疫区的人，而我们是从安全地带来的。李主任的礼貌和谨慎使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儿，一个星期前我来北京办签证，李主任还是谈笑风生，当时办事处虽然客人少了，但还住着几位和保定商谈农业开发的非洲商人。还有一个电视剧摄制组包了一个跨院拍电视剧。记得那天我在餐厅门口碰见了那个剧组的几位男女，其中一位女士和同伴在谈笑之中往餐厅门前吐了一口痰，然后毫无愧色地扬长而去。当时全国的媒体都在广泛宣传预防SARS，克服陋习。这位电视剧组的女士却如此不伦不类。此刻她这种行为实属野蛮了，我内心非常愤懑，想到国人克服陋习确已迫在眉睫。这时办事处的朱红大门开了，李主任引我们进门，大门随之又关上了。院里又空又安静，李主任告诉我，现在一个客人也没有，非洲商人和那个电视剧摄制组都走了。为防SARS,外人一般不准进院，服务员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不得离开这个院子。然后他又对我说，目前咱们这个院子还是安全的，因为周边地安门、景山一带的居民尚未听说有被感染者。 进了客房，到处弥漫着消毒液的气味，连烟灰缸里也盛着消毒液，服务员说这便于在房间挥发。我再次体会到北京气氛的紧张，心里也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简单吃过晚饭，回到房间见有一份当日的《北京晚报》，拿起报纸，有些潮湿，原来报纸上也喷洒了消毒剂。头版一段黑体字是：“市委市政府发布加强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决定，要求认真执行隔离措施，坚决切断传染源。截止4月27日10时，北京市对以下区域采取了隔离控制措施：疫情居民区和居民楼（含公寓）4处，分别是北京人民医院宿舍（西直门南大街17号楼），中央财经大学西塔楼29号（海淀区皂君庙东里29号楼），北方交通大学学生公寓A、B、C座（海淀区交通大学路3号院1、2、3号楼），北京科技研修学院两栋公寓楼（昌平区沙河镇）；疫情工地一处为东城区京港101号楼工地。此外，北京还对一所综合医院，24所市、区指定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29处综合医院的“非典”病区，74处二级以上医院的发烧门诊实行隔离控制管理。另据流行病学调查，截止4月27日10时，实行分散隔离和集中隔离的非典型肺炎患者及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为7672人，已解除隔离1384人。” 读完报纸，我拿出温度计量体温。这次出门我和父亲每人带了一支温度计，准备随时随地测体温。而且我还有一个小计划：万一明天到机场，那儿的远红外测温仪把我的体温测高了不让我出境，我就用自带的温度计再测一遍。此前我已得知，机场已经要求出入境旅客测体温了。我是不是显得有点神经质呢——又有谁能证明我的温度计的权威性？这时我的体温是36.2度。 因为我们入住，饭店升起五星红旗 想起父亲临行前对此行始终犹豫：我们国家正发生疫情的时候去韩国办画展毕竟不是个好时机，这会给对方带来许多不方便。韩方虽一再表示，中国的疫情不会改变他们既定的计划，父亲这个本该在1998年举办的画展，因为韩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拖延至今，但父亲仍然常常表现出三心二意。也许是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先生的见面增加了父亲和我的信心。上个星期，4月22日，我们办签证之前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的会面，他的友好和热情再次使我体会到这个国家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尊重。那时因为中国的疫情，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已经关闭，韩国使馆也不再接待私人来访。金大使破例在使馆的会客厅同我和父亲见面，并赠送了他用中文写的新著《腾飞的龙》。金大使风度儒雅，彬彬有礼，讲一口让人惊异的流利的自然的汉语，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从他的书中得知了他的实际年龄）。我们交谈了大约40分钟，在这非常时期，这应该是一个时间不短的见面了。我特别感受到了金大使的诚恳。交谈中我得知他对中国由来以久的感情以及他在中韩建交中的非常角色。这里不妨引用几段2001年10月金夏中先生就任驻华大使之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主要报道： 2003年4月29日 星期二 洪先生的拥抱 吃早饭时，我问服务员能不能给我们准备一点面包、香肠什么的带到路上吃。服务员告诉我，因为现在没有客人，所以厨房基本不进货了，面包、香肠都没有。也好，倒也轻装了。昨天对北京的感受使我的预防意识变得格外强烈，我想途中应尽量避免买东西，并决定在飞机上不吃饭。一些朋友再三嘱咐，飞机空间小，特别便于飞沫的传播，一定要戴18层以上的口罩。 开车去机场的路上，我嘱咐司机小田，把我们放下立刻返回石家庄，不要在北京停留，宁可饿着也不要在路边吃饭。 好了，现在是我们把小田送走。然后我到机场大厅门口拿行李车。行李车消毒很严格，每用完一次，机场服务员推回来都要再把扶手消一遍毒。所以每辆车的扶手都是湿漉漉的，推起来手上感觉很不舒服。大厅门口有检疫人员向旅客发放健康登记卡，并监督进入大厅者要通过安置在门楣上方的测温仪测量体温，体温合格方可进入。也许因为有了昨天那一夜神经质的“折腾”，好比战前做了演习，今天通过测温仪时我倒没有紧张，体温便也是正常的。我们顺利通过了。 飞汉城的KE852次航班是中午1点20分起飞，我们和翻译姜雪子约好11点在机场大厅见面。姜雪子是一个热情、单纯，有时候显得固执的延边姑娘，我和父亲几次去韩国，都是由她做翻译。缺点是时间观念不太强，每次我们约会，她总是姗姗来迟。把人等得望眼欲穿，她才急急地出现，每次都抱歉地述说着同一个理由：路上堵车啊……我对她说雪子啊，你要是公司职员，这种时间观念肯定不行。她一脸坦然地对我说，就是啊，要不然我为什么讨厌上班呢，我一辈子都不愿意上班。我说那你这一辈子想干什么呀？她说我想上一辈子学！雪子酷爱陶瓷艺术，时下她正在一所陶瓷学院进修。今天她倒是准时，10点40分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一见面，她就赶紧发给我和父亲一人一个18层厚的大口罩，说我们的一次性口罩太薄。我环顾四周，见大厅里的人都戴着口罩，都很厚，其中还不乏一些花样，便暗想SARS再闹些时候，说不定口罩也能时装化呢。这真是人类的悲哀，不过也可以说是爱美之心难以泯没，生活还会大有希望。托运完行李，办好登机手续，到登机口等候上飞机时，我已经被又大又厚的口罩憋得喘不过气来。雪子对我说，这你就不如我了，我们在北京已经习惯了。为了锻炼身体增强抵抗力，我们晚上净戴着口罩在街上跑步。怪不得!雪子还说，虽然早晨她没吃饭，但她也不打算在飞机上摘口罩吃饭。我说我也是这个主意。 飞机准时起飞，大韩航空公司的空姐们神情平和，举止从容，并且不戴口罩。虽然这是从北京起飞的航班，机舱内又大多是中国人，她们却和往常一样亲切而又温和，就像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虽然她们正面临着风险，但此时她们的不戴口罩却使整个机舱和所有乘客顿时感觉到塌实和轻松。北京到汉城的空中飞行时间是1小时30分，午饭很快就来了。空姐的镇静和饭菜的香味儿使我没能控制住自己，还是摘了口罩大吃起来。旁边的雪子则坚持不吃。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安全抵达仁川机场。仁川机场海关也为旅客严格测量体温，我们三人又经历了一次预料中的紧张。 汉城正在下雨，空气十分清新。今天堵车不太厉害，1小时左右就到达住地。一路上我问前来接我们的千先生韩国的情况，他说韩国一例SARS也没有，市民们都知道中国的疫情。千先生很平静地同我们聊着韩国、中国，说画展的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这时我们也摘掉了18层的大口罩。但我们还是准备执行早已制定的行为准则：第一，不主动和人握手；第二，不把从中国带来的食品送人；第三，在宾馆自动隔离三天，然后再去美术馆见朋友。没想到我们刚到宾馆10分钟，洪先生——那位10年前忍受着肚子疼夜访我家的洪正吉先生就赶来看望我们了。他满面春风，一如既往，不顾父亲的躲闪，就热烈地去拥抱他。父亲把我们的行为准则告诉他，他仰天大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能来韩国就说明你们是健康的，我们应该相信科学。为什么要在宾馆隔离？明天就可以到美术馆去。接着他又拥抱了我和雪子，然后就邀我们一起去西餐厅吃牛排，席间他还谈了对画展的安排。 汉城的第一个晚上是轻松、愉快的，宾馆的房间也让人觉得亲切。这个宾馆全称为汉城教育文化饭店，四星级的硬件设施，五星级的服务。韩国的五星标志不是五颗星星，而是五朵无穷花。无穷花是韩国的国花，俗称木槿。韩国所有观光饭店均按设施、规模、服务质量分为五个等级，其中特一级和特二级由无穷花五朵作为标记，一等由四朵，二等由三朵，三等由两朵为标记。汉城教育文化饭店的大堂门口，赫然地嵌着一块铸有五朵无穷花的金色铜牌。去年冬天我陪父亲来汉城参加密拉尔美术馆和音乐厅的落成典礼，也是住在这里。门前的开阔草坪和三面环绕宾馆的起伏有致的小山特别令人喜爱。草坪上多喜鹊，小山上多洋槐。我觉得汉城槐树为最多，其次大约是松树和银杏树。5月正是洋槐开花的季节，山坡上一片片洁白。1998年我第一次来汉城，就发现汉城的确可被称做山水的城市，一条汉江把城市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而各种各样的小山让这座城市的地形面貌变化多端，突然的含蓄和突然的敞亮经常被你交替感受。 我们的住地属江南区，在汉城被称做新区。相比之下，江北区老房子多些，更能看到老汉城的面貌。 待我们收拾好东西，已经11点多了，都还没有睡意，三个人就一块儿出来散步。雨已经停了，空气里有草和槐花的清香，路边盛开着一大团一大团金达莱和杜鹃花。 2003年5月5日 星期一 关于女人、炕、玉米地的一次谈话 在汉城民俗村，浪下码放着过冬的柴禾。 今天是韩国的儿童节。韩国人特别重视这个节日，这一天几乎所有学校、公司和单位都放假。在儿童节给成年人放假，是提醒父母在这天一定要把时间给孩子。记得1998年第一次来汉城时，也赶上了韩国的儿童节，那天东道主在我们下榻的瑞士海亚特饭店请吃中饭，餐厅内云集着陪孩子用餐的父母们。除了用餐优惠，这家特一级酒店还请美容师免费为孩子们在脸颊上画画：一只彩色小蝴蝶啦，一朵金达莱花啦，或者一面韩国国旗……那些健康活泼的孩子为自己脸上的新奇变化兴奋不已。我看着餐厅里花一样的孩子，看着他们那被美容师的想像力“描绘”得五颜六色的小脸，刹那间仿佛走进了神话中的仙境。 好像是因为孩子们过节，今天我们这些大人也跟着“沾光”了，晚上，洪先生在衣恋的一家百货公司的9楼请吃西餐。9楼的西餐厅除大厅的散座之外，还有一些不同风格的小厅。洪先生订的这间是法式格调，家具模仿路易十六时期的精巧和不太过分的繁琐，颜色以金红、金黄、乳白为主调，华贵中也还有明亮和舒适。房间虽不大，但壁炉、烛台、水晶吊灯等等一应俱全，以锦缎壁布装饰的墙壁上没有油画，一面墙上挂满杰奎琳·肯尼迪的各种姿态的照片，与之相对的另一面墙上，是法国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的一些剧照。据说这两位女性是衣恋总裁朴圣秀最为崇敬的，杰奎琳的遗物拍卖时，他特意飞去美国买了几件收藏。中国公众对这两位女性也比较熟悉，杰奎琳的可爱与奢华始终并存，可爱似乎无人否认，奢华却总是被人毁誉掺半。德纳芙主演的电影也让中国一些观众入迷。几年前我读过肖复兴写德纳芙的文章，他是她的影迷，但是后来他见过一张她人过中年后的半裸胸照片，她那失去弹性的粗糙皮肤清晰可见，这使他异常难过，他认为这是她惟一失去了分寸的一个瞬间，因为她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个年龄拍这样的照片。肖复兴的文章使我感动，但我想，德纳芙也许已经超越了所有的顾忌，包括照顾她的影迷的心理的顾忌。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出色的女性演员经过一生历练之后自然而又真实的呈现呢?她已有足够的勇气和资本坦露她的粗糙和她的斑点。我看过瑞典、丹麦合拍的电影《黑暗中的舞者》，德纳芙在其中是个配角——一家铝制品厂的普通女工。在这里她一扫往日银幕上的高贵、优雅、神秘和内藏的热情，在这个普通女工脸上观众感受到的是劳作的疲惫，朴素的同情心，以及底层百姓那不易觉察的凛然的自尊。现在在汉城这间法国风格的西餐厅里，墙上的德纳芙依然高贵、优雅、神秘，但因为我看见过她那更加动人的质朴形象，就觉得这间屋子也有了些寻常的人情味儿了。 今晚的客人除了父亲、我、雪子，还有郭先生、俞杰夫妇、一家出版社——创造文艺社社长任满浩先生，以及洪先生的秘书黄贤德小姐。客人中，只有俞杰先生的夫人朴惠兰女士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朴女士一头自然、干练的短发，身着经过改良的简洁、优雅的韩国民族礼服，热情、大方地用英文向我们打着招呼。他们夫妻在美国生活了30年，言谈举止不免带有一些美国式的亲切、随意和率直，较之有些韩国女性的过于拘谨，我似乎更愿意接受朴女士的风格。 席间，朴女士的谈吐也很引人注目，她首先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上世纪80年代她曾到过中国，她认为中国女性非常聪明，也很开放，在许多事情上能够做自己的主，而且大部分城市女性都有工作，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韩国就不同了，妇女的声音基本上是很微弱的，宗教对妇女的限制也很多，比如教会里从来没有女牧师。朴女士本人也是基督教徒，可是她抨击起教会的某些弊端挺不留情面。对于朴女士的话题，在座的男士们仿佛不便发表意见，这时调节气氛的最好办法就是转移话题，于是创造文艺社的社长任满浩先生说话了。 任社长年纪在60岁左右，用“喜笑颜开”形容他的日常表情应该是恰当的。他有一张红润的长圆脸，总是快乐地对待旁人，也愿意旁人响应他的快乐。去年我们来汉城时认识了他，知道他车开得好，口哨也吹得好，总是跃跃欲试地想要参加某次口哨大赛。以下是由他发起、几位先生女士都参加进来的一个话题讨论，内容是关于我父亲的绘画。这里我分别用任、洪、铁、朴……代表几位发言人： 任：铁扬先生，我看过您的画展后，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感觉，我发现您的题材有很多是玉米地和女人的。为什么您对玉米地和女人这样感兴趣？是什么触动您把两者放在一起描写？ 铁：其实洪先生对我这批作品有很精到的理解，洪先生完全可以替我回答。 洪：这几天我也发现观众对铁扬先生的“玉米地系列”很注意，尤其一些女性观众，她们简直可以说入迷。我想，玉米是人类共同需要的粮食，玉米地是最通俗、最普通的庄稼地，中国、韩国、世界其它地方到处都有。它给人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可靠感。劳动中的女人，女人的身体和玉米这种普通而又茁壮的庄稼之间也有一种天然的亲密情感，它们本是互相依存的。在自然的田野里，静穆的庄稼和劳动着的女人都不会造作，也没有矫情，在这里人和庄稼的情态便洋溢出一种当今少有的真与和谐。所以观众在这些画面上看到的是画家自然、朴素的对真美的理解和表达，它能呼唤出我们内心的一种重要情感：安详、真诚的欢乐。 任：不知铁扬先生是不是同意洪先生的看法。 铁：是的，洪先生讲得非常好。我经常在中国北方太行山区旅行，那里有一条绕山而流的拒马河。拒马河两岸曾经有种旧风俗，叫做“河里没规矩。”说的是男人、女人可以在齐腰深的河中共浴，中间有一点距离，30米或者50米。那时岸边的玉米地就是女人更衣的隐蔽屏帐。洗时男女双方经常互开玩笑，比方男人会冲对面的女人喊：“你敢跳起来吗?”对面的 女人就真敢“噌”地从水中跃起。女人也会对男人喊：“你敢跳起来吗?”男人也会“噌”地跳出水面。看上去没规矩，其实规矩十分严格，虽是男女共浴一条河，但双方绝不会游到对方这边来。这习俗看似古老原始，我看挺文明。上世纪70年代，这习俗就消失了，商品经济的到来使这里的年轻人认为这种老习惯是大不雅。我却觉得很美，因为那是人在自然中瞬间的忘我，同时这忘我又是以朴素、严格的道德操守做底的。 任：您画“玉米地系列”，您真见到过裸体女人在玉米地里吗？ 铁：我不小心看到过，那是她们躲在玉米地脱衣下河时。玉米地对于山里女人来说，是她们生存、依傍、信任的一个重要部分，女人的私密在这里自由地释放，纯私人化的，没有表演色彩。 任：您的“炕系列”也大多表现这样的场景。我觉得和玉米地仿佛是姊妹系列。 铁：对。炕是中国北方乡村女人活动的重要场所，休息、生育、劳作、针线、冥想……进门就上炕，几乎是传统中国北方农村居所的惟一格局。因此炕和女人尤其有一种稳固、牢靠的亲密关系，女人在炕上也完全是放松的。放松了就美了。但是，我在今天描绘这些并不是简单地怀旧，不是渴望回到封闭、落后的生活。我欣赏的是人和自然那种坦荡、淳朴的关系，以及这种我们久违了的关系对于现代人焦虑、浮躁心绪的提醒。现代化带给我们许多生活的方便，我不会拒绝，但摩天大楼和汽车尾气毕竟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生活目的。看到许多现代女性热中于整容，弄得面目皆非，我常常想起从前乡间那些健康自然的女性，我认为那是美的。 任：为什么您的画面很少出现男裸体，您认为男裸体不美吗？ （大家笑） 铁：我不认为男裸体不美，但我更欣赏女人的身体呈现在大自然中，她们和自然是那么和谐，因为她们的身体总是焕发出母性的神采，母性的、有暖意的，使人想到大地、山峦……不知诸位怎么想。 朴：我同意铁扬先生的看法，我是女性，但我也更喜欢欣赏美的女人体。 凝：我也觉得一个男裸体站在河边是一件很突兀的没意思的事，虽然他也许有种雄性的美，有肌肉和力量，但想起来总是缺乏自然，这和女权主义无关。 朴：在以前的韩国，农民中有很多人（穷人）睡觉是不穿衣服的，为了节省，也因为没有专门睡觉的衣服可穿。 凝：据我所知，现代西方或东方一些时尚的不穷的人睡觉也不穿衣服，当然不是爱惜衣服，一种新的健康观吧，觉得裸体睡觉有益健康。 朴：铁扬先生当年在农村生活时，中国农村也有这种习惯吗？ 铁：有。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吧，一个夏天，我带两个学生去保定西部山区写生，住在一户农民家里。房东是一对新婚夫妇，新娘子很害羞，见人低头不说话。一天晚上，我出屋去院里的厕所，刚推开屋门，就见新娘子从他们房里裸体跑了出来。她是跑出来喂牛的，月亮很亮，山中的月光格外亮。她用簸箕撮起铡过的碎草就着月光倒进牛槽，皎洁的月光照耀着她的背，也把干草照耀得如碎金子一般。我退回了屋门继续观看内心受着无比的感动。你们想，这是什么意境？月光，女人的背，碎金子般的干草……之后我一直想画出来，可几次都没有成功。但是，“炕”和“玉米地系列”无疑是受了这意境的感染。 任：可以想像，要是半夜一个男裸体跑到院子里喂牛，您看见了就不会有这种美的感受。不过要是女性看见了呢？ 朴：即使我看见了，如果和铁扬先生刚才描述的那个新娘子相比，我还是更被新娘子的身体所感动。这里没有性的意味，其实是超越了性的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 …… 讨论始终是热烈的，只有俞杰先生说话很少，但我发现他听得非常仔细。也许他是有意把说话的机会让给了夫人，也许他知道两天之后我们将在他家聚会——晚餐开始时，他已和父亲约好了去他家拜访的时间。到那时再做从容交流仍然不迟。 儿童节的这个晚餐持续了近三个小时，离开这间小餐厅时，我再次看见了墙上的凯瑟琳·德纳芙，我看着高贵、优雅、神秘的她，想到人类始终景仰的可能是如德纳芙这般的高贵、优雅和神秘，但是最终和人类真正肌肤相亲、须臾不可分离的大约还是那些有着人间烟火气、有着凡俗的血肉感的所在，就比如在玉米叶的掩映下那些健康、欢愉的女人，就比如一个铝制品厂的女工。在她们身上，其实正弥漫着不被觉察的神性。 德纳芙了解并深刻表达出了她的了解，这是我对她的真正尊敬之处。 2003年5月11日 星期日 肩膀刮起神风 闵更灿先生执意要带我们去仁川，几天来不断打电话发出邀请。我们也很愿意和闵先生作这次旅行，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下午3点，闵先生驾车来饭店接我们。像初次见面一样，闵先生还是自己驾车，驾驶着他那辆属于“现代”系列的最新款“双龙”越野吉普。在车上，闵先生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他来韩国定居后第六次换车了。我认为十几年里六次换车，已经很能代表闵先生的性格。我在国外见到的老年人开车，大都是开老车。而年近七旬的闵先生对车的选择仍有超前意识，也使我觉得眼前的闵先生越来越接近从前父亲对他的介绍——闵先生是一个有着侠义志士意味的风度翩翩的传奇人物。 闵先生开车在京仁高速公路上急驶，他的“双龙”车中的自动提示器不断提示他要注意速度，前边不远处的电子记速器正记录着他的超常车速。但闵先生还是把提示置之度外。从汉城到仁川大约50多公里，半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仁川。仁川是韩国毗邻西海岸的一座海港城市，街道多是狭窄弯曲、七上八下，有些陡峭得宛若悬挂在半空中的瀑布。因为晚上还要赶回汉城，我们没有从容的时间步行逛街，所以仍由闵先生开车带我们在七上八下的街道上穿行。仁川的老街是如此狭窄弯曲、险陡多变，致使闵先生的开车变成了杂技般的驾车表演。看着他顺利穿梭在几乎无法穿过的街道上，欣赏着他娴熟的车技，一位年轻的侠义之士再次在我心中复活。说实话，初见闵先生的那天，我很有些失望，因为眼前的闵先生与父亲从前的形容相去甚远。那天我不想用“老态龙钟”来形容闵先生，但眼前的闵先生分明是一位最最平常且有几分中国风的老者。车技娴熟的闵先生迫不及待地要把我们领向一个地方，便是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时，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登陆之处。此地对闵先生个人而言，还有着另外的特殊意义：上世纪40年代，一个10岁的小男孩，由于不能忍受父亲对他的暴虐，离家出走，只身一人由此登上一艘美国运输舰，来到中国。之后，这位男孩随着中国的风云变幻，在中国一住就是40年。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他才携着中国妻子回到他的祖国。这就是闵更灿。那时他第一件事就是到仁川来寻找他的故地。可惜他的住所已不复存在，暴虐的父亲也早已不在人世。只有那个港口还在，一个规模不大的港口公园和一个高入云天的麦克阿瑟塑像，使这里变成了游人必到之地。而仁川，有了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就像英国的诺曼底一样闻名于世了。 我站在海港公园问闵先生：原来您的家离这里远吗？闵先生向北方一指说：不远，就在坡下面。 现在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了吗？我问。 找不到了。闵先生说，街道早就变了样子。 闵先生用流利的中文和我交谈，语调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在中国时，闵先生一直生活、工作在杭州。那时他是浙江话剧团的美工师，自学成才。由于他为人爽直热情，人缘好，和浙江许多画界名家都有着极好的关系。名家当中除与本文有关的G先生外，还有于长拱、曹思明、肖峰等各位。父亲和闵先生的认识，也始于那个画家群体之中。70年代，闵先生那个轰动全国的替“师傅”G先生报仇的侠义之举，也是和这个群体相联。 我站在海港公园向南望，南边即是朝鲜的西海，和仁川相接的海岸线现在是一片灰褐色的浅滩。我问闵先生：您能指出您当时离家出走的地点吗？闵先生向前一指说：就在100米开外的地方。 您是怎么上船的呢？ 起因是我打了一个日本孩子，回家后父亲就打了我。他是怕我惹恼了日本人，家里会跟着倒霉。当时我非常痛恨父亲，一心要逃离他，只觉得不管什么样的生活，只要是没有父亲的生活就是好生活。我家附近的港口停着一艘美国军舰，我就爬上去躲了起来。 船离开港口时您知道开往哪里吗？ 不知道，也没想那么多。 他们对您怎么样？船上的那些人。 那些美国兵对我很好，可能他们太寂寞了吧，都是些大人，现在多了一个孩子，他们都乐意和我玩。除了我，船上还有一只猴子、一条狗。 您和他们相处多长时间呢？ 6个多月。这期间他们教我说英语，船到中国南京时，我已经可以用英语和他们简单对话了。 我发现您的一生和4个国家关系密切：韩国、日本、美国、中国。 你说得对，但是我最想念的还是中国。 当年是什么原因使您留在中国了呢？ 船到南京后，那些美国人本想带我去美国的，但好像这一切都缺乏合法手续。再说，带着一个孩子继续长途旅行，也许有很多不方便吧。我呢，也没有选择生活的能力，所以他们就把我放在了南京，托付给一个教会的牧师夫妇。但我要说那些美国军人真不错，他们通过教会每个月从美国给我寄生活费，一直到我中学毕业。 …… 闵先生像答记者问一样回答着我的问题。 最后我们来到麦克阿瑟像前。这位将军在此显得格外神气，他身着美式夹克军服，一手习惯地攥着他的烟斗，目光也投向西边遥远的海面。在雕像洁白的基座上，不断有人摆放鲜花。韩国人对这位美国将军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和闵先生站在这里，我想听听他的看法，但闵先生对那段历史却另有所思。他只对我说，当时他在中国，曾几次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但领导几次驳回他的申请。原因是，他是一位朝鲜人。现在看来，这像是一个戏剧性的怪圈。但闵先生所以能够在中国生存，显然也是因了他的朝鲜人身份，而不是韩国人。仁川人闵更灿，口袋里揣着朝鲜人在中国的居住证，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位头发斑白的老者。 今天下午多是我和闵先生交谈，父亲一直在旁边画他的速写。他画下了麦克阿瑟，还在一旁写下了一段关于美军仁川登陆的背景的文字。他写着说着，要说清朝鲜战争太不容易了。 因为当晚我们要请闵先生吃晚饭，便谢绝了闵先生请我们在仁川吃海鲜的计划。闵先生不情愿地带我们回汉城，一路上只是遗憾地描述着他所谓的仁川海鲜是怎样的海鲜，大约是 举世无双了，并动员我们安排时间再去仁川。 回到汉城已是晚间7时，我们在下榻的饭店请闵先生吃饭。在三楼的韩餐厅里，我请闵先生点菜，闵先生还是点了海鲜：一只肥嫩的生醉蟹，上面浇着红通通的辣椒浓汁。因我们都不喝酒，闵先生又独自点了韩国米酒。闵先生很内行地吃着生蟹、就着米酒，和父亲谈论着杭州的往事。按常情，酒过三巡，喝酒的人喜欢讲话的时刻就到了。我观察着闵先生微微泛红的脸和他怡然的神情，像个心怀鬼胎的探子一样，终于要求闵先生讲他那次轰动全国美术界的侠义之举了。这次来韩国，亲自听闵先生讲他的传奇故事，是我暗藏的一个计划。从前都是些道听途说，连父亲也是道听途说。道听途说的故事是这样的：年轻画家闵德卫（闵更灿在中国时名叫闵德卫）决心替他的老师，身居杭州的画家G先生报仇雪恨，只身一人把G的仇人某某绑架到杭州六公园的一间厕所里（也有说公园树丛），割掉了他的双耳（也有说割掉一个者）。仇人某某是该省某厅官员，长期插足于G的家庭之间。现在我吞吐着问闵先生事情的经过，哪知闵先生毫不掩饰地说：不是在六公园厕所里，是在六公园附近的大街上。我把他的行踪调查了半个多月，掌握了他上下班的必经路线。一天晚上，我带领我的两个徒弟，指示他们先把住街道两端的路口，预防我下手时有人过来。我把自行车靠在墙根，在黑暗处等他过来。一会儿，那小子骑车进入了我控制的地带，那个年代的厅长有时候也骑自行车。我骑车尾随在他后边，猛上前用车前轮把他别倒在地，然后扑上去就是几个耳光，一边劈头盖脸猛打，一边大骂“你娘个×”！在路灯下，我发现他的脑袋立刻肿得像个大瓦罐。他尖叫起来，像猪叫，很吓人。我赶快从兜里掏出预先准备好的剪子，冲着他的耳朵就剪。剪掉一半的时候我嫌太麻烦，干脆就扔了剪刀动手往下撕，没想到那个耳朵开始冒血，弄得手下太滑，我费了很大力气还是撕不下来。真是没经验啊。这时他叫得更厉害了，大喊“救人啊!救人啊！”围观的人也出现了。我想赶快跑吧，抓起我的自行车骑上就跑。那自行车把已经被我撞得歪得变了方向，我顾不上正过车把，就那么骑着歪把自行车，噌噌噌地钻出了人群…… 这晚我终于听闵先生亲口讲述了这个传奇故事。我发现闵先生讲到耳朵只剪掉半个他就动手去撕，谁知因流血手下太滑，撕又撕不下来时，仍带着几分遗憾。而讲到他是如何骑着歪把自行车冲出围观的人群时，又带出几分得意。这时他放下手中的筷子，一手在前，一手在后，双肩扭动，颠簸着自己做向前冲的姿势。至此，闵先生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说他剪耳朵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没做好事前的准备动作，他应该把准备好的一包石灰先撒向他的脸，然后再上去剪耳朵。可惜因为他过于慌张，竟把装在一个信封里的石灰原封向他投去，石灰不但没有散开发挥作用，他本人也发案于这个信封，因为信封上清楚地印着“浙江省话剧团”。所以回团后，尽管他又藏血衣又洗手洗脸，第二天警方还是带着信封登门调查了。 您是被警察带走的？我问闵先生。 不是。闵先生说，我是投案自首的。 您自己？ 和G先生一起到的公安局。当时G先生知道了这件事，说，你既是为我报仇，我必须和你一起去自首。 后来呢？ 后来公安局一看是G先生来了，都惊呆了。杭州谁不认识G先生？ 您被宣布无罪释放了？ 不光宣判无罪，公安局的人还说，你应该把他的鼻子割掉，为什么只知道割耳朵？还说要求G先生画一幅画。谁给他们画呀。 再后来，那被割了耳朵的人据说给送去劳改了。 闵先生的故事是发生在中国“文革”后期。“文革”时，公、检、法①已被“砸烂”，执行公务者多是临时机构，且存有派性。因此，闵更灿的结局便也成了幸运的偶然。 晚饭结束时，闵先生再次提到请吃海鲜的事，还告诉我们他在家里只听中国歌，我想起他汽车里的CD也都是中国歌曲。但我还是从现有的印象中看出了闵先生骨子里的韩国性格：进攻的，性急的，好打抱不平的。他那讲到兴奋之处扭动着肩膀的样子，还使我忽然想起在一本研究韩国国民的书中读到过，韩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肩膀刮起神风”。意指一个人兴奋时舞动双臂和肩膀的样子。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感性煽动力的身体动态，同时也是对韩国人某种外露性格的形象比喻。中国汉族男性是不会用肩膀来表达兴奋的情感的，中国男性的肩膀大多时候是静态的、平稳的——即使面对着一件让他激奋不已的事。 据说，韩国的“肩膀刮起神风”已被上升为一种精神，一种名为“辛巴辣慕”的精神，我想这精神大约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样的状态有关吧。 今天，看上去有着中国风度的闵先生最终还是个地道的韩国人，他的激情和他的动态，都使我越发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 ①公、检、法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简称。 2003年5月14日 星期三上午 体验“温突” 早晨醒来有些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来自某种心理。我睁开眼盯着朦胧中的屋顶，心想房间怎么这样高啊。也才找到了不舒服的原因：昨晚我是睡在了有“温突”的房间。 “温突”就是热地铺，这是韩国传统卧房形式，至今有些饭店仍然设有一些带“温突”的客房，通常价钱要高于普通标准间。当然，今天的“温突”早已不是靠烧柴取暖，它是电热式，由房间的中央空调控制，地面温度可自由调节。韩国人特别喜爱有“温突”的睡房，我们这套房子里也有一间“温突”房，便是我占有的这间。昨晚分配房间时，向阳的带一张大床的主卧自然属于父亲；雪子坚持请我睡这间朝北的“温突”房；她自己选择了客厅的大沙发。她说她喜欢在豁亮的房间睡觉，午睡时人让太阳明亮地照着，会睡得很舒畅——也算是一种奇特习惯吧。 我接受了雪子的好意，走进“温突”房，光脚感受着微温的地面。这地面略带弹性，由一种绝缘的复合材料铺就。5月中旬的奥克贝利，早、晚温差大，中午闷热，可穿短裙；晚上在户外就要加一件羊绒衫了。在春风尚寒的晚上，光脚踩在卧房暖融融的地面上，的确很惬意。后来雪子从壁橱里搬出寝具帮我在“温突”上铺好，我盖上散发着干净棉布清香的薄被，开始了第一个“温突”之夜。 早晨醒来所以感觉不适，可能在意识里总觉得是睡在了地上。我对天亮的感知也不是从窗户上，而是从门缝底下射进来的光亮上。我的降低了的视线使我侧身即可看见门与地面的空隙。当我从地铺上坐起来，滚爬着穿衣服时，还有一种不安定的、被赶出家门的狼狈感。如果我把这感觉讲给韩国人，他们一定会觉得荒唐可笑。和床相比，地面虽更为牢靠、稳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中的多数最终还是睡到有高度的床上去了。当我们逐渐习惯了在床上接受卧室的高度，有一天忽然把身体降至地面看天花板时，可能会发现自己既渺小又无所适从。其实，这纯粹是民族习惯的问题；或者，人类慢慢“进化”到床上，也说不定是一种退化呢。 每个民族都会有一些固执的习惯。前几天我和雪子在街边一个流动货车上买烤鱿鱼，就发现这辆轻型货车也被改造成了温突式的售货小屋。一位面相厚道的老板娘盘腿坐在一只煤气炉前边烤边卖，她灵活自如、前后左右地滑动着自己，收钱、取货、打招呼……宛若中国北方那些常年在炕上活动着的农村妇女。 地面对韩国妇女总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比方同是面向大地的劳作，韩国妇女和中国妇女在体态上就有不同：中国妇女的弯腰一般是含胸底头的弯腰，从侧面看更像半弧形；韩国妇女的弯腰劳作除了腰弯下去，胸和颈部还呈现出向前扑的姿势。这种弯腰且“前扑”的姿态，就显出她们一种对大地的更加亲近和投入。又仿佛，她们整天盘腿于“温突”之上，“温突”减轻了她们下肢的活动量，她们的腰和手臂动作起来幅度和灵活度就格外大。这种形体特征在50岁以上的韩国劳动妇女中比较普遍。汉城教育文化饭店我们楼层的一位上了年岁的服务员就是以这种前探的姿势，敏捷地小跑着听候客人的吩咐。这姿态使她们的目光必然是低垂的，对正在履行的职则也显得更为虔敬。年轻一代的韩国女性身上已没有这种痕迹。 2003年5月14日 星期三下午 元京子女士的心愿 元京子馆长是奥克贝利的常客，今天虽然天气闷热，但她还是兴致勃勃地带我们熟悉奥克贝利的环境。在韩国的城市里，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差不多都有雕塑，这也许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和审美追求的具体体现吧。奥克贝利也有一片雕塑园，建在别墅区的一个小山丘上。园中展示着一些青铜的、大理石的和不锈钢的雕塑作品。这些雕塑总体水平不高，一些女人体多从欧洲雕塑中模仿而来。但有一组作品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一块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散放着一片冲天撅起的屁股——臀部。走近了才看出每一件“屁股”都是由两块圆石对接而成。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构思，只是那些“屁股”和开阔的草地、四周的群山相比，比例上显得过于小巧了，如果换一些体积更加硕大的圆石，那么对人的视觉就能产生更具震撼力的效果。想到前些年我在散文《河之女》中描写过的，中国拒马河滩上那些一望无垠的大“屁股”（石头），这里的就有些小巫见大巫了。 父亲和元馆长还是轮流坐在那些“屁股”上拍照。有些上了年纪的人玩起来比年轻人更加天真。 坐在树下休息的时候元馆长和我谈起老人的话题。她有一个观点：年纪大了要少买东西多旅行。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不买；可去可不去的地方，要去。我基本同意她的观点，补充说，实施这观点还需两个前提：第一身体好；第二经济条件允许。这两条元馆长夫妇无疑都是具备的，所以他们的生活让很多人羡慕。其实，他们的让人羡慕之处还不在于可以自由旅行，而在于最近元馆长的丈夫郭先生盖起了一幢7层公寓楼。 元馆长和郭先生都出身富裕家庭，他们的婚姻虽是经人介绍，但婚后一直幸福。看60年代他们的结婚照片，是可以用“郎才女貌”来形容。用郭先生自己的话说：“50年代，韩国人生活还很困难的时候，我就有了自己的纤维公司，我手下管理的人，光干部（郭先生也用了“干部”一词）就有60多位。那时候汽车还不发达，我有两辆，元馆长有一辆……”的确，在上世纪50年代，韩国人生活水准普遍低下的条件下，一个年轻的公司老板拥有两辆汽车，当然是很显赫的。生活发展到了21世纪，郭先生和元馆长事业有成，儿孙满堂。他们却卖了公司，把兴趣投入到不计报酬的社会文化福利事业上，在汉城市区一个好地段买下一块地皮，盖起一栋7层的小公寓楼。除去部分出租外，他们的愿望是把已经成家的三个子女邀回来同住，每一家住在不同的楼层，加上郭先生90多岁的老母，郭先生一家真要享受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了。 我对元馆长说，孩子们搬回来住父母提供的新房，一定会高兴的。 元馆长却说，开始他们还犹豫呢，都说和父母住在一个楼里多拘束啊——你看，我们准备好了房子，还得求他们来住。 我说，这也是他们撒娇的一种表现吧。 元馆长说，是吧。其实说到底他们还是愿意和我们一块儿住，这样互相照顾起来也方便。记得儿子搬过来之后给我打电话说：这样每天见面太没意思了，咱们最好一个月见一次面。我说好啊，我也不愿意老看见你们。谁知放下电话没一个小时，儿子就来敲门了，他有事急着出门，媳妇又没在家，要求在我这里吃饭。 在韩国，像元馆长家这样四代同住一栋楼的家庭很少见。元馆长夫妇努力成就的这种居住格局是真正令人羡慕的，这种局面的实现，除了血缘那强有力的感召，也需要有协调家庭关系的智慧。作为那栋楼房的女主人，元馆长是富有这种智慧的。我们去过元馆长的新楼和新家，还应邀看了住在不同楼层的他们的子女的家。从目前的状况看，元馆长夫妇给予子女乃至孙辈的关照，比子女给予他们的关照更多一些。 因为话题涉及到老人，元馆长还向我介绍说，韩国的养老制度基本令人满意，全体国民，60岁以上者，政府每人每月发30000元零用钱（相当180元人民币）。此外，整个社会对老人也是重视的，比方一些皮萨饼店就有一种优惠营销法。这里是年轻人喜欢的地方，但如果你带老人来，就会享受打折待遇，那折扣幅度据说很大，白送一般。意在鼓励年轻人多陪老人出来。 当然，我也听说过一些凄凉的故事：有一对生活困难、又不想为老人交养老院费用的年轻夫妇，有一天对母亲说：“妈妈，我们带您去济州岛旅游吧。”儿子儿媳把老人带去济州岛，就丢在那里不管了。后来事情传到社会上，一些老人最害怕听见的就是儿女对他们说“妈妈，我们带您去济州岛旅游吧”。 2003年5月16日 星期五 包袱——“包福” 在奥克贝利，通常是我负责做饭，雪子负责洗碗和打扫房间。雪子干起活儿来既快乐又不惜力气。特别当她清洁地板时，我便从她身上再次窥见到朝鲜族女性在委身地面时的那种自如劲儿。那时你好像看不见她的腿在动作，只看见她舞动毛巾，全身好像是用两条纤细却有劲的胳膊带动起来的，利落得如同小旋风一般。雪子洗碗也洗得很干净，被她洗过的碗、盘和刀叉们在餐具架上闪着光。我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会做家务事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她（他）洗碗是否洗得干净。雪子的洗碗水平让我相信她是很会做家务的。果然。雪子还会煎豆腐。煎五花肉和做汤，还是我更拿手。说到煎肉，我以为工具的称手是很重要的。比方韩国的煎锅就很好用，锅底材料厚，当属于舍得用“料”吧。凹凸的网纹设计也很便于肉类的均匀受热。不仅是炊具，韩国的日用品也都具有结实、耐用的特点。我观察他们的厨房用具、卫生间洁具，包括柜橱上的一只拉手，都制作得沉实安稳，很容易让我想到民俗村那些几百年也住不坏的民居。一只抽屉拉手其实真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职业道德以及对“标准”的严谨意识。我在汉城街上走路，眼前不时会出现一组救火用的应急水龙头。多为三个一组，几十公分高，直径20公分粗细，顶部呈弯头状，材料是黄铜。这种水龙头本来如同下水井盖、路边垃圾桶什么的，属于实用性的公共设施，我所以格外注意到它们，是因为它们的材料是那么坚实可靠，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它们被擦拭得又是那么光亮，使你会误认为它们本是精美的雕塑：几把正在演奏着的金色小号吧。闪闪发光而又神气十足地矗立在那里。我想，这便道上的水龙头可以叫做一个城市的细节吧，这细节所蕴含的情趣是令人起敬的。吃饭了，我们就打开电视。雪子频繁地换着频道，有一个频道正在播放海鲜制作，我说：“就这个吧。”好像就是仁川海边的露天餐馆，闵先生介绍过的月尾港一带的海鲜吧，一个妇女正在为顾客表演冷拌生蟹。她先把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活蟹剁成小块，盛在大碗里，浇上海鲜酱油、米酒，再辅以芝麻、辣酱之类，然后直接下手在碗里翻腾着搅拌，最后直接用手抓起一小块喂进顾客的嘴。从表情上看，喂人的人和被喂的人都有一种满足感。但从卫生习惯上考虑，下手拌食物而且直接喂进人的嘴，看上去总有点别扭。我问雪子生蟹为什么一定要下手去拌?雪子说，这里很有讲究。韩国的冷拌菜一般都讲究直接用手拌，韩国人认为手指本身是有味道、有温度的，不同的手拌出来的菜有不同的味道。切生鱼时则多由男性来切，因为生鱼对温度很敏感，过热就会失去鲜味。而男性手的温度是低于女性的。那么，戴上薄手套不是更好吗？又卫生又隔温，我问雪子。她说戴上手套的手感觉是麻木的，切时心里没底，切出的鱼片肯定不均匀。我明白了。有意思，中国的烹饪学问博大精深，可还没听说关于手指的温度、气味与菜肴的关系，倒是在国内见过合面用脚踩的，那是为了面的柔韧有劲和人的相对省力，与脚的气味肯定无关。这样想来，韩国的冷拌菜其实是融入了皮肤的暖意的。一只人手究竟有多么独特的气味可为菜肴增色，暂且放在一边不说，单是这种讲究的本身便是一种浪漫的文化了。这是一个感觉的民族，这个民族何以对音乐如此迷恋便也不难理解了。如果说手拌冷菜是诗意的，那么喂人吃东西似乎是男权主义在韩国的遗风了。听元馆长说起过，从前的大户人家，有威严的男人吃饭是要妻妾喂进嘴的，典型的是在吃“小包袱”时。“小包袱”实际就是芝麻叶包饭，一片小孩巴掌大的芝麻叶包一口米饭，再包进一点辣酱呀五花肉什么的，四边合拢，一个核桃大小的小包袱就成了。包袱取的是“包福”的谐音，所以，包袱包得越大，福气也就越大。那些一心要讨男主人欢心的女人争相比赛着把手中的“包袱”包大，喂进男人的嘴。手巧的女人能够包得大而不漏，这样的女人得宠的机会便多。我们一边议论着“包袱”，一边也在饭桌上实施芝麻叶包饭。雪子包了一个鸡蛋般大的“包袱”喂进我的嘴，噎得我喘不过气来。因为没有咀嚼的空隙，我知道自己在满脸乱动，那表情定是一种痛苦中的难看。雪子忍不住笑起来，一边叫着“铁老师，铁老师”，显然希望父亲响应她的笑。父亲却表情平静，只顾对他碗中的肉汤细嚼慢咽。他这种假装看不见周围事物的状态更是引人继续发笑的由头。雪子笑得更厉害了，筷子也被碰到地上。好不容易我才把“包袱”咽下去，腾出嘴来说，这种强迫性的被“喂”，真可称做优待的虐待啊，一个正常的人怎么可以接受这种完全没有自主权的进餐方式呢?饭后稍事休息，父亲接着出去画画，雪子拎着画具将父亲送至他选好的地方，返回来和我一起去自助洗衣房洗衣。我喜欢这种自助别墅，喜欢它的家庭气息和无人打扰。需换毛巾、被单时打电话即刻便有人送来，洗衣则要自己去洗衣房。此外，垃圾也要自己去倒。为此厨房设置了分类垃圾桶，食品垃圾和可回收物分放。有一天雪子不小心把剩菜倒进了可回收物的垃圾桶，这下可麻烦死了，她干脆把那只垃圾桶扣个底朝天，再从倒出的垃圾里一点点往外择剩菜。我知道，韩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推广垃圾分类成功的国家之一。中国讲入乡随俗，我们入了这个“乡”，必须随这里的“俗”。对待垃圾我们必须认真。自助洗衣房在一楼，但我和雪子不知怎么走到地下室去了。在走廊里问一个工人，这人非常热情，从地下室把我们带上一楼，送我们到洗衣房，又为我们详细演示洗衣机和烘干机的操作法，直到我们把衣服放入洗衣机，机器开始操作他才离开。我想，一方面这位员工的确训练有素，另一方面，他们可能随时都怕得罪客人。在韩国，旅游业人士被投诉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很可能为此丢掉饭碗。在我们的房间里，就放着一些韩国旅游观光公社印制的游客申诉卡。上书英、韩、日、中四种文字。中文名称叫做“游客申诉卡”；日文名称很有意思，叫做“观光苦情申告”。我感觉这个“苦情申告”比中文的“游客申诉卡”更具强烈的感情色彩，单看“苦情”二字，你马上就会愁眉苦脸那么一下子，姿容再做夸张，就接近“声泪俱下了。这样，即使你在卡上申诉的苦情不能立刻得到回复，只因有了这么一张善解人意的卡，蒙受了”苦情“的你的心情似乎也能得到一点安慰。不是么?我和雪子暂无“苦情”可诉，我们洗好衣服去接父亲回来。在夕阳西下的山坡上，一些戴着长长遮檐白头巾的妇女正在草坪上拔杂草，是这里雇用的附近村子的农民。她们那把身子“扑”在草坡上的姿势让我感到有几分亲切。一个精瘦的穿蓝色工作服的男性工人正在小路上摆弄一辆电瓶车，他见到父亲后立刻停下活计向父亲鞠躬致意，对我们则视而不见。我知道在韩国，男人一般是不向女人致意的，这不算什么过错，可我还是忍不住对雪子说，这个男人一定是幻想着在吃饭时被老婆喂“大包袱”的那种人。 2003年5月17日 星期六 不要和有婚姻的男人谈情说爱 韩国的国民有80%信仰各种宗教，其中基督教信徒约占信徒总人数的一半。在韩国旅行，见到最多的建筑就是各种各样的教堂，即便是偏远的乡村也不例外。奥克贝利为了方便客人中的基督教信徒做礼拜，也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教堂。小教堂不在别墅区的中心，而是独占着一座与别墅区相联的小山包。这使它看上去有某种超然世外的独立性，和一种宗教追求的神圣感。特别当夜晚来临，四周万物都已被黑夜吞没，惟有这座小教堂通体透亮。它虽超然世外，在这样的夜里却必须靠物化的各种现代射灯将自身塑造成一块璀灿的宝石。它照耀着夜色中的山谷，也成为奥克贝利的夜的标志。 从我们的住处到小教堂，步行大约20分钟。白天，父亲经常在小教堂附近画画，我和雪子有时也到这里聊天。小教堂的基调是灰顶白墙，造型精致、灵巧，不事繁琐。除去礼拜天，教堂的门是上锁的，但是院子却终日敞开。迎门处有一铜牌，上面镌刻着修建教堂的出资人的姓名。教堂还附带一个花园，花园里有长椅，有花朵累累的绣球树丛。韩国的绣球多白色，而且开起来十分壮硕。雪白的花朵形似大馒头，沉甸甸地压弯着枝条。走近闻闻，花朵没有什么气味，但环绕花园的这一大片白色却给人一种强烈的袭击感。你是心甘情愿被这浓烈的白色所袭击的，你被袭击着、享受着一种不期而至的晕眩。 父亲画水彩和丙烯画时，需要以水涮笔，我们用盛牛奶的空纸盒为他做了一个小涮笔桶，每当这盒子里的水被画笔染得浑浊不堪时，父亲就打断我们的聊天，喊我们去为他换水。我们拿着空纸盒到离教堂最近的C号别墅去打水。 换了一盒新水回来，我看了一阵子父亲画画，对雪子开玩笑地说，女孩子还是不要学画画，看看铁老师，画画时脸上下意识的表情太多，用力而且忘我。一个女孩子如果脸上经常是这种表情，可就嫁不出去了。雪子说，她在景德镇陶瓷学院进修的时候，做陶艺拉泥坯也是这样，全身用力，脸和嘴都被牵动起来，表情也一定很难看。父亲对我们说，这没什么不美，投入就是美。 我和雪子回到刚才坐的长椅上继续我们的聊天，我们选择的这张椅子正好被一丛白绣球笼罩，背后是几棵伞样的朝鲜红松，既安宁又遮阳。刚才我提到了女孩子的嫁与不嫁，雪子告诉我，她在25岁的时候曾经觉得自己很老了，特别想嫁人，一心要嫁个理想丈夫而且什么都随着他。现在30岁了，忽然却变了想法，反而不觉得自己老，并且也不急着嫁人了，因为发现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姜雪子生于1973年，今年应是30岁，但看上去像是只有20岁出头。前边我提到过，她是延边朝鲜族姑娘，生长在农村，后来上了大专，毕业后在延边美术馆工作。这期间，韩国亚洲美术馆的李在兴馆长（就是我在“这本日记的由来”中写到的那位李馆长）在访问延边美术馆时，发现了这个女孩子对绘画的良好感觉，也许还有她单纯和正直的品性吧，在李先生的鼓励下，姜雪子只身一人到北京发展，曾在北京的一家韩国公司做职员。又过了几年，还是受了李先生的影响，对陶艺发生兴趣，现在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进修生，正准备申请考取韩国大学陶艺系的本科插班。 算起来，姜雪子在北京的生涯也有七八年了，可她身上却丝毫不见大城市的一丁点儿浮华和虚荣。她基本保持了从家乡带来的朴实的、乐于助人的品德。由于雪子的父亲是中学教师的缘故，加之对绘画的接触，她比一般来自乡下的孩子更早地感受到外界的文明和崇尚艺术的心境。又因为在北京与朋友合租房子也总是更换，她还养就了一种知足并且简洁的生活习惯。她的旅行从来都是轻装的，一只小小的黑色软箱，里边整齐有序地码放着叠好的干净衣服，不多，但得体，够穿。她的化妆包也只有巴掌大小，里边的化妆品两三样而已。雪子告诉我，她很少穿50块钱以上的衣服，只是鞋要买百元以上的。这是她基本的购物原则。雪子也幻想多挣钱，却又不是那么看重钱。比方她给朋友买礼物就比给自己更舍得花钱；在接受别人馈赠时却又总是持极为慎重的态度。雪子在多数时候是快乐、随和的，这并不是说她就没有脾气。有时她很固执，犯起脾气来颇有点“一根筋”的劲儿。有时也直爽到不管不顾别人的脸色。我曾对她说，你这脾气，在“外企”是会吃亏的。她点头默认。但是，当我真正了解了她的性格，看着这个跪在地板上小旋风一样不惜力气打扫卫生的女孩子，看着这个手拿一本书，喜欢被中午刺目的太阳照耀着歪在沙发上酣然入睡的女孩子，会觉得有一种“硕果仅存”的感觉。虽然，我有时也会为了她的不守时，她的幻想多于行动向她发出“警告”，但她带给我的放松感，带给我心境的亲切和明亮，乃至她充满自尊的顽强的生存能力，在我的人生旅途中都会让我珍视的。 在风景怡人的清静之处，似乎很容易说些感情方面的话题，雪子就常常给我讲一些她的朋友们的爱情故事，幸福和不幸福的，使我感到有意思的不是这些故事本身，而是眼前这个讲故事的雪子。她本人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可讲起那些恋爱故事却绘声绘色，过来人一般，仿佛那些故事里也融入了她全部的人生滋味。有时她还会给我讲一两个带“颜色”的故事，她居然能把这样的故事讲得既直白又纯洁，让人不能不抛开那故事本身，而对她生出一种心酸的爱怜之感。 我们坐在绣球花笼罩的长椅上，有过一次关于感情的对话（以下以凝、雪简称）： 凝：你从来没有爱上过什么人吗？ 雪：差不多吧……我说不清。 凝：我觉得很可惜。一个30岁的人，应该有过爱，哪怕不成功。 雪：是啊，可我就是不会谈。 凝：这和会不会谈有什么关系呢？ 雪：你知道吗，我，我这个人不会“飘眼”。飘眼你懂吧，就是飞眼。我一看见男孩子就浑身不自然，木头似的。我觉得我身上没有那股气。 凝：什么气？ 雪：勾人的气。有些女孩子身上有一股勾人的气。 凝：可是你怎么知道所有男孩子都喜欢被一种……气，或者“飞眼“所勾呢。你曾经告诉我，你在公司的时候有男孩子喜欢你，而且有过比较明确的表示，他也不是看了你的“飞眼”才被“勾”啊。 （两人笑） 雪：你说得对。但这种情况是我特别不喜欢那个人。一个你特别不喜欢的人对你献殷勤，简直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凝：我完全同意。所以爱和被爱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会“飘眼”。为什么你会希望自己有某些女孩子身上那股“气”？你有这想法的时候，一定是你面前有一个你对他有感觉的男人的时候。 雪：可能吧。如果有一个让我看第一眼就眼睛发亮、心里发紧的人，也许那就是爱。 凝：你有过那时候？ 雪：有过。但对方不会知道，一直到对方有了女朋友、结了婚他也不知道。因为那时我反而像个木头似的，变得和他更加疏远。我知道我的这种样子错过了一些机会。我想可能和我小时候总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有关系。小时候我最愿意和我哥哥他们玩，不和我妹妹玩。我们家就在海兰江边，我们摸鱼，或者到玉米地偷青玉米烧着吃。那时我和男孩子一样疯跑，摔破了腿也不怕疼。我不知道女孩子都玩些什么，也没有学会女孩子的样子。 凝：你现在就是女孩子的样子。女孩子的样子也并没有一个固定模式。我觉得真正能和你自然相处一段时间的人都会喜欢你的。 雪：您真的这么认为吗？ 凝：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指那些真正有眼光的男人，也许大多数男人在选择女朋友时确实过于迷恋“飘眼”之类的媚劲儿了，但是婚姻本身比这内涵要复杂得多。 雪：所以人类才有许多婚姻的不幸。 凝：当发觉这不幸时，很多人又已经进入了婚姻状态。 雪：有时候我也想，我都30岁了呀，还会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好男人呢? 凝：别这么悲观啊，你30岁就这么想，那我不就只剩下绝望了吗? （笑） 雪：我怎么能跟您比，您的魅力您不知道吗？ 凝：其实婚姻最终和魅力不魅力的没什么关系。 雪：但不管怎样，我想告诉您一句话，咱们选择对象的时候一定不要找有婚姻的男人，或者离了婚的人也不行。 凝：谁这么告诉你的？ 雪：很多人。因为这样的男人都伴随着许许多多纠缠不清的复杂的感情和关系，这些感情和关系最终会弄得所有人都精疲力竭，而且最痛苦的是谁？你猜猜？——是你呀，是你自己。离了婚的男人也不行，别以为离了婚的男人就一身清静了，他以前的家庭会跟随他一辈子，而你永远也不会真正弄清他心里在想什么…… 雪子坐在我对面侃侃而谈，仿佛她已经经历过所有这些。一种心酸加爱怜的感情又浮上我的心，我真的希望雪子能够找到一个没有婚姻的、也不曾有过婚姻的理想男人，他们单纯、安宁地相爱，并且白头偕老。虽然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即使是夫妻，也不一定非得知道对方所有的想法不可，但是，如雪子这般纯净的、一心一意的人，恐怕真的要有一个同样的对方来如此这般地待她。 其实，这愿望，又何尝不是天下所有男人和女人对婚姻最初的指望呢。 只是，人间毕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啊! 晚上我们又来到小教堂的花园里散步、做操，在我们白天坐过的长椅上，有一对中年夫妇正并肩而坐，手牵着手低声吟唱着圣诗。这又使我想到，人间毕竟还有如意事。 2000年5月23日 星期五 美女问题 我们再次来到汉城民俗村，父亲要在这里寻找一些绘画素材。他坐在一个凉亭下画对着一只木轮大车。这是一个传统的朝鲜式凉亭，茅草顶子下面是一方悬地而起的大木“炕”，让人想到“温突”的概念在朝鲜建筑中随处可见。一支幼儿园的队伍来到这里，孩子们看见作画的父亲，立刻兴奋起来，在“炕”上“炕”下围住父亲疯闹。男孩子用手指蘸了父亲调色盘中的颜料往自己的衣服上抹，女孩子在“炕”上挤住父亲吃零食。一个小姑娘把一根棍状饼干叼在嘴上说：“这是烟，我抽烟呢。”许多小姑娘也抽起“烟”来。父亲的画是很难画下去了，便和孩子们聊天。两位年轻的阿姨发现孩子们的行为妨碍了父亲，像救火一样去四处制止，但孩子们还是兴奋得不能自制，直到阿姨招呼他们排队离去。这时一个阿姨又返回来向父亲鞠了一个躬说：“谢谢您，由于您在这儿画画给孩子们带来了快乐，我为此感谢您。”这位阿姨的教养和礼貌，很使人难忘。 下午回到洪先生家，我对黄贤德说，我在民俗村发现一个孩子很像她，我猜测她小时候就是那个样子。我的话使黄小姐又是一阵不好意思，她不安地说：“是吗？”看来黄贤德小姐总是拿不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或许在她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符合韩国流行的美女标准。其实黄贤德小姐的美，是许多“美人”不可攀比的。 黄贤德今年25岁，尚未结婚。她身高1.70米，肤色洁净，声音低沉温柔。她不化妆，有种天然的健康美。这在过分追求修饰的韩国青年女性中，反而显得十分“另类”。照我的眼光看，她也很会穿衣服，一种现代而又讲究的朴素。我把我对她的评价告诉她，她立刻显出几分惶惑。于是我们谈起美和整容问题。 凝：我刚才说到你的健康美，我真是这样看。健康首先要自然。你从来不化妆吗？ 黄：我化过，但我这个人和别人好像不一样，越化妆越难看。后来把妆全擦掉，洗干净脸才安静下来。可是我并不反对别人化妆。 凝：韩国有许多女性整容，我不知你怎么看待整容。 黄：我本人不喜欢整容，大家都整得一样，没有个性了，还谈得上美吗?不过整容可能是先从演艺界开始的，包括电视节目主持人。现在高科技把电视屏幕也弄得高清晰了，人脸上的瑕疵、粗毛孔什么的一目了然。她（他）们是要被看的，职业的需要，其实她们的整容很辛苦。于是很多女青年也模仿明星整容，经常听见有人要求把自己整成某某明星那样的…… 姜雪子插话：拉双眼皮、垫鼻子的特别多。有一个笑话，说是一对男女婚后生了个孩子，长得谁也不像。原来夫妻俩都是整过容才结婚的，谁也不知对方从前的面目，只有从新生婴儿脸上才能看出些父母本来的影子。 黄：还有一个原因是职业压力。公司用人多以外貌取人，使有些父母在女儿高中时就把她领进美容院说，请把她变得漂亮些吧。5月初电视有报道，釜山两名高中女生去美容院做双眼皮，结果不理想，两人一气之下跳楼了。她们一生的希望仿佛就因为双眼皮拉得不理想而破灭了。 凝：据你了解，韩国男人择偶的标准是不是也很在乎外表？ 黄：是吧。有一份调查，60%的男性挑选女朋友首先要外表好看。 凝：韩国这么多女性整容，主要是来自于被男人接受和被看的心理，还有职业竞争……从这方面看，中国倒好些。但现在中国的整容广告也很常见：进口的先进仪器、技术啦，对人的各个部位无所不能整啊。 黄：您个人怎么看呢？ 凝：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和别人不同的美的地方，比方你，小黄，你的美可能不符合韩国流行的标准。 黄：韩国目前流行的标准是瘦，瘦得一根棍儿似的。 凝：但依我看美的标准首先是健康，是整体的和谐。这是大美。并不是所有的大美都能被一般人欣赏、领会的。换句话说，欣赏真正的美（非流行的）是需要不一般的能力的。很多男人（或女人）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只能是追随着流行的东西设计自己的理想。但是小黄，你一定能选到心爱的人。想一想，一个整得面目全非的人在婚后一点点被对方“识破”，那才是真正恐怖的事。 有木轮大车的水彩画（作者：铁扬） 黄小姐害羞地笑了，坦率地讲起她读中学时的一段“暗恋”。初中时的小黄，个子已经比一般女生高了，是学校田径队的长跑运动员。她暗暗喜欢一个男生，觉得他什么都好，只是比自己矮。她把这秘密告诉要好的女生，她们坚决反对，说，他比你矮那么多，你怎么能和他好呢？不信你从他身边走走，看看矮出去多少。她从他身边走了，要好的女生在一旁看着，果然是矮不少啊。那时黄贤德为自己的个子非常痛苦，她决心限制自己的增长速度。于是每晚睡觉时她都用双脚紧紧顶住墙壁，如此这般坚持了整整一个假期。但是开学后，当她从他身边走过时，发现他一点没长个子，而她却长得更高了……虽然黄贤德现在讲起来是一派超脱，不过你可以想像在当年，这肯定是她心中的大事。这大事可以倒海，可以翻江。 我不便多问黄贤德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倒是她又向我说起和一个女朋友的中国之行。那是2000年的春节，她和女友去了广州和海南岛。她原以为这旅行会很愉快，不想途中两人意见发生分歧，至使旅途立刻变得漫长而无趣。黄贤德说她想起中学时老师出过一道智力测验题：从汉城到达伦敦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当时很多同学回答是飞机或其他交通工具，只有一个同学答：“和朋友一块儿去。” 这是一个真理。却又谈何容易!让我愉快的是通过这次谈话，我发现黄贤德的内心并不像她的表象那么封闭。她热烈，坦诚，且有着自己对生活的鲜明见解和准确表达。 谈话中黄贤德拿出一种饼干请我们吃。这是一种薄薄的撒着芝麻粒的鸡蛋牛奶饼干，有着一个汉语名字叫作“高笑美”。高笑美是这类饼干中的名牌，单是这几个汉字组合在一起，看上去就叫人又奇怪又开心。原来“高笑”是韩文“香”的汉语译音，“美”则是汉字的 直接表达。又香又美——“高笑美”，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韩、汉组合，能让人永远记住。 吃着高笑美，不是正好配得上我们今晚的谈话吗? 2003年5月29日 星期四 生气就是已被别人控制 雨雾弥漫，是雪岳山的一景。早饭后我和雪子相约去看雨，在一楼露天咖啡座的屋檐下，我们找了把长椅坐下来。眼前是白雾升腾的山和开阔的草坪，还有一些树形秀美的矮树林。当一阵大雾把眼前的形象全部遮蔽后，草坪上的背景音乐却渐渐清晰入耳了。是一种叫“巴扬”的乐器演奏出的流行歌曲，惆怅而动听。 雪子站起来在细雨中“表演”一个人散步，她说这样的音乐只能配一个人散步，多一个人都不行。她边说边突然转身问我：您经常发愁吗？或者生气。 我说，人人都会碰到生气的事。不过，我觉得最好少生气，生气多了耽误正事。 那您遇到生气的事怎么办？雪子问。 我说，我索性就拿出一个专门时间来生气，反正人在生气的时候也做不成正事，就不如专心生气。当你集中精力生气时，你的气已经消了一半。不过人还是少生气，因为生气的时候就是被别人控制的时候。 雪子或许觉出我说得有道理，就在“巴扬”的伴奏声中继续“表演”她的散步。一会儿又问我：你看我像独自散步吗？ 我说，不像散步，像犯人放风。 雪子随之大笑，然后突然沉默，就像受了眼前这美景的打击。 美景唤起人的激情，美景有时也能够打击人的情绪。 “巴扬”却在这时欢快起来。 雨雾中的群山，像舞台上的布景，一幕幕地变幻着。 2003年5月30日 星期五 看《暴躁媳妇》有感 看韩国电影，时常觉得有趣。比方有一部名叫《暴躁媳妇》的喜剧故事片（中国译为《我的黑道老婆》），说的是一个黑社会的女头目，整日纠集着手下的弟兄们与恶势力争斗，为弱小打抱不平。但她不懂爱情，对男人亦无欲望，只是在病危的姐姐的请求下才结了婚。丈夫是个本分的公务员，不知媳妇的黑社会头目身份。又因为这媳妇不谙男女之事，两人的结婚便形同虚设。偏偏那病危的姐姐又希望能在闭目前看见妹妹的孩子，于是这意气风发的妹妹为了姐姐的愿望，且在女友的反复启发和指导下，终于明白了男女之事。这一切的基础不是出于对男人的爱，而是满足姐姐的愿望，因此这个女主人公对其丈夫的行为就变得机械、急迫而又暴躁。电影用喜剧方式表现了该媳妇突如其来地要与丈夫上床的场面，她那一次又一次主动的、类似于强迫性的武打动作，加上那个本分丈夫的一脸惶惑和被动承受，使这对夫妻的床上镜头宛若媳妇对丈夫的“强暴”……后来媳妇终于成功怀孕，并在丈夫面临黑帮威胁时挺身而出保护了丈夫。在这里女性变得既强大而又无所不能，不仅操纵男人而且还要与男人一比高低。 这是个无限夸张的电影，与韩国的现实相去甚远。初看有点奇怪，看完就觉得不怪了。这电影里有一种向往吧，有一种强烈的渲泄感，可能还有一种对韩国女性那顺从性格的反动也说不定。 2003年5月31日 星期六 晴 中年夫妻的对视 今天是周末，雪岳山一下子热闹起来，一些旅游团队蜂涌而至。 下午出门散步，遇一中年男子热情地用中文同我们打招呼，并告诉我们他从台湾来此参加一个基督教的会议。在雪岳山忽然听见这样一口流利的台湾国语，真令人高兴。我于是说很高兴在这儿遇到中国同胞。哪知这位先生说：“很抱歉，我是韩国人。”原来这是一位韩国牧师，神学院毕业后又学了中文，然后去了台湾传教。但是这位牧师的中文会话实在让人惊叹。我们就站在路边，就语言问题聊了几句。他讲在台湾，汉语随着网络的发展已经越来越简化了，比方把“这样子”直接写成“将子”。有些让人哭笑不得。 晚上，二楼的露天平台上，一个夫妻旅行团在开PARtY。他们唱了一些歌，然后组织者谈到了家庭的重要。他一边说，一边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让在座的夫妻们对视一分钟，并请他们亲吻对方。这个团的夫妻多是中年人，中年夫妻能够结伴而行并且当众对视，当众亲吻，想必他们是和谐的吧。这样的场面不管真假，总还是让人能够生出感动。 2003年6月9日 星期一 多云 还家记 已是晚上11时，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记录在汉城的最后一天。我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每次出门回来，只有坐在书桌前，才像真的回了家。 下午5时到家，放下行李，先察看家中的植物们。屋顶院内的草坪居然还绿着；东墙和西墙上的爬墙虎、廊檐下的酒瓶兰安然无恙。回到房间，客厅的巴西铁、火鹤、平安树、金虎……都还活着，虽长势缓慢，也算耐住了考验。但让我最为佩服的还是落地窗前的那棵印度裸树，它在我家已经顽强地存活了十几年。这种植物原生于印度，在中国极少见。客人们来了都说它是个稀罕。它那半草半木、不计较“待遇”、皮实而又茁壮的态势，让人十分喜爱。有一盆名字最花哨的“法国口红”吊兰死了，死的最惨。看来世上自以为最娇媚者，大都最不具生命力。与印度裸树比肩而立的散尾葵叶尖有点发黄，是又缺水又缺肥了。 仁川机场的候机厅里也有一些散尾葵，今天上午我们就在有着散尾葵的候机大厅同洪先生、元馆长、千先生告别。本来这次的告别双方都有很多难舍难分的话要说，但是京仁高速公路上几次堵车，使我们比预定时间晚到40分钟。所以宾主间那热烈的告别语言也来不及倾诉，几个人只是东西南北地奔跑着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行李太多了，父亲从汉城买了不少颜料和画具，还有汉城为父亲出版的画册。说到画册，千先生将一箱丢在出租车上（这完全是因为我们那不计其数的行李带给他的麻烦），他又跑出候机厅去找。这又增加了众人几分焦急。画册总算找了回来，洪先生和元馆长登机时间已经到了。他们要先于我们登机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旅行。本来我们在机场的相聚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现在却只好这样匆匆分手。可是细心的洪先生还是把我们作了周到的安顿，我们在机场还要等候30分钟，接待我们的是仁川国际机场的总裁（韩国称社长）曹宇铉先生。他的一位精干助手陪我们优先通过“安检”，进入机场贵宾厅。少时，曹先生也走进来。虽然所剩时间不多，但曹先生还是请服务小姐端来果汁和曲奇，诚意邀我们边吃边聊。 原来我们和曹先生并非初次见面，曹先生曾去汉城看过父亲的画展，就在画展最为热闹的那天。曹先生用汉语和我们交流，语调虽不算标准，但意思表达得正确。实在遇有困难，便用汉字在纸上沟通。曹先生的汉语，得益于他在中国的8年。那时他是韩国一家公司的高级职员，常驻上海。曹先生以缓慢、温和的语言节奏，描述着他对中国的印象，描述着他对汉字的掌握是得助于其父亲的教导。最后话题还是转到艺术和艺术家。曹先生迎送过好几位中国艺术家：张立辰、贾浩义…… 登机时间到了，曹先生和几位助手送我们至登机口，鞠躬告别。 赴汉城的航班是KE852，回北京的航班是KE851。还是那几位熟悉的空中小姐，还是我们早已熟悉的热情服务。 飞机上又是座无虚席，乘客大多是回北京的韩国留学生。KE852航班的座无虚席是留学生的逃离中国，KE851航班的座无虚席是留学生急切的返回。刚才曹宇铉先生告诉我们，这几天飞北京的乘客正在成倍递增，这预示着中国的SARS疫情即将远去，大韩航空公司的生意也会慢慢好起来。汉城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正站在机舱门口拍摄机舱内的座无虚席，一边做着鼓动市民出门旅行的解说。前几天我们在汉城的东大门，见那些会做生意的摊主们已经一改往日的犹豫和沉闷，大声热情地招呼中国人了。他们举着皮包、钱夹，在我们眼前晃着用中文高喊着：真皮！真皮！买吧，买吧！韩国电视台的中文教学也已恢复，这个栏目醒目的主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汉城大街上中文补习班的广告忽然间也多了起来，有一条广告叫做：都来中国语！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真理再次被证实着。 北京今天多云，天空灰蒙蒙。每次从国外回来，当飞机降至这几百米高的灰蒙蒙天空时，我的心便也塌实下来，域外的一切喜怒哀乐顷刻间都会被淡化在这又灰又亲的北京天空中。 走下飞机，我后面的一个穿跑鞋的韩国青年，箭也似的超过许多人，第一个跑到了“边检”，看上去他要返回北京的心情实在急迫难忍。 飞机上拥挤着的乘客，在首都机场大厅还是遇到了超出预料的冷清。机场工作人员还是一律戴着口罩。取完行李，我想找位“红帽子”帮我们把行李推出机场，一个中年清洁女工说，因为SARS,“红帽子”们都走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4月29日我们离开北京时已是春末，今天回到北京仍然觉得处在万物复苏的“春天”，有几丝沉寂，因为尚存“春寒”。 又想起早晨在仁川机场那一场抢险似的奔波，好比一个家庭出游时的意外“遭遇”。也许这种“遭遇”是胜过宾主间或热烈、或伤感的从容告别的吧，这还会为下一次的相见提供一个生动话题。我一向觉得，和友人离别时的悲伤或热烈最好是被一个什么意外所打扰，当然，这意外应该是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