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意义的生活》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十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十个月 我是一个痴爱走路的人。 有一天，我突然想：我这么爱走路，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真的为这个问题思索了很久。起先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潜意识认为我身体素质不佳，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锻炼。可是，实际上我这个人实在太能走了，即便一刻不停地走上一天一夜，也不会产生任何身体上的不良反应，所以走路锻炼这种形式，对我来说根本是没有用处的。后来我猜，也许我心里一 直很烦，希望以走路来开解烦恼。可是随即我认识到，再怎么说，我也算不上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多数时候我都能吃能睡，也笑得出来，并且我在这广大世界里活命的时间，也并没有长到让我学会装模作样的地步。我还做了多种猜想，然而每一种都被我毫不犹豫地就地否决了。 我为这个关于自己的疑问困扰了许久。到最后，我竟然去请教A。A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常常把磁带换来换去地听。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友好的。这个人在某些方面是个人才，(这是我们语文老师说的，我个人认为他简直是个天才。)心肠也很好，经常愿意陪我“在外面荡”——“在外面荡”是A说的，“荡”即“游荡”，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说“走路”比较好。总而言之，我后来去请教A，问他：“你说说看，我为什么这样爱走路?” 我问A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正在食堂里吃饭。顺便交代一下，到吃午饭的时候，A总是叫上我——他说如果没人强迫，我就不会去吃饭，而不吃饭是非常坏的习惯。这个事情还是以后再具体说吧。言归正传，A听到我的问题，好像没什么反应，而是停下右手的不锈钢勺子，伸出左手，从搪瓷盆里用食指和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块鸭子肉，双眉紧皱，心不在焉地说：“唉，皮那么厚!” 我不觉有些小气愤，立刻抗议道：“我也知道这种问题是比较傻的——算了，就说是非常傻吧。可是如果说皮厚，也只能我自己说，你怎么可以随便说呢!” A很诧异地抬眼看了看我——我有大打出手的架势。他放声大笑，把坐在我们四周的人吓得差点大喷其饭，随即无辜地说：“我又没有说你皮厚咯。”一边放下右手的勺子，从左手的鸭肉上小心翼翼地撕下一张油汪汪的、厚厚的鸭皮。 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认为自己的气愤确实非常可笑。可是他怎么可以笑呢?毕竟我是严肃认真地在探索我自己——我，甚至是我的父母，都认为在我这么小小的年纪，能探索自己是极不简单的。于是我说：“求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这样爱走路?” 他咽下喉咙口的鸭子肉，抬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高中生解颐，你知不知道，吃饭的时候说话，尤其是讨论严肃的问题，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 是啊。我是一个高中生，我的名字叫解颐，我知道吃饭说话不好。可是，高中生不会永远都是高中生，解颐这个名字又不是我自己挑的，话说白了，又有几个人吃饭的时候真的二话不说，仅仅为了保重自己的身体?只有这个问题是永恒的，但是我自己想不清，人家又不肯解答：我为什么这样爱走路? 我并不因此就怨A。A虽然有时油腔滑调，避重就轻，还天天押解我去吃午饭，但他毕竟是惟一一个肯陪我走八个小时路的人。我感激他。 第一次跟A在一起荡，是高一第二学期结束，参加完历史会考那天的下午。我们的历史会考被安排在高二学生的各科会考后面，所以走出考场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我这个人毛病很多，最可悲的一点就是莫名其妙的慢性子：总是在我个人认为已经尽可能动作快的时候，其他人早就走掉了——那天也是这样。我收拾完东西走出考场，已经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在校园里走，尽可能要多慢就有多慢。夏天的傍晚，还没落下去的阳光是真正的金黄色——没有热力，没有气味，只是空虚的金黄色。金黄色的斜阳布满浅蓝色的天空，染浅了颜色丑陋的世界。我所置身的是一个玩具一样的校园，金黄色——一个玩具一样的上海，金黄色。整个世界都是虚妄的，我是真实的。 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是A。他说你干吗?我说我走走。他说走走干吗?我说不干吗，好玩。我看见他微微笑了一笑，无奈而潇洒地——我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知道，我这个人在他眼里是无可救药的。问题是，我并不害怕无可救药。 他说：“你怎么不回家?”我反问他：“那你怎么不回家?”他说：“本来我们说好，考完以后一起出去玩，可是他们一下子都不知哪里去了，找不到。我跟家里人说好不回家吃晚饭的，再回去，不是很傻?”我说：“噢。”说完了，再说不出什么。他看看天，抿紧的上下唇一松，出了口气，笑眯眯地望着我，说：“要不然，我们两个出去荡一圈，好不好?”说着，他把手高高地抬起来，然后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 我们走出校园，走到马路上。就是学校附近的一条马路——这条马路是没什么好说的了，无非是路边有许多店，有路灯，有行道树，有车，有人，有沉在底下的、恶浊的空气——和所有其他的马路一样。从个人的角度讲，我逛这样的马路，简直逛厌逛腻逛恶心死了，但我们都不想回家，又懒得到远点的地方去，所以只好逛那条马路。 A叹着气。我问他干吗。他说：“一走到外面，就不一样了。”我问：“怎么个不一样法?”他诧异地瞥了我一眼，说：“我还以为你和我一样，也很喜欢学校里的傍晚呢。”没等我说话，他又叹口气，说：“难道你没发现，傍晚的学校里，太阳光是没有热气的，只有颜色——是很好看很好看的颜色，好看得……”——他说的时候，手舞足蹈，非常值得一看，中间他停下来斟酌了一下，最后一挥手，好像甩掉一个什么东西一样——“……算了，你又不懂。反正很好看就是了。” 我没说什么，我们就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他笑起来说：“我倒有点想带你去玩街机。”我说：“那就去吧。”他看看我，充满关怀似的拍拍我的头，说：“一个女孩子，不要这个样子。”我问：“一个女孩子，又怎么样?”他说：“那种地方的女孩子……有什么好说!”我就不响。其实我挺想问他干吗要说“那种地方”———不是他自己也常常去吗?问号在脑子里转了一圈，我到底没说出来。男的脑袋有种奇怪的想法，你拿他们是没办法的。算了。半晌，我问他：“刚才你说约好去玩的人，都是谁?”他就告诉我，有某某某、某某某 、某某某。我说：“你怎么总是和一帮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他马上反驳道：“那你是三还是四?”我一听，就很气，就不说话了。路上人很多，我们很少并排走，总是你前我后的，所以我生气他大概也不知道，我不说话也是跟我自己过不去。 就这样走了很久。不大说话，不过很自在。我们两个走路的速度都挺快，前前后后地往前冲，非常搭班。走得高兴、舒服，我们相视而笑。我想，A和我，蛮好的。A大概也这样想。可是我们当时表现得有点严肃，在脸上都是老人一样的小孩子。 后来，我们走到一个书店。我发现音像柜台有个电视机，在放张信哲的MtV，从我站的地方看过去，正好清清楚楚。我是很喜欢张信哲的，所以就站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天竟然一直在放张信哲的歌，真令我欣喜若狂。A没有催促我，站在旁边好耐性地等着。在回家的路上，他说：“你看，还是我带你到那里去的，谢谢我吧。”他是借机嘲笑我喜欢张信哲——他总是借机嘲笑别人。不过，因为看了那么多张信哲的MtV，心情真的很好，我就说：“我只是喜欢听他唱歌的声音而已。”他说：“这个谁不知道?你喜欢张信哲，大概是因为他的声音听上去很远。我喜欢范晓萱，因为她的声音听上去很近。” 难得凭空听人说那么经典的话，我悄悄记下了。 那时天已经黑了。他突然说：“要么我送你回家吧?” 我说：“好的好的。——为什么?” “你今天好像精神不大好。” “呸，”我说，“你知道个屁。” A说：“小姑娘说话，不要呸呸呸。” 他在我身边走着，比我平静，比我有礼貌，比我精神好——他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样样都比我好。他看问题也比我透彻。他说：“其实我也是有点难过。历史考完了，李老师就不教我们了。”我说：“还有，已经高二了。马上又要高三了。会很苦的。” 我们就把教历史的李老师夸奖了一番。李老师是很好的，我们全班都对他感情深厚。不过照我和A的那种说法，就好像李老师是我们的爹、我们的妈、我们的天、我们的地一样，很过分。对高二、高三的未来，我们什么也不敢说。 一直走到我家门口，他才想到问我：“你不回家，你爸妈不担心你?”我说：“我爸妈今天要晚一点下班。”我爸妈是全世界最喜欢加班的人，他们的单位是全世界最喜欢开会学习的单位。 那天的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时时会思念起那金黄色的斜阳——没有热力、没有气味的阳光里，有张信哲的歌声，还有A动人的手势来来往往。当这种史无前例的、空灵的金黄色一次又一次落在我睫毛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很老很老，老得根本没有办法再老了。 其他时候，总是我叫A陪我出去走路。我实在是一个太爱走路的人：高兴时走，难过时走，生气时走，悲伤时走，跑800米的时候，我也会突然停下来走，走，走，最后不得不重跑一次。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和A一起走了八小时——连续地走，一停都不停。我忘了是哪一天，反正那天学校不知为什么事放假半天。中午，我照常被A押到食堂去吃午饭。在去吃饭的路上，A说：“我一直管你吃饭，你应该报答我一下才对。”我就说：“好的。你今天想吃什么?”他惊讶地看看我，好像说：你当真?!嘴里却说：“随便。”就像知道我要请客，那天食堂里有排骨年糕卖，酱油比年糕还多，吃得我们咸晕了。他说：“难得你请次客，竟然这么难吃!”我说：“不管。为了报答我的年糕，今天下午你能不能陪我出去?”他诧异道：“又出去荡?”看，他又说“出去荡”了。他从不肯好好说“走路”。 我们还是出去荡了。我们先去了旧书市，在书堆里走来走去。那里是A提议要去的。我看他饶有兴致地翻着旧杂志，就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喜欢走到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来?”他伸直腰，挠挠眉毛，说：“你不是要逛商店吗?”我听了这句话，惊讶得不得了，立刻说：“谁跟你说我要逛商店?我只是想走路而已。” 这句话的效果真令我自己无法想象。他一听，马上撂下手里的旧杂志，满面春风地说：“那好，走路。”他像一枚导弹，蹿得迅疾无双。我急急跟上他，来不及再说别的话。我们走到这条路，然后走到那条路，再走到另外一条路，又一条，又一条……时快时慢。路上有各种各样的男男女女，还有各种各样的车子——我总是把漂亮的行人指给A看，他看了以后，沉吟片刻，说：“唔，是的，比你好看。”当他让我看某辆豪华轿车时，会憧憬道：“我将来有了钱，要买一辆更好的。”我不响——他这种痴心妄想，谁会去理他。 后来他说，我带你去美术馆看画展，好不好?我很高兴，说好。他突然想到一个主意的时候，整张脸都闪闪发亮，身体有向上发展的趋势，连头发都神采奕奕地倒竖着了——我喜欢他这种样子。于是我们开始走向美术馆。走了一会儿，他问我：“你去过吗?”我说：“没有。怎么?”他讪讪地笑，挠头道：“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忘记到底是不是这样走了。我站住，正好停在一个锃亮的废物箱旁边。他也站住了。我们你看我，我看你，看来看去，最后我说：“走吧。又不是死人，总找得到的。” 结果是找到了。但是，因为走了许多弯路，错过了开放时间，画展已经关门。站在美术馆门前，跟那座漂亮的大房子比起来，我们是如此不值一提。黄昏的风起了，吹得A白衬衫的领子不住地翻来翻去。他扭头看看美术馆，说：“将来等我有了钱，也要开一所这样的美术馆。”我呆呆望着他因为扭头而伸得很长的脖子，不知怎么居然有些感动。他转过脸来，用征求意见的目光搜索着我的脸，头发在风里舞蹈，欢笑，高声唱吟。我微笑，说：“好的。”于是他天真无邪地笑起来——张开嘴，露出白牙齿，舒展的笑容，就像一阵最快活的风。 收敛了笑，他说，哎呀，对不起，没看到画展。我说不要紧，无所谓的。他看看我，若有所思地说，是的。反正你什么也无所谓，只要有地方荡就好了。(又是“荡”。)我说，就是这样。我们又你看我，我看你。美术馆门口有一棵大树，风一吹，树叶像眼泪一样纷纷落下。有一片树叶“啪”地在他脸颊上碰了一下，坠到他脚边。他伸手摸摸面颊，低头端详那片树叶，说：“不好，被打了一记耳光。”我抖着肩膀，哧哧直笑。树叶继续像眼泪一样落下，沉重而无力。 A本来是五点钟就说要走的。一拖，拖到了六点多。他打电话回家，家里没人，他就不急了。他说他要坐的车已经没了，我说你坐的车怎么那么差劲，他说那我也没办法，坐地铁吧。地铁里灯火通明，太亮，太干净，有又冷又硬的空气。我说我讨厌地铁。他说我喜欢地铁。我看见他抓住车厢里扶手的认真样子，很想笑，可并没笑，只是一直叫：襄没城，襄没城!“襄没城”是他的名字，起得很差劲，据说是他爸爸翻字典懵的——每次遇到新老师，他都要说明自己名字中间那个“没”读ｍò不读ｍéｉ。我故意作怪，叫“襄ｍéｉ城”，他就不理我。出了地铁站，我说你干脆再陪我走一站路好了，到站头，你乘车回家，我七点要补物理，也在那里坐车。他拖长声音说，不——行——的!最后却还是陪我走了：我说：“所以我讲你心肠好。”他说：“心肠好的人都该去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们真的走了八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在车站上，A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么好好找一个地方，做做功课，不要总是这么浪费时间，不要总是叫襄没(ｍéｉ)城出来陪你荡。”他又说“荡”。他又说“荡”!我知道他这样说，是真的叫我不要百无聊赖，不是怪我拉他出来。可我就是痴爱走路，有时一个人，有时找一个人一起。而且我并不百无聊赖。我甚至想问他，他难道真的不喜欢美术馆门外的大树吗? 那棵大树上的叶片簌簌落下，像乱纷纷的眼泪。可我个人认为，那天绝不是秋天。那么，叶片怎么会那么猛地落下来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们千真万确是落下来了，落在A和我的脚边，像最伤感的眼泪。 也许因为走路走得太累，晚上我总会梦见一棵大树：在微风中，绿得发亮的叶片像人的眼泪一样，纷纷落下，纷纷落下，纷纷落下，落下，落下……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八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八个月 那可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没有我说的那么久，只不过是感觉上的久——感觉上是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我在食堂里猜疑着自己为什么那么爱走路的那个时候，离现在遥远得就像南极点一样。我现在自然是比高中里那会儿悠闲多了，可真要说大学里有多么幸福，倒也没什么可说。 我还是一个痴爱走路的人。我个人认为，至少此生此世，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了。A说我 最近走路的姿势比起高中里那段时间来正常了一点。我一听很气，问他凭什么说我以前是不正常的。A说，你不要以为我总是故意惹你生气，不是的。我说，呸，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总是在献爱心，不是的。A噎了一下，说，你不要学我说话。 我们这样说着话在我的大学校园里走，(“我的大学校园”——听上去好像很阔气。)经过一个篮球场。刚刚过了正午，冬天的阳光亮得像夏天。篮球场上有两个高个子男生席地坐着，腿叉开，脱了鞋，脚底心对着我们，棉袜子还木头木脑地竖在鞋子里。不大有人会公然对我出示脚底心的，所以我看了有点感激涕零。A在旁边，好像知道我想什么似的，说：“他们不是给你看的。你别乱想。”我转身做了一个踢他的动作，他没有躲闪，像那两个男生的袜子。每次他摆出这种金刚不坏之身的样子来，我心中都不由恨恨。可是在嘴上，我却说：“襄没(ｍéｉ)城，我爱你。”A灿然一笑道：“你不必勉强。” 我们经过那两个英俊少年的篮球场。阳光罩着他们，好像把他们烙在了一个金色的大盘子上，做成花纹。整个世界都有种变软溶化的感觉，看上去恍若童话。我说：“襄没城，我们怎么会在一起了?”A说：“不是你叫我来看你吗?所以我就来了。你给不给报销车费?”我不响。忍了一会儿忍不下去，说：“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A叹着气说：“自从高考结束，你就越变越聪明了。”我说：“你变笨了。”A说：“不是。我不是变笨。我是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聪明。” 从前A也常常说，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聪明。可是这一次他有点像不愿意同我多闹的样子。我没讲出来。我知道A是一个大好人。每隔几天就坐车一小时来看我，他有点累了。我想，假如哪一天我们厌倦，分开，那只能怪我们所在的两个大学离得实在太远、上海这座城市实在太大、交通线路实在太复杂，只能怪人是那么容易就累了不愿意动了。我这样想着，并没有好过一点。我告诉自己说，这大概是因为我不想和我的A厌倦分开。于是我就去摸A的手。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原来他把手插在裤袋里。 这个时候我们在河边的一条路上走，A指着对岸的灰色建筑物说：“那是哪里?”我说：“体育系。”A说：“为什么体育系要在河边?”我说：“不知道。大概体育系的人力气大，抢得过别人。A笑笑，自言自语地说：“咦，我们学校的体育系在哪里?”我们走过了一棵又一棵水杉树，我一棵接一棵地拍着按比例大约是树的腰的地方。随后我说：“水杉树到了晚上就都像一个个鬼一样。”A没有睬我。我又说：“高中好还是大学好?”A想了想，很久不说话。我伸出另外一只手去拍他的腰，他就和颜悦色地笑了，还是不说话。我说：“喂，喂，喂，喂。”他一个人在那里想了又想，一边想一边笑，从路的这一头想到路的那一头，又想过了一座桥，随后说：“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我去勾他的手臂，说：“那么我呢?我是在高中里好还是在大学里好?”他笑起来，看着我——他的目光老是在我的眉毛和眼珠之间游移。“你啊，”他好像很开心的样子说，“你也是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我说：“屁!”他镇定地说：“是的呀。屁就是很难讲好和不好的。” 我大叫。天边一朵云，被我叫裂开来了。 我在A那个大学的校门口，可是我并不是来看A的。好像我每次到A的大学都不是来看A的——这里有太多我的中学同学了，多得我都来不及去看看A。 我站在校门口左面那个邮筒旁边，东张西望。我在等C。C是一个男的，也是我的高中同学，过去和A很要好。校门口有许许多多的人和车，所有人都是一种慌乱的样子，在走出走进。还有几个保安人员站在当路挥手，可是没有人听他们的。我数了一会儿，没有搞清楚到底有几个保安——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个警察、保安，真是伤脑筋。总而言之，我长时间地看着校门口，看得久了，简直以为那里是全世界人最多最乱的地方，于是我心里就很烦，只好转过脸去，看两个人打投币电话。 那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可是电话机庞大的身躯挡住了他们，让他们谁也看不见谁。他们都在打很长很长的电话。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像商量好的一样，一会儿你变姿势，一会儿我变姿势，轮流变。然后其中一个人挂了电话四下环顾，看见了我，就走过来问我换一元硬币。我说，我不能换给你，我只有一个。说着我就把仅有的那个硬币掏出来给他看。接着我说，要不然这个就给你好了。他赶忙说不用不用，只有一个也不够。我说，那么你去买样东西，找一点。他笑了笑，对这个建议似乎不甚赞同。他说谢谢，转身苦闷地走了。 这时突然有个人拍我的肩膀，扭头一看，不是C，是A。A说：咦，怎么在这里?我十万火急地说，你有没有一元钱硬币?他说有。我说多少多少?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来。我连忙大声叫那个苦闷的人回来，把A的硬币换给他。那个人已经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在公交车之间飘忽不定，我叫得声嘶力竭，他才听见。等他又跑过去打电话，A说：“你这算什么。”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算什么。我说：“我等张斓(C的名字)，你陪我等吧。”A看看表，说：“我只能陪你等一刻钟。我要去做家教。”我笑起来说：“你做家教，怎么我不知道?”他说：“第二次而已。寝室里一个人不做了，一定叫我去做。小孩是蛮好的。”他一直在看校门对面停的一辆大巴士，半晌，指着它说：“会不会在巴士后面?”“没有。我看过了。”我说。 我和A站在校门口，一起等C。A开始说C如何会放别人鸽子，历数C放鸽子的罪状。他说的时候，把手放在我后颈上，说到中间，突然停下来问：“脖子那么空，冷不冷?”我说：“习惯了。说下去。”他就说下去，手没动。傍晚这个时候，不知从哪里出来了许多风，连夕阳也是冰红色，很快很快就化成冰蓝色的一大摊，没办法收拾掉。大家都结冰了，包括我。不过我的脖子后面是巴掌大一块热乎乎的。风吹啊吹啊吹。我听着我熟悉的A的声音，默默想，这一刻我一定要永生永世记住。 A陪我等了二十分钟，来不及，就走了。走以前，他掏出来一块很大的白手帕，系在我脖子上。我说：“这算什么?”A笑眯眯的，说：“幸亏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就走了。A走之后一分钟，C从校门里面跑出来，大叫着：“表停了。对不起哦!” C跑到我面前，喘着气说：“对不起对不起!你等了多久?”我说：“没多久。”C带我往校园里走，在前面回过头说：“我想你要杀掉我了。真是对不起。我跑出来的时候，一直想怎么办怎么办，即使你要我的头，我也肯的。”我在他背后穷笑，笑得脚发软，走不快，他走得特别快，又不停地回头跟我说话。突然他回头指着我脖子上的白手帕问：“这算什么?”我说：“啊。”就把手帕摘下来塞在口袋里。 C的寝室在学生公寓顶楼。在楼梯上，他说：“六楼走起来太吃力了。”又说：“咦，今天怎么这么清静，一个人也没有。”走到他的寝室，一开门，他重复说：“怎么人也没有。”一个人在房间深处咳了一声，我们走进去一看，是C他们寝室卷发的Van。我说：“Van在。”Van看到我，点点头。在他的写字桌上方贴了一张法国地图，看得我开心得要命，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好在心里蛮佩服他的。Van在放音乐，一个有点鬼气的女声充满了方块的房间，然后他在音乐里做事情——感觉真好。我说：“这是什么音乐?好听。”Van说：“MONO。” C说：“没什么东西招待你。”我笑笑。我在看Van的微型音响，心里羡慕了一百遍。Van抬头问：“喜不喜欢?”C插进来说：“JVC UX-7000。我眼热死了，他不肯送给我。你要是做他的女朋友，大概他会送给你的。”我伸腿做个踢C的动作，说：“屁!”Van笑笑。 C也走过来，看Van摊在桌上的书。Van问：“看过没有?”C茫然道：“什么?”Van就把书的封面翻过来给他看：邓小平理论。C说：“干什么要看?”Van说：“今天考试呀。不会吧，你忘了?”C跳开去，叫：“啊，不可能!”我插进去说：“你们怎么开学才一会儿就考试?”Van接口说：“这个老师是怪路道，隔几个礼拜就考试，每次考试都要算分数，期末考么没有的。”C很懊恼的一副样子，附和着Van说：“是的呀。早知道就不选修这门课了。”我大笑，说：“好，你完蛋了!”Van说：“晚上6：30到8：30。”C问：“开卷闭卷?”“开卷。”Van回答。C听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还好，还好。”走过来问我：“怎么办?”我瞪着他。他站不定坐不定，房间里来来回回，最后从书架上找到邓小平理论的书，说：“我们去找刘舒美。吃饭还是来得及的。”Van说：“嗯，你不错。”我对C笑，又对Van笑。真糟糕。 走在楼梯上，C说：“还好回来一趟，还好Van和我一样选修邓小平理论，否则死定了。”我说：“你怎么连考试也搞不清楚?”他笑道：“选修课随堂考，乱七八糟，谁搞得清楚。我今天本来还想逃课的。”我们说着话走出C的学生公寓楼，迎面许多人进门，我随便看了几眼，说：“你们这里的人怎么都那么难看，真恐怖。”C说：“你看惯了我，当然觉得别人难看。”我笑笑说呸，又说：quot;Van好像很灵的么……他干什么起个名字叫Van?”C指给我刘舒美宿舍所在的方向，一边答道：“上网用的名字，他自己喜欢。是法文。法国狂。” 我给刘舒美的代号是B。她在高中跟我最要好了。从前她常常批评我“不三不四”，又骂A是“不阴不阳”。我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不三不四，A又哪里不阴不阳。不过我还是跟她非常非常要好，因为她做人真的一点也没有不三不四，很大方很灵的。我们在女生公寓楼下面打她的电话，把她叫下来，劈头我就告诉她C忘记考试的事情。她盯着C笑，说：“你怎么连考试也搞不清楚?”我说：“我刚才也这样问他。”于是我们一起笑了C一通。 我们说，吃饭。三个人走到学校后门去。后门那条路很热闹，颇有以前我们高中附近那条马路的风范。B指着一家店说：“喏，这里——黑店。上次我和同学在这里喝咖啡，被斩得差点失血过多而死。” 我们走到黑店隔壁吃盖浇饭。C说先吃饭，等他出来再吃点好的。我说：“什么叫出来?”B说：“就是考试完了放出来。”C笑看B，说：“嗯，还是舒美了解我，不错不错。”他先替我们一个个把一次性筷子掰开，随后翻开他的邓小平理论书，说：“让我来先看看。”说着就把鼻子凑到书上，嗅了一会儿，抬头问：“你们知道什么是三步走理论吗?就是先解决温饱问题，再奔向小康，最后走向现代化。” 我说：“那么现在我们先解决温饱问题。”C说：“等会儿8：30我们去奔向小康。”B说：“那么现代化呢?”C用筷子戳着我说：“你回去的出租车费我来出。”我大笑说好的好的。B看看我，看看C，笑眯眯的，好像我们是她的小孩。我笑着在心里想，B从前高中里就一直是这样的，B真好。 6：15，C走了。走之前他说：“怎么样，你们欢送我吧?”我和B就一起大笑大笑。C走掉 之后，B叹了口气，说：“现在又变成我们两个了。”说着我们继续吃饭。 我说：“舒美。”她说：“嗯?”我说：“你和张斓还好吧?不要紧吧?” B闷声吃饭，把韭菜挑出来扔在桌上。她挑了很久，很仔细地一直挑到一根韭菜也不剩，随即转过脸笑嘻嘻地说：“很好呀。你看我们不是很好?”我说：“我真佩服你们，分手了还那么要好。” B说：“你知道吗?我从前很要很要吃韭菜的。”我说：“看不出来。”她笑笑，点头说：“嗯。是很要很要吃的。后来喜欢了他，怕说话的时候嘴里有味道，就很少吃了。再后来就变成一点也不吃，根本就不要吃了。以前我对张斓说过的，他说那有什么要紧，就经常给我吃韭菜，分开以后有机会也是这样。他好像要把我少吃的补给我一样。其实我不要吃了。”她说着很烦躁地把盘子一推，说：“不吃了。” 我们坐在剩饭前面，开始说话，一直说到我把一包面巾纸全部撕成一条一条。于是B就带我去兜整个校园。校园里路灯暗朦朦的，杂货店的日光灯虽然亮，却反而显得惨淡。远一幢，近一幢，全是楼房。B指着它们，给我讲每幢楼房里发生的人命案，还有里面住的妖魔鬼怪。B说：“我们只住四年就走了，妖魔鬼怪要一直住下去——所以感觉好像是我们在借鬼的地方住一样。而且我们还一天到晚要在背后议论我们的房东。”我身上发冷，鬼好像刚才我撕的面巾纸，一条一条薄的长的没有骨头的，在我们周围飘来飘去，地上树的影子，一条一条，游来游去。 我说：“怎么没有人的。”B说：“就是呀。我也想不通。平时才不是那么一点人呢。照理说么，刚开学应该都在玩呀。不过这次不对了，一对一对的都到教室里去了。教室里的位子都是要去抢的。要打起来了。是不是都张斓一样要考试呀?”接着她说：“怎么样啦，你?”“什么怎么样?”“襄没城呀。怎么样啦?”我笑道：“不怎么样。”她说：“嘿嘿，旧友新朋么。我们以前班里，你们是硕果仅存的一对了。你们要当心点。”说完，又加上一句：“不过这种事当心也没用。” B老是喜欢问我和A怎么样了，问起来笑眯眯的。B是最早察觉我和A的人——我还没察觉，她就察觉了。那还是在高中里。那时我烦得不得了，一天一天，好像永远没有不一样的明天了。 我们走过一个大草坪。草坪上没有人，空的。不知道为什么，草坪蓝盈盈的，好像一个比较小的夜空一样。我说：“你们这里的草坪挺怪的么。B说：“嗳，襄没城有一次也这样说。这个草坪喔，不管多么风和日丽，在它上面总是刮大风，大得不得了，待也待不下去。”我听了，惊讶地望着那片草坪——真的是蓝色，上面还飘浮着一层蓝冰冰的水汽。有风吗?我站在草坪外面看里面，伸直手——没有风。B说：“没用。进去才觉得到。”真的有风吗?我身上发冷，不敢进去。我想象着蓝风……在我面前飘着A的蓝t恤。 我们荡了一个多钟头，荡到前门时，C已经在那里了——灯光下一个剪影，看上去好像日本漫画里倾城倾国的妖怪一样。冲他走过去的时候，我悄悄对B说：“张斓真是好看噢。你损失了。”B笑笑，不说话，一直走到他面前，才问他考得好吗。C说：“都找到了，在书上。可是我一直想，怎么会那么简单呢?有点心慌。”转个话题问：“去哪里?是吃饱呢，还是气氛好一点，去喝茶?”我们说，去看看，话毕又串到后门去。半路上C说：“有一道10分的题目，书上两句话就说清楚了。我想没这么简单的呀。” 我们长途跋涉，走到一个泡沫红茶坊门外，走得我起劲死了。C说：“这里。”我说：“这里没标价的。”B说：“我怀疑很贵的。”C说：我觉得不会贵的。”B问：“为什么?”C说：“觉得而已。”我说：“屁话。”说着我们就进去了。C要坐像秋千的椅子，B要坐靠背椅，两个人又吵了起来，最后决定坐像秋千的椅子，因为是C请客。里面在放张学友的歌。C说：“咦，是《Linda》么。”我说：“嗯。”我开心得要命，C也开心得要命。 然后我们说话说话说话。说到后来，我们都很绝望。红茶坊里烟雾腾腾，服务生都像鬼一样地飘来飘去。我们也像鬼一样暗无天日地说话，好像我们永远没有出路了一样。C帮B一起问我A的事，问得我走投无路，鬼话连篇。襄没城你现在在哪里? 我的A无影无踪。而在我们的喉咙里，极低极低地滚动着一个大大的怀疑——对将来滚烫的怀疑，怀疑，怀疑。 走出红茶坊的时候，离12点还差40分钟。C说：“你来不及回去了吧?”B说：“她睡在我那里。”我们很高兴，喝茶居然也喝醉了，一路上唱许许多多歌。C一直在唱庾澄庆。B对我说：“你看他模样蛮好，唱歌是一点也不会。真的是一点点也不会。”C走在前面，让我们踩着他的影子，踩得他焦头烂额。他唱，想念你在想念你的夜晚。他唱，好像爱上你wowowo。他的声音掉下去，砸在地上鲜血横流。 后来我和B挤在一张床上的时候，我说：“我觉得张斓很可怜的。总要那么高兴，很可怜的。”B打了个哈欠，说：“明天早上你要饼干吗?我这里吃的东西太多，都是吃的东西。”我说：“张斓今天兴致那么好，一副不想走的样子。”B说：“是的呀。有什么办法。”接着我们就睡觉了。月光从窗外面照进来。窗上装着栅栏，月光一条一条，铺在墙壁上、被子上、地上、我的脸上，蓝蓝的。 快要睡着的时候，我突然打个激灵，清醒了过来。B说：“怎么?”我说：“没什么。”隔半晌，我说：“舒美，我想襄没城。很想很想。”B迷迷糊糊说：“好呀。”我说：“可是我不敢见他。”B没有回答，我的胳膊感觉到她的脚。我一个人流着眼泪睡着了。 早上我醒来，窗子大亮着。B从卫生间走出来，手里拿支牙刷，满口白沫，面目狰狞地瞪着我，说：“早。” 一个晚上过去，我的梦破了。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十三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十三个月 五月二十七日之重大事件：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要开始学做人了。 在这之前，其实B老早就对我说过十万八千次了。她说：“解颐，你是真的也好学学做人了。”她说这种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她活像我的妈。从前A也说过自己像我爸的。这样一来，A是我的爸，B是我的妈，我们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我每次把这美好的想法透露给A，他都会很快、很响地反应道：“哦——哟!”过了一会儿，又同样地来一声：“哦— —哟!”我说：“干什么?”他说：“什么?不干什么。”他的脸于是飞快地红了一红。我说：“你脸红!”他很镇定地两手紧插在裤袋里，说：“我脸红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有什么稀奇。” 言归正传，B每次要叫我“做人”，我都说：“做了十几年了，吃饭睡觉，什么稀奇?”B就耐心而严肃地教导我：“你不要搞!”我就不搞。B又说：“我说的做人，是非常实际的。就是在世界上，在这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站住脚，站稳，站舒服。”她这样说，就好像是吃准了我没有站稳站舒服。我只好不响。 五月二十七日，我在理书。我把每一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翻，穷翻，翻完了再放回去。后来我拿出来一本英汉词典，是B送给我的，我于是就想到B了，再就想到B要我学做人。我就思考：B凭什么这样要求我呢? B的名字叫刘舒美，跟一种“S Memory”的美国贺卡的中文牌子同名，我们就“舒美”“舒美”地叫她。她这个人做事桩桩顺利，人又好，又会做人，老师同学家长都把她当宝一样，拥护得不得了。我站在书架前面，把B送我的词典翻来翻去，想想B倒的确很好，我是一样也没有她好，可见我是要开始做人了。 我个人认为，我在五月二十七日做出的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非常伟大、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伟大的决定，假如没有第二个人分享，就太可惜了。我就在书架前默念：襄没城，来电话。襄没城，来电话。这样，A果然来电话了。 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决定告诉了A。A问我：“你怎么那么听刘舒美的话?”他对B总是很不客气，连名带姓地叫。我说：“我又没有说是舒美叫我的。我是自己觉悟而已。”他在电话那头用鼻子出气，我听得清清楚楚。我还听见马路上汽车开来开去的声音，好像还有一个人在讨价还价：“二十块，卖不卖?”我说：“你在马路上啊?哪条马路?”他说：“不要管。说出来你也不认识。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意见。你不要总是跟刘舒美在一起。”“干吗?她有什么不好?”“她蛮好。不过你就是不适合跟她在一起。”我笑起来：“那我难道适合跟你在一起?”他那边那个人还是在讨价还价，态度强硬地喊：“二十块，就二十块。”卖主却没有反应。A答道：“你是宁愿和我在一起，也不要和她在一起——你不要用鼻子出气。我这里听得清清楚楚。”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只好说：“我笑死扩。”“你笑死也不要听她的话。听了没用，懂不懂?”他说。我气起来，说：“屁!”他大声叹气：“哎呀，你不要屁屁屁的呀……”还没来得及说完，电话里“嘟嘟”地响起来，没几下，就断了。 我还是很气，把电话听筒一扔，倒在沙发上看天花板。天花板是雪白的。我明知它被粉刷得很平，可总是觉得看起来有点凹凸不平。我搜寻着想象中凹凸不平的地方，越看越气，越气越心痒，恨不得马上跳上去、飞上去，用一种随便什么方法上去，把它们统统填平。不过我再笨再笨也知道，一个地方填平了，就肯定有另一个地方凹凸不平起来，这样一来，我就只有一刻不停地填，直到累死到万世不得超生为止——这种道理简单得即便是一个白痴用脚指头想也想得出来，真叫人耻于称这种道理为道理。我就是一个只懂得这种道理的人，我这种人确实是只配给像A或者B的人教导、训斥、栽培、修理、批判、改造，等等，等等。 他们都是有丰富理性的人，他们的每根头发都是一只理智的舵，指引他们勇往直前。我是连屁的理性也没有。(A又要叫我不要屁屁屁——我连这点理性都没有。)B叫我学做人，A叫我不要跟B在一起——他们都充满智慧，都是正确的。我呢?我明知道有许多题目该去弄懂，有许多概念该去背熟，有许多笔记该去整理，有许多道理该去领会、吃透，直到滚瓜烂熟，直到学会做人或者学会不听B的话，而我就是不在状态。我情愿这样盯牢天花板，像一个原生动物一样无所事事。我是歇斯底里地不在状态。所以他们都比我思路清晰，比我行动敏捷，比我生活充实——总之，比我好就是了。 像B，她就是比我好的典型代表。我的父母都对她推崇备至，总是要她“教育教育”我，好像把我卖给她了。他们认为B比我聪明，比我能干，比我刻苦，比我懂事，比我会做人——连穿的衣服也比我好看。我想我现在跟B这么好，很可能就是由我的父母一手造成的。大概他们认为，即便我一无是处，交了这样一个优秀的朋友，也是一个值得夸奖的优点。我发现小孩确实不该去捉摸父母的心思，因为一捉摸就会以为他们居心叵测，那还怎么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差来差去、教育来教育去呢?的确，的确。 B这个人对任何事都有明确的观点。比方有一次，她说：高中生的爱情是最纯真的，到大学里，就要考虑前途、事业、经济负担能力等等，就不那么好了，可是高中里谈恋爱，因为人不够成熟，就很难成功，所以她宁可留到以后谈。她说的时候，就像她已经上过八十次高中、一百六十次大学一样。我听了，就问她，那么，什么时候的爱情是既纯真又成熟呢?没有吗?她很以为怪地瞄瞄我，说，这种问题，也就只有你会问出来。本来我还想问，难道恋爱是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吗?看到她根本不屑回答，也不好意思问了。我不问，她就请我吃了一份冰淇淋。 至于A，他是从来也不请我吃什么冰淇淋的。他总是带我去吃小摊上的臭豆腐干、油墩子、羊肉串一类东西。吃完了，他会很负责地告诉我，这个油已经用了九九八十一天，这个羊肉里也许有细菌，这个冰糖葫芦的山楂是用洗脚水洗的……然后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嗯，蛮好。他就得意洋洋地，脑袋打着圈子说：“所以说，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总是脏一点的。懂吗?”我说：“哼，毒害少年儿童。”说是这样说，因为吃了父母禁止的东西，我开心得要死。和A在一起，总是开心的——做坏事，怎么会不开心? A和B，那么不同的两个人，都非常聪明。A喜欢说：那么你想怎么样?而B喜欢说：喏，你应该怎么怎么样。A总是把跟我在一起当成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而B为了我好，言传身教给我许多道理，可惜全让我忘光了。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都在争取我，都好像非把我拖过去不可。五月二十七日，和A通完电话，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我立刻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被重视的快感。 不久以后，我和A有了一次谈话的机会。 是星期六。自从上了高二，学校每个星期都叫我们“从双休日中拿一点出来”，测验。于是我们就拿了一点出来——确切说，是一上午。每个学校都这样：该起劲的时候么拖拖拉拉，不该起劲的时候么一天到晚打我们私人时间的算盘，不要脸。那个星期六，破例没有测验。给我们开了个年级会议，说大家就要升高三，大家有没有考虑过选文科选理科的事情啊?“3+1”选什么科目考虑过没有啊?明年高考的严峻形势展望过没有啊?等等。要我们赶快回家跟家长商量，决定“3+1”的科目，准备战斗。意思就是说，要分班了。再说清楚一点，就是大家要各奔东西了。 理书包准备回家的当儿，A走过来，问：“带你去我的小学，好不好?”我看看他。他的脸色灰扑扑的，不是很健康。我说：“好。”点点头。他问：“你不感兴趣喽?”我说：“好好好!”总是这样：你假如不表现出一种欣喜若狂的姿态，人家就以为你不感兴趣。 我们从校门口走出去，走到马路上——就是那条让我逛厌逛腻逛恶心死了的马路。我们走过了许多条马路。经过一家婚纱摄影馆时，我们看见里面坐了许多新娘子，每个人都有化妆师在摆弄。A说：“我以后决不会让我的新娘子在这种地方被画得面目全非。”我说：“你要替她?”他大笑，转而对我说：“你以后是一定要步行结婚的——那么喜欢走路的人。”我笑了两声。他又说：“前面就是我的小学。以前我上学一直经过这里的——以前这里是一家布店，布多得都摆到街面上来了。”我说：“噢。”我是连个布店的鬼影子也看不出来。 A的小学正在装修门面，校门口搭着脚手架，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从脚手架下面走进学校的时候，一直在担心这上边会不会突然掉下来一块砖头，或者一根铁柱子倒下来，把我砸死。A却很自如、很自信地往里走，大模大样，好像他不是学生，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一样。“喂!喂!”从门房里跑出一个老爷爷，大叫。A回过头，很奇怪地看看他，放慢脚步，继续往里走。“你干什么?”老爷爷问。“我过去是这里的，来看看。”A停了一下，说完又走。老爷爷叫：“今天没人，看什么!”我叫：“不要紧!看教室也可以!”A笑笑。我们就这样顺利地走进了A的小学。 “我一年级的时候在这儿。二年级在这儿。三年级、四年级在这儿。五年级在这儿。”A伸展手臂，对着四层教学楼指点江山。教学楼是湖绿色的，玻璃窗又高又大，闪闪发亮，整幢楼看起来真是清凉，像盒薄荷糖一样。我说：“你们这里倒是很好的……很有钱吧?”他笑笑，说：“是吧。” “喏，我就坐那儿。”“哪儿?”“那儿。第三排，第四个座位。看到吗?”我和A的头凑在一处，贴着门玻璃，往教室里张望。我用了那么大的劲，连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我说：“嗯。噢。你们这里蛮舒服的——连黑板擦也好像很新。”他笑道：“又不是我当年用的那一个。”片刻，又说，“我在墙上踏了总有一百五十个脚印，现在全没了。脚印这种东西，不保险。” 我们参观了整个校园，A又带我走上一道黑洞洞的窄楼梯，跑到大楼平台上，看天。A说，这个地方不大有人知道怎么上来，他上小学时常常在这里看天的，这里是他的天文观测台。我说，天有什么好看?A不响，抬头望着苍白的天空，眼睛一眨也不眨，很久，很久，很久，才开口说：“天么……天是很好看的。”我听了，就和他一起看，也看了很久，很久，很久，除去看见一只鸟飞过去，一无所获——天空实在太空了。A又说：“你不觉得，这个天从我们生下来起，就一直不大对吗?” 我和A，要么嘻嘻哈哈地说话，要么就很沉重地说话。我坐在空荡荡的平台上，同A一道坚执地仰视天空时，就知道，今天将有一场声调很低很低的谈话。A这几天一直不大对劲，神经质的敏感在他脸上冒出冒进——他酝酿这次谈话，已经很久了。 “要分班了。”A说。说着动了动，伸出手，在想象中抓住了天上的一只鸟。“分班呀，分班么就是无言的结局。就是无言的结局。我么总归是铁定读历史的。你么总归是铁定读物理的。不用说了。” 我听他说完，忽然发现自己是难过死了。分班真是不可理解不可理喻。我不知不觉敲起自己的膝盖来了：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隔三秒一下。“生下来就一直一个人也就算了。偏要几次三番地把一群人牵扯在一起，培养出一种叫‘感情’的莫名其妙不知为何物的东西，然后再拆拆开。真是，既费神又费时，何必呢!”我说。我开始觉得那苍白的天空很好看了。 “刘舒美会选哪门课?”A突然问。“政治。”我答。这好像很滑稽：两个脑子很清楚的人去读文科，我这种人却读理科。我看着A直勾勾望天的眼睛——里面很深很深，深到差不多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微漾笑意。A说：“你相信我一次。你不适合跟她在一起。她选政治就好，你就不会跟她在一起了。” 我惶恐地瞪着A——A望天的样子活像一个预言家。我说：“你跟舒美关系不是也挺好的，你干吗说得这样吓人?”A微笑，答道：“以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要过很长时间。”他慎重考虑之后，慎而又慎地说。“什么时候?”我死缠烂打。A又微笑，坚执地仰望苍白的天空，好像那里就是他的归宿。我现在已经很喜欢这样望着天空了，因为它那么远，那么空，那么干净，什么也没有，连透明也没有。A的声音很近，很亲切，空得一无所有：“上海很好吧?至少，不错吧?可你有时候觉不觉得它没什么好?你有没有觉得厌烦，想逃?想不想飞上去——”他把头抬得极其高，好像已经在云层背面了，“飞上去。升上去。上去!随便哪里，只要另一个世界就好……要另一个世界——不仅仅是另一个地方……想不想看着自己离开这里?离开。脱离。到上面去，上面……” A简直不像是A。我看着他，听着他，坚执地仰面对着苍白的天空，流着眼沮，又庆幸，又惋惜——在那上面……五月二十七日的重大事件是什么?我一千年前就忘记了。 我和A站在商店家用电器柜台的一台电视机前面，二十分钟没挪动地方。电视机里，成龙正从高楼顶上往下跳，我们看得津津有味，来劲得紧张得不得了。奇怪的是，成龙跳到一半不跳了，就那么以并不优美的姿势停在半空当中；等了足足十秒钟，他依然悬空在那里——天和地的正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A说：“暂停。”我这才发现电视屏幕右上角绿色的“暂停”二字。扭头一看，柜台旁靠立着的营业员正在不失时机地瞪我们。“啊!”我不禁说。“你看好，如果三分钟之内我们还不离开，这个电视机就要关掉了。”A在我耳旁悄声很有预见地说着，捅了我一下，拉我撤离现场。 跟是跟着A走的，我还是说：“就走啦?干吗不接着看?” “看什么啊?看成龙挂在那里?我们再看下去，那个人大概要把电视机敲掉了。”A又预言一次。他看着我，拍拍我的肩膀，严正地说：“人做事，要多用用脑子，懂?” 我本来是想跟他抬杠的，可是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算了。两年以来，襄没城教育解颐的时候不是随便数得清的。不过，我再了解再清楚不过，这副一本正经的面孔后面藏了多少非凶恶成分——一种自以为的长辈对自以为的小孩的湿湿润润的宠溺味道。人要知足。 从A的小学出来，我们就这样在路上走来走去，看来看去，到处流窜。A说：“解颐，我一旦跟你在外面荡，就觉得自己是不良少年。”我想了想，说：“所以世界上许多人都居心叵测。其实我们不过是在路上走而已，偏有人说我们不良。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中了这些人的毒，你懂不懂?”A大笑。我说：“你不要笑。你只要记住我说你是好人，就可以了。别人又不认识你，只有我认识你。对吧?”A大笑着点头。 说起来，我们真是好孩子。我们打电话回家去说今天晚回去，要在学校做功课，父母都相信我们。可我们现在在上海的马路上，用A的话来说，在荡。究竟什么算好人呢?反正我是随便怎么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坏人。A也不会。 我私底下摸到A在近旁的手，抓住用劲握了握，问：“我们不是坏人，对吧?”A说：“不是吧，我猜想。”我又问：“我们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对吧?”A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也用劲握握我的手——比我刚才更加用劲。 不知为什么，我们正走着的人行道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朝同我们相反的方向走，弄得我们两个人变成了某种障碍。照常规来说，明明是他们在逆向行走，可是，每个人都对我们怒目而视，好像说是我们走错方向了。我不由叫了声A的名字，A说：“走，走，走。”我就跟着他走。我一直说A比我清醒比我理智比我好，那么既然连A这种人才也不以为意，我还以什么为意呢?A说，人做事，要多用用脑子。 走着走着，A说：“我要在这里附近一带租房子——最好是买房子——最好是老死在这里。我从小对这里有特殊的好感。这里地段实在是太好了。”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这里地段太好了，因为随便哪个白痴也会说这里地段太好了。能住在这里的人，可能钱多得不得不深居简出，以免被人害死，所以我从没见过这号人。这时我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正中间立着一个岗亭——空的。岗亭很圆，玻璃窗擦得极亮，晶莹剔透的样子。我捅A一下，说：“喏，你睡这个岗亭好啦。便宜得很。这个地方也不错，闹中取静，你一个人住住也够了。” A很不可思议地看看我，看了很久。路口的红灯变成绿灯，绿灯又变成红灯，变来变去，忙得不能再忙。我说“干什么？”A摇摇头，叹着气答道：“我么是小脑有问题，你么是大脑有问题。” 红灯又变成绿灯了，我们过马路。我扭头看着A，问：“何以见得?” A没有马上说话，而是伸手拉了我一把，把我拉近他一些。一个人骑着助动车“突突突”和我擦身而过，过去之后回头说了句什么，没好声气。我说：“他说什么?”A说：“他叫你走路长眼睛。”我很气地说：“这不公平。我从来最恨骑助动车的人。”A笑起来：“呵呵呵!你这不是大脑有问题的症状么?”他拉着我过马路，像爷爷拉着孙女。不一会儿，我们就站在路口，转身望着马路对过——就刚才，我们还站在那个马路对过望着现在站的地方呢。生平第一次，我发现一条马路有两个马路对过。 “为什么?”我穷追猛打。 A愣了一下：“什么为什么?” “小脑大脑这一类的事情呗。” “有关你的大脑，”A笑眯眯地说，“我也不多发表意见了，反正已经有公论，对吧?” 我急于知道他的小脑，无暇他顾，就说：“暂且算是这样。那么小脑又是怎么一回事?” A哈哈笑起来：“咦，你不在乎啊?真的大脑有问题啊?” 我们笔直地往前走。逗处有无数杂七杂八的东西——车、房子、人、电线杆……惟独地平线失落了。因为看不见地平线，所以没有停下的念头——东西实在多，多得叫人一点办法也没有。A呢，在我的旁边，慢慢吞吞地说起他自己来了。 “直到现在，我走路有时也会摇来摇去。小时候，我这个人好像两个人一样，而且这两个人还总是作对，没有统一步调的时候。我小时候走路老是左脚踢右脚，要么右脚踢左脚，总之是互相踢。老师叫我们往左转，我往右转；老师叫我们往右转，我往左转。老师叫我们举左手，我举右手；老师叫我们举右手，我举左手。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你看我现在样子还可以吧?我小时候是说不出的怪，虽然五官端正、四肢发达，但是看上去就是有什么地方难受。我有时想，说不定我真是两个人，阴差阳错成了一个人，也末可知。后来慢慢好了些。现在想起来也还是有点吓人——你想，有两个什么人在我里面滚成一团地厮打!他们都说我小脑有点不发达。我自己更倾向于认为我是两个人。唉，也不知道那两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我瞪着A，说实话有点怕。A看来态度和善，表情安详。当我的目光遇上他的目光时，我看不出什么两个人——可是，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他眼睛里很深很深，深到什么也没有的地方……A注视着我，半晌，突然笑出声来说：“喂，不要怕呀，你!”我于是也笑了。我们又一次从一个马路对过走到另一个马路对过。 我们还在走，一直走，不知疲倦地走，穷走，大走特走。脚下的世界是最实在的，而身边的世界是最玄虚的。到底哪个世界更大一些呢? “我的成长历程，”A接着说，“可以说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进行的。或者说，是那一个人否定那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又反过来否定那一个人——不断地否定来否定去；我自己是觉得没有意思，可又由不得我。这样一说，好像变成有三个人了，变成我自己是另两个人之外的一个人了，那我倒没有考虑过。总之不清楚。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爸对我要求很高。我做一件事，他总是说我这里不好、那里又如何如何。有点烦对吧?但问题在于我发现他似乎说得很对。你知道吗?我爸爸不是那种思想贫乏、随波逐流的货色。他说什么，我就有充分的理由想：嗯，是这样的。于是我不停地反省自己。我里面的两个人不停地否定来否定去，也有时势均力敌。别人不明白我这种情况，总是说我小脑不对劲。我想，知道什么啊，你们!假如也有两个人在你们那儿针锋相对，你们就懂了。虽然如此，父亲的要求还是使我的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挫，造成现在这种状况。” 我问：“现在是什么状况?” 他深深吸口气，吸了好多好多气，胸腔明显扩大一圈。过后，又长长吐气。全世界都是他吐出的气，真不可思议。他回答我道：“腼腆。” 我大笑：“什么?太离谱的话别说么。” “腼腆并不就指看见陌生人或者谈话时脸红不好意思。我说的腼腆，是在心底对外界一种本能的抵抗。懂不懂?” 我没再笑。走路成了我和A谈话的一部分——并不是谈话成了走路的一部分，是走路成了谈话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正在走路，我很可能会害怕起来，逃掉，也可能会不当一回事地大笑。走路使我和A彼此信任，使我们的谈话变得无比沉重，重得像天边最大最黑的积雨云，叫人不大好受，胸闷。 我问A：“你爸是干什么的?” 我没料到，一听这个问题，A马上流露出一种强烈厌恶和抵制的情绪，满脸不悦的神色，说：“什么叫我爸是干什么的?”我立刻改口说：“我的意思是你爸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看看我，脸色舒缓下来，目光在我脸上停顿了些许时候，又回复了平日的和气，笑笑说：“我爸爸啊。他啊——他很喜欢管人。”说完，停了停，最后一个字还在空气里悬浮了一会儿，刚要消失，他又说：“我爸他很喜欢管人的。” 接着，A望着前方的眼神突然兴奋起来，他叫道：“哦，看那边——那边——嗯，嗯……”手臂伸得老长老长，嘴里却怎么也说不出个词儿来。我大笑，往远处看——原来太阳在往下倾斜，苍白的天空静静地燃烧起来。我说：“嗯，很好看。”A奇怪地瞥我一眼，好像说：很好看?我理直气壮道：“总是好看喽。” A撤下手臂，定定地望着在燃烧的天空，说：“我小的时候，喜欢玩火——喜欢玩火，懂 不懂?蛮正常的事情。烧东西。再也没有比烧东西更好玩的事了。有一次，我爸拿来一个扁平的盒子，外面用白纸包着。我想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就用火烧。我认为，把盒子烧掉么，里面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不一定真的不懂，只是极想烧；现在想来，假如肯相信的话，好像也并无不可。于是一盒巧克力被我烧掉了。”他顿一下，接着说：“你想想看，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会露出什么来呢?” 说到这里，他看看我，眼睛里没有问询，只有问询以外的一切表情。“很多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很热切地期待揭晓这个谜底：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露出来的仍是天空。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太阳把天空烧掉的时候，露出来的是天空，是天空，又是天空，还是天空，总是天空，没完没了地是天空。所以我想，我们一直说宇宙是伟大的、神秘的，其实宇宙是伟大而不神秘。伟大到顶的东西就没有什么谜了。总之天空烧来烧去还是天空，天空背后仍是天空。我们所笃信的常识之类玩意儿，大概只在离地一万米的距离内有效，一万米以外，我们算什么东西，你说?——真烦死人。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真是。” A颓唐地结束了他对天空的一番议论。他再议论，太阳还是在烧天空。我也弄不清他是比较倾向于烧还是比较倾向于不烧。他的话里有些什么，我也听到了，听听倒好像很有道理，只是越听越觉得世界末日要到了。世界末日难道真的要到了吗? 我说：“哎，我跟你说呀，我很喜欢走路。”A说：“谁不知道?你要不要印许多广告单去发?”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走路?”“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上海的马路。”A说：“当然了。你是什么都无所谓的。你只要有地方给你荡就可以了。” 我问A：“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A说：“我有什么不开心?我不要太开心哦。你看我还一直在笑。”我就不说话了。太阳还是在烧天空。我知道A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不管是谁，只要站在随便什么地方看看，就会发现没有理由开心。不开心。没劲。 我看着燃烧的天空底下，公共汽车怒火冲冠地跑过来，怒火冲冠地跑过去。车里的人自然麻木不仁，不知道车子着火了。实际上整个地球都着火了。灭顶大火灾。我们电影看得太多。未来水世界，火星撞地球，怪兽哥斯拉——电影里越凶险，我们越安全。其实地球真的天天着火，撞车、分班、煤气泄漏——谁是安全的?谁? 我找到A的手，暗暗握了握。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五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五个月 我不知道高考只过去了五个月。算了算才想清楚。想清楚之后，我开心死了。假如时间一直可以这样拉长了过，那有多好。 于是我去问A，知不知道高考到现在过去了多少时间。A马上说：“五个月呀。”我说：“襄没城，我恨死你了。”A笑笑说：“我知道，你想时间被拉长了，就让你占到便宜了。你怎么不想已经到年底，要世界末日了?” 我说：“骗人的——真的啊?”A似笑非笑，说：“要么我们来验证一次好了。到1999年12月31日一过，就什么都明白了。”我看看A。他穿着一件深蓝和白色镶拼的衣服，好像是Reebok，非常非常好看，怎么也不像马上要世界末日的样子。我想，深蓝和白色放在一起，总是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只要放得得当，就洒脱得要命，要飞起来的。我又想，真恐怖，他怎么能穿这么一点点衣服——他不冷吗? 在1999年12月31日以前，A在我眼里还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就像神仙一样。我想，一个神仙做了我的男朋友，我有多么幸运啊!我的额骨头触到天花板了(上海话，表示运气极其好。)。于是我扭头看看A，伸出五指捏捏他的胳膊——温暖的。他转过来，对我出示好脾气的笑容。我想：乖乖!(差不多是“天啊”的意思。) 1999年12月31日，下午我乘车出发，去找A。出门之前，我在电话里对A说：“哎，我出来了。”他说：“哦，你出来好了。”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我等你。我在人民广场等你。”我不由记起，从前我曾经在人民广场给他打过电话——当时我还在心里想着：我们所说的人民广场，到底包含了多大的范围呢?包括延安东路吗?包括西藏路吗?包不包括黄陂路?包不包括威海路?到底有多大呢? A所说的人民广场又是指哪里? 我乘隧道六线去人民广场。车厢里有几百个人，我直挺挺地挤在中间，什么也不用拉。隧道六线有几个驾驶风格极端蛮横的司机，让你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甩出窗外——不过这一个不是的，这一个刹起车来很轻很轻，仿佛一个小孩小心翼翼地牵了牵你大衣的下摆。我的随身听在放杨乃文的歌。我不时抬头，看许许多多手臂挂在三角形拉手上，在我头顶上方荡来荡去。这样几乎是一件相当舒服的事。 车子开到靠近隧道人口的地方被塞住了，很久很久没有动。车厢里的人开始有点烦躁，陌生人和陌生人面面相觑，脸上很无辜的样子说，咦，现在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堵车呢?为什么会堵车呢?为什么会呢?……大家热烈而克制地互相询问着，都好像从心底里非常害怕堵车。站在我身边的一个中年妇女也试图冲我转过脸，眼睛里全是温柔的忧愁和疑问。 转瞬间车厢里的大人都变成了小孩面孔，讨论、往窗外看的时候，满脸罩在脆弱易碎的呼吸里。我开始有点警惕：今天这些事有种奇怪的气味。为什么大家对交通堵塞会如此心存不安?为什么都是一副芒刺在背的模样?我自己的身体挤在一堆脆弱的心跳声中间，有点麻木；我的脑袋想不出理由，有点恐怖。 我还是在听杨乃文。耳膜四周，音乐飙得很厉害，杨乃文的声音像一把匕首，雪亮的，锋利的，血腥痛苦的。她在唱的一首歌，我记得好像叫“静止”。我不明白歌词，不明白什么叫“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什么意思?! 汽车终于重新开始缓慢开动的时候，驾驶员试图告诉乘客：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有难以计数的人和车坚持要从浦东赶往浦西，所以他不能好好休息。说到不能好好休息，他笑了笑，灿若春花，简直让我爱上他。可是不行，没有这个必要，因为A在人民广场等我。 接着车子就开进隧道了。我看着路边的护栏从没有到有，随即慢慢地升起来，升起来，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在我头顶上合到一起，一直到最后，什么也没有了。黑暗先是从脚边蔓延开来，然后就呈环形包围了我们，我。我眼看黑暗汹涌而来，像一条条小泥鳅一样钻进我的毛孔，开始害怕：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开往何方。假如车子开进隧道，再也开不出来了，可怎么办?假如在隧道里遇见世界末日可怎么办?我想起了一个星期以前，A说的关于验证世界末口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脑海中，世界末日总是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别人——我一个人默默地悄悄地死去……也不是死去，更确切地说，是消失，就是像一个肥皂泡那样，“噗”，没了。我世界末日了。生命的录像带——一共二十年不到一点——飞快地往回倒过去，一直一直倒过去，到底，卡住了，再也放不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变成了什么，总之我还是看得到A——我看到他在人民广场等我，在车站上走来走去、看来看去，还是那么相信他爱的法拉利、那么相信世界、那么相信他自己的运气。我看到他，可是我不能叫他，不能让他看到我，不能告诉他：我已经消失了，没了。我看着他，看到他把手插到裤袋里，又拿出来，脸上笑眯眯的——突然我哭了。可是我哭不了，我已经到了世界末日，我没有眼泪。证毕。 我惶惶不安地伸长脖子朝车窗外面望。外面是黑暗。交错的车子像鬼一样纷纷掠过。汽车通过隧道，发出一种凄厉的呼啸声。车厢里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人说话——每次到隧道里，乘客总是会安静下来，四周一张一张昏暗的扁平的晃动的面孔，没有五官的忧心忡忡的面孔。我害怕。我怕当汽车开出隧道的时候，我们发现外面是一片灰白，而我们距离内环线外环线错来错去的那个暗无天日的上海已经无比遥远。我亲爱的上海。我亲爱的亲爱的A。世界末日请不要马上来! 汽车开出隧道，驾驶员凭空感叹了一句：做人真是辛苦。车厢里的人都笑起来。我看到头顶上的高架，心一松，也笑了。 我在人民广场下车，看见A。他把手插在裤袋里，又马上拿出来，对我招招手。于是我走过去，撞到擦到一个又一个人。我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谢谢世界末日，谢谢它没有那么快就来——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过的最幸运的事，比中福利彩票还要幸运。 可是我怎么对A把这一切都说清楚呢? A说：“怎么那么慢?”我说：“车子在隧道口堵住了。你有没有发现隧道是很吓人的?”A笑起来说：“你真是有空。”“呸，”我说，“我没空。”他总是对我的话缺乏重视。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开始往前走去。也许说往前走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目的地，所以也说不上前后。我们只是开始走路而已，也许是前进，也许是倒退。无所谓。 A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喜欢走路?”我说：“不知道呀。不知道呀。为什么呢?唉，知道就好了。”他说：“知道了就可以改了。”我很轻很轻地说：“是的。” 好像我和他今天都正好在走路的状态里面，一上来就那么沉重。我说不上这是好还是不好。我们渐渐偏离了延安东路的轨道，走到旁边的小马路上去。有的人很讨厌高架桥下面的大马路，我倒不是。尤其是每次走在黄浦区的高架下面，我总是会想起71路——它朝外滩开，每次开进黄浦区，总要放一段录音说：您已进入黄浦区，该区正在建设什么什么卫生文明示范区，希望您遵守七不规范。听上去黄浦区是一个有很严重的洁癖的区。不过我知道，A是不喜欢这种大马路的。C总是说，A是一个最最讲究的人。第一次听说时，我还很惊讶地问C何以见得，C看看我，说，那当然。——似乎这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 我们从黄浦区走到卢湾区。卢湾区有那么多又细又弯的小马路，走得我头晕目眩。A带我在思南路上来来回回地走，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大房子。那都是解放前盖在这里的，里面曾经住着可以整天谈恋爱的有钱人，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说：“我真是喜欢他们院子里的大树。我最好也有这种树，树上爬着许多毛毛虫。”A说：“那你就去跟主人说，叫他们把树卖给你好了。”我把眼光从灰绿色的墙壁上移开，去看A。一望而知他是多么喜欢这里，这些沉默的忧郁的大房子。我说：“你不要不好意思么，喜欢就喜欢呗。”真滑稽，我居然说“喜欢就喜欢呗”，我说“呗”——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说过“呗”呢?真的没有说过。 A说：“要是我有这么一幢房子，我就要订许许多多报纸，每天傍晚回家，一开门，脚下面踩的都是《新民晚报》、《解放日报》、《申江服务导报》。”我想象着A拿一大把钥匙稀里哗啦地开门，随即报纸像小猫一样涌到他的脚边，他就叹了口气：唉。我想那个时候的A一定非常非常苦恼，像永远生活在更年期那样苦恼。我说：“我还是最喜欢《申江服务导报》。”A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没问题。”什么叫没问题? 思南路上人非常少，既没有节日气氛，也没有世界末日的气氛。 后来，我终于和A离开了思南路。我又开始敲打路边的每一棵行道树，就像这样一棵，一棵，一棵……很有节奏地敲打下去。A说：“你这个人为什么那么闲的啦?”我说：“嗳，是的。我就是的。”A说：“唉。”他苦恼起来的样子有点像小熊维尼：眉头微微地茫然地皱着，两只眼睛靠拢到一起，永远无限靠拢，永远无法合拢。我爱小熊维尼。 我们离开思南路的时候，黄昏已经逼近了。1999年还剩不多的几个小时。A说：“让我来带你去一个好地方。”说着拉拉我的手，一笑。 A带我去的是一个什么好地方呢?是什么好地方，一定要在世界末日到来以前——或者说，在世界末日的这一天——去看呢?总之，既然是有一个地方要去，那么心就很安，知道世界末日不会马上就来——我现在知道，世界末日是不会在半路上来的，它要来，总是早会挑一个大家的手脚都凭空荡下来了的时候。世界末日就是这么好，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东西。 A带我去的是一幢非常非常老的房子，典型的解放前外国人住的高级公寓。它站在复兴路上，在它的前面是高架，更前面一点就是复兴公园。可是这幢房子好像对复兴路、高架、复兴公园这些东西统统置之不理。我们站在房子的大门口，肩并肩朝里看着——里面是一个昏暗的门厅，通向一座楼梯，楼梯背后的大窗户衬着铸铁的花样纷繁的栏杆，恍惚间隐隐约约有无数细小的铁屑纷纷落下。我和A依旧静静站在房子外面。A说：“从前这里是法租界。”顿了顿，又十分强调地重复一遍：“法租界噢。”说完，我们就走进门去了。 其实我明白A强调这里过去是法租界的意思，但是那种意思确切到底是什么，我说不出来。 门厅里铺着小块马赛克，拼出来好看的几何图形，过了那么久——不知道有多久——还是非常精致好看。铸铁雕花的楼梯，一级一级，爬到香酥的昏暗里。A在我前面走，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地一步跨一级。每一个楼梯口装着一个很黯淡的赤膊灯泡，把黄色墙壁照得更加黄澄澄的——除了被它照亮的那一小块空间之外，楼房的大部分都深陷在黑暗里。A说：“这种地方，哪里都可以藏几个鬼魂。”我身上冷起来，说：“屁!”他嘿嘿地笑，说：“不骗你。为什么要骗你?鬼么也没有什么好怕的。鬼要来找你，不过是想问你要点东西。你好好对它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它就会走了。你以为鬼都像你一样不讲道理吗?”我大叫一声，像个皮球一样蹦到A的怀抱里。A伸手摸摸我的头，带我继续往楼上走，笑眯眯地说：“哈哈，阴谋得逞。”我愣了一下，抬头看到他在很恶地笑。于是我也很恶地笑起来，说：“屁!你以为我就不是预谋的吗?”他也愣了一下，没话回答，只好叹气道：“啊呀，小姑娘不要总是屁屁屁的呀。” A一直带我爬到四楼，打个弯，穿过一条两边两堵黄墙贴得很近的短小走道，来到一个非常宽敞的阳台上。看起来阳台现在是做公用的，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废物，但还是看得出来非常精致，形状是弯弯的半月形，线条爽朗，好看得不得了。我过去趴在栏杆上，看见楼下的花园，还有花园里的一棵极端修长美丽的连树，不由大声叫唤了起来。 我拉直了嗓子说：“襄没城，这是哪里?”A说：“这里就是我说要带你来的好地方。” 我扭头看看A。他站在我身后，眼神很柔和很柔和，胸口很温暖很温暖——就像在我背后千年不遇的黄昏。 在我们的对面，也是一幢年深月久的公寓楼，带着明黄色水泥拉毛的墙壁。隔着一个小花园，黄昏渐近的阳光撒落在那明艳得幽幽散发出麝香气味的黄色墙垣上，从它表面游离出许许多多金灿灿的粉末，像毒药溶化在空气里，侵入我们的心口，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兜个不停。我紧握着我自己的双手，看啊看啊，看个没完没了。我是如此热爱这里。这里实在可爱——暴灵无比。我爱这里爱得心痛。 A说：“怎么样，这里?你来过这里，你就随时随地可以接受世界末日了。”A说：“这里简直就是我的世界末日。”A说：“喂，说话呀。” 我笑笑。我深深呼吸，这金色的有毒的空气，这见血封喉的空气。法租界的黄昏——我爱得心烈烈作痛。我说：“襄没城。”A说：“怎么?终于说话了?”我说：“我想划船。”A说：“明天带你去划船。 到黄浦江里去划。”我说：“我想看篮球赛。”A说：“我们到美国去看。要么我打给你看，比较简单，也精彩一点。”我说：“我想陈小春。”A气愤地说：“怎么突然想陈小春?为什么不想我?”我看看他，说：“你就在这里，我干什么要想你?”于是我们两个一起笑了起来。 在我心底深处，好像养着一只金铃子，一直悄悄潜伏在那里，不响，此一刻突然感到异常温暖，就痛苦嘹亮地叫响了。 我和A走出那幢美得仿佛世界末日的公寓，头顶直冒毒气，穿过马路去复兴公园。在路上，A说：“你为什么这样喜欢走路?”我说：“不知道呀。不知道呀。为什么呢?唉，知道就好了。”他说：“知道了就可以改了。”我很轻很轻地说：“是的。” 我记得这段对白刚才在哪里说过了。一个人居然会两次说出一模一样的话来，真奇怪。 公园里有不少人在草坪上放风筝。我们四处转了几圈，因为中了毒，腿脚不稳，只好颓然坐在梧桐树下的长椅上。我对A说，我喜欢公园里的梧桐树，因为不去修剪，所以长得很修长，枝条都尽情舒展开来，一副十分健康优越的样子，那么美丽。A侧耳听着，说，嗯，嗯，嗯嗯嗯。 A问我最近有没有在看什么书。我说没有，要么《上海电视》也算是书。A说：“我刚才看到长椅上坐着一个人在看《须兰小说选》，想起来寝室里有个人也有这样一本，所以问问你。没什么。”我说：“须兰是谁?”他说：“不是谁。一个写书的人。”我说：“写得好看吗?”他看上去很认真负责地想了一会儿，笑笑说：“一行字比一行字大。一段一段分开来，间隔越来越大。”说着摇摇头，摇头的样子又幽默又谨慎。我想象了一下：一行字比一行字大、一段一段分开来、间隔越来越大的小说是什么样子?可是想不出来——一点点也想不出来。于是我对自己说，A的讲法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们坐在令卢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复兴公园里，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更多的时候是什么都懒得说。黄昏的风来把冬天的阳光吹走。那阳光是一个脚跟不稳的家伙，身体虚弱，心肠温暖，离开的时候，十个带毛茸茸手套的手指头在梧桐道和草坪之间游游移移。我注视着它，含情脉脉。我知道它要递给我一个不可告人的承诺，虽然我猜不出那是什么。我太笨了。活着的人都那么笨。不远处有个谁在拉手风琴——《桑塔露琪亚》；因为不熟练，所以拉得断断续续，变成像正在逝去的阳光那样游游移移的曲调，始终不肯下来、到我身边来，而在梧桐树光秃秃的高树丫上踮着脚滑来滑去。A悄悄地把手放在我的后颈上——非常温暖，三十八度半那么温暖。 亲爱的，我说，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突然之间我成为像《桑塔露琪亚》那样老，老而无用，灵魂滑动在梧桐树的顶端，成天像电车般挂在空中滑来滑去。 不知这样过了多久，A在我身旁松了口气，放在我后颈的手也软了下来。他看看我，眼睛深处满满地盛着至少一公升的虚弱。我明白，我也同他一样——我心里的一根弹簧松掉了，永远松掉了。我们相互对视，虚弱地笑着。以前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这样地知根知底、心心相印过——我们甚至可以触摸到彼此呼吸的形状。我久久凝视A——我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 他说：“好了。世界末日不会来了。” 证毕。 我和A晚上将与B、C他们一帮人在外滩会合。可是，因为世界末日没有来，复兴公园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如此悲伤。未来如此悲伤。我现在不愿意再写下去了。饶了我吧。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十二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十二个月 清晨六点半，我们不三不四一大帮人从野营基地走出来的时候，C问我：“昨天联欢会什么最好看?”我说：“你最好看。”他马上往后一跳，手搭在A的肩膀上，一副不敢领教的样子，说：“不要搞呀。”我说：“是的嘛，你是最好看。”A于是对C说：“她一定觉得很没劲，很不开心，很无聊。”我瞪他一眼，说：“呸，我为什么不开心?”他说：“不对。我看你坐在露天里一点表情也没有。一个人如果连坐在露天也没表情，那说明什么?” 天知道A什么时候看到我一点表情也没有。昨天晚上我拍手拍了那么多，叫了那么多，叽哩呱啦闲话说了那么多，怎么没劲?我说：“呸!你在那里唱那个某某某郊外的晚上时，我一直在给你拍照。”C惊讶地凑过来说：“你都拍下来啦?”我说：“嗯。” 昨天晚上全班的人都把嗓子给唱没了。可能人人都知道这将是分班前最后一次所谓班级活动，所以大家异常踊跃、积极、热情、兴奋、激动、失去理智、情绪高涨、精神错乱——怎么说都可以。这种火爆场面的确值得一照。这个班级是那么起劲。起劲地走上走下，起劲地唱歌，起劲地哄笑、拍手，拖人上去，喝彩，把喝了一半的啤酒罐头扔来扔去，起劲得异样。我们是在野营基地，在高二暑假的第四天，在露天，可是我们既没有天，也没有地，我们像一群浮游生物一样饱食终日、醉生梦死，我们幸福地唱着啦啦啦，在流光溢彩、充满烤鸭香气的空气里荡来荡去。 A在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我和B坐在旁边看。我就坐在原地，以同一角度给A拍照。A穿着一件蓝t恤，说不出是一种什么蓝，总之是非常非常蓝的一种蓝，蓝得一点渣滓也没有，蓝得彻心彻肺。我看着A在这种蓝里面，不咀白为什么他在这种蓝里会那么好看。他那个人就像一面蓝色的旗，没有什么分量，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声中迎风招展。B说，哎哎哎，注意点。我说，干什么?她很恶地笑，说，你干什么看着襄没城两眼放光?我说，什么两眼放光，我是目露凶光，我在想把他那件好看的衣服抢过来。B又很恶地笑，说，呸。于是我就不响了——像B那么聪明的人，总是把别人的话不当话。又坐了一会儿，B站起来说，现在我不妨碍你目露凶光了，我也去唱歌，我也唱苏联歌曲。于是她走了。 又坐了一会儿，A唱完歌走过来，坐在B刚才坐的那块地方。我故意拍手给他看，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嘲笑我!”然后说：“你是不是无聊?”我诧异地看看他。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三次问这句话了——他凭什么这样认为?我就很凶地说：“屁!”然而A没有嚷嚷什么”哎呀小姑娘不要屁屁屁”，而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转过头去欣赏正在大唱特唱的B。我望着他像面蓝旗一般的背，突然发现四周围已经很黑了，真的是极黑极黑——虽然他们在树上挂了灯，但在A这面蓝得没法再蓝的旗的映衬下，周围实在已经很黑了。 A一直在欣赏B唱歌，我一直在欣赏A的蓝衣服。他没有回头，突然出其不意地说：“这么垂头垂脑的。”我愣了愣。他转过身，说：“这次集体活动是我筹备的，你这么垂头垂脑，我多没面子!”我听他说话，目瞪口呆。夏夜的风吹到我脸上，可能因为这里人太多，风里也全是人的气味——也有A的气味吧?A的气味应该是蓝兮兮的那么一种东西。 我说：“襄没城，你这个人责任感未免太强。”A笑起来，摇头晃脑，得意地说：“你知道吗?这种集体活动筹划起来，人的头要报废的。我这个头——喏，就是这个，”——他指着自己的脑袋——“可以送给这里作纪念，以免它死无葬身之地。我自己留着没有用——已经报废了。”我对他皮笑肉不笑地笑了笑。他问我：“嗳，高考结束那天，要不要也像今天这样玩通宵?”“像今天这样?”我叹气，说，“怎么会像今天一样?”今晚之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各奔东西，一个个决绝地奔赴考场、赛场、竞技场、战场，拼个你死我活——怎么还会像今天一样呢?A没有理睬我，依然兴高采烈地说：“我们商量过，准备高考结束后组织十个人到敦煌去。人选都定好了，里面也有你。”我有点想笑，但没笑。稍微别了别头，正好F笑得张牙舞爪的面孔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目送她走过去，看见她开始和B一起唱歌了。四周一片喧嚣。 我问A：“你跟谁商量的?”他就说，有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他说：“去不去，你?”我还是有点想笑——他们说说去敦煌，就像去一趟人民广场那么简单。我说：“能去当然是去的。最好像今天这样，全班一起去。”我直了直腰，看空地上其余的四十几个人在夜幕下唱歌、笑闹、吹牛。这个晚上的确很美，很好玩。 A和我坐在一起，没有动。这样坐了很久，他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抬起头开始观察天空，一直观察下去。我在旁边没有事做。今天晚上，我非常地安于这种没有事做的状态，真是开心，难得可以理直气壮地没有事做——真开心。我在悲壮地浪费时间，浪费我的年轻的生命。我悲壮地跟A坐在一起。A这个人……这个人。 像这样待了不知道多少时间，他突然伸直手臂兴奋地说：“啊!飞机!”是有一架飞机飞过，在空中画了根对角线。我所看见的其实不是飞机，而是飞机上的几盏灯。我说：“你干吗对飞机那么感兴趣?”A万分神往地目送那几盏不红不绿的灯光远去，消失，一去不返，然后慢吞吞地说：“等哪一天有了钱，我一定要买一架飞机，自己飞到巴黎去玩。”我爱理不理地听他胡说八道，不响——他这种话，有谁会去理他。只是A开始来劲了。他坐在我的身边，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天上有一架飞机，几米开外有许多人在借酒撒疯——他就这么开始说他怎么怎么向往巴黎，巴黎多么多么好，他说他倾家荡产也要到巴黎去一次，又说以后有钱了一定带我到巴黎去。我马上说，好的呀好的呀。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不怀疑他到那时究竟还认不认识我。 这天晚上，我们班一定还有好多人许下了和A这些屁话同一类型的承诺。这跟我们喝的酒是有关系的。但除酒之外，似乎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很难说。 A喝过酒之后，很像老头子，对随便什么事都津津乐道。到最后很多人都睡觉去了，还有一两个人在哇哇大唱；至于A，则依旧坐在原地，手里捏着酒瓶子，喋喋不休。在A的周围，泥土和砖头的小缝隙里，数不胜数的小虫子和他一起喋喋不休。A穿着像一面蓝旗似的t恤、 白色长裤、黑漆漆的NIKE鞋子，站起来走了没几步，就又跌坐在地上，手挥来挥去，很像昆虫大王。 离开野营基地的湖畔是在清晨六点半。其他人都走得比我快，我一个人拖拖拉拉慢慢吞吞。A和C在大门口等我。汽车发动的时候，绝望抓住了我，扼住我的咽喉，我哭都哭不出来。选物理还是选历史?我有一个暑假的期限来选择。B坐在我旁边，还在唱。A背过身去穷看越来越小的野营基地，大叫：“啊，真是杰作!这次活动实在是杰作!”满车厢的人都跟着他一起叫，C也叫，B也叫，我也叫。我们借着最后一毫升酒劲叫到魂飞魄散。我个人认为大叫是A这一次筹划中最出色的创意。 又一次和A一起走在这座城市千万条惹人生厌的马路中的一条上时，A问我他昨天说了些什么。我说：什么?没什么。他不相信，一定要知道。我只好叹口气，老老实实地说：“你说你要到巴黎去，还要带我去。你说香榭丽舍大街两旁可以停飞机。你说你要买一架飞机。你还说，你上次社会实践去学工的那个厂很好玩，你以后要带我去玩。你说那个厂像一个世外桃源，所有工作看上去都舒服得不得了，工人干活慢吞吞、懒洋洋，里里外外都像快要倒闭的样子，可是效益还过得去。你就觉得在里面开心得要死，还说希望下次带我去玩的时候他们不要关门或者整顿，否则多么没劲。你还说高考后要带我去敦煌玩。反正你总是要带我去哪里哪里，好像我这个人带来带去很容易一样。” 我说的时候，A一直在笑，到后来笑得连单肩背书包也掉下来了——先掉到手上，然后“啪”掉到地上。我警惕地说：“干什么?”他笑道：“我很崇拜自己呀，干什么。”接着又迫不及待地问我：“我还说什么?”我想了想，告诉他：“你说，天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担心刮风下雨以及会不会塌下来的，地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害怕地震岩浆以及会不会裂开来的，时间这样东西么是专门让人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宇宙的。可今天晚上我们五天无地，时间也没有，所以可以非常开心。”A笑了又笑，最后说：“可是这个晚上还是过去了。” 后来我们看见路边在拍电影。不知道是什么片子，演员也不认识，只看见水车在喷水，造成下雨状，建筑物上还拉了好几条横幅，上面写着：“庆祝上海解放。”A凑在我耳边说：“看到没有?今天是上海解放，你要注意点。一副苦瓜脸，人家会把你抓起来。”我说：“屁!”A说：“哎呀，说了十万八千遍，不要屁屁屁。”我龇牙咧嘴地笑笑。反正这个晚上已经过去了。 A说：“你现在是不是真的没劲?”我点头。他说：“你现在想干什么?想到哪里去?我带你去做。”我说我不知道。他叹气。我也没有办法不让他叹气。他要带我去的地方太多了：一会儿是敦煌，一会儿是世外桃源一样的厂，一会儿是巴黎，一会儿又是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A送我到车站。我说，再走一站路好不好?他说，不行不行，今天是坚决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行了，我必须回去补充睡眠。我说，你不是说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吗?他笑道，前面一站是你想去的地方?还是你家是你想去的地方?我一听，就更加灰头灰脑起来。我们站着默默等汽车，突然我悄悄地跑远一点，眼巴巴看A像一面最蓝最蓝的旗那样飞扬不已。我使劲地盯着他，想把这种蓝颜色牢牢记在心底——多嘹亮的蓝色，亮得像在大声歌唱。我想：唉，他活这一世，真是值得。 车子摇摇晃晃地开过来了，那么破声音又那么响，简直是辆战车。A说：“回家跟家里人商量好选什么，打电话给我。找个地方认真看看书，懂不懂?”我没有响。他塞了一个一元硬币给我。 回到家，我坐下来。妈妈问：开心吗?我说：开心。妈妈说：我看你不开心。妈妈理解的开心就是踢开门大吼大叫大嚷大笑，口齿不清地把每分每秒包括几点几分几秒上厕所都口述一遍。我没有。我说：吃饭。吃完饭，我去洗澡，一边洗澡一边哭。我没有不开心，我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我们坐在那里说话、闹、唱歌，一会儿是这几个人，一会儿是那几个人，玩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还喝酒，还喝醉了……可是现在，野营基地没有了，晚上没有了，蓝色的旗也没有了，飞机早已消失，我坐在离酒最远的地方。 那天晚上有一件事，也许是在我有点醉了的时候发生的，我也分不清到底是真的还是在做梦。但我总是重复地想起那个情形——四周已经很安静了，大家都迷迷糊糊的，我和A手挽手在砂石地上走来走去。路灯在老远老高的地方，灯光把地上的影子拉得无限长。我和A在这块空空的地上走，想办法使地上的影子看上去像一个人在走——两个身体并在一起，两双脚走着同样的步子，就那么陶醉其中，自得其乐地走了好久，好久。那时月亮也没有，星星有一点，天上一大朵一大朵云，凹凹凸凸。我们走，走，走，走，走。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五个月(1)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五个月(1) 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装斗鸡眼，不知是因为这个样子可爱呢还是因为这个样子好看，或者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我就是一直喜欢装。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我都记不真切究竟是什么时候。大概因为我缺少装斗鸡眼的天分，我学了很久也装不好，最后好像是碰到一个亲戚家的男孩子，装斗鸡眼极其熟练，我得了他的真传，再假以时日，终于学会了。于是我特别兴奋，整天装呀装呀，装个没完没了。可是我爸妈都有点反对我这样，我在家里一装他们就数落我。他们说不出什么能成立的理由，就是心里很别扭所以显得极其蛮横不讲道理。我妈有一次说，下雨天做斗鸡眼，就斗不回来了。我听到以后特别怕，可是到了有一次下雨，我还是忍不住做了一下。当时心情紧张得要命，好像在拿自己的下半辈子做赌注——不过，结果还是斗回来了。从此以后爸妈的绝对权威就宣告消失。 这件事是以我哭得稀里哗啦而告终的。有一次，我又傻乎乎地跑到爸妈房间里，对牢他们做斗鸡眼。谁知他们马上狠狠骂了我一顿。我有点闷住了，不知道他们凭什么为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来骂我。我先是依旧嬉皮笑脸，一直嬉皮笑脸到讪讪的，最后实在挂不住了，就哭起来，越哭越伤心，哭了整整一夜，梦里也在哭——那是我从小到大哭得最厉害的一次。 大人和小孩都是很奇怪的：大人会为这种事大光其火，而小孩又会为这种事哭得如此伤心。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斗鸡眼了。 为什么我要在讲述1999年12月31日夜晚到2000年1月1日凌晨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之前来讲这个斗鸡眼的故事呢?我也说不清楚。也许仅仅因为，它们都是那么伤心的事情吧。 我本来还以为可以一生一世不停地做斗鸡眼，一直做下去的。谁知道一切结束得那么早。我想起来了：好像没有哪个正常的大人会喜欢做斗鸡眼，可是有那么多小孩在做斗鸡眼——那些小孩后来都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有人来问我，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也曾经以为自己可以一直不停地做斗鸡眼，做到做不动的时候为止。 我有那种心痛的感觉——就是过去的再也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发生了。一去不复返了。 1999年12月31日的傍晚，我和A离开复兴公园，就到外滩去。在路上，A说：“要不要现在去吃晚饭?估计再晚一点就哪个饭店也挤不进去了。”我说：“不会吧?那么严重?”A说：“你看看路上，现在这里就那么多人了，等一会儿到南京东路外滩那里，肯定挤得要打起来的。”我害怕地说：“真的啊?”A笑道：“咦，你怕什么?等—会儿和张斓他们会合了，那么多人，谁敢惹我们?做事要动脑子，懂吗?”我听了，看看A，心里很崇拜地痒起来。 于是我们就到麦当劳去。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工作人员忙得前胸后背两大滩湿的。A皱着眉头说：“吓人哦。”我说：“怎么办?”他好像没有听到我说话一样，伸直脖子往餐厅深处看，接着非常开心地笑起来，说：怎么办么，就要看我们自己的本事了呀。”说着就拉我朝里面走。 每张桌子旁边都站着四五个人等座位，面相很凶的样子。A带我一直一直走，最后，在餐厅角落的一张桌子边，我们找到了正在笃笃定定吃汉堡的B和C。 B正好面对我们，看见我们之后，一直笑眯眯的，不动声色。C背对着我们，很迟钝的样子，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站在他背后看了一会儿，欣赏他把番茄酱塌到薯条上，慢条斯理地，塌得非常均匀，塌完之后，他就把那一根根红通通的薯条塞在B嘴里。C在大家面前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即便傻也傻得有绅士风度，现在看到他这种行为，真是天底下最大的洋相。我靠在A身上，窃窃撮撮穷笑八笑，C居然一点也没有发现。B吞食着薯条，也一声不响，好像是特意要C出洋相。于是我从他背后伸出手，抢过他刚刚塌完番茄酱的一根薯条，吃掉了。 C满脸惊愕的愤怒，转过头来，看见我和A，愣住了。随即，我们三个人一起大笑起来。C气鼓鼓地质问B：“你为什么不告诉我?!”A说：“咦，干什么?不是挺好的吗?”我在旁边附和着A说“是呀，不是挺好吗?”C气得脸都绿了。我和B笑得缠在一起，分都分不开来。 A说：“你们倒坐得很开心。可以让给我们坐坐了呀。”C说“帮帮忙哦，我们两三点钟就坐在这里了。否则怎么可能坐到位子?你以为我是超人啊?”我说：“是的呀。你们两三点钟就坐在这里，一直坐到现在。你们坐得累不累?和我们交换一下呀。”B笑着站起来，说：“好吧，就让你们坐坐，坐一会儿再换回来。”C于是也站起来，顺便在A的头上打了一下。 A去买吃的，C去上厕所。B趁机凑到我耳边说：“你看坐在我们旁边那两个中年人。”我斜眼一看——果然是一男一女夫妻模样的两个中年人。B说：“他们坐在这里，看到我和张斓，恨死了。现在再加上你们两个，他们要把晚饭全部恨出来的。”我笑又不敢大声笑，小声问：“你怎么知道?”B说：“看出来的呀。不要太恨哦，恨是恨得来——”于是我又斜眼看了看那两个人——果然是一副气鼓鼓的模样，板着面孔，一直在闷头吃东西。我转过头对牢B，两个人偷偷摸摸地笑起来。 窗外天开始擦黑了。B说：“我们要快一点。等一会儿说不定外滩要封起来的。”我担心地问：“真的要封?”B发急道：“啊呀，你这个人怎么不动动脑子。难怪襄没城总是要说你。人太多了，不是要掉到黄浦江里去的吗?”我恍然大悟地点头，说哦——。真的，B和A都是脑子那么灵活的人。没有他们，我可怎么办。 麦当劳餐厅里在放节奏很激烈的音乐，轰得人头要裂开了。我说：为什么他们总放这种 音乐?”C正好上完厕所回来，在一边站着，说：“人多，叫你们吃完了快走，不要总是磨蹭磨蹭。特别是——喏——像你这种人，动作慢得要命。”我看看他，又往柜台那里看，怪道：“咦，襄没城怎么那么慢?我去看看。” 我在取吸管的小台子前找到了A，就去拍他的背。他回头瞥我一眼，一手很吃力地端着放食物的托盘，一手拿着一根吸管给我看，说：“这根是蓝条子的。我还要拿一根红条子的出来。怎么都是蓝的。”我听了他的话，看看他一本正经的面孔，差点晕倒在地上。我捏起一根吸管，在手指间转来转去给他看——这种吸管有二蓝二红四根条纹，他看到的全是蓝条纹那一面。他一看，二话不说，端着托盘就走了，连背影也流露出认为自己愚蠢至极的懊恼样子。我拿着两根吸管跟在后面，一直笑。 到桌子上，我把他的傻事告诉B和C他们听，说：“傻哦。”他们也笑了一通。A脸通红，埋头吃汉堡，又是小熊维尼的样子。太好玩了。 走出麦当劳的时候，我和B在前面。A赶上来对我说：“怎么样?我有种感觉，就是会在这里碰到他们两个。”说着，指了指我身边的B。B看看他，对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我们四个人一起朝外滩方向走。天已经完全黑了，可是一点没有天黑的气氛——路上都是灯，连天上好像也都是灯，店全开着，店里店外人山人海，整个城市都亢奋得要命，男的女的戴着彩纸做的乱七八糟的帽子走过去。A和C很快就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与我们擦身而过的时候，A侧头说：“你看呀，所有的人都朝外滩走。我们今天苦了。”B说：“怕什么?”C凑过来，一半对我，一半对B，说：“襄没城这家伙要求很高的。走路要看心情好不好、高兴不高兴。”A伸手打C，叫他不要瞎说。C瞥了他一眼，跑到我们的另外一边，离他远远的，继续说：“不能下雨。太阳要不大也不小。天气要不冷也不热。路要不远也不近。去的地方要有意思，但也不能太有意思。一起去的人要不多也不少——当然还得这帮人要合得来。再就是他自己心情要好……”他还没有说完，A就把他硬拉到前面去了。我和B已经笑疯了。 B望着前面的A和C，问我这是不是真的。我说：“张斓说话真是喜欢夸张。”B笑眯眯的，无限爱怜在心底的一副样子，说：“嗳，是的呀。不是他特意要夸张，是养成习惯了。不夸张的话，他说话会憋住、塞住，要说不出来的。”我打量着B，不知不觉地走过了一幢一幢又一幢解放前外国人造的大石头房子。我挽着她的胳膊，于是紧了紧自己的手臂，赞叹道：“舒美，你和张斓真是好!好死了。”她一听，好像憋不住的样子，笑了出来，说：“像好的样子吗?”我点头。她没有说话，扭头去看路边大房子的黑影。靠近外滩的地方，房子大门前总是停了许多高级轿车，来头很大的样子。我也随着她去看那黑洞洞的大门、大门后面像晃动在酒瓶里的门厅、门厅后面沉默不语的旧电梯。她突然说：“你还记不记得初中的时候，大家都传说外滩附近有个老太婆，专门喝红衣服小姑娘的血?”我说：“记得的呀。那年国庆节，我们都不敢到外滩来。吓死了。”她笑笑，笑容飘忽，好像为了什么很沉醉。紧接着她又问：“我们看上去真的很好吗?” 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愕然瞪着她。瞪了一会儿，才想起来问：“你和张斓啊?”她说：“是的呀。”这个时候，我们到了外滩。 外滩真的有很多人，比白天还要亮。B随便看了几眼，说：“你看好，等一会儿到九点，肯定要封路了。”我的眼光胶在她身上。我发现她的脸非常苍白，白得有种透明的感觉，滑腻腻的，仿佛鱼肚皮那种颜色，只有脸中间一长条是亮的，其他部分全部沉在青灰里。我忍不住说：“舒美，你怎么这样瘦?”她说：“真的啊?是光线的缘故吧。”她来拉我的手，说：“真好，你手那么暧和。”我抓着她湿凉的手，抬头看了看路边被照得白亮亮的一排大楼——想起来了，大概是泛光灯的缘故。 A和C在前面停下来。C跑过来问我们想到哪里去。我们说不知道呀。他问不知道是哪里。我就大声问还站在前面的A，不知道是哪里?A双手插在口袋里，面对我们，笔挺站着，像棵树——他说，你们好好商量。C说，听到没有?好好说。B在一边，有点虚弱的样子说：不是已经到外滩了吗?别走了。 C注意地打量了B一眼，问：“干什么?你不舒服吗?”B说：“我有什么不舒服?”说着一笑，面孔中间那一长条光亮晕开了一点，仿佛一阵穿堂风从她脸上吹了进去，把遮掩她魂灵的长窗帘掀开了。C又打量B一眼，扭头朝A走去。走不了几步，他折回来——我吃惊地发现，他的表情相对几秒之前第一次回头那会儿已经完全改变了。好像根本没意识到我就在近旁，他用一种被怒火压得直不起腰的声音对B说：“你可不要这样。” B从头到脚哆嗦了一下——她的身体对这句话的反应强烈得超出了我能够理解的范围。她抬头直僵僵地瞪着C，C也瞪着她。一群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人唱着歌走过去了，每个人都回头看了他俩一眼。在泛光灯的渲染下，他们两个人看着就像一对冰凉的鬼魂。B的脸铮铮发亮，仿佛一面破碎镜子里的倒影。她的眼神残酷萧索，望着C就好像他站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她失去尽头地望着他、失去呼吸地望着他。我突然意识到，她的手还握着我的手，不知从何时起变得滚烫——我从来没有碰过那么烫、烫得果真要烧起来的手。 随后B的神色模糊了，似乎她的精神一下子从冰山坠落到沼泽里。她整个人都掉了下来、冷了下来。她的肌肉松弛下来，于是脸上糊里糊涂地出现了几许笑意。她依旧望着C，但是眼睛已经灰了。片刻，她说：“我没有这样。”说着笑笑，笑得我在一旁都要哭出来了。C的脸色也掉了下来，面孔又白又干，轻声叹着气，说：“你不要这样……” A走过来丁。几乎是与此同时，有人分别在B、C和我的背上拍了一下。我们三个都吓坏了，扭头一看，是D、E、F两男一女——那也是我们高中里要好的同学。C脸色一变，笑道：“你们人倒蛮齐的嘛。”F说：“你们还要齐嘛。”说完自己先大笑。D说：“哦哟，刚才我们还在说，那么多人，多半是找不到你们的。谁知一来就看到了。可见我们几个人是要好呀。”A笑眯眯地说：“是的呀。今天很顺利的嘛。”E抢上前，说：“看上去我们明年都要发财了。”F在E头上一敲，笑道：“是呀。我们等一会儿趁你不注意，把你杀了，顺便劫财劫色，我们不是都发财了吗?”E啐道：“呸!你是女的呀，要劫色，当然你首当其冲喽。”大家都笑了，B在我身边，好像也笑了几声。 于是A、C、D、E都走到前面去，乱哄哄地挤成一团。F也一定要跟上去，一堆男的里只有她一个女的，穿着米白的衣服跑过来跑过去，乐得不得了。B说：“你看呀，已经半年了，她怎么一点也不变的啦?”“你说谁?”我问，“杜霜晓啊?”杜霜晓是F的名字——起得有点太清净了，连她自己也觉得不衬自己这种人。B说：“唉。杜霜晓是厉害呀。”B的脸看起来湿濡濡的，白、凉、软弱没有表情，好像一碗冷粥。 我往前看看C。他们一大堆人，走得很快，在人丛里时隐时现。外滩的气氛已经强烈到了一定程度——像A说的，随时可能有人在你身边打起来。那么多灯照着我们的脚下和我们的头顶，世界显得不黑不白，到处闪着跳过一团、一团、一团的光，水平地飞快地从你眼前滑行过去，隐约留下一条黏腻的痕迹，仿佛到处飘着粉红色的痰。我还是一直地握着B的手——她的手这这会儿又变冷了。我说：“舒美，你和张斓怎么了?” “你没有看出来吗?” “我不敢想。”我说。 B笑了笑，把掉到脸上的头发甩到一边去，说：“你想好了。随便你怎么想，想了也可以说出来。你为什么总是胆子这么小呢?” 我还是握着她的手。她的手软得一点骨头也没有，在我手里就像攥了一块湿毛巾。我说：“可是刚才在麦当劳，你们不是很好的吗?” 她转过脸看着我，伸出另一只手，摸摸我的头，说：“解颐，真的，别那么相信我。那算不了什么。”她扬起头看看在灯光的无情驱逐下逃得很远很远的天空，叹气，说：“你也该醒醒了。” 她叫我不要相信她。我不由想起很久以前，A对我说过，叫我不要和刘舒美那么要好。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A会这样说，但是此时此刻，我反而更紧地抓住了B的手。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晚上我总是没有机会和A好好说话。 所有人都很激动——包括我们以及我们不认识的那些人，包括那些终于打起来的人。到九点半的时候，A转过头对我说，喏，警察已经把所有路口封起来了，这下他们进不来了。我问，他们是谁?A说，他们么就是除了我们之外所有的人。 我一直在想，除了我们之外所有的人都是谁?想到最后没有想下去，忘了。我握着B的手，心里也很兴奋——就是为2000年即将到来以及我们幸运地没有被封在外滩之外而兴奋——但是因为B的原因，我的兴奋像个木头人一样，一牵一牵的。我兴奋得不大舒服。B其实也挺兴奋，也是为了和我相同的原因。她的兴奋被又湿又凉的失恋捂着，闷闷的，即将断气的样子。 离零点还差二十分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站定了。是A提出不要再走来走去的建议的，他说，再走来走去，我们要被别人骂的。D撩撩袖子，说，那最好了，大家那么开心，不打一架怎么行?我马上说，好的好的，那最好了!我们都是一副铁了心胡闹的样子，伸出腿在人堆里踢过来踢过去，一人踢一腿。A走到我面前，说，好了好了，好了呀。伸手摸摸我的头。我做个踢他的动作，实际上没有踢到。突然之间，我失去了踢他、跟他胡闹耍赖的勇气，我定定望着他的眼睛——也许只不过是半秒的时间，但是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明白……于是我悲伤了起来，悲不自胜——我为什么不悲伤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多么好的东西正在流逝啊!我为什么不悲伤呢?就要流尽了，就要没了……只剩下二十分钟而已……我望着A，悲伤得摇摇晃晃，A暗暗把我的手很慢很慢地握了握，帮助我不要立刻让眼泪流出来。亲爱的人。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五个月(2)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五个月(2) 我们七个人站在来到外滩的幸运的七千七万个人里面。B和C站在一起，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F站在D和E的中间，腰转来转去，手臂也跟着转来转去；我在A的身边，他的手握着我的手，我在心里爱了他一千遍，悲伤了一万遍。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有一种情感感染了这里所有的人。我明白，正在逝去的一秒又一秒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可是我没有办法把这种意义表达出来甚至没有办法把这种意义考虑清楚。我知道在我们身体的哪里有个什么东西正在无法挽回地流逝，流逝，流逝，可是我说不出这是什么。我整个人模模糊糊地作痛 ，痛得又闷又清楚，因为疼痛，所以我紧紧抓住了A的手。 不知不觉地有人在我周围倒数。我宁愿听不见这些，所有的—切。我想起打针之前，酒精棉花擦在我的皮肤上，引起的那一阵冰凉、收敛的刺痛。我越发厉害地痛了起来。于是我越发厉害地爱A——我爱他。 钟声敲响的一刻，整个外滩都欢呼起来，我也和他们一样，纵情地欢呼欢呼欢呼。我从小就喜欢的海关大钟今天又敲了一次。人群中有个穿红色长裙的女孩子跳起舞来，转着圈子，一圈一圈又一圈，大家退后一点，欢叫着，无数人在打呼哨。红裙子的女孩晃着柔软的腰肢从我们面前掠过，一圈一圈又一圈，转个不停，带起了一阵猎猎红风，吹落我心底的悲伤，吹落一地。 我身体里干热地作痛——火红的打着圈子的痛，就仿佛刚刚做完扁桃体手术那样。然而我们失去的那样东西，比扁桃体要重要得多，重要几千几万几亿倍——太重要了，我都没有办法说清楚。我抬头眼巴巴望着A。A微微低下头，在我耳边说： “不用说。我都知道了。” 顿一顿，他又凑近来，柔声说：“张斓和刘舒美的事，我也知道了。 我头一低，掉了一滴眼泪在地上。 随后自然是放焰火。先是黄浦江对面，浦东在放；过了半个小时，又是这面放，放了很久很久很久。大家看得心满意足，惊叫连连。F一直在叫：“哦，灵噢!灵噢!”有几个陌生的男孩子好像看上F了，跑来搭话，F笑吟吟地逗着他们，把我们给笑死；末了，F说：“你们多大?”一个小男孩说：“17。”F故作惊讶，夸张地说：“啊，我已经29了!”我们在旁边穷笑，E说：“哦哟，杜霜晓这种人，这种人……”等那几个男孩子走掉，D凑上去对F说：“喂，我已经30了，你可以嫁给我了呀。”F斜他一眼，笑道：“呸!这从何说起了”我们又穷笑。 等了很多时候，外滩才解禁。路上一下子多出来许多警察，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可是依然谁也管不住谁，一大帮一大帮的人往高架桥上走。我们也走上去，兜一圈又下来了，走走停停，意兴阑珊地走到了南京路步行街上。 到处是人。商店的里面外面都是人。每个饭店都爆满，路上也满。D皱着眉头说：“呀，怎么那么挤!计划生育没什么用嘛。”E上厕所，跑到商店里转了一圈又出来，苦着脸，说：“怎么办?厕所人多是多得来……”C指指地面，说：“就地解决。”E咬牙切齿，装模作样道；“张斓你好狠!”又把我们给笑翻了。 我们商量接下来怎么办。A说现在车子都是挤得前门进后门出的，连出租车也很难叫到。C说现在肯定所有娱乐场所都没有空了，去也白去。D说那么难道坐在南京路上坐到天亮?E说不行我要上厕所。我和B都说我随便你们，跟你们走，你们到哪里我就到哪里。F说那就到我学校去吧，我学校离这里最近了，要上厕所也可以到那里去上。E马上说好的好的，那怎么去?F说：11路呀。(所谓11路，就是徒步行走的意思，1和1——正好是两条腿。)E说：那好吧，但愿我能坚持到那里。 没想到我们刚刚走到有车子的地方，就接连来了两辆大众的出租车。A走在最前面，第一个眼明手快，拦下车来，回头对我们说：“怎么样?我说今天很顺利吧？”我们都慌慌张张地跑上前去，惟恐被别人抢掉了。D指着A、B、C、我四个人说：“你们四个一辆，我们三个一辆。”F插上来说：“不对!他们四个一辆，就有两个人要分开坐了。襄没城和解颐过来，我们三个出一—个去和张斓、舒美坐。”D说：“那么就大叉有福里气。”大叉有福里气就是猜黑白的意思，出手心的归一起，出手背的归一起。E在一边不停交换着双脚的重心，急道：“快点，快点！”司机也探头催促。C说：“杜霜晓你们三个一起好了，我们无所谓的。”说完，他从我身后走过去，开车门，坐在司机身旁的座位上。于是我和A、B也走上前去。A让B先坐进车子，接着是我，最后是他自己。 汽车往F学校开去，飞快地掠过了一根又一根路灯的柱子。A时不时回头看看，抱怨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慢?”C在前面笑着说：“你们觉不觉得现在这情景和高三有一次很像?”“哪一次?”A问。我抢道：“我知道了!就是襄没城一共只有十二块钱，还要请我们坐出租的那一次。”A也想起来了，很不好意思地说：“后来不是又找到三十块吗?”C笑道：“那一次也是我们七个人。”那一次E没去，不过我兴奋得来不及提，只是起劲地说：“也是我们这辆车子开在前面，比他们先到。后来我还说碰到年级组长了，吓他们。”C说：“咦，年级组长姓什么?怎么一下想不起来了?”“姓张。”B的声音突然从黑暗的角落里传出来。 我们都静了下来。我在朦胧的光线中把手放到B的腿上。B没有回应，默默蜷缩着。车里静得叫人几乎受不了。不知过了多久，一滴冰冷的液体落在我的手背上，随后是她湿凉的手覆盖下来，把那钻心疼痛的一滴抹去了。 A在另一边，此时悄悄握住我另一只手——C坐在我们前面的背影突然模糊了。 其实我并不想这样。 我们站在F的学校门前，等F他们来。我说：“他们怎么还没到呢?大概差一个红灯……大概两个。”我念念叨叨的时候，他们来了。 F跳下车，很高兴地说：“咦，校门没关嘛！平时这个时候回来，要登记的。今天大概体谅我们，不值班了。不错不错。”于是我们跟着她进了校门。E要先上厕所再说。 E上完厕所，大摇大摆地跑出来，问：“现在干什么?”D恍然大悟地说：“是呀。现在于什么?”F说：“能干什么?……你们想不想打网球?”A说：“帮帮忙哦。现在到哪里去打网球?”F诡秘地一笑，说：“当然是有地方才这样问的了。人笨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第一次听见别人用A教训我的话来教训A，不由觉得很新鲜。 F带我们穿过半个校园，到网球场去。A还是不敢相信，在后面说：“你们学校的网球场难道现在还开着?”F笑起来，说：“那怎么可能?”还是走。 网球场一片漆黑，门边有一座小平房，从窗户里透出灯光——似乎有个人在看电视。F跑过去敲门，里面应声开门，传出烦恼地问这么晚是谁的声音。从门缝里探出一个小伙子的头来，一看到F，立刻眉开眼笑地说：“你啊?有事?”F说：“新年好啊!这些是我同学，我们没地方去，想来打网球，帮个忙吧!”那个看网球场的人马上说：“好啊好啊。”F笑吟吟地说：“谢谢!能不能借网球拍和球给我们?我们会付钱的。”那个人马上跑进去拿网球拍和球。C说：“呀，杜霜晓，你很神的吗?”F得意洋洋地说：“我一个同学是网球协会会长呀。这个值班的人和我最搭班了。对我不要太好哦!”E笑道：“为什么他和会长不搭班，要和你搭班?你是会长夫人吗?”D说：“那当然了。会长是男的呀。男的干吗要跟男的搭班?”F在旁边嗔道：“再说，把你们扔出去!”黑暗中，不知她的脸红了没有。 网球场上亮起不多几盏灯，看场子的人说：“你们将就将就吧，我也不敢多开了。”F说：“够了够了，谢谢!”我凑到A身边，赞叹道：“杜霜晓是有本事呀。”A说：“她有本事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过连这种事也摆得平，倒真的很厉害。”说着叹了口气，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亮着灯的是一片网球场正中间的那一块，四面八方有黑暗包围着。C拉了A先去打，我们其他人就直接坐在旁边的地上，伸直四肢百节，摊手摊脚，让自己的脸飘浮在一片梦一般的光影里。B坐的地方，正好脸陷到黑暗里，一半暗，一半亮，有种非常凄楚的感觉。我走过去，坐在她的身边。 我们就这样坐着，欣赏A和C打网球。他们两个人都打得挺好，F和D、E正在争论，到底是哪个水平更高。A打网球很有点样子，动作非常干净洒脱——他这个人似乎就擅长做打网球这类事，具体我也说不清楚究竟是哪类事，反正大约就是需要很有样子的一类事。C的姿态和A不同，看上去非常踏实、平稳，总是一种重重的样子把球拍挥出去，可是又似乎随随便便，抱着打到打不到球都无所谓的那么一种态度——随即他很准很有力地把球打过去了，真不可思议。我和B安安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突然B说：“高二放暑假，我们去野营那次，我也是和你这样坐着，看襄没城唱歌。”“是呀，”我说，“他在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居然唱这种歌。”“他还穿了一件蓝衣服，你喜欢死了。”B说。是的，我记得那件蓝衣服——多好看的一件蓝衣服!我也记得那个穿蓝衣服的A；那时的A，充其量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而已，可是，为什么我反而觉得那时的他比现在更好呢?还是仅仅因为，一个多小时以前，伴随着新千年的到来，我生命中的某种好东西已经流光了?我是不是为了那种东西才会那么依赖A呢? 不明不暗的青白色灯光让我昏昏沉沉。 A走过来，眯着眼、皱着眉头、半弯下腰望着我。我坐在地上，镇定地问：“干什么?”他说：“你来打几下吗?”我说：“我不会呀。你教我打吗?”他说：“好的呀。”然后转向B，说：“你知道的，这个人实在是太笨了。等一会儿教不会她，你要给我证明，不是我的错。”B微微一笑，说：“可以呀。”我站起来，伸腿去踢A，说：“屁!”他躲开了，笑道：“不要总是屁屁屁的。” A教我，一副很认真的样子，一边示范一边告诉我：45度握拍，水平地打出去——千万要水平。我说：哦，哦，哦。其实我明白，我这个人最最难以做到的就是水平地把什么东西打出去、抛出去，我的生活中都是不规则的曲线。然而我还是点点头。他就给我一个球让我发，嘴里说：喏，给你发个球。他也不说我发得好还是不好，一句评论也没有，满脸的认真和耐心。接下来，他又给一个球让我发——时不时地给我一个球让我发。C在网的那一端，不耐烦地嚷嚷了起来，于是A说，我来给你示范一下。他就让我发球，他站在离网比较近的地方接球。每次C没接住他打过去的球，F在我们身后大声说话。她说：“我真是喜欢死丰川悦司了。我是千愿意万愿意让他甩了我。”听到这句话的人——A、B、C、D、E和我——都笑了起来。我转身说：“是的呀。我就想让陈小春抽我。”F大笑道：“解颐对陈小春说，抽我吧，抽我吧!”我一本正经地说：“是的呀。这叫为了爱情牺牲。”E在喝矿泉水，嘴里的水喷出来了。D说：“你怎么不怕被襄没城听见?”A赶快站出来表明姿态，说：“我无所谓，让她去好了。”这时候B也过来说：“陈小春赶她出来多好啊!”我马上对牢她说：“那郑伊健踢你出来多好啊!”F指着我大声 说：“陈小春掐你多好啊!”我大笑，笑得拍手拍脚，说：“是啊是啊，陈小春甩了我多好啊!”A笑眯眯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怎么都讲得那么悲的啦?” 他的手掌是如此温暖熟悉，他的声音是如此温暖熟悉——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他的眼神、他整个的人都是如此温暖熟悉……刹那间一股滚烫的伤痛以光年速度涌到我的喉间，我扑到他怀里，哭得泪眼朦胧。A抱紧我。我听见他对别人说：“不要紧，她总是这样的。” 我的眼泪不多，一会儿就没有了。随即我坐回到B的身边，那个半明不暗的地方。她伸出手，轻轻拍着我的肩膀，柔声说；“我还没有哭，你就哭了吗?那么喜欢陈小春吗?不会吧?”我看见D和E也跑上场，和A、C一起开始打球，F在场上，跳来跳去。这种灯光实在是太奇怪了，照得人晕头晕脑，既不像睡，又不像醒，那样青白色的一条一条，由浅到深，一直沉淀到地面上——最上面是白的，最下面是黑的，白和黑中间，是无数个灰，无数个灰沉沉的梦，那些在跑来跑去的人就是梦里的人物，飘浮在空气中间，有种淡淡的乙炔味道，比水轻，比空气轻，比什么都轻，比什么都像是真的。 我最后还是忍不住问B：“你和张斓到底是为什么呢?”B用一只手臂搂着我，摇啊摇的，很久，才说：“为什么呢?就是彼此都做了些错事。或者，也不是做了什么错事，就是彼此都不能再相互容忍下去了，彼此都不再要彼此了……”我问：“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她轻轻一笑，不置可否。接着，我就睡着了。 也说不定，我一直就是在做梦呢?这个梦也太长、太重了。 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一片灰蒙蒙的灯光，有两个剪影站在灯光的中央，好像在吵架的样子。我猛地闭上双眼，又张开，又闭上，又张开——于是我发现，是真的有两个人在吵架，并且那是B和C。我又发现，D和E在远远的角落里坐着，闷闷地抽烟，烟气在灯光里扶摇直上，好像燃着了两堆潮湿的稻草。F在他们俩的近旁，一会儿走近，一会儿走远，发了疯般地又跳又叫又哭——怎么了?B没有什么声音，只是站在C的对面，背对着我，一对肩膀发着抖，双手拉住他的袖子，拉得老长老长，长得简直叫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C的脸正对我，惨白的灯光下，我看见他嘲讽地、侮辱地、轻蔑不屑地注视着B，笑起来说了一句什么。B于是突然一放手，愣了愣，转身朝另一边的黑暗走去，灯光照着她穿浅蓝衣服的背影，那种蓝显得非常非常悲伤——她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一滴巨大的眼泪。 接着，我发现自己是靠在A的怀抱里。我抬起下巴看看他，他感觉到了，就低头望着我。我眨眨眼睛，问：“这是怎么了?”他说：“吵起来了。完了。”也许是因为灯光的缘故，很多很多黑影投到他的脸上，使他的表情看起来非常愁苦。我说：“是不是在做梦?”他摸摸我的面颊，叹着气说：“不是。是真的。不过，就快好了。你再睡一会儿，就好了。”我听了他的话，就真的把脸一侧，埋到他发出羊毛衫气味的衣服里。四周笼罩着沉沉的伤心寂寞，我闭着眼睛，鼻息咻咻喷到A的衣服上，空气不大流通，又温暖又湿濡。 我很浅地做梦，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很高很高的阳台上，四周全部是灰的，只有在我楼下的晾衣架上，挂着一条画满小猫的小被子——那真是一条太好看的小被子，我探出身子，不停地看，越看越觉得好看。可是这个时候，吹来了一阵灰扑扑的狂风，小被子的被角一掀，我赶忙伸出手去……我够不着……于是我眼睁睁地看着这条小被子从那里被风吹走……我绝望地叫着A的名字，突然觉得身上一暖，A在我的耳边吹了一小口气—— 呼！ 四周灰白、空旷。他们都在哪里?而我依旧在A温暖湿濡的怀抱里，我在我灰蒙蒙的梦境里。再有一会儿，就好了，只不过是一会儿—— 他就说，配合成功。后来，我跑到C那边，几次发球没发好，A喊：记忆退化了!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十一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十一个月 这敲砖头的声音怎么这么近!我有点弄不懂现在的房子到底怎么造的——一层和一层之间，他们用什么东西隔着呀?纸屑吗?怎么上面人家敲砖头——或者敲木头——不管他敲什么，总像是在敲我的头呢?真恐怖。 野营基地是已成明日黄花了。我现在独自在家，坐着，面前摊一本题库，和酷热的夏天作斗争。夏天讨厌。温度越高，物质结构越不稳定——于化学如此，于凡事都如此。况且， 又是高三之前的夏天。 B打来电话，问我选文选理最后决定了没有。我说：“我在外面补习物理一年了，可现在还是幻想选历史。”B沉吟片刻，说：“不过你这种人选文科也许是合适一点的。”我喝下一口白开水，问B：“两个人如果一年里一直都不说话，会不会变成陌生人?”B没有响。我说：“喂?”B说：“你有没有别的原因?不要发傻，好不好?”我出起汗来了，皮肤湿叽叽的，自顾自说：“我以为只要一年中还能不停地说说话，一年后就不会变成陌生人了。”B生气地说：“解颐，如果我是你妈，我就要揍你。”我笑笑，眼睛看见写字台上贴的那张纸条。我对B说：“你知道吗?我在写字台上贴了一张写还有几天的条子。”B说：“离高考吗?”我笑道：“离高考还有300多天，我有屁的紧迫感。我写的是离开学还有几天。”B笑笑。我也笑笑。看她想得多远，一想就是高考。她是很聪明很成功的。而与此同时，我还在幻想选历史，幻想一回头就能和A说话——上课也可以，下课也可以，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如果我不幻想的话，我就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于是很快我们就变成陌生人了，陌生到即使在走道里碰上，也能连招呼都不打，板着脸老面皮地擦身而过。如果我去问A，A肯定说不会的不会的。可我知道他是哄人——他哄人早就成习惯了，我有什么不知道。 暑假一天天地过去，以暴力手段把我连推带搡逼到抉择跟前。如何?满意了? 刷好牙洗完脸，我叉腰立在被早升的太阳照得白花花的迷乱的玻璃窗前。我下决心要在这座城市里开始游荡了。还有四十天。我不仅游荡成性，还要游荡成精。 今天——某年某月某日——起，我开始艰苦卓绝的游荡。 我乘一辆又拥挤又堵车的公交车去市中心。既然要游荡，就要远离我家的所在地，否则有什么意思?不过车子实在是太挤太热了，等于免费招待桑那浴。我胸闷气短，流汗，腿酸，扇扇子扇到眼冒金星。而车子还在等待着下一个又下一个的绿灯。 车子停在一个站头上，许多人都在这里下，我就稀里糊涂也下车了。从车上跳到人行道上，回头看轰隆轰隆逃跑的那辆公交车，我发现它还蛮干净：玻璃亮亮的，因为空而更显得亮；车厢里的人三三两两地或站或坐，有一个长发女人的头发被风吹得群魔乱舞。我想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为什么下车?我是要到这附近的哪里去吗?不是?那我为什么不再多乘几站?这年头空的车很多吗?我气得跺脚。 不过，毕竟我是不打算再上一辆车了。我开始向前走去，一直走，走过整条马路，对路边的电脑公司、电话电信公司、中药店、音像店、出口转内销服装店不屑一顾。路边到处是大减价的招贴，冷气从店门口喷薄而出，绶带别在百货商厦门口的礼仪小姐胸前，又红又亮，好像舌头一直要舔到我身上来。许多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们也在游荡，不过他们游荡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他们想好要出来花掉点钱，所以在商店和大街之间穿进穿出，有的欢欣鼓舞，有的面露菜色，无聊而又充实。他们有没有恨我?我身上没有许多钱。在市中心，身上没钱可不能让别人发现——否则叫什么市中心? 以前的以前，上海城区的市中心是城隍庙那个地方。上海人大概很稀奇这个市中心，用许多砖方方块块地把它围起来。现在的南京路在以前的以前是郊区，很偏远的：野花长在田垄上，随风摇摆。数不清多少朵野花在南京路上摇摆了多少年，后来，上海就开放成商埠了。于是就有了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那是现在的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还有比如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路，也是以前的事。上海的市中心从城隍庙走了出来慢慢往南走，从大马路——也就是最热闹最繁华的——开始，往不太热闹不太繁华的数，就排名大、二、三、四、五。这“大、二、三、四、五”总有种解放前的味道，再加上霞飞路，就蒙上了一层香艳的色彩，好像有许多盘着头的女人在我面前走过，洒金衣裙上跳动着旧电影常有的白点子。 现在的市中心范围蛮模糊，我走在哪里，都觉得是走在市中心。其实也还不至于，只不过现在的上海人还是很稀奇这个市中心，但和从前不同，没把它围起来——因为实在太稀奇了，稀奇到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最喜欢的一块地方么，是南京路、淮海路、重庆路、马当路——我现在就游荡在重庆路上。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我走的这个地方叫什么什么路，欢欣得不得了，觉得走在路上就像直的到了南京、重庆、淮海、马当一样。不过那是在我小的时候。现存我一个人游荡在路上，要一个劲地告诫自己：看好，这条路和那条路是有区别的，路和路是不同的。不可以以为都是柏油烧烫了烧化了铺平了压实了做成的。路和路，不一样的。 路和路，是不一样的。要不然，我和A就没必要说好走到哪里为止，我们就可以一直荡下去，荡下去，因为反正我们回不同的地方所走的路却一样。现在情况不那么简单。路和路既然不一样，情况可就复杂了，就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了。 下午一点钟，最热的时候，太阳却没有了。还是热，好像要下雨的湿热。我走在延安路上。在延安路上可以看到聚集于人民广场的诸多建筑。闷热的空气里，上海博物馆有点潮， 屋顶是一种湿叽叽的软木色，浸透了不冷不热的水分，散发着淡淡的馊味，像一个巨大的热水瓶软木塞。我突然对人民广场的范围疑惑起来：到底从哪里到哪里算是人民广场呢?似乎人民广场并不仅仅指那个竖着一排矮栏杆、有许多鸽子的地方。于是我又想起了徐家汇、曹家渡，还有静安寺。静安寺同样不仅是一座土黄的、古老的寺庙——相反，那些纵横交错的马路以及鳞次栉比的楼房倒更像静安寺。也许有人认为延安路和人民广场根本是八杆子打不到一块儿的，可我还是把延安路当成人民广场的一部分。所以说我现在在人民广场。这个城市是一本糊涂账，既说不上市中心的范围，也说不清人民广场和静安寺到底算怎么回事。 我绕过一个报摊，顺带瞥了一眼摊主在地上陈列的一堆五彩斑斓的杂志，每本杂志封面上都有一个大腿女人——很难用别的词来形容她们，第一眼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四个字。我记起有一次和A一块儿在荡的时候，看到路边一个人卖旧书旧杂志。我指着一堆时装杂志说：好看!A说：买给你好不好?我说：好的呀。他马上一副厥倒的样子，说，好的呀好的呀。怎么你什么都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是好的呀，有什么不好呢?你买又不是我买，多好!A笑着说，所以，人还是穷一点好。 我在延安路上走，想到A这句话，漫无目的地笑了起来。那个笑好像是从天上突然掉到我脸上，砸得我自己也很震惊。我想如果我现在去问A我到底选物理还是选历史的话，他会说什么呢?我有这个想法，大概是因为看到路边有一个投币电话。我是一个十足的投币电话支持者。在路上走的时候，一眼看见粉蓝的透明有机玻璃顶遮蔽下，那个金属座机、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数字键、和湛蓝湛蓝的电话筒，总会好像刹那间被通了电一样，感动得整个魂灵都倒竖起来。于是我走过去，从口袋里取出一枚一元硬币，(我口袋里总是有许多硬币，因为我是一个热诚的硬币拥护者。)拿起话筒。我的声音就从千万个川流不息互不相干的人头顶上疾飞过去，落到城市的某处，A的电话里。 A说：“喂?”我说：“襄没城。”A热烈地说：“咦，怎么是你?”我问：“怎么呢?”A说：“没什么。你在外面吗?”我说：“嗯。人民广场。”A马上说：“我知道了。在延安路就是在延安路——凡事说清楚点。”我本来想问他怎么知道我在延安路，想想还是算了。他又问“怎么?什么事?”我侧过身，靠着有机玻璃罩子，好像很舒服其实很难受，说：“我选什么好?” 他那里很静，我这里总是有车子开来开去，大车小车，穿梭不息。他说：“你不要急，让我想想。”我就让他想，我自己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自己怎么想?”他的声音很热，是和他的手心碰到我的头时一样的温度。电话里“嘟嘟”的警告音冰冷地响了，我又丢进一枚硬币。好像听A说过在哪个地方人家都把硬币扔在喷水池里，希望梦想成真——我想着喷水池底的一层硬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我此刻在这里：雷阵雨前的低气压下面，一枚接一枚地把硬币丢进深不见底的电话机里。A说：“喂?喂喂喂?”还是那么热的一种声音。我垂下头，眼泪掉到人行道上。 A说：“喂，要不要我出来?”我摇头。想到他看不见摇头，就说：“不要了。”A说：“真的要不要我出来?我没什么事，现在。”我说：“算了。”我发现问他是没用的。我很感谢他跟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费了那么多口舌。尽管他没有厌烦的意思，我也不好再拖着他浪费时间了——这辈子他浪费在我手里的时间实在不少，他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我说：“不好意思。我不光自己浪费时间，还连累别人陪我一起浪费时间。”他说：“无所谓。你别客气。我说我自己的想法哦——我觉得你既然补习了那么久物理，还是选物理好一点。”我说：“好的呀。”“不过，”他补充道，“你的性格好像还是选文科合适点。而且选历史的话，你就不至于没人监督。”我说：“好的呀。”有一辆他最喜欢的法拉利跑过去了，我来不及告诉他。他在那头笑，说：“怎么你什么都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那么是好的呀。我不知道才来问你。”他笑了一会儿，静下来，声音像手心那样热乎乎地说：“解颐，你总要自己做决定的，懂不懂?” 我想着他喜欢的那辆法拉利。可惜我是个穷光蛋，否则我就买辆送给他，让他高兴高兴。我说：“懂。”“好。”他说。我说：“就这样。”他说：“嗯。”我说：“再见。”他说：“再见。” 我挂上电话，走在延安路上。我用完了口袋里的最后一枚硬币，说了些废话。等高考结束，我要背一个麻袋，到银行里去兑出许许多多一元硬币，背到大街上，打电话。 气压低。我在漠然而烦躁的人潮里继续我的游荡。我回想着——像我无数次做过的那样——A刚才嘱咐了我些什么，或者，仅仅说了些什么——好玩的，不好玩的。不管在哪里，不管A自已在不在我的身边，当他说了那些热乎乎的话时，我总能感到他缓缓地把我的手捏一捏，让我很定心。A说我总要自己做决定的——我也明白。可是今天这是惟一的一次，是我回想得如此剧烈的惟一一次：我实在停不了去想，想A缓缓地把我的手捏了一捏——A手心的温度刚才越过千万颗麻木的无知的脑袋飞进我手里……我停止不了想哭的冲动——不一定是哭 ，也许只是眼睛里有水要流出来。 挂掉了打给A的那个投币电话，我继续游荡，长途跋涉，走到图书馆去。我现在没有看书的兴致，不过我还是去了图书馆。图书馆是个好地方，外面看上去漂亮，每块砖头都泡在文化气息里，里面冷气开得没有办法更足，让我这种在残忍烈日下脑袋被烤熟的人飞速冷却。 我独自坐在图书馆二楼的一张干净气派的桌子前，面前摊一本我也不知道书名的书，一个小时念三行，纯粹不知所云。我的体温在走进图书馆大楼之后一刻钟内由沸腾跌至冰点。温度下降得太快，我能感到身体里有一小块东西轻微地“乒”了一声，碎掉，碎得彻彻底底、不知去向。我不去理睬那是什么——管不了那么多。 我坐着，坐着，坐着——手脚冰凉，眼耳口鼻脑处于休眠状态。我终于把自己冻结起来了。没想到我能如此成功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这项看似艰巨的任务。我可并不为此高兴——在冰冻之后，人永远不会高兴，也永远不会悲伤、愤怒、烦，更不会热，永远不热，永远永远把倒霉的热撕碎扔到抽水马桶里冲得无影无踪。 走出图书馆的时候，大雨已经落下来了。大雨像数学老师，不讲情面——明知我急于回家报到吃晚饭，还偏把我留下来。我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呆呆地看着雨水坠下来，砸在地上，往低处涌。有好几滴水溅起来死在我的脚指头上——对此我毫不怀恻隐之心，相反，幸灾乐祸。夏天的太阳恶毒，雨恶毒，夏天的什么都恶毒——我在这个夏天里，也变得空前绝后的恶毒。 马路上已没有人。汽车像逃命一样六神无主地窜来窜去。恶毒的大雨清洗着恶毒的世界。两恶厮杀，天地失色，日月无光。 我的体温仍休眠于冰点。我很恶地站在孤岛般的台阶上旁观这番大决斗，片刻，提起右脚，跨人战场。我偏不让像数学老师一样的雨挡住去路。我背叛雨，背叛数学老师。我翘翘嘴角，露出恶毒的冷笑。现在，我走进战场，我将目不斜视，扬长而去，我将让大雨和世界目瞪口呆。我赢定了。 雨从我的头顶往下奔跑，飞流直下。我不管。我超然地向前走去，去乘公共汽车。我是这里的冰点，雨再冷，只会死在我的手上。我怕什么?我是胜利者。 也不知道在车站上等了多久，一辆仓皇的公共汽车开过来，很不心甘情愿地停住了。驾驶员仓皇地看了我一眼。我没有睬他，兀自抬脚上车。车上乘客稀少，每个都仓皇地看着我。我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坐在一个空位子上，脚下飞快地出现了两个水洼，并且随着水从我身上的仓皇撤离迅速扩张。我端坐，面无表情，默不作声，杀气腾腾，骄傲地自觉是一个杀红了眼的大汉。 车门关上，车子向后一趔趄，又向前一冲，跌跌撞撞地朝没有希望的晴朗开过去。车厢里窗门紧闭，有一股腐朽的香气，诱惑人，欺骗人，引入变成懒惰、肥胖、愚蠢的文明生物。我仍处于冰点，身上散发出砭人肌肤的雨气味——我庆幸，我至少得以自保。 汽车忘记了一切地向前开，我忘记了更多地凝视窗外。一站路，又一站路。并没有听那个木肤肤的报站女声，然而“下一站XXX”的句子终究钻入了我的耳朵，钻入我沉浸于冰点的喜悦中的心。下一站XXX——我知道，A的家是在那里的。我的体温开始回升。在渐渐暖和起来的空气中，我迅速地融化，无数坚硬的表皮组织、细胞，等等，等等，潺潺流淌下来，变成脚下的两个水洼。车厢左颠右突，水在车子的地板上无规则地颠沛流离，形成一个恐怖的图案。 马达的声音。车子突突突地传递着靠站信号。木肤肤的女声说：“XXX到了。请下车。开门请当心。”我惋惜地望了一眼脚下的水洼。一个箭步，我一百八十度转身冲下车。车门在我背脊后面关上，向后一趔趄，又向前一冲，跌跌撞撞地朝没有希望的晴朗开过去。 雨势不减当年。我不应该下来。无论从什么角度哪个方面讲，我都是不应该下来的。可是我偏偏下来了。我还立刻从头湿到脚、从外湿到里地向A的家走去。我一定要去见他一面，随便是为了什么。我大步快走，全身血液沸腾，鼻孔里冒水蒸气，好像一个会走动的电水壶——雨落到我身上，马上被烧开了。 最后，我气喘吁吁地站在A家大楼的门口，伸手按防盗大铁门上标着402的按钮——402是A的住址。A的声音在门上那个小扬声器里，说：“谁呀?”我说：“我。”他马上热诚而诧异地说：“咦，怎么是你?你在楼下吗?”我说：“襄没城……”没说下去。我没想到自己竟然在这里，离他那么近的这里。背后是雨，面前是门，他现在是全世界最接近我的人。我的喉头向后猛地收缩了一下，随即很大声地哭起来。 A说：“喂，喂喂喂，快点上来，不要站在那里发傻劲。懂不懂?”“嗒”一声，铁门开了。我不伸手，不挪脚，一动不动。A发急地说：“开门!开门会不会?上楼会不会?会不会?”我说：“你下来。”A稍微沉吟了一会儿，说：“外面下雨，下来干什么?做事想想清楚。”我说：“你借把伞给我。我没伞。”A飞快地说：“随便你!”之后就没有声音了。之后楼梯上响起熟悉的脚步声。 A打开门，一闪身站在我的面前。我看见他——干燥、温暖、快快活活。眼泪像潮水那样涨满了我的眼眶，涨得无边无际。 我们站在大楼门口的台阶上，一小块干燥的地方。雨在我们的前后左右，坠下来，砸到地上，往低处涌。A说：“我们家里一桶纯净水刚刚喝完，你算是来送水吗?”我还是哭，说：“你听到今年防汛的消息了吗?据说今年潮汛很猛的。看现在这样子，大概是真的。”A笑起来：“你就为这个那么伤心啊?真是忧国忧民。”我笑笑，继续哭。雨穷下八下。 A说：“解颐，还不是世界末日，你不要这个样子。”我看看他——他笑眯眯，露出一口白牙齿。我问：“会不会有两个一直很熟的人，到了以后走在路上碰到了就像陌生人一样，招呼也不打，看也不看一眼?”A迟疑了一下，越过我的肩头去看外面的滂沱大雨，说：“会的。”我追着问：“连看也不看?”A把伞在两手间递过来递过去，说：“会的。”我闭上眼睛，闭到紧得生疼。雨声灌进耳朵，从眼睛里流出来。 A在眼皮外面拍拍我的头，说：“喂，干什么?睡在这里啊?”我摇头，说：“不是的。我喜欢你这件背心的颜色。”“喜欢么多看几眼，少收你点参观费好了。别闭着眼呀。”他很得意地说。我不响。半晌，听见他用温和的声音说：“你要想想看，你今天既没跟我打招呼，也不看我，却跑来借伞。其实我跟你早就不用打招呼，也不一定要看来看去了——都是那么里八嗦的人。你在怕什么呢？” 我睁开眼。眼前是A让我定心的笑容。我说：“哦。”他的笑扩大了一点。有一会儿，雨声包围着我们。接着，A问：“定下来了吗?”我一听，扭头去看雨坠下来，砸到地上，往低处涌；叹口气，笑笑。“是不是很烦?”他问。我说：“是是是很烦。我知道我这个人很烦。我自己也很烦。烦死了。”他说：“不是不是。你不要说这么快。”说着拍拍我的头。我低头注视脚——脚精湿，看上去极恶心——说：“我就是不知道，决定不下来。不知道么就拖呀。拖到最后再说。还有很久好拖呢。”他说：“动动脑子。把思路理理清楚。做了决定，就不怕了。心情也就好了。要去抗洪救灾么也有力气了——总之是早点定下来，懂不懂?”我说：“哎呀好了，不要管它了。” A静下去。很久，只有雨水溅到台阶上。他不知什么时候走近了一点，说：“解颐，说过了，以后总有要你自己决定的时候。总会有的。”我不响。一滴眼泪落到地上。又一滴。他叹口气，说：“到我家去找点衣服换换吧。那么湿。”我摇头。他又叹气，说：“那么，我送你回家?”我摇头，说：“伞给我。你回去好了。”他再三叹气，说：“走吧。送你去车站。”二话不说抓起我的手，撑开伞往外走。他的手心温暖，好像他的声音。 还是回到刚才我义无反顾跳下车的车站上。他站住，我也站住。马路上空空的，汽车仓皇逃命。我湿淋淋地躲在伞下，凝望马路，突然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攥住了。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促使我不能自已地不断幻想着某一个可能性……到最后，我恍惚以为自己肯定会这样做了。像人快坠入梦乡时往往会猛地心悸而往清醒里退一退那样，我在长久的恍惚中突然吓了一跳，心脏用力地叫唤起来；我忍不住叫了声：“襄没城！”A在身边，赶快说：“怎么?”我痴兮兮地呆望着马路，说：“我在想，哪天我再去补习物理的时候，走到老师家那个弄堂口，要穿马路——我会不会突然站定在车子前面?于是车子就把我撞倒，轧过去，轧扁轧死了。我觉得这是极有可能的——越想这种可能性越大。也不为什么，就是突然站定了。那么，在弄堂口等我一起进去的同学看到我那个样子，会不会来救我呢?”“没事不要瞎说!”A大声说，把我吓了一跳。我缓慢地转过脸去，看见A的侧面——很气愤的一副表情。我怯弱地瞪着他，片刻，他转过脸，和气地端详着我说：“今天雨很大，你别忘了害怕。”说着掉头看天，喃喃道：“害怕是人身上的一样好东西。”说完，对我笑笑，握住了我的手。我也去看天：下雨的夜幕很低，摇摇欲坠的样子；路灯在这夜幕底下顽强地燃着光，像是硬要把黑重的夜往上撑，往上撑，直撑到云霄里头去，直撑到笼罩不了城市上空的地方去，直撑到永远看不见的所在去。我没动——不敢动。害怕突然回到了我的身上，我简直不敢去看马路。不敢动，不想动，我紧紧捏住他的手指，心脏的叫唤低下去，低下去。一刹那静得斗转星移。 马达的声音。车子突突突地传递着靠站信号。我看车子一眼——唉，削削瘦瘦。A说：“上去吧。”把伞放进我手里。我说：“不要伞了。下车过马路就到家。你打伞回去。”他摇头，推我一把，说：“我无所谓。快上去，来不及了。” 我跳上车，一转身往外看，看见A让我定心的笑容，雨水从他的头顶往下奔跑，飞流直下。车子向后一趔趄，又向前一冲，跌跌撞撞地离A而去。我看见他长时间站在车站上，蓝背心像上次那件蓝t恤一样，蓝得彻心彻肺。 雨下不到A的头上。雨下不到A的伞下。 从车站往家跑的时候，伞撑不住，人东倒西歪。推开家门冲进去，我从骨髓里往外冒寒气——冰点以下。妈妈气急败坏地给我换衣服、灌姜汤。一碗姜汤下去，算是有些许热气了。电话铃声大作——是A。 A再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已经躺了两天，刚刚退烧。我津津有味地在吃妈妈做的冰糖梨，自豪得不得了。我嘴里，“天花板”上起了个泡，吃东西很痛。昨天晚上妈妈烧胡萝卜粥给我吃，今天早上又烧水果羹，让我吃起来不疼。现在又有很甜的冰糖生梨好吃。我有滋有味地吃着，慢慢吞吞。在我咽下最后一口的时候，A的电话来了。 A说：“嗯，你现在听上去心里有底了。”我想：是吗?没回答他。他说：“声音定了许多。你不知道，你那天声音有多难听。”我说：“多难听?学给我听听看。”他说：“学不像。你现在文理科定了，是吧?”我说：“还没有。”他说：“是吗?那如果选文科，是加政治还是历史，你大概还要花很多时间。”带点取笑的口气。我说：“你不要急呀。总有结果的。”他说：“哦，是吗?现在变成你安慰我啦?” 挂上电话，我躺下，眼看着外面。烈日炎炎。我想把自己晾到窗外去。我想像这么一幅图景：我悬在半空中——就我家窗外的晾衣架上。没有竹竿，没有衣架——那于我都不合适。我只得悬在半空中，悬而未决。我想把自己晒一晒，在大太阳底下翻过来，倒过去，好好晒晒——这是传统防潮去霉的方法。然后，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拿藤拍上下左右里外前后“啪啪”狠命拍打一通，就像对被子一样，拍得越重、声音越响越好。我在这节奏之下欢快地抽筋，一弹一弹。 或者，可以把我拎到水龙头下面冲刷，用硬毛刷“哧哧”地刷，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再拿肥皂粉浸，浸了搓——放在搓衣板上，一来一去，刚劲有力。洗干净。彻彻底底的干净——把过去，把回忆全部洗掉。 我原以为做决定应该兴师动众敲锣打鼓，犹豫再三权衡再三斟酌再三，吵吵闹闹哭哭啼啼才对。那天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我的手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金属表带扭得变了形。然后我把手表扔到沙发底下。我决定了。没想到做决定是如此简单。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六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六个月 我居然是在1999年12月31日过去一个多月之后才又和别人说起了这件事。我和A说，和B说，还和C说。中间那一个月没什么印象——应当是在期末考试。碰到大学里第一次期末考试，我们都紧张得要命，我三次把准考证落在寝室里，还有一次是明明在书包里，可是我没能找到，到最后，老师说：算了，我认识你，你总是不带证件的。——说实话，这个监考的老师真不错。 我还记得那个庞大的教室，一排一排坐着来考试的人，讲台前面堆满了书包，考着考着，最上面的那个书包会突然掉下来——“啪!” 大学里出的考卷总给你一种考不出来也没有关系的感觉，其实却是很有关系、非常要紧的。大学就是这样假装宽容，极端虚伪不要脸。我恨死大学了。不过，那不等于说我在大学里的日子过得不好——还是很好的，只是那靠的并不是这个大学系统。我也不知道那靠的是谁。 考完试的那一天，寝室里的人在理东西，准备回家。大家都有点儿未完全发作的歇斯底里，每个人唱着歌，把床上所有的东西都席卷下来，很痛快的样子。只有我横七竖八地斜在床上，(我们的床都在上铺，下面是写字桌。)脚耷拉下来，缩着头颈在喝牛奶，没什么别的动作。熊熊从门外折进来，手里拿了一块湿抹布，站在我的床下面，抬头看看我，说：“你怎么还不理东西?” “我不打算马上回家。”我说。 我对床的Jo本来撅起屁股对着我，在理东西，突然扭头惊讶地问：“你为什么不回去?”熊熊代我回答说：“我们都回去了，她一个人在这里，多逍遥!要不是想看电视，我也要留在这里，再住几天。” 通通在理包，发出很大的声音，把许许多多东西都塞进包里，这时候也披头散发地对牢我说：“咦，好像是很滋润的嘛。”我瞥了她一眼，笑出来了，说：“通通，你今天很难看的嘛！”她一摸头说：“真的啊?”脸上很担心的神色。我说：“等一会儿你就背那么大的包去找你男朋友啊?像归还孽债一样的，不错不错。”大家穷笑了。通通气死，还击道：“你有什么好看?喝牛奶喝得嘴唇上一圈白的。” 然后，她们——就是我的室友熊熊、通通和Jo——就都回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在寝室里。 我是有闲阶级。其他人走掉之后，我开始用电水壶日夜不停地烧水(电水壶是校方规定的违章电器，我们藏了一个，比泡水方便得多。)我用温水漱口、刷牙，用热水洗脸——不管是在早上还是在晚上。我真的烧了很多很多热水，用满满一热水瓶的热水洗脚，每过五分钟就加一点水，一共洗一个小时。我在床上铺着电热毯，焐在被子里看书——在我的床头排列着堆积如山的日本漫画书，我整天活在魔法、情死、肌肉膨胀、世界末日的情节里。我从早到晚开着半导体，听许多许多的节目，要么是唱歌，要么是相声，要么是专家咨询，要么是股市行情。 B打来电话，笑道：“你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我说：“我现在是有闲阶级。我是很闲很闲。”B说：“我看出来了。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我沉默了一会儿，半导体里报股市行情的声音钻到B的耳朵里。然后我说：“舒美。”“嗯?”“想不想来看看我?”B笑笑说：“好吧，我来了。” 挂上电话，我走过去把门开开。就这样开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一直到B走进来。她跨进门，说：“咦，门开着么。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到?”我说：“不是的。打过电话之后我就一直让它开着，开到你来。”B走到我的床下方，叉着腰抬头看我，指指自己的头，笑眯眯地说：“你这里有问题啊?我来要乘两辆公共汽车呢，至少要一个小时，你开那么久门干什么?”我趴在床上，下巴沉重地搁在床档上，往下看着她，哧哧笑道：“我挂了电话去开门，两样事情一起做，就不用等会儿再爬上爬下了。床在上铺，就是太麻烦。”“噢，那么就是说，你不准备下来了?”B一边说，一边低头环顾脚下，拎起一只脚轻轻甩了甩，说，“你这里怎么这样湿?地板上一滩一滩都是水。”我说：“我刚才洗脚。”她惊叫道：“不会吧?现在几点?洗脚?”我从床上很吃力地坐起来，穿上裤子，开始从扶梯一级级往下爬，边爬边说：“没关系的，想到洗就洗呗。” 我让B用我的大象杯子喝牛奶，然后我又拎了电热水壶去盛水、插上插头。B坐着打量我，摇摇头说：“你这个人。”我直直腰，坐到她对面的写字桌上。我们两个很高兴地对视着。她穿了一件深紫色的毛衣，把脸色衬得非常白。我说：“舒美，你很漂亮的喏。”她说：“真的啊?我高兴死了。”我说：“真的很漂亮，比以前漂亮多了。你去不去染头发?”她说：“一起去吧。”我嘻嘻笑起来，说：“我要染成《相约2000》里面陈小春的那种红颜色，很红很红。”她也笑道：“那样的话，你爸爸不会让你回家的。”我说：“是的是的。他一开门，说，咦，这个小孩是谁?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收留你，收留了你，我们家解颐要不高兴的。”我们两个面对面哈哈大笑。随后我们又说了染发什么什么，说得很兴奋，说到一半，水开了。 我拎起水壶，对牢脚盆把水冲进去。B说：“你还洗啊?”我抬头问她：“怎么样?你也来吧。”她笑笑，走过来。 我和B拿了两把椅子，面对面坐着，把脚放在一个盆里，一起洗脚。她说：“我也发疯了，跑那么远来洗脚。”我说：“这是你的荣幸呀。”她说：“这句话应该我说吧?”我说：“是呀，所以我抢先说掉。”我低头看脚盆——她的脚和我差不多大，比我白一点；我们两个的脚丫默默躲在水底，相依相偎，很亲热的样子。我的床上，那个半导体依旧在喋喋不休。她问我在听什么节目，我说，不知道，只不过是让耳朵里有人在说话而已。我问她：“知不知道马尔斯健康茶?”她说：“不知道。什么东西?”我说：“广播里老是有人在介绍—— 就是患者打电话进去问，然后一个专家兮兮的人提出建议。这种茶好像什么毛病都能治的。”她问：“吸毒能不能治?”“吸毒是病吗?”我说。她没有回答。 寝室里有一种闹哄哄的气氛——主要是那个半导体引起的。我不由想起从前，在高中里，下了课的时候，教室里也总是这样闹哄哄的，还有许多人在跑来跑去，草稿纸满天飞来飞去——那时已经是高三了，B和我不是一个班，但是她总是会跑过来，跑到我的座位后面，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往我背上一戳，我就回头说：你怎么又来了。那个时候，B总是问我A怎么样了，我总是说，我怎么知道，你自己去看他呀。说着，我也拿笔去戳她，一下又一下。我躲在墙壁的角落里，哧哧地笑，一副贼头贼脑的样子，一边戳一边说：张斓呢?张斓为什么不来?当时B和C已经很要好了，一天到晚在一起，连考试的名次也是一前一后地在一起：第一名和第二名，最好的和最好的。我在教室里，桌肚里面塞满了分数可怜的试卷，对B戳来戳去，鬼鬼祟祟地笑，叫道，张斓!张斓!有时候，C真的会从隔壁教室跑过来，慌慌张张地说：谁在叫我?谁在叫我?我们班所有人就大笑，C就把B领回去了。 我叹了口气，往脚盆里加水。B问：“又怎么了?”我说：“我想想，从前高中里真是蛮好的，有个固定的教室。”B说：“有什么特别好吗?我不觉得。”我望着她，看见她那些趴在额头上的软扑扑的刘海——那么软，那么软，软得……我知道我始终是相信她的……有那么软的刘海的人……我总是很宝贝她的，可是过去我不懂怎么去宝贝她，因为她太厉害了——现在我还是不懂。 我说：“舒美；我从前多么羡慕你和张斓啊!”她笑笑，头低了低，她的刘海，一层一层，软弱温存地趴在额头上。 我说：“过去你们那么好，不管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太好了。你们给整个年级一种希望——就是说，一个人读高三也能像你们那样读的，也能读读书，谈谈恋爱，开开心心，风风光光。我们也不一定要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没那种本事——可是，有这样一种希望，就觉得好很多，因为发现事情不是完全像老师说的一样。茶余饭后，我们也有东西可以扯扯。”我说着，拍了一下她的膝盖。 B一直很平静地笑着，等我说完，她抬头看看我，说：“你怎么好意思对我说这些呢?你怎么敢呢?你不怕我激动吗?你不怕我哭吗?”我愣了一下，不知道应当怎么去回答她。我不是不怕，只不过……那也许只是因为我们把双脚如此亲密无间地放在热水里的缘故吧?我低头望着我的脚和她的脚，脚指头很自然地重叠着。我又加热水。我们没有说话，很久很久，没有说话。半导体里，一个女人大声地描述着自己的健康状况——她有严重的偏头痛，什么什么。 我正面望着B，望着她的紫衣服。一片沉重温暖的紫色，覆盖在她的身体轮廓上面，一点一点，微妙地起伏。毛线编结的一根根罗纹线，并肩从她的脖子往下奔跑下去，半路上，一点一点地起伏，一直到最后，到边缘，似乎打了个弯，在毛衣的里面又一直往上跑去了。我的目光吃力地打弯，打弯，打弯，打无数个弯。一片沉重温暖的紫色。我正面望着B，B那紫色的衣服、紫色的嘴唇、紫色的眼皮、紫色的刘海。我往后一靠，满眼都是紫色，把我的眼泪也熏出来了。B说：你不要这样，没什么好哭的。我说：怎么会没什么好哭的呢?她很慢很慢地说：因为已经不在哭的限期里面了。不在哭的限期里，就不要哭。 B开始告诉我关于她和C。她的声音又轻又短，柔软得像她的刘海，湿漉漉地趴在她的嘴唇上。她问我：“你们是不是真的都觉得张斓很好看?”我说：“那是当然的。不要说我们了，上次很多人到我家去，连我妈妈也觉得他好看，喜欢得不得了，恨不得他是她的儿子。”B笑笑，说：“嗳，是的呀，我也觉得他好看。不过，两个人关系好的时候，再好看也没有什么，我总是很放心的——因为他会给你一种踏实的感觉，你不怕。要是开始有什么疙瘩，就不对了。” 我问：“什么疙瘩?”“也不一定是什么具体的东西，只不过……”她说得很慢，一边说一边考虑，“只不过……打个比方吧：有一天杜霜晓到我们学校去玩——杜霜晓这个人么，你也知道的，最最看中张斓好看了，隔五分钟要夸奖一次的——然后，我会觉得他为了她的在场特别精神焕发，等她一走，他就变了一个人。这也许是我们两个的问题，也许只是我的问题……”我说：“你管杜霜晓干什么?她这个人最最喜欢去惹别人了。”“不一定是专门针对杜霜晓，其他人也一样的，而且，主要还是我和他在一起不如以前那么开心了。不过杜霜晓给我的那种感觉……”B开始代替我往脚盆里加水，“……我知道她肯定对张斓不感兴趣的，问题是……是的，她突然很喜欢去招惹张斓。” B说着，把脚从水里拔出来，然后，就这样盘腿坐在椅子上，端端正正地。“我也知道她的脾气，但是我心里不舒服呀。去年圣诞节那天(就是12月31日前几天)，襄没城打电话给我，问我借书，顺便提起第二天晚上张斓又要和杜霜晓去听四重奏音乐会，问我知不知道。我有点闷住，想怎么张斓没告诉我。我说哦，你说‘又’是什么意思?襄没城说，他们以前也去过呀，你不知道吗?——我听出来，他刚刚说完这句话，就知道闯祸了。我挂了电话，心里面很难受，堵得要命。我明白，我不喜欢他和别人——特别是杜霜晓单独去听音乐会，但是 我又不甘心这样去质问他。他对我不满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另外有个人一直很喜欢我——那我又没有办法。那个喜欢我的人……算了，不去说他。”我一直注视着B：她的紫色毛衣衬着她的脸，在她脸上泛出一层紫红色的光，极好看。突然我相信那种光动荡了一下——是非常明显地动了。但是我没有响，我的脚还是在热水里。半导体在床上唧唧呱呱地说着，不知所云。 “……第二天，我和他一起吃午饭。他说，我今天晚上有事。我私底下想，我知道。他说，嗯，晚上我要和杜霜晓去听音乐会。我说哦。他说，她有票子，问我去不去，我想你今天晚上有课的，所以就去了。我说哦。他想了想，说，你是上课吧?我说，是的呀，是上课。然后他就开始告诉我说，这个音乐会很灵的，他一直很想去听。我说嗯嗯嗯。其实我在脸上露出了一点不乐意的表情，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注意到，或者，不愿意注意到。 “晚上我没有去上课——就是很赌气，不想去。我想赌一把：假如他注意到我不高兴，假如他还能够考虑考虑我，那么他很可能不去听音乐会的。于是我跑到他寝室去找他。他不在，他们寝室的Van在……我就在那里打电话call他，我叫call台小姐连呼——我恨死了，我想我今天一定要找到他，所以我也不管Van在，就这样穷凶极恶。接着，我听到BP机叫的声音，一看，他把BP机忘记在写字桌上了——没有带去。我一下子瘫掉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瘫掉了。我瘫在他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他的BP机，那个机器隔一会儿就响，隔一会儿就响，一直不停地响。他们寝室里只开着Van的一盏小台灯，光线昏暗，让我觉得很安全，安全得即使我死掉也不会被发现，所以我就坐在那里哭了，BP机的声音就好像是我的眼泪掉在地上的声音。 “Van走过来——我还是被他发现了。我最最害怕的就是被他发现。他摸摸我的头，我像杀猪一样地大喊大叫起来。他很慌地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最后他把我一下子抱在怀里，说，你不用这么难过的。我听到他这样说，就抬头去看他——他的脸……说不清楚……很动人的一种样子。我静静地流起眼泪来，一滴一滴地流——你有没有一滴一滴地流过眼泪?人最伤心的时候，流眼泪就是一滴一滴的。我看着Van——我心里很清楚，我要和张斓分手了。很难说那个具体的原因，但是当Van叫我不用那么难过的时候，我就明白了。” 我把脚从水里拔出来，伸腰伸手去握住B的手。她还是非常平静——我觉得B真是一个超人。我问她：“难道你真的为了他和杜霜晓出去就和他分手吗?”她笑了，说：“那也不是。都是借口罢了。两个人分手，所有具体的事情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再也不能再相处下去了。Van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突然醒悟到，我和张斓再也不能相处下去了。”我看着B，看着她软弱的紫色刘海……我更紧地抓住她的手：“舒美，你说的那个喜欢你的人，不会是他吧?”B笑眯眯地，好像在逗我玩一样，说：“他是谁?”“不会是Van吧?” B微笑着。夕阳从窗外照进来，照着她的背。她是那样一个毛茸茸的深紫色的小人儿，柔软的，好看的，香的。她一直笑盈盈的，对一切又好玩又鄙视的样子。她这样笑了很久，最后说：“刚才洗脚的时候，我把脚放在水里，你一直在加新的热水进去，我的脚就一直是温暖的。后来——我原先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把脚拿出来——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冷了下去，我的脚变硬了，老了。一个人是很快就会老的。两个人在一起，老得慢一点。我只是不想那么快就变老啊。” 不久以后，我也和C、和A说起过这些。他们又用他们的语气、他们的视角给我重复了一遍。可我记得最真切的，还是B的叙述，我甚至记得那种水温……B和C最后的故事，我一共听了三遍。为什么要这样反反复复、无限冗长呢?也许就是因为，这是B和C最后最后的故事吧?听过这个故事，就不再有其他的故事了。我不断回忆起，还在高中的时候，B和我在体育课上溜出去，坐在操场的角落，B给我不厌其烦地讲着她心爱的C，每次我说起另一个话题，她就好像很迷茫的样子朝操场的尽头眺望过去，接着说：张斓如何如何，张斓怎样怎样。张斓被她一描述，显得比原先更加灵了——当然，他本来就是很灵的，否则，F干什么要去惹他呢? 我真的记得，2000年1月1日，在那个不黑不白的网球场上，F大哭大闹。我暗暗地原谅了她，因为我们一帮人，从刚聚在一起那时就常常说，杜霜晓这个人实在是太傻了，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像杜霜晓那么傻的人呢?唉。 A跟我讲这些事的时候，大概因为是C告诉他的，所以他更多地提到Van。我说，那么张澜和Van住在一起，不是要打起来了?A说，那倒不会。Van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措，他就是很喜欢刘舒美罢了。我说，那么现在呢?A说，现在……就说不准了。不同情况不同考虑么。我心事很重地说，噢——。A说，况且，张斓告诉我，刘舒美好像也不是一点不喜欢Van的——张斓气的就是这一点。我说，啊?我想不清楚。A笑起来说，那也很难说，喜欢不喜欢的。分手到底为了什么，谁也说不出来。我又心事很重地说，噢——。 A对什么事都笑眯眯的，很能宽心的一种样子——我也说不出来，我自己对他这种样子，究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在寝室住了三天，然后回家。在家里给B打电话，问起Van，她说：“想不清楚。”我说：“那就别想了，顺其自然是很有道理的。”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很寂寞。”她的声音又像趴在额头上的刘海那样，软扑扑的。我没办法，说：“那就学着耐住寂寞吧。”我在心里想，咦，怎么我也会去劝别人了。 B慢吞吞地说：“忍耐是很苦的。做个好人也很苦的。”说着，她自己先笑了出来。我也笑，说：“一年两年，不算长的。”她静了静，用悠悠的、深紫色的一种声音说：“那就都老了。” 我又给A打电话。我说：“刚才我在劝舒美。”他笑道：“你也会劝人吗?看不出来。”我说：“是的呀，我是不会劝人。舒美说很怕变老的，我听着听着，也怕起来了。”他说：“老有什么可怕?”我说：“不知道呀。就是怕。到老了，还会有人来听你说心事吗?还会有人来劝你吗?”A顿了顿，说：“解颐，你不高兴的时候，我都知道吗?”我把腿在沙发上伸直，好像要像这样一直伸到美国去。我暗暗地想，亲爱的A——我要谢谢他。 可是，我难过的时候，要是我不说，他怎么会知道呢?我不知道。外面的天——我一看——是深紫色的，B的毛茸茸的深紫色。深紫色罗纹线，往高的、看不见的、伤心的地方一直不停地奔跑过去。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十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十个月 我和其他许多人一起，不是滋味地朝教室走过去。真不是滋味。 高三是什么?我不懂。我不懂什么是高三，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一类问题。所以说，我不在状态。我真是彻彻底底地不在状态。刚才开年级大会的时候，年级组长(人称张先生)说，你们知道什么是高三吗?如果你们现在还不知道高三的意思，那么，就快点去搞搞清楚，越快越好，你们越快地进入高三的状态，你们就能取得越大的成功——一切都要靠你们自己。 B坐在我旁边，凑过来说，哦哟，这个张先生说话，倒是真的很有煽动性的嘛。我笑起来说是的是的。 张先生说话是很有煽动性的，大家听了他的话，一下子都变得非常有信心了。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的一段话，就是他说，你们千万不要在这种最关键的时候谈恋爱。你们不要以为谈恋爱没有什么影响。我做了那么多年的高三年级组长，每届里有哪些人在谈恋爱，我都一清二楚，到最后，那些人要么是两个都没考好，要么至少有一个考不好。你们要是有哪两个人谈恋爱，到高考的时候还能一起考到重点大学去，那就请这样的同学来找我，我请他们吃饭，向他们致以我张世超最崇高的敬意!我们大家在下面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张先生给我们笑得很得意，提高嗓门说，是的呀，我张世超说话，从来是一言九鼎!我们头转来转去，找B和C，说，太好了，现在我们有可以克张先生的人了，张斓、舒美，让张先生请你们吃饭!C和A一起坐在最后一排，瞪着眼睛，做了个掐我们的动作。我们笑得要脱形了。 现在，我不是滋味地走向教室。我愣在走廊里，思考着接下来究竟有几天让我搞清楚高三是什么意思、让我挤到高三的状态里去。我捕捉到了这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什么叫高三?有人撞了我一下——左面；又有人撞了我一下——右面。我惊慌起来，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每个经过的人都必须撞我一下的地方，于是走开几步。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惊悸地扭头—— “来啦?”嗯，是笑眯眯的A。自从暑假里下大雨的那天我到他家去之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在肚子里叹气，张口想说“我吓死了”，可是没有发出声音来。我正在努力组织语句，A却先说：“我知道，你吓死了。不过，现在你也选好物理了，都定下来了——今天开始，你总可以放心了。”我笑笑。我为什么要放心呢?从今天起，我待的教室里就没有A，也没有B了——我怎么把我的心放下来呢?我的心不在我这里呀。我笑笑。A拍拍我的头，说：“不要这个样子。”我笑笑。我又没怎么样。 我不是滋味地走进教室。教室111。过去我从没待过门牌号由同一数字组成的教室……不光如此，竟还是111。我告诉自己，这是好兆头。学校为高三同学节省体力，让大家都搬到底楼，并聚集在同一条走廊里，与教师办公室仅一步之遥，便于中央集权管理——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气。我瞄了一眼门牌——上面金灿灿的111三个阿拉伯数字。我不是滋味地走进门，挪到座位前，抑制住逃出去的冲动，打开书包，漠然地把所有书都塞进桌肚去。一本，一本，一本……我的眼睛停留在窗玻璃上，手在动，上下前后左右，全都塞进去了，桌肚突然间满起来，里面全是书——横的竖的直的弯的平的斜的一个角翻起来被压住的……最外面的一本书“啪”地掉到地上。我被这声响吓了一跳，赶紧埋头逃出教室—— 逃出来了。 高三终于开学了。因为分班，全年级的人员组成突然间变得复杂起来，至少对我来说，是难以一下子就搞清楚的。我在文具盒里贴上一张纸，在上面写： 刘舒美——五班，113(政治) 张斓——五班，113(政治) 襄没城——八班，118(历史) 我解颐——一班，111(物理) 在旁边，我画了一条走廊，标上111、112、113、114、115、116、117、118、男女厕所以及教师办公室的确切位置，像这样： 画完之后，我发现自己把走廊画得太宽了，而教室与教室之间的距离又显得太长。我的同桌把头探过来，下巴搁在我手臂上，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我即兴创作的地图。一分钟后，她伸手指指男女厕所，问，这两条虫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我没好气地答道，什么虫，是厕所里的臭气呀。同桌说，噢……考虑了一下，又说，像的像的! 我知道我画得不像，可是我必须依靠画地图来加深对这个新环境的理解。开学第一天我走进校门，突然好像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我害怕地一直想：怎么办，我没有带钱——我带了钱也不懂这里的汇率——我懂了汇率也不懂这里的语言……我站定在走廊入口处，焦头烂额。所以首先我要有一张地图，来找到认识我的人。我知道我画的地图比例不对，不是太宽就是太长——那是心理作用造成的，我知道。 教师节过去了，天气还是热。我开始说服自己去适应没有A和B的日子——我的这个说服工程已经进行了一个暑假，还要继续艰苦卓绝地进行下去。我们的物理老师一直说，现状是艰苦的，前途是光明的。可是我有越来越听不懂物理课的趋势。 自修课越来越多，因为练习卷必须有时间去做。我坐在教室里，四周的人都在奋笔疾书——我在他们中间，把一张《申江服务导报》从报头看到报屁股。因为张先生时不时会来教室转一圈，所以报纸被我夹在大腿和桌肚的底板之间——我知道，凭这种愚蠢的行为是无法阻止张先生得知我的所作所为的，可是，天可怜见，我总得采取些防御措施吧? 我心神不宁地坐在桌子前面，缩着肩膀，偷偷摸摸地想：好了，我现在做准备运动——我看完一遍《申江》就马上开始做题目。决定之后，我开始研究《申江》上有一百多个美容瘦身中心广告的那一版——这是最后一版，每次的内容都差不多，我可以背出一半来，不过我还要看一遍，作为准备运动。同桌凑过来说：“喂，你可以开始用功了呀。”我对她笑笑，说：“我不是在做准备吗?”她缩回去，看看手表，说：“还有十分钟下课，你掌握好时间。”“不是还有十分钟，是还有两个学期不到一点。看问题要宏观。”我说。于是我们对了 对目光，一起笑一笑。 我瞪着“春晓瘦身”的广告，想象春晓瘦身中心的样子。我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地方，但是我可以想象。我无比神往地想里面穿粉红衣服的工作人员、粉红色的墙壁和桌椅、淡黄的灯光、淡黄的百叶窗帘、粉红色的香气、墙壁上一排一排的瓶子……想了一圈，我又回到报纸上的鸽子笼广告。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像坐在别人的座位上，坐在自己的教室里，像坐在别人的教室里。 一口气叹出来，我想想，报纸也看过了，时间也浪费过了，现在我真的真的要开始发奋学习了。于是我拿出英文书，从里面翻出一张练习卷，开始做选择题。三道题目选好之后，下课铃响了。我把笔一扔，同桌歪着头看我的卷子，随后抬头看我的脸，说：“蛮好蛮好。三道全对了，准确率百分之一百。”我瞥她一眼，伸出拳头瞄了瞄她的鼻子。 …… 铃声响过之后，教室里的人也突然消失了，剩下我一个人躲在课桌后面，偷偷摸摸地做英文练习卷。我把每一道选择题的题目大声念出来。没念几句，A就从前门探进一个头，说：“你可以去吃饭了呀。” 我一个句子念到当中，没有马上答理他，一直到把整个句子念完、把答案选好，才头也不抬地说：“我现在很忙，不想吃饭。”话音刚落，就听见他笑起来，外加踱步走进空荡荡的教室的声音。他说：“你么，好好读书，抓紧时间。不要上课的时候么看报纸，下了课么反而做起习题来。”说着已经来到了我的课桌前面，我稍微一抬头，就看见他蓝t恤的下摆——不是那件我喜欢得要死的t恤，是另外一件。“吃饭去吧。”他和气地说。 我开始出汗，不耐烦地说：“你管我干什么?”他笑笑——笑出声音来，并且伸手摸摸我的头。我汗出得越发厉害起来，像被噎住一样气急败坏地叫道：“别搞!”A一听，装腔作势地笑了几声，又看我几眼，凑过来对牢我：“喂!喂!喂喂喂!”我板着面孔，说：“不要惹我。”他就不惹我了——或者说我根本就不理他了。我热得整个人像在蒸发。 A大概想走，转过身又绕回来，问我怎么了怎么了。再怎么了我也不理他。我一直不停地在出汗，我的耐心和勇气热烘烘地从每一个毛孔里漏出来，蒸发掉，离我远去。A走得更加贴近一点，开始拍起我的头来了，一会儿一下，一会儿一下的，害得我下不了笔做选择题。我只好说：“停。我被你敲笨了，变白痴了。”他笑眯眯地说：“那怎么办?只好我负责赡养你。”我抬头说：“好，现在我就傻掉了。第一步，先给我吃午饭，这是当务之急。”他退后一步，说：“其实，解颐，敲头会越敲越聪明的。”我说：“屁!”他叹口气，说：“说过三千八百遍了，一个小姑娘，不要总是屁屁屁的。好吧，你不信，我们现在就开始。不过这是个长久的过程。”我说：“呸。那我敲你的头——我把你敲笨，用不着一个长久的过程。” 我站起来——我停止了刚才那种蒸发出汗，感觉好一些。A站前一步：“你敲啊。”我说：“好。让我找一样硬点的东西。”他大叫一声，跳开说：“你还要找样东西敲啊?”我说：“是啊。可是好像没有合适的。”我四下找来找去，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敲头的东西，又把眼光落在他的身上。他对我温和地笑，走近来，伸手摸摸我的头。他的手心是热乎乎的，可是，没有什么不舒服。我告诉自己：那是一个很健康的温度，很合适我的温度。我说：“襄没城。” A放在我头皮上的手用一个很微妙的动作来回答我叫他的名字——非常微妙的动作，我说不清楚，总之有点像“放心好了”那种意思。(连这也是我的感觉。猜的。)然后他说：“解颐，你要明白。”说着指了指我堆在课桌上的教科书、练习卷和考纲。 我点点头。我是明白的，可是仅仅明白还不够——那么多的教科书、练习卷和考纲，仅仅靠明白怎么够呢?我头上用力气，抬起眼睛去看A。A还是老样子，脸上似笑非笑的，随时随地可能说出好玩的话来。我明白我要过的是没有A的生活，是我一个人做出决定的生活。我明白的事还挺多的——不错不错。 我说：“襄没城，你也要明白。” 他的脸上目前一点阴影也没有。他笑了笑，表示懂得我的意思。随即他又笑了笑，说：“算了算了。你给我好好吃饭去吧。” 这天A请我吃了一顿排骨年糕——烧得太好了，我一辈子也没吃过这样好的排骨年糕。A说：“你看，一旦我请客，就有好东西。可见你这种人是不行的。”我说：“那么你就一直请客好了，很有面子嘛。”他听了，人往后一仰，像要翻下去的样子，说：“真是……真是……”于是我伸手在他背上拍了一下。拍过之后我怕起来——不知道张先生有没有在附近。我扭头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没有看见模样像张先生的人，只看见B和C坐在和我们隔开四、五个座位的地方，正在看我。B对我招招手，我也对她招招手。 吃完饭回到教室，只见B坐在我的座位上，在看我的英文练习卷。我走过去，坐在她前面的椅子上，背靠墙把自己卷起来，歪头看她。她从选择题上面移过眼光来瞥我一记，说：“我来看你了呀。你怎么一点也不欢迎我?”我哧哧地笑，说：“当然欢迎了。要不然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早就赶你出去了。”说完，我很友好地敲了敲她的手背。 我开始问B政治班的新情况。B说：“那有什么好说?他们原四班的人就是奇怪呀。他们坐 在一起，上什么课就不看什么书，只派某个代表听课记笔记。这帮人桌上历史书也有，物理化学书也有，诗词也有。”我笑笑说：“是的呀。我们这里原四班的人也是这样的。加物理的看化学书，加化学的看物理书。本事好像很大的样子。恨死我了。”说完我们一起笑——因为教室里此时此刻在座的就有原四班的人，所以我们感到非常地痛快解恨。 B在桌子下面，轻轻踢我的脚。我贼忒兮兮地对她笑。她打量了我一会儿，突然说：“你现在过的到底是什么日子?一天到晚，《申江服务导报》从报头看到报屁股，福州路么从面子逛到里子。你别老是这样呀，别浪费时间。”我贼忒兮兮地笑，不响。她又说：“你也可以好好读书了。做做功课。”我还是笑，发出“哧哧”的声音。我整个人灰下去。 B换个姿势，坐得舒服一些，慢悠悠地把目光从我的左脸移到右脸，再从右脸移到左脸。我低头打开自己的文具盒，看上面贴的示意图。然后，我拿了一支铅笔，把图上每个教室用抛物线连接起来。连好之后，我又把每条线加深加粗。 B越过铅笔盒碰碰我的手指，轻声轻气地说：“解颐，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呀。” 我说：“舒美，你真是太好了。你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好呢?” “好吗?”B笑笑，往后一靠，伸直手臂哗哗翻着我的物理书，“这个也要我操心，那个也要我操心。一个个都不领情。” 我诧异地问：“还有谁要你操心?” B的眼神飘飘的，在自己鼻翼处抚摸了一下，没有回答。我背靠墙壁，面向后门坐着，看见C从那里走进来。我说：“看呀，张斓来了。”B没有扭头去看C，只是两只手摆弄我的橡皮，对我一笑，又一笑。 C走到她的身边，手放在她肩膀上，对我说：“你们两个很惬意的嘛。”B把他的手从肩膀上拿下来，也对我说：“喏，这个人又没有事情好做了。”随即，他们两个人一起笑起来。B和C，连笑起来的时候嘴巴的形状也是一样的——我真喜欢看他俩在一起。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七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七个月 过春节的时候，我生病了。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我的身体陷落在无数枕头和靠垫里。 我的床一头靠着窗，一头对着门——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这个位置是多么的好——这个位置可以让我躺着看爸妈从门口穿过来、穿过去。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竖起来的电影荧幕，而且带着一个白色的框——我甚至知道这个框的宽度是14.5公分——装修房子的时候，爸爸 再三声明过。 我只需把头稍稍抬高一点，然后利用头和枕头之间的摩擦力使自己固定在某一个位置，就可以看见爸爸妈妈走过来，走过去，背后是不变的布景，手里拿着不同的道具。他们有的时候会停下来交谈几句，每隔一会儿还会把头从荧幕里伸出来，问我要不要什么，他们甚至会走过来，到我的床边，给我盖被子，或者给我吃点东西。我对自己说：瞧吧，这就是新世纪的互动式电影，哈哈! 我并不是一个经常生病的人，尤其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烧。可是这一次，我的确无缘无故地发起烧来了，而且还烧了好几天——我从来不知道发烧能够持续那么久。这件事把我妈妈给吓坏了，不过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热情洋溢地捂在床上，面颊贴着枕头，手肘下面有几个垫子——我就这样很舒服地看新世纪互动式电影，看倦了的时候，我开始看书——一动也不动，话也不说，字也不写。静止的我。 今天是除夕。或者说，大年夜——随便你怎么说好了。因为我在发烧，我们一家人就不能到爷爷奶奶家去。妈妈在我的房间门口踱来踱去，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玻璃碗，在做色拉；爸爸高举着一把刷子从门口走过，说：“现在我要去刷浴缸了!”随后又折回来，跑到我房间里，放了一张CD。我把书扔在地上，大叫：“爸爸，你为什么又用我的唱机听这种东西?”爸爸挥舞着刷子说：“什么叫这种东西?马勒!是马勒!”妈妈走进来，对爸爸说：“她在生病，你就静一静吧!”爸爸用刷子在半空中画出许许多多弧线，瞪着眼睛说：“音乐又不会吵到她的。一天不听古典音乐，人就要耳污心浊，懂不懂?”说完，他就跑出去刷浴缸了。 我伸伸胳膊，把电话机拿过来，放在肚皮上。竟有这种事!我是没有想到过，我爸爸居然会说出“耳污心浊”这种话来。会说“耳污心浊”的爸爸，未免也太有文化了一点——怎么?这是我的爸爸吗?我两只手放在电话机上，很想不通的样子，望着妈妈。妈妈看看我，对我笑笑，眼睛弯弯的，好看得要命。我说：“妈妈，他过去说过这种话吗?”她问：“什么话?”“耳污心浊这种话。”我说。妈妈笑，说：“没怎么注意。好像说过的吧。”说着帮我把书捡了起来。 电话铃响——今天的第一个电话。我说：“喂。”A说：“喂，我是襄没城。”我穷笑。A警惕地说：“干什么?”我说：“我知道你是襄没城呀。你自我介绍什么?”A没有响。我喂喂了几声，他说嘘。然后他说：“你在听古典音乐啊?马勒啊?你有这种爱好的吗?我怎么一直不知道。”我惊叹地说：“你听出来了啊?”他说：“马勒么。开得那么响，我死掉也吵醒过来了。”我说：“不是我听。我爸爸听。”“真的?”他说，“你爸爸喜欢马勒的啊?下次我要跟他谈谈。”我大笑，说：“神经病!”这个人总是说出叫人意想不到的话来。 我说：“我告诉你呀，我今天发现了一个秘密。我爸爸听古典音乐那么多年，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他听古典音乐是为了不要变得耳污心浊。”A没有听懂，说啊什么?我又说：“刚才他亲口告诉我：一天不听古典音乐，人就要耳污心浊。”A说：“真的啊?你爸爸很灵的嘛。”我没有回答他。有人说我爸爸很灵，我倒真的不知道应当怎样去回答他。更何况，当我爸爸在说耳污心浊这种话的时候，我根本不觉得他是我的爸爸。 一个人偶尔对爸爸感到陌生——这是正常的吗?可以理解吗?而那个陌生人现在正在刷我家的浴缸。刷浴缸的是我爸爸吗?听马勒的是我爸爸吗?说耳污心浊的是我爸爸吗?如若三者中必有一者不是我爸爸，则……我可否选择?假如可以选择，那么我选哪个? 我问A这几天干吗，他说没什么。我说：“球踢过吗?”他说：“踢过。踢了一次。”我说：“别的呢?没到哪里去玩吗?”他说：“没出去。就在很近的周围走走。没出去过。在家里打游戏，上网。嘿嘿。”他这个“嘿嘿”倒蛮有意思。我说：“唉。”他说：“今年我还没有对你说新年好呢。”我说：“时间还没到。至少要再过几个钟头。我在发烧。”他大声说：“啊?!”然后好像说不出什么来了，顿了顿，说：“那么傻啊?”我说：“什么叫那么傻啊?什么话呀!”于是我们两个一起在电话里呵呵地笑起来。我可以想象他和我对对目光，把手放在我的头顶上，手心的温度从头皮一直传到我的脚底心去——“呼”的一下，我的脚下面好像连草也长出来了。其实我还是希望他把手放在我的脖子后面——不为什么，大概是因为他不常做这个动作。可是，我猜想，假如他现在在我的面前，一定是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他应当知道，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的手心是那么热，永远比我的额头要热一度半。嗯，今后我是会告诉他知道的。不过不是今天。 我说：“喂，我把你家的地址掉了，你再给我一个吧。”他说：“你认识路就可以了，要地址干什么?”我说：“说不定哪天，我要寄一张恶形恶状的卡片去呢?”他说哦，就把地址报了一遍。我从枕头边上摸出一支4B铅笔，把他报的直接记在墙壁上。 接着，我开始问他记不记得高二那次我们班去杭州春游。那一次，我和B、F一起，在西湖对面找到一家卖洋泡泡(就是气球)的店。其实那里卖的也不完全就是洋泡泡，是一个礼品店，里面有许多许多特别漂亮的洋泡泡——特别是有一种，好看得不得了，要二十多块钱一个，是专门用来装礼物的：把礼物放在里面，然后打气进去。但是服务员说，这不是人能吹得起来的，一定要把礼物带过去，让他们帮着用机器打气。A说：“真可惜。”我说：“是呀。那一次我们先是吃了天使冰王，然后就看到了那个洋泡泡的店。真是好。为什么他们不开 到上海来呢?”A说：“他们不到上海来，我们可以到杭州去呀。”我说：“哎，是的是的!”A又多了一个地方要带我去。其实，最高兴的就是在他向我许诺要带我去哪里哪里的那一刻——想通了这一点，我也不在乎他是不是真的会兑现诺言。A已经让我那么高兴了，所以A是一个很好的人，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我说我把A的家庭住址直接抄在墙壁上——是啊，我非常习惯于在床头墙壁上写字，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妈妈每次帮我晒床，就会唠叨个不停。我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墙壁上写字就是一个要不得的习惯。在那面墙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电话号码、地址、公共汽车路线，还有施特劳斯的诞辰——6月10日——是A告诉我的，他叫我到时不要忘了纪念一下，可是我忘记问他是哪一个施特劳斯。另外，还有我高三背的《祭妹文》：“纸灰飞扬，溯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唉，写得真是好，没想到在课本里还藏着一篇这么好的文章。 有的时候，我做了梦醒过来，假如还能记得，就赶快把它记录在墙壁上。可是梦这种东西，永远是在记录中慢慢地丢失，记到后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梦——这就好比一粒种子，长成树之后，多了许多枝叶和不必要的水分，就再也无法弄清楚它的真相了。我的梦一个叠着一个，深的叠着淡的，新的叠着旧的，在我枕头旁边的墙壁上。我醒着无聊的时候，就探访探访它们，打个招呼。嗨。 我有一段时间，写作文很要写“嗨”的，而且总是故意写成“哈”。其实在高中里的那种作文当中，需要用到“嗨”的地方是微乎其微。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成问题，我总是随随便便，高兴在什么地方加“哈I”就在什么地方加，一个句子写到一半，我劲头上来了，就随手写个“哈I”——我自己都简直没来得及意识到。我的语文老师帮我把所有的“哈I”都划掉，接着给我一个微乎其微的分数。后来，B来劝我，叫我对待自己好点，别这样干。可我每天写议论文写得是如此绝望，实在忍不住不写“哈I”。我的语文老师对我面色不善，我一直在等待他有一天跑来，把作文本扔到我脸上，说，你可以不用写了，ｗ一样的文章。——ｗ就是上海话里粪便的意思，我们高三的老师都有一种说ｗ的习惯：ｗ一样的文章、ｗ一样的分数、ｗ一样的大学你们千万不要考……后来我们全部染上这种习惯了，我们说：哦哟，那个老师啊?ｗ一样的老师。整个一年，我们就这样友好地相互骂来骂去。不过，到最后语文老师也没有骂我的作文，于是有一天，我写“哈I”的毛病就痊愈了。 我知道自己很嗦。那是发烧的原因。一个人如果生了病，捂在床上，心情愉快，就自然而然会嗦起来。有一天B对我说，我们已经进大学半年了，还一天到晚纠缠那些高中里的事情，是不是不大好?我想了想，说，不知道——大概是不大好吧?B握着我的手，笑笑。她这样说的时候，还没有和C分开。后来——也不过是两三天之后，早晨我抱着书、alkman、笔袋，走在校园里，想起了B的问题，突然之间，我仿佛非常非常真切地看到了B的脸、B的表情、B的动作……我总是这样一下子又一下子地懂得她，每次之间都隔着漫长的潮湿的沉闷的黑暗……要隔很久很久，很长很长，然后突然刺眼地亮一下，一闪而过。我抱着我的书、alkman和笔袋，站在一棵梧桐树底下，晃了晃，于是那一瞬间就过去了。我明白：这样子是对的。我继续朝教室走去，心里惶惶不安地想：B真可怜。可是我已经忘记了这样想的理由——我完全忘记了，只不过刚才好像从楼上掉下来，因为自由落体的缘故，喉咙里面有点怅惘想要说出来。 我说不出来。 我在大学里，继续漂流在不同的教室与教室之间。上课的时候我非常容易睡着，一睡着就做梦，即使睡一分钟也能做一个梦。醒来之后，我把那些梦支离破碎地记录在桌子上。我的梦漂流在不同的教室和教室之间，一张一张支离破碎的课桌上面，温顺地躺在成人笑话的身边。 下午我睡了一觉，醒来时已经是傍晚。爸爸妈妈好像在自己房间里看电视，从隔壁传出某个主持人难听至极的声音。我在被子里动了动，让自己平躺在床上，手臂伸出来，直挺挺地放在外面。我宁愿爸爸听古典音乐，也不愿意他看电视联欢会。他们一无聊就喜欢穷看联欢会了，越看联欢会越无聊。爸爸还说什么一天不听古典音乐就会耳污心浊——他那么多年培养出来的耳聪目明，看一场联欢会不是就全没了吗?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 我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拿那支4B铅笔出来，开始在墙壁上记录刚才做的梦。 我坐在一个O型血的人旁边。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知道她是O型血，总之我就是知道，而且除此以外我不知道她的任何事情。突然，我开始跟A打电话。我对他说：有一次我坐在那个O型血的人旁边——我跟你说过O型血的人吧?A的声音说，说过的；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他坐在我对面，手里拿着电话，认真地看着远处，门那里(有一扇门在我后面)，嘴里说，说过的。于是我大声笑起来了。我又回到那个O型血的人旁边。她在写什么东西，我就摇她的胳膊。随后，我在电话里对A说，她在写什么东西，我摇她。A听了就大笑——我看见他 坐在我对面，大笑，他的脚从地上抬起来。他说，也有你这种人的!下次我来摇你。A不见了，我重新坐在O型血的人旁边，我摇她，她说，我杀了你。我笑眯眯地说，你杀了我吧。我又开始同A打电话。我说，O型血的人说要杀了我，我就说杀了我吧。A大笑。我再次回到O型血的人旁边，她看着我，作厥倒状，说：真是……真是……我穷摇她，说：求求你杀了我吧!A走过来，指着我说，人家怎么受得了你?人家要发火了。我说，不会的。A说，我来打你一顿。我说屁!A说，不要说屁。很难听的，听了不舒服。我说，不说屁，我活不下去。 然后我醒了。 刚刚写好的一个梦，看上去总是那么清楚，干干净净地在墙壁是——4B铅笔写的，很深很深，比我对A的爱还要深。 我把亲爱的4B铅笔扔到一边。虽然O型血的人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梦中，但是我一下子顾不上她了。现在，我要开始计算一下，我到底发了几天高烧。我闭上眼睛，捏紧拳头……已经很久不做计算的工作了，我要认真一点…… 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两天。怎么?只有两天吗?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烧了一年——至少四天。难道只是两天吗? 很久的时间，过得昏头昏脑——都是烧出来的。很久。不知都干了些什么。我又有那种从前有过的要疯的感觉。从前我还知道一个限期，我知道高考结束，一切就应该好了，于是我看看报纸，做做题目，让A和B劝导劝导，哭哭也就撑过来了。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那么久，才只过去了两天——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哭也没有办法哭过去的。我什么时候才能度过难关?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也许我没有什么机会了。 上个礼拜，有一天我和A在虹桥路上走。我们从一千五百多号走到一千八百多号。我对他说，我觉得舒美很可怜。他说，我觉得张斓也很可怜。我说，可是我说不出舒美可怜的原因。他说，我也说不出张斓可怜的原因、于是我们停下脚步，在人行道上抱了一抱，又很快地分开来。然后我说，我要去季风书园。A说好的。季风书园在陕西南路地铁站，我们就坐车去。我们都知道那是很远的，可是远并不能成为不去的理由。我们乘69路换94路，最后胜利到达季风书园。走进店门的时候，我说，我是很爱季风书园的。A说，有多爱?我说，比爱你更加厉害。A说，嘿嘿，不简单。我从一排排直通天花板的书架间走过去，一层一层看过去；墙上挂着木雕画，一幅一幅，隔着一座一座书架。我蹲下来，抽出一本书来看，A也蹲下来，陪我，一句一句地说话，一层一层地翻书，时不时地，店里放的音乐漏一两个小节进来。时间、空间都被无限制地拉长，拉长，长，长，长，雪亮的，朝两头延伸。我不知都说了一些什么。然后A在我耳边说，我发现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一点点办法也没有。我蹲着看看他，慌忙说没有没有——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么慌。随即，A站起来，也顺势把我拉起来。我们在一排排的书架和一幅幅的木雕画之间抱了一抱，又很快地分开来。 那是自我们在一起以来的第一次，我和A拥抱没有任何感觉。 我捂在被子里，回想一个礼拜以前的有一天。我回想，我抱着A，手臂用力，就好像抱着一大卷报纸一样。这样的事情，只有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才会发现是多么的伤心。 我在床上坐起来，探出身子去开窗，开开一条缝，然后坐好，靠在靠垫上。 寒冷的空气从窗缝忽忽悠悠地飘进来，落在我的背上。我突然高兴起来，有了精神。终于冷了。冷让一切东西沉静下去——一切东西，包括窗外的房子、自行车、花坛、路、行人、公交车，还有我自己。 晚上八点半的时候量体温，我发现烧退了。爸妈很高兴，叫我睡到他们床上去看春节联欢晚会。我说，我不去，我看一次联欢晚会，就耳污心浊。爸爸愣了一下，接着笑起来。爸爸的笑声是呵呵呵的，很傻。妈妈说，既然你不要看电视，就早点休息吧。说完给我关了灯，关了门。 我想了半天，睡了一会儿，被窗外的鞭炮声吵醒了。B打电话来，我们互道新年好。她跟我说：“嗯……我们昨天出去过了。”我说：“谁们啊?”她说：“Van。我和Van。”我说：“哦。”她说：“蛮好。不错。过两天细谈，现在电话忙得很。”我说：“哦。”她说：“就这样吧。” 第二个电话是A。第三个电话是同寝室的熊熊。第四个电话是F。第五个电话是C。中间还插进爸爸妈妈的电话。我只来得及说话，来不及想说了些什么。 接着就又睡觉。因为白天睡得实在太多，我提早许多醒了过来。四周都是蓝蒙蒙的。我把被子一掀，翻身打开窗户。 我趴在窗台上，朝下望。室外冰凉而柔和的空气，轻轻贴着脸颊，好像忘记收进去在阳台上晾了半夜的枕头。下面是一条大楼与大楼之间狭窄的走道——午夜的、蓝蒙蒙的走道。白色的路灯光底下，水泥路像一条银色小蛇，被夹在楼房的阴影中间。有种气氛，跟12月31 日那天一模一样。于是我想到了那天……那个像冰一样融化的网球场……C的脸……大哭大喊的F……B的蓝色背影……我想不起A怀里的气味——而过去，我是只要一转念，就能够闻到那种气味的……可是现在，空气里只有焰火和鞭炮的残香。 我还能记起其他的……我记得还没放寒假的时候，有一天我很早就睡下，晚上十点醒过来——是因为做了一个关于12月31日的梦，所以才醒的。好像记得是1月10日——差不多吧。黑夜里，我跑出宿舍门，披着A忘记拿回去的深蓝色羊毛衫，在宿舍楼后面的弄堂里黄的白的路灯下面，穿梭来，穿梭去，飞快地跑步，跑，跑，跑。后来我跑出去，一直跑到大路上。那是一条石子路……也可能是水泥路。在路旁边的空地上，有人在打羽毛球。还有踢球的人。草坪上是借微弱灯光打牌的人。到处还有一摊一摊下棋的人、看录像回来的人、闲逛的人。还有不知干些什么的人——就像我。 我一边跑，一边回想森林公园野营的那一天……A的蓝衣服。一直跑到再也跑不动，我还是一往无前地在想，想，想，想，想。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八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八个月 我思路混乱地打开同桌的五星级题库，看到她画上去的那些坐标、曲线，不由既崇拜又恐惧。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做了那么多的题目。为什么我就不行呢?对此我已经适应了两年多，还是没有适应过来。时至今日，我不仅无法正确地解出一道解析几何的填空题，而且没有能力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我说出来的话都支离破碎。 同桌从后门走进来，坐在我身边，长叹一声道：“厕所里人已经饱和了——挤进去一个 ，就有一个会被挤出来。”随即她伸脖子过来，又把手也伸过来，用湿叽叽的手指头拈着题库书的书页，翻过来，又翻过去，又翻过来，又翻过去，突然间抬头说：“喔唷，连你也开始做题库了吗?”我笑起来说：“是啊是啊!”她好像很欣慰的样子，说：“不错不错。”说完又低头看了几眼，突然拍拍我的头说：“这不是我的题库吗?——是我做的呀。”我笑道：“是的呀，是你做的呀。”她一把将书夺了过去，说：“喔——唷——还以为你重新做人了呢。原来是我的书。” 同桌开始继续做她亲爱的题库，我开始惹她，把手盖在她的草稿纸上。她打我的手，说，别惹我，别惹我。我嘻嘻地笑，问：“你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做的那么多题目?”她扭头，定定地看了我一下，说：“当然是在你看《申江服务导报》的时候。” 在我的桌肚里塞满了《申江服务导报》以及随便写什么的报纸。我过着把这些报纸从报头看到报屁股的日子。我过着A在118、B在113，而我在111的日子。我从什么也经受不起变成什么也可以接受。我的脑子里除了整天滚进滚出的杂乱无章的念头，剩下的就是盘算着再有几节课可以回家。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对回家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也不单是回家，只是我一坐在什么地方就立刻开始不愿意坐在这个地方，我就立刻开始渴望到另外的一个什么地方去。我肩膀上挂着书包冲进冲出，激烈地做车厢健身运动，乐此不疲。 可是今天，今天放学之后，我不想马上就回家去。 在我们的教室门外种着梧桐树，阳光穿过叶子照进来，蹦蹦跳跳的，很快活。空气里有小声音：嘶嘶，嘶嘶。 天气真好。 他们都走了，现在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桌子上、讲台上摊得一天世界(就是上海话里乱七八糟、到处都是的意思)的草稿纸——张先生给我们理科班优惠政策，无限量供应草稿纸，弄得大家都是一张纸写两三个方程式就换一张——我们都说张先生是浪费自然资源、破坏地球环境的元凶，死掉之后要下地狱的。 呼——我终于使自己安宁下来。人都走光了，我满眼是白花花的草稿纸，还有黑板上的力学题目解题过程。我假装出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坐在自己那个靠墙的座位上，肩膀挨着墙壁，不发一言，把一瓶去光水的盖子拧开，放到课本、试卷和草稿纸中间那个可怜的空当里，开始擦洗指甲。(指甲油是F的，昨天她刚刚给我涂上去——一种中毒很深的绿色。上课的时候，我写字、拿东西，只看到满眼十个绿颜色的小色块，晃来晃去，晃得我头晕目眩。F这个人专喜欢买这种很触目的东西，好看倒也不一定，好玩是真的——现在我决定叫这个绿颜色为“晕车色”。)我手里做着重复的上下擦洗的动作，另外挑了《萌芽》里一篇合乎胃口的文章看看，间或瞄一眼课桌一角摊开的《数学导引》，表示并没有忘记它。我开着亲爱的随身听，耳朵里自始至终是范晓萱的歌声——我真是喜欢《DArling》里的歌，听上去是范晓萱一个人躲在衣柜里孤独地唱歌，她的魂灵在她唱歌的时候全部聚集在她的额头上面，使她的额头变得又高又硬。 我幻想有人突然从门外走进来：假设有人突然从门外走进来，那会是谁?假设允许我在ABCDEF中挑选一个，我会挑选谁?假设我选择A，他来是找我吗?假设他来找我，那么他是为什么找我?或者根本没什么事?也许谁也不是，是张先生——张先生闻到去光水的味道，就来找我、骂我了，他叫我不要继续读书了。不要是张先生，行不行?毕竟我最近要求不多，难道不能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不要让进来找我的人成为张先生吗? 进来的人不是张先生，而是B。当她走到我课桌前面的时候，我看到A也走了进来。我惊讶地说：“咦，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开始约好一起来了?”B不得要领地看着我。A在后面说：“不是约好的。是巧。”B回头看了A一眼，笑笑，在我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说：“倒是的。真是巧。还有，你今天会没有投胎一样地回家，也很巧。”我说：“是呀，就好像我知道你们两个人会来一样的。你们两个人会挑在今天这个时候来，也是太巧了。”B笑道：“我们刚刚放学呀。讲考卷讲到现在。我想想，来看看你吧。考卷发下来，要关心一下，不要出什么事情。”我脸上尴尬地笑，不知道应该回答她什么。A走过来说：“她是巧，我不是。我是每天放学都会来看看的，只不过以前你都走掉了。”B抬头，睁大眼睛说：“不会吧?真的假的?”我还是靠墙坐着，一上一下地擦指甲油。我也觉得这么好的事情不大可能发生，可是没好意思问真假，脸上先红了起来。A对牢我动动下巴，然后冲B说：“你看看，她本人都不表示异议，你怀疑什么?”他们两个都看见我脸红，可是都假装忽略了。 B开始帮我收拾桌子上摊得一天世界的东西。A坐在前面的座位上，拿过一本我的本子。B假装不耐烦地说：“哎呀，不要捣乱!”A不答话，开始在本子上创作猴子。我凑过去看，一直不停地说：“创作失败!创作失败!”他很高兴的样子，突然把本子放下，跑到讲台前面，在黑板上涂鸦，涂了擦掉，又涂。我背靠在墙壁上，人蜷成一团——这是我最喜欢的姿势——望着他穷笑。B把书和书、本子和本子、考卷和考卷归在一起，抬眼瞥了瞥A，离很远地戳戳他说：“哎，这个人现在是怎么了?是不是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怎么专门做这种智商 很低的事情?”我伸手去推她，推了又推，边笑边说：“屁!”A也笑了起来，说：“这个屁放得好。”我大叫：“屁屁屁屁屁!”A说：“好。这些也还过得去。”我跺脚，地板发出“嘭嘭嘭”苦闷的声音——这里的地板就要被我跺穿了……就在不久以后，看着吧。 B终于把我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归好，又伸头伸脚地看了看，问：“你的成绩报告单呢?”我嘻嘻笑道：“不行，不能给你看。”A在黑板前面，说：“今年怎么回事?老早期中考试好像不发成绩报告单的嘛。”B挥了挥手，满脸不屑的表情，说：“要不然怎么叫高三啦?学校下流呀，你有什么办法?这种问题也会问得出来。”A转身对着我们，指指B说：“好，你看不起我!”B从牙缝中间发出一个气声，好像真的很看不起他。A说：“好，好!”说着跳了跳，做一个上篮的动作。他又穿了那件叫我爱得要死的蓝t恤——真好看，叫人受不了。 我说：“襄méi城，上课上课!”A一听，真的人模人样地往讲台前面一站，说：“现在，我来给大家上书法欣赏课。”“屁。”我打断他的好兴致，说，“除了你就我们两个人，哪里来的大家?”他说：“三个。一共三个。三个以上就是All。”B说：“你是讲课的，听的只有两个人。是both。”他皱皱眉头，撂下粉笔。黑板上有小红帽三个字，等等。 我们保持原先的格局，就这样坐了一会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我每隔一两分钟就往窗外看——天在慢慢地阴下来，现在积了许多云，不像刚才那么明亮了。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是三个人轮流说，我的视野里、念头里，就一会儿是A，一会儿是B，一会儿是我自己。我们三个人又在一起了——我为这个事实多少有些振奋，虽然期中考试的成绩那么快就下来了，而我考得是那么烂——真是一塌糊涂。我听着他们两个说话，时不时还插入我自己的声音……教室空旷，慷慨地为我们发出的声音提供回声，好像我们的这种活动非常有意思——其实不是的，其实根本没有多大的意思。在我的视野里，浮现出了一个画面：我和A和B三个人背靠背、肩靠肩、面孔向外，很紧密地站在一起，组成一个小的多面体，就像好多日本漫画和动画片片头里都有的那种情景一样，脸上非常肃穆、威猛、沧桑、性感、不可一世的表情——在真的漫画和动画片里，这种时候通常总是取一个从下往上的角度，让你仰视，还有许许多多光照在他们身上，显得他们那么高大、那么挺拔、那么辉煌——这是给世纪末救世主的特别待遇。我独自想象着，并且想，应当给我们三个人的这个集团起个什么名字呢?我想叫tNt三人组，好不好?tNt是一种化学品，就是叫做三硝基甲苯的一种很酷的炸药。 我个人认为，tNt三人组这个名字是不错的。 我说，你们干吗不走?B说，那你干吗不走?我问A走不走。A说，你不就是让我帮你提包吗?我说，我没有叫你提包呀。我什么时候叫你提包了?B独自在一边笑，我们问她干什么，她说，我在想，解颐那个书包是随便能提得动的吗?A也笑了起来，说，这倒也是，她那个包是要扛的。哪天假如她想离家出走，根本不用准备，背个书包就上路了，一点问题也没有。我擂了一下桌子，抗议道，呸!离家出走这种事情，我才不做呢。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接着B好像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事情那样，声音沙沙地说：“这倒是的。做小孩子，不要让自己的事情去连累父母。”A很要不得这种说法似的笑起来，说：“你离家出走的时候，难道还要想连累父母这种事吗?离家出走的人，多半父母已经连累他很多了。”B垂着头想了想，说：“父母是可以连累连累小孩的，可是小孩不要去连累父母。”A说：“思想怎么那么好?做小孩倒蛮苦的嘛。”B说：“是的呀。做小孩是蛮苦的。做小孩么，倒应该是蛮苦的。假如什么时候你不觉得苦，你肯定是什么地方没有做对。”我拍拍B的头，说：“这是你的经验吗?”B扭头对我微笑。我凝视着她的脸——她有一张圆圆的脸，永远像沾了露水那样有一点湿漉漉的感觉，她的眼睛里存着一种很有慧心的表情，看上去就像街面上那种做得非常诱人的橱窗。 我问B张斓的下落，她说他回去了。然后她开始贼忒兮兮地对A说：“你走不走?”A说：“不走。”B说：“走么好了呀。”A说：“不走不走。”B看看窗外的天，咕哝着说：“要下雨的样子。算了算了，我走了。”我靠在墙上，一点也不想动，只是抬头看她，说：“你干吗走?”她说：“走了走了。早点晚点，总是要走的。你又不肯给我看看你的报告单。”我说：“报告单有什么好看?”她一语不发地背上书包。我抓她的衣襟，说：“不要走。”她扭头说：“你们两个还有一段顺路，我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呀。你们好好待着吧。”我又说：“不要走。”她走到门口，说：“再见。”我和A说：“再见。”她就在门口消失了。 现在剩下我和A两个人。我开始理我的书包。A说：“怎么?你也要走了吗?”我摇摇头。我只是在做回家的准备，我做回家的准备通常都是要做很久很久很久——我都已经做了一天那么久，可是今天，我真的不愿意回家。 A从讲台上走下来，走到我的身边，低头打量着我，然后坐在B刚才坐过的座位上。他始终在打量着我，我感觉到了。我还感觉到，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又是如此温暖的手。 他说：“你是不是期中考试没有考好?”没有考好?我是考得非常不好。我没有回答他的话——既然他已经知道了。我一直在不停地理书包，理完了书包，我要离开111，离开他，走到走廊那头去。我现在又少掉了一天。每次我回家，就又少了一天。我的时间一直少下去，可是我没有办法把我的书包理好，我还一直坐在这里，让这个A把手放在我的头上。 A说：“你别这样。以后用功点就是了。”我还是没理会他。我一直在理书包，我想张先生如果进来，我至少可以告诉他我在理书包我就要走了。我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那昏暗的走廊那头会有什么，那昏暗的走廊里会出现什么。 A把他三十八度半的手放在我头上，轻声地不知说了些什么。天上很厚的云把一种蓝灰色的光线反射到教室里，空气又阴郁又浑浊。我隔着这种空气望着黑板，黑板上白色的粉笔字变成了蓝色。 我终于理好书包了，可我不想走。我又不能不走——我没有理由不走。我叹了口气，从座位上站起来。A一声不响地给我让路，我就一蹭一蹭地从他和课桌之间的小空当中间挪出去，我的书包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敲在他的脸上。他说：“理好了?”我说：“嗯。”说着，我朝门走过去，一边走一边背书包，说：“真没劲。”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看他。他站在课桌旁边，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我说：“再见。”他没响。我跨出门，又回头看他——他呆呆地低头，斜望地板。走廊里有一种紫青色的光，和教室里那种光完全不一样。我和他站在两种不同的光里面，好像永远也不能再说上话了。可我还是看着他，并且忍不住问：“干什么?”他脸上还是没有一点点表情，连头也没有抬，只说：“再见。再见。” 于是我走了。 我走在紫青色的走廊里。墙壁上好像有点潮——不过也可能只是我的想象。在紫青色遥远的尽头，是一扇通往露天的门。我突然想起了野营那天的晚上，可是那个露天和现在的这个露天好像根本就是两个天。我一面义无反顾地走，一面想：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啊。不想走干吗要走呢?回去吧。可是回去又干吗呢?回去是不可能的了。我的魂被我的犹豫和难过挤出来，飘起来，留在天花板上。我走了。 我跨出校门，往车站走。不知道去哪里好，又不想回家。书包里揣着那么难看的一张成绩报告单，我随便怎么样也不愿意回家。B说做小孩要不连累大人，做小孩要做得很苦才是对的——我现在是不想连累大人，我不想看见爸妈愁眉苦脸的样子，可是我总是要回去，如果我不回去，也一样地要连累大人，我做他们的女儿做得那么辛苦，而他们做我的父母也不见得就有什么轻松——可见我是多么的失败。大家都做出了牺牲，事情还是弄到这种田地，我开始怀疑牺牲是不是值得……或者，我是不是应该不要生下来。这不是我的选择——只有这一点是真的，是真的叫我无能为力的事，所以多少让我有点欣慰。 我走得很慢很慢，走了那么久，简直就好像一点也没有走过一样。当终于和学校外墙的边缘擦肩而过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地方出来一个怪声音，凑在我的耳边，对我说：“要离开这儿了，就算再回来，也看不到那个人了，在这儿也没有多久好待了……”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并不是人的声音，但是说着人话，很亲切……比我听过的任何人的声音都要亲切。它不停地对我重复着这些话，一遍，又一遍……要离开了……看不到那个人了……没有多久好待了……看不到那个人了……谁也看不到了……我伸出手，捂住耳朵，把那个声音护住，让它紧紧地贴着我的皮肤。它一直不停地说下去，既不轻一点，也不响一点，既不慢一点，也不快一点。我和它相亲相爱地依偎在一起，流了许许多多的眼泪。 我走得越来越慢，因为我的泪腺变得无比沉重起来。全世界的人都等不及我，走到我的前面。他们诧异地回头打量我，看我是个什么人、怎么了。他们看归看了，可是并不能知道，依旧带着一肚皮疑惑走他们的路。他们都走得比我快，都比我有办法，一分钟以后，他们大概就应该忘记刚才见过我这样一个人。在大街上流眼泪的人，不管怎么说也是不道德的人。 头顶上是高架。幸亏是高架，把天遮住，让我得以有脸面在这里走。我不能在真的露天下面，否则就要无地自容了。我现在不能让那种颜色的天来提醒我野营那天的夜晚，我不能让那种太阳来提醒我A的手、提醒我爱。 我迟缓地朝车站走过去——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时间完全够恐龙出生又灭亡。我等着雨落下来——最好是暴雨，最好是龙卷风。可是它不，它无比坚强地盘踞在空中、高架上方遥远的所在，骑在我头顶上，对我俯视，只要我一日希望它落下来，它就一日不落下来。 我去买雪糕。买好之后，我从一帮人中间穿过去，一口一口咬着雪糕，走到车站上，站在站牌旁边。到什么地方去呢?车一辆一辆地开过来，开走。我漠然地看着一群群人上去，下来，看着售票员挥舞着双臂，既不上去也不下来，只是一直嚷着：“朝里走，朝里走!”这些车的面孔，我都是熟悉的：这辆可以怎么乘到家，那辆可以怎么乘到家……可是我一辆也没有上去。我还不想回家。到什么地方去呢? 淮海路没什么好去。动物园没什么好去。福州路没什么好去。季风书园没什么好去。永乐宫没什么好去。我突然什么地方也不想去了。我什么地方也不想去，可是我更不想回家。我不想沿着这条千百年来不变的老路回家。这条路太脏，灰太多，光线太暗，车子太挤，我早就走腻了，走倦了。我就这样心神不定地站在站牌旁边，看着一辆又一辆车来了又走。最后我想，算了，我就站在这儿，看车子开来开走，一直看到什么时候想走了，或者差不多应该是不得不走的时候，再随便乘哪辆可以到家的车子回家去。 打定主意，心里好受了很多。我发现车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和借口。没有人会在经过的时候好奇地打量你几眼，大家都以为你和他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运气不好的等车人。你可以做出专心致志甚至有一点焦急的样子来，有时你还会以为自己真的是在等车，直到车来了，你才明白过来：哦，我不上车的。车走了，你就继续专心致志地开始下一轮的等车行动。没有谁会觉得你异常，他们都以为你在等车，等一辆和他们等的不一样的车。你在等一辆永远也不会来的车。 我啃着雪糕，心想：好了，现在我可以在这里站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了。这个很多到底有多少，我自己也并不清楚，只是模模糊糊地以为可以一辈子站在这根站牌的铁杆子旁边，啃雪糕。 我的雪糕还剩下一点点的时候，看见一个人以我所熟悉的走路姿势从学校那边朝我这里走过来。我暂停咀嚼，注视着那个姿势不断地朝这个方向推进。那是A。我惊奇地想：那是A。我如释重负地想：那是A。我开心地想：那是A。 我没有什么额外的动作，没有什么言语。我没有反应，一如既往地啃我的雪糕，依旧保持着等车的表情。 然后，A看见了我——我晓得他肯定是看见了我。他继续走着，从那条非机动车道上穿过来，到这边隔开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的上街沿上，到我身边，站定。 我说：“你走了?”他说：“你怎么还没走?”我说：“我请你吃雪糕。”我通常有这种毛病，这其实说明我高兴。他说：“不用。我水喝得人已经要撑破了。”我说：“哦。”雪糕吃完了，我把木棒塞在上下牙之间，残忍地咬着。他问我乘什么车。我说我在想呀。我的口齿因为小木棒的原因有点含糊不清，不过我懒得把木棒取出来。他说：“哈哈。”那是他在这种场景下特有的一种表现，用一种特别的声音，发出“哈哈”二字。 我抬头，端详着车牌，用手指点着说：“这里每辆车都可以让我乘回家去。”说完，我抽出嘴巴里的小木棒，走开去，扔进废物箱，走回来。A看看我说：“873不行吧?”我说：“可以。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有好几站可以让我下去换车。每次要想，要挑选，头疼死我了。”我一一解释，详细地把乘每辆车回家的路线告诉他，直到他确信我说的是事实。他笑起来说：“哦，你每次回家，大概就站在这里想、盘算、琢磨乘哪辆车回家，是不是?”我说：“是啊。要想很久很久。”“想很久很久。”他重复道。随后他说：“这样吧。你和我乘一辆车，好不好?”我看看他，没说什么。他就对我温和地笑笑。 A抬头从高架的缝隙里看看天，说：“要下雨的样子。气象预报不是报晴天吗?”我说：“我不知道着气象台算什么意思，这天又算什么意思。” 我跟在A的后面上了车，一前一后地坐下来。我说：“我很想吃东西的，现在。”A扭头问：“你肚子饿了?”我说：“不是。我刚才在学校里已经吃了很多东西，可还想吃。现在我想吃一头猪、一只鸡、一只鹅、十个富尔乐的香草冰淇凌、三个土豆泥、二十块钱的香酥鸡、一大盆色拉、一大碗咸菜炒墨鱼，还有很多很多巧克力和牛肉干。”A大笑，说：“你这是一种心理毛病。”我伸手敲他的肩膀，说：“呸!你才有心理毛病。” 接着我们就不说话了。我坐着，看窗外的树。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把书包的拉链拉开，掏出了我的成绩报告单，开始看起来。A转过身子，把手放在椅子靠背上，静静地对着我，一直到我把眼光从报告单上挪到他脸上。他笑了笑，说：“怎么样?”我叹气，说：“我又确认了一次，我考得多恐怖。”我的肺已经被我叹气叹得皱了起来，一棱一棱的。 A把手放在我的头上，那种很好的温度传到我头皮深处，深得连感觉出来也很难。他一直在微笑着。我坐在椅子上，心随着车子的颠簸而一颠一颠。 “我总是在搜寻这样一个地方，”我说，“有很大很大、很软很舒适的沙发，让我可以把整个人埋进去，然后有一个电话机，我随便什么时候高兴，就可以捧着它在沙发里打电话。我看书、做习题、做五星级题库里最难的题目。周围很安静，就算有人，也很安静，大家都有序地平静地在做事情。” A注视我，笑了笑。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我说。 好像，后来我也笑了一笑。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八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八个月 高考之后，过去了八个月。我很难过，因为在最早最早的我的讲述中，这个时间好像是最开始的那个点。然后我又讲了许许多多在这之前的事情。也许这仅仅是我的一种习惯。每次开始我的回想，第一个浮上脑海的总是高考之后的第八个月。我并不是刻意地认为这个月有什么标志性，但是的确有些事在这个时候改变了——可能别人不觉得那是什么改变，可能连我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然而当我一次又一次否认的时候，在心里，在一个最深最深最深的地方，我知道那些改变的真相，虽然我很难把它们说出来，甚至无法在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 。 也许我有毛病。也许我的确是一个回忆狂人。每当高考后的第八个月又一次闪回，我就必须把前前后后所有的故事都回想一遍。这种情况类似于我高三时有一段时间迷恋的——每天晚上临睡前，我都要把小王子遇见狐狸的那一段重新看一遍，然后就不得不连带着把从头到尾每一个章节统统看一遍——我看n+1遍小王子遇见狐狸的那一段，就连带着开始看n遍整篇的。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开灯，偷偷摸摸，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穷看八看，谁也不知道我究竟在看些什么。哈哈。 高考后的第八个月，有一天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从B的学校走出来。昨天晚上，我和B和C在一起。我们坐在红茶坊里说话，说得暗无天日。后来我去和B睡在一张床上。临睡前我说我想A，但是我不敢见他。我不知道B有没有听见我的话，还有她听见了多少。 我走出用石头砌得非常非常高大雄伟的校门。昨天C说要帮我出坐出租的钱，实现四个现代化，可是现在我找不到他，没有人来帮我实现现代化，我只好坐公交车。我有一种梦破了的感觉。一个晚上过去了，我只有去上课，去流浪在教室和教室之间。我拉着公共汽车上的扶手，被挤得气都喘不过来——我从来不曾这样缺少保障过。 然后，我到了。于是我下车走进校门，再往里走，走进教室。 当我发现口袋空空的时候，心好像突然掉了出来。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非常恐怖。于是我就这样坐在教室里，尖声叫了出来。 本来大家都在聊天、走动、吃早饭，我的叫声让空气绊了一跤。四周静下来。熊熊正坐在我旁边，头伸过来问我怎么回事。 “有人偷了我的钱包，在汽车上。”我说。我难受得要命。随即我似乎感觉到那个时候，曾有手伸进我的口袋里……我身上被一只陌生的手碰过了……好像有一条毛毛虫钻进我的衣服里那样令我感到厌恶和恐怖。我又叫了一声，并且伴随着身体扭曲的动作。 熊熊紧张地说：“真的啊?要紧吗?有许多钱在里面吗?有要紧的证件吗?”我用力摇头，一直摇，一直摇下去。“没有。没有。”我断断续续地说。我的眼泪积在眼眶里，积到很多很多、很重很重的时候，就自己掉下来，一滴一滴，怎么也连不起来，像我心底的爱情那样沉重。 没有许多钱，也没有要紧的证件。但是有更加重要的东西在里面。钱掉了可以赚回来，证件掉了可以补回来，可那些重要的东西，就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熊熊拉住我说你干什么，我说我不上课了，我回寝室去。熊熊说，那你当心点，有钥匙吗?我不敢看她，就这样不出声地走了。 我想回到寝室里去，到一个有电话好打的地方。我现在很想找到A。A不知道我的钱包被别人偷了，所以我要告诉他——因为那个钱包里有我的那些重要的东西……有A给我的一个维尼熊钥匙圈，上面挂着高中里他课桌桌肚上永固锁的钥匙。我从前不知道有这样一种东西，它重要得就像长在身上那样，你不能和它分开，可是它实际上又不长在身上，是最最容易丢失的东西。 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最最容易丢失的东西——以前我怎么不知道。 我拨A他们寝室的电话号码。该死的201电话，每一次都要拨三十几位数字。然后电话通了，而他们寝室没有人。现在是早上8∶10，A一定有课。 我背靠墙壁，手里握着电话，听那里面寂寥的一声声“嘟”。我的腿和腰慢慢地失去了力气，于是我就这样背靠着墙壁慢慢地一直往地面滑落下去，最后坐在地板上。 这里真舒服。我现在有一个舒服的地方，让我可以坐着哭。我的钱包被别人偷掉了。我的钱包里放着A送给我的维尼熊钥匙圈。那个钥匙圈上有A的一把小钥匙。我现在找不到A。 我保持那样的姿势坐着，一个人哭。我一直在想念我的维尼熊钥匙圈。那个黄色的穿红衣服的小眼睛熊，笑眯眯的——A苦恼起来的样子，真的有一点像它。还有钥匙圈上的那把钥匙。A桌肚上的那把锁，是全班最大的一把锁——一把绿色的永固锁，我以前总是说，这把锁可以用来敲别人的头，把人敲死。后来A直升了，这把开锁的钥匙就被我抢到了手里。现在，都没有了。每一次我清晰地想起钥匙圈的样子、钥匙的样子、永固锁的样子，就让自己出声地哭起来，眼泪一滴一滴掉到地上。 像一个没用的莫名其妙的小东西那样哭了很久很久，我突然想起，A是有呼机的。 大概是大半个月之前，A打电话报给我他呼机的号码。他说你以后可以call我。我笑起来说不，我为什么要call你?A说，啊呀，我就知道你这种人是反对呼机的。我大笑，说，我怎么就反对呼机了?我不过是懒得call你而已。我把他呼机的号码记在电话本上，转身就忘记了。B总是说我是适应能力很差的人，我现在还不适应我的同学——特别是A有呼机。我还总是打电话找他们，或者愚蠢地亲自跑到他们的学校里去。我花在电话和坐车上的精力不计其数。 我拨通了电话本上A的call台，报了他的号码。然后我坐到椅子上继续哭，等A的回电。也许因为从来也没有call过他，所以我对这种寻找他的方式根本没有抱什么希望。 大约五分钟之后，电话铃响了。传来A的声音：“喂?”我说：“你在哪里?”他说：“在上课。”我说：“那你怎么打的电话?”他说：“当然是中间跑出来的了。”我说：“啊?”他笑笑，声音温和地说：“你从来不call我的，难得那么一次，自然是要回电的了。”我的 眼泪不停地流下来，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再感觉到。我说：“襄没城，我的钱包被偷了。我把你给的钥匙圈掉了。”说完这句话，眼泪就好像一直升，升，升，升到我的头上，淹没我的头顶。A说了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 我很紧张地坐车，一直把腰转来转去，生怕又有什么东西被人偷掉。一到车站，我就一秒钟也站不住了，一屁股坐在花坛的大理石边沿上。那个边呈一个斜面，我坐在上面，一点点地往下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朝上挪动，不然就一定要一屁股滑到人行道上去了。这个不停向上蹭的动作花掉了我不少力气，我从脚到腰到手臂都在使劲，与此同时，却又感到自己是如此虚弱。 我眼睛对着A来的方向，想：好，现在他出校门了，往这里走。他要到这儿来了。然后就会有一只手放到我头上，很温暖地放着，说，喂，傻坐着干吗?发呆吗?累了吧?站不动了啊?我就假装一副懒得要死、懒得一点话也不想说的样子，让他不停地一个一个问题问下去。他一边问，一边始终把手放在我头顶上，那种很好的温度一直传进来，传到我的心底，那片乌漆墨黑的地方，让我一点一点地有力气，恢复过来。 A是突然出现在横道线中间的。我望着他的身影往这个方向移动，静静地想：好了，他终于来了。于是我看他在干巴巴的弯曲的马路中间穿行，消失在车与车的缝隙之中。一下子又看不见他了，可是我知道他正走过来。 我又看见他了。他的熟悉的走路姿势。过去我也曾经站在公交车站上，吃着雪糕，看他用这种熟悉的姿势一直走过来——当时我还在为期中考试一类的事操心。此时此刻，又是这样的情景……不知道他变了没有——自从那一次走出校门，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回不去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已经有不计其数的好东西从我身体里面流走，流走……而今天，居然我珍视的东西会被强行夺走。不知道，还有多少可以流走的东西。我连一点保留的权力也没有，只有望着A走路的姿势，坐在这个花坛边沿上一直不停地往下滑。连我的手指甲也在伤心。 A终于走到我的面前。他就像一个恋爱中的骑士那样，整个走路的过程中都凝视着我的眼睛。我抬头仰望他，四肢用力朝上蹭，不让自己滑下去。先是熟悉的走路姿势，然后是熟悉的笑容——为什么我只是感到不知所措呢?我伸手抓着他的手。忽然之间，我吃不准是不是应该爱他这样的姿势和爱他这样的笑容。我的魂在我身体里兜了一圈，没有找到爱他的力气。 他对我和气地笑笑，嘴朝两边咧开来，与此同时把手放到我头上。我突然恐慌——有一种预感对我说，那个声音它又要来了，它又要偷偷地在我耳边吹气，不停地重复说，你再也回不去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你待不了多久了……都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我不要那个声音来。为什么我要拒绝那个比A更加亲切的声音?为什么我坐在这里、头皮上感受着A的温度，却不能获得力量?可是，为什么我不能爱A? A的手心依旧是那种熟悉的温度，是我一直以为的健康和适合我的温度。问题是我突然之间没有办法去爱这种温度。它朝我头皮的深处潜进去，溶化我体内的恐惧。我坐在人行道旁的花坛边沿上，伤心地大声哭了起来。A弯下腰来抱着我，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说我叫你不要来我说我过来嘛，你为什么一定要来呢? 我从黄昏到来一直哭到暮色四合，A坐在一边抱着我。然后我慌张地发现，刚才我所感觉到的恐惧只不过是冰山—角而已。这个时候，我才真的开始伤心起来。为此我采取了一个自救行动，就是抓住A的肩膀，抓到连我自己也感到疼痛为止。我把双臂从他的脖子两边伸过去，狠命地搂着他，以此来说服心底的不知所措。“襄没城，我爱你。”我说。 对此A没有什么反应。我的面颊贴着他的耳朵，心里慌乱起来。为了打消想象中他的怀疑，我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我听见他低声说：“我不是怕你伤心。我是怕你伤心的时候，我不能帮你。”他的声音像夜色一样温柔和令人心碎。直到这时，我才终于正式意识到夜晚的到来——平生第一次我感到这是一个好机会，能够容我把脸上的表情收拾到心里去。我紧紧地用双臂箍住A，说谢谢谢谢，然后真心实意地流出了泪水。 我和A单独待在他的寝室里。我们没开灯，在藏蓝色光线中坐着。他站起身，招招手，说到我们的阳台来看看。于是我跟他走过去。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的阳台弥漫着一种卡通意味——也许是由于阳台门上贴的灌篮高手海报。我左右端详了很久，最后断定这种效果是那扇门造成的。阳台的门开在阳台这堵墙的正中央，比一般的门好像要胖、要矮，铝合金门框上有一条一条竖的纹路，看上去非常明朗和精巧，极像那种童话里的门——就是里的房子，或者什么专门用糖果造房子的巫婆的家。 好像，门里是一个世界，门外是一个世界。门里门外都挺好，只是门里的那个更现实一点。 从阳台望出去，路的另外一边是一个还没来得及开工的工地，正荒着，荒得叫人很不舒服。我两只手贴着阳台栏杆，用力撑了几下，感到手掌心沾了沙子，就互相拍一拍，再次往下一合，身体紧贴栏杆站着。A双手插在裤袋里，样子非常好看地朝外面眺望。他好像自言自 语那样地说：“五楼也有一点好——看出去可以远一点。现在至少视野还蛮开阔的。”我知道，他其实是在对我说话，只不过他非常习惯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而已。我哧地一笑，指指工地前面一幢接一幢的房子，说：“这也算望得远?还开阔?”他仿佛没有听见我说话一样，继续自己深情款款的眺望，这样又过了半晌，才扭过脸，对我笑笑。 我说：“前面要造什么?”他说：“第二期。”我说：“什么?”他说：“学生公寓呀。”我说：“哦，那倒蛮有意思。以后造好了，就面对面了。”他转个身，伸个懒腰，深深叹口气，开了门走进房间，一边提高嗓音说：“是的呀。听说是女生公寓。造好以后就可以天天弹琴唱情歌——不要太兴奋哦。”我也迅速地转身，对牢黑蒙蒙的房间大声说：“屁!”A暗无天日的笑声从里面传出来。 我把阳台门直通通地打开，面对房间靠在栏杆上，叫唤着让A出来。他自顾自在里面坐着，说：“好了。现在你开心了，应该来安慰安慰我了吧?”我说呸。他见怪不怪，很温和地说：“小姑娘别呸呸呸。”我说：“你快点出来呀。你在暗处，我在明处，我心里不平衡。”他沉默了一会儿，四周一下子充满了甜蜜的安宁。随后他说：“喏，我天天就在楼下那条路上走。”我忍不住扭头往楼下看。路灯照着不多不少的人，有的走路有的骑车，总之都在来来往往。我听见他在身后说：“可以看见一个教育书报亭，还有一些卖点心的小吃摊。零零散散。”我一直专注地往楼下看，到最后连A说些什么话也听不清了。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专注些什么、在看什么，好像我这样专注地一直看看看，就会看见一个A从这条路的那端骑车过来。 A说进来吧别在那里发傻了。接着他又说你快点进来，我数到三你进来，我就去给你买一个一样的维尼熊钥匙圈，我再给你一把一样的钥匙。我笑了笑，转身进门，坐在椅子上，还是面对着阳台，面对着那扇可爱的门。A起身去把门关上了。我说：“你真的能给我一个一样的钥匙圈、一把一样的钥匙吗?”我的声音微微地颤抖起来。他飞快地转身，弯腰把我搂在怀里，良久，说：“那并没有关系。解颐，你听我说，那没有关系。” 我静静地栖身在他的怀抱里。现在我不知道我们究竟谁需要去安慰谁。我只是有点倦怠地把下巴搁在我这亲爱的人的肩膀上，朝前望着那扇阳台门。这扇门真的很好，很有童话的意思。我今天才发现，玻璃和铝合金配在一起也能那么好看。 后来我说，我要走了。A说你这就走吗?我们寝室里的人很希望见见你。我说，算了吧，今天就算了。A摸摸我的脸，把手放在我的脖子后面，说，那好吧。 他送我到车站，半路上把外套披在我身上。等车的时候，他好像一直在考虑什么事情，然后车来了，他跟在我后面跳上去。我转身正好看见车门在他背后关上，惊讶得要命，替他后悔地嚷道：“呀，你干什么?!”他脸上很满意的样子，把手伸过来搭在我肩膀上，说：“我决定送你回去。”我直眉瞪眼地对牢他，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没有钱给你打的，又不愿意让你的什么东西再被偷掉呀。”我望着他，笑了一笑。我们就这样在车厢的颠簸中抱了抱，随即很快地分开了。 我们在我的宿舍门前告别。当我披着A的外套转身的时候，沉重的眼泪再一次落到我的脚边。我的胸腔里好像塞满了什么东西，我担心自己再也无法感动了。 一直到我抱着A的外套缩进被窝里，我第n次开始缅怀我的钱包。我搂紧外套，想到那里面还有A给我的维尼熊钥匙圈，上面挂着一把A的桌肚的钥匙……很大的永固锁……过去的那些绿荫荫的时光……似乎这是一个告别仪式……我的胸腔里，亿万只郁闷的带翅小昆虫成群飞散，然后好像有什么在流淌进来，又似乎是什么在流淌出去——我体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芹菜气味。我的眼泪不停地扩散开来，我放心地睡了。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七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七个月 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我打开桌肚的门，不知道下面应该做什么，嘴里一直在背文天祥的这个什么《〈指南录〉后序》。我从来没有把一篇那么讨厌的文章背得那么熟过——这应该算是一种进步。 我现在用功多了，可是反而觉得不自在多了。期中考试刚结束那会儿，我还以为一天到 晚趴着写字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可事实并非如此。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总是停留在冬天。十一月，十二月，好像已经过了几辈子那么久，也还没有过完。然后再想起之后的一月、二月——我有时候真的很想打人，或者打不过别人，被人打。我不是讨厌冬天，只是不想长久地待在一个环境里。B说，你不要这样，冬天一过掉，时间就真的很少很少了，很快就什么都结束了。 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在教室和教室之间窜来窜去，F说其实应该把所有的教室统统打通，这样来得方便一点。F最近在谈朋友，对象是我们都不怎么认识的一个三班的人。关于她和他的各种传言在走廊里流传。B一直说：杜霜晓现在是非比往常了。她说的时候脸上笑嘻嘻的，可是我看出来她一点也不喜欢F的男朋友。B总是很愿意来管我，坐下来一本正经地教导我要好好的，要好好地对待自己、不要不吃饭、好好地读书、不要瞎逛、不要浪费时间无所事事，但她没有对F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她和F的朋友关系，仅仅是大家在一起玩，玩得很开心而已——所以我知道她对我是一种特殊的操心，她是很看重我的。我就更加觉得她好。 星期一早上发上个礼拜数学测验的卷子。我的成绩么反正不好就是了。中午A又一次走进111，坐到我旁边，叫我把卷子给他看。我的同桌正好和另外一个人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在讨论题目，我看见她对这里挤眉弄眼地笑了笑。我不理睬她，把卷子递给A，说：“你怎么每次都要看我的卷子?”A翻着卷子，一张一张，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眼睛专注地对牢上面的红叉和红圈，和气地说：“……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还要多看书。书要看，看一遍是不够的。”天知道我有没有看过哪怕一遍。他接下去说：“要做题目。数学么就要多做做题目。”说着把脸转向我，“你做么我和你一起做，有疑问么大家拿出来一起探讨探讨。”我瞪住他点头，想笑出来，可是不知道把那种笑搁到脸的哪一部分去，所以最后还是没笑，很尴尬的一副样子。我发现跟要好的人一本正经坐下来讨论学习是—件奇怪的事，说不出什么滋味，就是非常难受。 A跟我探讨过数学测验卷的事情，就真的坐在那里和我一起做起题目来。我们还一人一个耳机在听《莫扎特使你更聪明》。这个时候，张先生跑进门来了——大概因为我们教室很吵，他觉得有必要过来站几分钟。他在门口立定，教室果然安静了下来——只听他说：“可以不用说话就不要说。抓紧一点时间。”我斜着眼睛瞥他的动静，好像感到他盯着我和A穷看，看了足足有两分钟，然后走开了。我说：“张先生干吗老是走来走去。”A说：“这是他的爱好。有一天别人问他，请问您教书工作之余有什么兴趣爱好?他就说，我喜欢在走廊里兜进兜出，叫学生不要讲话。”我听了哈哈大笑。我现在哈哈大笑的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我开始补课——我发现。 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我学习成绩最黑暗的时候。所谓的“最……”总是要到事后才知道的。知道的时候，就什么都已经过去了。此时此刻，我只知道跌跌撞撞地跑到补课老师借的教室所在的那个小学校去。一路上我很匆忙，整个人挂在公交车的扶手上，激烈地做车厢健身运动。车子里面其他的人都怜悯地打量着我。我知道我的书包看上去大得简直叫人不敢相信，可惜我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我背着它不觉得重——相反，我还要一直背着，否则人无法保持平衡，走路跌跌撞撞，要摔跤的。 我知道自己很差。可是当我背上驮着大书包，手里端着一厚叠卷子在走廊里走的时候，我只是很欣慰地意识到：现在我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小学生小桌子小椅子的小教室里，在人很少的环境中好好听老师讲课了。 教室里人来得还不算很多。我下意识地坐在了自认为视觉听觉效果极佳的教室中央靠后一排的座位上。我喜欢这个教室，因为它的窗子设计得非常大，室内简直比外面还要明亮。我把卷子在面前摊开、铺平，然后开始很悠闲地环顾这个可爱的教室。我先看前方墨绿色的毛玻璃黑板，再看绿漆刷过的下半截墙壁，再看墙上的学习园地、争做先进小队表格，再看张衡和祖冲之的张贴画——我读小学的时候，教室里也是这么几个人的面孔，外加上黄继光和居里夫人，走廊里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画让他们成为了全世界最有名的人。 跟在我的后面，又有许多人开始往教室里走。我心不在焉地朝门口看，看见那个人走进来。他也看见了我，并且对我笑笑打招呼。我望着他落在我的旁边——因为我旁边空着——这个极佳的位子。 我第二次和他坐在一起补课。上一次也是因为我旁边有一个空位子。那回他好像来得很匆忙，连草稿纸也忘记带，只好跟我合用。于是我们就交谈起来，于是我知道了他的学校是在市区的另一头，跟我的学校形成一条长长的对角线。他说他非常喜欢教室里这个中央靠后一排的座位，我说我也是的。今天我们又坐在了我们喜欢的座位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看上这个座位，反正我心里为此非常得意。这样坐着，四周显得开阔，我就可以安心地听课。 我和那个人在下午特别的一种短短的毛茸茸的阳光里面核对自己做好的物理练习卷，试图听懂那些我们做错或者不会做的题目。在我们的手边，桌子的两个靠上的桌角，分别放着我和他的两个计算器。突然我们发现彼此的计算器是一模一样的ShARP EL—509G，对此我们对了对眼光，小心翼翼地一笑——那一瞬间我的头脑转到了力学之外的领域，我想，这个人的样子倒有点像A呢。 我们定心地坐在那个好位子上，定心地听课，定心地拨弄计算器。我不知道身边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知道。 后来就课间休息了。他先是看着我的计算器，随即看着我的脸。我们的对话从计算器开始。我很傻地指了指他的计算器，说：“怎么是一样的?”他说：“是的呀。这种计算器，用的人好像很多。”我说：“是的呀。”然后我捧着自己那个计算器，端详了一会儿，问：“Random到底派什么用场?”他凑过来，好像他自己那个上面没有Random键一样，看了看说：“随机数。不知道到底派什么用场。”谈话似乎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停了一下，他又说：“我们班里，无聊的时候就拨随机数玩。拨个随机数，然后开根号，按大小看输赢。”我瞥了他一眼，说：“噢。”真奇怪，这么无聊的玩法，也有人想得出来。 老师抽了一根烟，走回来继续上课。那个人继续用他独特的方式翻卷子、看卷子、做题目，间或自己拨一个随机数，一副很寂寞的样子。随机数是奇妙的东西。我始终不知道它派的是什么用场，可是我们少不得它的。 教室里有一种睡觉的气氛在慢慢地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我的眼皮很慢很慢地合上了。突然之间，有个人捅了一下我的胳膊。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人。他微笑地看着我，小声说：“不要睡着。”随即举起手里的计算器，问：“来吗?”他的样子真的有点像A。“当然。”我说。我们飞快地对了对目光。 他看看黑板。我看看黑板，拿起笔做一做手里的题目。我们开始随机地拨随机数——随机地开始，随机地停顿，随机地结束，拨出来的不着边际的随机数被我们赋予输赢的意义，在屏幕上频频跳动，一闪一闪——就像我和他随机地参加同一个补课班，随机地坐在一起，随机地想起拨随机数，而人为地制造及维持拨随机数的机会。 我手支着头看着他，想起了A。我想起有一天傍晚，我和A坐在教室里，他慢悠悠地给我讲着关于牛顿的什么什么。他讲的牛顿不是物理书上面经典力学的牛顿——他只是随口说道，喏，牛顿曾经做了一件怎么怎么的事情……他给我讲牛顿，好像在讲一个我们都认识的同学那样。到最后，他叹了口气，说，你看看，牛顿还是一个蛮好看的男人。我说，是吗?把头凑过去。——那时的天气我倒是记不大牢，可能是因为不冷不热的关系——怎么个不冷不热，我说不清楚了，也许有那么点点凉吧?只记得下午的太阳影子。下午以后是傍晚，傍晚的淡蓝色的天。 我的胳膊肘被撞了一下。身旁这个人点了点计算器。我伸出手，就在胳膊肘旁自己的计算器上按了两下。计算器上方，是一张草稿纸，上面画着“正”字，表示这个游戏双方输赢的次数。我说：“牛顿——”他笑，说：“还没说到。你在听什么?”他指了指我的胳膊肘——计算器。我输了。又输了。我一下子并没有搞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我发现他不是A。我非常地惊讶于这个发现——为什么他不能是A? 为什么这个坐在我身旁的人不能是A?因为A是不补习物理的。为什么A不补习物理?因为A加的是历史而不是物理。为什么A要加历史却不加物理?因为A必须做出一个最合理的决定。为什么已经做出的决定就是最合理的决定?因为那是带有随机成分的决定。随机数就是最合理的数字……我往低矮的窗外望去，望见一个随机的傍晚，随机的颜色的随机的天。我身边坐着一个不是A的随机的人。 我有没有对A提起过那个同我一起补习物理的人?好像是没有。离开补习班之后，我处在一种自欺欺人的游离状态中。生平第一次，我强迫自己逃掉、忘掉，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晚上蜷在被窝里的时候，有时突然会想起那个人的样子……他翻书、翻试卷的特别的样子、说话的样子、拨随机数的样子。他曾经说，看见我难过，他自己也难过。但是我不肯相信他。最后他对我说再见，我在心里还想，他不知道以后再也看不见我了。 我居然还跟他一起出去逛过街。一边在路上走，我一边觉得好笑：和这么一个陌生人如此亲昵地走来走去。我搞不清楚陌生一词究竟算什么意思了。我们在一起，说许多许多话，然后他伸手来拉我的手，气氛很沉重——不知道我们是真的如同表面上那么认真，还是仅仅假装认真。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他会来拉我的手，也不知道他会来吻我。如果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责怪我? 如果我把一切都忘记，可不可以不责怪我? 每次都是我比他早到。我安静地坐在那个中间靠后一排的座位上，把一叠试卷重新做排列组合。教室里没有声音，但是有许多跟我一样不走运的人——对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接着，在某一个随机的时间里，他走了进来。他的脖子以一个确定的角度朝我坐的地方转过来，对我笑笑。他又一次落在我的身边，脸上带着过分热烈的神情——所有这些都是我在后来、在离开他之后才明白过来的，当时我只是焐在对A、对自己处境的苦思冥想之中，不能自拔。 我和他飞快地对了对目光。这是第三次我来补课，第三次我和他坐在一起。他的笑容就好像是他乡遇故知。 至今为止，我一直以自己能够做到的最大限度认真地听课。这也许是因为我所身处的这个环境已经最大限度地靠拢了我一直期待和寻找的那么一个地方，未达到要求的仅仅是那一排沙发，以及一些不可言传的东西。 我瞪着墨绿色的毛玻璃黑板，老师写的数字和字母、画的示意图都好像是小塑料片那样浮在深绿的水面上，飘来飘去。电学让我的头脑懒惰起来，暂时收起了那些钻进钻出的不良念头。 课间休息的时候，他对我说，他家的剑兰开花了。他的脸上洋溢着高兴满足的笑容，让我也笑了起来。他拿一支圆珠笔，在课桌上画了一支没法看懂的剑兰花，拉拉我的袖子，示意我把头伸过去，然后对牢课桌，指指戳戳地说：“这个是红的。这个——花蕊，通通红。这些花瓣都是黄的……老好看!真的!”我大笑起来，手支着脑袋打量他——这是我第一次用心地打量他。我发现他原来是一个长得蛮好看的男孩子。他是象牙色的轮廓分明的脸，眼睛和眉毛一样的黑而醒目，瘦瘦的好看的身材，有种电影明星的感觉——连表情也像电影明星。我手支着头，伸手去打他的肩膀，“啪”一下，他吃惊地回过头来，问：“干什么?”我还是手支着头，哧哧地笑，说：“嗯，嗯……你倒是蛮好看的么。”他愣了一下，然后笑出来，摸着头说：“怎么可以这样说一个男人!” 他把自己叫做男人——我悄悄地想。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看其他补课的人在教室门口进进出出。接着他突然说：“怎么样?到哪里去走走?”我吃惊地看了他一眼，目光正好和他的黑眼睛对在一起。我说：“再说吧。”他说：“什么叫再说?”我两只手在桌子上按了一按，说：“等一下还有一个钟头的课要上。等一下再说吧。”他静了静，刚开始没有什么声音，随即说：“那么我们最少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可以在外面——或者再多一点。”我吓一跳，说：“现在出去?不上课吗?”他说：“现在我觉得很无聊，不想再上课。再上课就要睡着了。”我笑道：“你挺狠的嘛。”他说：“上不上都一样的。上也是睡觉。”我心里摇了摇，很快过去了，表面上坚决地说：“我不去。我要上课。”他说：“你也不想上课，我看出来了。”我叹气，说：“去干什么呢?” 他用心地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我迟疑了一下，说：“还可以。”他说：“那么我们走吧。” 我疑惑地望着他，一直望到他的眼睛里去，一直望到他的脑袋后面去。他对牢我，在笑。我惊诧地想：这个人!在他的乌黑的后脑勺之后几米，窗外——密密的黄杨树叶片后面，阳光像洋流一样浩浩荡荡地扑面而来，甚至带着一点隐隐约约的海腥气。我突然想出去想得要死。我想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这样可爱的天气不会再有了，只有今天、现在到天下面去走一走，才能不辜负我自己活这一生一世。不管我这个人是多么的失败，我再失败也意识到这是一次自救行动——我，此时此刻，必须出去，否则我就不得好死了。 我站起来背起书包，开始理我的笔袋。然后，甚至来不及把桌上的东西归到书包里，我就迫不及待地把它们抱在怀里，朝门口走去。那个人跟在我后面。教室里其他的人目瞪口呆地目送我们离开。 走出教室门的一瞬间，我扭头四顾——老师站在走廊另外一头的窗口，静静地在吸烟，没有注意到我们。 一下子，我和这个陌生人到了外面——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相互之间也不认识的外面。 风是凉的，拖拖拉拉地带着浅金色的太阳光。我们朝前面走过去，我的肩膀有时碰到他的胳膊。我很想这样一直走走走，一直走到死。 马路上人挺多，到处张贴着宣传长风公园国际花卉节的横幅。他说：“这里有什么花节啊?”我说：“是啊。在长风公园开国际花卉节。去年也有。没去过么?”他说：“没有。你怎么对这里那么熟?住在附近吗?”我说：“不是。有同学住在这里。去年她叫我来看的。”他好像等了等，想听我继续说下去的样子，随后说：“看得怎么样?”我说：“除了人什么也没有。”我一直看着路的前方，面无表情地说话，他在我身边一笑一笑，像在听冷面滑稽一样。 我们就这样一路走过去。天气实在很好。他说：“怎么人这么多。热闹得很么!”我说：“咦，花卉节带动经济发展呀。没有花卉节么也不可能这样。”他好像又想了一想——他这个人说话总是喜欢前思后想，一副不大聪明的样子——说：“真的啊。”我忍不住扭头看了看他——想了这么久，居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我私底下叫了一声A的名字。襄没城，我无声地说，说着，把手伸到衣袋里，摸了摸里面的一枚一元钱硬币。 我们开始不停地交代自己的事情，包括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同学、自己的家，以及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欢看的电影，等等等等。我无奈地对一个陌生人讲述着自己的一切，可是好像讲的也是一个陌生人的事情。有一次他伸出手来，手心里有三块吉百利牛奶巧克力。我探头一看，叫了一声啊，就夺了过来。他笑笑说，你怎么知道我一定是给你吃的?我说，难道你不是给我吃的吗?他还是笑笑。 他这个人笑起来非常好看，让我原谅了他的语言贫乏。 这样边走边说地荡了一会儿，我们碰到一家联华超市。我说：“我要到超市去买东西。”他紧跟在我的身后，说：“你这种人!”我正走在台阶上，一下子停下了脚步，掉头瞪住他——他怎么会说出跟A一样的话?怎么还用的是跟A一样的语气?我躲在对A反反复复的想念中掉头瞪着那个人……原来陌生人会像A一样地说话!那个人对我笑笑，说：“怎么?”我心不在 焉地看看他，没有说话，然后不知不觉漫无目的地把眼光朝他身后释放出去。 我只是突然之间停在那里，开始想高个子的笑眯眯的和气的A，想叫我不要说屁的A。我想了一遍。第二遍的时候，我悄悄笑了起来，周围的人恍惚之间全部变矮了。 我们走进超市，在冷藏柜里我发现了一大盘袋装豆奶，不由心花怒放，拿了三包。他在旁边说：“你吃豆奶的?”我说：“嗯。”我们在货架之间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一边走，他一边跟我讲了许多关于葡萄酒的常识。 结账出来，我们继续走来走去，在太阳和风里面。路上的人和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因为已经接近下班时间了。我始终抱着两本Gambol的笔记本，还有一本A在季风书园买给我的《啼笑姻缘》、一只笔袋、一个alkman，另外在左手腕上挂着一个装着三包豆奶的联华超市塑料袋，在右手里攥着三块牛奶巧克力。那个人有一次扭头打量着我，说：“你累不累?要不要我来帮你拿?”我默然摇头。他就不响了。过一会儿，他又说：“你到底累不累?我看看也觉得累死了。”我摇头说：“不累。”他笑起来，说：“不过，你这样抱着书的样子倒好像很斯文的。”我对他敷衍地笑笑。我不是假装斯文，是要死赖着什么不放——一直就是，就像我一直赖着A和B不放一样。 他又摊开手，手心里又有三块牛奶巧克力。我说：“啊，都给我了!”说完，就拿攥着三块巧克力的右手去拿。他说：“咦，你前面三块都还没有吃过呢。”我说：“是呀。是没吃。”手里很困难地把他那三块巧克力一块一块拿起来，再攥到手心里，和前面那三块在一起。他很高兴地注视着我动作的全过程，一直笑眯眯的。我说：“还有没有啊?趁早拿出来吧。”他还是笑，说：“你还拿得了吗?”我低头看看自己，视线让怀里的笔记本和书挡住了，说：“是啊，再有三块就拿不下了。”他说：“拿不下，就都让我吃了吧。”我说：“不好。”过了一会儿，又重复道：“不好。”随后，我沉默下去，沉默下去，沉默地跟着他走下去。到他再一次问我在想什么想干什么的时候，我抬头乞求地看着他，说：“我要回家。” 他没有说话。也许是他一下子想不出应当说什么话。一开始他默然地注视着我，于是我也不得不注视着他。半晌之后，他问我我家在哪里，乘什么车子可以到。我就说，乘什么什么车子，怎么怎么走。每次我停下来，他都说，还有呢?我只好把脑子里其他的路线说出来。到最后，他说：“那么让我送你去乘地铁吧。”我说：“我为什么要坐地铁?这里去地铁站又不方便的。”他没有马上答话，静静地望着我，黑色的眼光很虚弱，好像他马上就会死去。这样僵持了很久很久，他说：“你就让我送你去乘地铁吧。好吗?”说着，我那只攥着六块巧克力的手被另外一只陌生的手覆盖住了。我挣扎了一下，从那个覆盖下面逃开，然后垂下眼帘，点了点头。在这之后的几秒钟里，我一直不敢抬头——因为他就站在我的面前，而我不愿意看见他对我的反应所露出的笑容。 我们坐公共汽车去地铁车站。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吃了一包豆奶，把手上的东西都塞进书包里。他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抓着车顶上的扶手，一只手插在裤袋里，样子实在非常好看。每次我抬头看他，他就低头对我一笑。整个过程中，我们只说了有限的一点点话。我告诉他，昨天有个同学用纸牌替我算命了。他说：“是吗?说的什么?”我说：“我29岁结婚——也不是，可能是29岁的时候有人追到我，要娶我吧。”他说：“这不就差不多等于结婚吗?”我说：“差是差不多，但是不等于的。”过了一会儿，他说：“怎么算的?”我说：“黑桃代表你爱的人，红桃代表爱你的人，方块代表喜欢你的人，草花代表情敌。我是黑桃红桃方块草花都是老K，就是说这四个人其实是一个人。”他说：“哦。”想了想，又问：“谁啊?”我扭头瞥了一眼窗外，说：“陈小春。”他睁大眼睛说：“真的啊?”我说：“是啊。嘿嘿。”他笑起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笑的。”他的口气是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很宠爱的样子。我在心里偷偷地想，我这真的是在笑吗? 后来他又对我说，除了体育课，其他课他都不想上。我说，我没有一门课想上，嘿嘿。他叹了口气。我说干什么，他说他累。我说，我从生出来就没睡醒过；他瞥了我一眼，说，你么，懒猪呀，不能和我放在一起说的。——他说这句话，又那么像是最熟悉我的A在说，吓得我直跳了起来。眼前还是象牙色的长着漂亮的黑眼睛的脸——他怎么总是突然之间变成了A呢?我叹着气坐下。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没什么，我在想一个人。他顿一顿，说，哦。怅然若失的口气。 在地铁站的售票口，我说：“就到这里吧。”他说：“不，我要陪你进去。”我说：“你又不坐地铁，进去不是浪费钱吗?”他笑嘻嘻地看着我，说：“说不定我心血来潮，就陪你坐一程呢?”我两只手垂下去，换了一个姿势站着，失去主张地望到他背后的大理石墙壁上面，半晌，说：“你这又是何苦呢?”连说了两遍。他伸手把我垂着的手握住，低下头，悄悄地把嘴唇凑到我的耳边。我不得不让他握我的手，不得不让他的呼吸紧贴我的面孔。只听见他真切温柔的声音说：“乖。” 我惊诧地抬头看他，看见他后背的一部分——他依旧低着头，嘴唇突然在我面颊上擦了一下。与此同时，他身后的墙壁一晃，然后他的脸庞滑过我耳边，抬起来，再次是他的黑眼睛深深地注视着我。 我不知道自己做出了什么反应，反正在一种模模糊糊的失落感的驱使下，我嘟哝了几句话，随即扭头朝地铁候车的地方走去。他跟上来，试图拉住我的手，我甩开他，一边走一边发着脾气。我大声地说：“你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我讨厌你!我不认识你!!”一直循环往复地说着这么几句话，让它们来填补我意志上的空虚。我的声音在高阔的车站里唤起了无始无终的回声。那个人始终坚持着跟在我的身后，脚步混乱，跌跌撞撞。等车的人纷纷回头观望着我们。我一鼓作气地朝前面走去，走走走走走，最后在一排橘红色的塑料座椅前面停下脚步，直直站着，一瞬间失去了声音。 他没有再来碰我，沉默地站在我的身边。地铁车站里的灯光有一种不黑不白的气氛，非常虚假，所有的人都像是幻影，所有的颜色都像是幻觉，所有的声音都像是幻听，所有的沉默都像是虚幻的麻药。我的视野一片空白，脑海也一片空白。我漂浮在闷热的慌张当中。我但愿全世界就是一个谎言。 地铁就在这种幻觉之中轰隆隆地开到了。门循着它光滑的轨道打开，里面也是虚假的黄黄白白的亮光。我没有回头，企图走进去，逃离。我一步步快速地接近那个车门，脚尖差不多已经够到了安全停车线——突然我的手腕被那个人抓住了。 我低头，愤怒地说：“放开。”同时做出挣扎。可是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距离车门越来越远了。他正把我拉回去，一直拉回到那排座椅前面。我挣脱他的手指，转过身对牢他。还是那个好看的陌生人——一个陌生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死死地拉住我不放呢?我大声质问道：“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我不清楚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在期待着他的回答。在我和他的中间隔着坚硬麻木的灯光。我试图看清他眼睛里的表情，但是没有成功——突然我的目光失去了焦点……因为他迅速地低下头来，缩短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一直缩到距离完全消失……他的嘴唇碰到了我的嘴唇……他吻了我。 门在我的背后光滑地关上，随后轰隆隆地开走了。空气突然之间变得像他的嘴唇一样潮湿起来，一直黏住我，好像要永远黏住我，永远永远。 我们最终分开来的时候，我视野的焦点晃了一晃，然后往地面掉落——我一屁股坐在了大理石地面上。那个人蹲下来，嘴唇凑在我耳边说：“相信我。”我转到他所在的那一面，焦点一会儿变近，一会儿变远，满眼不黑不白的灯光……我说不出话来。我不能说话。他说：“让我抱抱你。”我就让他抱在怀里，一动也不动。他的黑色眼睛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我用心感觉着他凉丝丝的面颊贴在我的皮肤上，想不出什么。 不知道过去了多多少少的时间、多多少少的地铁列车，最后我轻声说：“你让我走吧。”我感觉他点了点头，把两只手放到我的肋下，让我像坐电梯一样地从地面上升起来。我默默无语地站在原地，听他在耳边说许许多多亲呢的话。他说什么要一直抱着他的女朋友，一直抱到他老得再也抱不动为止。我听了没有任何感想，只是像这样安安静静地倾听，倾听，倾听——听下去，听到下一列地铁来。 地铁来了。 我失魂落魄地往门那里走，他再次拉住我。我说：“干什么?”他温柔地心疼地望着我，说：“让我——”就这样俯下身来又一次吻。 我在像他嘴唇一样潮湿的空气里走进了地铁车门。转过身，他在对我说再见，脸上都是心疼的表情。随即车门在我面前关上了。脚下渐渐开始移动的那一瞬间，我得知了我自己的决定——我不会再去那个补习班了，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地铁朝前开去。眼前黑了。突然，窗外的黑暗中出现了A的样子……A穿着蓝得叫人心碎的t恤，在笑。我往窗外看着，而他的脸始终不消失。我望着望着，不能停止，我的嘴唇依旧是潮湿的……就这样，我倚着扶手，哭了起来，一直哭到A的样子消失没有了，连我自己也没有了，还是不停地哭下去，一直哭下去。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九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九个月 下午两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天暗下来，匀速地越来越暗，很有一种傍晚的意思。我吃惊得不得了：冬天也要到五点才会暗下来呢，怎么现在三点也没到，就暗了? 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拥在A的外套里，缩在寝室里我自己的位子上，闻衣服上面的味道。我把鼻子放在拉链的位置；嘴巴在外套和棉睡衣中间的空当里——那里有许许多多温柔的水汽——我的眼睛对着书桌上那一本摊开的英文书，慢悠悠地背单词。刚开始的时候， 熊熊在窗口抄中国革命史的笔记。她抄了大概一个小时，每隔五分钟就长叹道，啊，中国革命史的笔记真是多啊!真是多死我了!我的嘴巴停留在水汽里，含含混混地接应她说：嗯嗯嗯嗯嗯。后来，她的笔记终于抄完了，于是她站起身来，在寝室里兜来兜去，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就拍我的肩膀，说：喂，喂喂!我说，嗯嗯嗯嗯嗯。她看我懒得理她，就跑到别人的寝室去串门了。 Exclusively—only；completely。t—理论家。Equation-方程式。Sligion-using，应用。tical。Reactor—反应堆……我背诵道，一边分出心来，安分守己地嗅着A外套上的气味——我觉得这气味好像淡下去了。于是我担心地想，再这样下去，上面的气味就要没有了，就都是我自己的气味了——那多没意思啊！怎么办呢?然后我又皱着眉头背了几个单词，背到deduce的时候，我开始安慰自己：就算气味没了，衣服总还是在的。又往下面背了一会儿，到bewilder的时候，我好笑地想：过一段时间，把衣服还给A，再过段时间，去拿回来。 寝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就这样到了下午两点四十五分，然后天就暗下来了。我抬头往窗外看，看天暗下去，过了一会儿，突然又亮起来，又暗下去，又亮起来，又暗下去……就这样周而复始，好像在玩一个很无聊的游戏。我注视着灰白天光下轮廓特别清晰的世界，忽然想念起我的中学来——非常非常想，想得要死过去了。我痛苦地把头放到桌子上，面颊贴着英文书，眼睛望着天，想：总有一天，他们都会离开我……然后，我一个人。 我又想念起我的那个钱包、A送给我的小熊维尼钥匙圈、A的永固锁钥匙……电话铃响了。 我起身走过去，希望是我的电话——希望有人打电话来拯救我。 是A。 A说：“在干什么?”我说：“没什么，背英文。”A非常惊讶地说：“哟，难得嘛，打电话碰到你背英文——我今天好去买彩票了。”我很起劲地说：“好的好的!中了奖分一半给我!”A笑笑，接下去乱七八糟不知说了些什么。到后来，他突然说：“现在张斓疯掉了。”我说：“怎么?”他说：“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我说：“哦。”他问：“干什么?好像很闷的嘛。”我默然，听他在那头追问了好几遍，才开口说：“我在想，很久没有看见张斓了。”“不是上个月才刚刚碰过面吗?”A说。我说：“不是呀……”这样开了一个头之后，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下去了。我听到A在笑，随即压低嗓音对我说：“那么，我带张斓来看看你吧?” 天没有再一次亮起来，而是一往无前地暗了下去。我挂上电话，走到窗前——暗蒙蒙的天，非常柔润。对面的男生宿舍，从那个又黑又潮的门洞里不断有男生走出来，像用魔术变出来的人。我把眼光朝地面上移动，越过一个又一个人头……没有我认识的人……我的目光跌跌撞撞，碰不到认识的人……他们都不在这里…… 我想起高三那会儿，全民写同学录的时候，E曾经给我写道：你和舒美那么要好，以后考到两所大学，你们每天还要待在一起，就只好在两所大学的连线上找到一个中点，然后你们两个每天就走相等的路程，在这个中点一起做功课，做好功课，让舒美给你洗洗脑子。我看了这段话，穷笑。B也笑，说E怎么写得像一道物理题目。C说，你们如果真的要找一个中点，这个中点肯定在高架上。我又大笑。B在旁边说，嗯，有道理。 自从B和C分手之后，我就总是觉得和C相隔遥远。 过了两天，A真的带着C来看我了。他们打电话到寝室，叫我到校门口去接他们。我一路跑步到校门口，看见他们两个人歪歪斜斜地坐在自行车上。我上前敲C的头，诧异地说，呀，你们骑车来的啊?C摸着头大叫，我的头!A笑眯眯地指指C，说，他一定要骑自行车，发神经病了。我说，那你陪他一起发神经病。A笑道，所以说我好呀。你么要荡，他么要骑自行车，我么总是注定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正是下班、下课的时候，许多回家的人贪近，从这个大学直接横穿过去。校门口有点拥挤。我顾不上人多，歪头去打量A身后的C。C冲我瞪眼睛，说，干什么?我说，没什么，张斓，我想看看你。C对A说，喂，这都是她自己在说，不能怪我!于是我和C一起看看A——他很大方地笑着。他们两个人各自抓着自己自行车的车把，我伸手去抓A放在车把上的手。那么远骑自行车过来，我们三个总算又碰到一起——真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面面相觑，又兴奋又疲惫，好像我们的革命已经胜利了。 C说要去看一看我的学生公寓楼，我说你又不是从来没到过这里。他说，不行，我要看一看。我说，你看到过的呀，再说又不能进去。他坚持说，不行，一定要看，我跟你的公寓楼有感情，过一段时间要去看看它。我和A两个人大笑，我笑得伏在A的车把手上面，A说，喂，你镇定一点，那么重，我推不动了!C幸灾乐祸地说，解颐很重吗?A答道，我上次荡过一袋米，(“荡”就是上海话里骑车带人的意思。)她比一袋米重。我们三个人又在校园的马路上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 于是我就带C去看学生公寓楼。一路上；我告诉他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幢新造的房子，造的人没有为住的人考虑周到。A说，那是因为即便不为你考虑周到，你也对他们没有办法。我说，是的是的。我们像这样愤世嫉俗地说说走走，到了公寓楼下。 在公寓门口有个布告栏，C跑过去看，我和A就跟过去。C问：“里面贴着什么?”我说：“不知道。”A说：“你住在这里，怎么会不知道?”我说：“我住在这里，就一定要看这里 的布告栏吗?”C没有更多理会我们，自管自站在布告栏前面，脸贴上去，鼻子往上面嗅着，开始念：“党员承诺书……”突然扭头对牢我，手朝脑后指着布告栏，问：“这是什么意思?”我摇头。他回头继续念：“郭——桥——妹。”我大笑，伸手穷拍A的肩膀。A抓住我的手，叫我别拍别拍，然后对C说：“喏，你不要发傻了。你发傻，我就倒霉。”C很无辜地争辩说：“是一个人的名字呀。就是写党员承诺书的这个人自己的署名呀。是叫郭桥妹嘛。”我笑得蹲下去，一只手撑在地上，要跌倒了。A把我拉起来，我们两个人一起凑上去看。我说：“屁!是姝!应该是郭娇姝呀!”A说：“不对，是桥呀。你看，是木字旁的。”我说：“不可能。”C说：“好像是的。不过怎么叫这种名字呢?写错了吧?”我说：“自己的名字怎么会写错呢?”A说：“说不定是别人帮她写的呢?”C说：“是自己写的。” 我们就这样站在女生公寓楼的楼下，对着布告栏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了好久。到最后A说：“喂，我们无聊不无聊?怎么在这里讨论这种事情?”他说完，就和我们两个人一起笑了起来。我一会儿看看A，一会儿看看C——他们笑起来嘴巴都张得很大，连他们身边的水泥柱子看上去也变得爽朗了，很顺眼——跟他们在一起说无聊的话、做无聊的事，是那么有劲，就像从前整天在一起的时候那样，我都不愿意再去说什么有聊的话了。 这时候，C的call机响。他看了看call机，又轮流看看我和A的脸，说：“是舒美。”我朝公寓楼门里面指指，说：“门房间有投币电话。你跟舒美说，我很想她的。”他头往门里伸了伸，要走进去，我又拉住他，说：“别忘了，说我想她。”他笑笑说：“知道了。” C去打电话。我和A两个人在门口站着。每个经过的人都看我一眼，再看他一眼。有几个人认识我，就对我笑笑，然后更高兴地对他笑笑，于是他也回报一个笑容——我就是喜欢他那么大方的—种样子。 我说：“张斓现在好像很兴奋嘛。”A说：“这个么大家都知道的。他一天到晚要做出很高兴的样子——现在也说不上是做出来的了，反正就是习惯这种样子。”我望着远处，楼房和天的交界线，长长叹出一口气。A在身边问：“舒美呢?舒美现在怎么样?”我说：“你不是和她在一个学校吗?怎么来问我。”我们相视一笑。我用手指碰碰他的胳膊，说：“她和Van有没有在一起?”说的时候，眼睛转回去望着天和楼房的交界线，等待他的回答。可是他没有回答。那根交界线，刚开始看上去非常模糊，常常会从视野中跳掉，要重新费神去找；看了一会儿之后，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深刻，到后来，仿佛它就是全世界最真切的东西——全世界最最真切的，就是这条高高低低的线。 不知什么时候，A悄悄地把手放在了我的后颈上面。当我反应过来，突然觉得浑身一暖，好像又把他的外套拥在身上，鼻子湿漉漉的，满脑子都是他热烘烘的气味。 我们默默站着，一直站到C走出来。A说，怎么这样久?C笑笑，说，没什么。我拍拍C，问他，说过了?他说，说过了。我说，她怎么说?他说，没什么呀，她说蛮好。 我打量了C一眼。在我看来，他这次从门房间走出来，不像刚才那么高兴了，浑身上下有点萎的样子。我想问问A的意见，可是C在场，又不能问。其实我也知道B听说我想她，根本不会说什么，也许连“蛮好”都没说，也许C早就忘记对她说我想她了，一切都是他杜撰的。A和C走到我的前面——他们两个人交头接耳，在商量什么事情，而且一副很注意的表情，不让我听到。我交换着对象打量他俩的背影，走着走着，突然说，现在舒美在校门口。C吓了一跳，扭头惊异地瞪着我。我笑道，我瞎说的。A也看看我，把手搭在C肩膀上，说，不要睬她。说完，两个人的头又凑到一起了。我气得大叫，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 每叫一声，我就更加深一分对B的想念。真想看看她。 六点多的时候，C说要回去了。我说，别走，时间还那么早。C看看表，坚持要走。A摸摸我的头，说，你就饶了我们吧。C笑起来，对A说，要不然我先走，你陪她一会儿。A想了想，说，也好。于是我和A就送C到校门口。C跳上车之前，对我们瞪瞪眼睛，笑了一笑，然后，突然伸出手，在我头上一敲，说，还给你!我来不及还手，他就骑车离开我们很长一段距离了。A大笑。 我手捂在头上，目光跟着C骑车的背影——他速度奇快，我的目光一路跌跌绊绊。马路上，路灯已经亮了，因为天黑的缘故，黄澄澄的灯光中漂浮着藏蓝色的小颗粒，满眼都是黄色和蓝色，很难分清楚哪个是哪个。很远很远的马路尽头，依稀升起一团又一团的烟雾，仿佛舞台边沿，无穷无尽地流出汽化的干冰，伤心地汩汩流出来，一分一秒也不能停止。C在这样的一种光线里，朝那样的一个烟雾弥漫的尽头骑车直奔而去了。他穿着一件长外套，风吹起外套的下摆，像大鸟的翅膀——灯光投下影子，一会儿在他前面，一会儿在他后面，也像一对翅膀。这个帅得叫我无限崇拜的C——原来他一共有两对翅膀。 A不知何时又把手放在了我的头上。我心里有许许多多对C的崇拜遇热蒸发，想从头顶冒出去，可是被他的手掌完全阻挡了。于是我伸手把他的手拿下来，用双手握住，然后继续望着C的背影，无限神往地说：“我发现，张斓真是好看。好看得疯掉了。而且他现在越来越好看，比以前还要好看。如果舒美一直能和他好下去，那真是很好的。”我握紧A的手，继续朝远处张望，一直到C绝无仅有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视野中，才不得不把喉咙深处的一口气叹出来，重复道：“实在是很好的。” A轻轻抽出手来，重新去摸我的头，语气温柔地说：“你这个人，词汇贫乏。”我眼光钉在烟雾腾腾的马路尽头，笑道：“我也觉得。一天到晚只会说，好，好死了，好得不得了。”我用力感觉着A手心那个千适合万适合我的温度，抬头对他说：“襄没城，你这个人真是好，好死了，好得不得了。”A注视我，咧开嘴笑——我的魂突然飞出九天之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他这样笑了!能记得清楚的，还是去美术馆的那一次……他笑着，他的头发和眼睛在风中高声吟唱……我的A并不常常像这样笑的，而他这样笑起来，简直就像一个神仙一样! 我把手贴在他的面颊上，说：“襄没城，带我出去兜风吧。”他一直在笑，笑得天也要翻过来了。我着迷地望着他，正对他的笑脸，说：“襄没城，我爱你!”然后我们抱了一抱。在他的怀里我闻到他那件外套的气味——现在我整个人都浸在温暖的水汽里。 我贪心不足地把面孔朝他怀抱深处探了一探——现在，漫长的神志不清中，仿佛全世界都是他身上那件绒线衫曲曲弯弯的纹理。 A让我坐在他自行车的横档上，他好带我去兜风。我不肯，要坐在后面，书包架上。他说，那么你坐上去吧。我就坐上去。他边踩车边说，真的，你蛮重的。我说，屁!他没有反驳，脾气很好地笑笑。我望着他的后背，忍不住伸手敲了他一下，说，哎，这里允许骑车带人吗?他说，只要敢，哪里都允许骑车带人。我穷笑八笑。 A带着我，飞一般穿过一条又一条黄色蓝色的马路，我在他身后惊叫连连，叫声一下子就被风吹走了，吹到最高最高的浅蓝色的天上。这个地段比较僻静，晚上警察叔叔都下班了，路上也没有什么人，我的叫声和笑声铺天盖地，满满地一下子就浸湿了膝盖。 有一次大转弯的时候，接连有两辆大卡车转弯过来，A晃得很厉害。他说：“你看看后面有没有车。”我说：“哎呀，我看不到。”他说：“你坐好了，别掉下来。”我又大叫：“襄没城我们这下完了!车毁人亡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大笑着，一滑就滑过了十字路口。我说：“我还是担心被警察抓住，你现在是骑车带人。”他回了回头，说：“那我就说，我车上的不是人。”我笑笑。只听见他继续很起劲地说：“解颐，到那个时候，你记住要协助我。”我也起劲了，附和道：“我就连忙对警察叔叔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他大声说：“嗳，是的是的!”我们穷笑。 转过了那个凶险的路口，A突然平稳起来。我诧异地说：“咦，怎么现在那么稳?”他笑道：“我前面吓吓你呀!”我说：“呸!”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他傻乎乎地笑了几声，好像小熊维尼。 我把手伸到A前面，环抱着他的腰。他扭头问：“怎么?”我脸贴住他的背，说：“刚才张斓怎么了?舒美call他，是什么事?”他没有马上回答我，等我催了他一次，才说：“没什么。别去管别人的事。”我提高声音说：“舒美的事，怎么是别人的事?你不告诉我，我也会去问舒美。”他大声叹气，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我在书包架上打他的背和肩膀，像作钟摆运动那样，有节奏地一下，一下，又一下。他伸手到后面，我躲开他，有毅力地同他作迂回斗争。到最后，他忍无可忍地说：“还有什么呢?刘舒美心情不好呀。” 我愣了一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怀抱中流走了，可是我难以名状，不由有些茫然。半晌，我轻声说：“舒美要是不高兴，为什么不能来找我呢?”A说：“你跟她谈过恋爱吗?”我想了想，突然微微兴奋起来，说：“那么，舒美会不会和张斓和好呢?”A顿了顿，随即说：“你管这些干吗?”说完，用力踩起车来。我不甘心，紧接着问：“刚才张斓要回去，是不是为了舒美?”A好像在考虑什么，连背影看起来也很沉静。我听见他慢吞吞地说：“也可以说是吧。”隔半晌，又说：“很难讲。刘舒美也许要和Van在一起了。张斓自己也没有想清楚。”他的话像一阵穿堂风，从我热烘烘的头脑里“嗖”地直穿过去，我努力地伸出双臂，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 这条马路因为人少的缘故，显得特别宽阔。我太太平平地坐在A自行车的书包架上面，两眼直通通望着马路对面，一幢一幢一幢掠过眼帘的房子，所有东西都笼罩在那种黄澄澄的灯光下面，空气里还有藏蓝的夜色在流离失所。A的话在我脑子里兜了一圈又一圈，我的魂跟在它后面，背着手，兜了一圈一圈，又一圈。 良久，我鼓起勇气问A：“你怎么知道舒美要和Van在一起呢?”A有点不耐烦地答道：“我也不知道。是C说的。他没多说，只说听出来这样一种意思。你看他那么心神不宁。”说完这句话，他停在十字路口，眼睛望着马路对面的红灯。 在机动车道上，停着一辆公共汽车，是从前一个路口转弯出来，超到我们前面的。我坐在A身后，百无聊赖，开始往汽车车厢里面望。车子挺空，除了两个人，其他乘客都坐着，路灯的黄颜色薄薄敷在座椅上，每个人的脸看上去都像夜色一样温柔和寂寥。我听见A说：“张斓还需要好好考虑清楚。其实他还是非常看重刘舒美的，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回去，能不能再和她在一起……”公共汽车上站着的那两个人原本背对我这一边，在A讲话的同时，他们转了过来，走到这边的窗口，依偎在一起——他们夜色般温柔寂寥的脸衬着身后湿漉漉的路灯 光，很慢很慢地，仿佛河水从他们脸上缓缓流走，水落石出，他们的面目一分一分从夜色中凸现出来……我先看到的是Van卷发掩饰下特别的脸……随即，在他肩膀上……是B最最柔和的、似乎罩着一层水雾的脸…… ……一瞬间，仿佛幕落下了，千万盏灯光亮了起来。我在最明亮最清晰的光线中，无法更加真切地看见B苍白的面孔。 而她也看见了我。 我们站得非常非常靠近。 当她乘坐的公共汽车掠过我和A身边的时候，恍惚间似乎我们正飞速向后退去，与她擦身而过。我眼睁睁望着她的面目一点一点从我视野中逝去，越来越漠然，渐渐隐入河水之中。最后，那辆公共汽车也消失在了马路烟雾弥漫的尽头。 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瀑布，不停地朝着烟雾腾腾的马路尽头流去，不能停止地、伤心地流淌而去。我忽然想起C过去常常唱的《Smoke Gets In Your Eyes》——我想死了想疯了他的声音、他站在舞台上的姿势、他唱歌的表情，还有他久久凝望着的那一个B。 A在叫我的名字。我抱紧他，轻声说：“我想听张斓唱歌。” 然后，我也不知道A叽哩咕噜都说了一些什么——隐隐约约，从路的尽头，好像真的传来了张斓的歌声。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三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三个月 当高考之前的日子只剩下三个多月的时候，我不得不发现，B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在上个学期，很多很多个月之前；她曾经望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这样，冬天一过掉，时间就真的很少很很少了，很快就什么都结束了。 B对我重复这句话的那段时间，我还以为高考已经迫近了我。现在看来，当时我还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高考已经迫近”——很多很多个月之前的冬天，我又怎么会预见到自己也有 今天呢?时至今日，我才彻底地明白了这个道理——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三个月，我的每一寸皮肤、每一根头发都能感受到高考的迫近。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我这个人，坏就坏在总是明白得太晚。 天气热了起来。天气一热，人就开始害怕。我怀念起曾经无比仇视的冬天。 年级里的许多人都忙着要直升——到现在才下来的直升名额都是师范之类的，没什么特别好，可还是一直有人想要，想逃离这条高三的走廊。数学老师每天要咕哩咕噜地抱怨某个某个直升的学生，说他非常可惜非常可惜——谁抱怨也没有用。B说，人到了这个时候，头脑都昏掉了，只要让他们太太平平地逃走，他们死也肯的。我问她：“那你为什么不走?”她笑道：“我怎么不想走?张先生不肯呀。我假如能走，还等到现在吗?去年年底基地班联读班招生的时候就可以走了。”我想了一会儿，问：“基地班联读班不好吗?张先生为什么不让你去?”B笑笑，说：“难怪襄没城要说你傻。这么简单的道理也想不清楚。”我望着她总好像有点湿漉漉的脸——上面挂着笑容。她停了停，轻声说：“我和张斓，都是张先生手里的王牌呀。”又停了停，接着说：“襄没城这种人，不像我们那么出风头，就开心得多。” A这几天一直在等直升考的结果，要是通过，他就提前进大学了。他的名额是这学期刚开学的时候拿到的。开学一个礼拜也不到那会儿，有一天中午，我在走廊里朝111走，远远就看见他站在教室门口。他的身影是暗蓝色，长长的。我手里提着一个装牛奶的大杯子，咣啷咣啷，一路晃晃悠悠地走过去，他一直在那里站着，一直站到我走到门口。我说：“你干什么呀?”他神色安静地注视我，说：“我去报F大学的直升名额。”我眼睛望着教室里面的讲台，一边往里走一边说：“噢。”他一把拉住我，提高声音说：“喔唷，我太崇拜你了!”这时班上的一个同学从走廊里过来，我们欠了欠身，让他进门去，他注意地看了我们一眼，对A笑笑。等他走进去，我扭头看看A，说：“干什么呀?”他说：“你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一愣——他的表情在走廊昏暗的墨绿色光线中显得非常温柔——我只能说：“好的呀。你去考，蛮好的呀。”如果我没有看走眼，他听到我这句话，不知道突然想到了什么，脸飞快地红了一红——我默默望着他的样子，在心里喜欢了一万遍。他放开我的胳膊，叹了口气。我开始朝教室里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刚刚坐稳，A从门外走进来，说：“你出来一下。”我只好又站起身，跟他朝外走。他在我前面一步的地方，在走廊里走走走，一直走到我们平时常常在一起自修做数学题目的小教室，坐下来。我坐在他的身边。我说：“什么专业?”他说：“英语。”我说：“去吧。真的很好的。”他看看我，没有响。我说：“高三么，就是要死皮赖脸地抓住些机会，管它行不行呢，先抓住再说。”他对我笑，说：“你怎么不去?”我说：“我么，就算了。”他说：“嘿嘿，说到自己，就不对了。”我说：“是的呀。而且张先生也不会要我去。他要说我浪费名额的。”他笑眯眯地把手放在我头上，说：“你去，我让你。”我笑笑。这种话假如被张先生听见，他要掐死我了。 A现在在等结果，他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等待的气味。我有一种预感：A肯定会通过考试的。 我还有一种预感，就是今天会有幸运的事情发生。 张先生走进来宣布了提早放学的特赦令之后，教室里一片欢腾。张先生说，不要吵不要吵，回去做做功课!就走出去了。过了半分钟，隔壁也传出一阵尖叫声。又过了一会儿，整条高三的走廊都回荡着“啊啊”的叫声，然后，突然“嘭”一声响，走廊静了一下，紧接着重新热闹起来，教室后排的人说，是四班的讲台翻掉了。大家穷笑八笑。 我对同桌说，我就知道今天会有幸运的事情发生。同桌一边把许许多多书塞到书包里，一边对我笑。坐在我后面的X连声说，去逛马路去逛马路!我立刻回头说，去吗去吗?她一边笑一边点头道，好的呀好的呀。教室里人走来走去，窜进窜出，半秒钟之内在我的课桌边上就经过了几十个人。现在很少有机会这样子全民运动的——他们脑子都很快，千分之一秒里就可以随机应变出几十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去玩，去堕落。X叫着，太有劲了!我说，疯掉了疯掉了! 隔壁有人来找X，她坐在那里犹豫不决。我说，你有事就去吧，没关系的。她对我笑笑，说，让我想一想。过了半分钟，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去逛马路!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开始理书包。X在我脑袋后面说，喂，到哪里去?我眼睛对牢天花板上的日光灯，想了一会儿，说，先理书包，理好再说。X说，好!我说，我很慢的，他们总是嘲笑我慢。X笑道，我也是，我是我们班最慢的。我说，不，是我。我们两个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教室里的人已经走掉了一半。 突然，我看见A在111门口逛进来逛出去。也不知道他是刚刚过来，还是已经来了一会儿了。我理着书包，眼睛看着他，嘴巴在和X说话。A把双手插在裤袋里，在教室门口走进走出，走进走出——我打量着他走进走出。班上的人已经走掉了一大半，他还是在那里走进走出。我开始紧张，担心，紧张，担心，紧张，担心。 书包快要理好的时候，我瞥见A——他走过来了。我往书包里塞笔袋的动作停顿了一秒钟 。 A站定了，手从裤袋里伸出来，按住我桌子上英文书的封面。他说：“有什么节目吗?”我说：“嗯……嗯……”他说：“找个好地方，帮你去复习数学和英文。”我说：“我要跟别人去逛马路。”他说：“去哪里?”我说：“没定。”他站着不走。我看看他放在英文书上的手，再看看他的神色温和的脸，想了想，刚刚把头转过去，X就在后面说：“不要紧，你去吧。我去和他们看电影。他们叫我看电影来着。”我傻笑。X大声说：“喂，不要老是笑呀。给个答复好不好?”我醒悟过来，说：“以后再一起去。”她理好书包站起来，说：“总有机会的。再见!” X走了，剩下我和A两个人在教室里。 A一直站着。我叫他坐下，他不肯，一直往墙上瞪着眼睛，我只好看看他的下巴。我抬起头，伸手拍拍他的手臂，说：“喂!”他低头对我好脾气地笑，突然说：“直升考通过了。” 我一直仰着头。我们相互对了对目光。我说：“啊——那很好呀。”他笑着把手放在我头上。 A和我背着书包走出校门。太阳若隐若现，空气又潮又湿。他一直说热。我说谁叫你穿这么多。——他从里到外都穿着很吸热很吸热的黑颜色。他说，不多，不多的呀。隔一会儿，突然又说，真的多吗?我走在他的身边，时不时扭头看他一眼——我突然恢复了笑的功能，一直想笑；我想象着张先生把他叫到办公室里，说什么你考试通过了之类的话，就憋不住要笑出来。 我问A到哪里去，他说，上海图书馆去不去?我说好的呀好的呀。 我们上了920。A把手放到窗上方的吹风口下面，扇了一扇，说：“啊?真的开暖气啊?”我坐下来，说：“淮海路上都是空调车。大概是规定好的，几月几日之后就一律大开特开空调。”他本来身体有点佝偻地站着，现在坐下来，在我的旁边，靠近走道，把脚伸出去，说：“这么热的天，要开也应该开冷气嘛。”我说：“热死不管的。” 我的眼光在车厢里打着圈子。看了几轮，我悄悄对A说：“你快看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衣服的商标是倒过来的。”A说：“什么?你说响一点。”我不敢说得响，怕。被那个女人听见，只好重复了一遍——还好A听清了。他也压低嗓音说：“有特色呀。”然后我们飞快地对了对目光，一笑。很久没有跟A在一起做这种鬼鬼祟祟的事情了。我开始用手里的车票折纸船。这种又长又窄的纸，折出来的纸船真是难看到家了。我把它捏作一团，扔在A的手里。他低头打量了一下，说：“喔唷!”我听着他的声音，笑了又笑。 A问我：“暑假里打算干什么?”我说：“没想过。随便干什么。”想其实是想过的，不过随便干什么倒也是真的。在我的记忆里，A不止一次问过我暑假里要干什么。我不止一次给他不确定的答案。对于他为什么要这样三番四次地问我，我也无法作任何解释。我透过贴着车身广告的茶色窗玻璃，看巴士正经过的一个工地——是烟草公司的一幢什么金叶大厦，“烟草公司金叶大厦”的横幅在工地入口处的大铁门上空大飘特飘。我眼睛对着窗外说：“不管干什么，总要先考得好才行的。”A说：“往好的地方想咯。”我听他说话，看见一幢金碧辉煌的大楼，上面全是金色的方格子，一格一格，方格子里面嵌着深蓝色玻璃窗，看上去就像一整块敦敦实实的巧克力。A的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定定地握了一握。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像放电影那样沙沙沙地响，除此之外，世界无声无息……我和A坐在车窗的这一边，一动不动；车窗外面的人沉默地游过去，游过去，游过去。 我们在上图四楼的外语阅览室里遇到了B和C。外语阅览室里摆着一张又一张很大的圆桌子，他们两个人就坐在其中一张后面。在他们的中间，摊开了一本其大无比的大书。他们的眼睛不在书上，在对方的脸上。我和A笑嘻嘻地朝他们走过去，还剩一半路的时候，C抬头看见了我们。他推推B的肩膀，B对我招招手。我一下子加快了速度，把A甩到后头——越来越接近B和C的桌子，我的笑容也一点点地越来越扩大。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就会笑起来——这也不是因为高兴。不是因为高兴。不是。 我先在B的身边坐下，然后A走过来，站在我们大家的对面，跟C搭讪了几句。B指指我旁边的位子，叫他坐，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一歪，落在最靠近他的那个座位上。我和B和C在一张大圆桌上取了圆周的三分之一，A在我们大家的对面，可以同我们每个人连一条线——那么就可以开始计算这些扇形的面积了，这是我最讨厌的题目。 B开始跟我窃窃地小声说话。我们在那里交换着年级里的趣闻。B说，她班级里有一个原四班的人，在数学书的封面上写：“祝某某(就是他自己的名字)高考成功——克林顿。”四周很安静，我不敢大声笑，只好把笑声囚禁在舌头上面，脖子伸得很长，整个人就这样笑得闷掉了。B端详着我，一直微笑，对自己的笑话非常得意的样子。我的手在大圆桌桌面上摩挲，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在这个过程中，我瞥了A一眼——他在做题目，头低着，头发一丝一丝，像许许多多的小栅栏，遮挡在他眼前。我的眼光刚刚从他身上转移到桌子上，喉咙突然就痛起来，一下子痛得连话也不能说。我问B：”有没有水?”她把C的无糖乌龙茶从桌子那边移过来，递给我。喝了一口，我说：“为什么是无糖的?”B指指C，说：“讲究呀。什么东西都要无糖的，真是一点点糖也吃不得。”我窃笑着偷看C，心里在想：也许路上话说多了，进这个开着中央空调的大壳子，所以一下子不适应，喉咙就痛起来——不过，说真的，那点话怎么能算多呢?那点话，换在往日，给我一节课来说也还不够。 A一直在认真地做题目，C在看那本巨大的外文书。我和B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B说：“对你彻底失望了。”说着对A努努嘴，表示她指的那个失望的人是A。我头掉到肩膀中间，掉得很深，没有搭腔。她又说：“离这个阅览室关门还有半个钟头，你说我们是说话，还是做作业呢?”我说：“当然说话喽。”她头一歪，想了五秒钟，说：“嗯，做作业吧?”“不行不行，”我说，一边抓住她的胳膊，“哎呀，说说话吧?”B不响，开始在我带去的草稿纸上用铅笔划来划去。我说：“喂。喂。”B不耐烦地一挥手，说：“啊呀——!”随即扯扯C的袖 子，说：“喏，现在我布置你给解颐讲一个笑话。” C的头从巨大的外文书上面抬起来，面孔笑眯眯的。他眼睛朝远处看，想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我有个初中同学，读那种封闭式管理的高中，住在学校里，被宿舍的生活老师管得苦死了。有一天，他们寝室的人吃了一个很大的柚子，然后在柚子皮上画上眼睛嘴巴，放在我那个同学的枕头上，用被子盖得很好，拉上帐子，再去叫生活老师，对他说：‘老师，某某不行了!’生活老师被他们拖得来，一看，说：‘哦哟，不要开玩笑。某某，你快点起来。’其他人说：‘不是的，某某的脸都发硬了!你摸摸看。’老师就伸手进去摸，一摸，吓了一跳，说：‘哎呀，怎么真的发硬了!’再一摸，发现是柚子皮，就说：‘哦哟，你们不要搞呀。’走掉了。那些人不甘心，又叫我的同学把衣服领子拉起来，头缩在里面，头上顶着柚子皮，背后一个人帮他把柚子皮扶正，追出去，一面走，一面叫：‘老师，某某又起来了!” 我闷笑，B在我身边，也穷笑。笑过之后，我又去缠着B说“喂喂”，她已经开始不再理睬我了。其实我也没什么话要说，又不好在这种高雅的环境中公然和她死皮烂脸地纠缠下去，闹了几分钟，只好从草稿纸里面翻出一张来——那上面有一道物理题目，是X嘱咐我带来帮她解的。我用胳膊肘捅捅B，说：“哎，帮我做一道题目嘞。”B问：“什么题目?”我说：“物理，有关冲量什么的。”B说：“帮帮忙!我是加政治的呀。冲量我是屁也不知道。”我又看了她两眼，叹着气把目光转回到草稿纸上。唉，冲量我还算知道屁的，只能我自己动手。 做了一会儿，我认定：这道题目我做不出来。 坐在这里，可以看见天。天下面，直接就是上图的拱形大玻璃顶。我看见玻璃顶周围一圈白色的边——不知道是不是石膏，说不清楚。上图这座建筑，中间是空的，可以看见底楼大厅，有人在那里走来走去——上面见天，下面见地，不错不错。 这个时候，有黄昏接近时金黄色的太阳光从玻璃顶透进来，被照到的东西，边缘都变得毛茸茸的，更加可爱了一点。A也是其中之一。玻璃顶就在我头顶上方，与此同时却又离我很远很远。我头抬起来，开心地、得意地琢磨着这个高高的顶，和它上面的太阳光。我现在算知道，人是怎样地热爱高了——所以要说“崇高”，而没有说“崇低”、“崇中”的。在我下巴往下几十公分，大圆桌染着金黄色，投下一圈一圈螺纹状的亮影子，转过来，又转回去，笃悠悠的，动作很精彩。 冷不丁B在我身边说了一句：“真好看!”我扭头一看，她原来也和我一样地抬着头，没完没了地看，怎么也看不够。我笑起来说：“真的是好看，好看死了。全世界这里最好看。”B说：“我也这么觉得。我还想，那圈白的石膏一样的东西上面，再放一盆一盆的花——放满，放一圈。”我把眼光从玻璃顶和太阳上面拽下来，凑近点问：“真的啊?是这样的啊?”她迷迷糊糊地笑着，不再说话。我头转到草稿纸上，盯着那道冲量的题目看，看，看，随后，提示关门的电子音乐就响了。我一敲桌子，说：“做不出。”站起来收拾东西。C在一边说：“哦哟，你倒是蛮爽气的嘛。”A手撑着头，坐在原地——我看见他一听这句话，很恶地笑了笑。他这个反应，促使我暗暗地给气炸了。 我们走出外语阅览室。B要跟我到上图外面的罗森便利店去兜一圈，于是我们问C和A什么时候会走。他们想了想，说，六点吧。我们说，哦，知道了。我伸手去，勾住B的胳膊。B一只手上上下下地扇风，说，哦哟，你怎么那么嗲的啦?她说这句话的语气把我们大家都逗得笑了起来。 我和B相亲相爱地朝上图大门口走去，经过那个有公用电话的地方。不知为什么，这里的公用电话特别忙，很多人排着横队，笑眯眯地靠在电话的有机玻璃罩子上，慢吞吞地讲话。B瞥了他们一眼，说：“哦哟!”我也说：“哦哟!”她笑起来说：“你不要学我呀。” 我们跑到罗森里去——我和B都是著名的罗森热爱者。B在我的前面，拖着我的手，在有限的几排货架之间来回兜过来，兜过去。每次经过贴镜面的柱子，我就偷偷往里面看一眼自己，趁机看见B乌黑的后脑勺。我们讨论糕点、寿司、鸡肉色拉，以非常缓慢的进度推进挑选和决定的过程。我请她吃了一个冷饮，是她最要吃的“意国咖啡”。后来我又说我要买杂志——我们站在杂志的货架面前，我问B：“买《萌芽》还是买?”B笑着说：“我看你还是买《萌芽》比较好。你看不懂。”我说屁，过五秒钟又嘟囔道：“小看我!”于是我就拿了一本去付账。走出罗森的时候，我挥舞着，对B说：“我这是超前消费。”B做出一副不屑的样子，说：“你这种人哦。” 我一边跟着B走回上图，一边打量着手里的那本。不知为什么，看上去它是那么厚——那么厚，从没想到过的厚。穿过马路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我是不会去看这本的。也许是因为它实在太厚了，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走到上图的二楼，就透过玻璃墙看到了A和C，另外还有F和D跟他们在一起，环绕着圆桌子，围成一个大半圆。B惊讶地说：“咦，杜霜晓嘛!什么时候来的?”说着，我们就进了门， 朝他们走过去。F第一个看见我们，在桌子前面托着腮帮子，穷笑。我们走过去，大家打招呼。C在看梵?高的画，A的面前有好几本书，我弯腰看看，都是昆曲、和声、调性无调性之类的怪书；F和D在讨论题目。B手按在桌面上，说：“走吧?买了吃的，大厅里去吃。”C抬头说：“好的好的!”A说：“可以带东西进来吃的吗?” 我们谁也不知道，原来上图里是不能带东西进来吃的。我们六个人端着各式各样从罗森买来的吃食，坐在大厅沙发上大吃特吃——也许那些穿蓝衣服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见过我们这样空前的排场。有个中年管理员走过来，勒令我们马上停止这样的行为。B小声说：“我上次就在里面吃过一顿饭。”我说：“我们目标太大了。”C说：“你快点不要说了，被他们听到，要算我们屡教不改了。”我们笑起来。A提议到地下餐厅去，于是我们溜到地下餐厅。坐了没多久，有个小姐走过来——还是不准带东西进来吃。她要赶我们出去，A做了个手势，说：“我们不知道。马上就好，对不起。”我窃笑，说：“魅力值很高的么。” 我们坚持吃完了饭再出上图。我出了很多汗，脸热得要命，差点没噎死。当我跟在A身后走出上图的时候，喉咙里塞满了罗森的寿司。我回过头去，对B说，我胃难受死了。B没说什么，冲我点点头。她脸上没有表情，可是她的眼睛很深很深地看到我的喉咙里面去。我望着她的脸——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又伤心起来，米饭在我喉咙里痛苦地颤抖。 然后，B就走上前来，和我手拉手。我们两个人走得很慢，拖在所有人的后面。A和C在我们前面，F和D走得最快，健步如飞。我问他们：“现在干什么?”他们说：“干什么?回家呀。”F回过头，大声说：“我想到学校去晚自习。一起去吧?”C笑嘻嘻地说：“我知道，又是去约会。”F没有承认也没有反驳，只是一直说：“去吧?去吧?”我拉着B的手，轻声说：“其实我也不想回家。”B说：“那就去晚自习好了。” 我们达成共识，一起去学校晚自习。A说：“你们胃口很好的嘛！”他好像并不怎么愿意去，不过他没有反对。A最近总是不肯反对任何事。 天色渐渐地变晚了，马路在灯光里，有一种泡在酒里的感觉——就是一种颜色很漂亮的陈年老酒。我和B走得越来越慢，一荡一荡。我的魂灵从我肩膀上一点一点地滑落下来，像面包屑那样掉在地上，一路撒过去，撒过去。我把头放在B的肩膀上，目光在前面几米的A、C和F身上颠来颠去。我小声说：“我出来就是想走路。没劲透了。”一边说，我一边发觉自己的声音非常非常忧伤，就像最远处那幢大楼的玻璃窗上反射的灯光一样忧伤。我重复地表示着我想走路的愿望，对我自己忧伤的声音越来越着迷。我说，我想走路，我想走路想得要死，我想走路想得要疯掉了。B安安静静地听着，没说什么，一直什么也没有说。我太想走路了。 我说：“要是我一个人，就一路逛回去。”B说：“人太多了。”我说：“以后我们两个人来么。”B说：“一个人也挺好，两个人也挺好，三个人就不行了——要不停地回头，三个人都要彼此兼顾到，说话太累了。”她说这段话的时候，头一直低着，说完之后，就把头抬起来。我的头一直靠在她的肩膀上。我说：“烦死了。我就想，不要乘上车，不要乘上车，走慢点——我是不是很坏啊?”说着，我自己笑了——我是很坏么。B说：“等一会儿车来了，我们不要跟他们坐在一起，好不好?跟你讨论讨论襄没城。”她这句话，在我听来说得很奇怪——什么叫讨论讨论襄没城?我静静地琢磨了一下，偷偷笑了出来，说：“真的不要?”B说：“不要。”我说：“你说的哦?”B笑了，说：“嘿嘿，推卸责任啊?”我看着她，很开心地笑起来，说：“上次张先生跑进来问，你们班的某某某准考证号是多少多少吗?一个人说，是的。张先生问，肯定是吗?这人今天没来，要校对表格，所以我问问清楚。那个人说，肯定是的。张先生说，好，要是错了，就找你，你负责哦。我们哄堂大笑。那个人说，张先生要推卸责任啊。”B在旁边穷笑，笑过之后说：“哦哟，张先生。”B总是要说“哦哟，张先生”，好像和他很有渊源的样子。我把手从她手里抽出来，上移到她的手肘，挽着她。过了半晌，我突然叹出口气，说：“我觉得我傻透了。”B摸摸我的头，说：“别想了。”“我觉得我傻透了。”我说。 我们一直不停地朝车站走过去。C回头大声说：“你们两个走快点。”B说：“你们走快了，我们自会跟着，又不会走没了，”C说：“你们别存心拖在后面呀。”他皱着眉头。我说：“张斓要气死了。要不要你去陪他?”我们停在一块广告牌后面，B说：“管他呢！”说着一笑，脸上看起来模模糊糊，很寂寥。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停在这里，总之我们就是停了一停，听着汽车开来开去的声音——那种声音似乎也很寂寞，跟B脸上的表情一样寂寞。我探头朝大部队张望了一下，扭头对B说：“我看到张斓的脸了——吓人得要命。”B想了想，扮了个鬼脸。我拍拍她的肩膀，傻笑着再次走起来的时候，B说：“很多时候，我会回想起以前做的傻事情。”我兴奋地说：“是啊，我也是!”她说：“有时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起来，会把头蒙到被子里去，很难为情的样子，其实根本就没有人看到。”我笑笑，说：“就是。有时自己想起来会难过得要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那么傻，其实老早就都过去了。” 已经快要到车站了，F突然朝后面跑过来。B对我说：“你看呀，杜霜晓干什么?”我说： “我怎么知道?”F一直跑到我们跟前，拉拉我的手，问：“你们说那边天桥上的紫灯好看吗?”我和B一起朝那里看了看，说：“蛮好看的。”她立刻转过脸对D大嚷：“哼，都说好看的，你还穷说我愚蠢!”D大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她怎么说的吗?她说：‘哇，那紫灯真是太漂亮了!’”我们——我、B、A、C——一起哈哈大笑，我在B的身边笑得一颤一颤，B烦恼地推推我，拖长声音说：“啊——呀——!” 公共汽车挤得屁也不要想进去，哪里还容得下我们六个人。现在是B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不停地踢着一面马赛克的墙壁。B说我的肩膀靠着真舒服。我说，嘿嘿，我的肩膀宽呀。B没回答，默默靠着，过了一会儿，轻声说，比张斓的还要舒服。我惊讶地问，真的啊?B甜蜜地微笑着，说，那怎么可能?她的笑容模模糊糊，好像一个梦游的人。 D喊了一声：“襄没城，请客叫出租吧!”A笑笑。C附和道：“是的呀。大学也进了，不叫你请客吃饭也很不错了。出租总是要请的喽。”这时候，又来了一辆车，比前面那辆屁也挤不上去的还要挤。A说：“你们叫吧。不过我好像只有二十块了。都拿出来，好了吧?”他把手伸到裤袋里去掏钱，旋即拿着一张二元钞票在我们眼前一晃，说：“不好意思，我把它看做十元了。现在只剩下十二块，怎么办?”B说：“那就大家出吧，要不然来不及上什么晚自习了。”C说：“那么，两辆车，怎么个乘法呢?”A看看我们，一副说不出什么的样子。我笑着提议说：“大叉有福里气么。”他们大笑。A不解地问：“什么?”C笑着说：“她说大叉有福气。”“噢，”A嘀咕着，“有福气啊?”他们又大笑。我刚准备我们大家围成一圈，然后大叉有福里气，拼出黑白来，F和D已经飞快地拦了一辆出租，坐进去了。随即，A也拦了一辆——他第一个接近车门，C第二，我第三，B最后。C站在后门边等我的时候，我打开前门，坐了进去。在这一秒钟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驾驶员扭头看了我一眼，但是我自己并没有看他。 车子启动的时候，播了一段话，说什么叫乘客自己系好安全带之类的话。A从后座伸手拍我的肩膀，说：“喏，系上安全带。”我看了看缩在座椅旁边的安全带的头，拉了拉，扭头求助地看看司机，犹豫着问：“要么?”司机笑起来说：“这是形式。”我还以为他的意思就是系安全带是一种形式，正准备去拉，听见他又说：“用不着的。”我说：“哦。”A在后座昏暗的光线里，像某个神秘人物一样沉声说：“你以为我真的要你系啊?”我懊恼地说了一句：“我对谁的话都信以为真的。”与此同时，我从车窗里看见F和D坐的那辆车子被我们一下超了过去，F的一对眼睛，隔着玻璃和空气，还是那么黑白分明。C在我身后笑嘻嘻地说：“解颐，你别那么当真呀。襄没城考上大学的事也是假的。”我刚要回头说不信，就听见一阵厮打声，还有B的笑声。 车子开到高架上面的时候，B又开始说C新剃的那个头——这是她第n次说起这件事。她说：“你怎么剃得这么短?你为什么不剃光头?”这也是她第n次做出这样的评价。我接上去说：“张斓，你这样子不好看，没有原来好看。”C皱着眉头，有点不耐烦地说：“不好看么就不好看了。我本来就不好看。”我眼睛对着车子的正前方，心里想，C说自己本来就不好看，实在是太委屈自己了——真的太委屈了。想着，我就一个人在那里笑，穷笑。 我又扭头说：“剃了光头要烫九个点。”A说：“好像方丈才会有那么多点。一般的和尚，只有六个点。”我说：“那就六个点好嘞。”我的兴致高涨起来，在椅子里动了动，又说：“不对，你这种人不行。你是假和尚，只能烫三个点。”B好奇地自言自语道：“这是用什么烫的呢?”“香烟屁股呀。”我说。司机一直在笑，这时开口说：“香烟屁股不行。用一根铁棒，烧烧红，然后烫上去。”我说：“唷，那很痛的。”突然听到A说：“哎呀，这里还有钱的么!”C激动地问：“多少多少?”他说：“二三十，在我衬衫口袋里。” 车子在校门口的对面停下来。我往开过来的路上望着，说：“他们怎么还没到呢?大概差一个红灯——大概两个。”我念着数，A开始过马路。我说：“不等他们么?”A说：“嗯……”C说：“不等就不等吧。”于是我们四个人朝校门走。B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怎么那么无聊的啦?”我心事重重地答道：“不知道呀。”B顿了顿，说：“襄没城今天精神不好。”我眼睛望着走在前面的A的背影，没吭声。只听见B又说：“他等了那么久，也的确很累的。”B的手软软的，把我的手握了一握。我一直望着A的背影——灯光照着他的肩和背，那以下就是昏黑的、潮湿的，感觉好像他趟水离去……我突然感到了区别……一丝陌生……他进大学了，而我在这里过马路，过了那么久，也没有到那个对面的地方。也许永远也不会到了。 距离校门还有五步的时候，我一回头，看见F和D正走过来。马路上一辆汽车也没有，他们坐着来的那辆出租也不见影踪——仿佛他们就是这样徒步走来的，一直从淮海路走到这里。我们走进校门，他们赶了上来。我对F说：“刚才我们在马路对面撞到张先生了。”我的表情庄重严肃。F信以为真地说：“他说什么?”我说：“没说什么。不过他脸上的神态很怕人的。”F一开始呆呆的，没有什么反应，大家彬彬有礼地走了一段，要进教学楼的时候，她突然心事重重地低声说：“真的啊?”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十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十个月 我说：“舒美，舒美。”B斜靠在沙发上面，眼睛半开半合，没有出声。我还是叫着她的名字，同时伸出手去敲她的手臂。她眼睛闭着，手从半空中像个妖怪一样地向我还击，嘟囔着说：“你这人真恶心。来的时候么，不说话，要走了么，穷说。只有半个小时了呀。”我说：“没事没事，一会儿就说完，时间足够了。” 上午我到B家里玩。我躺着眯了一会儿，然后看了很久电视——看王菲演唱会。到十一点 的时候，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所以B会那么怨我。 B的眼睛在沙发垫子上面张开了。她注视着天花板，然后脖子稍微动了一动，对牢我说：“那你干脆别走了。家里没有人，陪我吃午饭吧！”我说：“好的好的。”B的额头在软扑扑的刘海下面若隐若现。 跟B一起吃完午饭，我抢先跳到沙发上，侧身蜷缩起来。B在厨房里洗碗，嚷嚷着问我：“你真的把笔袋掉了吗?”掉笔袋的事情是我趁吃饭的时候跟她提起的，没想到她记住了。我说：“真的!”她的声音在说：“啊呀!” 两天前，上哲学课的时候，我把笔袋落在了教室里。十分钟之后我回去找，已经再也找不到了。我穿过几十排课桌椅，弯着腰寻找我的笔袋，最后在紧挨着角落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从这个位子看过去，可以看到前面每一张课桌的桌肚，黑得好像是野兽的嘴巴——我的笔袋不在它们中间，不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中间。我的眼泪掉下来，落在课桌的边沿上，流下去。 平时用的文具倒也无所谓。一想到笔袋里高中的校徽和团徽，眼泪就漫出来，跟随眼睛的眨动，温热地淌过脸颊，迅速流淌下去，有些落到A给我的红衬衫的衣袖上，留下一滩一滩像血迹一样难看的水渍。那枝樱花活动铅笔的塑胶笔杆上，密布着A帮我复习数学的时候在上面用指甲掐过的痕迹——现在没了。C给我的一块橡皮——上面用小刀刻着像艺术品一样的Z.L.——也没了。还有B借给我的米老鼠小发夹，我一直赖着没有还给她——没了。怎么会这样——先是钱包没了，再是笔袋。那许多许多和从前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一点一点地都消失了，弃我而去——而原来还以为是永远也不会离开我的。我脸上，一道一道错综冰凉的。 B走进房间，坐在我的脚边，把手放在我手背上，轻声说：“让我看看你。” 我轻声说：“我一直在想，我的笔袋在哪里。我的校徽和团徽肯定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等着我，等我去把它们带回来……可是，它们发不出声音，我找不到它们……”我的声音低下去。 B静静地听着，手在我的手指甲和手背之间慢慢摩挲。过了一会儿，她重复道：“让我看看你。” B的手和她的脸一样，湿润的，总好像刚刚从大雾天里回来。我望着她，笑了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有点恶作剧的念头：她的手一定被Van碰过了。这样一想，我的手就卑鄙地从她湿润的手心下面抽了出来。 这天晚上，C打来电话，问我劳动节放假想干什么。我说：“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呢?”他说：“去不去玩?要不要到外地去?到杭州去吧。”我说：“可能性不大。不知道家里人要干什么。”他说：“去和爸妈搞好关系嘛。”我说：“嘿嘿。”他说：“去吧！叫舒美、襄没城也去。就去一天。”我警觉起来，说：“你干什么?”他笑：“嘿嘿。” 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我在脑子里思考C这个人：C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还在想着B呢?我坐的地方正对窗口，有一阵风从外面逃进来，窗帘鬼鬼祟祟地动了一动。 我说：“一天?去杭州玩一天?”他说：“火车。”我说：“火车来回就要去掉八个小时。”他说：“特快。我看过了，去七点，回来六点。”“特快也要三小时，”我说，“——可能还会晚点。”他沉默了片刻，说：“唉，不管了。反正大家能在一起聚聚嘛。” 我突然觉得很好笑，说：“哈哈，我知道了!下了火车，你肯定说，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吧。”他说：“是的是的。坐火车，我肯定饿了……”我抢上去说：“先吃饭，吃完饭，你肯定想睡觉，就要找个地方休息休息。”“然后就要赶火车回来了。否则要错过时间的。”我们两个人隔着电话线外加听筒哈哈狂笑。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的却是，到最后，居然让C说服了A、B和我三个人，一起去杭州玩一天。当我答应他的时候，从喉咙深处——深得不见光的地方——刹那间涌出一阵伤感。 6：45，C还没有来。我们说：完了，张斓这家伙别又放我们鸽子——车票也全在他那里。A第n次开始历数C放鸽子的恶行。B也有点急，一边还在骂我为什么要背一个那么大的包。“你以为要出去八年啊?”她说。我说：“是的是的。”太阳一出来，我体内的水分就开始往外跑。 当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气一点点漏掉的时候，C好看的身影在人群中出现了。我偷偷又对A说：“张斓真是好看。舒美损失了。”A笑笑，低头说：“也不知道张斓这次算什么意思。”我抬头惊讶地瞪着A，他往后退了退，摆手笑道：“别这样!” C跑过来，说：“对不起哦。”我们说：“还好定在6：30，如果是在6：45，那就没希望了，来不及的。”C抬腕看看手表，大声说：“来得及的呀。”A在他肩膀后面大力敲了一下，说：“走嘞走嘞。” 到火车上坐好，我们才发现C带了一个非常好的照相机。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今天还准备有时间拍照啊?你不要吃饭和睡觉了啊?”C喝着无糖乌龙茶，面无表情地说：“我上个月刚刚去听了几次摄影讲座，今天能碰到我给你们拍照，是你们的荣幸。”“你当我们是试验品啊?”A笑起来说。B说：“谢谢你喔!”B看着C的时候，从头到脚都是笑的意思。今天他们两个人都穿着白颜色的衣服，肩并肩坐在我和A的对面，中间放着C的那瓶无糖乌龙茶，连身上的气味也似乎是一模一样的，叫我越看越舒服。 火车刚刚开出车站，C就从包里掏出两副牌来，说：“打牌打牌。”我们都很有兴趣，就只有A说昨天很晚才睡，要眯一会儿。隔走道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刚才和C搭过几句话，C就把他叫了过来，让A在一边听音乐打瞌睡。 我们打拱猪。A眯了一会儿醒过来，头凑上来看，手里举着C的无糖乌龙茶的瓶子说：“谁是猪?给我敲一记头!”我们说：“凭什么?”他说：“哎呀，我是裁判呀。”“打手!”C说，“什么裁判!” B在看自己的牌，这时从牌上面把头抬起来，笑道：“他倒好，一个人逍遥自在，还要敲敲人家的头什么的。”C拉来的牌友在一边穷笑，笑得牌也掉在地上，他就说：“哦哟!”赶快弯腰去拾。我们就在牌桌上笑他。 A敲不到谁的头，只好继续闭目养神。过半晌，他突然一睁眼，嘴巴一歪，嘿嘿嘿嘿地笑，说：“谁啦?谁啦?”C说：“舒美!”A就站起来，越过我的头去敲B。这样反反复复，B被敲了好几次。A说：“刘舒美，怎么总是你啦?”B轻轻地说：“没有办法呀。”说着把牌打出去。C在B对面说：quot;Van打牌打得很好的，你怎么一点也没有学到呢?”我们大家都一愣，B脸上也有点僵的样子。没有人回答C的问题，只有那个拉来的牌友在一边很天真地出牌。 一路上C总是好像很不经意地提到Van，Van这个Van那个，没人睬他，他一个人在那里说。 我们在杭州真的没有玩到什么，就是觉得一路上太阳很好。C起劲地要给我们拍照。他说拍照有远景中景近景，每次都要找树叶或者树枝来当近景。有一次他实在找不到近景，我就一伸手说：“喏，把手伸给你，就又有近景了。” 在西湖边上，C正好吃完一罐可乐。他走到废物箱边说：“现在你们看我用脚把这个易拉罐扔进去。”说着，他就把易拉罐夹在两脚中间，然后往上蹦。易拉罐从他双脚间飞出去，飞得很远，哐啷啷落在地上。他跑过去捡起来，重复刚才的动作。我和A笑得差点坐到地上，B站在距离我们好几米的地方，我们来不及去注意她。C第三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旁边走过来一个小孩，用非常不屑的口气说：“用手扔呀。白痴!”我真的坐到地上去了，A笑着要把我拉起来，拉了半天，一点也拉不动。 大约一刻钟之后，我们又遇到了那个小孩。他站在湖边，往对面看。C贼忒兮兮地走过去，站在他前面，叫A给他拍照片，很得意地说：“哼!谁叫你骂我白痴!”我笑得像个老太婆一样靠在树干上，走也走不动。 18：18，火车离开杭州站。我的眼光从车窗外面收回来，落到对面的B身上。白天太阳一直很好，到了邻近傍晚的时候，天却阴了下来。白花花的天光经过玻璃窗的过滤，照到B的脸庞上——是一种湿漉漉的浅蓝色。B本来望着窗外，感觉到我的目光，就扭头对我笑笑。她的眼睛在这种浅蓝色的光线下面，显得很清很清。整整一天过去，我到现在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她神情中淡淡的不悦——一团一团干冰般的烟雾，悄无声息地聚集在她柔软的刘海下面，是和傍晚的天光一样的浅蓝色，不停散发着潮气。 A在说，他妈妈串联的时候跑到北京，很富裕地用她小姑姑给的十元钱买了一个比脸盆还要大的面包，跟一群人一起，一路啃到哈尔滨。我听了大笑，可是并没有像想象中笑得那么过瘾。C笑得最厉害，笑过之后说他们寝室里有一个哈尔滨来的同学，号称哈尔滨有一种面包，很大很大，特别特别好吃，每人只许买两个——大概就是A说的那种面包。B听了，在那里给C一一指出他叙述中的不合理之处。我在一边穷笑八笑，笑得牙齿都发酸了。 当我的目光又一次落在B的双眉之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第n次开始想念陈小春。我每次一伤心起来，就总是喜欢乱想陈小春。 我们正以飞快的时速靠近上海。窗外的天光慢慢加深，而B的脸上总是同样的浅蓝色，衬着车厢里日光灯的青白色，看上去显得像果冻一样晶莹透明，随着火车轻微的颠簸，轻轻摇晃，摇晃，摇晃，摇晃下去。 C在我的斜对面望着我。我的目光和他对了一对——他的面孔绿莹莹的，下巴上有不规则排列的小胡茬，非常好看。然后，不知怎么回事，我就对牢他脱口而出说：“我实在是太喜欢陈小春了。” A极其大声地、好像对我的行为彻底失望的样子，叫了一声：啊——天哪——! B笑眯眯地说：“陈小春又来过了上海了。”我大叫：“真的?”B点点头说：“在华亭路上。看到的时候，我想打电话叫你过来，可是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我歇斯底里地说：“你为什么不跑上去对他说，叫他等我一等?!”愣了愣，我萎顿下来，摇摇头说：“算了算了。”A把手搭在我肩膀上，轻声说：“那么想看陈小春?”我脸对着火车的天花板，点点头。 ——我想起，在高中里一直反复做的一道物理题目：正在行驶的火车车厢顶上有一个水滴，问它落下时是会垂直还是往前还是往后。这道题目我从来也没有搞清楚过。后来发展成还要你计算水滴落下的速度什么的。我那时手握一支铅笔，把下巴放在草稿纸上，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水滴，高踞在车厢上方，盘算着往哪里落下……然后就以某个无法计算的速度坠落，坠落，坠落……落在列车员的脖子里。 我再次厌倦地往窗外看去。火车开得很慢，仿佛是在山道上盘旋，小心翼翼。我想起初中那次到昆明去，火车就是这样开了很长一段路——一面是山壁，一面是悬崖。山壁上密密地长着树，翠绿的枝叶凑上前来，亲昵地在车窗、车顶擦过，发出“咝咝”的声音。 A、B和C在讨论软座是如何的舒适。B说买两张软座然后躺下来，是很舒服的。A说：这样的票价大概可以买一张软卧了。C说，可能还是坐着好，在火车上一躺下来就想人非非。A听了，嘿嘿笑着问，怎么就想入非非? 我拆开了桌上放的一包果冻，开始漫无目的地吃，间或抽一张面巾纸擦擦溅到脸上、衣服上的果汁。有一两次，A扭头看着我，很不屑的一副表情说：“你怎么智商那么低的啦?果冻怎么会溅出来的?”我理直气壮地说：“是的呀。”我现在经常肆无忌惮地大声说，是的呀，是这样的呀，是呀是呀。 喇叭里在说前方到达什么什么站的时候，我开始默默策划如何在前面不露痕迹地下车，下去住几天。可是这样一来，我的包就要落在车上了。于是，开车的时候，A、B和C就想：咦，解颐怎么没了?到了上海，还是没看见。他们就想：糟了，把解颐丢了!其实只是解颐把她的包丢在火车上了——是解颐把他们丢了。 我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在列车轻微的震荡中幻想出轨。转念一想，这样对A、B、C就太不公平了，于是就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A的手放到了我的头上——我感觉到他的那个温度。我现在不想说话了。尽管我从小就喜欢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喜欢念经似的嗦，可是现在我还是不愿意说话了——千不愿意万不愿意。我想去跑步，一直跑到上海去。 我还是回到上海了。我们向地道走去的时候，我跟B拖在后面。我悄悄在她耳边说广舒美，你不要生张斓的气呀。你应该能理解他的呀。”B定定地把我看了一看，然后眼光坠到地上。在地道里，她说：“我知道。我不生他的气。”随即她抬头吐了口气，笑嘻嘻地说：“回去给Van打个电话。” 走出地道，看见外面露天里的灯光的时候，C大声说：“还是上海好!”我笑嘻嘻地看着他好看的脸庞和四肢，想：是的，上海是好。 可是，我还是回到上海了。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一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一个月 高考模拟考结束之后，张先生走进教室。我们数学老师正好在训话说：“离高考没有多久了，你们不要松懈，要给我放点脑子在数学上。”张先生在旁边接上去说：“你们李老师和我英雄所见略同。你们要放点脑子在数学上。”随即，他突然大喝一声：“你们不要断章取义，钻空子说我叫你们不学其他的课!我说的是要合理估计自己、安排时间，如果……就……也可以。你们要领会精神!”我们在下面哈哈哈哈大笑，我和同桌笑得缠在一起，分也分不开。 领会精神这句话实在是太好笑了。 于是就早早地放了学。多数人都有趁机放松一下的节目——我自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座位上，心里盘算着，不知道A会不会来，B又会不会来——今天不想见他们，最好他们都不要来。 窗外有人叫我。一看，是X走出去又折了回来。我走过去开窗。X问我：“张信哲的《爱转动》要不要?”我为难地说：“现在没有财力呀。”她说：“不是让你付钱。问你要不要。”我点头的时候，坐在窗口的一个男生说：“她是送你的，不要付钱。”X挥挥手说：“烦来!”转过来又问我有没有安排。我说没有。她犹豫着说：“去不去玩?”我说：“嗯……”我被她犹豫的神情感染了，半晌，突然提议道：“丢硬币吧?”她摇头。我来了劲，一迭连声地说：“丢么，丢么!”她说：“不要呀。”我伸手到口袋里找硬币，她反对得更加激烈，说：“不要呀，不要!”那个男生在旁边说：“要不要硬币?”X说：“不要。”我作罢，重又恢复了犹豫的态势，望着X。过了一会儿，X说：“算了吧。我走了。”我依旧嗯嗯啊啊。她又说：“我走了。”我说：“不好。”她发出嗯嗯的哭声说：“要下雨了。”我重复两遍不好之后，突然说：“好吧，再见。”她招招手，走两步，停下回头，又招招手，走到教学楼的边上，一转，不见了。我依旧站在窗前，看着空无一人的水泥地，看那上面银灰色的空气。那个男生说：“喂，你还在和谁讲话啊?”我回过神来，眨了眨眼睛，俯下腰身，把脑袋伸出窗外，对着天大声嚷嚷道：“啊呀!”然后缩进来，拉上窗，关好。 我一个人坐车回家，一路上让walkman不停地反复放张信哲的歌。我盘算着回家如何对爸妈交代——这次模拟考我是完蛋了。今天是星期五，下星期一，成绩一定会公布的。我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想象着：礼拜一我到学校，在校门口遇到张先生，他阴沉着脸说，你当考大学是捡香烟屁股啊?我就低下头去，可是还是能够感觉到他谴责的目光。他又说，你可以不要到学校来上课了——wū一样的成绩!于是我就说，好，那我就不到学校来了。说完，我转身就走，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复习功课。 我在家里，坐在写字台前面，背对着整个的家。我听到爸爸走进我的房间里，于是我在那里默念，出去!可是他不出去。我坐在原处，克制着自己，怕自己把模拟考试的真实情况泄漏给他。 我就这样度过了周末。 星期一到学校去的路上，我十分周密地设想了离家出走的情景：早上我背着书包离开家，不去学校，就到哪个大学的自修教室去，躲在那里读书，绝对不会有人找到我——我想，我的初衷应该是对的，只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读书。我连在哪儿吃饭、睡觉、洗澡洗头都想好了。可是我知道，我没有勇气实施。A要是知道了，一定会说，我真崇拜你，怎么就给你想出来了呢? 我想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找不到我，我不能让A找不到我。A帮我补课，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他要是来找我——我怎么跟他交代呢? 这一天都是不停地发考卷，每节课都发考卷。中午，最后发的语文试卷发了下来，等一下上课就要讲。我同桌吃午饭还没有回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座位上，桌上摊着一张又一张难看的考卷。我真是厌恶死了这种白花花的纸、纸上老师用红笔画的圈，还有我自己蓝色的错误的答案。这时候，我眼睛的余光看见A从门口走了进来。他一直走，走到我课桌的旁边，站定了。我没有抬头看他，但是我猜想，他一定是在看我摊在桌子上的考卷。我就坐在那里，人缩着，两只手并起来夹在膝盖的中间。随即A的手放在了我头上。我头一直低着，好像叽哩呱啦不知道说了些什么。A安安静静地等我说完，随后声音温暖地说：“过去了，就别想了。我们还有时间。”他的手在我头上，轻轻摸了摸。他手掌心的热度从我头发上一直朝里面传进来。我戴着眼镜闷坐在原处，眼泪滴在玻璃片上。 A说：“你好好上课吧。我在图书馆，等一下放学了来找你。我们好好研究研究。”我不响，不动。他没有立刻走，等了片刻，弯下腰来，帮我把滴水的眼镜摘掉，放在课桌上，压着语文试卷，随后直起身子。 走之前，他又摸了摸我的头。 A带着我走出校门，去坐公共汽车。我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去了就知道了。我说：“不行!你要告诉我，你带我到哪里去?”他原先一直在往前走，这时停下脚步，回头对我笑笑，轻声说：“你不是对我说，你想找一个又安静又舒服又有秩序的地方去复习功课吗?现在我带你去呀。” 我叉着双腿，站在候车的大金属棚底下，两条衣袖里都是汗。太阳从那上面照下来，地上一团蓝绿色的影子。金属的颜色、金属的影子，金属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叮叮当当。A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不动。他又晃了晃，我还是不动。他低下头，说：“精神那么不好啊?”我没有马上回答他，过了很久，才恹恹地说：“没有精神。”他不响了，突然从书包里拉出来一副耳机，开始听音乐。我没心思去问他在听什么。又过了一会儿，他拉拉我的衣袖，示意车来了。我点点头。 一路上，我一直在想，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在A带我到达那个地方之前，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推断出来——那是希尔顿。 我和A舒舒服服、大模大样地坐在希尔顿漂亮的大厅里。我挑了一个靠近角落的位置——一来比较隐蔽，二来我可以从这里看见进进出出各式各样的人。A坐在我的身边，我们一起做解析几何的题目。我的身体凉快起来，心安静下来，眼睛看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男男女女 ，耳朵里听A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曲线。我的眼前，一道一道全是亮晶晶的曲线，交错在一起，相互拥抱。在那些不停变幻着的曲线中间，时不时出现A笑眯眯的脸——他一直在说，这个你要注意一下，我们来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A的耳机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耳朵。我伸手拉了拉耳机线，抗议道：“怎么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听音乐呢?”他笑笑说：“我又没有听。关掉了呀——就是懒得再收起来。不信给你听。”说着把耳机拿下来，给我塞在耳朵里——果然是无声无息的。我摁摁耳朵，让耳机插得舒服一点，说：“放给我听听。”他就把书包里的diskman拿出来，给我放。 很有劲很有劲的鼓点，小男孩一样清纯和有劲的歌声。我在一群人la-la-la的欢呼声里，不小心也轻轻叫了一声。 我问A：“什么歌?”他说：“《Off tney?”与此同时，耳朵里一群人像一群年轻的上帝—样地拖长了声音唱：O-ff-the-groun-d!我高兴地冲A笑笑，说：“再放一遍吧!” 我悄悄告诉自己：现在，我坐在希尔顿银光闪闪的大厅里；听Paul Mc Cartney的《Off the Ground》! 我们太太平平地在那里坐了大概有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做题目，听Paul Mc Cartney像一个小男孩一样昂着头不停地唱啊唱啊。我正埋头研究一道题目的时候，A突然在我耳边悄声说：“黑猫来了。”我一抬头，果然看见一个衣冠楚楚的黑猫正朝我们走过来。我嘴唇动也不动地说：“怎么办?”A说：“什么怎么办?做你的题目呀。” 黑猫来到我们面前，问A是不是需要帮助。只见A面无表情、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找人。”黑猫问他找谁。A飞快地报了一个房间号码，还有一个外国人的名字。黑猫一听，转身就走了。我一口气刚刚松下来，A却已经抓住了我的手说：“快点走吧。”我诧异地说：“他不是走了吗?”A脸上笑嘻嘻的，说：“是的呀，他去查了呀。又没有我说的那个人的喽。”说着，就把我拽出了希尔顿的大门。 我们在希尔顿的马路对面哈哈大笑。一不小心，我的肩膀被A拍到了好几下。 银白色的希尔顿，真的很好看。比C还要好看。 A说：“怎么办?被赶出来了。”我说：“是的呀。怎么办?”A说：“不过今天的效率蛮高的。希尔顿的确有道理。” 我们开始朝前面走，走过了拿破仑酒吧，走过了上海家化的美容院，走过了许多服装专卖店，走过了亲爱的静安面包房。我们从华山路走到乌鲁木齐路，又从乌鲁木齐路走到五原路，看见华东神学院。随后，我们走到了常熟路——绕下来差不多是一个矩形。A悄悄地找到了我荡来荡去的手，握了一握。我扭过头去，正碰到他的目光，于是我们相视一笑。 喜欢一个人就一心一意喜欢一个人——天上亮堂堂的，嵌着这么一行字。 我把A的diskman抢了过来，拿在手里，一直听，一直听下去。Off the ground. A带我从常熟路走到了淮海路。 在我念念不忘的淮海路上走了十分钟，A停下脚步，说：“时间差不多了，回家吧。”我跟着他停下来，可是，我不想回家。 “我不想回家。”我说。A温和地笑笑，说：“不回家，干什么呢?”我眼睛看着前方刚开始亮起来的霓虹灯，下巴沉重地坠在嘴唇下方，执拗地、慢吞吞地嘟囔着说：“我不想回家。我、不、想、回、家。”A的眉头皱起来了，他看看我，又看看路上开来开去的车子，半晌，说：“那怎么办?我要回家了。”我的心默默地往脚底沉下去。我说：“那你回家好了。”“那不行，”A说，“要不然这样，我和你一起乘过去，我再乘回来，好吧?” 我站在淮海路上，不出声地瞪着A。“我家搬过了呀，”我说，“不是原来的地方。现在离你家很远的。”他笑道：“是的呀，你家搬过之后就没有去过，今天正好去认识认识。”我瞪着他，下巴要掉下来了。我说：“你的意思是，我哪里下来你也哪里下来?”他说：“是的。”我说：“真的啊?”他说：“喂，本来你就是一门语文最好一点，你不要再让我怀疑你的文字理解力呀。”我嘿嘿嘿笑起来，问：“你最晚几点要到家啊?”他说：“不管的。现在我没有考试任务，十点以前，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我一听，瞥了眼手表，说：“现在是五点——嘿嘿。”他警惕起来，跳开一步，指指我，说：“喂，你想干什么?不许动歪脑子!你不要想叫我乘到七宝去哦。”我笑着说：“我又没说到七宝去。七宝是郊区呀，我不到七宝去，你到七宝去干什么?” 我们说着话走到车站上，我抬头看看车牌，在心里飞快地盘算了一遍，说：“有两种乘法，要路多点的，还是要路少点的?”A说：“随便——丢个硬币吧。”说着拿出一枚硬币，说：“正面就是路多的，反面就是路少的。”他动作很漂亮地把硬币抛出去，然后接住，放到鼻子底下看了看，又给我看——是反面。“路少就路少。”我爽快地说。我们开始伸长脖子等车，等了不多久，我开心地笑起来说：“你又不知道哪个是路多的，哪个是路少的。”A愣了愣，笑道：“好，只好随便你了。” 我们乘车到中山北路，换乘上另外一辆屁也很难挤进去的公交车。A挤上去的时候，很想不通地自言自语道：“咦，怎么会有这么挤的车子呢?”我大笑。他气愤地质问道：“笑什么?”我说：“中山北路上到处是这样挤的车子嘛。” 车子从头到尾都挤满了，我跟A老老实实地夹在中间，一动也不动。A伸着脖子抱怨道：“哦哟，你这只书包真教人吃不消。”我被挤得说不出话来，只有嘿嘿地笑，笑得气回不上 来。 汽车每到一站，售票员都要大声呼吁车厢里的人再往里走一走，让下面的人上来，叫得气急败坏，也没有人响应。A小声说：“如果售票员知道我上这车干什么，一定会把我拎起来扔出去——哦，是先收钱，再扔出去。”我笑得前胸后背都有扩张的趋势——在我前面和后面的人真是苦不堪言。 又开了两站，车子渐渐有点空了，A带我挤到窗口，在那里认真地往外面看着。看了好半天，说：“这里我已经不认识了。有什么标志性建筑吗?”我想了想，说：“那边拐角处有一个华联超市。”A从双唇之间发出一个表示不可思议的气声，说：“哦哟，华联超市么全市哪里都有的呀。”我笑笑，说：“我把回来的车费给售票员，叫她一圈转回来的时候顺便把这个小朋友带回来。”A举举拳头，作势要打我。我大嚷起来：“小朋友，小朋友!”这时有辆反方向的公交车和我们擦身而过，我不平衡地说：“咦，为什么这辆车就那么空?”A慢吞吞地说：“因为你不在上面呀。我们这辆车的驾驶员写司机日志的时候，就要写：有一个像毒瘤一样的大书包阻碍交通。”我大叫：“屁!哪里有什么司机日志?船长才有日志!”A笑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天又阴了下来。我把眼睛放到窗玻璃上面，往外窥视着。天边有一团一团的乌云正在来到，灰色的天衬着屋顶和高大的树，一切都显得极端清晰，就像是从纸上剪下来，贴到了这个灰亮亮的背景上边。 在这个奇异的背景前面，有人大声唱着：Off the ground.鼓点像雨点一样，散发着芳香，从天的尽头奔腾而来。 我指着我家所在的那幢六层楼房，说：“喏，就是那里，四楼。”A大声说：“啊?就这呀?!”我好笑地说：“你指望什么啊?”A挠挠头皮，说：“倒也不是指望什么，就是没想到是这个。最好么是那种独幢的小别墅。”我说：“屁!想得出的喏，给你!是爸爸单位分的房子呀。”A笑道：“哦，真的啊。”他朝马路对面看了看，手指着一个大门问：“那是什么?”我看了看，说：“你自己不会看字啊?上海西站呀。”他没再说什么。我正准备送他去车站，他突然说：“有没有火车可以乘到我家去的?” 我大笑。他严肃地说：“这有什么好笑?有没有啊?”我说：“有倒是有的。上下班时间有在南翔和上海市区开来开去的小火车——不过要乘车证的。”他脸上灰了灰，嘴角掉下去。我端详着他，继续说：“也可以混上去的。我混过好多次，舒美也跟我一起混过一次。”A笑了笑，摸摸我的头，说：“那就带我也混一次吧。”我的头暖洋洋的，突然有一滴雨落在我鼻尖上，很阴凉。 A跟着我，去混小火车乘。他走在我左边靠后，我回头说：“待会儿门口有人拦住，我就没办法喽。”他问：“什么意思?”我说：“咦，有人拦住么就进不去了呀。” 经过菜场的时候，雨已经能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我说：“我妈妈正在里面买菜。”A说：“哦?碰到的话倒有点糟糕呢。”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妈妈不认识我的——是不认识我的吧?”“嗯，”我高兴地答应着，“就是嘛，不认识你的。”顿一顿，我又说：“可是，她认识我呀。”A大笑。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喂，回家去把不把模拟考成绩公布给家长?”我木然答道：“那当然是要告诉他们的呀。不告诉他们不是要被杀掉吗?”顿了顿，我又补充说：“告诉他们的话，多半也要被杀掉的。不过可能还有一线生机。”A说：“你这个人，以前倒看不出来那么想得通嘛！”我苦笑着说：“我读过这个高三，就可以忍受任何从前不能忍受的事情，就能对所有以前要掉眼泪的事嘻嘻哈哈。”A笑笑，我也笑笑。我们在西站的职工进口处飞快地对了对目光，然后他跟在我后面朝里走去。 我回头招招手，叫A快一点，重复道：“拦住就没办法了哦。”A说：“你一起进去呀。”“我当然陪你进去，送你上车的，”我说，“你自己怎么认识乘哪辆车呢?”边说边装模作样、镇定自若地往里走，A也紧跟着进来了。 现在我们站在了站台上面，细雨兴高采烈地落到我们头上，让我感觉我是一只在雨里的小狗——我的鼻子一淋湿、一发凉，我就会开始幻想自己是一只小狗。我隔着一根根的雨丝去看A，对他笑着。A也对我笑着。在这种小雨里面，世界看起来是最最清楚的。 我说：“到了新客站，你从北广场出去。不要走错了，走到南广场，就回不去了。”转念一想，纠正道：“回是回得去的，就是要花许许多多的时间。”“就是，”A接口说，“就是我妈要把我打个半死，再扔出去。”我笑笑，接着前面的话说：“到新客站总有人下去的，多数人都要从北广场出去，你就跟着一起走，不要睬门口的黑猫，就像对付希尔顿的黑猫一样。”A拍着我的肩膀大笑。我发急地说：“不要笑呀，我在这里正正经经跟你说。你不看他，他不拦你，你一看他，他就要拦你了。”A严肃起来，问：“万一被他拦住呢?”我想了想，说：“一般不会。要是拦住了，你就说你是乘小客车的。”A呆了半天，说：“要不我就说杜霜晓的名字好了。她妈妈不是在新客站工作的吗?啊呀，”我不耐烦地说，“真要拦住了，你就说证件忘记带了。他总不会把你关起来的——关你又没什么意思。”我们对了对目光，嘿嘿一笑。 等了一刻钟，A嘟囔着说：“不来啊?——好，给你骗进了。”他朝距离我们一米多远的一根柱子走过去，站定了，对我说：“唉，我居然会得(“会得”就是上海话里“会”的意思)陪你乘车的，又是会得跟你到这里来的。”我贼忒兮兮地笑。他嚷着：“笑什么?”我安慰他说：“一刻钟之内总会有车来的。大概当中落掉了一班。”他安静下来，笑眯眯地走回来，两手抱在胸前。 这时有一列火车轰轰地开过去。等它走远，A说：“从来没有看到过火车这样开过去。”我惊讶地瞪牢他说：“不至于吧?”在火车上看当然不算，”他解释道，“没站在这种地方，这么近地看过——感觉太好了!”我说：“我看过许多遍了。”他没有马上说话，伸手在脸上擦了一把，擦掉一些雨水，说：“真幸福。以后买房子一定要买这种靠近火车站的房子。”屁!”我说，“可惜我们家又要搬了，搬到浦东去——”这时又一辆火车开过去，A冲着它张大嘴巴吼。他的声音全都是火车车头发出的声音。 我注视着他，细细的雨落在我嘴唇上。在一晃而过的千分之一秒间，我想起了物理补课班上吻我的那个陌生人。我的嘴唇又渐显湿润。而此时此刻，我注视着A——我的脑子混乱地悲伤起来。 我们站的地方靠着一个水池子，上面装了好多水龙头。A走来走去，指着它们说：“这里装这个干什么?”我难得抓住一个机会来嘲笑他，说：“咦，火车站么，都有的呀。一站到了，人家总要下来洗把脸，动动腿脚呀——再装点水。”他露出鄙夷的神情来，好像是认为我说的话荒唐可笑，比划着说：“啊，人家到一个车站，就要下来洗脸啊?哦，拿了一块毛巾下来?”我有点毛，争道：“是的呀。是这样的嘛。火车上，走一段路，到一站，总要清理清理，乘务员也要负责重新装水的呀，要不然车上的水在哪里?”A看看我，对我一笑，说：“好吧。你是这里的土地婆婆嘛，我就相信你吧。”我好玩地说：“你不也是你们那里的土地公公吗?”他说：“不是。我们那里有杜霜晓做土地婆婆，轮不到我呀。”我笑起来说：“我就是这个意思呀。喏，你是土地公公，她是土地婆婆。”还没说完，我就准备逃跑，谁知话音未落，一只手已经迅雷不及掩耳地来掐我的脖子了。我大叫，跳了几脚，跳开。A用手点着我，面目狰狞地说：“你这家伙!” 车终于还是来了。A走上去，在车厢里走着找位子，我在下面跟着他走。坐定之后，他伸出脑袋说：“八点打个电话过来。要是我还没回家，就告诉我妈妈，说我被火车站扣住了，叫她去领。”我说：“屁!”他转了转头，往车厢里打量一番，说：“这节车厢一个人也没有。”我有点诧异，探头去一看——真的一个人也没有——一时想不起什么话，就说：“哦，蛮好的呀。”他又转了转头，说：“有辆自行车。”我笑笑。他说：“说不定是这节车厢里的一个鬼魂的自行车。说不定我不是被扣起来的，是被这个鬼魂害死了。”我脸一变，说：“喂，别说这种话。”他高兴地笑了，伸出手来，递给我一张纸条，说：“喏，这个给你。”我接在手里，没有马上打开——心里有种很忐忑的感觉，好像真的害怕车厢里有个鬼魂。 火车哇哇叫唤着。A在窗口对我微笑。我一直望着他，一直望着他，随即，不知怎么又脱口而出地叮嘱道：“下车要从北广场出去，跟很多人一起走，知道吧?”他笑眯眯地从车窗那头看着我说：“知道啦!”火车轰隆轰隆的，我们两个人都大声嚷嚷着。 A的手第n次放在我头顶心上，柔声说：“好好的，知道吗?回家做做功课。时间足够的。” 我点头，手里还是拿着他的diskman。耳朵里还是有一个最好听的声音在循环往复地唱，唱不完地唱，一生一世地唱下去，几辈子一直一直唱下去。 车动了，我对他招招手。他安安静静地坐着，冲我微笑。这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刚才走到车站来的时候，他问我，在南翔上班，做什么事呢?当时我想了半天，眼睛一亮，说，在南翔做小笼包子的大菜师傅!他大笑说，哦，每天坐小客车去做小笼包子啊? 我笑嘻嘻地看着车走掉了，A也走掉了。于是我越过轨道，出车站，回家。 手心里A给我的纸条轻柔地硌着皮肤。我把它打开来——是《Off the Ground》的歌词——大概是刚才在希尔顿，A趁我研究解析几何的时候默写下来的。 t of ache For you to sink so low. You must on of pressure. Only anshe answer‘s no. I need loving，you need loving too. Doesn‘t take a lot to get off the ground. t of magic he world was born. Let me be the one you wish for, One you call for,when you‘re all alone. I need loving,you need loving too. ouldn‘t take a lot to get off the ground. Off the ground. Fly around, fly around. he sound. Off the ground. t it takes a lot of power to make a big tree grow. It doesn‘t need a pot of knowledge, For a seed kno know. You need loving, I need loving too. Doesn‘t take a lot to get off the ground. Off the ground. Fly around, fly around. he sound. Off the ground. he sound. Off the ground. Yeahe ground. 雨落得密密匝匝——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密起来的。在站台上时，我问过A，为什么雨和雨的下法都不一样——有时一颗一颗大大的、圆滚滚，有时又像这样。A说，是天上风大的缘故，把雨吹散了，所以不那么分明。 Off the ground的歌声像雨点一样热烈地从天上刮大风的那个地方落下来。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十一个月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十一个月 我总是以为自己和A见面的次数非常少——要不是熊熊提醒，我就真的要这样一直以为下去了。那天下午，我坐在寝室里的床上长吁短叹，——但凡碰到好天气，我必得长吁短叹，必得拍着大腿连声说，这么好的天气不出去简直浪费浪费!熊熊也在床上，午睡做了一个梦，刚刚醒过来——她呢呢喃喃地说，叫你男朋友来呀，一起出去玩。我叹着气说，他怎么会肯呢?他最不肯陪我出去荡了。熊熊把头从床板的边沿伸出来，皱着眉头说，不会吧?他都那么勤劳了，你还说他不肯? 我这才开始领悟到：A到底陪了我多久。随即我立刻开始缓缓地领悟：从认识我开始，A差不多陪了我多久。 多得我数都数不过来。似乎恐龙的整个时代也抵不上A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我睡在床上，被那个巨大的数目吓坏了。 于是，这个下午剩下的所有时间，我就那样呆呆地躺在原处，反复思考着关于时间的问题。我的眼睛注视着天花板，先是对刚才估算出来的那个时间长度感到怀疑，接着对A感到怀疑，最后对我自己感到了怀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一个梦——凡是梦里的时间都过得飞快，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就去掉了三辈子，也可能是四辈子……也许和A在一起的那些时间，只是一个非常短小的梦而已。 如果是一个梦的话，那么既然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意味着梦快要醒了。每次梦要醒的时候，我都是有知觉的，所以会坚持着不让梦一下子就醒——像这样，我就可以坚持好一会儿。可是，如果是做梦的话，就总是会醒的。 问题是，如果是一个梦，那是不是对我更有好处呢? 我呼吸均匀地瞪着天花板，没有办法清楚地在眼前找出A的模样和表情来。也许有几秒钟，脑海里凸现了几张面孔，但是我不能确定，哪一张脸是A的。我舒舒服服地躺着，任由那一张张没有说服力的脸一跳一跳地漂了过去。 “襄没城，我爱你。襄没城，我爱你。我爱你。”我对我自己一遍又一遍地说。 熊熊不知什么时候下了床，突然站在我的床下面敲床档。我伸伸头，她说：“吃饭。”我说：“不。”她说：“算嘞，陪我吃饭么好了呀。”我说：“不么。”她说：“我请你吃饭。”我头再伸出去一点，笑嘻嘻地问：“为什么?”她两条胳膊甩来甩去，说：“我有钱。”我大笑，她也笑。我说：“好吧。”于是我开始往下爬，半当中被熊熊打了一下屁股。 我跟着熊熊去吃饭，看见食堂里都是一模一样的脸。 晚上，我正坐着洗脚，B打来了电话。我笑嘻嘻地接她的电话，双脚纹丝不动地浸在温水里。B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洗脚。”B说：“啊?又在洗脚啊?”我说：“什么叫又在洗脚?”B说：“寒假的时候我到你们寝室来，你不是也在洗脚吗?”我高兴地回答说：“是的是的!” 那一次我还邀请B和我一起洗脚。我记得那天她穿着一件紫色的衣服，脸庞非常湿润，而她的刘海像睡着的小猫一样温顺地蜷伏在她的额头上。我们把脚一起放在温暖的水里，手边一个热水瓶，不停地加水。那一次我们好像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关于B和C，最后还提到了Van。 我回到此时此刻，问电话那头的B：“怎么样啦，你和Van？”B笑笑，没说什么。随即，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关于张信哲的事情，然后B突然说：“喂，你就老实交代吧。”我的脚在水里动来动去，问：“什么?”她说：“你就跟我说说你高三时候补习物理的事情吧。” 我愣了一下，熊熊从我的面前走过去，轻轻拍了拍我的头。只听见B的声音在电话那一头说：“你在那里，认没认识一个人叫蓝博的啊?” ——蓝博是谁? “蓝博是谁?”我说。“啊?!”B诧异地说，“难道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吗?就是和你在一起坐了几次的那个人呀。”我说：“啊?啊……”B大概在那里认真地想了想，随后说：“你不是还和他一起出去兜过马路的吗?哦，连名字也不知道，就出去荡啊?以前没看出来你是这样的人嘛。” 我的两只脚继续在水里悄悄地动来动去。我差一点就忘记了那个在地铁车站里吻了我的陌生人——他难道叫做蓝博吗?蓝博?怎么会有人叫这种奇怪的名字? “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迟疑地问。 “Van跟他在高中里是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呀。”B笑嘻嘻地说，“嘿嘿，看不出嘛，这么守口如瓶。”顿了顿，她压低声音说：“喂，他一直在惦记你呀。” 我默默地听着，说不出什么。我的嘴唇又一次湿润起来，地铁车站里带灰气味的风隐约从我头顶掠过。 B叫我星期五去她学校玩，我说，好的好的。 星期五下课之后，我背着书包直接到B那里去。下车的时候，我立刻看到B站在校门口——那一瞬间她笑了起来。 在我的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B指指它，问：“为什么不放到包里?”我说：“理书包太匆忙，忘记放进去，所以就这样拿着。”B把本子拿过去，翻，翻到笔记的最后一页，出声念道：“在西方，宗教改革之后，当各方势均力敌、战争频繁时，宽容出现了——张信哲从此走红，解颐从此喜欢上了张信哲，执迷不悔。”她大笑，随后说：“那么喜欢张信哲啊?”我说：“是阿。”我的回答逗得我自己很开心。她这个问句让我想起很久以前那个深夜，我们坐在网球场黑白交界的地方——她说：“那么喜欢陈小春吗?”当时她那个清凉的伤心的声音就仿佛是从云端忽忽悠悠地飘了下来。 我们开始往校门里面走。我说；“到哪里去啊?”她没回答，只是说：“你是喜欢张信哲还是喜欢陈小春啦?说说清楚。”我说：“不知道——不一样的呀——”我一下子不一样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没说下去。她说：“真吃不消你。你有病啊?”我很得意地朝前看着，朝前走着，不回答。B好像非常有目标地带着我往某个地方去，但是她没有说任何有关于那个地方的话。 我们一路讨论着张信哲和陈小春，一直朝后门走，走走，最后走到了刚开学的那一次，我和B、C一起坐着说话的那个红茶坊对面。 隔着一条窄小的马路看过去，红茶坊的大玻璃后面烟雾迷蒙。B说，Van在那里边等我们。我笑起来，说了几句关于她和Van的玩笑话，正准备过马路——突然之间，我相信自己透过那块烟气沉沉的大玻璃看到了什么。 一个人的侧脸。 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他坐在紧靠窗玻璃的座位，他的脸像一个浮雕般地滞留在那面玻璃上。他很好看——所有看得见的细节，一眼望过去就会发现是真的很好看，简直像一个电影明星，好看得那么陌生和遥远。 我透过玻璃望着那张浑然不觉的侧脸，嘴唇再一次潮湿起来。那张脸像一个特殊的符号一样刻在了我的视网膜上。全世界都潮湿了起来，滑腻腻的。 B开始过马路，走出去几步，一回头，看看我，又退了回来，拉拉我的手。我目光一动，掉转身子就往回走。 B追上来，说：“他在等你。今天是他生日，蛋糕也买好了。”我加快步子。她说：“你真的不想见他?”我走到路口拐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冲过来，我一让，他骂了一声。B跟过来拉住我，说：“你当心呀!” 我站定在原处。我的目光感染到嘴唇的潮湿，无处可逃。“我又不认识他。”我说。 B和我呈九十度站着，握住我的手。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在湿漉漉的空气里站了一会儿，接着，她轻声说：“对不起，我做得不对。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他太想见见你——所以我就……” “让我走吧。”我说。 她的手松了松，我小腿上的筋一动，朝前走出几步。B在后头说：“捉牢你。”我应声没命地奔跑起来，潮湿的空气从我耳边呼呼掠过——一直跑到又一个转弯口，我才慢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看。B仍在原处。 我像逃命一样地走出校门，走向车站。我想B要去对那个人说了——他会怎么样?会把蛋糕扔了吗?他会不会现在骑车来追我?我站在站牌下面，焦灼地东张西望。一辆车开过来，门一开，我赶快跳上去，转过身看着门关上，这才松了一口气。我想，这下他再也追不上我了。 其实，到这个时候，大概B刚刚走到红茶坊，在对他解释所发生的事情。然而我还是很侥幸，侥幸他没能追上我——我终于没有又一次被这个陌生人抓住。 我在车厢里轻松地颠来颠去，回想起和他最后一次见面的事情。蓝博?他是叫蓝博吗?多么奇怪的名字啊，而我过去一直都不知道。他在地铁车站里吻我，抱我，心疼地看着我，我的世界从四面墙壁往外面不停地渗水。 天很浅很浅地暗下来，我马不停蹄地回到家。我说我不要吃饭，我要睡觉，我头痛。妈妈惊恐地给我吃药，给我喝粥，随后让我蒙在被子里。爸爸惋惜地关掉了唱机，他的拉赫玛尼诺夫像雨水一样，无声无息地从天花板上一串串掉下来，沉默中，隔很久掉下来短短的一串，支离破碎，支离破碎，支……离……破……碎。 蓝博。蓝博。 我和蓝博结了婚——也许是结婚，也许没有结婚，只是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呢?不为什么。似乎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理所当然地在一起。还有其他的人——还有B，还有我的表哥、嫂嫂、表姐、姐夫……很多很多的人，都住在一所大房子里。 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一天，B、表哥、嫂嫂、表姐、姐夫他们都到其他地方去了。我抓住B的手臂，问她要去干什么，她笑笑说：“以我们特别的方式。以具有纪念意义的方式。”于是他们都走了，剩下我和蓝博两个人。 我站在厨房里，对他说：“让我们也有一次飞扬的感觉吧。”他就抱着我旋转起来，越转越高。我的头发飞起来，魂飞起采，心里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我闭着眼睛哇哇大叫：“我们真的飞起来了!我们真的飞起来了!”我和他拥抱着，旋转着，转了很久很久。他说；“没有人进来，我们就永远这样转下去。”我紧紧抱着他，突然我们就到了B那个大学蓝盈盈的、刮大风的草地上，大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一瞬间，我发觉我爱上他了。我的眼泪飞，出来，粉粉碎。 过了那么久，直到这一瞬间，我才刚刚爱上他。 半夜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开了灯，用心爱的4B铅笔在墙壁上记下这个梦。记完全之后，我醒了，躺在自己的床上，安安静静，平平稳稳，投有人抱着我在飞扬。 在这一瞬间，我究竟爱上了谁呢? 我又一次长途跋涉，到B的大学去——我去找A。 门打开了，我伸进脑袋去，才刚开口说：“请问襄——”就看到A站在门边上，在打电话。我对他笑，他伸手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过去，挂上了电话。我看到他，一下子突然把脑子里的所有话都忘记了——忘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忘得干干净净。我微带惊恐地注意到：这已经不是偶尔发生一次的情况了。 我热得要命，又没有话好说，只好说：“热死了。”A说：“是啊，今天热得要命。不正常。”把我带到寝室里——没别人在。他们寝室里的人老是不在——A常常说他们都去约会，很荒淫的。 A踢踢自己的椅子，说：“你坐一会儿。我这儿茶也没有。”我说：“不用。我还是站着好。”我用手在耳朵边上扇了两下风，把手里的大书包堆到他书桌的角落里——马上变成巨 大的一摊。他打量着我，又说：“你坐。”我只好坐下。他站在我前面几十公分处，想了很久，说：“这样吧，你坐一会儿。”我坐着，抬头看他，无奈地点点头。 最近我发现他这个人做事很怪，不知道都在想些什么。我大老远跑过来，热成这样，他却说：“这样吧——”怎么样呢?难道他和我一样，想不起说什么话吗?不过我也是没事找事干，缺了课出来荡——我站在A的门口，想去敲门的时候，是真的怀着一种期待，想去证明些什么，但是看到他的那一瞬间，这个想法就被打发了，而坐到现在，我更要发誓永远也不这样想了。 他问我：“怎么会过来的?”我说：“想你了，过来看看你。”我的声音干巴巴的，我没有信心让他相信这是真话。他笑笑，在我面前走了几圈，说：“喏，那我给你看看。”“屁!”我有气无力地说。 “吃过饭没有?”他问。我摇头，说：“我要去找舒美吃。”他伸手过来，抓抓我的肩膀，柔声说：“不要去找她了，她有两人世界。我陪你去吃一点么好了。”我说：“好吧。”又问：“舒美跟谁两人世界?”“当然是Van了。”A答道。我失望地说：“哦。”A本来走到书架前去站着，这时扭头冲我笑。“干什么呀。”我说。 我跟着A下楼去，A去车棚取自行车，说：“荡你过去。”我就坐上去。他大声说：“蛮重的么。”我想起来，他过去也说过我重，还要说我比一袋米重——他怎么总是说重复的话? A带我去食堂，让我坐在背对电视机的座位上，然后给我买大排面。我说：“啊，大排面!”他大笑。 他看我吃面——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抬着头在看电视。可惜电视里放的不过是电视直销而已，尽是些奇形怪状的人在那里张牙舞爪，或者，还有成笼成笼的兔子。面吃到一半的时候，他问我：“你们学校最近有什么事么?”我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都不关心的啊?”我摇头。他说：“你为什么不关心呢?”我短短地愣了一下，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穷追不舍。换了别人，大概是不会问“为什么不关心”的——不关心就是不关心，有为什么吗?要是过去，我想他也绝不会这样问。可见他是无话可说。 我说：“不关心就是不关心，有为什么吗?”他没有答话，仍旧去看电视直销。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总不该不懂的。可他却是一副全然什么都不明白的样子，嘴角边上、鼻翼边上杂带着不满和不屑的情绪，在我对面生着闷气。我莫名其妙地瞥了他一眼——有必要生气吗?为我不关心学校里有什么事而生气?没有道理呀。 我咬断嘴边纠缠不清的面条，吐字一清二楚地重复道：“不想关心。”然后飞快地把筷子上吊着的面又塞进嘴里，生着气——尴尬地生着气。 他头再次转回来，眼睛注视着我身后的食堂门，说：“为什么不想关心?”我不停地往嘴里面填面条，含含糊糊地回答：“没什么。就是不想。” 他终于没再问下去，并且不再跟我说话——什么也不说。我面很快地吃完了。他惊讶地说：“吃得那么快?”我想，因为你不说话，所以吃得快呀。嘴巴里却说：“面么总是吃得快一点的。” 我们走出食堂，A去开自行车，示意我坐好。我摇头，说：“我不坐了。”他没有坚持，让我走在他的一边，推着自行车走，很专心地往前面走去，什么也不说。 天暗了下来，就好像已经暗了几十年那样，暗得非常匀净。一个个黑色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有单独行动的，也有两个在一起的，也有很大的一帮人——黑漆漆的一大摊，像摊墨汁，收也收不干净。 我暗暗想：他怎么不和我说话了呢?我怎么没话可说呢?现在两个人在一起，怎么总是冷场呢?没几个月前，他还总是会说，走一会儿吧，说说话吧。现在呢?现在怎么了呢? 我们站在窄小的路口，一辆深红的法拉利从我们面前开过去——像夜晚的一个美梦一样开过去，发动机动听地均匀地响着，像最好听的鼾声。换了过去，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兴奋死了，况且在大学校园里很少能看到那么高档的车子——可是今天，我没有兴奋，他也没有。当法拉利尾灯的红光照在我脸上时，我开口对自己小声说：“解颐，你不要这样。” A扭过头，问：“你说什么?” 我停下脚步，他也停下了脚步。我们在法拉利开过的夜色里彼此遥望着。 “你带我去看看草坪吧。”我说。 A说：“那里很奇怪的。去干什么?”我说：“去嘞，去嘞。”A皱皱眉头，说：“做事情要考虑清楚，不要无缘无故，懂?”我说：“去嘞，去嘞。”A笑笑。 路灯下面，草坪还是蓝盈盈的，上面有薄薄一层雾气——好像是这块草坪把雾气给映蓝了。我说：“让我进去坐坐吧。”A说：“坐什么?”我已经跨进去了。一刹那，我的脚尖上飞快地掠过一阵风。 草坪上真的有风。风把我和A的头发一起吹了起来。 我往下一坐，A坐在我身边，说：“这种怪地方，你来干什么?”我不响，让风自由地从身体里穿过去。A扭头打量了我一会儿，就伸出胳膊，搭在我肩膀上。他的手指在我脸颊上面轻轻滑过，像一阵方向相反的微风。 “襄没(méi)城，我爱你。”我说。 他的手指在我面颊上停留的时间长了一点。我听见他声音轻柔地说：“你不要勉强。” “我爱你。”我重复道。 他没有马上做出反应。风从我们的魂灵中心穿过去，边缘很粗糙，擦在我皮肤上，隐隐作痛。我头抬了抬——天是深蓝色的，在这片草坪上，连天上的星星也被吹走了。草坪就像是天的倒影。A过去对我说过，天上的风很大，所以雨掉下来的时候，常常很难保持一滴一滴的形状。 我们沉默地坐了很久很久，突然，A在我耳边轻轻说：“解颐，其实你要是不爱我，也不用勉强的。”说着把手放在我头上。 我没有回答，没有扭头去看他，没有从他的呼吸和手掌心的温度下面挪开。风像大雨一样，一整片一整片地扑到我身上，把我淋湿。我呆呆地坐着，不动，眼泪流下来，一下子被风吹掉了，吹得无影无踪。 我说：“我不是不爱你，是爱你的。我不是不爱你，不是不爱你，不是的。不是不爱你……”一直不间断地反复说下去。A把我揽在怀里，紧紧抱住——然而，我没有一点感觉。 在我耳边，突然出采一个亲切的声音说：“不是没有办法吧?是不能说。”就是那个曾经来过的声音，那个完全不属于人，却比人更加亲近的声音。我吓得差点蹦了起来，A更紧地把我搂住。我一迭连声地说：“我不是不爱你，不是不爱，不是不是……”那个声音暖洋洋贴着我的耳朵，悠悠说：“不是没有办法吧?是不能说。不是没有办法吧?是不能说，是不能说……”一会儿是风声，一会儿又变成那个声音。 我和A吵了起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吵得既狂暴又野蛮。我们吵了很久，久得都没有办法计算出来。后来，还打。我打不过他，于是就防他打我；像一只疯狗，又跳又叫又抓，不让他有机会打到我。像这样过了说不清多少时间，我怕得要命，又气得要命，可还是停不下来。我在发抖，要发疯了。我扑过去，拉住他的袖子，一直往外拉，越拉越长，越拉越长。他嘲讽地、侮辱地、轻蔑地、不屑地笑，定定望着我，说：“你再拉呀，你再拉呀。”我一放手，拉长的袖子缩回去。我又两只手不住地扑腾，边扑腾边掉眼泪——不是一串一串，是一滴一滴的，连不起来，就那样一滴一滴，最伤心最苦痛地掉下来。突然我不打了，一下子坐到离他很远的地方，旁边坐着C。我听见A在说：“眼泪没地方滴，只好滴到海里去。”我的魂在那里拼命地想：爱一个人的话，是不会说这种话的——那么他不爱我了。我开始希望这只是一场梦，可是看来好像不是——怎么会认为是一场梦呢?真好笑。我侧过脸，想说出来，可是一点也不会说，只好问C：“是不是?”可能问出口了，也可能没有—— 我只是从梦中醒了过来。 窗外白天的光透过窗帘照进采，淡淡的，一条一条。我知道我就是醒了——刚才的那个场面，就好像B和C分手的那天晚上一样。那么C是不是也对B说“你再拉呀”呢? 心底的悲哀升上来，通过面孔，直升到头顶上面去——似乎是A储存在我心里的手掌的温度正在慢慢挥发，飘散出去。刚才梦里滴到海里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这次是一串一串紧紧贴着面颊滑落下来，渗到被子的绒布面子里去。 我舒适地躺着，在白天躲在被子里，像一个小东西一样流着眼泪。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不能再爱A呢?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去爱A呢?为什么，A好像也无法再爱下去了呢?一条一条淡淡的日光没有止境地从我身上流淌过去。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三天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前三天 7月3日的时候，离高考只剩三天了。而现在是中午，所以，实际上连三天也没有了。 两天前，我终于安静下来，好好地看书、做题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竟然会在这十几年里学了那么多东西——不由很佩服自己。我开始痛苦地背英文单词，缓慢地一个一个背下去。 一天前，A打电话来，我告诉他：我在看书，我差不多把所有的书都看了一遍。A说，蛮好蛮好。我伤心地说，襄没城。他说；干什么?我说，我来得及吗?我来不及了吧?A说，怎么来不及?我帮你复习了三个月，你还会有什么问题?我说，真的啊?他说，那是当然的。我心事重重地说，噢。 A突然说，哦，我想起来了，你志愿填过没有?我大笑道，那当然早就填过了。A舒了一口气，释然地说，那就真的没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你放心去考试吧。我笑笑，问，你这两天在干什么?他说，没什么，明天我大概要出去，到淮海路去买点东西。我从沙发上跳起来，兴奋地说，我也去!我也去!他大声说：你这个人!你给我看书!我大叫，我也去呀!他静了静，半真半假地说，随便你。 我高兴死了，因为想到高考之前还可以到淮海路去玩。我坚决地相信，到淮海路去玩一次，三天之后的高考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到了今天，中午，我准备好要出发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我不知道A什么时候去淮海路，也不知道他在淮海路的哪里。 我站在家门口，对牢走廊里的窗户看。看了半晌，我叹出一口气，背着一个大书包，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 我乘94路，到襄阳路下车，然后慢吞吞地走到淮海路去。不久之前，A也曾经带我这样走过一次，然后，他还陪我乘车乘到家里，再自己坐小火车回家。他现在在不在淮海路上? 我走过了襄阳公园的围墙。在马路对面有一家看上去非常高级的发廊和另一家看上去非常高级的灯具店。当我走到拐弯处的时候，顺便偷偷瞥了一眼对面那个叫S的咖啡馆——又有好几个外国人坐在露天里，胖胖的外国小孩在桌子椅子之间跑来跑去。我最终徒步走到了淮海路上，经过襄阳公园的门口——跟他们比起来，我是那么的不自由，那么不自由。 有一次A坐在教室里跟我聊天，旁边还有一个我们都不大喜欢的女生。A指着我说，喏，你这个人么是要绝对的自由的。我说，我怎么不知道。那个女生马上说，我也是的呀，我也是要绝对自由的。A瞥了她一眼，说，不是的，像我们这种人，自由一天到晚三番四次地挂在嘴上——她从来不说自由，可是她是不能忍受不自由的。我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那个女生说，我也是不能忍受不自由的。A没有睬她，对我笑了笑。 A说我是最要自由的人，可是我现在走在淮海路上，找不到A——我怎么有自由? 我走过了一个音像器材店，走过了一个卖手视的店，又走过了几个专卖店，然后我穿过陕西南路，走到百盛门口，停住脚步。百盛这个建筑把一种灰绿色的光投射在石块拼的地面上，我站在这种光线里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A。我在那里东张西望，移动着两腿的重心，看了一眼马路对面的巴黎春天。随即我走进百盛里面，目不斜视地经过Esprit和a.v.v，经过一条明黄一条蓝绿的Za专柜，经过手表专柜、首饰专柜，走到尽头的运动专卖，然后折回来，乘电梯上楼去。我把手放在电梯扶手上，头抬起来——感觉不到A的信息。 在百盛兜了一圈，我走出来。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下——有一种冲动，让我想到旁边的地铁陕西南路站去，去看看久违的季风书园。我定定地呆在百盛门口，头朝左转，望着地铁站的入口。很多人走进去、走出来，在我身边也是有很多很多人走进去、走出来。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我身上晃了一眼——因为他们是那么兴高采烈，那么兴高采烈地朝Esprit、a.v.v、Za冲过去，所以他们不能忍受我这样戳在门口。——他们的视网膜上面。我知道他们是对的，我多羡慕他们能高高兴兴地到淮海路上来玩啊!我现在在淮海路上，没有办法找到A，得不到关于A的任何信息——我怎么对得起我亲爱的淮海路呢?我站在原处，叹了一口气——地铁站出口没有透露A的信息。我朝前走去，默默地对那些看着我的人说，对不起，请你们理解我。 我走过很多很多商店，走到伊势丹，走进去，又走出来，走到书城，走进去，又走出来，走过妇女用品商店，走过天桥，走到太平洋百货，走进去，又走出来。太平洋的门口总是很热闹，我站在那里，热昏了。我的支撑点在摇晃，晃得很厉害。我很惊恐，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到哪里去——在哪里才可以找到A。 太阳直接照到我的瞳孔里，我自己很渺小地躲在太阳光后面，扭头看看太平洋高高的柱子。到处是时髦的红色，有一次我对A说，我喜欢死了这种红颜色。A回答了什么呢?我忘记了。他好像说，哦哟。也可能是说这怎么可能。我现在很想问问A，为什么这就不可能。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找到A。淮海路上找不到他的信息。 难道他不在淮海路上吗? 我走到路边的投币电话前面，扔进一块钱，拨了一个电话到A家。没有人接。嘟——嘟——的声音响了一下又一下，我侧过身子，靠在有机玻璃上面，望着马路。一辆法拉利开了过去。从前，只要一看见法拉利，A就好像正在我的身边，可是现在，路上没有A的信息。A的家里也没有A的信息。我直直往前方看着，累得眼皮一下又一下地掉下来，带出来几滴泪水，落在地上。我伸出手，用手背在眼睛上擦了几下——好像没有什么理由这样。 我挂上电话，环顾四周。第一眼看见楼房之间白色的天空的时候，我眼前突然出现几行字幕： 谨以此片 献给 所有 在一夜之间 失去了 父母 朋友 和爱人 而孤独地生活在 这个世界上的 人 那是A给我看的一部捷克电影结束的时候打出来的字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投影在白色天空上面，一行一行，凸现出来，然后淡出，凸现出来，然后淡出，淡出。一瞬间，我爱上了那部电影。我爱上了所有的电影，爱上了电影院。有一次，我对A说，将来我要在家里买一个大的屏幕，然后，放投影，我一个人看，看看睡睡。A点点头说，嗯，看不出来你是一个追求高档生活的人。我大笑，说，是的是的，我是追求高档生活的!我想念着，在那部捷克电影里，有一个很好看的留长卷发的男孩子，总是在家里把好莱坞电影投影到窗帘上面，于是有许许多多小孩站在他的楼下看电影，看到的人和字都是反过来的。 我转个身，往回走去。我的支撑点摇晃得厉害，晕乎乎地走着，想着：只要走，就总是会碰到的。 再次走过妇女用品商店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过的大概是这样一种生活：一边等待死亡，一边等待高档生活。不知道哪个会先来——还是一起来。要是一起来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A什么时候会来呢? 再过三天也不到，就要高考了。现在，我在淮海路上——假如今天我不能找到A，那么可能我就永远也找不到A了。我将消失在某所大学里，消失在世界上，消失在A的手心里，心里。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高考会失败，可是现在，我突然之间非常自信起来——我确信自己一定能考上大学的。然而我又确信，假如今天我不能找到A，那么我的整个将来都会是失败的，孤独的，失败的，孤独的，失败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确定这件事情。 我开始一刻不停地拨投币电话。淮海路上，一个又一个沿路站着的投币电话吸引着我。我挨个儿朝它们走过去，投进一枚硬币，拨一个电话号码……始终没有人接。我每走一段路，每遇到一个投币电话，就开始机械地重复同一套动作。我一直不停地打下去，从淮海路的这头打到那头，甚至延伸到瑞金路、陕西路上。 我走过美美百货，再走，瞥了一眼ARMY小店，拐到华亭路上。华亭路总是有那么多人、那么多衣服。我跟着他们慢悠悠地走过去，走过了整条华亭路，到常熟路上，转了一圈，然后，回到亲爱的淮海路。 仍旧回到这条淮海路。我漫无目的地重新朝百盛走去。我想：不可能碰到了，完了。 徒劳的。 然而我还是一刻不停地打电话。我说不清楚打电话给他要干什么，就是想把这个电话拨通。如果他能够把电话接起来，即便什么也不让我说，就这样让我当场倒毙，我也愿意——因为终于让我把他找到了。淮海路的人行道被我走得软扑扑的，整条路上笼罩着百盛投下的巨大的灰绿色影子，所有一切都那么虚假……如果不能确认A的存在，我怎么确认我自己的存在? 建筑从我的面前走过去。法拉利从我的面前飞奔而去。我一直说，再往前走点吧，再往前走点吧。 突然之间，我遇到了国泰电影院。我收住脚步，在门口打量了一眼，随后就走了进去——我要找一个地方，让我暂时休息休息，让我躲开喧杂的人流，躲开热烈的阳光，躲开亮闪闪的玻璃，躲开百事可乐的广告，躲开找不到的A的信息，让我躲到黑暗里去。 我躲到了黑暗里。 我在电影院里面打瞌睡，很吃力地让自己入睡。音乐和人说话的声音在我魂灵里面一起一伏，就像我自己的呼吸。我疲倦地睡着了。四周都是黑色的，梦也是黑色的。 先是眼皮亮起来，紧接着全身都亮起来，魂灵也亮起来，亮透了，变成很薄很薄的一片，系在座位的扶手上，要飘走了。散场的时候，我醒过来。我身边有许多许多人的下半身在缓慢地朝门口移动。所有人都站着，惟有我坐着。四周都是亮堂堂的，而我自己坐在黯淡里面，脸被灯光慷慨地照着。我坐在原处，没有动，眼睛朝上翻翻，看见黑压压地阻拦着光亮的人，人，人。我就好像是暗无天日地坐在地底下，朝光明的地面死乞白赖地望着——就像是这里惟一一个失去希望的人。 我终于站起来，害怕地走到外面。还是淮海路，天甚至还没有暗，人依旧是那么多。我奔到进入眼帘的第一个投币电话面前，拨了A家里的电话——还是没有人接。我开始继续朝前面走去。真后悔，没有永远留在电影院里面。现在，又回到曾短暂逃离的灰绿色现实中来……我想哭……我在哭呢。 找不到A的信息。 我的身体里面是空荡荡的，我身体外面也是空荡荡的。 我偏离了淮海路，走到蓝灰色的瑞金路上去，就像偏离了我的轨道，偏离了能够找到A的轨道。瑞金路上，时不时闪过一个金色的橱窗，或者是金色里面带着红色和绿色的橱窗。我缓慢地、热切地望着它们，缓慢地走过去，走过一棵、一棵、一棵绿色大树——我看见正在沉下去的太阳栖息在那一棵、一棵、一棵绿色大树的树梢上面，叶片在粉金色的光里面，像金鱼一样游动着。我走过去，像一个潜水员，从水底从容不迫地走过去，跨过一丛一丛珊瑚，还有海贝，还有海星和海马，还有美丽的肌肤光洁健康的鲨鱼。我缓缓地，像跳舞一样地走过去，走到前面去，走到那里——更多的绿色大树，更多更多栖息在枝头的夕阳。 我缓慢地继续拨电话的经典动作——已经不怀什么希望了，就这样一刻不停地拨下去。挂上电话，我缓缓地想：好了，淮海路以及附近这一带密集的投币电话们已经接收了数不清的同一个号码了。如果有很多人分别同时到这里的每个投币电话去，揿一下“重拨”键，那将会有多多少少个莫名其妙的电话顺着不同的线路打到同一个地方去呢?嘻嘻，这个道理就跟我们的高考差不多。我一边想一边晃悠悠地朝前走去，过了五分钟，我才开始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既好笑又感动起来。我伤心地停在又一个投币电话面前，无数绿色的金鱼在我头顶上方 游来游去。 又一次重复嘟……嘟……的声音。我眼睛望着沉重的夕阳，在无所谓的麻木的不抱希望中，突然听到一个轻轻的异样声响，随即，是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喂?” 一阵风从树梢吹过去，绿色叶片无声地晃动起来，太阳跟着一起晃动起来。我的魂灵也站不住，晃动起来。银色的字幕一行一行打在粉金色树梢上： 谨以此片 献给 所有 在一夜之间 失去了 父母 朋友 和爱人 而 孤独地生活在 这个世界上 的 人 每个字都在蓝灰色水波里晃动。 A说：“喂?”他手心的温度就这样飞过千万个陌生的头顶，落在我的头顶上面，一丝一丝渗透到我的身体深处。“喂?”他又说。 泪水从我眼睛里涨开来，涨到外面，一直涨到树梢末端，把夕阳浸在里面，一晃一晃……绿色金鱼真的游了起来，从我面前游过去。 我眼泪温暖，周身温暖。首先，我往电话里发了一个气声，确认自己真实存在的声音。 “襄没城，”我说，“我爱你!” 世界全部沉到芬芳的水底去。我的双耳承受着爱情的压力，依稀听见风的声音，像一个一个小气泡那样上升到天空的顶端，上升到有许多云和水汽的地方。 “你在哪里?”A的声音在我耳边，热切地说。 “我一直都在找你。”我说的话和眼泪一起从魂灵表面滑落到地上。 他的声音轻下去。他就像一条美丽的热带鱼一样，在我耳边很轻柔很轻柔地说： “我也一直在找你。” 最有意义的生活 - 高考后十六个月 又过去了那么多个月。当我坐下来，想那一次我和A、B、C一起到杭州去的一天到底玩了些什么地方的时候，居然什么都记不起来。并不是到今天——到好多个月之后才记不起来的，而是在那一天之后的第二天，就记不起来了。我只能凭着门票的票根，还有对吃饭依稀的印象推算出大约都干了些什么。 我就像一个没有脚的魂一样，总是处于游移的状态——我很不舍得扔掉“游”这个字，我觉得我现在的日子也只有用“游”才能说得清楚。“游”加上“移”——我就这样移来移去，从这里移到那里，从上海移到杭州，再从杭州移到上海，从家里移到学校，从寝室移到教室，再从这个教室移到那个教室，再移到A的学校去看A，再移到人民广场，和熊熊一起去兜马路，移到迪美地下商城和香港名店街，莫名其妙地买了一根项链……我不知道我都在干些什么，可这些事又都清清楚楚的的确确是我干的。 这样看来，我似乎有一种移花接木或者类似乾坤大挪移的本领——我走在路上，慢悠悠地思索着自己游移的状态，好笑地想。 我早就知道，我是在梦里，游移，游移，游移，游移。 11月10日，F生日，难得我和B和F三个人在一起聚聚。我们坐在真锅咖啡馆里，我在吃桑椹冰淇淋，B和F在喝苹果汁。过了一会儿，B叫来侍应生，又要了一杯苹果汁。侍应生把苹果汁送来的时候，F接过去，心安理得地喝了一大口。B嘴巴张成O形，瞪着她。F说：“干吗?”B说：“喂，是我叫的呀，你怎么喝起来了?”F诧异地说：“啊?是你给自己叫的啊?我还以为你很体谅我，看到我喝光了，就再替我叫一杯呢。”我在她们两个对面，大笑起来。F苦着脸说：“怎么办，我喝也喝过了。”B说：“算了，今天你生日，就让让你吧。我再叫一杯。”于是B开始叫今天的第三杯苹果汁。 我们笑嘻嘻地坐在一起看香港版《ELLE》，讨论陈小春。我说：“啊呀，我真是喜欢陈小春。真喜欢他，太喜欢他了!”F笑盈盈地看着我，说：“神经病。”B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穷笑。 F说：“如果现在可以满足你的愿望，你想要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做陈小春的女朋友。”她喝了一口苹果汁，等了一会儿，惊讶地问：“就一个么?”我说：“就一个。”她说：“没了?”我说：“没了。”她说：“真的没了?”我开始想，在脑海里搜索其他的愿望。想了半天，我无可奈何地说：“没有了。就一个。”至今为止，我刚刚发现，其他那些诸如有钱、有一个小岛、有一个葡萄园之类的愿望与这一个愿望比起来都微不足道。我只想做陈小春的女朋友。我甚至连要跟他结婚也不想，只想有机会做一做他的女朋友，让他自己有机会发现他自己爱不爱我——如果他发现他不爱我，那他大可不必和我结婚，他可以离开我——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B在旁边看《ELLE》上面一排一排的唇膏，这时抬头对我说：“你这个人倒是很容易满足的嘛。”我说：“是的呀。”我一向把这句话当成是对我的夸奖。其实，我真的搞不清楚，一个人如果成天幻想做陈小春的女朋友，那她算不算一个容易满足的人。 我坐在那里，用漂亮的银勺子把溶化成粉紫色的冰淇淋从杯子底上捞出来，慢慢地让自己的思维深深走到关于陈小春的话题里面去。我们三个人静静地坐了很久，然后，我突然说：“陈小春是真的没有女朋友吗?” F歪着脑袋，想了一想，答道：“不是。”我叹了口气，说：“我也是这么想。”B在旁边插嘴道：“喂，你这样迷恋陈小春，置襄没城于何地?”我愣了一下，笑笑。B终于又一次提醒了我A的存在——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了。她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A的存在。 我继续吃所剩无几的桑椹冰淇淋。现在A在我的脑海中占据了除陈小春之外的一定位置。在看不见A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人很陌生很陌生——我简直不认识这个人。在每次看见他之前，我想象不出他是什么样子，尽管我们一个星期之前刚刚见过面。 见了面，也没有话说。 我拿过手边的白开水，喝了一口。我喜欢真锅里面装白开水的玻璃杯子——我喜欢棕色和绿色的真锅。是A第一次带我到这里来的，也是他第一次在这里为我叫了一份桑椹冰淇淋。在这之后，我每到真锅必吃桑椹冰淇淋——我几乎忘了，是谁帮我养成的这个习惯。 我看看无比姣美的F，又看看B，说：“我常常怀疑，陈小春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有王菲啦，张信哲啦，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是商业界人士为了赚钱而把他们杜撰出来，让他们之间发生争吵、闹出绯闻等等。”F笑起来，B对我摇摇头。我叹了口气，为自己叫了一杯蓝山咖啡。B说：“你已经吃了两个冰淇淋了，你还要喝咖啡啊?”我点点头。我每到真锅必把钱全部花光。 F说：“上次我到张斓寝室里去，他冲咖啡给我喝。我说，你喝不喝?他点点头，把咖啡末倒在嘴里，然后喝水，然后摇晃身体。我说你有毛病啊。他说，我喝速溶冲剂喝得烦死了，放到肚子里也一样是速溶的。”B跟着我一起大笑。F也在那里笑，说：“张斓这个人现在不对了。” B默默地喝苹果汁，默默地一口一口喝下去——她的瞳孔像她手里的苹果汁一样绿幽幽的，散发着香气。 我喝蓝山咖啡，思念大名鼎鼎的陈小春。我现在成天把他放在嘴边叨唠，成天说：“祝你梦见陈小春。”我很想让他抱抱我，只要抱一抱就可以了。我幻想他抱我的情景，幻想当这杯咖啡喝完的时候，陈小春从那边楼梯上来，走进门来拥抱我，仿佛他抱我的情景就藏在蓝山咖啡的底下，总会水落石出。我不停地从头开始幻想这个妙不可言的情景，觉得此生无憾——就好像只要见上他一面，让他像这样拥抱我一次，我接下去的日子就可以全部用来养老送终了……我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一间朝南的小屋子里，晒太阳，慢慢地回想，回想，回想。 我笑起来，因为记起A有一次告诉我，他看报纸的时候，他爸爸走过来说：现在么你不要看报纸，等你退休了，有的是时间给你看。A说：听上去就好像我下个礼拜就要退休一样。 我叹了口气。B问：“无缘无故地叹什么气呀?”我说：“现在我也只能想想襄没城说的好玩的话，至于别的，真的找不出他在我过的日子里还有什么意义。”B长久地凝视着我，她的面颊还是一如既往地湿漉漉的。F把手伸过来，盖在我的手背上，良久，伤感地说：“你跟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我看看她，笑笑，说：“我也说不清楚。反正，真的就是什么也没有了。” 现在又是另一个学期——我大二了。我不像过去那样成天到处跑，跑到B的学校去了。A的手掌于我已经没有意义。我整日地讲废话、跟人抬杠、打牌、在电话里痴笑，再有么就是睡觉、乱记笔记、发呆；或者看看随便拿到手里的哪本书。打牌、大声说话、捂在床上发早、听陈小春或者张信哲的歌、环顾整张床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这些事可以花费掉我从正午12点到午夜12点之间所有的时间。我看着这些所谓的我做过的事，心里在发笑，一阵阵地发笑。 F把苹果汁和白开水交错着喝，一边不断地打量我。我警惕地说：“干什么?”F说：“解颐，你多吃点东西呀，好好吃饭呀。”B“啪”地把《ELLE》合上，说：“啊，杜霜晓，连你也知道她不吃饭的事情啦?”F得意地笑笑，说：“那是当然的。她不好好吃饭么，在高中里就是有名的——襄没城那时不是每天押送她吃午饭吗?”B笑道：“现在是连襄没城也回天乏术了。”我第一个大笑。F在我手指上一碰，说：“喂，你正经点。要不要等一会儿我到肯德基去买份土豆泥给你吃?”我搅拌着剩余的咖啡说：“吃土豆泥会发胖的。”“你少把发胖挂在嘴上。”B严厉地说。 F还是笑盈盈的，说：“你么还是吃得胖一点好。现在男孩子都喜欢胖一点的女孩子。”我贼忒兮兮地望着她，说：“这是你的经验啊?”F脸色一变，说：“呸!”随后又笑起来，说：“你不要以后找不到……”“那有什么?”我大声说，“反正——”我扭头望着窗外夜色中的梧桐树叶片，寻思“反正”后面是什么，但是始终说不出来。我仍旧笑嘻嘻，笑嘻嘻。B和F看着我，没说什么。他们大概在想，我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有A在——其实，我的意思是反正找不到就找不到，不结婚我又无所谓的。 当然，如果陈小春要我胖一点，我就会拼了命地吃。嘿嘿。 我继续慢慢地喝我的咖啡，B和F分别在说叫我好好吃饭的事。连F也开始叫我好好吃饭了——她以前是从来也不会叫我好好这样好好那样，从来不说你好好读书好好吃饭的。她本来就是和我一样丢三落四的人么。记得高三最黑暗的时候，有一次B说，唉，你和杜霜晓两个都是不认真的人，我真是恨不得抓着你们两个的领子把你们丢进大学去算了，好让你们不要考试。听到这句话，我当下就非常感檄，想，B真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人。 F仍然在说。她说：“你不要这样呀。你为什么不吃饭呢?”B在一边说：“她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了。”F说：“可是这是一种生理需要呀。”B嘿嘿笑着答道：“她已经习惯于没有这种生理需要了。”顿了顿，又加上一句：“内分泌紊乱。”我一直嗯嗯地答应着，笑嘻嘻地点头。B指指我，对F说：“你看，她根本就不会听的。” F语重心长地问：“你爸妈不管你吗?”我笑道：“我爸妈怎么会知道?”F兴奋起来，敲着桌子说：“好!好!告诉她爸妈去!”B说：“告诉她爸妈，她说不定反而干脆一点也不肯吃了呢?现在好歹还吃点。”我笑嘻嘻的，不置可否。她们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F说：“我也不喜欢吃饭。可是人既然活着么，就总要健康地活着，所以么就要好好吃饭。是不是把饭做成冰淇淋，你就吃了呢?”B皱着眉头反对说：“吃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不好。”随即转向我：“你总要吃点能够称之为饭的东西。”F拍着桌子，大声说：“好，以后我督促你吃饭。”B高兴地说：“那说好了。你督促中饭，我督促晚饭。说多了，她烦了，就会去吃饭了。”我拿把勺子在白开水里搅来搅去，拖长声音说：“算嘞。” B说：“什么算了。你保证天天吃饭，就算了。”保证这件事本来是很简单的，可是我没有办法保证。我保证得了什么呢?所以不能保证。我只好不响。F也说：“我打电话叫你吃饭。”我只好不响。 走出真锅的时候，B说：“到我学校里去吧。”我看了看表——9：30。我说：“好的呀。”然后对F说：“你也去吧。同去同去!”F扣着外衣的钮扣，一直扣到最顶上，把下巴都埋住了，说：“不好。不去。我去干什么?”B说：“去吧，去吧。” 我们开始往车站方向走。F说：“喂，喂，真的去啊?”我说：“真的呀。” 我记得，有那么几次，快上课了，熊熊走过来对我说，我们去干什么什么吧!我十分高兴地说，好的呀。于是我们一同往外面走。走出几米，熊熊会说，我们真的去吗?然后我们大笑，回到座位上去上课。我想着，也许走到一半的时候，B也会说：我们真的去吗?——她大概是会这么说的。 我慢慢地把自己心里想的熊熊的事情说给F和B听。F开心地说：“咦，有人会叫熊熊的吗?”过了一会儿，嘟哝着说：“嗯，熊熊这个名字倒是很好听的。我也想叫熊熊。”我慷慨大度地在她肩膀上拍了一下，豪爽地说：“好，你也叫熊熊。” 就这样走到了车站。来了一辆车。我说：“上啊?”B说：“上呀。”F说：“我不去。”我说：“真的上啊?”B说：“真的上呀。”说着，B开始往前面走，我没走，车子开走了。我和F赶上去，我笑着对B说：“喂，你真的要我们去啊?”她说：“真的去呀。”说着停下脚步，看了看车灯远去的方向，叹着气说：“现在车子开走了，好了，去不成了。”“那后面还有的呀。”我说，“你真的要去啊?”我看看表，接下去说：“去干什么呢?现在十点了。”B点点头。 “你相信她吗?”我转过去问F。F说：“我相信的。”B说：“去么。去兜一圈。”路灯光洒在她湿漉漉的脸庞上，她的笑容在眼睛里一进一出，一摇一摆。我动动眼光，朝路的远处望过去——柏油路是蓝色的，灯光像水波，被风吹得一动一动。我望了很久，很久，很久，可是路的尽头没有一个C的身影骑车过来。 B说：“我是真的要你们去。真的呀。”我打量打量她——她湿润的脸上有一种不多见的天真和沉醉，像酒一样在她身上造出一层粉红色的光晕。我伸出手拍拍她的头，说：“你今天不大对么。”她定定地看我，又定定地看F，执拗地说：“我真的要你们去呀。”我又拍拍她的头，说：“你这个小孩子今天不大对呀。”又拍拍，又拍拍。 这时候，我们过了马路，到对面去，往回走。B始终叽叽咕咕地讲述着要我们去她学校的愿望。我想，如果换了我处在B的位置，B肯定要对我说，你不要这样。可是我始终没有对她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我又说：“一个小时之内回不来的。”B说：“兜一圈。”F说：“兜一圈也来不及的。”B说：“睡在我那里。解颐睡地上。”我大叫：“屁!你睡地上!”F笑道：“你这个说屁的毛病还没有好啊?” 灯光昏昏沉沉地照到蓝色的柏油马路上，促使我想起12月31日那天的网球场。空气一条，一条，一条，把眼前的马路分割开来。 B突然说：“那我们就走一个晚上，走到外滩去。”我诧异地瞪着她，说：“好的呀。”她继续说：“沿着高架走，走到我家，我请你睡觉。”我和F大笑。F兴奋地朝前蹦过去，大叫：“请吃饭，请睡觉!”B摸着口袋说：“哦，不行，我钥匙没带——那么我们再沿着南北高架走回来。”我没有去探究沿着南北高架是否能走得回来，只是打量了B几眼。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薄薄的毛衣——不是12月31日那件。我捏捏她的袖子，说：“你这样穿冷的。”她说：“不冷。”我说：“你走得动?”她说：“走得动。”我和F交换了一个眼色。F问B：“你当真?”B用力地点头。F对我说：“看来是真的。” B快走几步，走到我们前面，大声说：“真的呀!走一个晚上，走到明天早上。”我和F默然。 我抬头，在我的视野里，有高架桥边沿上那一只半圆缺了一点点的月亮。 我们慢慢地，慢慢地走到前面去，在高架下面，一个车站一个车站地走过去。四周都是蓝灰色的水泥，天上明亮的藏蓝色穿过高架，渗透下来，渗透到我们的身上，把我们变得鲜艳起来。我们慢慢地有点高兴了，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到最后，就大声地叫。我叫得最响，F说，再叫响一点!我就大声狂笑，大声说，不叫了!B拍拍我，兴致很高地说，叫呀，叫呀。我穷笑，说，不叫了，不叫了么。我们穷笑八笑。 F大声说：“上个礼拜我回家去，我妈妈又盯着我的屁股，心疼地说，你又瘦了么!”我们大笑。笑过之后，B问我：“今天上午我打电话到你寝室里去，你怎么不在?哪里去了?”我说：“哦，原来是你啊!我寝室里的人对我说，有个人打电话来，她们告诉她我去列队排练了，那个人听了大笑，说，啊?解颐也会去列队排练啊?——原来那个人就是你啊!”B得意地笑。我说：“你笑什么笑?不许笑！”她说：“哦，好好好。”还是不停地笑。 今天上午我们班排练运动会的方阵，在一幢高高的楼房前面吹风。现在回想起来，是蛮好的。那种只在视觉范围内存在的阳光，在地面上飘来飘去。天是银晃晃的浅蓝色，给人很闲适的感觉，可以在风里慢悠悠地走。结束的时候，风一点一点地吹在往回走的路上，每隔一会儿，就很猛地刮上一阵。我心情愉悦地在美妙的空气里走，让自己也流动起来，像风一样地流动起来，非常虔诚地迎接深秋初冬的到来。 现在，当然已经是夜色四合了。我和B和F一起走在高架下面，大声说话，大声笑。F说，明天是11月11日，就是孤男寡女节，到半夜12点的时候，所有的孤男寡女都要一起大叫。我们说，真的啊?这时，我扭头看了看四周——夜色从人行道的后面缓缓地爬过来，爬过来，爬过来。我开始使劲地想，我是不是孤男寡女，我可不可以在等一下来到的12点哇哇大叫。 F正在对B说关于Van的事情。她说：“舒美，Van这个人看上去真的很灵的。”B笑眯眯地说：“真的啊?你过去不是还觉得张斓很灵的吗?”F开心地说：“是的呀，我是觉得张斓很灵的呀。为什么你总是和这种很灵的人在一起啦?”我大笑，插话说：“杜霜晓，你这个人怎么问这种傻问题?”B很和气地说：“是的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和他们在一起。”她的声音一点点地轻下去。我把目光往前面投去，又一次希望在马路的尽头看见C骑车的身影——在金色路灯下面，他的长外套被风吹起来，就像大鸟的翅膀。我不知不觉地叹了口气，说：“张斓真是好看。” 我听见B在旁边轻声地笑了。过了一会儿，她说：“你跟他认识快五年了，可是你说这句话还没有说厌。”F说：“嗯，我也说不厌。”F正走在路灯的正下方，灯光直通通地照着她的脸，显得她的脑袋比以往要大许多。银蓝色的空气在她眼前默默地流过去，她姣美无比的面庞金灿灿地沐浴在光亮里，柔弱的肢体沉浸在越来越深沉的黑暗中；显得更加柔弱。 B轻轻地说：“解颐，杜霜晓，我知道张澜现在非常难过。可是我不能说，也说不出来，也没有办法帮他的忙。” 我们静悄悄地往前走了一段。灯光和夜色一起从我们面前漂流过去。我低着头，默默地游移，游移，游移。良久，B接着前面的语调说：“我也没有办法帮我自己的忙。” F走上前来，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B，走在我们的中间。她小声说：“我很想张谰的——还有襄没城。” 我说：“我也是的。我想襄没城，可是不敢去见他。见到他，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看自己的脚落在地上，踩着自己的影子。影子是修长的，深蓝色的，透明的，游移的。 F说：“我很寂寞。我什么也没有。” B在靠后一点的地方，捏紧F的手往前走。她慢慢地、温柔地说：“寂寞是没有关系的。” 马路的尽头飘起来一蓬一蓬的烟雾，就像不断气化不断气化的干冰，就像许多许多云朵，从地下升起来，升到天上面去。我仍旧是背着一个大书包，沉甸甸地朝前面走，好像我的书包里装满了干冰，而我要去那个马路尽头的地方，把干冰放出来，让它们变成云朵。 F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叫马路吗?”B说：“咦，以前都是马车走的呀。是不是这样?”F笑着说：“嘿嘿，我熊熊就知道……”她居然真的自称为熊熊了——我搡搡她，说：“一只熊拉着两个人!”“以后就叫熊路了。”B笑眯眯地说。 F叹了口气，说：“算了，到我那里去吧。买点东西去吃吃。”她说的“我那里”，就是她爸妈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给她置的一个小公寓，从前高三的时候，我们总是溜到那里去看电视剧的。我说：“好的好的。”B犹豫了一下，说：“跟你们去吧。” 依稀的雾气像一个成形的东西一样从我们面前飘然而过——我仿佛看见我自己的魂飘走了。 我们到便利店里去买了很多速冻食品，还有长白山葡萄酒，拿到F的小公寓里面。F把电饭煲搬出来烧，我们一人一个碗，吃得高兴死了。于是我们开始憧憬未来的家庭生活。B说：“我表姐和她先生喏，很有意思的。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F把贡丸从锅里捞出来，问：“什么意思?”B说：“咦，是毛主席说的话呀。”F说：“我知道的呀。我说你姐姐和她先生是怎么回事。”B说：“喏，他们就互相说，请给我提点意见吧!”我大笑，吃了一半的饺子从嘴巴里掉出来，穷叫八叫着说：“啊，太有趣了!” F在旁边，满脸幼稚地说：“唉，什么时候能结婚呢?”B骂她神经病。我也骂她神经病。 我们太太平平地吃了一会儿，突然F抬起头，满嘴都是贡丸，说：“啊呀，明天是孤男寡女节，应该明天聚会的!”B考虑了一下，说：“不要紧，我们聚会到12点，不就是明天了吗?就可以庆祝孤男寡女节了。”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因为找到了一个那么好的解决办法。可是，F马上满脸鄙夷地说：“不行，你们两个人都不是孤男寡女呀，你们没有资格。” 我坐在原处，静静地吃东西。我依旧在考虑，自己究竟有没有资格成为孤男寡女。但是，我实在太想叫了。 肚子里的长白山葡萄酒叫人想半天。 当我们睡到F那张可以睡五个人的大床上的时候，离12点还差五分钟。B对F说：“等一会儿我们叫吗?”F说：“好的呀——不过是我叫，你们不能叫。”我说：“我也要叫!”F说：“不行，你算什么孤男寡女?”B附和道：“就是。”F大声对B说：“你别搞!你也不是嘛!”B笑。F发出嗯嗯嗯哭的声音，可怜巴巴地说：“就我一个是孤男寡女啊?”我在被子里扯着F睡衣的袖子，说：“算的呀，算的呀。”“那么你先去问问A，问他你是不是孤男寡女。”F说。我苦闷地想了半晌，说：“如果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待在一间房间里，是不是叫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啦?那就是了。”F伸手到被子外面，打了一下我的肚子，蛮横地说：“不许你庆祝孤男寡女节!”我推着她，里八嗦地说：“算了，算了!”F转过身去，说：“哦哟，干什么啦?”我一个劲地推她，说：“算了呀，算了，好吧?”F睡意朦胧地嘟囔着：“什么算了……”“算了么!”我说。 F和B都睡着的时候，我一个人醒着。银蓝色的天花板让我不停地不停地想念A。我睁着眼睛，对天花板一遍又一遍地说： 襄没城，我爱你。 这是我最后要说的一点点话 我至今记得，高考的那一天——高考的时候。 晃眼的太阳底下，我们大家站在考场的外面，在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还有张先生在跑来跑去。A他们一帮直升的人来送我们。他们站在我们面前，笑嘻嘻的，祝我们考试成功，还说着笑话。 我站在那里，望着A。他的样子还是和三天以前在瑞金路上一样，可是现在却令我忐忑起来。三天以前，瑞金路金色和蓝色的黄昏里面，他气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对我微笑，摸我的头，拍拍我的面颊，把我抱在怀里——我好像完成使命了，可以就这样待在瑞金路的水底，咕嘟咕嘟地让水泡往天空冒上去，然后，静悄悄的，不说话，什么话也不说。 不说。 可是现在，我在太阳底下流着汗。A和我们一一握手，说祝你们成功。 我脑子里老是这幅图景：太阳升起来了，热还高高地盘踞在天上，没有彻底地散发开来。细密的小汗粒渗到皮肤表面，变成薄薄一层，头顶上雪亮雪亮的阳光，像毛毛雨一样，飘飘洒洒。身后的考场，玻璃亮晶晶的，什么都很清晰。我们大家站在门外，送考的人和我们轮番握手，一个一个地轮过来。我们笑着，手臂交错着…… A走过来，握着我的手，笑眯眯地说：“好了，给你复习了三个月。三天高考结束，我就可以永远也不要看到你了。” 我高高兴兴地对他咧开嘴笑，说：“是啊是啊!” 我们长久地交换着目光，好像真的在为永远也不再见面这件事而由衷高兴着。 可是，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个礼拜；我就开始像发疟疾一样，一阵又一阵地抽搐着思念我亲爱的A。 写在后面的话 现在再叫我回过头来，讲讲那时候的事情，对我而言这显得有点荒谬。有谁会让你回忆五年以前的你自己吗？我觉得类似的事情也许只会发生在审判当中。 顾湘是我的朋友。我进华东师大的时候她在上戏，现在我依然在华东师大，而她在莫斯科学习广告。我们差不多是在同样的时间开始写小说，喜欢她的小说的人，往往也会喜欢我的小说，虽然在我看来，我们两个人的写作是那样不同。我是一个文风晓畅的作者，而她则忧郁、粘稠、优美。我慷慨地把这些赞扬普鲁斯特的言辞献给了她，因为就像任何人都会艳羡自己没有的东西一样，我也艳羡她。自然我们两个人也有相同之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我们似乎都是那样的难以走红。 顾湘在莫斯科呆久了，变得像一个俄国人那样亲切而絮叨。她长时间地在MSN上面向我感叹中国网络文学的麻木和庸俗。她不知道，在MSN的这一头，我正纠缠在一堆令人惭愧的媒体俗务当中不能自拔，而难以抽出哪怕五分精力来，同她两相唱和。于是她叹息道：“我现在太空闲了，我的空闲助长了我清谈的习气。”我笑道：“你是一个女罗亭。” 我也有叹息。我的叹息是无声的。或者我常常用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来出气。 是我的踌躇满志之作，现在我已经很难全面还原当时的心境了。我只知道五年前的许佳聪明、纯情、有理想、不够好看，像大多数高中生那样，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我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很羡慕那些见过世面的人。我在这方面的想法其实至今也没改变。我羡慕那些只听到酒吧的名字，就知道它们确切位置的人；我羡慕那些了解外国风土习俗的人；我羡慕那些会讨价还价的人。这是我崇拜海明威的原因之一。我的口味参差不齐，除了海明威之外，我也常常被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所吸引。我深深为自己性情的不纯粹而自卑，但是同时我又相信不纯粹是人所应该有的正常特征，因而常常怀疑一些显得过分纯粹的人的真实性。 顾湘丧气地说：“怎么办，我写不出小说，一个礼拜只写了四百多字。”我很理解她，因为我正巧跟她一起来到了写作的瓶颈。我们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怀揣处女作的小女孩儿了，写小说是我们在世间熟习的不多几个技能之一，如果写不出小说，就几乎像被掠夺了一半的灵魂那样——不错，这是值得认真恐慌一番的。 俄国的夏天来到了，我按图索骥，回忆屠格涅夫的小说片段，关于树林、花园、天空。在这中间，我要强硬地插进一个莫斯科大市场的画面——这是顾湘向我描述的，她打零工的地方。她打的零工不错，一切顺利，然而却令她很痛苦。她说，其实不适合工作不是我们的天才，而是我们的缺陷——为什么别的人都能做，偏偏我们就不能做？可见是缺陷。与此同时，我正在上海，为了我的媒体工作而烦心不已，乃至痛哭流涕，怀念着当初无业时的悠闲时光。这方面我们是能相互安慰的。当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满脑袋想的只有工作赚钱；当有了工作，我们又总是想辞职不干。写不出畅销书，而又厌恶劳动，这是在小心保护我们的文学理想之外，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生活。 吴虹飞说：“每一位天才总要到长大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平庸和梦想的艰难。”此话甚真，不由让我将她引为知己，尽管并未见过她一面。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十七岁天才少女，没人再原谅我们疏懒，有时则有人怀疑我们狡猾。近日读到E.B.怀特的一段话，喜不自胜，觉得再也没谁能如此精炼地概括我生而为人的一切苦恼了，所以就拿来放在结尾。他说道：“如果这个世界仅仅是勾人的，那就不用费神了。如果它仅仅是挑战性的，那也问题不大。糟糕的是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被改良世界的欲望和享受世界的欲望搞得不知如何是好。” E.B.怀特写了、《小老鼠斯图尔特》和《吹小号的天鹅》。小时候他让我欢喜，现在也还是让我欢喜。但愿有朝一日，我成为他那样的人。 许佳 2003年11月10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