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坛》 1、午餐半小时 “轧轧轧”的缝纫机声骤然全停，世界轻松了下来。暖洋洋的太阳从稀里歪斜的小窗户里照进来，光柱中飘着无数飞尘。人们纷纷伸懒腰、打呵欠，互相瞧瞧，张张苍老而呆板的面孔都象是融化了，从眼窝和嘴角现出淡淡的笑来。半小时午餐时间到了，喘口气的时间到了，尽情笑骂一阵子的时间也就到了——这是照例的规矩，就象是西方的愚人节。 最幸福的人就在于他们有一种天赋——自行其乐。“什么叫福分？你他妈觉着是福分，那就是福分，喊！”这理论是熨活儿的白老头嚼着馒头夹臭豆腐时发明的。至于是谁热情传播的却搞不清，反正所有的人都信服。也许这理论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相近，可总共这八个半人（有一个双腿瘫痪的小伙子只能算半个人）谁也不知道阿q是什么，倒是有人知道鲁迅。为了他是否也住在中南海，大伙昨天刚刚探讨过，尽管那个瘫痪小伙子表示了不同意见，但最后大伙还是同意了白老头的见解：那么有名的人、还用说？喊！ 搪瓷缸子响了一两阵，这间低矮的老屋里弥漫着浓厚的韭菜馆味儿。“搁了几毛钱肉？”“肉？哼，舌头肉！”于是世界又是那么安静了。别忙，逗闷子的合适话题眼下还没找到。 后窗户外传来汽车急刹车的声音，人们一齐停止了咀嚼，支棱起耳朵。“活腻啦！”准是什么也没轧着；又一阵发动机的隆隆声，汽车开远了。序幕也就拉开了。 “昨天下班，”眯缝着两只小圆眼睛的夏大妈向前探了一下脖子，急忙把嘴里的一块烙饼咽下去，“昨天下班，”她又赶紧喝了口水，作了一次深呼吸，“昨天下班，差点没把我吓死，走着走着，脊梁后头就是这么一响。” “妈呀！怎没把你噎死呢！”坐在对面的“小脚儿”掰了一块菜包子扔进嘴里，“就这点屁事，我还当你捡了个金刚钻呢。”她撇一下嘴，转过脸去，右腿搭在左腿上，四五寸长的缠足得意地摆动几下。 瘫痪的小伙子边吃边扒拉着算盘：“夏大妈，您这月半天事假半天病假，扣你九毛二。” “我回头一看，”夏大妈接茬说：“胡同这么窄，汽车这么宽，我可往哪躲？我这个跑呀……要是你那两只宝贝脚，非给汽车打眼儿，没治儿。”她瞅空报复了“小脚儿”一句。“赶我跑到胡同口，汽车才开过去。几个小学生说是‘红旗’；光听人说红旗车，可咱压根儿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算红旗车，你说……”她在腿上拍了一巴掌，似乎颇为没能把红旗车看个仔细而遗憾。 众人听到“红旗”都肃然得没有了笑声，只有白老头不以为然地“喊！”了一声说道：“你可真算白活。红旗车？个儿大！漂亮！窗户上的玻璃枪子儿打不透，德国造儿，全那样！”他的目光一和瘫小伙子的目光相遇了，于是又补充道：“眼下中国也试验成功了，坐那车的全是中央的名人，早年马连良……”听见瘫小伙偷偷地笑，白老头含糊了。 然而“小脚儿”却独自吃吃地笑了起来，众人越是骂她“疯老婆子”，她越是笑得前仰后合了。 “叫车，叫车！这儿疯了一个！”白老头一本正经地朝门口跑去。“今儿早晨一来，我就看她屁股不象屁股，脸不象脸的了……” “白大爷，一天事假，两半天儿病假，扣您一块八毛五。”瘫小伙儿又算清了一笔帐。 “扣吧扣吧，省得钱多贼惦记。”白老头在门旮旯蹲下来，慷慨地说，眼睛却仍旧看着“小脚儿”，一脸得意而狡猾的笑。 “小脚儿”终于止住了笑，却打起嗝逆来：“呃！刚才这老东西说我，”她戳了夏大妈一指头，“呃！我非给汽车打眼不可，呃！我要是给红旗车打了眼儿，可他妈算我造化了，呃！消消停停一躺，来俩勤务兵侍候我，吃香的喝辣的，呃！” “您还抽点什么不？”白老头眯缝起眼睛凑过来，脸上又换了一副恭维的神情。 “咯！那是！”小脚儿“斜扫了白老头一眼，板起面孔。”白老头子——哼！到那咱我还未准用你呢；白老头子！买两条中华过滤嘴儿去。“ “喳！”白老头应道，随即抓起“小脚儿”的手，认真地号起脉来。“您是醒着呢吗？”他又说。 “小脚儿”搡了他一把：“怎么着？他撞了我！”瞧她的意思，仿佛“造化”绝不是什么难事。 “就冲您这把糟骨头？还消消停停一躺呢？是消消停停一躺——在太平间，要不火葬场。”白老头撅断一根火柴，不紧不慢地剔着一嘴黄牙。 “小脚儿”圆睁着眼睛没了词儿，事情真有点窝囊了。“我死了有我儿子呢！”她忽又来了精神。 “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山挖一点就会少了点，有什么挖不完呢？三七二十一，三下五除二……”瘫小伙子念经一样地自言自语，头不抬，眼不斜，清理着帐目，咬着半拉火烧。 “你儿子怎么着？”有人感兴趣地问。 “他得给我儿子找房结婚！我儿子三十二了，对象二十九了，着哇！”“小脚儿”眼睛都亮多了，虽说菜包子滚到了地上，“这回算抄上了！房管所那破房咱还是看不上了，得他妈给我一个单元，有厨房有厕所的。我儿子儿媳妇住一间，我自个儿住一间……” 白老头捅捅她：“我提个醒儿——你可早让车撞死了。不要紧！那间房我替你住着，将来还能给你看看孙子什么的。”他又耸耸鼻子，大约流些眼泪也容易，“你就算积了阴德，下辈子准托生只好东西。” 有人刚要笑，可是话又被另一个老太太接了过去。说是老太太，其实也并不怎么老，不过是拔了满口的牙一直没镶上，外加有点哮喘。嗓子里的“小哨儿”一响，她说道：“不知怎的！让汽车撞着也分个命好命歹。我们老头子地震那年让车撞折了腿，是农村的手扶拖拉机撞的，你讹谁去？开车的穷得叮当响，怪可怜的……可我们老家有个傻丫头去年让一辆‘上海’撞死了，怎么着？一千块钱！一千哪！才是辆‘上海’……” 众人的眉毛都皱成八字，嘴张得唯恐不圆。这儿再没什么开玩笑的意思了，每个人都放慢了咀嚼的频率，似乎盘算着什么。一时老屋里颇有些寂寞，就连白老头脸上也没有了狡猾的笑纹。 “罗婶儿病假三天，扣您两块七毛七。”唯瘫小伙子例外。 “要是我，”被称作罗婶儿的说，“我就不要那一千块钱，多少钱也有花完的时候，我让他们给我找个正式工作，或者给坐‘红旗’的他们家当保姆就行。我们有个老街坊，不知哪辈子积了德，在一个大干部家当保姆，人家顺手给你点什么破的旧的，用不着的，吃不了的，就他妈够你一发。当然，给我分个正式工作也行……” 众人眉间的竖纹一齐消失，可以算茅塞顿开。 “要不还得说是现在好？”专管钉扣子的卢奶奶从老花镜上头挑着一只眼（对了，她只有一只眼）看着大伙，也有了感触，“早年我们老头子给个开药铺的掌柜的拉包月车，十冬腊月我抱着我们大闺女去找他，他从厨子那儿给大闺女拿了块年糕，还不挨了顿骂？有钱的吃什么？吃……”她伸开两手的拇指和食指，似乎中间是偌大的一个碗或者盘，“吃、吃”了半天，终于也没“吃”出什么来。花镜后面的一只眼眨了又眨，“你瞧，头两天我们老头子还念叨着……噢，吃绿毛乌龟，还让海军捞了活对虾，空军给运……” “那是林彪Ｊ您弄混了。”瘫小伙子双手捧腮，似笑非笑地说。 “喊！”白老头咧着嘴站起来，就地转了个圈又在凳子上坐下，“你可跟着瞎掺和呀？林彪又成药铺掌柜的了吧，你又吃了林彪的年糕了吧，老了老了弄个历史问题你可怎么跟儿女交代！”哄笑声中，卢奶奶慢慢合拢伸开的手指，满脸羞愧地笑了一会儿，不言语了。 人们重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要是我，说什么也得让他们把我们他爸调回北京来，支援三线时说是三年就回来，这可倒好，我们‘小援子’今年都十三了。”墙角处有人叹了口气。 火炉前有人点了支烟：“甭提了，要是我，能求他们帮着把我儿子从云南转回来就行了。” “还得给分个正式工作！”柱子后头吐出了一口痰，“我们二小子从内蒙回来两年多了，一直分配不出去。要是红旗车开到厂门口，下道命令？厂长也得屁颠屁颠的！可惜……” “唉！也甭贪心不足，能给咱老姐们儿长几块工资就行啊……” 低矮的老屋里又一次沉默了，说是水足饭饱后的发呆，显然不准确，因为一双双眼睛都闪着一种奇异的光——向往的光？欣喜的光？还是如愿以偿的光？说不好。总之，是这间东倒西歪的小车间里罕见的光，是这些年过半百的眼睛里少有的光。人们象一尊尊石像，直勾勾地望着一个固定的地方。有的在抠腮边的痣，有的在掀鼻孔里的毛，有的从鼻孔里抠出些东西来在手指间探着……好像都在谛听着什么福音。 “冰——棍儿！”深秋的风送进来一声悠长的呼唤，竟把人们从那忘我的境界中唤醒过来。 “唉，我可不想让汽车撞死。”不知是谁最先恍然大悟了。小巷深处响起一阵开心的笑。夹杂着庸俗的污言秽语。 “轧轧轧”的缝纫机声响了，世界又紧张起来。 一九七九年 2、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看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走得欢。疲牛呢？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忍了。这样的牛，别要。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儿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唏溜唏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英语中的“ｐｏｏｒ”就是“穷”的意思。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微微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拉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太阳白蒙蒙的。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唰啦啦”响。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陕北的风俗，清明节家家都蒸白馍，再穷也要蒸几个。白馍被染得红红绿绿的，老乡管那叫“ｚｉｃｈｕｉ”。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叫“紫锤”。后来才知道，是叫“子推”，是为纪念春秋时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汉说，那是个刚强的人，宁可被人烧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史学家们对此作何评价。反正吃一顿白馍，清平湾的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尤其是孩子们，头好几天就喊着要吃子推馍馍了。春秋距今两千多年了，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菜；“骗人”也不说“骗人”，叫作“玄谎”……连最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开社员会时，黑压压坐了一窑人，小油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个一下！”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着：“酝酿酝酿了再……”这“酝酿”二字使人想到那儿确是革命圣地，老乡们还记得当年的好作风。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酝酿”不过是一种习惯了的口头语罢了。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心里也明白；球是不顶！可支书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支书也是难，其实那些政策条文早已经定了。最后，支书再喊一声：“同意啊不？”大伙回答：“同意——”然后回窑睡觉。 那天，队长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让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吧达吧达”地抽烟。“子推”浮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说：“唉！‘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作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在那个地方，担粪、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凉粉、出麻油、打窑洞……全靠自己动手。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唯一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老乡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绥德还出吹手。农历年夕前后。坐在饲养场上，常能听到那欢乐的唢呐声。那些吹手也有从米脂、佳县来的，但多数是绥德人。他们到处串，随便站在谁家窑前就吹上一阵。如果碰巧那家要娶媳妇，他们就被推去，“呜哩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饭。要是运气不好，吹完了，就只能向人家要一点吃的或钱。或多或少，家家都给，破老汉尤其给得多。他说：“谁也有难下的时候”。原先，他也干过那营生，吃是能吃饱，可是常要受冻，要是没人请，夜里就得住寒窑。“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他唱着，给牛添草。破老汉一肚子歌。 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场院的婆姨、女子们嘻嘻哈哈地冲我嚷，“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嘛，老汉儿唱得可美！”破老汉只做没听见，调子一转，唱起了《女儿嫁》：“一更里叮当响，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娘问女孩儿什么响，西北风刮得门栓响嘛哎哟……”往下的歌词就不宜言传了。我和老汉赶着牛走出很远了，还听见婆姨、女子们在场院上骂。老汉冲我眨眨眼，撅一条柳条，赶着牛，唱一路。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磁——磁——”地叫。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道他又想起了什么。 夏天拦牛可不轻闲，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骂着。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爹、娘、八辈祖宗，骂得那么亲热。稍不留神，哪个狡猾的家伙就会偷吃了田苗。最讨厌的是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溜着我。我看着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我刚一回头，它就趁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调头便走。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老家伙趔趔趄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有点可怜。 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嗤呼嗤”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年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几次想给它们买些盐，但自己嘴又馋，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呆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磁磁”冒烟。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魆魆的。留小儿把红薯或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地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山里的娃娃什么也不开，”破老汉说。破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他三七年就入了党，跟队伍一直打到广州。他常常讲起广州：霓虹灯成宿地点着、广州人连蛇也吃、到处是高楼、楼里有电梯……留小儿听得觉也不睡。我说：“城里人也不懂得农村的事呢。”“城里人解开个狗吗？”留小儿问，“咯咯”地笑。她指的是我们刚到清平湾的时候，被狗追得满村跑。“学生价连犍牛和生牛也解不开，”留小儿说着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一边数叨：“红犍牛、犍牛、花生牛……爷！老黑牛怕是难下了，不肯吃！”“它老了，。”老汉说。山里的夜晚静极了，只听得见牛吃草的“沙沙”声，蛐蛐叫，有时远处还传来狼嗥。破老汉有把破胡琴，“吱吱嘎嘎”地拉起来，唱：“一九头上才立冬，阎王领兵下河东，幽州困住杨文广，年太平，金花小姐领大兵，…”把历史唱了个颠三倒四。 留小儿最常问的还是天安门。“你常去天安门？”“常去。”“常能毛主席？”“哪的来，我从来没见过。”“咦？！他就在天安门上，你去了会照不着？”她大概以为毛主席总站在天安门上，像画上画的那样。有一回她扒在我耳边说：“你冬里回北京把我引上行不？”我说：“就怕你爷爷不让，”“你跟他说说嘛，他可相信你说的了。盘缠我有。”“你哪儿来的钱？”“卖鸡蛋的钱，我爷爷不要，都给了我，让我买褂褂儿的。”“多少？”“五块！”“不够。”“嘻——我哄你，看，八块半！”她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有两张一块的，其余全是一毛、两毛的。那些钱大半是我买了鸡蛋给破老汉的。平时实在是饿得够呛想解解馋，也就是买几个鸡蛋。我怎么跟留小儿说呢？我真想冬天回家时把她带上。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厉害了。 其实，喂牛没什么难的，用破老汉的话说，只要勤谨，肯操心就行。喂牛，，就是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冬天，半夜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五更天给牛拌料，牛埋下头吃得香，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几觉。破老汉在我耳边叨唠：黑市的粮价又涨了，合作社来了花条绒、留小儿的袄烂得露了花……我“哼哼哈哈”地应着，刚梦见全聚德的烤鸭，又忽然掉进了什刹海的冰窟窿，打了个冷颤醒了，破老汉还没唠叨完。“要不回窑睡去吧，二次料我给你拌上，”老汉说。天上划过一道亮光，是流星。月亮也躲进了山谷。星星和山峦，不知是谁望着谁，或者谁忘了谁，“这营生不是后生家做的，后生家正是好睡觉的时候，”破老汉说，然后“唉，唉——”地发着感慨。我又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碰上下雨下雪，我们俩就躲进牛棚。牛棚里尽是粪尿，连打个盹的地方也没有。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倒运的天”！破老汉骂，然后对我说：“北京够咋美，偏来这山沟沟里作什么嘛。”“您那时候怎么没留在广州？”我随便问。他抓抓那几根黄胡子，用烟锅儿在烟荷包里不停地剜，瞪着眼睛愣半天，说：“咋！让你把我问着了，我也不晓得咋价日鬼的。”然后又愣半天，似乎回忆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唉，毬毛擀不成个毡，山里人当不成个官。”他说，“我那阵儿要是不回来，这阵儿也住上洋楼了，也把警卫员带上了。山里人憨着咧，只要打罢了仗就回家，哪搭儿也不胜窑里好。毬！要不，我的留小儿这阵儿还愁穿不上个条绒袄儿？” 每回家里给我寄钱来，破老汉总嚷着让我请他抽纸烟。 “行！”我说：“‘牡丹’的怎么样？”“唏——‘黄金叶’的就拔尖了！”“可有个条件，”我凑到他耳边，“得给‘后沟里的’送几根去。”“憨娃娃！”他骂。“后沟里的”指的是住在后沟里的一个寡妇，比破老汉小十九岁，村里人都知道那寡妇对破老汉不错。老汉抽着纸烟，望着远处。我也唱一句：“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递给他几根纸烟，向后沟的方向示意。他不言传，笑眯眯地不知道想了什么。末了，他把几根纸烟装进烟荷包，说：“留小儿大了嫁到北京去呀！”说罢笑笑，知道那是不沾边儿的事。 在后山上拦牛的时候，远远地望着后沟里的那眼土窑洞，我问破老汉：“那婆姨怎么样？”“亮亮妈，人可好。”他说。我问：“那你干嘛不跟她过？”“唏——老了老了还……”他打岔，“算了吧！”我说：“那你夜里常往她窑里跑。”我其实是开玩笑。“咦！不敢瞎说！”他装得一本正经。我诈他：“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他不言传了，尴尬地笑着。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留小儿谁管？”“一搭里过嘛！”“她的亮亮也娇惯得，留小儿要受气呢。后妈总不顶亲的。”“什么后妈，留小儿得管她叫奶奶了。”“还不一样？”山里没人，我们敞开了说。亮亮家的窑顶上冒起了炊烟。老汉呆呆地望着，一缕蓝色的轻烟在山沟里飘绕。小学校放学的钟声“当当”地敲响了。太阳下山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着，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山下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楞楞”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逮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譬如：春天燕子飞来时，家家都把窗户打开，希望燕子到窑里来作窝；很多家窑里都住着一窝燕儿，没人伤害它们。谁要是说燕子的肉也能吃，老乡们就会露出惊讶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儿嘛！”仿佛那无异于亵渎了神灵。 种完了麦子，牛就都闲下了，我和破老汉整天在山里拦牛。老汉闲不着，把牛赶到地方，跟我交待几句就不见了。有时忽然见他出现在半崖上，奋力地劈砍着一棵小灌木。吃的难，烧的也难，为了一把柴，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悬崖。老汉说，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人少，山里的好柴砍也砍不完，密密匝匝的，人也钻不进去。老人们最怀恋的是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打倒了地主，分了地，单干。“那阵儿，吃也有得吃，烧也有得烧，这咋会儿，！”老乡们都这么说。真是，“这咋会儿”，迷信活动倒死灰复燃。有一回，传说从黄河东来了神神，有些老乡到十几里外的一个破庙去祷告，许愿。破老汉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皱着眉头不说，又哼哼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是才红了那阵儿的歌。过了半天，使劲磕磕烟袋锅，叹了口气：“都是那号婆姨闹的！”“哪号？”我有点明知故问。他用烟袋指指天，摇摇头，撇撇嘴：“那号婆姨，我一照就晓得……”如此算来，破老汉反“四人帮”要比“四·五”运动早好几年呢！ 在山里，有那些牛做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平时，牛不爱叫，只有奶着犊子的生牛才爱叫。太阳偏西，奶着犊儿的生牛就急着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让它回，它就“哞——哞——”地叫个不停，急得团团转，无心再吃草。 有一回，我在山洼洼里，睡着了，醒来太阳已经挨近了山顶。我和破老汉吆起牛回村，忽然发现少了一头。山里常有被雨水冲成的暗洞，牛踩上就会掉下去摔坏。破老汉先也一惊，但马上看明白，说：“没麻搭，它想儿了，回去了。”我才发现，少了的是一头奶犊儿的生牛。离村老远，就听见饲养场上一声声牛叫了，儿一声，娘一声，似乎一天不见，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贴心话。在母亲肚子底下一下一下地撞，吃奶，母牛的目光充满了温柔、慈爱，神态那么满足，平静。我喜欢那头母牛，喜欢那只牛不老。我最喜欢的是一头红犍牛，高高的肩峰，腰长腿壮，单套也能拉得动大步犁。红犍牛的犄角长得好，又粗又长，向前弯去；几次碰上邻村的牛群，它都把对方的首领顶得败阵而逃。我总是多给它拌些料，犒劳它。但它不是首领。最讨厌的还是那头老黑牛，不仅老奸巨猾，而且专横跋扈，双套它也会气喘吁吁，却占着首领的位置。遇到外“部落”的首领，它倒也勇敢，但不下两个回合，便跑得比平时都快了。那头老生牛就好，虽然比老黑牛还老，却和蔼得很，再小的牛冲它伸伸脖子，它也会耐心地为之舔毛……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破老汉有个弟弟，我就是顶替了他喂牛的。据说那人奸猾，偷牛料；头几年还因为投机倒把坐过县大狱。我倒不觉得那人有多坏，他不过是蒸了白馍跑到几十里外的水站上去卖高价，从中赚出几升玉米、高粱米。白面自家舍不得吃。还说他捉了乌鸦，做熟了当鸡卖，而且白馍里也掺了假。破老汉看不上他弟弟，破老汉佩服的是老老实实的受苦人。 一阵山歌，破老汉担着两捆柴回来了。“饿了吧？”他问我。“我把你的干粮吃了，”我说。“吃得下那号干粮？”他似乎感到快慰，他“哼哼唉唉”地唱着，带我到山背洼里的一棵大杜梨树下。“咋吃！”他说着爬上树去。他那年已经五十六岁了，看上去还要老，可爬起树来却比我强。他站在树上，把一杈杈结满了杜梨的树枝撅下来，扔给我。那果实是古铜色的，小指盖儿大小，上面有黄色的碎斑点，酸极了，倒牙。 老汉坐在树杈上吃，又唱起来：“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那是《信天游》。老汉大约又想起了当年。他说他给刘志丹抬过棺材，守过灵。别人说他是吹牛。破老汉有时是好吹吹牛。“牵牛牛开花羊跑春，二月里见罢到如今……”还是《信天游》。我冲他喊：“不是才见罢吗？”“憨娃娃，你还不赶紧寻个婆姨？操心把‘心儿’耽误下！”他反唇相讥。“‘后沟里的’可会迷男人？”“咦！亮亮妈，人可好！”“这两捆柴，敢是给亮亮妈砍的吧？”“谁情愿要，谁扛去。”这话是真的，老汉穷，可不小气。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去喂牛，借着一缕淡淡的月光，摸进草窑。刚要揽草，忽然从草堆里站起两个人来，吓得我头皮发麻，不禁喊了一声，把那两个人也吓得够呛。一个岁数大些的连忙说：“别怕，我们是好人。”破老汉提着个马灯跑了过来，以为是有了狼。那两个人是瞎子说书的，从绥德来。天黑了，就摸进草窑，睡了。破老汉把他们引回自家窑里，端出剩干粮让他们吃。陕北有句民谣：“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汉和两个瞎子长吁短叹，唠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破老汉操持着，全村人出钱请两个瞎子说了一回书。书说得乱七八糟，李玉和也有，姜太公也有，一会是伍子胥一夜白了头，一会又是主席语录。窑顶上，院墙上，磨盘上，坐得全是人，都听得入神。可说的是什么，谁也含糊。人们听的那么个调调儿。陕北的说书实际是唱，弹着三弦儿，艾艾怨怨地唱，如泣如诉，像是村前汩汩而流的清平河水。河水上跳动着月光。满山的高粱、谷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时不时传来一阵响亮的驴叫。破老汉搂着留小儿坐在人堆里，小声跟着唱。亮亮妈带着亮亮坐在窑顶上，穿得齐齐整整。留小儿在老汉怀里睡着了，她本想是听完了书再去饲养场上爆玉米花的，手里攥着那个小手绢包儿。山村里难得热闹那么一回。 我倒宁愿去看牛顶架，那实在也是一项有益的娱乐，给人一种力量的感受，一种拼搏的激励。我对牛打架颇有研究。 二十头牛（主要是那十几头犍牛、公牛）都排了座次，当然不是以姓氏笔划为序，但究竟根据什么，我一开始也糊涂。我喂的那头最壮的红犍牛却敬畏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红犍牛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肩峰上的肌肉像一座小山，走起路来步履生风，而老黑牛却已显出龙钟老态，也瘦，只剩了一副高大的骨架。然而，老黑牛却是首领。遇上有哪头母牛发了情，老黑牛便几乎不吃不喝地看定在那母牛身旁，绝不允许其它同性接近。我几次怂恿红犍牛向它挑战，然而只要老黑牛晃晃犄角，红犍牛便慌忙躲开。我实在憎恨老黑牛的狂妄、专横，又为红犍牛的怯懦而生气。后来我才知道，牛的排座次是根据每年一度的角斗，谁夺了魁，便在这一年中被尊崇为首领，享有“三宫六院”的特权，即便它在这一年中变得病弱或衰老，其它的牛也仍为它当年的威风所震慑，不敢贸然不恭。习惯势力到处在起作用。可是，一开春就不同了，闲了一冬，十几头犍牛、公牛都积攒了气力，是重新较量、争魁的时候了。“男子汉”们各自权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自然地推举出一头（有时是两头）体魄最大，实力最强的新秀，与前冠军进行决赛。那年春天，我的红犍牛处在新秀的位置上，开始对老黑牛有所怠慢了。我悄悄促成它们决斗，把它们引到开阔的河滩上去（否则会有危险）。这事不能让破老汉发觉，否则他会骂。一开始，红犍牛仍有些胆怯，老黑牛尚有余威。但也许是春天的母牛们都显得愈发俊俏吧，红犍牛终于受不住异性的吸引或是轻蔑，“哞——哞——”地叫着向老黑牛挑战了。它们拉开了架势，对峙着，用蹄子刨土，瞪红了眼睛，慢慢地接近，接近……猛地扭打到一起。这时候需要的是力量，是勇气。犄角的形状起很大作用，倘是两支粗长而向前弯去的角，便极有利，左右一晃就会顶到对方的虚弱处，然而，红犍牛和老黑牛都长了这样两支角。这就要比机智了。前冠军毕竟老朽了，过于相信自己的势力和威风，新秀却认真、敏捷。红犍牛占据了有利地形（站在高一些的地方比较有利），逼得老黑牛步步退却，只剩招架之功。红犍牛毫不松懈，瞧准机会把头一低，一晃一冲，顶到了对方的脖子。老黑牛转身败走，红犍牛追上去再给老首领的屁股上加一道失败的标记。第一回合就此结束。这样的较量通常是五局三胜制或九局五胜制。新秀连胜几局，元老便自愿到一旁回忆自己当年的骁勇去了。 为了这事，破老汉阴沉着脸给我看。我笑嘻嘻地递过一根纸烟去。他抽着烟，望着老黑牛屁股上的伤痕，说：“它老了呀！它救过人的命……” 据说，有一年除夕夜里，家家都在窑里喝米酒，吃油馍，破老汉忽然听见牛叫、狼嗥。他想起了一头出生不久的牛不老，赶紧跑到牛棚。好家伙，就见这黑牛把一只狼顶在墙旮旯里，黑牛的脸被狼抓得流着血，但它一动不动，把犄角牢牢地插进了狼的肚子。老汉打死了那只狼，卖了狼皮，全村人抽了一回纸烟。 “不，不是这。”破老汉说，“那一年村里的牛死的死，杀的杀（他没说是那年），快光了。全凭好歹留下来的这头黑牛和那头老生牛，村里的牛才又多起来。全靠了它，要不全村人倒运吧！”破老汉摸摸老黑牛的犄角。他对它分外敬重。“这牛死了，可不敢吃它的肉，得埋了它。”破老汉说。可是，老黑牛最终还是被人拖到河滩上杀了。那年冬天，老黑牛不小心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摔断了腿。牛被杀的时候要流泪，是真的。只有破老汉和我没有吃它的肉。那天村里处处飘着肉香。老汉呆坐在老黑牛空荡荡的槽前，只是一个劲抽烟。 我至今还记得这么件事：有天夜里，我几次起来给牛添草，都发现老黑牛站着，不卧下。别的牛都累得早早地卧下睡了，只有它喘着粗气，站着。我以为它病了。走进牛棚，摸摸它的耳朵，这才发现，在它肚皮底下卧着一只牛不老。小牛犊正睡得香，响着均匀的鼾声。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卧下，就会把小牛犊压坏。我把小牛犊赶开（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噗通”一声卧倒了。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十年过去了。前年留小儿来了趟北京，她真的自个儿攒够了盘缠！她说这两年农村的生活好多了，能吃饱，一年还能吃好多回肉。她说，真的还是比好吃些。 “清平河水还流吗？”我糊里巴涂地这样问。 “流哩嘛！”留小儿“咯咯”地笑。 “我那头红犍牛还活着吗？” “在哩！老下了。” 我想象不出我那头浑身是劲儿的红犍牛老了会是什么样，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既专横又慈爱…… 留小儿给他爷爷买了把新二胡。自己想买台缝纫机可没买到。 “你爷爷还爱唱吗？” “一天价瞎唱。” “还唱《走西口》吗？” “唱。” “《揽工调》呢？” “什么都唱。” “不是愁了才唱吗？” “咦？！谁说？” 关于民歌产生的原因，还是请音乐家和美学家们去研究吧。我只是常常记起牛群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渗出的盐的情景，于是就又想起破老汉那悠悠的山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如今，“好光景”已不仅仅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了。老汉唱的本也不是崖畔上那一缕残阳的红光，而是长在崖畔上的一种野花，叫山丹丹，红的，年年开。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3、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序 想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已经有很久了。——仅此一句，明眼的读者就已看出，我是在套用伟人的路数。事已至此，承认下来是上策。我选择上策。 原来我甚至想题名为“詹牧师Ｘ传”的，可眼下不时兴作传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传。“正传”也不适宜。一来文体旧了，唯恐发散不出恰当的气息。二来有鲁迅先生，而且至今魅力犹存，只有常冒傻气的人才不懂：步伟人之后尘，只能愈显出自己的卑微和浅薄。由此也可见，我的套用绝非是想也作一名伟人，实在倒是冒了“卑微和浅薄”的风险呢！不宜作传的第三个原因是：天有不测风云。明白说，你摸得清谁的底细？换言之，你敢担保谁的历史就完全清白？倘若你要为之作传的人当过三五天特务，或出卖过一两分钟灵魂呢？尤其是从那动乱年月中活过来的人，谁敢拍拍胸脯说自己一向襟怀坦荡、彻底问心无愧呢？为了给别人立传，竟至过早地为自己竖起了墓碑的人又不是没有过，所以得“悠着点”。这两年‘情况变了，但一般来说，“悠着点”总没亏吃。所以我还是决定不作传，而是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有说“为阶级敌人竖碑立传”的，没有说“为阶级敌人竖碑立报告文学”的。想来，“报告”二字妙用无穷，无论什么事，报告了，总归没错儿，就算遇见的是个特务，不也是得报告么？ 我要写报告文学，还因受了一个棋友的启发。那天我刚要吃掉他的老将儿，他忽然推说他还有些要紧的事得赶紧去办，这盘棋就先下到这儿。算我赢了。他说他预备写一篇报告文学，关于一位著名的女高音的，也可以是关于一位著名的老作家的，或者关于一位著名的别的什么的。 我忽然想起了詹牧师。 “牧师？”棋友竭力笑出几个高音，把输棋的尴尬完全替补了下去。 “那是他年轻的时候，作过一个基督教会的主讲牧师。后来他负责传呼电话。” 棋友的笑声更加响亮。等我把棋子码人棋盒，光从双方的表情判断，谁都会认为输棋的是我了。 “你还是自己去写那个传电话的牧师吧！”棋友说，“纸笔都现成，又不是生孩子，只有女人才会。” 我心里一动，觉得这话不无道理。 现今知道詹牧师作过主讲牧师的人不多了，知道他获得过神。史两项硕士学位的人就更少，多数人只记得，那个传电话的詹老头儿一向服务态度很好。这倒很像一篇报告文学的开头。一般报告文学都是从一个人的怀才不遇写起，写到其人终于蜚声某坛或成就了某项大事业止，顶不济也要写到被伯乐发现。可是，詹牧师未了还只是个传电话的。我相信这与他的脸相有关：虽然大庭饱满，但下巴过于尖削，一直未能长到地阁方圆的程度。据说，年轻时，詹牧师为此曾很苦恼，查考过几本相书，也不使人乐观。而立之年一过，他转而愤懑，在一篇论文里曾写道：“基督精神本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接着他引申了马丁——路德的思想，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既然不在于遵行教会的规条，当然也不在于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后他写道：“耶稣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救星，在他伟大精神的照耀下，苦难众生都有机会得救，唯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者除外。”于是招来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怒目，甚至怀疑他与共产党有牵联。不惑之年的詹牧师更加成熟，时值全国已经解放，国计民生蓬勃日上，他进而怀疑了有神论，并于无意中贬低了他的主。他说：“有神论者都是因为并没有弄懂基督教的真谛，马列主义才是苦难众生的大救星！”这又得罪了很多同事。一些人说他是“墙头草”（相当于后来所说的“风派”），甚至干脆说他是犹太。詹牧师处之泰然，说：“倘不是为了三十块银币，而是为了真理，主耶稣是会赞同的。” 棋友正一心一意地琢磨着，一篇报告文学的字数以多少为宜。 “五万两千七八百字，你看够不够？”棋友问。 “凑个整儿吧，十万字，够一台彩电。” 棋友频频点头。 就在那一刻，我决心写一篇报告文学了。 上集写法嘛——？其实和写新闻报道相去不远（顺便提一句，我在一家不大不小的报社工作），大概也都是记述一些事业的成功之人及其成功之路。说一说该人是怎么落生的，怎么长大的，具有怎样出色的品质和智能，于是克服了什么和什么，就怎么样和怎么样了起来。所不同的是，常常兼而介绍一下海燕和雄鹰的生活习性。比方说，海燕喜欢划破阴沉的天空，雄鹰则更善于“击”——鹰击长空。还有联系一下松树风格的、黄金品质的、某一星座之光芒的，等等。也有侧重于气象及地理环境记载的，譬如：闪电，雷鸣，暴风雨震撼着这个小山村，在一间低矮的茅草棚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一个伟大的生命来到了人间。 相当不幸！上述诸条，詹牧师一条都不占。前面已经说过，詹牧师因为差一项“地阁方圆”，始终没能伟大得了；而且连出生时的史料也早已散失。他自己当时过于年幼，又没记住是否下过雨，是否有过电闪和雷鸣；父母早逝，连生辰八字也是一笔糊涂账。并不是我一味地要套用伟人的路数，实在是因为詹牧师当时只顾了哭，倒把顶重要的事给忘记了。那时的户籍制度又很松懈。非要写一写他的出生情况不可的话，我只能说，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南飞的雁阵正经过一座小城的上空，教堂（帝国主义列强的一种侵略方式）的钟声悠长而凄惶地敲响，路旁的落叶堆中传出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一对贫苦却善良的老人经过这里，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弃婴，以致后来的七十多年内，世上有了詹牧师其人。不过我至今拿不准，这会不会也是依据了想象和杜撰。詹牧师常把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事物记得很牢，记得久了，便以为自己也不过如此。譬如就说这生日，他早年总是在各式的表格中填上十月十日（按他被善良的老人收养了的那天算）。“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出生于十月一日的红五类人士，狠狠地嘲笑了他的十月十日，说是“这也不无阶级性”。詹牧师先是羡慕人家，继而慢慢回忆：自己在落叶堆中未必只是呆了一天，而且生母在遗弃自己之前是不会不痛苦的，不会一生下来就拿去扔掉，想必是犹豫了一个多礼拜的，如此算来。自己的生日也应该是十月一日。为这事詹牧师跑了不少次派出所，申明了理由，要求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他儿子问他，为什么不把生年也改成一九四九呢？“那样，我在学校里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他儿子说。詹牧师无言以对。詹夫人一向的任务就是在父子们和稀泥，此刻为丈夫解围道：“你爸爸不是那种……一哪种呢？没有下文。其时，詹夫人边洗菜，边考虑应不应该告诉儿子，詹牧师小时候的名字叫”庆生“，虽然是为了庆贺于落叶堆中侥幸存活而起，而且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但与十月十日联在一起想，总不见得会有好处。詹夫人抬头望望丈夫那一脸花白的胡茬、那一脸愁苦的皱纹，心里一阵阵发酸。那个和她一起戏水、撑船的少年庆生到哪儿去了呢？那个教她糊风筝、放风筝的快乐的庆生到哪儿去了呢？岁月如梦如烟，倏忽即逝哟——！她于是只对儿子说：”你也会老哇——“儿子不耐烦地走出去。詹牧师蹲过来，帮着夫人洗菜。 “你不要往心里去。”詹夫人说。 “我没有。” “他还是个孩子。” “我知道。” “我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 詹牧师一个劲洗菜，不言语。 “别总瞎想。” “你是不是也嫌我老了？”詹牧师说，洗菜的手有些发抖。 詹夫人呆愣了片刻，故意笑笑：“谁嫌谁呀，咱们俩都老喽！” “可我要做的事，还都没做。” 他们默默地洗菜。 再有，写报告文学势必得懂些音乐。人家问你，《命运交响曲》是谁作的？你得会说：贝多芬。要是进而再能知道那是第五交响曲，“嘀、嘀、滴、登——”乃是命运之神在叩门，那么你日后会发现有很广泛的用途，写小说、写诗歌也都离不了的。美术也要懂一点，在恰当的段落里提一提毕加索和《亚威农的少女们》，会使你的作品显出高雅的气势。至于文学，那是本行知识，别人不会在这方面对一个写报告文学的人有什么怀疑；有机会，说一句“海明威盖了”或“卡夫卡真他妈厉害”也就足够。等等这些吧，我都不行，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些知识联系到詹牧师身上去。詹牧师当年作牧师的时候会弹两下子管风琴，可等我认识了詹牧师的时节，这早已成了历史。教堂里的管风琴年久失修是一个原因：人家不再让他进教堂也是一个原因。唯一能把詹牧师和音乐联系起来的，是第九交响曲中的那支歌：“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阳光照大地……在你光辉照耀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歌詹夫人爱唱，她年轻时懂一些贝多芬，嗓子又好，中学时代就是校合唱队的主力。詹牧师也就会唱，其实詹牧师还会唱很多歌，但可惜都与我主耶稣有关，后来没有机会再唱了。小时候在故乡，不知怎么一个机缘，詹牧师（那时是詹庆生）被选进了小教堂的唱诗班。可以想见，那时他的嗓子还很清脆，眼睛还很明澈，望着窗外神秘莫测的蓝天，虔诚地唱：“我听主声欢迎，召我与主相亲，在主所流宝血里面，我心能够洗净……”门边站着个小姑娘，听得人迷，痴痴盯着少年庆生。那就是后来的詹夫人，姓白，名芷，听起来象一味中药。 爱情是个永恒的主题，照例不该不写。然而，詹牧师对自己的罗曼史从来是讳莫如深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探问过他这方面的事，如今既然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便只好额外下了些工夫——向他的亲友们作了一些调查，片片段段汇总起来，所能写的也不过这么几条：（一）詹牧师的老丈人是个开药铺的小老板，兼而也作作郎中，家里还有几亩好地，雇了人种。詹庆生十四岁上到这药铺作了学徒，起早恋晚地跟师父里里外外地忙，人很勤俭，懂得爱惜各种草药，脑子灵，算盘又打得好，很为小老板赏识。虽然出于某种规矩，学徒的生活照例清苦，但少女自主对他明显的关照，小老板亦均认可。至于小老板膝下无儿，是否有意把少年庆生培养成继承人一节，现已无从考证。 （二）少年庆生绝非甘愿寄人篱下之辈，平生志愿也绝非仅一小老板耳。每晚侍候得师父洗了脚，师母也喝完了芦根水，他便到店堂里去读书。什么《医宗全鉴》、《本草备要》、《频湖脉诀》、《雷公药性赋》早已不在话下；《三国》、《水浒》、更是读到了烂熟的程度；连《玉匣记》、《枕中书》、《择偶论》，乃至《麻衣相法》、《阴阳八卦》，都读；甚至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一批孔、孟、老、庄的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宏著……。小老板见他是读书，也就不吝惜灯油。那时白芷已经上了初中，时常悄悄溜进店堂，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新书：天文、地理、生物……乃至一些新文学的代表作。据说也有鲁迅先生的，也有胡适的文章。两小无猜，在灯下兼读、兼嚷、兼笑。老板娘虽看不上眼，小老板却开明而且羡慕。小老板逐渐明白，这徒弟是不会长久在此耽误前程了。 （三）青年庆生学识日深。凭着小老板的灯油，他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靠了白芷的鼓励，他决定弃商就学。不料，机会却决定了人生。每逢礼拜日，他照例去小教堂唱诗，听讲，竟被“信主兄弟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同为天父孝顺儿女，契合如在家庭”一类的骗局所惑，决心去学神学了。他对他的少女说：“这不和你唱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样的么？”两人都很高兴，觉得比小老板的“回春堂”要妙多了。“那你还能结婚吗？”白芷问。“能，当了牧师也能。”庆生回答。白芷放心了。他们在故乡的小路上边走边想，边想边唱：“在主爱中真诚的心，到处相爱相亲，基督精神如环如带，契合万族万民。”故乡欢畅的小河载着阳光和花瓣，流过山脚。流过树林，流过“回春堂”，流过小石桥和小教堂。教堂的钟声飘得很远，小河流得很远，青年庆生也将走向很远的地方。他们不知道有什么骗局，远方有没有深渊。 （四）青年庆生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神学院，课外帮助别人抄写文稿或出一些别的力气，工读自助。其间一直与他远方的姑娘通信。可惜这“两地书”均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烧毁，欲知二人之间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称呼的，有没有冠以“亲爱的”或者干脆是“dear”，都不可能了。单从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志上查到，庆生已于大学期间改名“鸿鹄”了——詹鸿鹄。 （五）小老板不久去世（据推测是癌症），引起过一场风波：老板娘为生活计，愿意女儿嫁给一个大药铺的少掌柜的。女儿心里有着原来的小学徒，执意不肯，险些闹得出了人命。先是女儿要吞马钱子，幸亏是错吞了车前子。后是老板娘中风不语，好在“安宫牛黄丸”和“人参再造丸”都现成。最后还得感谢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故乡的生活日益艰难，不说哀鸿遍野吧，总也是民不聊生，小药铺终归倒闭，大药铺岌岌不可终日；正当詹鸿鹄翻译了几篇文稿，倾其所得寄与母女俩，老板娘方才涕泪俱下，深信小老板在世时的断言是不错的。 （六）詹鸿鹄拿下了神学硕士学位，在一所教堂里任职。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他一定要未婚妻到大地方来进一步学习，于是白芷和母亲也就离开了故乡小城，到鸿鹄身边来。不久，詹鸿鹄与白芷在一所大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仪式。一位洋牧师（詹鸿鹄的老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你愿意他作你的丈夫？”答日：“愿意。”你愿意她作你的妻子吗？“也说愿意。詹鸿鹄又开始攻读史学，白芷也考进了师范学校，老岳母精心料理家务，曾有一段很富诗意的生活。对教堂里的信约，鸿鹄夫妇恪守终生、二人如形如影，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后来虽然介入了第三者，但那是他们可爱的儿子。只是由洋牧师作了证婚人一节，倒惹得老夫妻于”文革“中参加了一回学习班，写过几份交代材料。这是后话。 （七）还有一个疑点有待查明，即：詹鸿鹄是否也跟白芷热烈地亲吻过？有一次，詹牧师曾对“现今的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搂搂抱抱”表示过不满，或可推断他绝没有过类似的过火行动，但由詹牧师也协助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一方面想，又觉得证据不足。 我料定，要给詹牧师写报告文学，在爱情这一永恒主题方面，无疑是要有所损失了，只能写到干巴巴、味同嚼蜡为止。没有诗意。可以有一点趣味的是风筝。詹牧师家住在一个厂办专科学校里面（校方曾多次想把他们迁移出去，可又拿不出房来），学校里有两个篮球场，可以放风筝。傍晚，学生们打完了球，都回家了，校园里宽阔又安静。那年，詹夫人已经病重，裹着线毯坐在门前的藤椅上，仰起头来看——詹牧师正认真地放风筝。糊得很好的一只沙燕儿，上面画了松枝和蝙蝠，晃悠悠升起，詹牧师撒出了一段线。飘悠，飘悠，风筝又急剧下栽，詹牧师又收回一段线。詹夫人喊：“留神电线，挂上！”忽忽，摇摇，风筝又升起来。“小心楼顶！”詹夫人说，攥紧拳头。詹牧师一下一下熟练地拽着线，风筝平稳地升高，飘向夕阳，飘向暮色浓重的天空。詹夫人松开了拳头。詹牧师把线轴揣在衣兜里，坐到夫人身边来。风筝在渐渐灰暗的天空中像一个彩色斑点，一动不动。两位老人也一动不动。 四只眼睛也一动不动。 “有多少年不放了？”詹夫人说。 “十年还多了。”詹牧师说。 其时为一九七七年春。 “你放起来倒还没忘。” “生疏多了。” “我以为你放不了了呢。” “不至于。” “在老家时放的那种‘双飞燕’我还是最喜欢。” “一上一下，一下一上，那种确实好。” “那是用绢做的。” “最好是用绢做。” 詹夫人久久地看着篮球架后边那片开始发绿的草地，不再说话。 詹牧师给她倒了一杯水，让她把药吃了。 对面的楼房成了一座黑色的墙，风筝看不见了，只有从衣兜里抽出的那段白色的线，证明风筝还在天上。 天上朦朦胧胧地现出一个月亮。 詹牧师安慰老伴儿说：“让我想一想，也许还能做成那种‘双飞燕’。” “还有那种鹰形的风筝，我们在家乡时也常放，像真的鹰在盘旋。” “那叫纸鸢。”詹牧师纠正说。 “你不要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那确实叫纸鸢。” “你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 “做人不见得非得干成什么大事不可。” “这我知道。” 可是，直到第二天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詹牧师的思绪还在天空中盘旋。 注一：詹牧师的住房条件很差，说是两间小棚子，一点不过份。早在六十年代初，詹牧师曾在自己小屋的门上挂过一块匾额：大鹏屋。取棚屋之谐音，抒远大之志向。几个朋友凑了一首打油诗，嘲笑他：“鸿鹄误人棚，大鸟错居屋，呜呀呜呜呀，鸦乌鸦鸦乌！”詹牧师看罢一笑，奋笔回敬道：“孔明居草庐，姜尚作渔翁，雄鹰一振翅，鸦雀寂无声。” 时间过去了十六、七载，詹牧师依然住着“大鹏屋”，这倒没关系，问题是雄鹰何时能振翅高飞呢？詹牧师时常为此而烦恼。看见年老的白芷仍然撑着重病之身，在为他补衣服，悲酸之感油然而生。他看着那只风筝发愣。他想，他对不起白芷。他又想，他还是能够在很多事业上取得些成就的，以报答他的夫人。 我本来想说：詹牧师更是为了报答祖国和人民。但是，我又犹豫了：詹牧师至死都没能取得任何成就，有什么理由这样褒奖他呢？我甚至怀疑，我还应不应该给他写报告文学？虽然风风雨雨之中，不知他给别人传了多少电话，其中说不定也有一些伟大的信息，也有一些于祖国和人民非常有益的内容，但够格为文学所报告的人，都必须是自己先不同寻常。记者的胶卷有限，报刊的版面有限，电视台的时间有限，正好堪称为人物者也有限。对了，得是人物。即不可单单是人，又不能仅仅是物，得是人物！这很要紧。分开说，前者会遭漠然之面孔，谁不是人呢？后者则要吃耳光。合在一起说效果就好。“人物”——你这样说谁，凭良心，谁心里也保险不难过。 然而发现一个人物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当你想写报告文学的时候。平摆浮搁着的人物均已被报告完毕，再想报告，就得多搭进些工夫去了。我盘算，要是报告一位准人物（即：尚未成为人物的人物苗子），是有远见的，既避趋炎附势之嫌，又可望作一伯乐。还有一层，常言道：落难公子多情，登科状元寡义。倘一村姑，绝不该对着相府的高墙发痴，最好是注视着自家矮檐之下，看有没有一个落汤鸡在那儿一边避雨一边背外语单词。当然，根据需要，村站可以换算成德貌齐备的现代化姑娘，落汤鸡随之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水暖工或烙大饼的。我绝不是想影射詹夫人，因为詹牧师虽曾作过硕士，但最终毕竟只是传传电话，而水暖工和烙大饼的最后都考上了研究生。倒是詹夫人一直是位小学教师，凭了微薄的收人维持全家生活，而且对丈夫的感情始终不渝。我只是说，采访常与谈恋爱相似，多数历史经验教我这个末流记者识趣：还是到猪圈里去寻千里马。如果不知深浅地去采访某位已知人物，则难免横遭一面挂满了问号的脸。你报告了贱姓小名，又通禀了籍贯和属相，对方依旧一脸“你是谁？”的表情。那时你才会约略品出些“名不见经传”之苦呢。我很嘲笑我那位棋友，上来就想写一位著名的什么，真真“此物最相思”，单相思。不通世理到这般水准，也想写报告文学？！ 我又坚定了写这一篇报告文学的信心。詹牧师就是一名准人物，我至今笃信不疑。这与生死无关，死人也有突然又成了人物的。这样的事，古今中外屡有发生，未必我就碰不上。 詹牧师被我发现的那年，一圈白发围着个亮闪闪的脑瓜顶，正是古稀之年。斗室之中，全是一摞摞发黄的笔记本和稿纸、一棵棵落满灰尘的书籍和一摞摞没有落满灰尘的书籍。临街的窗台上摆着一尊电话，为灰暗的小屋平添了许多气派。 他从摊开在桌上的书堆中抬起头来，摘掉一又二分之一镜片的老花镜。“办长途吗？本处代办国内长途电话。”他说。 “请问，詹小舟同志在吗？” 他稍事审度，慌忙起身，从一堆堆蔡伦的遗产中绕出来，满腹狐疑地伸给我一把骨头：“我就是。詹天佑的詹，小舟么，就是小船的意思。” 注二：詹牧师于五三年自动退出教会，之后在一所私立小学任教务副主任之职，五五年他又自动辞去了这一工作。从最近的调查和采访中得知，就是在那时，他又改了名字，改“鸿鹄”为“小舟”了。据说，当时他的书桌前挂过一张条幅，写的是苏东坡的一句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其名大约取意用此。 据当年与詹牧师在小学校共过事的人讲，鸿鹄与教务正主任常常意见相左，可能是促其退职的一个原因。据那位现已退休的主任讲，詹鸿鹄一直惦记着考取博士学位，对自己仅仅是个硕士老大不甘心，所以对教小学兴趣不大，深恐耽误了他的前程。由此再联想到苏轼词中的另一句：“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或可对詹牧师二改其名的缘由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我又走访了当年那所私立小学的校长。据校长回忆，詹鸿鹄确有郁郁不得其志的情绪，虽然对工作一向还是认真的。詹牧师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校长为他饯行，酒至半酣，他忽然提笔狂书，什么“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什么“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最后是“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其情其景，令老校长也感慨万千，想少年壮志，看白发频添，不觉潸然泪下，于是赞成詹鸿鹄趁年富力强之日，回家专门去作学问了。 “您是？”詹牧师问我。 我坦然地报了姓名，又报了我们那个不大不小的报社的名字。 他的手却忽然在我手里变软，慢慢地抽回去，他又直着眼睛接连地咽唾沫，像是有个药丸卡在嗓子里。他的脖子很细，喉结很大。 “您这地方不好找。”我说。 “噢，请坐，请坐。”他让笑容在脸上挣扎，脸色却发白。 我坐在一只小木箱上。 他继续咽唾沫，诧挲着双手，站着。 我又重申了一下我的身份。 他的微笑愈显得艰苦了，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我明白我的公事已经办完，准确地说——已经用不着进行了。 这么回事：我在报社负责“表扬与批评”专栏，我经常于来稿中见到詹小舟这个名字，他总是写表扬稿，譬如：某某中年人，十八年如一日地为大家扫厕所，不取分文；某某老头儿，常常留心邻居家是否中了煤气，果然救了三条人命；某某姑娘，坚持为邻居老太太取奶，倒垃圾；某某眼镜店的青年营业员，认真负责地为一个老学者配了眼镜，态度和蔼可亲……如是等等，两年多来总也有二十几篇。发表了一半左右。不料前两天发表的一则却惹来争议。公安局的同志来信认为，“这篇表扬稿很可能是伪造的，”（原文如此）“因为文中所说的‘艾珂寺外街一百号旁门的魏启明’现正在狱中服刑，根本不可能为邻居的高中生们义务辅导英语，请报社同志进一步核查，以正视听。” 詹牧师呆坐着，笑容残余在两个嘴角，其他部分的皱纹显得苍老、僵化。 门前火炉上的水壶，沙哑地喷出一缕缕白气。 有那么一忽儿我很担心，希望生命还在与他为伴。 先后有几个打电话的人站在窗外打电话，然后放了四分钱在窗台上，走了。 太阳西斜了，几点黄光落在詹牧师弯屈的脊背上。四周的光线开始变暗。 真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注意到他的嘴并没有歪向一边，鼻翼还在翕动，我觉得不如趁早悄悄溜掉。 詹牧师忽然自语道：“这么说，真有个艾珂寺外街。” “真有。”我说。 “真有个叫魏启明的。” “真有，在狱里。而且魏启明也不懂外语。” “总没有杀人吧？”詹牧师急切地问，紧张地盯着我，双唇作好了发出“没”的形状，似乎深恐我不会发这个音，随时都愿意帮我一把。 “倒没杀人，”我说，“只是偷偷东西。” “这就好，这就好。”他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这样就好了……” “这样怎么会就好了呢？”我说。 詹牧师又不断地咽起唾沫来。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詹牧师退还的两元钱。我这个专栏的稿费一律是每篇两元。有人说，这老头很精明，如果胡编批评稿，稍有不慎，被批评者一定不会甘蒙不白之冤，闹得真相大白而致影响了两元收人是可能性极大的，表扬稿就很少这种危险性，这次实在是碰巧了。也有人说，这老人真可谓“千虑一失”，本不必写出姓名和地址的；做了好事而不留姓名地址，也于情于理十分顺通。我心里却别扭，觉得就这样削减了老人的一项经济收入，很缺德。他在风风雨雨中要传多少电话，才能挣到两元钱呢？成千上万元地拿稿费的人，也未必都不曾逢迎杜撰、见机胡编过。 随即又收到詹牧师的一封信。信中却对稿件的事只字不提。信的大意是，他知道我是一位编辑后，心情久久难于平静；得以与我相识，实乃三生有幸；我能亲临其寒舍，更使他坚信了命运是公平的。信中引用了很多典故，什么“文王渭水访贤”、“汉主三请诸葛”、“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弄得我也踌躇满志起来。信的最后说：“老夫不才，如蒙不弃愿结永好。古今中外，忘年之交而助成大业者，不胜枚举。况你我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本当携手共济，于国于民有所贡献才是。” 我决计再去看他一趟了。信的文体既如此风雅，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崇高的志向，古稀老人而童心不泯，可料绝非等闲之辈。再说又是头一遭有人这么看得起我。虽然詹牧师前后言行略显怪异，但怪异常常是人物的特征。大凡能够印成铅字的人物，总都是与“疯疯颠颠”、“木讷乖张”、“不食人间烟火”一类的情趣有染。这情趣，在凡人是一种缺陷，在人物却是一项优点——大智若愚者也！ 再去的时候是晚上。詹牧师正伏案挥毫。工整的楷书，颜筋柳骨，一丝不苟。写的是两首七律，备忘于下：其一销声匿迹三十年，隐姓埋名两地天。 闹市凭窗深似海，空庭倚门淡如烟。 良宵独盏书为伴，恶浪孤舟纸作帆。 未破禅机空自娱，报国无往枉陶然。 其二几度沧桑春似梦，萧声吹断古城秋。 时光易逝人易老，壮志难酬意难休。 弱冠己读千卷破，古稀犹冀四化谋。 伏枥老骥安自弃？沥胆披肝为国忧。 “好诗，好诗，”我说，“好一个‘古稀犹冀四化谋！'”“哪里哪里，信口胡诌，聊以自慰罢了。” 詹牧师又把那把骨头伸给我，此一番却颇凛然，像列宁。大概是因为他刚写完“沥胆披肝为国忧”吧。列宁在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时候，就是那样把手伸出去的。我们握了很久的手。我几次觉得应该松开了，但试了试，依然抽不出来，也就再次握紧，上下左右地摇。 电话铃响了。詹牧师抓起话筒，边问边记录。然后他对我说：“实在抱歉，我去去就来。”点头弯腰，倒退着走出门去。 门还未关严就又开了，詹牧师探进头来：“受民之托，不能不尽力而……请稍候，稍候。” 我把门轻轻关上，觉得又有人在外面推，詹牧师又侧身进来：“一定不要走，晚饭也就请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不不不，一言为定！回头还有要事向老弟请教。” 他登上自行车，很快地消失在昏暗的小巷深处。我在窗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模样。老弟？！我想起父亲还不到六十岁，心里不由得惶然。 墙上挂了一幅没有托裱的水墨画。我仔细辨认了一会，还是没弄清画的是一只树獭，还是一头马来貘。后来詹牧师告诉我，“是一匹小马驹，画得不算好。”画上的题词却写得好：来日方长。 前面说过，屋子里书很多。我随手一翻，已经肃然，整整一书架的英文书！我只认得出几个作者的名字：scnoza（斯宾诺莎）、dewey（杜威）、shakespear（莎士比亚），其余的全茫然。再看另一个书架上有译成中文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有罗丹的《艺术论》，有黑格尔的、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有线装的《史记》和《离骚》；有精装的《资本论》、《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平装的《心理学》、《美学》、《精神分析学》、《政治经济学》；影印的《东塾读书记》、《西域番国志》、《南疆逸史》、《北词广正谱》；杂志有《哲学译丛》、《音乐欣赏》、《外国文学》、《世界美术》和《足球》。幸而有《足球》，我抽得出来，也能读懂。 注三：詹牧师一生做过的最有远见、最富胆略的事（詹牧师的儿子语）就是：“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把他的全部藏书都寄存在一位出身很好、既不识字又无亲无故的孤老头子家了。一九七八年，他把这些书搬回来的时候，既令夫人吃惊，又使儿子折服。 这时候进来一个人，年轻的。 我站起来，和他面对面站了约半分钟。然后我们同时问：“您要办长途吗？”然后都笑了，互相介绍。他说他是詹牧师的儿子。我说我是詹牧师的朋友。 “学外语来了？”詹牧师的儿子问我，态度立刻变得很不友好。 注四：后来詹牧师的儿子向我解释了这件事：七四年冬天，早晨，来了一个打电话的小伙子，一进门就冲詹牧师来了一句：“good morning！”詹牧师随口应道：“morning！”——就一个单词！发音之准确，表情之自然，都不在美国人之下，小伙子顿时被震住，本来无意卖弄，不料却遇到了能人，尴尬万分。詹牧师赶紧改口：“你早，你早。”小伙子却不依不饶了，偏要詹牧师作他的老师，并讲了一番不小的抱负。詹牧师一贯爱惜人才，想起自己当年自学之苦，不免感动；想到在这动乱的年月中仍有人如此好学，不免更感动。于是约好，每星期日早晨八点至十点小伙子来学口语。詹牧师为此写了教学方案，一连几天都很激动，总对詹夫人念叨：“能够把他教好，也算为国家尽了一点力气。”詹夫人忙里忙外，顾不上多说，只是说：“这样的事要不要向居委会请示一下？”詹牧师默默。很明白，这事一经请示，准得告吹。詹牧师沉思良久，横了一条心：“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儿子又笑他胡发激昂慷慨之辞。詹夫人则又说：“你爸爸绝不是那种—……”至于哪种，还是没说。 星期日早晨，詹牧师五点钟就起了床，做早点，收拾屋子。这些事平时都是詹夫人的份内，詹牧师虽已沦落为一个传电话的，但在夫人面前（也只有在夫人面前）仍不失学者风度。他又特意铺了一条新床单，抹得很平整，只等学生到来。七点半，老人便耐不住了，到门口去了望。中午十二点，老人无言地回到屋里，坐了一会儿，换下了那条新床单。幸亏儿子出去了。詹夫人悄悄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说：“那个小伙子可能今天有事。”詹牧师心里这才好过了一些，说：“否则他不会不来。”然后，詹牧师病了一个多月。詹夫人劝他不要太伤心。他只承认是那天在大门口站得久了，受了风寒。詹夫人说：“那样的人，你何必？”詹牧师说：“别这样讲，那小伙子其实很好，很爱学习。” 后据詹牧师的儿子了解，那个小伙子确实是知道了詹牧师的身份，没敢来（那时詹牧师正因其历史问题而受监督）。 詹牧师的儿子以为我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 “不，”我说，“我是报社的记者。” 詹牧师的儿子疑惑地看了看我，便到书架旁翻腾那些书去了。他找到了一本书，立刻沉了进去。 许久，我问：“你是？” “他的儿子。”他对着书回答。 “我是说，你在哪儿工作？‘” “陕西。” “回来探亲的？” “不。回来流窜，长期流窜。” “户口还在陕西？” “对。” “应该想想办法，办回来。” 他抬头瞄了我一眼，说：“太费事，算了。” “可这很重要。” “你跟我爸爸的观点倒很一致。户口、文凭、证明、证件，一张张小纸片！”他忽然笑起来，把他正看着的那本书举到我眼前。是达尔文的。“是人起源于户口呢？还是户口起源于人？”他问我。 “当然。”我说。 “我们家老头儿要是也能来这么一句‘当然’就好了。他从来不明白，什么起源于什么。” “可是他身边应该有个亲人。” 詹牧师的儿子不说话了，一连抽了两支烟。之后他看了看表，开始从书包里往桌上掏东西：麦乳精、蜂蜜、果汁、蛋糕和几瓶药。 “告诉我爹，这些药要坚持吃，对他的肾和血压都有好处。我还有事，得走了。” “他大概就快回来了。” “劳驾。再说我们老少二位一碰头，痛快的时候少。” 他又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书，忽然飘落出两张纸来。他捡起来，看了看，“嗤嗤”地笑个不停。“你看看这个。”他把那张纸放在我面前，走了。 好像是写给谁的一封信，一看便知是詹牧师的手笔。信的开头一两页大约已经丢失，现把残余部分备忘于下：……论文的题目为《古代佛教思想的来源与发展》，一九四五年获史学硕士学位。以后两年又翻译和撰著了几本小册子，如《世界三大宗教》、《宗教与哲学》、《信仰论》等等。原计划还要写《中国思想史大纲》和《简明宗教史》等，均因题目较大，所需资料一时难以具备，又逢内战，生计艰难，此计划一直未能完成。 解放后，因加强了政治思想学习，遂改变原来计划，转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大有收益。后又经农场劳动锻炼，搞通了思想，自动退出宗教团体，努力追求进步。不料，正当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之际。我患了风湿病，不得不回家疗养。一病多年。养病期间，我仍坚持学习、研究。研究范围：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②革命史传；③心理学及教育学；④文学艺术。（写过一些革命诗歌，手稿均于“文革”中烧毁。） 因我早年曾走过一段弯路（做过牧师，并与一些外国人有过交往），“文革”中被隔离审查过一年多。住过牛棚。后经内查外调，弄清了历史，确认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之后又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从事人防建设。学习班毕业后，我决心做个真正的劳动人民，经街道居委会推荐，当了六年临时壮工。尽管工作繁忙，业余时间我仍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读书看报、学习、钻研。“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我参加了庆祝游行，我背着一面大鼓，走了三十多里路。）我深深感到…… 注五：此处可能还有一页，已丢失。 ……我的思想更为活跃，对四化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初步拟就了全面规划，成竹在胸，切实可行。然则报国无径，献策无门，谛恐古稀将近，时日不待，一旦逝去，遗恨无穷。无奈毛遂自荐，为国为民，甘作犬马，荣辱毁誉。置之度外。如蒙先生引路，得以有所作为，功成之日，死亦瞑目！ 此颂撰祺詹小舟上（年月日缺） 由“撰祺”二字推断，此信是写给某位操笔墨以为生涯者的，又由“先生”二字可见，还是一位大著作家呢！可是连我也被称为“老弟”，“先生”云云。是否也盖出于谦逊，就又难说了。 信的空白处有许多稚拙的童体字，还有许多小小的油手印儿。我后来设想是这样：灯下，詹牧师哄着孙子，教孙子写字，写了歪歪扭扭的“风筝”，又写一行扭扭歪歪的“春天来了”。孙子不听话，闹，詹牧师给了他一些油炸的食品……。那么就是说，此信是在七九年詹夫人去世之前写的。詹夫人死后，孙子就送到姥姥家去了。 信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住过牛棚”，现今，很多人都自称住过牛棚，仿佛是一件难能可贵的行为。这倒无妨。可是，人住了牛棚，牛住在哪儿呢？二是，詹牧师是自动退职的呢？（见注二）还是因患风湿病回家疗养的？ 注六：詹牧师的儿子最近对我说：“他是自动退职的，但也确实有一点风湿病。” 只是当没有公职便意味着有某种严重问题这一逻辑风行了之后、詹牧师才格外地强调了他的风湿病，坚持说自己是因为有病而国家疗养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常到人多的地方去晒太阳。见到他的人不免要问：“您这是干嘛呢？”他便有机会回答：“我的风湿病很厉害，大夫建议我多晒太阳。”有一个夏天的中午，他又去晒太阳，天很热，太阳又很毒，人都躲到屋里去了。詹牧师晒了许久，不见一个人来问，又心疼失去的时间，就此回去很不甘心，于是再晒，结果晒过了头，中了暑。儿子又说怪话。詹夫人又说詹牧师不是那种…… 注七：詹牧师的风湿病，初发于五四年在小学任教期间。那一年秋天，他参加了挖河泥的劳动。天气已经很冷了，河泥上都结了冰渣，他挥舞着铁锹，站在刺骨的泥水里，拼命地干。有人让他上来欧一歇，他不。有人表扬他年过半百，亚赛黄忠，他干得更有兴趣，说自己改造得还不够。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他开始感到周身的骨节全疼，并且有些低烧。他鼓励自己：轻伤不下火线，想想红军两万五，等等。又干了几天，才得了风湿病。 詹牧师回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半钟了。他买了酒和肉，买了包子和好烟，从提兜里—一掏出，抱怨商店都关门太早，买不到更好的东西招待我。无论我说多少遍“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他还是说：“吃吧，不要客气。”我只好坐下来。 我们的友谊开始于这天晚上。时间是：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 中集现在仔细回味，觉出，詹牧师之所以非常看重同我的友谊，也是有所图的。其实这无可厚非。有目的的功利主义总比莫名其妙的扯皮主义要好。贪嘴的人希望认识大师傅，好穿的人愿意结交老裁缝，有病的人巴望与大夫套近乎，将死的人乐于同看坟的论交情，都很正常。况且詹牧师的目的也并非不可告人，他只是估摸我或许在出版界有点路子，说不定能帮忙他发表一点作品。 詹牧师想创作一些“黑色幽默派”小说。他反复申明，他所以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多么称赞这一流派，更绝不是出于派性。 后一点是相当可信的。詹牧师历来有“信主兄弟不分国旅，同来携手欢欣”的思想，这一思想固然愚昧而又缺乏阶级分析，但与派性却实在水火难容。解放初期，他甚至为这种思想找到过理论根据。根据有三：①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即不分国度）；②民族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那么同是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显然是不该有民族之分的）；③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打碎的是脚镣手铐，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相当于“同来携手欢欣”）。这些言论在“文革”中都被列为他的罪证。这实在也是一桩冤案。其实詹牧师早于五十年代中期。就已认识到了他上述思想的错误。他对基督教有过三点犀利的批判：①主是伪善的。“信主兄弟……契合在主爱中……携手欢欣”，这是不是说“只有你信主，主才爱你，如果你不信主，主就不管你的死活？多么狭隘的派性！简直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②主是骗人的。主既然一向宣称，他上十字架去受苦受难只是为了救世救民，那又为什么要“普天之下，万族万民，俱当向主欢呼颂扬”呢？这不是一种讨价还价的行为么？假如“万族万民”不去“向主欢呼颂扬”，主是即刻暴跳如雷呢，还是依然任劳任怨地去救世救民呢？③主是愚昧的。主竟认为仅凭他自己的神通就可拯救万族万民，可是只一个犹大便把他出卖了，而且只卖了三十块银币。如果主能够依靠万族万民，一个犹太岂能得逞？综上三点，詹牧师才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教会。他认为，宗派帮会只能使人虚伪、狭隘、愚昧，如果你相信善良可以战胜邪恶，相信真理，同时相信你的理想符合真理，那又为什么非得加人教会不可呢？让真理去指引你，比让教规来约束你要好得多。于是詹牧师更加信仰马列主义了，原因也有三：①马列主义是主张科学的，而不是主张迷信的；②马列主义从来只讲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要求人民“俱当”跪倒在其面前“欢呼颂扬”；③马列主义是靠真理来团结人民的，而不是依靠结帮拉派来稳固自己的统治。“这就是马列主义伟大于任何宗教的原因！”詹牧师说。 所以读者可以相信，詹牧师只是想写几篇“黑色幽默派”小说，绝不是想拉帮结派乱我公安。其动机之纯粹，我愿以头作保。 “我有些作品要发。”詹牧师羞怯地低声说。 “哦？在哪家刊物上？” “不不不，我是说……”他的脸红到了耳根。 当时我又在詹牧师家吃午饭，不过这次是我买的酒和菜。编辑愿意结交作者，正如作者愿意结交编辑一样，彼此彼此。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让一个老知识分子照直开口求人，是“难于上青天”的。 “什么体裁？” “小说！”他连忙说。 “能大概讲一讲吗？” “嗯……你了解黑色幽默派‘吗？” 我一时只想起了海勒的，和一个叫小伏尼格的人。 “不——！”詹牧师宽厚地笑了：“‘黑色幽默派’绝不是外国人的发明。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嘛。你以为中没有‘黑色幽默’吗？你不觉得鲁迅也是一位‘黑色幽默派’大师吗？阿Ｑ的处境怎么样？不正是又可怕又可笑又无可奈何吗？” 注八：“黑色幽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它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其作品，常以夸张、超现实的手法，将欢乐与痛苦、可笑与可怖、柔情与残酷、荒唐古怪与一本正经揉和在一起……“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六十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册》82年5月第1版。 “就像中国的围棋，”他又说，“被日本人学了去，倒又反过来向我们趾高气扬。” “吃吧。”我只得指着桌上的小腊肠说。 “啪！上来就在中央布一子，谁的发明？” “当然。”我说。真的，到底是谁的发明呢？ “世界上最短的微型小说是哪国人写的？” “当然。”我吃了一片小腊肠。 “世界上最早发现飞碟的是哪国人？” “当然，当然。” “世界上最小的小提琴还不也是中国人造的？！” “吃吧，吃吧。”我给詹牧师也夹了一片小腊肠。我不懂乐器的制造。 “针灸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总是公认的吧？可如果我们再不认真研究，早晚美国人也要来指教我们了。” “中餐也是比西餐好，连外国人也承认。”我对烹调挺内行。 “‘黑色幽默’也面临这个问题。吴敬梓不知要比小伏尼格大几辈儿呢！当然，我们不妨大度些，就算那是美国人的首创吧。我从来不主张纠缠历史旧帐。但外国人办不到的事，中国人可以办到，何况外国人已经办到了的呢？中国人更没有理由不办到。我想起写‘黑色幽默派’小说来。也就是为的这个。” “行吗？” “信心告诉你主是什么，主就是什么。” 在我们的交往中，这是詹牧师唯—一次主动提到主。 “那么主是‘黑色幽默’的了？”我说。 他顿时愣住，尴尬地吃了一片腊肠，接着又吃了两片。 我赶紧说：“我不过开开玩笑。” 他疑虑地瞅了我一会，说：“我也不过打个比方。”他又看看窗外，小声提醒我：“咱们这是在屋里说。” 注九：“咱们这是在屋里说”一语，同时兼备三种意思：①在外面不能这样说；②咱们现在说的，外面的人并没听见；③咱们之间是了解的、信任的，谁也不会出卖谁。 注十：自“文革”以来，詹牧师是忌讳别人跟他谈主和宗教的：读者慢慢会抱怨，一篇关于牧师的报告文学，涉及宗教的地方太少了。其原因正出于此。 “信心当然是重要的。”我说。 “很重要！而且‘黑色幽默’有什么难作呢？总共两个特点——黑色和幽默。也就是让人既感到可怕又感到可笑。这难吗？笑话！外国人不过是故弄玄虚，而我们有真实的生活素材。” “能讲一个吗？” 詹牧师恩忖片刻，讲了一个，备忘于下：“文革”中，王某出差到某地，刚下火车就被一群手持牛皮带、臂佩红袖章的人揪了出来。那群人问：“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王某听他们把“保”排在前面，就说：“保。”不料那群人正是反县党委的一派，于是王某被追着打了十皮带。王某跑出车站，立足未稳，又被一群臂佩红袖章、手持牛皮带的人抓到。“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的？”王某慌忙说后一种：“反！”是他又被追着打了十皮带，原来那又是保县党委的一派。王某想：这地方真怪，说话也没个前后次序。他连忙返回车站，决定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转眼之间，他又被一群人围住。“你是什么观点的？”“真抱歉，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王某立刻又挨了十几皮带。“我只是还不太清楚！”王某申辩道。“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你没有灵魂，自然只好触及你的皮肉了！”那群人这样向王某解释。王某挨了三十皮带，清醒了，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握在手里，大摇大摆上了列车。一上车，他先揪出一个人来，问：“你是哪一派？”那人对答如流：“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王某想了想，说：“这很好。”于是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家。 “很不错的一篇‘黑色幽默派’小说。”我说。 “不，这不行，”詹牧师说，“这是真事。” “真事倒不行？” “因为我是想写‘黑色幽默派’的小说，不是要写现实主义的。” 我当时还不太懂“黑色幽默派”的规矩。 “我总想，”詹牧师又说，“‘黑色幽默’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我们一定要做起来，使它成为革命的匕首和投枪，像鲁迅先生那样。试问：谁感到的恐怖更多些？劳苦大众！谁最富于机智的幽默感？还是劳苦大众！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这方面落后于外国资产阶级作家呢？看到在很多学术领域中都是他们领先，我咽不下这。气。我涉足过数、理、化，但那需要设备；我又想搞音乐，但一架钢琴又太贵；我也试图钻研美术，可屋子太小，而《蒙娜丽沙》、《格尔尼卡》那样的画都是很大的。医学也需要有人找你看病，企业管理也需要有人归你管理，搞教育吧？唉……”詹牧师说到伤心处，太阳穴上的血管都在暴涨。 “您干嘛——请您原谅，干嘛不继续研究宗教和哲学呢？”我说。 “不不，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当然啦！可是……不过……说起来……你懂了吗？我是说，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们吃了一会菜，又喝了一点果子酒。詹牧师的脸色才又红润起来。 “所以，”他说，“我探索了这么多年，现在才弄清楚我的所长。我更适合于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有生活就行，而生活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很公平——每人一份。近两年，我专门找一些外国人在其中自鸣得意的领域进行研究、尝试。譬如：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派、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我都试着写过。并不难。我只是想证明一点：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够做到。” “能看看吗？” “怎么不能？”詹牧师说着就要搬一只很大的箱子，一在下面那只箱子里。“没关系，防空洞我都挖过，那些水泥构件比这要沉多了。” “手头没有吗？” “有倒是有几篇，不过不是我最满意的。” 现将他不太满意的几篇介绍于下：（一）“新小说派”小说（节选） 很长很长的一串脚印，不知从哪儿发源。很长很长的泥泞的路，依然流向远方。天际，飘着一缕零乱的炊烟，那儿或许有个村落，有了人家。候鸟在天空中仓惶飞过，从不落下来。这儿没有它们落脚的地方。它们的羽毛娇嫩得像花瓣，像小时候常吃的那种棉花糖。旗帜还在手里，还在猎猎地飘展，认真地抖响着一个个坚强的音阶。鞋子烂了，“嘎唧”一声，留在了路上，像是长河中的一座航标。那缕零乱的炊烟还是很远，在天地相交的地方飘舞，和很久很久以前一样。秃鹫在头顶上盘旋，转着发红的眼睛，忽然一个俯冲，冲向一头倒下去的驯鹿。旗帜还在手里，确实还在。又烂了一只鞋子，又留下了一座航标…… （二）“象征主义”小说《石头船》（节选） 老头儿一有空就拿着锤子和凿于，爬到海边那块巨大的岩石上去，“叮叮噹噹”地凿，想凿成一条船。 孩子又爬上来，乖乖地坐在老头儿身边。 “您干嘛不做一条木头船？”孩子问。 “我没有木头。”老头儿回答。 “别人都是做木头船。” “别人是别人。” 老头儿一下一下地凿，正凿出一只舵。 “可这也不能下水去走哇？” “我没有木头。” …… 如今石头船凿好了，老头儿在船舱里坐着，闭着眼睛抽烟。 孩子又爬上来。 “嗬！”孩子说。 “你坐下，闭上眼睛。”老头儿说。 “干嘛？” “你闭上吧。” 孩子闭上了眼睛。 “你觉得船在晃吗？”老头儿问。 “是有点儿。” “你觉出它在走了吗？” “嗯！真的！它在往哪儿走哇？” “你的心告诉你在往哪儿走，就是在往哪儿走。” “我去告诉他们，您不是疯老头儿。” 老头儿笑了，对孩子说：“别去，别人有木头。” （三）“意识流”小说《排骨》（节选） 老伴儿提起菜篮，对他说：“我去排会儿队，说不定能买上。” 他说：“算啦，我不那么喜欢吃排骨了。” 皮肤上有了很多老人斑，排骨在里面滚动，应该在它们变成一盒白色的骨灰前，写成那本书。 “我还是去看看。”老伴儿说着走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 警察怎么也打不开门和窗。老伴儿在向警察说明情况。院子里、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门终于被撞开了，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书。老伴儿坐在那本书旁边，嘤嘤地哭，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现在完成了，他走了，不知到哪儿去了。”只有老伴儿理解他。他的灵魂已经在天国，依然爱着这个娇小的老太婆。 她去买排骨了，为了给他补补身子。他不能现在死去。一层老人斑在排骨上滑动。得抓紧，在告别人世之前写成一本书，对祖国有所贡献。 他铺开稿纸。清蒸的、红烧的、糖醋的……。他从小爱吃排骨。那还是在故乡。故乡的小河真美，不会老。他在水里游呀游呀，那时的皮肤紧绷绷的，也没有老人斑…… （四）“荒诞派”小说《死魂附身》（梗概） 尹明总说被一些死去的灵魂纠缠着，摆脱不掉，弄得他总是赶不上时代，写不出好作品来。纠缠过他的死魂：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契河夫，甚至鲁迅和高尔基等。死魂总是把他们的思想贯穿到尹明的作品中去，致使尹明的作品总是被编辑部退回来。 “文化革命”中，忽然戈培尔的死魂附在了尹明身上。尹明走了运，写起东西来得心应手，终于功成名就。 好景不长，“文化革命”过去了，戈培尔的死魂却还是不肯离去，尹明又背了运。 有一天，尹明酒醉后走失，他老婆吴幸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启事中特别说明：“望见到他的人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因为他患有‘死魂附身的精神病’被死魂左右，经常言不由衷地说些‘四人帮’时代的话。”启事登出不久，便有许多人打来电话，声称发现了尹明。 吴幸根据人们提供的线索，走了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与尹明的情况相似的人，但都不是尹明，那些人都生活得很像样。 后来，吴幸在一个茶摊上找到了尹明，他正在卖茶水。尹明说自己非常高兴，一身轻松，他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死魂，找回了他自己。吴幸也做了茶摊的老板娘。 （五）“超现实主义”小说《本书出版之日》（略） （六）“表现主义”小说《赤胆忠心》（略） （七）“新感觉派”小说《融雪》（略） 注十一：《死魂附身》一篇为詹牧师夫妇合写，主要部分是詹夫人执笔的，据他们的儿子讲，詹夫人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写着玩的，詹牧师却连连叫绝。詹夫人说：“算啦，算啦，值得你这么认真！”詹牧师却激动得坐立不安，说：“你知道你写出了什么吗？真正的荒诞派呀！”那天是除夕，詹夫人烧鱼炖肉，忙得高兴，不理他。詹牧师独自捧着那篇东西：“深刻，深刻！”也陶然。忽然儿子又冒出一句话来，破坏了本来和谐的气氛。“我猜得出妈妈是在写谁。”儿子说。詹牧师沉寂半晌，似有所悟。年宵饭也没有吃好。夜里躺在床上，詹牧师问詹夫人：“你是在写我？”“没有，你别听孩子瞎扯。” “你认为我没有灵魂？”“我只是说人要有自己的主见。”“我没有主见？”“人应该自己把握得住自己，别在乎虚名。”“我是名利之徒？！”詹牧师的泪水在眼圈里转，没想到连白芷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我没那么说，真的，我不是那个意思……”詹夫人万分歉意地安慰他。 “不过父亲这人有一点是让人佩服的，”他们的儿子说，“他不会为了这事就去否定那篇小说，他仍然称赞那篇东西写得深刻，并且花了不少力气去修改它的结构和语言。” 我始信詹牧师为一准人物就是在这时。虽然他的小说并非都怎么完美，但敢于涉足这么多流派的作者已不多见，每一种手法又都掌握得恰如其分者就更可珍贵了。我确信詹牧师终有遐迩闻名之日。卡夫卡如何？生前默默无闻，忽一日声名大作，使诺贝尔奖评委会也愧悔不及，真人物也！ 詹牧师却很谦虚，说这些玩意儿都算不得什么，不过是资产阶级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的一种挣扎，纯属没落文学。“我之所以也要写一写，是因为他们太近狂妄，得煞一煞他们的气焰。我中华并非无人！我们不写罢了，一旦写来，绝不会比他们差，而且根本用不着什么大作家去费神。唉，想来惭愧，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却总也写不出，只好从这一侧面贡献一点力量吧。” “为什么不能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呢？”我是想安慰他。 “我总找不到恰当的角度，唉，怎么也找不到。此生夙愿怕要付诸东流了——！”他说。 “您绝对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唉！”詹牧师长叹一声，出口成诗：“常恨少年不努力，老来方悔报国难，又是一年春柳绿，依然独自倚危栏。” 这时，窗外正有几个孩子“嘟嘟嘟”地吹着柳哨，柳絮飘飘扬扬。他感慨系之，又作了一首《忆秦娥》：春光好，柳笛阵阵催人老。催人老，濒添华发，壮心未了。祖逖舞剑闻鸡鸣，小舟纵笔夜继晓。夜继晓，无多好梦，佳音又少。 我决心帮助詹牧师发表一些作品。我尤其决心帮助他写好“黑色幽默派”小说，然后汇编成集。就只差“黑色幽默派”这一种了。 “精装，烫金的标题：詹小舟小说选！”我有几分醉意。 “不不，还是等我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再那样吧。” 按詹牧师的意思是要叫“敝帚集”，意思是：这并非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敝帚”的意思是：破笤帚。 写到这儿，我又有点犯嘀咕：詹牧师何以笔头竟这般勇敢呢？连“今年西红柿又少又贵”这样的话，他也要反复申明“咱们这是在屋里说”。怎么他写起文章来却从没有冠之以一句“咱们这是在屋里写”呢？带着这一问题，前不久我又去求教了詹牧师的儿子。 詹牧师的儿子正就“陕北的农林牧结构问题”同一个人辩论。我说明了来意，他笑了，用几句话就打发了我：“对父亲来说，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对付不同的事，他相应有不同的神经。对不起，我很忙。” 闲话少说，言归我们的报告文学。八二年五月中旬，我和詹牧师开始共同研究“黑色幽默派”，准备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三、四篇这种流派的小说来。 但没多久，我们却发现，“黑色幽默派”小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好作。倒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美国佬太近狡猾。他们竟让“黑色幽默派”有了这样一个特征（或说一条原则）：所写之事全然荒诞可怕，虽则荒诞可怕，却又形神逼真，尽管形神逼真，可又谁都没见过那样的事。“其妙处全在于此：谁都没见过，然而又都觉得似曾相识。”詹牧师说。 我们连着写了几篇，都被詹牧师否定了。他说：“我们既然是写‘黑色幽默’，就得真像‘黑色幽默’，做学问来不得半点含糊和迁就。我们写的这些事，虽然也荒诞不经，但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大家都见过、听说过。这倒像是正统的悲剧了。”他最后强调说：“要特别注意没有发生过，却又似乎是到处都在发生这一条！” 我们琢磨了又琢磨。 先是詹牧师有了一个构思。 某学校吃忆苦饭，每人一个糠窝头。红五类学生问黑五类老师：“好吃吗？”老师忙说：“好吃，好吃。”学生怒目圆睁：“这么说，我们的先辈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好吧，你再吃三天！”老师又吃了三天糠窝头。学生又问：“好吃吗？”老师又赶紧说：“很难吃，很难吃。”“可我们的父兄能吃上这个就很不错了，”学生说，“而你倒说难吃！你再吃三天！”三天后学生又来问，老师回答：“我准备继续吃下去，像你们的父兄那样，一直吃到全国解放。” 我不认为这个构思好，这分明只是现实主义的写法“您自己倒忘了‘没有发生过’这一原则。”我说。 “怎么，这也发生过？” “当然。”我说。我没敢说我就曾经像那个学生一样过。 詹牧师捏着下巴努力地回忆了一阵，不无惋惜地拍着大腿：“唉，我倒忘了，这是我老伴儿经历过的事。” 注十二：这事纯系巧合。詹夫人并不是我的老师。我的那位老师是男的，詹夫人的那个学生是女的。 我们又想。几天后我又想出了一个。 老夫妇俩一起学习，读林彪的书。不知怎么一个缘由，老妇问老夫：“撒旦的英文名怎么写？”老夫随手写下：satae.“犹大呢？”老夫又写：judasiscariot.忽然，老夫妇俩全吓呆——他把那两个名字写在了正看着的书上！怎么办？！他们先是用墨笔把字迹涂去，但发现是欲盖弥彰。他们又忙不迭抠去，反而弥弥彰彰。末了干脆把书烧了，老夫妇俩看着火光，面如土色。天哪！这是亵渎，是诋毁，是反动！老两口商量：还是吃安眠药算了。幸亏他们吃的量不够，被救活了。两位老人昏昏晕晕之际，口口声声说：“我们对不起敬爱的林副主席。”谁料那时林彪已成国贼，老夫老妻又险些作了贼船上的死党。 詹牧师听罢我的构思说：“是民警老王帮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帮您们？” “还帮谁？” “怎么回事？” “嗯？你不是又在写我吗？” “写您？” “你甭不好意思，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可是你又忘了那一条，凡发生过的事就不符合‘黑色幽默派’的要求。重来吧。” 只好重来。詹牧师又想出了一个。 “文化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私立公堂，审一个老干部。 老干部问：“我有什么罪？！” 造反派回答：“你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分子’，‘黑帮分子’怎么会不对抗‘文化大革命’呢？！” 老干部又说：“我不是‘黑帮’！” 造反派说：“你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本身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又问：“你们说我是‘黑帮’，你们有什么证据！？” 造反派说：“你对抗‘文化大革命’，这证据还不够吗？”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难道……” 詹牧师难过得讲不下去了。 “这篇很好，”我说，“这个构思很好。” 詹牧师擦擦泪水，沉默良久，说：“但是这又不行，这又是发生过的事。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指路人。他太耿直，太嘴硬，太……其实倒不如承认……” 为了这个构思，詹牧师的心情一直不好，又把他那位良师益友的遗像拿出来，默默地祈祷，暗自垂泪。 注十三：那个老干部是詹夫人的远房表弟。詹牧师放弃基督教而转向马列主义，是与这个人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这个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最后含恨而死。 我尽力安慰詹牧师，请他注意身体。“我们还要把那恐怖的原因找到，为了死者，也为了后人！”我说。 “关键是不够幽默。”詹牧师说。 “看来，黑色倒要好办些。”我说。 好吧，我们再干！我和詹牧师的信心都还很强。有人说，中国不会有“黑色幽默派”作品，因为中国人天生缺乏幽默感。这给了我们刺激，也给了我们力量，要让那些自高自大的外国人放明白点，也要让那些自轻自贱的中国人醒悟！那些日子，我和詹牧师一心扑在“幽默”上。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想，有时候交换一下意见分头去想。 我又想出了一个。 看守长老了，也许是因为脑力不如从前了，他总觉得过去工作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吃力。现在他常常拿不定主意，拿不定应该对犯人使用什么样的态度。文化革命前的工作多么井然有序！他想。那时候对入狱的犯人就用严厉的态度，让他们老老实实；对刑满获释的人就用和蔼可亲的态度，以期使他们倍感温暖。现在怎么就拿不准了呢？还对入狱的犯人一概严严厉厉的么？要是忽然一天有哪个成了英雄，自己可就成了迫害英雄的帮凶了。对出狱的英雄一律亲亲热热么？猛地，在他们之中又出了骗子，你就又说不清自己的立场了…… 詹牧师看了先说“不错”，然后建议我加写一段，说明“四人帮”被粉碎后老看守长不再苦恼了。“得全面一些，要突出看守长的苦恼只是在‘四人帮’时期。” 我说：“谁还不知道这是在‘四人帮’时期呢？难道别的时期也有这样的事？难道我们写屁股上的雀斑，必须得反复说明脸上是光洁的么？我写的正是‘四人帮’时期，一个普通人可怕而又可笑的处境。跟您这么说得了，这老看守长就是我表叔……”糟糕！我想。 “这么说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我沮丧地说：“咱们再重新想一个好了。” 看来得往邪乎里想。 看来得离开现实，什么不可能想什么！ 然而又过了几个月，我们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我们全力去作荒诞的想象，研究了上百个荒谬绝伦的构思，但仍然因为“已经发生过”而告吹。我几乎失去了信心。 一天，詹牧师的儿子来了，看见我们的窘态，哈哈一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这倒又触动了我的灵感，“活人让尿憋得团团转”倒很具“黑色幽默”的味道。我很快写成了一篇《活人与尿的喜剧》。 詹牧师看罢不言语。 “您看还行吗？” 詹牧师变颜变色，不言语。 “这回还差不多吧？” 詹牧师不言语，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注十四：没料到我的想象又与詹牧师的实践撞了车。 詹牧师被隔离审查期间住在一个破庙里。庙里有个孩子，淘气得出圈，惯搞恶作剧。有一回，这孩子在所有可以撒尿的地方都贴上了画，而在那样的画前撒尿是不相宜的。詹牧师身为审查对象，又不能离开破庙，结果尿憋得过了火，再想撒时已不能如愿。詹牧师的肾脏到现在还不大好。 “我并不反对你把我的事写出来，”詹牧师说着，苦笑，又连连叹气，又说，“可是这仍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真不信我的想象力竟这样低劣。 我真不相信我就想象不出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来。 有了。 有一个人，平生的志愿就是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两条胳膊。他琢磨了大半辈子，呕心沥血，终于想出了好办法，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了健美的双臂。可是有了胳膊的维纳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左右开弓给了这个人一顿嘴巴…… “别讲了！”詹牧师忽然疯了似地站起来，冲我喊。 “怎么了？您这是？”我十分惊诧。 詹牧师背过身去站了很久。 我吓得不敢吱声。 詹牧师转过身来，满脸泪痕，对我说：“对不起，请你原谅，不过请你不要写这件事。” “怎么回事？” 詹牧师忽然在胸前画起十字来：“上帝饶恕我，上帝看得清楚，我……”他猛地跌倒在床上。 注十五：我打电话把他的儿子叫了来。这时我才知道，詹牧师原来还有个女儿。女儿从小就长得漂亮，詹牧师亲呢地叫她“我的小维纳斯”。“我的小维纳斯比米洛的可强十倍，还有两条好看的胳膊！”詹牧师常常和女儿开这样的玩笑。谁料到，正是他疼爱的女儿，在六六年给了他一顿耳光，骂他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声称与他断绝父女关系，愤然离家出走。这件事把詹牧师的心伤透了。后来女儿醒悟了，想回到父亲身边来，但詹牧师不允许。“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他说。再后来，女儿在插队的地方因公牺牲了。詹牧师后悔莫及，“我竟不能原谅一个受骗的孩子，我的善良到哪儿去了呢？！”他喊，他哭，叫着“我的小维纳斯”……从那以后，谁也不敢向他提起他的女儿，希望他把她忘了。 偏偏碰上我这么个善于想象的人。唉！ 詹牧师住进了医院。诊断为：动脉痉挛，脑供血不足。这病很怪，阵发性的，詹牧师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大夫说：“（他）年岁大了，（治疗效果）很难说。” 詹牧师的儿子埋怨我，不该总让他父亲回忆起那些往事。我感到非常内疚。 “可我不是有意的。”我说。 “是谁告诉你的？”詹牧师的儿子问。 “谁也没有，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 “让尿憋坏了的那件事呢？” “是你对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之后，我瞎编的。” “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们想象荒诞的能力超不过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何必非要写‘黑色幽默派’小说不可呢？为什么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呢？” 我觉得这一建议很有道理。 詹牧师住在医院里，病情时好时坏。神智恍惚的时候，他总说胡话，仍在构思“黑色幽默派”、小说，但也都是像过去一样地不能成立。清醒的时候他就长吁短叹，想这个，想那个，想自己的一生，填写了几首《忆江南》：其一女儿好，为父太心残。夜夜梦中相对坐，朝朝醒来又难圆，此恨到何年？ 其二我儿强，不似父愚蛮。做人当有君子勇，行路须防小人谗，逆耳是忠言。 其三死何惧？无奈不心安。一世勤勉为虚度，百般壮志作空谈，不死亦无颜。 其四力竭尽，何必自寻烦？利禄千金轻如土，清风两袖重于山，唯此又心安。 其五平生忆，最忆是童年。白芷送茶难成梦，庆生伏案不知眠，店堂小灯前。 其六盼来世，当记此生难。墨海书舟重努力，雄关险道再登攀，胜败不由天。 其七终有憾，此憾在人间，朽树犹燃熊熊火，落花也留片片丹，小舟逝如烟。 我心里很难过，但又实在不能给他什么帮助。想起他儿子的话，我说：“您何妨把您一生的境遇，就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呢？” 他摇头、叹气道：“找不到恰当的角度。” 我说：“如果您愿意，您口述，我来整理。既然生活素材是真实的，有什么不好找角度的呢？” 他摇头，许久不言语。一会，他又乱七八糟地说起胡话来，还是不忘他的“黑色幽默”。 我不知怎样才能给即将归天的詹牧师以安慰。詹牧师的儿子出了一个主意。当詹牧师又清醒了些的时候，我们俩一起骗他。 他先说：“我们把您那些‘黑色幽默’的素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成了，效果很好。” 我赶紧说：“我在出版社的朋友不少，您的作品得到他们的一致好评，他们准备用。” 詹牧师呆呆地望着我。 “不久就能发表了。”我说。 詹牧师直勾勾地盯着我。 “肯定能发表。”我又说。 詹牧师微微地笑了。 我很高兴，我希望他能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人间。 “你是说，这下子行了？”詹牧师说。 “行了。” “你是说，我们到底写成了‘黑色幽默派’小说？” “什么？！” “像那样的东西，能发表，这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吗？”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慢慢直起腰，默然相对。 “这样，‘黑色’和‘幽默’就全有了。这个构思好，符合那一条……”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半天才缓过劲儿来，我们向他说明，是真的能发表。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让人们更珍惜今天的生活，这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写出人民在十年内乱中的痛苦遭遇，以便总结历史经验，防止悲剧的重演，这样的作品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 詹牧师却又陷人了昏迷。 我的希望倒是达到了，詹牧师死前分明感到了成功的喜悦…… 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零点五十七分，詹牧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三岁。 下集最近，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我又查阅了詹牧师的一些遗物。这是经过了詹牧师的儿子允许的。他说：“反正你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闲着也是闲着。不过你们要是再不说真话，你自己掂量你们是在干嘛吧。”然后他就由我去翻腾詹牧师的遗物了。他去忙他的事。他正筹备办工厂，并兼办一所幼儿园。“将来有条件，我还要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办大学呢！”他说。“实业和教育是最重要的！”他说。“其他才能谈得上。”他说。 詹牧师的遗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大量的藏书；大量的手稿和大量的没有寄出的信件。 有一个发现弄得我心情很沉重。 我不能不如实地告诉各位读者：詹牧师确凿是一个风派人物。我也很难过，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能用私人感情来代替。毫无办法，许多物证就是那样铁一般地存在着，我又是个记者，神圣的使命要求我必须忠实于事实。其实倒霉的是我，詹牧师早已解脱了，而我的这篇报告文学却有前功尽弃的危险。谁见过报告一个风派人物的文学呢？虽然也是人物。就此放弃又舍不得，还是试试看吧，反正是报告，又不是为他唱颂歌，万一有人给我扣帽子，我就往詹牧师身上一推了事。事情是他干的，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先确定某人是一个风派人物，然后再去凑证据。我是先有证据，后作结论的。证据之一是詹牧师的藏书。书名，购买日期、扉页上的题字或批注之间的关系，颇耐人寻味。为方便读者起见，我选中其中一小部分作成了一份表格，现公之于众，以醒后人。 由此表不难看出，詹牧师的观点和立场，随机性很强；往好里说，也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久前，我又去詹牧师当年所在的教会作了一次采访，所得的印象也与前相差不多。 他早年的一位教友说：“詹鸿鹄一向是赶潮流的，没有自己的主见，五十年代他退出教会时把宗教贬得一钱不值，后来教会重新恢复活动时他又来祝贺。” 他早年的一位学生也证明：“詹先生还在留言簿上写了一位名人的话，‘人在精研哲学之后重新皈依的那位上帝，和由于对哲学知之不深而远离的那位上帝，根本不是同一位上帝’。” 现任主讲牧师何少光说：“鸿鹄是有意重新‘出山’，托人和我提起过。我倒是没意见，但一来人事方面没有名额，二来嘛，别人都担心他会不会什么时候又来个反戈一击。唉，鸿鹄当年的学生目前都在教会中负一定责任了，经常接待外宾，他自己反倒落得传电话。他当年要是不……唉！鸿鹄一生善良、勤勉，吃亏就在赶潮流上。” 还有两份材料可以证明，詹牧师确是惯于见风使舵的。其一是詹牧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写的一份声明；其二是他于一九八一年十月写的一份申请书。两相对照，一斑可见全豹。 放弃硕士学位声明（节录） ……我是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迷恋于成名成家，陷进了封资修的臭泥塘，不能自拔；自以为有学问，看不起普通劳动人民，迷失了政治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震醒了我，使我心明眼亮。我现在郑重声明：从即日起放弃硕士学位，甘当人民的老黄牛。同时声明：于明日下午三时烧毁我的所有著作。我是心甘情愿的。在革命派的帮助下，我认识到我过去的全部著作都是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产物，无非一堆废纸，不烧何用？！…… 博士学位申请书（节录） ……我平生的志愿就是做自己祖国的博士……。我决心努力攀登哲学高峰，写出《中国宗教思想概论》，作为我的博士论文。 我已于三十多年前就获取了神学、史学两项硕士学位。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兢兢业业，努力奋斗，刻苦钻研，坚持不懈。在严酷的考验中，我的愿望深见心底，耐心等待。我终于盼到了今天。学位委员会的成立，燃起我希望之火，召唤我纵马登程。祖国正是百废待举，倍需人才之际。我虽年迈，但壮心犹存；唯其年迈，才当百倍抓紧，万倍努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决心尽残年之微力，写好博士论文，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注十六：据调查，“声明”和一申请都没有贴出、寄出过。 詹牧师写完了“声明”，征求詹夫人的意见。詹夫人不答，默然垂泪。詹牧师也没了主意。半天，詹夫人才说：“你要不去埋那把刀子，何至于引得他们来抄家？” 詹牧师有一把很漂亮的蒙古刀，纯粹的工艺美术品，但他担心被人告发为“私藏武器、妄图变天”，在六六年的一个深夜拿出去想埋掉，结果被几个红卫兵抓住。 “我不去埋，他们也要抄的。”詹牧师愧然答道。 “我们不如回老家去，省得被他们赶。”詹夫人说。 “不知家里的房子还有没有。” “可以先向亲戚们借一间。” “‘回春堂’不知还有没有。” “家乡多安静，我喜欢安静。” “尤其是夜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睡得也香甜。” “有时候有卖馄饨的在窗外吆喝。” “放些虾皮，紫菜，还有香菜和青韭末儿，再放点香油，啧！” “什么时候我给你做一回。” “你可做不出那味儿来。” 但他们没有贴出“声明”，也没有回老家去。 “申请”呢？是什么原因使之没有寄出去？不详。 还有两份白纸黑字的证据。 第一份是詹牧师作的一首《满江红——悼念周总理》，幸亏当初没有落人“四人帮”之手，否则他大约就不会活到被我发现的时候了。诗词原文如下：噩耗忽闻，哭无泪，肝肠欲裂。周总理，功盖乾坤，德昭日月。帷幄运筹轻生死，握发吐哺无昼夜。叹古今，被害是忠良，天当灭！萧萧雨，飘飘雪。风声咽，哀声绝。把杯酒轻酹，志承先烈。大地珍埋男儿骨，长河敬殓英雄血。恨难消，何日斩群妖，天下谢。 如果我的发现到此为止，多好哇！那样我既可以为自己与这样一位勇士相识而自豪，我的报告文学也就可以具有英雄史诗般的气魄了。然而不幸，我又发现了一份证据——詹牧师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天哪，幸亏它是让我发现了，我为死者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是落入外人手里，詹牧师便有一百张嘴，也难说清楚了。信文如下：敬爱的江青同志：首先祝您身体健康！ 我是信文到此结束。以下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算式，估计是詹牧师在计算当日的生活开销时所为。二角三分，估计是一瓶酱油；四角五分，估计是半斤鸡蛋；二分，可能是一盒火柴；红笔写的一角二分，大约是当日的财政赤字；如此等等，就不—一推敲了。也许是因为此信没有写下去，也许更是因为帐目的重要性，詹牧师把这一页纸留了下来，后来就忘了，所以没有及时销毁。 诗文和信文都没有注明写作日期，唉，我的詹牧师，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又走访了一位詹牧师生前最亲密的朋友——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可喜可贺，这位老先生的证词，似乎可以推翻“詹牧师是个风派人物”这一结论。他说：“小舟么？也谈不上什么赶潮流不赶潮流，更谈不上什么风派不风派。他不过是闲不住，而且总是自命不凡，想干一番大事业，愿意和一些名人、大事发生些联系；他总有怀才不遇的思想，常常就做出些古怪的事情来。”这位老先生举了几个例子，以资证明。 a.詹牧师并非只给江青写过信。在齐奥塞斯库当选为总统的时候，他也请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代转过他的贺信。他不光写贺信，也写过抗议信。苏军侵略阿富汗的时候，他给勃列日涅夫写过抗议信。英军进攻马岛的时候，他给撒切尔夫人和加尔铁里总统都写过劝告信。只是都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响。 b.估计收到过詹牧师的信的人会很多。只要报纸上出现了一位先进人物或别的什么人物，他就要立刻写信去，向人家表示祝贺或慰问。詹牧师对名人总是由衷地敬仰。有一回，詹牧师的小孙子大便之后，对屎的出处表示了惶惑。“爷爷，这是从哪儿出来的？”“肛门。” “什么是肛门？”“这就是肛门。”詹牧师一边给小孙子擦屁股一边解释道。“您也有肛门吗？”“有，所有的人都有。”孙子忽然指着报纸上一位名人的照片问：“他也有吗？”詹牧师给了孙子一巴掌：“瞎！不许瞎说！”有一点需要强调：敬仰归敬仰，詹牧师绝不是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除非万不得已，他从来是不求人的。 还有一点要强调：詹牧师也并不是只敬仰名人。如果要糊顶棚，他崇拜糊匠；要是漆桌子，他只信得过漆匠……。有一回，詹牧师碰巧得了一些木料，想做一只书架，儿子几次要动手都被他制止。“你做过什么？！”他说。等儿子瞒着他把书架做好了，对他说：“我找了个七级木工给做的。”詹牧师连连夸奖：“这活儿做得够多地道！” 因詹牧师的儿子计划不周，在书架的左立柱上多锯了一道口，为对称起见，索性又在右立柱上也据了一道。詹牧师一直琢磨不出这两道口是做什么用的，试着往上面挂了两回网袋，也挂不住。 c.凡国内外大事，詹牧师都关心。国内的，譬如：东北及西南林区的滥砍滥伐问题、华南虎及丹顶鹤的保护问题、各地名胜古迹应该加强管理和利用起来发展旅游业问题、城近郊区应该发展养鱼业、街道两旁应改种香椿树以解决春季蔬菜短缺状况、以至目前晚育造成的难产率增高的问题，等等，他都给予关注。他去图书馆查阅书籍、资料；去请教过专家；也给有关方面写过信，申述了自己的意见。国外的呢，主要是世界和平问题。他曾在自家墙上挂过一张民用世界地图，并做了一块布帘挡在上面。有时候他拉开布帘，在地图上画些箭头、虚线和实线；也插一些小旗子，红的、白的、黑的；然后在屋子里低头踱步，默默地思考。他确实有过一些颇具先见之明的预言，譬如：他早在六十年代末就说过，欧洲是世界战略的重点，亚洲的问题出在印度和西亚。不过也有过错误的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 d.詹牧师喜欢体验一种崇高感，或者叫作价值感。只要能稍稍与国内外大事有所关联，他便要陶醉，甚至闹到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地步。亏得有詹夫人时常阻拦他，向他晓以利害，这才避免了不少祸事。“否则，”詹牧师的老朋友说，“真难说他要做出什么事来呢！ 假如‘四人帮’重用他，他说不定会因为被重用而忘乎所以的。反过来，倘使有一位厂长或局长什么的，看重他，他肯定也会废寝忘食地为‘四化’出力。他早就提出过要重视智力开发的主张，可惜那时没人理他。他就是盼望被人重视。我看，他之所以想起给江青写信，准是有什么人在他耳边吹风，吹得多了、神了，他就信以为真，觉得似乎那样就能有机会实现他的某项设想。至于这首《满江红》么？我敢担保的只是，小舟对周总理是衷心热爱的。总理逝世当天，我们俩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了一天，什么也吃不下，什么也说不出，小舟一个劲叹气，搓脚，把黄土地上搓了两道深沟。他有胆子写那么一首诗词，也肯定是受了别人的鼓动，十有八九是受了他儿子的鼓动，否则他绝不敢写什么‘何日斩群妖’之类的。不过还有一种可能，那首词是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写的。他儿子就常说他不是史学硕士，而是史学‘修士’，意思就是说他总是根据现在的情况修改、打扮自己的历史。不然，他敢把这么一首诗词保留下来，是不大好想象的。” e.詹牧师甚至喜欢模仿伟人的动作。（不错，这一点笔者也可以证明，他每次和我见面，哪怕是只相隔半天儿，也要和我握手，伸手的姿势就像列宁。） 但从以上五点，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詹牧师不是风派吗？能说明詹牧师就是风派吗？我实在也吃不准。但报告文学是应该报告得准确、真实、全面的，所以我把这些情况也都零零碎碎地写了下来。如果能在篇头印上八个字“内部参考，请勿外传”，我以为是慎重的。 续集关于詹牧师多次伪造表扬稿以骗取稿费，并在被揭露后缄口不谈此事一节，我一直考虑是否删去。倒不是怕诲淫诲盗，误人子弟，实在是那样写来太有些不明不白。正当我举棋不定之际，昨天，詹牧师的街坊们又向我提供了一些新情况。 甲、詹牧师的老街坊宋科长的书面意见：我认为，詹小舟同志绝不是那种为了名利就去昧着良心胡编滥造的人。为了名吗？可是发表那么几篇表扬稿能出什么名呢？为了钱吗？更不可信。詹小舟同志多年来一直义务为大家打扫厕所，街坊们曾经商量着要给他些报酬（每月九块），他都不要。他说：“我不是为了钱，我也不是打扫厕所的。”大家不敢再提。我们有时候也想帮助打扫打扫，但每天早晨，无论你起得多早，厕所还是已经被詹小舟同志打扫过了。后来发现詹小舟同志是在夜里打扫厕所的；他每夜都要看书学习到一、两点钟，然后就去打扫厕所。我们都睡得早，不能等到所有的人把一天的厕所都上完（原文如此——作者注），再去睡呀…… 乙、詹牧师的邻居徐老太太的口头证明：可不是怎么的？詹大哥净给大伙办好事，正经八百一个老雷锋。甭瞧我还比他小两岁。可腿脚儿不济。取趟奶来回就得他妈一个多钟头，詹大哥见天清早儿帮我取奶，黑了还管倒脏土。我心里不落忍的，人家也那么大岁数了不是？我就说您甭介了。可詹大哥说，街里街坊的一块住着，谁混谁呀？人家可不是象我这么说，人家开口就是文明词儿，说是“五洲四海翻腾，到了儿都得往一块儿走。”（估计詹牧师的原话可能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作者注）唉，那可是个善净人儿。说他骗钱花？说这话的人可是他妈瞎了狗眼啦！ 丙、詹牧师隔壁的孙老师的书面证明：詹老先生常说：这些年社会风气的变坏，全是因为“四人帮”把人们的道德标准搞乱了。善而不赏，恶而不罚，必定铸患无穷。而罚恶的好办法，莫过于赏善。善既立，恶不逞。 所以，我认为，詹老先生之所以总写表扬稿，意在赏善。用现行的语言说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前年，詹老先生去眼镜店配眼镜，营业员不耐烦地把眼镜扔给他，把一个镜片摔碎了，营业员反而怨詹老先生没接住，一定要詹牧师赔。后来詹老先生对我说：“你跟他吵有什么好处？你说三道四地教育他，反倒会激起他的反抗心理，使他更加不热爱本职工作。”所以詹老先生就原价把那副眼镜买了下来，并写了一篇表扬稿，表扬了一个假设的、态度非常好的营业员…… 丁、职工学校的看门人老郭头的口头证明：您问詹老。头儿？那老头儿可是心眼儿好！那人心眼儿忒好！那老两口子心眼儿都好！没比！说件具体的？我说的这些全是具体的。说件真事！……我刚来这的时候，是夏间天儿，大晌午的老阳儿挺毒，詹老头儿一盆一盆地往球场上泼水，我不懂规矩，还直嗔着人家。敢情他是为了学生们下了课好打球。我还给人家埋怨了一顿。好人呐——！詹太太人更好，包了饺子就喊我去，说我一人儿问得慌。其实我倒惯了，也不觉着问。这会儿那老两口儿全死了，我时常倒真觉着憋闷了。好人呐——！上了天堂啦—一！ 还有一些证词，因篇幅所限，略去。 补遗詹牧师死后，我和他儿子给他换衣服时发现，在他贴身穿的衬衣兜里有一个小塑料包儿。打开一层塑料包儿，又是一层塑料包儿，一共三、四层；里面包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全家福”——年轻的詹牧师抱着小女儿，年轻的詹夫人搂着儿子。另一张是詹牧师当年获硕士学位时的留影，戴着硕士帽，风度翩翩。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东西——一怎么说呢？请诸君原谅并保密——一个镀金的小十字架。 还有一件事。詹牧师的儿子给詹牧师写了一篇非常奇怪的悼词，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问爸爸：“树叶是什么颜色的？”爸爸回答：“绿的。”我又问：“那绿色是什么样呢？”爸爸回答：“就是树叶那样的。”我说：“如果这就是绿色，那绿色又是什么样的呢？”爸爸想了半天，笑了，拍拍我的肩膀。那时候多快乐呀…… 一九八四年 4、命若琴弦 一 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黑帽起伏攒动，匆匆忙忙，象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也无所谓到哪儿去，每人带一把三弦琴，说书为生。 方圆几百上千里这片大山中，峰峦叠嶂，沟壑纵横，人烟稀疏，走一天才能见一片开阔地，有几个村落。荒草丛中随时会飞起一对山鸡，跳出一只野兔、狐狸、或者其它小野兽。山谷中常有鹞鹰盘旋。寂静的群山没有一点阴影，太阳正热的凶。 “把三弦子抓在手里。”老瞎子喊，在山间震起回声。“抓在手里呢。”小瞎子回答。 “操心身上的汗把三弦子弄湿了。弄湿了晚上弹你的肋条！” “抓在手里呢。” 老少二人都赤着上身，各自拎了一条木棍探路，缠在腰间的粗布小褂已经被汗水湿润了一大片起来的黄土干的呛人。这正是说书的旺季。天长，村子里的人吃罢晚饭都不呆在家里；有的人晚饭也不在家吃，捧上碗至路边去，或者到场院里。老瞎子想赶着多说书，整个热季领着小瞎子一个村子紧走，一晚一晚紧说。老瞎子一天比一天紧张、激动，心理算定：弹断一千根琴弦的日子就在这个夏天了，说不定就在前面的野羊坳。 暴躁了一整天的太阳这会儿正平静下来，光线开始变得深沉。远远近近的蝉鸣也舒缓了许多。 “小子！你不能走快点吗？”老瞎子在前面喊，不回头也不放慢脚步。小瞎子紧跑几步，吊在屁股上的一只大挎包叮啷哐啷地响，离老瞎子仍有几丈 “野鸽子都在窝里飞啦。” “什么”小瞎子又紧走几步。 “我说野鸽子都回窝了，你还不快走！” “噢。” “你又鼓捣我那电匣子呢。” “噫――！鬼动来。” “那耳机子快让你鼓捣坏了。” “鬼动来！” 老瞎子暗笑：你小子才活了几天？“蚂蚁打架我也听得着。”老瞎子说。 小瞎子不争辩了，悄悄把耳机子塞到挎包里去，跟在师父身后闷闷地走路。无尽无休的无聊的路。 走了一阵子，小瞎子听见有只獾在地里啃庄稼，就使劲学狗叫，那只獾连滚带爬地逃走了，他觉得有点开心，轻声哼了几句小调儿，哥哥呀妹妹的。师父不让他养狗，怕受村里的狗欺负，也怕欺负了别人家的狗，误了生意。又走了一会小瞎子又听见不远处有条蛇在游动，弯腰摸了块石头砍过去，“哗啦啦”一阵子高梁叶子响。老瞎子有点可怜他了，停下来等他。 “除了獾就是蛇。”小瞎子赶忙说，担心师父骂他。 “有了庄稼地了，不远了。”老瞎子把一个水壶递给徒弟。 “干咱们这营生的，一辈子就是走。”老瞎子又说，“累不？”小瞎子不回答，知道师父最讨厌他说累。 “我师父才冤呢。就是你师爷，才冤呢。东奔西走一辈子，到了儿没弹够一千根琴弦。” 小瞎子听出师父这会儿心绪好，就问：“什么上绿色的长乙（椅）？” “什么？噢，八成是一把椅子吧。” “曲折的油狼（游廊）呢？” “油狼？什么油狼？” “曲折的油狼。” “不知道。” “匣子里说的。” “你就爱瞎听那些玩艺儿。听那些玩艺儿有什么用？天底下的好东西多啦，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我就没听您说过，什么跟咱们有关系。”小瞎子把“有”字说得重。 二 “琴！三弦琴！你爹让你跟了我来，是为了让你弹好三弦子，学会说书。” 小瞎子故意把水喝得咕噜响。 再上路时小瞎子走在前头。 大山的阴影在沟谷里铺开来。地势也渐渐的平缓，开阔。 接近村子的时候，老瞎子喊住小瞎子，在背阴的山脚下找到一个小泉眼，细细的泉水从石缝里往外冒，淌下来，积成脸盆大小的水洼，周围的野草长的茂盛，水流出几十米便被干渴的土地吸干。 “过来洗洗吧，洗洗你身臭汗味。” 小瞎子拨开野草在水洼边蹲下，心里还猜想着“曲折的油狼”。 “把浑身都洗洗。你那样儿准象个小叫花子。” “那你不就是个老叫花子了？”小瞎子把手按在水里，嘻嘻的笑。 老瞎子也笑，双手捧起水来往脸上泼。“可咱们不是叫花子，咱们有手艺。” “这地方咱们好象来过。”小瞎子侧耳听着四周的动静。 “可你的心思总不在学艺上。你这小子心太野。老人的话你从不着耳听。” “咱们准是来过这儿。” “别打岔！你那三弦子弹的还差着远呢。咱这命就在几根琴弦上，我师父当年就这么跟我说。” 泉水清凉凉的。小瞎子又哥哥妹妹的哼起来。老瞎子挺来气：“我说什么你听见了吗？” “咱这命就在这几根琴弦上，您师父我师爷说的。我就听过八百遍了。您师父还给您留下一张药方，您得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去抓那付药，吃了药您就能看见东西了。我听说过一千遍了。” “你信不信？” 小瞎子不正面回答，说：“干嘛非得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去抓那付药呢？” “那是药引子。机灵鬼儿，吃药得有药引子！” “一千根断了的琴弦还不好弄？”小瞎子忍不住嗤嗤地笑。 “笑什么笑！你以为你懂得多少事？得真正是一根一根弹断了的才成。”小瞎子不敢吱声了，听出师父又要动气。每回就是这样，师父容不得对这件事有怀疑。 老瞎子也没再作声，显得有些激动，双手搭在膝盖上，两颗头一样的眼珠结着苍天，象是一根一根地回忆着那些弹断的琴弦。盼了多少年了呀，老瞎子想，盼了五十年了！五十年中翻了多少架山，走了多少里路哇。挨了多少回晒，挨了多少回冻，心里受了多少委屈呀。一晚上一晚上地弹，心里总记着，得真正是一根一根尽心地弹断了才成。现在快盼到了，绝出不了这个夏天了。老瞎子知道自己又没什么能要命的病，活过这个夏天一点不成问题。“我比我师父可运气多了，”他说，“我师父到了儿没能睁开眼睛看一回。” “咳！我知道这地方是哪儿了！”小瞎子忽然喊起来。 老瞎子这才动子动，抓起自己的琴来摇了摇，叠好的纸片碰在蛇皮上发出细微的响声，那张药方就在琴槽里。 “师父，这儿不是野羊岭吗？”小瞎子问。老瞎子没搭理他，听出这小子又不安稳了。 “前头就是野羊坳，是不是，师父？” “小子，过来给我擦擦背。”老瞎子说，把弓一样的脊背弯给他。 “是不是野羊坳，师父？” “是！干什么？你别又闹猫似的。” 小瞎子的心扑通扑通跳，老老实实给师父擦背。老瞎子觉出他擦得很有劲。 “野羊坳怎么了？你别又叫驴似的会闻味儿。” 小瞎子心虚，不吭声，不让自己显出兴奋。 “又想什么呢？别当我不知道你这心思。” “又怎么了，我？” 三 “怎么了你？上回你在这儿疯得不够？那妮子是什么好货！”老瞎子心想，也许不该再带他到野羊坳来。可是野羊坳来。可是野羊坳是个大村子，年年在这儿生意都好，能说上半个多月。老瞎子恨不能立刻弹断最后几根琴弦。小瞎子嘴上嘟嘟囔囔的心却飘飘的，想着野羊坳里那个尖声细气的小妮子。 “听我一句话，不害你。”老瞎子说，“那号事靠不住。” “什么事？” “少跟我贫嘴。你明白我说的什么事。” “我就没听您说过，什么事靠得住。”小瞎子又偷偷地笑。 老瞎子没理他，骨头一样的眼珠又对着苍天。那儿，太阳正变成一汪血。 两面脊背和山是一样的黄褐色。一座已经老了，嶙峋瘦骨象是山根下裸露的基石。另一座正年青。老瞎子七十岁，小瞎子才十七。小瞎子十四岁上父亲把他送到老瞎子这儿来，这是让他学说书，这辈子好有个本事，将来可以独自在世上活下去。 老瞎子说书已经说了五十多年。这一片偏僻荒凉的大山里的人们都知道他：头发一天天变白，背一天天变驼，年年月月背一三弦琴满世界走，逢上有愿出钱的地方就动琴弦唱一晚上，给寂寞的山村带来欢乐。开头常是这么几句：“自从盘古分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道君王害黎民。轻轻弹响三弦琴，慢慢稍停把歌论，歌有三千七百本，不知哪本动人心。”于是听书的众人喊起来，老的要听董永卖身葬父，小的要听武二郎夜走蜈蚣岭，女人们想听秦得莲。这是老瞎子最知足的一刻，身上的疲劳和心里的孤静全忘却，不慌不忙地喝几口水，待众人的吵嚷声鼎沸，便把琴弦一阵紧拨，唱到：“今日不把别人唱，单表公子小罗成。”或者：“茶也喝来烟也吸，唱一回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满场立刻鸦雀无声，老瞎子也全心沉到自己所说的书中去。 他会的老书数不尽。他还有一个电匣子，据说是花了大价钱从一个山外人手里买来，为的是学些新词儿，编些新曲儿。其实山里人倒太在乎他说什么唱什么。人人都称赞他那三弦子弹得讲究，轻轻漫漫的，飘飘洒洒的，疯颠狂放的，那里头有天上的日月，有地上的生灵。老瞎子的嗓子能学出世上所有的声音。男人、女人、刮风下雨、兽啼禽鸣。不知道他脑子里能呈现出什么景象，他一落生就瞎了眼睛，从没过这个世界。 小瞎子可以算见过世界，但只有三年，那时还不懂事。他对说书和弹琴并无多少兴趣，父亲把他送来的时候费尽了唇舌，好说歹说连哄带骗，最后不如说是那个电匣子把他留住。他抱着电匣子听得入神，甚至发觉父亲以时候离去。 这只神奇的匣子永远令他着迷，遥远的地方和稀奇古怪的事物使他幻想不绝，凭着三年朦胧的记忆，补充着万物的色彩和形象。譬如海，匣子里说蓝天就象大海，他记得蓝天，于是想象出满天排开的水锅。再譬如漂亮的姑娘，匣子里说就象盛开的花朵，他实在不相信会是那样，母亲的灵柩被抬到远山上去的时候，路上正开遍着野花，他永远记得却永远不愿意去想。但他愿意想姑娘，越来越愿意想；尤其是野羊坳的那个尖声细气的小妮子，总让他心里荡起波澜，直到有一回匣子里唱道，“姑娘的眼睛就象太阳”，这下他才找到了一个贴切的形象，想起母亲在红透的夕阳中向他走来的样子。其实人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所知猜测着无穷的未知，以自己的感情勾画出世界。每个人的世界就都不同。 也总有一些东西小瞎子无从想象，譬如“曲折的油狼”。 这天晚上，小瞎子跟着师父在野羊坳说书。又听见那小妮子站在离他不远处尖声细气地说笑。书正说到紧要处――“罗成回马再交战，大胆苏烈又兴兵。苏烈大刀如流水，罗成长枪似腾云，好似海中龙吊宝，犹如深山虎争林。又战七日并牙夜，罗成清茶无点唇……”老瞎子把琴弹得如雨骤风疾，字字句句唱得铿锵，小瞎子却心猿意马，手底下早乱了套数…… 野羊岭上有一座小庙，离野羊坳村二里地，师徒二人就在这里住下。石头砌的院墙已经残断不全，几间小殿堂也歪斜欲倾百孔千疮，唯正中一间尚可遮蔽风雨，大约是因为这一间中毕竟还供奉着神灵。丰尊泥像早脱尽了尘世的彩饰，还一身黄土本色返朴归真了，认不出是佛是道。院里院外、房顶墙头都长满荒藤野草，蓊蓊郁郁倒有生气。老瞎子每日到野羊坳说书都住在这儿。 散了书已经不早，老瞎子在下殿里安顿行李，小瞎子在侧殿的檐下生火烧水。去年砌下的灶火稍加修整就可以用。小瞎子蹶着屁股吹火，柴草不干呛得他满院里转着圈咳嗽。老瞎子在正殿里数叨他：“我看你能干好什么。” “柴湿嘛。” “我没说这事。我说的是你的琴，今儿晚上的琴你弹成了什么。” 小瞎子不敢接这话茬，吸足了几口气又跪到灶火前去，鼓着腮帮子一通猛吹。“你要是不想干这行，就趁早给你爹捎信把你领回去。老这么闹猫闹狗的可不行，要闹回家闹去。” 小瞎子咳嗽从灶火边跳开，几步蹿到院子另一头，呼嗤呼嗤大喘气，嘴里一边骂。 “说什么呢？” “我骂这火。” “有你那么吹火的？” “那怎么吹？” “怎么吹？哼，”老瞎子顿了顿，又说，“你就当这灶火是那妮子的脸！” 小瞎子又不敢搭腔了，跪到灶火前去再吹，心想：真的，不知道兰秀儿的脸什么样。那个尖声细气的小妮子叫兰秀儿。 “那要是妮子的脸，我看你不用教也会吹。”老瞎子说。 小瞎子笑起来，越笑越咳嗽。 “笑什么笑！” “您吹过妮子的脸？” 老瞎子一时语塞。小瞎子笑得坐在地上。“日他妈。”老瞎子骂道，笑笑，然后变了脸色，再不言语。 灶膛里腾的一声，火旺起来。小瞎子再去添柴，一心想着兰秀儿。才散了书的那会儿，兰秀儿挤到他跟前来小声说：“哎，上回你答应我什么来？”师父就在旁边，他没敢吭声。人群挤来挤去，一会儿又把兰秀儿挤到他身边。“噫，上回吃人家的煮鸡蛋倒白吃了？”兰秀儿说，声音比上回大。这时候师父正忙着跟几个老汉拉话。他赶紧说：“嘘――，我记着呢。”兰秀儿又把声音压低：“你答应给我听电匣子你还没给我听。”“嘘――我记着呢。”幸亏那会儿人声嘈杂。 正殿里好半天没有动静。之后，琴声响了，老瞎子又上好了一根新弦，他本来应该高兴的，来野羊坳头一晚就又弹断一根琴弦，可是那琴声却低沉、零乱。 小瞎子渐渐听出琴声不对，在院里喊：“水开了，师父。” 没有回答。琴声一阵紧似一阵了。 小瞎子端了一盆热水进来。放在师父跟前，故意嘻嘻笑着说：“您今儿晚还想弹断一根是怎么着？” 四 老瞎了没听见，这会儿他自己的往事都在心中。琴声烦躁不安，象是年年旷野里的风雨，象是日夜山谷中的溪流，象是奔奔忙忙不知所归的脚步声。小瞎子有点害怕了：师父很久不这样了，师父一这样就要犯病，头疼、心口疼、浑身疼，会几个月爬不起炕来。 “师父，您先洗脚吧。” 琴声不停。 “师父，您该洗脚了。”小瞎子的声音发抖。 琴声不停。 “师父！” 琴声戛然而止，老瞎子叹了口气。小瞎子松了口气。老瞎子洗脚，小瞎子乖乖地坐在他身身边。 “睡去吧，”老瞎子说，“今儿格够累的了。” “您呢？” “你先睡，我得好好泡泡脚。人上了岁数毛病多。”老瞎子故意说得轻松。 “我等您一块儿睡。” 山深夜静，有一点风，墙头的草叶子响。夜猫子在远处哀哀地叫。听得见野羊坳里偶尔有几声狗吠，又引得孩子哭。月亮升起来，白光透过残损的窗棂进了殿堂，照见两个瞎子和三尊神像。 “等我干嘛，时候不早了。” “你甭担心我，我怎么也不怎么，”老瞎子又说。 “听见没有，小子？” 小瞎子到底年轻，已经睡着。老瞎子推推他让他躺好，他嘴里咕囔了几句倒头睡去。老瞎子给他盖被子时，从那身日渐发育的筋肉上觉出，这孩子到了要想那些事的年龄，非得有一段苦日子过不可了。唉，这事谁也替不了谁。 老瞎子再把琴抱在怀里，摩挲着根根绷紧的琴弦。心里使劲念叨：又断了一根了，又断了一根了。再摇摇琴槽，有轻微的纸和蛇皮的磨擦声，唯独这事能为他排忧解烦。一辈子的愿望。 小瞎子作了一个好梦。醒来吓了一跳，鸡已经叫了。他一骨碌爬起来听听，师父下睡得香，心说还好。他摸到那个大挎包，悄悄地掏出电匣子，蹑手蹑脚出了门。 往野羊坳方向走了一会儿，他才觉出不对头，鸡叫声渐渐停歇，野羊坳里还是静静的没有人声。他愣了一会儿，鸡才叫头遍吗？灵机一动扭开电匣子。电匣子里也是静悄悄。现在是半夜。他半夜里听过匣子，什么都没有。这匣子对他来说还是个表。只要扭开一听，便知道是几点钟，什么时候有什么节目都是一定的。 小瞎子回到庙里，老瞎子正翻身。 “干嘛哪？” “撒尿去了。”小瞎子说。 一上午，师父逼着他练琴。直到响午饭后，小瞎子才瞅机会溜出庙来，溜进野羊坳。鸡也在树荫下打盹，猪也在墙根下说着梦话，太阳又热得凶，村子里很安静。 小瞎子踩着磨盘，扒着兰秀儿家的墙头轻声喊：“兰秀儿――兰秀儿――” 屋里传出雷似的鼾声。 他犹豫了片刻，把声音稍稍抬高：“兰秀儿――！兰秀儿！” 狗叫起来。屋里鼾声停了，一个闷声闷气的声音问：“谁呀？” 小瞎子不敢回答，把脑袋从墙头上缩下来。屋里吧唧了一阵嘴，又响起鼾声。 他叹口气，从靡盘上下来怏怏地往回走。忽听见身后嘎吱一声院门响，随即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向他跑来。 “猜是谁？”尖声细气。小瞎子的眼睛被一双柔软的小手捂上了。――这才多余呢。兰秀儿不到十五岁，认真说还是孩子。 “兰秀儿！” “电匣子拿来没？” 小瞎子掀开衣襟，匣子挂在腰上。“嘘――，别在这儿，找个没人的地方听去。” “咋啦？” “回头招好些人。” 五 “咋啦？” “那么多人听，费电。” 两个人东拐西弯，来到山背后那眼小泉边。小瞎子忽然想起件事，问兰秀儿：“你见过曲折的油狼吗？” “啥？” “曲折的油狼。” “曲折的油狼？” “知道吗？” “你知道？” “当然。还有绿色的长椅。就一把椅子。”“椅子谁不知道。” “那曲折的油狼呢？” 兰秀儿摇摇头，有点崇拜小瞎子了。小瞎子这才郑重其事地扭开电匣子，一支欢快的乐曲在山沟里飘荡。 地方又凉快又没有人来打扰。 “这是‘步步高’。”小瞎子说，跳着哼。一会儿又换了支曲子，叫“旱天雷”，小瞎子还能跟着哼。兰秀儿觉得很惭愧。 “这曲子也叫‘和尚思妻’。” 兰秀儿笑起来：瞎骗人！“ “你信不信？” “不信。” “爱信不信。这匣子里说的古怪事多啦。”小瞎子玩着凉凉的泉水，想了一会儿。“你知道什么叫接吻吗？” “你说什么叫？” 这回轮到小瞎子笑，光笑不答。兰秀儿明白准不是好话，红着脸不再问。 音乐播完了一个女人说，“现在是讲卫生节目。” “啥？”兰秀儿没听清。 “讲卫生。” “是什么？” “嗯――，你头发上有虱子吗？” “去――，别动！” 小瞎子赶忙缩回手来，赶忙解释：“要有就是不讲卫生。” “我才没有。”兰秀儿抓抓头，觉得有些刺立，“噫――瞧你自个儿吧！”兰秀儿一把搬过小瞎子的头。“看我捉几个大的。” 这时候听见老瞎子在半山上喊：“小子，还不给我回来！该做饭了，吃罢饭还得去说书！”他已经站在那儿听了好一会儿了。 野羊坳里已经昏暗，羊叫、驴叫、狗叫、孩子们叫，处处起了炊烟，野羊岭上还有一线残阳，小庙正在那淡薄的光中，没有声响。 小瞎子又蹶着屁股烧火。老瞎子坐在一旁淘米，凭着听觉他能把米中的砂子捡出来。 “今天的柴挺干。”小瞎了说。 “嗯。” “还是焖饭？” “嗯。” 小瞎子这会儿精神百倍，很想找些话说，但是知道师父的气还没消，心说还是少找骂。两个人默默地干着自己的事，又默默地一块儿把饭做熟。岭上也没了阳光。 六 小瞎子盛了一碗小米饭，先给师父：“您吃吧。”声音怯怯的，无比驯顺。 老瞎子终于开了腔：“小子，你听我一句行不？” “嗯。”小瞎子往嘴里扒拉饭，回答得含糊。 “你要是不愿意听，我就不说。” “谁说不愿意听了？我说‘嗯’！” “我是过来人，总比你知道的多。” 小瞎子闷头扒拉饭。 “我经过那号事。” “什么事？” “又跟我贫嘴！”老瞎子把筷子往灶台上一摔。 “兰秀儿光是想听听电匣子。我们光是一块儿听电匣子来。” “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了？” “我还问她见过曲折的油狼。” “我没问你这个。” “后来，后来，”小瞎子不那么气壮了，“不知怎么一下就说起了虱子……” “还有呢？” “没了，真没了！” 两个人又默默地吃饭。老瞎子带了这徒弟好几年，知道这孩子不会撒谎，这孩子最让人放心的地方就是诚实、厚道。 “听我一句话，保准对你没坏处。以后离她远点好。早年你师爷这么跟我说，我也不相信……” “师爷？说兰秀儿？” “什么兰秀儿，那会儿还没她呢，那会儿有你们呢……”老瞎子阴郁的脸又转向暮色浓重的天际，骨头一样白色的眼珠不住地转动，不知道在那儿他想能“看”见什么。许久，小瞎子说：“今儿晚上您多半又能弹断一根琴弦，”想让师父高兴些。 这天晚上师徒在野羊坳说书。“上回说到罗成死，三魂七魄赴幽冥，听歌君子莫嘈嚷，列位蝗我道下文。罗成阴魂出地府，一阵旋风就起身，旋风一阵来得快，长安不远面前存……”老瞎子的琴声也乱，小瞎子的琴声也乱，小瞎子回忆着那比柔软的小手捂在自己脸上的感觉，还有自己的头被兰秀儿搬过去的滋味。老瞎子想起的事情更多…… 夜里老瞎子翻来覆去睡不安稳，多少往事在他耳边喧器，在他心头动荡，身体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要爆炸。坏了，要犯病，他想。头昏，胸口憋闷，浑身紧巴巴的难受。他坐起来，对自己叨咕：“可别犯病，一犯病今年不甭想弹够那些琴弦了。”他又摸到琴。要能叮叮当当随心所欲地疯弹一阵，心头的忧伤或许就能平息耳边的往事或许就会消散。可是小瞎子正睡得香甜。 他只好再全力去想那张药方和琴弦：还剩下几根，还只剩最后几根了。那时就可以去抓药了，然后就能看见这个世界――他无数次爬过的山，无数次走过的路，无数次感到过她的温暖和炽热的太阳，无数次梦想着的蓝天和月亮和星星……还有呢？还有什么？他朦胧中所盼望的东西似乎比这要多得多…… 夜风在山里游荡。 猫头鹰又在凄哀地叫。 不过现在他老了，无论如何没年活头了，失去的，已经永远失去了，他象是刚刚意识到这一点。七十年中所受的全部辛苦就为了最后能看一眼世界，这值得吗？他问自己。 小瞎子在梦里笑，在梦里说：“那是一把椅子，兰秀儿……” 老瞎子静静地坐着，静静地坐着的还有那三尊分不清是佛是道的泥像。 鸡叫头遍的时候老瞎子决定，天一亮就带这孩子离开野羊坳。否则这孩子受不了，他自己也受不了。兰秀儿不坏，可这事会怎么结局，老瞎子比谁都“看”得清楚。鸡叫二遍，老瞎子开始收拾行李。 可是一早起来小瞎子病了，肚子疼，随即又发烧。老瞎子只好把行期推迟。 一连好几天，老瞎子无论是烧火、淘米、捡柴，还是给小瞎子挖药、煎药，心里总在说：“值得，当然值得。”要是不这么反反复复对自己说身上的力气几乎就要垮掉。“我非要最后看一眼不可。”“要不怎么着？就这么死了去？”“再说就只剩下最后几根了。”后面三句都是理由。老瞎子又冷静下来，天天晚还到野羊坳去说书。 这一下小瞎子倒来了福气。每天晚上师父到岭下去了，兰秀儿就猫似的轻轻跳进庙里来听匣子。兰秀儿还带来熟的鸡蛋，条件是得让她亲手去扭那匣子的开关。“往哪边扭？”“往右”“扭不动。”“往右，笨货，不知道哪边是右哇？”？“咔哒”一下，无论是什么便响起来，无论是什么俩人都爱听。 又过了几天，老瞎子又弹断了三根弦。 七 这一晚，老瞎子在野羊坳里自弹自唱：“不表罗成投胎事，又唱秦王李世民。秦王一听双泪流，可怜爱卿丧残身，你死一乘风破浪打紧，缺少扶朝上将军……” 野羊坳上的小庙里这时更热闹。电匣子的音量开得挺大，又是孩子哭，又是大人喊，轰隆隆地又响炮，嘀嘀哒吹地又吹号。月光照进正殿，小瞎子躺着啃鸡蛋，兰秀儿坐在他旁边。两个人都听得兴奋，时而大笑，时而稀里糊涂莫名其妙。 “这匣子你师父哪卖来？” “从一个山外头的人手里。” “你们到山外头去过？”兰秀儿问。 “没。我早晚要去一回就是，坐坐火车。” “火车？” “火车你也不知道？笨货。” “噢，知道知道，冒烟哩是不是？” 过了一会儿兰秀儿又说：“保不准我就得到山外头去。”语调有些惶。 “是吗？”小瞎子一挺坐起来，“那你到底瞧瞧曲折的油狼是什么。” “你说是不是山外头的人都有电匣子？” “谁知道。我说你听清楚没有？曲、折、的、油、狼，这东西就在山外头。” “那我得跟他们要一个电匣子。”兰秀儿自言自语地想心事。 “要一个？”小瞎子笑两声，然后住气，然后大笑：“你干嘛不要俩？你可真本事大。你知道这匣子几千块钱一个？把你卖了吧，怕也换不来。” 兰秀儿心里正委屈，一把揪住小瞎子的耳朵使劲拧，骂道：“好你死瞎子。” 两个人在堂殿里扭打起来。三尊泥像袖手旁观帮不上忙，两个年青的正在发育的身体碰撞在一起，纠缠在一起，一个把一个压进身下，一会儿又颠倒过来，骂声变成笑声。匣子在一边唱。 打了好一阵子，两个人都累得住手，心怦怦跳，躺着喘气，不言声儿，谁却也不愿意再拉开距离，兰秀儿呼出的气吹在小瞎子的脸上，小瞎子感到了诱惑，并且想起那天吹火时师父说的话，就往兰秀儿脸上吹气。兰秀儿并不躲。 “嘿，”小瞎子小声说，“你知道接吻是什么了吗？” “是什么？”兰秀儿的声音也小。 小瞎子对着兰秀儿的耳朵告诉她。兰秀儿不说话。老瞎子回来之前，他们试着亲了嘴儿，滋味真不坏…… 就是这天晚上，老瞎子弹断了最后两根琴弦。两根弦一齐断了。他没料到。他几乎是连跑带爬地上了野羊岭，回到小庙里。小瞎子吓了一跳：“怎么了，师父？” 老瞎子喘吁吁地坐在那儿，说不出话。小瞎子有些犯嘀咕：莫非是他和兰秀儿干的事让师父知道了？ 老瞎子这才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的。一辈子的辛苦是值得的。能看一回，好好看一回，怎么都是值得的。 “小子，明天我就去抓药。” “明天？” “明天。” “又断了一根了？” “两根。两根都断了。” 老瞎子把那两根弦卸下来，放在手里揉搓了一会儿，然后把他们并到另外的九百九十八根去，绑成一捆。 “明天就走？” “天一亮就动身。” 小瞎子心里一阵发凉。老瞎子开始剥琴槽上的蛇皮。 “可我的病还没好利索。”小瞎子小声叨咕。 “噢，我想过了，你就先留在这儿，我用不了十天就回来。” 小瞎子喜出望外。 “你一个人行不？” “行！”小瞎子紧忙说。 老瞎子早忘了兰秀儿的事。“吃的、喝的、烧的全有。你要是病好利索了，也该学着自个儿出去说回书。行吗？” “行。”小瞎子觉得有点对不住师父。 蛇皮剥开了，老瞎子人琴槽中取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他想起这药方进琴槽时，自己才二十岁，便觉得浑身上下都好象冷。 小瞎子也把那药方放在手里摸了一会儿，也有了几分肃穆。 八 “你师爷一辈子才冤呢。” “他弹断了多少根？” “他本来能弹够一千根，可他记成了八百。要不然他能弹断一千根。” 天不亮老瞎子就上路了。他说最多十天就回来。谁也没想到他竟去了那么久。 老瞎子回到羊坳时已经是冬天。漫天大雪，灰暗的天空连接着白色的群山。没有声息，处处也没有生气，空旷而沉寂。所以老瞎子那顶发了黑的草帽就尤其躜动得显著。他蹒蹒跚跚地爬上野羊岭，庙院中衰草瑟瑟，窜出一只狐狸，仓惶逃远。 村里人告诉他，小瞎子已经走了些日子。 “我告诉他等我回来。” “不知道他干嘛就走了。” “他没说去哪儿，留下什么话没？” “他说让您甭找他。” “什么时候走的？” 人们想了好久，都说是在兰秀儿嫁到山外去的那天。老瞎子心里便一切全明白。 众人劝老瞎子留下来，这么冰天雪地的上哪去？不如在野羊坳说一冬天书。老瞎子指指他的琴，人们见琴柄上空荡荡已经没了琴弦。老瞎子面容也憔悴，呼吸也孱弱，嗓音也沙哑了，完全变了个人。他说得去找他的徒弟。 若不是还想着他的徒弟，老瞎子就回不到野羊坳。那张他保存了五十年的药方原来是一张无字的白纸。他不信，请了多少识字而又诚实的人帮他看，人人都说那果真是一张无字的白纸。老瞎子在药铺前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他以为是一会儿，其实已经几天几夜，骨头一样的眼珠在询问苍天，脸色也变成骨头一样的苍白。有人以为他是疯了，安慰他，劝他。老瞎子苦笑：七十岁了再疯还有什么意思？他只是再不想动弹，吸引着他活下去、走下去、唱下去的东西骤然间消失干净。就象一根不能拉紧的琴弦，再难弹出悦耳的曲子。老瞎子的心弦断了，准确地说，是有一端空无所系了。一根琴弦需要两个点才能拉紧。心弦也要两个点――一头是追求，一头是目的――你才能在中间这紧绷绷的过程上弹响心曲。现在发现那目的原来是空的。老瞎子在一个小客店里住了很久，觉得身体里的一切都在熄灭。他整天躺在炕上，不弹也不唱，一天天迅速地衰老。直到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直到忽然想起他的徒弟，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可那孩子在等他回去。 茫茫雪野，皑皑群山，在地之间躜动着一个黑点。走近时，老瞎子的身身影弯得如一痤桥。他去找他的徒弟。他知道那孩子目前的心情、处境。 他想自己先得振作起来，但是不行，前面明明没有了目标。 他一路走，便怀恋起过去的日子，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的翻山、走路、弹琴，乃至心焦、忧虑都是多么欢乐！那时有个东西把心弦扯紧，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老瞎妇想起他师父临终时的情景。他师父把那张自己没用上的药方封进他的琴槽。“您别死，再活几年，您就能睁眼看一回了。”说这话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师父久久不言语，最后说：“记住，人的命就象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不错，那意思就是说：目的本来没有。不错，他的一辈子都被那虚设的目的拉紧，于是生活中叮叮当当才有了生气。重要的是从那绷紧的过程中得到欢乐，老瞎子知道怎么对自己的徒弟说了。可是他又想：能把一切都告诉小瞎子吗？老瞎子又试着振作起来，可还是不行，总摆脱不掉那无字的白纸…… 在深山里，老瞎子找到了小瞎子。 小瞎子正跌倒在雪地里，一动不动，想那么等死。老瞎子懂得那绝不是装出来的悲衰。老瞎子把他拖进一个山洞，他已无力反抗。老瞎子捡了些柴，打起一堆火。 小瞎子渐渐有了哭声。老瞎子放了心，任他尽情尽意地哭。只要还能哭就还有救，只要还能哭就有哭够的时候。 小瞎子哭了几天几夜，老瞎子就那么一声不吭地守着。火光和哭声惊动了野免子、山鸡、野羊和狐狸和鹞鹰…… 终于小瞎子说话了：“干嘛咱们是瞎子！” “就因为咱们是瞎子。”老瞎子回答。 终于小瞎子又说：“我想睁开眼看看，师父，我想睁开眼看看！哪怕就看一回。” “你真那么想吗？” “真想，真想――” 老瞎子把篝火拨得更旺些。 雪停了。铅灰色的天空中，太阳象一面闪光的小镜子，鹞鹰在平稳地滑翔。 “那就弹你的琴弦，”老瞎子说，“一根一根尽力地弹吧。” “师父，您的药抓来了？”小瞎子如梦方醒。 “记住，得真正是弹断的才成。” “您已经看见了吗？师父，您现在看得见了？” 小瞎子挣扎着起来，伸手去摸师父的眼窝。老瞎子把他的手抓住。 “记住，得弹断一千二百根。 “一千二？” “把你的琴给我，我把这药方给你封在琴槽里。”老瞎子现在才懂了师父当年对他说的话――你的命就在这琴弦上。 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 “怎么是一千二，师父？” “是一千二。我没弹够，我记成了一千。”老瞎子想：这孩子再怎么弹吧，还能弹断一千二百根？永远扯紧欢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无字的白纸…… 这地方偏僻荒凉，群山不断。荒草丛中随时会飞起一对山鸡，跳出一只野免、狐狸，或者其它小野兽。山谷中鹞鹰在盘旋。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 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象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 八五年四月二十日 5、毒药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片浩森无际的大水中央，有个小岛。小岛的地理位置极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终年雨量分布均匀，时有和风携来细雨轻飘漫洒一阵，倏而云开天青。正如通常神话中所说，此处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岛民务农、打鱼、放牧、做工，各得其所，乐业安居。因四周大水环绕，渔业便兴旺，打的鱼吃不完，喂猫喂狗，喂野地里一切招人喜欢的牲口。以后便懂得把鱼运往大水之外的某些地域去，可以换来各类生活用物及奢侈品。 制作精美的金银首饰只为其一；这样，渐渐开通几条航道，商业从而发展。 一天，当然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人偶然捕得一尾怪鱼，示与众人，都说见也没见过；又请了岛上年岁最长的人和阅历最深的人来看，都说闻所未闻。至于该鱼怪到何等程度，史料未留记载，于今传说纷坛，是万难考证了。有的说那条鱼赤若炭火，巨首肥身，长可盈尺；有的说那鱼色同蓝靛，身薄如纸，短不足寸；甚至有说那鱼有头无尾的，或说有尾无头的。从万千民间传说中可以归纳出一条：那鱼体态不俗，色泽非常。仅此而已。 先不过是出于好奇，那人将怪鱼放在盆中喂养，又怜其孤单，捉一尾俗鱼与之为伴。不料就有若干小鱼问世。盆已嫌小，便放之于池中，小鱼或“怡然不动”，或“俶而远逝，往来翕忽”，确是好看。小鱼稍大，那人仍是出于好奇，选其体态色泽均呈怪异者留下，所余俗辈放回大水中去。怪鱼便不止一尾一性，自然繁衍，又一代怪鱼降生；中间竟有怪相远过父母者。那人再把更怪者留下，其余仍放回大水中任其游去。如是选择淘汰，数代之后怪鱼愈怪且种类亦趋繁多，有巨眼膨出者，有大腹便便者，有长尾飘然似带者，有鳞片浑圆如珠者，有的全身斑斓璀璨，有的通体白璧无暇，或如朱如墨的，或披金挂翠的，仪态万种，百怪千奇。此事传开，不胫而走，便引得外域游客闻名而来。用今天的话说，旅游业也便兴起。沿水一带建起了旅馆、客栈，又把怪鱼分门别类养在玻璃容器里，置于厅前厅后、客房中、走廊旁，供游客观赏。从此小岛上经济倍加繁荣，人丁兴旺，昌盛空前。岛民们的生活也更丰富多彩。其时那人已近晚年，将先前之事说与后人，大家沉思良久，颇多感慨，未忘怪鱼给小岛之民带来了幸福，忽然觉悟：那鱼实非怪鱼，确乎神鱼也！这样，每逢年节岛上始有祭祀神鱼的活动。随之家家都喂起神鱼，供奉如待神袛。继而又兴神鱼大赛，各人将自己培养的神鱼捧出展示，互比高低。神鱼的体态色泽愈新奇，主人的声名愈好，在岛上的威望和地位也愈高。此赛事有些像西班牙的斗牛，南美洲的斗鸡，或中国的斗蟋蟀了。赛时，倘鱼种平庸，主人便极损名誉，长久难在人前拍胸昂首。为此妻离子散的也有。于是人们呕心沥血挖空心思以求鱼儿异变，育出畸形，演成怪种。多少年多少代过去了，比赛长盛不衰，遂成风俗。岛民不论男女老少，皆赛鱼成癖。大赛之时，旗幡蔽日，鼓乐齐鸣，万头跃踊，甚嚣尘上。各式造型华丽的鱼缸迷宫般摆开，元可数计的神鱼在其中时沉时浮，虽再难“俶而远逝，往来翕忽”，却独能翩翩而舞弄姿作态。奇异的品类层出不穷，煌煌然各显神通。小岛神鱼名传退还，来岛上观鱼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了。 以上所述全是过去的事了，远的一两千年了，近的距今也有五六十载。倘无旁的办法，我们的故事还是以不久前的一天算为确凿的开始吧，这样讲起来省些事。 不久前的一天，夜里，星光灿烂皓月当空，小岛四周微风细浪万顷波光。一叶小舟，自远而近，悄然靠了岸边。不待船身停稳，便从舱中跳下一位老人，踉踉跄跄急奔几步，五体投地扑倒在沙滩上。许久再无动静。月渐朦胧，风渐停歇，水拍船帮发出轻响，老人仍是无声无息。月又辉辉，风又飒飒，老人这才慢慢爬起来，仰俯天地，又叹息一回，然后谢过船家，拎起一只小箱，踏着月光向岛上走去。老人穿着极普通，相貌也极平常，只是虽满头白发动作却敏捷，步履轻盈。他随便找了家旅馆住下。客房中陈设不俗，照例都有一只鱼缸，缸中几条神鱼，有头的摇头有尾的摇尾，一律呆然若盼，憨态可掬。老人看了一会，熄了灯，解带宽衣倒头去睡，须臾鼾声大作。 一宿无话。 天光大亮时，这老人出现在岛中心的街道上，时而匆匆疾行，时而停步环望，时而在路边的货摊前买些岛上极常见的食品边走边吃，又不断地停下来，向路人打听些什么。近午时分，老人登上了小岛南端的荒山。这山险峻，近乎拔地而起，是全岛的最高点。山上树木葱茏，怪石嶙峋，禽啼兽吼不绝于耳，茂草繁花不绝于目。只是不见人家。接近山顶时，老人边走边喊起来，喊着一个人的名字。泉声叮咚，云缭雾绕，山道崎岖，路转峰回。不久，密林深处有人回话了，“是——谁——呀——？”远远的，银铃般清朗。老人寻声走去，见一男一女两个儿童在林间游戏。男孩攀在一棵树上轻声歌唱。女孩坐在草丛中专心编着一只花环。男孩摘了野果掷那女孩。女孩毫不理会，只顾自己手中的花环，一边也轻轻哼唱。一只小狗见有生人来，就大喊大叫。女孩赶忙把狗搂在怀里，男孩在树上问：是你喊我太爷爷吗？老人就又说了一遍那个名字。两个孩子齐声说，那就是他们的太爷爷。老人惟恐弄错，又问一句：你们的太爷爷可是大夫？孩子回答说不是，又说：我们的太爷爷是专门给人治病的。老人笑笑，便知道他的老朋友还活着。两个孩子就在前面蹦蹦跳跳地走，还有那只狗。老人在后面跟着。走了一阵，来到一座小院前，石头围成的院墙高不过人，茅屋三间，柴门虚掩。两个孩子推门跑进去，喊着：太爷爷，有人找你！老人也走进门，身上发一些颤抖，见院里依然晾满了草药。 一会儿，男孩子从屋里跑出来，对那老人说：我太爷爷说，你们要是想搜查就随便搜查。说完，男孩子又跑回屋里，屋里有嚓嚓的铡草药的声音。 还认得我么，兄弟？老人说。 老大夫也是须发全白了。他停下手中的铡刀，掸掸身上的草末子，让那两个孩子仍到林子里去玩。 兄弟，你认不出我了吧？ 你们的人常来，我记不住谁是谁。老大夫说话时，目光追随着那两个手挽手跑出院去的孩子。 老人莫名其妙地站着。 孩子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屋里屋外你都可以随意搜查，看看是不是都是挺好的药。 你是不是弄错了？我昨天夜里才到这岛上。 老大夫笑笑。你装得就算不错了，不过还是能听出这岛上的口音。 我干嘛要装呢？我是这岛上的人，不过离开这岛已经好十几年了。我昨天夜里才回来。 老大夫这才正眼打量那老人。老人凑近些，让他仔细端详，同时激动地看着他的眼睛。老大夫的眼睛浑浊一片了。 像是有些面熟，老大夫说。 老人就说出自己的名字。 老大夫又开始铡草药，刀起刀落草末横飞。 老人提醒他。六十年前，这岛上有个和你同岁的年轻人，因为在神鱼大赛上屡屡名落孙山，苦闷之极就想去死。这事你还记得吗？ 我在这岛上活了九十年了，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 我说的这个人住在岛东。岛东住的都是养不出好鱼的人，都是些几代几十代也没人在神鱼大赛上露过脸的人家。他们都住在岛东，是些让人看不起的人。 你说的这些不算是新闻。 我没想说什么新闻。 现在岛东和岛西可是倒了个儿了。 是吗？那可是怎么闹的？六十年前岛上有四户养鱼养得最好的人家，都住在岛西，人称鱼仙、鱼圣、鱼帝、鱼王的四家。能养出好鱼的人都住在岛西，让人敬仰的人都住在岛西。 你提这些干什么？还不是什么秘密。 我知道这不是秘密，我对秘密不感兴趣。 老大夫不紧不慢地铡着草药。老人看看这三间屋子，一张桌子和几张凳子，一张大床和两张小床，之外就全是草药。老人捡了一块甘草放在嘴里嚼。 这事与我无关。老大夫说，那四户人家不能生养，断了后，家业就完了，这事与我无关。 你干嘛总认为我是来调查什么的呢？ 不是一直在调查吗，你们？ 我们？我就一个人，昨天夜里才来。 来干什么？ 老人半晌无言。然后才又说：我没想到你已经不记得六十年前那件事了。我以为你不可能忘了他。他那时还年轻，立志要养出不同寻常的好鱼来，住到岛西去…… 这样的人我见得太多了。 他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年轻时一心想养出好鱼来，没功夫生孩子，四十几岁时相信自己不是能养出好鱼的人，这才有了他。父母又把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让他从小跟鱼打得火热。 老大夫再度停了铡刀，注意听那老人说。 想起他来了？老人问。 没有，老大夫说。老大夫心里想着别的事。 他就从小跟那些鱼打得火热。十几岁上，他确实弄成过几条不坏的鱼，但毕竟还都是俗种。不过，由此他相信了自己前途无限。父母和邻居们也都这么说，说他没错儿肯定是那种能养出好色的人。以后他果真又弄出了几条不错的鱼。自负加上年轻气盛，他发誓十年之内至少先要超过鱼帝和鱼王那两家，否则就不算是他，也不娶亲。 后来呢？ 后来？你还记不记得有天夜里他去找你？人已经是虚弱得不行，失眠、贫血、心脏也不好又没有食欲，就算当时还没疯再那么活下去也早晚是个疯。幸亏他还知道死是种解脱，比疯了好受。 别人都劝他好歹活下去，说不定还有养出好鱼来的日子。只有你理解他，现在看来，你是摸准了他的症结。 老大夫说：这岛上所有的病，都是因为又想养出好鱼来，又都怕死。 我那时可是不怕。 你是个走运的。 我恨不能立刻死了去。我弄了十年，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十年！再没弄成一条好鱼。我还是住在岛东，甚至在岛东也让人看不起了，说我没错儿肯定是再弄不成好鱼的人了。死是什么？是一切都不存在，一切一切都不存在，都没有。 我不记得你，老大夫说。 你不记得那夜我去求你？我想死，可我害怕上吊、跳崖、抹脖子、躺到车轮子底下去或者淹死，我知道你有一种药，河豚毒制成的药，比氰化物还毒几十倍，吃了没有丝毫痛苦一切就都不存在了…… 我从来没有那玩艺儿！我的药都是好药！ 你懂得我，你就把那药给了我两粒。 胡说！我没有那种药，我也没给过你什么！ 你不愿意看着我发疯，不是吗？你不忍心看着我疯够了再一点一点地死去，这事你忘了？ 你随便疯吧，爱怎么疯就怎么疯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 你干嘛不愿意认我？ 老大夫不再理睬他，又开始埋头铡草药。 你不必担心，实际上那两粒药可以说不是你给我的，事实上也是我自己偷着拿走的。你当初那么理解我，你把放那药的保险柜打开，装作一时疏忽忘了锁上，然后我们就喝酒，后来你喝醉了就睡着了，是我自己在没得到你允许的情况下，把那药偷偷拿走不辞而别的。 老大夫头也不抬。我没有喝醉过。 我是说六十年前那一回。 我九十年中没喝过一滴酒。你们愿意搜查，就屋里屋外都搜查搜查吧。 岛上出了什么事？你干嘛总认定我是来搜查的？ 岛上出了什么事你比我清楚。你们不是认定，是因为我给岛上的人都吃了坏药吗？ 我说过了，我一个人昨天夜里才回来。 这时候那两个孩子回来了，男孩提着满满一篮野果，女孩头戴一只鲜花编成的花环，打打闹闹蹦跳着进屋，扑到他们太爷爷的怀里。 你不打算搜查了？ 不。我也不是干搜查的。 那好，时间不早了。 老大夫说完便与两个孩子去玩了。只有那只小狗警惕地盯着老人。 老人回到旅馆，闷闷不乐，便早早躺下，又不由得回味白天的事，愈发觉出那老友的谈吐蹊跷，辗转反侧，一宿未能睡得踏实。翌日，晨光熹微时，老人起身，到岛上去逛。洒水车响着铃声开过，薄雾中，有清洁工人打扫街道。四周大水上渔帆点点，时而有汽笛声顺着水面悠悠扬扬传到岛上。不久，晨雾散尽，所有的商店就都开了门，有些老年店员立于门前迎候顾客，橱窗里货架上满目琳琅。又有小摊贩在路旁挑起招牌，或卖衣物，或售吃食，鼓其如簧之舌招揽买主。街上男人女人熙来攘往，车流人流如涌如潮。一切都很正常。到处可见新建成的和正在建的高楼大厦耸入云端，吊车的长臂举在朝阳里。老人从岛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寻找他当年的住所，然而不见，那片民房早已拆除改为露天广场了。广场宽阔无比且装修得极其讲究，大理石铺成的地面，玉砌雕栏万转千回，条条甬道纵横交错把广场分割得如同迷宫，中间一根旗杆独竖，周围无数华灯林立。正是为赛鱼用的场所。老人又寻找他曾经在那儿读过书的小学校，那小学校也已改为赛鱼场了，无论规模和气派都不亚于前者。这样的赛鱼场岛上很多。 下午，老人又来到岛南的荒山上，找那老大夫。这回他换了一种谈话方式。 老人说：上回大概是我弄错了。 老大夫说：肯定是你弄错了。 弄错什么了呀？两个孩子问。 老大夫就又让孩子到林子里去玩了。 看来那个人不是你。你不是那个人。 当然不是。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药，更别说给过谁了。 我在这岛上再不认识别人。既然咱们认识了，我想不妨交个朋友吧？咱们又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那可真是件挺难得的事，老大夫说。老大夫也比上一回随和，且不时露出笑容，依然铡那些草药。 你还是老跟这些药打交道。 完全是出于习惯，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了。不知道还为什么。就像那些养鱼的人一样，完全是因为习惯。 岛上又快要赛鱼了吧？ 现在是半月一小赛，每月一大赛，没完没了啦。 鱼呢？鱼都怎么样？ 无奇不有，肯定超过你的想象去。有一种连眼珠也是白色的鱼，其实那不过是白化病。弄成这鱼的人一下子就成了名。 现在的鱼仙、鱼圣、鱼帝、鱼王都是谁？ 说不准，今天是他，明天就是别人。有回大赛上，一个老太太弄出一条一动都不会动的鱼来，那鱼的样子倒不稀奇，却能发出一种声音，叮叮噹噹咿咿呀呀的，像一只八音盒那样唱一首赞美歌。那老太太弄了一辈子才弄出这么一条好色来。 六十年前我就知道能弄出这样的好鱼来。可是我拼死拼活没弄出来，那时我真想死。你知道一生一世让人看不起的滋味有多难受。后来你给了我那两粒毒药…… 不是我。嗯？给你那药的人不是我。 对对，不是你。 也不见得是在这个岛上吧？ 啊？哦，对对，不是。不是在这个岛上。也不是六十年前，是更早的时候。对了，也不是我，是我听说过的一个人。这个人想死，有天夜里他得到了两粒毒药，是那种一沾舌头立刻就能舒舒服服死去的药。他喝得醉醺醺的，来到岛边的沙滩上，心想，只要这么把药往嘴里一扔，就势往大水里一滚，一切烦心的事就都结束。落潮时，大水将把他的尸体也带走。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他，就像他也不曾有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权否决他，他呢？也握住对这个世界的否决权了。这样一想，他立刻觉出通体轻松。再看看手里的药丸，知道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无论碰上什么倒运的局面，都可以轻易就把它们否决掉，只消把那两粒否决权往嘴里这么一扔。他长呼一口气，放心了，心静得如同那无边无际的大水和天空。既然如此又何必这么急着去死呢？他躺在岸边想了大半宿，天快亮时便偷了一只小船向大水彼岸划去。他边划边对自己说，就当是我已经死了，那么到别处去逛逛看看又有什么不好？ 再说他也必须得离开这个岛，再在这岛上呆下去他还是得疯，天一亮就会有无数轻蔑的目光向他投来，提醒或者暗示：你是一个折腾了十年也养不出好鱼的人，你是一个三四十岁也没养出好色来的人。他必须离开这个岛的原因还有两个。一是怕给了他否决权的那个大夫再把那两粒药收回去，那可真就糟透了。再有就是，他不能连累那个大夫，死是自己的事，可别人会认为是那个大夫把他害了；当然不能恩将仇报。所以我没死，你给我的那两粒药我把它装在贴身的衣兜里，上了一只小船，然后就使劲划…… 这样的事我头回听说。给了你药的那个人不是我。嗯？ 老人呆愣片刻。是的，不是你。也不是在这个岛上，是另外一个岛。也不是我，是我听说过的一个人。我是在一个小车站上等车的时候听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说的，我也没地方去找他了，也不知道他的姓名。 这就对了，老大夫说。 我听说的这个人上了一只小船，划了七七四十九天，到了大水以外的地方…… 我们不妨说点别的吧。 别的？别的什么？行啊。 你来这岛上两天了，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 特殊的感觉？你指什么？ 譬如说，发现了什么不一般的事没有？ 什么不一般的事？我没看出来。 老大夫迟疑一阵。也许什么事都没有吧，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何妨跟我说说？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咱们是昨天才认识的，你又弄错了。 是。我前天夜里才到这岛上来。 现在这岛上的鱼，奇奇怪怪的种类更多了。 我在旅馆里见到一种没有眼睛的鱼。 说是这么说，其实只是在一般该有眼睛的部位没有眼睛，可是每个鳞片下面都有一只眼睛。这你大概没留神吧？你知道弄出这样的鱼来有多么不容易。 我知道。我早就料到完全可以弄出这样的好鱼来，只是我自己怎么也没弄成。 弄成这鱼的人可是下了苦功夫，多少年来就没睡过一宿整觉。 你知道，母鱼甩子的时候要是没人看着，母鱼会把鱼子全吃光。等鱼子变成小鱼后，你还得随时留神着。亿万条小鱼中未必能有一条具备继续培养的价值，你不能放过了，一旦放过，多少年的心血就全白费了。你得一条一条地仔细观察。也许只有在夜里的某一时刻，才会有一条鱼显露出奇异的禀赋。你想，一个人还能有多少时间睡觉呢？ 这样的苦，没有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我那时，哦，我听说过的那个人就是这么白费了多少年辛苦，也许他曾经是放过了几次机会吧。后来他划着小船到了大水以外的地方，再不跟鱼打交道了。可是他什么别的本事都没有，什么别的事都不能干。那个地方的人不在乎谁能不能养出好色来。鱼在那儿就是鱼罢了，可以吃，也可以看。无论什么鱼，只要是活蹦乱跳的就都被认为是好鱼。可那地方对什么事都不能干的人还是看不起。你想，我听说的这个人怎么受得了？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个混蛋，甚至连混蛋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他就又拿出那两粒药来…… 你知道上回大赛上，鱼仙的交椅谁坐了？ 谁坐了？ 岛东的一个老头儿。他弄成了一条大鱼，有几尺长，浑身疙里疙瘩的像是穿了盔甲。其实是一堆肉瘤，瘤子有红的，有蓝的，因为里头有丰富的动脉和静脉。这种瘤子割是不能割的。 那样会弄坏整个循环系统，对吧？ 对了。这鱼本身并不大，那些瘤子占了三分之二还要多。 我听说的那个人那时又想死了，可拿出那两粒药来看看，心里便又觉轻松了许多，就又对自己说：只当是我已经把这药扔进嘴里了，可不是吗？把这药扔进嘴里还不容易吗？只当我已经死了，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干嘛不再试试干点什么呢？他就又把药收起来。你猜他怎么着？ 嗯。 他在那儿找了个打扫厕所的差事干。 那鱼很能吃，吃肉，那些瘤子需要足够的蛋白质和脂肪来养着。 那差事他一干就是好几年，干得挺平静。大伙都说他干得不坏。这样过了好几年，他才想起自己还没有老婆。 那老头儿和他老伴儿长年不断地给那条鱼喂肉。一分钟也不能间断，一断了肉那些瘤子就都瘪下去，再不那么五颜六色的引人注目了。老太太白天喂，老头儿夜里喂。老头儿白天还要出去挣钱，你想，还有什么时间睡觉呢？ 很苦，这我知道。不过要真能弄成这样的好鱼，让我想，那老头儿一定还是挺着迷的。 着迷得都像中了邪。你知道他们怎么弄那些鱼？岛上所有的人都是怎么弄那些鱼？ 嗯。怎么弄？ 不管什么新鲜玩艺儿都给鱼吃一点。譬如辣椒、醋、花椒水什么的。 这我倒是没想到过。说不定有点用？ 无非是刺激刺激那些鱼，看能不能出现什么异变。后来又都在鱼缸或鱼池里兑点化学制剂，有些鱼居然还能活着，可再生出的小鱼就什么模样的都有了，三头六臂的、无尾无鳍的、没有眼睛的。这是很费神的事。尤其是硫酸和升汞什么的，比例要掌握得合适，多兑了鱼就全死，少了又变不出好鱼来。 我听说的那个人，以前是为了鱼，一直没有想过娶亲…… 升汞和硫酸什么的都兑得合适了，就得昼夜监视着那些鱼。一旦发现有变了模样的鱼，赶紧就捞出来放到清水里去，捞晚了又要死，捞早了又要变回到原样去，所以一刻不能大意。你想，这还有时间睡觉吗？ 可不是吗，要想弄出好鱼来可不是玩的。那个人到了大水彼岸，干了几年扫厕所的差事，心想应该结婚了…… 后来又有人给鱼吃点别的玩艺儿，机器油、凡士林、炭黑、铅粉什么的，这办法要安全一点。有个人就这么弄成了一群奇怪的鱼，每条鱼身侧都多长了一根细长的软骨。那人对着它们说点什么，它们就都把那根软骨缓缓地高举起来。那人坐了几年鱼帝的交椅。不过你得不断对它们说点什么，否则它们就会把那本事给忘了。你说这人还能有多少觉可睡？ 心想该结婚了，他这才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扫厕所的。“是个扫厕所的”和“只不过是个扫厕所的”，这可不一样。他在彼岸耽了好几年。才明白哪儿都不是天堂。那时他已经四十岁了。再学什么也怕来不及了，思量还是不如死了的好。可是他有那两粒药哇，就揣在贴身的农兜里呀，着什么急呢？不就是这么往嘴里一扔的事吗？先试着学学别的吧。学不成再去死也不晚不是吗？…… 近来全岛的人又都疯了似地到处找古钱、碎陶片、兽骨化石、远古的上和石头，找到厂就研成细粉。调好了给鱼吃。听说已经有一种没有尾巴的鱼给弄出来了。听说还有一种没有头也没有肉的鱼给弄出来了，光是—根蓖子一样的骨头在水里跳。我也还没见到呢。那些陶片，化石什么的很难找。你说。没日没夜地找，没日没夜地研磨，什么功夫睡觉呢。 是不是有人到你这儿来找过什么药给鱼吃？ 没有。那倒没有。我没有格外的药。他们要找的是稀奇古怪的东西，给鱼吃。 那你干嘛总那么担惊受怕似的？ 我？我担惊受怕？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你干嘛总觉得行人要到你这儿来搜查呢？ 噢——，那不是因为鱼。你懂吗？他们不是怀疑我给鱼吃了什么坏药。他们知道我从来个摆弄那些鱼。他们是为了别的事。 什么事？ 哼。等着看吧。 岛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一点都没看出来？ 老人摇摇头。盯着老大夫的眼睛。老大夫又垂下眼睛，仍是不停地铡那些草药。 你不妨再注意一下。我倒是希望没那么回事呢。 老人告辞出来的时候。看见那两个孩子还在林间的草地上玩耍。他设有惊动他们。那只小狗尾随在他身后把他送出很远，摇着尾巴似乎不再对他有敌意。老人站在山腰朝下望，小岛景象尽收眼底，嗡嗡隆隆市声喧嚣，处处显露着繁荣。太阳正要落山，全岛都被晚霞的红光照耀得灿烂。 岛上处处张灯结彩，无论是商店、旅馆，还是机关、工厂。主要街道的两旁都摆上了鲜花，摆成各种图案，摆成花塔，摆成花山和花海。香气扑鼻，醉人。各个赛鱼场上都已是旗幡招展，各色彩旗星罗棋布，场中央一条长幡上绣了鱼形标志，随风飘舞。看来大赛将近了。每个赛场上都有几十个上了岁数的管理人员在忙，费力地把一条红色的长毯在大理石地面上铺开，哼哼咳咳地喊。那地毯猩红夺目，有上百米长，一直铺上获奖台。获奖台在几十层台阶之上，镶金嵌玉如宫殿般辉煌，气派威严。乐队正在排练，从各处角落里发出轻响。时而有些断了线索的彩色气球过早地飞上了天空。 街上的行人都在谈论鱼赛的事，回忆着上回的赛况，预测这一次的四把交椅可能谁属，遗憾着自己的鱼种目前尚难惊人，又互相打探有关新奇鱼种的消息。一律兴致勃勃，谈笑风生，神采飞扬。 老人在岛上逛，走遍大街小巷，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老人走得累了，便在近水处的一块岩石上坐下歇歇，吃点东西。于是睏上来，他就躺在沙滩上，头枕岩石。 晚霞消失时，大水又涨了。 夜色弥漫开。 老人迷迷糊糊作了个梦。不知道为什么又梦见了两个孩子和那只小狗。两个孩子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管他叫太爷爷，摸摸他的眉毛揪揪他的胡子，唱那支他在孩提时便熟悉的歌…… 忽然，岛上像是亮彻了一道闪电或是起爆了一座火山，那亮光带着轰响把小岛震了一下，把小岛乃至小岛的天空和四周的水面都点燃了一般。老人惊醒，凝神细看，原来是几个赛场上的千万盏华灯一齐亮了。这没什么奇怪，不过是在试灯光。那轰响也不过是人们兴奋的欢呼声。老人打了几个哈欠，又呆愣着想一遍刚才的梦，倒觉得这梦中似有奥妙。想了一阵想不清楚，老人便站起来走动走动。 不久又有闷闷的炮声，又有歌声舞声，又有锣声鼓声，又有号角声，又有口哨声和呐喊声……这都没有什么奇怪，多少年前每逢大赛将临也是如此，人们在为大赛做着准备罢了。 老人这一宿没有回旅馆去，调动起所有的视觉，听觉，嗅觉，注意岛上的一切。半夜，华灯熄灭，炮声也早停歇，岛上显出寂静。老人独自走街串巷，猫一样轻捷机警。家家都闭了门。家家又都黑了灯。家家也都没了人声。路灯也似暗淡了。夜里气温下降了不少。老人坐在一棵树下正有些冷，冷得有些无聊，忽闻一种奇异的声音从四周漫起，始而细碎微弱，继而唧唧咕咕嗡嗡嘤嘤便觉清晰，渐渐连成一片变得响亮。这却稀罕。老人起身蹑手蹑脚到一家门前，耳朵贴近门缝细听时，院里果然就有那声音。他再扒着门缝往里看，一支火烛摇摇跳跳照见一对老夫妇木讷的脸。 中间一只鱼缸，老夫妇分左右面缸而跪，正给神鱼喂食。那声音不过是他们嘁嘁嚓嚓的低语罢了，或者也有神鱼吃食弄出的响动。 他又扒着门缝看了几家，也都不过如此。惟人数不同，有的是一家几口念念有词如同祈祷，有的是孤身一人自言自语仿佛发愿，都同等虔诚木讷且有章法地小心翼翼喂那神鱼。老人暗自慨叹：自己离家多年，竟连这么熟悉的事也忘却。心中凄楚，不免潸然泪下，遂又安慰自己：六十年前还不是这样，弄鱼弄到这般着迷的人还不多，声音也不似这般响。 直到星稀月落天色微明，他也没觉察出岛上有半点不同寻常的现象。老人又爬上岛南的荒山。 一进门老人就说：兄弟，怕是你自己的神经出了什么毛病吧。 你还是什么都没看出来？老大夫说。 老大夫已经早早起来铡那些草药了。两个孩子坐在院当中捧了碗吃早饭，一边喂那只小狗。小院静谧安详，四周鸟语虫鸣，山上的空气清凉且有树脂的香味，阳光在树隙问把雾气染得金亮。连老人的铡草药声、两个孩子的吃饭声、小狗的喝水声都能传出很远去。 还是没看出来。当然没看出来，因为一切都很正常。我怕是你自己倒不正常。 老大夫笑笑，不以为然。 你别笑。实际上我头一回来你就认出我了，可你为什么不肯认我？ 我确实不认识你。 看看吧，就是这两粒药，六十年前的那天夜里你给我的。老人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倒出两粒白色的药丸给老大夫看。 老大夫看也不看就说：这药不是我给你的。 你何必这样呢？你的疑心太重了，弄得自己的精神都不太正常。事实上没人来搜查你，岛上任何不正常的事也没出。 老大夫招呼两个孩子快吃，吃罢饭就到树林里去。 我把这两粒药带回来是想还给你的。是想告诉你，是你这两粒药救了我。我得感谢你。 那不是我，也不是在这个岛上，不是吗？也不是你，是你听说过的一个人。不是吗？ 不是。就是你，也就是我，而且肯定是在这个岛上。后来我划着小船到了彼岸。上回我说到哪儿了？ 说到你忽然想结婚了。 不错。可是我四十岁了，除去扫厕所再没有别的本事。那地方也绝不是天堂，人们还是不大看得起扫厕所的。你信吗？只要有差别，就不可能有彻底的平等。我就又想死。我就又拿出这两粒药来，喝足了酒想借着醉劲儿把这药吞下去。死真不是件绝对的坏事，你想想，只要有那么一点勇气，你就可以和所有的人都平等了。不是吗？所有的人都得死，不管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死了，烂了，变作尘埃飞散了，化成轻烟不见了，就全一样了，谁也不会看不起你了，你也不必看不起谁了，这么想着，我又镇静下来。 你干嘛不弄弄鱼呢？ 我要是弄鱼，说实在的，凭我这两手在那地方没人比得了。可那地方的人不太关心鱼，认为一切鱼既然生出来了，就都是好鱼。 老大夫点点头。后来呢？ 哦，我就又活下去，学了几年木工，学得挺一般。后来又学了几年打铁和裁缝，都学得很一般，对了，我忘了告诉你，在这期间我结了婚。老婆比我小十岁，也曾经中了魔障似的光想死。我头一回见到她是在水边的悬崖上。我看出她想往下跳可又不敢，就走过去对她说，你可着的什么急？她就哭，说自己活在世上算个什么东西。我说，能这么想就好了。我就把那两粒药拿出来，给她讲了那药的作用。她说她真想要一粒。我就分给她一粒。她说，那你还够吗？我说这样咱们俩就都够了。她就要吃。我说，你再想想，也许不用这么着急。她想了一阵子，问我，这药会不会失效。我说只要拿到了就永远有效。她又仔细看一遍那粒药，问我是不是肯定没骗她。我说这可怎么证明呢？现在我们都只有一粒了，没办法证明。她又问我，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我说这也没办法证明，不过对已经死了的人肯定无效。她于是放了心，同意跟我回家去，作我的老婆。 这时岛上响起沉闷的炮声。 鱼赛快开始了？ 是呀，又要开始了。 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 往下说吧。后来呢？ 我们夫妻俩先开了个小杂货店，以后又做了些别的买卖，再以后又学了些别的手艺，总之，五行八作差不多样样都干过。仍不免常常惭愧、自卑，到底弄不清自己算个什么东西。想到死时就记起那两粒药，互相提醒，那两粒药不是稳稳当当揣在我们的怀里嘛。这样愈来愈活得平静，不去想自己算个什么还是不算个什么，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出去跑一阵便跑一阵，愿意扯开嗓子唱一阵便唱一阵，愿意读点什么或写点什么就读点什么写点什么。忽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已经九十岁了，她呢，八十了，这才意识到我们很久很久没提起那两粒药了，知道再也用不着它。 你们有没有孩子？ 当然有。 有孙子吗？ 有。 是不是连重孙子也有了？ 也有了。 老大夫松了气，不住点头。 怎么了？ 老大夫不回答，默默盘算一回。 直到炮声一阵响似一阵。 你这是怎么了？老人问。 老大夫说：兄弟我求你件事行不？把我身边这两个孩子带走。 出了什么事？ 带他们离开这个岛，到大水以外的地方去。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来这岛上三天了，除去在我这儿，还在哪儿看见过孩子？ 老人幡然醒悟。 这两个孩子是岛上最后的孩子了。不孕症在这岛上流行多年了，岛上没人再能生养。 你也治不了？ 他们怀疑是因为我给岛上的人都吃了坏药，没人敢来找我看病了。就这样吧，我留下来再试试，就把这两个孩子托付给你了。 老人带了两个孩子从山后小路下到岸边，早有一只小船横在那里。三人上船，砍断缆绳。 其时，岛上号炮声声不断，鼓乐喧喧不息，甚嚣，且尘上。 那老大夫立于荒山之顶，向他们挥手告别。 小船渐行渐远。不久听见船侧有嗤嗤喘息声，原来那只小狗洑水追来。两个孩子搂住小狗便有些凄然。老人想起那两粒药忘记还给老友，取出再看，连连叹息。两个孩子见了药丸，每人抢过一粒放在嘴里。老人惊时，却见孩子嚼得香甜，嚼了一会，吐出一块白色胶状物，放在嘴上吹成泡泡，泡泡爆响，清脆悦耳。 再看小岛，早无踪影，惟余一片茫茫大水。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6、原罪·宿命 原罪 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以及我要讲的这些事，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也是在好几十年前了。我这么说，是因为那时我还太小，如今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到了这种程度：假如我的奶奶还活着，跟我说，“哪儿有这么个人呀，没有”，或者“哪儿来的这些事呀，压根儿就没有过”，那样我就会相信我不曾见过这个人，世上也不曾有过这些事。然而我的奶奶已经去世多年。 因此您对这个故事的真确性，不必过于追究。不妨权当作是曾经进入了他的意识而后又合着他的意识出来的那些东西，我只能认为这就是真确。假如当一个故事来说，这理由也就很充分了。 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看也不重要；重要也没办法，我反正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只记得奶奶让我管他叫十叔。那时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差不多在街的正中间有一座小庙叫净土寺，我家住在街的南头，他们家挨近街的北口。他的父亲在那儿开着一爿豆腐房，弄不清什么岁数上死了老婆，请来个帮工叫老谢。老谢来的时候，据说我爸跟我妈还谁都不认识谁呢。 十叔整天整夜躺在豆腐房后面的小屋里。他脖子以下全不能动，从脖子到胸，到腰，一直到脚全都动不了。头也不能转动。就是说除了睁眼闭眼、张嘴闭嘴、呼气吸气之外，他再不能有其它动作。可他活着。他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脖子，你看不出他的身体有多长，你甚至会觉得被子下面并没有身体。你给他把被子盖成什么样就老是什么样，把一个硬币立在被子上，别人不去动就总不会倒。他就这么一年一年地活着。现在让我估算一下的话，他那时总也有十六七岁了，不会再小，否则奶奶不至于让我管他叫十叔，而且他能象大人那样讲很多有趣的故事。正是因为这后一点，我极乐意跟奶奶到豆腐房去，去打豆浆要么去买豆腐。奶奶说我是喝十叔他爸的豆浆长大的。几十年前天天都喝得起牛奶的人家还不多。那时我六岁，正是能记事而又记不清楚事的年龄。 甚至也记不清楚我是不是六岁，单记得比我大四岁的阿夏早就上了小学，她弟弟阿冬比我小一岁和我一样整天在家里玩。阿夏阿冬和我家在一个院子里住。他们家天天都喝得起牛奶可还爱喝豆浆，奶奶和我去打豆浆时，阿夏阿冬的妈妈就让他俩也跟我们一块去，让阿夏提一个小铁桶。阿夏管十叔叫十哥，她说是她爸爸让这么叫的，可见那时十叔的年龄再大也不会比我估计的大很多。阿冬有时随着她姐姐叫十哥，有时又随着我叫十叔。为什么是十叔我也不知道，我记得他连一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没有。 街不宽，虽然长却很直，站在我家院门口一眼就能望到十叔家的豆腐房。午后的街上几乎没人，倘净土寺里没有法事，就能听见豆腐房嗡隆嗡隆的石磨声，听久了，竞觉得是满地困倦的阳光响，仿佛午后的太阳原是会这么响的。磨声一停，拉磨的驴便申冤似地喊一顿，然后磨声又起。直到天要黑时，磨才彻底停了，驴再叫喊一回，疲惫、舒缓，悠悠长长贯过整条苍茫了的小街，在沿途老墙上碰落灰土，是月亮将出的先声。 我和阿冬在院门口的台阶上跳上跳下，消磨我们的童年。净土寺的两个尼姑在南墙下的荫凉里走过，悄无声息仿佛脚并不沾地。我和阿冬就站到门两旁的石台上去，每人握一把“手枪”朝她们瞄准，两个尼姑冲我们笑笑仍不出丁点儿声音，象善良的两条鱼一样游进净土寺去。阿冬的枪是铁皮做的是从商店买来的，可以噼噼啪啪响，我的枪是木头削的而且样子不象真枪。我跟阿冬说：“咱俩换着玩一会儿吧？”他说：“老换老换老换！”我只好变一个法儿说。 我说：“可惜你昨天没听见十叔讲的故事。” “什么故事？”阿冬说。 “可惜昨天是你家阿姨打的豆浆，你和阿夏都不知道十叔讲了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阿冬说。 我“哼！”一声，看着他的枪。阿冬一点都不笨，装出不在乎的样子说：“可惜十叔讲的故事我也听过呀，可惜呀。” 我说：“可惜昨天那个你没听过呀，可惜昨天那个故事才叫棒呢，是新的不是老的。” 阿冬闷了一阵，然后问：“是讲什么的？” “是神话的。” “什么神话？” “嘿哟喂！”我说，“那个神话又好听又长。” 阿冬把他的枪掂来倒去，我知道我很快就能玩到它了，但我故意不看它。我说：“才不是你听过的那些呢，才不是讲耗子跳舞的那个呢。”阿冬就把他的枪递给我，说：“换就换。”这样，我就玩着那把铁皮枪开始给阿冬讲那个故事。 “你知道为什么会刮风吗？”阿冬摇摇头，“你不知道吧？刮风是老天爷出气儿呢。你知道为什么会刮特别大特别大的风吗？”阿冬又摇摇头。“那是老天爷跑累了喘呢，不信你试试。”我把嘴对着阿冬的脸，呼嗤呼嗤大喘气，吹得他直闭眼。“你看是不是？”阿冬信服地点点头，等着我往下讲。可我已经讲完了，十叔讲了老半天的故事让我这么两句话就讲完了。阿冬问：“完啦？”可我还没玩够那把枪呢，我就说：“没有，还长着呢。”但是十叔讲的那些我都不会讲，老天爷怎么跑哇，跑到了哪儿又跑到了哪儿呀，看见了什么呀，山怎么海怎么云彩怎么树怎么，我都不会讲。“没完你倒是讲啊，”阿冬催我。我就瞎胡编：“你知道为什么会下雨吗？” “为什么？”我随口说道：“那是老天爷撒尿呢。”不料阿冬却笑起来对此深觉有趣，于是我也很兴奋而且灵感倍增。我又说：“下雪你知道吗？是老天爷拉屎呢。”阿冬使劲笑使劲笑。“打雷呢？打雷你知道吗是老天爷放大屁呢！”“老天爷——放大屁——！”阿冬就喊，笑个没完。“轰隆轰隆，老天爷放屁可真响，是吧阿冬？” “轰隆——！轰隆——！”我们俩便坐在台阶上齐声喊，“老、天、爷！放、大、屁！轰隆——！轰隆——！老、天……”这时候阿夏跑出来了，站在门槛上听我们喊了一会儿，让我们别胡说八道了。我们反而喊得更响，更高兴了。她就回过头去喊她妈妈和我奶奶：“快来看呀，你们管不管他们俩了呀？！”我和阿冬赶紧闭了嘴，跑回院里去。这时豆腐房那边的磨声停了，驴叹气般地拖长着声音叫，家家都预备吃晚饭了。 阿夏却不回来，一个人在幽暗的门道里轻轻跳舞，转着圈，嘴里低声哼唱，浅颜色的连衣裙忽而展开忽而垂下，一会儿在这儿，广会儿在那儿…… 十叔的小屋只有六平米，或者还小，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余下的地方我和阿冬阿夏一去就占满了。但那屋子特别高，比周围的屋子都高好多，所以我说站在我家院门口一眼就能望到。唯一的小玻璃窗高得连阿夏站到床栏上去都够不着，有一回她说她准保能够着，可她站到床栏上使劲够还是差一大截。十叔急得喊她快下来，可别摔坏了腰。 “十叔让你快下来呢，阿夏！”我说。 “十叔叫你快下来呢！”阿冬也说。 “你又叫十叔，”阿夏说阿冬，“爸让咱们叫十哥你怎么老记不住。” 正对着窗户的墙上挂了一面镜子，窗户下又挂一面镜子对着第一面镜子，第一面镜子下再挂了一面镜子对着第二面镜子，这样，两面墙上一共挂了七面镜子，一面比一面矮下来，互相斜对着，跟潜望镜的道理是一样的，屋顶上还有两面镜子，也都斜对着墙上的镜子，这样十叔虽然不能动却可以看见窗外的东西了，无论怎么躺都能看见。是老谢给他想出这法子来的，老谢不识字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潜望镜。阿夏回家把这事讲给她爸爸听。阿夏阿冬的爸爸是大学教授，整天埋头在书案上不是写就是算，这时抬起头来笑笑说：“哦，是吗？老谢没上过学真是可惜了。” 从那些镜子里可以看到：墙头上的一溜野草（墙的这边想必是一条窄巷，偶尔能听见有人从那儿走过），墙那边的一大片灰压压的屋顶和几棵老树，最远处是一座白色的楼房和一块蓝天。再没有别的了。十叔永远看到的就只是这些东西，但那儿有他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 “你们看见树梢都绿了吗？”十叔说。 我说：“看见了，怎么啦？” 阿冬也说：“看见了，怎么啦？” “阿冬就会跟人学，”阿夏说，“笨死了快。” “看没看见有一棵还没绿？”十叔说。 “我看见了，怎么啦？”阿冬抢先说，然后看看阿夏。阿夏这时偏不注意他。 十叔说：“那是棵枣树，枣树发芽晚。看那上头有什么？” 阿夏说：“一条儿布吧？是一条破布条儿。” 阿冬也说是一条破布条儿。“我没跟你学，我也看见了！我就是也看见了，干嘛就许你一个人看见呀！”阿冬冲阿夏喊，差点要哭。 “娇气包儿，笨死了，”阿夏说。 阿冬把眼泪咽回去。 “你们都没说对，”十叔说，“是纸条儿。是一个风筝，一个风筝挂在树上挂坏了就剩下那么—绍纸条儿。是昨天下午的事。画得挺讲究的一个大沙燕儿，准把他心疼坏了。” “谁呀十叔？把谁心疼坏了？”我问。 “他应该到南边空场上放去。”十叔说。 “谁呀？谁应该到南边空场上放去呀！” “那儿多宽敞，是不是？”十叔说，“就是使劲跑那儿也跑得开，闭上眼跑都保证撞不上什么东西。等风筝升高了你就把它拴在树上，一点儿甭管它它也不会掉下来。拴在一块石头上也行，然后你就坐在石头上，你看着那风筝在天上一动也不动，你就可以随便干点儿别的事了。就是枕着那石头睡一觉也不怕，睡醒了你看见那风筝还在天上。唉，要是我，反正我宁可多走几步路到南边空场上放去。” “十叔，南边哪儿有空场呀？”我问。 十叔便望着镜子老半天不说话。枣树上那纸条儿飘呀飘的，一会儿也不停。 阿冬说：“十叔你讲个故事吧。” “你又叫十叔。”阿夏打阿冬屁股一下。 “十哥你讲个别的讲个故事吧。”阿冬说。 十叔出了一口长气，说：“你还要听什么故事呢？”阿冬说听神话的。“好吧神话的，”十叔说，又出一口长气，“知道人有下辈子吗？” “没有，十哥没有，”阿夏说，“那是迷信。” “什么是迷信呀？”阿冬问，然后嚷开了：“不不！就讲这个十哥你就讲这个，敢情阿夏她听过了。” “我给你讲个别的，讲个更好的。” “不！我就要听这个，阿夏都听过了。” “你要是捣乱咱们就回家吧。”阿夏说。 阿冬这才不嚷了，说讲一个别的也得是神话的。十叔说行，沉一下，讲：“看见阳台上那个姑娘没有？三层，三层的那个阳台上？” 十叔说的是远处那座白色的楼房。 “是穿红衣服的那个吗？”我说。 十叔闭一下眼，如同旁人点一下头。“每天这时候她都站在那儿往楼下看。从她还没有阳台栏杆高的那会儿，我就天天这时候见她站在那儿。那会儿她是两手抓住栏杆从栏杆的空隙里往下看。 下雨了，她就伸出小手去试试雨的大小，雨大了她就直抹眼泪。她是在等母亲下班回来。“ 我问：“你怎么知道是？” “因为过了一会儿就见她高兴地跳，然后蹲在窗台底下藏起来，紧跟着阳台的门开了，母亲就走出来还没来得及放下手里的书包呢。母亲装着在阳台上找她，她就忍不住跳出来大喊一声，喊声又尖又脆连我都听见了。母亲就抱起她来使劲亲她。” “她大概还没我高吧？”‘阿冬说。 “是，那时候还没有。后来她长得比阳台栏杆高了，她就扒着横栏欠起脚往下看，还是都在每天的这会儿。还是象先前那样，一会儿母亲回来了，已经顾得上先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了，她还是藏在窗台下这时候跳出来，喊声又清又柔，母亲弯下腰来亲她。” “这有啥意思呀，十哥你讲个神话的吧。” “少捣乱你，听着！”阿夏说。 “再后来她就长到现在这么高了，比她母亲还高半个头了。她还是天天这时候都在那儿等母亲回来，胳膊肘支在横栏上往下看，两条腿又长又结实。可她还是有点儿孩子气，窗台底下藏不下了就躲在门后头，母亲一回来一走上阳台，她就从后面捂住母亲的眼睛，她不再那么大声喊了，可她的笑声又圆又厚，母亲嗅怪她的声音倒象是男孩子了。” “这不是神话，根本就不象神话，”阿冬说。 “有一天又是这时候她又在阳台上，一会儿往楼下看看，一会儿来来回回走，拿着一本书可是不看，隔一分钟就对着窗玻璃拢拢头发。她有点儿心神不定，她确实是有点儿心神不定，我应该想到可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然后就见她轻轻跳了一下，我知道她又要跟母亲捉迷藏了，可这一回她好像忘了该躲在哪儿，在阳台上转了好几圈儿还是没找好地方。我算计着母亲上楼的脚步。最，后她还是又躲在了门后头。这时门开了，可出来的不是她母亲，是个我从来没见过的高个儿小伙子。” “他是谁？”阿夏轻声问。 十叔闭上眼睛不讲了。 “这不是神话，”阿冬说。 我跟阿冬说：“这回没准儿是神话了。”然后我又问十叔：“这个小伙子是王子吧？” “他是勇敢的王子吧？”阿冬也问。 我说：“是‘白雪公主’里那个王子吧？” 阿冬也说：“是‘灰姑娘’里那个王子吧？” 十叔仍闭着眼，说：“这下我才想起来，一转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是说给自己听。 “这到底是不是神话呀，十哥？” “就算是吧，”十叔说。 “那后来呢？后来他们怎么啦？” “后来，白天晚上小伙子都在那儿了。” “完了？这就完了呀？”阿冬轻叹一声，又对我说：“这不象神话是吧？一点儿都不象。” “可这是神话。”十叔说。“是。” 我看见十叔用上牙使劲咬自己的下嘴唇，都咬出挺深的牙印来了，都快咬破了。 回家的路上，阿冬还是一股劲念叨：“这根本不是神话，这有什么意思呀。” “笨死了你，自己听不懂你怨谁。”阿夏说。 阿冬委屈得直要哭。 我问：“阿夏，他们后来到底怎么啦？” 阿夏不吭声，低着头走她的路。 这样看来，十叔当时的年龄就与我估计的有些出入了。细算一下的话，他那时至少该有二十多岁了，甚至可能在三十岁以上。 我跟您说过，我的奶奶已去世多年。一个人早年的历史只好由着他模糊的记忆说了算，便连他自己也没有旁的办法。对您来说，只有我给您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这件事本身才是真确的。倘您再把它讲给别人，那时就只有您给别人讲了一个故事——这才是真确的了。历史都不过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由一些人讲给我们大家，我们信那是真的是因为我们只好信那是真的，我们情愿觉得因此我们有了根，是因为这感觉让人踏实，让人愉快。 那时奶奶领着我们三个往回家走，小街又是黄昏。走过净土寺，两个尼姑正关山门，朝我们笑笑依旧无声息，笑脸埋没在苍茫里。 我问奶奶：“十叔的病还能治好吗？” “能。”奶奶说。 阿夏却说不能：“我爸说的，不能。” 阿夏阿冬的爸爸是科学家，光是书就有好几屋子，他说什么，没有人不信。 “你可干万别跟十叔他爸这么说。”奶奶说阿夏。 阿冬说：“我们叫十哥，是不是阿夏？” 阿夏问奶奶：“为什么别说呀？” “反正你别说，要说你就说能治好。” “那不是骗人吗？” “那你就什么都别说，行不？” “可是为什么呀？” 奶奶说过，十叔他爸从早到晚磨豆腐挣的钱，全给十叔瞧病用了，除去买黄豆和给那匹驴买草料，剩下的钱都送到药铺去了。 奶奶说过，要不他挣的钱再续弦一个也够了，再盖几间大瓦房也够了，再买十匹驴也够了。“奶奶，什么叫续弦呀？”奶奶不理我。 十叔他爸的那匹驴已经老得皮包骨了，只能拉半天磨了，剩下的半天十叔他爸自己推。老谢专管滤豆浆、煮豆浆、点豆腐，永远在蒸腾的热气中忙得顾不上说话。 阿夏阿冬的爸爸说：“十哥的父亲太不懂科学了，科学才不管人的感情呢。” “你也叫他十哥吗？”阿冬问。 阿夏阿冬的爸爸说：“这么多年了，既然毫无效果，何苦还总把钱往药铺送呢？” 阿夏说：“要不要我去告诉他？” “告诉什么？” “十哥的病治不好了呀，干嘛撒谎？” “我也去！”阿冬说。 阿冬阿夏的爸爸说：“我问过最有名的大夫了，脊髓要是完全断了，简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我去告诉他们吧？”阿夏说。 “我也去！”阿冬说着跳下床，往屋外跑。 “回来，阿冬！”他妈妈喊住他。 阿冬阿夏的爸爸说，不应该让十叔这么整天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得给他想个别的办法活下去。可是，就连阿夏阿冬的爸爸自己也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很少有阿夏阿冬的爸爸也不知道的事。他偶尔闲了，也给我们讲故事，讲月亮之所以亮不过是反射了太阳的光；讲一共有九颗行星围着太阳转，地球不过是其中一颗；讲银河系中的恒星少说也有一千亿颗，而银河系在宇宙中不过象一片叶子长在大树上。“十哥讲过，星星都在跳舞，”阿冬说。他爸爸便笑笑，说：“这说法也不坏，它们确实象在跳舞。” 除去冬天最冷的时候，十叔的小窗不分昼夜总是开着的，为了看清外边的事为了听清外边的声音，成了习惯，他倒也不因此受凉生病。对于十叔，无所谓昼夜，他反正是躺着，什么时候睡着了便是夜，醒了就在镜子里看他的世界，世界还通过那小窗送给他各种声音。他常从梦里大叫几声惊醒，叫声悽长且暴烈，若在深夜便听得人发瘆. “什么叫哇，奶奶？”“还有谁？又是豆腐房那边儿。”奶奶说，叹一口气。我便知道，此刻十叔又在看那些镜子了。我便也掀起窗帘看天上，我很想看看夜里星星怎么跳舞，可是这夜星星都不动，满天的星星各自悄悄呆在自己的位置上。既便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太阳一上来，十叔也要叫老谢把他的小窗打开一会儿。您能想象，他不能太久地不看到什么不听到什么。您可以想象，他独自在那儿同世界幽会，不知是它们从那儿来了还是他从那儿去了。您想象一道阳光罩住一张木床，在阳光中飞舞的是他的灵魂，在阳光中死去的是他的肉体。待夕阳把远处那座白楼染得凄艳，十叔就盼着我们去听他的故事了。要是我们不去，要是晚上老谢没事了，十叔憋了一整天的故事便讲给老谢一个人听。当然，十叔屋里有一个非常旧非常旧的无线电，可他没法去扭那两个旋钮，要是他爸和老谢都忙着，他不想听的他也得听，所以十叔不怎么爱听它。十叔更乐意自己讲故事。自己想听什么自己讲来听，这有多好。当然，他更盼着我和阿冬阿夏去听。 “十哥你昨天又作恶梦了吧？我妈说你夜里又作恶梦了。” “阿冬你胡说什么！”阿夏操了他一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简直快笨死了你。” “我是叫的十哥我没跟人学，”阿冬分辩说。 “都快笨死了你知道吗，还不知道呢！” “阿夏！”十叔喊。然后他闭了一会儿眼睛，仿佛有个恶梦在他脸上很快地跑了一圈，之后他猛地睁开眼睛问我们：“今天想听什么故事呀？”完全换了一副神情。 “神话的！”阿冬说，“听那个耗子跳舞的。” “光会听一个，你都快笨死了。” “嘘——”十叔说，“你们听。” 一个男人轻轻地唱着歌从窗外走过去了，从镜子里看不见他，声音跟牛似的。 “他又去演出了，”十叔自言自语地说。 “演什么？你怎么知道他去演出？”阿夏问。 “一到这时候他就走了，半夜里准回来。你听他的嗓子有多好，是不是？” “他唱的什么呀？”阿冬问。 “我也听不清，”十叔说，“他总唱这支歌，可我总也听不清这歌里唱的是什么。” 阿夏说：“我倒听清了一句，好像是——‘你可看见了魔王’。” “他的嗓子真是好，你说呢阿夏？” “他是谁呀？” “他就住在那座楼上，四层，从左边数第三个窗口。每天夜里他从这儿过去不一会儿，那个窗口的灯就亮了。” 十叔指的还是那座白色的楼房。从早到晚，那楼房在阳光里变换着颜色，有时是微蓝的，有时是金黄的，这会儿太阳西垂了它是玫瑰色的。楼下几棵大树，枝繁叶茂，绿浪一样缓缓地摇。 “他长的什么样儿？”阿夏问。 十叔想了想，说：“嗯，个子长得真高。” 阿冬说：“有我爸高吗？” “当然有。他比谁都高，也比谁都魁梧，腿比谁都长肩比谁都宽，欧对了，他是运动员，也是歌唱家也是运动员。” “那他跑得快吗？” “当然，当然快，特别快。他跳得也特别高、你说什么，跳起来摸房顶？当然能，这在他算什么呀。你们会打篮球吗？” “我会！”阿夏说。 “他一跳你猜怎么着？头都碰着篮筐了。” “十叔你也会打球？”我问。 “可我听说过，那篮筐高极了是吧阿夏？” “高极了高极了的，”阿夏比划着说，“连我们体育老师使劲跳都够不着篮板呢！” “都快有天高了吧？”阿冬说。 “可我轻轻一跳，连头都能碰着篮筐。” “十叔你怎么说你呀？你怎么说‘我’呀？” “我说我了？没有没有，我哪儿说我了？” “十哥，我想听个神话的。”阿冬说。 “他又特别聪明，”十叔继续讲，“跟他一般大的人中学还没毕业呢，他都念完大学了。等人家大学毕业了，他早都是科学家了。” 想跟他结婚的人数也数不过来，光是特别漂亮的就数不过来。可他还不想结婚，他想先得到全世界去玩玩，就一个人离开家。他也坐过飞机也坐过轮船，也会开汽车也会骑马。他还是最喜欢骑马，他有一匹好马，浑身火红象一个妖精，跑得又快又通人性，是一个好妖精。 “那只会跳舞的耗子也是好妖精。”阿冬说。 “是，也是。” “你还说有一只猫和一只狗都是好妖精。你还说有一棵树和一个虫子也都是好妖精。” “这匹马也是。不管到哪儿它都不会迷路。高兴了我就和它一起跑，累了就骑一会儿。” “十叔你又说‘我’了，你说‘高兴了我就’，你说了。” “欧是吗，我说错了。”十叔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讲到哪儿了？欧对了，他就这么绕世界玩了一个痛快。还记得我给你们讲过风的故事吗？他就象风一样到处跑到处玩儿，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一会儿在深山里，一会儿在大道上。江河湖海他也都见了。 当然，当然会划船，再说他也会游泳、多深多急的河里他也敢游。 废话，淹死了还算什么，他能在海里游二天三夜也不上岸，他能一口气在水里憋好几分钟也不露出头来。当然是真的，不是真的我还给你们讲什么劲儿？他也到大森林里去过，十天半个月都走不出来的大森林，都是十好几丈高的大树，一棵挨一棵一棵挨一棵。不累，他从来不知道累，更不知道什么叫生病。他哪儿都去过，哪儿都去过什么都看见过。告诉你阿夏，他的腿比你的腰还粗一倍呢，你想想。“ 阿夏问：“他去过非洲吗？” “怎么没去过？”十叔说，“那儿有沙漠有狮子，对不对？当然得去。他还有一杆枪，他的枪法没问题，一枪撂倒一头狮子，要不一头狗熊，这对他根本不算一回事。” “十哥，我也有一杆枪！”阿冬说。 “哈，你那枪！”十叔笑起来，“阿夏，要是我我没准儿把阿冬也带上。夜里就住山洞，阿冬你敢吗？用火烤熊肉吃你敢吗？狼和猫头鹰成宿地在山洞外头叫，你敢吗阿冬？” “阿冬这会儿就快吓死了。”阿夏笑着。 “还说什么你那枪！”十叔也笑着。 阿夏又问：“十哥，那他去过南极洲吗？见过企鹅吗？” “什么你说？什么鹅？” “怎么你连企鹅都不知道哇？” 十叔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那个恶梦好像在别处跑了一圈这会儿又回来了。 “企鹅是世界上最不怕冷的动物，”阿夏还在说，“南极洲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是冰天雪地。” “那有什么，”十叔低声自语，“只要他想去他就能去。” “那他去过美洲吗？还有欧洲？” “他想去他就能去。”十叔又闭上眼睛。 “还有澳洲呢？他去过吗？” “只要他想去，阿夏我说过了，他就能去。别拿你刚学的那点儿玩艺儿来考我。” “十叔，他去过天上吗？”我问。 “十叔，我爱听星星跳舞的那个故事。” “阿冬你又叫十叔，你少跟人学行不行！” 这当儿十叔一直闭着眼，紧咬着下嘴唇。 阿夏看看阿冬和我，愣了一会儿，趴到十叔耳边说：“十哥你生气啦？我没想考你。” 十叔松开牙但仍闭着眼，出一口长气有点颤抖：“没有，阿夏，我不是生你的气。我不是生别人的气。我凭什么生别人的气呢？别人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在这儿。” 十叔虽这么说，可我觉得他还是生了谁的气了。他一使劲咬下嘴唇而且好半天好半天闭着眼睛，就准是生谁的气了，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生谁的气。太阳又快回去了，十叔的小屋里渐渐幽暗。在墙上，你几乎分不清哪是窗口哪是镜子了，都象是一个洞口一条通道，自古便寂寞着呆在那儿，从一座无人知晓的洞穴往旷远的世界去。那儿还有一块发亮的天空，那座楼变成淡紫色，朦朦胧胧飘忽不定。阿夏轻声说：“咱们该走了。”“不，十哥还没讲神话的呢！”阿冬不肯走。磨房里的驴便亮开嗓门叫起来，磨声停了。然后那驴准是跟了老谢踱到街上，叫声在古老的黄昏里飘来荡去，随着晚风让人松爽，又伴了暮色使人凄惶。净土寺那边再传来作法事的钟鼓声。 十叔好像睡着了。 阿夏拉起阿冬和我，让我们不要出声，轻一点儿轻一点儿，悄悄的，往外走。 “别走阿夏，我答应了阿冬，我得给他讲一个神话的。”十叔睁开眼，象是才睡醒。 我们等着。连阿冬都大气不出。很久。 “有一天夜里，满天的星星又在跳舞。我这么看着他们已经看了好几十年，一天都没误过。就是阴天，我也能知道哪片云彩后面是哪颗星星。这天夜里，星星上的神仙到底被感动了，就从这窗口里进来，问我，要是他把我的病治好，我怎么谢谢他。” “十哥这是迷信，”阿夏说，“你的病治不好了。你的病要是治不好了呢？” “你的性子真急阿夏，我还没说完呢。我的病治不好了这我不比谁知道？所以我说我讲的是个神话。” “让我告诉你爸去吗？”阿冬说。 “欧可别，阿冬你千万可别。”十叔说。 “干嘛撒谎？”阿冬学着阿夏的语气。 “这你们还不懂，你们还小。一个人总得信着一个神话，要不他就活不成他就完了。” 暗夜在窗外展开，又涌进屋里，那些镜子中亮出几点灯光，或者竟是星星也说不定。净土寺那边的钟声鼓声诵经声，缈缈缥缥时抑时扬，看看象要倦下去却不知怎样一下又高起来。 十叔苦笑道：“要是神仙把我的病治好，我爸说要给他修一座比净土寺还大的庙呢。” “十叔你呢？你怎么谢他？” “我？我就把他杀了。他要是能治这病，他干嘛让我这么过了几十年他才来？他要是治不了他了嘛不让我死？阿冬，他是个坏神仙，要不就是神仙都象他一样坏。”十叔的语气极其平静，象在讲一个无关痛痒的故事。 “你也信一个神话吗，十哥？” “阿夏，平时你可不笨。”十叔说，“人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不过是一个神话；人看透了那都是神话，就不会再对什么信以为真了；可你活着你就得信一个什么东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过是一个神话。” “那是什么呀？” “谁知道。”黑暗中十叔望着那些镜子。 我们去问阿夏阿冬的爸爸，他摇头沉吟半晌，最后说，一定得想个办法，让十叔能做一点有实际价值的事才行。 “什么是实际价值？” “就是对人有用的。” “什么是有用的？” “阿冬！别总这么一点儿脑子也不用。” 可结果我们还是给十叔想不出办法来。他要是象阿夏阿冬的爸爸那么有学问也好办，可他没有，没有就是没有甭管为什么，也甭说什么“要是”。但从那以后阿冬阿夏的爸爸不让他们去十叔那儿听故事了，说那都是违反科学的对孩子没好处。阿冬阿夏的爸爸便尽量抽出些时间来，给我们讲故事，讲太阳是一个大火球，热极了热极了有几千几万度；讲地球原来也是个火球，是从太阳身上甩出来的后来慢慢变凉了；讲早晚有一天太阳也要变凉的，就象一块煤，总有烧乏了的时候。阿夏说：“那可怎么办呀？”她爸爸说：“放心，那还早着呢。”阿夏说：“早晚得烧完，那时候怎么办呢？粮食还怎么长呀？”她爸爸笑笑说：“那时候还有地球吗？地球在这之前就毁灭了。”阿夏说：“那可怎么办？”她爸爸说：“那时候人类的科学早就特别发达了，早就找到另外的星球另外的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了。”阿夏松了一口气。我也松了一口气。阿冬问：“要是找不着呢？”阿冬阿夏的爸爸说：“会找着的，我相信会找着的。” 我还是能经常到十叔那儿去。奶奶不在乎什么科学不科学，她说谁到了十叔那份儿上谁又能怎么着呢？死又不能死。 这一来我反倒经常可以玩到阿冬那把枪了，还有他妈妈给他买的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我只要说，“十叔昨天又讲了一个神话的”，阿冬就会把他所有的玩具都端出来让我挑。对我们来说，阿夏阿冬的爸爸讲的和十叔讲的，都一样都是故事，我们都爱听。 我问阿冬：“你还记得十叔家窗户外的那座白楼吗？”阿冬一点也不笨，阿冬说：“你想玩儿什么你就玩儿吧，这些玩具是咱们俩的。”我说：“你还记得那座楼房旁边有好几棵大树吗？上头老有好些乌鸦的？”阿冬说：“我记得，十哥说它们都是好妖精。”我说：“十叔说它们没有发愁的事跟咱俩一样，一早起来就那么高兴，晚上回来还是那么高兴。”阿冬说：“那些乌鸦，啊——啊——啊——的老叫是不是？”我说：“你还记得楼顶上老落着一群鸽子吗？” “那也是一群好妖精，十哥说过。十叔说它们也没那么多烦心事，它们要是烦心了就吹着哨儿飞一圈，它们能飞好远好远好远也不丢。”十叔的故事都离不开那座楼房，它坐落在天地之间，仿佛一方白色的幻影，风中它清纯而悠闲，雨里它迷蒙又宁静，早晨乒乒乓乓的充满生气，傍晚默默地独享哀愁，夏天阴云密布时它象一座小岛，秋日天空碧透它便如一片流云。它有那么多窗口，有多少个窗口便有多少个故事。一个碎了好几块玻璃的窗口里，只住着一个中年男子，总不见女人也不见孩子，十叔说他当初有女人也有孩子，偏他那时太贪杯太恋着酒了，女人带着孩子离开了他。十叔说：“不过他的女人就快回来了，女人一直在等着他，现在知道他把酒戒了。”我说：“要是她还不知道呢？”十叔说：“那就去找她，要是我我就把酒戒了去找她。”我问：“她在哪儿呀？”十叔想了一会儿，说：“也许，就在那一大片屋顶中的哪一个屋顶下。”……另一个窗口里，有一对老人。老两口整日对坐窗前，各读各的书或者各写各的文章，很久，都累了，便再续一壶茶来，活动活动筋骨互相慢慢地谈笑。十叔说他们的儿女都是有出息的儿女，都在外面做着大事呢。十叔说：“他们的儿子是个音乐家。”我说：“你怎么知道？”十叔说：“他们的儿媳妇是个画家。”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十叔说：“他们的女儿是个大夫，女婿是个工程师。”我问：“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呀？”十叔便久久地发愣…… 还有个窗口里住着个黑漆漆的壮小伙子，一到晚上就在那儿做木工活。十叔说他就快结婚了，未婚妻准是个美人儿。我问：“怎么准是呢？”十叔闭一下眼睛如同旁人点一下头，说：“准是。”表情语气都不容怀疑。……还有一个窗口白天也挂着窗帘，十叔说那家的女人正坐月子呢，生了一对双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十叔说：“当爹的本想要个闺女，当妈的原想要个儿子，爷爷呢，想要孙子，奶奶想要孙女，这一下全有了。”……还有一个摆满了鲜花的窗口，那儿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大。十叔说她都快一百岁了，身体还那么硬朗，什么事都不用别人干。那些花都是她自己养的，几十种月季几十种菊花，还有牡丹、海棠、兰花，什么都有，天天都有花开，满满几屋子都是花都是花的香味儿。十叔说：“她侍弄那些花高高兴兴的一辈子，有一天觉得有点儿累了，想坐在花丛里歇一会儿，刚坐下，怎么都不怎么就过去了。”我问：“过哪儿去了？”十叔说：“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说：“到天上去了吧？” 我说我知道了，这是个神话。十叔笑一笑，叹一口气又闭上眼睛。 白色的楼房，朝朝暮暮都在十叔的镜子里，对十叔的故事无知无觉。那些窗口里的人呢，各自度着自己的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曾想到世上还有十叔这么个人。 阿冬阿夏终于耐不住了，有一天我们又一起到十叔的小屋去。我们进去的时候，正好听见那个男人又唱着歌从窗外走过。 阿夏说：“十哥我又听清一句了！他唱的是，‘你可看见了魔王？他头戴王冠，露出尾巴’。” “谁呀？阿夏，他是谁呀？”阿冬问。 “阿冬你这么笨可怎么办！就是那个又高又大全世界哪儿都去过的人。这都记不住。” 阿冬说：“十哥，我好些天没来我真想你。” “阿冬就会甜言蜜语。”阿夏撇一下嘴。 “我就是想了，我没骗人我就是想了。” “怎么想的你？” “我，我想听个神话的。” 只有十叔没笑，他说：“我正要给你们讲件怪事呢，我发现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 “十哥我爱听奇怪的事，我爱听神话的。” “你们看最顶层尽左边那个窗口。”十叔指的还是那座白楼。 “那儿总也不亮灯，晚上也从来不亮灯，真是怪了。” “大概那儿没人住吧？”阿夏说。 “可你们看那窗帘，多漂亮是不是？窗台上还放着两个苹果呢。 看见墙上那个大挂钟没有？钟摆还来回动呢。“ 太阳这时正照在那面墙上，好大好大的一只挂钟，钟摆左一下右一下，闪着金光。 “也许晚上没人在那儿住吧？” “我原来也这么想，”十叔说，“可是有天晚上月亮正好照进那个窗口，我看见那儿有人。我明明看见有一个人，一会儿坐在窗前，一会儿在屋里走动，可就是不开灯。这下我才开始注意那儿了，原来每天夜里都有人，我看见他点火儿抽烟了，我看见烟头儿的红光在屋里走来走去，可他在那黑屋子里就是不开灯，从来都不开。” 阿冬说：“十哥，我有点儿害怕。” “胆小鬼，又笨胆儿又小，”阿夏说。 那座楼房这会儿是枯黄色的。楼顶上的鸽子探头探脑地蹲在檐边，排成行。乌鸦还没回来，老树都安静着。 “我们去那楼里看看吧，”阿夏说。 阿冬说：“我不想去。” “你不想去因为你是个胆小鬼！十哥，我们到那楼里去看看吧？ 我们还从来没到那楼里去过呢。“ 十叔说：“我早就想到那儿去看看了，可是阿夏，我怎么去呢？” “要是有一辆车就行了，我们推你去。” “我早就想去了，可是不行阿夏，我想过多少遍了，那么高我可怎么上去呀？” “让老谢抱你上去，我们再把车抬上去。” “阿夏你要是去，我就告诉爸爸。” “胆小鬼，你敢！” 我记得是老谢给十叔做了一辆小车，不过是钉了个大木箱又装上四个小轱辘，十叔躺在里头，我们推着他到那座白色的楼房去。小车轱辘“叽哩嘎啦叽哩嘎啦”地响，十叔的身体短得就象个孩子，轻得就象个孩子。老谢跟在我们身后走，什么话也不说。 奇怪的是，我们在那些七拐八弯的小胡同里转了很久，也没能接近那座白楼，我们总能看到它却怎么也找不着通到那儿去的路。阿冬不停地说，咱们回去吧咱们回去吧。阿夏便骂他是胆小鬼，仍然推着车往前走。阿冬紧拽着阿夏的衣襟不松手。残阳掉在了一家屋顶上，轻轻的并不碰响什么，凄艳如将熄的炭火，把那座楼房染呈暗红色了。我们推着十叔再往西走了一阵，又往北走，那楼房象也会走似的，仍然离我们那么远。阿夏问老谢：“到底该怎么走呀？”老谢说他没去过他不知道，说：“问你十哥，他要去他想必知道。”十叔让我们再往东走。乌鸦都飞回来，在老树上吵闹不休。暮霭炊烟在层层叠叠的屋顶上，在纵横无序的小巷里，摇摇荡荡。看看那座楼象是离我们近了，大家欢喜一回紧走一阵，可是忽然路到了尽头，又拐向南去，再走时便离那楼愈远了。阿冬还是不住地说，回去吧，阿夏咱们回去吧。阿夏说：“要回你自己回去！”阿冬只好念念叨叨再跟了走，不断回头去望。 离家已是那么遥远了，仿佛家在千里之外。天便更暗下来，四周模糊不清，那座楼由青紫色变成灰黑。“老谢，到底怎么走才对呀？” “问你十哥，他要来他就应该知道。”老谢还是这么说。可是无论我们怎么走，总还是那些整齐或歪斜的屋顶、整齐或歪斜的高墙、整齐或歪斜的无数路口，总是能看到那座楼也总还是离它那么远。 天黑透下去，乌鸦藏进老树都不出声。阿冬说：“阿夏咱们别走了，一会儿该迷路了。”阿夏没好气地说：“我们已经迷路了，我们回不去家了！”阿冬愣一下，懵了，转身就跑，看看不对又往回跑，然后站住，“哇”地一声哭出来。十叔忙哄他：“阿冬别伯，阿夏吓唬你玩儿呢。”阿冬才慌慌地住了哭声，紧跑到阿夏身边抱住阿夏，抽噎着再不敢动。阿夏把他搂在怀里。 这时候传来一阵歌声，低沉浑厚得象牛一样：“……啊父亲，你听见没有，那魔王低声对我说什么？你别怕，我的儿子你别怕，那是寒风吹动枯叶在响……” “十哥，是他！”阿夏说，“是那个人。” “欧！他在哪儿？”十叔说。 从一个巷口拐出一个人来，他手里拎根竹竿探路，边走边轻声唱。走近了，我们听得更清楚了：“……啊父亲，你看见了吗？ 魔王的女儿在黑暗里。儿子、儿子，我看得很清楚，那是些黑色的老柳树……“他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也看清他的模样了，他长得又矮又小又瘦，而且他手里拎了根竹竿探路。他大概觉出有几个人在屏住呼吸看他，便朝我们笑笑点一点头，不说什么，一心唱他的歌一心走他的路去。 阿夏对十叔说：“咱们问问他，往那个楼去怎么走吧？” 十叔不吭声。 “十哥，你不是说他就住在那座楼上吗？他能知道到那儿去怎么走。” “不。”十叔说。 “他不是住在四层左边第三个窗口吗？” “不，那不是他。”十叔说，“他不是那个人，他不是！那个人不是他，不是……” 在黑得看不见的地方，仍传来那个人的歌声：“……啊父亲，啊父亲，魔王已抓住我，它使我痛苦不能呼吸……”渐行渐远，渐归沉寂。 渐归沉寂，我们还在那儿坐着。 我们还在那儿坐了很久。满天的星星都出来，闪闪烁烁闪闪烁烁，或许就是十叔说的在跳舞吧。净土寺里这夜又有法事，钟声鼓声诵经声满天满地传扬，噌噌吰吰伴那星星的舞步。那座楼房仿佛融化在夜空里隐没在夜空里了，唯点点灯光证明它的存在，依然离我们那么远。 “老谢，咱们还去吗？” “问你十哥，他应该知道了。” 十叔的眼睛里都是星光。 阿冬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不住地说，十哥咱们回家吧，咱们回家吧十哥。 十叔说：“回家，阿冬咱们回家，我以前给你们讲的都是别人的神话。” 我们便往回家走。阿夏背着阿冬，告诉阿冬别睡，睡着了可要着凉，“马上就到家了，快醒醒阿冬。”声音无比温柔。老谢背着我，又推着十叔。我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家的了，很可能我在路上也睡着了。 我说过，我不保证我讲的这些事都是真的。如果我现在可以找到阿冬阿夏，我就能知道这些事是不是真了，可我找不到他们。 好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阿冬阿夏现在在哪儿。我看这不影响我把这个故事讲完。您要是听烦了您随时都可以离开，我不会觉得这是对我的轻蔑——请原谅，这话我该早说的。人有权利不去听自己不喜欢的故事，因为，人最重要的一个长处，就是能为自己讲一个使自己踏实使自己偷快的故事。 那夜归来，十叔病了。第二天我和阿冬阿夏去看他，他那小屋的门关得严严的。耳朵贴在门上听听，屋里静得就象没人。“十哥，十哥！”“十叔！”叫也没人应。我们正要推门进去，老谢来了，说十叔病了正睡呢，叫我们明天再来。这样有好多天，每次去老谢都说十叔正又睡呢：“他刚吃了药，正睡呢。”“他什么时候醒啊？” “你们看这门什么时候开了，他就醒了。” 也不知又过了多久，终于有一天那门开了，我和阿冬阿夏跳着跑进去。阿冬喊：“十哥：这么多天没见你我可真想你。”阿夏撇一下嘴。阿冬说：“我没甜言蜜语！我也想听神话的我也想十哥了。” 小屋里稍稍变了样子，所有的镜子都摘了下来，都扣着摞在墙旮旯。十叔平躺在床上，头垫高起来，胸上放一只小碗，嘴上叼一根竹管，竹管如铅笔一般长短一般粗细。见我们来了他冲我们笑笑，笑得很平淡。然后，他上嘴唇压过下嘴唇把竹管插进碗里，再下嘴唇压过上嘴唇把竹管抬起来，轻轻吹出一个泡泡。泡泡颤几下脱离开竹管，便飘飘摇摇升起来，晃悠悠飞出窗口去，在太阳里闪着七色光芒。 “我能吹一个非常大的，”十叔说。 他果然吹出了一个挺大的。 “这不算，”十叔说，“这不算大的。” 他又吹出了一个更大的。 “我也会，”阿冬说，“让我吹一个行吗？” “少讨厌你，阿冬！”阿夏把阿冬拉在怀里。 十叔说：“我得吹一个比磨盘还大的，那才行呢。” “你能吹那么大的吗？” “我要能吹一个比这窗户还大的就好了。” “怎么就好了呀，十叔？” “下辈子就好了。” “十哥，那是迷信。”阿夏说。 十叔不理会阿夏的话，专心地吹了一个泡泡又吹一个泡泡，吹了一个又一个。 “嘿，快看这个！大不大？”十叔兴奋地喊。 满屋里飞着大大小小七彩闪耀的泡泡，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轻盈飘逸，不断有破碎的，十叔又吹出新的来。我和阿冬满屋里追逐它们，又喊又笑又蹦又跳。十叔吹得又专心又兴奋。 “都太小了，”十叔说：“我要能一连吹出一百个象刚才那个那么大的，就好了。” “什么就好了，十哥？” “象我这样的病就都能治好啦。” “这也是迷信，十哥，这也是。”阿夏说。 “明天我让老谢给我找一根再粗一点儿的竹管来。”十叔说，“那才能吹出更大的来呢。也许我能一连气儿吹出一万个来呢。” “吹那么多呀！”阿冬说，高兴得不得了。“吹一万一万一万一万个，是吧十哥？” “那就没人得病了，就没病了。” “十哥，我觉得这还是迷信。”阿夏说。 “这不是迷信，阿夏你说这怎么是迷信？” 阿夏怔怔的，回答不出来。 泡泡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飞得满屋，飞出窗口，飞得满天。十叔说：“阿夏你看哪，飞得多漂亮！” 阿夏回家又去问她爸爸，什么是迷信？她爸爸说：“盲目，盲目地相信一件事。” 阿冬问：“什么是盲目？” “就是没有科学根据。” “什么是科学根据？” “好啦阿冬，你这脑子又动得太多了，这你还不懂。还是我来多给你们讲些故事吧。我以后一有时间就给你们讲些科学的故事，好吗？” 阿夏阿冬的爸爸又给我们讲月亮、讲太阳、讲银河讲宇宙、讲一光年是多远；讲宇宙一直在膨胀一直都在膨胀，讲所有的天体都离开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讲总有一天宇宙也要老的，要走完生命的旅程，要毁灭。 “那可怎么办？那我们到哪儿去？”阿夏问。 “那时候人类的科学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了，人早就又找到一个可以生存的地方了。” “要是找不着呢？”阿冬问。 “会找着的，我相信会找着的。” “为什么会找着？” “我想会的。” 宿命 1 现在谈谈我自己的事，谈谈我因为晚了一秒钟或没能再晚一秒钟，也可以说是早了一秒钟却偏又没能再早一秒钟，以至终身截瘫这件事。就那一秒钟之前的我判断，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该有一个远为美好的前途。截至那一秒钟之前，约略十三人十八人次主动给我提过亲，其中十一回附有姑娘的照片，十一回都很漂亮，这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说明问题。但我当时的心思不在这上头，我志向远大，我说不，我现在的心思不在这上头。提亲的人们不无遗憾，说，莫非（莫非是我的姓名），莫非我们倒要看你找个什么样的天仙。然后那一秒钟来了。然后那一秒钟过去了，我原本很健壮的两条腿彻头彻尾成了两件摆设，并且日渐削瘦为两件非常难看的摆设，这意味着倒霉和残酷看中了一个叫莫非的人，以及他今后的日子。我像孩子那样哭了几年，万般无奈沦为以写小说为生的人。 曾有一位女记者问我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我想了又想说，走投无路沦落至此。女记者笑得动人：您真谦虚。总之她就是这么说的，她说您真谦虚。 2 实际无关谦虚。 说不定，牵涉十叔的那些懵里懵懂似有若无的记忆，原是我童年时的一个预感。据说孩子的眼睛可以洞察许多神秘事物，大了倒失去这本领。自然这不重要。要紧的是我的腿不能动了随之也没了知觉，这不是懵里懵懂似有若无的记忆，这一回是明明白白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看样子只要我活下去，这一事实就不会不是个事实。 我以前从不骂人，现在我想世上一切骂人的话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说明是必要的。是必要的，而且有时还是必然的结论。 3 不过是一秒钟的变故，现在说它已无多少趣味。是个夏夜，有云，天上月淡星稀，路上行人已然寥落，偶有粪车走过将大粪的浓郁与夜露的清芬凝于一处，其味不俗。我骑车在回家的路上，心里痛快便油然吹响着口哨，吹的是《货郎与小姐》中货郎那最有名的咏叹调。我刚刚看完这出歌剧。我确实感觉自己运气不坏。我即将出国留学，我的心思便是在这上头，在地球的另一面，当然并不限于哪一面，地球很大。我的腰包里已凑齐了护照、签证、机票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件，一年又十一个月艰苦奋斗之所得。 腰包牢牢系在裤腰带上，除非被人脱了裤子去这腰包是绝不可能丢的，这腰包的设计者今生来世均当有好报，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气温渐渐降下来，且有了一丝爽风。沿途的楼房里有人在高声骂娘又有人轻轻弹奏肖邦的练习曲，外地小贩便于路旁的暗影中撒开行李，豪爽地打响一串哈欠有如更夫的钟鼓。平凡的一个夏夜。 我吹着口哨。地球是很大，我想在假期里去看看科罗拉多河的大峡谷，在另一个假期里去看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平时多挣些钱且生活尽可能地简朴，说不定还可以去埃及看看胡夫大金字塔去威尼斯看看圣马可大教堂，还有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伦敦塔日本的富土山坦桑尼亚的塞卢斯野生动物保护区等等，都看看，都去看一看，机会难得。我精力充沛我的身体结实如一头骆驼，去撒哈拉大沙漠走一遭也吃得消，再去乞力马扎罗山下露营，我不打狮子，那些可爱的狮子。我吹着口哨，我吹得不很好，但那曲子写得感人。我不是个禁欲主义者。莫非不是个禁欲主义者，他势必会有个妻子。她很漂亮很善良，很聪明，很健康很浪漫很豁达，很温柔而且很爱我，私下里她不费思索单凭天赋便想出无数奇妙的爱称来呼唤我，我便把世间其它事物都看得轻于鸿毛，相比之下在这方面我或许显得略笨，我光会说亲爱的亲爱的我最亲爱的，惹得她动了气给我一记最最亲爱的小耳光。真正的男人应该有机会享受一下软弱。不过事后他并不觉得英雄因此志短，恰恰相反，他将更出类拔萃，令他的妻子骄傲终生！凉爽的夏夜使人动情，使人赞美万物浮想纷纭，在那一秒钟之前有理由说莫非不是在梦想。我骑在车上，吹响一路货郎的那段咏唱。我盘算以四年时间拿下博士学位，然后回来为祖国效力。我不会乐不思蜀，莫非不是那种人，天地良心，知道我出去学什么吗？学教育，祖国的教育亟待改革迫切需要人材。莫非不是没能力去学天体物理抑或生物遗传工程，但莫非有志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在那一秒钟之前我一直在一所中学里任教。我骑车拐上一条稍窄的街，那是我回家的必由之路，路面上树影婆娑，以后会证明这树影婆娑可与千刀万剐媲美。我依然吹着口哨。我是一个无罪的人。我想四年之后我回来，那时我就可以要一个儿子（当然在这之前需要结婚），抑或是一个女儿，设若那时政策允许也可以是一个儿子又一个女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完全不在考虑之列，我看男女应该平等，惟愿儿子像我女儿象母亲，惟望这一点万勿颠倒了。这样想不对吗？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错。我是个无罪的人，在那个夏夜以及那个夏夜之前我都是一个无罪的人。无罪，至少是这样。 我吹着《货郎与小姐》中最著名的唱段，骑车朝那万恶的一秒钟挺进。与此同时有一位我注定将要结识的年轻司机，也正朝这一秒钟匆忙赶来。 4 照理说，那不是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夏夜，如果不是有人在马路上丢了一只茄子的话。我吹着口哨吹着货郎的唱段，我的前车轮于是轧到那只茄子，事后知道那茄子很大很光又很挺实，茄子把我的车轮猛扭向左，我便顺势摔出二至三米远，摔进那一秒钟内应该发生的事里去了。只听一声尖厉的急煞车响，我的好运气就此告罄，本文迄今所说的那些好事全成废话，全成了废话一堆，成了一个永久的梦例。 否则也就无事，问题出在它不把你撞死而仅仅把你的腰椎骨截然撞断。以往的一切便烟消云散烟消云散，烟消云散之后世界转过身去把它毫无人味的脊梁给你看，我是说给我看，给莫非。 5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想起一只电动玩具母鸡，在沙地上煞有介事地跑，碰上个石子颠了个跟头翻了个滚儿，依然煞有介事地往前跑，可方向与当初满拧（有可能是前翻一周半加转体一百八十度）。我见人玩过那样一只电动玩具母鸡，隔一会儿下一个假蛋。 6 我躺在马路中央，想翻身爬起来可是没办到。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年轻司机跑过来问我，您觉得怎么样？我说很奇怪好像我得歇一会儿了。司机便把我送到医院。 我说大夫我什么时候能好？我很快就要出国没有很多时间可耽误！大夫和护士们沉默不语，我想他们可能没弄懂我的意思。他们把我剥光了送上手术台，我说请把我裤腰带上那个腰包照看好，我还把机票的有效日期告诉了他们。一个女护士说哎呀呀都什么时候了。我心想时间是不早了，我说是不早了不过我这是急诊。女护士一动不动看了我有半分钟。这下我明白了，他们一时还不可能了解我，不了解我多年来的志向和脚踏实地的奋斗历程，也不了解那一年又十一个月的奔波和心血，因而不了解那腰包对我意味着什么。我鼓励大夫，您大胆干吧不要发抖，我莫非要是哼一声就不算是我。大夫握了握我的手说，我希望您从今天起尤其要时时保持这种勇气。我当时没听懂他这话中的潜台词。 7 事实真相不久便清楚了：我已经被种在了病床上，像一棵“死不了儿”被种在花盆里那样。对那棵“死不了儿”来说世界将永远是一只花盆、一个墙角、一线天空，直至死得了为止。我比它强些。莫非比它强些。“莫非我们倒要看你找一个什么样的天仙”——那样一个莫非，将比“死不了儿”强些。我于是仰天嚎陶大放悲音，闻其声恰似回到了自由自在的童年，观其状惟妙惟肖一个大傻瓜。我有个姐姐，她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紧紧把我搂住像小时候那样叫着我的小名儿，你别着急你别担心，你别这样别这样，无论如何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你别哭你别闹，蚂蚱飞了，不就是蚂蚱飞了吗姐姐明天再给你逮一只来）。但这一次不是童年，蚂蚱也没飞，根本没有什么蚂蚱。飞了的是一条很好很好的脊髓。我把姐姐搡开，把我的手从她冰凉的手里掰出来，走！走开！所有的人都给我出去！！姐姐再度将我抱住，她的劲儿一时大得出奇。我看了一眼太阳，太阳还是原来的太阳，天呢？也还是在地上头。母亲没来，还没敢让母亲知道。父亲象个不会说话的瘦高的影子，无声地出去，又无声地回来，买了好多好吃的东西放在桌上；又无声地出去无声地回来，买了更多更好吃的东西放在我的床边。我吼一声，父亲激愣一下惊得闪开，我把花瓶打进痰桶，把茶杯摔进便盆，手表砸扁扔进纸篓，其余够得着的东西横扫遍地然后开始骂人，双手垫在脑后，看定了天花板，尽情尽意尽我所知的脏话向世界公布数遍，涕泪纵横直到天昏地暗时，然后累了，心如千年朽木糟成一团。偷偷在自己的大腿上掐一把，全无知觉，慌得紧把手缩回深恐是调戏了别人。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了呢？漫长的寂静中，鸽子在窗外咕咕咕地嘶鸣，空旷、虚幻，天地也似无依无着。 到底是怎么了呢？无人肯告与莫非。 8 警察向我说明出事的情况。那个年轻司机没什么错儿，您那么突如其来地蹿向马路中央是任何人所料不及的。司机没有超速行驶，没喝酒，煞车很灵也很及时，如果他再晚一秒钟踩煞车，警察说恕我直言，您就没命了。我说谢谢。警察说那倒不用，我们来向您说明情况是我们的工作。我说请问我有什么错儿没有？姐姐说你有话好好说。警察说，您也没什么错儿，您在慢行道内骑车并且是在马路右边，您是个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公民，可谁骑车也不见得总能注意到一只茄子，而且那条路上光线较暗。我说，树影婆娑。什么您说？是的树影颇多，从出事现场看您决不是有意去轧那个茄子的。我说，废话！姐姐说，莫非！警察叹口气，可您摔出去得太巧了，要是再早一秒钟的话，汽车就不至于碰到您。大夫也这么说过，太巧了，刚好把脊髓撞断，其它部位均未伤及。照您说这是我的错儿？警察说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路上光线较暗，注意不到一只茄子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到底是谁的错儿？姐姐说，莫非——！我说，姐，难道我不能问这到底是谁的错儿吗？警察说，莫非同志你可以要求一点经济赔偿。滚他妈的经济赔偿，我眼下只缺一条完整的脊髓！莫非同志您这是无理要求，并且请您注意您对一个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的态度。我说既然如此，您有义务向我说明这到底是谁的错儿。茄子，警察说，如果您认为这样问很有意义的话，那么，茄子，您干吗不早不晚偏在那一秒钟去惹它？ 9 日子便这样过去。每天所见无非窗外的旭日到夕阳。腰包里的文件犹在，默默然一部古书似的记载了无数动人的传说。 人类确凿不能将人类被撞断的脊髓接活，日子便这样过去。医学院的实习生们常来围了我，主治大夫便告诉他们为什么我是一个典型的截瘫病例：看看，上身多么魁伟，下身整个在萎缩。 日子便这样过去，消化系统竟惊人的好，毫不含糊地纳入各种很香的东西，待其出来时都变作统一的臭物。日子便这样过去。 向日葵收获了，夜来香的种子落在地上，随风埋进土里。天上悬了几日风筝，悬了几日，又纷纷不见了踪影。雪无声飘落。孩子们便嚷着在雪地上飞跑，啃着热气腾腾的烤白薯。我说哎，烤白薯！我是说世界并没有变，烤白薯仍旧还是烤白薯。父亲瘦高的身影却应声蹒跚于雪地上，向那卖烤白薯的炉前去…… 日子便这样过去了又过去。苍天在上，莫非过上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冤枉的。哭一回想一回，想一回哭一回，看来那警察的最后一句问话是唯一的可能有道理。 10 渐渐地我想起来了，在离出事地点大约二百米远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熟人。我记起来了，我吹着口哨吹着货郎的咏叹调看见了他，他摇着扇子在便道上走，我说嘿——！他回过头来辨认一下，说欧——！我说干吗去你？他说凉快够了回家睡觉去，到家里坐坐吧？他家就在前面五十米处的一座楼房里。我说不了，明天见吧我不下车了。我们互相挥手致意一下，便各走各的路去。我虽未下车，但在说以上那几句话时我记得我捏了一下闸，没错儿我是捏了一下车闸，捏一下车闸所耽误的时间是多少呢？一至五秒总有了。是的，如果不是在那儿与他耽误了一至五秒，我则会提前一至五秒轧到那只茄子，当然当然，茄子无疑还会把我的车轮扭向左，我也照样还会躺倒在马路中央去，但以后的情况就起了变化，汽车远远地见一个家伙扑向马路中央，无论是谁汽车会不停下么？不会的。汽车停下了。离我仅一寸之遥。这足够了。我现在科罗拉多河大峡谷或在地球的其它地方而不是被种在病床上。不是。绝不是被种在病床上。那样一个莫非。那样一个令人以为要娶一个天仙的莫非。 11 顺便提一句：至今仍只是十三人十八人次主动给莫非其人提过亲，其中十一回附有姑娘的照片。这三个数字以后再没有增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日之莫非与昨日之莫非断不是同一个莫非了。天地翻覆，换了人间。 我说这些没有其它意思，虽则莫非事实上是无辜的。 话说回来，姑娘们也是无辜的。一个姑娘想过一种自由的浪漫的丰富多彩的总而言之是健全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姑娘的过错。 一对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婿站在别人的女婿面前，更体现出自己晚年的幸福与骄傲，这不是一对父母的过错。依此理而演绎开去，上述三个数字的不再增长，不是媒人的过错，不是朋友们的过错，不是谁的过错。天高地厚，驴比狗大，没错。 12 莫非之不幸，盖自那一至五秒的耽误。 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这样问：是什么造成了莫非在距出事地约二百米处遇见了那个熟人的？ 这样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在我遇见那个熟人前三至五分钟时，我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了一个包子。我饿了，不是馋了当真是饿了，一个人饿了又路经一家小饭馆，吃便是必然的。上帝如果因此而惩罚我，我就没什么要说的了。我走进那家小饭馆，排在六个人后边成为第七个等候买包子的人。我说，包子什么时候熟？第六个人告诉我，您来得是时候，马上就要出笼了，我从上一锅等起已经等了半小时了。我便等了一会儿，心想这么晚了回家去也不再有饭，而我还是九小时以前吃的午饭呢。包子很快出笼了，卖包子的老妇人把包子一个个数进碟子，前六个人有吃四两的有买五斤拿走的。轮到我，老妇人说没了还有一个。我探头在筐萝里搜看，说，厨房里还有？老妇人说没了，就这一个了您要不要？我说还蒸吗？她说明天还蒸，今天到点了。我看看墙上的大表：二十二点半。我就吃了那一个包子。现在让我们计算一下：如果我不是吃了一个包子而是吃了五个包子（我原打算是吃五个包子），按吃一个费时二分钟计，我至少要晚八分钟离开那小饭馆。而我遇到那个熟人时，熟人正往家走且距家只有五十余米，一个正常人走五十余米是绝然用不了八分钟的。我那熟人很正常，这一点由我来担保。这就是说，如果我早些到那小饭馆排在第五或第六位，我必吃五个包子，就不会遇见那个熟人，不会喊他，不跟他说那几句话，不必捏一下车闸，不耽误一至五秒从而不撞断脊髓，今日之莫非就在地球的另一面攻读教育学博士，而不是在这儿，更不是坐在轮椅里。 13 到现在问题已经比较明朗了。请特别注意小饭馆里第六个买包子的人所说的那句话，他说他从上一锅等起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这就是说我若不能提前半小时到达那家小饭馆，则我必排名第七，必吃一个包子，必遇见那个熟人，必耽误一至五秒从而必撞断脊髓，今日之莫非就还是坐在轮椅里。 我们必须相信这是命。为什么？因为歌剧《货郎与小姐》结束的时候，是二十二点整。无论剧场离那家小饭馆有多远，也无论我骑车的速度如何，我都不可能在二十二点半之前半小时到达那家小饭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算术问题。这就是说，在我骑车出发去看歌剧的时候，上帝已经把莫非的前途安排好了。在劫难逃。 14 现在就要看看上帝是用什么方法安排莫非去看那歌剧的了。 我说过我一直在一所中学里任教。出事的那天我本该十八点一刻下班的，历来如此，这儿看不出上帝的作用。下午第四节课是我的物理课，十八点一刻我准时说道：下课！学生们纷纷走出去，我也走出去。我走到院子里找到我的自行车，我准备直接回家，我希望在出国之前能和二老双亲多呆一会儿。这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个学生问我：老师，我能回家了么？我才想起，这个学生是我在上第四节课时罚出教室的。事情是这样的：课上到一半时，这个学生忽然大笑起来，他坐在最后排靠近窗户，平时是个非常老实的学生，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智商不高。我说请你站起来。他站起来。我说请你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笑？他低头不语。我说好吧坐下吧注意听讲。他坐下，但还是笑。我说请你再站起来。他又站起来。你到底笑什么？他不说话。我看得出他非常想克制住自己不笑，他用手捂住自己的像象女孩子那样，我一直怀疑他智商偏低。我说你坐下吧不许再笑了。他坐下但仍止不住地笑，课堂秩序便有些乱，淘气的学生们借机跟着大笑。我没办法只好请他出去，我说请你出去镇静镇静，否则大家都不能听课了。他很听话，自己走出去。放学时我几乎把他忘了，我相信他至少是性格里有些问题。可怜的孩子。我说你可以回家了，以后注意课堂纪律。结果他又开始笑，不停地笑。这下我有点生气了，我说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就这样我问了他约二十分钟，毫无结果，他光是笑不肯回答。这时候，我们可敬的老太太校长喊我：莫老师，有张戏票你看不看？我问是什么。歌剧货郎与小姐，看不看？怎么想起来给我，您不去吗？她说她非常想去，可是刚刚接到教育局的电话有个紧急会议要她去参加，看不成了，你看不看？我说好吧我看。以后的事情我都说过了。 15 之后我出院了。医院离家不远。我坐在轮椅里，二老双亲轮换着推我在街上走。杨树又已垂花，布谷鸟在晴朗的天上“好苦好苦”地叫得悠远，给人隔世之感。风吹鸟啼，渐悄渐杳，又听得有人喊我，莫非，莫非！是莫非么？我说没错儿是我。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站到我面前。怎么，莫非你怎么在这儿？我说依你看我应该在哪儿？你不是出国留学去了吗？你这是怎么了？我说你问我，你让我去问谁？她睁大了眼睛，她好像才注意到我的两条腿：这是怎么弄的？我说这很简单，再容易不过了。她脸红一下，在上大学时我常对她这么说，在她经常解不出一道数学题的当儿。母亲又忍不住落泪，拉了父亲站到远处去。五个包子的问题，我说，或者一个茄子。我便把事情的经过简要地告诉她。她说真是真是，唉——！我说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命。她说，莫非你别这么想，莫非你要坚强，她眼泪汪汪的，莫非你要活下去。 遥远的姐姐来信也是这么说：你要活下去。谁也没说活下去是指活到什么时候，想必是活到死，可有谁不是活到死的呢？姐姐说，别担心，姐姐有一个窝头就有四分之一是你的（另外三个四分之一分别是姐姐、姐夫和小外甥的）。可我担心的是比窝头更重要的一些事，在活到死这一漫长的距离内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那是贤惠的姐姐无法给我的。所以后来我就写写小说。所以后来女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说是万般无奈沦落至此。如同落草为寇。 16 多年以来我一直暗自琢磨，那个后排靠窗户坐的学生为什么突然笑起来没完？那是我命运的转折点。那孩子智商肯定偏低，但他笑得那么莫测高深，恰似命运的神秘与深奥。孩子的眼睛或许真有超凡的洞察力？不知道他在那一刻看见了什么。我想我要是能把他当时的笑态准确地画下来，我就能向各位展示命运之神的真面目了。 若不是那神秘的笑，我便不可能在那天晚上有一场《货郎与小姐》的歌剧票，我莫非博士今天已是衣锦还乡功成名就老婆孩子一大堆了。 17 在那艰难岁月，我喜欢上了睡觉。我对睡觉寄予厚望，或许一觉醒来局面会有所改观：出一身冷汗，看一眼月色中卧室的沉寂，庆幸原是作了一场恶梦，躺在被窝里心嗵嗵跳，翻个身踹踹腿庆幸那不过是个恶梦，然后月亮下去，路灯也灭了闹钟也叫了，起床整理行装，走到街上空气清新，赶往飞机场还去赶我的那次班机。 应该说会作恶梦的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可以醒来，于是就比不会作恶梦的人更多了幸福感。 在那些岁月，我每每醒来却发现，我作了一个想从恶梦中醒来的美梦。作美梦是最为坑人的事，因为必须醒来。 要么从恶梦中醒来，要么在美梦中睡去，都是可取的。可在我，这事恰恰相反。 躺倒两年后，我开始写小说，为了吃，为了喝，为了穿衣和住房，还为了这行当与睡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比睡觉多着自由——想从恶梦中醒来就从恶梦中醒来，想在美梦中睡去就在美梦中睡去，可以由自己掌握。同是天涯沦落人，浪迹江湖之上，小说与我相互救助度日，无关谦虚之事。 18 终于有一天我又见到了我的那个学生，那个一向被我认为智商不高的学生。他在一本刊物上见了我的小说，便串联起一群当年的同学来看我。孩子们都长大了，胡子拉茬的，有两个正准备结婚。大家在一起回忆往事，说说笑笑很是快活。学生们提议，为莫老师成了作家，干杯！我这才想起问问那个学生，你那天为什么笑个没完呀？他仍羞羞怯怯推说不为什么。我换个问法，我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一只狗。一只狗？一只狗值得你那么笑吗？他说那只狗，说到这儿他又笑起来笑得不可收拾，但他终于忍住笑镇定了一下情绪，他毕竟是长大了，他说，那只狗望着一进学校大门正中的那条大标语放了个屁。大家都说他瞎胡编。他说我就知道说出来你们都不会信，反正那只狗确实是放了个屁，我听见的我看见的，很响但是发闷。大家还是不全信，说他有可能听错了。他便问我，莫老师您信吗？我没听错真的我没听错，确实是因为那个狗屁莫老师您信吗？ 过了很久我说我信。我看那孩子的神情像个先知。 19 如今当我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听见那声闷响仍在轰鸣。它遍布我的时空，经久不衰，并将继续经久不衰震撼莫非的一生。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一声闷响？ 不为什么。 上帝说世上要有这一声闷响，就有了这一声闷响，上帝看这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七日以后所有的日子。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7、第一人称 那年秋天我分到了一套房子，房子不坏，就是太高了，在二十一层，而且远离市区。我请了半天假去看那房子，坐了将近两个钟头汽车，下车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座楼，正如人家告诉我的那样，方圆几里地内只有那一座楼。楼是白的，有青砖的院墙围住。环境也好，三面都是树林，南边有一条河。河从西流向东，正如人家告诉我的那样，青砖的院墙齐岸而立，一座小桥直入院门。 尽管如此，当我走进院门时我还是想确定一下我是否找对了地方。挨近西院墙有棵巨大的梧桐树，一个姑娘背靠树干坐在安静的浓荫里。我走过去向她打听这是不是我要找的那座楼，我觉得我的声音并不是很低。她抬起头，像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就又恢复到原来的姿势，垂目望着树荫中秋阳洒落的变幻不定的光点，那光景仿佛我已经不存在了。我站在那儿稍稍等了一会儿，听见她喃喃地说：“顺其自然。”声音虽轻，但一字一顿很清晰。我点点头，确信我已经不存在了；她的思绪仍在一个美妙的世界里，刚才不过是被一声凡俗的响动骚扰了一下罢了。我有些抱歉，有些自惭形秽，便倒退着转身，径直朝楼门走去。我想这座楼不会不是那座楼。 楼几乎是空的，还没有住户搬来。电梯没人开，都锁着。我的心脏多少有点毛病，但既然来了总不该看一眼楼梯就这么回去，只要不要求速度我想我爬到二十一层不会出什么问题。“顺其自然”，那姑娘是这么说的，看来这是一个恰当的衷告，于是我沉了沉气，开始爬。爬到三楼，喘口气，我从窗口探出头去又看那姑娘，她依然坐在那儿，头微垂，两手随意地搭在膝盖上，出神入定，树影和太阳的光点在她素雅的长裙上离合聚散，无声无息。“顺其自然”，她是这样说的，她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并没看见我，甚至根本就没听见那一声凡俗的响动，无视无闻，她正神思悠游不在物界。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感觉到了她神容的宁和与陶醉。看不见的秋风掠过那棵巨大的梧桐树，发出柔软凝重的响声。在秋天，在太阳快要沉落的时刻，独自离开家，把渐渐涌起的黄昏关在屋子里，沿着野外的小路任意地走一走，循着草木和泥土的气息任意地走一走，这是谁？走到一个僻静的所在，面对一座尚无人住的高楼，坐下，依靠着一棵百年大树，坐在它飘摇的浓荫里坐在它低吟般的声响里，使那儿成为自己的地方，她是谁？想一想很近的和很远了的事情，想一想很真切的和很缥缈的事情，身心沉入到自然的神秘中去……这样的人是谁？一个可羡慕的女人。 而我还是得继续爬我的楼。不知道自然的神秘是怎样安排了我的，譬如说爬楼，譬如说在二十一层上将有一套属于我的房子，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注定的？怎样注定的？四层、五层，我又得歇一下了。说老实话，歇一下是次要的，我一边爬一边片刻不忘那姑娘。我绝无歹意，我只想再看她一眼，我担心她已经离开了。我只是想再看看她，再看看她独自在那棵大树下沉思默坐的恬淡与悠然。我朝下望，她没走，她还是独自坐在那儿，还是那个姿势……可是，这时候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一个男人，在西院墙的外面，顺着院墙来来回回地走。刚才我没发现他，刚才有院墙挡着我不可能看到他，院墙挺高，这会儿我是在五层楼上，即便这样我也只能看到他的头和肩。他像是困在笼子里那样走来走去，走一阵就停下来，望着远处一口接一口地吸烟，然后再来来回回地走，然后再停下来使劲抽烟，望着远处的树林。我甚至听得见他的脚步声：烦乱，不安。我甚至听见了他划火柴的声音：划断一根又一根。他停下来的地方也是在那棵梧桐树的树荫中，只与那姑娘一墙之隔。这个男人的出现使我注意到，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在院墙的西北角上有一扇小门。不用说，那扇小门一直就有，只是刚才被忽略了，现在它格外显眼。他是谁？他是她的什么人？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四周没有别人，附近再没有别的人，怎么回事？男的心烦意乱焦躁不安，女的默然无语心神恍惚，出了什么事？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一道斜阳从小门中间的缝隙穿过来，躺在墙根下潮湿的阴影里，又鲜明又凄艳。“顺其自然”，姑娘是这样说的，她指什么？“顺其自然”是指什么？她只好离开他吗？不得不离开他？是呀是呀，不得不这样的话也就只有顺其自然。不得不，就是说，她依然爱着他，可她又无能为力。“顺其自然”，可不是么？她这样说的时候语调空空洞洞，眼中全是迷茫。她根本就没看见我，她当然不可能听出我问的是什么。她满腹愁肠，眼前只有往日的欢乐与辛酸，却终于没有了路。墙外的那一个呢？他发疯般地爱着她，想使她幸福，多么希望她会因为他而更加幸福，却没想到竟使她陷入了如此痛苦的境地。他没想到会是这样，他原以为他爱她同时她也爱他这就够了，他没想到世界是这样大，生活是这样千联万系。 “只要你觉得幸福就好。”他最后可能是这样说。 女人垂目坐在树下，男人在她身旁，在她周围，在她眼前，不安静地走。 “只要你觉得幸福，我怎么都可以。”他对她说。 “否则你就别怕，否则你就得拿出勇气来。” “你说话呀？这么久了，你得给我一个肯定的回答。” 女人说不出话来。肯定和否定，不是这么简单的逻辑。 男人说：“我就等你一句话了，行，或者不行。” 男人说：“关键是你怎么想，关键是你自己觉得怎样才幸福。” 男人说：“我并不是要你马上决定，可我得知道你自己觉得怎么更好。” 女人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怎么更好？也许你我从来不认识更好，也许人从来不要去爱更好。从来不要有你这样一个人，从来不要有这样的秋天，这样空空落落的午后的阳光和这样大的一片树荫，都不要有。这样两条颀长而不能安稳的腿，这样一双瘦削而敏捷的脚，这样地把落叶碾碎，不要有，还有落叶碎裂时经久不息的声音，不要有，从来都不要有…… “你倒是说话呀？”男人说，“我不知道你什么话都不说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我的问题有什么难回答。” “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说，我还能怎么做。” “好吧好吧，也许我不该再这么缠你，也许我应该知趣地走开。” “好，我走。我没想到我会让你这么为难。我只再说一句：只要你能幸福，我怎么都行。” 他说完类似这样一些话转身走出那扇小门。她没有拦他，她实在没力气去拦他了。她听见他走出小门去，她绝望地听着那离去的脚步声，屏住呼吸听着，听着：那熟悉的声音并没有走远。她松了一口气；或者是相反，绝望得更加深重。她听见他一直都在墙外徘徊，听见他在吸烟，听见他在叹息，听见他的心在抽泣。她完全能想象出他的痛苦，但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所能得到的答案只剩了“顺其自然”。风在梧桐树浓密的阔叶间穿过，在远远近近的树林间穿过，响得像水声，像桨声，像不知所在的遥远的波流。为什么呢？父母反对？还会因为什么呢？哦，我还是爬我的楼去吧，我是来看我的房子的，我能做的是把自己送到二十一层上去。 不过，也许是她并不爱他？或者是她曾经爱他，现在已经不爱了？ “可到底为什么？”那男人说，“我不想勉强你，可我得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她不是不想告诉他，她真是不知道怎么说。好像有很多原因，但要说时却是都说不清，确实有很多原因，但要说时好像又找不到了。“顺其自然”，她是这样说的，她一直都是这样对他说的，现在她在心里还是这样对他说，也是对自己说。爱与不爱是无法求证的，只能顺其自然。男人便跑到墙外去。或者是悲伤，或者是愤怒，男人转身穿过那扇小门走到墙外去。或者是爱，或者又是恨，男人什么也不想再说就走出那扇小门去。但他毕竟离不开她，毕竟不想离开，神焦气躁一筹莫展，站在那里空茫四顾。太阳正接近着那片树林，灰喜鹊的叫声此起彼落。女人在墙这边担心地听着他的动静，她也不能离开，她怕他也许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可到底怎么办呢？毫无办法，只有顺其自然，只有默默地祈祷，只有这样是明智的，是正当的。 我爬到了七层。从七层望下去，视线越过近处的茂密的树梢，我看见那片树林里有一座墓碑，先是看见一座，然后是两座、三座，细看时，星罗棋布散立着很多，我才知道那儿是一片墓地。原来是这样，那男人一直是在望着那片墓地。哦，原来是这样，所以那女人是一身素净的装束。今天可能是死者的祭日，他们俩一起来这儿看看。死，一向是件最为神秘的事。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了，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可以想可以说可以笑可以爱……却忽然没有了，曾经是那么亲近，你想什么时候见到他就见到他，有什么话你想跟他说你就可以跟他说，然而他死了，你永远看不见他了，假如你有句话忘记告诉他了你就永远不能告诉他了。直到很久以后，直到很多年以后，这个女人来到死者的墓地仍然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在坟前培一把土，在坟前洒一杯酒，安放一束野花，但是人呢？死了，没了，找不到了，哪儿也找不到了永远也找不到了。女人坐在那坟旁，身上，还有心里，一阵阵觉得冷。 男人劝她：“这是自然规律，你应该懂得这是必然的归宿。” 她看着那座确凿无疑的坟墓，依然不相信死竟是这样残酷。 “你别这样，好吗？别这样。”男人劝她的语气又温柔又谦卑，仿佛那是他的一个错误。 “活着，得学会忘记。”男人说。 女人看着那座坟墓，并且总在看见一个人活生生的音容笑貌，仍然想象不出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人说：“你得想，他去了，他已经解脱了。你得想我们还活着。” “我和你，”男人说，“我们在一起，我和你在一起。” 很久，女人离开那坟墓，在树林里盲目地走，长裙飘动得像是一缕游魂。她走出树林，这儿有一座白色的楼房，围着长长的青砖的院墙。她走进那扇小门，这儿好，这样一棵孤独的大树使人能够镇静些，仿佛有所依靠。“你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好吗？”她说。她并没有回头，她知道男人一直跟随在她身后。男人听话地走开，走出那扇小门。她靠着大树坐下，这儿好一些，一座空楼还没有人住呢。陌生的地方利于忘掉往事，轻轻滑动的树荫和悄然飘落的叶子正是悲伤的心的位置。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她想，真的他说对了死并不一定那么可怕。“顺其自然”，她轻声说，也许是以为男人进来了，也许是在对冥冥之中的死者说，她根本没看清我是谁，根本没明白我在问什么。男人守候在小门外，女人这份永久的伤心常常搞得他狼狈不堪。他不知道自己对那个死去的人是尊敬还是嫉妒，或者竟是有点儿恨，往往这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个善良的人还是个心胸狭窄的恶人。他陪她来了，他答应年年都会陪她来的，他知道自己说的话都会兑现，但他也知道而且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多么希望她把那个人忘掉，永远忘掉。他望着树林和树林中的那座坟墓，在祈求上苍给他保佑或者宽恕：就让那个人真正死去吧，他和她再也不到这儿来，再也别到这个地方来吧。 第九层了，傍晚的秋风有些紧了，要是今天夜里一场大风，明天树叶就会掉落大半。这时落日的光芒几乎是平射过来，我看见墙外那男人一只手遮在眉额上专注地朝树林里张望，还是他刚才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就是日落的方向。在那个方向，我看见树林里露出两条交叉的路，在有阳光的地方灰白的路面有些耀眼，一条东西走向，一条南北走向。我看见东西走向的那条路的远端（即西端）有一个市郊班车的站牌。我看见这时正有一趟班车开到，一些人从车上下来。墙外的男人正是朝那儿望着，一动不动地望着那些人。看样子他像是在等候什么人。然后车开走了，那些人散开各奔东西。大概都是来上坟的人，有的手里拿着鲜花。他的手慢慢放下来，摸出一支烟叼在嘴上，一边点烟一边开始来回走动，但这时他好像又发现了什么，抬起手搭在眉额上再朝那边望：有一个女人向这边走来。大概那女人刚才走差了路，现在返身朝这边来。雪白的风衣分外醒目，在树林中时隐时现。男人的头缓缓转动，视线一直追随着那个女人。可是那女人又停住了脚步，东张西望一阵折身向北去了，白色的风衣隐没在北面的树林里。男人这才开始抽烟。没问题，他肯定是在等什么人。在等谁呢？在等一个女人？喔嗬原来是这样，他在等另一个女人，他们约好了在树林东边的这座空楼下见面。“那楼是白色的，有一道青砖围墙。下了车往东，穿过一片树林穿过一片墓地。” “一片坟地？” “对，我在那儿等你。” 可能是在一条小街的街口；可能是在他们都忙着要去上班的时候；可能马路上已是车流人潮一片欢腾；也可能街上的行人寥寥可数，城市还在淡淡的蓝色之中。 “你说什么，旁边是一片坟地？” “没事没事，一点都不可怕。” 可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在她的宿舍附近的车站上，在他们上次分手的时候。天空很暗，将要下雨，风一阵阵地迅猛，潮气在黑夜中漫延。也许是在雨后，阒无行人，湿漉漉的街道灯光辉映，像一条庆典之后依然盛装的河流。 “真的，不可怕。一片优美的墓地。” “往东？远吗？” “不，不远，你一下车就会看见它，那楼很高。” 也许是已近午夜，在一家夜餐店幽暗的角落里，街上偶尔有夜行者孤独的口哨声，小店就要打烊…… “那楼有二十一层，白色的。” “青砖的院墙？” “对，我在那儿等你。” 但是，墙里面这个女人呢？她是谁？她来干什么？也许她和墙外那个男人毫无关系？真的毫无关系吗？她坐在大树下一声不响，她坐在大树的后面，仔细注意会看出：她、那棵大树、和那扇小门恰呈一条直线，从那扇小门的缝隙间正好不能看到她。为什么要这样？男人看不到她，可她却能够听见墙外的一切动静。再说，男人为什么不到车站去等他的朋友？为什么一定要躲在这儿费劲地张望？“顺其自然”，女人是这样说的。要是她的丈夫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要是她发现了这件事，她能怎样呢？痛苦，是的，她会痛苦，她会哭，会吵，会闹，但终于又能怎样呢？“没有的事，没有，”男人说，“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可他这样说了之后，她知道他仍在与那个女人约会，又怎么办？“不！不！”她还会哭还会喊，“不，这不行！不行……”“你怎么这么庸俗？”男人说，“你怎么这么狭隘？”男人说，“我没想到你会是这样，她不过是一个朋友，一个很普通的朋友。”可是，他与这个普通的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比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多，他与这个普通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有说有笑无比兴奋，而跟她在一起却是话越来越少，越来越沉闷，她能怎么办呢？“为了孩子。”她对他说。她不想再吵，也没力气再哭，她说：“你不想我，可你得想想我们的孩子。”“好吧好吧，”男人说，“你既然一定要这样想，我可以不再与她来往。”可他这样说过之后却背着她继续与那个女人来往，要是这样，她还有什么办法呢？她可以去告他，她还可以闹得四邻皆知满城风雨，她可以走可以离开他，但是她爱他，爱是和死一样说不清楚的事，她不愿损害他，也不愿离开他，怎么办？这个痴迷的女人，她跟踪着他来了，她看见他在墙外走来走去焦急地等候着他那个普通的朋友。她悄悄绕到这座空楼的另一面，走过小桥走进大门，走到这棵大梧桐树下，听了一会儿，听见男人还在墙外，她不想让他发现，便躲在梧桐树粗大的树身后面。她在想自己到底想来干什么？也许向那个女人表明她的存在？也许当面跟那个女人谈谈？也许当场揭穿男人的谎言？但这又都有什么用呢？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他已经不再爱你，如果他是如此渴盼着另一个女人，你对他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只好顺其自然，随他去吧，只有随他去了。“顺其自然”，她这样说的时候心中真像是一片墓地，她根本没注意到有人走来，根本不记得有人向她问过什么。太阳完全落到树林后面去了，晚风一阵阵地沉重，巨大的梧桐树下变得昏暗寂寥，那些飘摇跳动过的树影和光点就像是以往，就像是昨天，不知不觉中悄然而逝；当然明天它们还会在此处重演。走吧，去哪儿？回家去吧，家是什么？就这么呆着？呆到什么时候？无所谓？随便？也好也好，顺其自然。我可是得走了，我还有十几层楼要爬。 我的房子果然不坏，两室一厅，大的一间将近十六平米，长五米，宽三米一七，小的一间长五米，宽二米四，整十二平米。像我这样一个单身汉有这样一套住房，是个奇迹。厅七平米，厨房差不多五平米，总归我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很够了。厕所居然是和洗漱间分开的，这出乎我的意料。壁柜很大，睡得下一个人。阳台呢？一米二乘二米一，是多少？从阳台上可以俯瞰那片树林。高深莫测的秋空下，树林正是五彩斑斓，枫叶已经红了，银杏全部金黄，松柏树绿得发黑，一座座白色的墓碑点缀其间。我想，将来我要不要一块墓碑呢？如果要立在哪儿？上面要不要刻些字？刻什么字？在很长的一段年月里，我的坟前会时常有一些人走来，在雨天，在风天，在雪天，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们走过我的坟前，念一遍碑上的字然后又走开，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会不会想一想坟中埋的是什么人，这个人都有过怎样的经历？他们会不会想到，坟中的这个人也曾经设想过他们的到来？可能有几个注定要从我的坟前走过的人现在已经出生了他们正在朝我的墓碑走来，当然在这之前他们还有很多路要走，还有很多事要依次发生，无法预测他们会经由哪条路走来，因为我现在还没死，一切时间地点都还无法确定，但这样的事必定要发生，一个必定要走过我的坟前的人已经启程了，他这会儿可能在非洲，也可能就在我视野所及的地方。我这样想着，忽然看见树林里有一个孩子。 那是一个婴儿，只有在二十一层上才可以看到他。他躺在一座墓碑的后面，躺在淡淡的夕阳的红光中，在他的身旁有一辆婴儿车，车里有一些五彩缤纷的玩具，他裹在粉红色的毛毯里只露出一张小脸。他睡得很熟很安静，看样子没有什么能打扰他。他是谁？是谁家的孩子？大人呢？他的父母到哪儿去了？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周围没有人，我站在二十一层上看得很清楚，远远近近没有一个人。孩子为什么不睡在车里，为什么睡在草地上？天哪！我懂了：弃婴！我一下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墙外的那个男人！和墙里的那个女人！那男人原来一直是望着他的孩子，他在墙外走来走去远远地望着他的孩子，也望着那个车站，看看有谁来把他的孩子抱走。他不得不丢弃他的孩子，但他不放心，他要亲眼看看把孩子抱走的人是什么人。这是为什么，年轻的父亲？还有墙里的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母亲不忍心看这一幕，她躲开了，她走进那扇小门，连站的力气也没有了，坐在大树下如同坐在一个恶梦中，她在听孩子哭没哭，她在想给孩子带的玩具够不够，她在听着远处树林里的动静，她在想这孩子注定的命运是什么。是呀，她刚才看我时的目光多么惊惶，她没料到会有人从南面的大门走来。“顺其自然”，她说这话的语气多么绝望。也许我这人看起来还像善良，但我并没有向那扇小门去，她又不能告诉我“到树林里去，谢谢你了，替我们养大那个孩子”，她无可奈何地想：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天色越来越暗了，那个孩子还在作着香甜的梦。他会作梦了吗？他能梦见什么？不不！不能这样！我想，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也不应这样。我下楼。我的心脏多少有点毛病，但下楼无论如何比上楼要好对付一些。十四层歇一歇，七层再歇一歇，到了楼下我觉得心脏除了跳得更活泼一点之外没有别的变化。 女人还在那里，两手放在膝盖上掌心朝天，闭目坐在大梧桐树下，一动不动。我在她身边站了一会儿，她似毫无觉察。我想男人还是去找男人谈谈吧。我走到那扇小门前，推了一下没推开，再拉一下，也没拉开，原来这门是锁着的从外面上了一把大锁。奇怪，那么这女人是怎么进来的呢？我的大脑和我的心脏一样，都不算很好，想了一会儿我才想起自己是怎么进来的。我跑向南面的大门我想绕到楼的西面去，最好先到树林里看看那个孩子，天晚了又凉了，孩子别病了，然后我要去与年轻的父亲先谈一谈，要是可能再与孩子的母亲也谈谈。“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没结过婚？没结过就赶快去结，来得及。”“千万不要这样，你们俩当初的胆子不算小，现在怕什么？”“什么也甭怕，让别人说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这是一个大人物说的不会错。”“你们看看，这孩子有多好，有多乖，私生子都聪明将来也做得大人物，大人物是不应该扔在坟地里的。”但是，但是！南面的大门前是一条河，我几乎把它忘记了。这河是紧贴着青砖的院墙流的，在院墙与河之间没有距离，通过小桥只能走到南岸根本无法绕到院墙西面去。我过了小桥，往西走了很久，没找到能过河的地方。我又顺着河岸往东走，走了很久，仍然没有能过河的地方。这又是怎么回事？那院墙挺高，别说是女人，就是那男人也很难跳过去。我继续往前走，我想总得有能过河的地方。又走了很久，暮色已经浓重，仍不见有能过河的地方。我想，能过河的地方大概还是在西边，就再往回走。走了一会儿我碰见了一个女人，我说：“请问，哪儿可以过河？”“过河？”她东西张望了一下。这时我看出她就是刚才坐在大梧桐树下的女人。 “往西，约五百米左右有座大桥。”她说。 我说：“你到哪儿去？” 她满腹狐疑地看我好一会儿，“回家呀！” “那，他呢？” “谁？” “墙外的那个男人是谁？” “男人？废话！你要干什么？” “好吧不提这个。”我说，“那么孩子呢？” “孩子？什么孩子？” “在西边的树林里的那个孩子！” 她笑了：“你没病吧？”说罢转身要走。 “那儿有一个被丢弃的孩子！听我说，不管怎样天这么晚了我们得先去把孩子抱回家！你再说一遍，桥在哪儿？” 事实证明我的心脏还不错，我一路小跑到了那片树林里，心脏还在正常地工作着。我找到了那块墓碑，我敢保证就是那块，我发誓我没看错我不会认错。但墓碑前什么也没有，没有孩子，也没有婴儿车。我赶紧去看那个男人，他还在西墙外，他正在整理一堆画具，画笔呀，画箱呀，颜料呀，瓶瓶罐罐一大堆摊开在墙根下；一幅题为“林间墓地”的画作已经完成，立在一旁。我走近问他：“你没看见树林里有个孩子吗？”“孩子？什么样？有多大？”“很小，也就是一两个月吧。”“好家伙你可真行，这么小的孩子你怎么把他弄丢呢，他自己又不会跑？”我们俩一齐朝树林里望。我顺着青砖的围墙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来来回回走了几趟，看不见，从这儿完全看不见那块墓碑。这时候那个女人也来了，我对他们描述了一下我刚才看到的情景，我对他们说：“请你们相信，我身上最好用的器官就是眼睛了。”我对他们说：“真的，你们别这样盯着我看好像我有什么不正常似的。”我对他们说：“要是咱们处长了，你们就会坚信，我是所有正常人中的一个。” 我说：“你们愿意跟我一块再到那儿去看看吗？” 男人说：“我不怀疑您的诚实，但是您自己能证明您自己把周围的环境都看全了吗？对不起，我得回家了。” 女人说：“好吧我陪您去看一下。”我看出她只是对我的情况不大放心。 我们走进树林，走到那块墓碑前。是的，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在墓碑旁坐下，我说：“您回家吧，您不是要回家吗？回去吧。”她在我身旁坐下。我说：“没关系，您不用担心我。我有点儿累了，想在这儿歇一会儿。”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脉搏。 我说：“也许画家说对了，可能孩子的父母就在近旁。” 她说：“但也许我们并没错，在我们去找那座桥的时候，孩子被人抱走了。” 我说：“要不，咱们再到附近看看？” 我们俩一块走遍了整个树林，走到天完全黑透了。 我说：“您想他会被什么人抱走呢？” 她说：“我想是个好人抱走了，您说呢？” 我说：“依您看那孩子命运怎样？” 她说：“顺其自然。” 这样我们认识了。谁料到呢？两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三年后她成了我儿子的母亲。 一九九零年 8、老屋小记 年龄的算术，通常用加法，自落生之日计，逾年加一；这样算我今年是四十五岁。不过这其实也是减法，活一年扣除一年，无论长寿或短命，总归是标记着接近终点；据我的情况看，扣除的一定多于保留的了。孩子仰望，是因为生命之囤满得冒尖；老人弯腰，是看囤中已经见底。也可以有除法，记不清是哪位先哲说过：人为什么会觉得一年比一年过得快呢？是因为，比如说，一岁之年是你生命的全部，而第四十五年只是你生命的四十五分之一。还可以是乘法，你走过的每一年都存在于你此后所有的日子里，在那儿不断地被重新发现、重新理解，不断地改变模样，比如二十三岁，你对它有多少新的发现和理解你就有多少个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时我曾到一家街道生产组去做工，做了七年。———这话没有什么毛病，我是我，生产组是生产组，我走进那儿，做工，七年。但这是加法或减法。若用除法乘法呢，就不一样。我更迷恋乘法，于是便划不清哪是我，哪是那个生产组，就像划不清哪是我哪是我的心情。那个小小的生产组已经没有了，那七年也已消逝，留下来是我逐年改变着的心情，和由此而不断再生的那几间老屋，那年月以及那些人和事。 那是两间破旧的老屋，和后来用碎砖垒成的几间新房，挤在密如罗网的小巷深处，与条条小巷的颜色一致，芜杂灰暗，使天空显得更蓝，使得飞起来鸽子更洁白。那儿曾处老城边缘，荒寂的护城河在那儿从东拐向南流；如今，城市不断扩大，那儿差不多是市中心了。总之，那个地方，在这辽阔的球面上必定有其准确的经纬度，但这不重要，它只是在我的心情里存在、生长，一个很大的世界对它和对我都不过是一个悠久的传说。 我想去那儿，是因为我回到那个很大的世界里去。那时我刚在轮椅上坐了一年多，二十三岁，要是活下去的话，料必还是有很长久的岁月等着我。V告诉我有那么一个地方，我说我想去。v和我在一条街道上住，也是刚从插队的地方转回来，想等一份称心的工作，暂时在那生产组干着。我说我去，就怕人家不要。V说不会，又不是什么正式工厂，再说那儿的老太太们心眼儿都挺好。父亲不大乐意我去，但闷闷地说不出什么，那意思我懂：他宁可养我一辈子。但是“一辈子”这种东西，是要自己养的，就像一条狗，给别人养就是别人的。所有正式的招工单位见了我的轮椅都害怕，我想万万不可就这么关在家里并且活着。 我摇着轮椅，V领我在小巷里东拐西弯，印象中，街上的人比现在少十倍，鸽哨声在天上时紧时慢让我心神不定。每一条小巷都熟悉，是我上小学时常走的路，后来上了中学，后来又去“串联”又去“插队”又去住医院……不走这些路已经很久。过了一棵半朽的老槐树是一家汽车房的大宅院，过了大宅院是一个小煤厂，过了小煤厂是一个杂货店，过了杂货店是一座老庙很长的红墙，跟着红墙再往前去，我记得有一所著名的监狱。V停了步说到了。 我便头一回看见那两老屋：尘灰满面。屋门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场，就是日后盖起那几间新房的地方。秋光明媚，满地落叶金黄，一群老太太正在屋前的太阳地里劳作，她们大约很盼望发生点儿什么格外的事，纷纷停了手里的活儿，直起腰，从老花镜的上缘挑起眼睛看我。V“大妈、大婶”地叫了一圈，又仰头叫了一声“B大爷”。房顶上蹲着一个老头，正在给漏雨的屋顶铺沥青。 “怎么着爷们儿？来吧！甭老一个人在家里憋着……”B大爷笑着说，露出一嘴残牙。他是在说我。 应该有一首平缓、深稳又简单的曲子，来配那两间老屋里的时光，来配它终日沉暗的光线，来配它时而喧闹与时而疲倦。或者也可以有一句歌词，一句最平白的话，不紧不慢地唱，反反复复地唱，便可呈现那老屋里的生活，闻见它清晨的煤烟味，听见它傍晚关灯和锁门的轻响。 我们七八个年轻人占住老屋的一角，常常一边干活儿一边唱歌。七年中都唱过什么，记不住也数不清。如今回想，会唱歌中，却找不出哪一句能与我印象中那老屋里缓缓流动的情绪符合。能够符合它的只应当是一句平白的话，平白得甚至不要有起伏，惟颤动的一条直线，短短的，不断地连续。这样似乎就在我耳边，或者心里，可一旦去找它却又飘散。 老太太们盼望这个小生产组能够发达，发展成正式工厂，有公费医疗，一旦干不动了也能算退休，儿孙成群终不如自己有一份退休金可靠。她们大多不识字，五六十岁才出家门，大半辈子都在家里侍候丈夫和儿女。我们干的活儿倒很文雅：在仿古的大漆家具上描绘仕女佳人，花鸟树木，山水亭台……然后在漆面上雕出它们的轮廓、衣纹、发丝、叶脉……再上金打蜡，金碧辉煌地送去出口，换外汇。 “要人家外国钱干嘛呢，能用？”A老太太很些明知故问的意思，扫视一周，等待呼应。 “给你没用，国家有用。”G大婶搭腔，“想买外国东西，就得用外国钱。” “外国钱就外国钱吧，怎么叫外汇？” “干你的活呗老太太——！知道那么多再累着。” “我划算，外汇真要是那么难得，国家兴许能接收咱们这个厂子……” 老太太们沉默一会儿，料必心神都被吸引到极乐世界般的一幅图景中去了。 “哎，对了，U师傅，你应当见过外汇？” 于是，最安静的一个角落里响起一个轻柔的声音：“外汇是吗？哦，那可有很多种，美元，日元，英镑，法郎，马克……我也并不都见过。”这声音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在简陋的老屋里优雅发漂浮，怪怪的，很不和谐，就像芜杂的窄巷忽然闪现一座精致的洋房，连灰尘都要退避。“对呀对呀，纸币，跟人民币差不多……对呀，是很难得，国家需要外汇。” 这回沉默的时间要长些，希望和信心都在增长。 可是A老太太又琢磨出问题了：“咱们买外国东西用外国钱，外国买咱们的东西不是也得用中国钱吗？那您说，咱这东西可怎么换回外汇来呢？” “不，”U师傅细声地笑一下，“外国人买咱们的东西要付外汇。” “那就不对了，都用他们的钱，合着咱们的钱没用？” U师傅光是笑，不再言语。 很多年以后，我在一家五星级饭店里看见了那样几件大漆的仿古陈设：一张条案、几只绣墩、一堂四扇屏风。它们摆布在幽静的厅廊里，几株花草围伴，很少有人在它们跟前驻足，惟独我一阵他乡遇故知般的欣喜。走近细看，不错，正是那朴拙的彩绘和雕刻，一刀一笔都似认得。我左顾右盼，很想对谁讲讲他们的来历，但马上明白，这儿不会有人懂得它们，不会有人关心它们的来历，不会再有谁能听见那一刀一笔中的希望与岑寂。我摸摸那屏风纤尘不染的漆面，心想它们未必就是出自那两间老屋，但谁知道呢，也许这正是我们当年的作品。 冬天的末尾。冻土融化，变得温润松软时，B大爷在门前那块空场上画好一条条白线，砖瓦木料也都预备齐全，老屋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但阵阵笑声不单是因为新屋就要破土动工，还因为B大爷带来“基建队”中有个傻子。 “嘿，三子，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你们这儿不是要盖房吗？” “嗬，几天不见长出息了怎的，你能盖得了房？” 三子愧怍地笑笑：“这不有B大爷吗？” 三子？这名儿好耳熟。我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站到我跟前，并且叫着我的名字了。“喂，还认得我吗？”他的目光迟滞又迷离。 “噢……”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的小学同学，可怎么这样老了呢？驼背，而且满脸皱纹。“你是王……？” “王…王…王海龙。”他一脸严肃，甚至是紧张。 又有笑他了：“就说‘三子’多省事儿！方圆十里八里的谁不知道三子？未必有人能懂得‘王海龙’是什么东西。” 三子的脸红到耳根，有些喘想争辩，但终于还是笑，一脸严肃又变成一脸愧怍，笑声只在喉咙里“哼哼”地闷响。 我连忙打岔：“多少年了呀，你还记得我？” “那我还能不记得？你是咱班功课最棒的。” 众人又插嘴说：“那最孬的是谁呢？”“小学上了十一年也没毕业的，是谁呢？”“俩腿穿到一条裤腿里满教室跳，把新来的女老师吓得不敢进门，是谁？” “我——！妈了个巴子的，行了吧？！”三子猛喊一声，但怒容只一闪，便又在脸上化作歉疚的笑，随即举臂护头。 果然有巴掌打来，虚虚实实落在三子头上。 “能耐你不长，骂人你倒学得快！” “这儿都是你大妈大婶，轮得上你骂人？” “三子，对象又见了几个了啦？” “几个哪儿够，几打了吧？” “不行。”三子说。 “喂喂——说明白了，人家不行还是咱们不行？” “三子！”B大爷喊，“还不快跟我干活儿去？这群老‘半边天’一个顶一个精，你惹得起谁？” B大爷领着三子走了，甩下老屋里的一片笑骂。 B大爷领着三子和V去挖地基，还有个叫老E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三子一边挖土一边念念叨叨地为我叹息：“谁承想他会瘫了呢？唉，这下他不是也完了？这辈子我跟他都算完了……”V听了眦瞪三子：“你他妈完了就完了吧，人家怎么完了？再胡说留神我抽你！”三子便半不吭声，拄着锹把抵头站着。B大爷叫他，他也不动，B大爷去拽他，他慌抹了一把泪，脸上还是歉意的笑。——这些都是后来B大爷告诉我的。 三子的话刺痛了我。 那个二十三岁、两腿残废的男人，正在恋爱。他爱上了一个健康、漂亮又善良的姑娘。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大陈旧，也太普通了，但没有别的词给她，别的司对于她嫌雕琢。别的词，矫饰、浮华，难免在长久的时光中一点点磨损掉。而健康，漂亮，善良，这几个词经历了千百年。属于那个年轻的恋爱者的，只有一个词：折磨。 残疾已无法更改，他相信他不应该爱上她，但是却爱上了，不可抗拒，也无法逃避，就像头上的天空和脚下的土地。因而就只有这一个词属于他：折磨。并不仅因为痛苦，更因为幸福，否则也就没有痛苦也就没有折磨。正是这爱情的到来，让他想活下去，想走进很大的那个世界去活上一百年。 他坐在轮椅上吻了她，她允许了，上帝也允许了。他感到了活下去的必要，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一百年也还是短。那时他想，必须努力去做些事，那样，或许有一天就能配得上她，无愧于上帝的允许。偷偷地但是热烈地亲吻，在很多晴朗或阴郁的时刻如同团聚，折磨得到了报答，哪怕再多点儿折磨这报答也是够的。但是总有一块巨大的阴影，抑或巨大的黑洞一一看不清它在哪儿，但必定等在未来。 三子的话，又在我心里灌满了惶恐和绝望。一个傻人的话最可能是真的。 杨树的枝条枯长、弯曲，在春天最先吐出了花穗，摇摇荡荡在灰白的天上。我摇着轮椅，毫无目的地走。街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却没有声音一一我茫然而听不到任何声音，耳边和心里都是空荒的岑寂。我常常一个人这样走，一无所思，让路途填塞时间，劳累有时候能让心里舒畅、平静，或者是麻木。这一天，我沿着一条大道不停地摇着轮椅，不停地摇着，不管去向何方，也许我想看看我到底有多少力气，也许我想知道，就这么摇下去究竟会走到哪儿。 夕阳西坠时，看见了农田，看见了河渠、荒岗和远山，看见了旷野上的农舍炊烟。这是我两腿瘫痪后第一次到了城市的边缘。绿色还很少，很薄，裸露的泥土占了太重的比例，落霞把料峭的春风也浸染成金黄，空幻而辽阔地吹拂。我停下车，喝口水，歇一会儿。闭上眼睛，世界慢慢才有了声音：鸟儿此起彼落的啼鸣……农家少年的叫喊或者是歌唱……远行的列车偶尔的汽笛声……身后的城市“隆隆”地轰响着，和近处无比的寂静……但是，我完了吗?如果连三子都这样说，如果爱情就被这身后的喧嚣湮灭，就被这近前的寂静囚禁，这个世界又与你何干？睁开眼，风还是风，不知所来与所去，浪人一样居无定所。身上的汗凉了，有些冷。我继续往前摇，也许我想：摇死吧，看看能不能走出这个很大的世界…… 然后，暮色苍茫中，我碰上了一个年轻的长跑者。 一个天才的长跑家——K，K在我身旁收住脚步，愕然地看着我，问我这是要到哪儿去？我说回家。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随便走走。他说你可知道这是哪儿吗?我摇摇头。他便推起我，默默地跑，朝着那座“隆隆”轰响的城市，那团灯火密聚的方向。 想起未开放的年代，一定会想起K，想起他在喧嚣或寂静的街道上默默奔跑的形象。也许是因为，那个年代，恰可以这孤独的长跑为象征、为记忆、为诉说吧。 K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未及成年就被送去劳改，三年后改造好了回来，却总不能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有一份正式工作。所谓“改造好了”，不过是标明“那是被改造过的”（就像是“盗版”的），以免与“从来就好的”相棍淆。这样，K就在街道生产组蹬板车。蹬板车之所得，刚刚填平蹬板车之所需。力气变成钱，钱变成粮食，粮食再变成力气，这样周而复始我和K都曾怀疑上帝这是什么意图？K便开始了长跑，以期那严密而简单的循环能有一个漏洞，给梦想留下一点儿可能。K以为只要跑出好成绩，他就可以真正与别人平等，或者得一份正式工作，或者再奢侈些一一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K推着我跑，灯火越来越密，车辆行人越来越多……K推着我跑，屋顶上的月亮越来越高；越来越小，星光越来越亮越来越辽阔……K推着我跑，“隆隆”的喧嚣慢慢平息着，城市一会儿比一会儿安静……万籁俱寂，只有K的脚步声和我的车轮声如同空谷回音……K推着我跑在我的印象中一直就没有停下，一直就那样沉默着跑，夜风扑面，四周的景物如鬼影幢幢……也许，恰恰我俩是鬼(没有“版权”而擅自“出版”了)，穿游在午夜的城市，穿揣在这午夜的千万种梦境里…… K是个天才长跑家。他从未受过正规训练，只靠两样天赋的东西去跑：身体和梦想。他每天都跑两三万米，每天还要拉上六七百斤的货物蹬几十公里路，其间分三次吃掉两斤粮食而已。生产组的人都把多余的粮票送给他。谈不上什么营养，只临近大赛的那一个月，他才每天喝一瓶牛奶，然后便去与众多营养充足、训练有素的专业运动员比赛。年年的“春节环城赛”我都摇着轮椅去看他跑。年年他都捧一个奖杯或奖状回来，但仅此而己，梦想还是梦想。多少年后我和K才懂了那未必不是上帝的好意相告： 梦想就是梦想，不是别的。 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要跟K学长跑，从未得到过任何教练指点的K便当起了教练。后来，这男孩的姐姐认识了K，爱上了K，并且成了K的妻子——那时K仍然在拉板车，在跑，在盼望得到一份正式工作，或被哪个专业田径队选中。 热恋中的K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很久以来就想跟我说这句话了。他说：“你也应该有爱情，你为什么不应该有呢？”我不回答，也不想让他说下去。但是他又说：“这么多年，我最想跟你说的就是这句话了。”我很想告诉他我有，我有爱情，但我还是没有告诉他，我很怕去看这爱情的未来。那时候我还没能听懂上帝的那一项启示：梦想如果终于还是梦想，那也是好的，正如爱情只要还是爱情，便是你的福。 U师傅有什么梦想么?U师傅会有怎样的梦想呢? U师傅的脚落在地上从来没有声音，走在深深的小巷里形单影只，从不结群。U师傅走进老屋里来工作，就像一个影子，几乎不被人发现。“U师傅来了吗?”——如果有人问起，大家才她的座位上望，看见一个满头乌发、身材顺长的老女人，跟着见一声如少女般细声细气的回答——“来了呀。” 我初来老屋之时，听说她已经有五十岁——除非细看其容颜，否则绝不能信。她的身段保持得很好，举手投足之间会令人去想：她必相信可以留驻往昔，或者不信不能守望住流去的岁月。无论冬夏，她都套一身工作服，领口和袖口的扣子都扣紧。她绝不在公用的水盆中洗手，从不把早点拿来老屋吃。她来了，干活；下班了，她走。实在可笑的事她轻声地笑，问到她头上的话她轻声回答，回答不了的她说“真抱歉，我也说不好”，令她惊讶的事物她也只说一声“哟，是吗”。 “U师傅，您给大伙说两句外国话听听行不行?”“不行呀，”她说，“都快忘光了。” 小t说：“U师傅，您昕D唱的那些嘀里咕噜的是外语吗?”她笑笑，说“我听不懂那是什么语。” 小t便喊D：“嘿，你听见没有，连U师傅都听不懂，你那叫外语呀?” D走到U师傅跟前，客客气气地弓身道“有阿尔巴尼亚语，有南斯拉夫语，有朝鲜语，还有印度语。” “哟，是吗？”U师傅笑。 “U师傅，我早就想请教您了，您说‘杜哟瑞曼巴'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大概是doyouremember，意思是，‘你还记得吗'。” “哎哟喂，神了。”D挠挠头，再问“那‘得噢斯绰哈特'呢?” U师傅认真地听，但是摇头。“一个草帽，是吗?” “草帽？噢，大概是traw;‘那个旧草帽’，是吗?”“‘哟给喂突密'呢?” “you gave to me，就是‘你给我'。哦，这整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妈妈，你还记不记得你给我的那个旧草帽'。” D点头啧舌，翘着大拇指在老屋里走一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小t快乐得手舞足蹈：“哇老天，D哥们儿这回栽了吧?” D不理小t，说:“U师傅，我真不明白，您这么大学问可跟我们一块儿混什么？” L大妈的目光敏觉地投向U师傅，在那张阻挡不住地要走向老年的脸上停留一下，又及时移开：“D，于你的活儿吧，说话别这么没大没小的!” 听说U师傅毕业于一所名牌大学的西语系，听说U师傅曾经有过很好的工作，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病了很多年工作也就没了。听说U师傅没结过婚，听说不管谁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 U师傅绝对是一个谜。老屋里寂寞的时刻，我偶尔偷眼望她，不经意地猜想一回她的故事。我想，在那五十几年的生命里面必定埋藏着一个非凡的梦想，在那优雅、平静的音容后面必定有一个牵魂动魄的故事。但是她的故事守口如瓶，就连老屋里的大妈大婶们也分毫不知，否则肯定会传扬开去。 应该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悲剧。应该是一份不能随风消散、不能任岁月冲淡的梦想，否则也就谈不上悲剧。应该并不只是对于一个离去的人，而是对于一份不容轻置的心血，否则那个人已经离开了你，你又是甘心地守望着什么呢?等待他回来？我宁愿不是这样一个通俗的故事。如果他不回来(或不可能再回来)，守望，就一定是荒唐的么?不应该单单去猜测一种现实——何况她已经优雅而平静地接受了别人无法剥夺的：爱情本身。她优雅、平静但却不能接受的是：往日的随风消散。是呀那是你的不能消散的心的重量，不能删减的魂的复杂，不能诉说的语言绝境，不能忘记的梦之神坛或大道。 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并不重要。 有一次小t去U师傅家回来(小t是老屋惟一去过U师傅家的人)，跟我们说“哇老天!告诉你们都不信，U师傅家真叫讲究喂，净是老东西。” D说："有比L大妈还老的东西？" 小t说：“我是说艺术品，字画，瓷器，还有太师椅呢。”D说：“太湿，怎么坐？” 小t说：“你们猜U师傅在家里穿什么？旗袍!哇老天，缎子的，漂亮死了！头发挽成警，旗袍外面套一件开身绣花的毛坎肩，哇老天，她可真敢穿！屋里屋外还养了好多好多花…… U师傅的梦想具体是什么，也不重要。 B大爷七十多岁了。砌砖和泥、立柱架梁、攀墙上房，他都还做得。察领导之颜、观同僚之色，他都老练。审潮流之时、度朝政之势，他都自信有过人之见一一无非是“女人祸国”的歪论、“君侧当清”的老调。B大爷当过兵打过仗，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竟奇迹般没留下一点儿伤残。不过他当的既非红军，亦非八路，也不是解放军。他说他跟“毛先生”打过仗。 “哪个毛先生?” “毛主席呀，怎么了?” “哎哟喂B大爷子！毛主席就是毛主席，能瞎叫别的？” “不懂装懂不是?‘先生'是尊称，我服气他才这么叫他。当年我们追得毛先生满山跑，好家伙，陈诚的总指挥，飞机大炮的那叫狂，可追来追去谁知道追的是师傅哇？论打仗，毛先生是师傅，教你们几招人家还未准有工夫呢，你们倒他妈不依不饶地追着人家打！作死！师傅就是先生，‘先生'是尊称，懂不？" “满山跑?什么山？” “井冈山呀?怎么着，这你们又比我懂?”“哪里哪里，你是师傅，呵不，先生。” “噢哨，不敢当不敢当。”B大爷露出一嘴残牙笑。 他当过段祺瑞的兵，当过阎锡山的兵，当过傅作义的兵，当过陈诚的兵。 “那会儿不懂不是?”B大爷说，“心想当兵吃粮呗，给谁当还不一样?我看枪子儿找不找你的麻烦。饥荒来了，就出去当两天兵，还能帮助家里几个钱。年景好了就溜回来，种地，家里还有老娘在呢。唉，早要是明白不就去当红军了？” “您当兵，也抢过老百姓？” “苍天在上，可不敢。冲锋陷阵，闹着玩的？缺德一点儿枪子儿也找你。都说枪子儿不长眼，瞎说，枪子儿可是长眼。当官儿的后头督着，让你冲，你他妈还能想什么?你就得想咱一点儿昧良心的事儿没有，冲吧您哪。不亏心，没事儿，也甭躲，枪子儿知道朝哪儿走。电影里那都是瞎说。要是心虚，躲枪子儿，哪能躲得过来？咣当，挺壮实的一条汉子转眼就完了。我四周躺下过多少呀!当了几回兵，哪回我娘也没料着我能囫囵着回来。我说，娘，你就信吧，人把心眼儿搁正了，枪子儿绕着你走。” “B先生，枪子儿会拐弯儿吗?”“"会，会拐弯儿。” 你惊讶地看着B大爷，想笑。B大爷平静地看着你，让你无由可笑。B大爷仿佛在回忆：某个枪子儿是怎样在他眼前漂漂亮亮地拐了弯儿的。 “这辈子我就信这个，许人家对不起你，不许你对不起人家。”在基建队，B大爷随时护着三子，不让他受人欺侮。 晚上，三子独自东转西转，无聊了，就还是去B大父那儿坐坐。 生产组的新车间盖好了，B大爷搬去那两间老屋里住，兼做守卫。木床一张，铺盖一卷，几件换洗的衣裳，最简单的炊具和餐具，一只不离身的小收音机——B大爷说"这辈子就挣下这几样儿东西，不信上家里瞅瞅去，就剩一个贼都折腾不动的水缸。" 三子到B大爷那儿去，有时醉醺醺的。B大爷说“甭喝那玩艺儿，什么好东西？”三子说：“您不也喝？”B大爷说：“我什么时候死都不蚀本儿啦!喝敌敌畏都行。”三子说“我也想喝敌敌畏。"B大爷喊他"瞎说，什么日子你也得把它活下来，死也甭愁活也甭怕才叫有种!"三了便愣着，撕子上的老茧，看目光可以到达的地方。 B大爷对旁人说"三子呀，人可是一点儿不傻，只不过脑子 不好使。" 脑子不好使而人并不傻，真是非凡之见。这很可能要涉及艰深的哲学或神学问题。比如说，你演算不出这非凡之见的正确，却能感受到它的美妙。 从老屋往北，再往东，穿过芜杂简陋的大片民居，再向北，就是护城河了。老城尚未大规模扩展的年代，河两岸的土堤上怪柳浓荫、茂草藏人，很是荒芜。河很窄，水流弱小、混浊，河上的小木桥踩上去嘎嘎作响，除去冰封雪冻的季节，总有人耐心地向河心撒网，一网一网下去很少有收获；小桥上的行人驻足观望一阵，笑笑，然后各奔前途。 夏天的傍晚，我把轮椅摇过小桥，沿河“漫步”，看那撒网者的执著。烈日晒了一整天的河水疲乏得几乎不动，没有浪，浪都像是死了。草木的叶子蔫垂着，摸上去也是热的。太阳落进河的尽头。蜻蜓小心地寻找露宿地点，看好一根枝条，叩门似的轻触几回方肯落下，再警惕着听一阵子，翅膀微垂时才是睡了。知了的狂叫连绵不断。我盼望我的恋人这时能来找我——如果她去家里找我不见，她会想到我在这儿。这盼望有时候实现，更多的时候落空，但实现与落空都在意料之内，都在意料之内并不是说都在盼望之中。 若是大雨过后，河水涨大几倍，浪也活了，浪涌浪落，那才更像一条地地道道的河了。 这样的时候，更要到河边去，任心情一如既往有盼望也有意料，但无论盼望还是意料，便都浪一样是活的。 长久地看那一浪推一浪的河水，你会觉得那就是神秘，其中必定有什么启示。“逝者如斯夫”?是，但不全是。“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也不全是。似乎是这样一个问题:浪与水，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浪是水，浪消失了水却还在，浪是什么呢?浪是水的形式，是水的信息，是水的欲望和表达。浪活着，是水，浪死了，还是水，水是什么?水是浪的根据，是浪的归宿，是浪的无穷与永恒吧。 那两间老屋便是一个浪，是我的七年之浪。我也是一个浪. 谁知道会是光阴之水的几十年之浪？这人间，是多少盼望之浪与意料之浪呢? 就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河边，K跑来告诉我:三子死了。“怎么回事？” “就在这河里。” 雨最大的时候，三子走进了这条河里；在河的下游。 “不能救了？” 我和K默坐河边。 河上正是浪涌浪落。但水是不死的。水知道每一个死去的浪的愿望——因为那是水要它们去作的表达。可惜浪并不知道水的意图，浪不知道水的无穷无尽的梦想与安排。 “你说三子，他要是傻他怎么会去死呢？” 没人知道他怎么想。甚至没有人想到过：一个傻子也会想，也是生命之水的盼望与意料之浪。 也许只有B大爷知道：三子，人可不比谁傻，不过是脑子跟众人的不一样。 河上飘缭的暮露，丝丝缕缕融进晚风，扯断，飞散，那也是水呀。只有知道了水的梦想，浪和云和雾，才可能互相知道吧? 老屋里的歌，应该是这样一句简单的歌词，不紧不慢反反复复地唱:不管浪活着，还是浪死了，都是水的梦想…… 9、我与地坛 一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 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撤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记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 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 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 “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 “满园子都是草木竟相生长弄出的响动，悉悉碎碎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看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 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 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的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二 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限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溯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乌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 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只留给我痛侮，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罢。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 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万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三 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扬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 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四 现在让我想想，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 十五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 女人个子却矮，也不算漂亮，我无端地相信她必出身于家道中衰的名门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个娇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观望似总含着恐惧，她轻声与丈夫谈话，见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话头。我有时因为他们而想起冉阿让与柯赛特，但这想法并不巩固，他们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两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于时代的演进，他们的服饰又可以称为古朴了。他们和我一样，到这园子里来几乎是风雨无阻，不过他们比我守时。我什么时间都可能来，他们则一定是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刮风时他们穿了米色风衣，下雨时他们打了黑色的雨伞，夏天他们的衬衫是白色的裤子是黑色的或米色的，冬天他们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们只喜欢这三种颜色。他们逆时针绕这园子一周，然后离去。 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 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 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来唱歌，唱了好多年，后来不见了。他的年纪与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来，唱半小时或整整唱一个上午，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还得上班。我们经常在祭坛东侧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几口烟，便听见他谨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复复唱那么几首歌。文化革命没过去的时侯，他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老也记不住这歌的名字。文革后，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卖布——卖布嘞，卖布——卖布嘞！”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他唱得很有声势，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货郎跑遍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恭维小姐。 “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点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识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便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啦？“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 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文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 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戗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面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拂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 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已。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容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 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批新人。十五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薄暮时分唯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定，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支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或许可以用“搀”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 五 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三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尔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她住在哪儿？她随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蜒，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 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它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它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作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 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挡。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 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请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人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六 设若有一位园神，他一定早已注意到了，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优哉游哉，有时候栖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 现在让我看看，它们迄今都是怎样编织在一起的吧。 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是的，至少这是很关健的因素。为什么要活下去试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不甘心，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定倒有额外的好处呢是不是？我说过，这一来我轻松多了，自由多了。为什么要写作呢？作家是两个被人看重的字，这谁都知道。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想，这不用保密，这些现在不用保密了。 我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最不为人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在不远的地方一直唱。要是有人走过来，我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我怕写不成反落得尴尬。我很要面子。可是你写成了，而且发表了。人家说我写的还不坏，他们甚至说：真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我心说你们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我确实有整整一宿高兴得没合眼。我很想让那个唱歌的小伙子知道，因为他的歌也毕竟是唱得不错。我告诉我的长跑家朋友的时候，那个中年女工程师正优雅地在园中穿行；长跑家很激动，他说好吧，我玩命跑。你玩命写。这一来你中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写，哪一个人可以让你写成小说。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在人山人海里只寻找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试剂就好了，见人就滴两滴看他是不是一篇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显影液就好了，把它泼满全世界看看都是哪儿有小说，中了魔了，那时我完全是为了写作活着。结果你又发表了几篇，并且出了一点小名，可这时你越来越感到恐慌。我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质，刚刚有点像个人了却又过了头，像个人质，被一个什么阴谋抓了来当人质，不走哪天被处决，不定哪天就完蛋。你担心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文思枯竭，那样你就又完了。凭什么我总能写出小说来呢？凭什么那些适合作小说的生活素材就总能送到一个截瘫者跟前来呢？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写呢？你又想到死了。我想见好就收吧。当一名人质实在是太累了太紧张了，太朝不保夕了。我为写作而活下来，要是写作到底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我想我再活下去是不是太冒傻气了？你这么想着你却还在绞尽脑汁地想写。我好歹又拧出点水来，从一条快要晒干的毛巾上。恐慌日甚一日，随时可能完蛋的感觉比完蛋本身可怕多了，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想人不如死了好，不如不出生的好，不如压根儿没有这个世界的好。可你并没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是想活。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不怕死。有时候，——说对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两回事，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我有时候倒是伯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价值之类，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这不对吗？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没说不该。可我为什么活得恐慌，就像个人质？后来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是的，这样说过之后 我竟然不那么恐慌了。就像你看穿了死之后所得的那份轻松？一个人质报复一场阴谋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把自己杀死。我看出我得先把我杀死在市场上，那样我就不用参加抢购题材的风潮了。你还写吗？还写。你真的不得不写吗？人都忍不住要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你不担心你会枯竭了？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活着的问题在死前是完不了的。 这下好了，您不再恐谎了不再是个人质了，您自由了。算了吧你，我怎么可能自由呢？别忘了人真正的名字是：欲望。所以您得知道，消灭恐慌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欲望。可是我还知道，消灭人性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消灭欲望。那么，是消灭欲望同时也消灭恐慌呢？还是保留欲望同时也保留人生？ 我在这园子里坐着，我听见园神告诉我，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地粉碎了一场阴谋。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 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了。 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扯。 七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天我整理我的旧像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圈子里照的照片—一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 “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面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 那时您可以想象—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质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 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10、墙下短记 一些当时看去不太要紧的事却长久扎根在记忆里。他们一向都在那儿安睡，偶然醒一下，睁眼看看，见你忙着（升迁或者遁世）就又睡去。很多年里他们轻得仿佛不在。千百次机缘错过，终于一天又看见它们，看见时光把很多所谓人生大事消磨殆尽，而它们坚定不移固守在那儿，沉沉地有了无比的重量。比如一张旧日的照片，拍时并不经意，随手放在哪儿，多年中甚至不记得有它，可忽然一天整理旧物时碰见了，拂去尘埃，竟会感到那是你的由来也是你的投奔，而很多郑重其事的留影，却已忘记是在哪儿和为了什么。 近些年我常记起一道墙，碎砖头垒的，风可以吹落砖缝间的细土。那墙很长，至少在一个少年看来是很长，很长之后拐了弯，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里去。小巷的拐角处有一盏街灯，紧挨着往前是一个院门，那里住过我少年时的一个同窗好友。叫他L吧。L和我能不能永远是好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度形影不离，我生命的一段就由这友谊铺筑。细密的小巷中，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们一起走，冬天或夏天，风声或蝉鸣，太阳到星空，十岁或者九岁的L曾对我说，他将来要娶班上一个女生（M）做老婆。L转身问我：“你呢？想和谁？”我准备不及，想想，觉得M也确是漂亮。L说他还要挣很多钱。“干吗？”“废话，那时你还花你爸的钱呀？”少年间的情谊，想来莫过于我们那时的无猜无防了。 我曾把一件珍爱的东西送给L。是什么，已经记不清。可是有一天我们打了架，为什么打架也记不清了，但丝毫不忘的是：打完架我去找L要回了那件东西。 老师说，单凭我一个人是不敢去要的，或者也想不起去要。是几个当时也对L不大满意的伙伴指点我、怂恿我，拍着胸脯说他们甘愿随我一同前去讨还，就去了。走过那道很长很熟悉的墙，夕阳正在上面灿烂地照耀，但在我的印象里，走到L家的院门时，巷角的街灯已经昏黄地亮了。不可能是那么长的墙，只可能是记忆作怪。 站在那门前，我有点害怕，身旁的伙伴便极尽动员和鼓励，提醒我：倘掉头撤退，其可卑甚至超过投降。我不能推罪责任给别人：跟L打架后，我为什么要把送给L东西的事情告诉别人呢？指点和怂恿都因此发生。我走进院中去喊L。L出来，听我说明来意，愣着看我一会儿，然后回屋那出那件东西交到我手里，不说什么，就又走回屋去。结束总是非常简单，咔嚓一下就都过去。 我和几个同来的伙伴在巷角的街灯下分手，各自回家。他们看看我手上那件东西，好歹说一句“给他干吗”，声调和表情都失去来时的热读，失望甚或沮丧料想都不由于那件东西。 我独自回家，贴近墙根走。墙很长，很长而且荒凉，记忆在这儿又出了差误，好像还是街灯未亮、迎面的行人眉目不清的时候。晚风轻柔得让人无可抱怨，但魂魄仿佛被它吹离，吹离身体，飘起在黄昏中再消失进那道墙里去。捡根树枝，边走边在墙上轻划，砖缝间的细土一股股地垂流……咔嚓一下所送走的，都扎根进记忆去酿制未来的问题。<strike>rike> 那很可能是我对于墙的第一种印象。 随之，另一些墙也从睡中醒来。 有一天傍晚“散步”，我摇着轮椅走进童年时常于其间玩耍的一片胡同。其实一向都离它们不远，屡屡在其周围走过，匆忙得来不及进去看望。 记得那儿曾有一面红砖短墙，我们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总去搅扰墙里那户人家的安宁，攀上一棵小树，扒着墙沿央告人家把我们的足球扔出来。那面墙应该说藏得很是隐蔽，在一条死巷里，但可惜那巷口的宽度很适合做我们的球门，巷口外的一片空地是我们的球场，球难免是要踢向球门的，倘临门一脚踢飞，十之八九便降落到那面墙里去。我们千般央告万般保证，揪心着阳光一会儿比一会儿暗淡，“球瘾”便又要熬磨一宿了。终于一天，那足球学着篮球的样子准确投入墙内的面锅，待一群孩子又爬上小树去看时，雪白的面条热气腾腾全滚在煤灰里。正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足球事小，我们乘暮色抱头鼠窜。几天后，我们由家长带领，以封闭“球场”为代价换回了那只足球。 那条小巷依旧，或者是更旧了。变化不多。惟独那片“球场”早被压在一家饭馆下面。红砖短墙里的人家料比是安全得多了。 我摇着轮椅走街串巷，忽然又一面青灰色的墙叫我砰然心动，我知道，再往前去就是我的幼儿园了。青灰色的墙很高，里面有更高的树。树顶上曾有鸟窝，现在没了。到幼儿园去必要经过这墙下，一俟见了这面墙，退步回家的希望即告断灭。 这样的“条件反射”确立于一个盛夏的午后，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那时的蝉鸣最为浩大。那个下午母亲要出差到很远的地方去。我最高的希望是她可能改变主意，最低的希望是我可以不去幼儿园，留在家里跟着奶奶。但两份提案均遭否决，据哭力争亦不奏效。如今想来，母亲是要在远行之前给我立下严明的纪律。哭声不停，母亲无奈说带我出去走走。“不去幼儿园！”出门时我再次申明立场。母亲领我在街上走，沿途买些好吃的东西给我，形式虽然可疑，但看看走了这么久又不像是去幼儿园的路，牵紧着母亲长裙的手遍放开，心里也略略地松坦。可是！好吃的东西刚在嘴里有了味道，迎头又来了那面青灰色高墙，才知道条条小路原来相通。虽立刻大哭，料已无济于事。但一迈进幼儿园的门槛，哭喊即自行停止，心里明白没了依靠，惟规规矩矩做个好孩子是得救的方略。幼儿园墙内，是必度的一种“灾难”，抑或只因为这一个孩子天生地怯懦和多愁。 三年前我搬了家，隔窗相望就是一所幼儿园，常在清晨的懒睡中就听见孩子进园前的嘶嚎。我特意去那园门前看过，抗拒进园的孩子其壮烈都像宁死不屈，但一落入园墙便立刻吞下哭声，恐惧变成冤屈，泪眼望天，抱紧着对晚霞的期待。不见得有谁比我更同情他们，但早早地对墙有一点感受，不是坏事。 我最记得母亲消失在那面青灰色高墙里的情景。她当然是绕过那面墙走上了远途的，但在我的印象里，她是走进那面墙里去了。没有门，但是母亲走进去了，在那里面，高高的树上蝉鸣浩大，高高的树下母亲的身影很小，在我的恐惧里那儿即是远方。 我现在有很多时间坐在窗前，看远近峭壁林立一般的高楼和矮墙。有人的地方一定有墙。我们都在墙里。没有多少事可以放心到光天化日下去做。 规规整整的高楼叫人想起图书馆的目录柜，只有上帝可以去拉开每一个小抽屉，查阅亿万种心灵秘史，看见破墙而出的梦想都在墙的封护中徘徊。还有死神按期来到，伸手进去，抓阄儿似的摸走几个。 我们有时千里迢迢——汽车呀、火车呀、飞机可别一头栽下来呀——只像是为了去找一处不见墙的地方：荒原、大海、林莽甚至沙漠。但未必就能逃脱。墙永久地在你心里，构筑恐惧，也牵动思念。比如你千里迢迢地去时，鲁宾逊正千里迢迢地回来。一只“飞去来器”，从墙出发，又回到墙。 哲学家先说是劳动创造了人，现在又说是语言创造了人。墙是否创造了人呢？语言和墙有着根本的相似：开不尽的门前是撞不尽的墙壁。结构呀、解构呀、后什么什么主义呀……啦啦啦，啦啦啦……游戏的热情永不可少，但我们仍在四壁的围阻中。把所有的墙都拆掉的愿望自古就有。不行么？我坐在窗前用很多时间去幻想一种魔法，比如“啦啦啦，啦啦啦……”很灵验地念上一段咒语，唰啦一下墙都不见。怎样呢？料必大家一齐慌作一团（就像热油淋在蚁穴），上哪儿的不知道要上哪儿了，干吗的忘记要干吗了，漫山遍野地捕食去和睡觉去么？毕竟又趣味不足。然后大家埋头细想，还是要砌墙。砌墙盖房，不单为避风雨，因为大家都有些秘密，其次当然还有一些钱财。秘密，不信你去慢慢推想，它是趣味的爹娘。 其实秘密就已经是墙了。肚皮和眼皮都是墙，假笑和伪哭都是墙，只因这样的墙嫌软嫌累，才要弄些坚实耐久的来。假设这心灵之墙可以轻易拆除，但山和水都是墙，天和地都是墙，时间和空间都是墙，命运是无穷的限制，上帝的秘密是不尽的墙，上帝所有的很可能就是造墙的智慧。真若把所有的墙都拆除，虽然很像似由来已久的理想接近了实现，但是等着瞧吧，满地球都怕要因为失去趣味而想起昏睡的鼾声，梦话亦不知从何说起。 趣味是要紧而又要紧的。秘密要好好保存。 探秘的欲望终于要探到意义的墙下。 活得要有意义，这老生常谈倒是任什么主义也不能推翻。加上个“后”字也是白搭。比如爱情，她能被物欲拐走一时，但不信她能因此绝灭。“什么都没啥了不起”的日子是要到头的，“什么都不必介意”的舞步可能“潇洒”地跳去撞墙。撞墙不死，第二步就是抬头，那时见墙上有字，写着：哥们儿你要上哪儿呢，这到底是要干吗？于是躲也躲不开，意义找上了门，债主的风度。 意义的原因很可能是意义本身。干吗要有意义？干吗要有生命？干吗要有存在？干吗要有有？重量的原因是引力，引力的原因呢？又是重量。学物理的告诉我们：千万别把运动和能量以及时空分割开来理解。我随即得了启发：也千万别把人和意义分割开来理解。不是人有欲望，而是人即欲望。这欲望就是能量，是能量就是运动，是运动就必走去前面或者未来。前面和未来都是什么和都是为什么？这必来的疑问使意义诞生，上帝便在第七天把人造成。上帝比靡菲斯特更有力量，任何魔法和咒语都不能把第七天的成就删除。在第七天以后的所有时光里，你逃得开某种意义，但逃不开意义，如同你逃得开一次旅行但你逃不开生命之旅。 你不是这种意义，就是那种意义。什么意义都不是，就掉进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你是一个什么呢？生命算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轻得称不出一点重量你可就要消失。我向L讨回那件东西，归途中的惶茫因年幼而无以名状，如今想来，分明就是为了一个“轻”字：珍宝转眼被处理成垃圾，一段生命轻得飘散了，没有了，以为是什么原来什么也不是，轻易、简单、灰飞烟灭。一段生命之轻，威胁了生命全面之重，惶茫往灵魂里渗透：是不是生命的所有段落都会落此下场呵？人的根本恐惧就在这个“轻”字上，比如歧视和漠视，比如嘲笑，比如穷人手里作废的股票，比如失恋和死亡。轻，最是可怕。 要求意义就是要求生命的重量。各种重量。各种重量在撞墙之时被真正测量。但很多生命的重量在死神的秤盘上还是轻，秤砣平衡在荒诞的准星上。因而得有一种重量，你愿意为之生也愿意为之死，愿意为之累，愿意在它的引力下耗尽性命。不是强言不悔，是清醒地从命。神圣是上帝对心魂的测量，是心魂被确认的重量。死亡降临时有一个仪式，灰和土都好，看往日轻轻地蒸发，但能听见，有什么东西沉沉地还在。不期还在现实中，只望还在美丽的位置上。我与L的情谊，可否还在美丽的位置上沉沉地有着重量？ 不要熄灭破墙而出的欲望，否则鼾声又起。 但要接受墙。 为了逃开墙，我曾走到一面墙下。我家附近有一座荒废的古园，围墙残败但仍坚固，失魂落魄的那些岁月里我摇着轮椅走到它跟前。四处无人，寂静悠久，寂静的我和寂静的墙之间，膨胀和盛开着冤屈。我用拳头打墙，用石头砍它，对着它落泪、喃喃咒骂，但是它轻轻掉落一点儿灰尘再无所动。天不变道亦不变。老柏树千年一日伸展着枝叶，云在天上走，鸟在云里飞，风踏草丛，野草一代一代落子生根。我转而祈求墙，双手合十，创造一种祷词或谶语，出声地诵念，求它给我死，要么还给我能走路的腿……但睁开眼，伟大的墙还是伟大地矗立，墙下呆坐一个不被神明过问的人。空旷的夕阳走来园中，若是昏昏睡去，梦里常掉进一眼枯井，井壁又高又滑，喊声在井里嗡嗡碰撞而已，没人能听见，井口上的风中也仍是寂静的冤屈。喊醒了，看看还是活着，喊声并没惊动谁，并不能惊动什么，墙上有青润的和干枯的台藓，有蜘蛛细巧的网，死在半路的蜗牛的身后拖一行鳞片似的脚印，有无名少年在那儿一遍遍记下的3.1415926…… 再这墙下，某个冬夜，我见过一个老人。记忆和印象之间总要闹出一些麻烦：记忆对我说未必是在这墙下，但印象总是把记忆中的那个老人搬来这墙下，说就是在这儿。……雪后，月光朦胧，车轮吱吱唧唧轧着雪路，是园中唯一的声响。这么走着，听见一缕悠沉的箫声远远传来，在老柏树摇落的雪雾中似有似无，尚不能识别那曲调时已觉其悠沉之音恰好碰住我的心绪。侧耳屏息，听出是《苏武牧羊》。曲终，心里正有些凄怆，忽觉墙影里一动，才发现一个老人盘腿端坐于墙下的石凳，黑衣白发，有些玄虚。雪地和月光，安静得也似非凡。竹箫又响，还是那首流放绝地、哀而不死的咏颂。原来箫声并不传自远处，就在那老人唇边。也许是力气不济，也许是这古曲一路至今光阴坎坷，箫声若断若续并不高亢，老人颤颤地吐纳之声亦可悉闻。一曲又尽，老人把箫管轻横腿上，双手摊放膝头，看不见他是否闭目。我惊诧而至感激，一遍遍听那箫声断处的空寂，以为是天谕或神来引领。 那夜的箫声和老人，多年在我心上，但猜不透其引领指向何处。仅仅让我活下去似不必这样神秘。直到有一天我又跟那墙说话，才听出那夜箫声是唱着“接受”，接受限制。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的存在。哭和喊都是要逃离它，怒和骂都是要逃离它，恭维和跪拜还是想逃离它。失魂落魄的年月里我常去跟那墙谈话，是，说出声，以为这样才更虔诚或者郑重，出声地请求，也出声地责问，害怕惹怒它就又出声地道歉以及悔罪，所谓软硬兼施。但毫无作用，谈判必至破裂，我的一切条件它都不答应。墙，要你接受它，就这么一个意思反复申明，不卑不亢，直到你听。直到你不是更多地问它，而是它更多地问你，那谈话才称得上谈话。 我一直在写作，但一直觉得并不能写成什么，不管是作品还是作家还是主义。用笔和用电脑，都是对墙的谈话，是如吃喝拉撒睡一样必做的事。搬家搬得终于离那座古园远了，不能随便就去，此前就料到会怎样想念它，不想最为思恋的竟是那四面矗立的围墙；年久无人过问，记得那墙头的残瓦间长大过几棵小树。但不管何时何地，一闭眼，即刻就到那墙下。寂静的墙和寂静的我之间，野花膨胀着花蕾，不尽的路途在不尽的墙间延展，有很多事要慢慢对它谈，随手记下谓之写作。 1994年10月 11、好运设计 要是今生遗憾大多，在背运的当儿，尤其在背运之后情绪渐渐平静了或麻木了，你独自呆一会儿，抽支烟，不妨想一想来世。你不妨随心所欲地设想一下（甚至是设计一下）自己的来世。你不妨试试。在背运的时候，至少我觉得这不失为一剂良药——先可以安神，而后又可以振奋，就像输惯了的赌徒把屡屡的败绩置于脑后，输光了裤子也还是对下一局存着饱满的好奇和必赢的冲动。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吗？无非是说迷信，好吧，你就迷信它一回。无非是说这不科学，行，况且对于走运和背运的事实，科学本来无能为力。无非说这是空想，这是自欺，这是做梦，没用。那么希望有用吗？希望是不是必得在被证明了是可以达到的之后才能成立？当然，这些差不多都是废话，背了运的时候哪想得起来这么多废话？背了运的时候只是想走运有多么好，要是能走运有多好。到底会有多好呢？想想吧，想想没什么坏处，干嘛不想一想呢？我就常常这样去想，我常常浪费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蠢事。 我想，倘有来世，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一副好身体。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人一生下来就有走运的和不走运的。譬如说一个人很笨，这该怨他自己吗？然而由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却完全要由他自己负责——他可能因此在兄弟姐妹之中是最不被父母喜爱的一个，他可能因此常受教师的斥责和同学们的嘲笑，他于是便更加自卑、更加萎顿，饱受了轻蔑终也不知这事到底该怨谁。再譬如说，一个人生来就丑，相当丑，再怎么想办法去美容都无济于事，这难道是他的错误是他的罪过？不是，好，不是。那为什么就该他难得姑娘们的喜欢呢？因而婚事就变得格外困难，一旦有个漂亮姑娘爱上他却又赢得多少人的惊诧和不解，终于有了孩子，不要说别人就连他自己都希望孩子千万别长得像他自己。为什么就该他是这样呢？为什么就该他常遭取笑，常遭哭笑不得的外号，或者常遭怜悯，常遭好心人小心翼翼地对待呢？再说身体，有的人生来就肩宽腿长潇洒英俊（或者婀娜妩媚娉娉婷婷），生来就有一身好筋骨，跑得也快跳得也高，气力足耐力又好，精力旺盛，而且很少生病，可有的人却与此相反生来就样样都不如人。对于身体，我的体会尤甚。譬如写文章，有的人写一整天都不觉得累，可我连续写上三四个钟头眼前就要发黑。譬如和朋友们一起去野游，满心欢喜妙想联翩地到了地方，大家的热情正高雅趣正浓，可我已经累得只剩了让大家扫兴的份儿了。所以我真希望来世能有一副好身体。今生就不去想它了，只盼下辈子能够谨慎投胎，有健壮优美如卡尔·刘易斯一般的身材和体质，有潇洒漂亮如周恩来一般的相貌和风度，有聪明智慧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般的大脑和灵感。 既然是梦想不妨就让它完美些罢。何必连梦想也那么拘谨那么谦虚呢？我便如醉如痴并且极端自私自利地梦想下去。 降生在什么地方也是件相当重要的事。二十年前插队的时候，我在偏远闭塞的陕北乡下，见过不少健康漂亮尤其聪慧超群的少年。当时我就想他们要是生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他们必都会大有作为，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必定成就非凡。但在那穷乡僻壤，吃饱肚子尚且是一件颇为荣耀的成绩，哪还有余力去奢想什么文化呢？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上学，自然也没有书读，看不到报纸电视甚至很少看得到电影，他们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便只可能遵循了祖祖辈辈的老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夏忙冬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如常地流逝，然后他们长大了，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才华逐步耗尽变作纯朴而无梦想的汉子。然后，可以料到，他们也将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地老去，唯单调的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注定的痕迹。而人为什么要活这一回呢？却仍未在他们苍老的心里成为问题。然后，他们恐惧着、祈祷着、惊慌着听命于死亡随意安排。再然后呢？再然后倘若那地方没有变化，他们的儿女们必定还是这样地长大、老去、磨钝了梦想，一代代去完成同样的过程。或许这倒是福气？或许他们比我少着梦想所以也比我少着痛苦？他们会不会也设想过自己的来世呢？没有梦想或梦想如此微薄的他们又是如何设想自己的来世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我的来世不要是他们这样，千万不要是这样。 那么降生在哪儿好呢？是不是生在大城市，生在个贵府名门就肯定好呢？父亲是政绩斐然的总统，要不是个家藏万贯的大亨，再不就是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或者父母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你从小就在一个倍受宠爱倍受恭维的环境中长大，呈现在你面前的是无忧无虑的现实，绚烂辉煌的前景，左右逢源的机遇，一帆风顺的坦途……不过这样是不是就好呢？一般来说这样的境遇也是一种残疾，也是一种牢笼。这样的境遇经常造就着蠢材，不蠢的概率很小，有所作为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凡有点水平的姑娘都不肯高攀这样的人；固然他们之中也有智能超群的天才，也有过大有作为的人物，也出过明心见性的悟者，但毕竟概率很小比例很低。这就有相当大的风险，下辈子务必慎重从事，不可疏忽大意不可掉以轻心，今生多外来生再受不住是个蠢材了。 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 生在一个介于此二者之间的位置上怎么样？嗯，可能不错。 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这样的位置怎么样？嗯，不错。 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这位置如何？嗯！不错，好！ 既有博览群书并人学府深造的机缘，又有浪迹天涯独自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可好？好。确实不错。好虽好，不过这样的位置在哪儿呢？ 在下辈子。在来世。只要是好，咱可以设计。咱不慌不忙仔仔细细地设计一下吧。我看没理由不这样设计一下。甭灰心，也甭沮丧，真与假的说道不属于梦想和希望的范畴，还是随心所欲地来一回“好运设计”吧。 你最好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 也就是说，你父亲是知识分子但千万不要是那种炙手可热过于风云的知识分子，否则，“贵府名门”‘式的危险和不幸仍可能落在你头上：你将可能没有一个健全、质朴的童年，你将可能没有一群浪漫无猜的伙伴，你将会错过唯一可能享受到纯粹的友情、感受到圣洁的优伤的机会，而那才是童年，才是真正的童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童年的痴拙，若不能默然长思或仍耿耿于怀孩提时光的往事，当是莫大的缺憾，对于我们的“好运设计”，则是个后患无穷的错误。你应该有一大群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作你的朋友，你跟他们一块认真地吵架并且翻脸，然后一块哭着和好如初。把你的秘密告诉他们，把他们告诉给你的秘密对任何人也不说，你们订一个暗号，这暗号一经发出你们一个个无论正在干什么也得从家里溜出来，密谋一桩令大人们哭笑不得的事件。当你父母不在家的时候，随便找个理由把你的好朋友都叫来——比如说为了你的生日或为了离你的生日还差一个多月，你们痛痛快快随心所欲地折腾一天。折腾饿了就把冰箱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然后继续载歌载舞地庆祝，直到不小心把你父亲的一件贵重艺术品摔成分文不值，你们的汗水于是被冻僵了一会儿，但这是个机会是你为朋友们献身的时刻，你脸色煞白但拍拍胸脯说这怕什么这没啥了不起，随后把朋友们都送走，你独自胆战心惊地策划一篇谎言（要是你家没有猫，你记住：邻居家不一定都没有猫）。你还可以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冒险，到一个据说最可怕的地方，比如离家很远的一片野地、一幢空屋、一座孤岛、孤岛上废弃的古刹、古刹四周阴森零落的荒冢……都是可供选择的地方，你从自己家的抽屉里而不要从别人家的抽屉里拿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你们瞒过父母，必要的话还得瞒过姐姐或弟弟；你们可以不带那些女孩子去，但如果她们执意要跟着也就别无选择，然后出发，义无返顾。把你的新帽子扯破了新鞋弄丢了一只这没关系，把膝盖碰出了血把白衬衫上洒了一瓶紫药水这没关系，作业忘记做了还在书包里装了两只活蛤蟆一只死乌鸦这都毫无关系，你母亲不会任你，因为当晚霞越来越淡继而夜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你父亲也沉不住气了，他正要动身去报案，你们突然都回来了，累得一蹋糊涂但毕竟完整无缺地回来了，你母亲庆幸还庆幸不过来呢还会再存什么别的奢望吗？“他们回来啦，他们回来啦！”仿佛全世界都和平解放了，一群群平素威严的父亲都乖乖地跑出来迎接你们，同样多的一群母亲此刻转忧为喜光顾得摩挲你们的脸蛋和亲吻你们的脑门儿：“你们这是上哪儿去了呀，哎哟天哪，你们还知道回来吗！”你就大模大样地躺在沙发上呼吃唤喝，“累死了，哎呀真是累死了！”你就这样，没问题，再讲点莫须有的惊险故事既吓唬他们也陶醉自己，你就得这样。只要这样，一切帽子、裤子、鞋、作业和书包、活蛤蟆以及死乌鸦，就都微不足道了。（等你长到我这样的年龄时，你再告诉他们那些惊险的故事都是你为了逃避挨揍而获得的灵感，那时你年老的父母肯定不会再补揍你一顿，而仍可能摩挲你的脸甚至吻你的脑门儿了。）但重要的是，这次冒险你无论如何得安全地回来——就像所有的戏剧还没打算结束时所需要的那样，否则接下去的好运就无法展开了。不错，你童年应该是这样的，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设计，一个幸运者的童年就得是这样。我的纸写不下了，待实施的时候应该比这更丰富多彩。比如你还可颇具分寸地惹一点小祸，一个幸运的孩子理应意过一点小祸，而且理应遇到过一些困难，遇到过一两个骗子、一两个坏人、一两个蠢货和一两个不会发愁而很会说话的人。一个幸运的孩子应该有点野性。当然你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因为一个幸运的人必需从小受到文化的熏陶，野到什么份上都不必忧虑但要有机会使你崇尚知识，之所以把你父亲设计为知识分子，全部的理由就在于此。 你的母亲也要有知识，但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关心书胜过关心你。也不要像某些愚蠢的知识妇女，料想自己功名难就，便把一腔希望全赌在了儿女身上，生了个女孩就盼她将来是个居里夫人，养了个男娃就以为是养了个小贝多芬。这样的母亲千万别落到咱头上，你不听她的话你觉得对不起她，你听了她的话你会发现她对不起你。她把你像幅名画似地挂在墙上后退三步眯起眼睛来观赏你，把你像颗话梅似地含在嘴里颠来倒去地品味你。你呢？站在那儿吱吱嘎嘎地折磨一把挺好的小提琴，长大了一想起小提琴就发抖，要不就是没日没夜地背单词背化学方程式，长大了不是傻瓜就是暴徒。你的母亲当然不是这样。有知识不是有文凭，你的母亲可以没有文凭。有知识不是被知识霸占，你的母亲不是知识的奴隶。有知识不能只是有对物的知识，而是得有对人的了悟。一个幸运者的母亲必然是一个幸运的母亲，一个明智的母亲，一个天才的母亲，她自打当了母亲她就得了灵感，她教育你的方法不是来自于教育学，而是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由衷的颤栗与祈祷，由衷的镇定和激情。在你幼小的时候她只是带着你走，走在家里，走在街上，走到市场，走到郊外，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从不有目的地给你一个方向，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所爱的这个世界。等你长大了，她就放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去，她深信你会爱这个世界，至于其它她不管，至于其它那是你的自由你自己负责。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你能常常回来，你能有时候回来一下。 在你两三岁的时候你就光是玩，成天就玩，别着急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弄通百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去玩一把没有钥匙的锁和一把没有锁的钥匙，去玩撒尿和泥，然后用不着洗手再去玩你爷爷的胡子。到你四五岁的时候你还是玩，但玩得要高明一点了，在你母亲的皮鞋上钻几个洞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往你父亲录音机里撒把沙子听听声音会不会更奇妙。上小学的时候，我看你门门功课都得上三四分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去做些别的事，以便让你父母有机会给人家赔几块玻璃。一上中学尤其一上高中，所有的熟人几乎都不认识你了，都得对你刮目相看：你在数学比赛上得奖，在物理比赛上得奖，在作文比赛上得奖，在外语比赛上你没得奖但事后发现那不过是教师的一个误判。但这都并不重要，这些奖啊奖啊奖啊并不足以构成你的好运，你的好运是说你其实并没花太多时间在功课上。你爱好广泛，多能多才，奇想迭出，别人说你不务正业你大不以为然，凡兴趣所至仍神魂聚注若癫若狂。 你热爱音乐，古典的交响乐，现代的摇滚乐，温文尔雅的歌剧清唱剧，粗犷豪放的民谣村歌，乃至悠婉凄长的叫卖，孤零萧瑟的风声，温馨闲适的节日的音讯。你都听得心醉神迷，听得怆然而沉寂，听出激越和威壮，听到玄缈与空冥，你真幸运，生存。之神秘注入你的心中使你永不安规守矩。 你喜欢美术，喜欢画作，喜欢雕塑，喜欢异彩纷呈的烧陶，喜欢古朴稚拙的剪纸，喜欢在渺无人迹的原野上独行，在水阔天空的大海里驾舟，在山林荒莽中跋涉，看大漠孤烟，看长河落日，看鸥鸟纵情翱飞，看老象坦然赴死，你从色彩感受生命，由造型体味空间，在线条上嗅出时光的流动，在连接天地的方位发现生灵的呼喊。你是个幸运的人因为你真幸运，你于是匍匐在自然造化的脚下，奉上你的敬畏与感恩之心吧，同时上苍赐予你不屈不尽的创造情怀。 你幸运得简直令人嫉妒，因为体育也是你的擅长。9"91，懂吗？2：5'59"，懂吗？就是说，从一百米到马拉松不管多长的距离没有人能跑得过你；2。45ｍ，8。91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没人比你跳得高也没人比你跳得远；突破23ｍ、80ｍ、100ｍ，就是说，铅球也好铁饼也好标枪也好，在投掷比赛中仍然没有你的对手。当然这还不够，好运气哪有个够呢？差不多所有的体育项目你都行：游泳、滑雪、溜冰、踢足球、打篮球，乃至击剑、马术、射击、乃至铁人三项……你样样都玩得精彩、洒脱、漂亮。你跑起来浑身的肌肤像波浪一样滚动，像旗帜一般飘展；你跳起来仿佛土地也有了弹性，空中也有着依托，你披波戏水、屈仲舒卷，鬼没神出；在冰原雪野，你翻转腾挪，如风驰电掣；生命在你那儿是一个节日，是一个庆典，是一场狂欢……那已不再是体育了，你把体育变得不仅仅是体育了，幸运的人，那是舞蹈，那是人间最自然最坦诚的舞蹈，那是艺术，是上帝选中的最朴实最辉煌的艺术形式。这时连你在内，连你的肉体你的心神，都是艺术了，你这个幸运的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偏偏是你被上帝选作了美的化身。 接下来你到了恋爱的季节。你18岁了，或者19或者20岁了。这时你正在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读一个最令人仰慕的系最令人敬畏的专业，你读得出色，各种奖啊奖啊又闹着找你。现在你的身高已经是1米88，你的喉结开始突起，嘴唇上开始有了黑色但还柔软的胡须，就是在这时候你的嗓音开始变得浑厚迷人，就是在这时候你的百米成绩开始突破10秒，你的动静坐卧举手投足都流溢着男子汉的光彩……总之，由于我们已经设计过的诸项优点或者说优势，明显地追逐你的和不露声色地爱慕着你的姑娘们已是成群结队，你经常在教室里看见她们异样的目光，在食堂里听出她们对你嘁嘁嚓嚓的议论，在晚会上她们为你的歌声所倾倒，在运动会上她们被你的身姿所激动而忘情地欢呼雀跃，但你一向只是拒绝，拒绝，婉言而真诚地拒绝，善意而巧妙地逃避，弄得一些自命不凡的姑娘们委屈地流泪。但是有一天，你在运动场上正放松地慢跑，你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也在慢跑，她的健美一点不亚于你。她修长的双腿和矫捷的步伐一点不亚于你，生命对她的宠爱、青春对她的慷慨这些绝不亚于你，而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你，她顾自跑着目不斜视，仿佛除了她和她的美丽这世界上并不存在其它东西，甚至连她和她的美丽她也不曾留意，只是任其随意流淌，任其自然地涌荡。而你却被她的美丽和自信震慑了，被她的优雅和茁壮惊呆了，你被她的倏然降临搞得心恍神惚手足无措。（我们同样可以为她也作一个“好运设计”，她是上帝的一个完美的作品，为了一个幸运的男人这世界上显然该有一个完美的女人，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于是你不跑了，伏在跑道边的栏杆上忘记了一切，光是看她。她跑得那么轻柔，那么从容，那么飘逸，那么灿烂。你很想冲她微笑一下向她表示一点敬意，但她并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她跑了一圈又一圈却从来没有注意到你，然后她走了。简单极了，就是说她跑完了该走了，就走了。就是说她走了，走了很久而你还站在原地。就是说操场上空空旷旷只剩了你一个人，你头一回感到了惆怅和孤零——她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来。但你把她记在了心里。但幸运之神依然和你在一起。此后你又在图书馆里见到过她，你费尽心机总算弄清了她在哪个系。此后你又在游泳池里见到过她，你拐弯抹角从别人那儿获悉了她的名字。此后你又在滑冰场上见到过她，你在她周围不露声色地卖弄你的千般技巧万种本事，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后你又在朋友家里和她一起吃过一次午饭（你和你的朋友为此蓄谋已久），这下你们到底算认识了，你们谈了很多，谈得融洽而且热烈。此后不是你去找她，就是她来找你，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是她来找你就是你去找她，春夏秋冬……总之，总而言之，你们终成眷属。你是一个幸运的人——至少我们的“幸运设计”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万事如意。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好运设计”至此显得有些潦草了。是的。不过绝不是我们无能把它搞得更细致、更完善、更浪漫、更迷人，而是我忽然有了一点疑虑，感到了一点困惑，有一道淡淡的阴影出现了并正在向我们靠近，但愿我们能够摆脱它，能够把它销解掉。 阴影最初是这样露头的：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如此顺利、如此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中饱尝幸福吗？也就是说，没有挫折，没有坎坷，没有望眼欲穿的企盼，没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没有痛不欲生的痴癫与疯狂，没有万死不悔的追求与等待，当成功到来之时你会有感慨万端的喜悦吗？在成功到来之后还会不会有刻骨铭心的幸福？或者，这喜悦能到什么程度？这幸福能被珍惜多久？会不会因为顺利而冲淡其魅力？会不会因为圆满而阻塞了渴望，而限制了想象，而丧失了激情，从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是遵从了一套经济规律、一种生理程序、一个物理时间，心路却已荒芜，然后是腻烦，然后靠流言蜚语排遣这腻烦，继而是麻木，继而用插科打诨加剧这麻木——会不会？会不会是这样？地球如此方便如此称心地把月亮搂进了自己的怀中，没有了阴晴圆缺，没有了潮汐涨落，没有了距离便没有了路程，没有了斥力也就没有了引力，那是什么呢？很明白，那是死亡。当然一切都在走向那里，当然那是一切的归宿，宇宙在走向热寂。但此刻宇宙正在旋转，正在飞驰，正在高歌狂舞，正借助了星汉迢迢，借助了光阴漫漫，享受着它的路途，享受着坍塌后不死的沉吟，享受着爆炸后辉煌的咏叹，享受着追寻与等待，这才是幸运，这才是真正的幸运，恰恰死亡之前这波澜壮阔的挥洒，这精彩纷呈的燃烧才是幸运者得天独厚的机会。你是一个幸运者，这一点你要牢记。所以你不能学那凡夫俗子的梦想，我们也不能满意这晴空朗日水静风平的设计。所谓好运，所谓幸福，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程序，而完全是心灵的感受，是强烈的幸福感罢了。幸福感，对了。没有痛苦和磨难你就不能强烈地感受到幸福，对了。那只是舒适只是平庸，不是好运不是幸福，这下对了。 现在来看看，得怎样调整一下我们的“设计”，才能甩掉那不祥的阴影，才能远远离开它。也许我们不得不给你加设一点小小的困难，不太大的坎坷和挫折，甚至是一些必要的痛苦和磨难，为了你的幸福不致贬值我们要这样做，当然，会很注意分寸。 仍以爱情为例。我们想是不是可以这样：一开始，让你未来的岳父岳母对你们恋爱持反对态度，他们不大看得上你，包括你未来的大舅子、小姨子、大舅子的夫人和小姨子的男朋友等等一干人马都看不上你。岳父说要是这样他宁可去死。岳母说要是这样她情愿少活。大舅子于是奉命去找了你们单位的领导说你破坏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小姨子流着泪劝她的姐姐三思再三思，爹有心脏病娘有高血压。岳父便说他死不瞑目。岳母说她死后作鬼也不饶过你们。你是个幸运的人你真没看错那个姑娘，她对你一往情深始终不渝，她说与其这样不如她先于他们去死，但在死前她有必要提个问题：“请问他哪点儿不好呢？”不仅这姑娘的父母无言以对，就连咱们也无以作答，按照已有的设计，你好像没有哪点不好，你简直无懈可击，那两个老人倘不是疯子不是傻瓜不是心理变态，他们为什么会反对你成为他们的女婿呢？故对此得做一点修改，你不能再是一个完人，你得至少有一个弱点，甚至是一种很要紧的缺欠，一种大凡岳父母都难以接受的缺欠。然后你在爱情的鼓舞下，在那对蛮横老人颇合逻辑的蔑视的刺激下，痛下决心破釜沉舟发奋图强历尽艰辛终于大功告成终于光彩照人终于震撼了那对老人，令他们感动令他们愧悔于是心悦诚服地承认了你这个女婿，使你热泪盈眶欣喜若狂忽然发现天也是格外的蓝地球也是出奇的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幸福地久天长……是不是得这样呢？得这样。大概是得这样。 什么样的缺欠呢？你看给你设计什么样的缺欠比较适合？ 笨？不不，这不行，笨很可能是一件终生的不幸，几乎不是努力可以根本克服的，此一点应坚决予以排除。 丑呢？不，丑也不行，丑也是无可挽回的局面，弄不好还会殃及后代，不行，这肯定不行。 无知呢？行不行？不，这比笨还不如，绝对的（或相当严重的）无知与白痴没有什么区别；而相对的无知又不是一项缺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你总得作一点让步嘛。譬如说木讷一点，古板一点行吗？缺乏点活力，缺乏点朝气，缺乏点个性，缺乏点好奇心，譬如说这样，行吗？噢，你居然还在问“行吗”，再糟糕不过！接下来你会发现你还缺乏勇气，缺乏同情，缺乏感觉，遇事永远不会激动，美好不能使其赞叹，丑恶也不令其憎恶，你既不懂得感动也不懂得愤怒，你不怎么会哭又不大会笑，这怎么能行？你还是活的吗？你还能爱吗？你还会为了爱而痛苦而幸福吗？不行。 那么狡猾一点可以吗？狡猾，唉，其实人们都多多少少地有那么一点狡猾，这虽不是优点但也不必算作缺点，凡要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种类，有点狡猾也是在所难免。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若是存心算计别人、不惜坑害别人的狡猾可不行，那样的人我怕大半没什么好下场。那样的人同样也不会懂得爱（他可能了解性，但他不懂得爱，他可能很容易猎获性器的快感，但他很难体验性爱的陶醉，因为他依靠的不是美的创造而仅仅是对美的赚取），况且这样的人一般来说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才华和魅力，否则也无需选用了狡猾。不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想，狡猾都不行。 要不，有一点病？噢老天爷，千万可别，您饶了我吧，无论如何帮帮忙，下辈子万万不能再有病了，绝对不能。咱们辛辛苦苦弄这个“好运设计”因为什么您知道不？是的您应该知道，那就请您再别提病，一个字也别提。 只是有一点小病呢？小病也不行，发烧感冒拉肚子？不不，这没用，有点小病不构成对什么人的威胁，也不能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最终使你的幸福加倍，有也是白有。但绝不是说你没病则已，有就有它一种大病，不不！绝没有这个意思；你必须要明白，在任何有期徒刑（注意：有期）和有一种大病之间，要是你非得作出选择不可的话，你要选择前者，前者！对对，没有商量的余地。要是你得了一种大病，别急，听我说完，得了一种足以使你日后的幸福升值的大病，而这病后来好了，这怎么样？唔，这倒值得考虑。你在病榻上躺了好几年，看见任何一个健康的人你都羡慕，你想你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你都知足，然后你的病好了，完好如初，这怎么样？说下去。你本来已经绝望了，你想即便不死未来的日子也是无比黯淡，你想与其这样倒不如死了痛快，就在这时你的病情突然有了转机。说下去。在那些绝望的白天和黑夜，你祷告许愿，你赌咒发誓，只要这病还能好，再有什么苦你都不会觉得苦再有什么难你都不会觉得难，默默无闻呀，一贫如洗呀，这都有什么关系呢？你将爱生活，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时，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奇迹使你完全恢复了健康，你又是那么精力旺盛健步如飞了。这样好不好？好极了，再往下说。你本来想只要还能走就行，可你现在又能以9"91的速度飞跑了；你本来想只要再能跳就好了，可你现在又可以跳过2。45ｍ了；你本来想只要还能独立生活就够了，可现在你的用武之地又跟地球一样大了；你本来想只要还能算个人不致于把谁吓跑就谢天谢地了，可现在喜欢你的好姑娘又是数不胜数铺天盖地而来了。往下说呀，别含糊，说下去。当然你痴心不改——这不是错误，大劫大难之后人不该失去锐气，不该失去热度，你镇定了但仍在燃烧，你平稳了却更加浩荡，你依然爱着那个姑娘爱得山高海深不可动摇，这时候你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自然也不会再反对你们的结合了，不仅不反对而且把你看作是他们的光彩是他们的荣耀是他们晚年的福气是他们九泉之下的安慰。此刻你是多么幸福，你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在蓝天阔野中跑，在碧波白浪中游，你会是怎样地幸福！现在就把前面为你设计的那些好运气都搬来吧，现在可以了，把它们统统搬来吧，劫难之后失而复得，现在你才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了。苦尽甜来，对，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好运道。 苦尽甜来，对，只要是苦尽甜来其实怎么都行，生生病呀，失失恋呀，要要饭呀，挨挨揍呀（别揍坏了），被抄抄家呀，坐坐冤狱呀，只要能苦尽甜来其实都不是坏事。怕只怕苦也不尽，甜也不来。其实都用不着甜得很厉害，只要苦尽也就够了。其实都用不着什么甜，苦尽了也就很甜了。让我们为此而祈祷吧。让我们把这作为一条基本原则，无论如何写进我们的“好运设计”中去吧，无论如何安排在头版头条。 问题是，苦尽甜来又怎样呢？苦尽甜来之后又当如何？哎哟，那道阴影好像又要露头。苦尽甜来之后要是你还没死，以后的日子继续怎样过呢？我们应当怎样继续为你设计好运呢？好像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我们并没能把它解决。当然现在你可以不断地忆苦思甜，不断地知足常乐，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你以后的生活设计得无比顺利，但这样下去我们是不是绕了一圈又回到那不祥的阴影中去了？你将再没有企盼了吗？再没有新的追求了吗？那么你的心路是不是又在荒芜，于是你的幸福感又要老化、萎缩、枯竭了呢？是的，肯定会是这样。幸福感不是能一次给够的，一次幸福感能维持多久这不好计算，但日子肯定比它长，比它长的日子却永远要依靠着它。所以你不能失去距离，不能没有新的企盼和追求，你一时失去了距离便一时没有了路途，一时没有了企盼和追求便一时失去了兴致和活力，那样我们势必要前功尽弃，那道阴影必不失时机地又用无聊、用乏味、用腻烦和麻木来纠缠你，来恶心你，同时葬送我们的“好运设计”。当然我们不会答应。所以我们仍要为你设计新的距离，设计不间断的企盼和追求。不过这样你就仍然要有痛苦，一直要有。是的是的，一时没有了痛苦的衬照便一时没有了幸福感。 真抱歉，我们没想到会是这样。我们一向都是好意，想使你幸福，想使你在来世频交好运，没想到竟还得不断地给你痛苦。那道讨厌的阴影真是把咱们整惨了。看看吧，看看是否还有办法摆脱它。真对不起，至少我先不吹牛了，要是您还有兴趣咱们就再试试看，反正事已至此，我想也不必草草率率地回心转意，看在来世的份上，就再试试吧。 看来，在此设计中不要痛苦是不大可能了。现在就只剩下了一条路：使痛苦尽量小些，小到什么程度并没有客观的尺度，总归小到你能不断地把它消灭就行了。就是说，你能够不断地克服困难，你能够不断地跨越距离，你能够不断地实现你的愿望，这就行了。痛苦可以让它不断地有，但你总是能把它消灭，这就行了，这样你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混帐玩意儿而不断地得到幸福感了。只要这样行了，接下来的事由我们负责。我们将根据以上要求为你设计必要的才能、必要的机运、必要的心理素质、意志品质，以及必要的资金、器械、设施、装备，乃至大夫护士、贤妻良母、孝子乖孙等等一系列优秀的后勤服务。总之，这些我们都能为你设计，只要一个人永远是个胜利者这件事是可能的，只要这样，我们的“好运设计”就算成了。只好也就这样了，这样也就算成了。 不过，这是不是可能的？你见没见过永远的胜利者？好吧，没见过并不说明这是不可能的，没见过的我们也可以设计。你，譬如说你就是一个永远的胜利者，那么最终你会碰见什么呢？死亡。对了，你就要碰见它，无论如何我们没法使你不碰见它，不感到它的存在，不意识到它的威胁。那么你对它有什么感想？你一生都在追求，一直都在胜利，一向都是幸福的，但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想你终于追求到了什么呢？你的一切胜利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这时你不沮丧，不恐惧，不痛苦吗？你就像一个被上帝惯坏了的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从来没遭遇过绝境，但死神终于驾到了，死神告诉你这一次你将和大家一样不能幸免，你的一切优势和特权（即那“好运设计”中所规定的）都已被废黜，你只可俯首贴耳听凭死神的处置。这时候你必定是一个最痛苦的人，你会比一生不幸的人更痛苦（他已经见到了的东西你却一直因为走运而没机会见到），命运在最后跟你算总帐了（它的帐目一向是收支平衡的），它以一个无可逃避的困境勾销你的一切胜利。它以一个不容质疑的判决报复你的一切好运，最终不仅没使你幸福反而给你一个你一直有幸不曾碰到的——绝望。绝望，当死亡到来之际这个绝望是如此地货真价实，你甚至没有机会考虑一下对付它的办法了。 怎么办？你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你说事情不会是这样，你的胜利依旧还是胜利，它会造福于后人；你的追求并没有白费，它将为后人铺平道路；而这就是你的幸福，所以你不会沮丧不会痛苦你至死都会为此而感到幸福。这太好了，一个真正的幸运者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有如此高尚的情操——让我们暂时忘记我们只是在为自己设计好运吧，或者让我们暂时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有同样的好运吧——一个幸运者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住自己的好运，才能使自己最终得享平安和幸福。但是——但是！就算我们没有发现您的不诚实，一个如您这般聪明高尚的人总该知道您正在把后人的路铺向哪儿吧？铺到哪儿才算成功了呢？铺到所有的人都幸福都没了痛苦的地方？那么他们不是又将面对无聊了吗？当他们迎候死亡时不是就不能再像您这样，以“为后人铺路”而自豪而高尚而心安理得了吗？如果终于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幸福都没了痛苦，您的高尚不就成了一场骗局您的胜利又怎么能胜得过阿Q呢？我们处在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您再诚实点，事情可能会更难办：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走向哪儿？我们再朝哪儿走？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欢乐何在？我们的幸福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 是的。我们已入绝境。现在就是对此不感兴趣都不行了，你想糊弄都糊弄不过去了，你曾经不是傻瓜你如今再想是也晚了，傻瓜从一开始就不对我们这个设计感兴趣。而你上了贼船，这贼船已入绝境，你没处可退也没处可逃。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只占着一项便宜，那就是死神还没驾到，我们还有时间想想对付绝境的办法，当然不是逃跑，当然你也跑不了。其它的办法，看看，还有没有。 过程。对，过程，只剩了过程。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不信你可以慢慢想一想，什么光荣呀，伟大呀，天才呀，壮烈呀，博学呀，这个呀那个呀，都不行，都不是绝境的对手，只要你最最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过程你无论怎样都得落人绝境，只要你仍然不从目的转向过程你就别想走出绝境。过程——只剩了它了。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夺剥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现在你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想你会说得多么自信，现在你对一切神灵鬼怪说谢谢你们给我的好运，你看看谁还能说不。 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玩够，但你却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的巧妙设计。 但是我们的设计呢？我们的设计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如果为了使你幸福，我们不仅得给你小痛苦，还得给你大痛苦，不仅得给你一时的痛苦，还得给你永远的痛苦，我们到底帮了你什么忙呢？如果这就算好运，我，比如说我——我的名字叫史铁生，这个叫史铁生的人又有什么必要弄这么一份“好运设计”呢？也许我现在就是命运的宠儿？也许我的太多的遗憾正是很有分寸的遗憾？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所以有那么一天我终于要写一篇题为“好运设计”的散文，并且顺理成章地推出了我的好运？多谢多谢。可我不，可我不！我真是想来世别再有那么多遗憾，至少今生能作作好梦！ 我看出来了——我又走回来了，又走到本文的开头去了。我看出来了，如果我再从头开始设计我必然还是要得到这样一个结尾。我看出来了，我们的设计只能就这样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上帝爱我！——我们的设计只剩这一句话了，也许从来就只有这一句话吧。 一九九０年 12、两个故事 有一年秋天,我在地坛公园遇见一个老人。 柏籽随风摇落,银杏的叶子开始泛黄我在那园子东南角的树林里无聊地坐着,翻开书,其实也不看,只是想季节真是神秘,万物都在它的掌握之中。 这时候我看见夕阳里走来一个老人。我想等他走过去然后点支烟继续享受这秋日黄昏的宁静;有些老人总对抽烟的年轻人抱有偏见。我把烟捏在手里,等着,看一条长长的影子向我游近。那影子在草地起伏、变形,快要爬上对面的一棵树干时停下来。“借个火,小老弟。”一顶旧草帽和草帽下一张堆笑的脸已经凑到我跟前。我给他把烟点上.自己也点上。他没仕有要离开的意思、挎包扔在地上,蹲下来看我的轮椅,对轮椅的结构提出很内行的批评。见我并不热情他站起来,绕着我走圈儿, 没话找话跟我搭汕:今年的气候不正常呀,你有多大年纪呀尝尝我这烟吧这烟如何如何地好,以及这么年轻你怎么就把腿弄成这样,用没用过云南白药和看没看过藏医,等等。我想不宜再对他冷淡,也该对他有所关心才好。 “您呢、”我说,“这是上哪儿去?’ 他脸上的给纹于是松开.笑容淡下去不断地眺望树梢和树梢以上的天空。‘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从来如此,并无异常。惟夕阳灿烂, 久视令人目弦。 “依你说呢小老弟，最后我们都是上哪里去？” 我疑惑地看着他，表情中必已流露了对他的重视。 “别这样小老弟，所有的话都不过是说着玩玩儿。” 他坐下，掀去草帽，掸他满头的白发，不停地掸，于是乎很久他不再言语。我敢说那是一种空前的景象：头皮屑飘落如雪，纷纷扬扬总有一刻钟之久才见稀疏。 “小老弟，要不要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仿佛雪住了，云开天青他再次露出笑脸。我心里挺不高兴，这老半天莫非倒是我在等你讲什么故事？我心说，你要是不走我可要走了，但我却随口应道：“什么故事？”人有时候就这么言不由衷。 “关于我的，不过到最后，还有一个比我更不走运的人。” 以下是他讲的故事。 我是个叛徒。不，我是说真的。铁案如山。是呀，现在是真的铁案如山了。现在，这件事，只有我自己可以不信了。再过几年，等我死了，就没人不信了。 其实一样，单我自己不信管什么？什么事都一样，要是没人作证，多大的事也等于零。这些日子我老想：要是你压根儿就是一个人活在孤岛上没人知道，你跟死了有什么不一样？ 我的故事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我知道我是怎么一个人，可是我没有证据。我没有证据倒不是说这事本来就没有证据，是说我拿不到证据。拿不到，也不是说还没拿到，对，曾经是还没拿到，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肯定拿不到了。肯定拿不到跟从来没有其实一样。 你是不是看我有点儿精神不太正常？好，你觉得没有就好，听我说。 刚才你问我上哪儿去，我现在是哪儿也不用去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家谁也跑不了都要去的地方了。“条条大路通罗马”，我看压根儿就是指的那地方。可这之前我一直在东奔西走，差不多半辈子，我都在找一个人，几十年里只要有一点他的线索我也不放过，哪怕是地角天边我也要去查看个究竟，因为......因为这个世界总共就两个人知道我不是叛徒，除了我就只有他。 他叫刘国华。 也许你在电影里见过，过去，敌后工作，经常是单线联系。就是说，一个人只与一个人联系，一个人只受一个人领导，张三领导李四，李四领导王五，但是张三并不领导王五，张三也不知道王五在干嘛，甚至压根儿不知道有王五这么个人。要不就是张三领导李四，也领导王五，但李四和王五互相谁也不知道谁。为什么？啊，你真是年轻。这么说吧，除了张三，不管是谁叛变了，都只可能再出卖一个，不至于破坏整个组织。张三也是只与他的一个上级联系，要是他叛变了，他能出卖的人也就不会太多。什么，你说这是对朋友的不信任？嘿呀小老弟，你真是太天真了，刚才我远远地瞧见你，我就想，这个年轻人，以后的日子有他受。现实！懂吗，小老弟？它跟希望不一样，它要不是跟希望越差越远就很不错了。好了，我不跟你争，这事你不懂也许倒好。 你还想不想听我的故事？好，慢慢儿听，没准儿不白听。 总之我是单线联系的最后一环，我只听从我惟一的上级的指示，至于他听从谁的指示我不管，至于他还领导谁我也不问，也没想过要问，问也白问，再问就是犯纪律。 我的上级就是刘国华，老刘。最后一次，他指示我打入敌人内部，以叛徒的方式打进到敌人内部去。当然是为了搞情报。简单说吧，我干成了，并且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实际当然不会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实际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危险的，比如说...... 唉，不说了吧，那些事更是只有我自己知道。 电影？电影毕竟是电影，不过我不反对你按照电影里那样去想象。 可是，就在我好不容易打入敌人内部之后不久，我们胜利了。就是说我打入敌人内部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干什么我们就全面胜利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没干就不需要我再干什么了。这真让人窝火，让人觉的委屈，一切一切不都白废了吗？不不，麻烦并不在这儿，胜利了怎么说都是好的，这我想得通，一切还不都是为了胜利吗？麻烦的是，胜利之后我再也找不到刘国华了。 老刘，对，找不到了。问谁谁也不知道。不知道，多简单，可我呢，怎么办？只有老刘知道我是谁，是怎么回事，只有他能证明我其实并不是叛徒，只有他知道我的叛变其实是为了什么。可是找不到刘国华你说什么也没有用，没人知道你。可老刘他无影无踪，就是找不到。 就这么，我找了他几十年。 全中国有多少刘国华呀！几十年里我见的刘国华有一百多个，男的女的，东北的，西南的，活着的和死了的，可都不是我要找的那个刘国华。 我没有放弃希望。几十年我一直坚定着一个信心：除非我死了我不信我就找不到他，不信这笔糊涂帐就说不清楚。我是叛徒？笑话！那是因为我还没找到老刘，等我找着老刘你们再后悔吧，再看看你们是不是把一个英雄给冤枉了吧！ 我也想过，莫非老刘他已经死了？我宁可不这么想，在没找到老刘的尸首或者他确实已经死了的证据之前，我必须得找他，这是我惟一的希望啊。这几十年我能活过来，还不就因为这个？ 老刘他真要是死了那也就什么甭说了。 老刘他要是个没良心的人，那，我也就认命了。 我四十岁才成家。有个女人跟了我，她说她信我不是瞎说，她说不是瞎说一瞧就知道，用不着什么证据。也有的人对我的话将信将疑，可是你说了半天一点儿证据也拿不出来这算什么回事？有谁会说自己是坏蛋吗？平心而论是这么个理。说到底我得找到老刘。我老婆甘心情愿跟了我，打一过门就跟我一起找这个刘国华。什么英雄不英雄的，老也老了我早己不在乎那玩意了，我只是想不能让我老婆白信任我一回，不能让她总这样跟我受这样糊涂罪了。依着她早就不找了。她说不如赶紧生个孩子过咱们的日子吧。她是真喜欢孩子。可我总想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要也不晚。就这么弄来弄去有一天我看见她悄悄掉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完了，甭生了，已经绝经了。现在想想，我倒真也算得上是英明，要了又怎么着？叛徒的儿子，长大了也得埋怨我。 总之，那时候我一门心思非找到刘国华不可。 除了台湾，我一点儿不夸张，全国二十多个省我都走到了，所有的市，县我都托人或者写信去打听过了。直到不久前，有个曾经化名刘国华在敌后工作过的老同志。哎哟我想这回有门儿，连我老婆都说这回八成错不了啦。我立刻就去了。在那个镇子上，一个青砖红瓦的小院儿里，果然，是他，是老刘，是我要找的那个刘国华。当然他是老多了，不过错不了，这么多年他的模样总在我眼前晃，再怎么老我还能认不出他？ 可他已经不能算是活人了。 他活倒还活着，可对我来说，他其实是死了。 他的家人把我引进门，把我引到老刘的床前。我说：“哎哟老刘喂我可算找着你喽！你还认得我不？”我泣不成声，哭得站也站不稳，一下子跪倒在他床前，可他瞪着两大眼珠子什么表情也没有。你猜怎么着？他是植物人了。 他家里人说，刚刚胜利没两天他就躺下了，中风不语。开始还明白点儿事，整天“啊...啊...啊”地躺在床上干着急，话也不会说字也不会写，过了几天干脆人事不知了。领导把他送回家，组织关系转到县上，生活，医疗倒都不用愁，家里人照顾他还有一份护理费。“是呀，能吃能喝就是不省人事，”他家里人说，“连我们是谁他也不认得，整天就这么一个人盯着天花板。”“可不是吗二十多年啦，”他老伴说，“倒也没什么麻烦，给他翻翻身，侍候他吃喝疴撒呗。”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从他家里出来，心想这回行了，不用再找他了，不用再绕世界跑了，也不用逢人就问您认识的人里有没有个叫刘国华的了。一切结束了。你别说，这么一想倒觉得从头到脚都轻松了。可是我一下子就走不动了，扶着墙左右瞧瞧，那墙头上垂挂下来的一串花，红的白的开得正旺，艳得让人害怕，让人不敢看。前面有家小饭馆，我就进去，要了碗面，其实不想吃，就为歇歇，喘口气。老刘的家里人后来还说了好些老刘的事，可说的是什么我一点儿没听清，心里光记着那句话--“开始还明白点儿事，整天啊...啊...啊地躺在床上干着急。”我想老刘这一定是放心不下我，没问题他是想着我呢，想把我的事给领导上托付托付。老刘毕竟还是老刘哇，我心里挺感动，他没把我忘了，没扔下我不管，行啊我这心里头挺知足。不单知足，倒觉得对不住老刘了，我怨过他，骂过他，恨过他，我怎么也没想到是这么回事哟。中风不语！老刘啊老刘，得什么病不行啊你？ 我坐在那个小饭馆里愣了老半天，最后想：唉，得了，反正该受的我都受了，什么也甭说了，不如赶紧回家陪陪老婆去吧。毕竟我那老伴是相信我的。我想起她的眼神，那里面纯净得让人想哭，让人想走进去再也不出来，那里面好像通着另外的什么地方，也许是另一个世界，在那儿，什么事都是清楚的，就像我老婆说：用不着证据。 老人收住话头，又那么一心一意地眺望树梢，眺望天空。太阳掉到了远处的楼群后面，在那儿 闪烁着最后的光芒。 “还有一个人呢?您不是说，还有一个比您更不走运的人吗?” 老人侧目望望我，再把目光放回到天上。 以下是他讲的第二个故事。 我是在那个小饭馆里碰上这个人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叫什么，打哪儿来，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冤仇。 我在那小饭馆里坐着一直坐到差不多这个时候，这个人来了。他要了酒，站在柜台前一口连一口地喝，两眼直勾勾的。喝了一阵子，他端着酒坐到我对面来。“谁让我最后碰上您了呢，”他说，“您不能不答应陪我一块儿喝几杯。”我没有太推辞。看他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我猜他是做买卖做赔了，要不就是赌钱赌输了。他说不是，都不是，他说这地方他是头一次来，是来找老三的。 他管他那个仇人叫老三，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总之，他到处找那个叫老三的，为了报仇。他找了好几十年，找了大半辈子，这倒是有点儿像我，不过我可不是找什么仇人，我没有仇人。 他不一样，他是要报仇。他说非得亲手杀了老三不可，不然他这一辈子就活得太窝囊了。他说，几十年了，他没有一天不想着杀了那老东西，大不了一命顶一命呗，那也得杀了他。他说死也得出出这口气，几十年了他说就为这个他才活下来。他要面对面，一对一地把老三杀了，让那老东西明明白白他就是跑到天边去事情也不能算完。他说他做梦都梦见老三死在他面前的样子，梦见那个不可一世的老东西跪地求饶。那也不行，跪地求饶也不行，“我非杀了他不可!” 他说他什么都想好了，这些年他没有一天不在盘算这件事，所有的可能他都想到了，所有的细节都想好了。当然，老三也绝不是个容易摆弄的，“这小子老奸巨猾心毒手狠，不是我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他说那也行，怎么都行，谁杀了谁都行，反正一回事。 他不停地喝酒，一口气地说着，差不多是喊，听得我心里发毛。 慢慢儿的他口齿不利索了，喝高了，把这些话来来回回地说。小老板站在柜台里动也不敢动。 终于，他的声音低下来。 “可到底还是有件事，我怎么也没想到。”他说。 简单说吧，几天前他找到了老三。找了几十年终于让他打探到了，老三就在这个镇子上，他立刻就来了。他悄悄跟踪了老三好几天，打听老三的情况，老三竟然一点儿没发现。听起来老三并不像他说得那么老谋深算。老三现在孤身一人，老了，这些年哪儿也不去，也不跟任何人交往，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去河边钓钓鱼。他心说行啊老东西，你他妈的倒自在，你这一辈子造的孽你以为就算没事儿了？ 那天他跟着老三到了河边，太阳还没出来，四周没人，他从草丛里跳出来，跳到老三跟前问老三还认不认得他。这一刻他盼了多少年呀，梦也不知梦见多少回了，他有点兴奋过度。老三看看他，冲他点点头，仿佛还笑了笑，老三正要说什么还没说出来他已经扑上去一刀把老三给杀了。 老三一声没吭就倒在河滩上，血咕嘟咕嘟地流出来，流进河里，把河水染红了一大片。他有点后悔事情办得未免太简单了，不像梦里那么有声有色。 这个人没有立刻就走，他说总觉得事情不大对劲儿，不是那么个意思。哪儿出了什么毛病吗？他在尸首旁边坐了一会儿，心想，其实也就只能这么简单吧，还能怎样呢？河上的雾气慢慢地薄了，阳光在河滩上铺开，爬上老三的脸，他看见那张脸上的笑还没有消失干净。他又在心窝那儿补了一刀。可他心里还是嘀咕，还是觉着不对劲儿。这么着，他去翻老三身上，从老三贴身的衣兜里翻出一样东西。 “知道这是什么吗？”他拿出一个小玻璃瓶给我看。 小玻璃瓶里有些褐色的粉末。 “河豚的血! 没错儿我问过人了，是河豚的血焙干了碾成的粉。” 我听说过这东西，毒得厉害，一丁点儿就能要了人的命。 “什么意思？”我听见我的声音在颤抖。 “什么意思，你还问什么意思？老三! 原来老三他早就想着去死了!” 他举着那个小瓶，眯缝着眼睛翻来覆去地看：“这老东西，他天天到那河里去钓鱼，其实是为了这玩艺儿! 这玩艺儿河里已经不多了。一年两年也未准钓得着一条。这老东西可真他妈的有耐性啊，这点儿玩艺儿够他钓多少年的你说？你说，老三他是不是早就不想着活了？”我能说什么呢？吓也吓坏了。 “喂，小老板你过来，你是这地方人，你看看。” 小老板也是早吓坏了，面色如土。 “你看看，是不是河豚的血？” 小老板从柜台里走出来，躲在我身后哆嗦。 “老哥你说说，老三他攒这东西干吗？他要不是打算去死他攒这玩艺儿有什么用？老哥你说说，可他攒了这么多为什么还不去死呢？这么多，死三遍都够了，我猜他是自各儿下不了自各儿的手……” 我和小老板互相靠着，也弄不清是谁在抖。直到警车来了。 警灯在外面闪，随后进来几个警察。 这个人忽然笑起来，说：“幸亏我来得早，要不让老三就这么自各儿死了，我还报的什么仇？” 警察站在门口，几支枪对着这个人。 他冲警察喊：“我不跑!要跑我早跑了。我在这儿等着，告 诉你们老三是我杀的，没错儿他是我杀的，我一个人杀的!” 警察看着他，也不催他。 这个人又哭起来，问我，问小老板，甚至问警察：“可你们倒是说说呀，老三他攒这些毒药到底是要干吗呀？是不是他早就想死了只不过自各儿下不了自各儿的手哇？是不是？是——不——是!” 警察说：“你，跟我们走。” （原载《作家》2000年第2期） 13、往事 1 童年，某个除夕的下午，我独自站在街上。除夕的下午，这不会错，因为我一直想着马上就要过年了。玩一会儿我就要想一下：过年了，将有三天爸和妈都放假在家，不用去上班了；将有三天我都没有作业，光是玩；三天里爸和妈都可能带我出去，逛公园、串亲戚；三天，家里随时会有客人来，送给我礼物，给我压岁钱；这三天顿顿都有鱼有肉，还有其它好吃的东西……三天是够长的了，而且现在还没开始，三天是要从明天算起的。每这么想一遍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快乐。所以我从家里跑出来，在街上玩，好像这样就可以使即将到来的好日子更确凿，就可以把它们保护得更牢固，更完整。我独自在街上玩。就是我家门前那条细长的街。站在街心朝两端望，两端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灰白的天，和灰白的天下雪掩的房屋。从早晨开始下雪，中午时停了。不过天仍然阴着，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雪，可能一宿都不停，可能明天一早起来就见那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到处一片洁白。那可真是太棒了！我喜欢雪，喜欢大雪带来的安谧，尤其那安谧之中漫布着过年的喜庆。我独自在街上跑。天并不冷，一点儿都不冷，空气湿润，新鲜、干净。空气中偶尔飘来炸鱼和炖肉的香味儿，使人想到家家户户当前的情景——忙碌、欢快，齐心协力准备着年夜饭。是呀．过年了。鞭炮声东一下西一下地响，闻得见丝丝缕缕的火药味儿，但看不见放鞭炮的人。街上人迹已稀,都在家里了，偶尔一两个因为什么事耽搁了的人，正提着满篮的年货急匆匆埋头赶路。 其实街上并没什么好玩的。我只是在雪地里跳，用木棍敲落树上的雪，把路边的积雪捅得千疮百孔，等候时间一点儿点儿过去，接近年宵。我不急着回家，反正一连串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我一点儿都不急着回家，让那幸福的年宵在看不见的地方积聚得更浓厚些吧。别让它来得太快，也走得太快。不如在这温润的空气里多待一会儿，在等待的快乐里多待一会儿。我希望暮色慢慢降临时母亲会出来找我，她走到街上，左右张望，然后冲我喊：喂，还不回家吗?过年啦——! 我蹲在一根电线杆下这样想着，忽见路当中站着一只猫。不知它是从哪儿跳出来的，一身雪白，惟耳朵和尾巴是黑的。它远远地看了我一会儿．便在一座座雪堆之间跳来跳去，看见洒落在白雪上的红色爆竹屑，它就闻，就刨．就“喵—喵—”地叫，好像也有着不同寻常的快乐感受。我追它．它便在雪堆后面藏起来。靠着它的黑耳朵和黑尾巴我有时能看到它，它若把头埋下去把尾巴收起来，你简直就分不出哪是雪堆哪是它。我在雪堆之间绕来绕去追它。这猫似有些灵性．我走到这边，它就在那边露出两只黑耳朵，我跑到那边，它又在这边露出一条黑尾巴，我却看不出它是怎么从这边跑到那边的。它不远不近地总跟我保持着五六米距离。我追累了，它就从雪堆上露出头，转动着两只黑耳朵看我，或者是笑我。当然它不笑，这东西好像很有幽默感。这猫有点儿神秘。我想我得认真对付它了。我正想着得怎样对付它．它却忽然消失不见。我低着头东找西找，却又听见高处有它的叫声，抬头看时．只见它在某一座屋顶上舒舒服服地抱成团，两眼甚至半睁半闭。等我跑到那屋檐下，它好像又不在那儿了，紧跟着，另一个方向又响起它甜甜的叫声。我急转身，就见五六米外的一处台阶上正有一只白猫懒洋洋地躺在那儿理毛。妈的，到底有几只猫呢!我恼了，挥着木棍冲向那台阶。它泰然自若地看着我，一动不动．见我冲到它跟前了，才“噌”的一下跳开。这不算气人。气人的是它跳开之后并不跑远，仍与我保持五六米距离，在那儿悠然地游戏，闻地上的爆竹屑，在雪堆之间跳来跳去，轻声轻气地叫，看我。我想算了，这东西！甭理它吧。可我这样一想它好像也随之变了主意，不跳也不叫，静静地藏在雪堆后面，只露出两只黑耳朵，好像故意让我看到它。我气喘吁吁地坐在台阶上。它见我不再追它，或者是相信我屈服了，终于承认了失败，它便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然后，仿佛横刀立马一般站在街心盯着我。我知道，只要我一动，它就又会溜走．跳上树，跳上墙，或者随便藏到哪儿去，所以我也不动，我也毫不含糊地盯着它。我跟那白猫四目相对，互相看着，好一会儿，它开始搔首弄姿，开始看天，耸鼻子，支起耳朵听。天色越来越暗，鞭炮声越来越密。大约确信我是个不堪一击的家伙．这猫轻蔑地叫了两声，转身走开。它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就站住回头看我一眼，我便鬼使神差地跟着它。我觉着我跟着它走了很久，走过了很多人家．最后天黑了，只见它雪白的身影倏忽消失在我家的院门中。我跟着它走进院门。我跟着它进去但是院子里空空如也，没有房子，没有人，没有声音，也没有家，只有灰白的天，只有灰白的天空中落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家呢?我大声喊：“妈——”我大声喊：“妈——!不是要过年了吗?” 2 醒了。是个梦。我听见妻子也醒了。她翻了个身，齄齄地说：“你最近老做噩梦。”天还黑着．黑得透彻，估计也就是半夜两三点钟。我想了一会儿那个梦，但能记起的已经很少，本来要复杂得多。我叹一口气。妻子又翻身，问：“梦见什么?”“大雪。还有，快过年了。”“你老是梦见大雪。”“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你是在大雪中生的。”“可能。不过我这一生，很多重要的事都发生在大雪天。”“还有什么事?”“还有我第一次得到你的照片的那天……” 我听见妻子不断地翻身。 “那天也是下着大雪，也是快过年了，我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上跑步。那是很多年以前了，那时的空气要比现在干净得多，好像也深厚得多，张开嘴使劲呼吸，它就清清楚楚一直往你的深处走。那时的鞭炮也没有现在这么响．也不像现在这么密，稀稀落落的东一声西一声倒比现在的有味道，过年的气氛也更浓。那时候的人好像更有耐心，更会等待。我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一点儿不觉得累，也许是年轻，也许是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心里有一种盼望。其实，那时候心里天天都有着盼望，英名的盼望，并不因为什么具体的事，可以完全没有原因但心里总是觉着有什么好事就要发生了。我就那么跑着，浑身舒畅，那感觉现在早都没了。我就那么跑着，不想停下来，快乐好像关不住似的从里面往外流…… 这时候我看见你从教学楼里走出来。你的衣裳又肥又大，可不像现在的女孩儿们穿得那么讲究。我猜那身衣裳没准儿是你姐姐穿剩下的，已经洗得发白。不过我看你穿那身衣裳真是美，比现在的名牌服装还漂亮。你从教学楼里出来骑上车就走了。你滑行了几步，飞身上车，那姿势特别潇洒。” “我可是不记得了。” “你当然不会记得。你骑上车就走了。你骑得快极了，在雪地里也不减速，就见你的蓝围巾一点儿点儿变小，像一缕蓝色的水彩 眼瞧着在水里融化。” “那是什么时候？” “上学的时候，某一个除夕的下午。” “我完全记不得了。” “你不可能记得。我本来想跟你打个招呼，可我正好跑到操场的另一边，离教学楼最远的那边。等我跑到这边，你已经走远了。” “那会儿你就注意我了？” “然后我也离开操场，跟着你的车轮印儿跑。不，那时还不懂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经常都有的那种盼望一下子强烈起来，但到底盼望什么当时也说不清。大雪扑面，我跟着你的车轮印儿使劲跑．我想也许能追上你。可是追上你又怎么样呢?心里一犹豫脚下就没劲儿了。我站在路边歇一歇，这时就见雪地上有个小塑料夹，捡起一看是个游泳证，上面的照片是你。我心里一亮，心说真是天赐良机——追上你把它还给你岂不顺理成章?我就又顺着你的车轮印儿追。可刚跑了几步，张流来了，他骑着自行车在背后喊我，问我是不是吃多了这会儿还跑的什么步快过年了也不回家?我赶紧把那个游泳证收起来。我本想哪天还给你的，可后来我看这游泳证反正也过期了，就把它留下了。当然，我是想留下你的照片。” “你一直都留着?” “留着。” “在哪儿?” 我的脑子里轰地一下，是呀，那张照片呢?随之我心里一阵疼——我明白，那照片已经丢了。可是，怎么丢的呢?什么时候丢的呢?怎么会丢呢? 3 我又醒了。梦。还是梦。伸手摸摸床那边，空的，妻子通常睡着的地方没有人，那块床面也是冰凉凉的。她已经不在那儿了。她已经走了。她有好些日子不来住了。她说还是离婚吧我真是受不了你了…… 天蒙蒙亮了．宙外果然下着大雪。我想起来了，我和妻子说好了今天去办离婚手续的。娘的，离就离吧!还说什么她受不了我，这世界什么笑话都有。我忍气吞声，我卑躬屈膝，我忙死忙活，我累得像头驴回来还得给她赔不是，她说往东，好，往东！她说往西，行啊，往西……到头来怎么着，倒是她受不了我?说笑话也得沾点边儿吧？行啦，我没让她给弄疯了就算是我的造化了。走吧。 雪真是大，纷纷扬扬连对面的楼都看不清楚。一旦走进雪里，心情就好多了。雪有一种魔力，好像能让所有的喧器都停下来，回忆一下往事，回忆一下童年，想一想原本我们是来干嘛。 在事先约好的地方，她已经在那儿等候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谁都没说什么，就朝法院的方向齐步走。慢慢地我走在了前面，我听见我们的脚步依然整齐，踩着雪，咯吱，咯吱……我开始有些难过，心里一阵阵地疼。雪让世界安静，让人回忆。雪让人变得软弱，让你看见事物的细部。细部都是柔软的，温和的，令人依恋的。雪让人想家，想家中的火炉，火炉上的水壶突突地冒着蒸汽，水雾在窗上结成冰花。雪让人想起无家的人在东奔西走，在寒冷和苍茫之中无所适从。 雪的安静，让人听得遥远，不单是空间的遥远，还有心灵，心灵从来都不止于此地。雪的细腻，让人忽略那些粗糙的争吵…… 我猛地站住，转身，我想问问她：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想一想?但我看见她早已站住不走，在我身后五六米的地方她仰着头闭着眼睛，让雪花落在脸上。我慢慢走近她，我看见泪水在她的脸上流，使雪花一路上去便纷纷融化。 我楼住她，她不动。我格她，她也不动。我摸摸她的脸，冰一样凉。我喊她，她不应。我害怕了，推她．就像推一棵树。我喊：“冬雨！冬雨——！” 4 是呀，还是梦。我仍然在家里，独自躺在床上。天完全亮了，窗帘上满是灿烂的阳光。我点开电视，新闻刚完，正播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9度……这么说是夏天?是夏天，拉开窗帘，外面一片葱花。 但这会不会又是梦呢？我掐了一下腿，有感觉，使劲掐，疼。看来冬雨真是走了。看来婚是非离不行了。看来……娘的离就离吧。我起床，上厕所，刷牙，洗脸……吃什么?冰箱坏了，里面的东西奥了一堆。街上吃去吧。 39度？我看不止，刚8点半就跟下火似的了。所有的树叶都不动。所有的窗户都关着。所有的空调都在滴水。 我买了个煎饼。卖煎饼的老太大说：“算了，差两毛差两毛吧，反正您常来，算我优惠。”我问她：“今儿几号?”“7号。”“肯定?”“要不您问别人去。” 问谁去?问谁谁也会告诉你是7号，可这就能证明不是梦吗?7号，上午9点，法院门口见，老婆将在那儿变成前妻。问题比想象的严重。要是使劲喊一声怎么样，会不会就醒了?路上人太多，别再吓着谁。现在的大街上一天到晚都像游行，哪儿来的这么多人?也许就喊他一嗓子?管他谁是谁呢！可是，就算你又醒了，你敢说你就不是在另一个梦里?不断的噩梦真快把我弄疯了。不过，要是现在，真的醒了，发现冬雨就在身旁，发现离婚不过是一场梦，那就好了。要是这会儿冬雨一边推我一边叫我“嘿，醒醒，醒醒”，那就好了。“又做什么噩梦了?”“我梦见你要跟我离婚。”“你还怕这个？”“冬雨，现在不是梦吧?”“不是。”“肯定?”“行啦行啦．还不快起来?早点都凉了……” 但我分明是走在街上。不是梦，也醒不了。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窝囊?离就离呗，好在她有她的房子，我有我的房子。存款嘛，我说我一分都不要，她也说一分都不要。行，都他妈是君子。幸亏没孩子，要是孩子也都不要那才热闹呢。 我一路走一路想：也许，当初我把那张照片给了吴夜就不是个好兆? 那是在“大串联”的路上，我们七八个同学一起徒步去延安，走到黄河边吴夜病了，又下着大雪，我们就在一个小村于里住下了。晚上，我和张流看护着吴夜。那窑洞很深，一盏小油灯鬼火似的。我在灯下翻看那些捡来的传单。张流躺在一边睡得跟死了一样。吴夜嘴里一直不停，唧哩咕噜说着胡话，我不断模他的头，烧得厉害。抗菌素也吃过了退烧药也吃过了，这穷乡僻壤的还能怎么办?只好就那么看着他，张流指不上．这会儿就是把他打起来他也是站着睡。外面起了风，风中裹挟着一阵阵凄厉的狼嚎。我从窗缝往外看，雪停了，月下一片银亮。 “冬雨，冬雨。”有个声音在叫冬雨。 谁呢?侧耳细听，那声音又没了。 冬雨和另两个女生住在别的窑洞。那时冬雨只是我的同学．若干年后才是我的妻子。 “冬雨，喂，冬雨……” 谁叫她呢？深更半夜的这声音真有点儿疹人。 “谁?谁叫冬雨？” “我，是我呀。”这声音好像不在外面。 我转身寻找。噢，是吴夜，原来是吴夜，是他在说梦话。 我下意识地接了一句：“什么事?” 没想到吴夜竞接着说下去：“其实也……也没什么事。” 我忽然起了恶作剧的心．学着冬雨的腔调问：“那你叫我干嘛?” “我想．咱们能不能一起……一起去串联？” “行呀，去哪儿？” “你说吧．只要跟……跟你在一起，哪儿都行。” “什么意思？” “冬……冬雨，你觉得我……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看你挺可爱的。” “真的?你真的这……这么觉得?” “当然真的。” “那……那咱们能不能永远都在一起？” 我差点儿就要笑出来了。我使劲推张流。张流翻了个身，继续睡。 “那……那你能……能不能送……送给我一张你的照片？” 于是我就把冬雨那张照片拿出来，塞在吴夜手里。吴夜呢．他竟然在梦里坐起来，把那照片夹进笔记本，又塞进书包，再把书包垫在枕下，倒头又睡。这一回他睡得非常安稳．再没有一句胡话。 我楞愣地看着他睡，有些后悔了，我怎么稀里糊涂把那张得之不易的照片给了他呢?我想不如趁他睡着，赶紧再把那张照片拿回来吧，可这时候张流醒了。 “吴夜没事吧？” “哦，没事。” “行，那你也睡会儿吧，我看着他。” 我知道完了，甭想再把那张照片要回来了。怎么要呢?以什么理由去要呢? 而且这不是梦。 5 我走在街上，踢踢某个邮筒，端端某个电线杆，不是梦。想起前天张流打来的那个电话，不是梦的证据便尤其确凿。 “喂，吴夜回来了。” “吴夜？” “十几年了这小子音信全无，昨天他忽然冒出来了。” “真的?这么多年他都在哪儿?” “在国外。这小子行，现在是终身教授了。过去咱老说他是书呆子，这下可呆出水平来了，年薪七万美元！” “行，回头狠狠宰他一顿。” “那还用说?十顿对他也是小菜儿。你猜他回来干嘛?” 凭他那呆劲儿，我已经有点儿预感了…… “这小子是回来找冬雨的。”张流说。 我的预感不错。那个窑洞之夜以后，吴夜从未提起过那张照片的事，我就猜他一定是把那个梦当真了。我也不便问他．怎么问?“冬雨的照片呢?”“你怎么知道?”“其实是我给你的，没冬雨什么事，是你做梦的时候我给你的。。“做梦的时候?我做梦还是你做梦？再说你怎么会有她的照片？”这呆子，能这样。 “找冬雨?”我问，“找冬雨干嘛？” “我说出来你别生气。咳，其实也无所谓，反正你跟冬雨也要散了。吴夜这小子一直都没结婚你知道不?” 我的预感分毫不差。 “这小子真有点儿呆劲，他一直还想着冬雨呢!他说这些年黑眼睛的蓝眼睛的不知有多少姑娘向他表示过那个意思，可是不行，都不行，他说跟冬雨一比全完蛋，整个没戏。也不知他从哪儿听说你跟冬雨要离婚了，这小子当即就买了机票，收拾收拾赶紧就跑回来了……哥们儿你没事儿吧?” “哦，没事。” “嘿，哥们儿，别这样。许你们散，就不许人家……” “孙子！我说什么了?我他妈的不许人家什么了?” “得得，就说到这儿吧。我不过是想让你有点准备……” “我是说，嗯……我当然希望他们成，可就怕冬雨她未必……” “他说，冬雨早就说过，觉得他挺可爱的。他手里还有冬雨的信物呢。” “什么信物，那是梦！你告诉他，那是梦．是……” “算了算了，赖我，后几句话我不该说。不过兄弟劝你一句，吴夜当年可是够君子的．听说你爱上了冬雨，人家一转身就出了国。”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梦！不骗你真的是梦，大串联的时候……” “得．就这么着。哥们儿你好自为之。” 我多么希望这会儿能醒啊！我多么希望这会儿一机灵，醒了，什么大串联，什么窑洞之夜，全是梦。但你真想醒的时候却不见得能醒。可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过得好好的，忽然又醒了。这个世界你不服不行。 6 街上是依旧的阳光灿烂，依旧的喧器，依旧的形势大好。每一个商摊都是一个智力检验站，或是一个赌局。“这西服怎么卖？”“您给多少?”“你要多少?”“七百。”“说什么呢哥们儿？”“你要真想要，可以商量。”“三百。”“三百连本儿都不够。”“不行拉倒。”“哎哎您回来，三百五怎么样?”“三百。我忙着呢。”“得!算我赔本儿，谁让这身儿衣裳您穿着这么合适呢?”“赔本儿?至少你还能赚一半儿。”“说的！”究竟谁赢了，鬼知道。 9点，约定的地方没有冬雨。9点半，仍不见她的影子。太阳晒死人。10点，我有点儿担心了．她从来是守时的呀?11点，我给她打了个电话，没人接。也许她正往这儿赶呢。11点半，我想我得去看看她了，从她家到这儿最多20分钟。 我撒腿往冬雨家跑。我没叫出租车，我怕那样会错过她，她是个节约模范，上哪儿都是骑车。我一路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真是今非昔比．当年我在学校的操场上跑，十几圈都不至于这样儿。不过那时候是期待梦想成真，现在呢?现在刚好相反，但愿现实是梦。娘的，这就是老了吧?你不能不佩服吴夜，他是从地球那边往这边跑呀，他已经跑了几十年!不过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还爱着冬雨，否则我干嘛为她担心？干嘛我这么急切地想见到她？我开始跑得有些轻松了，就像某个除夕我跟着她的车轮印儿跑想追上她一样。我很高兴那样的心情又回来了，至少我期待着那样的心情能回来。我想：得了，我就再屈服一回吧，给冬雨赔个不是，听她一顿骂，像电影里常说的那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只要你还能受得了就再受一受看，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受不了了。你说吧，受不了什么?你受不了什么我就不干什么还不行?我想这我应该是办得到的……现在的问题是吴夜，吴夜怎么办？或者是，我拿吴夜怎么办?那个呆子! 冬雨家到了，楼前围了很多人。听说是电梯出了事，有个人从一层掉到地下二层去了。听说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刚走，那个人生命垂危。 “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肯定?” “哥们儿，男的女的都是人！” “对对。我不是那个意思。” 哪个意思?不是女的就好，不是冬雨就好，虽然都是人。我往十三楼跑．冬雨家的门牌是1301。 在楼梯上碰见了张流。 “你怎么来了?”我问。 “出事了。” “哦，我知道。冬雨在家吗?” “已经去医院了。” “去医院了？不是个男的吗？” “吴夜，是吴夜。” “吴夜?怎么回事？” “吴夜来找冬雨，一脚踏进电梯，直接就掉下去了。” “怎么会?” “电梯没下来，可是门开了，里面是空的。”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张流陪我在楼梯上待了一会儿。 “冬雨呢、在医院陪着他?” “对，陪着他，在医院的太平间。” “你他妈胡说——！” “冷静点儿，你冷静点儿吧。” “这是梦！这是梦对不对?” “直接害死他的是我．是我给了他冬雨的地址。他等了冬雨差不多三十年。你知道那张照片冬雨是什么时候给他的吗?大串联的路上。你算算吧。” “我知道，黄河边，下大雪的那天晚上。” “你怎么知道，吴夜说他没跟任何人说过。” “以后我再告诉你。” “他等了几十年，走了几万里路，费尽周折终于走到了这儿．终于走到了离冬雨只差一步的地方。只差一步，可这一步竟是这样……听说那电梯从来没出过什么毛病。行了，我也得去医院了。你呢?”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问张流：“要是一个人做梦，到死都没醒，你说，这梦还能算梦吗？”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