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你》 第一部分-1 第一部分我认识了苗苗（图） 站在小便池的台阶上，吕大元对我说：“东文的女孩儿很漂亮啊，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个做饭呀？”一九九五年，我认识了苗苗。我认识苗苗是因为马松，认识马松则是因为刘家明。刘家明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九五年五月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如今在上海的一家电视台干编导。刘家明说他们要来南京拍一档节目，打算采访文艺圈内的一些人。我之外有江北、侯小强、马松，其中马松我没有听说过。 我问刘家明：“马松是谁啊？” 刘家明说：“马松啊。”语气明显有些不快，就像我那么问是故意的。他说：“他是画画的，在你们东南文艺学院当老师。” 两天后，在江北家的小院子里我见到了马松。刘家明带着摄像已经赶到了，侯小强也来了。马松坐在院子里的一棵枇杷树下，焗着黄头发，脑后扎了一个马尾巴。我们握了握手，算是认识了。 采访安排在室外，被采访的人依次来到那棵枇杷树下就坐，一个人接受采访时其他人则待在房子里喝茶聊天。直到全部采访完毕，摄像收拾机器，一干人由江北率领去附近的梅园餐厅吃饭。 席间的气氛很热烈。刘家明读大学时写过诗，参加过文学社，现在虽然不写了，但那根文学青年的筋还在，见到这帮写作搞艺术的朋友不免觉得亲切。他的话特别多。摄像有点被冷落，一个人低头喝着闷酒。马松端起酒杯，隔着桌子伸过去。 他对摄像说：“辛苦你啦！辛苦啦辛苦啦！” 两个人干了一杯啤酒，之后便聊了起来，所谈的内容与艺术无关，涉及摄像的专业。有马松照顾摄像，我们说起话来就更轻松自在了。 这顿饭吃了一个多小时。饭后，刘家明和摄像打车去火车站，因为是单行线，需要走到马路对面去。在马路这边大家握手道别，之后他们就过街去了。马松帮摄像拎着沉重的箱子，也跟了过去。他帮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打开后备箱盖，马松把箱子放进去。他扣上后备箱盖，然后走到车窗前，弯下腰。刘家明、摄像从里面摇下车窗，伸出手，和马松又握了一回。出租车启动，开出去了。马松站在原地，目送良久，直到看不见那辆车了，这才跨过马路过来和我们会合。 我们就在人行道上散了。江北回家，我和马松、侯小强同路走到街口。沿街一侧竖立着高大的铁皮广告牌，银光闪闪的，被一阵风吹得砰砰直响。 侯小强突然对我说：“马松他们学校的女孩儿很漂亮啊……”随后他转向马松，说：“徐晨没有女朋友，什么时候你帮他介绍一个呀？” 我很尴尬，因为和马松不熟，今天才是第一次见面。 我对马松说：“你别听侯小强瞎说，我有女朋友，他是自己想找女孩儿。” 马松嘿嘿一笑，说道：“有女朋友也没有关系啊，多一个也不算多。这事儿我来安排，完全没有问题的。” 说话间到十字路口，我们就此别过，分别打车回家去了。 第一部分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图） 弹奏前熄了灯，岳子清划着火柴点燃了琴桌上的一根大蜡烛，嘈杂声顿止，古琴声扬起。一周后，我接到了马松的电话，他告诉我晚上他们学校有舞会，让我务必参加。见我有点犹豫，马松说江北、侯小强他也通知了，到时候都会去的。马松没有提给我介绍女孩儿的事，我多少有些放心。 最后他说：“你最好下午就来，我在美术系大楼的画室等你，这儿有几个哥们都是很不错的。” 按照马松指示的路线我去了东文，很顺利地就找到了美术系大楼。看见马松时，他正蹲在一楼的走廊里钉一只大木箱，见我来也没有起身。马松解释说，北京有他的一个画展，有一批画要弄到火车站去托运，他已经联系了一辆三轮车，马上就到，把画搬上去就没事了。马松让我先去二楼看展览。直到这时我才知道，美术系有一个毕业学生作品展，舞会是借展览的名义安排的。 展览在二楼的一间大教室里，我进去的时候，几个看画的人回过头，由于不认识我又转过去了。教室中间有一张几张课桌拼成的大桌子，上面放着不少高脚酒杯，排列得犹如方阵，里面盛着颜色不同的酒水饮料。桌子的一头，靠门边的椅子上坐了一个女孩儿，看见我，她的脸上马上浮现出热情的笑容。恍惚间，我觉得她很美，很漂亮，有点儿不敢正视。那女孩儿穿着裙子，跷着二郎腿，小腿很白净，脚上是一双塑料拖鞋。跷着的那条腿上拖鞋在脚上只挂了一点，晃悠着。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只酒杯，显然是她喝的。 女孩儿放下跷着的腿，对我说：“你是徐晨吧？我叫向丽。” 向丽说：“我见过你的照片，在《华灯初上》里面。” 《华灯初上》是我正式出版的惟一的一本小说。 我握住向丽伸过来的手。那手又小又薄，在我的手指上捏了捏，随即放开了。我在想，这不会是马松给我介绍的女孩儿吧？这么想了一下之后我就很不自在了。 我和向丽聊了一会儿，马松他们就陆续到了。最后是吕大元——马松在东文最要好的哥们，我们握了握手，寒暄了一番。吕大元问我要不要看看画？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只顾应付众人，还没有去看展览的作品。于是我站起身，在房子里兜了一圈。等我看完画，吕大元一声招呼，大家就放下酒杯离开了房间。 外面天已经黑了，我们由吕大元率领去他家里吃饭。马松他们显然是熟门熟路，一路吵嚷着。吕大元的老婆李茜笑脸相迎，凉菜已经上桌了，餐具也都摆放整齐。大家围着桌子坐下，马松忙着找开红酒的工具。我是第一次来，难免有些拘谨，李茜不断地往我前面的碗里夹菜，其他人也都劝我多喝一点。江北开玩笑说，今天是沾我的光，平时来吕大元家混饭也就是一碗面条就把他给打发了。我不免有点受宠若惊。 饭后，在吕大元家的客厅里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支烟，吕大元一声招呼，一帮人又出门去了。我们再次来到黑暗的校园里，沿着那条来路向美术系大楼走去。吕大元和我走在前面，其他人落后。在一个岔路口，吕大元问我要不要方便一下？其实我并没有很强烈的需要，但还是随他拐上了岔路。 我们来到一栋破旧的三层楼里，进了一楼的一间公厕，里面很昏暗，没有灯，只是从破裂的窗户处漏进一些路灯的光线，照着地上的水迹便纸。刺鼻的尿臊味儿扑面而来。 站在小便池的台阶上，吕大元对我说：“东文的女孩儿很漂亮啊，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个做饭呀？” 我不免警惕起来。看来，他们给我介绍女孩儿的意思还是有的，至少他们认为我有这样的意思，来东文是为了找女孩儿。 我对吕大元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吕大元说：“不在南京吧？” 我说：“是不在南京。” 他说：“那就是了，在东文找一个做饭的女孩儿，总得有人帮你做做饭吧？” 我想起在他家吃的那顿热乎乎的晚饭，想起美丽撩人的向丽，似乎和吕大元的说法有些隐约的联系。这时两人都尿完了，抖了抖，拉上裤链，然后我们就从厕所里出来了。 第一部分搜寻苗苗的身影（图） 苗苗一只手揽着鳄鱼的后背，一只手在它的肚子上摸来摸去。她笑嘻嘻地对我和于朝晖说：“它真凉快呀，你们也来摸摸看。”白天展出作品的大教室已经变样了，中间的大桌子被撤掉，沿墙四周放了一些椅子。房子里没有开灯，有人点了蜡烛，立在墙边的水泥地上，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一支。烛光把巨大的人影投射到墙壁和上面的顶上，晃晃悠悠的。来了不少人，音乐也响了起来。尚有一些椅子空着，吕大元招呼大家过去坐下。马松去门边拿啤酒，那儿的桌子上堆着成捆的啤酒，马松拿了几瓶，用牙齿咬开瓶盖，递给我们。我握着啤酒瓶，一面喝一面打量着从门口不断拥入的男女。 其中有一些是吕大元、马松的同事、学生或者朋友，他们互相打着招呼。有几个人被特地拉了过来，介绍给我。被介绍的人想必和吕大元、马松关系密切，或者他们认为值得介绍一下。我忙着和这些人握手，至于他们到底谁是谁，由于很嘈杂，最后也没有弄清楚。 过来了一个女孩儿，吕大元介绍说：“这是苗苗，岳老师的女儿。”又对那女孩儿说：“他是徐晨，写小说的，作家。” 女孩儿冲我嫣然一笑，笑容灿烂之极。她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定了一下，之后就走到一边去了，就消失了。 舞会正式开始，大家成双成对地跳起来，大教室里挤得满当当的。我们这帮人也都下去跳了——除了我，但总有人坐在我的旁边，留下来陪我说话。向丽最忙，几乎没有歇息过，我们之中只有她一个女的。后来李茜来了，情形有所改善。 吕大元问我：“你怎么不跳舞？” 我说：“我不会跳。” 吕大元说：“应该学一学啊，带一带就会了。” 他让李茜过来邀请我，我说什么也不肯，他们也就不再劝了。 中间播放了两支迪斯科舞曲，所有的人都下去跳了。墙边的椅子空出来，上面堆放着衣服和女孩子的挎包。我孤零零地坐着，觉得有点尴尬。越过狂舞的人群我看见了墙上挂着的展览作品，此刻一概黑乎乎的。大家跳得尘土飞扬，我醉眼蒙眬地开始搜寻苗苗的身影。 其实，在跳交谊舞的时候我已经这样做了，从苗苗消失以后我就这样做了，我一直在寻找苗苗。但由于光线的原因，由于混乱，我不能十分肯定。我觉得有一个女孩儿很像她，和一个小伙子抱在一起跳得很热烈。我在想，小伙子一定是她的男朋友，这么想的时候我竟然有点失落。当然啦，也不一定是她。即使是这个可能是她也可能不是她的身影我跟踪了一段后也消失了，我失去了目标。 跳迪斯科的时候，我似乎又发现了苗苗。我觉得她跳得真好啊，每蹦一下小腿都会向后一钩。这个动作很富有特征，让我觉得美不胜收。但，这个特别的动作属于苗苗吗？那个小腿钩来钩去的女孩儿是她吗？我拿不准了。后来这个女孩儿也消失了。她消失了是不是等于苗苗也消失了呢？也许苗苗早就离开了，和那个小伙子一道。直到舞会结束，我的心情始终患得患失的。 第一部分我的童男之身还是她破掉的 我的确有女朋友，她叫朱晔。我和朱晔的关系到我认识苗苗时已经维持了五年，认识苗苗后又是一年，一共六年。 前四年，朱晔在南京读书，我们认识的时候她读大四。为了能和我在一起，朱晔考了本校的研究生（本来她是准备去北京的）。研究生毕业，朱晔回了老家，计划取道苏州去美国留学，她的父母在苏州有不少关系，可望能够帮上一些忙。 这是九四年发生的事，到九五年我认识苗苗时朱晔已经在苏州待了一年了。她一面工作一面复习英语，留学的事据说也办得有点眉目了。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朱晔有过一个留在南京工作的机会，当时她征求我的意见，我鼓励她还是先回苏州，然后去国外读书。我的理由是，她是一个喜欢学习也善于学习的人，在专业上可望学有所成，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了。但实际上我有难言之隐。朱晔听从了我的建议，回苏州去了。她显然有点失落，因为我没有要求她留下来。 我的难言之隐现在可以坦白了，就是朱晔的性冷淡。她的性冷淡非同一般，是非常彻底的那种。我们在一起六年，做爱大概不会超过十次，并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刚谈恋爱的那一年里。朱晔和我有性关系以前是一个处女，她也没有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没做爱以前她甚至想入非非。 …………但试下来之后就不行了，朱晔说疼。当然啦，她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第一次的缘故（我也这么认为）。 朱晔安慰我说（多么好的女孩儿）：“多试几次就会好的，第一次总是要疼的，不疼就不正常了。” 此后的一周里我们又试了几次，朱晔的疼痛不但没有减弱，反倒加剧了。 我怜香惜玉，小心翼翼的，每动作一下都会问对方：“疼吗？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疼得很厉害啊？” 我和朱晔做爱，没有一次是很彻底的，更别说是酣畅淋漓了，往往因为她过于不适而半途中止。…………朱晔脸色煞白，汗如雨下，从物理角度说是完全不可能的。我怀疑她得了神经官能症，否则又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没有去求医问药，朱晔是学生，我们并没有结婚，去医院检查她会不好意思。但我们还是查阅了有关的书籍，去性用品商店里买了谐美灵之类的润滑剂，做爱时一用就是一大管，但还是无济于事。朱晔紧咬牙关，让我进入，自己除了疼痛感觉不到任何的快活。事情到了这地步，我也只好放弃努力了，即使勉强做一下，看见她痛苦不堪的样子我也会快感全无的。后来我们就完全不做爱了，不再尝试。但我们仍然躺在一起，直到朱晔研究生毕业离开南京。 朱晔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发育很充分，皮肤尤其白皙，甚至于丰乳肥臀。和这样的一具极具诱惑的身体躺在一起，紧挨着，但不能享用，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呵？我夜不能寐，浑身燥热，有时半夜从床上坐起来拼命地吸烟，一抽就是大半包。夏天的时候跑进卫生间用冷水冲澡，一夜要冲好几次。一年以后我才逐渐地平静了（不平静也不行呀），彻底地断了念头。 朱晔在学校里有宿舍，但她不去住，她喜欢睡在我这儿，躺在我身边。这是因为爱，她爱我。我如此备受煎熬也是为了爱，我爱朱晔。睡不着的时候我会想，要是她住在宿舍里，不和我睡在一起反倒是一件好事。但这话我说不出口。关于做爱和睡觉的事我们都避而不谈，几年下来互相之间已经有足够的默契了。 朱晔的性冷淡比较绝对，不仅不能做爱，就是拥抱接吻这样的亲热她也很不习惯，乃至反感。 一次我和朱晔接吻，把舌头伸进她的口腔里，她推开我说：“别这么狂！” 晚上躺在床上，朱晔的胸部避开我的抚摸，她说怕痒。她不仅胸部怕痒，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不怕痒的。睡觉时朱晔蜷着身子，脸冲墙壁，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最多我也只能把一条手臂搭在她的后背上，并且整夜都保持不动。 我们的拥抱也很仪式化。朱晔穿戴整齐，最好是冬天，隔着厚厚的棉袄我非常规范地拥抱她，实际上拥抱的是她的那件棉衣。就那么抱一下，绝对不能用力，把她揽在怀里或者抱离地面。如果我这么做，朱晔便会尖声惊叫，就像遭到强暴一样。她推开我的力量非常之大，使我不免踉跄，之后朱晔又会向我道歉，说自己完全不是故意的。我信。 但朱晔喜欢挽着我走路，表现得很主动。她紧紧地拉着我的一条胳膊，渐渐的加上身体的全部重量，我的领口被她拉得歪斜过来，像绳套般地勒着脖子，我不免感到非常窒息。说话时朱晔喜欢触碰我。一次吃饭，我正端着一碗汤，她一面对我说话一面摇晃我的胳膊，汤都洒出来了。这些亲昵的动作说明她还是爱我的，因此我越发的迷惑了。 对朱晔的性冷淡，我不禁感到很内疚。她是处女，在我之前没有和男人做爱的经验，我就不同了，有过一次为期不到两年的婚史，也交过女朋友。按说我应该经验丰富，也的确如此。但我的经验只局限于做爱，并不知道怎么对付处女。我的前妻碰见我的时候已经不是处女了，我的童男之身还是她破掉的呢。 我觉得和朱晔的这个头没有开好，要是换一个男人或者换一种正确的方式（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也许就不会这样了。我总是这么想，这么提醒自己，在极端的压抑中坚持了六年应该与此不无关系。 第一部分她的裸体我已熟视无睹 我们不做爱，但有其他的身体交流方式，这一方式也是逐渐摸索发展起来的。 朱晔脱光了，让我帮她抓背。我张开五指，顺着她那奶油色的后背一路抓下去，指甲所到之处，在朱晔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道血红的红杠。我不仅抓她的后背，也抓她的屁股、大腿、小腿、肩膀和手臂，全身上下无处不抓，但乳房和下身是被禁止的，属于不可接触的敏感区域。如果不小心碰上了，朱晔便会极度紧张，她本能地把我推开，或者用手死死地护住。 整整四年，多少个夜晚，我们躺在床上抓挠不已。朱晔闭着眼睛，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哼哼声，说明她很受用快活。有时候也不出声，她捧着一本书靠在床头，一面看，一面接受我的抓挠。我瞥眼看她，发现朱晔盯着书本，眼珠却不转动。她瞪着书页的某一处，屏息凝神，体会着，洁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半，轻轻地咬着下嘴唇。 抓挠活动中，我是服务性质的，与对方接触的部分是指甲，而指甲没有神经和触觉，这和我用一把梳子去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还真的尝试过梳子，朱晔依然感到很舒服，甚至快感更强烈，至少也是别样的。当然她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因此只试了不多的几次就又换上了我的手（准确地说是我的指甲）。 因为这日常的抓挠，我特意留了长指甲，并且经常用指甲刀修剪。修剪后我的指甲不长不短，既尖锐又圆润，剔得干干净净的。这套修剪指甲的技术也是朱晔传授给我的，她对我身体的关注基本上集中在我的指甲上。 抓背时我喜欢开灯，朱晔要看书，我要看她。我的愉悦——如果有的话，基本上来自我的视觉。并不是我想看朱晔的裸体，她的裸体我已经看过无数次了，早已熟视无睹。幸亏是这样，要是每次看见她的裸体都会激起我的性欲又无法满足的话，那不是活受罪吗？我之所以喜欢开灯，是想看见自己抓挠的效果。朱晔的皮肤之白实属罕见，在这样的底色衬托下抓挠后红杠逐渐泛起，经久不退，的确是鲜美异常的。我随心所欲地抓挠着，欣赏着那纵横交错的抓痕。后来我干脆开始在朱晔的身体上写字画图，她的皮肤是纸，我的指甲是笔，无须其他纸墨。 作为回报，朱晔也给我抓背。我感觉到舒服，但觉得可有可无。我觉得抓背就像是挠痒，本来不痒的地方经她一抓就痒起来，本来痒的地方一抓就不痒了。除了挠痒的作用，我体会不到其他的快活，并且朱晔一抓不免唤起我更深切的愿望，因此还是多抓她少让她抓比较好。 朱晔抓我，也不完全是为了我的快活，很大成分是给我做示范。经过她的抓我才明白应该怎样抓，她是如何抓我的就是想让我如何抓她，这方面我并不缺乏领悟能力。 朱晔是抓背高手。据她说，从小就目睹父母互相抓背，当然不是脱光了抓，而是隔着衣服把手伸进去抓。 爸爸读报纸的时候会对正在看电视的妈妈说：“我背后有个地方痒，你帮我抓抓。” 妈妈于是开始帮爸爸抓背。有时爸爸也帮妈妈抓，他们也会让朱晔帮着抓，也会帮朱晔抓（如果她觉得背后痒痒的话）。可以想象，一家人互相抓挠不已，从朱晔的孩提时代直到她考上大学来南京读书。当然他们只是抓背，只是挠痒，不像我抓朱晔这样不管浑身上下，还在对方的身上写字。 无论如何，朱晔训练有素，她的爱好是有根源的，并且在她的手里被发扬光大了。 第一部分那女孩儿远不如朱晔漂亮 其他方面，我和朱晔还比较正常。感情上她很依恋我，即使是回苏州的那两年，她和我的联系仍很频繁，几乎每周都给我写信。信上朱晔无话不谈，和父母的相处以及准备出国等等的情况，只是我们很少见面。 苏州到南京的距离不算远，火车只须四小时，朱晔来南京办事才会顺便看望我，见上一面。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两年中只有两次，最后那次是她出国前，来南京办有关的手续。而我是自由职业，无任何公干的机会，如果特地去苏州看望朱晔又动力不大。我们已经过了热恋期，而且即使去了也不可能做爱。这时我已决定疏远朱晔了。 一次，朱晔的奶奶在老家病逝了，爸爸、妈妈前去奔丧，朱晔留守苏州。她打电话给我，让我过去陪她几天，按说我应该义不容辞的，但我竟然拒绝了。朱晔虽然悲痛（她是奶奶从小带大的），但也没有和我计较什么。 她说：“不来就不来吧，我知道你有自己的事。” 苗苗这时候还没有出现，但我已经下决心离开朱晔了，只等后者出国。我对朱晔出国留学的事尤为关心，每当电话或书信联系时总要问个不停。奶奶去世，朱晔心情悲伤，加上孤单，很想和我聊聊小时候在老家的事。 我把话给岔开了，问她说：“你联系的学校怎么样啦？” 朱晔便一五一十地说起来。 我决定离开朱晔，也不完全是性方面的原因。经过这些年我已经比较适应了，不再像当初那么的焦虑和迫切。我觉得，性的问题和感情密不可分，按通常的理解，朱晔的冷淡说明她并不爱我，至少，这是解释之一。也许她碰上喜欢的男人就不一样了，也许，碰上任何男人她都这样。到底是哪种情况呢？我不得而知。如果我和朱晔结婚，白头偕老，就永远不会有答案了。 和朱晔交往的后期，我常常莫名其妙的伤感，心里惶惶不安，充满了热望。我真想好好地恋爱一番，真实地，深入地，轰轰烈烈地爱上一次。走在大街上，看见那些年轻可爱的女孩儿，我很想为其中的一个遮风挡雨。说实话，很难再有女孩儿能长得像朱晔那么漂亮了，我们相处已经四年了，但她出众的美丽始终让我耿耿于怀。这大约也是我能在无性的关系中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吧？ 朱晔身材高佻，皮肤白皙，眼睛尤其好看。如果她的脸不动看向一侧，漆黑的眼珠便会转进里面，只留下缺月似的一块。朱晔的表情既认真又孩子气，鼻子精巧，略微上翘，学校里追求她的人不多，不是因为朱晔不够漂亮，而是过分的漂亮了，吓退了不少人。 据说一个画画的小伙子听说朱晔很漂亮，和朋友打赌，一定要追上她。见面后小伙子愣住了。他对她的评价是，像一个仙女，整个一仙女。小伙子给朱晔画了一张素描，从此就再也没有音讯了。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儿在身边，四年来出双入对，我的虚荣心不禁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对女人有了一定的经验，如果再让我碰见朱晔这样的女孩儿，只须用眼睛一掸，便能立刻断定，她是性冷淡。我会像画画的小伙子那样对朱晔敬而远之的。可在当时我不懂这些，这个看上去超凡脱俗仙女般的女孩儿深深地打动了我，即使经过了这些年她的美丽在我的心目中也没有丝毫的减损。我只是觉得，朱晔过于干净、清凉了。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那些年轻的女孩儿总让我觉得她们裸露出衣服的部分（脖子、胳膊、小腿）上冒着袅袅的热气。我知道这是幻觉，但这幻觉很真实。她们很热，热气蒸腾，像我一样。 一次，我的打印机坏了，抱到珠江路去修，很快就修好了。电脑公司的出纳收钱、开票，正好一个女孩儿进来找出纳聊天。那女孩儿很年轻，皮肤有点黑，但我觉得她的身上有某种东西。她跪在椅子上和出纳说话，不时地会瞟上我一眼。我心头一热，不禁想，要是能和这样的女孩儿谈谈恋爱那该有多好啊！然后我就抱着打印机出门去了。我边走边自作多情地想，女孩儿肯定在看我。 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知道那女孩儿远不如朱晔漂亮，但我看见了她身上冒出的袅袅的热气。 第一部分互赠名片 对吕大元他们我也许有所误会，人家并没有给我介绍女孩儿的意思，只是想结交我这个朋友，也许有点投其所好，最多如此了。事后我想，我来东文的最大收获不是认识了向丽，甚至也不是认识了苗苗，而是认识了吕大元这帮人。大家都是“搞艺术”的，又都在南京，彼此认识是早晚的事。江北、侯小强早就和他们来往密切，尤其是江北，已经在东文玩了好几年了。他拜岳子清为师，学弹古琴，岳子清便是苗苗的父亲。也就是说，进入东文在我是命该如此的事，即使没有刘家明我也会认识这帮朋友的，也会通向苗苗的。当然啦，那是另一条路线了。 东文舞会后一周，外地来了一位写东西的朋友老麦，我领他去见江北。走进江北家不免吃了一惊，一屋子的人，并且除了江北都是女人，江北的老婆覃海燕、他们的女儿贝贝，苗苗和向丽竟然也在。江北告诉我，今天是贝贝的生日，中午他们在岳子清家吃的饭，饭后苗苗拿了照相机去东文校园里给贝贝拍照片，正好向丽路过，被他们叫住。江北一家回家时苗苗、向丽也跟过来玩了。 苗苗和我们打了个招呼就不见了，覃海燕、贝贝后来也不知去向，大概她们一道逛街去了。房子里只剩下我、江北、老麦和向丽。江北和老麦开始谈文学，向丽似乎很有兴趣，我则有些心神不宁。我坐的位置正对窗户。后来，我再次看见了苗苗，在窗外一晃而过，大概她们逛街回来了，说笑声一直进到房子里，但人没有走进客厅。窗户空了出来，依然是那棵枇杷树，静静地伫立着。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苗苗的身影，她背对窗户，似乎在想什么，然后又走开了。如是几番，有时候苗苗在窗外，有时候她不在。她待在院子里，位置游移不定。苗苗在干什么呢？我想不明白。 直到天黑，苗苗都没有进来过。 晚饭是在梅园餐厅吃的，江北订了一个包间，大家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来，苗苗坐在我的对面。包间里灯光明亮，我看她看得很清楚。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清楚地看见过苗苗，不免有些紧张。这样的位置和角度，苗苗也可以清楚地看见我，弄不好的话难免四目相对。我的左边是江北，右边是老麦，他们仍在热烈地讨论着。 老麦一年多以前皈依了基督教，受了洗，和以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据说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布道，果不其然，这会儿问题已从文学转移到了宗教信仰上。老麦认为只有一种区别，信和不信，信的人就置身光明，而不信的人就只能身陷黑暗了。 于是江北问他说：“你凭什么知道那就是光明呢？” 老麦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理性所能解决的，只有信了才知道。” 江北说：“只有知道了才能信，按你说的话，只有信了才知道，难道盲目的信仰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不够多吗？” 老麦说：“信仰必须冒风险！” 两人你来我往，越说越激动，有点像在吵架了。如果没有苗苗在场，我也许会对争论感兴趣，说不定还会加入辩论，但因为有苗苗，我觉得他们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有些莫名其妙。倒是向丽，不时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显得很活跃。苗苗始终安静地坐着（我一直在观察她），瞪大了眼睛，目光平直，是聚精会神还是在发愣呢？我就不知道了。她吃得很少，筷子大部分时间都架在面前的小碟子上。 我上了一趟厕所，回来时从侧面看见苗苗，她坐得很直，腰背挺着，身体呈现出一个向内的弧度。这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苗苗就这么一直挺直上身，甚至很少移动。我在想，这真的很难得啊！ 借着酒劲，我端起杯子伸过去，对苗苗说：“苗苗喝酒！” 苗苗拿起杯子，和我碰了一下，然后喝了一口。碰杯的时候她仍然端坐不动，姿势没有任何变化。为了不至于显得过于突兀，我和向丽、覃海燕也碰了杯，甚至拿着酒杯在六岁的贝贝的可乐罐上也碰了一下。 这一轮碰杯恰是时候，覃海燕对江北、老麦说：“喝酒喝酒，别光顾了说话。” 江北拿起杯子，对老麦说：“喝酒喝酒。” 老麦说：“我只喝饮料。” 江北说：“操，你们信了的人就是不同，真没意思。” 老麦说：“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啊……”他拿起椰汁和江北碰了一下。 气氛不再那么紧张了，大家都恢复了必要的幽默感。 饭后大家一路散步，向公交汽车站走去。老麦回招待所，他对酒吧、卡拉OK之类的夜生活不感兴趣，说要早点休息。苗苗、向丽回学校，我和她们同方向，可以乘同一路汽车。 路上，江北、老麦继续辩论，向丽对争论有兴趣，和他们走一排。覃海燕带着贝贝落后。不知怎么的，我和苗苗走到了一起。 很长时间里我们沉默着，后来我问苗苗：“你是南京人吗？” 她回答说：“不是，我从小在西安长大的。” 我说：“是吗？我在西安读的大学，待过四年。” 苗苗说：“我妈现在还在西安。”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就到了车站。老麦的车先来，他上去后通过车窗向大家挥手道别。 不久我们的车也来了，临别时江北对我说：“替我送送两个小妹妹。” 我和苗苗、向丽上了车，向车尾走去，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坐下来。公交车摇晃着向前驶去，车厢里的灯熄灭了，沿途的路灯和商店里的灯光照射进来，乘客包括售票员一概沉默不语。这趟车很空，没有站着的人，从我们所在的后排能看见前方尽头司机黑沉沉的背影。苗苗靠窗，坐在最里面，向丽挨着她，我坐在最外面。 向丽问起我对今天江北、老麦争论的看法，我应付了几句，然后不失时机地掏出两张名片，一张递给向丽，一张越过向丽递给了苗苗。她们都说了声“谢谢”。 向丽把我的名片放进她的挎包，之后摸出一支笔、一个小本子，用包垫着，在黑暗和颠簸中写了她的寻呼机号码。她撕下那页纸递给我。苗苗则拿着我的名片，脸始终向着窗外。我觉得她的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如果她的手一松（这完全可能），我的名片就不知所踪了。 第一部分一年里我再也没有见到苗苗 我认识马松是九五年五月上旬的事，一周后我去东文参加舞会，认识到了苗苗，舞会后一周，在江北家里我再次和苗苗不期而遇。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接下来的一周，它来了，又过去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之后又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再也没有见到苗苗，也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 我经常往东文跑，往江北家跑，和马松、吕大元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从不说起苗苗，他们不说我自然不便主动问起。 一年中，我有过两次和苗苗的“接触”，不是见面，也不是听说她的消息。我只是得知此人的确存在，就在南京，并不是我的主观臆造。 一次朋友聚会，都到齐了就缺江北，打电话到他家里，覃海燕说江北去岳老师家了。 我向覃海燕要了岳子清家的电话，拨过去，一个女孩儿圆润的声音问：“你哪位？” 我说：“我是徐晨，你是苗苗吧？” 对方“哦”了一声，顿了一下说：“是啊。” 我说：“江北在你家吗？” 苗苗放下电话，去找江北。 这是我第一次和苗苗通电话，我觉得，她的那声“哦”意味深长，表示惊讶、出乎意料，说明她还记得我，或者忘记了但又马上想了起来。 另一次在云龙画廊，一个搞摄影的朋友办个人影展，请了不少人，我也去了。这样的场合多半能见到马松他们，也许我还指望碰见苗苗吧？实际上，类似的机会有很多，但没有一次苗苗曾经去过。这一次仍不见她的人影，岳子清却意外地来了。 这是一个个子不高壮实和气的中年人，大约五十多岁，宽宽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我心里想，他就是苗苗的爸爸啊！影展开幕式后，摄影家请大家吃饭，岳子清也留了下来。 席间，我上了一躺厕所。厕所不在饭店里面，需要出门走过一条小街。我上完厕所回饭店，碰见岳子清也出来找厕所，我担心他找不到，陪着他走了一段路。岳子清沉默寡言，小街又很短，途中我们很少说话。他没有提起苗苗（这很正常），提了几句江北，似乎他从江北那里也听说了我，我不免有些受宠若惊。 和苗苗的两次“接触”如上所述，这之外就没有任何关于她的信息了。这是现实世界里的情形，而在非现实的通灵世界里，我们还有过一次“接触”。 九五年夏至那天，我请梁二去了城市猎人。 梁二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的交情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并无任何特异之处，后来有一个机缘梁二开始练气功。他从练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的感觉以及进展。十多年过去了，梁二从简单的透视人体到预测未来乃至感知鬼神世界，是一步步地走过来的。听梁二谈气功就像迷信，其用词和逻辑和我的理性十分不符，但出于对他本人的信任（梁二是我见过的最诚实的人），我不免将信将疑。 练功的人讲究节气，据说这天练功的效果特别好，气感特别强。我请梁二喝酒这天恰逢夏至，一杯冰啤酒下肚后他说： “今天我的感觉特别好，我们看点什么吧。” 我说：“好啊，就看看这酒吧的生意怎么样吧。” 梁二张目凝神，约莫半分钟，呼出一口气，然后说：“生意不太好，上面被一个像锅底一样的东西压着，如果能破除掉生意就会好起来。” 可不是，城市猎人开张一年多了，生意一直很清淡，就说今天吧，楼下只有两三桌，二楼根本没有客人。 梁二喝了一大口啤酒，对我说：“还是看点你关心的东西吧，比如女孩儿。” 我有点吃惊，他怎么知道我最关心女孩儿的事呢？我告诉梁二，不久前我在东文认识了两个女孩儿，见过两面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我让他帮我看看以后的事，梁二说：“好，先看第一个。” 我说：“要不要介绍一下她们的情况？” 梁二说：“不需要，你心里想着就行了。” 于是我开始回忆向丽的模样。 过了一会儿，梁二说：“下一个。” 我丢开向丽，开始想苗苗。 梁二看完后没有马上说话，他让服务生拿来一张纸、一只笔，就着烛光在纸上画起来。 一面画他一面说：“这是你和第一个女孩儿的信息，两个人互相靠近，但最后也没有碰上。” 我拿过那张纸，只见上面画了两条线，像两个背对背的括号——“）（”。然后梁二又开始画我和苗苗的信息，画好后我拿过来一看，不禁大喜过望。纸上的两条线（分别代表我和苗苗的信息）纠结在一起，像拧麻花似的，也像两个上下连着的“8”。 我问梁二：“是不是说我们会合在一起？” 梁二说：“是。” 我又问：“是不是说我们会纠缠不休？” 梁二说：“是，信息是这样的。” 我说：“谢谢谢谢！”把手伸过去和梁二握了一番。 对方吃了一惊，也难怪，二十多年的朋友了，我们何曾握过手呢（太见外了吧）？我和梁二如梦似幻地隔着桌子握了一把手，之后，我就将那张小纸片折了折，放进上衣口袋里了。 第一部分迷离而动情的目光 如果梁二所说的我和向丽的信息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我和苗苗的信息也就错不了。接触向丽并不难。 一次我和小夏、侯小强在一家饭馆小聚，坐下后侯小强便说：“几个爷们聚什么聚？怎么样，把向丽叫过来？” 我说：“好啊，我有她的寻呼机号码。” 我找出向丽撕给我的那张纸，去柜台上呼了她。很快向丽就回了电话，我说我是徐晨，她似乎挺高兴。 向丽说：“你给我的好像不是这个号码呀？” 我说：“我和侯小强、小夏在吃饭，这是饭店的电话。” 侯小强提醒我让向丽再带两个女孩儿，我这么对她说了，向丽笑了起来，说：“你们这帮色鬼！我尽量吧。” 我很想让向丽叫苗苗，但没有说出口。挂完电话后我在想，没准她真的就把苗苗带来了呢？眼前不禁浮现出那天晚上她俩手挽着手离开的情景。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向丽到了，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儿，但不是苗苗。她们在学校里已经吃过饭了。 侯小强又叫了不少酒，加了几个菜，一帮人接着喝。两个女孩儿都抽烟，喝酒也很生猛。向丽教给大家一种新的喝法，叫“深水炸弹”，就是把一小杯白酒连着杯子一起沉入到一大杯啤酒中，白瓷小酒杯摇晃几下便沉了下去，白酒和啤酒于是互相混合。这种酒喝起来一股白酒的气味。 侯小强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好啊好啊，深水炸弹好！这个名字好！有力度，好啊好啊……” 我们猜火柴棍，输了就喝“深水炸弹”。向丽忙于炮制，她要了六七只小酒杯，都倒满了白酒，放在一边候着。直到饭店关门，大家都有点喝多了，之后一帮人摇摇晃晃地去了我的“工作室”。好在很近，几步路就到了。 一进门小夏就说他想吐，进了卫生间，向丽带来的那个女孩儿也跟了进去。他们进去后反锁了卫生间的门，再也没有出来过。侯小强的方式比较老套，他建议跳舞，并且是贴面舞，理由是夜深人静的，跳别的花样难免会惊扰楼下的邻居。我打开收录机，卡入一盘磁带后就进了用于会客的北屋，靠在沙发上头疼欲裂。 从我的位置可以看见过道里的侯小强和向丽，他俩搂在一起，侯小强拼命地把向丽往朝南的卧室里推。他的整个身体都压向了娇小的向丽，后者一只手挡在胸前，上身后仰，几乎成了弓形。两人一言不发地搏斗着，有几次侯小强差点就成功了，向丽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卧室的黑暗里。最后向丽还是挣脱出来，一缩身钻进了北屋。她在我身边的沙发上坐下来，侯小强再过来拉她，她就怎么都不肯起来了。 向丽说：“我要和徐晨讨论问题！” 侯小强无奈，只好也在北屋里坐下。他半躺在对面的长沙发上，双手交叉在小腹前，闭上了眼睛，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在假寐？我就不知道了。 房子里安静得出奇，磁带早就到头了。我不知道在和向丽讨论什么，总之是一些和文化有关的大问题，在我们交谈的间隙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侯小强“倒闭”在沙发上，小夏和另一个女孩儿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出来了。偶尔我瞥见向丽凝视我的目光，迷离而动情，她喝了酒，脸色好看极了，从诱人的唇齿间吐出一个个高深莫测的词：解构、诗意的安居、超意识、恋父情结…… 第一部分我们侧着头，吻了又吻 这次聚会以后，我和向丽开始单独约会，每次都是她给我打电话，让我陪她逛街看展览什么的。 一次，我们从下午一直逛到天黑，向丽领我去了夫子庙，说是要让我看一样东西。到了夫子庙才知道，她要让我看的是秦淮河上的小石桥。石桥有好几座，架在十几米宽的秦淮河上，桥背高高拱起，桥肚呈半圆形，发臭的河水从下面流过去。这些桥至少也是清朝以前的。我对古迹之类的一向缺乏兴趣，何况夫子庙又不是没有来过，石桥在我早就熟视无睹了。 向丽说：“再等等。” 过了一会儿石桥上竟然亮起了灯，一些连缀起来的彩色小灯泡勾勒出桥身的形状，灯光映照在河水里，波光粼粼的，的确好看。桥肚的半圆已经合成了一个整圆，下面的一半虚浮不实，上面的一半坚固分明。 向丽问我：“美不美？” “美，的确很美。”我说。 难得她能发现这样的美景，并且领着我来一起分享。 向丽又说：“无聊的时候我会一个人来这里看看。” 我想象着她独自一人来到这发臭的秦淮河边，打量着眼前灯光闪烁的石桥，突然我觉得向丽很孤单。 看完石桥我们在附近转了一会儿，后来进了路边的一家歌舞厅。里面很昏暗，空气浑浊，皮沙发上散发着一股汗腥味儿。我要了一大扎啤酒，分别倒进两只杯子里，我和向丽开始碰杯。大厅里有人在唱卡拉OK，向丽就着烛光在小纸片上写了歌名，服务生过来取走了纸片。 过了一会儿扬声器里的一个声音说：“下面请五号台的向小姐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鼓掌欢迎！” 向丽说：“我的。”放下杯子，步履轻盈地走到话筒前。不知从何处射来的光线照在她的衣服上，闪了几闪。 唱完歌向丽回到座位上，我们接着喝酒。 她帮我也点了一支歌，但我不肯唱，最后还是向丽替我唱了。再次回来时向丽脱了鞋，把腿盘在沙发上。我坐在她的右边，两只沙发呈一个直角，不知道怎么的，我们竟接起吻来。没有任何蓄谋的成分，我也没有任何预感，向丽很自然地把脸伸了过来。她的嘴巴里有一股热气，舌头又软又薄。我们侧着头，吻了又吻，身体是分开的，手也没有碰在一起（都还攥着杯子）。吻了一会儿，我们又碰杯喝酒，喝了一会儿又吻，除了嘴唇和舌头两人的身体毫无接触。 这家歌厅寒酸简陋、气味难闻，客人们的歌声也粗俗不堪，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强烈的催情作用，我突然感到十分的忧伤。已经很多年了，我没有和女人接过吻，几乎忘记了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和向丽的这番吻非同小可，我的下面立刻有了反应——虽然我吻得很节制，彬彬有礼，甚至细嚼慢咽。也许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但向丽的寻呼机突然响了。 她套上鞋子去外面回电话，回来后对我说：“我男朋友。” 我说：“哦，那我们早点回去吧。” 向丽说：“也好，下次再说吧。” 但是没有下次了，我和向丽的关系正如梁二所说的，互相靠近，但最终也没有碰上。这以后我们便各奔前程，虽然仍经常见面，但再也没有单独约会过。偶尔向丽会打电话给我，问候一下或者和我探讨一个问题，就像老朋友似的。我们也真的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在想，我和向丽单纯的友谊有待进一步的发展，没准有一天就成了红颜知己，可以无话不谈了。我渴望能够向她吐露心声，说说苗苗的事。向丽和苗苗是朋友，应该了解后者的情况和动向，也许能够帮上我的忙。但如果没有苗苗，我和向丽又会怎样呢？这我就不知道了。 第一部分一对感情炽热的恋人 朱晔仍然是我的女朋友，每周都给我写信，并且信写得很长。单从这些信看，我们的确是一对感情炽热的恋人，在信里，朱晔又是“亲一下”又是“咬一口”的，和现实中的情况完全不同。说这些时朱晔毫无感觉，所以才会那么的没有节制。对她来说这不过是表示亲密，习惯使然，并没有别的意思。对她的甜言蜜语我早就不当真了。 朱晔最后一次来南京是办出国的有关手续。她的目标是美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成，因此决定取道新加坡。 办完手续她来新华二村的房子（我租借的工作室）里坐了坐，然后我们去附近的茶社吃了简餐。吃饱喝足，我们绕鼓楼广场兜了一圈，在鼓楼商场里我给朱晔买了一只眼镜盒。眼镜盒是猪皮的，黑色椭圆形，朱晔表示很喜欢。她当即就摘下眼镜，放进了眼镜盒里。 我曾经和朱晔开玩笑，说她应该戴眼镜，那样我比较放心。不戴眼镜她过分漂亮了，难免惹是生非。这会儿朱晔裸露着那张异常美丽的面孔和我肩并肩地走在一起。 鼓楼向北一路下坡，我们沿着一截围墙向前走去。围墙白晃晃的，反射着日光，除此之外上面什么都没有。 我们的方向是火车站，一路上我都在劝说朱晔在南京再留一晚。朱晔说她得赶回苏州报信。 我说：“你可以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呀。” 她说：“那边还有一大堆事要做呢，还是今天就回去吧。” 然后我们就到了火车站，在售票窗口买了一张去苏州的车票。离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家餐馆，又进去吃饭。 这是一家路边小店，既小又脏。我面向里面而坐，对着柜台上的一台电视机，旁边的凳子上坐了一个胖子，看样子不像是客人，大约是店主的亲戚或者朋友。他抬着脑袋，脖子后面积了一堆槽头肉，边看电视边发出呵呵的笑声。他笑的时候我也在笑，胖子会不时地转过头来和我交换一下眼神。除了我和朱晔，餐馆里还有一桌客人，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儿不停地跑来跑去。她跑到我们的桌子前面站住，瞪大了眼睛看朱晔。朱晔背对电视，整个吃饭过程中都在逗小女孩儿玩。 邻桌的中年妇女大声地呵斥小女孩儿：“不要和阿姨捣乱！妈妈要生气了！” 朱晔说：“没关系没关系，她叫什么名字？多大啦？长得可真可爱呀。” 临出门前，朱晔拉了拉孩子的手，说：“再见！和阿姨说再见！” 我把朱晔送上了火车，透过车窗看见她找到了座位就转身离开了。一切都很正常，就像我无数次送她回苏州一样。 从火车站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突然感到很空虚，于是决定先不回家，去江北家里坐坐。我上了一辆公交车，坐过了站，下车后我反身向回走。经过一个巷口时里面突然蹿出一辆自行车，差点把我撞倒，车把在我的胳膊蹭了一下。终于到了江北家，我告诉江北、覃海燕我把朱晔送走了。 “朱晔？”江北迷惑地问。 我说：“是我的女朋友，她要出国了，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也难怪，他们并不知道朱晔，她和我在一起六年，后两年回了苏州，而我和江北、覃海燕认识还不到两年。 江北说：“你还真的有女朋友，我还以为你一直在哄我们呢。” 我不免有些激动，把我和朱晔的事大致说了一遍，当然关于性生活的事只字未提。 覃海燕说：“她一定长得很漂亮吧？” 正好朱晔刚给了我一张照片，是她为办出国手续专门拍的，我找出来递给覃海燕，她看了看递给了江北。 覃海燕说：“挺漂亮的。” 江北说：“不错不错，挺端庄的。” 怎么我觉得听上去就像是客气话啊？是两年的时光让朱晔变老了？还是照片本身没有充分反映出她的美丽？总之我对江北两口子的评价很不满意。如果朱晔连漂亮都得不到大家的认可，那还有什么令我难以割舍的呢？我很后悔下午在大街上空耗了半天，当时我们应该来江北家坐坐的。 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朱晔的一封长信，是她趴在回苏州的火车上写的，整整的三页纸，布满了泪痕。朱晔说，这是她出国前和我的最后一面，没想到我竟然那么的冷静，那么的平淡，说我甚至都没有拥抱她。我真是有口莫辩啊。 当我们待在新华二村的时候，我确实是想拥抱她的，甚至想和她接吻、做爱，但我不知道那样做是不是对她的冒犯，而且我也没有看出朱晔有那样的需要。我们分别坐在北屋的两张沙发上，相隔距离始终在两尺以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彼此的情况在电话和来信里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我对朱晔说：“你还有不少东西在我这儿呢。” 她回答：“我会回来取的，一定会回来的。”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你从南京走吗？” 朱晔说：“南京没有航班，我从上海走。” 也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觉得的确很平静，有点不正常，但转念一想又觉得非常正常。 朱晔除在回苏州的第一封信里情绪有些波动，之后她就恢复了常态。在苏州等飞机去新加坡的那段日子里她每周都给我写信，十天左右和我通一次电话，仿佛又回到了送别以前的日子，压根儿就不存在出国这件事，似乎朱晔会在苏州待上一辈子。后来，她终于走了，我是从朱晔寄自新加坡的信中得知此事的。她的态度依然如故，信就像是在苏州写的，不同的只是信纸、信封以及使用的邮票。依然是事无巨细，和我谈论她的生活，见到的人，面临的问题及其心情感受。朱晔寄自新加坡的信写得更加详细，内容也更多。也难怪，她刚到一个新的地方，新鲜的事物自然是目不暇接。 朱晔告诉我新加坡经常下雨，她所在的学校的校园里有很多带顶棚的走廊。说起房东老两口，就像说起她在苏州的父母。朱晔还谈到了当地蔬菜的价格，和苏州进行了一番比较，就像她在苏州时把蔬菜价格和南京的进行比较一样。最后，朱晔告诉了我她新的地址，以防我把字母写错，她十分体贴地将地址打印在一张纸上，共有二十多条。朱晔叮嘱我，给她写信时裁下一条贴在信封上就不会搞错了。 二十多条地址，我只用了一条，给朱晔写了一封回信。我的回信很简短，可谓言简意赅，实际上这封信在我的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写起来不免一挥而就。 我告诉朱晔，我们相隔那么远，并且相聚无期，这样下去会很麻烦的。我深知自己不够坚强，害怕孤独，很难能抵挡住某些诱惑，要是爱上了什么人再和她分手的话，对她的伤害一定会更大。我的意思是不如现在就分，虽然彼此仍会难过，但总归是要好一些。最后我祝朱晔一切顺利，学有所成。 写完信，我将它装入信封，贴上朱晔给我的地址，然后下楼来到街上。我把这封信投进了路边绿得发亮的信箱里，这时已经是九六年五月了。 第一部分苗苗还是那么的美丽 早就听说过岳子清家的琴会，就是招集一些人去家里，岳子清当众弹奏他新打的谱，有时候他也弹自己写作的琴曲。所谓的“打谱”就是把古琴曲“翻译”成现代人可以弹奏的简谱或五线谱，因为流传下来的古琴曲乃古人所作，记谱方式与今人不同。这些关于古琴的皮毛知识我还是和苗苗交往以后才知道的，先不去说它。 岳子清家的琴会不定期，两三个月一次，或者半年、一年一次，得看岳子清的心情和工作状况。被邀请的人大多是南京文化圈里的一些人物，另外老外和美女也是少不了的。江北随岳子清学古琴，因此每次琴会必到，东文的那帮朋友也都参加过琴会。关于琴会江北不止一次地提起过，我因为完全不懂，他自然不会和我聊古琴，只是说美女很多，看得他心里痒痒的，但又不便结识，因为“岳老师是一个在这方面很严肃的人”。江北从来没有问过我是不是也想去听琴会。他不问，我当然不好主动要求。 我是三月底送走朱晔的，五月份她从新加坡给我写信，我的回信也是五月。 信寄出后不久，五月尚未结束，一天江北突然问我：“明天岳老师家有琴会，你想不想去听听？” 我愣了半天，觉得这事儿太突然了。 江北又问了一遍：“要不要去岳老师家听琴会？” 我说：“去去，那就去听一下吧。” 于是江北告诉了我岳子清家的地址（东文校园内的某楼某室）和琴会举行的时间。 第二天，我约了老冉，一起去岳子清家听琴会。我们准时到达岳子清家，进门后才发现来早了，客厅里正在布置。一张长沙发横放在客厅中间，沙发前后放置了好几排椅凳，在这些“座位”的对面，客厅前部空出一大块。两个人从里面的房间里抬出一张条状的桌子放下，估计是琴桌。琴桌上面自然放着古琴，古琴上覆盖着一块花纹古意的丝绸。琴桌后面的圆凳显然是岳子清的座位了。 琴会开始时客厅里的座位都坐满了，不少人站在后面和墙壁的两边。弹奏前熄了灯，岳子清划着火柴点燃了琴桌上的一根大蜡烛，嘈杂声顿止，古琴声扬起。直到这时我才放松下来，身体不动，面朝烛光和琴桌，目光开始四顾搜寻。 进门的时候，我没有看见苗苗，她待在房间里或者出去了，反正我没有看见她。当然我也没敢细看，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看了一下，看见很多的座位，很多的人。此刻大家各就各位，一概屏息凝神地正襟危坐着，光线虽然昏暗，但挨个搜索起来还是挺方便的，不久我就发现了苗苗。她并没有朝向琴桌而坐，而是坐在我右边靠墙的一张椅子上，椅子的方向和我所在的沙发呈直角，中间隔了四五个人。她冲我们这排而坐，脸转向前面的琴桌。苗苗的边上，还坐了一个女孩儿，两个人共用一张椅子，紧紧地挨在一起。 发现苗苗后，我心定了许多，也慌张了许多，我的身体一动不动，眼睛的余光却始终看着苗苗，乜斜着她那亦幻亦真模糊不清的身影。客厅窄小，岳子清的弹奏有如雷鸣，我却听而不闻，古琴的高妙和扣人心弦在我自然也毫无知觉，听了也就听了。 弹奏完毕，岳子清示意开灯，和苗苗坐在一起的女孩儿拉开灯——灯绳就悬挂在她身边的墙上。灯亮的一瞬间，我看见苗苗保持着倚靠在墙上的姿势，双眉间出现了一道竖起深纹。随后，她的表情就开朗了。大家把桌椅搬回原处，苗苗和那个女孩儿也站起来，走进厨房里烧开水泡茶。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苗苗显然看见了我，她的脸上浮现出亲切的笑容。我注意到她拿着茶壶的手，指甲长长的，手指头有些发红。苗苗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转过头，她侧面的那只眼睛细长上挑，眼角几乎伸进鬓角里去了。那眼睛满含笑意。唉，一年没见，苗苗还是那么的美丽，令我心动。 餐桌被搬回原来的地方，四周摆放了椅凳，一些人坐过去，边喝茶边聊天，聊的内容自然是岳子清今天的弹奏以及古琴。岳子清陪着竞相发表高论的男女，笑眯眯地听着，不怎么说话。另一些人则站在客厅里，三三两两地交谈着。 一个看上去很风骚的女人走到我的面前问：“你就是徐晨？” 我说：“是啊。” 她说：“我在德国的时候，看见书店里有你的《华灯初上》卖，你知不知啊？” 我说：“是吗？我不知道。” 我和那个女人说话的时候，身后房间的门开着，里面传出男女笑闹的声音。我听出了江北和苗苗的嗓音，很想过去看个究竟，正好老冉站在我旁边，风骚女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断地点头。趁女人把目光转向老冉，我转身进了里面的房间，苗苗、和她一起的那个女孩儿，还有江北，三个人正蹲在地板上摆弄什么东西。 第一部分-2 第一部分从初识苗苗到今天的遭遇 我居高临下，看得很真切，原来是一块化石。真是巧了，前两天我去地质研究所看一个展览，展厅旁边的小卖部就有这种化石卖，当时我还特意看了一眼，记得是狼鳍鱼化石，该化石分布于侏罗纪晚期的地质层中。 我说：“这是狼鳍鱼，生活于距今一亿三千万年前的地质年代。” 苗苗抬起头来，说：“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我说：“我本来就知道嘛。” 苗苗说：“江北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的呀？” 说的也是，江北以博学多闻著称，他不知道的事情我竟然也知道！幸亏那天我闲极无聊，又恰好路过地质研究所，那儿正在举办中华史前古生物化石展览，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这样的事，按我的性格通常是不可能发生的。 当然我没有对苗苗说这些，我只是说：“不就是一块狼鳍鱼化石嘛。” 我觉得，从这时起苗苗看我的目光就有些不一样了。 后来她站起身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文摘月刊》，对我说：“上面有你的一篇文章，你知不知道呀？” 我说：“我不知道。”实际上我是知道的。 这是一篇关于小说写作的访谈，最初刊登在一本文学杂志上，《文摘月刊》转载时经过了删节。苗苗将《文摘月刊》翻至刊载访谈的那一页，递给我。 这时江北说：“我们去外面坐吧。” 餐桌边上的客人已经走了一半，我、江北还有老冉在空出的椅子上坐下来，我的手里拿着那本《文摘月刊》。苗苗跟过来，站在我的身后，我翻看《文摘月刊》的时候她也凑过来和我一起看。一缕披散下来的头发蹭在了我的脸上，我在想，要是能永远这样那该有多好啊！ 过了一会儿苗苗走开了，回了自己的房间。我合上《文摘月刊》，但没有还给苗苗，也没有把它放在桌子上，我把它卷成一卷，握在手上，抬起头来听大家谈论古琴。我的动作似乎是下意识的，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故意的、刻意如此的。后来我和老冉起身告辞，出门时我带走了那本《文摘月刊》。 我们没有坐车，沿着一条笔直的大路向前走去，经过了大约有十个路口。我很兴奋，一点都不觉得累，不停地对老冉唠叨着（我已决定向他和盘托出），从初识苗苗到今天的遭遇，一桩桩一件件慢慢地道来，并加上自己的主观分析。老冉不说话，只是嘿嘿地笑着。 我对他说：“我很感激你啊，冉兄，感谢你陪我去岳子清家听琴会，感谢你陪我走了这么长的路……” 我说：“事情怎么就这么巧呢？前两天我刚好去了地质研究所看化石展览，你说奇不奇怪？” 我说：“这本《文摘月报》里恰好有我的访谈，而苗苗的手上又正好有这本杂志。” “真是太奇怪了，”我说，“今天晚上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太奇怪了。江北早不问晚不问，正好朱晔去了新加坡，他问我要不要去岳老师家听琴会。那个女的早不出现晚不出现，正好今天出现了，说我的小说在德国的书店里有卖，弄得我像个国际知名作家似的……” 后来就到了鼓楼广场，我们便分道扬镳了。 临别前我对老冉说：“以后要是有什么事，你还得帮我的忙啊！” 他连声地答应着，然后转身直奔通宵汽车站而去。 第一部分我通向苗苗惟一可能的道路 《文摘月刊》就放在我的枕边，它是惟一的线索，是我通向苗苗惟一可能的道路。如何使用这本《文摘月刊》呢？我想了几天仍没有一个答案。登门送还？未免过于鲁莽。等苗苗来向我索要？她甚至都不知道我带走了这本杂志，我并没有明确地借阅，是“无意识”地带走的。《文摘月刊》在我的枕边放了一个星期，我的勇气也随着一天天地丧失。这不禁使我想起一年前我和苗苗的相识，之后一年再无她的音讯，难道这次也这样吗？然后我想到了向丽。 我呼了她，向丽很快回了电话。 我说：“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问问你最近的情况。” 向丽说她正在忙毕业论文，很快她就要毕业了。 我问她：“单位找好了吗？是不是打算留在南京？” 向丽说：“还没定。” 我说：“毕业之前我们总得见个面吧？我请你吃饭。” 向丽说：“好啊好啊，等我忙过这一阵子给你打电话。” 我很想马上就见到她，但没有说出口，我说的是：“那就说定了，我等你的电话。” 一周后我们见了面，向丽打车来了新华二村，聊了一会儿我领她下楼吃晚饭。饭后回到楼上，我们接着聊天。 显然向丽拿不准我的目的何在，她最可能想到的就是我想和她上床。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想法，她会同意吗？我无法知道，但我的确没有那样的想法。正因为如此，我体会到无欲则刚带来的坦然。当然啦，“欲”我还是有的，但针对的不是向丽，神情之间我不免有些心虚，聪明的向丽肯定察觉到了。 卧室电脑桌的抽屉里放着三本书，是我早就准备好的，两本《华灯初上》，一本《文摘月刊》。两本《华灯初上》我准备分别送给苗苗和向丽，已经题好了字。给向丽的那本上写着“向丽惠存、留念！”，给苗苗的那本上写着“给美好的苗苗！”，那本《文摘月刊》则是打算让向丽捎给苗苗的。 去卧室取书时我不禁又看了一遍题字，觉得非常的不妥，“给美好的苗苗”会把我的目的暴露无遗的。经过一番犹豫，我只带了两本书出来。 回到北屋，我故作随意地把两本书递给向丽，对她说：“送你一本我的小说，做个纪念。” 向丽接过，连声说道：“谢谢谢谢！”显然很高兴。 我又说：“那本《文摘月刊》是上次去岳老师家听琴会的时候向苗苗借的，你帮我还给她吧。” 我说得很轻描淡写，只说了一遍就没再说了。 向丽说：“好好，我知道了。” 她的手上拿着两本书，下意识地抚摩着，我们一时无语。 过了一会儿，向丽神情恍惚若有所思地念叨着：“苗苗，苗苗……” 我没敢接她的话茬，赶紧把话题转移到她的毕业论文上去了。 送走向丽，回到新华二村的房子里，我觉得非常的沮丧。我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暴露真正的目标，可付出的代价却十分的惨重。按原计划我不仅要让向丽带一本我的小说给苗苗（作为对借书的感谢），而且还要让她带话，让苗苗有空来玩。可惜向丽只带走了那本《文摘月刊》，苗苗收到也就收到了。在她，这本杂志可有可无，在我，却是惟一的道路和线索，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呵，我竟然就这么把它毫无意义地交出去了，除了证明我是一个有借必还的有教养的人还能证明什么呢？不能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情绪很低落，躺在新华二村的那张大床上整天似睡非睡，我一直在想《文摘月刊》这件事。向丽走后的第三天，时近黄昏，我迷糊过去了一会儿，但很快就醒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漾起，我翻身下地，心想事不宜迟，若是等我完全清醒了，那股力量就会消失。我不假思索或者尽量不假思索地拨通了苗苗家的电话。 接电话的正是苗苗，她问：“你哪位？” 我说：“我是徐晨。” 苗苗“哦”了一声，显得很意外。 我问她说：“向丽把那本《文摘月刊》带给你了吗？” “《文摘月刊》？”苗苗说，有些很莫名其妙，看来向丽还没有把杂志带到。听苗苗的口气似乎也不知道我带走了《文摘月刊》这回事。 我简单地解释一番，告诉苗苗，那本《文摘月刊》我已经让向丽带回东文了。 然后我问苗苗：“你还好吗？” 她说：“还行。” 我说：“没事来我这儿玩，我的电话你有吧？” 苗苗说：“有的有的，你给过我名片。” 我正要结束通话，她又说：“我去找找看，也可能被我弄丢了。” 苗苗放下电话，去找名片，这边，我手握听筒，等待着。突然我发现自己正在发抖，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抖得更厉害了。后来苗苗回来了，告诉我没有找到我的名片。 她说：“你说一下吧，我记下来。” 于是我报了新华二村的电话号码。 苗苗说：“记下了。” 我甚至都没有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幸亏是几个毫无意义的数字，被我机械地吐出来，这时我已几乎丧失了语言表述的能力，再说下去就要崩溃了。 第一部分苗苗想来找我玩 给苗苗打电话后的第四天，她的电话就来了。苗苗说她今天没事，想来找我玩。 我说：“好啊好啊，我也正好没事儿。” 然后说好了她打车到新华二村门口，我去接她。 这是一个晴朗的初夏傍晚，我站在马路边上，一辆红色的夏利靠了过来，副驾座位上坐的正是苗苗。 我为她打开车门，苗苗忙着掏钱包，我说：“我来我来，你先下。” 我躬身探进出租车，付钱给司机，然后关上车门。夏利车开走了，我转过身，看着苗苗。此刻光线仍然很好，我从来没有在大白天的室外看见过苗苗，觉得很不习惯。她只带了一只装时装的那种纸口袋，正在冲我笑呢。 我说：“我们走吧，先去吃饭。” 食为先位于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上，我和苗苗肩并着肩，穿过车流不息的马路过了街。我之所以选择食为先，是因为那儿的生意不太好，没有什么人，说话比较方便。果不其然，就我们这一桌。我和苗苗面对面地坐下来，我点了一桌菜，但我几乎没有怎么吃。我这人就这样，一紧张就吃不下东西，和苗苗在一起吃饭能正常进食至少也是二十顿以后的事。 这会儿苗苗对我说：“你吃啊，吃啊，你怎么不吃啊？你吃得太少了。” 我说：“我怎么没有吃？我一直在吃啊。” 这几乎成了这次吃饭交谈的主要内容，每过一阵苗苗都会这么对我说，而我总是那么答。幸亏是这样，否则的话，面对苗苗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似乎也比较内向。 苗苗也吃得不多，一桌菜基本上原封未动。后来苗苗给自己要了一个凉拌西红柿，把盘子端到面前，一片一片地夹起西红柿放进嘴巴里，那上面沾着的白糖还没有完全融化。她就这么吃了很长时间，只吃这一样。我则抽烟喝酒。半杯啤酒下去我的脸就红了，上了这层保护色后我说起话来就比较放肆了。 餐馆里的电视正在播放一个女歌星的演唱会录像，苗苗自言自语地说：“她真漂亮啊……” 我说：“我觉得没有你漂亮。”说完直视着苗苗。 苗苗说：“不会吧，我怎么能和她比？” 我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说的是实话。” 此刻我们相距不足一米，我看苗苗看得很真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那双眼睛，向外突出得很厉害，尤其是当苗苗看电视侧面对着我的时候。我知道这是高度近视的缘故。这样的眼睛要是放在别的女孩儿的脸上一定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但在苗苗这里就不一样的（我也感到很奇怪）。我觉得这双眼睛特别美，甚至感人至深。如果我这样告诉苗苗，她会相信吗？ 吃完饭，我们去了新华二村的房子里。我把苗苗让进朝北的小房间，她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我拉亮了旁边的台灯，灯光通过高帽状的灯罩照射下来，苗苗的身体处于阴影里。沙发扶手上搁着她的一条被照亮的手臂，手臂和手的姿势都很松弛，显得软弱无力。苗苗整个人也软软的，斜靠着沙发，和以前的那个腰杆挺直的姑娘相比判若两人，但我觉得还是同一个人。她的变化以及与想象的不吻合之处让我心醉神迷，使我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办好。 谈话干巴巴的，套路一成不变（我和其他女孩儿也是这样开始的），我说起小时侯，我的婚史、恋爱史，说起朱晔。苗苗专注地听着，很少插话，她有时候笑笑，有时候面无表情，也就是说她的反应不够热烈、热情，不够好奇。我在想，这不能怪苗苗，是我的讲述过分枯燥和严肃了。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她下次不会再来了，因为我是一个多么无趣和乏味的人啊。但我知道自己并不是这样的，换一个场合我说起自己的故事来是那么的绘声绘色，甚至于波澜起伏，连自己都会感动。要是我没有把这个优点表现出来之前苗苗就不理我了，那该多么可惜啊。我觉得今天的机会十分难得，可以说是时不再来，因此必须说下去。我越是这么想就越是变得语无伦次，到后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了。 我对苗苗说：“我说了那么多，你也说说你的事儿吧。” 她如梦初醒，对我说：“我的事儿？” 我说：“是啊，谈谈你的感情经历什么的。” 苗苗笑起来，她的笑容极富礼貌，有点把我刺伤了。 她说：“我可没有你们那么复杂，很平淡的。” 我坚持问道：“你没有谈过恋爱吗？” 苗苗说：“谈是谈过……”后来她总算说了一点，但很简略。 苗苗告诉我她谈过两个男朋友，第一个不能算（苗苗没有解释），第二个男朋友是一家影视公司的导演，已经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是他怕苗苗毕业后报考北京的研究生，离开南京。 接着苗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她说：“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儿，她离开几年去外地，你会等她吗？” 我非常肯定地说：“当然会，这是最基本的。” 苗苗的问题显然有所指，我的回答也一样，我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江北打来的，他问我苗苗是不是在我这儿玩？ 我很吃惊，说：“是啊。” 江北说：“岳老师让她早点回去，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他嘱咐我让苗苗给她爸爸回一个电话，就把电话挂断了。 苗苗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待在北屋听得很清楚，她说：“哎呀，你就先睡吧，别等我……知道啦！我过一会儿就走……你烦不烦啊！” 走回北屋时苗苗的情绪还没有缓过来，皱着眉头，气呼呼的，我问她说：“是不是岳老师让你回家啊？” 苗苗说：“别理他，他总是这样子！” 打电话以后她反倒比刚才活跃了，话也多了一些。 又坐了大约一小时，苗苗毫无要走的意思，最后还是我说：“你是不是该回家了？”她这才站起身来告辞。 我送苗苗下楼，有一句话我酝酿了很久，心想一定得说出来。我们出了单元门，沿着一侧的自行车棚向小区的大门走去，出了大门来到街边的人行道上。我走在苗苗的边上，帮她拎着那只纸口袋。 后来我对她说：“苗苗啊，下次我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呢？” 就是这句话了。 她回答说：“我们马上就要考试了，要开始复习了，没有时间玩了。” 我说：“是吧。”然后出租车就来了。 临别前苗苗对我说：“有时间我给你打电话吧。” 她接过纸袋上了车，我帮她关上车门，出租车就启动了。 第一部分我领苗苗去了城市猎人 苗苗第二次来找我是十天以后，在电话里她很兴奋地说，她爸爸出差去了。我下楼接苗苗，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她已经认识路了，但我还是去接了她。接到之后，我们没有马上上楼，我领苗苗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公园。下午三点左右，天气很晴朗，公园临街的地方有一个露天茶座，我和苗苗在两张漆成白色的简易椅子上坐了下来。 苗苗仍然只带了一只纸口袋，她从里面拿出一本大相册来给我看。我看的时候，她把椅子搬过来和我并排，挨着我，也在看，一面加以指点说明。室外空气流通，一阵微风掠过，不免将苗苗的头发吹拂起来，蹭在了我的脸上，我不禁想起听琴会的那天晚上在苗苗家客厅里翻阅《文摘月报》的情景，心里想，当真是美梦成真了！ 照片大多是黑白的，顺序从苗苗的幼儿时代开始，那时候岳子清还没有和妻子离婚。我看见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看见了苗苗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照片，这样的照片不容我不动容。那么小的孩子，那么年轻、幸福的母亲，尤其是那孩子现在就在我的身边，就是苗苗。看来这本保留着妈妈照片的影集是苗苗特别珍藏的，今天她特地把它带了来给我看。苗苗九岁以后父母离了婚，照片上就再也看不见她的妈妈了。 我消化着这份感动，一面暗下决心，一定要对得起苗苗的信任，不可忘记了她给我看影集的这番情意。我翻得很慢，看得也很仔细，倒是苗苗有些心急，她伸过一只手帮我翻起相册来。她翻到后面，我再翻回去，就这样翻了又翻，看了又看。 晚饭仍然是在食为先吃的，饭后我们去了新华二村的房子里。当天晚上苗苗没有回去，岳子清出差了，没有人打电话催她回家。我把大床让给了苗苗，自己抱了一条被子睡在北屋的长沙发上，自然一夜无眠。夜里我起来上厕所，发现卧室的门被风吹开了一条缝，里面黑乎乎的，显然苗苗没有把门反锁上。我想象了一下苗苗睡在大床上的情形，但绝没有推门进去的念头。天快亮的时候，我蒙蒙眬眬地睡过去了一会儿，依稀有晨勃现象发生，这很正常，并不是因为苗苗睡在隔壁。此时她在我看来犹如一个圣女，完全不可能有别的想法。 第二天晚上依然如此，我们分房间而睡，苗苗房间的门仍然没有反锁。我一方面感受到她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有一点担心，要是苗苗不锁门是想让我进去，而我没有进去她不是很失望吗？孤男寡女待在一起，一连两夜都各居一室，是不是有点不对劲？我是否有点过于迂腐和懦弱了？岳子清出差一共三天，两天已经过去了，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耗下去吗？但如果我半夜钻进苗苗的房间，她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真的难以想象。 第三天下午事情终于有了一线转机，我和苗苗正待在北屋，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谁打来的无关紧要，之后我也不清楚对方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总之是一个朋友。我走进卧室去接电话，苗苗也跟了过来。 电话放在两张单人沙发之间的茶几上，我坐在其中的一张沙发上接电话，苗苗坐在另一张沙发上看着我，很自然的，我拉住了她的手。苗苗没有挣脱，甚至把另一只手也伸了过来。就这样，我一只手握着听筒，一只手握着苗苗的手，目光朝着窗外空洞的远方，那儿什么都没有。接电话的时候我会偶尔回过头，看一眼苗苗，冲她笑笑。这个电话通的时间很长，我显然很兴奋，声音比平时要大，这不是我意识到的，是给我打电话的朋友告诉我的。 他说：“看来你情绪不错啊，声音那么洪亮，肯定有什么喜事儿。” 我说：“有有，喜事一大堆，第一件就是你给我打电话呀，生活多么美好，风和日丽，天高地阔，你不觉得吗？哥们！” 对方说：“是是。” 我希望这个电话能一直打下去，但显然不太可能。对方挂断电话后，我仍然握着听筒贴在耳朵上好一会儿，这才将它在电话机上放好。 接下来的几秒钟很关键，如果我就势抱住苗苗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分别坐在两张沙发上，如果我站起来再走过去，动作未免太大。当然我也可以拉起她，把她拉离沙发到我这边来，但这需要足够的自信和霸道，和我虚弱的内心很不相称。因此放下电话后停顿了几秒，我们握在一起的手就分开了，我和苗苗站起身来，一前一后地回了北屋。一次难得的机会就这么丧失了。 当天晚上，在食为先吃过饭，我领苗苗去了城市猎人。 第一部分小动作上苗苗占了上风 城市猎人客人不多，我们上了二楼，那儿的光线要暗一些。在面对栏杆的一张长条形木桌前坐下，我和苗苗一面喝啤酒一面打量着下面的店堂，在我们左手的墙上，有一些彩灯和霓虹小广告，英文字母一明一灭的。 开始时我的话很少，因为还没有喝到位，但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自己灌醉了。苗苗大概觉得无聊，去楼下扔飞镖，从我所在的位置正好可以看见她。镖靶钉在一楼左边的墙上，只见苗苗拿了几支飞镖，后退至一定距离，上身前倾，然后一支一支地扔出去。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短袖t恤，露出圆润白皙的胳膊，每扔一下胳膊就长出一截，t恤的袖口后缩。就这么一下一下地扔着，看得我有些情不自禁，我觉得几乎都不认识她了。几天来我们朝夕相处，彼此之间最远的距离也不会超过一米，像现在这样她被置于画面的全景中还不曾有过，我觉得苗苗确实可爱，在可爱之外还有我所不知道的可爱。 苗苗回到楼上，气息不宁地在我的身边坐下来。我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觉得面孔又胀又热，心跳震动着胸腔。我不看苗苗，看着楼下，恶狠狠地告诉她我喜欢她，我说自己对她一见钟情，早在一年前就爱上她了。然后我说起那次琴会，说起《文摘月刊》以及我的“阴谋”。苗苗认真地听着，面对着我，但没有任何表示，大概是被我的气势吓住了。 我问她说：“你不信？” 苗苗笑了笑，说：“没有。” 我握着啤酒杯，里面有小半杯啤酒，表白过程中我每说一句话就把杯子往桌子上一蹾，啤酒晃荡着，从杯子里溅了出来，洒落在暗褐色的木头桌子上。苗苗把身体贴过来，挽起我的左手，另一只手在我的胳膊上轻轻地抚摸着。她以这样的方式使我平静，也可以理解成对我表白的回应。其实我醉得也没有那么厉害，只是需要某种状态，那些火热激烈的话才可能脱口而出。 大约十一点多，我们离开了城市猎人，上了一辆出租车，回新华二村。路上彼此都沉默着。 楼道里没有灯，以前我都是用打火机给苗苗照明的。这次我没有拿打火机，伸出一只手，交给苗苗牵着，我们钻进漆黑的门洞，摸索向上。我租的房子在四楼，在三楼和四楼之间拐弯的地方我反身抱住了苗苗，她没有推开我，似乎还有点迎合。苗苗是否真的在迎合呢？我已经感觉不到了，因为我把她抱得那样紧，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甚至都能听见对方骨骼发出的喀吧声。我觉得苗苗在挣扎，但这并不表示她在拒绝我，而是我过于用力了，当我稍稍放松立刻就感觉到了苗苗拥抱我的力量，她反倒来劲了，不让我完全松弛下来。楼道里昏黑一片，墙壁的上方有一扇气窗，发出微弱不已的光芒。 后来我完全松开了苗苗，揽着她的腰，两人互相依偎着走完了最后几级楼梯。 用钥匙开门以前，我们又拥抱了一次，这次松紧适度。我用手撩开苗苗的头发，托起她的脸，我的嘴巴找到了她的嘴巴，然后我们开始接吻。苗苗吮住我的舌头，拼命地往里吸，就像是对刚才我用力拥抱她的报复。我缩回舌头，又吐进去，肉搏从大动作上转移到小动作上，依然是那么的痛苦激烈。在小动作上苗苗占了上风。 进门后，我没有开灯，一瞬间两个人略微显得僵硬，都有点不知所措。我推着苗苗的肩膀进了卧室，在她睡了两夜的大床的床沿上坐了下来。房间里有一些隐约的微光，显示出家具黑乎乎的轮廓，一面镜子正对着我们，里面的明暗变幻不定。 我轻声地问苗苗：“今天我也睡在这儿吗？” 她“嗯”了一声，点点头，然后就开始脱衣服。先脱鞋子、长裤，脱完后把腿盘上床，双臂一抬脱掉了那件t恤，最后只剩下胸前的一抹白色的乳罩了。我脱衣服的时候苗苗悄无声息地等待着，我几乎都感觉不到她的存在，黑暗中只有那白色的一抹显示出来，就像是一个必要的标记。 第一部分一夜四次也是一个奇迹 我们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其间做了四次爱。苗苗说，她从来都没有这样过。我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人了，一夜四次也是一个奇迹（几乎是六年来我做爱总数的一半）。我们都很陶醉于有关的数字。 起床后苗苗匆匆洗了个澡，收拾了一番，就回东文去了。岳子清今天回家，她得赶回去整理房间、做晚饭。我送苗苗下楼，日光下她的脸色很苍白。送完苗苗，回到楼上我继续睡觉，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醒来后我发现枕头湿了一大片——我流口水了。如此深沉的睡眠我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这以后每天上午苗苗都会往新华二村打一个电话，我刚从家里过来，坐下后半小时她的电话准来。苗苗大概刚刚起床，岳子清上课去了，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她的嗓音带着刚起床的沙哑以及睡眠后的滋润，总之是意蕴复杂，动人极了。一天开始，苗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对我说的，怎能不让我感到无比欣慰呢？每次通话的时间不长，交谈的内容也很随意，苗苗问我是怎么过来的，打车还是坐公交？早上吃的是什么？ 一次我听见电话里发出喀吱喀吱的声音，便问：“你在吃东西吗？” 苗苗说：“是啊，我在吃一个苹果。” 我想象着她一边吃水果一边给我打电话，身上还穿着睡衣。而我这边，窗外的天空湛蓝，阳光照在油漆斑驳的水泥地上形成了一个窗框的菱形，一切都那么的美好和称心如意。 我们再次见面是三天以后，在这三天里我和苗苗分别做了一件事。 天气渐渐的热起来，我租的房子里没有空调。以前这里仅仅是我写作的地方，并非和女人幽会的场所，即使是三伏天，天气奇热，我也无所谓，虽然热不可挡，我也照样写作。我不怕热，电脑却受不了。解决的办法是在冰箱的冷冻室里用搪瓷大茶缸冻一大块冰，然后把这块冰连同茶缸放在电脑的主机上散热，下面垫一只盘子，接融化的冰水。我则赤着大膊，只穿一条内裤，肩膀上搭一块毛巾，坐在显示屏前面挥汗如雨。只要电脑能工作，我一点事儿都没有。 现在不同了，因为和苗苗约会的需要，一台空调是怎么也少不了的。但我很穷，没钱买空调，折中的办法是去买一台冷风机。有人说冷风机就是空调，有人说不是，我直到最后也没弄清楚它到底是不是空调。反正冷风机能制冷，价格也比较便宜，另外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移动。看起来它就像是一只立着的大箱子，下面装着滑轮，可以拉来拉去，因此没有必要像装空调那样在墙上打洞，有一根杯口粗的塑料管通往窗外即可散热。买来冷风机后我试用了两天，效果果然不错。 苗苗再来的时候，我们脱光衣服去洗澡，洗完推开卧室的门，一股冷风扑面而来。 苗苗说：“好舒服呀！”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爱。从苗苗进门到我们上床做爱大概十分钟不到，除了她说了句“好舒服呀”，彼此并无交谈。 做完爱，苗苗告诉我昨天她去鸡鸣寺烧香了。 我问她说：“你许愿了吗？” 苗苗说：“许了，我许了三个愿，一个是给我自己许的，一个是帮我爸爸许的，一个是帮你许的。” 我说：“说出来听听呢。” 苗苗说：“不说，说出来就不灵了。” 我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帮我许的愿是你会爱我一辈子。” 她说：“才不是呢，把你美的！”苗苗说：“我帮你许的愿是你马上就会有五十万块钱。” 我愣了半天，苗苗看起来不像开玩笑。 她接着说：“要是你真的有了五十万，可得谢谢我哟！” 我心里想，这怎么可能呢？别说五十万，就是五万对我来说也遥不可及，一点影子都没有。当然啦，苗苗许这个愿说明她信任我，为什么要我有五十万呢？还不是把自己的生活和我联系在了一起。这么一想我便释然了。 我对苗苗说：“我会努力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第一部分苗苗是故意吻给司机看的 开始阶段，我的性欲高涨，苗苗也欲壑难填，但我总觉得满足不了对方，或者说苗苗给了我这样的感觉。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很少出门，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北屋里说话了。 我和苗苗脱得赤条条的，躺在卧室里的大床上，那儿有冷风机，比较的凉快。近来气温上升得很快，也只有这个地方能待了。伴随着冷风机轻微的震动声，苗苗在席子上舒服地摊开手脚，让我抚摸她。她拉着我的手，引领着我，手把手地教我。 由于和朱晔相处养成的习惯，对女人的敏感部位我尤其小心，手在苗苗的胸部往往一掠而过。苗苗却捉住我的手，不让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她的乳头发硬，陷在柔软的面积里，感觉很奇特。苗苗把她的手盖在我的手上，闭上了眼睛，身体跟着摇晃起来。她还让我捏着她的乳头，慢慢转动，直到九十度以后，苗苗让我再转。我很是担心，这样下去会不会伤着她，把乳头给拧下来呢？ 朱晔古怪的方式源自于家传，那么苗苗呢？我觉得肯定和她以前的性经验有关。想到她以前的男朋友也像我一样转动她的乳头（很可能这还是他的发明呢），我不禁狠狠地一拧。 苗苗痛苦地叫喊起来，对我说：“对对，就这样。” 我松开手的一瞬间她的快感达到了极至，这从苗苗的表情变化可以看出来。 这段时间里，我们非常亲密。我租的房子大约四十平米不到，无论我走到哪里苗苗都要随时随地地跟着，我们在一张床上睡觉，一起去洗澡，我接电话的时候她也缠着我，并做出一些亲昵的小动作，弄得我说话的声音很不正常。甚至我上厕所苗苗也不肯放过，她要看我小便。苗苗的好奇心很强烈，一次她问我，为什么我勃起的时候是冲上的，贴着肚子？而她以前的男朋友是冲前的，和肚子之间有一个角度。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不免暗自得意，显然我勃起的程度更加充分。 我们躺在床上，每过四小时我就要给冷风机上一次水。冷风机内有一只塑料水箱，注满后可用四小时，另外还有一只外挂水箱，因为怕麻烦所以没有用。每次我拎着水箱去灌水，苗苗都要求和我一起去，我让她躺着别动，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苗苗说：“那你快点啊，快点回来，你可一定要回来呀！” 就像我要出门远行似的，实际上水龙头就在隔壁的卫生间里，并且我光着屁股也不可能跑到外面去啊。但她这么说，让我觉得很温暖。 无论在我这里待到多么晚，苗苗都要回东文。岳子清自从上次出差以后还没有出过差，因此我们没有机会在一起过夜。一般是十一点以后，她还要在床上赖上半小时，然后我们开始穿衣服，我关掉冷风机、热水器等电器，牵着苗苗的手来到外面热风扑面的大街上。在出租车上，苗苗蜷起身体，把头枕在我的腿上，整个人都钻到我的怀里来了。有时候我们在出租车后座接吻，吻得很热烈，我觉得苗苗是故意吻给司机看的。她吻得旁若无人，动静很大，我虽说不习惯，但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心里想，苗苗真是年轻呵，多么的热情奔放啊。 第一部分我几乎忘记了朱晔 我几乎忘记了朱晔，突然有一天收到了她的来信，这才想起来她人已经在新加坡了。朱晔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信要求分手，现在，她的答复来了。 朱晔说她尊重我的决定，同意分手。她说她爱上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况且在一起六年，为此她哭了整整一个星期，但后来想通了，我这么决定肯定有我的道理。最后朱晔祝我幸福，希望我多加保重。 再次见到苗苗时，我把朱晔的信拿给她看。苗苗看得飞快，几乎是一掠而过，她有些不耐烦地把信递还给我，双眉之间又出现了那道竖起的深纹。 苗苗说：“哎呀，我最不愿意见到这种事情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苗苗的意思是生离爱别让她难过？还是我和朱晔的六年恋情令她不快？总之她很不耐烦，想要置身事外，通常情况下女人的嫉妒一点都没看出来。 实际上不仅这封信，我给苗苗看朱晔的照片时她也这样，匆匆看完，不加任何评论，也没有任何问题，看了也就看了。这和我看她带来的相册时的认真仔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开始觉得苗苗并不那么关注和在意我，至少不像我关注和在意她那样。 我们开始出来见朋友了，我的朋友和苗苗的朋友。 我的朋友可以分成两拨。一拨是东文这帮人，或者和东文有关的，包括马松、吕大元、江北、侯小强。这帮人苗苗也认识，我就是通过他们认识苗苗的，见他们为时尚早，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另一帮朋友则是老朋友，包括梁二、小夏、老冉他们。这两帮朋友互有接触，但大体上是隔绝的。这天我把一帮老朋友约到了城市猎人，七八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来。 苗苗挨着我坐，除了我她谁都不认识，而这帮老朋友早就听说她了，甚至一年前就已经听说了。他们怀着好奇和兴奋的心情如约前来，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孩儿把我给迷住了。要了很多啤酒，老朋友们不时地举杯，向我和苗苗表示祝贺。 苗苗很配合，始终依偎着我，她的手挽着我的胳膊，下面热烘烘的大腿担在我的腿上，先是一条腿，后来两条腿都上来了，整个人都猴在了我身上。这是热恋中的景象，看得老朋友们心花怒放，同时也有点吃惊，他们从来没有看见我和一个女孩儿在一起这样过，就是我带女朋友参加聚会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别说他们，就是我也很不习惯。我一方面陶醉于苗苗对我的亲热，有点飘飘然，一方面又有些不知所措。 朋友们喝多了，开始取笑我，他们说我变了，变得不认识了，就像是一个新人。 其中的一个朋友说：“他就是一个新人嘛！” 还有人说我是“老牛吃嫩草”，另一个人说：“他本来就属牛嘛，吃嫩草也是正常的。” 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说听不懂了，说我是“恋人絮语”，他们不解其意。 我说：“我觉得我很正常呀。” 他们就大笑，说：“他还认为他正常！” 到后来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正常了。 苗苗很少说话，她捏着一把小勺子，一直在吃冰淇淋。 我听见小夏问她说：“你是不是有点近视啊？” 苗苗抬起头来，问：“咦，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小夏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散伙以后，我送苗苗回东文，路上她问我：“小夏怎么看出来我近视的？”问了好几遍。 我说：“大概是因为你的眼睛有一点点突出。” 苗苗问：“是不是很难看呀？” 我说：“一点都不难看，反而很好看，真的，你的眼睛非常漂亮。”这话我憋了很久，终于借机说了出来。 苗苗沉默了一会儿，说：“嗯，我的眼睛是鼓鼓眼。” “鼓鼓眼”，我觉得这个说法简直太可爱了。 苗苗的朋友不多，最要好的是王雪梅，也就是琴会那天晚上和苗苗坐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儿。苗苗领我去见了她。 王雪梅的事我听苗苗说过一些，自小父母离异，一直跟着妈妈，后来妈妈再婚，又生了一个小弟弟。岳子清和王雪梅的父亲是好朋友，一年多以前王雪梅来东文读一个自费美术班，吃住都在苗苗家，直到最近她才搬出去，但仍然在东文上课。由于共同生活的缘故，苗苗和她成了密友。 第一部分不明白苗苗为何如此暴躁 见到王雪梅的时候，我觉得她很客气。这是一个长相细长、皮肤白净的女孩儿，和苗苗一样留着披肩发，只是头发要比苗苗薄了许多，说话也细声细气的，脸上不无讨好的表情。说实话，我对王雪梅的印象并不好。 后来苗苗问起我对她的感觉，我说：“她看上去很精明，有点假，一看就知道是那种长期寄人篱下的女孩儿。” 苗苗很不高兴，她说：“你是什么意思？寄人篱下，我的家就是她的家！”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们这帮人都这样，自以为了不起，瞧不起人家，人家还瞧不起你们呢！” 我有点发蒙，“你们这帮人”是指谁啊？后来我才知道苗苗说的是东文那帮朋友，她在借题发挥。 当时我说：“我就这么一说，对王雪梅我又不了解，但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很好地对待她的。” 苗苗转怒为喜，说：“这还差不多！” 我和苗苗的事想必东文那帮朋友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没有特意去见他们，在我是心虚，有一种挖了人家墙脚的感觉。我以为苗苗也会不好意思，其实不然。每次我送她回东文，一进校园我就紧张，生怕碰见熟人，苗苗却满不在乎，她故意挽起我的手，表现得更加亲密。 一天我接到江北的电话，他约我晚上喝茶，临挂电话时他说：“把苗苗也带上啊。” 我正要问个究竟，电话已经挂断了。也就是说我和苗苗的事江北已经知道了，而江北知道了东文的那帮朋友肯定也都知道了。 喝茶的地点是北极阁茶社，我没有去过。江北没有把我和苗苗约到他家里，而是选择了一家茶社，说明谈话比较正式。 果然，闲聊了几句后江北便说：“你们的事岳老师已经知道了。”停了停他又说：“岳老师很担心的，昨天他找我谈了一晚上。” 苗苗问：“他怎么说？” 江北说：“他比较担心，我劝了他半天，但今天喝茶我完全代表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徐晨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的为人，这些话昨天我也都对岳老师说了。” 苗苗说：“那他担心什么呢？” 江北说：“岳老师觉得你们的年龄有差距，我劝他说，苗苗也是个大姑娘了，她的事你不要过于操心。” 我仿佛看见岳子清忧心忡忡，拉着江北在黑暗的校园里四处乱走，商谈着这件事。他只有苗苗这么一个女儿，孩子没妈，是他一手拉扯大的。想到这里我不免有些激动，很想让江北捎话给岳子清，我一定会好好对待苗苗的，我要赚很多钱，让苗苗过上好日子。但此刻我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对江北的理解表示感谢，感谢他在岳子清面前帮我说了那么多好话。 江北告诉我们，岳子清知道消息后夜不能寐，这几天都在找人谈话，昨天是他，前天是吕大元。 苗苗问：“吕大元怎么说？” 江北说：“老吕的意思和我一样，让岳老师放心，他对岳老师说，他们能在一起，是你们家苗苗的福气呵。” 苗苗哼了一声说：“有他什么事儿啊？难道什么事情都要通过他？他说福气就福气啦？”苗苗把脸挂了下来，说：“吕大元以为他是谁啊？要是他说不行我们就不谈啦？” 江北赔着笑脸说：“那是那是，重要的还是你们自己。” 送苗苗回东文的路上，我问她为什么不高兴？苗苗说：“他不是个东西！”这个“他”显然是指吕大元。 我说：“你怎么啦？他还不是为了我们好。” 我一直担心岳子清不赞成我和苗苗的事，现在通过吕大元、江北的劝说他有所松动，表示听之任之，难道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我不明白苗苗为何如此暴躁。 她说：“我的事最好他们谁都别管，都是吃饱了撑的！” 第一部分感激和怨恨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看来，有些事的确被我疏忽了。我原以为苗苗和东文那帮人关系紧密，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江北是岳子清的学生（拜岳子清为师，学弹古琴），而吕大元是岳子清的同事，他们不仅是同事，而且还是老乡，按吕大元的话说，他是看着苗苗长大的。我也曾亲眼看见苗苗和向丽手挽着手亲亲热热地走进东文的大门，当然啦，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当我和苗苗在一起的时候，她对东文那帮人表现出了明显的厌恶和不屑，只是我没有留心而已。 这一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使苗苗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呢？从表面看是因为王雪梅，苗苗在为她抱不平。王雪梅在东文谈了一个男朋友，东文那帮人一致认为这人不怎么样，是个小混混。 苗苗愤怒地说：“这碍着他们什么了？再不怎么样也比他们要强啊，也不用镜子照照自己！” 现在我知道了，苗苗这是在借题发挥，她是在说自己的事。九五年，也就是我和苗苗初次见面以后，她开始和一个影视公司的导演谈恋爱，这人东文的圈子都认识，一概评价很低。岳子清像现在一样的心急如焚，到处找人谈话，不同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反对，其中数吕大元的态度最为鲜明。 他拍着胸脯对岳子清说：“我找苗苗谈谈，这姑娘怎么会这么糊涂呢？” 于是吕大元找苗苗谈了一次话，据说开场白是这样的：“苗苗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岳老师虽然比我要大十几岁，但我一向是把他看成兄长的，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苗苗低头听着，心里已是气愤填膺。吕大元说了李彬（那个导演）很多的不是，用词不免夸张刻薄，无意中深深地刺伤了苗苗。 最后吕大元说：“我的话虽然说得难听，但都是为了你好。”然后就带门出去了。 门刚关上，苗苗就在里面骂开了：“他凭什么啊？他以为他是谁啊？不要脸的东西！” 王雪梅当时也在场，紧张地对苗苗说：“轻点轻点，人还没走远呢。” 苗苗反倒提高了音量，冲着门，每个字几乎都是喊出来的，她说：“我就是要让他听见！不要脸的东西！凭什么管我的事情！” 吕大元是否听见了苗苗的话呢？应该是听见了，因为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她谈过话。 我在想，如果苗苗和李彬恋爱顺利，她对吕大元的怨恨也许会逐渐缓和的。但两个月之后他们分手了，不幸被吕大元言中，苗苗在极度的痛苦中就再也不能原谅这个人了，一来他一语成谶，二来，难保他不会幸灾乐祸。从此苗苗就不再理睬吕大元了，不和他说话，即使是狭路相逢，也当没有看见。 苗苗告诉我，一次她回家，抄近路从东文的篮球场穿过，正好看见吕大元，他从家里出来，也抄近路从篮球场过来。当时正是中午，球场上没有别人，吕大元已经走了一半，抬头看见苗苗，于是转身又退了回去。 这件事让苗苗感到非常开心，她对我说：“不信，你去问王雪梅！” 苗苗和李彬恋爱在先，王雪梅和她的男朋友恋爱在后，苗苗和李彬只谈了两个月，王雪梅到现在还在谈。东文的圈子也不喜欢王雪梅的男朋友，于是她俩便有了同仇敌忾的意思。 我了解这些以后心里很不舒服，倒不是因为苗苗对我的朋友抱有偏见、出言不逊，而是这偏见产生的原因，苗苗敌视吕大元是因为李彬。既然已经和李彬分手了又何苦如此呢？只能说她把这段感情看得太重了。苗苗和我在一起得到了东文朋友的一致赞同，而她和李彬在一起却遭到了他们的全体反对，在感激和怨恨之间她选择了后者，正是这点让我如鲠在喉。 第一部分直吻得两个人口水汹涌 当我们不提东文那帮人时相处还是十分亲密的。北极阁茶社后来我们经常去（我知道的茶社酒吧不多，这算是一个新地方），一次我们坐在一间回廊改造的茶室里，我和苗苗之间隔了一张小桌子，她脱了鞋，把脚缩进藤椅里。过了一会儿苗苗放下一条腿，一只脚伸到我的两腿之间。茶室里客人很多，她就这么一直伸着腿，用脚在桌子下面触碰我。我虽然很紧张，但很喜欢这种暧昧的感觉，桌子上苗苗看我的目光意味深长，同时她对我说着一些不相干的事，渐渐的我也就放松和自然了。 再来北极阁喝茶时，我会主动地把椅子搬得靠近桌子一些，两腿分开，好空出地方放苗苗伸过来的脚。有时候苗苗会把两只脚都伸过来，伸进我衣服下面，脚掌贴着我的肚子。她喜欢用脚趾夹我的肚皮玩。 我发现，越是人多的地方苗苗就越是喜欢和我亲热。比如当众接吻，以前我从没有经历过，和苗苗在一起后便成了家常便饭，无论在出租车上或是在酒吧茶社里，她都会随时随地地要求我吻她。 苗苗仰起面孔，送上鲜艳微启的嘴唇，喃喃地对我说：“过来，亲我一下！” 我自然无法拒绝。不是亲腮帮子，也不是仪式化地碰一下嘴唇，苗苗捉住我的舌头，拼命地吸进去，直吻得两个人口水汹涌，旁边的人侧目而视。 平时，苗苗不善言词，甚至有些沉默寡言，但情绪激动时她会说很多话，声音圆润，略微结巴。正是这种特别的说话方式让我觉得魅力无穷，比如她骂吕大元的时候。说实话，我很喜欢听苗苗骂人，当然啦，我喜欢的是她骂人的架势，并不赞同她的爱恨情仇。苗苗骂人很痛快，说起亲热话来也一样，要么不说，说起来总是言简意赅，感情真挚，很本能。 一次过马路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突然对我说：“我爱死你了，恨不得把你吃下去，吞进肚子里！” 另一次回新华二村，我正掏钥匙开门，苗苗贴过来对我附耳低言：“我想钻到你的身体里去，然后再像一个蘑菇那样的长出来。” 我觉得苗苗很会谈恋爱，不仅和我亲热时旁若无人，说出来的话也令我印象深刻。 一次我给她打电话，问她：“今天想我了吗？” 苗苗说：“想了。” 我问：“想了几次啊？” 她说：“就一次。” 我说：“就一次啊？”不免有些失望。 苗苗说：“就一次，中间没有断过。” 她真是太会说话了，比起我说的“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胜过一切”、“我对你是一见钟情”这些陈词滥调来不知道到要高级多少倍。 我也曾经想过，苗苗为什么那么会说话呢？得出的结论是她这个人比较的本能，说出来的话根本就没有想过，就是心里的感觉。她的张口就来远胜于我的字斟句酌，苗苗所具有的东西正是我缺乏的，因此我才会如此地迷恋她呀。 一天晚上我送苗苗回东文，她突然高兴地跳起舞来，从我的左边跳到右边，转动着手臂，两片手掌翻来翻去的。苗苗边走边跳，绕着我转个不停，直到她家楼下，这时月亮出来了，她的舞蹈也戛然而止。 我说：“你跳得真好啊！” 苗苗嘻嘻地笑着。 我又说：“没想到你还会跳舞。” 苗苗说：“我也没有想到呵。” 我在想，苗苗的舞蹈也是本能使然，由心而生，所以才会那么美。 第一部分我的确在恋爱而且很投入 我对苗苗也很好，当然是以我的方式，比如她想去游泳，而我是个旱鸭子，于是我便去找了老冉。老冉在中学时代是校游泳队的，专业出身，我请他带苗苗去游泳。老冉一口答应下来，为方便起见他还叫了自己女朋友。我们一行四人去了五台山游泳馆，为苗苗一人游泳，我花钱买了三张门票。至于苗苗游泳所需的行头更是不在话下，游泳前我陪她逛了一天新街口，最后苗苗选中了一件彩虹颜色皱得像包子似的游泳衣。 老冉建议我也买一张门票进去，说在水里泡泡也是好的。我也想看看游泳衣穿在苗苗身上的效果，但为了节约开支最后还是作罢了。 他们差不多游了两个小时，我待在游泳馆门口边抽烟边等，其间我去附近转了一圈，但没敢走远。提前半小时我回到原处，坐在树影里的一块石头上等着。然后我就看见他们出来了，苗苗和老冉的女朋友并排，有说有笑的，灯光下她的脸色很红润，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膀上。我跑过去接过苗苗手上的塑料袋（里面放着换下的游泳衣），然后和老冉一道跟着她们向外走去。 老冉悄悄地问我：“你一直待在门口，没有去吃饭？” 我说：“是啊。” 他说：“你对苗苗太好了，别宠坏了呵。” 后来我又领苗苗去五台山游过几次泳，情形类似，原班人马，我出钱买门票，然后在门口等，完了请大家吃饭。因为游泳的事，老冉觉得我对苗苗太好了，好得过分，缺少节制。他不仅当面提醒我，还告诉了其他的朋友，这些朋友又把他的话转告给我。可我觉得这非常正常呀，他们怎么就不能理解呢？ 这时我收到了一笔三千块钱的稿费，从邮局取出后我交给了苗苗，让她用自己的名字存起来。这是我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稿费，苗苗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去了银行，但存钱时她用的名字是“徐苗”，为此我感动了半天。苗苗把她的名字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她把自己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也联系在了一起。她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她的未来和我的未来，我们的确是应该不分彼此的。 苗苗说：“你的钱就是我的钱！”还有什么话能比这更能安慰我的呢？ 我自然没有把存钱的事告诉老冉他们，否则的话他们又会说我过分了。我又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呢？难道我说，苗苗的愿望是我有五十万，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给她三千是想让她看见希望，也是让我自己看见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理解吗？ 朋友们说我变了，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徐晨了。他们说有苗苗在场时，我说话总是心不在焉的，眼睛不时地朝苗苗那边瞟，即使我说些什么，思路也匪夷所思，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我妈为我订了一瓶牛奶，苗苗来我家时我就把牛奶让给她喝。老冉说有一次他看见我让苗苗喝牛奶，苗苗不想喝，我几乎都发火了。我把牛奶放进微波炉里“又热了一遍”，“亲自”端到苗苗面前，她完全是“皱着眉头喝下去的”。 这些事我竟然毫无察觉，幸亏老冉他们提醒了我，经他们一说，我才有所醒悟，觉得自己是殷勤了一点。一段时间以来老冉他们特别喜欢收集我溺爱苗苗的证据，以试图说明他们所言不虚，确有其事。他们为自己得出的结论——我“完全是一个恋爱中人”而感到欢欣鼓舞。我得承认，我的确在恋爱，而且爱得很投入，但这帮朋友的描绘未免也太夸张了一些。 第二部分-1 第二部分我们决定去深圳（图） 校园里苍茫一片，十分寂静，被路灯照亮的路上偶尔会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过去，影子掠过路面，苗苗的声音变得更加的伤感和忧郁了。七月份，苗苗放暑假了，我准备带她去外地玩一趟，最后我们决定去深圳，因为我在那儿有不少朋友。这些朋友都是前几年南下闯荡的，如今都混得不错，发了财，在当地买了车和房子。他们一直让我去深圳看看，看看特区，看看他们的生活，有的甚至拿发廊、桑拿之类的引诱我，但我从来没有动过心。我之所以选择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前往深圳完全是为了苗苗。深圳的朋友表示，吃住他们全包了，我们只要准备两个人的单程机票就可以了。 苗苗自然非常高兴。长这么大，她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南京（除了每年一次去西安看望妈妈），飞机也没有坐过，因此乘飞机也成了此行的节目之一。我虽然很穷，坐火车要便宜许多，但还是拿出有限的积蓄买了两张机票。 我最担心的是岳子清会阻止苗苗，苗苗说：“他管不了我的，你就赶紧去准备吧。” 岳子清有几个留学生弟子，每次从欧洲回来都会带一些小礼物送给岳子清父女，苗苗有几件压箱底的衣服就是他们送的，因与国情不合所以一直没有穿。临行前一周苗苗翻箱倒柜，挑了一条裙子穿上跑来见我，我被她吓了一跳。这是一条粉红色的连衣裙，上面印着黄白色的大花，腰身宽大、质料柔软，被风一吹就会从里面鼓起来。裙子本身很漂亮，艳丽异常，但穿在苗苗的身上就像是睡袍或者孕妇服。苗苗说，这条裙子原来配有一根腰带，她觉得扎起来太小气了就扔掉了。她问我穿上后感觉怎么样？ 我说：“好看好看，好看啊。” 不能说我说的就是违心话，这条裙子的确好看，何况任何衣服穿在苗苗身上我都会觉得美。苗苗的情绪处于亢奋状态中，我也不能扫了她的兴。 她说：“王雪梅也说好看。” 苗苗刚从东文过来，走在街上行人无不对她侧目而视。 苗苗说：“南京人太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要是在深圳就不会这样了。” 我说：“是啊是啊，南京人是太土。” 最后苗苗对我说：“那我去深圳就穿这条裙子了。” 我说：“好啊，那你就穿这条裙子吧。” 这条粉红大花的裙子苗苗又穿了两天（为了逐步适应），然后脱下来洗了，出发去深圳时她果然带上了它。 临行前两天苗苗去做头发。 她一直留披肩长发，头发又黑又密，发质很好，每次剪头发时理发师都会夸苗苗，说：“你的头发真好，可以去做洗发水的广告了！” 我喜欢苗苗的头发，不仅因为她的头发多，还因为她额头两边的鬓角，漆黑的发根伸进洁净的皮肤里，根根可数。 此刻，我领苗苗来到新华二村附近的一家发屋，苗苗要求理发师给她剪一个“欧米伽”发型。理发师见过“欧米伽”，但没有剪过，经过翻看图册，加上苗苗在一边比划，最后终于剪成了。苗苗对着镜子看了又看，觉得很不满意，眉心的那道皱纹又竖了起来。理发师按苗苗的要求又重新修剪了一次，苗苗还是不满意。 我付了钱，领着苗苗走出发屋，她摇晃着头上的“欧米伽”对我说：“南京人真的太土了，连教都教不会！” 我说：“也许大一点的理发店会剪，这家店太小了。” 我们去了新街口一家有名的大理发店，苗苗的“欧米伽”又改了一次，总算有了那么点意思，但苗苗仍不满意。 我劝她说：“等到深圳再剪一次吧，那儿的发廊多。” 苗苗说：“也只好这样了。” 第二天苗苗喜出望外地跑来见我，显得很兴奋，她告诉我，“欧米伽”得到了大家的普遍称赞。 “甚至他们都没有看出来剪坏了！”她说。 凡见过苗苗新发型的人都觉得“欧米伽”太适合她了。王雪梅自然说好，岳子清居然也赞不绝口，说苗苗就像是三十年代的月份牌上面的美人儿，既古典又妩媚。我定睛看了看苗苗，觉得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两边翘起的“欧米伽”配上她的鼓鼓眼、柳叶眉、小嘴巴，当真就像是画中人。 我对苗苗说：“岳老师说的没错，你就是月份牌上的美人儿。” 第二部分上了床熄了灯开始做爱（图） 只见漆黑一片的墙壁中间一块四四方方的瓷砖雪白耀眼，就像是刚刚镶嵌上去的一样。 我们是下午的飞机，天黑后才到深圳。方均开车来机场接我和苗苗，直接把我们拉到了一家海鲜馆，方均的老婆、于朝晖夫妇、老金以及老金的女朋友已经在包间里等候多时了。这帮朋友虽然都在深圳，但平时很少见面，大家都很忙，今天聚在一起自然是因为我，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半年没见了。 饭桌上的气氛很热烈，大家谈论着股市、楼盘、汽车，我一点也插不进去，只有点头听的份儿。我边听边面露微笑，就像真的听懂了一样。这帮朋友很照顾我，说话时始终看着我的眼睛，这不禁使我备感压力，觉得和他们更加隔膜了。在南京的时候，我和方均、于朝晖、老金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其亲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们彼此之间，可这会儿，五六年过去了，他们的关系似乎更近了。他们有着共同的话题，甚至身边的女人也都是新的（我也一样），这些女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很好，早就认识，并且有着说不完的话。我感到自己成了外人，看着他们胃口大开、把杯换盏，听着剥虾壳的声音劈劈啪啪，我简直有点傻了。 苗苗和我一样，从饭局开始到结束几乎没有主动说过一句话。朋友们也很照顾她，每上一道菜都不厌其烦地加以介绍，指出海鲜的名称，教授吃法。他们不时地举杯，和我和苗苗碰一下。 方均问苗苗：“你还在读书吧？” 苗苗说：“是。” 他又问：“你学的是古筝吧？” 苗苗说：“不是，是古琴。” 方均说：“古琴和古筝是不是差不多？” 苗苗说：“差得很远。” 方均“哦”了一声，就没再说话了。 我觉得深圳的朋友拼命地喧哗、吵嚷就是想把气氛调节得轻松一些，以便感染我们。结果适得其反，我和苗苗吃得很少，话就更少了。苗苗的腰背始终挺得笔直，不禁使我想起第一次和她同桌吃饭时的情景。 “多吃一点，多吃一点，深圳就这点好，海鲜便宜。”深圳的朋友说。 饭后没有节目安排，方均直接送我们去了宾馆。 他说：“你们鞍马劳顿，早点休息吧，养足精神明天再玩。” 他帮我们登了记，付了押金。 前台的服务小姐问：“有结婚证吗？” 方均说：“结婚证忘记带了。” 小姐说：“那不好住的，我们有规定。” 方均说：“不会吧？我是广大的，他们的结婚证落在我公司里了，明天我给你拿过来。”说着他递过去一张广大公司副总经理的名片，并押上了自己的护照，这才办完了住宿手续。 方均办手续的时候，我们在宾馆大堂里等着，苗苗看着脚下的两只包发呆，眉头又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后来方均领了房卡，我们跟着他上楼，来到房间里，一眼我就看见了那张特大的席梦思双人床。方均在茶几边的椅子上稍坐片刻，抽了一支烟就起身告辞了。 临出门前他对我和苗苗说：“早点休息吧，明天下班后我过来，你们在房间里等着。” 方均刚一出门，苗苗就说：“怎么深圳也要结婚证？” 我说：“是啊，怎么和南京一样呢？” 苗苗似乎很不开心，我让她先去洗澡，她说：“你先去。” 我说：“你先去吧。” 苗苗不再说话，也不看我，她跪在窗前的椅子上，撩开窗帘的一角，大概是在看下面的大街。 过了一会儿，她回过头来，对我说：“我不要当你的花瓶！”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苗苗说：“没什么意思！”然后蹬掉鞋子，赤着脚，噔噔噔地走过房间里的地毯，进卫生间洗澡去了。 隔壁水声哗哗，我在椅子上坐下来，点起一支烟。我一面抽烟一面打量着这间宾馆房间，心情很是茫然。方均他们全走了，欢声笑语已经远离，我们待在这间陌生的房间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千里迢迢地飞过来，难道就是为了在这张特大的席梦思床上做爱？要说做爱，哪儿不能做呢？非得来这座毫不相干的城市里，待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空之中不可？ 苗苗洗完澡，我也去洗了洗，然后我们就上了床，熄了灯开始做爱。电视机开着，房间里有一些隐约的光影，冷气很充足，我趴在苗苗的身上，我的身上则披着一条轻软的羽绒被。苗苗深陷在柔软的床垫里，高举着两条腿，把被子撑得像个小帐篷似的。我们拼命地做爱，感觉的确有些异乎寻常。我没有想到自己竟会如此激动，大概是因为孤独吧？除了身下这具火热年轻的身体周围就再没有一样我熟悉的东西了，连电视里说的都是粤语，叽叽咣咣的，一句也听不懂。 我们起床时已是中午，朋友们正在上班，按计划，白天我们自己活动。昨天方均临走时特地留下了一张深圳市地图，并告诉我们可以去哪里玩，如何乘车，到哪儿下，他都作了交代。我和苗苗摊开地图，研究了一番，然后就折上出门去了。 推开宾馆的旋转门，一阵热浪扑面而来，我不免吃了一惊。我们沿着宾馆所在的那条大街向前走去，刚走了半条街就汗如雨下。我抬眼一看，直到街的尽头都没有任何阴影，街边的树是刚栽的，只有杯口粗细，树叶被晒得发蔫，卷成一团耷拉着。四周的大厦大多镶着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目的白光。苗苗的脸蛋变红了，眉头也皱了起来。于是我们知难而退，又返回了宾馆。 在宾馆旁边的一家小吃店里，我和苗苗分别吃了一碗牛腩粉，作为午饭。直到从宾馆的转门进去后才感到了凉快，心里也踏实了，我在想，除非有什么事非做不可（比如吃饭）我们是不会再踏出宾馆半步了。 第二部分苗苗和奶奶的感情很深（图） 这时前面的路上出现了两个人影，打着手电筒慢慢地晃了过来，走到跟前才看清是东文保卫科的，两个人都戴着袖标。下午我们待在宾馆二楼的咖啡厅里。室内很暗，没有开灯，临街的玻璃墙是茶色的，我和苗苗各自靠在一张竹椅上，看着外面。经过有色玻璃的过滤街景看上去并不那么的炎热，车辆、行人经过时都很正常，我怀疑街上是不是真有那么热，或者说那种热是可以忍受的，我们之所以觉得热不可挡是在外面呆的时间不够长，没有完全适应。当然啦，如果让我们现在返回街上却不太可能，下不了这个决心。 开始时我们还在交谈，后来就沉默了，两个人呆呆地看着外面，偶尔搅动一下咖啡杯里的小勺子，抿一口咖啡。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颗眼泪顺着苗苗的眼角流了下来。 我问她：“你哭啦？” 她说：“没有。”苗苗用餐巾纸按住眼睛，拿开以后，更多的眼泪流了出来。 我问她：“你怎么啦？” 她说：“没什么，你别管我。” 我觉得很内疚，对不起苗苗，因为深圳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也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许的愿没有兑现，她才会如此的伤感。临行前苗苗那么的兴奋，做头发、选衣服，想起来我不免于心不忍。 我安慰苗苗说：“方均说下班后领我们去玩的。” 苗苗不吭声，就像没听见一样。 我又说：“今天是星期三，后天就是星期五了，周末他们肯定会开车带我们出去玩的。” 苗苗继续流眼泪，我有点忍耐不住了，问她说：“你到底为什么难过啊？” 她又擦了一次眼睛，这才说：“我想我奶奶了。” 我不禁也难过起来。苗苗九岁时父母离了婚，奶奶一直跟他们过，想必苗苗和奶奶的感情是很深的。苗苗曾经告诉我，小时侯奶奶挎着一只篮子，她拿着一根竹竿，去东文校园里打槐花，然后回家炒了吃，东文校园里有很多的槐树。苗苗不善言词，很少回忆小时候的事情，但这件事我是记住了。两年前奶奶去世了，所以我没有见过苗苗的奶奶，但在想象中老人一定很慈祥，对苗苗非常溺爱。苗苗想她奶奶很正常，只是有点过于突然了。 我对苗苗说：“你不是想奶奶，是想李彬了吧？” 苗苗转过脸，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足有五秒钟，然后把脸转过去了。 我这么问是和苗苗开玩笑，以便活跃气氛，没想到她竟然那么认真。也许我真的说对了，苗苗根本就没有想奶奶，而是在想李彬。我是谁呢？苗苗的现任男朋友，对我的不满因此想念以前的男朋友也很符合逻辑，想念奶奶倒有点牵强附会了。苗苗说她想奶奶明显是在避重就轻，和我耍心眼儿，这么一想我就很不高兴了。我点起一支烟，抽着，不再搭理苗苗。过了一会儿苗苗不哭了，她把擦眼泪的纸揉成一小团，放进烟灰缸里。 天黑以后方均他们才来宾馆，在房间里稍坐了一会儿，然后一帮人下楼找地方吃饭。他们商量着去哪里吃，并征求了我和苗苗的意见，自然是礼貌性的，对深圳的饭馆我们一无所知。之后，方均、于朝晖分别驾了两辆车，我和苗苗坐在方均的车上，向一家饭店驶去。夜幕下，深圳的街区的确非常美丽，到处流光溢彩，车来车往，喇叭清脆地鸣叫着，几乎看不见什么行人。 这顿饭和昨天晚上的那顿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店堂更豪华，上的海鲜更多，品种更丰富。我和苗苗也比昨天吃得要多，大概是饿了。饭后没有马上散伙，方均建议去打保龄球，直到这时苗苗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我顿时觉得浑身轻松。 我们去了一家方均经常去的保龄球馆。方均他们经常打，一个个身手矫健，姿势既标准又潇洒，保龄球顺着球道隆隆向前，球瓶被击中后互相磕碰发出清脆的乒乓声，然后横七竖八地倒下。在场的人一齐鼓掌，投手报以微笑，一面往回走一面拍着手。 我也捡起一颗球，向前扔去，哐当一声落入了“下水道”里。又扔了几次，球总算能顺着球道前进了，也能击中几个球瓶了，深圳的朋友照例鼓掌，以示对我的鼓励。但我的姿势始终矫正不过来，虽然方均等人示范了多次仍然没有用，老金调侃说，我扔保龄球就像是在扫垃圾。大家都笑了起来，其中数苗苗笑得最开心。 我说：“没错没错，我就是扫垃圾的。” 苗苗也是第一次打保龄球，但比我有天赋多了，一次“下水道”都没有扔过，尤其是她的姿势，完全不像是在扫垃圾，虽然不够标准，但很轻盈舒展。只是她的力气太小了，有时球滚到半途就停住了。方均为她挑选了一个最轻磅的球，扔起来就得心应手了。苗苗的球速很慢，但线路很直，每次都能击中球瓶，偶尔也能击个全倒，弄个“大满贯”。大家鼓掌，苗苗笑盈盈地走回来，也鼓掌作答。我觉得她就像一个打保龄球的老手，不仅每击必中，而且很适应有关的“风俗”，比如鼓掌什么的。就是这帮朋友身边的女人也都没有苗苗打得好。 第二部分在宾馆的大床上做爱 在深圳的日子，基本上就是这么过的。晚上我们在宾馆的大床上做爱，第二天快到中午才起床，每次都下决心去什么地方转转，都因为热不可挡半途退了回来。在同一家小店里吃同样的牛腩粉，作为早餐或者午饭，然后回宾馆享受空调。我们隔着窗玻璃看外面的街景市容，直到天黑了，方均他们来敲门，直到这时才感觉一天刚刚开始。然后由朋友们领着去某个地方吃饭，饭后娱乐。在深圳期间，我们一共打过三次保龄球，唱过两次卡拉OK，泡过一次酒吧，甚至还看了一场电影。朋友们送我们回宾馆的时候并不算晚，因为他们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和苗苗余兴未消，但由于没有钱又人地两生，不便自己再出门去转。我们或者看电视，或者撩开窗帘的一角，打量深圳的夜色霓虹。日子就这么过着，直到周末来临。 周六和星期天是法定的假日，就算我们没来深圳，这帮朋友也要聚会出游的。他们的工作都很忙，周六、星期天有时要加班，但总会安排一个没有加班任务的人陪我们，也就是说周六、星期天这两天我们总有人陪着。坐在他们的车上，摇上车窗打开空调，就感觉不到外面的炎热了。自己开车也很方便，无论去哪里深圳的朋友都轻车熟路，他们既是司机，也是我们的向导，并且一路花钱，减免了我们的开销。我和苗苗在深圳待了半个月，虽然每天都觉得日子难熬，但回头一想，去的地方还真不少。我们去了民俗村，去了世界之窗，去了野生动物园，还去了西武商场和刚落户深圳的沃尔玛（我们什么都没有买，只是看看）。最后一个周末，全体出动，深圳的朋友开了三辆车，大家一起去了小梅沙海边以及沙头角的中英街。 先说野生动物园，是于朝晖陪我们去的。天气非常炎热，动物园内树木稀疏，我们热得汗流浃背。于朝晖陪着我们，他都不觉得热，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叫苦了。 在公园门口，站着一头大黑熊，热得舌头拖出老长，它的身上就像穿了一件烂皮袄，肮脏的毛皮灰蒙蒙的，上面都结了块。一根铁链拴着黑熊的脖子，由专人牵着，专供游人拍照。苗苗见状，兴高采烈地奔了过去，她拉起黑熊的“手”，不断地问长问短。 “它几岁啦？” “咬不咬人啊？” “毛长这么长，热不热啊？” …… 牵熊人摇晃着铁链，一一作了回答。 苗苗和黑熊亲近的时候，于朝晖拿着照相机，绕着他们拍个不停。 我有点担心黑熊会伤着苗苗，一再提醒她说：“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对于我的谨慎，苗苗和牵熊人一致表示多虑了。 苗苗说：“它多可爱啊，怎么会伤害人呢？”不仅不加以防备，反倒和黑熊靠得更近了，她几乎都要钻进黑熊的怀里去了。 黑熊肮脏、庞大，而苗苗小巧、靓丽，穿着那件粉色大花没扎腰带的宽大的裙子，画面对比十分强烈。 苗苗对于朝晖说：“你一定要把我们拍下来呵，多拍几张啊。” 于朝晖点头答应，一面问我道：“你要不要也来一张？” 我说：“我就算了。” 倒不是我害怕这头被折磨得两眼茫然在烈日下直流口水的黑熊，而是不想过分地刺激苗苗，免得她更加肆无忌惮。和黑熊合影的钱自然是于朝晖付的。 逛野生动物园时苗苗很兴奋，我总结了一下，她的兴奋针对的只是那些毒蛇猛兽。当游览汽车进入猛兽区，看见在几棵小树可怜的树阴下卧着乘凉的老虎时苗苗又是一阵激动，要是汽车不是全封闭的，钉着坚固的铁栏杆，没准她就蹦出去了。 “老虎！老虎！”苗苗说，同时摇晃着车窗上的栏杆。“我要和它们玩，我要和它们合影！” 苗苗回头看我，我说：“我也没有办法。” 苗苗说：“哼！我就要，就要嘛！” 最终苗苗要和老虎合影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在鳄鱼池边有两块钱一袋的死鱼卖，是专门供游客购买喂池子里的鳄鱼的，于朝晖掏钱买了五袋，通通由苗苗扔给了鳄鱼。鳄鱼两只鼓起的眼睛浮在水面上，食物抛来时大嘴一张便叼住了，很快地吞咽下去。我紧紧地拉住苗苗的手，生怕她跳进池子里，或者由于扔死鱼过于用力不小心翻到栏杆那边去。 岸边的泥地上，卧着一条两米来长的鳄鱼，专供游人拍照之用。苗苗连蹦带跳地跑过去，蹲下来，像抚摸小猫小狗那样的把鳄鱼摸了个遍。在看管鳄鱼的那人的帮助下她把鳄鱼抱了起来，后者上身竖直，尾巴拖地，肚皮呈青白色，非常的宽阔。苗苗一只手揽着鳄鱼的后背，一只手在它的肚子上摸来摸去。 她笑嘻嘻地对我和于朝晖说：“它真凉快呀，你们也来摸摸看。” 我伸出一只手，在鳄鱼的肚皮上摸了一下，果然十分凉爽。鳄鱼是冷血动物，这很正常。苗苗对鳄鱼又是抱又是摸的时候，于朝晖拿着照相机不停地拍照，后来冲洗出来的照片中就有很多苗苗和鳄鱼的合影。 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苗苗和蟒蛇的合影，碗口粗的蟒蛇担在苗苗的后背上，并从肩膀两边披挂下来。蛇身呈青灰色，鳞片清晰可见，苗苗身着粉红色连衣裙，在蟒蛇的缠绕下笑得十分灿烂。照片的色彩非常鲜艳，背景是蓝得发黑的天空，还依稀漂浮着几缕白云，于朝晖把苗苗拍得很漂亮，照片本身也寓意深刻。我给照片起了个名字，叫“美女与蛇”，苗苗很喜欢这个名字，她把这张照片又冲印了一张，送给我。于是“美女与蛇”便被嵌入了一只木头镜框中，永久地放在我的电脑桌上了。 对那些温顺的动物，苗苗则明显缺乏兴趣。傍晚时分，动物园广场上举行动物大游行，马呀，鹿呀，骆驼之类的披红挂绿、列队而出，绕广场一周。我们坐在看台上，苗苗神情疲惫，都快要睡着了。最后长脖鹿出场，高大的身躯犹如鹤立鸡群，它的背上还骑着一个人。 我推了推苗苗说：“快看快看，长脖鹿！” 她打了个哈欠，说：“有什么好看的？就像我们学校运动会的开幕式一样。” 第二部分避孕套加上卫生纸有一大堆 一周后我们搬到老金那里去了。方均因为要出差，把我们交给老金、于朝晖照应。老金、于朝晖的公司在蛇口，家也安在蛇口，每天下班后赶过来陪我们很不方便，况且我和苗苗没有结婚证，方均一走宾馆也不能住了。 老金的房子在海边，刚买还不到一年，装潢得很豪华。他一个人住，老金的老婆在美国读书。到达的当天，老金领我们在房子里转了一圈，熟悉各类设施以及电器。 最后他说： “你们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千万别客气。” 我点头答应着，同时接过老金递过来的两把钥匙—— 一把木门、一把防盗门的。老金让我们随意取用房子里的物品，只见一只果盘里盛满了各种水果，码得整整齐齐的。 老金说：“你们随便吃。中午也可以自己做饭，明天我再上街采购一些东西，填充冰箱。” 他惟一的要求是让我们注意马桶，由于下水道不太通畅马桶经常会堵。老金嘱咐说，擦大便的纸千万不要放进马桶里冲，放进旁边的便纸篓里就可以了。他把卧室让给了我们，于是我和苗苗就睡在了那张连老金的老婆都没有睡过的描金雕花的大床上，老金自己则睡客厅里的沙发。 但住在老金家还是不如住在宾馆那么方便，虽然我们反锁了房门，隔壁的客厅里毕竟睡着老金，他是上班族，早起早睡，每天晚上十一点以前我们就得返回房间里。老金的卧室布置得不无奢华，但是没有电视，电视放在客厅里。我们没电视可看，也不方便在房子里到处走动（怕打搅老金睡觉），出门去逛更不可能，于是我和苗苗只好做爱。 经过这一阵子，我的体力已经透支，苗苗却一如既往，欲望很是强烈。在老金的那张大床上我们每晚都做爱，我勃起所需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而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中途还出现了疲软现象。苗苗得不到满足，越发兴起，有时候一次不成功，我们就来第二次，一直折腾到老金都起来上班了。 还有其他的限制，比如，不能像在宾馆时那样的惊天动地，必须尽量压低声音，也不可过分的肆无忌惮，把痕迹弄得到处都是（宾馆是每天都更换床单被罩的）。现在我们做爱之前，我会从旅行包里找出我的一件汗衫，垫在苗苗的身下，她把屁股放上去，就不可再随便挪动了。做完爱，我再把汗衫收起来，放回包里，显然不能用老金的洗衣机去洗，只有把它带回南京洗了。 最让我头疼的还是避孕套难以处理，老金家的马桶没法冲，放入便纸篓或者垃圾筒里也不妥。用过的避孕套加上卫生纸有一大堆，老金一个人生活，垃圾一直很少，骤然增加的这堆垃圾（而且还是卫生纸）该让他作何感想呢？于是每次做完爱，我都会将避孕套打一个结，和用过的卫生纸一起捏成一团，这一团东西的体积越小越好，直到小到可以把它塞入旅行包前面的插袋里。 我们在老金家住了一周，旅行包前面的插袋越来越鼓。幸好插袋的口上有拉链，而拉链很结实，我一直担心它会突然绷开，但到底没有。我在想回南京时在机场接受安检，没准需要开包检查，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插袋里面的东西终于被我们顺利地带回了南京。 一天下雨，我决定和苗苗单独出行，我们去了民俗村。前几天老金领我们来过一次，因此道路熟悉，花消我心里也大致有数。我在门口买了两张门票，然后和苗苗向大门走去。苗苗走在前面，很顺利地进去了，轮到我却被检票的拦住，让我另外去买票，原来检票的把我当成港奥台胞或者日本人了。港奥台胞和外国游客的票价和内地人不同，要高出好几倍。经过反复的解释检票的才相信我是地道的内地人或者大陆人，这才放我进去了。 因为这件事，苗苗变得很兴奋，她在小雨中挽着我的胳膊，一个劲地问我：“他们怎么会把你当成了香港人的呢？你哪里像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 苗苗问了好几遍：“你哪里像啊？什么地方像香港人了？” 我穿了一件黑色圆领t恤，是一周前逛西武商场时方均买了送给我的，我觉得很平常，但大概是个什么牌子。除此之外我浑身上下就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 我们撑着一把雨伞，苗苗挽着我，在游人稀疏的民俗村里转了好几圈，苗苗很是满足。我心里既高兴又有点不踏实，因为我毕竟不是香港人呵。 回蛇口以后苗苗仍然很兴奋，她对老金说起这次误会，并问他说：“徐晨哪里像香港人啊？你说他像吗？” 老金说：“嗯，是挺像的，主要是神情，老徐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 难道香港人就不是一般的人了吗？我不便进一步追问。 第二部分我和苗苗一直盼望的事 方均终于出差回来了，他这次出差的时间很长，大概以为我们已经回南京了，但我们并没有回去，于是便有了这次全体出行。方均他们开了三辆车，一帮人去了小梅沙海边。深圳的朋友带着他们的老婆，预备了救生圈、塑料球、充气垫、轮胎以及两只排球，准备可谓充分。方均、于朝晖两对夫妇，加上老金、我和苗苗，共七人，三辆车却满载，实际上去了十五个人，另外八人是方均手下的员工。方均把公司度假郊游和招待朋友合二为一了。 去海边是我和苗苗一直盼望的事，没想到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免让人失望。方均公司的员工一概二十多岁，男女都有，他们彼此很熟悉（都是一个公司的），一路笑闹着，很是放松。我算了一下，我们这边是七个人，他们是八个，人数占优。方均是他们的老板，难免要和员工打成一片（集体郊游的目的正在于此），对朋友的亲近不免有所收敛。我在想，应该把方均算成“他们”还是“我们”呢？如果算成“他们”，则“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比例就是六比九，处于明显的劣势。 好在我和苗苗坐在老金的车上，于朝晖夫妇和我们同车，至少在这辆车上都是自己人。我想起刚来深圳的那天晚上在朋友中感受到的孤单，经过十几天的相处，尤其是这会儿，他们已经变得非常亲切了。 在小梅沙海边，我也下海去了。在汽车里换了游泳裤，套了一个救生圈出来，正好看见苗苗从另一辆专供女孩儿换衣服的汽车里也出来了，我们手牵着手，走入大海，随后就分开了。苗苗向远处游去。波涛起伏的海面上漂浮着星星点点泳帽，那是方均公司的员工，苗苗向他们聚集的地方游过去。宽广的大海上还散布着另一些泳帽、救生圈、充气垫，距离更远，显然是一些更为陌生的人。我因为不会游泳，在岸边的海水里泡了一会儿就上去晒太阳了，但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海面，一直紧盯着苗苗的那顶若隐若现的泳帽。 游完泳，方均公司的员工在方均的率领下开始玩沙滩排球，苗苗也参加了，我半躺在沙地上，看着他们。苗苗的个子比较小（方均公司的女孩儿平均身高在一米六五以上），她背对着我，摆好了接球的姿势，挪来跳去的，但一次都没有接到球，没有人把球传给她。方均公司的员工更愿意把球传给老板，也就是方均，无论他接球的质量如何，沙滩上都会响起一片喝彩声。苗苗大概觉得无趣，独自走开了。她没有走到我这边来，而是一个人沿着沙滩向前，我看见苗苗不时地弯下腰来，大约是在捡贝壳。球赛结束后我跑过去叫她，大家回到车上换衣服。 然后我们开车去附近的一个小镇吃饭，时间是五点左右，天色仍然很亮。小镇上很热闹，一帮人鱼贯而入，走进路边的一家饭馆。这家饭馆和这里所有的饭馆一样，实际上只是路边的一个草棚子。吃的自然是生猛海鲜，分两桌，方均公司的员工一桌，我们一桌。他们执意要让方均夫妇也坐过去，由于太挤，划拨了两个人到我们这桌来。两桌紧挨着，在同一间草棚子里，一桌把杯换盏、喧哗不已，一桌则冷冷清清的。划拨到这桌来的那两个人不甘寂寞，端着杯子过去向方总敬酒，往回撤时又被同事拉住不放，回来后也不落座，仍然扭着脖子和邻桌说话。我和苗苗、于朝晖夫妇以及老金自然也被另一桌所吸引，看着他们闹酒，一面呵呵地傻笑着。 饭后，所有的人都去街上采购了。小街不长，两边都是叫卖海货土产的渔民、小贩，直到这时大家才散开了，夹在游客中三三两两地开始转悠。我和苗苗漫无目的地走着，一来不识货，二来也没有钱采购。我们在街上转了好几个来回，不时地会碰到方均公司的员工，彼此点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就走过去了。 后来我们被方均叫住，他说：“不买一点海产吗？带回南京。” 见我踌躇，他又说：“买一点吧，这儿的海产挺不错的，又很便宜。” 不等我回答，方均已转向了小贩，示意他用秤盘从箩筐里撮起一些干虾称了。这之后方均就一直跟着我们，每到一个摊子前他都要翻弄几下，看看海产的成色。 每次他都会对我说：“来一点吧。”不等我回答，就让摊主上秤称了。 每一种海货土产方均都要买两份，一份是给自己买的，一份则是给我们的，钱都是他付的。 我在旁边不断提醒说：“行了行了，要不了这么多。” 后来我的手上就大袋小包地提着各种采购的海产，有干虾、虾米、淡菜、咸鱼、鱼翅，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来的海产。其他的海产倒也罢了，但两只大鱼翅体积可观，不能完全装进塑料袋里，支棱在那儿，看起来十分招摇。方均每样都买两份，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需要买这些海产？他买这些是因为要给我们买又怕我觉得难堪吧？ 队伍再度集合起来，每个人的手上都多出了几只塑料袋，里面装着采购的海产，我和苗苗也不例外，但好像没有人买鱼翅（就是方均也没有给自己买）。然后兵分两路，两辆车先回深圳。方均和于朝晖的老婆换了一下，到了我们这辆车上，老金驾车，我们一行五人去了沙头角。现在再也没有外人了，方均公司的郊游活动已经结束，剩下的时间是深圳的朋友专门用来陪我和苗苗的。 中英街并不繁华，看上去就像一个小镇，几乎没有什么高楼大厦，街道甚至很狭窄，铺着青石条。两边的店铺门面低矮，插着一些幌子，门头上方的匾额也很古旧。 第二部分转了好几家首饰店 于朝晖向我和苗苗介绍说：“这边属于中国，那边就属于英国了。” 苗苗说：“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于朝晖说：“是啊是啊，以这条街为界，一边的店是大陆人开的，一边的店是香港人开的。” 方均和我并排，他放慢了脚步，我也跟着慢下来。于朝晖、老金和苗苗走在前面，距离我们约有一二十米。方均突然把我拉到路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来塞给我。 我问：“这是干吗？” 方均说：“拿上给苗苗买点东西。” 我说：“不需要不需要。” 方均说：“中英街也没什么好看的，就是来买东西的，首饰金银比较便宜，你给苗苗买一点吧。” 见我犹豫，他又说：“你给苗苗买首饰我们不方便付钱，我和朝晖、老金商量过了，你就拿着吧！” 我接过钱，也不知道是多少，是美圆、港币还是人民币？连同那只握着钱的手一起放入了裤子口袋里，然后我们赶上了苗苗他们。从于朝晖、老金的眼神看，他们已经知道我拿到钱了。 于朝晖说：“老徐，你不给苗苗买点什么吗？这里的金银比较便宜。” 我说：“要买要买，肯定要买。” 由于朝晖领路，我们转了好几家首饰店，大陆和香港人开的店价格都差不多。苗苗选择了一家香港店铺，于朝晖帮着讨价还价，方均和老金做参谋，最后经苗苗点头首肯。 于朝晖示意我去付款，见我别别扭扭的，他对我说：“把钱给我，我帮你去付账。” 我这才掏出那叠已经捂得发热的钱，交给了于朝晖。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方均给我的钱有多少，买首饰又花了多少。我给苗苗买了一对纯银手镯、一根白金项链和一根银项链，付完钱还有剩余。 于朝晖把找回的零钱递给我，同时煞有介事地说：“你的钱。” 苗苗的脖子上戴着白金项链，手臂上套着银手镯，然后我们就离开了首饰店，很快走完了中英街，来到前面的街口上。那儿有很多卖水果的，水果奇形怪状，鲜艳欲滴，大部分我和苗苗都不认识，更别说吃过。 方均又说了：“买一点吧，带回南京。” 我说：“太麻烦了，飞机上也不好带。” 老金说：“回去我帮你打包，保证好带。” 于朝晖说：“你那儿不是还有钱吗？” 这句话最管用，这些钱是他们给我的，他们让我买水果我能不买吗？于是我把找回的零钱又交给于朝晖，他帮着挑了三四种水果，装了几大袋，足有一二十斤，钱居然还没有用完。于朝晖把找回的零钱再次递给我，这次我看清了，大约有二十多块。二十多块钱我还是有概念的，接过的时候也很坦然。 我们向停车场走去。上车前走过来几个小孩，手上拿着一些塑料罐，问我们要不要买？ 于朝晖拿过一只塑料罐，边看边说：“嗯，牌子还不错，这一罐多少钱？” 小孩说：“三十块啦。” 于朝晖对我说：“这一罐在深圳要卖六十。” 他从我手里拿走了那二十几块钱，递给小孩说：“就这么多钱，全给你啦。” 我接过那沉甸甸的石青色的塑料罐，问于朝晖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干吗用的？” 他说：“我忘了告诉你，是洗发精，质量很好的，这一大罐苗苗至少可以用三个月。” 第二部分回家的感觉可真好 集体出行后的第三天，我和苗苗就回南京了。机票是方均出钱买的，来深圳以前就已经说好了，因此我并无不安之感。晚上十点多，飞机抵达南京机场，我打了一辆车送苗苗回东文。在出租车上我们开始分东西，海产、水果包括那罐洗发精我都给了苗苗。我提着大袋小包，把她送进了东文，一直送到她家门口。放下东西，我和苗苗拥抱吻别，然后就下楼了。 我听见苗苗用钥匙开门，她兴奋地叫道：“爸——我回来了！” 来到楼下，再次回望了苗苗家亮着灯光的窗口，之后我就步履轻盈地离开了。在东文门口我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摇下车窗，这才有机会从旅行包的插袋里往外掏卫生纸。那些压缩成团的卫生纸有些反潮，我把它们送到窗外，松开手，纸团擦着车身向后飞去。掏空后的插袋已经无法复原，仍旧鼓囊着。司机通过后视镜狐疑地看看我，可我觉得他非常的亲切。熟悉的南京，熟悉的城市和街道，回家的感觉可真好啊！ 我和苗苗分别在家里大睡了两天，没有见面，但每天都有电话联系。通电话的时间也不长，问候一下而已。两天后，我们仍然没有见面，我去见我的朋友，谈论深圳之行，想必苗苗也要找她的朋友，谈谈深圳。虽然我们没有见面，但感觉很踏实，至少我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再不用像以前那么的匆忙和急不可待了。 回来后的第四天，老金出差路过南京，只待了一个晚上。 去茶馆喝茶时他问我：“苗苗呢？” 我说：“回南京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见面呢。” 老金让我把苗苗叫出来，于是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老金来了，还给她带了一箱水果。苗苗说她马上过来，但语调并不很兴奋。人来后，我觉得她的气色不太好，显得很没有精神。老金拍拍那箱水果，告诉苗苗是专门给她买的。 苗苗说了声“谢谢”就再也没有话了。 散伙后，我扛着那箱水果，一直送到了苗苗家门口。 临别时苗苗竟然对我说：“你把水果带回去自己吃吧。” 我说：“你这是怎么啦？” 也就是从这天起，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从深圳回来后我和苗苗四天没有见面的确比较反常，如果老金没来南京，我们仍然不会见面，即使这次见了面我们也没有单独相处，没有机会亲热。这次见面以后，苗苗照例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她不提见面的事，她不提我也没有提。我只是觉得胸口就像塞了一团东西，烦躁异常，呼出的气不免又粗又热。 苗苗给我的电话也越发简短，语气十分的消沉，往往没说两句她就说：“就这样吧，我挂了。” 老金走后的第三天，我忍不住往苗苗家拨了一个电话（以前都是她打给我，我打过去怕岳子清接），接电话的正是苗苗。 她说：“今天不是通过电话了吗？” 的确如此，上午苗苗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此刻房间里昏黑一片，大概已经过了下午七点。 我说：“我想找你谈谈。” 苗苗似乎早有预料，她说：“改天行不行？” 我说：“不行，你到底出了什么事？” 苗苗开始沉默，随后我听见了她抽泣的声音，我不免激动起来，大声说道：“你在哭！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今天一定得谈清楚！” 我让苗苗马上打车去鼓楼公园门口，说我在那里等她。放下电话后我就下楼去打车了。 第二部分我第一次动手打女人 我看见苗苗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由于光线的原因，面部有些模糊不清，我觉得她正在笑。迎上去一把抓住她的手，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说不清是激动还是如愿以偿。我就这么抓着苗苗的手，走过了几条街，我们去了金陵美食城，一路上我和苗苗基本上没说话。在金陵美食城我选择了一张二楼的桌子，然后拿过菜单点菜。我给自己要了一瓶啤酒。菜上齐后我端起杯子，和苗苗碰了一下。 我故作轻松地说：“说吧，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这之前苗苗很安静，始终面带微笑。我觉得她的眼睛有点红肿，因为她的眼睛本来就突出所以也没太在意。听见我问她，苗苗收敛起笑容，看着我，然后一滴眼泪顺着她的鼻子流了下来。 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从苗苗的嘴巴里吐出两个字：“李彬……” 我说：“你看见他了？” 苗苗点点头，随后更多的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涌出，她一面用餐巾纸擦眼睛，一面开始抽泣。 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倒是说啊！” 苗苗哽咽着说：“我觉得……我觉得我还爱他。” 突然我就觉得血往上涌，眼前起了一层雾，蒙眬之中我把酒瓶往桌子上一蹾，想必声音很大，邻桌的客人都回过头来了，但我自己却感觉不到。苗苗的表情非常惊愕，她已经不再哭了。她伸过一只手，在我握着瓶子的手臂上轻抚着，这熟悉的动作不禁使我想起向她表白的那个晚上，当时我也是这样的，有点儿借酒撒疯。而此刻我竭力控制着自己，浑身哆嗦个不停。我竟然没有忘记埋单，这之后我就拉着苗苗冲下了楼梯。 我紧紧地抓着苗苗，半拖半拽的，脑袋里面念头汹涌。我在想我们点的菜原封未动，服务员会不会端给其他的客人？一会儿又想苗苗说“我还爱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把苗苗拉到车流汹涌的马路中间去拦车，听见苗苗说：“小心！小心！”我就想，事到如今我还在乎什么呢？就是被车撞上了又能怎么样呢？ 一辆夏利擦着我的身体停了下来，我用力把苗苗拉上去。 司机问：“去哪里？” 我说：“新华二村。” 苗苗说：“明天我还要上课，改天去你那儿行不行？” 我冷笑道：“都什么时候了，还上什么课？回什么家？还惦记着这些没用的事！哈哈哈哈。” 我把苗苗带回了新华二村楼上，把她推倒在沙发上，苗苗看着我，眼睛里透露出明显的恐惧，我的样子一定很凶。 我对她说：“快说！快说！你他妈的倒是说啊！到底出了什么事？” 苗苗又开始哭。她垂着眼睛，眼皮上悬挂着泪滴，然后落在地上。我递过去一卷卫生纸，苗苗接过，边撕边擦眼泪，擦过的卫生纸在沙发周围丢了一圈。 大概在我们回南京后的第三天，李彬给苗苗打了一个电话，在这之前苗苗已经有半年没有他的消息了。李彬问苗苗是不是在和我谈恋爱？苗苗说是，李彬于是要求见面。苗苗说她本来打算见一面就回家的，但看见李彬后就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并且跟李彬去了他的住处。说到这里苗苗停了下来。 我问苗苗：“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快说啊！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 见她不说话，我蹲下身去，苗苗坐在沙发上，我的高度只齐到她的胸口，和她挨得更近了。我从下至上地捕捉住苗苗的视线，发现她已经不哭了。这一刻她的状态很静止，目光呆滞，似乎在等待什么。蹲下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是拥抱她还是就这么待着？总之我得做点什么。突然之间我就抬起手臂，给了苗苗一巴掌，打得并不重，只是在她的脸颊上轻轻地一拍，但分明无比。苗苗哇地一声又哭了起来。我自己也很吃惊，这是我第一次动手打女人。 我听见自己吼叫道：“你他妈的说啊！倒是说啊！你们接吻了没有！” 苗苗抽抽搭搭地点点头。 我又问：“你们上床了没有！” 苗苗摇头，她的态度很坚定，不像是在说谎。 “狗屎！狗屎！”我说，突然间我就找到了这个词，觉得它十分的有力、解恨、过瘾。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嘴巴里“狗屎”不断，像念咒一样地重复着。“狗屎狗屎狗屎狗屎……”我说。 我站起身来，走到另一张沙发前坐下，把头仰靠在沙发靠背上，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也哭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房间里除了我念叨“狗屎”的声音外再无其他的声音。 后来我听见苗苗说：“时间不早了，我可以走了吗？” 眼前阴暗下来，我感觉到她走了过来（我是闭着眼睛的）。苗苗俯下身，吻了吻我，她的嘴唇又湿又软，就像融化了一样，就这么贴在我的嘴唇上好一会儿才拿开。这一吻里饱含着口水、眼泪（两个人的）以及百感交集（谁的？），除了嘴唇，我们的身体并没有接触。最后，这难忘的一吻也结束了。 我们像往常一样地出门打车，我送苗苗回东文。路上我仍然不断地说着“狗屎”，司机不免皱起了眉头，我顾不了这么多，也无所谓了。 “狗屎，狗屎，真他妈的狗屎！”我说。 苗苗挽着我的手，一只手伸进我t恤的袖口里轻轻地抚摸我。 她柔声说道：“别这样，好吗？” 我没有理睬她，苗苗就不再劝我了。 我肩膀上背着一个碎皮缝制的挎包，是每天用来装饭盒的，平时我从家里带一盒饭（包括菜）去新华二村，用微波炉加热后作为午餐。走在东文的那条林阴路上，挎包里的空饭盒发出了哐当哐当的声音，这不免启发了我的灵感。我取下挎包，抓着背带，向地上砸去，一面砸一面说着“狗屎”。由于砸包动作的参与，我念诵的效果就更加的可怕和惊人了。同时我脚步不停，拉扯着苗苗向校园深处走去，直到苗苗家楼下，我这才转身离开了。 我一面往回走一面仍然在砸包。我觉得苗苗在注视我的背影，砸包的动作于是就变得更加凶狠有力了。虽然我仍然在念叨“狗屎”，但由于距离关系苗苗肯定听不见了，但砸包的动作她是看得见的，意思和“狗屎”是一样的。 后来，这只挎包我仍然在用，里面的不锈钢饭盒已经变形，有几个地方凹了下去，盖子也盖不严了，勉强盖上盖子，菜汤也会流出来。但我没有去买新饭盒，每次带饭时外面套上一只塑料袋，再用橡皮筋系上口，就不会弄脏我的包了。我要让苗苗经常看见这伤痕累累的旧饭盒，它就像我的心一样被伤害以后难以复原。 第二部分突然之间我就欲火焚身了 分手时我曾告诉苗苗，一个星期内不要来找我，也不要打电话，我想一个人待几天，想点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打车去了新华二村。下车后我拐进一家超市，采购了面包、牛奶、红肠、方便面、香烟、牛肉干、巧克力等一大堆食品，然后上楼。我反锁了房门，拔下了电话，手表也摘了下来，锁进抽屉里。我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然后在北屋里坐下来，捧着一本书开始阅读。 卧室里的电脑已经打开，我建立了一个临时文件，准备把所思所想及时地记录下来。我的计划是：闭关一周，取消时间（作息日程），饿了吃，困了睡，心里如果难受就写出来。我告诉自己，这和平时写作不同，不是拿出去发表的，闭关结束后会全部删除，于是乎写的时候便全无障碍，思如泉涌，我一写就是几千字。愤懑和委屈倾泻一空后我回到北屋，在宁静与安详中继续读书。 我准备的几本书是：《圣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爱是什么》、《男女之爱》、《爱情力学》、《时代与爱》、《爱与死亡》，都是讲述人生在世的痛苦与解脱以及爱情之无常的道理的，读后如夏天饮冰水，清凉直沁肺腑。读着读着，我的注意力就分散了，又想起苗苗和李彬的事来，忧愤和绝望再次袭上心头，于是我便来到卧室里，坐在电脑前写上一通。 就这样，除了吃饭和睡觉我就在两个房间里来回折腾，直到天黑，然后我打开房间里的所有的灯。每天关闭电脑以前我习惯计算一下数字，最多的一天我竟然写了三万多字符，这真的非常难得。平时我每天的工作量不过两千字，并且写得磕磕巴巴的，我是一个有写作障碍的人。我在想，没准经过这一劫写作时的障碍就会被彻底地克服了。 深夜十一点，我动身回家，步行穿过半个南京城。外面凉风习习，街上行人稀疏，我走进树影里，再走进灯光里，然后再走进树影里，心里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心情会一直保持到家。坐在饭桌边，我妈给我端上饭菜，我用菜汤泡上一大碗饭，吃得香极了，一面吃一面和颜悦色地和我妈聊上几句。以前我在家里很严肃，很少说话，我妈唠叨时我只是点点头，表示听见了。而此刻我非常的平静，并感觉到这种平静，不仅平静甚至有点喜悦，和我妈说话也不觉得烦躁了。 我觉得闭关真好，一个人待上一天真好，我为自己发现的这种克服危机的办法感到非常的得意，进而想，以后，这件事过去了，如果再碰上什么问题也可以这样。就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每年闭关一次对身心的健康也是大有好处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去了新华二村。我妈不知道我和苗苗之间发生的事，我没有告诉她。我只是说，想一个人静一静，梳理一下写作的思路，时间一周，这一周里我不用带饭，电话也会拔掉，如果有朋友找我就说我去了外地。电话拔掉后我妈的电话也打不进来，这让我很不放心，她老人家快七十岁了，万一有事情找我呢？于是我告诉我妈，每天我会主动打电话回家的。她见我神情愉快，有说有笑的，因此没有任何怀疑。 每天下午我打一个电话回家，问问家里的情况。我闭关的第三天，我打电话回家时我妈告诉我，苗苗打过一个电话，她找不到我，似乎很焦急，让我抽空给她回一个电话。我妈说苗苗很关心我，问我晚上是不是回家住的？睡眠怎么样？吃得多不多？ 我妈问：“你们是不是闹矛盾了？” 我说：“没有没有，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妈说：“你给她打一个电话吧，免得她为你担心。” 放下电话后我很冲动，想马上给苗苗打过去，但最后还是忍住了。知道苗苗往我家里打过电话，如此地关心我，我真的想哭啊。坐在电脑前我的眼睛湿润了，虽然没有给苗苗打电话，但想对她说的话都写了下来。写着写着，我发现这已经不是一篇笔记，而是给苗苗的一封信了，我想象着她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向她倾诉、埋怨、乞求、分析……总之我写了很多，说到这几天闭关的体会、读过的书、我的心情以及她和李彬的事。 从这天起，我笔记的语气、角度全变了，不再喃喃自语，自说自话，我是在和苗苗说话，是说给她听的。并且我也真的打算闭关结束后把笔记拿给苗苗看，这对她了解我，了解我对她的爱以及良苦用心肯定是有帮助的。 第五天，我觉得自己已经没事了，我从北屋走到卧室的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没写什么。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觉得心里面已经干净，内心的镇定和平静甚至超过了闭关以前。我把双脚跷在茶几上，很惬意地读着圣贤书，一面抽烟喝茶。我在想，再这么待下去，待上一个月、半年一年没准我就真的成了无欲则刚的圣人，问题是我愿意不愿意、想不想这么做。 下午三点左右有人敲门，打开门后发现是苗苗。 我心里虽然高兴，嘴上却说：“你怎么来啦？不是说好一星期不见的吗？今天才第五天。” 苗苗说：“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吗？” 我把她领进北屋（以前我们总是直奔卧室的），两人分别在沙发上坐下，我开始和苗苗聊这些天闭关的心得。其间我进了卧室一次，打印几天来所写的笔记，准备让苗苗带回去看，然后我回到北屋，继续和对方说话。我们说话的时候打印机在隔壁的房间里发出嗞啦嗞啦的声音，我的态度平静，语调温和，与五天前晚上的狂暴相比判若两人。我甚至有点陶醉于自己的这种不温不火的风度了。 苗苗的话不多，始终笑嘻嘻地看着我，我说话时她不断地点头，但我觉得她有点心不在焉，好像我说的那些并无关紧要。当时我穿着拖鞋，苗苗进门后也换了拖鞋，她把一只脚踩在我的脚上，我说话的时候她就这么一直踩着。我感觉到那只脚（苗苗的脚）的重量、温度、柔韧以及逐渐增加的绵绵情意和暧昧，不免有些激动，真愿意她就这么永远地踩下去。后来苗苗伸出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 她说：“我想要你。” 我说：“还是等我闭关结束后再说吧。” 苗苗说：“不嘛，人家现在就想要！” 说实话，闭关的这几天里我一点欲望都没有，直到看见了苗苗，我仍然没有想过那件事。但突然之间我就欲火焚身了——也难怪，从深圳回南京已经有十天，我们还没有做过爱呢。 光着身子压在苗苗身上的时候我不禁想，难道闭关就这么结束了吗？难道我们之间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吗？就以一次做爱而告终万事大吉了吗？ 做完以后，苗苗去卫生间里洗了个澡，穿好衣服。我也穿上衣服。 苗苗说：“好了吧，你可以出关了吧？” 我说：“不行，得再等两天，满一个星期，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苗苗“唉”了一声说：“随你的便吧。” 看来她已心满意足。我把打印出来的笔记用一只旧信封装上，递给苗苗，之后就送她下楼去了。 苗苗是骑自行车来的，自行车放在下面的车棚里。 我让她打车回去，说：“自行车下次我帮你骑回去。” 我们拐上巷口的大街，此时大约是下午五点多钟，天色明亮，还没有到下班时间。街上的行人显得很闲散，苗苗挽着我，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这才拦了一辆出租车。我预付了二十块钱，苗苗上车后向我摆摆手，红色的夏利于是衬着一片美丽的街景绝尘而去了。 我第一次没有送苗苗回东文，因为仍处在闭关中。 第二部分-2 第二部分和李彬分手对苗苗打击很大 一九九五年暮春，我认识了苗苗，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苗苗认识了李彬，并且开始和他谈恋爱。李彬和我一样，对东文的圈子来说属于外人。他在一家影视公司当导演，据说执导过一部很烂的电视连续剧，按他的话说，接触东文的圈子是“由于事业需要”。 李彬曾经对江北说：“你的小说我都拜读过了，写得不错啊，就是太小众化了，怎么样，我们合作一下，拍成电视剧可以帮你扩大影响啊。” 他还宣称和那部他执导的电视剧的女主角上过床，吕大元不无刻薄地说：“东西拍得很臭，没什么好吹的，只有吹和女主角上床了。” 凡此种种，使东文的圈子很反感李彬，认定这是一个庸俗不堪的家伙。当然这是吕大元他们的看法，苗苗可不这么想。 她告诉我，在我以前她谈过两次恋爱，第一次是和马松的一个学生，两个人该干的事都已经干过了。但说起这次恋爱苗苗似乎很无所谓，她说： “都说初恋是最难忘的，才不是呢！反正我没有那样的感觉。” 表面看，苗苗是在贬低初恋，实际上她是在强调和李彬的那段感情。 “后来我才知道那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恋爱……”苗苗说，这个“后来”自然是指她和李彬恋爱以后了。 李彬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两人谈了六年，后来那女孩儿去了北京，和另一个男的好上了，离开了李彬。这件事对李彬的打击很大。他曾将和那女孩儿相爱六年的日记拿给苗苗看，看得苗苗眼泪汪汪的。再后来那女孩儿又被北京的男朋友抛弃了，想回到李彬身边，李彬虽然仍爱着对方但还是拒绝了。孤苦无依的女孩儿死于一次意外的车祸，据说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有一口气，她是呼唤着李彬的名字去世的。 自然这些都是苗苗告诉我的，而她自然是听李彬说的，我怎么觉得不太可信呢？怎么听都像是一部电视剧里的情节，而且是李彬拍的那种烂电视剧。考虑到他是一个导演，正在收集有关的素材，我就更加怀疑了。苗苗对李彬的故事自然深信不疑，如果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点亵渎她的感情了？ 我只是对苗苗说：“嗯，听起来挺感动人的。” 后来苗苗重复了很多次，我也就信以为真了，觉得如此不着边际的事也许真的发生过，具体的细节或许有虚构的成分，但大体轮廓应该是差不离的。 苗苗和李彬好上以后，遭到了岳子清以及东文圈子的一致反对，苗苗态度坚定、六亲不认，别人也就不好再干预了。 苗苗说，在她和李彬确定关系以前，对方曾让她考虑了一周。李彬说他受过伤害，不想往事重演，他让苗苗不要急于做出决定。一周后他们再次见面了，苗苗就成了李彬的女朋友。 他们在一起后大约一个多月，一次在李彬家吃饭，苗苗和李彬开玩笑，说：“等你以后老了，我就不要你喽！” 李彬闻言脸色陡变，放下碗筷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苗苗跟进去，问他说：“你怎么啦？不高兴啦？我是和你开玩笑呀。” 李彬没有回答，那天晚上他们不欢而散。 这件事发生在李彬家的饭桌上，李彬的父母当时也在场，可见苗苗和李彬一家已经很熟了，她把自己当成了未过门的儿媳妇，说话才会那么随便的。在这之前苗苗也的确和李彬谈到了未来，谈到了她的计划。岳子清希望苗苗本科毕业后报考北京音乐学院的研究生，苗苗告诉李彬，等自己研究生毕业就回南京和他结婚。 当天晚上李彬给苗苗写了一封长信，隔了一天苗苗就收到了。在信中李彬告诉苗苗，自己一夜没睡，经过反复考虑觉得两人还是分手为好。他再次提到了以前的女朋友，说她就是去了北京才跟了别人的，现在苗苗也准备去北京读书。如果他要求苗苗不去，她也许会答应的，但他不想这么做，不想她为了自己而留在南京，因为这不是苗苗的本意，他也承担不了这样的牺牲，会负疚终身的。总之，分手是李彬慎重考虑的结果，并非一时的冲动。整封信里他都没有提苗苗在饭桌上开的那个玩笑，因为玩笑毕竟是玩笑，而李彬是严肃的。 这封信以后，李彬就消失了，苗苗到处都找不到他。去李彬家的时候李彬父母的态度也变了，不让苗苗进门，去李彬的单位，同事说李彬出差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打李彬的寻呼不回，电话不接。即使接了，听见苗苗的声音李彬马上就挂，再打就是忙音。四五天后的一个晚上，李彬突然给苗苗打了一个电话，听见他的声音苗苗马上就哭了。她的病根大约就是那时落下的，一听见李彬的声音就哭，更不用说见面了。 那天晚上他们谈了很久，说了整整一夜，直到窗户发白，邻居养在阳台上的鸟儿唧唧喳喳地叫起来。李彬无限温柔，说起和苗苗相处的一桩桩一幕幕，他说自己这些天如何的痛苦煎熬，脸上还长出了一个大疖子。李彬说他仍然爱着苗苗，这种爱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甚至比以前更强烈了。说到伤心的地方李彬也哭了，哭完之后两个人又笑，就这样哭哭笑笑了好几回。即便如此，李彬也没有和好的意思。 这次通电话以后，苗苗就再也没有找过李彬，后者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给苗苗打一个电话，问问她的情况，有没有男朋友了？苗苗一接电话就不由自主地流泪。后来形成了规律，每过两三个月李彬就会打一个电话给苗苗，也不长谈。 他问苗苗：“你有男朋友了吗？” 苗苗说没有，然后她问李彬：“你有女朋友了吗？” 李彬说：“那不叫女朋友，是女人。” 苗苗不仅不难过，反而很高兴，她对王雪梅说：“他没有女朋友，只有女人。” 后来苗苗和我在一起了，她也这么对我说：“李彬没有女朋友，他有的只是女人。” 吕大元告诉我，李彬和一个叫苏娟的女人在一起，她是某公司企划部的经理，是一个女强人。李彬因为拍电视剧没有前途后来承包了一家电视台的广告部。吕大元的暗示很明显，他之所以抛弃苗苗是因为利益原因，女强人能给他带来大量的业务。 我曾小心翼翼地向苗苗提起过苏娟，苗苗说：“我知道，李彬说过的，她不是他的女朋友，只是他的一个女人。” 苗苗的态度如此，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如果我说李彬和苏娟在一起是因为利益，苗苗只会高兴。他们的结合是利益驱使，并非由于爱情，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苗苗的呢？ 和李彬分手，对苗苗的打击很大，她生了一场大病，发高烧到四十二度，看东西的时候都是绿的，就像隔着一层绿雾。病好以后苗苗放弃了练琴，岳子清也不再督促女儿，所有的人都觉出了她的不对劲。也就是从这时起苗苗开始疏远东文的圈子的，对吕大元的怨恨不用说，甚至江北来家里找岳子清她也爱理不理的。苗苗成天和王雪梅泡在一起，两人总是结伴而行，出双入对。 一天她们挽着手走过东文校园，王雪梅突然说：“哎呀，你在唱歌！” 苗苗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哼一支歌。当时天气已经很冷了，校园里树木凋零，落叶被风吹着在路面上打着转儿，此时距苗苗和李彬分手已经有半年了。 第二部分闭关的最后两天 闭关的最后两天，我把苗苗和李彬的关系仔细地梳理了一遍。其中多数情节是苗苗提供的，当时我并没有深究，更没有想到把它们拼接成一幅逻辑上经得起推敲的略图，现在之所以这么做是想更好地理解眼前发生的事。然而可供使用的材料有限，除了苗苗偶尔说起的那些就只有吕大元他们的描述了。不同来源的材料差距很大，说法也相去甚远，甚至彼此矛盾，我要求自己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取其客观合理的部分，再加上个人的经验、理解和猜测，于是一幅因果分明的画面便告完成了。我认为我的梳理是真实的，至少比苗苗或吕大元他们单方面的描述来得真实和合乎情理。 第七天下午四点多，我正准备给苗苗打电话，宣布闭关结束，她人已经来了。 我把苗苗让进北屋，自我感觉已重获新生。苗苗像小孩一样地爬上了我的膝盖，抱着我又是摸又是亲。我端坐不动，过了一会儿我让她坐过去，在对面的沙发上坐好。 我对她说：“你坐好，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的态度认真，同时又很放松，自觉胜券在握。 苗苗不免有点疑惑，她说：“你闭关不是结束了吗？还要说什么呀？” 我说：“我有话要对你说，你好好地听……” 我告诉苗苗，经过一周认真的思考，我决定和她分手。眼见着泪水就从苗苗的眼睛里流出来了，苗苗哭起来的样子可真动人啊！这泪水是为我而流的，我不禁觉得既心疼又高兴，继续说道： “以后我们就做朋友吧，这样比较合适。” 苗苗泪光盈盈地问：“那我怎么办呢？” 我说：“你可以回李彬那里呀。” 苗苗说：“他也不会要我的，我哪里都不去，就一个人待着。” 我说：“他不是还爱你吗？你也还爱他，为什么不在一起呢？” 苗苗说：“他就是要我，我也不会去的。” 苗苗哭得很厉害，我仍然端坐不动，既没有劝她不要哭，也没有给她拿擦眼泪的卷纸，我只是看着苗苗，一面体会着某种不可言喻的复杂的心情。 苗苗哭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在骗我吧？你骗人！”同时笑了笑。 我说：“我没有骗你，我是认真的。” 她就又开始哭，边哭边说：“反正我是赖上你了，你这里就是我的家，我会天天来找你的……” 说着苗苗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拉住了我的手，眼泪滴在我的手臂上，既凉又热。 于是我换了一副嘴脸，呵呵地笑起来。 我对苗苗说：“我和你开玩笑呢，看你哭成这样！我怎么会不要你了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苗苗破涕为笑，说：“你骗人！” 我说：“我没有骗你。” 苗苗说：“到底是和我分手是骗我，还是不和我分手是骗我？我都弄不清楚了。” 我说：“和你分手是骗你，不和你分手不是骗你。” 苗苗说：“我不相信！” 于是我走进卧室里，开始打印这两天的笔记，对跟进来的苗苗说：“你看了我的笔记就知道了，我从来就没有打算和你分手，怎么可能呢？我是在和你开玩笑啊。” 苗苗说：“你真坏，你这个坏蛋！真是太坏太可恨了！” 后来我们去了食为先，面对面地坐下来吃晚饭，苗苗一度挂着脸，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因为我骗了她，把她折腾得够呛。 她对我说：“你说不分就不分啦？我还没有表态呢！要不我们就分手算了。” 我说：“随便你呀。” 苗苗就不说话了。慢慢的她的情绪才稳定下来，开始有了笑容，我看着她那双哭红了的眼睛，心里的爱怜无以言表。自然我非常高兴，状态也十分放松，因为闭关已经结束了，苗苗对我的爱恋也得到证明，经过一周的思考和自我调整，我的心胸也比以前开阔了许多。 我甚至主动提起李彬，对苗苗说：“如果我们打起来，你帮哪个？帮我打他，还是帮他打我？” 苗苗说：“我谁都不帮。”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打不过李彬的，他比你壮。” 我说：“壮归壮，打架就不见得了。” 后来说起我打了苗苗一巴掌的事，我说：“那天我也是气极了，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女人。” 苗苗说：“我长这么大，也从来没有被男人打过。”听她的口气似乎还挺高兴。 我问：“李彬没有打过你吗？” 苗苗说：“没有啊。” 也就是说，苗苗只挨过我一个人的打，知道这点后我不禁有些得意。 第二部分苗苗和我没有过性高潮 这以后，谈论李彬就变得“合法”了。我觉得，故意不谈反倒会使事情显得很严重，因此不仅要谈而且要随意、轻松、不无幽默感地去谈，也就是说不要故意不谈，也不要故意去谈，这件事和其他的事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地方。我经过闭关，心境已得到调整，谈论李彬不会使我感到不快。苗苗在我的怂恿下更是无所顾忌，谈起前男友来越发地声情并茂了。 开始的时候苗苗还是有点忌讳的，不愿谈，或者谈得比较草率。她虽然经常会提起李彬，但有些事是闭口不谈的，比如说做爱，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们这方面的情形。 我说：“你就说说嘛，又有什么关系呢？” 苗苗说：“有什么好说的？不就是那样嘛。” 见我穷追不舍，她便说：“你烦不烦人啊？无聊不无聊啊？” 她越是不肯说，我就越是想知道，心里就像搁了一件事。 “又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随便说说嘛，我又不会在乎的。”我说，并且努力保持着某种轻松愉快的态度。 最后苗苗还是什么都没有说，我就想，她当真看重这件事，重到了不能涉及的程度。苗苗不愿意和我分享她与李彬的秘密。 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是在和苗苗做爱，那一刻两个人应该是最亲密无间的。我正和她做，话题涉及另一个男人和她做也很自然，此时她不愿意谈论就再也不会谈了。当我坚持让苗苗说说时，她不仅语言上加以拒绝，身体也变得僵硬起来，再问下去，做爱就无法正常进行了，因此每次都不了了之。 不做爱的时候，也非在我的盘问下，苗苗倒是会透露一些李彬那方面的情况。李彬并不是苗苗的第一个男人，在他之前苗苗和张向东（李彬前面的男朋友）同居了半年，谈起张这方面的情况，苗苗很是不屑。 她说：“他不会做爱，两下子就完了。” 张向东不会做爱，这个结论应该是后来才有的，也就是说，是苗苗和李彬好了以后和他做过以后才有的。张向东的性能力没法和李彬比，由此我推测李彬一定很厉害。关于李彬的性能力苗苗从不直说，但通过一番推论还是能知道一些的。 我和苗苗第一次做爱，二十四小时内做了四次。苗苗说：“我从来没有一天做过这么多次！”这话我铭记在心。“从来没有”，就是说和李彬也没有过，可见在频率上我是胜过他的。但有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苗苗，就是她是否有过性高潮——和我有过吗？和我以外的男人有过吗？ 我和苗苗在一起两个多月，做爱不下于四十次，对前一个问题大致已经有了结论：苗苗和我没有过性高潮。但这并不是最令人绝望的，最令我绝望的是苗苗有高潮的预感、前奏，有迎接它的习惯性的动作和反应。 她会将分开的双腿伸直，脚尖绷紧，像跳芭蕾舞似的紧张不已，同时苗苗拼命地搂紧我的脖子，央求我说：“再用点力，再用力一点……” 但没等她的紧张得以释放，我就先完了。 每次都这样，苗苗叹息一声说道：“你要是再坚持一下就好了。”之后她表现出的缠绵和不甘心让我非常的内疚。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甚至超水平发挥，但最后所差的一点怎么都难以达到，就那么一丁点使我功亏一篑。从苗苗的身体反应以及脚尖绷直的特殊动作看她是知道高潮为何物的，并且达到过，那个使她达到高潮的男人如果不是我，又会是谁呢？是李彬，只能是这样。 一天我领苗苗去了东郊，我们来到廖墓前面的一个小亭子里，苗苗跨坐在水泥栏杆上，用手撑着我的肩膀，腰部开始扭动。开始我以为她在闹着玩，没有太在意，后来苗苗的嘴巴里发出了哼哼的呻吟声。 亭子里有四五个小孩，正在互相打闹，我觉得他们有点儿心不在焉，一边打闹一边很注意地观察我们。我承受着苗苗传递过来的力量，一面举目远眺，左侧前方是廖墓光秃高大的墓冢，两边树木环绕，叶片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我听见苗苗在我的耳边喘息，小孩很不自然的喧闹声，突然随着一声长长的口哨，那伙小孩跑出了亭子，苗苗的喘息也戛然而止。我回过头，看见苗苗的脸颊红红的，一道汗水从她的鬓角里流了下来。 回新华二村的路上，苗苗说她的下面有点疼。 我说：“是在栏杆上磨的吧？” 苗苗笑着打了我一拳，说：“才不是呢！”有点不好意思。 进门后我们直奔床上，我说：“让我检查检查，看看是不是磨破了。” 苗苗穿着一条短裙，里面的内裤绷得很紧，缩成了窄窄的一条，当她跨坐在栏杆上撩起裙子拢在腰上，这窄窄的一条就落在了粗糙的水泥上。我脱下她的裙子、内裤，迫不及待地进入了她的身体。苗苗的皮肤上散发出一股被太阳刚刚晒过的好闻的气味。 苗苗很疼，但她让我不要停下来。那天我也很兴奋，差点就让苗苗高潮了，虽然最终没有但已经很接近了，是最接近的一次。不可克服的距离又缩短了一点——我有感觉。 送苗苗回东文的路上，我问她：“我做爱怎么样啊？” 她说：“好啊，做得好啊。” 我说：“你给打个分，六十分及格，我及格了吗？” 苗苗说：“当然及格啦，你能得八十多分。” 我说：“那张向东呢？” 苗苗说：“他不及格。” 我又问：“李彬呢，他能得多少分？” 苗苗笑了笑说：“也就九十分吧。” 我不说话了。 在黑暗中走了一会儿，苗苗依偎过来，她安慰我说：“八十多分已经不错啦。” 我听见自己干巴巴地说：“我会努力的。” 第二部分苗苗不愿谈和李彬做爱的事 苗苗不愿谈和李彬做爱的事，但说起其他的事来却口无遮拦，比如我们走过一条马路，苗苗会说：“以前我和李彬经常在这条路上散步。”去餐馆里吃酸菜鱼，她会说：“李彬带我来吃过的。” 苗苗谈论李彬的内容也不算多，但分布在不同的场合里，点点滴滴的，让我觉得此人无处不在，想躲都躲不开。无论我们说起什么或者看见什么，苗苗都会想起李彬。闭关以前，她也会想，但那时苗苗的表现是沉默。我想起和苗苗相处的早期，她突然沉默或者发愣是很经常的，现在我知道了，那是在想李彬。 闭关以后，这样的沉默变少了，如果我问：“是不是又想李彬了？”苗苗马上如实相告。 以前她总是说：“我没想什么。” 有时无须我问，苗苗便会主动说起。我们正说着一件事，眼见着她就发起愣来，目光迷离，心不在焉，没等我开口询问苗苗就说起了李彬。她说的那件事与眼下的话题完全无关，甚至毫不搭界，苗苗的思绪是如何飞走的呢？我感到十分的好奇。她说完也就完了。苗苗到底想说明什么？表白什么？最后我也不得而知。 我的思路常常受到苗苗回忆的干扰，她总是张口就来，戛然而止，当她很快恢复正常后，发愣就轮到我了。表面上我还得装出一副大度的无所谓的样子，并不无幽默地附和几句。 一天我说起梁二练气功的事，说我们八岁就认识，交往已经快三十年了。 苗苗突然说：“我和李彬刚在一起，关系还没有公开，他的那些朋友都说我们有夫妻相，咦，他们是怎么看出来的？”并若有所思。 我愣了半天，然后说：“也许你们前世就认识吧，梁二就能看见前世。” 苗苗点点头，缓了过来，她问我：“梁二还能看见什么呀？” 渐渐的，苗苗谈论李彬已不再局限于片段，她会长时间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也不看我，自顾自地说着，说到动情处还会流眼泪。苗苗流泪的样子尤其美，令人砰然心动。每次我送她回东文，如果时间尚早就会去路边的石椅上坐一会儿，那时候是苗苗回忆李彬的最佳时间。校园里苍茫一片，十分寂静，被路灯照亮的路上偶尔会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过去，影子掠过路面，苗苗的声音变得更加的伤感和忧郁了。 她又说起和李彬分手后的那次高烧，看所有的东西都像是隔着一层绿雾。 苗苗说：“我就像已经死了一样。” 岳子清逼她弹琴，她虽然在弹，自己却根本听不见，岳子清就骂她。 苗苗对我说：“那时候我怎么可能有心思弹琴呢？” 后来烧退了，眼前的绿雾也消失了，但周围的世界始终笼罩着一层淡薄的黄光，直到很久以后苗苗的色谱才恢复正常。这样的视角经验我从未有过，听见她这么说我感到非常的可怕和沉重。 苗苗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人，对他的爱是刻骨铭心的。” 我无言以对。 她又说：“人家说我有恋父情结，怎么会呢？我根本就没有恋父情结。”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说她对李彬的爱超过了血缘亲情。 苗苗九岁时父母离婚，是岳子清把她一手拉扯大的，这么多年下来，岳子清没有再婚，和女儿相依为命，他对苗苗的宠爱和希望尽人皆知。岳子清是著名的古琴家，来东文音乐系任教已经十几年了，但他只招了一届学生，只招了一名，这名学生就是苗苗。苗苗曾带过一盘录像带给我看，是一家电视台拍摄的题为《金陵古韵》的专题节目，介绍岳子清和他的古琴艺术，但片中的主角却是苗苗，至少父女俩也是平分秋色的。画面中苗苗或在花木丛中弹奏古琴，或在家里和岳子清切磋琴艺。虽说苗苗很上镜，对丰富节目有所帮助，但如此频繁地出现自然是岳子清的意思。她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希望，这是不言而喻的，可苗苗认为这些与她和李彬的爱相比都算不了什么。 苗苗幽幽地说：“我没有恋父情结，倒是我爸爸有恋女情结，他希望我一辈子都不要嫁人，那样他才高兴呢！”语调不无怨恨。 我想如果当初岳子清不反对苗苗和李彬谈恋爱，她的态度也不会这么偏激的。 苗苗的奶奶生前一直和他们过，直到两年前去世。如果苗苗的奶奶还活着的话会赞成孙女和李彬谈恋爱吗？苗苗认为那是肯定的。 她说：“我奶奶很开通，比我爸爸开通多了，她就说过她主张现在的年轻人试婚。” 也许苗苗的奶奶活着是会站在苗苗这边的。 苗苗的妈妈远在西安，自从和岳子清离婚后就再也没有来过南京，有很多年，母女两人没有见面。后来苗苗长大了，可以独自出门旅行了，这才在岳子清的督促下每年去西安探望妈妈。苗苗和母亲的感情比较疏远，探望出于责任，相处礼貌而平淡无奇。苗苗经常说自己像她妈，据说苗苗的妈妈精神不大正常。 苗苗对我说：“我像我妈，老了以后会发疯的！” 我陪苗苗在黑暗的校园里坐了很久，听她谈论着她的爸爸、妈妈和奶奶，谈论着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感情牵连以及恩恩怨怨。苗苗的谈论不免以李彬作为坐标，以对他的态度为判断取舍。苗苗没有谈到我，原因很简单，我不是她的爸爸、妈妈或奶奶，更不是李彬。 她对我说：“认识李彬以前我真的对感情一无所知，我没有爱过任何人，也没有恨过任何人。” 说这话时苗苗紧挨着我，可我觉得和她隔得很远，远在天边，难以触及。我在想，什么时候她会谈起我呢？会因为我的存在而重新界定她的感情世界呢？就像对待李彬那样。这一天真的会出现吗？ 这是在晚上。白天的时候苗苗谈起李彬来多少有些不同，那时候阳光灿烂，苗苗也笑容可掬。 一次在鼓楼天桥上，她突然挽紧了我，对我说：“以后我再也不见李彬啦，也不接他的电话，他叫我我也不去了。” 苗苗是在为那些夜晚的谈话做补偿吗？无论如何，我还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我故意问苗苗：“为什么你不再见他了呢？” 她说：“因为我有男朋友了！” 我反倒大方起来，说：“和李彬做朋友是可以的，见面也是可以的，但你得告诉我，还有一条就是不准再爱了。” 苗苗说：“我不爱他，只爱你，反正我是不想再见到他了。” 第二部分我第一次去了苗苗家 岳子清又去外地了，苗苗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她家。于是琴会以后我第一次去了苗苗家，这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今非昔比。 虽然岳子清不在家，我仍然非常紧张，苗苗围着我，一会儿搬出相册来给我看，一会儿向我推荐她喜欢的音乐。她把我领进她的房间。苗苗的房间非常小，大约只有七八个平方，里面放着书桌、衣柜、一张琴桌，琴桌上放了一张古琴。苗苗告诉我，这张琴是明朝的，她爸爸房间里的琴是宋朝的，她说他们家里也只有这两张琴值钱了。平时苗苗练琴的时候用的就是这张明朝的琴。面对苗苗家的两张琴我不免肃然起敬，因为这是真正的古董，再说对古琴这样高深的东西我向来一无所知。 我发现，苗苗的房间里没有床。苗苗告诉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就把被子铺在地板上，白天起床后再把被子抱进壁橱里，因为房间太小了。 我说：“你竟然睡在地板上！” 苗苗不以为然，说自打他们搬进这套房子里她就是这么睡的，早就习惯了。 由于地板就是苗苗的床，所以擦得很干净，进门要换鞋。地板虽然干净，房间里却很凌乱，除了书桌之类的家具还放了两把椅子，椅背上担着苗苗的脏衣服。桌面、窗台上放满了杂物，大多是一些花哨的小摆设，花瓶、陶罐、镜框、孔雀毛、烛台什么的。衣柜的把手上挂着几串菩提籽和其他材料做成的项链，整个房间里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气氛。地板上的事物则有所不同，放着两只小音箱、一台连着电线的收录机，到处都是磁带盒、插座、电线、杂志和作业本。苗苗用她的赤脚一扫，就把这些东西扫到墙边去了。 她打开壁橱，抱出一套被褥铺在空出的地方，然后拉上窗帘，就让我脱衣服。苗苗也脱了衣服，我们钻进冰凉的被子里开始做爱。直到这时我仍然很紧张，一面做一面在想，李彬肯定也和她这么做过。苗苗越是有条不紊，我就越是觉得自己想得没错。地板上只铺了一条薄薄的棉絮，我们每动作一下都会发出咚咚的声音。 苗苗说：“你轻一点，楼下有人。” 我说：“大白天的，他们没有去上班？” 苗苗说：“楼下住的是东文的老师，不坐班的。” 听她这么说，我越发的拘谨了。总算做完了，苗苗让我去卫生间里冲一下，我冲完后她也去冲了一下。我躺在地板上听外面的动静，过了一会儿水声止住，苗苗啪嗒啪嗒地出来了，她光着脚走过客厅，进到房间里，一路上带着很多水。 自从进了苗苗的家，我完全处于苗苗的支配之下，她领我参观两张古琴，领我去了她的房间，她把被褥铺在地上，让我脱光衣服，做完爱让我去冲洗一下。我乖乖地听从着她的吩咐，表现得非常顺从，甚至很少说话。直到洗完澡，我们再次躺进被子里，我这才放松下来。苗苗却很活跃，话也比平时多了很多，这里毕竟是她的家啊，状态放松、随心所欲也是很正常的。这会儿她掀起被子的一角，光着上身钻出去，用手去够地板上收录机和磁带。 苗苗说：“我放一盘带子给你听，是我最喜欢的。” 她卡入一盘磁带，揿下按键，房间里马上响起一个女人如泣如诉的歌声。 “这是《你在我心中》，好听吧？”苗苗问我。 我说：“好听。”禁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一曲结束，苗苗忙着倒带，一面对我说：“还有更好听的呢，下面的这首是《雪中莲》。” 我们一面听歌，苗苗一面向我介绍，唱歌的女人叫王菲，她还有一个名字叫王靖雯。苗苗说她非常喜欢王菲，这盘磁带每天都要听。歌声流泻出来，就像是一种颜色涂抹在周围的物体上，使我觉得刚刚熟悉起来环境重又变得陌生了。 王菲的歌的确好听，无限的伤感和绝望。我在想，苗苗和李彬在一起的时候肯定经常听，她每天听王菲的习惯是他们分手以后养成的吧？这个女人唱出了苗苗的心声，通过王菲的歌唱苗苗对李彬的无限深情昭然若揭。我觉得非常的难过，一面感同身受地体会着苗苗的痛苦，一面也为自己的卑微感到可怜。 听完歌，苗苗从收录机里取出磁带，装进一只磁带盒中交给我。 她说：“你拿去听吧。” 我说：“那你不是没有了吗？” 苗苗说：“我还有一盘，这盘就放在你那儿，我过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听。” 苗苗的书桌上有一只小瓶子，里面隐隐约约有几粒红色的颗粒，形状不很规则，显然不是药物，我觉得是几粒相思豆。我很想问是不是李彬送的？但最后也没有问，因为缺乏勇气。想起自己曾试图轻松地谈论李彬，谈论他和苗苗的事情，现在看来是多么的愚蠢啊。此时此地，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今后再也不提及此人了。 直到晚上，苗苗睡着了我才离开。我从被子里小心地移出身体，坐在地板上摸索衣服穿上，穿好衣服我帮苗苗掖了掖被子。这时月亮出来了，月光透过窗户照耀着苗苗圆圆的脸，她双唇微启，眼皮垂落，我不无爱怜地看了一眼，然后站起来悄悄地离开了。临走我没忘带上王菲的那盘磁带。 第二部分苗苗做饭手艺很一般 岳子清离开了一周，这一周里我和苗苗基本上是在苗苗家活动的，每天晚上我都等苗苗睡着了才离开。入睡前，她表现得很依恋我。苗苗蜷起身体，钻进我的怀里，她让我抱着她睡。 苗苗说：“要是你能不走多好啊，要是你能一直抱着我到天亮多好啊。” 我告诉她，以后有的是机会，但现在我得回家，因为我妈心脏不好，夜里不能没有人。 我说： “要不然你跟我回家去睡吧。” 苗苗说她已经睡下了，懒得动，但要求我在她睡着以前不要离开。于是我就抱着苗苗，直到她打起了呼噜，这才蹑手蹑脚地离开了。 经过几天的适应，我对苗苗家已经比较熟悉了，不再像刚开始时那么紧张。白天苗苗去上课，要不在家里收拾房间，有时候她趴在地板上做作业，我则带了一本小说，苗苗有事的时候我就看书。我们还一块儿去了一次菜场，买了不少菜，苗苗做了一顿饭，说实话，她的手艺很一般。 但苗苗说：“我从来没有给别的男人做过饭，除了我爸爸。” 听后我大为感动。这时我已经下决心不提李彬了，所以没有问苗苗：“你给李彬做过饭吗？”但显然李彬也被包括在“别的男人”中了。 苗苗仍然每天听王菲。渐渐的，我觉得王菲的歌声中也包括了我和苗苗的感情生活。我在想，多年以后若有机会再听王菲，我和苗苗相处的日子就会浮现出来。对歌曲的记忆包含了人们经历过的岁月以及情感爱恋，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新华二村时，苗苗就曾抱怨过：“你这儿少的就是音乐！” 是啊，时光流逝，如果没有音乐相伴，回忆起来未免苍白空洞。现在，我把王菲的音乐用于我和苗苗相爱的记忆，就像苗苗把它用于和李彬相爱的记忆一样，难道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吗？ 一天我上街给苗苗买了一块可折叠的羊毛床垫，这样我们做爱时垫的就不再是轻薄的棉絮了。她的房间里开始留下我的痕迹，我带去的书、我买的床垫。但每次做完爱，我都会像在深圳时一样，将避孕套打一个结，和用过的卫生纸一起带出门去。我没有把这些东西扔进苗苗家的垃圾筒，以免岳子清回家时发现。 做完爱，苗苗照例会去卫生间里冲洗，她也让我去冲洗，我们经常一起洗澡，然后湿淋淋地回来，把水迹弄得到处都是。对苗苗的生活习惯我有了一些了解，这不无重要。比如苗苗很喜欢拖地板，拖把每次都在马桶里洗。开始时我很不习惯，那马桶是供排泄之用的，多么脏啊，后来也就理解了，在洗拖把的同时马桶也得到了清洁，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况且马桶由于经常洗涮非常的干净，在里面洗出来的拖把自然也非常干净。 在苗苗家的最后一天是中秋节，岳子清本来是要赶回来和苗苗团圆的，但被一个朋友拖住，第二天才能到南京，于是我便有了一个和苗苗一起过节的机会。我们去我家里吃了晚饭——和我妈团圆，饭后我们就回了东文。我妈给我们带了一大堆吃的东西，包括月饼、咸鸭蛋什么的。 我和苗苗来到阳台上，在两张小凳子上分别坐下，中间放了一把椅子，上面放着茶杯、烟缸和切好了的月饼。身后房间里的灯熄灭了，但客厅里的灯是亮着的，隔壁苗苗的房间里正在播放磁带，仍然是王菲的歌。 苗苗家位于四楼，阳台的前方是一座低矮的二层小楼，再前面就是东文的篮球场了。当我们目光平视，便看见了空旷亮白的夜空，一轮明月高悬天际，那么的孤单突兀，它既大又圆，都有点儿过分了。阳台栏杆在阳台上投下清丽的影子。我觉得有点冷，就去房间里取了一条线毯，披在肩上。苗苗不由地靠过来，我掀起毯子的一角，抱着她的肩膀，把她也裹在毯子里了。我们就这么坐着，默然无语。 过了好一会儿，我问苗苗：“还冷吗？” 她说：“不冷了。” 又过了一会儿，苗苗说：“我会记住今天这个晚上的。” 后来她又谈起了李彬，说他是个好人，很孝敬自己的父母，尤其是对他妈妈，苗苗说李彬很崇拜他妈。 她说：“你们都是好人。” 我不知道她为何说起这些，想必是这月光朗照情绪波动所致。去年的中秋夜苗苗大概是和李彬一家人一起过的吧？我没有问苗苗，我什么都没有说。 第二部分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岳子清回南京后，我和苗苗恢复了以前的相处方式，我仍然不敢在岳子清在家的时候去苗苗家，我们的活动场所主要还是在新华二村。每天晚上我送苗苗回家，一直送到她家楼下，然后走出东文打车回家。有时候苗苗也跟我回家过夜，第二天骑车直接去学校上课，岳子清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妈就更无所谓了。 我和苗苗几乎每天见面，关系越发紧密，一方面争吵也日益增多。争吵不再是因为李彬，至少表面上不是。苗苗仍然经常回忆，并且会黯然落泪，她提起李彬时我只是听着，但不发一言。我们争吵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前，也常为这些小事争吵，但从来没有达到现在这样不可收拾的程度，我们互相指责对方不可理喻、愚不可及。苗苗虽然也很顽固，但远没有我那么暴躁，我会控制不住地大吼大叫，甚至口吐污言秽语。 我说：“你他妈的怎么就这么蠢呢？简直就是个白痴！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和我争，争个屌啊！” 开始时，苗苗见我如此暴怒，就不作声了，但她会哭，两行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她一哭我就更是怒不可遏，心想，肯定又是在想李彬了，苗苗准是在想，如果换了李彬肯定不会这样对待她。于是我就非骂不可了。 我说：“你他妈的哭个屁啊！他妈的有什么好哭的！” 不吵架的时候，苗苗会拐着弯地告诉我，李彬从来不骂她，总是让着她。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吵过架，总是很安静地在一起说话、看书。听她这么说我不免如鲠在喉，胸中早已是怒火万丈，但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已经决定不提李彬，因此不便就此事发言。 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也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惊讶，苗苗以前，我从来没有这么凶狠地骂过一个女人，对以前的女朋友即使稍重一点的话都没有说过。但面对苗苗就不一样了，我就是想骂她。苗苗的反应也助长了我的这种情绪，不是因为她老提李彬，而是在我的痛骂下她的那种顽固不屈，以及默默流泪的样子。 苗苗曾不无兴奋地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被男人打过！”似乎为我打了她一巴掌而感到高兴。我还想起，当我把啤酒瓶蹾在桌上时她那惊骇的表情，伸过一只手来安抚我。所有的这些都助长了我的狂暴，一瞬间我就像疯掉了，恨不得将眼前的这个女人抱住、掐死。每次发作后我又后悔不迭，觉得伤害了苗苗，我向她赔礼道歉，请求原谅，表现得格外温柔体贴。我告诉苗苗，我之所以失控是因为爱她，因为爱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苗苗冷冷地看着我，表情始终高高在上，不免让我自惭形秽。我觉得这个女人把我性格中的恶劣的东西都引诱出来了。 争吵的原因不值一提，比如我们会为一棵树是不是冬青树而争吵，从深圳一直吵到了南京。 在深圳的时候一次去逛世界之窗，我看见空地上长着几棵冬青树，于是对苗苗说：“看，冬青树。” 苗苗说：“那不是冬青树，怎么会是冬青树呢？” 这些冬青树没有经过修剪，长得很高大，不免枝繁叶茂，因此苗苗就认不出来了。她见过的冬青都修剪得很整齐，矮墩墩的，看不见枝干，南京的马路边上就有很多。 苗苗说：“冬青树我还不认识吗？东文校园里就有！” 我说：“没有修剪过的你就不认识了，这就是冬青树啊！” 后来不知道是谁旧话重提，两个人又为冬青树吵得不可开交。 还有一次，说起钟表，我说秒针滴答一下就是一秒，苗苗则认为一秒就是一秒，滴答一下是滴答一下并非一秒，那是两回事。为此我们又大吵一架，彼此不惜恶语相加。 还有一次苗苗说起，将来她要办一所古琴学校。 听后我大为赞赏，说：“古琴学校好，这个名字好，学校就叫这个名字，就叫古琴学校。” 苗苗说：“应该叫琴校，在古代，琴就是指古琴，也就是琴棋书画里的琴。” 这我还不知道吗？我对她说：“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学校的名字，古琴学校很牛屄，叫琴校就有点小气了。” 苗苗不听我的解释，认定我就是不知道琴是古琴。她明确地表示，古琴是她的专业，我在这方面是外行，根本没有资格和她争论，甚至，关于古琴的那点常识还是她告诉我的呢。说到自己的专业，苗苗不免底气十足。 她说：“很多人都把古筝当成古琴，古琴和古筝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我说：“我知道不是一回事，你对我说这个干什么？” 苗苗说：“你就像社会上的那些人一样，不懂装懂，把古琴当古筝，真是笑话！” 我愤怒不已，争吵于是升级，最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开始的时候，每当我口吐污言秽语苗苗就不说话了，她会委屈地流眼泪。 后来，这一招也不管用了，她会说：“你骂谁啊？再骂我就走了。” 我说：“操你妈的，我骂你怎么啦！” 苗苗说：“你再说一遍试试。”然后目光炯炯地看着我。 我说：“再说一遍又怎么样啊！”但心里未免发虚，最后也没有再说一遍。 一次，为买电脑的事我们又吵了起来。 我曾给了苗苗三千块钱，她用“徐苗”的名字存起来了，我建议苗苗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一台电脑，她总是说：“等等再说吧。” 苗苗的意思是要买就买一台好的，一步到位，还说要用电脑谱曲、作画什么的。我的意思是电脑淘汰得很快，一步到位不太现实，用手头这点钱买一台练练打字已经足够了。就为这件事，我们吵得一塌糊涂。 那天苗苗是准备去我家过夜的，我们推着自行车从东文一路走回来，在巷口，争吵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两个人站了下来，不再往前走了。我心里想，到家之前这件事非得有个了断，总不至于吵到家里去吧（我妈有心脏病）？由于时间紧迫，吵得比以往更加激烈。 我又开始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怎么就这么蠢呢！” 苗苗说：“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我说：“我骂你怎么啦？操你妈的！” 苗苗说：“你敢再说一遍！” 我说：“操你妈的！” 苗苗立马掉转自行车，骑上就走，我不免慌了手脚，一把抓住自行车后面的背包架死活都不肯放手。 苗苗一面哭一面和我争夺自行车，她声嘶力竭地叫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我已经不作声了，只顾拼命抓住自行车，不想让苗苗离我而去。后来苗苗扔了车，一个人向巷口奔去，我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东文。一路上我都在向苗苗道歉、赔不是，劝她跟我回去，苗苗一言不发，走得飞快。最终她也没有跟我回去。 第三部分-1 第三部分我们之间出了问题（图） 我刚想念出这两个字，梁二竖起手指，示意我不要说话，同时他托着我的手的那只手把我的手合上了。岳子清又去外地了，这次是出国，时间比前几次都要长，预计十天左右，我和苗苗又可以无所顾忌地待在一起了。我们出双入对、形影不离，晚上在苗苗家过夜，有时候也去我家，白天活动在新华二村或者在苗苗家，在苗苗家的时候更多一些。 我们仍然吵架，但由于有了上次的教训，每到关键时刻我便压抑住了自己，正如苗苗所说的，吵架伤害感情。但有事不吵，憋在心里也不是一个办法。大约从这时候起我们学会了冷战。虽然整天厮守在一起，吵架也不过分，但我们相处远没有以前那么亲热了，甚至做爱的频率都降低了。我的感觉不太好，意识到和苗苗之间出现了问题。 一天，苗苗去上课时我给梁二打了一个电话，让他练功的时候看一看我和苗苗的信息。第二天梁二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信息不太好，好像要出什么事。 我很紧张，问梁二：“有没有破解的办法？”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有，就是有点像迷信，你不妨试试，有没有用就不好说了。”然后他安慰我说：“信则灵嘛。” 梁二的办法是找一盆兰花，放在苗苗家客厅里的东北方向。 我想了想，对梁二说：“苗苗家客厅的东北角上有一只书橱。” 梁二说：“对，就是那个地方，信息很不好，你找一盆兰花放在书橱的顶上也许能够镇住。” 后来我对苗苗说了这件事，她也没表示任何异议，我们之间出了问题苗苗也是承认的。 她说：“只要能不吵架就行。” 兰花并不难找，我妈在阳台上养了不少花草，其中就有几盆兰花。我选择了一盆长势旺盛的，连盆带花装进一只塑料袋中，外面再套一只塑料袋，然后拎着坐车去了东文。我踮起脚尖，托着花盆放到苗苗家客厅里书橱的顶上，然后向后退。我看了又看，觉得兰花放在那儿挺合适，一点儿也不难看。 我对苗苗说：“书橱的顶上本来就该放一盆兰花的，你说是不是？” 她用眼睛瞟了瞟，没有说话。 自从苗苗家书橱的顶上放了兰花以后，我镇定了许多。梁二告诫我“信则灵嘛”，我岂能不信呢？有了这盆兰花驱邪，有了它的保佑，我和苗苗定能克服难关，继续交往下去。 苗苗自己也说：“两个人在一起是需要时间磨合的。” 我和苗苗商量，请我的朋友来她家里吃顿饭。我的朋友自然是指梁二、老冉、小夏这帮人，吕大元、马松这些东文的朋友苗苗是不会请的，我也没有提。于是一天下午我们去了菜场，买了很多的蔬菜以及肉食，我跟着苗苗大包小包地拎了回去，把冰箱填得满满的，结果冰箱的门都关不上了。苗苗将冰箱里的食品重新调整一番，冰箱门这才关上。她的意思是，要么不请，要请客就得像那么回事，这样的态度我自然十分欣赏。 第三部分侥幸逃过一劫（图） 一支歌五毛钱，这帮人轮番上去，无不唱得声情并茂、哀怨不已。当天晚上我们是回我家住的。我妈有心脏病，睡觉以前要把电话听筒拿起来，以防半夜三更有人打电话。第二天早上，我妈刚放好电话，电话铃就响了，是找我的。 我妈说我还在睡觉，对方说：“赶紧把他叫起来，出事了。” 于是我妈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我穿着短裤去客厅里接电话。 打电话的人说：“我是吕大元，苗苗是不是在你那儿啊？” 我说：“是啊。” 吕大元说：“赶紧叫她起来，她家里出事了。” 我问：“出了什么事？” 吕大元说：“火灾，我打你家的电话打了半夜，现在才打通。” 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吕大元说：“你们赶紧过来吧，详情来了再说。” 于是我回到房间里，摇醒了苗苗，告诉她她家失火了，然后两个人飞快地穿好衣服，就出门直奔东文去了。 当时大约七点刚过，正值上班的高峰时间，车很不好打，我们只好来到一块站牌下和上班的人一起等公交汽车。幸亏有一路车可以坐到东文门口，我和苗苗拼命地挤上去，到达东文时已经七点半了。天已大亮，但校园里并无多少行人，一派清晨的新鲜景象，从校门口到苗苗家这条路我走过无数次了，但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时辰和光景中走过，感觉不免有点异样。隔着空旷的篮球场和那栋二层小楼我们终于看见了苗苗家的窗口。 以前，每次我送完苗苗回家，路经篮球场都会回头张望，苗苗家的窗口映出橘黄色的灯光，是那么的温暖和亲切。而此刻，我又看见了那窗口，黑洞洞的，就像煤窑一样，我的心不觉向下一沉，心想，完了完了，这下可真的完了。那煤窑一般的窗口提醒了我，这会儿绝不是在做梦，苗苗家真的失火了。 我们上楼，来到苗苗家门口，只见大门向里倒在地上，门前一片狼藉，满地都是玻璃和木头碎片，还有水。客厅里黑黢黢的，两个人影站着不动，只是眼白反射着一点亮光。后来我才看清，是吕大元和他的老婆李茜。 吕大元对我们说：“你们来啦，唉唉——” 我辞不达意地回答：“谢谢你们，谢谢李茜。” 苗苗自然也看见了吕大元夫妇，但她没有和他们打招呼。进门后苗苗马上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出来后又进了岳子清的房间。 再次出来后她说：“还好，两张琴没有损失。” 据吕大元说，东文的一位年轻老师夜里睡不着觉，出来转悠，无意间闻到了一股烟气，他顺着这股烟气一路嗅过去，直到苗苗家门口，烟气变得更加浓烈了。年轻老师把耳朵贴在门上，居然听见了里面劈劈啪啪的声音，另外防盗门的温度也很不正常，他意识到出事了，于是拼命打门，里面毫无反应。邻居们自然也被闹腾起来，大家一合计，决定拨打119。谁都知道岳子清去了国外，只有苗苗一个人在家，他们认为这会儿她仍在里面，八成已经被浓烟熏昏过去了。消防人员用太平斧劈开了苗苗家的大门，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搜寻了很久，没有发现苗苗，也就是说她没有睡在家里，因此性命无忧。大伙儿这才放下心来，散去了。 这件事，要看怎么看了。事后我想，如果岳子清通情达理的话应该感谢我才是，由于我的原因，苗苗没有睡在家里，而是跟我去了我家。如果她睡在家里，冰箱自燃（后来被认为这是失火的原因），又没有明火，只产生大量的毒烟，被熏昏乃至被呛死是完全可能的。当消防人员踢开房门进入苗苗的房间，发现里面有一具尸体，那该是多么的可怕啊。如果当天晚上我也陪苗苗睡在她家，那发现的就是两具尸体了。当然啦，如果苗苗睡在家里，当冰箱自燃时或许能够及时发现，立刻采取措施也不至于会有这么大的损失。总之，各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岳子清怎么去设想和认识了。他如果真爱自己的女儿一定会为苗苗睡在我那儿而感到十分侥幸的。 这些话，我很想告诉苗苗，但当时没有机会，自从听说她家失火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苗苗整个人就像是僵住了，面无表情，眉心的那道竖纹又皱了起来。她根本搭理我，从她的态度看明显是在责备我，苗苗肯定认为，如果不是睡在我那儿，失火的事就不会发生。她肯定是这么想的，我不免感到很难过。 不幸中的万幸，苗苗平时有随手关门的习惯，因此冰箱自燃时她的房间和岳子清的房间门都是关着的。苗苗的房间虽然关了门，但上面的气窗没有关，黑烟由此进入，损失比岳子清的房间要大。苗苗房间的四壁尤其是顶上和客厅一样，被熏得漆黑。岳子清的房间因为消防人员的闯入碰碎了衣橱上的镜子，另外墙壁和顶上亦有丝丝缕缕的烟迹，但不是很严重。 最可怕的是客厅，包括厨房、卫生间一团漆黑。冰箱烧得只剩下了一个铁壳，前一天我们采购的准备请客的食品自然已经烧熟了，甚至熟得过分，成了无法食用的焦炭。书橱的一侧也被烤煳了，幸亏没有烧起来。冰箱所在的地板，大约两尺见方的范围也都煳了，它的上面，客厅的吊顶上烧出了一个大洞，差一点没有烧穿殃及楼上。墙上的那面塑料挂钟已经变形，呈椭圆形状，中间缩进去一大块，吕大元开玩笑说，就像是达利的钟。另外，电视、沙发、吊灯、桌椅一概都是黑乎乎的，蒙着一层烟垢，其损失程度目前还无法知道。 置身于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我和苗苗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吕大元提醒我们说，赶紧给冰箱拍照，留下证据，以便将来向厂家索赔。照相机苗苗家就有，但没有胶卷，于是我下楼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胶卷，这时校园里的路上开始出现了三五成群的学生，正往各个教室走去，准备上课。我买完胶卷回到苗苗家，吕大元夫妇已经走了，苗苗正在收拾。我装上胶卷绕着冰箱的残骸前前后后地拍了一通照片，闪光灯频闪，犹如闪电射入了黑暗的洞穴。 第三部分几位校领导视察“灾情” 来了几位校领导视察“灾情”，在他们的指示下我去东文的一个工地上联系建筑队。中午左右，来了几个工人，开始粉刷墙壁。他们抬起家具，集中在房间的中间部位，然后铲墙，木工开始换门，电工更换客厅里烧坏了的电表，总之一帮人忙活起来。但家具和所有物品上的烟尘得我们自己动手清理。 我和苗苗一面照应工人，一面擦拭烟尘，工作量异常巨大，李茜和马松的老婆都跑过来帮忙，人手仍嫌不够。我打电话给老冉、小夏等朋友，告诉他们苗苗家失火了，让他们有时间过来帮忙。随后的几天里这些朋友都抽空过来过，有的来了还不止一次，无一例外，来了以后都投入到了擦拭烟尘的劳动中去。 小夏毛遂自荐，负责卫生间，当他擦出第一块瓷砖后不禁兴奋地叫喊起来。所有的人都停下手上的活儿，跑了过去，只见漆黑一片的墙壁中间一块四四方方的瓷砖雪白耀眼，就像是刚刚镶嵌上去的一样。 小夏说：“我看见了希望！” 烟尘无孔不入，除了家具外部和贴瓷砖的墙面这些大的面积外，所有细小的物品和拐角都被熏黑了，都得一一擦拭。碗橱里的每一只碗，每一只碟子、调羹，书橱里的每一本书，每一本书的封面、封底以及书脊，都得擦拭或者清洗。还有橱柜上的每一只抽屉，抽屉里的瓶瓶罐罐以及杂物，所有这些物品都形状不一、大小不等，分别拥有许多个面，一概都沾染了烟尘。于是，苗苗家厨房里的水池流水不断，一批批的东西被送进来清洗、擦干。有的东西可以用水洗，有的则不能，得干擦。苗苗的位置基本上在水池边上，洗涮个不停，我则端着一只脸盆，不断地进出卫生间，换水、搓抹布。后来苗苗开动洗衣机，洗被罩、床单、衣服，水池的位置就由我占据了。 我越洗越来劲，去商店里买来各种洗涤剂、洁厕灵、去污粉、钢丝刷，用以对付被浓烟熏烤的严重区域、物件包括上面的长年污垢。我发现，有一种叫作威猛先生的强效清洁剂最管用，我拿着威猛先生到处乱喷，然后赤手抓着抹布擦拭，再在水池里搓抹布。此种清洁剂是强酸，明知如此，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结果几天下来，我使用的抹布更换了几十块（被威猛先生所腐蚀，搓几次就分崩离析了），一双手也变得粗糙无比。右手的一个手指开始发炎，指甲盖可以掀开，下面的皮肉已经化脓。 我给苗苗看我的伤口，对她说：“我的手烂了。” 她面无表情地瞟了一眼，说：“不是有塑胶手套吗？谁让你不戴的？” 我的确没有戴塑胶手套，一来戴上干活不方便，二来，既然已经溃烂，再戴手套也已经晚了。我心里想，既然你不心疼，我自己就更无所谓了，在伤口上贴了一块创可贴，我就又下水干活了。说实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已经是十一月份的天气了，气温大幅度下降，一双手整天浸泡在冷水里不免麻木不仁。塑胶手套是我从商店里和那些洗涤用品一块儿买回来的，看见苗苗戴着它干活我觉得已经物尽其用了。 晚上我们回我家里住，苗苗家即使现在想住也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干活要干到十一点多，才开始动身回我家，狼吞虎咽地吃完我妈为我们准备的饭菜，就上床睡觉了。由于劳累，睡得很沉，两个人一宿无话，睡姿是背靠背的。自从苗苗家失火直到重新粉刷完毕，有一周的时间我们没有做爱，连肌肤相亲也没有过。一贯喜欢裸睡的苗苗现在睡觉时总是穿着棉毛裤，连上衣也是长袖的。我们睡在一起隔着彼此的衣服，但我能够感觉到苗苗的身体所透出的那股热乎乎的气息，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朱晔，即使是朱晔，临睡前我们也会互相抓挠一番的。 苗苗显然在生我的气。这气生得恰是时候，因为她家失火了，她家失火了，就有充分的理由生我的气了，而我则不便发作。 我上了闹钟，每天一早，天还黑着，当闹钟响起我便立刻起身，去厨房里准备早餐，煎鸡蛋、热烫饭什么的。早饭准备好以后这才叫苗苗起床——为了让她多睡一会儿，然后两个人匆匆吃完早饭就出门去了，去站牌下等公共汽车。 第三部分苗苗的第一个男朋友 一次车到站后向前滑行了一段，在站牌前面二三十米的地方停下来，等车的人争先恐后地跑过去，苗苗夹在他们中间，也在向前跑。她只顾一个人跑，没有招呼我，就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我向前跑了几步，突然觉得很无趣，就没有再跑了。那天我是乘随后的一辆车去东文的。 到苗苗家以后，我颇感委屈地对苗苗说：“你也不招呼我一下，也不拉着我一起跑。” 她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这些！” 是啊，现在的确是非常时期，她家失火了，但正因为是非常时期，在我的想象中两个人应该更加团结，关系更加亲密，那才叫同甘共苦啊。这番话我没有说出口，因为知道一说又要吵架。 有时候准备好了早饭，叫苗苗时她不肯起来。 她迷迷糊糊地说：“你先过去吧，我再睡一会儿。” 我从苗苗的衣服口袋里掏出她家大门的钥匙，就先去了东文。之所以要去那么早，因为工人一早就到，要用钥匙开门，再说他们干活的时候房子里也不能没有人呀。我紧赶慢赶，有一次还是去迟了，几个工人已经带着工具等在门口了。 他们对我说：“要是你们家还不来人的话我们就走了。” 粉刷房子的那一周里，我和苗苗可谓起早贪黑，累得筋疲力尽，后来我对朋友们说：“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辛苦！”这是实在话。 中午我和苗苗吃盒饭，一般是我下楼去学校门口买，盒饭很便宜，但我们吃得很香。中午时分，房子里静悄悄的（工人们也去吃饭了），阳光透过朝南的窗户照在刚刚粉刷的墙壁上，家具、垃圾以及工人干活的工具四处放置，一概也是静悄悄的。我和苗苗埋头吃饭，也不交谈。苗苗仍然在生气，憋着一股劲，我也表情严肃，只听见稀里哗啦扒饭和咀嚼的声音。 一天马松让我们去他家里吃午饭。吃饭以前我们走进马松的画室，看他最近画的画，苗苗刚刚踏进门，一秒钟不到就转身走了出来。她的反应很奇怪，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直到后来苗苗才告诉我，马松正在画的那个人是张向东，也就是苗苗的第一个男朋友，马松的学生。 那天我们在马松家吃了饭，苗苗还在他们家洗了个澡，从卫生间里出来时她就像换了一个人，脸上的烟尘不见了，头发也洗过了，湿漉漉地披在肩上。苗苗越发地显得光鲜可爱，只是干活时穿的那身衣服没有换，上面满是烟尘灰土，皱巴巴的。我们干活时穿的衣服直到全部工程结束以后才被换了下来。 四壁铲平后开始粉刷、上涂料。沿墙四周的地板上铺了一圈报纸，以防涂料滴落下来弄脏地板，但完全不弄脏地板是不可能的。当墙壁粉刷完毕，家具基本归位，苗苗家的地板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涂料、石灰以及油漆的痕迹。最后两天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清除这些痕迹。我动用了抹布、拖把、铲子、小刀等等工具，一块块地清理，一条地板一条地板地清理，干这活儿时我蹲下身子，一只手撑着地板，几乎是趴在地上的。两天以后我的腰疼得都直不起来了，就像断了一样，但我还是挺了过来。 经我清理过的地板焕然一新、洁净无比，只是在阳光的照耀下从某一角度看时才会发现颜色不太均匀。苗苗家的地板原本是棕黄色的，我清理过的地方则呈现出一块块淡白色的痕迹。 如此加班加点，不惜体力，目的是为了在岳子清回来以前完成所有的工作。从苗苗家失火到岳子清回来只有一周的时间，在这一周里居然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苗苗家的四壁重新铲过了、粉刷过了，家具搬回了原处，烧坏的冰箱抬走了，下面的几条地板也重新铺过了，所有的瓷砖和家具外面的烟尘也擦洗干净了。甚至抽水马桶的垫圈也擦得锃亮，马桶内外洁白耀眼。那些沾有烟尘的零碎物件，能扔则扔，能洗则洗，能擦则擦。客厅里的饭桌和几把椅子我也用湿抹布反复擦过，桌椅的每一条腿，每一条腿的每一个面都擦到了。从苗苗家运出去的垃圾足足装了四五十个编织袋，工程总量和装修一套房子也差不了太多。总之，当岳子清踏进家门，定然会觉得眼前一亮，粗粗一看还以为他不在家的时候搞了一次装修。自然不能细看，仔细一看，那些隐藏在角落里隐蔽处的烟灰和焦煳痕迹便会暴露出来。 第三部分这次多亏了苗苗和徐晨 最后一天，也就是岳子清回家的日子，他从上海打来电话，告诉苗苗下午到南京。 我非常紧张，问苗苗说：“我是不是留在这儿？” 苗苗说：“随你的便。” 她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觉得应该留下来，一来苗苗也很紧张，二来，岳子清到家以前仍有很多清理工作要做（清理工作是无止境的，越是干得多就越能感觉到这一点）。后来江北来了，他看出我和苗苗都很紧张，同时也担心岳子清猛然得知家里失了火会受不了，于是自告奋勇地去东文门口迎接岳老师。他的想法是把对方截住，在从校门口到苗苗家的这段路上告诉他失火以及装修等等的情况，好有一个过渡。若是岳子清懵懵懂懂地走进东文，碰见邻居或是熟人，告诉他他家失火了，那就太突然了。 江北掐好时间，提前半小时去了学校门口。他走后的这段时间里我感到非常不安，缓解压力的办法只有埋头干活，因此当岳子清在江北的搀扶下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客厅里擦一只吊灯的灯罩。灯罩被我从吊顶上取下，夹在两腿之间，由于结构复杂，可擦的地方有很多。 他们进来的时候，我站起身来和岳子清打了个招呼，岳子清微微点头，应了一声，我就又蹲下去继续擦灯罩了。苗苗忙着去厨房里泡茶，江北像主人一样，招呼岳子清坐下。 他说：“岳老师，你坐呀，坐呀。” 看岳子清的神情，并没有惊慌或者气愤的意思，甚至还有一点高兴。他很宽厚地微笑着，由江北领着去几个房间里看了看，然后回到客厅里，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和江北说着话，说的自然是失火的事。苗苗泡好茶，也在岳子清身边坐下了，她“爸爸，爸爸”地叫着，显得十分亲热，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看见苗苗的笑容我心里不禁一动，意识到她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笑过了。 还是江北对我说：“徐晨，你也歇歇吧，别擦了，过来喝茶吧。” 后来江北告诉我，他在东文门口截住岳子清，对他说：“岳老师，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要着急啊，事情已经处理完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两张琴完好无损，苗苗也毫发未伤……”说完这些，江北这才告诉岳子清他家里失了一次火。 此刻，在苗苗家的客厅里，江北对岳子清说：“这次多亏了苗苗和徐晨，他们干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岳子清转向我，说道：“多谢多谢。” 我说：“没什么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有些语无伦次。 我希望江北对岳子清说：“幸亏失火那天晚上苗苗是住在徐晨家的，否则没准会闹出人命来。”但他没有说。 我们一行四人，下楼去学校外面吃饭（苗苗家暂时无法开伙）。从校园里经过时，岳子清碰见不少熟人和同事，他们和他热情地打着招呼，关切地询问火灾的情况。 他们说：“你终于回来啦！那天半夜消防车开进来，拉着警笛，我的乖乖，嚇死人了……” 岳子清敷衍道：“没事了没事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我们以后再谈。” 说话的人一面说，一面打量着走在岳子清边上的苗苗和我，尤其是我。我在想，作为岳子清家未来的女婿我算是正式亮相了，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是以现在这种方式亮相，借助于一场惨烈的火灾。 我们在东文对面一家新疆人开的拉面馆里吃了拉面，之后江北陪岳子清先回去了，我和苗苗去了新街口，采购东西。 火灾以后，苗苗家需要添置的东西很多，冰箱不说，客厅墙上的挂钟、吊顶上顶灯的灯泡都得重买。新街口一带的商店九点半关门，我和苗苗逛了大约两个小时，去了四五家商场。在新百大楼里我们上上下下地跑了好几趟，苗苗挑选一盏台灯的时候，我在一边等她，由于体力不支，索性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后来一阵睡意袭来，我竟然靠着货架睡着了。虽然睡着了，但还有部分意识，感觉到有很多人在身边走动。我紧紧地攥着购物袋，一面打着盹，一面意识到有人在看我。他们肯定觉得我睡在这里很奇怪。我穿着清理房子时的“工作服”，上面沾满了烟灰污垢，这些人想必把我当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苗苗走过来把我摇醒，我的手里又多出了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她刚买的台灯。然后我们乘电梯，向卖衣帽的四层而去。 苗苗身上的“工作服”也没有换下来，她所有的衣服都洗了，晾在家里的阳台上。接下来的任务是给苗苗买衣服、裤子，好让她换上。女孩儿买衣服向来繁琐，总是看了又看，比较了又比较，以前，我就不喜欢和女孩儿一起逛商店，并且落下了一个毛病，就是一到新街口就头疼。但这回我没有头疼，大约是因为过于疲劳注意力转移了。 我尾随苗苗在灯火辉煌的店堂里走来走去，路过一截截柜台、一根根墙柱。那墙柱是四方形的，每一面都镶嵌着镜子，不免使店堂增添了几分纵深感。苗苗每走过一根墙柱，都要打量镜子里的自己，她尽管穿着肮脏的“工作服”，看上去还是那么的美丽，也许正因为穿着“工作服”才显得如此的生动和卓尔不群吧？想想看，像她这么漂亮的女孩儿有谁会穿得那么邋遢呢？就是苗苗，也不经常有这样的机会呵。 这时苗苗对我笑了笑，整整一周，这是她第一次对我笑，难免有点不好意思。苗苗突如其来的笑容和破涕为笑有点类似，我心里温柔的一团一下子就被点着了。 第三部分吵架也没有关系 我对苗苗说：“你笑了。”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 她白了我一眼，脸上的笑容并未退去。 苗苗问我：“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 我说：“好看，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实际上我根本就没看清她试穿的那件衣服，但我说好看也是没错的。 直到新百关门，我们这才提着大包小袋乘电梯下去了。在街边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我们满载而归地回了东文。 走在校园里的林阴路上，我对苗苗说：“你今天才笑，整整一个星期，你为什么不笑呢？对我老是挂着脸。” 苗苗说：“那又怎么样？我爱笑就笑，你管得着吗？”说这话时她的笑容已经收敛，恢复了以前冷淡的表情。 我说：“你怎么啦？我不过是问问而已，觉得有点奇怪罢了。” 苗苗说：“你烦不烦啊？”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苗苗说：“没什么意思，哪来的那么多的意思！” 于是我们又开始争吵，一直吵到了苗苗家楼下，苗苗来势汹汹，和失火以前相比判若两人。她倒是没有口吐污言秽语，却气焰高涨，说话的声音大得不得了。 我有点发蒙，说：“你能不能声音小一点？” 苗苗说：“不能！我看你真是有毛病！” 江北大约听见了吵闹声，从楼上跑下来，他对我们说：“哎哎，别吵啦，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岳老师刚刚回家……” 苗苗安静了一会儿，大概是因为江北在场，但她的眼睛一直瞪着我，我感到苗苗正攒着一股劲。 江北见我们都不说话，便说：“那我先把东西拿上去了，你们说两句就算了，岳老师在等苗苗，说两句赶紧上去吧。” 他提着我们采购的东西上楼去了，苗苗又开始指责我，她越说越激动，突然当胸给了我一拳。打得并不疼，苗苗的力量毕竟有限，我只是觉得非常吃惊，苗苗竟然动手打人了。我转身就走，心里感到非常委屈，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苗苗在后面喊道：“喂喂，你干吗跑啊？”大概也觉得自己过分了，一面喊一面追了过来。 我虽然走得很快，但并没有跑，实际上我是希望苗苗追上来的。她没费多大劲就追上了我，我们又站下来说话，苗苗的火气小了很多，甚至还有一点道歉的意思。 于是我说：“我们走走吧。” 我们离开了苗苗家楼下，转到东文食堂的后面，站在阴影里又说了很久。这次主要是我在说，苗苗面无表情地听着。我回忆了我们的交往，分析了争吵的原因，作了自我批评，甚至还展望了共同的未来，总之是长篇大论一番，不免觉得一吐为快。 最后，我竟然开起玩笑来，对苗苗说：“我打过你一巴掌，现在你打了我一拳，一报还一报，我们扯平了。” 苗苗黯然说道：“我不喜欢吵架，吵架伤害感情。” 也就是说，她是承认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不禁有些激动，对苗苗说：“只要两个人真的有感情，吵架也没有关系，你就是再打我几拳也没事儿，反正你没劲，打人又不疼，只要你是真的爱我的，我感觉到这一点就行了。” 苗苗干巴巴地说：“我可不想打人。” 我还想再说点什么，苗苗不耐烦地说：“以后再说吧，我要回家了。” 第三部分当晚乘江轮去了四川 大约十天后，我收到了四川一家杂志社举办的笔会邀请，我征求苗苗的意见，问她我要不要去？我的意思是不太想去，参加笔会意味着和苗苗暂时分开。 苗苗说：“你还是去外面转转吧，散散心，反正我们家也没有太多的事情了。” 苗苗和岳子清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差不多了，除了冰箱没买，其他的事已基本料理完毕。岳子清正着手准备一次琴会，自从上次我去苗苗家参加琴会，已经有四个多月过去了。岳子清此次举行琴会大有灾难过后恢复秩序的意思，苗苗也想借机感谢那些失火以后前来帮忙的朋友，老冉、小夏、梁二自然都在被邀请之列。我因为参加笔会，所以没有去苗苗家。琴会是在我走后的第二天举行的，我虽然没有亲自到场，但几乎所有的老朋友都受到了邀请，不禁使我觉得很有面子。 临行这天，苗苗表现得依依不舍。我们在新华二村的房子里做了爱，之后，我就送苗苗回东文了。到了东文以后，苗苗很反常地要求送我回家，当时天色尚早，我就答应了。就这样她第一次送了我。实际上并没有把我送到家，在我家附近的那块站牌下，苗苗准备乘车回东文，我陪着她等了一会儿车。苗苗上车后通过车窗向我摆摆手，她显得依依不舍，可我怎么觉得苗苗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呢？她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轻松愉快，就这么轻松愉快地离开了我，回东文去了。 侯小强也接到了笔会的邀请，我们结伴而行，当天晚上乘江轮逆流而上去了四川。 由于行程的缘故，我和侯小强早到了一天，第二天才正式报到。晚上，在宾馆餐厅吃饭时除了我们就只有负责会务接待的两个人，他们陪我们吃过饭也回家去了。我和侯小强酒足饭饱，步出宾馆，马上被几个蹬三轮车的围住了，问我们要不要车？ 侯小强挥了挥手说：“我们不要车。” 自从住进这家宾馆，我就发现大门口总是聚集着一些蹬三轮车的，见有客人出来便围上去，问要不要车？无论远近，都是一块钱。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和负责接待的人议论过这件事。 侯小强说：“就一块钱，怎么这么便宜啊？” 对方笑而不答，笑容不无暧昧。 这时我和侯小强顺着宾馆前面的大路已经走了约有一百米，发现仍有一辆三轮跟着。那蹬三轮的一面慢腾腾地蹬车，一面和我们搭话，无非是劝我们上车。 经不住蹬三轮的再三劝说，我们上了车，坐下后侯小强对蹬三轮的说：“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你就领我们随便逛逛吧。” 蹬三轮的说：“要得，要得。” 过了一会儿侯小强问：“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嘛。” 蹬三轮的说：“什么好玩的都有，你们要耍啥子嘛？” 这时，侯小强的意图我已经有些猜到了，看见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何况也没有商量的机会，除了信任对方我还能怎么办呢？事后侯小强告诉我，他见我一言不发还以为我是这方面的高手呢，正因为我如此的沉着他才会有恃无恐的。总而言之，我们是互相借胆。 蹬三轮的答应带我们去市里“最好耍的地方”，在我的想象中，那种地方一定很热闹，甚至灯红酒绿，我也的确想去看一看，见识一下。我觉得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进退余地的。可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不对劲起来，四周越来越荒僻，柏油路变成了土路，灯光也越发的稀疏和遥远了。 侯小强对蹬三轮的说：“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对方说：“你们就不要再问喽，反正是好耍的地方。”边说边飞快地蹬车。 翻过一座水泥大桥，城市的灯火就完全看不见了，我们来到一大片稻田的前面。 蹬三轮的停下车，气喘吁吁地说：“到了。” 侯小强说：“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我们下了车，只见前面的稻田十分宽阔，稻子已经收割过了，月光下可见一丛丛纠结的稻茬。隔着稻田远处有一排低矮的房子，门前亮着星星点点的彩灯，房子后面是黑黢黢的山峦的轮廓。蹬三轮的把车停在田边，将手指塞进嘴巴里打了一个唿哨，只见对面的房子前面人影晃动，一个人越过稻田跑了过来。 我们表示要回宾馆，蹬三轮的说：“耍好了再走嘛，我等你们，还是收一块钱。” 看情形即使我们执意要走，那蹬三轮的也不会搭我们的。这时来接我们的人已经到了跟前，是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我和侯小强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上了田间小路，向亮着灯光的房子而去。一面走我们一面回头张望，看见那蹬三轮的和他的车仍在身后的大路上，多少有些放心。我们随小伙子走进房子里。 这里的招牌是发廊，进去后发现工作台上只放了几瓶洗发水和化妆品，并无修剪头发的工具，甚至理发椅也没有一张。镜子倒是有一面，并且很大，镶嵌在一面墙上。有一截楼梯，通向上面的阁楼，除此之外房子里就只有一张长沙发了。我们进去的时候，沙发上坐着三四个女孩儿，见我们进来她们站起身，把沙发让给了我们。领我们进来的小伙子不知何时已不知去向，一个女孩儿给我们沏了茶。到了这会儿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第三部分聊起了发廊的生意 小伙子离开后，房子就只剩下了我、侯小强和几个女孩儿，压力顿减。侯小强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了，坐在沙发上呵呵地笑着，和女孩儿说着下流话，倒是女孩儿们有些紧张。侯小强和他们讨论了价钱、在哪里做等等的问题，然后随一个女孩儿爬上了阁楼。他在上面大声叫我，让我也上来看看。我上去后，发现楼上黑乎乎的，没有开灯，并且十分的低矮，有一个大通铺，上面放着好几条被子，都没有折。 侯小强问领我们上来的女孩儿：“你们就睡在这里？” 女孩儿说：“是啊。” 侯小强对我说：“这儿是她们的卧室兼车间，哈哈哈！” 之后，我们低着头，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侯小强在灯光下仔细地审视了一番房子里的三个女孩儿，然后领着其中最漂亮的那个又上去了，一路上都能听见他那开心的笑声。 他们走后，房子里就只剩下我和两个女孩儿了，其中的一个女孩儿冲我笑笑，抓起台子上的一串钥匙就过来拉我的胳膊。我不由自主地跟她走了出去，女孩儿领我来到房子后面，眼前出现了一个山坡。我们在隐约的山间小路上摸索前行，脚下起起伏伏的，后来我的眼睛对黑暗有所适应，发现不远处立着几栋房子，一概黑乎乎的，没有灯光。女孩儿在一栋房子前停下来，用钥匙开了门，那门嘎吱一声，向两边分开。女孩儿拉亮电灯，我发现房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是在墙角搭了一块铺板，铺板上面铺了一条草席，既无被子也无枕头。女孩儿开始默默地脱衣服，直到把自己脱光了。 我问她说：“有避孕套吗？” 女孩儿说：“有。” 空旷的房子里回声四起，女孩儿像变戏法一般，从光光的身体上变出了一只避孕套，拿在手上，一切都如梦似幻。然后我就趴在她的身上做了起来，一面做一面冻得瑟瑟发抖。我做得很潦草，没几下子就完了，就像和对方抱在一起是为了取暖一样，完事后赶紧穿上衣服。女孩儿也穿上了衣服，之后熄灯锁门，再次领着我从那条山路上下来了。我们的时间基本上用在上山和下山的路上，在那栋奇怪的房子里最多待了三分钟不到。 回到发廊后，侯小强还没有从阁楼上下来，女孩儿为我续上茶，就不见了。我坐在长沙发上，边等侯小强边想刚才发生的事，觉得十分的怪异。尚未理出一个头绪，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就进来了。 他搬了把椅子在我的对面坐下，我们中间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只紫砂茶壶，下面的托盘也是紫砂的。托盘做成中国地图的形状，和紫砂茶壶是一套，另外还有几只紫砂小杯子。高个男人为我斟茶，给自己也倒了一杯，饮干后他给茶壶续上水，然后再为我和他自己斟上。他忙活个不停，一只粗壮黝黑的手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手指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手腕上晃动着金手链，碰得茶具哗啦直响。此人面目凶恶，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 他对我说：“玩得快活吧？” 我不免支吾起来。 他又说：“干了些什么自己都知道吧？” 后来高个男人和我聊起了发廊的生意，房租啊、水电啊什么的，看来他是这儿的老板，可他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呢？我正惴惴不安的时候，楼梯声响，侯小强下来了。 高个男人指了指沙发，对侯小强说：“你也坐下。”他问侯小强：“玩得快活吧？干了些什么自己都知道吧？” 显然，我们碰见敲诈的了。这时又进来了三四个小伙子，其中就有领我们过来的那小子，此刻就像根本不认识我们了一样。高个男人说话的时候，这几个人并不帮腔，只是在房子里转悠，甚至也不朝这边看。其中的一个家伙个子不高，一看就是一个“练家子”，穿着运动服、球鞋，脚趾在鞋面下面绷得紧紧的，他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趟，还故作悠闲地去镜子前面照了照，用手撩了撩额前的头发。他抱着双手，把指关节捏得嘎巴直响，看来我们是逃不过这一劫了。 高个男人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来干什么？住在哪家宾馆里？我们都照实说了。 高个男人说：“那就掏钱吧，我也不跟你们废话了。” 他开价四千。 我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了，既是这次的盘缠，也是我全部的家当，一共两千。这两千块钱本来是准备给苗苗家买冰箱的，后来接到开会邀请就带了出来。我掏出钱包，将两千块钱尽数取出，侯小强的身上有一千块钱，一共是三千。 高个男人问：“就这么多？” 侯小强站起身来，解开上衣，抓着衣服的下摆向两边分开，他在原地转了半个圈，说：“不信你们可以搜。” 他的动作很滑稽，高个男人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最后他们也没有搜身，就放我们走了。 临出门前高个男人让侯小强拿出房卡，记下了房间号，他说：“你们还欠我一千块钱，回去准备好，明天我派一个兄弟过来取。” 从发廊出来后，我和侯小强越过稻田直奔前面的大路，蹬三轮的早就没影子了，我们一路摸索向城里走去。侯小强始终很兴奋，他总结说，一，没有挨揍，二，事情也办了，虽说花了三千块钱，但如果是在上海广州那样的地方也不算多。侯小强告诉我，他在宾馆里还有一点钱，如果到会议结束那帮人还没有找来的话，他是要把钱给我的。 侯小强说：“总不能让你出那么多，风险应该分担才是。”又说：“这帮人是不会找到宾馆里来的，他们是在吓唬我们。” 钱的事说完了，侯小强开始问我做得怎么样？我应付了几句，之后他便说起自己领上楼去的那个女孩儿，看来他相当满意。就这么在荒郊野地里说着话，也不觉得路远，甚至也没有问人（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人可问），不知不觉地我们就回到了宾馆。 第三部分给苗苗买礼物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正式报到，开会的人陆续都到齐了，大家济济一堂。所谓的笔会不过是一个借口，开幕式以后主要的任务就是吃喝、游山逛水。与会者分乘两辆中巴去附近的景点游览，我和侯小强夹在队伍中间逛了不少地方。侯小强很快就和其他人混熟了，到处都能听见他那爽朗的笑声。我则心事重重，跟着众人上车下车，去寺院、访故居、登山头，但到底去了一些什么地方以及路线如何？回想起来脑袋里一片模糊。我在担心一件事，就是发廊那帮人会不会找到会议上来？晚上睡觉时侯小强坦白说，他也很担心。 但他又说：“我觉得他们不至于那么邪乎。” 三天以后，发廊的人还没有找过来，我稍稍放心。我担心的倒不完全是怕事情败露，自己的名誉受损，而是因为钱，我现在已经是身无分文了，那帮人即使来要钱，我也没有。但侯小强有钱，他答应过的，如果那帮人不来要钱他会补偿一点给我的。如果那帮人来要钱，侯小强就不会给我了。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因此我并不希望发廊的人找上门来。 直到会议结束，那帮人也没有出现，然而侯小强似乎也忘记了补偿我的事。第五天报销车旅费，我的手上好歹有了三四百块钱。拿着这些钱我去了宾馆附近的小摊子上购物，买了一些土特产和工艺品，茶叶、笋干、木盆木碗什么的，另外还买了几串玻璃塑料做的挂件，都比较的便宜，我得量入为出啊。这些东西是准备带给苗苗的，我外出一趟，如果什么都没有给她买也说不过去呀。 给苗苗买礼物的问题解决了，可回南京后还得生活啊，还得和苗苗谈恋爱，我得领着她逛商店、去酒吧、下馆子、打车，身上没有钱总归不行。躺在宾馆房间的床上，我想了又想，觉得十分的苦恼。后来我想起一件事来。 大约一个多月前有一个导演找到我，想把我的一个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那家伙的谈吐很庸俗，不免使我想起了李彬，因此被我断然拒绝了。想到这里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打开床头灯，去翻钱包，我的钱包里空空如也，除了身份证就只有一张苗苗的照片。从照片的后面我找出几张名片，谢天谢地，那导演的名片还在。 侯小强在对面的床上翻了个身，颇为不满地说：“都几点啦，你折腾什么啊？” 我没有理睬他，事不宜迟，我匆匆套上衣服便去楼下的总台打电话了。 那导演是半夜三更接到我的电话的，想必已经睡下了，他的声音迷迷糊糊的。 我说：“你醒醒，你醒醒，我是徐晨，想和你谈小说改编权的事。” 他立马就醒了。 由于是长途，我尽量地长话短说，我说：“你还想改编我的那篇小说吗？” 导演说：“想啊想啊。” 我说：“那好，你准备出多少钱？” 导演支吾起来，说：“这个……这个……” 我说：“你就开个价吧，我急等钱用。” 导演说：“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再给你电话吧。” 我说：“明天我就不谈了，就现在你出个价吧。” 对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五千你看怎么样？” 我说：“可以，没问题，但我有两个条件。” 导演说：“那你说。” 我说：“一，钱明天就寄出。二，改编后的电影不要署我的名字。” 导演松了一口气，他说：“钱明天寄给你没问题，不署你的名不太好吧，毕竟是你的作品啊。” 我说：“千万别署我的名字，真的！” 导演说：“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其实，你那篇小说我也只是准备用其中的一部分情节，我打算把另一个作家的一篇小说和你的小说结合起来，进行再创作。” 我说：“那就是你的事了，但五千块钱明天你一定要寄出呵！” 导演说：“你放心，这钱是我私人先垫的，你要是等投资方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呢……” 他还想罗嗦什么，我说：“就这么说吧，你记一下我的地址，好把钱寄过来。” 电话那边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大约是导演从床上爬起来寻找纸笔。 钱的问题解决以后，我心里踏实了很多。第二天我往苗苗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没有人接，我感到非常的不安。就算苗苗出去玩了，岳子清总该在家吧？于是从下午两点开始（有关的活动我没有参加）每过一小时我就会来到总台，往苗苗家挂一个电话。直到晚上十一点多，苗苗才接了电话，听见她的声音我的鼻子不禁发起酸来。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激动，是因为嫖娼我心中有愧吗？或者是晚上聚餐时喝多了？总之我觉得脑袋晕乎乎的，面孔又胀又热。 我对苗苗说：“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离开我啊，我们要好好地过一辈子！” 苗苗说：“你怎么啦？是不是喝多了？” 我说：“我是喝多了，但爱你是真心的。” 我告诉苗苗，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给她打电话，直到现在才打通。苗苗说她跟王雪梅他们去外面唱歌了，唱得很开心。 我问她：“那岳老师呢？” 苗苗说：“我爸爸又出门了，去外地访一个朋友，这次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有一个月。”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啊？” 苗苗说：“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回南京以后又可以来我们家住了。” 第三部分要好好地满足苗苗一番 回南京时我们仍然乘江轮，这次是顺流而下，快多了，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南京。 我直接回了家，洗了个澡就上床睡觉了，这会儿苗苗肯定也在睡觉，不到中午她是不会起来的。我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多，起床后马上给苗苗打了一个电话，苗苗说她报了一个英语班，晚上要上课，我现在过去也待不了多久，还是等她下课再说。她告诉我他们在六中上课，让我九点钟在学校门口接她。我在家里吃了晚饭，陪我妈看了一会儿电视，我带回来的旅行包甚至都没有打开，大约八点一刻我就又拎着它出门去了。临走我告诉我妈，晚上不回来住了。 我背着包，赶到六中门口，离苗苗下课还有十几分钟。学校门口聚集了不少人，有年轻的小伙子，也有中年男人，有的跨着自行车，也有开车来的，所有的人都面朝校门方向张望着，显然都是来接女朋友或者老婆下课的。加入到这伙人中我觉得很高兴，我也在等我的女朋友，也就是苗苗，这种经验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和奇特的。 过了一会儿，一群男女喧哗着拥出校门——下课了，男人们按着汽车喇叭或迎着自己的女朋友走过去。我站在一棵树下，一面抽烟一面努力地在人群中辨认苗苗，突然我发现她就在离我不到十米远的地方，正一蹦一跳地跑过来。苗苗仰着脸，笑得很开心，她跑过来后马上拉住了我的手。我觉得她是那么的美丽，在校门口接女朋友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我扔掉香烟，揽着苗苗的腰就去街边打车了。 回苗苗家后，我从背包里拿出给她买的木盆木碗什么的，苗苗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细看，就把这些东西随手放在桌子上了。 重新粉刷以后，我还是第一次来苗苗家，虽然粉刷的整个过程我都在场，但那时只顾埋头干活，根本就没有时间多看。我觉得和失火以前相比，苗苗家更整齐了，也更新了，冰箱仍然没有买，原来放冰箱的地方空出来，下面的地板是修补过的，颜色和四周略有不同。苗苗说她爸爸的意思是天热以后再买冰箱，又说他们家现在不吃剩菜剩饭了。 老规矩，我们先洗澡，然后做爱。相隔一周，苗苗表现得很急切，就像一个饿坏了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前奏，我就进入了她的身体。 我打定了主意，要好好地满足苗苗一番，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对苗苗说：“别动，我要……”苗苗就不动了。 然后我想，我怎么会这么激动呢？是不是因为那天晚上嫖娼的事？这么一想我就真的控制不住了。 这是我和苗苗做爱以来最快的一次，也是我做爱的历史上最快的一次，不用说苗苗没有高潮，就是正常的过程也没有。 完事以后，我趴在苗苗的身上，在她的耳边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苗苗说：“没关系的，你不要太在意。” 我说：“真的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下一次肯定会好的。” 下一次真的会好吗？其实我并无把握。以前，我因为没有让苗苗达到过高潮而感到内疚，她的高潮是我追求的目标，今后也许就更加的不可企及了，能正常做爱而不早泄成了惟一现实的问题。事情是否真的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只有再次做爱以后才能够知道。 我们分别去洗了澡。听见苗苗在卫生间里冲淋，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为我那么进去了一下，她又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哆哆嗦嗦地去洗一次。我希望自己马上就能恢复，和苗苗再做一次，以便向她也向我自己证明刚才的情况不过是个例外。但要在短时间里恢复，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里越是急就越是难以办到。 苗苗并不像我那么着急，洗澡回来后她对我说：“我们睡觉吧。”然后就转过身去，不理睬我了。 苗苗没有要求我搂着她睡，也没有要求我不要回家，或者等她睡着了以后再走。我把背包都带了过来，她是知道我准备在这儿过夜的，但如果我打算回家，我想苗苗也一定不会阻拦的。我们虽然躺在一条被子下面，但身体并没有挨在一起，苗苗压着中间的被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被窝，我也没有试图去突破这道屏障。一来我担心自己是否已经恢复了，二来，心里有愧，我毕竟嫖娼了。如果苗苗知道我嫖过了，她现在的表现无可厚非，但她并不知道，背过身去不理我显然是对我的能力感到失望。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想了很久很久，不禁失眠了。 第二天起床前我们又做了一次，这次还行，我总算坚持了五六分钟，接近自己的正常水平。做完后，苗苗裹着一条毯子去洗澡，再裹着毯子回来，正准备穿衣服，电话铃响了。苗苗家的电话在客厅里，她就又裹着毯子去接电话。 苗苗在客厅里说了很长时间，我怕她受凉，拿着我的外套走出去。苗苗做了个拒绝的手势，意思是没有必要，或者是让我不要打搅她，但我还是把外套披在了她的身上。苗苗又说了好一会儿，这才挂了电话。回来时她仍然裹着毯子，我的外套被她落在客厅里的椅子上了。苗苗没有说是谁打来的电话。我在想，她完全没有必要绝口不提的，我并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苗苗只字不提反倒显得故意了。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她顺便说一句，谁谁打来的电话，因为什么事，而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以前我在苗苗家的时候她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 我们穿好衣服，在厨房里找了点剩饭在火上热了吃了。因为是星期天，苗苗不用去上课，两个人待在房子里有些无所事事。我们没有分头去做自己的事是因为我刚从外地回来，两个人有必要在一块儿待待。我是这么想的，苗苗也是这么想的吗？但像现在这样待在一起，又的确没有什么话可说，这样的情形以前还没有出现过。 第三部分我又不是一个犯人 好在苗苗的电话挺多，下午她接了四五个电话。苗苗萎靡不振，靠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打哈欠，但一接电话马上就兴奋起来，语调很是热情洋溢。然而，谁打的电话？说了些什么？她并没有告诉我。 听上去给苗苗打电话的并不是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苗苗：“谁打的电话？” 她回答说：“一个朋友。” 我又说：“你的电话真不少啊。” 苗苗说：“那又怎么样？” 我说：“我不在南京的这几天，看来你的交际挺多的呀。” 苗苗说：“没错，和你谈恋爱，朋友们都疏远了。” 奇怪的是，我们都很克制，并没有因为话不投机而吵起来。但我不免感到很焦虑，心里就像堵了什么东西。苗苗也一样，非常的焦虑不安，明显是在跟我耗着。她的专业是古琴，平时每天在家都要练琴，这方面岳子清对她的要求很严格，苗苗本人也很有野心，想把古琴弹好，将来开办古琴学校什么的。 于是我就让苗苗去练琴，对她说：“你弹你的琴，别管我。” 苗苗又想弹琴，又懒得动弹，显得很是矛盾。我走过去揭开盖在古琴上的罩布，安置好椅子，然后过去抱苗苗。我双手穿过她的腋下，从背后搂住她，死活把苗苗拖到了椅子上坐好。 我说：“你弹吧！” 苗苗很潦草地弹了几下，然后把手一甩，说：“烦死了，我不弹了！”琴弦仍颤动不已。 我说：“我还没有听你好好弹过琴呢，你就弹一支曲子给我听吧。” 苗苗说：“不弹不弹，就是不弹，你怎么像我爸爸啊？” 说着她就离开了椅子，回到沙发上躺下，随手抓起一本杂志来，翻了几页就又扔下了。 苗苗惦记着晚上上英语课的事，只有这件事让她觉得有些盼头。我说我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她上课的时候我陪她去。 苗苗白了我一眼，说：“至于吗？” 我有点想不通了，我要求陪苗苗去上课，她应该感动才对啊。苗苗去上课，我帮她拎着书包，听讲的时候，我静静地坐在边上，帮她削铅笔、递本子什么的，下课时我们一起回家。这是一幅多么美妙动人的图画呢？ 可苗苗不领情，她的神情中透露出某种令人难过的不屑。 她说：“你想干吗呀？寸步不离的，我又不是一个犯人！”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苗苗说：“你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部分我更加的怒不可遏了 我在苗苗家里住了四天，这是史无前例的。以前岳子清去外地，我也曾在苗苗家住过，但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晚上，因为我妈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有人。那时候苗苗抱怨我不住在她那儿，不能整夜搂着她睡觉，为满足苗苗的愿望，我就让她跟我回家去住。正因为如此，发生了那次惨痛的火灾。 我从四川回来后去我家住的方案没有人再提，那我就跟苗苗住在她家里吧。我提着那只带往四川的装换洗衣服和日用品的旅行包，甚至未加整理就去了苗苗家，看那架势，是要长期驻扎下去的，我也的确不知道自己要在苗苗家待上几天。这次岳子清外出的时间很长，据说需要一个月。我妈那头我也顾不了了，每天打一个电话去问候一下，也只能这样了。可结果我在苗苗家里只住了四天，准确地说是四个晚上。 苗苗曾隐晦地说：“你妈妈身体不好，你应该在家里多住住。” 这是她说出来的，在态度上我也能感觉到对方越来越不耐烦了，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按我的意思自然还得继续住下去，四天后我离开苗苗家回自己家住，因为的确无法再待下去了。 我们在一起，做爱是一项主要活动。由于从四川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意外地早泄，因此对这事不免心存顾忌。苗苗似乎也缺乏热情，显得很无所谓，我不要求做爱，她也从不要求。但每天睡觉以前我们还是会做一次，就像例行公事一样，质量自然根本谈不上。做完后我们分别去洗澡，然后回来睡觉。如果第二天苗苗没课，我们会一直睡到中午，如果她有课，她就去上课，我继续睡觉，直到苗苗上完课回来。下午两个人就耗着，有时候也上街去走走。 导演的那五千块钱已经寄到了，我的钱包又鼓了起来，在商店柜台前转悠的时候，我显得底气十足，总是对苗苗说：“怎么样？觉得好那就买吧，我有钱！” 晚上苗苗上英语课，九点我准时去六中门口接人，然后领着苗苗去吃饭。这是我们的正餐，因此需要找一个比较好的馆子，点的菜也很丰盛。饭后我们去逛湖南路夜市，或者去酒吧坐坐。苗苗比较喜欢逛夜市，那儿的小摊子鳞次栉比，挂着闪闪烁烁的小灯泡，人头攒动，年轻的女孩儿特别多。苗苗拉着我的一只手，在人群中挤进挤出的。 每次逛夜市她总得买点什么，比如扎头发的绳子、一支口红、一副墨镜什么的，苗苗拉着我，生怕和我走散。有时候她已经钻进人丛中，在摊子前面摆弄那些廉价的小商品，一只手仍然背在身后，拉着我，我们中间隔着那些也在挑挑拣拣的女孩儿。一次拉着的手分开了，我看见苗苗的手从人群背后伸出来，下意识地张开着，它在寻找我，寻找我的手。这些细节让我难以忘记。 我们在夜市买的最贵的东西是一个八音盒，三十五块钱。那八音盒做工精细，上满发条后可以叮叮咚咚地奏出一支曲子。我给苗苗买过不少东西，最让她爱不释手的是这只八音盒。那天晚上我们徒步走回东文，一路上苗苗捧着它，不断地上发条，丁丁冬冬的曲调一再响起，直到回到家，苗苗仍然在玩八音盒。 回到家，苗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再无聊的节目她都会一直看下去。我们之间的交谈已经越来越少，苗苗看电视多半是为了避免尴尬，但看着看着她就看进去了，脸上浮现出自然的笑容。苗苗甚至会咯咯地笑出声来。 买八音盒那天，她一面看电视，一面摆弄八音盒，为了听清八音盒奏出的乐声，苗苗后来干脆关了电视。开始我觉得很欣慰，那八音盒毕竟是我给她买的，可苗苗一遍一遍地上发条，那曲子又短，一下就奏完了，她就再上一次发条，看着她如此的锲而不舍我觉得非常的古怪。苗苗就像得了强迫症似的，仍然不答理我，只是听她的八音盒，我就想，真的还不如看电视来得正常些呢。幸好第二天苗苗就将八音盒束之高阁，又开始看电视了。 一天苗苗下了英语课，我建议找一家酒吧坐坐，顺便吃点简餐，苗苗说随便，于是我们去了白夜酒吧。在酒吧门口，看见卖烤羊肉串的，苗苗说她要吃羊肉串，我便掏钱买了二十串，但自己没有吃。苗苗拿着二十串烤羊肉，站在马路边上吃起来，我坐在她身后的台阶上抽烟。这时候过来了一个小混混模样的人，也来买羊肉串，他买了十几串羊肉，也站在那里吃。两个人吃着吃着，竟然搭起讪来，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有说有笑的，看得我气愤不已。这么多天了，苗苗从没有这么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过话，现在竟然和一个街上的小混混聊得没完没了。 我距离他们约有五六米远，周围并无别人，小混混应该意识到我就是和他说话的女孩儿的男朋友。他们背对我站在街上，说话过程中小混混回头看了好几次。苗苗则根本不朝我看，她一面从铁钎上撕咬羊肉，一面咯咯地傻笑着，笑声放肆而又突兀。我觉得小混混的话一点也不可笑，十分的庸俗和无聊，面对他的一口老南京话苗苗怎么笑得出来的？我觉得她是故意做给我看的，这么一想我就更加的怒不可遏了。 进酒吧后我的情绪怎么也缓不过来，脸一直板着。我给自己要了一份霉干菜烧肉的简餐，但没有吃完。苗苗倒是显得很轻松，似笑非笑的，她在嘲弄我吗？在酒吧里坐了大约半小时，我们就结账回东文了。 第三部分-2 第三部分这还是我第一次呼她 去白夜酒吧的第二天我就回家住了。和苗苗仍然每天都见面，晚上九点我准时去六中门口接她下课，然后一起去吃饭（我在家里已经吃过一顿）。吃完饭我送苗苗回东文，就像岳子清在家的时候一样，我不上楼，送完苗苗我再独自打车回家。 一天我去接苗苗，没有接到，往她家里打电话，也没有人接，于是我去旁边的电话亭里呼了苗苗。我用导演寄来的那笔钱给自己和苗苗分别配了一个寻呼机，这还是我第一次呼她。不久苗苗就回了电话，告诉我他们今天没有课，她出去玩了。我问她和谁在一起？苗苗说和王雪梅。 我说：“你们在哪里啊？我要见你。” 苗苗说：“不是昨天刚见过吗？隔一天行不行？明天行不行？” 我说：“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见到你，你们在哪里啊？我马上打车过来。” 苗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突然之间我觉得非常的无助，觉得我和苗苗之间只有一根电话线相连，如果她把电话挂断了，一切就全完了。因此尽管我很激动，却努力控制着自己，没有说任何过分的话。我只是一再要求和她见面，要么苗苗过来，要么我过去，实在不行我也可以去她家楼下等。我觉得今天晚上如果见不到苗苗当真就过不下去了。 我声音颤抖着说：“我只求见你一面，我也知道，我们的关系出了问题，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只求再见你一面，把事情说清楚，然后就做朋友……” 苗苗显得很不耐烦，但最后还是答应了，也许我的央求起了作用，也许，是我说以后我们就做朋友了，她才同意见面的。谁知道呢？也许苗苗早就想结束她和我的关系了。 半小时后，在城市猎人我见到了苗苗。看见她后，我心里马上就踏实了，也不觉得有什么话要说。我自己也很纳闷，没见到她以前我觉得有千言万语，看见她后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苗苗仍然在生气，脸拉得很长，一丝笑容都没有，她对我说：“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我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想看见你。” 和以前一样，我要了啤酒，苗苗要了一壶珍珠奶茶，我们相对啜饮起来。既然我已经说过了，这次见面后彼此就做朋友了，此刻自然不能变卦，在此前提下我们讨论起两人的关系。基本上是我在说，苗苗面无表情地听着。我首先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在感情上如何的自私，如何的控制不了情绪，我们的关系的确有很大的问题，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一面说，一面很注意地观察苗苗，只见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流了下来，慢慢地经过面颊。苗苗任其流淌，并没有试图擦掉它。这滴眼泪足以证明她是爱我的，对我依依不舍。苗苗并没有说：“我们不要分手吧！”但即使如此，我已经获得了必要的力量，觉得自己越来越镇定了。 我说：“我们得分手，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那样对谁都没有好处。”又说：“分手以后我们还是朋友，你可以来找我玩，就像我们没有谈恋爱以前那样。” 苗苗默默地流泪，过了一会儿她隔着桌子把手伸过来，苗苗抓着我的手，轻轻地搓揉着。我双手握拳，苗苗的手包在我的手外面，她手小，包裹不住，移来移去的，就像是生怕把我的手露出来一样。 谈完后走出城市猎人，经外面的风一吹，我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我开始体会出分手的好处来，觉得和苗苗分手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苗苗挽着我，身体紧紧地贴着我的一侧，她已经很久没有对我这么亲热了。然后我们打车，送苗苗回东文，在苗苗家的楼下我们道别，苗苗过来拥抱了我，并在我的嘴唇上吻了一下，这一仪式也荒废多时了。之后她就上楼去了，我转身向后，慢慢地步出东文。 快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我想起有一本书落在苗苗家了。这本书我看了一半，本来是准备留在苗苗家继续读的，现在既然已经分手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得把书拿回来。于是我转身，再次穿过东文校园返回苗苗家。我上楼敲门，苗苗打开门，看见是我显得有些吃惊，她肯定认为我变卦了，改变主意不想分手了。 我并不想给她这样的感觉，于是说道：“我来拿书，我正在看的那本书，在你房间的桌子上。” 我没有进房间，站在客厅靠门口的地方，等苗苗去房间里拿书。她进去拿书的时候，我体会了一下这套房子里的气氛，觉得已经大不一样了，房子里响彻着音乐，是王菲的那盘磁带，苗苗将音量开到了最大，厨房水池上方的水龙头正开着，自来水哗哗直流，我敲门以前，苗苗正在洗涮什么。地板湿漉漉的，显然刚刚拖过。门边的走道上放着一只大号垃圾袋，鼓囊囊的，也已经装了一大半。 这才几分钟啊？我走到东文门口再走回来，最多不过六七分钟，苗苗真是够麻利的，几乎都有点急不可待了。想必我们在楼下分手后，她便狂奔上楼，打开音乐以及房间里所有的灯，然后就开始干活。我住在她家的那几天里，苗苗从来没有收拾过房间，那时候她很懒，也很无所谓。而现在，看这架势，苗苗是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了。 她取来书，递给我，我接过，再次离开时我们没有拥抱和接吻，苗苗也没有留我再坐坐的意思。她面无表情地把书往我的手里一塞，就进厨房干活去了，就像是如果她多说一句，我就会赖着不走似的。于是我也什么都没说，拿着书就走了。我的确是来取这本书的。 第二次下楼，穿过东文校园向大门走去，我的心情和第一次离开时相比已经有了变化，再也感觉不到那份轻松了。经过篮球场的时候我照例转头看了看苗苗家的窗口，灯光映出，显然苗苗还在忙活。我在想，幸亏我拿走了这本书，不然的话没准就被她当成垃圾扔掉了。苗苗挑灯夜战，收拾房间，就是为了把我的痕迹彻底清除干净。王菲的歌唱在我的耳边余音缭绕、回旋不已，使我意识到，它正是苗苗的力量所在，是她力量的源泉，在那如泣如诉的歌声伴奏下苗苗变得坚强无比，和我分手不过是小事一桩。也难怪，这些歌都是她和李彬一块儿听过的。 第三部分我觉得自己已性欲全无 第二天，我心情自然很差，但也还说得过去，我的整个状态有点懵懵懂懂的。在电脑上敲了几行字，读了几页书，听了一会儿苗苗送给我的那盘王菲的磁带（我想苗苗也在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这一天里，我和苗苗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对方的消息，自从我们在一起以后，这还是第一次（闭关的那几天除外）。我知道苗苗晚上会去上英语课，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跑到六中门口去等她。我反复告诫自己说：“现在，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了。”总之，我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有着必要的平静、镇定和现实感。 直到第三天下午，苗苗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并没有和好的意思，只是问候我一下，我将此理解为一种礼貌，虽然很激动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我对她说：“我很好，你呢？” 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苗苗就挂断了电话。 自此以后，每天下午或者傍晚，苗苗就会给我打一个电话，一连三天都是这样。 在电话里我对她说：“什么时候我们出去玩啊？” 苗苗说：“好啊好啊，哪天没课我就过去找你。” 三天以后是星期六，中午苗苗就把电话打过来了，她说：“我想去找你玩。” 我自然是求之不得，满口答应。经过几天的调整，我已经有些想通了，我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真断，苗苗每天都打一个电话来，如果仅仅是朋友是不至于这样的。她的心思和我一样，想和好，当然这需要时间。我们约好在新街口的金鹰商厦门口见面，然后去东郊转转。 我先到，等了一会儿就看见苗苗从人群中笑吟吟地挤了过来。她穿着一件浅黄色的风衣，风吹起衣服的下摆。此时已是十二月初了，天气变得异常寒冷，我觉得苗苗穿得过于单薄，如果去郊外风会更大。于是我建议先去金鹰里面给她买几件过冬的衣服，然后再说。 苗苗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大约十二点多，在金鹰门口见面时已经快三点了，我们在金鹰里面逛了两个多小时，几乎每一层楼的每一截柜台都逛到了。我牵着苗苗的手，在电梯履带上上上下下了好几次，最后苗苗选中了一件白色的半长羽绒服和一双也是白色的皮鞋。羽绒服很轻薄，比苗苗身上的那件呢子风衣厚不了多少，但是新款，苗苗毫不犹豫地就买了下来。从试衣间里出来时她显得容光焕发，羽绒服再也没有脱下来，换下的风衣被卷成一卷放进了纸袋中。皮鞋也一样，苗苗穿上后再也没有脱下，鞋盒里装的是换下来的平底鞋。 从金鹰出来，外面已是昏黄一片，寒风萧瑟，这时去东郊已经太晚了。于是我们打了一辆车，去了新华二村。 我的身上只剩下两三百块钱，我计划好好地请苗苗吃一顿晚饭，这钱也就差不多了。这笔钱是导演汇给我的，一共五千，当然不是今天一下子花完的。从四川回来后我就靠这笔钱支撑着，和苗苗一起吃饭、打车、配寻呼机、给她买东西，总算坚持到了现在，今天以后我就需要另想办法了，因为我们还得一起吃饭、打车、买东西。其实，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点。 我把苗苗领回了新华二村，自以为我们的关系已经恢复了，这还用说吗？我们像以前那样的逛街、买东西、手牵着手，一起打车回来。在北屋里，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没有开灯，但打开了电视机，房间里于是有了一些隐约的光影闪动。 我紧挨着苗苗坐下，从背后抱住了她，我发现，她的身体非常僵硬。苗苗并没有推开我，但也没有迎合，任我隔着衣服在她的背上摸来摸去的。我把手伸进她的羽绒服里，苗苗仍端坐不动，羽绒服下面是毛衣，毛衣下面是棉质内衣，暖烘烘的，束在皮带里面。我想把苗苗的内衣拽出来，她这才挣扎了一下。此路进攻受阻，我仍不甘心，抽出手扳过苗苗的脑袋，试图去吻她的嘴唇。苗苗的脖子硬梗梗的，有一股不大不小的力量，如果我的手一松劲，她的脸就会转回去。苗苗一言不发，看起来任凭我摆布，实际上却自有主张。我亲吻着她的脖子、嘴唇，她的脸颊，苗苗抬起一只手，在被我吻过的地方擦揩着，就像我把她弄脏了似的。我自己随后也闻到了那股唾沫的臭味儿，觉得很尴尬。只要我稍一放松，苗苗便马上转过脸去，面对着电视。自从进门在北屋的沙发上坐下来以后，她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看电视，就像此时此刻电视节目对她来说多么重要似的。苗苗全力以赴地盯着电视机。 后来，我也不再动了，但仍然抱着苗苗。我把脑袋搁在她的后背上，脸侧着，把耳朵压在下面听苗苗的心跳。 我说：“我听见你的心跳了，声音好大。” 苗苗不说话。这个游戏以前我们经常玩，但这一次苗苗显得毫无兴趣。这时有一股香味儿从她的身上透了出来，钻进我的鼻孔里，我伏在苗苗的背上使劲地嗅着，发出很大的吸气声，以辨别那香味儿的性质。不可能是香水，因为苗苗从来不用香水，也不可能是洗衣粉或者沐浴液的气味，更不可能是洗发香波。我觉得这就是苗苗的气味，是她的体香，它是肉的气味、年轻的气味。在昏黑寒冷的房间里，其他的感官关闭了，这气味尤其明显和清晰。我看不见苗苗（她背对着我），也摸不到她（隔着衣服）、听不到她（她始终沉默），惟有这神秘的气味弥漫开来，令我忧伤不已。 我在苗苗的背上伏了很久（她一直在看电视），一动不动。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已性欲全无，下面萎缩得就像灰烬，完全感觉不到了。我的姿势和状态只能说明我对这个人的爱，对怀抱里这温热的身体无限而绝望的依恋，我被自己深深地感动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苗苗动了动，同时对我说：“我们下去吃饭吧。” 第三部分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我们打车去了金满楼，这家饭店很有名，但因为比较贵，我一直没有领苗苗来过。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客满，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块地方，服务员安上桌子、铺上桌布，我尽其所能地点了一桌菜，并要了啤酒，在金碧辉煌人声鼎沸的店堂里我和苗苗开始享用。苗苗的表情很严肃，她吃得很少，话就更少了。有一句话我憋了整整一天，此刻借着酒劲终于说了出来。 我对苗苗说：“我们和好吧。” 苗苗笑了笑，未置可否。 后来，我又重复了一遍，苗苗说：“还是做朋友吧。” 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就不能和好呢？” 她说：“不为什么。” 苗苗换了一个话题，说起英语班的事情来，我顺着她的思路说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忍不住，问苗苗说：“你还爱我吗？” 苗苗只是笑，不回答我。 她的态度不由得我不顶真，我说：“你还爱我吗？” 问了好几遍，苗苗始终不回答。她越是不说，我就越是渴望知道答案，就像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多么性命攸关似的，也的确如此。 苗苗说：“我们谈点别的好不好？” 我说：“不好，你说嘛，爱不爱我？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又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苗苗收敛了笑容，脸上出现了厌烦的表情，事已至此，我已经豁出去了，觉得非得问个明白不可了。 直到我们从金满楼吃完出来，上了出租车，我仍然在问她：“你还爱我吗？” 苗苗说：“你不要逼我好不好？”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苗苗真的不爱我了？这么一想之后我不免更加烦躁了。 我们在东文门口下了车，像往常一样，我把苗苗送到了她家楼下。可她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因此我并没有征求苗苗的意见，就抱着纸袋提着鞋盒跟着她上了楼。苗苗也没有阻止我，她打开防盗门，揿下顶灯的开关，我放下纸袋和鞋盒。 站在客厅里的餐桌边上，我又问苗苗说：“你还爱我吗？” 苗苗还是那句话：“你不要逼我！” 蓦然亮起的灯光下，她的面孔显得很阴沉，突然之间我就抓起了桌上的一只杯子，向地板上砸去。杯子里有半杯剩茶，大概是苗苗在家时喝的，随着一声巨响，杯子被摔成了几瓣，茶水四溢。就像举杯为号一般，苗苗也哇地一声哭了，闪烁的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滚滚而下。苗苗边哭边嚎，完全失去了控制，过了很久我才听清她在说什么。 苗苗在说：“我不爱你了！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只爱李彬，这辈子就爱他一个人！我和他的感情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理解啊……” 苗苗一面号啕大哭，一面吐出这些可怕的言词，就像她的泪水般滔滔不绝。她走到沙发前面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走进厨房里，拿来扫帚扫地板上的碎玻璃，完了又去拿拖把。她在房子里走个不停，一面忙活，一面哭泣，一面高声地咒骂我。我仍然站在餐桌边上，就像是僵住了，实际上自从那只杯子落地，我马上就冷静了。 我听见自己在对苗苗说：“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苗苗说：“你走吧！滚吧！滚得越远越好！” 这时候她已经清扫掉了地板上的杯子，拖干了水迹。苗苗坐在面对电视机的沙发上，打开了电视。她拿着一卷纸，不断地擦着眼泪，擦过的纸一团一团地扔在地板上，同时嘴巴仍然不停，各种恶毒的词语源源不断地涌出来，比刚才更连贯也更成句子了。苗苗的咒骂中多出了一份讥讽，甚至于幽默。 她说：“你滚吧，滚到外面的大街上去，就是被汽车压死我也不会心疼的！” 又说：“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人爱呢？怎么爱得起来呢？真不知道你爸你妈是怎么把你给生出来的！” 一面骂，苗苗一面盯着电视，也不朝我看一眼。 我则不断地重复道：“我是要走的，但要等你冷静下来。” 但我总不至于就这么站着吧？总得找点事情做，于是我走进厨房，灌了一壶水，打着煤气灶坐上，然后再回到客厅里，听苗苗继续骂我。后来水开了，我泡了一壶茶，给苗苗也倒了一杯。 她说：“你还不滚啊？真不要脸！” 我说：“我是要走的，但得等你冷静下来，反正是最后一面了。” 苗苗似乎平静了一些，但突然之间又激动起来。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拼命地把我向门外推。自然她推不动我，但我怕她过于亢奋，还是适当地向门口挪了挪。苗苗打开门，终于把我推到了门外，可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抓着门框，苗苗怎么也掰不开来。 她说：“你不走我走！”放开我后就冲出门去了。 我跟着苗苗也向外走，苗苗转过头说：“琴被偷了你赔啊？” 我说：“我赔。” 苗苗说：“你这个穷鬼赔得起吗？也不照照自己！” 第三部分我听见她说了句：“再见” 她返身上楼，冲进客厅里，试图把我关在门外，但这怎么可能呢？于是又重演了刚才的那幕：我死死地扒着门框，她拼命地把我向外推，最终也没有得逞。然后苗苗又下楼去了，我仍然跟在她的后面，这一次我把门给带上了。我们一前一后，来到黑暗的校园里，苗苗四处乱走，我远远地尾随着她。 苗苗说：“你是一条狗啊？跟着我干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我不说话，默默无语地跟着她。 在篮球场北边的路上，苗苗不走了，她截住我说：“你再跟着我，我就揍你！” 我走过去，她果然拳脚相加。苗苗穿着我下午刚给她买的那双皮鞋拼命地踢我，踢了至少有几十脚，我也不觉得疼，双腿站直，任她狂踢一气，同时她的嘴里仍然咒骂不停。只见旁边的宿舍楼窗户一扇一扇地亮了起来，显然里面的住户被惊动了，苗苗多少缓和了一些，大概也踢累了。她离开了篮球场，上了大路，我仍然紧随其后。 在离篮球场较远的地方，苗苗再次停下来，骂我说：“你他妈的怎么这么不要脸啊？撵都撵不走！没见过像你这么厚脸皮的男人，你他妈的还是男人吗！”说到激奋处，又抬起腿来踢我。 我说：“等你冷静下来我就走，现在你还没有冷静。” 这时前面的路上出现了两个人影，打着手电筒慢慢地晃了过来，走到跟前才看清是东文保卫科的，两个人都戴着袖标。 其中的一个人问：“你们是干吗的？半夜三更的吵什么吵啊？” 苗苗对他们说：“他是流氓，赶紧把他弄出去！” 两个人转向我，问：“你是哪里的？” 我说：“你们不要听她的一面之词，我们是谈恋爱的，发生了一点矛盾。” 保卫科的人说：“不要在这里吵，影响别人休息，有什么话跟我们去值班室说。” 苗苗气哼哼地说：“那就去值班室！” 我心里想，你不在乎，难道我会在乎吗？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于是我说：“去就去！” 我和苗苗在前，保卫科的人在后，像押解犯人一样我们向学校门口走去。眼看就要到了，苗苗的脚步越来越慢，她大概已经清醒过来，意识到这样的事弄到学校里去没有任何好处，她毕竟是东文的学生，岳子清是东文的岳老师，他们家在东文也已经住了十几年了。 后来苗苗表示这件事我们可以自己解决，保卫科的人也不勉强，得到我们不会再吵的保证后就离开了。苗苗转身往回走，我跟在后面，半路上她又停下来，开始骂我。由于经过刚才的变故，她的嗓门到底小了一点，情绪也有所收敛，但她仍然坚持让我离开，不要跟着她。 我说：“我要等你完全平静下来。” 苗苗说她已经平静了，又说看见我她就来气，气不打一处来，意思是说我是她不平静的原因。 我说：“我们上去坐一会儿，最多半小时，半小时以后你平静了我就走，我保证。” 苗苗说：“什么人啊！”说完掉头就走。 我跟着苗苗上楼，又回到她家的客厅里。我们隔着桌子面对面地坐下来，苗苗不说话，恶狠狠地瞪着我，显然是余怒未消。 我说：“你平静下来就好，我马上就走，最多半小时，反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 我拿起桌子上的茶壶，往两只紫砂小杯子里倒了茶水，将一只杯子推给苗苗。我一面喝水，一面点起一支烟，还故作轻松地跷起了二郎腿。房子里非常安静，甚至能听见灯管发出的嗞嗞的电流声，我等待着苗苗“平静”下来，等待她的平静趋于稳定。突然，苗苗抓起前面的杯子，手一扬，一杯水就泼在了我的身上，我的衣服马上就湿了一块，显出较深的颜色。幸亏我穿着棉袄，吸水性能好，并无大碍，况且那杯茶已经凉掉了，杯子不大因此水也不多。 直到苗苗放回杯子，一切都悄无声息，我仍然端坐不动，就像没有被苗苗泼过一样。苗苗的脸色有所缓和，不再像刚才那么亢奋了，甚至露出疲倦的神态。也难怪，经过下午到晚上这一番折腾，她肯定觉得很累了。我又坐了一会儿，估计到了半小时，就掐灭香烟站了起来。 我对苗苗说：“我走了。”背着包，走到门边，回头看了一眼。 苗苗也正好抬起头来看我。 临出门前我听见她说了句：“再见。” 第三部分我感到非常的内疚 我没有回家，去了新华二村，自然一夜未眠。只是在天快亮的时候我迷糊过去了一会儿，再次醒来时我觉得很冷。身上盖着八斤多重的棉被，此刻我觉得它又冷又硬，就像铁壳一般。被面是丝绸的，在昏黑的房间里发出一些隐约的暗光，看得我无比绝望，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苗苗。 然后我起床了，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天快要黑的时候我给朋友们打电话，向他们宣布我和苗苗分手了，梁二、老冉闻讯赶过来，我们去了楼下的一家饭店。虽然一天没有进食，我也不觉得饿。席间，我向梁二、老冉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不免劝慰一番。 梁二看了有关的信息后说：“苗苗会来找你的，她现在也很矛盾。” 饭后我们去了城市猎人，一面喝啤酒，一面接着谈我和苗苗的事。突然，我的寻呼机响了，是苗苗家的号码。 我说：“是苗苗。” 梁二说：“怎么样，我说她会来找你的吧？” 他和老冉都松了一口气，老冉给了我两个硬币，我去吧台回电话。苗苗问我在哪里？我说在城市猎人，和梁二他们在一起。苗苗说她刚下英语课，想过来。 我说：“那好吧。” 回到座位上，我告诉梁二、老冉，苗苗马上过来，他们表示要先走，我说：“用不着，她来她的，看看她怎么说。” 梁二说：“也好。” 没过多久苗苗就到了，老冉把我旁边的座位让给她，自己坐到对面去了。他和苗苗聊起那天晚上去她家里听琴会的事，梁二则问了几句苗苗上英语课的情况，谁都没有提我们分手的事，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苗苗也看不出有明显的异常。我心里想，要是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该有多好啊！ 老冉起身上厕所，梁二说他也要去一趟，他们离开后就只剩下我和苗苗了。 苗苗转过脸来问我：“你怎么样？” 我说：“还行吧。” 她伸手拉起我的一只裤管，一面说：“让我看看踢得重不重？”还摸了摸我的小腿。 我说：“没事没事，我踢不坏的。”我放下裤管，把腿拿开了。 苗苗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来看看你。” 我说：“我知道的。” 然后老冉、梁二就回来了，我和苗苗的交谈到此为止。 苗苗的确不可能有别的意思，来城市猎人找我不是为了和我和好，她怕引起我的误解，但有这个必要吗？昨天晚上她说了那么多，那么的明确和决绝，误解是完全不可能的。 大约十点多钟，我们就散了，老冉、梁二一路，先走了。我打车送苗苗回东文，像以前一样，我陪着她穿过东文校园，一直送到了她家的楼下。我没有上楼，很自觉地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第三天，苗苗都给我打了电话。 电话很简短，她只是问我：“你怎么样？” 我回答：“还行吧。”或者“就那样。” 然后我问苗苗：“你怎么样？” 她说：“我没有问题。” 出于自尊，我没有主动给苗苗打过电话。 我甚至都来不及伤心，几天来苗苗骂我的那些话一直萦绕在耳际，我要做的只是让这些可怕的话尽量地减弱和分散，不再时时刻刻地刺激我的神经。 第三天以后，苗苗就再也没有打电话来了，一连两天都没有她的电话。窗外起风了，天昏地暗，天气变得更加寒冷，整个下午我租借的房子里都昏沉一片、阴冷异常。我想象着苗苗待在家里，孤零零的一个人，正在瑟瑟地发抖。岳子清还没有回家，妈妈又远在西安，我不知道为什么怜悯起苗苗来了。 傍晚时分小夏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回来了，大约二十天以前他去了荷兰，参加一个国际诗歌节。小夏走的时候正是苗苗家失火期间，清理房子时他也赶过来帮了忙，他是直接从苗苗家去的火车站。 我灰头土脸地把小夏送到东文门口，对方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对我说：“老徐，保重啊！” 回想起来，小夏的眼神里似有某种担忧，话也说得意味深长。 他问我要不要带什么东西，我说：“不要了。” 后来想起苗苗喜欢吃巧克力，我对他说：“你帮我带点巧克力吧。” 现在小夏回来了，并告诉我我要的巧克力他也带回来了，可我和苗苗已经分手了。 放下电话后小夏就打车来了新华二村。他背着一个大包，风尘仆仆地进了门，我的心里不免一阵温暖，心想，还是朋友好啊！小夏从苗苗家出发去了荷兰，回南京后也来不及回家，直接来了我这里。那只大包里装着一块带给我的巧克力，小夏告诉我，足有两公斤重。 他说：“我一路给你背了回来，怎么就分手了呢？”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面对朋友我感到非常的内疚。 小夏说：“这块巧克力是一定要送出去的。” 这是他说话的方式，我也能明白小夏的好意。就在新华二村的房子里，小夏给苗苗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他回来了，还给她带了一块巧克力。小夏让苗苗出来见个面，但被苗苗拒绝了。挂了电话，小夏这才知道我所言不虚，事情真的非常严重。 后来，这块巧克力还是到了苗苗的手里，是小夏亲自送过去的，他借机当了一回说客，自然毫无效果。我只是在想，那巧克力苗苗吃了吗？味道如何？或者被她扔掉了，那也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部分分手后双方仍可以做朋友 眼看就要过年了，一天我打电话给老冉，让他来我家里吃饭。老冉至今单身，女朋友在镇江上班，周末才会过来，因此吃饭是个大问题。他骑车过来后，我随便炒了两个菜，菜上桌后电饭煲里的饭还没有焖好，趁此工夫我们又说起了苗苗。突然我一阵冲动，想给苗苗打一个电话，我们已经有一个半月没有任何联系了。一个半月，近五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完全不抱希望，想来对方也该平静了。我曾说过分手后双方仍可以做朋友，打电话去问候一下应该不算唐突吧？ 我拨了苗苗家的电话，听见我的声音苗苗略感意外。 我说：“这一段你过得还好吗？” 苗苗说：“还行，就是上个月把指甲弄断了，很久没有弹琴了。” 我问岳老师身体怎么样？苗苗说她爸爸又去外地了，不知道春节能不能赶回来。 大概出于礼尚往来的礼貌，苗苗问我说：“你妈妈的身体还好吧？” 我说：“还好，她去我姐姐那儿过春节了。” 应该说，开始的交谈还是挺正常的，虽然久未联系未免有点儿生疏，说话的时候常有一些停顿。 后来我问苗苗：“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吧？” 她马上警觉起来，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你。”口气颇为生硬。 我说：“既然是朋友，有什么不能问的呢？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呢？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告诉我又能怎么样呢？有了对不对？他是谁啊？” 苗苗说：“你又来了！要是再这样我就挂电话了！” 她果然把电话给挂了，我不免激动起来，把电话再打过去。 苗苗接起来，我说：“我想知道他是谁。” 苗苗不答，咔哒一声挂了电话，我再打过去，她就不接了。我继续再打，听筒那头铃声持续响起，直到变成了嘟嘟的忙音。就这样我一连拨了十几次，苗苗始终不接电话。 我对老冉说：“我得去一趟东文。” 老冉见我面色严峻，也不好阻拦，只好跟着我出了门，至于吃饭的事自然是顾不上了。 我俩空着肚子、冒着寒风打车直奔东文，路上我对老冉说：“我只是想知道那男的是谁。” 我觉得那人肯定是李彬。即使是李彬，我也不认识啊，这倒是一个机会，我正要见识一下，因此我对老冉说：“看一眼我就走，不会有什么的，你不用担心，知道是谁也就可以了。” 我一心以为苗苗和一个男的在一起，而那人就是李彬，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她的边上。当然也可能是苗苗一个人在家，那也得我去了以后才能知道。 熟门熟路，很快就到了，我让老冉待在楼下，一个人上楼去敲门。苗苗打开门，看见是我，马上皱起了眉头。 她说：“我就知道你会来！”然后就不理睬我了。 我走进客厅里，站在那张餐桌边上，向苗苗解释道：“没有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男朋友是谁。” 苗苗不说话，用眼睛瞪着我。房子里很安静，苗苗的房间和岳子清房间的门都关着，不像有人的样子。站了一会儿，我确认了这一点，但不好意思马上就走。 我说：“你的男朋友是谁？告诉我又有什么关系啊？”说了好几遍。 突然苗苗就爆发了，她说：“你走吧，走吧，赶紧走人！我怕了你还行不行啊！” 说着就上来把我往门外推。我任凭她推搡着，一只手死死地抓着门框，情形和上次几乎完全一样，当真是旧梦重温了。苗苗越来越激动，呵斥我的声音也越变越大，同时眼泪滚滚而出，但推了一会儿她就停住了，没有像上次那样的不顾一切。 苗苗丢下我，跑到一边去打电话，我听见她抽抽搭搭地对电话那边的某个人说：“你过来一下，马上就过来！” 放下电话，苗苗就进了她的房间，把门带上了。我一个人留在客厅里，房子里突然变得非常安静。我走到沙发前坐下来，点起一支香烟，一面抽我一面在想，我倒要看看来的是什么人？东文保卫科的？可能性不大，十有八九是苗苗的男朋友，我正要见识一下是何方神圣呢！ 苗苗家的门大敞着，我始终面朝门口。过了大约二十多分钟，楼道里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我心想：来了，然后一个彪形大汉就晃了进来。我一看，原来是江北。江北看见我，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他说：“哎哟哎哟，我还以为是怎么着了呢！” 他在餐桌边坐下来，苗苗听见声音，也从房间里出来了，她走进厨房去泡茶。江北招呼我，让我坐过去，于是我便离开了沙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苗苗泡茶出来，给江北倒了一杯。 江北说：“给徐晨也来一杯吧。” 苗苗很不情愿地又倒了一杯茶，江北把它推到我面前。 他说：“苗苗，你也来坐一会儿吧。” 苗苗说：“我不坐。” 第三部分苗只是他的一个性伙伴 她放下茶壶，转身又进了自己的房间，关门以前她说：“我希望这套房子里面尽快只剩下我一个人！” 苗苗双手一摊，作了个强调的姿势，然后就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了。 我和江北坐在苗苗家的客厅里，隔着餐桌，一时无语。后来我简单地叙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也真难为了江北，他感喟叹息了一番，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一方面是他的好朋友，一方面是他老师的女儿…… 江北说：“徐晨啊，人这辈子总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要想开一点……” 由此开头，他和我聊起了人生、命运、缘分以及无常。江北说得很抽象，也很广泛，言不及物，但发人深省。 其间苗苗开门出来了一次，手里提着一包东西，她对我说：“这是你的东西，走的时候把它带走。” 她把那包东西提到了门外，放在垃圾桶旁边，然后又回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带上了。我走到门边一看，发现是一只垃圾袋，里面装着以前我送苗苗的东西，包括写给她的信以及在深圳时买的项链手镯。 为了不为难江北，我表示可以走了。 江北长舒了一口气，站起来和我一道离开了，临出门前他对着苗苗房间门上面的气窗说：“苗苗，我们走了。” 那包东西我没有带走，我在想，如果苗苗愿意把它们当成垃圾扔掉那就扔掉吧，如果捡破烂的把它们捡走那就捡走吧，反正我已经不需要它们了。 在楼下，我们碰见了老冉，他在寒风中站了个把小时，见我们终于出来了，老冉不禁喜出望外。我们三人一行出了东文校园，由于我的情绪不太稳定，江北建议找一家酒吧坐坐。 在酒吧里，我和老冉要了简餐，江北要了啤酒，三个人边吃边喝边聊。 老冉说，他受大罪了，不仅在外面站了一个多小时，又冷又饿，还担惊受怕的。当苗苗把我往门外推的时候，老冉从楼道里一路潜上来，不知道该如何办好，是上前劝解呢？还是等等再说？总算苗苗不再吵了，跑到客厅的一头去打电话，老冉来到门边上，侧着耳朵偷听，苗苗叫人过来，他也听见了。然后老冉就返回楼下在路口站着，心里想，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没准要打架。后来看见江北来了，他这才放了心。老冉截住江北，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江北上楼后，老冉仍然留在下面等候。 江北这时也不再抽象，他仍然在劝我，但说得很具体，越发的具有说服力。他说我为苗苗这样太不值得了，他是看着她长大的，在他们（他是指吕大元他们）看来苗苗就是个小孩。江北说，苗苗八九岁的时候还拖着大鼻涕，现在虽然长成大姑娘了，实际上仍然乳臭未干，这样的小孩子怎么可能理解我呢？怎么可能理解“我们”呢？苗苗仍然在做梦，李彬就是她的一个梦。那家伙实在是不值一提，苗苗对他用情很深，但李彬觉得和苗苗不过是玩玩而已。 江北说：“这可不是我的杜撰，故意安慰你的，李彬亲口说过，苗苗只是他的一个性伙伴。” 我问：“你亲耳听见的？” 江北说：“就算不是我亲耳听见的，中间也不过隔了一两个人。” 第三部分和苗苗分手以后 和苗苗分手以后，我曾经给她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很长，是分几天写完了，实际上我仍然可以继续写下去，但后来突然就不想写了。这封信存在我的电脑里，最终也没有打印出来邮寄。这是一封很温柔的信（我这么认为），我回顾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苗苗对我的好，也分析了导致我们分手的原因。自然我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反省，表示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其次，我也非常婉转地提到了苗苗的欠缺。我完全是从对方的角度着眼的，而且能够面向未来，当然啦，那是苗苗的未来，而不是我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将来苗苗碰到一个不像我那么病态的男人又能克服自己的不足的话一定是会有好结果的。总之这是一封非常伤感的信，是那一阶段我心情的反映。 所谓苗苗的不足，我觉得责任也不在她，是她受了李彬的蒙骗。对于李彬，苗苗始终不能释怀，我认为这正是她今后生活的障碍。我虽然很尊重苗苗的感情，但还是想提醒她，在李彬的事情上她过于极端了，有点一厢情愿了。但我当时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话就说到这里为止了。 被苗苗从她家里赶出来的第二天，我心中愤懑难平。我打开电脑，把五十天前写的那封信又读了一遍。我想把信打印出来寄给苗苗，但有必要作一些增补，于是我就把李彬说的，苗苗只是他的性伙伴的话加了进去。在信的后面我另外写了一段话，告诉苗苗这封信写于和她分手后不久，而现在，那种情绪已经不存在了。我之所以要把它寄出去，是想让她知道当时我是怎么想的，现在又是怎么想的。我现在的想法是，她骂我也好，踢我也好，羞辱我也好，我都能忍受，都能原谅，但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承认彼此相爱过。如果不承认这个前提的话，我凭什么被她骂？被她踢？被她羞辱呢？没有这个道理的，她也没有这样的权利。 最后我说（写道）：“你以为把我送给你的项链还给我，我们的账就结清了吗？你家失火的时候，光是抹布我就洗了几百块！你还得起吗？” 我把给苗苗的信打印出来，装进信封，写好地址，邮寄以前我给梁二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帮我看一看信息。 梁二说：“不好不好，你不要寄这封信。” 我说：“你都看见什么了？” 梁二说：“火，绿颜色的火。” 我不免有点害怕，问他说：“那有没有化解的办法呢？” 梁二说：“最好你不要寄这封信。” 然而已没有这样的可能了，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梁二知道无法阻止我，于是便骑车来了新华二村，他屏息凝神，在房子里端详了很久，最后用脚尖在北屋的电视柜前面点了点。 梁二说：“这儿有一个点，今后你可以在这里烧香，经常烧，没事就烧，对你有好处。” 他带来了几支印度香，让我去找一个香炉。新华二村的房子里没有香炉，我只找到了一只空药瓶，放进一些大米后，梁二插入三支香，勉强可以立住。香点燃后房子里不免烟雾缭绕、香气刺鼻，就像是进了寺庙一样。 梁二比划了一番（做功），最后搓了搓手说：“没事了，你可以寄信了。” 信寄出以后我就开始计算日期。接着就过年了。大概初五初六的样子苗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一接到她的电话我就知道她收到信了。 苗苗劈头就说：“以后你不要再给我寄这样的东西好不好？我不会看的，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说：“现在没有关系，但以前有关系。” 苗苗说：“你就别提以前啦，以前我也没有爱过你。” 我于是又激动起来了，说：“你也太自以为是了，竟然想否认历史！” 苗苗故作诚恳地说：“真的，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不信你去问王雪梅。” 我说：“王雪梅怎么啦？她还说你自私呢！” 苗苗说：“你造谣，她不可能这么说！” 第三部分我们又开始争吵 于是我们又开始争吵。大概吵了十来分钟，我突然觉得非常的无聊、无趣，特别的绝望，于是就把电话挂断了。挂了电话以后，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一直在想这件事。自从和苗苗分手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年前那次去东文找她除外），可有关她的消息还是会源源不断地传过来，这和我的注意力有关。一段时间以来，除了谈论苗苗以及关于她的事对其他的话题我完全没有兴趣。王雪梅说苗苗自私的事的确是有的，当然不是亲口对我说的，中间隔着其他人，就像江北告诉我李彬说苗苗是他的性伙伴一样，也是听别人说的。朋友们对我说这些，自然是为了安慰我，情急之下我不禁脱口而出，这又是何苦呢？ 正在想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接起来又是苗苗，我以为又将是一番大战，但是没有。苗苗的语调完全变了，她没有再提那封信的事，也没有提王雪梅，甚至也不提我们的分手以及种种的不愉快。苗苗的声音再次变得圆润、亲切，开始对我的生活问长问短。我有点发蒙，当真是觉得昔日重来了，就像是在做梦。我们真的分手了吗？真的发生过那么多恶性的争吵以及狂暴的场面吗？听着苗苗聊天似的语调，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她不提那些令人痛苦的事，我也不提，聊着聊着，我就放松了、自然了，也温和柔软了。 苗苗说：“今天我就想和你聊天！” 我说：“好啊，那我们就聊啊。” 我们一直聊到房间里黑了下来，街上的灯光映进了窗口，苗苗还觉得不过瘾，于是约好了饭后去城市猎人继续再聊。 我回家吃过饭，按约定时间来到城市猎人，苗苗已经到了。我们上了二楼，面对面地坐下来，傍晚时的那种温暖轻松的气氛继续着，只是见面后多了一份隐约的伤感。我要了一瓶啤酒，苗苗要了菊花茶。那菊花茶并不是菊花泡的，不过是普通的茶叶，扎成一朵菊花的形状。 那朵“菊花”在开水里慢慢地绽放着，苗苗说：“很好看，但不好喝。” 我们漫无边际地说了很多话，苗苗难得的健谈。她说她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血型，估计是ＡＢ型。苗苗说她最近在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文章，上面说ＡＢ型血的人比较的极端，挺像自己的。我觉得她在隐晦地解释什么，隐晦地向我道歉，苗苗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最后苗苗承认她是爱过我的，并且想过和我结婚，听她这么说我已经很知足了。我没有就势问她：“你现在还爱我吗？”毕竟事过境迁，我有了教训，知道适可而止了。我不想毁掉这来之不易的结论。 作为回报，我告诉了苗苗一个秘密。分手以后我曾经让梁二看过，他说我和苗苗是前世因缘，上辈子的上辈子我们是夫妻。 “是吗？”苗苗说，显得很高兴。 我说：“梁二是这么说的，是他看见的，上辈子的上辈子，我肯定欠你的。” 谈论了前世，也谈论了往昔，但我们没有谈论未来。自从那次大吵（苗苗踢我的那次）以后，我们的未来已经确定，再也不可能在一起了，最好的结果是做彼此关心的朋友，这是明摆的事。弄不好的话，甚至连朋友都做不成。 大约十二点多，我结了账，送苗苗回了东文。车到东文后我没有下来，看着对方的背影走进了东文大门。我表现得很有节制，也很周到，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第三部分听筒咆哮道：“我操你妈！” 我在想，苗苗的转变是因为她的信仰倒塌了。我在给她的那封长信中透露，李彬认为和她的关系不过是性伙伴而已，苗苗气势汹汹地打电话给我，实际上是外强中干的表现。然后我又告诉她，王雪梅说她自私。李彬以外，苗苗信任的人也只有王雪梅了，她几乎是苗苗惟一的朋友，这个打击不能说不大。如果我没有告诉苗苗李彬和王雪梅背后说她的那些话，苗苗还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吗？我觉得不会。在空虚无援的情况下，苗苗这才想起我来，想起我对她的一片深情，事情只能就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结局应该说还算不错，苗苗总算承认她爱过我，以后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我应该感到满足才是，其他的事情就不要再一根筋了。 浑浑噩噩中又过了十来天，我已经不再指望苗苗会和我联系了，自然我也没有主动给她打电话。突然有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苗苗的电话。 开始，我还挺高兴的，以为她终于愿意和我做朋友了，但听听苗苗的口气不对，她直截了当地对我说：“王雪梅根本就没有说过我自私的话，你怎么可以造谣呢？” 我回答说：“我没有造谣，信不信由你。” 苗苗说：“就算她说过那样的话，你也不应该告诉我，搬弄是非，这是一个品质问题。” 我不免感到非常的气愤，她怎么又变回去了呢？于是我说：“我就是搬弄是非又怎么样呢？你能把我怎么样！” 苗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王雪梅想和你谈谈。” 我说：“我不想谈！”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显然，王雪梅就在苗苗的边上，电话那头没有任何背景声，想必王雪梅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按时间计算，现在正逢学校开学，估计是王雪梅返校见到了苗苗，说起这件事来王雪梅自然矢口否认。于是苗苗拉着王雪梅给我打电话，想让她和我对质。我完全可以想象苗苗之于王雪梅的那种淫威以及王雪梅的那种乖巧，总之她们想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以解脱自己，这还用说吗？ 过了大约七八分钟，电话又响了，我忍住了没有接。一串铃声结束以后，过了一会儿又响了起来。就这样电话响了十几次，我始终没有接。听着这连续不断的铃声，我不禁产生了某种报复的快感，那天晚上也是这样的，我把电话一遍一遍地打过去，苗苗就是不接，残忍地无动于衷。 我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该结束了。苗苗如此的反复无常，不禁让我怒火中烧，满腔的愤怒最后凝成了四个字。 我抓起电话，不容对方开口，对着听筒咆哮道：“我操你妈！”然后就挂了电话。 这之后电话就再也没有响过了。 随着这声“我操你妈！”，我觉得我所有的愤怒都一泻而出了，不仅愤怒，我所有的体力、生命都倾泻一空，不复存在了。坐在电脑前面的椅子上，我觉得异常的虚弱无力，心里面空得发飘，过了一会儿又悲从中来。我多么想把电话拨过去，告诉苗苗，其实我是多么的爱她啊！但最终也没有这样做。一个人默默地流了一会儿眼泪，天就渐渐的黑了下来。 当天晚上大约十点多钟，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 我拿起听筒，“喂”了一声，同时觉得自己的声音非常的粗陋、异样，这大概是很久没有说话造成的。对方没有说话，我就把电话挂断了。 (连载至此结束，后续故事请参看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年8月版 定价：19元) 第三部分后记 这本书于前年下半年动笔，去年改了整整一年，今年接着改，直到昨天下午完工，头尾三年，实际上也花了整两年的时间。我的计划是一年内完成的，但由于“修改癖”的作祟，一拖再拖。其间朋友们见了面总是问我说：“改完了吗？”我说：“还没有，快了，快了……”类似于他们问：“吃过了吗？”我说：“嗯哪，你呢？吃过了吗？”在我的感觉里，这本书似乎永远也改不完了，就像是饭永远也吃不完一样。现在，它突然就完了，真是一个奇迹，我可以喘一口大气了。到目前为止，创造的奇迹就是：它终于写完了。 我一向知道自己“修改癖”的严重，写作时有些故意地将这种“毛病”发挥到极至，一来想看它到底会呈现出何种面貌，二来，可望能一举克服毛病本身。力气是花了，效果究竟如何呢？我不得而知。我也知道，不可能有人像我这样慎重地对待这本书，那些细致的地方在一掠而过的阅读中是感觉不出来的。但万一有人细致一点，也许会感觉到我的苦心，我大概就是这么想的吧？ 无论如何，我觉得自己是越来越接近长篇小说的方式了。有人认为，长篇小说就是泥沙俱下，以气势取胜，我不以为然。长篇小说的方式在我就是分阶段、层次地完成，它有“前期”有“后期”，有构思、计划、筹备以及一稿、二稿、三稿，乃至最后的校对完成。它是一项实际而枯燥的工作，并且很日常，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消灭“才气”和激动的。在过程中，无荣耀可言，无分享的快乐，有的只是负担感和有了“身孕”的沉甸甸，所以需要格外的慎重、仔细和耐心。 我想起一件事来。这个月初我和女朋友去外地旅游，临走我将复制了一张软盘带在身上，女朋友觉得我的行为不可思议，现在想来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儿委琐了。当时我说：“要是家里失火了把电脑烧掉怎么办呢？”我带着那张软盘，就像带着仅有的存折那样旅行在山高水远之间。这就是生活，无任何洒脱可言。经常有人会问我写诗与写小说有什么不同？我想我现在可以回答了，它们的不同首先是工作方式的不同，写诗无论如何是超越生活的，而写小说，尤其是长篇即是生活本身，如果有快乐和荣耀也是埋藏在日常的责任中的。 是以我的一段感情经历为主要素材的，我的目的并非是“清理”或“了结”。如果确有什么目的，也是指望能通过个人的经验寻求可能的共同经验及其理解，这和小说的精神是一致的。其间的材料增减和人物关系的配置也基于这一目的。 爱情或男女关系在今天的确是一个大题目，有关“训诫”的书很多，而提供切实的观察角度的书却很少。希望能成为一个清晰有效的观测点，看看“我们”到底是如何爱和如何看待爱的。它应该不是一本爱情小说，不提供沉入其间浪漫和过瘾，与其相配的情节的荡气回肠更是没有。“我们”的爱情确有它的“离奇”之处，这离奇就落实在实际的琐碎和心理的超常敏感之间。这本书里不可避免地有不少性爱描写，但它不应该是能够刺激和满足人们感官情欲的“情色小说”。它亦不是以暴露和自恋为目的“私小说”，如果它给人这样的印象我完全不能原谅自己。但如果有人认为是个“四不像”，我将会非常满意。“四不像”说明它独树一帜，说明它有超越类型小说和小说类型的可能。 我一向反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以及一切以“大”为目标的文学理想，即是一个说明。它以“小”见长，以“小”为是，它的细致或细腻的层面让我在劳作之余多少有一点安慰。有时候我不禁想，“小”或细微不仅是小说的必要手段，甚至就是它的本质，否则也不会叫“小说”而叫“大说”了。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 最后是感谢。感谢所有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亲人和朋友。感谢刘立杆和朱庆和，他们不厌其烦地帮我校对原稿并提出有益的修改意见。感谢金晓明为本书绘制了精美的插图。感谢欧宁“不计前嫌”为设计了一流的封面。我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扎根》也请欧宁制作了封面，但由于我所无法左右的原因最后没能用上，在此一并表示歉意。 2005-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