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肉》 第一章 在韩美林的动物画展上，一幅狗的水粉画把我吸引住了。但与其说是画家用那传神的笔法点出柔和明亮而又略带调皮的眼睛，十足地表现了这条小狗温驯善良、机灵活泼的特点而令我赞赏，倒不如说是画家给这幅画的题名使我深有所感。画家把这幅画题为《患难小友》。我认为，这绝不是画家在故作玄虚，也不是虚构的人格化的动物形象，一定是画家对实有其狗的小友的纪念。果然，后来我听说，画家在患难中身边的确有过这位小友，而它最后竟死在“四人帮”爪牙的棒下。“患难小友”！我想，当一个人已经不能在他的同类中寻求到友谊与关怀，而要把他的爱倾注到一条四足动物的身上时，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段难言的痛苦和正在苦熬着不能忍受的孤独。有些文学大师就曾经把孤独的人与狗之间的友谊作为题材写出过不朽的作品，譬如屠格涅夫和莫泊桑；而自然科学家布丰（Ｂｕｆｆｏｎ）也曾用他优美的笔触对狗做过精彩的描述。据他说，狗是人美最早的朋友，又说，狗完全具有人类的感情和人类的道德观念。也许这说得有些过分，不过要是有人问我：你最喜欢什么动物？我还是要肯定地回答：狗！因为我自己就曾亲眼见过一条狗和一个孤独的老人建立的亲密友谊。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一 这条狗和农村里千千万万条狗一样，它并没有什么显著的特点，更不是一条名贵的纯种狗。这是一条黄色的土种公狗。也许，它的毛色要比别的狗光滑一些，身子要比别的狗壮实一些，但也从来没有演出过可以收入传奇故事里去的动人事迹。它的主人呢，也和农村里亿万农民一样，如果不是我在他所在的生产队劳动过，如果不是他和他的狗的特殊关系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也不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极其平常的农村老汉。这是一个约摸六十岁的孤单老人，个子不高不矮，背略有些驼，走起路来两手或是微向前伸，或是倒背在身后，总是带着一副匆忙而又庄重的神情。闲的时候呢，就一个人蹲在墙根下或是盘腿坐在炕上出神，嘴里噙着一杆长烟锅，吧嗒吧嗒地抽了一锅又一锅。他酱紫色的脸上虽然勾画着一道道皱纹，但这些皱纹都是顺着面部肌肉的纹理展开的，不像老年知识分子面部皱纹那样细密。他的眼睛不大，眼球也有些浑浊，不过有时也会闪出一点老年人富有经验的智慧。当然，他的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但并没有秃顶。总之，你只要一见到他，就能看出他虽然带有一般孤独者的那种抑郁寡欢的沉闷，但还是一位神智清楚、身体健壮的老汉。他在生产上是行行都通的多面手，有时种菜，有时赶车，有时喂牲口，生产队派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从不计较工分报酬。他一个人住一间狭小的土坯房。这间土坯房也是孤零零的，坐落在庄子的西头，门口有一棵孤零零的高大的白杨树。他房子里只有一铺炕和两个旧得发黑的木板箱，但收拾得倒很干净。除了一般性的贫穷之外，老人还有因为单身而形成的困难，“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就概括了他的生活。然而，孤单的老人好像总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免疫力，据我所知，他是从未害过病，也没有误过一天工的。 庄户人的狗是没有名字的，不管主人多喜欢它，狗还是叫“狗”；庄户人也很少被人称呼大号，不论大人、娃娃、干部、社员，都叫这个老人“邢老汉”。久而久之，老人的名字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邢老汉和他的狗是形影不离的伙伴，他赶车出差时也领着它，人坐在车辕上，狗就在车的前前后后跑着。如果见到什么它感兴趣的东西，它至多跑上前去嗅一嗅，然后打个喷嚏，又急忙地撵上大车。要是邢老汉在庄子附近干活，那么一到了收工的时候，狗也跟一群孩子跑出村去，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迎接他们的爸爸妈妈，把爸爸妈妈的铁锹或锄头抢下来扛在肩上，而狗见了邢老汉就一下子扑上去，舐他的脸，舐他的手，两只耳朵紧紧地贴在头上，尾巴摇摆得连腰肢都扭动起来。 这条狗对主人的感情是真诚的，因为邢老汉一年才分得二三百斤带皮的粮食，搭上一些菜也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温饱，并没有多余的粮食喂它，但在邢老汉烧火做饭的时候，它总守在他身边，一直等到邢老汉吃完饭锁上门又出工了，才跑到外面找些野食。它好像也知道主人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喂它，从来不“呜呜”地在旁边要求施舍。它守着他，看着他吃饭，完全出于一种真挚的依恋感，因为社员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在家里。要是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当然比较长一些，邢老汉吃完饭，就噙着烟锅抚摸着它，要跟它聊一会儿。 “今儿上哪里去啦？我看肚子吃饱了没有？狗日的，都吃圆了……”有时他伸出食指点着它，吓唬它说：“狗日的，你要咬娃娃，我就给你一棒。他们逗你，你就跑远点，地方大着哩。可不敢吓着娃娃……”其实他从来没有打过它，它也完全不必要受这样的教训。它是温驯的，孩子还经常骑在它身上玩。 到了过年过节，生产队也要宰一两只羊分给社员，邢老汉会对它说：“明儿羊圈宰羊，你到羊圈去，舐点羊血，还有撂下的肠肠肚肚的……”尽管社员们一年难得吃几次肉，可是邢老汉吃肉的时候并不像别人那样把骨头上的肉都撕得精光，他总是把还剩下些肉屑的骨头用刀背砸开，一块一块地喂给他的狗。“好好啃，上边肉多的是，你的牙行，我的牙不行了……”邢老汉跟人的话不多，但和他的狗在一起是很饶舌的。这个孤单的老人就只有和他的狗消遣寂寞。对他来说，这不是一条狗，而是他身边的一个亲人。在那夏天的夜晚，在生产队派他看菜园时，只有这条狗陪他一起在满天蚊虫的菜地守到天明；在冬天，他晚上喂牲口，也只有这条狗跟着他熬过那寒冷的长夜，天亮时，狗的背上，尾巴尖上，甚至狗的胡须上都结上一层白霜。虽然狗不会用语言来表示它对老人的关心，也不会替他赶蚊子或是拢一堆火让他烤，但它总是像一个忠诚的卫兵一样守护着他，就足以使老人那因贫穷和劳累而麻木了的人性感动了。很多个夜晚，他都是搂着它来相互取暖，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好像世界上只剩下他和他的狗了。其实，邢老汉是有过家，有过女人的。要真正理解他和他的狗之间相依为命的感情，还得从这点说起。 第二章 邢老汉解放前扛了十几年长工，一直没有能力娶个女人。解放后，他分得了几亩河滩地。那一年他才二十多岁，凭他下的苦力和在农业生产上的技能，那几亩河滩地居然也长出了丰盛的庄稼。那时，他对未来真是满怀信心，而日子也的确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到了四十岁那年，别人给他说了个女人。当然，也没有好的姑娘愿意跟一个四十岁的半大老汉。他的女人老是病病歪歪的，结果跟他一起生活了八个月就死了。在这八个月里，连置家带看病，他把几年的积蓄都折腾光了。不过，这一年正是大搞合作化的一年，现实的遭遇真正使他认识到了单干无法抵御不测的天灾人祸，于是他把几亩河滩地、一头毛驴和他自己都投进社里。一两年中，生活真的有了起色，他的希望又在一个坚强的集体中重新萌生出来。但是，正在他张罗着再娶个女人的时候，却来了个“大跃进”。他本人被编入炼钢大军拉进山里去“大炼钢铁”了。他准备娶的那个寡妇并没有等他的义务，就又另找了个主儿。 以后，虽然由于在生产劳动上实行了协作与分工，由于在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由于引进了化学肥料和简单的农机具，土地的产量是比过去有所提高，但交公粮、售余粮、卖贡献粮、留战备粮的数量总是超过提高的部分。有几年，上面派下的收缴任务甚至只有叫农民饿肚子才能完成。这样，邢老汉只好仍旧打他的光棍了。 然而，世界是会变化的，生活也是曲折的，这条简单的哲理在这个乡下老头子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一九七二年，邻省遭了旱灾，第二年开春，就有一批一批灾民拥到这个平川地区。他们有的三五成群，有的拉家带小，也有的独自行乞。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条肮脏的布口袋，还准备乞讨一些干粮带给留有家乡的亲人。在城市的饭馆里、街道上、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都有像蝗虫一样的灾民。在城市民兵轰赶他们以后，他们就深入到穷乡僻壤里来了。 一天中午，邢老汉正准备做饭，忽然听到门外有个操外乡口音的女人叫道：“大爷，行行好，给一点吧！”乞怜的声音打动了他，他把虚掩的门开开，看见外面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蓬头垢面的女人。他把她让了进来，叫她坐在炕上，就忙着做两个人的饭。一会儿，要饭的女人看出了这个老汉做饭时笨手笨脚，就小声地说：“大爷，你要不嫌弃，我来做这顿饭吧。”邢老汉高兴地答应了，自己装了一锅子烟弓着腰坐在炕上。女人洗了手就开始做饭，动作又麻利又干净。同样的面，同样的调料，可是邢老汉觉得这是他五十多年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两个人都吃了满满两大碗汤面，邢老汉还嫌不够，看到要饭的女人像是也欠点，又叫再做些。 正在做第二次饭的时候，村东头的魏老汉推门进来了。“嗬！我说你咋还不套犁去呢，闹了半天是来客了。” “哪……”邢老汉不知为什么脸红了起来，讷讷地说，“要饭的，做点吃的，吃了就走……” 魏老汉是这个生产队队长的本家三叔，又是队上的贫协组长。“唉——可怜见的，妇道人家出来要饭。”他在门坎上一蹲，掏出一支香烟。“老是说啥复辟了咱们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哩，我看哪，现时就复辟了，咱庄户人就正吃着二遍苦、受着二茬罪哩。是陕北来的吧？家里还有啥人？” “就是。家里还有两个娃娃，公公婆婆。”女人低着头腼腆地回答。“别害臊，这不怪你。民国十八年我也要过饭，我女人也要过饭，遭上年馑了嘛。家里人咋办呢？” “我们公社一人一天给半斤粮，我出来就少个吃口，省下他们吃。”锅里水开了，女人忙把面条下到锅里。魏老汉看见她切的面又细又长，和城里压的机器面一样。 “啧，啧！好锅灶！”魏老汉灵机一动，爽朗地说，“我看哪，风风雨雨的，要饭遭罪哩。现在要饭又不像过去，每家每户就这么点粮，谁给呢！再说还这里盘那里查的，干脆你就留在这里吧，给邢老汉做个饭干个啥的。邢老汉让你吃不了亏，这可是个老实人，我知道。” 女人背着脸用筷子在锅里搅和，没有答话。魏老汉转向邢老汉说：“你先去把犁套上，天贵正找你呢，那几个后生近不到青骡子跟前，套了犁再来吃饭。”天贵就是他那当队长的本家侄儿。 邢老汉把烟袋别在腰上，到马圈去了。抽两袋烟的工夫，魏老汉也到了马圈，喜笑颜开地拍着邢老汉的肩膀说：“狗日的，你先人都得谢我啦！人家愿意留下了，跟你过日子。眼下她口还没说死，以后你好好待人家，再生下个一男半女的，她的心就扎下了。有钱没有？没钱的话打个条子，我给天贵说说，先在队上借点，给人家扯件衣服。” 邢老汉咧着嘴笑着，满脸的皱纹都聚在一起了。晚上收工，他一进门，女人就不声不响地给他端上碗热腾腾的“油汤辣水”的面条。她自己也坐在炕下的土坯上吃着。她梳洗了一下，再也看不出是个要饭的乞丐了。吃完晚饭，邢老汉叼着烟锅想说点什么，女人在洗锅抹碗，他才发现整个锅台案板都变得油光锃亮的，油瓶盐罐也放得整整齐齐的了。 “邢老汉呢？恭喜恭喜！”这时，大个子魏队长低头推门进来，他两眼在屋里一打，忍住笑说，“对！这才像一两口子过日子的样子，真是蛐蛐儿都得配对哩！喏，这是十块钱，明天队里给你一天假，领你女人到供销社看买点啥。” 邢老汉忙下了炕，把一锅子烟装好递到队长跟前，一面张罗说：“坐嘛，坐嘛！”魏队长没有坐，掏出自己的香烟，还给了老邢头一支，笑着对那女人说：“是陕北来的？那地方苦焦，我知道。咱这周围庄子上还有你们那里的人，也是逃荒过来的，现时都跟庄子里的人成家了。咋？在家是种庄稼的？会旋筛子不会？”旋筛子算是种技术活，是手巧的女人才会干的。 “会，”女人细声细气地回答。 “那就好，后天你就劳动。咱队上现时正选种，会旋筛子的还不多。别人多少工分你就多少工分，咱这地方不欺负外乡人；再说邢老汉可是个好人，这些年来给队上没少出力。你安心跟他过吧！艰苦奋斗嘛！稀的稠的短不了你吃的。” 邢老汉意想不到在半天之内就续了弦，这并不是什么“天仙配”一类的神话，的确像魏队长说的，他们附近庄子上还有好几对这样的姻缘。在农村，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法制观念是极其薄弱的。一个没有男人的女人和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只要他们愿意在一起生活，人们就会承认他们是“一家子”，这好像并不需要法律来批准，更何况主持这件婚事的又是生产队长和贫协组长呢。 第三章 女人真是天生下来就和男人不一样的生物。那个媳妇一双奇妙的手几天之内就把邢老汉房子的里里外外变了样子。原来土坯房墙根一带的白碱一直泛到砖基上面，还侵蚀了一层土坯，现在，屋里干干净净的，又暖和，又干燥，连萧条的四壁也亮堂多了。每天中午晚上他们老两口收工回来，邢老汉劈柴烧火，他女人揉面切菜，这个时候邢老汉真是觉得每一秒钟都意味无穷。要是他赶车出门，回来正赶上吃饭的时候，在庄子外面一看到他房顶上袅袅的炊烟，他会高兴得两条腿都在车辕下甩达起来。 我们中国人有我们中国人的爱情方式，中国劳动者的爱情是在艰难困苦中结晶出来的。他们在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鼓励，互相遮风挡雨，一起承受压在他们身上的物质负担和精神负担；他们之间不用华而不实的词藻，不用罗曼蒂克的表示，在不息的劳作中和伤病饥寒时的相互关怀中，就默默地传导了爱的搏动。这才是隽永的、具有创造性的爱情。这个女人虽然不言不喘，但她理解邢老汉的感情；她不仅从不拒绝邢老汉的温情，并且用更多的关怀作为回报。而一个贫穷孤单的农村老汉，要求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满足，也并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一碗由他女人的手做出的面条，多加些辣子，一片由他女人的手补的补丁，针细线密，再有晚上在他身边有一个温暖的鼻息，这就足够足够的了。所以，邢老汉在那几个月里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来岁，走起路来也是大步流星的，引得庄子里一个七十多岁读过私塾的老汉逢人便说：“真是古人说得对：‘男子无妻不成家’。你们看邢老汉，眼下就是发福了，红光满面，连印堂都放光哩！” 可是，时间一长，就有一片阴影逐渐潜入邢老汉像美梦一样的生活里。本来，庄子里办喜事是绝少不了妇女的，邢老汉结婚的那天晚上，那间狭小的土坯房完全被一群妇女包围了。这个要饭的女人在毫不掩饰的评头品足的眼光下，就像一只丧家犬一样惊惧不安，搭拉着头，手不停地揉弄着衣角。可是，没过多久，她就用她那种谦让的、温顺的、与世无争的态度和对农活质量一丝不苟的劳动赢得了庄子上妇女们的普遍同情。她们开始愿意和她接近了，有的拿着鞋面布来求她剪个样子，有的拿着正在纳的鞋底来想和她聊天。但是，这个女人仍然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虽然她憔悴的面孔逐渐丰润起来，衣服上的破洞都补裰得很整齐，再不像过去那样如土话所说的“片儿扇儿”的了，可还是一脸畏怯的、警惕的、好像随时都会遇到伤害的神色。出工收工的路上，她总是独来独往，一手拿着工具，另一只胳膊下面不是夹着捆柴禾就是一抱野菜；在田间休息的时候她也是一人坐得远远的，从不参与妇女们叽叽喳喳的谈话，没有一个妇女能从她嘴里了解到她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想法。如果你在农村住过，你就可以知道，一个外乡人，尤其是外乡女人，要叫庄子里的妇女不议论是不可能的。不久，关于这个落落寡合、离群索居的要饭女人的闲话也就在庄子里传开了。妇女们用她们缜密的逻辑推理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女人在老家一定还有个男人。 有一天，邢老汉赶车拉粪，魏队长跟车，坐在外首的车辕上。看着邢老汉扬着鞭子，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反而倒起了恻隐之心，不由得拿话点他说： “邢老汉，你别马虎，你得叫你女人把户口迁来。要不然哪，不保险。”其实，这本来就是邢老汉心里的一个疙瘩。庄子里的一些闲话，他也有些耳闻，不过他并不相信。可是，他也知道，户口不迁来，再没有个娃娃，女人迟早得回老家，庄户人都是故上难离的。他曾经跟他女人商量过，要她开个详细地址把户口和娃娃都迁来，但女人总是低着头简简单单地回答：“那哪能成呢……”他不忍心拗了女人的意思，也就不多问了。 “你可不要迷迷瞪瞪。”魏队长又说，“有了地址，我就到公社去开个准迁证。可要是她家里还有一个……那就难办了。”这天黄昏，邢老汉卸车回来吃完饭，见他女人仍然和往常一样，坐在门坎上借着夕阳的一抹余光缝缝补补。一群孩子跑到他们房前的白杨树下玩耍，她才停下手中的活计瞧着他们，然后头靠在门框上，两眼直瞪瞪地瞅着那迷蒙的远方。邢老汉知道她在想娃娃，但也找不出动听的言词劝慰她，只得拿件衣裳披在她肩上。“别凉着……”他和她坐在一起，思忖着怎样再次向她提出关于户口的问题。 这个要饭的女人是个细心人。这时，她从邢老汉体贴而又有点紧张和疑虑的神情上看出他有番话要说，于是，在夕阳完全落入西山以后，她收起了手中的针线，进到屋里，把炕扫了扫，上炕跪坐在炕头，低着脑袋，两手垂在两膝之间，像一个犯人在审讯室里一样静等着。 邢老汉先是弓着腰坐在炕上，叭嗒叭嗒地抽烟。飘浮的青烟和一片令人不安的沉静笼罩着这间小屋。他一直抽到嘴发苦，才终于鼓起了勇气： “娃他妈，你还是开个地址，让魏队长到公社去开个证明，有了准迁证，咱们就去把娃接来。” 女人仍然低着头，没有回答。 “喂——”邢老汉长长地嗯了一声，“要是……要是你家还有男人，那……咱们也是讲良心的。”说到这里，邢老汉透不过气来了。实际上，他也不知道这个“良心”应该怎样讲法。“不！”女人虽然是细声细气，却又是断然地说，“没有！” “那——”邢老汉的眼睛发光了，“那是为了啥呢？” 停了片刻，女人却嘤嘤地抽泣起来了，眼泪大滴大滴地落在炕的旧毡子上。邢老汉慌了神，忙站起来靠到炕跟前。“那……那是不是我待你不好？” “不，”女人用手背抹了抹眼泪，“我一直想跟你说，可又怕你嫌弃……”“你说吧！谁嫌弃你了？你不嫌弃我就是好的。” “我……我们家是富农。” “嗨，”邢老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啪、啪两下把烟锅里的烟灰在鞋底上磕掉。“我当是啥大不了的事，现时都劳动吃饭，啥富农不富农的！” “不，你还不知情。老家里不许地富出来要饭，我不能看着娃受罪，这是偷跑出来的，别说迁户口，就是逃荒的证明也开不出来哩。就这，我还不知公公婆婆在咋挨批哩。”说开了，女人的话就多起来。她擤了一把鼻涕，随手抹在炕沿上。“我看出来了，你可是个好人。到了明年开春，你给我点粮，我还得回去。老家一到开春，日子就更难了。”说完，女人用膝盖跪立起来，恭恭敬敬地在炕上朝邢老汉磕了一个头。 “唉，唉！你这是干啥？”邢老汉忙坐上炕，把女人扶着坐下。“你说这话就生分了，这屋里的东西不是你的？咱们还是想法办户口，回去干啥？那地方苦焦得不行。瞎了眼的麻雀子还饿不死呢，总有办法！” 这一夜，女人抽抽噎噎地哭了好久，也不知什么引起她那样伤心。邢老汉心里倒是踏实了，在旁边劝她了半晚上。 第四章 第二天，邢老汉还是赶车拉粪，魏队长照旧跟车。他一五一十地把昨天他们老两口的谈话告诉给魏队长。魏队长用纸条卷了邢老汉的一捧子旱烟，两只胳膊支在大腿上，身子随着车摇来晃去，半晌没有说话。 后来，他吐了口唾沫，说：“这比她家有个男人还难办！” “那难办啥，吁、吁！”邢老汉把牲口往里首吆喝着，“穷得都要饭了，咋还是富农？” 魏队长斜眼瞟了他一下，但也知道无法跟这个老汉说明白。邢老汉是向来不参加什么学习开会的。运动一来，这个老雇农就被派到最关键的单独工作岗位上，把别人顶替下来参加运动，所以，邢老汉倒成了最“没有政治觉悟”的社员。 “难办啦，难办！”魏队长摘下帽子，搔搔头皮，“就是这儿开了准迁证过去，那边也不放，反倒招来祸害。我看哪，你就跟她过吧，啥户口不户口的。咱们队上现时还挤得出一个人的口粮，有粮吃就行。可这话你不能跟别人说，就当没这么回事；你还得把她心拴住了，等到明年春上再说。现时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明年又是啥变化。” 这年，生产队决算下来，他们两人的工分共分得五百多斤粮和一百二十元现金。把粮食和钱领回来以后，正巧队里要派大车进城搞副业，给建筑工地拉三天沙子。邢老汉把女人给他烙的饼装在挎包里，就赶车进城了。 这条黄狗就是他这次进城遇见的。那时它还小，野生野长的，从来没有人喂过它。在邢老汉把车歇在工地上吃干粮的时候，它在一旁歪着脑袋盯着他。邢老汉给它撕了两小块饼子。这一来，它就成天在邢老汉的车后跟着。第四天，在邢老汉赶车回家的那个早晨，它还一直跟着大车跑出城外。邢老汉看着不忍心，一念之下就把它抱到车上来了。 中午，大车回了村。还在庄子外面，邢老汉就发现他家的屋顶上没有和别的人家一样冒着炊烟。一个不幸的预感蓦地震动了他。他在马圈里慌慌张张地卸着牲口，魏老汉的老伴就找他来了。“邢老汉，你女人昨天下午说上供销社去，把钥匙给了我，可昨儿一晚上她都没有回来，是咋回事？” 邢老汉接过钥匙，急忙到家用颤抖的手打开房门。屋里比往常还要清洁，被子、褥子和邢老汉的棉衣都拆洗得干干净净地叠在炕上，枕头上还一溜子摆着四双新鞋，可是人已经不见了。一会儿，屋里屋外围了好些人，有人还催邢老汉到供销社去找，其实这真是傻里傻气的建议，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邢老汉失神地弓着腰坐在炕沿上，一点也没有听见别人说的话，心里只反复地念叨着：走了！走了！没等到明年就走了！这时，魏老汉分开众人走了进来说：“邢老汉，别傻坐着了，点点看她带走了些啥？” 大家七手八脚地替邢老汉清点了一遍，才知道她除了随身穿的破旧衣服和一件他们“结婚”时做的新褂子外，还带走了一百二十斤粮和五十块钱。粮食和钱她都没拿够她应得的那一半。“这真是个有良心的妇道人！”大家又啧啧地对她称赞起来。然而这更添了邢老汉的伤心，他还是坐在炕沿上，跟一个木偶一样。快上工的时候，魏队长急忙走进屋里对邢老汉说：“正好公社的拖拉机这就进城拉化肥，你快进趟城，汽车站、火车站都去找一找。一个妇道人带一百多斤粮不容易上路哩。我问了，她是昨儿下午搭三队拉白菜的车进的城，傍黑才到了城里。”魏队长还怕他出意外，又派了个年轻后生跟他一起去。 邢老汉昏昏沉沉地进了城，茫茫的人海，全是陌生的面孔。他们问了汽车站、火车站的工作人员，都说没注意到有这样一个女人。那年轻后生说：“她是咋来的还得咋去，她还舍得花钱打票哩！准是爬货车走的。”他们又到铁轨上停的空车皮和货车上找了一遍。也是没有。 第二天下午，他们又搭上顺路的车往回返。在路上，邢老汉想着他女人还给他留下一线希望：“这是个有良心的妇道，她兴许还会回来的。”那年轻后生也安慰他：“她就是想娃娃，回去看看，没准下次连娃娃一块儿带来呢。”邢老汉就是这样怀着失望和希望的心情又回到村里。正在他拿钥匙开门的时候，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却在他脚下绊着，并且“呜呜”地叫，原来还是那条小黄狗。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它竟一直没有离开它认定了的这个主人的家门口。邢老汉一把把它抱起来，一起进到现在已经是空洞冰冷的屋里。 从此，邢老汉又恢复了十个月以前的生活，只多了一个美好的回忆，一个深切的怀念，一个强烈的盼望和一条小黄狗。在一年之内，邢老汉都抱着她还能回来的希望。他总是把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切都保持着她在家时的样子，每日每时，只要他在家，他都以为她会突然推门进来。可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给他补的补丁又磨烂了，她给他缝的衣服也有了破洞，她给他做的鞋都快穿坏了，她还是没有回来。慢慢地，邢老汉对她的思念和盼望就成了藏在心底的隐痛，上面被失望覆盖着。在以后的日子里，只有这条狗来安慰他的孤独。每在休息时间和夜晚，在他叼着烟锅出神的时候，狗就偎在他身边，使他感到他身边还有一个对他充满着情感的生物。狗不时地用湿漉漉的、柔软的舌头舐他的手，会使他产生一种奇妙的柔情，并联想起和那个要饭女人生活时的种种情景；狗的那对黑多白少的、既温驯又忠实的眼睛，能唤起他对她的一连串回忆，使他进入一个迷蒙的意境，因为那个女人的眼睛同样是那样的忠实，那样的温顺。总之，这条现在长得很大、很壮实的黄狗已经成了他与她之间的一个活生生的联系；因为它正是她走的那天被领回来的，在他的记忆里，他甚至以为这条狗是她临走时留给他的纪念。 然而，这个联系也终于被扭断了。 第五章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展以后，邢老汉这个生产队也和别的生产队一样，运动一开始就来了县里派的工作组。农民们白天下地，晚上开会，几乎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有天晚上开大会，工作组的干部在讲话的最后又宣布了一个叫农民们莫名其妙的通知，通知要农村把所有的狗都在三天之内“消灭掉”。这位干部说：“就算一条狗一天吃半斤粮，一个月就是十五斤，一年就是一百八十斤。这个帐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就快等于我们一个人定量的一半。咱们现在要养活全国的人，还要养活全国的狗，这怎么得了！所以，三天之内，狗要全部打死。谁要不打就等于窝藏了阶级敌人；三天以后，公社的民兵小分队就下来替他打。” 头几天，邢老汉并没有把这个通知看得很严重。他有他农民的朴素的理性。他心里想：“没听说过哪家人是让狗吃穷的，更没听说过哪个国家穷就穷在老百姓养狗上。在老社会，要饭的花子还领条狗哩！”但是，几天之内，有狗的农民居然把自己的狗都陆续宰了，连魏老汉也把他养了五年的大黑狗吊在树上用水灌死了。原来，狗还是个生财之道，城里有些人听说乡下要打狗，就纷纷骑着自行车下乡来买狗肉。一条狗光肉就能卖三四块钱，要是农民自己捎到城里零卖，每斤竟能卖四五毛钱。十天以后，附近几个庄子里就剩下邢老汉这条孤零零的大黄狗了，而戴着红袖章的民兵也注意上了这条狗，曾经扛着枪在邢老汉这个庄子上转过两趟。 这一天，四个老汉在场上扬场，风停了，他们就凑在一块儿聊天，聊到邢老汉的狗，邢老汉带点怒气地说：“再穷也穷不到狗身上！说实在的，咱庄户人的狗谁喂过，还不是满滩找野食。我的狗是养定了！” 有个老汉说：“不在你喂不喂，你用你的粮食喂你的狗，公家管你哩！我听说是因为有人叫狗把公家的玉米棒子往家叼。”这话逗得大家笑了起来。魏老汉说：“庄户人的狗要有这个本事，咱就不种庄稼了，领着狗四处耍把戏去。” 有个过去爱听古书的老汉说：“那晚上我回去也思谋了一下，其实不在喂粮食上，还是邢老汉说的，咱庄户人谁正经喂过狗哩？我思谋着，这跟批判孔老二有关联。” 除了邢老汉还皱着眉头之外，大伙儿又笑了。 “你们瞧，孔老二讲的是忠孝节义，这忠孝节义是啥？忠讲的就是马。谁都知道马对人最忠了，关公一死，赤兔马都不吃料；这孝讲的就是羊，羊羔子一下地就会给它娘磕头；这节讲的是老虎，母老虎生了一个虎仔子就知道疼得不行，以后它再不让公老虎闹了；这义讲的就是狗哇！现时批判孔老二的忠孝节义，我看上面就是这个意思，先从狗打起。要不然怎么说养狗就等于窝藏了阶级敌人呢？” 几个饱经世故的老汉都听出了这番用嘲笑的口吻说的笑话意味着什么，彼此会心地微笑着。最后，魏老汉叹了口气说：“也别说，我看哪，上面就以为狗吃了粮了。现时上面要的多，地里一时又长不出来，只有从少花消上打主意。以后哇，要是上面还一个劲要，连大牲口的料都得减。”他又转过脸向邢老汉说，“说是说，笑是笑，你那条黄狗还是早撂倒好。要不那帮民兵还得打。那都是些愣头愣脑的小伙子。前天把一个卖瓜子的捆了一绳子，昨天又把一个木匠的家伙收了，害得人连哭带嚎。他们要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开上几枪，捅上几个窟窿，你连一张好皮都落不上。” 晚饭以后，邢老汉蹲在炕沿上叭哒叭哒地抽烟。狗卧在地上，扬着头，皱着鼻子，呼呼地嗅它所熟悉的烟味。邢老汉思忖了几锅子烟的工夫，思忖出了一个主意，就是给狗求得一个官方保护。于是他穿上鞋，把狗锁在屋里，就上队长家去了。 魏队长家正好没外人。队长躺在炕上，他女人坐在灯下纳鞋底。因为邢老汉是从来不串门的人，魏队长听他来了就连忙翻身坐起来。他女人给端来杯水。 邢老汉一坐下就结结巴巴地提出他不让打狗的事。 “我当是啥要紧事，”魏队长笑着说，“一条狗嘛，上面有这个指示，打了就算了。” “算了？”邢老汉气愤地说，“它跟了我好几年，打了它我心里不落忍。我保证不找队上要救济粮就行。我的狗吃的是我的粮。”魏队长还是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不在吃粮上，狗祸害庄稼倒是个事实。”“天贵，你也是个庄户人，你啥时候见狗祸害庄稼？狗又不是牲口，又不是鸡鸭。那天还说一家许养一只鸡，就不许我养条狗？”队长的女人以女人特有的同情心理解了邢老汉的意思，在一旁细声细气地说：“就是，他邢大伯身旁又没啥人，有条狗也解解心闷。”这话更激起了邢老汉对狗的感情，他以非常认真的态度说：“天贵，我可跟你说定，要毙我的狗就先毙我邢老汉！” 三个人的心都沉下了。魏队长收敛了笑容，手不停地在他的短发上搔着。他开始理解了狗与邢老汉的生活的密切关系，知道要说服老汉绝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决的。同时，对着这个和他在一个庄子上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汉，一股深深的乡土情谊从他心里升腾起来，多年的积郁，也随着这股乡土气翻卷着，他不禁感慨地说：“邢老汉，你有你的苦处，这我知道，可我有我的难处，又找谁说呢？今天晚上没事，咱俩就聊聊。”“在这庄子上，你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了。我满滩放驴那年，你就给王海家扛上长活了；解放后搞互助组，搞合作化，咱们又都在一起，那时候我是年轻气盛，一心要领着大伙儿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后来我三起三落，这你也知道，哪次运动来都得整我。我一不嫖赌，二不贪污，为的是啥？还不是为了我替大伙儿说了几句老实话，可老说我右倾。后来呢，我也琢磨出一个道理：大伙儿赞成的干部，上头就不满意；要上头满意，就得让大伙儿吃点亏。这些年来，我也学会了挑担子，总得两头都顾到。哪头顾不到，扁担就得打滑。有些事情，我也思谋没啥道理，可我是个党员，水平又低，不照上头意思办能行？文化大革命那年，你知道，我跟县里的参观团去了一趟大寨。那人家搞得就是好，不承认不行。可我也算计了一下，就凭大寨种的那一把把玉米，那一把把谷子，要置那么多机器、修那么大工程也是妄想，还不是国家贴了钱。现时叫咱们学大寨，国家又不贴钱，那就得凭咱们多吃点苦，多闹点副业挣钱。谁知道今年运动一来，我又差点挨了批，说是重副轻农，发展资本主义。这你也知道，咱队上的木匠、泥水匠、皮匠、铁匠都收回来了，两挂大车白白停在那儿。一边叫搞机械化，一边又不给钱，还不让人挣钱，机器又不白给，机械化咋化呢？今年，我看，别说机械化，就是工分算下来也没往年多了。你就一个人，吃饱了连小板凳都不饿，好歹都能凑和，在我这儿，全队三百多口子都张着嘴要吃，伸起手要穿。不叫大伙儿见点现钱，明年人家干活也没心劲了。你就愁着一条狗，我这儿愁着三百好几的人呢！” 魏队长激动地在炕上蹲起来，又说：“你瞧着吧！今年还过得去，到了明年开春，这事那事就来了。大伙儿没劲干活，我能打着干？都是贫下中农，乡里乡亲的。可我也思谋着，运动总是一股风。等这股风过去了，咱副业还得搞。不搞副业大伙儿受穷，机械化也化不成。可你别碰到风头上，咱大处都顺着过来了，犯不着在小地方拗了上头的意思。就说打狗吧，真是不抓西瓜尽抓芝麻的事，我也觉着没点意思，不过上头把这事已经提到纲上来了，说不打狗就等于窝藏了反革命，咱队上来的工作组组长又是县委委员，那天统计了一下，咱队上有十条狗，结果只打了九条，叫工作组说咱这个先进队连打狗都贯彻不下去，还咋批判资本主义呢！说实在的，邢老汉，要是为了你那女人的事，天塌下来找魏天贵替你撑着，顶大不当这个骨泉队长。这条狗嘛，你就宰了算了，让上头满意，以后咱们队的事就好办了。他前脚走，你后脚就再养一条，你看咋样？”邢老汉先还没在心听，后来越听越真切，最后又提到他女人，邢老汉真是百感交集。他知道天贵是诚心帮过他的，为了一条狗，他能让天贵为难？他低着头，在头上狠狠地拍了两巴掌，又伤心又决断地说：“天贵，我不能让你为难，你说的都是实情话，你明天就叫人来打吧。我自己下不了这个手。” 这一夜，他没有睡觉，呆呆地坐在炕下的土坯上抽烟。狗一点也不知道这就是它的末日，仍然亲切地把头撂在邢老汉的腿上。邢老汉一面抚摸着它像缎子一样光滑的脊背，一面回忆他半个多世纪风里来雨里去的经历。他也曾经听说过，城里的干部、工人、教书的、唱戏的，这些年来在运动里没少挨整，又亲眼见过魏天贵这样的农村小干部挨过批，但没想到最后闹得他这个扛了十几年长工的普通农民也不得安身：先是因为身份问题妨碍了他的家庭幸福，终于连剩下的一点虚妄的安慰也被剥夺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隐隐糊糊地听说这就叫“政治”，这就叫“阶级斗争”。他微微地摇摇头，无声地叹息了一下；他觉得这样的“政治”和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太可怕了。他觉得在这样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中，生活已经变得毫无意思了。 他轻轻地拍着他的狗，就像拍他的孩子一样。我们中国农民在不可避免的灾难面前总是平静和忍耐的，他又一次发挥了这一特性。他既然发现了他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留着一条狗又有什么用？而且，这条狗的生命居然和全队人今后的生活有关系。他自言自语地说：“你先走吧，随后我就来。” 他抬起头来环视这间小屋，想寻找一些那个要饭女人留下的痕迹。就是这间土房，从屋顶到地面，几乎每一平方寸都经过她清扫，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经过她擦洗。可是，她走了，这些东西也都如死一般地沉默和灰暗了，只有一道深深的痕迹刻在他自己血淋淋的心上。然而，他并不埋怨她悄悄地舍他而去。他认为一个好的、有良心的妇道人就是应该回去的；而且，她的不辞而别还曾给他留下了一线希望，使他在两年的时间里还有劲头活下去，所以他对她只有感激。 第二天早晨，他把狗喂得饱饱的放了出去。还没到晌午，他在场上听见马圈里突然响起一声清凄的枪声。他知道这准是对着他的狗放的，心里猛然泛起一阵内疚和懊悔。当他跑到马圈去时，行刑的人已经扬长而去了，只有一群娃娃围着他的狗。狗展展地侧躺在地上，脖子下面流出一缕细细的殷红的鲜血，一只瞳孔已经放大的眼睛，和那个要饭的女人的眼睛一样，露着惊惧不安的神色斜视着碧蓝碧蓝的天空。 邢老汉垂着头站在狗的尸体旁边，全身颤抖地嚎啕大哭。 第六章 不久，在工作组完成任务撤回以后，农村副业和农民的家庭副业果然又偷偷地搞了起来，而且，附近庄子上又依稀地听到狗的吠声了。但是，邢老汉的狗是不会复活的，邢老汉本人也一天比一天衰老了，几个月以后，他甚至丧失了自己料理自己生活的能力，全靠邻居给他端点吃的。 就在这年冬季最冷的一天，当邻居奇怪他到晌午还没开门而把他那间孤零零的土房撬开以后，才发现他早已直挺挺地死在炕上了。有人说他得的是心脏病，有人说他是老死的，还有人说是“癌症”，只有魏老汉伤心地发牢骚说： “政治上不去，批孔哩！生产上不去，打狗哩！整了人不够，还要整畜生！要是邢老汉的狗还在，它叫几声，也让咱们早点知道……”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尾声 三年半以后，这个公社的乡邮员小杨接到一封从陕北写来的给“第五生产队，邢老汉收”的信。小杨没有多加考虑就贴了一张“人已死亡，退回原处”的条子打了回去。后来，在公社开三干会休息的时候，一堆人围在一起聊天，小杨把这事当新闻说了出来。现在已经当了大队书记的魏天贵听了，狠命地在小杨脊背上擂了一拳，骂道：“你这家伙！咋不把信拆开来看看。这一准是那个要饭的女人寄来的。也不知现时她过得怎么样了；邢老汉还留下两口箱子哩，现时还放在五队的库房里。”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于南梁农场 第一章 错、错、错！ ——陆游《钗头凤》 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没有死，但我仍然震惊了。 我从那颗黑痣上认出是她。 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来来往往的旅客，墙上的电钟，巨大的列车时刻表，白的灯，绿的灯，红的灯，一切的一切，全部化成调色板上那样斑驳的一片杂色。只有她，在朦胧模糊的背景之前站在我对面，那样清晰、鲜明。 “你好吧？”她朝我凄楚地微微一笑，我没听清她说的什么，只是从她嘴唇的颤动上看出她说的是这句话。 我的嘴唇也嚅动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又像害热病似地颤抖起来，就像十二年前那天晚上一样。 “结婚了吗？”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 “没有。”我使劲控制住牙床，吐了这么一句。 “应该了……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了。”她的音调柔和而平板，像一汪死水，没有一丝感情的波澜。“现在你有条件了……找一个，照顾自己……” “不，我不想找了……” 我想要求她的宽恕，可是她却带着歉疚地对我一笑。我看出她是想笑得美一些，笑得像阳光那样灿烂，像她过去那样。但是，她的脸，好像已经失去了那样笑的机能。现在，她的笑像月光一样，是凄清的、衰弱的；又像是梦里的影子，轻轻一掠就过去了。 我这才注意到：她变了！她的脸干瘪黄瘦，额头、眼角、嘴边都出现了令人伤心的皱纹。一绺沾着汗的头发随便地搭在颊边；鼻孔的边沿上凝定着一滴清鼻涕，闪着刺目的光。现在的她，就像是失去了绚丽色彩的旧画，那上面只残存着一些模糊的美妙的线条了。 “你到哪里去？”她的呼吸是急促的，但却故作平静地问我。 “我……我送一个朋友，他刚上车。你……你到哪里去？” 我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对了，这有什么？不是有许许多多人都把悲痛埋藏在心底了吗？悲痛埋藏在心底，和尸体埋在土里一样，也会慢慢地消失，据说，它还会和尸体能使土壤肥沃一样，使心变得丰满。 “我……我们回家去，回老家去。”她突然笑出声来，但笑声却像是呻吟。我看见她毫无笑意的眸子里闪烁着精神病患者那样游移不定的目光，对我来说，还有一把打开那恐怖的记忆的钥匙。不，不能让她打开我那已经关闭记忆的大门。那里有毁灭我自己的火。我往后退了一步。 蓦地，她的眼神严厉起来，并且掀起右上唇，露出白白的犬齿，向我身后狺狺地叫着： “鬼！你到哪儿逛去了！鬼！你啥也不管！你……” “嘿嘿……在车站对面的小馆，嘿嘿……”我身后响起含混不清的回答，同时一股混合着白酒、大蒜和油腥的臭气喷在我颊上。 他！穿着一身半新的灰涤卡制服，一面摇摇欲倒地擦过我身边，一面像安抚一匹受惊的马似地嘟囔着。他已经醉醺醺的了，字眼就像粘痰一样在舌底滚动。最后，一个趔趄跌坐在睡在长椅上的两个女孩的脚边。 “唔……发那么大火干啥？……瞧你，厉害的……”他倾斜着上身，手在口袋里摸索着，终于寻找出几粒葵花子，低着头闷闷地嗑起来。 顿时，我心里升起一阵恶毒的快感。我挺了挺胸，鼻孔里威胁似地吭了一声。 “哦，是你……”他抬起头，但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惊讶或妒意，反而讨好地望着我。 “王富海，你还认得我吗？”我弯下腰，用基度山伯爵的神态问他。 “哪能忘呢？”他苦笑了一下，“你嘛，石在同志……” “你过得挺好吧？”我扬了一下眉毛。 “哪……你看，这不是，我们回老家了。我大哥给我在县商业局找了个差使……在农场有啥意思……以工代干，还得考试……你现在好了，知识分子，现在是你们的天下了。嗯？不是吗？考是考不倒你们的……” 他也变了！我记得他至少比我小六岁，但衰老的迹象已从他脖子上的青筋蜿蜒到他的颌部，耳朵四周挤满黛黑的皱褶。他脸色晦暗，但又透出酗酒的人那种常见的青白，再配上胸前斑斑点点的油迹，十足地表现出被生活所压倒的困顿和惯能随波逐流的无聊，这副形象，突然使我感到自己的心胸狭隘而卑劣。我悲哀了。时间真的是无情的，我们在它的磨盘里，仅仅十二年就被榨去了那么多生命的汁水。我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把话题转到另一个人身上。 “刘俊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 “他好滑的。他早就活动调回老家去了。”他向我狡黠地笑笑，“他有办法，他是……他是那种有办法的人。他是……他总是当官。那小子！他是……他有当官的才……”他皱着眉，摆出一副说正经话的神情，但翻来覆去仍是那几个词。 这时，她在旁边突然发出一阵阵痛苦的、被压抑住的呜咽。随即，她两手捂住脸，猛地转过身去，用尖厉的声音连连对我喊道： “你回去，你回去吧！你回去……” 候车室里闹哄哄的。空气浑浊，还有股熏人的尿臭。她蓬松的头发，在廉价的尼龙头巾下随着她的抽泣不停地颤动、肩胛突出、瘦削的肩膀（那原是滚圆的、丰腴的、结实的！）像门上的合页般一张一合，而他却点起了根纸烟，用漠然的眼光观望着四周。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深切的忏悔？温存的安慰？多情的絮语？热烈的鼓励？虔诚的祝福？……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虚伪而多余！既然那真挚的爱情早已逝去。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连说“再见”都是虚伪的。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偶然相遇之后，今生今世是不会再见的了。往事，甚至比不上一具依照物质不灭定律而永不会消失的白骨，它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消失了，在世界上留不下一丁点儿痕迹。 我转过身走了。到候车室门口，又回头望了望他们。她止住了抽泣，膝盖顶在长椅上，用半跪的姿势立着，对着墙上巨大的火车时刻表，就像在默默地祈祷；他仍像一堆灰布似地撂在长椅上，只有一缕青烟显示着他的生命。光波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此情此景，我是终生不会忘怀的。然而，这一切又逐渐逐渐模糊了，最后，全都溶化在一滴晶莹的泪水里，我冲出玻璃门，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免得哭出声来…… 啊，她往日的细声碎语抓挠着我的心，回忆的闸门终于被她打开了，尽管那里面有毁灭我的烈火。但是，我想，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所以，我要写，要写！要把过去的事写出来，为了她，为了我，为了有权利要求生活得好一些的人们。无神论者的上帝是人民。我——这样一个苟活下来的、软弱而浅薄的无神论者，要写出我的忏悔，写出我的祈祷，祈求上帝——人民保佑：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 第二章 ……触及灵魂…… ——摘自一九六八年报刊社论 刷、刷、刷……暴雨抽打着大地，也抽打着每个人的心。后墙皮上那一团渗过来的褐色的水迹在阴险地向四周散开。我们都知道，只要这面土墙被雨水渗透，它马上就会自动坍下来。于是，这团水迹就成了一座指示我们生命终结的时钟，成了一片会吞噬人的魔影。 轰——！接着是一片哗哗的水浪拍打声。我们惊惧地面面相觑。这不知是哪幢房子的墙倒塌了。倒墙一般是往外的，但我们头顶上是一块块水泥板，一块就有六百多斤。它们似乎马上就要压下来，把我们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们十个“犯人”先是和钻出洞的耗子一起，在牢房里乱窜，但是不久，浑浊的洪水就从牢门下翻滚进来，耗子被淹得只剩下尖尖的鼻子和稀疏的胡须，我们又只得上了炕，守在垂死的“三反分子”旁边。 “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天津下乡青年小顺子忍不住了，从炕上一跃而起，膛过没过脚脖子的泥水，扑到牢门擂打起来：“开门！开门！妈妈的！你们要把老子压死到里头呀？！妈妈的！开门！开门！……” 然而，他的喊声和打门声，被淹没在外面一片可怕的声浪中了。 “喂！大渠决口了！喂！把人都撤到羊圈……喂！快把人撤到羊圈……” 急骤的暴雨声，慌乱的膛水声，妇女恐惧的哭喊，孩子惊吓的啼叫，大人愤怒的咒骂，牲口不安的嘶呜，混合在一起，凝成整整一大块压倒一切的声音。是的，是一大块。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块声音沉重的分量。它不是像水泥板那样会压在我们肉体上，而是现在就直接压在我们的魂魄上，使我们每个人都像承受不住似地索索发抖。 小顺子停下来，恶狠狠地看了看门板，又惊慌地跳到窗口向外张望。 焊着钢筋的窗外，是厚厚的、铅灰色的雨幕。这时，视觉已毫不起作用，外界的恐怖只是通过听觉在折磨我价。突然，一头毛驴又扯长嗓子喊救命似地大叫起来。这种粗犷、兽性的哀嚎，像在我们已经不能承受的重量上加了最后一坨硅码，一下子把我们生的希望完全压垮了。我们明白了：革命群众已全部跑光；他们撇下了我们，和这头失群的毛驴一起等待死亡。小顺子首先大哭起来： “妈妈的！妈妈！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妈妈……” 他既是在骂人，也是在呼唤妈妈。原来，他和一伙小青年养了一条狗，起名叫“娜佳”，农建师参谋长下连队视察。小顺子唤着娜佳，“来，来，站起来，跟师首长握握手。”于是就被视为“目无领导”，关进牢房，听说，他还在自由的时候，他妈妈从天津来看他，风尘仆仆地赶到连队。他高兴地扑过去喊道：“妈妈的！昨天接你你不来，妈妈的！今天没接你你倒来了。妈妈的！……”现在，他在骂人的“妈妈的”之中，是真正想念起他的妈妈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现行反革命”“多事先生”蜷在炕角，滑稽地翻着白眼，翘起一根手指威胁地指点着我们，“唏、唏……多事、多事……” 这个富农出身的会计，一天早晨在一面土墙上发现了“刘少奇万岁”几个粉笔字，慌忙报告给军管会，但是，查来查去，他本人却成了最大的嫌疑犯。他也就在漫长而艰苦的交代过程中精神失常了。现在，他只会说：“唏，唏、唏、多事、多事！”我们都叫他“多事先生”。 “天塌下来啦！革命和反革命都完蛋啦！”“国民党残渣余孽”——一个老机修工人猛地蹦起来，神经质地、嘶哑地喊叫着。 “呜呜……鸣呜……”这是蜷在西边墙根的小陈在悲恸地哭。他的罪名他自己不愿意说，但我们人人都知道。他把脸埋在膝盖里，两手抱着头，沉浸在伤心的黑暗之中。也许，在黑暗里，他心上又浮现出他那美丽的爱人的身影了吧，他竟越哭越响，最后变成了大声的嚎陶，他的嚎陶，和小顺子天真的哭喊不同。这不只是对生命的留恋，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控诉。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号，使我们都震动得战栗起来。 “你嚎什么？脓疱！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你嚎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农建师生产处技术员老秦抬起头，大声咒骂这个年轻的农工，而且用了极其难听的脏话。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大学以前就入了党。前年夏天，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现在却作为“坏头头”被关进来。他一向是文质彬彬的，动作带有演员那种故作潇洒的气派。而今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命运的捉弄、人身的凌辱、不公正的处理，再加上现在死亡的恐怖，把在人类身上还没有全都蜕尽的兽性从他身上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在他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两道的的逼人的目光和龇露出来的尖利的白牙。他的身子，像一头被打伤了的野兽，痛苦地蜷缩成一团。此时，他表现出来的一点残存的人性，仅在于他想安静地死去。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后墙上那团魔影又扩大了。它的边缘沿着土墙草泥的细缝向四周伸展，就像一幅太阳的图案…… 忽然，三个“刑事犯”不约而同一齐扑向小陈。一个揪住他的肩膀，一个揪起他的头发，一个捂住他的嘴。 “……狗日的！嚎得人心烦！就是秦技术员说的：你把你老婆送给当官的嘛。活该，活该！谁叫你讨了个漂亮老婆！……”他们下手并不重，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疯人的笑容。他们不过是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泄一下剩余的精力罢了，可悲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在此时依然控制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招呼大家合力砸开牢门，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至少同革命群众一道，跑到沙丘上的羊圈去，却在这间死屋里自己作践自己。 “这样子不对的啰！应该把我们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唦！这是故意把人往死里整嘛……”李大夫不停地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唠叨。他颤颤巍巍地，不时用没有光泽的眼睛瞅瞅墙上那团魔影。那片写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从日本尿素袋上剪下的白尼龙布，就像一片寿衣在他胸前抖动。 只有我，安安静静地背靠墙坐着，头垂在蜷曲的膝盖上。可是，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极其邪恶的念头：妈妈您要赶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前面！想到她会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尸体，我的心就揪紧了，像被抓住的蛇一样扭动。是的，现在我的心就像毒蛇一样。我都能感觉到有股毒液从心脏沿着血管蔓延到全身。它不仅使我手脚冰凉，使我捏紧拳头，使我咬牙切齿，而且正一点点腐蚀掉我对人的善意，把我原来单纯、天真、热情的细胞变成一团团癌组织。 一个多月以前，农建师“联委会”命令我到这个团场来“办学习班”。虽然这个武装连以关押本师各种犯人而闻名，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我，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应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荡涤身上的污泥浊水，把自己彻底改造好。那天，妈给我炒了碗蛋炒饭，冲了碗酱油汤，为了不使汤泼出来，一直用手扶着摇摇晃晃的破桌看我吃完。我出了院墙，坐进在门口等我的吉普。妈像一尊塑像似地立在断墙的豁口中间，只有一绺白发在微风中拂曳。她忧伤的眼光从松垂的眼睑下凝望着我，给了我最后一点母爱的光辉，我再一次目测巷口自来水站到我家那口大缸的距离，看到那条用碎砖铺就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想到妈一个人今后生活的艰难，我的眼睛濡湿了。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歌颂人道主义的诗而被打成右派。开始。我虽然对给我的帽子有过怀疑，但一遍一遍的批判终于摧垮了我的自信。在思想检查中，我把自我谴责推到了极端，最后真的以为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了。我痛心疾首，认为只有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才能报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所以，不论在六○年摘帽以前和以后，在学校和这个省的农业行政部门，我都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勤勤恳恳的工作受到领导的好评。后来，十几个农场合建成准军事组织——农建师，我仍然是一名称职的干事。我一直谨小慎微地在被指定的圈子里生活，从没有越出家门到机关的那条马路一步；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没有卷进什么派性斗争。这一次，我仍然以为是党和毛主席用另一种形式对我的考验和教育。来到这个小小的武装连，我一下子被这里幽美的景色迷住了。这里绿树环绕，渠水淙淙。长满夏秋作物的宽阔的条田，一档档平铺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上。两旁长着茸茸青草的乡间土路，温驯地在脚下蜿蜒。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嗅到绿色植物在阳光下发出的热烘烘的香气。尽管无休无止的强度劳动折磨着我，我还是能享受到鲜明的、清新的、纯朴的自然美。这些可感可触的美的实体，当然比康斯太勃或柯罗那些细腻的风景画更动人。它经常使我心旷神怡，忘却疲劳，沉浸在逻想之中。 然而，此时此刻，生活却突然向我揭示出她的另一面，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的人们本身，却是丑恶的、狰狞的、疯狂的。生活的真实，倒是人与人之间用心的恶毒和仇恨，以至于会搞出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把我们弃于这间死屋，叫我们在死亡之前还要受最后一次恐惧的折磨这样残酷的事。 于是，按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同的力学原理，从我内心里也激发出同等程度的对人的愤恨：下吧！冲吧！世界全部毁灭吧！什么宽阔的条田，什么青草茸茸的小径，什么武装连、农建师，连同我的肉体、希望、苦恼、遐想……全部冲走吧！既然人们都咒开了自己的母亲，又有什么恶毒的念头转不出来？！ 我也疯狂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 天，不知不觉地暗下来，从窗口透进来的铅灰色的光慢慢变成一片阴森的黑影。一群“犯人”也在恐怖的紧张中渐渐消耗完自己的体力，感到了生理上的疲乏。这时，我们才发现，压在我们心上那一大块凝结起来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移去了，只余下一些拖泥带水的尾声。我们又陡然感到可怕的空虚，感到了被遗弃的孤独，而且有一种莫知所从的心慌意乱，就像乘着一只破船飘流在水天茫茫的大海上。顿时，我们像听到一声号令似的，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间牢房本来是连队的肥料仓库，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浓烈的氨臭，听觉减轻了负担，嗅觉恢复了功能。这时，我们才觉得肺里像燃着一盆火，一直向上灼灼地炙烤着我们的喉咙。我们一个个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虽然吸进去的还是氨，但毕竟有股凉意。为了一点凉意而狠命地吸氨；氨气又使肺部更加灼热。我们的呼吸系统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进行吐故纳新…… “喂！快来看，雨小多了！”突然，小顺子在窗口大喊起来，声音里充满着得救的欢欣。 炕上的人没有下去，但都直起了脖子。是的，外面的雨声已不是浑然一片了，偶尔还能听到水面上冒泡的音响。啪、啪、啪……水泡一个个破裂，像一组组美妙的琶音。牢房里的人都舒了口气，抹去头上的冷汗，神经和肌肉开始松弛下来。 “喂！你们是咋搞的？快来看嘛！雨小了，雨小了！得儿龙的咚……”小顺子手舞足蹈地膛过水，扑到炕沿边上，挨个拍打着、拉扯着，还唱起了“天津时调”。 但是炕上的人没一个理他。随着死亡威胁的逐渐消失，人性又在心灵里慢慢觉醒过来。我们不敢互相观望，人人都像曾把生活中通常不便给人看到的隐事展示在大庭广众中一样，觉得有一种痛切的羞耻在啃噬着自己。老秦在被窝里蠕动着，最后蜷缩成只有枕头那样小，同时，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叹息。 已经晚了。人性中的弱点——残存的原始兽性已经暴露过了。人，经过炼狱和没有经过炼狱大不一样；从炼狱中生还的人总带有鬼魂的影子。每一想到我头脑里会出现那么恶毒的念头，我就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怀疑善的、美的、真的东西背后都有恶的、丑的、假的一面…… 第三章 斯多噶派哲人说：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水……水……” 忽然，“三反分子”在被窝里微弱地呻吟起来。 夜空，黑得黏黏糊糊的。连队也断了电。焊着钢筋的窗外已成了一片泽国，呆滞的、钢青色的波光映到牢房里，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黑黝黝的影子。“三反分子”宋征原来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现在，他两手慢慢挪到腹部，捂住自己的肚子。 “水……水……”这次我们听清了他呼唤什么。 “咋办？李大夫。”我们仿佛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表示自己又复原成一个人了，一个个从自己的铺位上挪到宋征身边。 “舀缸子地上的水澄一澄，怎么样？”刑事犯之一、“贪污分子”马力向李大夫那个方向偏过头去。 “不行。”李大夫权威地说，“满地都是碳酸氢铵，水里的氨是澄不清的。”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在被窝里说开了梦话。 “水……水……” 小顺子突地从炕沿跃到窗口。 “喂——王——班——长！王——富——海，三反分子逃跑啰，反革命暴动呷，牛鬼蛇神开黑会啰！王——富——海！” 他响亮的、鼓足了丹田之气的喊声，从水面刷地涌向远方。我们还能听见那带着金属般咝咝声的回音在水面回荡。小顺子喊一会儿，听一会儿，但是，没有一点反应。 “妈妈的！都死绝了！连小报告都不理了。妈妈的！连特务的小报告都不答理了。” 小顺子是牢房里的特殊人物。“连首长”看他年轻，在他刚关进来的时候，曾找他密谈过一次。而他一回牢房就暴露了谈话内容，原来是叫他暗地监视我们。 “……妈妈的！还叫我故意对你们说反动话，看你们是啥反应，妈妈的！又让我鼓动你们逃跑，好抓住你们往死里打……” 平时，他可以吊儿郎当一些，可以少劳动一些以作为给他的报酬。这样，他正得其所哉，可是每次小报告的内容他都预先告诉我们。 现在，如此响亮的报警都不起作用了。 “水……水……” “国民党残渣余孽”窸窸窣窣地退了回去，在他铺位下翻腾了一会儿，又窸窸窣窣地爬回来。 “李大夫，能喝酒不能？我还……还藏了一丁点儿酒。” “不行呀，他实际是被打坏的。很可能是多处闭合性损伤，喝酒只会加剧内出血呀……” “三反分子”宋征是我们这个农建师的副师长，我的老领导。一九三一年他从四川老家投奔到江西参加的革命。他忠厚有余，知识欠缺，斗大的字不认识一担，以致文化大革命前才做到农业厅副厅长。农建师组建后，他是五个副师长的最末位。后来又干脆把他弄到这个团场来“蹲点”，实际上成了一个非军非农的团场长。本来，这样的老实人并不碍人晋阶之路，可是偏偏有卧榻之下不容他人鼾睡的“同志”要搞他，策动了这个团场的“军垦战士”——其实就是农场的农工。农场变成农建部队后，从十二三岁放毛驴的娃娃到六七十岁看场的老头在一夜之间全穿上了军装——来造他的反。他最最“反动”的地方，就在于对人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劳教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地富子女、历史上有污点的“干战”和出身好的人。复员军人、党团员、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他手下都一律按政策规定享受同样的经济待遇；只要是公民，都有公民权。这样，就混淆了阶级界线，搞得“坏人不臭、好人不香”，后一种人怨气冲天。上面有人一挑，正投这些人所好，其中就有人怀着强烈的优越感和权力欲，把他平时一些言行收集起来，精选加工，编成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录”。他们先把和他在马圈里下过一盘棋的、曾在国民党兽医学校当过教官的兽医打死，然后宣布他曾向那个兽医打听过去台湾的路线，策动兽医和他一起投奔蒋介石。于是，关他就成了“非常必要、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革命行动”了。起初，不过是斗来斗去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程式，叫他吃了些皮肉之苦。今天，为了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两周年，一大早就把他叫去，直到下暴雨才由王富海班长托着两腋拖了回来，像只落汤鸡似的，全身泥水淋漓，我们替他脱衣服的时候，看到除了额头破了一点皮之外，身上还有几处淤血斑。他一直昏迷不醒，倒也免受了刚刚那场恐怖。 “水……水……” “唏、唏，多事、多事……” “……好大的西瓜呀……甜呀……甜……”他的呻吟逐渐清晰起来，“好大的皂角树……西瓜呀……龟儿子，真安逸……浮唦、浮唦，我会狗刨……看哪个先到……安得儿逸哟，麻得儿甩……扁豆架下罗，喵儿！来，来，我们几个藏猫猫……猜崩壳！猜崩壳……剪刀、石头。布……” 奇怪。他的呻吟，给我描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巴蜀田园风光：在溶溶的夏日里，在翠蔓绿树之间，一群光着屁股的四川娃儿在池塘里嬉戏。他们一会儿浮水，一会儿在岸上捉迷藏，又偷偷摸到瓜田里，抱回一个大西瓜，围坐在皂角树的浓阴下猜崩壳儿：“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我得啰，我得啰！”呻吟变成欢呼，又慢慢低弱下去，并且竟可笑地捏起细嗓唱开了四川童谣：“天老爷，莫下雨，保佑娃儿吃白米！……天老爷，嗯……莫下雨……保佑，嗯……” 我觉着腮边冰凉，一滴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滚落出来。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要见见你呀……见见你……我没有反你呀……忠于你……” 呻吟更清晰了，而且具有逻辑性。为了测试他的神智，老秦趴在他耳边学四川话问他。 “宋副师长，宋副师长，你啷个到北京去唦？你做啥事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老人家唦？” “降落伞唦，降落伞……我嘟——下，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 这时，外面响起哗哗的蹚水声。有人来了。 乒！哗啷啷啷。玻璃被打碎一大块。 “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从玻璃缺口，慢慢试探性地伸进一根乌黑的铁铳——枪！ 死的沉默。 乌黑的枪口向牢房里扫描了一遍，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子弹好似从胸膛顶了进去。 “喂，王班长，工富海。”小顺子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先打招呼，“宋副……哦，三反分子宋征快玩完儿哪！妈妈的！你们要不赶紧想办法，专政就专不成啦！” “人都在不在？”也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害怕，王富海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人一个不少，可你们要不快叫医生来，马上就要少一个啦！” “你们这里不是有个医生吗？”停了一会儿，王富海问道。 “报告班长，”李大夫知道指的是他，“可是这里又没有亮，又没有药，连水都没有一口，叫我怎么办？班长，连里有医生，医务室设备还是不错的，他要是死了，这个，这个……责任可不轻呀！” 那时，给这个武装连队配备了军医。外面的王富海显然在犹豫，几分钟以后，他恢复了往常那种严厉的口气： “小顺子，你把人看好，少一个就找你！我去请示连首长。” “行呀，行呀！妈妈的！只要你把医生找来，少一个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当夜壶使。妈妈的！” 王富海哗哗地走了。一股清凉的、甜丝丝的夜风从王富海打破的玻璃缺口吹进来，小顺子扑到缺口旁，畅怀地呼吸着。我也下了炕，蹚水走到窗前。 夜空，出现了点点胆怯的星光，黄黄的，一闪一灭。一片钢青色的浩渺的水，一直伸展到深奥莫测的浓黑的夜幕里。我们这间孤独的牢房，像一条搁浅的破船，沮丧地被围在一片汪洋中间。几声清脆的蛙鸣，又引起我对妈妈的思念：那一条铺着碎砖的小路，那一堵残破的颓垣。这么大的雨，家里的房子会漏的吧？要是妈妈病了，谁来给老人家做饭呢？妈妈常常催我：“快三十的人了，该找个对象成家了。要是我病了，谁来给你做饭呢？”妈妈担心的，只是没人给我做饭，倒不是她没人服侍。平时，她老人家一分一分地节省，总想抠下一点钱给我结婚。但是，在省城里要养活两口人，水要钱，电要钱，房要钱，五十多块钱的工资，维持下来已勉为其难了，结婚，又怎敢妄想呢？蹉跎至今，形单影只，连女朋友都没有找过，青春，就在刻苦的自我改造和勤勤恳恳的工作中悄然流逝了。现在，又被不明不白地送到这个死地，在暴雨下经历了一次炼狱的火，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抨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引用的一位法学家的话，“一个人为了一个罪，在一生中数次受罚，这不能不说是惊人的”，不禁愤愤不平起来。再想到刚刚经历和现在还笼罩在头顶上的险恶，更是不寒而栗；对自己、对人，都产生了忧虑、绝望和恐惧。妈妈过去常夸我心软，是个善良的孩子，不知怎么，我现在觉得我的心突然变坏，变硬了…… 这窗前多好。这里没有氨臭，这里的空气甜丝丝的……这里有夜空……这里闪烁着星光。星光逐渐近了、大了，星光中有妈妈的脸……妈妈提着小木桶，在铺着碎砖的小路上蹒跚…… 我就这样站在窗口睡着了。 “多事！多事！多事！……” 突然，“多事先生”在梦中大叫起来。我揉揉眼，才发现肮脏的玻璃上透过了微微的晨曦。我的头脑发胀，两腿酸麻，只得仍疲乏地靠在墙上。 “唏……唏……”这次不像是“多事先生”，我看见李大夫在炕上躬着腰，颤颤巍巍地不知在摸索什么。 “怎么哪，李大夫？” “唏……唏……他死了呀……死了……” “什么？”“啥？”炕上的人，除了“多事先生”全一骨碌翻身坐起来，原来他们也被“多事先生”吵醒了。 “怎么可能？刚刚他还是好好的。”“残渣余孽”说。 “是死了呀，”李大夫带着恐惧的哭音，“刚刚……我早知道……” “啥‘刚刚’！”小顺子喊道，“现在是啥时候了，还‘刚刚’，天都快亮了！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医生为啥不来？！妈妈的！” 我们这才从梦里清醒：医生为什么不来？！现在离王富海走时起码过了四个小时。 我们又一齐围到宋征身边。马力不信似地摸摸他的鼻子，又摸摸他的胸口，颓丧地说： “就是，心口都冰冰凉了。” 死了。生与死的界线只此一步。早上出工的时候，小老头还腆着大肚子，自得其乐地、晃晃悠悠地扛着铁锹，对我说，劳动就是好，现在他吃得香了，肚皮小了，老婆对他不满的烟也戒了，还学会了打炉子打炕；他深刻领会了毛主席要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意义；他还能再活二十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还没走到桥头，他就被喊了回去。而现在，他的“心口都冰冰凉了”。 “呜呜……”“残渣余孽”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他是个好人啊……呜呜……是个好人啊，说我是反革命还差不多，他是不会反的呀……呜呜……” “残渣余孽”在军阀的枪械所做了十几年工，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解放后一直在这个农场的机修厂干活。有人嫌他历史上有污点，借故降了他一级工资。他跑去找宋征。宋征一个电话，那人只得乖乖给他复了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那人一跃成了“革命大联合”的小头头，就把他送来武装连关迸牢房。罪名是“和宋征搞第三次国共合作”。 他的悲哀，是真挚的。 “呜呜……宋副师长死得冤啊。呜呜……宋副师长死得不明不白啊。呜呜……” 看到一个身经百战的、军龄党龄比我年纪还大得多的人，一个踏踏实实、平易近人的老革命，就这样被一群无知的人、寻开心的人、有野心的人踢来打去，还不知用什么方法致了内伤，终于死在这凄风苦雨之夜，死在一片洪水之中，死在一群陌生的“犯人”之间，而且死前连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死后家属又无法抚尸，只有一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他致悼词，为他鸣冤叫屈，我也不禁潸然泪下了。想起他弥留时的呓语，看到这样一个老革命在死前的昏迷中仍这样虔诚、真挚，不敢对施加于自己的凌辱表示一点异议和怀疑，我更感到自己像虫蚁一样地渺小和无力，更对凌驾于我之上的这种恐怖力量敬畏如神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蹲在尸体旁的老秦忽然握起拳头，用严肃的眼光对我们扫了一遍，说：“对的！他死得有问题。李大夫，你说呢？” “事情是明摆着的啦！”李大夫叹了口气，“不过，现在有什么办法？到处都整死人，有冤无处诉啦。你我都朝不保夕，生死未卜呀！” 天更亮了。虽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可以看出今天是个晴天。在屋檐下躲过暴雨的麻雀又很落寞、很寂寥地喳喳叫了。晨光从喷着红红绿绿的图案的玻璃窗外一点点渗进来，但人们的脸并没有因此而开朗，一个个还是满布愁云惨雾。现在已可以看清：宋征皱着眉，睁着眼，嘴角向上，露出一种狰狞的笑容。老头活着的时候，对人总是和和气气的，死以后倒现出一副可怕的面孔。我抽出他的枕巾，盖住了他的脸。 “同志们！”老秦在炕上站起来，又恢复了他夙常那种演员的姿态，手往下一劈，并且奇怪地把我们称为“同志”，说：“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天，以后，忘记了今天就等于背叛！” 而正在这时，外面又哗哗地响起蹚水声。他又急速把手一挥：“散开，快散开！各就各位！”我又赶紧退回窗前。 哗啷，锁打开，枪托一砸门。“连首长”刘俊穿着高腰雨靴，拿着一根削得笔直的树枝跨了进来。王富海跟在后面。他端着枪，光着脚，沾满泥污的绿军裤一直卷到大腿根上。 “嗯，很好！人都在。”刘俊两眼把牢房一扫，夸奖了我们一句。他身材高大健壮，要不是前额略嫌低狭，还算得上是英俊魁梧的。他是一九六五年从公安部队复员的禹！班长，现在已经是这个不戴帽徽领章的武装连的“连首长”了。 “这场自然灾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场考验……” “报告连长：宋征死了。”只有小顺子有胆量打断他的话。 “啥？”他像是吃了一惊，脸陡地阴沉下来。“咋死的？嗯？”他气汹汹地跨到炕边，掀起枕巾看了看，“咋死的？嗯？李方吾，你说！” “这个，这个……”李大夫吓得嘴唇发抖，“这个……我……” “报告连首长，”小顺子眨眨眼睛，“他昨天回来到处喊疼，头疼、心口窝儿疼、肚子疼……” “谁问你啦！”刘俊瞪了小顺子一眼，“你说，李方吾。你是医生。” 李大夫还是抖得说不出话。 “嗯？肚子疼？……”刘俊思忖着，“是不是绞肠痧？老百姓说的绞肠痧，你们医生叫啥？” “说！”王富海把枪对李大夫一戳。 “叫……阑尾炎。” “对了。就是阑尾炎嘛！过去我们部队有个战友就得这个病死的，跟宋征一样。主要是吃了饭就运动。王富海！” “有！” “叫两个人抬副门板来，收拾出去。” 这时，刚刚蹿入我心脏的毒素起作用了，突然有股强烈的报复欲使我不能控制地昂奋起来。 “报告连长，”我向前跨了一步，“这块玻璃被打碎了。” “嗯？咋搞的？”果然，引起了刘俊的注意。 原来，玻璃上有在“三忠于”活动中用红漆喷上的毛主席胸像，缺口呈三角形，斜边正从胸像的面部切过。 “谁干的？”他愤怒地大吼了一声。 “王富海王班长，”我兴奋地揭发，“他昨天晚上故意用枪朝这块玻璃上一捅。” “唔——”刘俊一下子泄了气，像多疑的麻雀一样歪着脑袋。王富海却马上惶恐起来，本来就不高的身子又缩了一大截。 “唔——”刘俊终于平静下来，“王富海，把玻璃碴捡起来。别扔到垃圾堆上，放到办公室主席像的后面。以后你注意一点，别老冒冒失失的。” “是！”王富海急忙弯下腰，在水里慌慌张张地摸索着。大概他的手被碎玻璃划破了，只见一缕鲜血悄悄地在污水里飘散开去。 “现在，我跟你们讲。”刘俊又面向蜷在炕上的人，用树枝拍打着雨靴，模仿阿尔巴尼亚电影里德国军官的姿势，“现在……哦，石在，你回到你的铺位去。现在，这场自然灾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场考验。昨天你们就经过了考验嘛，很好嘛。现在，夏秋作物、瓜果蔬菜全部淹了，房子也倒了不少。但是，我们的方针还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要大灾年夺大丰收，像大寨那样。我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你们呢？是和革命群众一道艰苦奋斗，争取立功赎罪、宽大处理呢？还是准备顽抗到底呢？当然啰！‘树欲静而风不止’嘛，你们当中肯定会有人乘机跳出来表演的。好！我们正要在这场抗灾中狠抓阶级斗争，抓出几个典型。从今天开始，革命群众要大干了，男女劳力统统上阵。管你们的，换个女班长，是贫下中农、共青团员。你们不要以为换了女战士，你们就可以捣乱啰，逃跑啰。我们就是要这样考验考验你们。谁敢试试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我们欢迎……关于宋征的死，也是不可避免的嘛，和自然灾害一样。要奋斗，就会有……哦，关于宋征的死，不准你们互相议论，不准外传消息。从今天开始，信件一律要检查，家属一律不准探望。如果发现你们不老实，当场铐起来！不信，你们就试试……” 我的老领导就这样被抬走了，放在一块湿漉漉的门板上；我刚刚像得到天授似地想出的伎俩也落了空，悲伤和羞愧的眼泪又悄悄流了出来。 随后，王富海端来一盆玉米饼，发给每人两块。 “大家节约点吃。”王富海从来没有这样和蔼过，“这就是一天的饭啦。都吃了，晚上就没啦。要喝开水也没有，反正外面有的是水。大家凑和点吧。连首长还特别关照，吃完饭歇一会儿再出工，别得了阑尾炎……” “妈妈的！谁知道晚上还活不活……” 小顺子和“多事先生”很快把两块玉米饼都吃完。其他人先还迟疑不决，但最后还是把一天的饭全报销了。 第一线灿烂的阳光射进来了。多么美的阳光，多么惨淡的人生啊！ 门“吱”的一声轻轻开了，这还是第一次不用枪托，而是用手推开的。 “大家休息好了吗？”一个年轻的冀东口音的妇女在门外喊道，“休息好了就出来吧，出工了。” 第四章 潘多拉使诸神和人们惊讶了。 ——《希腊古代神话传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会放射出这样美的光辉。金色的阳光照在她脸上，甚至可以看到她红润的皮肤上茸茸的汗毛。齐耳的短发配上圆圆的脸，表现出了无邪的稚气；肩膀、胸脯、胳膊和手都厚实丰满，仿佛勃勃的生气要往外溢出似的。她是当时画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典型的农村姑娘，肥腴、妩媚而又端庄。她背着一支七九步枪，穿着已经被洗得发黄的绿军装。而就这种装束，在我们眼里也像个天使，露出安详的、抚慰人心的、好像还有点歉意的笑容站在地狱的门口。 所有的“犯人”，包括小顺子在内，都乖乖地排好了队瞅着她，听她的命令。 当务之急是排水。哪里能排出去就到哪里挑沟，十个人要分散开来。大概她和她率领的女战士们早已商量好的：三个“刑事犯”归两名年纪较大的女战士带领；李大夫和“残渣余孽”两个老头子，由一名体弱的姑娘带领；小顺子和小陈两个年轻小伙子归在一名“孙二娘”式的女战士麾下（可是小顺子马上就喊肚子疼，回牢房睡觉去了）；老秦“一贯不认罪服管”，单独由一名“顾大嫂”式的女战士看押；“多事先生”这个抑郁型的精神病患者和我这个白面书生，是属于既老实而又身体较强的一类，由她亲自带领。 啊！这是命运的安排吧！ 空气清新凉爽。从充满氨臭的牢房出来，我头晕目眩，脚步趔趄了一下。她在后面喊了一声：“小心！”关心多于呵叱。这时，只要两个平和的字眼，就能给人以温暖。我心头好过了一点，定了定神，才看到：灾情的确是严重的。目之所及，不过是被淋得像一摊摊烂泥的土坯房和环绕房屋的东倒西歪的树木；已经坍塌的房子，早已泡成了一堆堆凄凉的荒冢（我们那间土坯牢房没有倒塌，简直是不可解释的奇迹）。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了。然而，天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清晨的微风，在水面上吹起无数细碎的鳞波。大自然以万物为刍狗，她并不以为这对人是一场灾难，仍然到处炫耀她的美丽。我不觉叹息了一声。 “咋哪？不好走吗？”她以为我在叹行路的艰难，“来，让我走前面。我路熟。” 红润匀称的小腿，矫健有力地蹚到我前面。一圈圈美妙的弧形的涟漪，在小腿肚四周轻漾。这个印象，好像开始驱散笼罩在我心头的乌云。我感到一股青春的热流在搏动，感到一种异性的美对我的刺激。我不由得挺起胸来——我也是个年轻人。 远远的，其他几个女战士都按条例规定走在“犯人”的后面或侧面。惟独她，背着枪，用一根树枝在我们两个“犯人”前面全神贯注地探着路。我突然产生异想：如果真有犯人在后面用铁锹这样一劈…… “喂，班长，”我想，我毕竟是个男人，“还是我走在前面吧。” “不，”她没有回头，“你路不熟。这附近本来就有个好几丈深的大水坑……” “啊！——” 她的话没有说全，就传来一声惨叫。七八十米的前方，有一个绿衣服的影子一晃，就没入水面。 “不好！”我大喊一声，扔下铁锹，奋力向前面奔去。跑了一大半距离，我也陡地滑进了大坑，接着，我换用自由式的泳姿游到出事地点。这时，一片妇女的长发像水藻似的正在水面飘浮着，我一把抓往它，再游三四米，就爬上她原来滑下去的斜坡，把她拖了上来。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穿着一身补着补丁的绿军服，双目紧闭，脸色铁青，一头水淋淋的乱发劈头盖脸，两只枯瘦黧黑的手紧紧抓着两团污泥。我不能把她放到水里，只得抱着她蹲在水面上。 “啊呀！真亏你！”女班长气喘吁吁地跑来，“这是刘连长的爱人。她大概是回来给娃娃拿尿席子的，咋办？咱们把她抬到羊圈去吧。喂——喂——” 她招呼来几个女战士，那群“犯人”仍留在远处，莫名其妙地向我们这边瞧着。 这就是“连首长”夫人！我看到了我们生活条件的普遍贫困，那样一位威风凛凛的人物，家庭生活也不富裕。我那还没有完全泯灭的善意，又不自觉地萌生出来。 “先急救吧。”我说，“从这里蹚水到羊圈，至少要蹚半个多钟头，到那里，人也完了。你把李大夫李方吾叫来。他有办法。” “好，好……”她信任地对我连连点头，其中不无亲切之意，“李方吾——李大夫——你过来——” 李大夫跌跌撞撞地在水里蹚过来，略施小技，不一会儿“连首长”夫人就苏醒了。 “啊呀！大妹子呀！我这趟可过了次鬼门关呀……”“连首长”夫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那死鬼不顾家呀！就知道干他妈的革命呀！革得他妈的家里都死光他也不管呀……” “好了，嫂子！好了，嫂子！……”她噘着丰满的嘴唇，像哄孩子似地劝慰着；用滚圆的、长得很好看的手指替“连首长”夫人理顺头发，“好了，嫂子！人家连长干的是革命，是国家大事，别怨他……” 这一上午，就因为出了这件大事而在忙乱中过去了，谁也没有干一铁锹活。我们轻松地回到牢房。但一坐下来，就感到饥肠辘辘，玉米饼都吃完了，只得无精打采地爬上炕，靠在潮湿肮脏的被褥上。 一会儿，门又轻轻开了，她忸怩不安地站在门口。我们都抬起头，满怀希望地盯着她，看她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中饭。 “石在，你出来一下，”她招呼我。眼里闪耀着羞涩的光泽。 “什么事？”我跟她走到墙角，问她。 “给。”她拿出一块用印着花猫的小手帕包着的玉米饼。 “就一块吗？”我瞥了一眼。 “就一……一块。”她讷讷地，脸好像一直红到了头发根。 “这一块，我们十个人怎么分呢？” “就给你的。这是我的一份。你一个人吃。” “哼哼，”我冷笑着，“你以为我一个人当着他们那么多双眼睛能吃得下去吗？” “你就在这里吃，吃了再进去。” “谢谢。”我轻轻地推开她的手，“这……这我不习惯。” 起风了。风徐徐地刮过水面，拂起她颊边那一绺新月般弯曲的黑发。这时，我才发现，她左腮靠嘴唇上方，有一颗令人惋惜的、如绿豆般大小的黑痣。 “你……也是坏人吗？”停了一会儿，她有点尴尬地问我。 我不知怎么回答，难堪地笑了笑。 我们相对无言。她又低下头，微蹙着眉，像是为难地喃喃他说，“我说，我不愿来看管你们……可那……” 我侧着脸怀疑地看着她，她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派来试探我的吗？想到这里，我的心抖了一下。 “班长，要没别的事，我进去了。” “哦，”她仿佛从自己的思索中惊醒过来，“你进去吧……” 停了很长时间，我们才听见她抖抖索索地把门锁上。 “什么事？”大家好奇地问我。 我也不知是哪来的那么一股狭隘得可笑的英雄主义，把刚刚的事情气愤地说了出来。 “唔，唔……”老秦意味深长地点着头。 “嗨！妈妈的！你石在真傻！吃了再说。”小顺子扑到窗口。“喂——乔班长——” 她又哗哗地蹚回来，在窗外问：“啥事？” “你不是有块饼子吃？”小顺子嬉皮笑脸地，“来，咱们给石在做了工作，他要吃了。” “是吗？”她高兴地从被王富海打碎的那块玻璃缺口把饼子递进来。 “好了！”小顺子捧着玉米饼到炕边上，“来，咱们哥儿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今日同饮庆功酒，甘洒热血写春秋’。来，这块大一点，给石在；这一块给李大夫……‘多事先生’你还伸手呀？妈妈的！你别吃了，吃了事儿更多！……好，一、二、三、开始，吃！” 一口饼子细细地嚼完，慢慢地咽下去，人好像有了点精神，老秦问道：“小顺子，你怎么知道这个姑娘姓乔？” “嗨！好嘛您哪！全团一枝花，武装连的大美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名叫乔——安——萍！” “那么，她是怎么到这团场来的呢？”老秦又问。 “不知道是谁的小姨子，从老家跟着一块儿来的，你别看她，打她鬼主意的可不少，包括咱们‘连首长’在内。为啥叫她来看押咱们？这就是照顾，懂不懂？大田里干活苦得很，尤其是现在，看咱们多轻松，谁都知道咱们不会跑，背着一杆枪，样子货！”小顺子滔滔不绝地说，“可这姑娘有点冒傻气，一会儿跟着刘俊这帮人喊：‘打倒、打倒……’一会儿又跟他们辩论：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还认真得不行，刘俊他们把她当玩意儿耍呢，瞧吧，迟早她要栽在这帮人手上……” 下午出工，看到水小多了。原来这个连队地势较高，大渠缺口冲下的水，只是从这里漫过，就涌到东南方向的荒滩上去了。道路两旁的深沟里虽蓄满了水，而道路上有的地段已现出了路面。通讯员骑着没有备鞍子的、满身泥污的马，在断断续续的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跋涉。路边电线杆上的电话线，又开始嗡嗡作响。到底是负有特殊任务的武装连队，尽管遭到这样的自然灾害，但通信和电力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你为啥不一个人吃饼子？”走在路上，她悄悄问我。 我没有回答。 “你倒是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并不带讽刺意味地说，“可你饭要吃饱，以后有了吃的，你就一个人吃。” “哪来吃的？”我奇怪地问她，“每个人不就是一份吗？” “哦，那，那……”她吞吞吐吐地，并且腼腆地向我笑笑，又改变了话题，“他们说你文化很高，是吗？” “也没多高的文化。”我谨慎地回答。我搞不清她的用意，她的笑靥和正在我腰侧晃动的七九步枪怎么也调和不到一起。 “我挺喜欢有文化的人。这里的人，都野得很。”她好像还叹了口气，“……他们爱糊弄人，欺负人……” 我像狐狸一样小心别钻入什么圈套，默不作声。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却在一旁叫起来。 傍晚，我们听见远处尖厉的哨音，大队收工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几个女战士领着各自所带的人马，会合在连队前面一棵歪歪扭扭的沙枣树下。这时，安在语录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团场“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抓革命，促抗灾”专题节目： “……在这场抗灾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有：武装连女战士乔安萍同志。当一名干部家属不幸被洪水卷走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青团员——乔安萍同志，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奋不顾身地冲到洪水前面，面不改色心不跳，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救出了阶级姐妹的生命。对乔安萍同志创造的英雄业绩，团场革筹小组决定给予记二等功一次……” 几个女战士围着她雀跃欢呼，可她却用一种羞愧得痛苦的眼光偷偷地瞄我，像暮色中闪烁的星星。 第二天，天气仍然晴朗。天上的雨水好像全倾泻尽了，太阳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水已在昨夜全部退去，除了洼处还有积水，大地已显出了它本来的地貌。那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据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无望，就是军垦战士——农工们的生活也马上要面临困难。可是，广播站的高音喇叭，还不断传来师部、团部的动员。在一派豪言壮语后面，无非向农工说的是，不要指望国家的支援，要“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开玩笑一样，把这场自然灾害说成是“好事”。农工们在出工前列队听完这样冷冰冰的鼓励，其垂头丧气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这些囚犯。 看着他们穿着褴褛的、满是泥污的绿军服，对着高耸在一片破破烂烂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浇铸的语录塔，用低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诵着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请示完毕，再举起主席像和语录牌，无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时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伤了。来这里一个多月，我充分体会到农工们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他们吃着粗粮，住着陋屋，看不到一点生活改善的希望。持久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使他们逐渐丧失良知，丧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愤，盲目地发泄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动”中去。所以我有时平心而论，倒也觉得他们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复一条农渠，她没有机会和我单独说话。傍晚收工往回走，因为“多事先生”一向动作迟缓，出收工都拖在后面，而她又必须在最后押阵，所以他们两人脱离了这支小小的劳改队伍。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锹。我只得退出队列，站在泥泞中等他们。 “我不是叫你替疯子扛铁锹，”她押着“多事先生”赶上来，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话跟你说。” 我疑问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报的，”她语无伦次地说，“是连里报的……那应该是你的功，是你把连长家属救起来的，你应该……” “噢，原来是这件事。这有什么？领导上把功归于你，我想总有一定的道理。”我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这个功，我争来功有什么用？” “你立了功，就能早点出去呀！”她忽然变换成关怀的目光和关怀的语气，不顾脚下的泥泞，一溜一滑地跟上我的步子，“不是说立功赎罪吗？这个功给你记上，你的罪就赎了一大截子了。你就能早点出来，跟我们一起……” 不知怎么，我觉得这种因为宋征的死已经在我心中破灭了的希望，从她那张轮廓美丽的嘴里说出来，特别不相称，也特别刺耳。我产生了一种自轻自贱、而实际上是被别人的歧视激起的反感，产生了一种想破坏点什么的恶劣情绪。 “你知道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我眉头一扬，故作玄虚地问她。 “嗯？”她天真地笑了，歪着头看我，“你说呢？” “你知道公安人员破案时领的狗吗？” 她疑惑地点点头。 “我们两个就是公安人员跟那条狗的关系。尽管坏人是狗抓到的、案子是狗破的，可是功劳要给公安人员记上。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怎么能给狗记二等功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两个，你就是那公安人员，我就是那条狗！” 看到她颤抖起来，看到她气得胸脯急促地起伏，看到她用雪白的牙齿咬着下唇……我高兴了！我到底发泄了点什么。我真想大吼一声：我要破坏掉一切美好的感情！ 第五章 纯洁的人性在赎偿人类所有的缺陷。 ——歌德《赠克吕格尔》 这几天，她没有理我。她不时用孩子般的赌气的眼神瞪我。有时，完全不必要地对我呵叱：“快干，快干！你干活老是磨磨蹭蹭的……”搞得另外几个女战士都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在九个“犯人”里（小顺子现在干脆躺倒不干了），我干活是最踏实、最卖力的。但是，也许只有我才能听出她的呵叱里有一种并非不友好的调皮的捉弄。每在这个时候，我就装着不理解，用凶狠的眼睛回瞪她，我并不是不愿领受这种友情，不是对她有反感，而是我现在更产生了一种我感情上想得到、而理智上知道根本不可能得到，从而要干脆毁坏掉我想得到的东西的畸形心理。 洪水过去一星期以后，大地就恢复了生机。她甚至比过去更美了。茂密的、苍翠欲滴的绿叶，汁水饱满、纤维坚韧的枝蔓，覆盖了洪水在土地上破坏的痕迹。本来已经黄熟的春小麦是完了，但水稻却顽强地从水面挺立起来。玉米和高粱，有一部分仍可指望收成。阔大修长的叶片，像碧玉似的略略透明的枝干，在带着红斑的、像鱼须似的须根的支撑下，迎着炎热的夏风摇曳。大自然自己愈合了自己的伤痕。人，不是也有这种能力吗？ 阳光酷烈，暑气蒸人，我们这些“犯人”干活的时候，除李大夫和“多事先生”外，都脱光了上衣。我看着我隆起的胸肌、突出的双头肌，像扇子面一样的阔背肌和胸肌下一块块对称的腹肌，全被灼热的阳光晒得油黑锃亮，不禁有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我想，以后，我可以躲开这纷扰的世事去务农，凭我多年坚持体育运动锻炼出来的这副健壮的身体，足可以把妈妈养老送终。所以，我干活很认真，在挖渠、挑沟、修埂、平田中，不断向本地人出身的“刑事犯”和小陈请教农业生产知识。不几天，我的农活干得就很出色了。 我们干活的时候，女战士们就抱着枪在树阴下乘凉。她们就取得这点特权，有别于在大田里辛辛苦苦地和我们一样干活的其他男女战士。这些穿着军装的女农工们，不改她们在农村自小养成的习惯，她们多数人拿着针线和鞋底，围在一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在她们纳鞋底和搓麻绳的时候，七九步枪也成了她们的纺织工具。这副情景，要让一个有闲情逸致的旅游者发现，肯定会当作世界奇闻报道出去。当然，我们是不会从这种荒唐可笑的画面中得到乐趣的，我们明白：在她们这松散的一伙背后，有刘连长说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宋征领教过后，已经死于非命，这是开不得玩笑的。 那么，“连首长”这些人怎么会放心我们“犯人”同她以及这些家属（派来看押我们的女战士，除她之外都是连队头面人物的家属，全属照顾性质）接近呢？后来我才理解这些人的心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作人，就和古罗马贵妇人洗澡时不避她们的男奴隶一样。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些妇女会对我们有什么好感，或是我们敢于对她们有什么非分之想。他们确实是以为已把我们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了。 在平整土地的时候，偶尔，我会因取土的需要站得离她们近一点。我听见，我，常是她们叽叽喳喳的话题。她们也是人，而且是女人，当然是用女人的眼光来看男人。她们赞赏我结实匀称的身躯和踏实的劳动态度，传我有什么问题，猜测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是否结了婚，一个月挣多少钱，等等。这时，我会不由自主地瞥她一眼。我看到她从来不参加她们有关我的议论，只是在一旁拄着步枪，用兴奋的、专注的、研究的眼光盯着我，仿佛我是一只她正准备捕捉的猎物似的。 我也是人，而且是男人，这时，我那男性的敏感总会使我得到一点满足，还产生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别看你们拿着枪，我的气势就足以压倒你们！ 这天傍晚，我就端着这种不无炫耀的姿态，扛着铁锹，昂首挺胸地走在队列前面，她在最后押着“多事先生”，不时叫喊走慢点，等一等。我站在路边，仰着脸，以一种凌驾于她之上的眼光脾睨着她，我恍惚看到她在我旁边显出了软弱、慌乱的表情。她没有再敢呵叱我，我反而发开了牢骚： “走快点嘛！干了一天了，肚子也饿了，你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 “好，好，咱们快走，快走……” 回到牢房，她把锁打开，我们一拥而入，小顺子从炕上跳下来。 “快吃饭，快吃饭！今天有信。喏，这是李大夫的，这是马力的，这是秦技术员的……喂，乔班长，快给咱们端玉米饼子来！妈妈的！我呆在家里肚子都咕咕叫了……” “小顺子，有我的信没有？”我看着李大夫、老秦等人聚精会神地读着家信，羡慕得几乎嫉妒起来。信都是拆开的，而且不给信封，据说扣下信封要“存档”，统计“牛鬼蛇神”在改造期间收到过多少封信，信又是从哪里来的。 “喂，先吃饭……” “到底有我的没有？” “没有……妈妈的！肚子饿了，吃饭要紧……” 她和一个女战士把一盆玉米饼和一盆菜汤端进来。刘俊跟在她们后面。 “唔，信都看了吗？小顺子，把信都发了吧？家里都叫你们好好改造，是吧？石在，你的信呢？……” 我疑惑地瞧着小顺子，小顺子无奈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 “唔？咋？没有给？来，我给他念。” 我觉得全身的肌肉紧缩成一团，神经也顿时麻木了。 “‘石在同志’，哼！还‘同志’呢！看来写信的人也不咋的！‘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沉痛的消息，你母亲……’” 我一把把信夺过来。这是邻居赵老师的笔迹。 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呀！ “……你嘛，十八岁就反党……”刘俊用猫儿戏弄老鼠的神情斜眼看着我，“……只有好好改造，才有你的出路……” 我狂吼一声，想扑过去，但刚一挪步，就重重摔倒下去…… 醒过来，已经是黑夜。在昏暗的灯光下，李大夫、小顺子、老秦……除“多事先生”，全围在我身边。 “好了，好了，”小顺子说，“这就没事了。妈妈的！真吓人……” “要坚强地活下去！”老秦握着我的手，“他们就是要你自己垮掉。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坚强地活下去，并且要永远记住这一天……” 我没有眼泪。所有的痛苦都被这个痛苦压倒了。我用被子蒙住头，强压住从胸中往上涌的悲号。母亲死了，那一个充满着母爱的光辉和家庭温暖的世界消失了。从此，只有我一个人踯躅在这样一个混乱而又荒凉的人间。这种想像，这种孤独感，激起了保卫自己的本能。这种本能，又加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 心里的血淌完了，心里的水分也被压榨干了，心就会变硬起来…… 夜，静悄悄的。只有一只夏虫在窗外寂寞地吟叹。那幽幽的、断断续续的、时高时低的卿卿声，给我带来青草的气息、泥土的气息、生命的气息。是的，世界是美好的，生命是值得留恋的；活是要活下去的。但是，我那能品味、体验、享受美的心已经僵硬了，从此，美的世界在我心中折射出来，都将是零碎的、扭曲的、变形的。我把被子略略掀开，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像被打伤的野兽似地，带着颤音长长地呻吟了一声。 而这时，从那焊着钢筋铁条的窗外，像是回声一样，也飘进来一声幽幽而沉痛的叹息…… 第二天早上，虽然我一夜没有睡，仍然按时起了床。仍然是她和一名女战士端来玉米饼和菜汤。她没有看我，像影子般飘然而逝。我默默地吃完早饭，大家也都带着沉重的肃穆不声不响，连“多事先生”也没有“多事”。 一会儿，她在门外招呼了。我还是默默地扛上铁锹，跟大伙一齐排好队。老秦用赞赏的眼光鼓励着我。她站在队列前面，用忧郁的声调问李大夫： “他……他还出工吗？” “出！” 老秦代我作了坚定的回答，然后领着呼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向左转、开步走、一二一……” 今天还是修复农渠，全都在一起干活。女战士们好像也安静了一些，她们在树阴里叽叽喳喳的声音是低沉的、克制的。快到中午，一段渠堤修好了。她叫其他女战士把“犯人”带到另一段渠湃，留下我和“多事先生”在这里收尾工。等人走远后，她让我们也到树阴下来，嗫嚅地对我说：“我……我还不知道……你还有妈。” “啊！”我突然愤怒地喊叫起来，“难道我就没有妈吗？！”这时，我只觉得头昏目眩，眼前一片金黄色的光，光中飞舞着无数苍蝇似的黑点。“难道只你们有妈妈？难道我们阶级敌人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吗？难道我们就没有血没有肉吗？难道我的妈就应该……”一霎间，我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血一下子涌到头部，浑身战颤不停，最后竟喊失音了。我焦灼地用十指抓挠着喉咙和胸脯。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双手乱摇，惊慌地反复这样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仍剧烈地战颤着，抓挠着，嘴角喷出了白沫…… “你打我吧！啊，你打我吧！”她把枪撂到地上，抓住我一只手，“你打我出出气就好了……你打吧！就这样，就这样……”她把我的手使劲向她脸上挥，“就这样，你打呀！你打呀……” 我猛地甩开她的手，一口气终于冲出来： “你滚！你滚！你滚得远远的……” 接着，我转身扑倒在渠堤上，放声嚎啕起来。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中午酷热的阳光把渠堤上的沙土晒得发烫了。干燥的、闪光的细沙，悄无声响地从堤坡上蜿蜒流下，如同不尽的、结晶成固体的眼泪。细沙流到我头顶，流到我赤裸的胸脯，给了我一种凄凉的温暖。一只土蜥蜴，在芨芨草丛中探出头，用米粒大的黑眼睛望了望我，又急匆匆地掉尾爬去，几只小蚂蚁，在我眼前商议着，踌躇着，最后像还叹息了一声似地败兴而归，她用细润的手，胆怯而温柔地摩挲着我的脊背。我的皮肤陡然感到一阵清凉滑润的舒爽，同时闻到一股茉莉花的香气。 “背都晒脱皮了，给你抹点香脂。”她蜷着腿坐在我旁边的堤坡上，声音发颤地说，“以后干活穿上衣服，要注意身体呀。” “你走吧，”我只是无力地摆动手臂，忘记了她是看押我的，“你走吧，你走……” “现在我看清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她叹息了一声，愁苦地把手放在膝盖上，“别人伤心，他们高兴……你别伤心，以后慢慢会好的，毛主席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救了人，总有好结果的。他们知恩不报，还折腾你，总没有好结果……” 我抽动了一下，紧闭上眼睛。在人性的暴烈冲动过去以后，多年来被培养成的驯顺的理念又习惯地控制了我。我觉得她那无视抽象的政治概念，仅凭一种简单的是非观，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的做法是幼稚的，我不敢想像刘俊。他代表的是历史上那么巨大和正确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我一直崇敬的对象。现在，好像它越残酷恐怖就越使我痛切地尝到惩罚的滋味，越使我折服，因而也就越使我自怨自艾，悔恨过去。 太阳更酷烈了，树阴慢慢移动了地方。我们俩都暴露在炽热的阳光下，她仍守在我身边，不顾我的冷淡，絮絮地说： “我知道你吃不饱，想给你送点吃的。可白天不好拿。我回去给你在窗子下面支个铺。我晚上就从那块破玻璃给你扔进来。你一个人悄悄地吃……” 虽然我并不想吃她的东西，但她这个主意我觉得还是可取。一张大炕睡十个人，夏天挤在一起，闻着浑浊的鼻息、汗气，常常使人不得入眠。再加上“多事先生”的虱子横冲直闯，更搞得人奇痒难熬，中午，她取得刘俊的批准，让小顺子帮我在窗下搭起了铺。铺板就是抬走宋征的那块。当然，现在已经晒干了。 晚上，睡在窗下，清凉的夜风拂着我的脸颊。大恸一场以后，心头好像轻松了一些。悲痛是会随着眼泪溢出去的，如果人类没有泪腺，我想，平均年龄绝不会超过四十岁。但是，摸着身下这个铺板，我对自己是不是能活到三十岁都没有把握，难道这块抬走过宋征的铺板就不会再把我抬出去吗？ 第六章 销魂的酷刑，极乐的苦痛！ 痛苦和快乐都是难以形容！ ——亨利希·海涅《诗歌集》 香甜爽朗的晨风，穿过破玻璃轻柔地吹醒了我。我感到特别清醒。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在入睡以前，我想，今夜一定会梦见母亲。但是，却没有。生与死既是一步之隔，又离得非常遥远，在梦中都无法再见到慈颜。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在锅灶中间度过了她的一生。她相信冥冥之中有另一个世界，相信托梦、还魂等等无稽之谈。有时，在灯下，她老人家带着那么神秘和虔诚的神情，对我说得活灵活现，仿佛灵魂在幽冥中更加自由，随着清风就能飞临人间。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她老人家来到我的梦境哩？…… 我正躺在铺板上苦思冥想，高音喇叭突然播出了一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高亢的乐曲，同时窗前的操场上也响起了哨音和口令声。我坐起来，想从玻璃缺口向外看个究竟，而一块用印着花猫的小手帕包的玉米饼却从被子上滚落下去。我看了看炕上睡着的九个人，经过一番考虑，真如她所说的“悄悄地吃”了。 等我吃完，再趴到缺口旁往外看，人群已经散了。只见玻璃缺口的边沿上，有一缕像是从肉上刮下来的鲜红的血迹。 干活的时候，她又把我和“多事先生”（“多事先生”啊，你曾听到过多少秘密）叫到离人们很远的地方修一段车路。 “谢谢你。”我说，“我看见了。也吃了。” “是你一个人吃的吗？” “是的。” “你睡得真沉。我在窗子外看了你好半天。”她调皮地笑着，“我本来拿着根树枝子，想捅醒你，可看你睡得香香的，就算了，以后你别让他们知道。” “算了吧，以后别送了。”我一面扔土一面说。 “为啥？”她歪着头，不解地看着我。 “谁知道我要关多长时候，也许……” “不，”她任性地说，“反正你关多长时候我就给你送多长时候，老送下去……” “那么，我就要老关下去啰？”我凄怆地笑了笑。 “不，”她拄着七九步枪，望着远方，脸上溢出如梦似的甜蜜：“你在这里我给你送吃的，以后……” “以后怎么样？”我不是故作多情，而是确实没有想到以后会怎么样。 “以后……”她抿起嘴微微一笑，“我不说了，你坏得很！” “你这倒说对了，我本来就是坏人嘛。” “别，别……”她向我靠拢过来，又啄起鲜红丰满的嘴唇，像哄孩子似的，“我这是说笑的，你别生气，啊，别生气。我知道你们右派是好人。过去我们村里也有下放来劳改的，就是说大炼钢铁搞糟了，大跃进是大冒进，老百姓饿死了这些话的人。我妈跟我说过，你们右派是好人。” “不！”我吃了一惊，而且知道她是把“右派”和“右倾”搞混了，赶快说：“不，我没说过这些话！”我的确没说过，而且连想也没敢想过，她这样大胆而明确的话，又引起了我的怀疑。 “说了就说了，怕啥？这儿又没别人，就这个疯子。”她瞟了“多事先生”一眼，把一绺头发撩到耳后。我看到她手背上贴着纱布。 “你的手怎么啦？” “没啥！”她莞尔一笑，把手藏到背后。 联想到早上沾在破玻璃上的血迹，我明白了。一方面是有意试探，一方面是真情关怀，我无法理解，深深地叹了口气。 “别多想了。”她温和地劝慰我，“我也没爸，也没妈……哎，就说你……就一个人，是吗？” “是的。”我沮丧地回答。 “我也是一个人。”她倒仿佛很高兴地接着说，“我妈是六○年冬天得浮肿病死的，因为没吃的，那年我才十三岁，也伤心得不得了。可咋办呢？活着的人还得过呀！人嘛，听老辈人说，人死如灯灭。一辈一辈都是这样。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觉着过不去了，可时间一长，也就过来了。”蓦地，她又转换成调皮的卖弄的神气问我：“你今天早上看到我跳舞了吗？” “什么？跳舞？” “‘忠字舞’呀！我专找了个对着你们窗子的地方站着，专跳给你看的。给你宽宽心，解解心烦。” “‘忠字舞’？什么‘忠字舞’？” “嗨！你都让人关傻了，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忠字舞’嘛！最新的。我们昨儿晚上才学的。现在外面都跳这个舞，连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都跳哩！可好看了！你明天早晨趴在那缺口子上看吧！我只跳给你一个人看……” 第二天清晨醒来，又在枕头边上发现一块玉米饼。正在我吃的时候，高音喇叭和哨音又像昨天早晨那样响起来。 我好奇地趴在破玻璃的缺口旁，看见军垦战士们趿拉着鞋，揉着惺松的睡眼，打着哈欠，从宿舍纷纷聚到操场上。他们排好队、报了数，就按乐曲的节拍跳起舞来。这种舞蹈是一系列凶猛动作组合成的，像是丛林中的非洲土人或澳大利亚毛利人的战斗舞，但又没有那种舞蹈所具有的粗犷的风趣和激情，而是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 然而，我看到了她。她正对着窗子，浑身充满着热情，美丽的脸庞在晨光中粲然发亮。她在举手抬足之间稍稍变换了一点点角度，任丰腴柔软的四肢和腰身依自然的节奏来摆动、竟把那一系列恶狠狠的动作化成了曼妙的舞姿。当她挺胸一跃的时候，粗陋肥大的绿布军服都没有掩盖住她婀娜的线条，她身体的突出部位却像风帆一样饱满地显现出来，伸开的两臂宛如鸟儿的翅膀，好像她马上要凌空而去似的。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美。不过，她怎么会把这种奇形怪状的所谓舞蹈跳得那么动人呢？我蓦地恍然大悟了：她对我的关心和安慰，绝不只是出于同情！而是爱情！ 我一下子倒在铺板上。这并不是被爱情所陶醉，而是有两种感觉纠缠在一起撞击着我。一种是微妙的直觉，它告诉我她是真挚的。她在这贫困粗野的环境中遇见了我，我也许正符合她早就设定的某种想像或幻想，她那少女的心就不顾目前的处境对我一见钟情。可是另一方面，自危、痛苦、惶惑、怀疑已经充斥了我的心，再没有一点余地能容纳柔情蜜意。而且，她这种竟然大胆地利用我认为虽然浅薄、但毕竟是种严肃的政治仪式来表达个人爱情的方式，也令我不安，使我惊愕。最后，后者压倒了前者，阴郁的保护自己的本能占了上风，她表露出的爱情不仅没有使我感到喜悦的激动，反而引起我莫名的恐惧。我决定拒绝她对我的温情，小心翼翼地企求避免另一次灾祸。 这天，出工前，女战士们把我们带到军垦战士队列的后面，听“连首长”刘俊作薅草的动员。他说，从现在开始到八月底，全连要投入薅水稻田杂草的战斗，“活一分钟就要干六十秒，宁叫身上掉层皮，也要打好薅草仗”。 草荒是严重的。我们随大队军垦战士来到水稻田，只见三棱草淡褐色的花和尖利的芦苇叶完全覆盖了水稻。草薅掉了以后，只有几株瘦弱的稻苗漂浮在水面上。 女战士们坐在农渠上，我们“犯人”在水田里列成一排，旁边田里就是分成一组一组的大队军垦战士，我没有单独和她说话的机会。收工时，我故意落在后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以后，你不要再送吃的了……”他俩走上来，我阴沉地对她说。 “别再说这些话了。”今天，她显得很紧张，不住张皇四顾。“我还有个重要的东西给你看，昨天上面才发下来的。” “嗯？”这件新奇的东西打断我的思路，“那么……你晚上还是从窗子……” “不行！上面说绝不许阶级敌人看，那样做不保险。你知道吗？小顺子就是专门暗地里看你们的。发现了就不得了。等过两天我找个因由把你和这个疯子带到玉米地去灌水，就在那里给你看。” 这样保密，一定是关于我们这些人如何处理的中央文件了。我吞下了我的拒绝之辞，希望她能给我带来一线生机。 回到牢房，小顺子正在吃馅饼。 “喂，咱们哥儿们告诉我，今天连里来了好些小车，还有一辆‘伏尔加’。妈妈的！小人物坐大车，大人物坐小车。瞧着吧，准是兵团或师里来了人，还准是奔咱们这号人来的！” 小顺子有很多北京天津的小“哥儿们”，白天经常来看他。他们不经过合法的渠道，也利用那块被王富海打碎的玻璃传递食品和消息。 果然，她端中午饭来的时候，传达“连首长”的命令，叫李大夫到连部办公室去，看来，上面开始处理我们这些人了，我第一次有点兴奋起来。 “别啃玉米饼了，李大夫。”小顺子夺下李大夫的筷子，“现在就去，妈妈的！首长保险管你一顿红烧肉。” 下午，直到我们已经到田里薅草时，李大夫才由那个小姑娘押回来。他神色懊丧，颤颤巍巍地下了水稻田。 “什么事？”我们都慢慢向他靠拢。 “唉——”李大夫长叹一声，抬起头向四周窥视一遍，“我……我做错了一件事呀……” 原来，是兵团军管会会同师部军管会的军代表前来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在把李大夫叫到办公室之前，刘俊和另一位师首长已经在另一间房子里向李大夫“打了招呼”，要他证明宋征“害的是阑尾炎”。 人们都知道，李大夫是一九四五年华西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有二十多年临床经验，关进来以前是农建师医院的内科主任，够得上是个“学术权威”了。他的证明，是再有力不过的。 “……怎么办呢？在兵团和师的军代表面前，刘连长跟那个师首长一直拿眼睛瞪着我。说错一句，后果不堪设想呀！后来……后来，我只得写了证明。我想，等以后出去再说吧。听师里来的军代表的口气，宋副师长的家属向北京告了状……” 我们大失所望。停了一会儿，老秦突然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冷酷的话： “你还想活着出去吗？” “这……这……”李大夫惊惧地瞧着他，拿着杂草的手索索发抖。 “你想想，”老秦分析说，“宋征死亡的真实情况，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你现在被他们利用，作了假证明，你以为他们会相信你吗？你说你以后出去再说，他们也料到你有这一招，你就成了他们的隐患。现在，你人还在他们手里，只有先把你整死，他们才安心。你看吧，宋征的下一个，就是你！” “啊……啊……”李大夫脸色苍白，像喝醉酒似地在水里晃晃欲倒。我赶忙扶着他。 而真如老秦所料，新的迫害的苗头很快就露出来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刘俊大摇大摆地到田头检查质量。他站在田埂上先看看田里的草薅得干净不干净，然后在撂到田埂上的杂草堆里拣出一把，一根根地审视着，我们都屏声息气，像在听候宣判似的。 “李方吾，这草在你屁股后头，是你撂上来的吧？”他面带笑容，和颜悦色地说，“你过来，你过来。过来嘛！又没谁要吃你。” 李大夫连跌带爬地膛到田埂旁边，丧魂失魄地站在他面前。 “你看看！你给我数数，这把草里有多少稻苗。”陡然，他脸色一变，大吼起来，“说！你说！你是啥用意？搞破坏？哈哈哈……”他龇出牙狞笑着，“看不出你，还有这么一手。咬人的狗不叫唤，暗地里来啊！无产阶级专政咋的你了？你就这么仇恨。上来！上来！你给我上田埂上来！……” 全水稻田里一百多对眼睛全盯在李大夫身上。李大夫已经失去了知觉，失去了分辨能力，低着头、垂着肩，呆呆地站在田埂上。刘俊叫来两个男战士，把撂在田埂上的杂草捆成两大捆，一边一捆挂在李大夫脖子上，又用一根草绳套着他的头，绳子的一端牵在一名男战士手里。 “带去游街！叫他示众！不打你就不倒！牛头不烂，多费点柴炭！我姓刘的就不信制不服你们这些资产阶级……” 灰黑的泥浆涂满李大夫花白的头发和胡须，又滴滴答答地流遍他全身。他像一头疲惫的牲口，被人牵着，拖着，顺着田埂农渠蹒跚着，跨田口的时候，他又摔了一跤，滚得成了一个泥团，稻田里是一片起哄笑骂的喊声： “哈哈，大主任围起了狐皮领子……” “这家伙，过去一双皮鞋就值六十块钱，这下也叫他尝尝赤脚医生的味道……” “喂，金光明（这大概是牵他的男战士），你这头驴可是他妈的喝过墨水的呀……” 我偷眼看看坐在树阴下的她，她却早已背过了身去。 晚上，李大夫吃不下饭，躺在炕上老泪纵横：“怎么办？老秦，不幸而言中呀！……以后，肯定会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不放过我，要整死我呀……” 老秦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们两人到我小铺上坐下。 “你看怎么办？”老秦问我。 “现在能怎么办呢？我只觉得这……这的确比拳打脚踢还可怕！” “天真！”老秦不满地斜了我一眼，“这就是拳打脚踢的前奏，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哩，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我脑子里乱得很，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 “我记得你说过宋证和北京方面的关系。”老秦说，“我们要想办法和宋征的爱人取得联系，把宋征死亡的原因和我们这个所谓学习班的真实情况告诉她，跟她说，我们可以证明宋征死于严刑拷打，可是要保证我们证人的安全。由她向北京申诉，让宋征的老首长插手。他的爱人你是认识的。你要知道，他们怕的是你、我，还有李大夫三个知识分子。整完了李大夫，接着就是你和我。杀人灭口，是这些人惯用的手法。” 我知道，宋征在江西时和长征中给当时还没有打倒的一位部队高级领导人当过警卫员，宋征的名字就是这位高级领导人取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们还经常书信来往。宋征和他爱人王玉芳是一九四九年进城后结的婚，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妇女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是市妇联的一名负责人，听说现在只不过受了点株连，问题还不大。她不只是宋征的贤内助，而且是左右手，过去宋征看文件、批条子还靠她。 “嗯，这倒是个办法。”我说，“可是这样做合适吗？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和处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嗨！”老秦皱起眉头，“你呀，书生气十足！现在有两个司令部，你知道刘俊这些人是哪个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斗争中求生存。小石，现在你、我、他的生命能不能保全，就在此一举了。” “可是……”我犹豫地说，“怎么能跟王玉芳取得联系呢？现在连封信都发不出去。” 老秦两道炯炯的目光盯着我：“这就看你的了。” “我？我哪有办法？我看小顺子……” “不行！”老秦向炕上瞥了一眼，“他那些‘哥儿们’属于毛主席说的‘游民无产者’，‘有时虽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办不成事，倒会到处乱说。你别瞒我。我看出那个姓乔的姑娘对你有好感。你要利用她给你寄信。” “我，我……”我一下子脸通红，但又知道我们这些“犯人”每天形影不离，无法否认这点，“可是……她能冒险给我发信吗？” “那——就看你怎样做她的工作了。” 我被他两道炯炯的目光盯得低下头。他见我沉吟不语，又说： “小石，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不能再书生气十足了。你、我，过去都是吃了书生气十足的亏呀！我现在才知道：活在咱们国家，就离不开政治，你不招它，它要找你，想躲也躲不过去。你老兄在五七年发了昏，歌颂什么人道主义，后来不就上了‘阳谋’的当吗？现在你关在牢里，搞得家破人亡，还想洁身自好，摆出中世纪的骑士风度，不叫女士们去担风险，或是想跟人正正经经地谈恋爱，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你能办得到吗？老实说，姓乔的是个傻姑娘，可你是栽过跟斗的人了，应该懂得功利主义了。你现在就得笼络她、利用她，让她做我们的‘堡垒户’……” 第七章 满纸荒唐言 ——摘自 近几年来，我的生活用四个字就能概括：事与愿违。这一次又是如此。本来是想拒绝和她有管与被管之外的来往的，可是现在还非要设法和她建立某种暧昧的关系不可了；本来是已经生死置之度外，听天由命的，可是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却又有生的留恋，非要积极地去求得解脱不可……老秦对我的动员，尽管有点似是而非，可我也无法反驳他。那的确是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经验，有时，我觉得他真是个梅菲斯特斐勒司，虽然会引诱我去犯罪，但却给我开了新的思路。他善于把抽象的政治概念用到生活实际中去，为自己的行为和利益辩护。我是没有这种本领的。 奇怪的是：自那天我答应老秦去试一试以后，就被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紧紧抓住。基本上，我还是认为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改造的时候，搞不允许做的事是犯法犯罪，对她来说更是不正当的，可是这种犯罪感却会成为一种刺激，激起在刘俊这些人手下既恐惧而又不甘俯首帖耳的反抗性和报复欲。这种情绪使我兴奋不已，甚至缓冲了我悼念母亲的悲痛。 但是，这几天我找不到和她谈话的机会。这种话。又不是出工、收工时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虽然我弯着腰在水田薅草，她就坐在渠堤上乘荫纳凉，而咫尺天涯，我只能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接受她脉脉含情的目光。 一天中午收工回来，小顺子又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小道消息：因为现在“犯人”都和大队在一起干活，看守用不了那么多人，稻田薅草任务又很紧张，连队准备撤下全部女战士，再把王富海派来看押我们。 “……哥儿们还告诉我，”小顺子又说，“这些天连里是因为受了灾，又抢着薅草，没工夫整咱们。等秋收一罢，妈妈的！连里就开始一个个收拾咱们了。咱们大家都当心点，妈妈的！该写遗嘱的就写遗嘱吧……”小顺子虽然不出工，也没挨过打，可他总自觉地把他划在我们一起。 下午出工，走在路上，老秦对我说：“这事再不能拖了，现在，第一步，你必须扯着她，叫她设法赖在‘学习班’看我们。她要是一调走，这事就弄不成了。” 我思忖了一下，就装着系凉鞋的袢子，蹲在队列外面，等她和“多事先生”。 “怎样？听说你们女战士都要撤换下去。”他俩走上来，我插在“多事先生”和她之间。 “就是。”她向我嫣然一笑，“你着急啥？” “你能不能争取留在这里看我们？” “你放心吧。”她在我身后说，“我都说好了，不会把我撤下去的。明天灌玉米地的水，我让连里派我领你和这个疯子去。明天我把那个本子给你看。” 第二天早晨出工，果然，除了她，别的女战士都撤下去了；王富海又走马上任。我们呼完口号，她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队列，押我们到玉米地，其他人由王富海押到水稻田。 洪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矿物质和羊粪，等于给田野施了一次肥，玉米长得黝黑茁壮，顶端都抽出了粉红色的花穗。宽大的叶片在晨风中抖掉了晶莹的露水，发出一片柔和而欢快的飒飒声。渠堤和沟沿上，长满肥嫩的猪耳菜、碧绿的野薄荷和高大茂密的艾蒿，清晨的空气里弥漫着沁人的清香和一股好闻的苦味。 “快！给你。你钻进玉米地里去看。”还没开始干活，她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夹在《毛主席语录》里塞给我，然后押着“多事先生”去渠口开水管。 我急忙钻进青纱帐。一看，这不是什么中央文件，而是封面上写着“一百个怎么办”的油印小册子，翻开来，里面写着“受了批评怎么办？”“看到同志有缺点怎么办？”“在荣誉面前怎么办？”“工作不容易展开怎么办？”“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冲突怎么办？”等等，整一百个问题，每一个问题下面注明《毛主席语录》里的页码。原来这是一种对号入座，“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语录》的辅导材料。 我失望地把小本子一合，又怀疑她是在戏弄我，但转念一想，她知识浅薄，大概真的把这种学习方法看得非常奇妙，以为我会在这里面寻找到解救自己的方法吧。她的好意，总还是应该感谢的。 刷、刷、刷，她也钻进了玉米地，头上沾着点点粉红的玉米花穗。 “疯子把水管放开了，水到这里还有一会儿。”她兴奋得脸都红了，“你看了吗？对你解决问题有帮助没有？” “谢谢你。”我站起来，把小册子和《毛主席语录》还给她，“有帮助，当然有帮助。” “上面来人说，啥问题都能从这里面找到解决：中国的，世界的，个人的，这里面都写着哩！”她把小册子包好，小心地揣到怀里，仰起脸看着我，“可我文化浅，找了半天找不到：为啥叫你这样的好人受罪，叫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得意；为啥咱们的生活好了一阵子，又过一九六○年……” “别……别说这些了吧。”我不安地向阒无人迹的玉米地望了望。 “好，瞧你……”她娇嗔地向我瞟了一眼，转了话题，“哎！他们说你过去是诗人，啥叫诗人？” “诗人吗？”我“哼”地冷笑一声，一接触到个人问题，牢骚就来了，“诗人就是专门说废话的人！” “瞧你！啥都不给我说实话！”她噘起好看的嘴，装出气恼的样子，“你以为我不懂，看不起我。我以后不跟你好了！” 啊！但愿时光在瞬息之间退到十二年前，让我在那迷人的晴朗的蓝天下，在那迷人的碧绿的青纱帐里，重新开始…… “唉——”而那时，我只能叹气，用无可奈何的调子说，“我不是不跟你说，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身份和处境……” “我不管！那有啥？你不也是人吗？”她又转嗔为笑，安慰我，“你放心，就是你劳改，我也看你去。不过……”她截住话，沉吟着，低下头看着叠在一起的两手。 我没有敢接她的话问下去。和她单独在一起，我既有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么一种微妙的激动，又有一种仿佛濒临深渊的畏惧，这二者汇在一起，化合成了一种极为烦躁不安的心情，还是老秦说的对，在这里不可能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正正经经地谈恋爱，何况恋爱对象又是直接看押我的战士，现在，枪就在她背上熠熠闪光，而且她每天都要到“连首长”那里去报告我们“犯人”一天的言谈动静，我只觉得四周都充满了阴谋，到处都是陷阱；一个阴谋套一个阴谋，一个陷阱连一个陷阱；他们张开网要罗织我们，我们又操起盾牌对付他们。于是，我极力想在她那纯洁光灿的脸上看出什么阴影，找到什么值得怀疑的东西，哪怕是一丝不自然的笑容也不放过。 “那么，我倒要问你，你怎么能让刘连长听你的话的：你说不撤下去就不撤下去，你要把我们带来放玉米地的水就来放水。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没……没有……”她马上慌乱起来，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躲开我的视线，“没有……啥关系也没有。” “我不信！”我更怀疑了，“好，你既然不肯说实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扛上铁锹，准备钻出玉米地。 “别……别……你回来。”她紧张地抓住我的胳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我……我就跟他说我受不了大田的苦。” “那他就不叫你去大田受苦了？” “我……我就让他……让他在我脸上拧了一下，我就跑出来了。” “就这点？” “就这点。我知道他安着坏心，我提防着哩！”她用噙着泪水的眼睛祈求地望着我，“你放心吧，放心好了。我绝不让他沾着便宜。”接着，她叹息了一声，又有点懊丧地说，“我本来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可现在……现在……算了！现在不跟你说这些，以后慢慢跟你说。” 在外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曾听到过不少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胡作非为的事，何况这样一个偏僻的连队。看来，她说的是可信的。 “好吧，”我红着脸，壮起胆子说，“那么……那么你替我办件事，行不行？” “你说吧，啥事我都能替你去办。”她兴奋的，仰起孩子般天真的脸。 “你替我去发封信。不要在团里发，拿到外单位的邮电所发，行不行？” “那有啥！拿来吧！”她整整衣服，一掠头发，仿佛现在就要动身似的，“我到公社的邮政代办那里去发，就十来里路，近得很……你放心吧，啊，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她流露出一种极为满足的溺爱的表情，我发觉，她把我的怀疑，当成了嫉妒，当成了爱的表示。 晚上，吃完晚饭，我向老秦报告了今天的结果，当然略去了所有的细节。 “好！这就好！”老秦像电影里运筹帷幄的将军，在牢房里兴奋地踱着方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写这封信了。” 我们又进一步商量，这事与其瞒着大伙（在这个狭小的死屋，几乎是不可能的），还不如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群策群力，于是，由老秦向大伙陈明利害关系，不能坐以待毙，使得除“多事先生”外都动开了脑筋。而老秦的确也有大将之风，很能采纳各种意见，最后制订好方案。 “第一，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乔班长。”老秦说，“要是她把这封信交给刘俊，那就整死我们也有道理的了。所以，这事得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和王玉芳取得联系，自然，这还得要这个乔班长转信，她真肯发信，转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王玉芳回信未，咱们再把详细情况写出去。第二，就是这第一封信，也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写的。我们用左手写，即使落在他们手里，也查不出笔迹来。” “不行。左手写的字一看就看出来。”马力说，“要是他们查的时候，也叫咱们每个人都用左手写几个字，那不露馅了？” “有了！秦技术员，”一向沉默寡言的小陈，忽然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糊的报纸，“我们学那……反特小说写的……用报上的字……” “妈妈的！你这招太绝了！”小顺子一拍大腿。 “‘夫子不言，言必中’呀！”李大夫抹着胡子微笑着。 “行！”老秦也夸奖小陈，“真有你的！” 随后，由我拟了稿，得到了老秦认可，大家就在昏黄的灯光下在墙上寻找需要的铅字（幸亏我们牢房的电灯是彻夜不灭的）。找见了就用指甲剜下来，沾上李大夫剩的玉米糊糊贴在白纸上。花了好大工夫，我们用型号不一的铅字拼成这样一封信： 王玉芳同志：我们急需和你取得联系，如你想知道你爱人的死因，请速照信封的地址和姓名来信。 信拼好了，但信封是不能用铅字拼的。老秦问我：“这个乔班长会写字吗？” “我想会吧。我记得她好像说过，她念过两年小学。” “好，信封就叫她代写。小石只写一张王玉芳姓名地址的条子交给她，这样，就是发现，信里根本查不出笔迹，信封的笔迹又是这个姓乔的。怎么样？这样就绝对保险了！”老秦洋洋得意地说。 第二天，在玉米地里，我把封好的信和王玉芳的姓名地址交给她。 “王玉芳？”她皱起眉头，“是个女人的名字。” “当然，当然是个女的……” “咋？你不是说你家里没人了吗？咋又出来个女的？” “那……那是我姑妈，当然是个女的。” “哦——”她舒展开眉头，对我莞尔一笑，可是又马上疑问地歪着头，“你姑妈有女儿吗？” “没有……只有两个表弟。” 这些话我都是随口说出的，连自己听了，都愤恨我说谎的本领。但是，在一连串恐怖和痛苦把对前途的希望摧毁以后，人就会沿着一个斜坡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当时，我既愤恨我竟然会说谎，又愤恨我竟会因为说了谎而感到愤恨。 “好！”她揣起信，又在胸脯上按了按，“下午我请个假，到公社去发。你姑妈一有回信，我就给你。” “要寄挂号信，你会不会寄挂号信？” “就你会，我啥都不会！”她撒娇地说，“寄挂号，贴两张邮票，还问邮局要个条子，对不对？”她得意地望着我。 “对。可这是本市的，你贴一毛钱邮票就行了，不用多花钱，条子拿回来交给我。钱你先垫上，行不行？” “看你说的！”她压低了声音，“告诉你吧：我有钱，这些年我存下些钱来着，以后你出来好花……” 炎热的、干燥的风，从南边沙枣林吹来，带来一股热辣辣的香味。远处，连绵的山岭在耀眼的阳光下失去了立体感，像图画一样贴在薄薄的乳白色的雾气中；近处，黄色的渠水在欢快地流淌，淙淙地翻过用草筑成的小坝，冲起一层层活泼的涟漪。“多事先生”坐在田口旁，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她似乎期待我说些什么，把枪换在另一只手上，往我身边靠了靠。我闻到她身上、她头发上散发出的少女的温馨，我感到那被压抑的爱的欲念要觉醒过来。但是，那又反而会唤起我的羞耻心，引起我的内疚，使我更加痛苦。我顽固地抗拒从她身上向我冲击来的引力波，紧紧地咬着下唇。 “你咋哪？好像不高兴。”她开始觉察到我的表情。 “我没不高兴，我总是这样。”我向她痛楚地微微一笑，“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谢谢你。” 她扑哧地笑了起来。 “你们知识分子哪，花样就是多，怪不得人说知识分子难斗。啥‘谢谢’哪，‘以后不要送’哪，‘钱’哪啥的！我看你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 “不……不是！我是怕你也遭到危险。” “危险就危险，在外面也不保险！我见着好些人不知为啥就关了起来，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就戴上高帽子游街，要么就是给赶迁跑了。把我也关起来，咱们不就一样了吗？”她天真地笑着，“以后，你教我学文化好吗？” 我很高兴她转了话题，她经常是这样：从一件事很快地转到另一件事。我觉得她脑子里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在催促她，常常会使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好的。这并不难。” “当然不会难哪，有你这样的好先生。我学得可快哪！现在我能背二百多条语录，还有老三篇，就是不会写。” 一块田里的水灌满了，“多事先生”还是坐在田口旁不动。我扛起了铁锹。 “还有啥事？”她问我。 我想了想。“你能不能跟连长说一声，让我们也休息一天，哪怕半天也行，我们好洗洗衣服，理理发，你就说是我说的，语录里有这么一条：人要劳逸结合好了。”不知怎么，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句。 第八章 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于生命短促、瞬息即逝的玫瑰。 ——黑格尔 一百多亩玉米，两天就灌完了水。我和“多事先生”又回到大队，王富海吸取了被告发打碎“宝像”的经验，知道我们也会反咬人，对我们表面上比过去和气了一些，但处处都想暗地里抓我们的辫子。同时，这不是我神经过敏，我总觉得他有种特殊的敏感，好像已经发觉了她和我之间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他把牢房前面一个原来贮藏冬菜的地窖收拾干净，还拉上电灯，晚上就睡在里面，一抬头，从后窗洞就能看见牢门。 她和我的接触更困难了，自王富海开始守夜，玉米饼就断了顿，第二天早晨，她的舞姿第一次流露出懒洋洋的忧郁情绪。出工时，她向我暗示了一下，想把挂号信的收据交给我，也找不到机会。下午，小顺子自告奋勇地出了工，走在路上和王富海胡缠，她才乘机把一块玉米饼和收据交给我。 收据拿回来，在我们每个人手里传阅了一遍。一时大家都好像有了新的希望，牢房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一些。小顺子又唱起了“天津时调”，闷闷不乐的小陈也轻轻哼了几句《大海航行靠舵手》；李大夫躺在炕上，两手枕着头，喃喃地自言自语：“但愿皇天不负苦心人呀……” 四天以后，出工时，她又对我做了暗示。下午，小顺子仍如法炮制。她塞给我一封信！ 晚上，王富海押着马力和“残渣余孽”抬进尿桶，出去刚锁上门，大家就簇拥我到大炕的旮旯里。我拆开信，却不是王玉芳的笔迹。 “不对！这不是王玉芳的字！”我神经质地叫起来，“她经常替宋副师长批条子，她的字我认识。” “这是左手写的字。”马力肯定地说，“这瞒不了我。” “先看看内容再说。”还是老秦沉得住气。 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爱人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干部。希望你提供他死的情况。你用这种方法和我联系，大概你的处境也很困难。我保证不牵连你，为你保密。请速回信。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而且是用左手写的字。我们面面相觑，惘然若失。 “妈妈的！”小顺子骂着，向后缩回去，“这是嘛玩意儿！” “对的！这是真的！”老秦胸有成竹地微笑着，“这就是王玉芳来的信。要是这些人搞的圈套，他们绝不会搞得这么扑朔迷离。这些人的头脑都非常简单，搞武斗内行，搞文斗外行。他们搞的那些圈套，都笨拙得要命。你们想，我们害怕我们的信到不了王玉芳的手，王玉芳也同样怀疑我们写去的信是个圈套，她用这种方法回信，是正常的，这和小石平常说的王玉芳的为人相符。没有错，写回信吧！” “对，对！写吧，写吧……” 经过老秦解释，大家又恍然大悟，喜上眉梢。李大夫又从枕头下翻出白纸和信封。 “写吧，小石，明天就交给乔班长。” “且慢！”老秦按住我的手，像电影里那种足智多谋的智囊人物似的，“这封信，还不能把宋征死的情况告诉王玉芳。我们只告诉她，宋副师长是被打死的，过程我们一清二楚，我们可以作证，重点要放在先解决我们这些证人目前的处境上；不解决我们的处境，一切都谈不到。要她直接向北京宋副师长的老首长申诉……最后还告诉她，接到信以后给我们一个回信。” 的确，老秦的推理能力和谋划能力，比英国的福尔摩斯和比利时的波洛并不逊色。而且，他真的是把在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心理吃透了。 信写好，仍然在小顺子的配合下交给她。从此，王玉芳就是我们希望的唯一寄托了。 这以后，我和她的接触停顿了下来，连每天清晨欣赏她跳舞的机会也被剥夺了，王富海非常热衷于看押犯人的工作，在革命群众跳“忠字舞”以前，他就把我们押出去打扫厕所。他自己蹲在粪坑旁边，带着满足和悠闲的神情看着我们。待我们打扫完厕所，革命群众的“忠字舞”也跳完了，我们再匆匆吃早饭、站队、呼口号、出工，那个防止我们得阑尾炎的措施，也无形之中取消了。 这样过了一个多月，王玉芳那边一直没有回信来。可是，薅草早结束了，水稻也收割完了，稻子都拉到场上码起了垛，就等入冬后脱粒了。这时，农业生产周期里有个比较闲暇的时候，也就是说，小顺子“哥儿们”报告的那个整我们的时候到了。 随着天气一天天转凉，“犯人”们的脸色也一天天灰暗下来。保卫自己的本能、求生的本能，成了每个人生命力唯一的表现。不能预测的命运中的那个可以预测的灾难，压在我们心头，使心头又产生一个更为恐怖的幻觉，再反过来夸大了那个即将来临的灾难，因而，人人都惊悚不安，我时而震颤不已，时而心灰意懒，时而疑神疑鬼，时而胸襟坦然……我只有用拼命的劳动来折磨自己，用疲乏来使自己镇静，当我挥汗如雨地收割、装运、码垛的时候，在偶尔的一瞥之间，我能看见她那焦灼的、疼惜的、爱怜的目光，但这时我已在所不顾了。 李大夫和“残渣余孽”两个老头，一个是搞自然科学的、一个是本来也无所谓宗教情绪的人，在恐怖莫测的命运的重压下，晚上竟用“书卜”来推测个人的未来。在牢房里，扑克牌、镍纸这些能用来算命的工具都没有，于是他们就在昏暗的灯光下捧着《毛选》，嘴里念念有词，先预定了哪一页哪一行，然后翻开寻找，揣摩那一句话对自己命运的意义。 “……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九十四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九十四军、十六军……嗯，这句话的关键是‘估计此着不易实现。’”李大夫看着屋顶的水泥板嘀咕，“这指的是那封信？还是他们对我们……嗯？” “唔，这句话还对得上，您看，”“残渣余孽”翻开另一页，悄俏对李大夫说：“‘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这就是说，他们也许对咱们还……” “算了吧，算了吧！”老秦披着绿军大衣，在地上焦躁地来回踱步，斥责两个老头，“哼，告诉你们吧，只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救你们自己……”他又坐在我身旁，把手指捏得辟啪作响：“小石，我总感到最近他们对我们不动声色，说不定是掌握了什么，咱们再估计一下，那个姓乔的是不是真的发了信，嗯？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不能相信她真的会对你有什么感情。要那真是个圈套，可就全砸了……” “妈妈的！”小顺子说，“哥儿们跟我说，乔安萍这些日子跟刘俊那帮人可跑得欢，老到他办公室去……” “这……”奇怪，这时我心里既有惶恐，又有一种酸楚的嫉妒，“这我也说不清，你也知道，我们好久没有单独接触了……” 然而，第二天——九月二十九号晚上八点钟，我们正躺在各自的铺位上苦恼的时候，她突然打开牢门，把我和“多事先生”叫出去。 “走！”她站在门外，端着枪，“到学校把晒的煤饼收进去。” 煤饼是我们前几天中午和的。小学校在居民点西边。这时，满月正悬在当空，田野上，田野的林带上、被林带包围的居民点的屋顶上，都被镀上一层冷峻的、刚毅的铅白色。四周静极了，我听见她在我身后的急促的呼吸和细碎而略带踉跄的脚步，我们默默地跨过干涸的排水沟，钻进黑黝黝的林带。 “好了，”她抓住我的胳膊，“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把疯子安排好。” 她押“多事先生”往学校去，很快就小跑着回来。 “咋办？明天要开大会批斗你们。”她气急败坏地说，“现在他们正在开会，我踅摸了个因由跑出来告诉你，只有几分钟。咋办？你说咋办？……” “咋办？……”我不由得被她的恐慌传染，重复她的问话，“可是……批斗会这样的事也不是一次了……” “哦，我还忘了告诉你，”显然她不知道该先说什么好，“‘十一’我要到师部去开立功受奖人员大会。明天我不参加会，给我一天时间准备。这要去好几天，照顾不上你了。问题不在明天，明天团部军代表要来参加，他们还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等军代表一走，他们就要甩开膀子干了。现在他们开会正说的这个，听得好吓人，你说咋办？啊……”她下意识地握起我的手。我呆呆地站着。月光透过叶片筛孔似的缝隙照在她脸上，她的脸像银子似的苍白。那一颗墨玉似的哀婉的黑痣在她腮边抖动着。她的眼睛是闪烁不定的，像惊起了睡凫的湖塘。 “你跑吧！”她不停地揉搓我的手，“明天，我就要把钥匙交给连里了。明天晚上，我到王富海那里去把他那串钥匙偷出来。你跑到你姑妈那里去，咱们俩在城里见面。你要是现在跑，我脱不了身……” “那，那……”我被她这个计划震惊了，而且觉得她大胆得令人怀疑。“这，这……” “我早就想过了，总有这么一天。”她放开我的手，却抓住我两只胳膊。我觉得她的手掌滚烫，“现在他们也相信我了，咱们就趁这时候跑回老家去，我们都能劳动……老家的人好，那都是看我长大的……”她突然兴奋起来，口齿不清地说了些语义不连贯的话。然而，正就在这奇突的荒谬的迷乱之中，她那不容怀疑的真情猛叩着我的心，激起了我的男子气概，我两手不自觉地从她肘弯下抚着她丰满的腰肢，第一次用真诚的温柔的语气对她说：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知道，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放心吧……” “噢！不，他们合计要打你们，不把你打死也打残废……”她抬起手，把我几个月没理的乱发捋向脑后。我觉着她的手在我心上轻轻滑过，“跑吧，啊，还是跑到老家去，等运动过去再回来……” “没关系，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噢！不，不……”她轻轻地摇晃我。 我的心颤抖起来，我的呼吸急促起来，同时，一种渴望，一种欲念，一种幻想，一种不能抵御的激情，使我在她的脸，连同那干燥炙热的嘴唇贴上来的时候，也不由得把嘴唇迎了上去…… 一切一切的痛苦，危险，灾害好像都消失了…… 枪，从她肩上滑下去，滑下去……她如同一片秋叶在我怀里索索发抖。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喃喃地说，“你叫我一声吧！” “叫……什么呢？”我抖得厉害。 “叫我妹妹……”她仰起脸，暖烘烘的鼻息喷在我脖子上，“我叫你……哥哥！” 我的心凄楚得隐隐作痛。我被这种在农村里一直保持着的表达爱情的语言感动了。这种也许是从远古的近亲结合形成的夫妻称谓习惯，这种以血缘纽带来表示亲密关系的方式，从一个农村姑娘嘴里自然地吐露出来，包含着其深无比的真挚和信赖。 “叫我呀，叫我呀……”她用头轻叩我的胸脯。 然而，我仍在颤抖，这不仅是由于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心荡神迷，也是由于害怕，由于对她和我的未来有一种朦胧的不幸的预感…… 现在，即使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即使我两鬓已染上了白霜，但每当回想起那个月明之夜，回想起在那幽暗的沙枣树和柳树相间的林带里和她度过的两分钟，我仍不禁柔情万种。一个人的一生，总有那么一个终生不能忘怀的时刻，而我这样的时刻只有两分钟。不过，这两分钟就足够我后半生享用的了。现在，每当我感到困难的时候，感到惶惑的时候，感到余悸忡忡的时候，这两分钟总能使我迸发出青春的活力，把我的心燃烧起来，鼓起我向那摧毁人的幸福和人的价值的东西进行批判的勇气，坚定我和大家一起建设美好的未来的决心。 第九章 东风无力百花残 ——李商隐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上午，武装连召开对“阶级敌人”的批斗大会。一早，军垦战士就忙忙碌碌地在所有泥土剥落的墙上刷上标语，菜窖的后窗洞旁，一条白纸浓墨的口号正对着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团部军管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是个面孔白皙、外表斯文的中年军人，我在师部机关时曾见过他。当我们被押进会场的时候，在惊慌的一瞬间，我恍惚看到他向我投来一线温和的目光。 批斗大会进行得很正常，正如她说的，有军代表在场，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不过，就在他们按我的头，给我们做常规的喷气式的时候，我猛地觉得有许多极尖锐的钢针扎在我头皮上。李大夫大概也尝到了这种滋味，竟疼得叫唤起来，顺势倒在地上。 “您看看，军代表，”押李大夫的军垦战士委屈地抱怨，“真没办法！这些人，就是这么耍死狗，动也没动他……” “怎么哪？李方吾。”军代表敲了敲桌子，“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群众又没有打你，你这样就不好了，群众运动嘛，难道批一批你就不行了？就要叫唤了？……” 下面，他的讲话被一片狂躁的口号声代替了。我最大限度地低着头，眼睛向两边窥视，发现押我们的军垦战士都戴着劳保用的白线手套。 批斗告一段落，军代表就叫王富海把我们押回牢房，革命群众继续进行我们不能旁听的议程。牢门锁上后，老秦首先气愤地叫起来：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他举着一枚光闪闪的东西，“他们手套里藏的就是这个——图钉，这就是从他们手套里掉出来的……” “妈妈的！”小顺子骂道，“找军代表去，告那些婊子养的！” “哼！我才不告哩！这我还要留着当纪念。”他冷笑一声，把图钉又放回口袋里，“老实说，军代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军代表又能怎么样？”他从铁丝上拽下毛巾捂在头上，踱了一圈，在我铺上坐下，“从刚刚的批斗看来，那封信的事他们还没有发现，也可能那个姓乔的姑娘真以为你是给你姑妈写的信，没有在意。你可要记住，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出那封信，老实说，这里就你最幼稚，最书生气……” 下午，王富海端枪踹进牢房，说是军代表要和专政对象个别谈话，第一个叫的就是我。 军代表坐在办公桌后面，几个连部的头面人物围着他。他捧着茶杯，用杯盖轻轻地拂开水面的茶叶：“怎么样？石在。”他带着失望的表情，用惋惜的语气问道，“听说你在改造期间表现得可不怎么好啊！” 我坐在他对面。我感到他语气里有一种期望和温暖。这种话，我自来这里就没有听到过；这种话，出于这样一位具有权威的人物的口里，使我的泪水不觉地浮上了眼眶。 “哪，你看，”他翻动着桌上的一沓纸，“你还向带你们的班长要求休息，还借口毛主席说的，人要劳逸结合。现在，外面正有人不是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著作，而是为我所用，搞实用主义。想不到你在这里也搞，可你搞，性质就不一样啰……” 我的耳朵里猛地嗡嗡作响，下面的话，我没有听进去，只是像森林里的鹿听到了异常的响动，惊惧地望着他。这明明是我向她随意地提出的一个要求，怎么会传到这里，而且成了一条严重的政治问题呢？那么，我和她之间其它的事，难道也…… “你不要以为你聪明，”刘俊说，“我们是掌握了你的情况的。是你自己坦白呢？还是非要由我们给你准备材料不可呢？……” “不要急嘛，”军代表一抬手，用教训的口吻说，“要给他一个认识过程。石在，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你来学习班吗？”他抿了一口茶，“你是五七年在报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嘛，是有影响的人嘛。我们是讲政策的，你的右派帽子早摘了，不错，可你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十七年的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吧，是不是？这个你总要承认吧。叫你来学习班，是对你的关怀嘛，可你自己改造得怎么样呢？嗯？”他手指在那沓纸上一敲，严峻地望着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像一道强光一样突地把我阴郁的心照亮了，我过去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个概念，只是纠缠在政治身份上呢？我不由得衷心地崇敬地瞥了他一眼。我那种崇尚理性上的逻辑推理，而不顾感性上的实际体验的知识分子气得到了满足。来这里三个多月时间压缩在这一刹那，我领悟到：我的怨恨、怀疑、痛苦，我利用她私寄书信等等不法行为，全部能从这个概念中得到解释，这就是我之所以会撒谎堕落的根子，而刘俊这些人对我们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作为一种阶级仇恨，也都是可以原谅的了。这时，深深的自责代替了委屈和愤懑，我的确认为自己改造得不好，惭愧地低下头去。 “这个班长是什么人？”军代表见我正陷入思想斗争，便侧过头问刘俊。 “一个女战士，”刘俊欠了欠身子，“很勇敢的，路线觉悟也很高，立过二等功的。”他又转向我，把那沓白纸一拍。“你的事多啦，都在这上面，你不是不知道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完了！他的表情和口气都证明我果真落入了圈套。我的神经痉挛起来，再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推理、判断了；她曾给我的关怀、安慰、抚爱，我们昨夜如焚的炽情融合在一起燃起的腾腾烈焰，全如一阵青烟似地飘散了。我像被逼到洞穴深处的野兔，只是疲乏地、绝望地喘着气。 “干了什么坏事，说出来就表示自己有了认识嘛，”军代表说，“人不怕犯错误，犯了错误能改，还是好同志嘛……” 啊，生命史中的这一刻，我是决不愿回顾的，现在一想到它，我就要恶心，要窒息。我并没有挨打，我想如果真打了我，也许还不会造成这样的效果。而这种结果又不是偶然的，却是我思想和心理状态的必然性。他们在审讯中使用的全部概念，和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观念完全一致。这种过左的观念是五七年反右以后形成的。这种观念，会使一部分人的自我膨胀起来，也会使另一部分人的自我萎缩下去，尽管后一种人里也有品格无可指摘的人，但他们的精神境界总是卑微低下的，因为他们承认前者的膨胀，也承认自己的无权；他们安于自己卑微的地位，甘于逆来顺受，甘于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幸我正是这后一种人。现在，前者已经膨胀到如此巨大，而且正以有形的力量压在我头顶上，同时，又有意露出一丝缝隙，让我能继续卑微地在下面生活下去；生的欲望，保护自己的本能，受了欺骗后的激愤，对信念虔诚的悔悟，对爱情彻底的绝望……在我那已经被恐怖和痛苦扭曲得变了形的心里虬结在一起，终于迫使我一点一点像挤牙膏似地把她替我发信，给我送吃的，今晚叫我逃跑都坦白了出来。只不过为了不牵连其他人，我把信说成是给姑妈的，并且抽出了她对我的感情那条线而已。 “胡说！”刘俊却把桌子一拍，打断我的话。“你诬陷好人！好哇你……”他愤怒地骂出一连串脏话，也不顾军代表在旁边，最后向王富海一挥手：“押下去！先押下去！以后咱们再算他的账……” “唉，唉，”军代表摇着头，“正如毛主席说的呀：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出乎意外的是，把我押回牢房以后再没有提审其他人，一下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李大夫、老秦、小顺子……不时狐疑地看我一眼。我孤单地躺在铺板上，我并没有享受到坦白后的轻松愉快，我的心并没有因忏悔而净化：我开始明白他们其实不知道她和我中间的这些事，突地腾起了新的懊丧和惶恐，而且，那任何理性上的解释都压抑不住的天良发现，更使我痛苦不安。这时，我只有希望他们真的以为我在诬陷她，在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我愿承担搞这种活动的任何罪责。 可是，已经晚了。 一直到深夜，我还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总觉得就在这个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果然—— “哎呀！……我不干呀！……” 她一声凄厉的嘶叫在万籁俱寂的深夜穿窗而入。我的心猛地揪了起来。可是，很快地，她的声音又被一个什么柔软的东西闷住了。 我战栗地趴在破玻璃旁向外张望。月色如水，王富海那间菜窖的窗洞也反常地熄了灯光，我疑心刚刚是一种在紧张的心情下产生的幻觉，但那后窗洞的灯光却又亮了。并且，菜窖里响起了人活动的声音，开门的声音，一阵阵被捂住的哭声和压得很低的说话声，哭声是她的；说话声是男人的，而且不止一个，又过了一会儿，门砰地一声像被人使劲地摔了一下，紧接着，一阵慌乱杂沓的脚步声越跑越远，最终消失在溶溶的月色里。 我猜到了菜窖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咬紧牙关，两手死死地抓着钢筋。菜窖后窗洞旁那条白纸浓墨的标语，在月下像挽幛一样发出冷冷的惨白的光；玻璃上喷着红色的“忠”字、黄色的向日葵、光芒四射的太阳，它们的阴影组成一团奇形的花纹投在我脸上，我只觉得有一种能把人正义的冲动和反抗禁锢得凝冻起来的力量钳制着我，使我全身麻木，使我喊不出声来。我整个沉沦在一个愤怒和恐惧的深渊里。 以后几天我不记得是怎样过来的了，只记得从“十一”到十月三号，武装连执行国防部在国庆期间停止对台澎金马炮击的命令，没有斗我们。而且，她、王富海、刘俊都不见了，另派了个小伙子来看我们。 十月四号武装连开了一天大会，我们被押到离会场很远的马圈干活。深夜，正在我迷迷糊糊要入睡的时候，被一根树枝捅醒了。 “哥，看！” 她的声音低得像一声叹息。苍白的脸，在玻璃缺口外一晃就不见了。 我赶忙趴在缺口上。窗外，月光已经暗淡了。在沉沉的夜色里，我希望还能看见那一张苍白而美丽的脸庞，但只见一个一闪即逝的黑影和几声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 我的被子上有一封叠成三角形的信。 她的字像孩子的字一样，但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的。被泪水洇化的字迹，还用铅笔细心地描了出来，信是这样写的： 我最亲爱的哥： 那天晚上我去偷钥匙，没想狗连长跟在我后面，他在那菜地里把我占有了，现在我身子脏了，不佩你了，这两天狗连长叫了很多人看住我，叫我嫁给王富海，哥，我以想好了，就是你救狗连长女人的大水沆，我假意答应了，今天他们才不看我，我才给你写了这封信， 狗连长说是你告的我，我不信，就是你告的，我也不愿你，你太老实，是个好人，这几年，我看了，人越来越坏，我就看你是个好人，你救狗连长女人我就看出来了，现在是好人受气，坏人得意，为了你，我没想过的都想了，为了他们相信我我是说你要休息，他们也许这么逼供信你来的，我忘了告诉你，你上了当，我不愿你，哥。我对不住你，把你一个人留在世上，你要好好活下去，活着要有主意，要跟好人在一起，我要身子不脏总等你，现在不行了，我在最后叫你一声哥，你还没叫过我，你叫我一声妹吧，以后不要忘记我。 妹妹 我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呀！！！…… 我咬住枕角，屏住声息，任眼泪像泉水似地汩汩流淌。我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使我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能记住那上面每一个字、每一个绝对正确的错别字，和每一个不讲语法的标点。然后，我默默地把它揉成一团，放进嘴里嚼烂。我把她滴在那上面的苦涩的泪水和喷在那上面的辛酸的鼻息，用牙齿紧紧压榨出来，和着我的泪水与叹息咽进肚里。 这时，我才发觉我多么爱她！ 她那天赋的朴实与天真，使她在那混乱的年代里还保持着闪光的灵魂；她像一片未经污染的土地，上面仍然灿烂地开放着鲜花。然而，她那在爱情的推动下所采取的合理的行动，在反常的社会状态里反成了不能解释的行为；她那天真幼稚的设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反成了值得怀疑的用心。她凭着她充满着浓郁的泥土气的少女的心，凭着她单纯的直感对我倾心相许，但我那已经被扭曲了的心灵却大大地辜负了她，把她炽热的爱情浸在我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陡然，她的自杀和母亲的去世一下子沟通了。一霎间，生与死、冷与热、希望与绝望、柔情与恐惧，一齐汇聚在一起，我的血液突然横溢泛滥，长期被压抑的愤懑和青春的爱情，像雪山突崩，像狂飙乍起，以至把我的心迸得粉碎…… 不！我要爬起来，我要去救她，我要砸开牢门去狂喊！……可是，我却像发高烧一样浑身颤抖起来。而正在这时，她那朗朗的、如明月般的脸庞，却在玻璃缺口外显现出来，她的一颦一笑，一嗔一喜都清晰可见。我陷入了一个美丽的幻觉中。我只觉得我从铺板上飘然而起，穿过玻璃缺口，像一缕青烟似地荡了出去。在外面，她牵着我的手，两人一齐飞过一团团黑雾，飞到了一个天宇碧蓝、杂树生花、细草如茵的地方…… 第十章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我知道后来的事，已经是在师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拖着支离的病体回到师部机关的时候了，原来，在那第二天——十月五号早晨，兵团军管会就派来军代表把我们从那个武装连接回师部。名义上是转移看押地点，实际上是重新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当然，这是宋副师长的老首长起的作用；她替我们寄给王玉芳的信终于达到了目的。除我因昏迷不醒之外，其他人都向兵团军代表如实写了旁证，其中自然以李方吾李大夫的证明为主。调查结束以后，这个“学习班”也没给谁定案，也没给谁平反，就一风吹地解散了。 我没有回家。我不忍再看母亲临终之地。那个所谓的家，全送给料理我母亲后事的邻居赵老师了。而不久，我也被下放到另一个偏僻的团场去了。 我在那个团场生活了十年，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带着两鬓白霜，噙着眼泪，拿着改正的文件和调令，到我现在工作的单位——省出版社来报到。从此，我走到了阳光下。 她没有死。我从医院出来就打听到：给我信的那天晚上，她换了一身新的绿军装，偷偷摸到连队东边的那个大水坑——就是我救起刘俊妻子的地方，纵身跳了下去。可是，被紧跟在后面的王富海发现了，她被捞起以后，绝食、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和王富海结了婚，后来我又陆续知道：第二年七月，她生下了刘俊的女儿（这大概只有王富海、她和我三人知道）。过了两年，又生下一个女儿，这才是王富海的。 “……有时候，遇到伤心事，觉着过不去，过不去了，可时间一长，也就过来了。”听到这些消息，我耳边总回响起她过去对我说过的这句话。 省农业局给宋征开追悼会时，我也接到了通知。在省委大院，碰到刚从小汽车上下来的王玉芳。 “呀！小石。啊，现在应该叫你老石了！”她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花池旁边。她还显得精力充沛，只不过鬓边也添了白发，她握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老宋，他……全亏了你们……”就说不下去了，我们都强忍住心中的激动和眼里的泪花，最后，还是她先开口，还像过去那样，精明、爽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怎么样？现在好了吧？你在报上发表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和诗我都看了。好得很！想不到你还能干呀！啊，我想起来了：是哪年？就是林彪摔死的第二年吧，我接到过从那个武装连来的一封信，好像就是那个姓乔的，打听我侄儿，也就是你的情况。你说荒唐不荒唐，我成了你姑妈了！还说没别的意思，就问你身体好不好。我摸不清情况，没敢回信……” 我能说什么呢？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她已经生下第二个孩子后，还在惦记我身体好不好，还把我的谎言当作真话。我可以想像得出她在写信以前对我的思念，想像得出她的忧虑、她的痛苦、她的希望，她思想里反复的斗争，也可以想像得出她久久接不到回信时的失望和伤心。 我能说什么呢？可能直到现在，她坐在火车里，幻想光阴一霎间退到十二年前，而她又顺利地偷到了钥匙，在她身边坐的不是王富海，却是和我一起向她家乡比翼双飞时，还把我的谎言当作真话吧！ 回到省城以后，第一个来看我的是老秦。他非拉我到附近的酒馆“喝两盅”不可。原来，他和我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一九六八年他从“学习班”出来后，就积极地投入到派性斗争里，凭他的知识和能力，很快就和省里当时有势力的人挂上了钩，一时，他竟成了省农业口的一位风云人物。 “……老实说，我没什么其它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两杯下肚，他有点醉意地说，“什么信念，什么原则，根本谈不到了。一想起咱们在武装连关的那些日子，想起那种恐怖，心里就像着了火一样，就像发了疯一样，管他什么对不对！来吧！咱们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他就用他的本领和到手的权力，把原来整过他的人一一整倒，那个武装连的“连首长”大概就是这个时候觉得受不了而活动调回老家的。但他自己也没有逃脱。一九七七年“揭批查”运动中，他又成了清查对象，只不过他没有什么激起民愤的劣迹，才比较早地解放出来。 “……真是一场恶梦呀！现在，我想重新搞科研，干点事业，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过去在大学里学的一点东西，早就忘得差不多了。我真羡慕你，你还能行。唉！这十来年，我的精力都放在这种斗人的革命上了。可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十来年呢……” 他握着酒杯，瞪着发红的眼睛望着我，像等待我的回答似的。这又使我想起哪部电影里的人物。 我知道，要重建生活，必须要有很不寻常的精力才行。不过，从他醺醺的眼睛里还能看到一点他原有的炯炯光芒，我相信，他是能重新干些正经事的。可是，我想到王富海，这个无知的农村小伙子，本来是可以学点文化和技术的，但长期以来被人当作狱卒，当作打手使用，致使他除了看押别人就一无所长。现在，按照一种社会生态学的规律，在社会生物链上缺少了他所依赖的一环，他就茫然若失，落拓下去了。不过，我也祝愿他能重建生活，因为在他身边，有我爱的人。 李大夫现在已经退休，但还担任市医院的顾问。小顺子己回天津顶替他妈妈的工作，临行前，曾带着他白白胖胖的爱人和白白胖胖的孩子，提着一筐咸鸭蛋来出版社看我。“残渣余孽”也退休了，在家照看他的孙子。马力、小陈、其它所谓刑事犯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的，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劳动。“多事先生”的“书写反标”案当然已彻底平反，现在他除了“多事、多事”外，也能说些别的话了。 从医院出来，得知她没有死，我才有活下去的勇气。她给我的那封信，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结束了我那一段恐怖的经历。而也正是她使我最终醒悟过来，并且把我的怀疑、痛苦、惶惑、动摇，引导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识这一条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原则花了多么大的代价啊！我知道：她的肉体虽然被捞了上来，但她把她的青春和爱情，连同我的青春和爱情都一齐埋在水坑底下的淤泥里了。 我——一个软弱而浅薄的、苟活下来的无神论者，虔诚地祈望：我们要永远坚持这个原则！ 人民保佑吧！ 第一章 他是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 ——维克多·雨果 许灵均没有想到还会见着父亲。 这是一间陈设考究的客厅，在这家高级饭店的七楼。窗外，只有一片空漠的蓝天，抹着疏疏落落的几丝白云。而在那儿，在那黄土高原的农场，窗口外就是绿色的和黄色的田野，开阔而充实。他到了这里，就像忽然升到云端一样，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再加上父亲烟斗里喷出的青烟像雾似的在室内飘浮，使眼前的一切就更如不可捉摸的幻觉了。可是，父亲吸的还是那种印着印第安酋长头像的烟斗丝，这种他小时候经常闻到的、略带甜味的咖啡香气，又从嗅觉上证实了这不是梦，而是的的确确的现实。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父亲把手一挥。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哈佛取得学士学位以后，一直保持着在肯布里季时的气派，现在，他穿着一套花呢西服，跷着腿坐在沙发上。“我一到大陆，就会了一句政治术语，叫‘向前看’。你还是快些准备出国吧！”房里的陈设和父亲的衣着使他感到莫名的压抑。他想，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但又怎能忘记呢？ 整整三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天，他捏着母亲写的地址，找到霞飞路上的一所花园洋房。阵雨过后，泛黄的树叶更显得憔悴，滴滴水珠从围墙里的法国梧桐上滴落下来。围墙上拉着带刺的铁丝；大门也是铁的，涂着严峻的灰色油漆。他掀了很长时间门铃，铁门上才打开一方小小的窗口。他认得这个门房，正是经常送信给父亲的人。门房领着他，经过一条两旁栽着冬青的水泥路，进到一幢两层楼洋房里的起居室。那时，父亲当然比现在年轻多了，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羊毛坎肩，肘臂倚在壁炉上，低着头抽烟斗。壁炉前面的高背沙发上，坐着母亲成天诅咒的那个女人。 “这就是那个孩子？”他听见她问父亲，“倒是挺像你的。来，过来！”他没有过去，但不由自主地瞥了她一眼。他记得他看见了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涂得很红的嘴唇。 “有什么事？嗯？”父亲抬起头来。 “妈病了，她请你回去。” “她总是有病，总是……”父亲愤然离开壁炉，在地毯上来回走着。地毯是绿色的，上面织有白色的花纹。他的眼睛追踪着父亲的脚步，强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 “你跟你妈说，我等一下就回去。”父亲终于站在他面前。但他知道这个答复是不可靠的，母亲在电话里听过不止一次了。他胆怯而固执地要求：“她要您现在就回去。” “我知道，我知道……”父亲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轻轻地把他推向门口。“你先回去，坐我的汽车回去。要是你妈病得厉害，叫她先去医院。”父亲送他到前厅，突然，又很温存地摸着他的头，嗫嚅地说，“你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你就懂得，懂得……你妈妈，很难和她相处。她是那样，那样……”他仰起脸，看见父亲蹙皱着眉，一只手不住地擦着额头，表现出一种软弱的、痛苦的神情，又反而有点可怜起父亲来。 然而，当他坐在父亲的克莱斯勒里，在滚动着金黄落叶的法租界穿行的时候，他的泪水却一下子涌出来了。一股屈辱、自怜、孤独的情绪陡然袭来。谁也不可怜！只有自己才可怜！他没有受过多少母亲的爱抚，母亲摩挲麻将的时候比摩挲他头发的时候多得多；他没有受过多少父亲的教诲，父亲一回家，脸就是阴沉的、懊丧的、厌倦的，然后就和母亲开始无休无止的争吵。父亲说他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就能懂得……实际上，十一岁的他已经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一些：他母亲最需要的是他父亲的温情，而父亲最需要的却是摆脱这个脾气古怪的妻子。不论是他母亲或父亲，都不需要他！他，不过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和一个地主小姐不自由的婚姻的产物而已。后来，父亲果然没有回家。不久，当他母亲知道父亲带着外室离开了大陆，不几天也就死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 而正在这时，解放大军开进了上海…… 现在，经过了三十年漫长的岁月，经过历史上任何三十年都从未容纳过的那么多变故，这个父亲却突然回来了，并且还要把他带到国外去。整个事情是那么不可思议，以致他都不能完全相信坐在他面前的是他的父亲，坐在他父亲面前的就是他自己。刚刚，有父亲的女秘书密司宋打开贮藏室给父亲拿衣服的时候，他看见大大小小的箱子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旅馆商标：洛杉矶的、东京的、曼谷的、香港的，还有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印着波音７４７的椭圆形标签。从这个小小的贮藏室里掀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他呢，只不过是在三天前得到领导转来的国际旅行社的通知，经过两天两夜汽车和火车的颠簸才到这里的。他提来的灰色人造革提包放在长沙发的一角。这种提包在农场还算是比较“洋气”的，但一到这间客厅也好像忸怩起来，可怜巴巴地缩成一团。提包上面放着他的尼龙网袋，里面装着他的牙具和几个在路上吃剩下来的茶叶蛋。他看着那几个诧异得咧开了嘴的、畏缩地挤在一起的茶叶蛋，想起临走那天晚上，秀芝还叫他多带些茶叶蛋给父亲吃，不禁苦笑了一下。前天，秀芝一定要带着清清到县城的汽车站去送他。自他们结婚，他还没有离开过农场，他这次远行简直成了他们小家庭的一次划时代的壮举。 “爸爸，北京在啥子地方？” “北京在县城的东北边。” “北京有好多好多县城大吗？” “有好多好多县城大。” “有马兰花？”“没有。”“有沙枣子吗？”“没有。”“唉——”清清像大人似的长叹一声，用手托着下颏，显得非常非常失望，她认为好地方是应该有马兰花和沙枣子的。 “傻丫头，北京可是个大地方咧！”赶车的老赵逗她，“你爸爸这回可要远走高飞！说不定要跟你爷爷出国哩。是不是，许老师？”秀芝蜷着腿坐在老赵背后，向他微微一笑。她没有说话，但仅仅这一笑，就表现了她的信赖和忠贞。她不能想象他会到别的国家去，就和清清不能想象北京有多大一样。 车辙交错的土路坎坷不平，牲口在上面颠踬地踏着碎步。路北边是一片整齐的条田，路南边，在雾霭朦朦的远方，就是他原来放马的草场。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有股磁性的吸力，三匹马拉着一辆车也显得那么费劲。是的，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他绵绵不尽的回忆，要离开它们了，他陡然感到更加亲切。他知道三棵紧挨着的白杨后面，有一棵粗壮的沙枣树。他下车折了一枝，几个人在车上一颗颗地吃起来。这是西北特有的酸涩而略带甜味的野果，六○年饥荒的年代，他曾经靠这种野果度日。很多年没有吃了，现在吃起来却品出了一种特别令人留恋的乡土味，怪不得清清要问北京有没有沙枣呢！“她爷爷保险没有吃过沙枣！”秀芝把核吐到车外，笑着说。这是她发挥了最大的想象力来想象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公公了。 其实并不需要想象，父子两人是如此相似，就是秀芝在街上碰见也会认得出来的。两个人都是细长的眼睛，线条纤细的、挺直的鼻梁，轮廓丰满的嘴唇，甚至举手抬足之间都表现出基因的痕迹。父亲并不显老，虽然肤色和儿子一样黝黑，但那一定是有洛杉矶或是香港的海滨浴场上晒出来的，一点也不憔悴。父亲仍然是那样讲究，那样注意仪表，头发尽管花白却一丝不乱，手背上虽然出现了老人斑，但指甲却修剪得十分光洁。茶几上，在精致的咖啡杯周围，散乱地放着三Ｂ牌烟斗、摩洛哥羊皮的烟丝袋、金质打火机和镶着钻石的领针。他怎么会吃过沙枣呢！？ 第二章 “啊，这儿还能听到丹尼·古德门的《恒河上的月光》！”密司宋能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她长得高大丰满，身上散发出一股素馨花的香气，一头长长的黑发被一条紫色的缎带束在脑后，不时像马尾一样甩动着。“董事长，您看，北京人跳迪斯科比香港人还够味，他们现在也现代化了！” “任何人都抵御不了享乐的诱惑。”父亲像把一切都看透了的哲学家似的笑着。“他们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禁欲主义者了。”吃完晚饭，父亲和密司宋把他带到舞厅。他没有想到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小时候，他也曾跟父母到过上海的“梯梯斯”、“百乐门”和“法国夜总会”，现在应该像是旧地重游，但是，当他看到有柔和的乳白色的灯光中，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和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他身边像月光中的幽灵似地游荡的时候，却感到不安起来，就像一个观众突然被拉到舞台上去当演员一样，他无法进入要他扮演的角色。刚才在餐厅里，他看见有的菜只动了几筷子就端了回去，竟从肠胃里发出一阵痉挛似的反感。在他那儿，上县城的国营食堂都要带一个铝制饭盒，把吃剩下的饭菜带回家去。 大厅里响着乐曲，有几对男女跳起奇形怪状的舞蹈。他们不是搂抱在一起，而是面对面像斗鸡一样互相挑逗，前仰后合。这些人就这样来消耗过剩的精力！他想起现在正在热得发烫的稻田里收割的人们。他们弯着腰，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不停地摆动上肢。偶尔，他们抬起头向远远的担子嘶哑地喊着：“喂，水，水……”啊，要是他现在能够躺在那一片绿荫下，在汩汩的黄色的渠水边，闻着饱含稻草和苜蓿香气的微风，那该有多好…… “您会跳舞吗？许先生。”忽然，他听见密司宋在旁边问他。他刚捕捉到的一点味儿马上消失了。他掉过头瞥了她一眼：她也有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涂得很红的嘴唇。 “不，不会，”他心不在焉地向她笑笑。他会放马，会犁田，会收割，会扬场……为什么他要会跳舞呢？ “你别为难他了，”父亲笑着对密司宋说，“你看，汪经理来请你了。”一个穿灰色西服的漂亮男子绕过桌子走来，笑嘻嘻地向密司宋一弯腰，两人翩翩下了舞池。 “你还要考虑什么呢？嗯？”父亲又燃起烟斗，“你比我还清楚，共产党的政策是经常变的，现在办签证还比较容易，以后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我也有我所留恋的。”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父亲。 “包括那些痛苦吗？”父亲意味深长地问。 “唯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 “嗯？”父亲凝视着他，不解地耸了耸肩膀。 他心头突然掠过一阵惆怅。这才想起父亲也是属于这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世界的。形体上的相似消除不了精神上的隔膜。他也像父条凝视他那样望着父亲，而两个人的目光都不能透过对方的视网膜看到眼睛深处的东西。 “是还……还怨恨吗？”最后，父亲低下眼睛。 “不，完全不是！”他把手一挥。这个动作也完全像他父亲。“正如您说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完全是另外的事……”舞曲变换了，这次是低沉的、缓慢的，像渠水经过长长的渠道。灯光好似暗淡了一些，他看不清舞池里憧憧的人影。父亲低下头，用手不住地擦着额头，又表现出那种软弱的痛苦的神情。“是呀，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可是回想起来，还是痛苦的……不过，我的确很想念你，尤其到现在……” 父亲喃喃的低语配上这支比较典雅的舞曲，也使他动了感情。“是的，这我相信。”他沉思地说，“我也想念过你的。” “是吗？”父亲抬起头来。 是的。二十年前，在那个秋天的夜晚，月光穿过窗纸被大雨淋破的窗棂，洒在一群像一堆堆破布的人们身上。十几个人睡在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他紧贴着墙根，带着土碱味的潮气浸透了他的衣服。他冷得直打寒战，干脆从湿漉漉的稻草上爬起来。外面，泥泞在月光下像碎玻璃一样闪光。到处是残存的雨水。空气里弥漫着腐败的水腥气。他找到马圈。那里还比较干燥，马粪尿蒸发出一股熏人的暖气。马、骡子、毛驴都在各自的槽头上吭哧吭哧地嚼着干草。他看到有一段马槽前没有拴牲口，就爬了进去，像初生的耶稣一样睡在木头马槽里。月光斜射进来，在马棚的山墙上划出一条分开光与影的对角线。一匹匹牲口的头垂在马槽边，像对着月亮朝拜似的。这时，他陡然感到非常凄怆，整个情景完全象征性地指出了他孤独的处境：人们抛弃了他，使他来和牲口为伍！ 他哭了。狭窄的马槽夹着他的身躯，正像生活从四面八方在压迫他一样。先是被父亲遗弃，母亲死了。舅舅把母亲所有的东西都卷走，单单撇下了他。以后他搬到学校宿舍，靠人民助学金上学。共产党收留了他，共产党的学校教育了他。在五十年代那种开朗的气氛中，虽然他具有一副在畸形的家庭中养成的孤僻、敏感和沉默寡言的性格，但也慢慢地溶化在一个大集体里。和五十年代所有的中学生一样，他对未来也有一个美丽的梦。毕业了，梦成了现实。他穿着蓝布制服，夹着备课本，拿着粉笔走进教室。他有了自己生活的道路。但是，就因为学校支部书记要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就又把他推到父亲那里去。好像肉体上的血缘关系必然决定阶级的传宗接代，他又成了资产阶级一分子。过去，资产阶级遗弃了他，只给他留下一个履历表上的“资产”，后来，人们又遗弃了他，却给他头上戴了顶右派帽子。他成了被所有的人都遗弃了的人，流放到这个偏僻的农场来劳教。 一匹马吃完了面前的干草，顺着马槽向他这边挪动过来。它尽着缰绳所能达到的距离，把嘴伸到他头边。他感到一股温暖的鼻息喷在他的脸上。他看见一匹棕色马掀动着肥厚的嘴唇在他头边寻找槽底的稻粒。一会儿，棕色马也发现了他。但它并不惊惧，反而侧过头来用湿漉漉的鼻子嗅他的头，用软乎乎的嘴唇擦他的脸。这样抚慰使他的心颤抖了。他突然抱着长长的、瘦骨嶙峋的马头痛哭失声，把眼泪抹在它棕色的鬃毛上。然后，他跪爬在马槽里，拼命地把槽底的稻粒扒在一起，堆在棕色马面前。 啊，父亲，那时你在哪里？ 第三章 现在，这个父亲终于回来了！ 这不是梦，父亲就睡在他隔壁；这不是梦，他自己也的的确确是睡在一张柔软的席梦思床上。他摸着身下的床垫，和那硬绷绷的木头马槽多么不同！月光透过薄纱窗帷，在地毯上、沙发上、床上投下一块块边缘模糊的菱形方格。在朦胧的月光中，这一天获得的印象这时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而他所得到的总的感觉，则是他完全不适应、不习惯这一切。父亲回来了，但这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人。父亲的回来不过是勾引起他痛苦的回忆。打破了他的平静而已。 尽管已到秋天，但房间里好像越来越闷热。他索性掀开毛毯，翻身坐起来，扭亮台灯，用漠然的眼光环顾四周。最后，他的目光光落在自己的躯体上。他看到肌肉突起的胳膊，看到静脉曲张的小腿肚，看到趾头分得很开的双脚，看到手掌、脚跟上发黄的茧子，他想起了下午父亲对他的谈话。 下午，喝完咖啡，父亲支使开密司宋，对他谈到公司在海外的发展，谈到他的几个异母弟的无能，谈到对他和故土的思念。“……有你在身边，我能得到一点安慰。”父亲说，“三十年前的事，我后来越来越觉着不安。我知道大陆上讲究家庭出身，老搞阶级斗争，你的日子不会好过，甚至以为你已经不在了，心里总是惦记你。你小时候的模样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尤其是你生下来，你爷爷为你在南京外交部旁边的华侨招待所设汤饼筵的那天，你在奶妈怀里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一样。那天，申新的荣家、先施的郭家、华纺的刘家、英美烟草公司的郑家都从上海来了人。你知道，你是我们家的长房长孙……” 现在，当他在罩着淡绿色灯罩的灯光下，看着自己裸露着的强健的肌体的时候，他突然获得了一个极其新奇的印象。因为他还是第一次在父亲口里听到他记忆的史前时期——他儿时的情景，于是，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终于，他发现了他们父子之间隔膜的真正所在：他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曾经裹在锦缎的襁褓中，在红灯绿酒之间被京沪一带工商界大亨和他们的太太啧啧称赞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了！而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是糅合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他解除劳教以后，因为无家可归，于是被留在农场放马，成了一名放牧员。清晨，太阳刚从杨树林的梢上冒头，银白色的露珠还在草地上闪闪发光，他就把栅栏打开。牲口们用肚皮抗着肚皮，用臀部抗着臀部，争先恐后地往草场跑。土百灵和呱呱鸡发出快乐的和惊慌的叫声从草丛中窜出。它们展开翅膀，斜掠过马背，像箭一样地向杨树林射去。他骑在马上，在被马群踏出一道道深绿色痕迹的草地上驰骋，就像一下子扑到大自然的怀抱里一样。草场上有一片沼泽，长满细密的芦苇。牲口们分散在芦苇丛中，用它们阔大而灵活的嘴唇揽着嫩草。在沼泽外面，只听见它们不停的喷鼻声和哗哗的趟水声。他在土堆的斜坡上躺下，仰望天空，雪白的和银白的云朵像人生一样变化无穷。风擦过草尖，擦过沼泽的水面吹来，带着清新的湿润，带着马汗的气味，带着大自然的呼吸，从头到脚摩挲遍他全身，给了他一种极其亲切的抚慰。他伸开手臂，把头偏向胳肢窝，他能闻到自己的汗味，能闻到自己生命的气息和大自然的气息混在一起。这种心悦神怡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它能引起他无边的遐想，认为自己已经融化在旷野的风中；到处都有他，而他却又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他的消沉、他的悲怆，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也随着消失，而代之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 中午，马匹一头头从芦苇丛中趟出来，带着滚圆的肚皮，抖擞着鬃毛，甩动着尾巴驱赶马虻和牛蝇。它们信赖地、亲昵地聚在他周围，用和善的大眼睛望着它们的牧人。有时，长着白色花斑的七号马会绕过几头瘦乏的牲口，悄悄地遛到瘸腿的一百号旁边，用乍着稀疏胡须的嘴唇掀动它、戏弄它。一百号也不示弱，调过屁股，用本来就没有着地的瘸腿使劲地向后一弹。七号马急速躲开，高昂起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玩丢手帕的游戏一样，在马群中转来转去，溅起闪着银光的水花。每在这个时候，他就要拿起长鞭，严厉地吆喝几声。于是，所有的马都会竖起耳朵，并向七号马投去责怪的眼光。七号马也安静下来，像一个受了呵斥的小学生似的，站在水深到膝的沼泽里，掀起嘴唇，无聊地锉着长长的门牙。这时，他会感到他不是生活在一群牲口中间，而是像童话里的王子，在他身边的是一群通灵的神物。 在正午的阳光下，远方，云影在山脚下缓缓地移动；沼泽里，一种叫“水牛”的水鸟也感到了炎热，开始用嘴对着芦根咕咕地鸣叫。这里，不仅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而且有青山绿水的纤丽。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会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她全部瑰丽的形体。他感到了满足：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有时，阵雨会向草场扑来，它先在山坡上垂下透明的、像黑纱织成的帷幕一样的雨脚，把灿烂的阳光变成悦目的金黄色，洒在广阔的草原上。然后，雨脚慢慢地随风飘拂，向山坡下移动过来。不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就斜射下来了，整个草原就像腾起一阵白蒙蒙的烟雾。在这之前，他必须把放牧的马群赶到林带里去。他骑在马上，拿着长鞭，敞开像翅膀一样的衣襟，迎着雨头风，在马群周围奔驰，叱呵和指挥离群的马儿。于是，他会感到自己躯体里充满着热腾腾的力量，他不是渺小的和无用的；在和风、和雨、和集结起来的蚊蚋的搏斗中，他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各队放牧员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聚在一起，为他们避雨而设的窝棚，在草杨上就像一叶扁舟似的停泊在白蒙蒙的雨雾中。窝棚里凉爽潮湿，弥漫着劣质烟草的青烟。他听着放牧员们诙谐的对话和粗野的戏谑，惊奇他们并没有他那么复杂的感情，和对劳动、对生活的那些敏感的新体验。原来他们本来就是朴实的，单纯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始终抱着愉快的满足。他开始羡慕他们。 有一次，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放牧员问他：“人说你是右派，啥叫右派？”他羞愧地低下头，讷讷地说：“右派……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七队的放牧员说，“那一年，整的是读书人。”七队的放牧员是个心直口快的汉子，平时爱开玩笑，人们都叫他“郭蹁子”。 “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乱套了。”老放牧员抽着烟锅，沉思地说，“话可说回来，还是劳动好，别当干部。我快七十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吃炒豆子嘎嘣嘎嘣的……”“所以你下辈子还得劳动！”“郭蹁子”笑着打断他的话。 “下辈子劳动有啥不好？”老放牧员郑重地说，“离了劳动，人都活不成，当官的当不成，念书的也念不成……” 这种简短的、朴拙的、断断续续的话语，经常会像阵雨过后的彩虹一样，在他心上激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使他渴望回到平凡的质朴中去，像他们一样获得那种愉快的满足。 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退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折断了。那在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虚幻起来，只有现在这一切才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人们也早已忘掉了他的过去，只是到了狂热阶段，才有人想起他还是个右派，需要把他拉出来示众一番。可是，这时几个队的放牧员聚在窝棚里经过一番商量，一口咬定坡下的草情不好，跟场部招呼了一声，唿啦一下把牲口都赶到山坡上去。他当然得跟着去，因为没有一个革命群众愿意放弃革命，来顶替他这个好几个月不能回家的差使。放牧员们帮他把简单的行李往马背上一搭，骑上马，晃悠晃悠地离开了闹腾腾的是非之地。上了大路，放牧员们欢快地叫喊着：“去啵！咱们上山去，管他们妈嫁给谁！”他们此起彼伏地吹起尖利的口哨，不断地发出短促的吆喝声，得得的马蹄在大路上扬起团团黄色的尘雾。远方，就是像翡翠一样晶莹闪光的山坡草场……这一天，他永远当作一种极其特殊的温情，是那样深刻地留在记忆里。 这里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欢乐，有他对人生各个方面的体验，而他的欢乐离开了和痛苦的对比，则会变得黯然失色，毫无价值。去年春天，他突然从山上的草场被叫回场部。他拿着草帽惴惴不安地走进挂着“政治处”牌子的办公室。董副主任对他宣读了一个文件，然后告诉他，过去把他错划成了右派，现在给他改正过来了，还要安排他到农场学校教书。董副主任的面孔庄重得毫无表情，一只早来的苍蝇在办公室嗡嗡地飞来飞去，一会儿停在墙壁上，一会儿停在档案柜上。董副主任的眼睛随它转来转去。手里捏着本杂志跃跃欲试。 “你去吧，到隔壁房里找潘干事拿调令，明天到学校报到。”苍蝇终于落在办公桌上，杂志“啪”地一下，但苍蝇却狡猾地飞跑了，董副主任又失望地坐在椅子上。“以后可要好好干了，再不能犯错误了。□！” 他被这突然来临的事震动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在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在认识上，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这次改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和对他本人生活的根本性改变；他过去甚至也没有敢想象有这样一天。但是在直觉上，他的幸福感在不断地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兴奋的晕眩。先是他的喉咙发干，然后全身轻微地颤抖，最后眼泪不能遏止地往外汹涌，并且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这副情景，使庄重得毫无表情的董副主任也感动了，竟向他伸出手来。他两手捧着董副主任的手，这时，才开始对未来有了一个朦胧的希望。 从此以后，他又穿上了蓝布制服，夹着备课本，拿着粉笔走进教室，重续了二十二年前那个美丽的梦。农场的职工都不富裕，孩子们大都穿得破破烂烂，教室里混合着汗味、尘土味和干燥的阳光味。孩子们在简陋的课桌后面瞪大了天真的眼睛惊异地瞧着他，想不到一个放牲口的人成了他们的老师。可是不久，他就使孩子们信服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贡献；他甚至还没有敢想象他这就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四化”服务，他认为那是英雄们的业绩。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尽到了他的职责。然而，就是这样，他也受到了孩子们的尊敬。临来北京的那个早晨，他看见孩子们一伙一伙地站在上学的小路上望着他的马车。大概他们也听说他找到了在外国的爸爸，要跟有钱的爸爸出国了吧。他们一个个都压抑着惜别的冲动，带着沮丧的神情，默默地目送他的马车过了军垦桥，过了白杨树林，消失在荒地的那边……有时，放牧员们还会从十几里外来看他。那位老放牧员现在已经八十出头了，腿脚依然强健。他坐在炕上，捧着灵均的《现代汉语词典》摩挲着：“还是有学问的人能，看这么厚的书，这怕要看一辈子哩！”“这是字典，是查字的，”“郭蹁子”告诉他，“你真是，活糊涂了！”“是呀，活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睁眼瞎，看电影连个名字都不认得，光看个人影儿动弹。”放牧员们感叹着，在这崭新的时代里产生了对文化的需求。“干啥都得有文化。上次我给牲口拿药，差点把外用的喂了牲口。”“郭蹁子”说：“‘老右’，你可是从咱们堆里出来的。咱们这些人完了，咱们的孩子可托付你了……”“是呀，”老放牧员说，“你要是教得我那小孙孙能看这么厚的书本本子，也不负咱们穷哥们在草场上滚出来的交情……” 这些毫无文采的语言，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他工作的意义，使他对未来的希望更加明确起来。他在他们身上闻到马汗味，闻到汁水饱满的青草味，闻到浓烈的大自然的气息；他们给他带来那么熟悉的、亲切的感觉，完全和跟父亲与密司宋在一起时所有的那种压抑感迥然不同。 他在他们眼里，在学生们眼里，在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眼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有什么能比在别人眼里看到自己的价值更宝贵、更幸福呢？ 第四章 上午，他和密司宋跟父亲逛王府井大街。他发觉他已经不适应城市生活了。这里的地面辅着水泥和沥青，完全不像乡村的土地，踏上去是那么松软湿润；大街上川流不息地来往着互不相识的人，既热闹而又冷漠。而且，四处不停地响着的噪音，不一会儿就使他神经紧张得疲乏了。 在工艺品商店，父亲开出了一张六百块钱的支票，订了一套工艺精细的景德镇青花餐具。他却在瓷器商店里挑了一个两块多钱的泡菜坛子。坛子小巧玲珑，转圈用黄色和棕色的花纹组成古色古香的图案，就和汉墓的出土文物一样。这样漂亮的家庭用具，是西北的小县城里没有见过的。秀芝早就想有一个像样的泡菜坛子，老是说她家乡的泡菜坛如何如何好。现在家里的一个，还是别人从陕西抱来的瓦制品，是秀芝花了好几晚上给人纳了五双鞋底换来的，周围早已渗出了盐渍，白花花的，实在难看得很。“您的太太一定很漂亮，”回到饭店，密司宋妩媚地对他笑着说，“您这样爱她，真叫人嫉妒哩！”她今天又换了衣服，红黑相间的丝衬衫上罩了件淡紫色的开襟毛衣，下面配了一条灰色薄呢裙子。经秋天的阳光蒸烤，素馨花的香气更浓烈了。“婚姻总是一种条约和义务。”父亲在一旁叹了口气，慢慢地搅动着杯里的咖啡，也许是联想到了自己，仔细地斟酌着词句说，“不管和妻子有没有感情，都要把这个条约和义务恪守到底，不然就会使良心不安，引起痛苦的懊悔。这次我叫你出去，不单单是你一个人，你要把你妻子和孩子都带上。” “那么，许先生，您谈谈您的罗曼史好吗？”密司宋又说，“您的恋爱一定很动人。我不相信像您这样英俊的男人没有女人追求您。”“我哪儿有什么恋爱，”他像是抱歉地笑了笑，“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还不认识，更谈不上什么罗曼史了。” “啊！”密司宋顿时表示出一种夸张的惊奇，而父亲又一次不解地耸了耸肩膀。他想把他和秀芝结婚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他们，但是这种反常的婚姻方式的背景却是一场大灾难；这场大灾难又是民族的耻辱。他怕告诉他们以后，反而会引起他们嘲笑那在他心中认为是神圣的东西。他踌躇地考虑着，默默地呷着咖啡。咖啡苦中有甜，而且甜和苦是不能分开的。二者混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种特殊的、令人兴奋和引人入胜的香味。父亲和密司宋能品出咖啡的妙处，但他们能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吗？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婚姻也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完全脱离了常轨，纯粹靠盲目的偶然性来排列组合。他们只会从偶然性中看到荒谬的一面，不能体会到偶然性也会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命运，把完全意想不到的幸福突然赏赐给人。而且，越是在困苦的环境，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就越是珍贵。他和秀芝奇特的结婚，后来在他们共同回忆时每次都会引起既悲凉又热烈的感情，这怕是其他任何人难以理解的。 那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和往常一样，给牲口饮了水，拦好马圈，回到小屋。刚放下鞭子，“郭蹁子”就闯进门来。“喂，‘老右’，你要老婆不要？”“郭蹁子”兴冲冲地说，“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晚上就给你送来。” “那你就送来吧，”他笑着回答他。他以为“郭蹁子”是在给他开玩笑。“好！咱们君子一言。你准备准备。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刚跟你们书记说了。你们书记说只要你同意，他立刻开证明。好，我给你开了证明，回家路过场部就把证明交给政治处，转回来就把人带来，你今晚上就洞房花烛夜吧！” 天刚黑，他正坐在小板凳上看《解放军文艺》，就听见外面一群孩子喊：“‘老右’的老婆来了！‘老右’的老婆来了！”接着，门哐啷一声，“郭蹁子”又像下午那样闯了进来。 “好了！我酒不喝你一口，水你总得赏一口吧？真够呛！一下午脚不沾地来回跑了三十里路。”他伸手从铝桶里舀了瓢井水，咕咚咕咚地喝光，然后用袖子一抹嘴，长长地“嗨”了一声，才朝门外叫道，“喂！你怎么不进来？进来，进来！这就是你的家。来认识认识，这就是我说的‘老右’，大名叫许灵均。啥都好，就是穷点，可是越穷越光荣嘛！” 这时，他才看见门外的一群孩子面前真的站着个陌生的姑娘，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上衣，拎着一个小白包袱，冷淡而又仔细地打量着这间满布灰尘和锅烟的小土屋，好像她真准备在这里住下似的。“这……这怎么行！”他大吃一惊，“你这个玩笑简直开得太大了！”“这怎么不行？你别马虎，”“郭蹁子”从口袋里掏出张纸，“啪”的一声往炕沿上一拍，“证明都开来了，这可是法律。法律，你懂不懂？我可是跟政治处说你去放马了，叫我代领的。你要是撒手不干，就太不够意思了。听见吗，‘老右’？”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他摊开双手，连连问“郭蹁子”。姑娘可是进来了，坦然地坐在他刚刚坐的小板凳上，好像他们两人说的话与她无关一样。 “怎么行？你们两口子的事来问我，我问谁去？”“郭蹁子”又把“法律”放回炕上。“好了，好好过吧！明年有了胖小子，可别忘了请我喝喜酒。”他走到门口，叉开两手，像轰小鸡一样轰走孩子，“看啥，看啥？没见过你们爹跟你们妈结婚？回去问问你们爹跟你们妈去，走、走、走！……” “郭蹁子”就这样一甩手走了。 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悄悄地端详姑娘。她并不漂亮，小小的翘鼻子周围长着细细的雀斑，一头黄色的、没有光泽的头发。神情疲惫，面容憔悴。不知怎么，他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于是倒了杯水放在木箱上说：“你喝吧，走了那么远路……”她抬起头，看到他诚挚的目光，默默地把一杯水喝完，体力好像恢复了一些，就跪上炕叠起了被子，然后拉过一条裤子，把膝盖上磨烂的地方展在她的大腿上，解开自己拎来的小白包袱，拿出一小方蓝布和针线，低着头补缀了起来。她的动作有条不紊，而且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这股生气好像不能在她自身表现出来，而只能在经过她手整理的东西上表现出来似的。外表萎顿的她，把这间上房略加收拾，一切的一切都马上光鲜起来。她灵巧的手指触摸在被子、褥子、衣服等等上面，就像按在音阶不同的琴键上面一样，上房里会响起一连串非常和谐的音符。 突然，他想起了那匹棕色马，心里顿时感到一阵酸楚的甜蜜。他觉得他不仅早就认识了她，而且等待了她多年。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心荡神移的感觉袭倒了他，使他不能自制地跌坐在姑娘旁边。他两手捂着脸，既不敢相信他真的得到了幸福，担心这件侥幸的事会给他带来新的不幸，又极力想在手掌的黑暗中细细地享受这种新奇的感情。这时，姑娘停住了手中的针线。她的直觉告诉她：这是一个能依托终生的人。她对他竟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非常自然地把手轻轻地搭在他伛偻着的脊背上。于是，两个人就坐在铺着破麻袋的炕沿上，一直唏嘘地说到天明。 秀芝原来是四川人。那几年，天府之国搞得连红苕都吃不上，饥饿的农民不得不大量外流。姑娘们还比较好办，在外地随便找个对象就嫁了出去。一个村里只要有一个姑娘在外地成了家，就一个一个提携家乡的姐姐妹妹。这样，成串成串的姑娘就拎着她们可怜的小包袱离开巴山蜀水，闯出阳平关，越过秦岭，穿过数不清的长长短短的隧道，往陕西、往甘肃、往青海、往宁夏、往新疆去奔她们的前程。家里能紧得出钱的就买张车票，没有钱的就一站一站偷乘火车。她们的小包袱里只包着几件补缀过的衣服，一面小圆镜子和一把木梳，就靠这些装备，她们把自己美丽的青春当作赌注，押在这个人生的赌场上。她们也许会赢来幸福，也许会输个精光……在灵均这个地区的农场，早就风行这种八分钱的婚姻。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和老光棍们，付不起娶当地姑娘的彩礼，就去求四川来的妇女。这些四川妇女都像是随身带着一沓子人事卡片，她们随便想出一个，只要一封信回去，就召之即来，来之能婚。秀芝就是被召来的一个。她来找的是七队一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子。但等她揣着大队的证明，风尘仆仆地一站一站挪到这个农场，小伙子却在三天前翻了车，不幸身亡了。她连火葬场都没有去，也不必去，谁也不欠谁的情。她也不好意思到那一个同乡家里去，她知道那个同乡也很困难，丈夫是个残废，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孩子。她只得呆呆地坐在七队的马圈前面，像日晷似的看着自己慢慢移动的影子。 “郭蹁子”中午提着水壶回马圈灌开水，知道了她的情况，就把一群马扔在草场上，挨家挨户地为她寻找出路。七队现在只有三个单身汉子，他们一个一个到马圈前面观看了一番，可是这个身体干瘦的矮个子姑娘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最后，“郭蹁子”想起了已经有三十四五岁的灵均。 他就是这样结的婚。这就是他的罗曼史！“‘老右’结婚了！”这在生产队竟成了大事。这些疲于“抓革命”的人也乐于从派性纠缠中暂时解脱出来，全都对这个从来也不属于哪一派的、对谁也没有损害的、一直老老实实的“促生产”的“右派分子”表示了同情。人毕竟是有人性的，他们在给灵均的温暖中自己也悄悄地感到了温暖，觉得自己还没有在“损失最小最小”的革命中损失掉全部的人性。他们有的给他一口锅，有的给他几斤粮，有的给他几尺布票……而且又由一个年轻的兽医发起：每家送五毛钱，给他凑出一笔安家的基金。甚至支部会议上也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统一，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按制度给了他三天婚假。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他们俩就靠人们施舍的这点同情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 秀芝原来是个乐观的、勤快的女人。她只在家乡坝上的小学读过两年书，不能对生活抒发出诗意的感受。她来的第二天晚上，放映队在晒场上放映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从此，华西里的一句台词就成了她的口头禅。“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她老是笑嘻嘻地这样说。她生得细眉小眼，一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像月牙儿似的弯弯的细缝，再配上她那两个小小的酒窝，倒也有一种特别的动人之处。 灵均放马，白天不在家。她一个人在中午顶着烈日又和泥又掌模子，脱了一千多块土坯。然后，把晒干的土坯一车车拉回来，在他们门前围起三面围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她突然划出了十八平方米土地归自己使用。她说：“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有树，哪有出门就见天的□！”于是，她又在野地里刨了两棵碗口粗的白杨树，以惊人的力气拖了回来，栽在院子的两边。院子围好，她就养开了家禽。她养鸡、养鸭、养鹅、养兔子，后来又喂了几对鸽子，在人们中间博得了个“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外号。国营农场不许工人自己养猪，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常躺在枕头上对灵均说，她梦见她养的猪已经长得多大多大了。 他们所在的这个偏僻的农场，是像一潭死水似的地方，领导对正确的东西执行不力，对错误的东西贯彻得也不积极，尽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压力，但秀芝也能像一株顽强的小草一般，在石板缝中伸出自己的绿茎。她养的小动物们，就和在魔术师的箱子里一样，繁殖得飞快。“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果然，一年以后，他们的生活就大变了样。他们的工资虽然还是那样微薄，但是已经能丰衣足食了。秀芝真有逆转社会发展规律的本领，在别人高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她在他们家里完成了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复辟。一切都是从秀芝手里生产出来的。她收工回来，鸡、鸭、鹅、鸽子也都跟着她回来。女儿清清背在她背上，鸡鸭鹅围在她脚下，鸽子立在她肩头；柴禾在炉膛里燃着，水在铁锅里烧着，她虽然没有学过“运筹学”，可是就像千手观音一样，不慌不忙，先后有序，面面俱到。 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不仅给他带来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并且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根须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她和他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更明晰地感觉到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的单纯、纯洁和正当。他得到了他多年前所追求的那种愉快的满足。 董副主任宣布他的问题得到改正的那天，当他开好证明，又从财务科领出按政策规定给他补助的五百块钱回到家，把经过原原本本告诉秀芝时，秀芝脸上也放出了奇异的光彩。她在围裙上擦干净手，一张张地点着崭新的钞票。 “喂，秀芝，从今以后我们就和别人一样了！”他在屋里洗脸，朝小伙房里的秀芝高兴地叫道，“喂，秀芝，你怎么不说话？你在干什么？”“啷个搞起的哟！”秀芝笑着说，“我数都数不清□！数了好几遍，这么多钱！”“哎呀！你这个人真是……钱算得了什么？值得高兴的是我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啥子政治新生、政治新生！在我眼睛里你还是个你□！过去说你是右派，隔了大半辈子又说把你搞错了；说是把你搞错了，又叫你二天莫再犯错误，晓得搞的啥子名堂哟！到底是哪个莫再犯错误□！我们过去啷个子过，二天还啷个子过。有了钱才能安逸。你莫吵我，让我再好好数数。” 是的，比他小十五岁的秀芝从来没有把他看得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她永远保持着庄稼人朴实的理智。什么右派不右派，这个概念根本没有进入她小小的脑袋。她只知道他是个好人，老实人，这就够了。她在干活的时候常跟别的妇女说：“我们清清她爹可是个老实巴交的下苦人，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狼赶到屁股后头都不着急。要是欺负这样的人，真是作孽，二辈子都要背时！”是的，秀芝爱钱，平时恨不能把一分钱镍币掰成两半花。区区五百块钱，也就使她大大地满足了，使她的手指颤抖了，使她眼里闪出喜悦的泪光。可是，当她知道他父亲是个有钱的“外国资本家”时，却没有提一个钱字，只是叫他多带些五香茶叶蛋去给父亲吃。她常常对只有七岁的清清教育道：“钱只有自己挣来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我买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得来的钱；我买辣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割稻子得来的钱；我给你买本本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场得来的钱……”她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没有什么高深的哲理，然而这些朴素的、明白的、心安理得的话语，已经使他们家庭这个最小的成员也认识到：劳动是高贵的；只有劳动的报酬才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享受；由剥削或依赖得来的钱财是一种耻辱！ 秀芝不会唱歌。清清满月时，他们一家三口乘进县城的卡车到全县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照了一张“全家福”。县城的街上有卖冰棍的，拖长了嗓子喊着：“冰——棍！冰——棍！”以后，“冰——棍”就成了秀芝的催眠曲。她一面拍着清清，一面学西北人的口音轻轻地唱着：“冰——棍！冰——棍！……”那单调的、悠远的而又如梦幻般甜蜜的歌声，不仅把清清引入梦乡，也使在一旁看书的他感到一种朴拙得近于原始的幸福，进入一种纯粹的美的境界。 王府井大街上也有卖冰棍的，但是他们不喊，坐在铺子里板着面孔，这多没有意思！他思念那如梦幻般甜蜜的催眠曲，思念那抱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乐观精神的笑靥。不，他不能呆在这里。他要回去！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在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那里有他生命的根！ 第五章 他终于回来了，终于又回到这熟悉的小小的县城。汽车站前面横着全县唯一的柏油马路，那上面仍然蒙着层薄薄的黄尘，风一吹，就在商店、银行和邮局门口打旋。马路对面的那架弹花机仍然响着单调的绷绷声，好像自他走后就没有停过似的，汽车站门前仍然拥挤着卖醪糟的、卖油饼的、卖瓜子的农民；两边，仍然是东倒西歪的土房，有的门上还能看到古老的雕花门楣。那座新盖的戏院仍然困在横七竖八的脚手架当中，一群工人还在它四周忙碌着。 但是，他一下车，就有一种像是从降落伞落到地面的感觉，他的脚又踏着实地了。他爱这里的一切，连同她的珊疵，就像他爱自己的生活，包括过去的痛苦一样。 黄昏，他搭乘的马车路过原来住的生产队。残阳正从西山上斜射过来，村庄和村庄里的人们都罩在一片模糊的玫瑰色之中。只有秀芝栽的两棵白杨树高耸在一片土房子的屋顶上面，静静的，一点也不摇曳，仿佛正对他全神贯注地凝望着一样。牲口回来了，横穿过土路，它们好像认出了他，呆呆地立在路两旁，睁大眼睛望着他。马车远去了，它们才掉过头，懒洋洋地向自己的圈棚踱去。 他的心里泛起了一股温暖的柔情。他想起临回来之前父亲和他的谈话。那天晚上，父子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父亲穿着丝质睡衣，伛偻着背，神情懊丧地抽着烟斗。 “这么快就走吗？”父亲问他。 “是的，学校准备期中考试了。” 父亲沉默了一会，又说：“这次我回来，看到了你，很高兴。”父亲虽然努力保持平静，但下唇却轻微地抖动着。“我发现你非常非常成熟了。这也许是你有坚定信念的缘故吧。这样也好！人所追求的不过是信念。老实说，过去我也追求过，可是，宗教并不能给人什么……”说到这里，父亲表示厌倦地挥了挥手，又继续说下去，然而却跳到另外一个题目上。“去年在巴黎，我看到一本英文版的《莫泊桑选集》，里面有一篇一个国会议员和他早年生的儿子重逢的故事。那个儿子后来成了一个白痴。我看了，一晚上没睡着觉。以后，我经常好像看到你一副凄惨的样子站在我的面前。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也放心了。你的确出乎我意外，你变得像一个，变得像一个……”变得像一个什么，父亲始终没有想出一个恰当的概念，但是他从父亲眼睛里看到了欣慰的眼神。他觉得他们父子都对这次重逢和分别感到满意，他们各自得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父亲在良心上得到了安慰；他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回顾了自己的半生，从而领悟到一点人生的意义。 太阳完全隐没在西山后面了。她射出的几束剑似的桔黄色的强光映着山顶的晚霞，又从晚霞上折射下来，散在山坡的草场上、山下的田野上、田野的村庄上，最后变成了一片柔和的暮色。离学校越来越近了，远远地已经能看到那中央操场，就像一泓明净的湖水在泛黄的芨芨草滩中间。在晚风的吹拂下，他胸中的柔情也逐渐荡漾开去，终于形成了一股暖流在他全身回旋。他感到，父亲说他有坚定的信念，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任何理性上的认识如果没有感性作为基础就是空洞的。在某些方面，在某些时候，感情要比理念更重要。而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就是劳动者的情感。想到这里，他眼睛濡湿了。他是被自己感动了：他没有白白走过那么艰苦的道路。他终于看到了学校。他家门口正站着几个人向大路上这辆马车眺望。秀芝围的白布围裙，在柔和而苍茫的暮色中就像一点皎洁的星光。很快地，那里人越聚越多，最后，他们看出了是他，全都向大路上奔跑。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红衣裳的小女孩，她就像迸射出的一团火，飞也似的向他扑来。她越跑越近，越跑越近，越跑越近…… 代序 人类的生活活动处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之下，具有形形色色的目的和各不相同的事件和命运。在这一切变故和事件中，最触目的是人的事业和意愿；到处都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东西，因而到处激起我们的赞成或反对的热忱。它有时以美丽、自由、富有来吸引我们，有时以毅力来吸引我们，有时甚至缺陷可以表现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经常看到某种大量的共同利益在困难地前进，但是更经常看到微小力量的无限的紧张活动，它们从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中产生某种巨大的东西；到处是光怪陆离的景色，一个消逝，另一个立即代之而起。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 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 ——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 第一章 太阳落在人面峰背后的时候，魏天贵赶的驴车刚好走到公路侧坡上的那条岔路，借着一股冲力，哐嘡哐嘡地顺坡溜下了沿着河岸的古道。于是，柏油路上呜呜的汽车声渐渐远了；稀薄的暮色，从东边，从黄河的河滩那边倦倦地弥漫过来。这一片淡蓝色的暮霭，似乎滤去了所有的噪音。现在，只有“格——格”的蛙鸣，不时懒懒地从这里或那里响那么一两声了。 走到这里，才算走出了城市，踏上了农村的土地。 西边，越过柏油公路如长城一般的路基，可以看到绵延的群山的最高处，落日的余辉勾勒出了人面峰的轮廓。它名副其实，真像一张仰面朝天的人脸。山顶上的平台如同宽阔的前额，一块突出的巉岩和那下面陡峭的绝壁，构成了高耸的眉棱和深沉的眼睛。往下，一条倾斜的山梁和山梁尽头垂直而下的高崖，是略带傲气的鼻子。接着，一道线条明晰的锯齿形的山峰划出了两片紧闭着的清秀的嘴唇，最后，一座圆顶的高岩给整张脸安上了一个倔强的下巴，它在山脊上躺了不知几万、几十万年了。每年老历五六月间，太阳总从这张脸旁边落下去，使这张脸发出一种金色的灵光，而它永远一声不吭，就这么躺着、躺着，仿佛在思索什么深奥的问题，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 过去，在魏天贵年轻的时候，庄子上的人都说人面峰活像他的侧影影子哩。 古道逐渐靠向河岸，离公路越来越远了。从黄河岸边到这条人踏车碾的土路，中间是一片平展展的草滩。滩上长满细密的“爬地虎”——一种顺着地面扯藤的芦苇。魏天贵避开马车、汽车、拖拉机的交错的车辙，把毛驴车赶到路旁的草滩上。车轮在柔软的、长得正盛的“爬地虎”上簌簌地滚过，辐条铮铮作响地击打着坚挺的芨芨草。毛驴迈着细碎的步子，不时摇摇头，叹息似地喷一两声响鼻。这时，听到了黄河水拍打着齿牙形的河岸，发出有节奏的啪啪声，间或，还有河岸崩塌的轰鸣，像隐隐约约的闷雷似的，掠过“爬地虎”的叶尖尖子，向田野和荒滩滚滚而来。 只有到了这里，魏天贵才能开动脑筋来思索。是的，脚踏着自己这么熟悉的、对自己这么亲切的土地，才能唤起那种农民的回忆和经验。魏天贵虽然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仍和农民一样，他的思索是离不开经验的，而经验只能从回忆的深井中去提取。 这几年，每年夏初他都要打发他的二儿子给他的老朋友、老上级——地委副书记贺立德送些菜，夏初，正是城里人缺菜的时节。今年，为了打听外省先进队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他自己赶着毛驴车来了。 十五年前，他就由贺立德派来的人偷偷地领到这里来过。如今，房子已大大改观。三面红砖墙围起了一个单门独院。甬道两旁的土地虽然不多，但花草的品种不少，绿的、黄的、白的、紫的，株株都在争荣斗艳。两棵老葡萄的褐色藤条攀援着白木支架，绿阴遮住了半个院落。驴车当然是进不来的，只能拴在院门口的水泥电杆上。当他把那麻袋菜按他过去的“联络员”、现在贺立德续弦的夫人刘玉青的指点，提到贮藏室去的时候，一路曲里拐弯的，进了这屋穿那屋，更使他有一种隔世之感了。 今天，贺立德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不要趁风扬场、下雨和泥。”贺立德告诫他，“现在说搞大包干，刷地都搞起了大包干，难道咱们搞了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么？老实说，对现在这些新道道，我总有些怀疑……” “可附近那些社队搞了包干到户，都见了成效哩。咱们大队的人，也有了这个要求。”他说。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你是咱们多年树起来的红旗。别看他们现在包干到户闹得欢，一旦上面要合，还得合起来。”贺立德有把握地咂咂嘴，又微微一笑，“群众要求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当然啰，现在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话是不对的。可是，包干到户的性质还是值得怀疑的。老实说，说得好听点，它不还是解放初期的单干嘛。而从解放初期的单干，到后来的合作化、公社化，我们走过来的路容易吗？这你最清楚。你们队人人富裕，这不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吗？老魏，现在咱们都老了，要稳重点了，别再跟着人瞎跑。这是我不把你当外人，这话，我当着众人是不说的……” 过去，贺立德总是用不容置辩的语气对他说话。现在，贺立德的语气虽然不是那么肯定了，但好像还有不容辩驳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就建立在他们大队的实际例子上。不错，因为我们中国之大、之复杂，你要论证任何论点都能信手拈来一个恰当的例子。然而，要用他魏天贵这个大队来证明贺立德所谓的“过去的办法正确”，他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了。可是，他的这个看法又不能向贺立德说出来。这二十多年来他是怎样走过来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想到这点，他顿时失去了说话的兴致。这当儿，刘玉青正好笑吟吟地走进客厅来。 “瞧老魏给咱们送的那些菜，真新鲜！老贺，别看你是地委副书记，现在谁还念着你，不就是老魏嘛。老魏，别走了，就在这儿吃晚饭。” 他不怎么喜欢这个原先叫刘卫青，现在又改回叫刘玉青的女人。他觉得这妇道人家心里的道道儿太多了，他甚至怀疑她“别走了”这话里的意思是“快走吧，咱们要吃晚饭啦”！他告辞了。 “算啦，我还要去给我丫头买东西哩。” 最后，贺立德把她送到院门口，摇摇头，叹息了一声： “唉！现在，咱们都在为儿女操心啰。” 天还没有黑下来，在古道上，还能看到如镜面一般的河湾上闪闪烁烁的微弱的亮光和岸上一丛丛骆驼刺的小白花。沙岸起伏不平，在闪烁的水光中呈现出一条模糊的曲线。而家燕还在河湾上翻飞，捕捉晚食——这会儿，正是蚊子猖獗的时候。一只绿头花翎的野鸭，像被枪子儿打中了一样，收起翅膀，扑地一下扎进茂密的苇丛里，再也没有声响。这一段河滩平坦，河面开阔，河水现在温静得仿佛也在耽于思索似的。 不过，贺立德说得也对：他们都老了！贺立德虽然穿着细毛料衣裳，趿拉着皮拖鞋——就这光能套个脚尖尖，没有后帮的鞋，怕也得四五块钱一双吧，可是肚子已经腆了出来，松弛的两腮耷拉到嘴角，甚至说话中间也嘟嘟地动弹，前十几年那样充沛的精力连一点影影子也没有了！ 自己呢，难道就比老贺强么？手往脖子上一摸，松松垮垮的老皮底下就是几根筋，耳朵后面也陷下去了一个坑，胡子拉碴的，两面腮帮上都刻上了一道道弧形的皱纹；前几年还好，这两年背也有点佝偻了。要是把塑料布向马路边一铺，抖开麻袋把黄瓜西红柿朝上一倒，操起秤杆往旁边一站，和那帮自由市场上唯利是图的贩子又有什么两样？有谁能看出来他是上过报纸的人物、赫赫有名的英雄？有谁能看出来他曾是显赫一时的“头头”、掌过县革命政权大印的“司令”？有谁能看出来他十几年前的风姿？那时候，他高个子、宽身板、大脸膛、直鼻梁，一对蒙古型的细眼睛透着精明剽悍，不说别的，那两排坚实整齐的牙齿，就叫每天用白玉牙膏刷牙的学生娃娃叹为观止了……可是，现在，如果真跑到自由市场上去，人家看的准是他面前的麻袋：“喂，老乡，这黄瓜怎么卖？” 他不觉叹了口气。脑子里又不由得浮出尤小舟的影子来。 去年——一九八○年冬天，尤小舟又调到他们这个县上来了。新来乍到，也不顾县里复杂的情况，就在“三干会”上极力主张把田包下去。尤小舟也是他的老朋友，当时他还真替这位县委书记捏了把汗。 “别着急，慢慢来。”他劝道，“以前的经验你还不汲取么？” “还不着急，怕什么？”尤小舟却沉着脸说，“只要农民吃上饱饭，我再去蹲监狱也没有关系。何况，现在还不会再把我送进去。” 尤小舟不像贺立德，这个人不轻易说笑，却让人感到亲切和真挚。他的目光虽然严厉而富于自信，但同时显露出正直和坦率。因为年轻的时候是近视眼，现在到了老光眼的年龄，倒可以摘掉眼镜了。 “包干到户，并不触动集体所有制，而是在集体所有制下改革分配形式和人与人的关系。”尤小舟向他解释道，“‘大锅饭’不能吃了，一些社队干部的瞎指挥、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甚至压迫农民的情况也能杜绝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当然，我也知道，过去，一阵风，一边倒，一刀切，一言堂，这四个‘一’害死了咱们！现在我不搞一刀切，各个大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具体形式。譬如你这个大队，晚点搞甚至不搞也可以。” 哼，大大小小的石头可不是那么容易搬掉的。半年下来，就河边这些穷队搞了包干到户，大部分社队干部都指着他魏家桥大队说：他魏天贵“半个鬼”为啥不搞？他不搞咱们也不搞，跟着“半个鬼”没错！依然故我，今年生产还是上不去，而这罪过却像是他魏天贵的。 前天，尤小舟在县城开完会，又骑着自行车来到他家。进了门，四处扫了一眼，随口问道： “老魏，老伴儿没了几年啦？” “四年。” “少年夫妻老来伴，我看，你也该找个老伴儿啦。”说完，尤小舟难得地笑了笑。 他没有搭腔。你都觉得可笑，还叫我找老伴儿么？这个人，想跟人唠唠家常都唠不到点子上。有啥你就说吧，你又不是给我介绍对象来的。 果然，过了一会儿，尤小舟又沉下脸。 “现在，拿锹把子的都欢迎包干到户，而县上、乡下不拿锹把子的倒操起心来了，说它是个体经济。其实，劳动是分散来干，还是合起来干，这是劳动的一种技术要求，主要是生产力决定的。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就大部分来说，还是手工劳动。拿你这个有名的先进大队看，不也是手工具占绝大多数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宜于分散来干。就是将来现代化了，有许多劳动按技术要求也还要分散干，不但农业是这样，其它行业也有这样的。譬如汽车司机，他只能一个人开车，他开到共产主义，也只能一个人开呀。那你能够说司机的劳动就是单干，是个体经济？” 他弓着腰坐在炕上，听尤小舟侃侃而谈。心里却想：好，现在城里和乡下不拿锹把子的人一起来反对你，你知道困难了吧？你这明明是来动员我了。那你就下命令好了，何必费这些唾沫。你尤小舟哟，真是个尤小舟！ 于是，他去找贺立德了，但贺立德的看法和尤小舟截然相反。 这需要他自己开动脑筋来思索了：他的一生，他当书记的二十多年……他只能自己来思索，不能告诉贺立德，也不能求助尤小舟。他属于个人的秘密太多了。 西方的余晖熄灭了，黛青色的人面峰在一片淡蓝色的、透明的光中默默无言地躺着…… 第二章 岸边，一条带状的青紫色的蜃气缓缓地在草滩上蠕动，向土路匍匐过来。坚实的土地在它的侵蚀下，如同被慢慢溶解一般，边缘也化成了朦胧的烟雾，而且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暗了。 这草滩，这色彩，这水声，似乎是亘古不变的。它们仿佛蕴含着一种神秘的、来自那遥远年代的力量，勾引起了他童年时的种种印象。他好像又置身在一群放驴的娃娃中间，和他们交手打仗。三月的河面，弥漫着淡淡的白雾。潮湿的、褐色的沙滩，像刚出笼的蒸糕一样，冉冉地冒着水气。被春汛冲垮的河岸边，裸露出粗大的、虬结成团的乳白色的苇根。苇根是他们放驴娃娃的上等点心，有股甜丝丝的香气，使空气中也充溢着这种甜丝丝的味道。草长出来了，“爬地虎”抽出了专扎脚心的尖利的小叶子。他们精着尻子骑在驴背上，光脊梁上穿着用手纺的生羊毛织成的褐衣，满头热汗，扭在一起，常常把生羊毛织的褐衣扯得跟麻袋一样，领口挂在肩膀上，袖子耷拉到脚面。“正月的女人二月的猫，三月的毛驴满滩嚎。”这正是毛驴撒欢的季节，河滩上打驴仗，再舒畅也没有了。 我在高高山， 你在低低山。 我吃羊肉面， 你吃驴粪蛋。 …… 一方打败了，两方又合起来，把毛驴儿往滩上一轰，每个娃娃都掏出别在腰上的柳木棒棒，在沙岸上刨个小坑，玩起打柳拐子来，他是打柳拐子的能手，用柳木棒棒朝支在坑边的拐子头上猛地一敲，拐子会飞得和南来的大雁一般高，一股娃娃四处去找都找不到。 提起大雁，原先河滩上的大雁可多啦！一清早，当他们把自家的毛驴赶到滩上来时，会看到开阔的河滩上铺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灰白色的雁粪。太阳从河那边的沙坡上升起，河面上吹来阵阵暖和的晨风，雁的绒毛就像春天的柳絮一样，在金色的朝晖下，懒洋洋地在空中翻卷着、徜徉，随风飞扬，真是好看极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他还带领社员到这滩上来积过雁粪，到了一九六○年，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拿起火铳来围剿这些候鸟，大雁在这一带也就绝迹了。偶尔，只能看到三两只失群的孤雁，惊慌失措地从头顶上“呷呷”地掠过。 “雁是义鸟，通人性哩！”老一辈人这么说。这话不假。 老一辈人还说，五月间，豌豆开花的时节，黄河里尺把长的大鲤子会在晚上蹦出水面，跳到岸上来偷吃豌豆花。吃饱了，又甩着尾巴扭着腰，蹦跳蹦跳跳回岸边，扑通一下扎进水里，绝对迷不了路的。“鱼是夜眼。要不，它在黄河的浑水里咋能看见小虫虫呢？” 那时候，沿河岸的生荒地上，种着一大片一大片豌豆，开出繁密的淡紫色和白色的小花。他还曾经夹着烂羊皮袄，和一群娃娃在深更半夜摸到河边，悄悄地钻进苇子丛里蹲下，想空手逮个金翅大鲤子。河湾的回流上映着朦胧的月色，苇子丛里蚊子搅成团，手在脸上一抹就是一手血。就这样，也灭不了小尕子们勃勃的兴致。虽然逮不到大鲤子，但想像鱼会和兔子一样在草滩上蹦跳，会脖子来，在豆棵下面吃豌豆花，就够引人入迷的了。这就是他几时的童话…… 毛驴儿又打了个响鼻。他也和河水一样，耽于自己的回忆里。中年以后，他就好前思后想。现在，不用老贺提醒，他更是经常会带着一种莫名的怅惘回忆过去，经常会不论对什么事都发发感慨。这，大概就是老贺说的老了的征候吧。他是一个理解力和记忆力都很强的人，要有文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家或者学问家。譬如，在他回忆过去的时候，不仅当时的种种情景会历历在目，当时的气氛、味道，甚至一个微妙的眼色和一句含糊的话语，他都记得非常清晰，也就是说，他不单单是用脑子回忆，他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都像在重新经历一番过去的事。就说眼前吧，那河滩上传来的一股娃娃欢快的童音和毛驴儿的嚎叫，不就完全像现实中一样朗朗入耳，仿佛只要循声而往就会闯进一场激烈的驴仗当中去么？那豌豆花的清香，那在河面上蹦啊跳的鲤鱼的腥气，不就飘浮在这，一阵阵略带凉意的晚风中么？ 他是黄河边上长大的。小时候在黄河的水湾里耍水，大了一点就在岸边放驴、摸鱼、打柳拐子。他的田就在黄河滩上，河水的咆哮伴着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河水曾载着他仓皇出逃，黄河水又送他欣然而归。但是，他真正热爱黄河，对黄河产生一种出于理性的自豪感，却来自当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尤小舟。 一九五九年秋天，还当县委书记的贺立德，把县上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交给他这个大队监督劳动。贺立德告诉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散布悲观情绪，妄图推翻“三面红旗”，所以要把他放到农村隔离起来。“这可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你们队在政治上很强，我就把他交给你。你要跟看地富一样，看好、管好。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又说，这个家伙顽固得很，大会小会批下来还不认罪，注意别让他跑出去告状。 其实，那时的他，并不像贺立德说的“政治上很强”。一个穷乡僻壤的基层干部，比庄户人高明不了多少。他只知道除了地、富、反以外还有右派，那是“别人说好，他偏说坏”的“妖怪”，对还没有向县团级以下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全然无知。只道听途说有一个叫彭德怀的元帅，在南方的一个啥山上立下寨子，纠集了一伙伙人反对毛主席。元帅，还了得！那不定有多少兵马，但还是让毛主席打败了。现时，彭德怀的败兵游勇还在全国乱窜。这不，咱们县就有这么一个。他以为这个被打得丢盔弃甲的强盗一定是个獐头鼠目、面目可憎的家伙。收拾这种白鼻梁小丑，他可是心狠手辣的！但等县上的政治干事带着贺立德的条子，领着这个从山寨逃出来的流寇向他报到时，他一看，惊奇之余，倒有些失望了。 “就是他么？” “可不就是他呗！”政治干事是东北人，凑到他耳边说，“贺书记说了，给他派个重活。马号、仓库、嘎儿吗什的，别让他去……” 尤小舟那时刚三十岁，个子不高，但体态端重；清秀的面孔，皮肤黄白。鼻梁上没有涂着白斑，却架着一副黑框的眼镜，他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蓝布制服，虽然背着行李走了三十多里路，风纪扣还是扣得严严的；跟贺立德一样，也是大口袋里揣着笔记本，小口袋上插着金星笔。整个看起来是一副落难书生的模样。因为没有让他坐，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卷上，一边用新奇而疲倦的眼光打量着地主王海家的北房改成的大队办公室，一边用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花条手帕斯斯文文地擦脸上的汗。 “嗯，”他端着威严的架势，坐在王海留下的一把破旧的太师椅上沉吟着。对于自己能凌驾于这种穿干部服的、肚子里有文墨的读书人之上，心里乐滋滋的，而与此同时，耳边却响起了秦腔里那种清官常念的道白：“本府看你非行凶作歹之徒。有何冤情，与本府细细诉来。” 遗憾的是，他虽然入了党，当了社干，但小时候在庄子上听老一辈人说的书和在集上看的大戏，一直影响着他对是非的判断和决定采取某种行动。 “嗯，你原来是干啥的？”他终于问道。 尤小舟没有回答，带着倔强的神气垂下眼皮，政治干事说：“他么，就是县委副书记呀！” “啊，我到县上咋没见过？”他的天才就表现在这里：他并不惊愕。他听说过五七年的那阵子，好些大官也犯了错误，一个县委副书记算得了什么，他是用一种主管人的口气问这话的，好像县上的干部都应该让他过目一样。 “他关系刚转来，还没上任哩。你看，放着好好的一个副书记不当……副书记哩，离书记就差那么一点点了。啧！”政治干事不无惋惜地说。 “那么，他咋成了‘右倾’的？”他本来想问问什么是“右倾”，对“右倾”是什么政策，但觉得这样反露出自己的无知，一转念，换了一个问题。 “嘿！好好的，在地委的一次会上发了一通言，说啥现在的粮食征购数字偏高了，叫农民去炼钢铁，粮食都烂到地里了……像似别人不知道，就他能！” 哦，原来是这么回子事！ 从五七年反右，尤其是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庄户人对开会的态度是既认真又不认真。说认真，是他们把各式各样的会都当成一种庄严的仪式，一个个正襟危坐，仄耳恭听，跟着喊口号；要叫自己发言，事先都在上面的指导下做好准备；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不认真，是他们从那时开始就不认为会上是说真情话的场合，谁说了真话谁倒霉。所以，除了评工分的会，其他一切的会他们都抱着与上无争的态度。 “嗐！”他不禁笑了起来。“这样的话，能在会上说么？你呀，真是读书本本子读傻了！”他不无自夸地说，“去年大炼钢铁那阵子，粮食撂在地里，我心那个疼呀，可我就不跑到会上说，悄悄组织一帮人逮空抢回来就行了呗。钓鱼不在急水滩。在会上说啥？说了上面也不会给你个好果果吃。叫深翻土地，啥尺二啦、丈八啦。把阴土都翻上来了，能种地？我不管，我还是干我的。可我也不会跑到公社的会上说：‘别深翻呀！深翻了糟蹋地呀！’说啥？在会上说熊也不管！现在咋样，要不是我那么干，魏家桥的社员吃屎都拣不到热的。你呀，”他摇摇头，嘲笑尤小舟，“看，现时落到这个地步：放着宽敞的办公室不坐，让人押到这儿来了。唉！真是，你是个急的，我是个疲的，土地神是个泥的，啥样的都有……不过，吃一亏长一智嘛。先劳动劳动，在乡下吸点新鲜空气；天上下雨地上滑，哪儿跌倒哪儿爬。以后，县委书记当不成了，咱有学问，怕啥？还不能教个娃娃啥的？人嘛，药材店里的抹台布——甜酸苦辣样样都得沾点。你呢，也别想不开……” 奇怪，贺立德也没有向他交代政策，只叫他管严管紧，可是真要由着他自己的兴致胡扯，倒往往能扯到点子上。他就这样胡扯了一顿饭的工夫，政治干事听得咧着嘴直笑，尤小舟也收起了犟头犟脑的神情，看着他似有所思。 “好吧，”他摹仿贺立德的动作，手在那张破桌上一拍。“我先带你去住下。”于是，他按原定计划，把尤小舟安顿在老贫农——他三叔魏老汉家里，临时决定让魏老汉教他积肥——这可是个轻省活。 临出门，他回头又看了这斯斯文文的、“非行凶作歹之徒”一眼。没料到，尤小舟对他鞠了一躬，用陕北口音温和地说了声： “谢谢！” 这一来，倒闹得他涨红了脸，他支支吾吾地走出门。 他三叔魏老汉追了出来。 “天贵，我……咋对他呢？” “咋对他？不是原来说好的么？” “不说来的是个坏家伙么？”他三叔仿佛也有点怀疑，不过也知道问不出个所以然，接着又说，“那么……我咋给他吃呢？” 他三叔是当时食堂的炊事员，不得不问这个。 “咋给他吃，大伙吃啥他吃啥不就完了。”他说：“隔三下五的，也单另给他做点好的，人家原来是县委副书记，跟贺书记就差那么一点点子哩。贺书记的条子上说，他还有工资哩，他会谢谢你的。”他把重音放在“谢谢”两个字上。 他顺着庄子边上的小渠走了。一路上他边想边笑：“谢谢！”这家伙真有意思！还会说“谢谢”，这可是个文明词儿。他活了三十多岁没听人跟他说声“谢谢”，他觉得这个词就像集上卖的杏干，越嚼越出味道。 不久，他领着他们队的民工上渠去了。黄灌区的引水渠年年都得清两次淤，春天准备春灌，秋天准备冬灌。在渠上，附近社队的民工都集中住在一个工区，“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已初步暴露出来了，他们魏家桥在高征购以后还多少留下点粮食，而其他队的食堂却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离家近的民工纷纷跑回家去，而带回来的全是糠菜饼子——这还是去年存下来准备喂猪的饲料。于是他想起了他们庄子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清淤完了工，他回到家就急急忙忙打发他上小学的大儿子去请他三叔。 “咋的个？那个犯错误的县长这些天咋样？” “唔，他嘛，干活，倒是肯下力；吃呢，给他吃啥就吃啥。”他三叔吧咂着烟袋锅，思忖着说，“他就是一天到黑不说话，好像有一脑门子官司。吃完饭，就捧着书本、本子，光出神神不言喘……哎！他还有个怪事，每天一清早，天还没大亮，就往河沿上跑，也不知他干啥去。” “别不是想跑吧？”他想起了贺立德的嘱咐。 “不像。每天他还回来，再说，河边的羊皮筏子也收起了，咋跑？” “嗐！”他突然一惊，“别不是憋着要跳河吧？” “唔，对了！我还没想起这一招来。”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他三叔最小的一个娃娃趴在他炕前的窗户上喊： “三哥，三哥……” 他猛地翻身坐起来，一时搞不清喊他干什么，揉着惺松的睡眼在炕上发呆。他堂弟又压低喉咙说。 “那个‘右倾’走啦！奔河沿去啦！” 他一蹦子跳下炕，匆匆趿上鞋，披上衣裳开开门。 “往哪个方向？” “北边。”堂房弟弟手一指。 月亮落下去了，星星还在闪耀，东方的天边只有一抹淡淡的亮光。公鸡在鸡窝里扑腾着翅膀，蓦地扯长了喉咙，发出第一声响亮的报晓声。 他拐过房角，一阵清晨的凉风向他扑来。北边，在几株粗大的柳树附近，有一个朦胧的人影向前移动。 “你回去！”他对堂弟把手一挥，旋即大步向那个人影赶去。 过了柳树林，前边是座小小的土坡，人影不见了，但他从熹微的晨光中看出沾满薄霜的“爬地虎”上有一条深色的履痕。他顺着履痕爬上土坡，眼前就是宽阔的河滩。 这片河滩是历年来黄河涨水时节冲刷下的泥沙淤积起的，现在正是枯水季节，河滩全部呈现了出来。黄河水如同一群在一个狭窄的峡谷里奔腾的骏马，挤在河滩中间那条只有五六十米宽的河道里直泻而下，谁也不会跑到这里来寻死，他要跳河，必须走过有一里多路的河滩，而河道两边一百米之内又是陷到大腿跟的淤泥，跋涉完这段路至少要花两个小时。 尤小舟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微微地耸起肩膀，在晨风中瑟缩着。他好像在等待什么，不时抬起头望望东方。在宽阔的河滩上，这个人显得更瘦小了。但他徘徊的步子很稳重，很均匀，所以看起来还有力量。后来，尤小舟站住了，好似要给某种行动做好准备一样，挺起了胸，眺望着河东的沙坡顶。 东方更亮了一些，一长条下面是银灰色，上面是青灰色的云悬在沙坡顶上。 他在长满“爬地虎”的土坡上趴着，一动不动，窥视着尤小舟。他预感到这个人要搞什么名堂。他怀着从未体验过的神秘感观察这个对象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并在不断地分析这种种动作中感受到好奇心的满足和一种孩童式的调皮的愉快，如同他儿时和一群娃娃躲在芦苇丛中，等着金翅大鲤子跳上岸吃豌豆花一样。这一带荒无人迹，河滩上只有大雁留下的爪痕，和揉杂着冲刷下来的碎草败叶的团团羽毛，因而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只存在着他们两个人，但那个人又不知道他的存在，从而使他不仅能将那个人自由自在的动作一览无余，而且从种种动作中能窥探到那个人的内心活动。这使他感到兴味无穷。他将两眼的焦点集中在尤小舟身上。 不久，东方大亮了。悬在沙坡顶上的那一长条云彩，银灰色的一面变成了鲜艳的橘红色，上面也渐渐地染上了深紫色，倏地，沙坡后面急骤地射出道道红色的光芒，像坡背后忽然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于是，河这边的河岸、草滩、土坡、田野、村庄……整个世界豁然明亮起来，在清晨湿润清凉的空气中，全都反映出一种华丽的、透明的、带着金黄色的红光。“爬地虎”上的清霜化成了晶莹的露珠，他趴在草坡上，连睫毛都沾上了露水。这样，他眺望前方，就看到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组成的极其绚丽的色彩，并且，这一轮轮斑驳陆离的光圈还在他眼前回旋不已。 这时，尤小舟踮起了脚尖，伸开手臂，面对着光灿灿的东方作了几次深呼吸。接着又练起体操来。他在旧社会当过兵，在这方面他倒是内行。他发现尤小舟的动作很准确，很合乎规范。“要不人家怎么是读过书的呢！” 随后，太阳升起来了。无数道炫目的光束向他射来。他眯了眯眼睛，待他再抬眼观察的时候，尤小舟的体操已经做完了，两手叉着腰，整个身躯沐浴在旭日的光辉之中，这也使他看得更清晰了，甚至连尤小舟生动的面部表情也一清二楚。他忽然发现尤小舟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柔和的、欣慰的笑容。不一会儿，他又发现尤小舟似乎流下了眼泪。虽然他看不见泪水，但可以看到尤小舟摘下了眼镜，掏出那条花纹手帕擦拭着，并用手指抹着两边的颧骨和腮帮，看到这里，他己完全出神入化，早已忘记了来窥探的目的，进到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享受的境界。庄户人与艺术接触很少，他的审美的神经元也很单纯，任何一个美的画面对他都有强烈的震撼。 尤小舟收起手帕后，戴上眼镜，好像又振作起来，挺了挺胸脯，屏了一阵气息，默默地凝视着光线还不太强的太阳，接着，有一声洪亮厚重的“啊”声从尤小舟胸腔中发出来。这声音有音差的高低变化，很长很长，回肠荡气，一直掠过奔腾的黄河，冲到对岸的沙坡，然后又折回来，在宽阔的河滩上萦绕。河滩的芦苇丛中，腾地飞起一群还没有南迁的花翎野鸭。它们猛烈地扇动着收折了一夜的翅膀，用尖利的唿哨声应和着尤小舟的“啊”声，急速地向河面上飞去。它们一只只伸长了脖子，欢欣鼓舞地，在初升的太阳中翱翔。 他吃了一惊，如果不是他亲眼所见，他不会相信这浑厚的声音是这个瘦瘦的人发出来的。他仔细地谛听着。他听出尤小舟不是在无意义地喊叫，而是在唱歌。他听不出来唱的歌词。他也不懂。但觉得这歌声很好听，很动人，他趴在“爬地虎”上，噙着叶尖尖子，屏声息气。他觉得这嘹亮悠扬的歌声使他感受到一阵只有童年时感受过的纯朴的快乐。 尤小舟唱完了，停了片刻，又唱起来。但还是那个调子。他知道这是同一首歌。这次，他听出了其中的一句，因为那一句有“黄河”这个词，他听出来了，原来是“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摇篮”这个词他也懂。这使他一霎时联想到婴儿，联想到母亲，联想到温暖的褪褓，联想到家庭，联想到传宗接代，联想到繁衍和生长……原来，中华民族就在黄河这个摇篮里长大的！真有意思！于是，这句唱词刹那间使他像受到电击一般，全身麻木而又颤抖起来，他觉得他的喉咙被阻塞了，但又有一股酸性的流质从阻塞部位向上涌，冲到两腮，冲到鼻孔，冲到眼底。并且，也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在黄河的流水中，在黄河的河岸上，在黄河的草滩上，在黄河之滨的田野上，在幼年、少年、青年，直到如今的中年所经历的一切，一切与黄河有关的回忆，全部获得了一种崭新的意义。 他说不清这种意义是什么，却被这种意义所激动。这种意义在他来说不是抽象的，而是和他的全部经历与感受融为一体的，因而他备感亲切。 “唱得多好！这家伙，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抹了抹自己的眼睛，“好”就概括了他所想、所说的一切！ 太阳更升高了一些。尤小舟不唱了，又表现得嗒然若失，转过身，开始垂着脑袋往回走，他急忙爬起来，弯着腰，心里别别地跳着，带着一身露水往家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他害怕尤小舟走上土坡会发现他在跟踪。 吃早饭的时候，他三叔来了。 “这家伙在河沿干了些啥？” 他装着狼吞虎咽地扒拉着调和饭——一种米和面做的汤饭，嘴里咝咝地响，好像被辣椒辣着了一般。他无法对魏老汉说清楚。他不能光说两个字：“唱歌。”谁也不能理解他今晨的感受。简单的回答只能是对这种感受的亵渎。他要把这种感受深深地埋在心底。 “没啥。随他去吧。” “啊？”他三叔狐疑地看了看他。 “嗯。这家伙，你给他宰只鸡吃吧。这家伙太瘦了，能干得动活？” “嘿嘿，我给他宰了好几只哩。”魏老汉狡黠地眨眨眼睛，“要不人家怎么当县长呢，真大方，光吃点脯子肉，便宜了娃娃……” 然而，正当他准备和尤小舟亲近亲近，贺立德又让县上的小通讯员捎来了一张条子，说是要尤小舟到省上集中，把尤小舟领走了。 那是个雨天，细密的、如雾一般的秋雨好像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在割了庄稼的田野上四面八方飘洒，忽上忽下，疏一阵紧一阵。褐色的土地泡得软乎乎的，玉米茬子被洗得发白。他把尤小舟和小通讯员送到桥头。这里是魏家桥大队通向县城的路口。他把铺盖交给尤小舟的时候，尤小舟伸出一只湿漉漉的手捏着他的胳膊。雨水模糊的镜片后面的眼光很深沉。 “老魏同志，这一个月来，我看了，你是我们农村党员里的一个很好的同志，你要记住，时时刻刻不要忘了人民。‘人民’，不在书本、本子上，不在报纸上，就在你的周围，就是你的乡亲。要保护好他们……” 走了几步，尤小舟又回过头来，颠了颠背上的行李，用黯然神伤的眼睛扫了一遍雨雾苍茫的田野，说： “老魏同志，你要做好精神准备。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过的困难，恐怕就要来了。” 他这个人从不在人面前表现软弱的感情。他沉着脸站在桥头，一句话也没有说，看着尤小舟和小通讯员小心翼翼地走过路口那片积水的泥泞，消失在蒙蒙的雨雾中……直到尤小舟又被当做靶子的时候。 尤小舟走了，但是尤小舟的话留了下来。“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句歌词，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并且，和老一辈人说的书和集上唱的大戏一样，在某个关键时刻会给予他一种不可改变的影响。这当然是不自觉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第三章 夜色正悄悄地湮没田野，湮没草滩，遮住了远方深蓝色的群山，抹去了天边的地平线。不知不觉的，天上这儿那儿就出现了闪闪烁烁的星星。星星又像会下子儿，越繁衍越密，一会儿就在头顶上撤下一大片。道路已经模糊不清了，只有风带来一阵阵湿润的空气和微弱的汩汩声，说明驴车还靠着河沿。 呱哒、呱哒、呱哒……驴蹄声均匀而单调，像县委墙上那面挂钟的砣砣在摇摆。真的，时光飞逝，岁月如流，这一切过去了多少年啊，但现时想起来还跟昨天一样。 这时，他又返回来想起贺立德。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跟尤小舟和贺立德有了私人情谊，都是从他们倒霉的时候开始的…… 一九六六年，先是从北京来了一帮“红卫兵”、“丫停丫停”的，在县城刷了好些大标语。有一股子还跑到魏家桥的黄河边来，叽哩哇啦地挤在一张羊皮筏子上。告诉他们危险，他们不听，还手舞足蹈地叫唤“浪遏飞舟”。结果，筏子让他们弄翻了，一个小尕子没爬到岸上来，四五十个庄户人往下游寻了三四十里都没寻见尸首，其余的才水淋淋地逃了回去。以后，又说是中央下来了多少多少号文件，县城机关、学校、工厂的人刷地一下子都成了“革命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揪已经调到地区去的贺立德。 批斗贺立德那一天，他作为魏家桥大队的代表，也应召前往参加了。批斗大会设在县委前面的大广场上，黑鸦鸦的一大片，总有几千人，正是报上常说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批斗之前，“造反派”的宣传队先演节目。一群穿绿军装的男男女女上了台，个个浓描艳抹，竖眉立目，一会儿站成一排，倏地又人踩人地叠起罗汉，舞着拳头，扯开嗓子大喊： 革命的你就站过来！ 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 滚他妈的蛋！ 罢他妈的官！ 杀！杀！杀！ 嗤！这是啥节目？还不如过去集上耍皮影子唱的好听哩！他坐在台下，无趣地伸起脖子环顾了一下四周，蓦然，往昔的情景突地在他意识中跳跃出来：这个广场，他是太熟悉了。小时候，他经常赶着毛驴来赶集。天还没有亮，怀里揣着妈妈昨晚上烙的馍馍，把杂毛织的褡裢朝驴背上一甩，颠呀颠地一阵小跑，三十多里路，到集上也就刚出太阳。那时候，广场上当然没有铺柏油和水泥，被人踏车碾成粉未的黄尘和牲口粪，厚厚地积了一层。光脚丫子在上面走，又凉爽又软和。清晨，嗅着洒上露水的尘土和牲口粪便的清凉气息，简直沁人肺腑…… 批斗大会会场西面，现在县上最大的一所中学的旧址，在当时是集上最高的建筑——一座用土坯砌成的洋教堂。他听过那里面老唱“天主爱我，我爱天主……”洋教堂上有个尖尖的小塔，塔里面有口小铜钟。要是逢集那天正是礼拜，你听吧，那口钟就丁儿当儿地晃荡起来，隔七八里路都能听见，惊得家鸽子和野老鸹成群成群地扑腾扑腾乱飞。中学前面的操场，是过去洋教堂的花园。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西红柿。那藤条上垂下的又红又大的洋果果子，曾使他多少次流连忘返。啊，那是什么年月！人经的事情少，见的世面少，人也就那么单纯朴实。 批斗大会的台子下面，正是当年姜麻子开的包子铺，带卖羊杂碎汤。这是那时县上最高级的食堂。铺子前面老是飘出如雾的蒸气，香味四溢，集上几乎所有的狗都集中在这里。 “嗬，刚出笼的热包子咧！一咬一嘴油……咋的？小兄弟，来一盘吧？”那时候，卖吃食不论斤两。 他摸摸怀里的烙饼，咽下一口口水。老爹死得早，光阴就靠他这个少年人维持，他已经懂得算计了。 “来碗杂碎汤吧。” “好——一咧！” 姜麻子真舍得放作料。热腾腾的杂碎汤上浮着厚厚的一层辣椒油，再撤一撮香菜，有红有绿，看着就叫人嘴馋。杂碎汤沾烙饼，吃得满头冒热汗。后来，姜麻子看他大小也是个顶门户的掌柜的——黄河边上，地广人稀，许多贫农也有自己的土地——干脆给他立了个折子。那种红皮折子，现在已经失传了，就和台上宣传队的手风琴一样，一拉好长，合起来像本小红书。吃一碗杂碎汤，在上面记上一笔，庄稼熟了以后再结账…… 可是，现在，姜麻子也低着脑袋站在一大帮等着上台给贺立德陪绑的牛鬼蛇神中间。原先老剃得光光的青皮头顶上，枯焦的乱发像经了霜的三棱草。挂在脖子上代替那肮脏的羊皮围裙的，是一块写着“反动资本家”的大牌子，他知道姜麻子的包子铺里，伙计自来就是姜麻子的老婆儿女。咋成了资本家呢？ 他再扭过脖子看看县委大院，更是感慨万端。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领悟到什么是荣誉感。他曾胸脯上别着红布条条，展直腰板在这过去是镇公所的大门进进出出。正因为它是过去的镇公所，他才真正体会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黄灌区的农民吃穿倒能勉强凑合，就是征兵、派粮、闹匪受不了，从他能赶毛驴来赶集的年岁起，每年都得被拽来受一次“国民兵训练”。后来，干脆把他征了兵，穿上了二尺半。来镇公所集中的那一天，小脚的寡妇妈骑在毛驴上，由弟弟陪着，哭哭啼啼地一定要跟着来送他。到了集上，还在如今盖了县医院的小照相馆照了张相。妈说，照个相，人的霉影影子就脱在纸上了，人就能转运，忍痛花了五升米的价钱。现在那张发黄的相片还挂在一长溜形形色色的奖状中间。相片前面，是一盆白不滋拉的叫不上名字的花，人背后挂着黑不溜秋的布单子；母子三人都耷拉着八字眉，哭丧着脸，呆若木鸡，真是一副倒霉相。 但是，霉影影子虽然脱在纸片片上了，人却没转运。他披了两年黄皮，因为木马、单杠、石锁耍得好，各项操练一学就会，眼看要补上个班长时，弟弟却得了绞肠痧，请神婆子下了一晚上大神，没救过来，一命呜呼了。 他跑去请假，又叫刚从“中央步校”受训回来的连长半文半白地勉了一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勘乱未果，何以顾家？”他一气之下，半夜趁站岗的机会闯进连部，一把把连长从床上拽下来，先用袜子堵上嘴，一边揍一边骂：“驴日的，我叫你养兵！驴日的，我叫你养兵！……”直到小白脸连长断了气，才知道闯了祸，扔下枪跑回老家。 当然，家里是待不住的。第二天凌晨，魏德富划着羊皮筏子送他过了黄河，逃到了蒙古地的大草原，投到山西人开的羊柜上当了个羊把式。和游牧的蒙古人打了两年交道，家乡解放了，他终于回了家。这时，才知道老妈已经死了，全靠乡亲们照顾给埋在庄子西边的高岗上，家里的房子物什也靠乡亲们保存下来。人出过远门，遭过难，才知乡土亲。从此他就一心一意给乡亲们办起了公事，走到“官面”上来了。 也就在这时，也就在这个集上，他第一次见到贺立德。那时县委大院还没修起来，贺立德笑眯眯地站在镇公所门口的高台阶上，迎接他们这些贫农代表。他激动地握着贺立德软绵绵的手，曾把对共产党的感情全部倾注在这个政委身上。 贺立德那时可精神啦。国字脸放着红光，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高颧骨，大腮帮，还留着城里人那种偏分头。贺立德给他们作报告，讲党课，三句话离不开个“老实说”，还有一句话他永远也没有搞懂，叫“铁的逻辑”……可是，现在…… 贺立德在浪翻雷鸣的口号声中被押上台来，他瞪起细长的鹰眼，惊得闭住了气。要不是这个人胸前的大牌子上有“贺立德”三个字，他根本认不出来了：偏分头剃成了阴阳头，两颊深陷，面色灰白，上面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淤血斑。“造反派”把他的胳膊向后一扭，往上一抬，他龇牙咧嘴的，整个面孔可怕地拧成一团。 接着，事先准备好的“造反派”拿着稿子上台来揭发贺立德的“三反罪行”。首先提到的是六○年的“双打”。 “糟了！”他不由自主地偷偷看了看两边的人，低下了脑袋。“要提‘双打’，我也跑不了。” 幸好，发言的“造反派”掀过一页稿纸，“双打”也就算揭过去了。随后就是数落贺立德的历史。说贺立德年轻的时候在西安参加过三青团，说他是胡宗南派到延安来的特务，要不，为啥家里开着中药铺，放着少东家不当，要跑到山沟沟里去住窑洞？这些，他却听得津津有味。 折腾到中午，批斗告一段落。散了会，全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司令吴尚荣——一个修造厂的工人，特地在人群里找着他，拉他到“司令部”去吃中饭。 “走吧，老魏，我还要跟你谈谈哩。”吴尚荣也穿一身绿军装，胳膊上的红袖箍有半尺宽，胸前戴着一个有碗口大的像章，喉咙沙哑地说，“你是全县农民里头有影响的人物，咱们工人干部正要得到贫下中农的支持哩。” “嗐！咱们农民有啥力量，一个个都是榆木脑袋。”他听着不是找自己算“双打”的账，于是装作傻乎乎的样子。 “你看你，农民也要关心国家大事嘛。”吴尚荣却很严肃认真，“现时党里出现了修正主义，咱们工人农民不关心，谁关心？走、走，咱们边吃边谈。” “人家是官，势力好大哩，咱们小百姓关心顶啥用？别闹得草人人儿放火——自身难保！”他果真变成颗榆木脑袋，站在原地不动。 “哎呀！……唉，也难怪，住在乡下，又受了好多年蒙蔽。”吴尚荣并不责怪他无知，仿佛挺可怜他似地开导说，“他们搞修正主义，咱们就起来造反呀。毛主席早说过了，‘造反有理’，谁不知道你在旧社会里都敢造反，是个天生下来的造反派？走、走、走……” 这话不假。他把小白脸连长捶死以后，国民党省政府和师管区四处张榜通缉他，反而使他在这一带成了传奇式的英雄。 “还反啥哩，过去的事，马尾穿豆腐，不能提啦……”他心不在焉地嘟哝着，眼睛却瞄着吴尚荣的身后：这时，两个造反派正押着贺立德站在县中学厕所门口。厕所里显然在赶人，人们一个个提着裤子往外跑。他脑子一转，赶紧捂着肚子。“好吧。我这两天肚子闹病，先去一下，等会儿我到司令部——不是工办大楼吗？找你去。” 说完，他甩下“革造联”的大司令吴尚荣，弯着腰向厕所急急忙忙地跑去。在门口站岗的“造反派”看他是刚才跟他们的司令谈得很亲热的老乡，把他放进去了。 唉，十七年前，在镇公所的高台阶上和贺立德握手的时候，他想炸脑袋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到这种肮脏的地方来找贺立德。 “老贺……” 他在贺立德旁边的坑上蹲了一会儿，听外面没有动静，轻轻地招呼了一声。过去，他喊贺立德“贺政委”、“贺县长”、“贺书记”、“贺主任”，而这一声“老贺”，就把全部过程轻轻抹掉了，他一下子和“县长”、“政委”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来了。 “啊、啊……你还敢……” 贺立德根本没想到他在现在会用这种亲热的口吻招呼自己，他进来时连看也不敢看他一眼。听到他一声“老贺”，贺立德的眼泪不由得扑扑地往下滴答。 “老贺，唉！啧……” 他不善于表达细腻的感情，这一“唉”、一“啧”，已经显示了他的全部心情了。 “老贺，这个，你先拿去花着。”他从棉裤口袋里掏出准备来县上顺便给娃娃买布的十块钱。“你让人押着，一定很不方便，需要啥，我以后想办法给你送来。”他知道贺立德的爱人早几年死在县医院，没人给贺立德送东西。 “哎呀！这，太，太……他们把我从宿舍里拖出来，什么也没带，连烟……这，太……”贺立德赶紧用手背抹去眼泪，接过钱慌忙揣进棉袄里边的口袋。 这又是想炸脑袋也想不到的事；贺立德为了十块钱竟会对他如此感激涕零。一股怒火从他这个剽悍的汉子胸中蹿上来，他咬牙切齿地说： “他妈的！我看这帮家伙，纯粹是反革命！” “嘘——”贺立德却吓得一哆嗦，探出脖子向厕所门外惊惶地望了望。“哎呀！这话是错误的呀，千万不敢说呀……” 嘿！都落到什么地步了，还连句话也不敢说！他斜眼一膘，看见贺立德那副畏畏葸葸的样子，又埋怨起贺立德来： “老贺，你呀，应该跟他们斗才对，明里斗不过就暗里斗！” “唉！怎么能斗呢？他们是中央首长支持的呀，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呀！” “‘正确的、正确的’！那么他们说你过去这、过去那也是正确的？”他挖苦地说。 “唉！”贺立德沉重地叹息一声，头又懊丧地垂了下去，“三青团嘛，那是个外围组织，也可以说有的。可我到延安就交代了呀。唉，真倒霉！老实说，不是为了这个，我早上去了。凭我这资格，何至于解放大西北的时候分在这穷山恶水来当个县级干部。可是，说是特务，老实说，那，连影子也不沾边呀！” 他侧过脸，皱着眉头盯着贺立德，像要把这个人看透一般。啊，被打成这副模样也不敢抗争一句，懊恼的却是在分配工作上委屈了自己。“穷山恶水”这个词他在旧社会当兵时听见过，下面紧跟着的是“淫妇刁民”。原来，你在咱们这儿当了十几年官，却压根不爱咱们这个地方，不爱咱们老百姓！你看人家尤小舟，当了“右倾”还惦念着庄户人，倒了霉，也没丢了共产党员的骨气。像你？活该！他后悔自己白白扔了十块钱，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老魏，”贺立德没有理会他啐唾沫的意思，这本来是蹲在厕所里常见的动作，倒把他当作难中知己。“你看怎么办？他们死命打我，非叫我承认是特务不可。你看这手指头让筷子夹的，老实说，真受不了啊……” “哦，”他斜睨了一眼贺立德那只青紫肿胀的手，怜悯之情又油然而生，不管咋说，他在镇公所的高台阶上握的就是这只手。 “你呀，你这个人，也是读书本、本子读傻了，你不会就胡应承下来么？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越编得大越好，反正脱过了挨打就行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他靠在毛驴车的栏板上，仰望着头上灿烂的群星。回忆到这里，他不觉意味深长地笑了。 在星空中，横亘着一条巨大的明亮的光带，气魄宏伟地把夜空划为两半。在光带两侧，聚集着无数闪烁的小星，密密麻麻的，像河上迷蒙的雾气，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老一辈人常说，天上的一颗星主宰着地上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哪颗星是主宰我的呢，哪颗星又是主宰贺立德的呢？如果这话不假，那两颗星星一定离得不远，而且是互相映衬的吧？ 真的，人真像是被神秘的命运支配主宰着的。他这个没有文化的庄户人蹲在厕所里教给贺立德的鬼点子——而这正是他过去对贺立德使用过的办法，在贺立德当时听来却成了金玉良言，后来果真那么做了，对“造反派”胡诌了一通。那些光会喊“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派”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不但不再折磨他，还把他当成一个确有悔改表现的阶级敌人的典型放回了家。可是，过不多久，解放军对这个地区实行了军管，当然要先拣重大的案子查，贺立德马上就跳出来翻案。也不知他胡诌了些什么，害得十几名解放军的外调人员夹着公文包，西安、北京、天津、兰州，跑了个遍，汽车、火车、飞机行程数万里，花了国家几千元差旅费，才弄清楚是个大冤案。而贺立德也就光明正大地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进入了地区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从此，老贺官运亨通，历经一九六八年以后中国的所有政治运动，再没有受过罪。 看来，命运就是无数未知的偶然性遇合的现实性。如果那天他没去参加批斗会，如果贺立德批斗完了没去上厕所，如果他在臭气熏人的茅坑上不是这样教贺立德，只泛泛地安慰几句，或陪着洒几滴无济于事的眼泪，那今天会是种什么局面呢？也许，老贺没有开窍，糊里糊涂地被整死了——这样含冤而死的人还少么？也许老贺会受不了“造反派”的逼供而自寻了死路——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而且贺立德那时的确到了绝望的地步。那么，贺立德这颗福星就不能再分给他光泽了，他那颗星也就黯然失色了。 然而，幸运就在这里，幸运就在这样一句话。啊，命运啊命运…… 可是，事情还并不到此为止。 他从厕所钻出来，向广场走去的时候，发现站在厕所门口的两个学生模样的“造反派”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两人嘀咕了几句话后，又分出一个人照直对他赶来。虽说那时候“造反派”们还没有弄上枪，他对付这样两个娃娃绰绰有余，但人家是一帮人，惹了是非是不会有他便宜的。再摸摸裤子口袋，钱全给了贺立德，现在又没有姜麻子那本红皮折子；语录本光能念，当不了饭吃。于是，他灵机一动，踅过脚跟向县委大院旁边的那座青灰色的两层砖房，所谓的工办大楼走去。 从此，他踏进了一个动荡剧烈的政治活动的圈子，并凭着他农民的狡黠和机敏，凭着他的良心和理性，也和贺立德一样一帆风顺，左右逢源。因为如此，后来县上的人根据他的姓——魏，给他取了个外号，都在他背后用一种既亲昵敬佩，又鄙视妒忌的口吻称他——“半个鬼”！ 第四章 黄河那边，先是泛出朦胧的鱼肚色的光亮，不大一会儿，一轮橘色的月亮就在沙坡顶上悬起，徐徐地散射出黄澄澄的光华。前方那片小树林，一边沐着月光，一边蒙着浓厚的阴影，看起来神秘而又绮丽。古道上的车辙，在月光的斜照下更显得凹凸不平，更显得漫长得没有尽头了。 有一阵子，田野和荒滩一下子变得寂静肃穆，像惊讶地向月亮表示敬意一般。随即，黄河那边吹来了一股飘忽的、温暖的夜风，传来了水声和闷雷似的沙岸崩塌声，并且更加清晰，更加震撼人心了。 毛驴车蹈蹈地走着。驴也有夜眼，老一辈人是这么说的，就是它左前腿内侧的那块灰黑色的疤瘌。所以人坐在驴车上不用赶，它自己会认识路的。 他躺在栏板上，默默地聆听着河水发出的一切音响。他甚至能听见河滩边上漩涡冲刷苇叶的沙沙声。那声音细微、急促，而又连续不断，使人不能不敬服苇叶的耐力、刚毅和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话不假。连河边生长的草草树树，都表现出一种坚韧的生命力和无畏的英雄气概。 唉！但是，说来惭愧，作为这个民族的个人来说，却不总是如此英雄的。譬如吧……想到这里，他收起了笑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这事情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呢？ 开始是，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变得暗淡下来。天，仍然是那样的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有云彩，小鸟啾啾地还在空中飞……似乎一如既往。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热度、亮度和力度仿佛都减弱了。人的眼睛如同害了眼病，糊了一层厚厚的眵目糊，眼前所有的东西全蒙上忧郁的阴影…… 果不其然，让尤小舟说中了，一场建国以来从未经过的困难来临了。 就在这样的一天，在县上开完整风整社的“三干会”，县委书记贺立德把他叫到办公室。 “情况虽然很严重，但我们还应该有信心，而且，我们还是有办法的。今年，我们还是要争取‘开门红’；要打破旧风俗，旧习惯，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你这个先进大队，一定要带头哟！” 贺立德微蹙着眉，坐在办公桌后面，虽然看起来这位县委书记也忧心忡忡，但说话的口气还是想鼓舞人心的。他坐在贺立德面前闷头不响。还怎么过“革命化的春节”呢？生产粮食的土地，好像遭到一场可怕的龙卷风的扫荡，在一夜之间刮得精光；听说，一车皮一车皮的吃食，运到庄户人听也没听过的叫啥“伯亚”的地方。门口贴的那副“放开壮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红对联还没有褪色，即使是魏家桥大队的食堂里也只能每天供应两顿米汤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听到什么“先进”、“带头”的话，简直不寒而栗。 “嗯，怎么不说话，同志，可不能右倾啊！老实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可是要犯错误的哟。尤小舟的教训咱们都应该吸取呀。” 他慢慢抬起头，接触到贺立德严厉的目光。霎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头跳了一下。果然，贺立德问他： “你们大队，现在谁表现得最坏？” 他避开贺立德的眼睛，装作在考虑问题，脑子里却记起尤小舟那话：要时时刻刻保护好自己的乡亲…… “嗯，这个……现时都够坏的，叫谁出工谁不出工，出工也是不出力，说是害了浮肿病，干不动……”他闪烁其词地回答。 “嘿！魏天贵同志，老实说，你这种思想是十分糊涂的啦。什么浮肿病？那纯粹是阶级敌人造的谣！”贺立德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不过还是耐心地开导说，“整风整社，首先就是打击坏人坏事。越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阶级敌人就越猖狂，这是个铁的逻辑。老实说，不打击坏人坏事，我们就不能领导群众度过困难。这是次运动哩。当然，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有极少数。你想想，谁的表现最坏？嗯？”贺立德把重青放在“最”字上。 “要说坏嘛，各有各的坏法。”他仍然不点具体人的名字，“富裕了，人人都不错。生活一困难，那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哩。” “哎呀！”贺立德被他搞得烦躁起来，“你一向精明能干的，这会儿怎么这样糊涂了？这场运动，我还准备先从你们大队试点，然后在全县铺开哩。同志，要争取走在运动的前头呀！”但是贺立德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干部，他把面前的文件往旁边挪开一点，压了压自己的急躁情绪，又恢复常态说，“魏天贵同志，上面的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好人占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五是地富反坏右和各种各样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阶级敌人。老实说，我们这个省又比较特殊。解放前我们省不到一百万人口，可地方军阀的部队、政府里的公职人员就有十万。所以我们省比例就更大些了，‘双打’的任务就更重了。我们不按百分之十，也不按百分之五，最保守的估计，百分之二三的坏人总有的吧？你老实说，一百个人里头有没有两三个坏人？对呀！这你也承认有吧。按这个比例，你们大队四百多个社员，难道就没有七八个坏人？你好好想想。” “嗯……是不是都得送去蹲劳改？”沉默了一会儿，他试探地问。 “这个嘛，那不一定，像你们这个一向先进的大队，当然不必要都送去劳改，挖出来，管制住就行了。但是，极坏的一两个，还是有必要法律制裁的。不这样，打不下坏人的气焰。” 看来，再没有讲价钱的余地了。他开始认真动起脑筋来，想着把谁送去蹲劳改合适。那“挖出来，管制住”的，不必操心，随便拿谁顶个数都行。管制不管制，在他手上哩。 全大队四百多个社员，他了如指掌：地主王海早死了，子女都在外面，有的教书，有的还当了干部。几户富农和他们的家属，现在胆子比兔子胆还小，干起活来比驴还听使唤，也不能昧了良心说人家坏。其余的都是贫农、中农。他扳过来、拨过去，觉得把谁送去蹲劳改都不合适，最后，精明剽悍的眼睛竟茫然起来。 “嗐！”贺立德又烦躁了，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手掌在文件上一拍，“这还用想么？老实说，就你庄子上的魏德富，偷得路断人稀，差一点就是土匪了！还有管制分子韩玉梅，到现在还拉社队干部下水。这都是摆在你鼻子底下的，还见不着么？你就把那两个坏家伙抓起来！唉，你平常主意蛮多的，在关键时刻却倒退了，魏天贵同志，你要好好检查检查你思想哩，老实说，最近一个时期，也不知道你怎么搞的，右倾得厉害。幸亏你不是国家正式干部……” 他挨了一顿批，骑着自行车从县上回来。寒风凛冽，砭人肌骨。月光晦暗，其色惨淡。前车轮在一块冻土疙瘩上一颠，车把一歪，他连车带人翻倒在路边的沟里。幸好，哪里也没有摔伤。他就势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想开了心思。 魏德富，是他自小一起打驴仗的小伙伴。青年时代，他们又一起渡过黄河，逃到了内蒙古。魏德富本来是不用逃的，他没有犯法，只不过为了送他。那天凌晨，魏德富一面划着羊皮筏子，一面唱着：“我说当兵的，没个好东西！一把把我拉到高粱地呀，我说当兵的……”过了河，把筏子一扔，说了声：“我也跟你走吧，到大草原上开开眼界……”就跟他走了。到了内蒙古，魏德富也不给山西人的羊柜好好放羊，整天在草原上东游西窜，在蒙古包里吃饱喝足，临走还要顺手牵羊。家乡解放了，他们俩一起回来。土改分地以后，魏德富安安生生地捏了几年锹把子；娶了妻，生了子，老老实实地当了庄户人。可是，自开始“低标准，瓜菜代”，这个人的老毛病又复发了。 他何尝不知道魏德富“偷得路断人稀”。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魏德富从不动魏家桥大队的一草一木。再说，他五个娃娃，就像春天在河滩上插的柳栽子一样，高矮上下差不了多少，最大的一个才九岁。不偷，拿什么养活他们呢？ 黄河冻结了，听不到哗哗的水响。但他仍不沉默，还在以冰层威严的拆裂声不可抗拒地显示着自己的伟大、永恒和内在的生命力。“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他耳边好像又响起了尤小舟的歌，歌声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因而失去了雄伟壮烈的神韵，变得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他深深地低下了头去。 “人民，不在书本、本子上，不在报纸上，就在你的周围，就是你的乡亲……”这话不假。但是，贺立德的话也有他“铁的逻辑”。不是吗？第一，阶级敌人完全可能趁咱们困难的时候来捣乱。这时候不捣乱，还等啥时候？第二，全国有百分之五的坏人，决没有估计过头。反过来说，这百分之五的坏人也不会只在书本上，在报纸上，也肯定在自己的周围。那么，按百分之二三的比例层层分配下来，不是很合理的么？魏家桥没有，别的地方也没有？说不定更多哩！ 月亮下去了，寒风刮得更厉害。那阵子，农村连报晓的公鸡也给宰了，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总快天亮了吧……他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想了一晚上，终于让他想出了一个应付的办法。 第二天晚上，他到魏德富家里去了。 魏德富的土坯房盖在庄子东头，房后是一条大路。和一般农户的土坯房一样，有个前后院，前院栽了几株杂树，后院是露天的厕所和自留的羊栏，羊栏里的羊早宰了吃肉了，堆了些分来的柴草。“低标准”开始，魏德富马上在临路的后墙上掏了个洞。这个洞就是他晚上出入的后门。 “嚯！大书记来了。难得难得！”他一进门，魏德富含着隐约的敌意斜睨着他。“咋？今天是来看你大哥发了财，还是来看你大哥的苦光阴的？” 说着，魏德富掀开锅盖，铲出一个掺了树叶的糠饼子递给他。 “吃吧，好歹是个客。” “算了吧。”他知道现在一个糠饼子的价值，小心翼翼地把糠饼子放在锅盖上——要是撂重了点，饼子就会散成一摊碎未。“我吃了来的。” “吃吧，没啥！”魏德富十分慷慨，“嘿，一顿饭、两顿饭我还管得起。有人说我魏德富一晚上能偷八十只鸡，那是瞎话，反正只要我出去，总不能空手回来，别看刮得精光，咱们这儿，可遍地有黄金呀！” 他在炕沿上，挨着一串娃娃的脑袋坐下。土墙上挂着一盏直冒烟的油灯，烧的绝不是花钱打来的煤油，而是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柴油。屋子里郁积着一股难闻的油烟味、糠菜味和破衣烂鞋的霉臭味。魏德富两手抱着肘子站在锅台旁边，用警惕的眼神盯着他。这个人头发、胡子、眼珠子全是黄的，自小人都喊他“黄毛鬼”，现在瘦成了干柴，让人看起来如同被火燎过的一样，毛焦皮黑的。 “嗳，你有馍馍么？”魏德富最小的那个四岁的娃娃从黑腻腻的被窝里钻出来，露着光脊梁，伸出通红的小手掏他的口袋。这一下，其余四个黄毛脑袋全钻出来，抬眼贪婪地瞅着他，像要把他吞下去一般。 “你别他妈的坐飞机吹喇叭——响（想）得高！”魏德富打了儿子脏手一巴掌，“书记的口袋里光有报纸，没有吃的。睡好！” 五个娃娃我看看你，你看看我，委屈地缩进了被窝。他们盖着一床破被，炕那头的往那头拽，炕这边的往这边扯，被子就跟筛子一样来回摆。他闷声不响地坐了会儿，手指头在脖子上搓着泥条，实在想不出一句合适的开场白。忽然他看见里屋的门帘可疑地动弹了一下，便问： “大嫂呢？” 魏德富掉过脸，向里屋叫道：“出来吧，咱明人不做暗事。”又用挑衅的神情对他说，“她正在加工粮食。” “咋加工粮食？” “咋加工粮食？就是用砖头磨稻子呗。磨出来的大米做的饭照样香！” 他想起了罗渠大队的谷场上丢了一包稻子的事。 “你呀……” “你别你呀你的！”“黄毛鬼”却陡然发开了火，龇出黄牙狞笑着喊道，“那你拿粮食来呀！我干活了没有？我干活你为啥不让吃饱？你他妈‘大跃进’那会儿跟咱们说得天花乱坠：啥明天就到共产主义了，啥科学进步，工厂里用空气也能造大米了！那是不是你嘴里放出的屁？你说！好！你现在就拿空气做的大米来填活我们……”“黄毛鬼”气得直哼哼，舌头光在嘴里打转。 “那，那……我也当作是真的哩。那，你就不兴我犯个错误？” “对啦！那兴儿犯错误就不兴我犯错误？”“黄毛鬼”两手又抱起肘子，傲岸地瞄着他。“我就这样了，你大书记看着办吧！” “咳！你呀，”他干咳了一声，谨慎地暗示“黄毛鬼”，“可错误总是错误，我犯了，我以后不说大话就是了。你呢，瓦罐不离井口破，只要来得回数多。老这么干下去，非出事不行，到那时候……我看啦，再说咱们这儿遍地有黄金，还不如再上一次内蒙古哩，你忘了？大草原上好活人。到了那儿……” “嗳，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火燃得快，熄得也快。魏德富马上消除了敌意，点了一根“喇叭筒”，一步跨到锅台上蹲下。“天贵，我不把你当外人，我正准备这么干哩。实话告诉你，我连路上的干粮都烙下了……” “黄毛鬼”一面兴奋地说着他的计划，一面抽那根用茄子叶子掺辣椒叶子卷的“喇叭筒”，熏得他连气都喘不上来。而这时，“黄毛鬼”的女人眨巴着睫毛倒生的烂眼睛，掀开帘子从里屋出来，带着哭腔打断她男人的话： “他兄弟，他一走，这一群娃娃咋办呀？你看，我这苦命……” “咋办？都守在一块儿饿死呀！”“黄毛鬼”朝他女人啐了一口，又指爹吼娘地骂了一顿。“你妇道人家少插嘴。嫌跟我命苦，你他妈的改嫁，我要拦你都不姓魏！” “行啦，德富，别吓着娃娃。”他呵止住“黄毛鬼”，又掉过头细声细气地诱劝烂眼圈女人。“大嫂，德富一走，家里虽少了个劳力，可他那份口粮我不扣你的，你到食堂照样打七份饭。少了一张嘴，多了一份口粮，还是划算得过来。他出去躲个一两年，困难时期过了再回来。这有啥不好？要走，还得早走，要是过了春节，黄河的冰一酥，过河可就困难了……” 烂眼圈女人是个没主意的庄户人，垂下头，揉着泪水总不干的眼睛，不吱声了。魏德富咧开嘴笑了一笑，说： “天贵，你呀，装龙是龙，装虎是虎，装个狮子能舞，嘴皮子就是活，要不怎么当干部呢？我说了几天也没说转她……好，咱就这样定了！” 魏德富就这样走了，可他没想到“黄毛鬼”一去就杳无音讯。头两年还好，“低标准”一过，烂眼圈女人就天天跑到他家来吵着要人。文化大革命那年，她听了县上一帮对立面的唆使，成天拽着他的衣裳哭着喊着叫“还人来”，说她的男人是书记撺掇跑的，弄得他有口难言，能跟这样没见识的婆娘说，要不叫她男人跑内蒙古，她男人就得去蹲劳改么？能告诉她这是他的三十六计之一么？……呸！他受了一肚子冤枉！ 接下来的这段往事，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总引起一种充满柔情的心荡神驰，一种“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的怅惘，一种真正的男子汉的激情的冲动…… 从“黄毛鬼”家出来，夜寒如冰，星斗满天，“低标准”时期，家家都睡得早，庄子上一片漆黑。只有水井旁边的那户人家还亮着昏黄的灯光。这一家，也和“黄毛鬼”一样，是有办法搞来点灯油的，他踌躇了一会儿，然后跺跺冻得冰凉的脚，拖着迟疑的步子向那家走去…… 贺立德说他们这儿是“穷山恶水”，怪不得他听了不舒服。第一，这儿离山还远得很哪；第二，“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他们这个河套地区沾尽了黄河水的便利，年种年收，旱涝无虞。要说是“淫妇刁民”呢，贺立德当然并没有这个意思。不过，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这个地区几乎每一个男人都被征去当过兵，庄户人没有什么主见，不管本人原来的品质如何，在旧军队里混上两年，或多或少都得沾上些“丘八”的习气，譬如“黄毛鬼”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个偏僻的河滩，庄户人都是历年逃荒来的灾民和在家乡吃了官司的穷人，他们自己传说是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来的，其实北方各省人都有，他们的祖先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推着独轮车，拖儿带女地来到这芦草丛生而又土地肥沃的荒滩上。有许多年，他们是天不管地不管的，待这一个军阀巩固了自己夺得的重要市镇，刚要把手伸到这个河滩来时，就被另一个军阀打跑了。如此周而复始，荒村成了世外桃源。这样，他们的文化教育就靠着一部，道德教育就靠游乡串村的说书人嘴里那些封建而又反封建的故事。后来，国民党地方军阀统治了他们，成年男子被抓走了，庄子上碰头磕脑地尽是些妇女，在既无宗法束缚，又极少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这一带就和十九世纪哥萨克的顿河区一样，两性关系终于按照纯自然的需要随便开了。 旧社会，有一个口歌说的是这一带的特点：“车轱辘大老牛小，堡位垒房房不倒，蚊子叮人赶不跑，哥哥翻墙狗不咬。”这虽不能全然概括，但作为民间口头创作来说，语言还是比较凝练的。 解放后，在军阀部队当兵的男人绝大多数都回来了。经过历次运动的正面教育，虽然还是车轱辘大老牛小，虽然还是用垡垃垒房，虽然蚊子仍然凶猛得很，但“哥哥”翻墙头的事确实少见了，即使有的老情人还藕断丝连，也只好趁在田间干活的时候脉脉含情地瞟上一眼罢了。但是，“低标准”一到，尽管人连饭也吃不饱，路也走不动，风气却又歪了起来。所不同的是，这里面已经没有丝毫的感情基础，田园牧歌式的罗曼蒂克已荡然无存了。 贺立德，作为一个全县十万人口的主宰，能向他魏天贵一语道出韩玉梅的名字，说明贺书记还是明察秋毫、事无巨细皆存于心的父母官——不错，韩玉梅就是这样一个风流种子。 他走到水井旁边停下了。朔风阵阵，夜色朦胧。水井上结了很厚的一层坚冰，就像蜡烛上流下的蜡泪，凝固在石井栏的四周，上面呈现出一道道光洁的自然径流。他们全庄子上的人，自有庄子以来就喝这口井的水。固然庄子上还有好几口井，却都不如这口井的水甜，他一年不知要挑着桶来这里多少回。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总是合作化以后，“大跃进”以前，有一次他挑着桶来到井边，一眼瞅见大约有十五六岁的韩玉梅，猛然惊异这个自小看大的丫头变了模样：真是黄毛丫头十八变！他还笑着对韩玉梅鳏居的老爹说，你真有老来福咧，你家的丫头越长越水灵了哩。韩玉梅的老爹有点手艺，一边给社里喂马，一边在滩上割些芨芨编笆子、背斗、粮苫，逢集时上集上一卖，能闹几个零花钱，日子过得还不错。当时，韩老汉跟他说，姑娘长得水灵不是好事，“自古红颜多薄命”，以后，还要请他这个“大贵人”多看待一点。尔后，韩老汉突然害了“羊毛疗”——症状是肚子剧烈疼痛——一命归天了，韩玉梅却如出水芙蓉，越长越招人爱。一些大男人——有没成家的小尕子，也有成了家的庄户人——在干活的时候两眼总在她身上瞟来瞟去，不过，那时候庄户人都学规矩了点，已不敢十分放肆，只是疯言疯语地撩拨她而已，这些，他都看在眼里。不久，“大跃进”开始了，省城的棉纺厂要工人，他头一个就报上韩玉梅的名字。体检合格，下来了通知书，韩玉梅把家里的东西卖的卖，送的送，光留下没人买的房子。临走那天，韩玉梅又到他这个社长兼书记家来道谢，长睫毛眨巴眨巴地，大眼睛忽闪忽闪地，花辫子甩咻甩咻地，一口一个“大叔”，叫得他心里甜甜地，闹得他也忘了嘱咐她什么话了。 可是，她的好运不长，去了不到一年，就碰上一个什么运动，被厂里派人押送着回来。押送的人向他交代说，韩玉梅在棉纺厂里“拉干部下水”，和三个技术员、一个科长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民愤很大，影响极坏”，但念其年岁轻，出身好，只给予“开除厂籍，交当地政府管制劳动”的从宽处分。 那时，韩玉梅伶仃地站在地主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当中，脚下撂着一个小铺盖卷，挺着已经隆起的大肚子，眼睛低垂着，长长的睫毛上沾着泪水，凄苦的脸上表现出一派委屈无告的神情。他看着可怜，押送的人一出门，他连半句话也没训，摆摆手，叹了口气，就打发她回家了。 不多久，他听说韩玉梅生了一个丫头，又叫他现在当记者的大儿子——那时刚十岁——偷偷地送去两包红糖。五九年，那两包红糖可是一般庄户人拿不出来的稀世珍品，要让他女人知道了，非闹翻天不行。 庄子上的事，大大小小，没有能瞒过他那蒙古型的鹰眼的。到了年底，他很快就知道了韩玉梅挂上了旁边罗渠大队的书记罗麻子，牵线的是庄子上有名的皮条婆姨罗寡妇——罗寡妇的娘家就在罗渠大队。要联系到韩玉梅过去的错误和被管制的身份，这的确是件应当追究的事，但是，不让她挂罗麻子，他魏天贵又拿什么去保证她母女俩的生活呢？她也会和“黄毛鬼”一样，对他吼叫：“那你拿粮食来呀！”山西梆子的《打金枝》里有这么一句唱词：“不瞎不聋，不做阿翁。”他只好学郭子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这个地区的民风本来就没有把这些事看得很严重，“民不举，官不究”，随她去吧。 可是，现时上面要“究”开了！ 咋办呢？能把她也像把“黄毛鬼”那样偷偷地支使到内蒙古去么？显然不行，她一个妇道人家还带着个吃奶的娃娃哩……唉！先说说去吧。 他谨慎地敲敲门。因为他知道，没准房里会蹦出罗渠大队的书记来。他们俩是平级，面子上可不好看。 幸好，这晚上韩玉梅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先把门开开一道缝，一见是他，刷地敞开了，一把攥住他的胳膊。 “哟！是书记，快进来。看你冻的，脸通红……” 不知怎么，第一句话就让他感到暖心。他自走到“官面”上后，听到过下面无数奉承话、马屁话，他并没有麻木，反而锻炼出一种敏锐的识别能力。这个女人刚刚的话和所配合的动作，他一下子就听出来完全出于下意识，出于纯粹的女性的关怀，蓦地，他心里甚至腾起一阵自责：她的遭遇，不也和他有关么？要是当年不把她送进城，就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她多半不会落到这种下场吧。现在，她不叫他“大叔”，而改口叫他“书记”了，这不也说明了她的自卑感么？唉，真窝心…… “坐吧。你看，屋里乱的……我还没有收拾。” 韩玉梅拾掇着炕桌上的碗筷，他瞥了一眼：小碗里还剩下一撮黄米饭，碟子里有一截腌胡萝卜。六○年，这就是一顿珍馐佳撰了。他知道，这时候，凡是偷偷地藏下东西的或是偷偷地弄来东西的人家，都是在别人家睡觉以后才悄悄地吃宵夜的。韩玉梅不瞒他，也说明了她对他的信任。 “娃娃还好吧？”他在炕上坐下，偏过脸看看熟睡的婴儿，想用拉家常来开始这场困难的谈话。“取个啥名字？” “杨会计给取了个名叫秀莲。前些日子净拉稀，我去神庙求了点香灰，治好了……”六○年，鬼神妖狐全部出洞，甚至盛传着政府要割女人奶头子去造原子弹的谣言，求香灰这事在农村已经不算稀罕了，但韩玉梅却不愿谈家常，从炕桌那边凑过脸，像检查病情似地凝视着他说，“这些日子你瘦多了。腿该没有肿吧？要不，你要不嫌弃……我给你做顿黄米饭咋样？快得很，柴禾一燎就熟。” “算了吧。”他摆摆手，咽了口口水。他是来给她做工作的，尽管他真的非常想吃一顿热腾腾、香喷喷的黄米饭，也不能这时候吃。 韩玉梅大概看出来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于是肘子支在炕桌上，手托着腮帮子，定定地看着他，再不吱声了。沉默了一会儿，他也掉过脸看了她一眼。 人说“山窝窝里出凤凰”，这话不假！“山窝窝”这个词当然是泛指穷乡僻壤而言，并不是专指山区。他们这个河套地区虽然也是穷乡僻壤，不过水土好，气候正常，妇女普遍长得水灵，但是，韩玉梅确实更为出众，不愧是凤凰中的凤凰。生了孩子以后，她眼睛、头发、皮肤的自然光泽，就像盛开的鲜花花瓣，即使在昏暗的油灯下也熠烟生辉。这一掉脸，看得他眼花缭乱，心里也不觉地动起了“做工作”以外的心思。 韩玉梅是个机灵鬼！看见他眼睛里一瞬间爆发出来的火花，先向他嫣然一笑，随即垂下头，温驯地等他说话。 他定了定神，把出窍的魂魄收了回来，严肃地干咳了一声，说：“韩玉梅，你知道我来干啥？” 他这个人就有这样的本事：说变脸就变脸。脸往下一拉，鹰眼一翻，眉毛一扬，在下面庄户人的眼里真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韩玉梅偷偷地看看他的神色，坐端正了点，手也不觉地从腮帮子上收下来，停了一会儿，她眨巴着覆盖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喂懦地说： “是我……不好。可我怕书记操心，才……要不，娘儿俩咋活呀，娃娃正吃着奶……找你书记，我也知道你没办法……我又不像德富叔有本事，去……只好……”说着，韩玉梅哀哀切切地流出了眼泪。 “行了，行了！别说了！” 他知道她说的是实情，苦恼地闭了闭眼睛，两腮的咀嚼肌突突地颤动着，用手掌止住她的话。 “可是……”停了好久，他又皱蹙着眉头说，“你别净找社队的干部呀，你想，你挂的是啥人？跟你好了，上面听到一点风，他马上把责任推给你，倒把你说得一钱不值……” “我……谁找的他呀？他要来，人家手里有粮食，我……缺的又是这个，要是饿得没了奶，娃娃就……”韩玉梅用手背抹了抹眼泪，又擤了一把鼻涕。“现时，只有这样的人手里有东西呀，庄户人连自己……” 是的，庄户人连自己的肚子还顾不过来，哪有心思花粮食来寻欢作乐？他无话可说了。 然而，女人毕竟是女人，韩玉梅悲悲戚戚地抽泣了一会儿，蓦地又面露喜色，好像猛地想起了什么，一翻身转向炕旮旯里掏腾起来。 “书记，我还有个好物件哩！我看还能卖几个钱，度过饥荒……” 她拿出一个小手帕包，外一层里一层地抖落开，笑盈盈地把一个亮晶晶的玩意儿托在手掌上。 他一看，是块手表。拿起来放在耳朵边听听，不响；摇了摇，还是不响。他又拧拧表把子，表把子就跟石臼里的捣蒜棒槌一样，在表壳里晃里晃当的。他那时虽然还没戴上表，但在庄户人里头还算见过世面的人——这块表纯粹是废铁！ “这就是那个科长给我的。原先，他跟我说没结婚，要娶我……”韩玉梅说到这里，脸上泛起了红晕。“他拿着这玩意儿，说是跟我订婚，我才跟他……他，他还说这表是瑞士造的。瑞士在哪儿呀？” “瑞士？那，那在上海那边吧。我问你，他给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呀？” “可不！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呗！后来我一直包得严严的。” 韩玉梅拿起它，戴在右手腕上，伸到昏黄的灯光下转动着，自我欣赏起来，她的手腕白嫩白嫩的，表带闪亮闪亮的，倒也好看。他看着她那副傻乎乎的样子，心里已经明白究竟是她“勾引干部”，还是败类干部勾引她了。但他又不忍心破坏她的兴致和幻想，只是不觉地叹了口气。 “这个……你自己留下吧，别卖了。以后呢，不出一个月，队里保险给你搞些粮食来，你要相信集体哩，集体总能帮你渡过困难。你呢，也别……跟人胡来了。再找个婆家，正正经经过日子，你看，行不行？” “那……当然好。”韩玉梅摘下手表，却又无趣地说，“只怕……现时没人要我。” “咋会没人要你？你这么水灵，谁看了不喜欢？找个外乡人。找来了，我就给他安户口，分粮食，怕啥？你的历史，还不是由我说了算！”的确，庄户人的命运就在他嘴皮子上翻着哩。 韩玉梅想了想，仰起粉嫩的脸蛋，噙着一泡泪水深情地望着他，对他的提议不置可否，却带着呜咽声说： “书记，我就知道你是个大好人。我老爹在世的时候常这么说。我……我的心里一直想着……” 他忽地又觉得不能自持起来，赶紧摆了摆手，下了炕。 “算了吧，这些话都别说了，乡里乡亲的，你歇着吧。” 他刚要抬脚，陡然，韩玉梅叫他意想不到地扑过来死死地抱住他，一头扎进他的怀里，眼泪鼻涕全蹭在他袄襟上，像发了疯一样哽咽着喊道：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心里早就想你哩！你的啥都在我眼睛里。你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跟那些鬼不一样……你给我红糖的时候我以为你会来哩，结果你不来……谁他妈的要跟那个罗麻子！我想你、想你、想你……”说着，韩玉梅又用拳头不停地在他肩膀和胸脯上乱捶。 他完全惊呆了。他活了三十多岁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女人的爱情，而这爱情表现得如此突然、粗犷、奔放、热烈，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燃烧的熔岩挟带着大量炽热的泥石流，能把一切草木顽石都熔化；又像黄河决了堤：泥浆迸溅，洪水横溢，咆哮翻滚，势不可挡，他低下头，看到一团青丝般的乱发在他眼前颤抖；在肮脏的衣领里，又看到她如雪似玉的肌肤。但他好像失音了一般，好像麻木了一般，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力量推开她。 “我知道你跟我婶过得不快活。我老想安慰安慰你。你太苦了，尽为大家伙儿操心。我能叫你快活，我啥也不要你的。真的，我啥也不要你的。我不要脸，可我挣下粮食来着。隔三下五的，晚上你就过来吃一顿饱饭。我再不跟人……就跟你……我也不嫁人。咱就这样一辈子。我要你快活……” 他的鼻子酸楚起来，眼睛不知不觉濡湿了。是的，他的家庭生活过得不快活，庄子上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细心而多情的女人却看出来了。 解放后，他从内蒙古回到老家，老妈死了，按庄户人的习惯，首先就要解决终身大事——“男儿无妻不成家”。那根本没有像现在他二儿子要求的啥“爱情”，找个媒人一说，男女双方的岁数、门第都相当，就娶过来呗。他女人娘家是放羊的羊倌，穷苦人出身，而过了门，才知道是个懒婆娘，一天到晚圪蹴在炕上，病恹恹的样子。可说她有病吧，还挺能吃，吃还要吃好的。生了娃娃，女人还不愿意做鞋做衣服，他只好求东家媳妇纳双底子，求西家大婶絮条棉裤，弄得他欠了一庄子的人情。庄户人，对女人的评判标准就是针线锅灶、鸡羊猪鸭，可他女人啥也不干，倒比过去王海家的地主婆还气派。他要不收拾房子，过不了三天家里就跟猪圈一样。他小脚的寡妇妈是个勤快人，后来别看他当的是地方军阀的兵，那个专给省政府看大门的警卫连对内务要求得还很严，所以他自小到大养成了一个爱整洁的习惯。这一来，屋里屋外仍然全得靠他一个人。他经常把娃娃打发出去，关起门用大巴掌扇她。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女人仍然故我，就是声势浩大的“大跃进”，也没把他女人“跃进”得勤快一点。想起来，他常常背着人掉泪，真像戏里唱的：“妻不贤，子不孝，无法可施。”他有浑身的本事，要有个《吕蒙正赶斋》里那样的“贤内助”，就如虎添翼了。可是，碰到这样的女人，有时半夜开完会回来还得自己点火做饭。他是个爱面子的男子汉，又当了支部书记，十来个庄子的头头，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只能忍气吞声地受窝囊气，胳膊折了往袖子里揣。 “咋样？别走了，啊，别走了，我不让你走……”韩玉梅摇晃着他，在他怀里扬起脸，一股热气喷在他脖子上。使他痒得心神摇荡。“我就跟你……再不跟别人……你说啥我听啥。” “别、别……” 过了一会儿，他像从梦中刚醒过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微微推开她。“你现时正困难哩，咱不能……以后生活好了，咱们再……现时，不行，我心里有事。真的，我心里有事，等以后生活好了……” 韩玉梅好像也理解了，偎在他胸脯上，渐渐沉静下来，细嫩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粗糙的脸膛，喃喃地说： “我懂。你正作难哩……我改，我以后再不了，只要你……可，以后……咱们可一定……” 他点了点头，阔大的手掌揉搓着她柔软的、蓬松的头发，在一时冲动之下，又笨拙地亲了亲她的脸蛋。随即，轻轻推开她，毅然决然地跨出房门。 从韩玉梅家出来，他登登登地跑到井沿上，搬起一块大石头，一下子把冰砸得粉碎，抓起一把冰渣子填进嘴里，嚼得嘎崩嘎崩乱响。好半天，他胸中那股如火的情欲才慢慢平息下去。然后，他抹了抹嘴唇，像一匹被骗了的马一样，无精打采地走回家。 他女人给他开开门，不知怎么难得地殷勤起来，问他：“回来啦，饿么？我可是饿了……” 他瞪起冒火的鹰眼，出手一巴掌把女人打到墙角。 “你饿，吃屎去！” 旋即，他一个箭步冲到炕边，一蹿身上了炕，拉过被子蒙头便睡，连鞋也没脱。他女人莫名其妙地吃了颗窝心九，在地上茫然地站了一会儿，才悄悄地爬上炕，饿着肚子也不敢言喘了。 其实，他一夜也没合眼。 第二天天亮，他喝了碗照得见人影影子的菜汤，一个人跑到河边的防洪坝上去了。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尤小舟就是在这片河滩上唱歌的，身后，就是那天他趴着的土坡。“爬地虎”已经枯败了，一簇簇扎得挺挺的，显得更瘦小而又更尖利了。今晨没有风，不但黄河是冻结的，世界的一切，好像连空气也凝固住了似的。摇篮不摇了。歌词仿佛变成了他不认识的、毫无意义的字，要叫他煞费脑筋去思索它。他就这样坐着，想着，坐着，想着…… 冬天日短，好大一阵子，太阳才费劲地从东岸沙坡上升上来，有气无力地蹲在沙坡顶上喘息。坡顶上横卧着一条干瘪的、疲倦的乌云。然而天空却是晴朗的，随着太阳挣扎着冉冉上升，乌云渐渐稀薄透亮，终于像一股烟似地化为乌有了。于是，黄河半透明的冰层和上面被风刮脏的残雪，像害肺痨的女人的面孔，泛出了病态的红晕，天气稍微暖和了一点。他在身边扒开一小片冰层，用手指头拨拉拨拉“爬地虎”的宿根，发现茎节上已经开始长出了点点像火柴头那么大的嫩芽。春天快来了，他拍拍巴掌上的土，对自己从贺立德那儿回来的路上设想的办法有了把握。 但是，关键还是需要一个人去蹲劳改。 这个差交不了，那就全盘落空。 就在这时，独眼郝三赶着一群乏羊到河滩上放牧来了。 “天贵，你知道么？天还没有亮，‘黄毛鬼’一个人背着铺盖过了河，八成又跑内蒙古了。” 他们是自小打着耍的伙伴，尽管他早已当了“官”，独眼郝三还叫他的大名。郝三用一根烂绳头拦腰系着破棉祆，啪哒啪哒地趿拉着一双露脚趾头的雨靴，过来在他旁边蹲下。郝三比他大不了几岁，但面孔黧黑，皱纹纵横，一张小脸只有巴掌宽，小脸上嵌着难看的独眼，所以看起来要比他老得多。 “我咋不知道，是我叫他走的。”他怏怏地说。 “你叫走的？为啥？你又不是没去过，内蒙古那边。一出几千里不见人，可不比咱们这儿哩。” “管它比咱们这儿好。比咱们这儿孬！先躲过一关再说。要不，他就得蹲劳改哩。”他视而不见地望着在河滩上啃枯草的羊，不觉地把实话泄露了。 “蹲劳改？为啥？哧！就为偷那一把把粮食？这怕啥？叫我，就不怕！” “你当然不怕，吃饱了，连屋里的小板凳都不饿。他可是一大家子人哩。” “阿——哈咦！”独眼郝三大张开嘴，两臂伸得展展地，懒懒地打了个大哈欠，那只独眼也流出困乏的泪水。 “要说我呀，这日子，还真不如蹲劳改哩。去年劳改队来河边加防洪坝，嘟——吹哨吃饭，嘟——吹哨又吃饭。我他妈回去还得自己做饭，忙得烟熏火燎，饭还吃不饱……唉！”郝三放羊，吃饭总赶不上食堂敲钟。在羊圈忙到黑灯瞎火回家，又只有一只眼睛，做饭是他最头疼的事。 “哦！”听了郝三的抱怨，他心中古怪地一动，转过脸，认真地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郝三，好像他过去不认识这个人一般…… 要说独眼郝三呢，也真够可怜的。他刚生下来，爹就被地方军阀抓去当了兵。在兵营里受了一年多罪，想家想得杠子馍都吃不下，偷偷跑了回来。他爹哪有魏天贵机灵，那是个窝囊人，前脚进门，逮他的班长跟着他的后脚就到了。抓回营部，也没揭他的背花，也没关他禁闭，而是把他脱得赤条条的，五花大绑着撂在河滩上喂蚊子。卫兵在远远的地方站着，拢起一堆烟火看着他。他妈——就是郝三的奶奶，趴在儿子身边嚎天嚎地地替他赶蚊子。可是赶去一层又扑来一层，上下一抹一身淋漓的鲜血，蚊子的尸体能搓成条。这样，让蚊子叮了两天，叮死了。葬在庄子西边的高岗上以后，庄子上有人却跟她说： “你赶啥呀！那头一层蚊子吃饭了就不飞啦，跟穿了件衣裳一样，罩在上头，第二层蚊子挤都挤不进去啦。你一赶，好，就跟那卫兵站岗一样，轮换着班来……那还有不叮死的！” 他奶奶听了很以为然，觉得儿子是死在自己手上的，竟一头栽进黄河。 郝三的妈，在当时也是这偏僻的河滩上的一只凤凰。原来她就守不住空房，曾在同一晚上约好两三个人，闹出不少笑话，成为庄子上茶余饭后的谈资，丈夫和婆婆都死后，碰上个从三盛公来这一带收羊皮的内蒙古人——听说那尕子长得又白净又精神，还唱得一口好“二人台”——没有认识两天，就撇下个不到两岁的娃娃跟那人跑了。 幸好，郝三已经断了奶，由他大伯收养下来。他大伯是个瘸子——这才没有被抓去当兵——一个人生活也够艰难的。饿了，大伯从炕洞里扒出个半生不熟的土豆撂给他；拉了，大伯从地上抓把土朝炕上一撒。日积月累，郝三等于在粪堆上睡着。大伯下地干活的时候，老是用根烂麻绳把他拴在炕上。有一天，他挣脱了烂麻绳想下地，却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脸正好扑在炕洞旁边的掏灰筢子上。他大伯回来一看，他满脸是血，找了半天也没找见伤口在哪里。后来发现他一只眼窝瘪瘪的，才烧了些棉花灰捂住他的眼睛。 如此，他成了独眼郝三。 这样的娃娃，当然从小就受人欺负。打驴仗的时候，要是娃娃多毛驴少，独眼郝三就当驴让别的娃娃骑；柳拐子打飞了，要叫郝三用那只独眼去寻。可是，他魏天贵自小就照顾郝三，从没把他当驴骑过，还经常塞给他一点锅盔。别的娃娃打他，魏天贵总要替他报复，找个碴子也得揍那娃娃一顿。所以，郝三一直像一条忠实的狗一样跟着魏天贵。后来大了，魏天贵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苦恼，譬如对自己女人的不满等等，也会对他发发牢骚。他成了魏天贵的“布衣之交”。 既然是残废，就有他特殊的幸与不幸，幸运的是没受过当兵的苦，不幸的是娶不上老婆，解放以后还是条光棍…… “嘿，”他阴沉他说，“你的话也对。你的日子还真不如蹲劳改哩。” “蹲劳改怕啥？三个饱一个倒，听说白穿衣服，一月还有几块钱零花哩，不就是干活嘛，我在外面不干活呀……”独眼郝三对蹲劳改很有兴趣，说得嘴角都冒出白沫。 “那你咋不去呢？”他冷冷地问。好像蹲劳改跟赶集一样平常。 “唉！蹲劳改还得有条件：要犯法，可我……”郝三眨眨独眼，沮丧起来。 “要犯法还不容易。”他脸上露出一丝阴险的微笑，指着那一群正在啃草的羊，“你把那羊捅倒几只。” “哎哟，我的大书记咧！”独眼郝三往后一仰，两脚朝天地躺在防洪坝上，笑得全身打颤。“哈……你真能摆弄人咧……” “你听着！”他猛地翻起身，揪着郝三的烂衣领，一把把郝三拽起来，咬着牙巴骨，下嘴唇可怕地向上蹶着。 “你怕，我不怕！我把那羊捅倒几只，你去蹲劳改！咱们俩一起让庄子上的人吃饱肚子，咋样？……” 他一口气把事情的原委和他的计谋和盘端给郝三。 “咦，没听说过，蹲劳改还派任务……”郝三听了以后，歪着脑袋，一边怔怔地寻思，一边嘀咕。 “行啦！那事是你寻思不透的，你干不干吧？” 郝三翻翻独眼，迟疑地看看他。真叫去蹲劳改，郝三又有点顾虑了。 “你要不去，谁去？你替我想想。”他动员郝三，“你去蹲个几年，全大队四百多号社员，一千多口人还能混口饱饭。回来了，你还是个你，有啥不好？” “那，我得蹲几年？” 他望了望那群羊，算计着庄子上的户口，“顶多蹲四年，咱打得宽宽的：五只羊一年。咱们捅它二十只。” “唔，四年，那还差不多。”郝三考虑了一会儿，表示同意。“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你就领着大伙儿干吧。可你得分给我一条后腿，让我临走的时候吃顿好肉。” “行！”他一拍郝三的肩膀，霍地站起来，“带刀子没有？” 那条古道又弯向河沿。驴车慢慢走进了一段两边长着茂密的芦苇的地带。岸边的涡流轻轻地激荡着细嫩的苇草，发出柔和的沙沙声。河中间，浪涛拍击着浪涛，传来清脆的啪啪声。黄河水永不停歇，永不沉默，但她从来没有泄露过自己子孙的秘密，譬如，她决不会泄露这两个庄户人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元月的某一天，在她几乎和地球一样古老的岸边，在一座人迹不到的悬崖下面，干的这件不可告人的勾当。 “啊嚯……啊嚯……” 两个人一致了以后，兴高采烈地把那群羊从尤小舟唱歌的河滩赶到一处背人的悬崖下面。他接过郝三的刀子，一刀一只，一刀一只……羊本来就没一点反抗的力气，他又是当过羊把式的，练就了一套疱了解羊的本事，二十只羊一眨眼就捅倒了。 两人先痛痛快快地趴在羊脖子的创口上喝了一顿羊血，才嘻嘻哈哈地回家。到了家，他先打发社员去把羊背回来，皮扒了，肉分给社员，肉下到锅里以后，他才跑到县上去报案。 第二天清晨，公安局派的民警就来了。郝三让人押着走到庄子头上，向他眨眨那只独眼： “喂，别的没啥，房子你可替我看好了。过了四年，我还回来哩。” 看见郝三手上带着铐子，他突然动了感情，悄悄地叫了郝三一声“三哥”： “你放心吧，三哥！” 郝三一辈子也没听人叫他一声“三哥”，听了后，立刻精神大振，挺起了胸脯，迈开了大步，回头说了句： “你也放心，天贵，我死也不说！” 啊！星空啊星空。独眼郝三那颗微弱的星光，这么一闪就熄灭了。而在它熄火之前，却还有一阵回光返照…… 出乎他意料的是，他把独眼郝三的“罪行”向县委书记贺立德汇报完以后，贺立德竟毫不怀疑，也不责怪他，而是神情庄重地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一只拳头在另一只已掌上捶着。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例子！这要发通报，要在全县宣讲：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国内外反动派就会一齐向我们反扑！我们有好些同志，包括你魏天贵在内，就是脑袋掉了也不知怎么掉的！” 他坐在旁边，埋着脑袋搓着手，感到万分惭愧。可是，事情已经做下了，只能一条道儿跑到黑；就是郝三说的那话：“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他心一横，干脆豁了出去。 “贺书记，”他趁贺立德略作停顿中间插上话，“你看，阶级斗争这么复杂：正要抓魏德富，魏德富就跑了，还有不少人想跑。春耕咱先不说，春天一来，黄河上游的冰凌一下，咱这儿防洪坝都没参加；有人，也没力气。要是立起了冰山，防洪坝一垮，别说咱大队，起码得淹半个县。贺书记，你看，是不是先给我批点粮食，一来好把人稳住，二来好叫人去加防洪坝。” “哦，”贺立德在办公室中间站住，愣怔了一下，疑惑地问：“不是兰州的水文站说，今年的浮冰流量不大么？” “嗐！”他眉飞色舞起来，“水文站光会看地图，我可是河边长大的。我这些日子去河滩看了无数遍：去年咱这一段冻得瓷实，冰凌一下，肯定在咱这儿堵住，非立起大冰山不行，再说，黄河水年年甩来甩去，今年河道该着往咱西边甩了。危险在咱们河西。‘大跃进’里不是说了嘛；他洋专家不如咱土专家。到时候，贺书记看吧，飞机来炸也来不及啦！” “唔，”贺立德对他赞许地点点头，“这事，我可以考虑。” 接下来，贺立德也没有问韩玉梅，也没有再要那七八个坏人的任务，仿佛“坏”的质量能够顶“坏”的数量，就拿着独眼郝三触目惊心的“罪行”在全县宣讲。默默无闻的独眼郝三一下子出了大名。还了得！一个阶级敌人装成个老老实实的贫农，甘于寂寞地潜伏了十一年，最后在我们困难的时期暴动起来，疯狂地宰杀了集体的二十只羊……这大大地提高了群众阶级斗争的觉悟，“双打”运动终于在全县顺利地铺开了。 开“全县反坏人坏事誓师大会”的那一天，贺立德在主席台上作完报告下来，正在兴头上，随手一批，就批给他一部分防洪的专用粮。 粮食运回大队部，他叫全大队的人都到河滩的防洪坝上去。 “书记，带铁锹、背筐不带？”下面的队长问他。 “带背筐干啥？”他瞪起鹰眼。 “不是要加防洪坝么？” “加个熊！”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光带铁锹。主要把饭碗跟筷子带上。告诉大家：在防洪坝上加饭！一天两顿，见人就给！” 吃饭去！ 吃饭去！ 全大队的社员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着“大跃进”时配备给他们的红旗。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用筷子敲打着饭盆，奏起自有“哆唻咪”以往从来没有过的那样雄壮威武的进行曲，斗志昂扬地向河滩出发了。 人到齐后，先开一顿稠粥。他三叔掌着勺子，掂量着人的大小、劳力的强弱舀饭。稠粥！这可是白生生的、亮晶晶的、粘糊糊的、香喷喷的奇珍，不是那掉在地上会碎成一摊粉末的糠饼子。他抱着两肘，虎视眈眈地蹲在防洪坝上亲自弹压。饭锅四周人虽然拥挤，却也秩序井然；舀多舀少，庄户人没一个敢言喘的。他看到大人娃娃一张张笑脸，心里想起独眼郝三，暗暗地说了声： “值！” 社员的肚子吃胀了，一溜儿躺在防洪坝的坡上先晒一阵子太阳，再拿起铁锹在河滩的生荒地上翻地。也没有定额，翻多少算多少，可是社员的干劲却挺足。到了太阳偏西，再每人扒拉一碗稠粥，然后扛起铁锹、红旗回家。 这样，他在防洪坝东边开了一大片“黑田”。 粮食吃完了，他又跑到贺立德面前去诉苦，去报警。他发现，贺立德还是个对群众的饥苦关心的人，只要理由听起来顺耳，多少总会批一点。于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编的谎话越来越圆，最终形成了他在那臭气熏人的茅坑上教给贺立德的处世哲学。 土地返潮了。中午，河滩上又冉冉地腾起氤氲的雾气。浮冰早已融化，春水一泻千里——冰凌当然没有立成冰山，畅通无阻地从他们魏家桥那段河道奔流而下。河滩上的柳树冒出绿烟，“爬地虎”的宿根也从土里顶出嫩芽。它从批来的防洪专用粮里拨出一口袋，叫会酿酒的罗寡妇酿了一桶私酒，又兑进去大量的凉白开，变成了两大桶，驮在驴背上，乘着筏子过了黄河。 “我告诉你，”他一边给驴煞肚带，一边狰狞地对罗寡妇说，“我这可是为大家伙好，你要在外头乱嚷嚷，小心我剜了你的舌头！”他知道他做的这事没法扯到政治思想工作上去，只好吓唬这个妇道人家。 “哎呀，我的好书记哩！”罗寡妇却晓事通理地一拍巴掌，“这是啥事，我能胡说哩。别看我嘴不牢靠，啥能说啥不能说，啥是好事啥是坏事，我肚肚子里有数哩。” 果然，历经以后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这爱给人拉个皮条，什么事到她耳朵里比“最新指示”传得还快的长舌妇，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无数的秘密之一。 过了河，走进沙漠，上天似乎有意惩罚他的恶行：他把水掺到酒里，自己却忘了带水，啃了两天干饼子，弄得唇裂口燥，两眼昏花。万幸，进了草原后很快找到了她原来认识的蒙古族牧民。她就请老朋友替她换豌豆。当时，只有蒙古族牧民手里有这种粮食——豌豆是喂马的好饲料。蒙古族人没有别的嗜好，就是爱喝两口。酒味虽然淡薄，但他们老于此道的舌头尝得出来这不是什么红薯、地瓜蒸的代用品，而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六○年，这种醹醁到哪里去找！ “浩秋（好酒）！浩秋！……” 老实的蒙古族牧民竖起拇指赞不绝口，整麻包整麻包换给他，还高高兴兴地用几匹马替他驮着豌豆，送到黄河边上。 清明刚过，“黑田”里的豌豆已经抽出四片叶子的小苗苗了。端午节还没有到，防洪坝东边的河滩上就盛开出一望无际的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魏家桥大队四百多个男女社员，老老少少一千零几十口人，没有一个外流——魏德富不算，贺立德说他是“畏罪潜逃”，没有损失一匹大牲口，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更没有一个人死亡。这种成绩，使省人委副主席亲自带队的检查团大为惊异。白发苍苍的副主席握着他的手，声音发颤他说：“魏天贵同志，魏天贵同志，你们大队的生产自救工作，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并叫记者给他们俩合影留念。临走又留下个戴眼镜的干部，照他编的话写了一大沓材料，为他呈请“农村模范党支部书记”的光荣称号。 不久，一面省人委送的大锦旗就高悬在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的北墙上。 从此，他魏天贵开始成为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啊！主宰命运的星啊！你魏天贵“半个鬼”啊！…… 第五章 驴车穿过了两边长着茂密的芦苇的地段，眼前豁然开朗。他仰起脸，看看越升越高的圆月，银河隐退了，星星疏落了，夜空像水洗过似的洁净无瑕。驴儿踏着慢步，蚊子钻入草丛。黄河也像入睡了，只听见他偶尔发出一两声鼾声。飘忽的夜风刮来一只飘忽的小甲虫，在他脖子上绕了一圈，又被飘忽的夜风带走，世界一下子寂静得惊人。他忽然感到一阵令人震颤的孤独和冷清。 老一辈人常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这话不假。现在虽然有两男一女，真不如有个韩玉梅哩。老伴跟了他三十多年，最后也死了，就是不死，还是同陌生人一般。奇怪，有的夫妻尽管在一起生活了半辈子还不能互相了解，只有习惯，没有感情。而有的男女一见面却又像认识了半辈子一样，如胶似漆，怎么也甩不开。他寻思不透这是什么道理；他也不懂他二儿子朝他喊的“爱情”，他只觉得对韩玉梅有一种深深的、揪心扯肺的思念。即使这个女人也许在世界上消失了，但她的肉体就像糖溶化在水里一样已经溶化在他的血液中，在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使他的舌尖都能感到一丝一丝的甜蜜，觉得自己一生还是充实而有意思的。 啊，韩玉梅啊，韩玉梅！你在哪里？…… 夏天，豌豆在“黑田”里成熟了，他带领比较强壮的庄户人夜以继日地割、打、收、分。像长城一样的防洪坝挡住了大片大片的豌豆花，挡住了累累的豌豆荚，挡住了好几百偷偷摸摸收割的庄户人。连明察秋毫的贺立德下他们队视察，也没发觉防洪坝东边隐藏着征购数字以外的粮食。 “牛马年，好种田。”六○年虽然是鼠年，可那一年的豌豆长得特别好：荚子饱满，颗粒滚圆。黑夜，庄户人跟老鼠一样把一包包豌豆从“黑田”里扛回家。搭上从公家食堂公开打回来的米汤，每家分的豌豆都能吃到明年春荒。集体挺过来了，庄子上又听到了戏谑的笑声，光屁股娃娃又跑到大路上撒欢蹬蹦子了。每天收工以后，家家都用罐头盒、铁锹头、瓦盆子——锅早已收去炼了钢了——煮着、炒着、熬着。虽然嚼的不过是豌豆，但在六○年，你还想吃啥？别处的庄户人，连马粪里没有消化的大麦粒儿还拣来吃哩。 这天傍晚，他照例挑着桶来井上打水，桶刚放下，一只胳膊就让人拽住了，他一回头，看到韩玉梅一张半嗔半喜的脸。一句话也没说，他低着脑袋跟她进了家。 韩玉梅用脊背咣嘡一声把门顶上，抱着肘子，蹶着嘴唇，像似憋了一肚子气，可是大眼睛又流波荡漾。 “天贵，你不是说了嘛……现实生活好了……” 他知道她要求的是什么。她过去喊他“大叔”，后来称他“书记”，现在叫他“天贵”，这不是明摆着的嘛。但是，他的脑袋却垂得更低了。 “你说，我现在表现的咋样吧？”韩玉梅鼓起腮帮子质问他。 “好哇。”他不得不说公道话。 真的，自那天晚上以后，韩玉梅果真走下青楼，从开“黑田”到收豌豆，她一个女人带着个吃奶的娃娃还每天出工，干不了重活也找轻活干。罗渠大队的罗麻子有一天晚上摸着黑又来找她，被她用铁锹拍了出去，脊背上还挨了一下，在井旁边的水坑里摔了个马趴。她家附近的人都听见罗麻子悻悻的骂声。第二天传了出去，庄子上的人更爱惜她了。本来，庄子上的人也没看不起她，现在，尤其是男人，都说“婊子从良饿死狗”，韩玉梅跟《活捉王魁》里的敫桂英一样，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谁娶了她谁算修了八辈子福了。 “那……你为啥……”韩玉梅听了满意的回答，俊俏的脸上绽出了笑容，慢慢靠拢来，丰满的胸脯贴着他肌肉坚实的胸脯，又扬起脸，嘴伸到他的前襟，把他自己钉的一粒扣子的线头咬断，柔声地问： “你说，你为啥不来……” 显然，韩玉梅今天着意打扮了一番，还洗了个澡，身上散发出一股肥皂的气味。肥皂！那可是庄户人不常用的玩意儿，六○年，它的名贵不下于巴黎香水！她的头发梳得光光的，编成麦穗儿似的辫子盘在头顶上，裸露出白皙细嫩的脖子。她参加大田劳动以后，皮肤更加滋润光滑了，蒙着一层少女般羞涩的红晕。可是，他仍是不断地叹气，还苦恼地闭起眼睛。 他何尝不想韩玉梅呢？有时和老婆过得不舒心，怄了气，也曾跑到井边来想敲韩玉梅的门，可是，总被那个黑影挡住了。 那个黑影是谁呢？ 就是独眼郝三！ 正在他率领社员播种豌豆的时候，县上召开了全县规模的公审大会。头一批判决的人里头当然有大名鼎鼎的独眼郝三。他去会上一听，郝三不是像他估计的只判四年，而是无期徒刑。不是五只羊一年。二十只羊花了郝三终生的代价。 法院的干部念着一长串判决。郝三尽管铐着铐子，被民警强压着头，但仍然倔犟地时时抬起脑袋，眨巴着那只独眼向会场扫视。他知道那只独眼在寻找他。他心里又悔又恨，内疚得气都喘不上来，好似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能在会场上跳出来大喊“冤枉”么？他能跑到法院干部前头去说“这不是他干的，是我干的”么？那样，肯定两个人一起抓起来。他把两排坚实的牙齿咬得嘎巴嘎巴响，头上冷汗直淌，全身打着哆嗦。坐在他后面的罗麻子还以为他得了急病，好心地劝他回去休息。他却用胳膊时狠劲朝后一捣：“去你妈的！”差点把罗麻子打出鼻血来，搞得罗麻子对他直翻白眼。 散了会，他挤到会场后面临时看押犯人的办公室门前。 “干啥的？”佩着五一式手枪的民警朝他吼叫。 “我是魏家桥大队的书记！”他拍着胸脯，“我找我们队上的郝三！” 旁边县公安局的干部认识他，对民警说：“可以让他们书记去看看，交代交代政策，对犯人改造也有好处。” 他一下子扑到郝三面前。 郝三慢慢抬起头，独眼里一眶眼泪，好像黄河边上一洼浑浊的水洼。 “三哥！”他颤颤抖抖地叫了一声。 独眼郝三的眼泪流出来了，滴答在胸前的铐子上。沉默了一会儿，郝三看了看两边的犯人和民警，放大了声音说：“好，我的书记咧！你回吧，我自己造的孽，自己受咧！” 说完，又低下头，随他再问什么也不言喘了。 那天，他恰巧没有带钱，找了好几个熟悉的社队干部才凑了十二块钱，买了两斤“伊拉克蜜枣”——这是那时食品商店里能买到的唯一高级食品，托公安局的干部交给了独眼郝三。 这样，在他要来敲韩玉梅家门的时候，郝三总像在韩玉梅家门口，瞪着那只独眼，一腔怨气地朝他喊叫：“我得蹲一辈子劳改，你倒搂着翠媳妇在炕上快活，是人吗？”他在井台周围转悠两圈，到头来，还是怏快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家。而最后，他连起这个念头的心思都打消了。 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脱落了，“黑田”里的豆棵结出一嘟噜一嘟噜嫩绿的豆荚，河滩上荡漾着鲜豌豆诱人的清香。就在这时候，劳改队的公安人员骑着带斗的摩托车来找他了。 “这是你们队上郝三的东西。”两个公安人员进了门，把一堆用烂包袱皮包着的破衣旧衫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一只咧开口的雨靴从包袱皮里钻出来，像要吃东西的大嘴一样。 “这……干啥？”他的脸色霎时苍白了。 “郝三死啦。从档案上看，他没有啥亲属。这东西只好交给你们队上处理。” “咋……死……的？”他的脑子里“轰”地一下，从来没有这样惊慌得口吃过。 “嘿，这家伙，看来是个傻子。在山上放炮采石头的时候，导火索点燃了，人家直摇小旗喊他躲开，好，他倒向炮眼跑过去，结果，一炮崩死了，你说这人傻不傻？” 他也不知道公安人员怎么走的，发动摩托车的隆隆声也没有使他清醒过来。他像化石一样僵在王海家那把破旧的太师椅上。 要说独眼郝三傻呢，也的确有点傻气。自小是那样凄惨的遭遇，又是个残废，性情怎能和一般人那样正常呢？高兴起来会笑得仰面朝天，手舞足蹈；伤心起来会哭得嚎天喊地，叫爹唤娘；放马的时候跟马说话，放牛的时候跟牛聊天，放羊的时候跟羊谈心，但他们是一块儿滚大的，他深知独眼郝三不仅干活麻利，有眼色，决不至于连打的炮眼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是个聪明明理而重感情的人，只要人稍微对他好点，给他几句好话，他能把一腔子血都倒出来。在独眼郝三嘴里，他从来没有听见过别人的坏话，对别人的不幸，却常挂在嘴边。宰羊那天早晨，郝三还在替“黄毛鬼”操心哩，说那一出几千里不见人烟的地方不如咱们这儿好。这个地区的人有句话：“放了三年羊，给个县长都不当”——社里的羊倌是有些特权的，除了经常能吃上羊肉、羊杂碎，每年还要给些羊毛、羊皮、爬山鞋。口粮标准也比一般社员高，另外还有畜牧补贴。但是，郝三却统统给了拉家带口的困难户，最终，只有这一烂包袱皮的遗物。 他不相信郝三是因为“傻”而被崩死的。他想起郝三临走时说的话：“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四年以后，我还回来哩。”又说，“你放心，天贵，我死也不说。”结果，和他们俩原来估计的大为悬殊，判了个无期！后来，郝三又说：“我自己造的孽自己受咧。”是不是郝三就为了叫他“放心”而“向炮眼跑过去”的呢？是的！ 是的。不是因为“傻”，也不是为了摆脱蹲劳改的苦——郝三自己说得对，他的个人生活在劳改队外面里面都无所谓，而是要以死来报答他自小对自己的照顾，报答他两声“三哥”，报答他两斤“伊拉克蜜枣”…… 肯定郝三是这样想的：只要自己活在世上一天，他魏天贵在外面心里就一天不得踏实，领着乡亲开“黑田”就缩手缩脚。郝三又不会写信，更没有机会传话给他，只有用自己的死来告诉他魏天贵：你安心地活吧，好好领着大伙儿干吧，让乡亲们吃饱饭吧…… 谁说不识字的庄户人里面没有高风亮节、舍生取义的壮士？ 独眼郝三就是一个！ “我……我不能哩，好……韩玉梅哩……”他轻轻把她推开一点，像做错了事的娃娃，哆哆嗦嗦地说。 “那……咋不能呢？是我不好，嫌弃我么？”韩玉梅深情地望着他，两手摩挲着他的双肩。 “不，不。”他着急地摇摇头，“你好，我心里有你哩。可就不能……” “那为啥？我又不叫你跟她打离婚，咱们就悄悄的……” “熊，啥离不离的，要说离，我还真想离哩。可咱们俩……我总觉得不行。” “那……究竟是为啥呢？”韩玉梅皱起眉头，困惑不解，“是害怕么？” “呸！”他啐了一口，提到个“怕”字，倒把他男子汉的剽悍劲儿激起来了，“我怕啥？” 既不是嫌她，又不是害怕，那还有啥呢？韩玉梅再不问了，大眼睛眨巴了眨巴，抿着嘴调皮地一笑，突然采取了行动，一把搂着他死命地往炕上一摔。 “你疯啦？你疯啦？……”他略微用劲，就挣脱了韩玉梅的胳膊，一蹦子跳下地，整了整衣裳，拉下脸厉声地骂了句娘。 韩玉梅先是怔怔地发了会儿呆，随即又像火山爆发似的，一对大眼睛扑簌簌地淌出泪水，拍手顿脚地破口大骂： “你他妈的不是人！是头骟驴！你这个没良心的……人家想你……你倒是头骟驴！你不是人，是骟驴！骟驴！……我的命苦啊！爹啊，爹啊！我的命苦啊！我贴给人家人家都不要啊……” 她暴跳了一阵，又翻身扑到炕上喊爹喊娘地恸哭起来。 他让韩玉梅哭了一会儿，然后过去扳起她的肩膀，对着她的脸，用很严肃的声调对她说。 “你听着，我把实话告诉你，你可千万别说出去。为了你不去蹲劳改，我把独眼郝三送到阎王爷那儿去了。你说，我还能跟你睡觉么？你好好想想吧。” 韩玉梅慢慢抬起泪水淋漓的脸，一边抽泣，一边思忖起来。他用宽大的手掌替她抹了抹眼泪，又拍拍她的脑袋，转身走出门去。 想到这里，他不觉流下了冰凉的老泪，他也不去擦，随它一直沿着弧形的皱纹蜿蜒到嘴边。泪水是苦涩的。他很想痛哭一场，却痛哭不出来，这大概也是老贺说的老了的征候吧。 驴车晃晃悠悠走近河边的一个水洼。眠在蒲草丛中的青蛙和蛤蝗寂寥地咯咯叫了三两下，然后扑通扑通跳入水里。 起了一阵风，蒲草和苇叶惊醒了，懒懒地摇曳起来。整个世界仿佛又活动了，又有了生气。他把单褂子裹紧一点，又继续想他的心事。 第六章 当他踏进工办大楼的时候，那里面正洋溢着一片热气腾腾、蓬蓬勃勃的革命气氛。走资派、大特务贺立德被揪回来，斗垮斗臭了；现任县委书记王一虎，并不像他名字标志的那样是只“虎”，却胆小如兔，不知逃到什么地方躲了起来，旁边的县委大院失去了首脑，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全县的大权即将向工办大楼——“革造联”总部转移，就差最后的一次冲击了。 走廊上的人熙来攘往，摩肩接踵，厕所便池里的尿水从门缝下流出来，在人们脚下发出滑稽的叽叽叫声。大楼里充溢着尿臊味、煤气味和劣质烟草味。墙根堆着从取暖炉里扒出的煤渣，墙上贴满大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又在翻腾尤小舟的历史，骂他是“庐山反党集团的余孽”、“彭德怀的黑干将周小舟的兄弟”——“要不，他为什么叫尤小舟呢？” 尤小舟在六一年底平了反，摘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先在南部山区搞了几年水利，一九六六年头上又调来他们县任县委副书记。可那个时候，他见了尤小舟总觉得羞愧难言。 “怎么样？老魏，”而尤小舟却老是亲亲热热地招呼他，“听说你于得不错嘛！六○年能取得那样的成绩，真不容易呀，那时候我看到报纸，替你高兴得晚上都没睡着觉哩。” “还‘不错’哩……”他只好支支吾吾地嘟哝。 他能把他搞的鬼跟尤小舟说么？这里面可有一条人命哩，虽说是六○年“双打”运动里被抓去的人在六一年就全部甄别了，跟独眼郝三一样判成无期的人也改判成“交群众管制劳动”，但郝三再回不来了，要是郝三能回来“管制劳动”，他会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英雄呀，庄子上的人会多么敬重他呀，娶个媳妇还在话下么？……可是，郝三再也回不来了。 “孩子们都好么？” “娃娃都好着哩。” “要让他们好好学习呀，没有文化，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尤小舟只能从这方面来关心他了。因为这位县委副书记还有个不大不小的尾巴，县委只分工他管和国计民生没有多大关系的教育——这真应了他魏天贵五九年时的话。 当时他们蹲在县委大院的办公室门口，说完这些话，两人都沉默了。面对着那时声讨“三家村”的大字报，尤小舟又皱起眉头，忧心忡忡。是不是那时候尤小舟已经预测到国家和自己未来的命运呢？ 果然，革命群众顺藤摸瓜，又摸到尤小舟头上来了…… 他在走廊上左顾右盼，没有一个人答理他，每间房里都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有的在唱语录歌，有的在吵吵嚷嚷地争论： “应该把他也揪出来！不揪他还揪谁？”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哈哈！写得何等好啊！”…… 忽然，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从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里冲出来，举起一个写着红字的竹壳暖瓶，朝水泥地上猛地一摔：“砰！”像手榴弹爆炸似地震动了全楼。 “开饭啦！开饭啦！” 原来这是开饭的信号，那么，一天至少得摔公家三个暖瓶！他一看，连饭也不想吃了。回头瞄了一眼，那两个盯梢的学生娃娃大概已经对他放了心，不再当他的尾巴。他刚要偷偷地溜出大门，吴尚荣却兴冲冲地向他迎了上来。 “哈！等你老半天了。”吴尚荣拉着他的胳膊，四处张望。“来，跟我来，咱们找个僻静地方好好谈谈。喂，小苏，端两碗饭到洗印室去，多夹点菜。” 吴尚荣领着他，排开众人，曲里拐弯地经过一溜走廊，来到楼梯下面一间没有窗户、顶棚是斜的小房间里。吴尚荣随手拉开灯。灯泡是红的。 “坐吧，”吴尚荣拉过一把椅子，笑着说，“这儿保险，谁也不会来吵咱们。咱们边吃边谈。” 那个叫小苏的年轻人端来两大碗大米饭。饭上盖着大片大片直冒油的肥羊肉，他也没有客气，拿起筷子埋头便吃。 “老魏，你是县上的人民代表，又是省上贫协委员，不过，你不是当权派，别怕，不会整你。”吴尚荣用筷子头敲着碗，说，“可是你得自觉起来闹革命才行。你知道贺立德这十来年整社干的材料最多，为啥不起来揭发呢？毛主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权，叫咱们工人农民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羯羊肉真香！县上食堂的炊事员手艺就是好！他那懒女人炖肉光撒一把盐，花椒大料都不放，还没吃进嘴就叫人恶心。他难得吃到这样的好菜，三下五除二把冒尖的一碗饭扒拉个底朝天，吴尚荣接过碗，探出头去又叫人盛了一碗来。 “咋的？”吴尚荣的眼睛在红灯下像冒着火一般，咽了一口口水问，“我说了半天，你是咋想的？” “你别管我是咋想的。”他把第二碗饭又扒拉完，一推碗，两只巴掌交替地抹抹油腻的嘴唇。“我问你，你想要我干啥吧？” “眼下，也不用你干啥。”吴尚荣高兴地在板凳上扭动了一下，“就要你站在咱们这边来。” “咋站呢？” “那，在咱们全县《革命造反联合声明》上签个大名就行了。” “噢——” 其实，吃饭的时候，他的嘴没有停，脑子也没有停。他觉得吴尚荣说的这番话，都不像从这个五大三粗的机修工人嘴里出来的。吴尚荣也是方脸盘，大腮帮，两眼炯炯有神，长得有几分像贺立德。可是贺立德说书本、本子上的文绉绉的话，就显得自然、气派，能镇住人，而这些话在吴尚荣嘴上，却像从书本本子和报纸上剪下来贴上去的。你还是拿你的老虎钳子去吧，学也学不像！ 现在县委瘫痪了，领导关的关了起来——如贺立德，跑的跑了——加王一虎，停止工作的停止工作——如尤小舟。他要照着自己大脑计算机运算出的数据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了。此刻，他大脑计算机输出的第一个数据就是：这伙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伙人的出身历史大大小小都有点问题，可他们偏偏揪着贺立德、尤小舟这些干部的出身历史不放。他们不是扬长避短，而是以自己的大短攻人之小短；他们反对贺立德整人——不错，贺立德在“双打”和“社教”里是整错了些人，可他们又偏偏说贺立德“右”，好像嫌他整人整得还不够似的，好像在宣告他们上了台要比贺立德整人整得还狠似的。哼哼，好歹人家参加革命二十多年了，你们想咋的？等潮水一退，拿你自己的拳头堵你自己的嘴，尕娃，叫你吞不下去还吐不出来哩！ 再说，你们反对贺立德，可又反对尤小舟，我可是知道这两个人不是一类干部。你们核桃枣子一块数，连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还“造反”哩，还“革命”哩，回去抱娃娃去吧！ 不过，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两碗香喷喷的羯羊肉大米饭下肚，不给人家撂下些啥，总觉着过意不去。他原来以为吴尚荣对他要求得很高，一听说光签个名，那也损不了他一根毫毛，心里顿时轻松下来。 “光签个名？行。可，我不会写字。”他还是要留下一手。 “嗳，只要你表个态，名字咱就给你添上。” “那你就添上呗！” 他心安理得地回庄子去了。 “签名表态”是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政治术语。遗憾的是，他过去没有在大戏和说书人的嘴里听过，党课和形势报告里也没有这项教育，从而忽视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把一句话当成饭钱付给了吴尚荣，结果招来了一连串麻烦。 一冬天，“革造联”的通知、传单、命令——从第一号一直到九十九号，如同雪片似地向魏家桥飞来。他躲在庄子上耍赖，拖着不去。逼得没有办法，偶尔打发几个民办教师去应承一下——反正学校正放寒假，而且这帮小知识分子也尝到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滋味。“革造联”给他安了个“全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副司令”的头衔，他却始终不去就职。 春天到了。从西山倾泻而下的大风，卷起细沙黄尘铺天盖地地刮了一阵。风过后，尘土弥漫，久久不散，形成这一地区特殊的气候现象——“土暴”。随后，气温骤然升高，“土暴”消散，万物复苏，空气洁净，田野开阔。去年，这里下了一场大雪，这时田野开始从残雪中裸露出来。黑褐色的土地也像河滩一样，在中午的阳光下蒸发出缕缕摇曳不定的水汽，使远处的房屋树木，像水中的倒影一般袅袅地晃动。春风从南边的苇湖吹来，送来异样浓郁的腐殖质的气味和潮湿的泥土的芳香。他们平原地区与山区不同，在播种小麦的季节墒气太旺反不是好事。低洼田里积了水，马拉播种机进不去，拖拉机更无法开动，只能用单套牲口拉着木耧播种。提耧下种是个技术活，自推广播种机以后，会干的人已经不多了。他把全大队的老农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支播种队，这天，他正带着十几个老农在河滩的低洼地里来回穿梭下种，“革造联”的联络员叫庄子上的一个半大小子领着到河滩上来了。 “哎呀，魏书记，让我好找！”联络员把自行车支在田埂上，踏着泥泞向他走来。 “喂，喂！”他眼睛看着来人的脚，对联络员一点不客气，“你别踩着耧印子，种子都他妈让你踏到泥里去啦！” “啊，是，是……”联络员绕了一个大圈子，从田埂上来到他身边。 “喏，这是司令部给你的命令。这回，可一定得去啦！” 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命令（县革字第一○○号） 最近，全省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给我县分发一批红宝书。这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县十余万革命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我司令部定于三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县城革命广场举行迎接红宝书大会，你单位全体革命群众务须一体参加。切切此令，勿误勿误！ 他虽然没上过学，解放后十几年来也扫了盲。他看完这半通不通的“命令”，验证了下面鲜红的大印，两手啪地一合，揉成一团，往裤袋里一揣，抬手一扬鞭杆，青骡子又走了起来。 “嗳，你们大队到底去不去呀？别又像往常那样……”联络员像个小学教员，又瘦又矮，慌慌张张地在田埂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他。 “我就记着毛主席的一句话：‘目前正当春耕时节’！”他头也不回地说。 “嗳，嗳，这是啥意思？魏书记……”联络员诧异地站住了。 “啥意思？”他喝住骡子，转回身，对小学教员甩着鞭子。“红宝书，哪家都有两三套了；还有语录本，一摞一摞地在窗台上撂着。还要？那能一张张撕下来当烙饼吃呀？你回去，告诉吴尚荣，我魏家桥大队不去！” 他“驾”的一声，又摆开了耧。 联络员在田埂上鼓起眼珠子瞪着他的背影，就像看一个从飞碟上下来的宇宙人一样。 三月一日，凡属“革造联”的革命群众都参加了迎接红宝书的万人大会，唯独魏家桥大队缺席，于是，他一下子从“革造联”的副头头变成了众矢之的。县城革命广场一夜之间就刷上了攻击他的大字报，说他是本县的“东霸天”，“最最恶毒的三反分子”，“刘少奇的铁杆保皇派”，“省上第一号走资派树的黑劳模”，“贺立德的大走狗”…… “熊！” 他听到后倒挺高兴，他觉得自己的名字能跟国家主席、共和国元帅、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尤小舟等人列在一起，十分光荣。同时，这八九年的经验告诉他，反面人物要比正面人物更令人震动。过去他当正面人物、当标兵模范，在人们表面的敬重之下却隐藏着嫉妒和猜疑，而当了反面人物，除了“黄毛鬼”的烂眼女人，人们都会对他又害怕、又佩服，在表面的鄙视之下却隐藏着真正的敬重和信任，他当着人愁眉不展、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可是心底里却喜滋滋的。 可是他没有高兴多久，那个早已升为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的政治干事，在一天傍晚偷偷地找到他门上来了。 受了一年多煎熬，政治干事苍老多了，为了避人耳目，鬼鬼祟祟地穿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他猛的竟没有认出这就是在县上经常见面的统战部副部长。 “咋话？老魏，不认识我啦？”政治干事掀起压在眉头上的帽子，露出过早秃了顶的额头。 从政治干事诡谲的神态上，他看出找他一定有机密要事。他把政治干事领到大队部坐下。 “唉，”政治干事环顾了一下办公室，感叹一声，“今非昔比呀，还记得么，当年我领着尤小舟……” “你说吧，有啥事？”他厉声打断政治干事思古之幽情。在这乱糟糟的时候，他不愿人家提起尤小舟，那似乎代表着他一生中的一个美好的年月；这种心理，又和在孤苦无依的老年不愿人提起他死去的心爱的孩子相类似。 “知道么？‘革造联’在刷你的大字报哩。”政治干事点燃香烟，斜睨着他说。 “知道！”他眯着眼，脸上挂着冷笑，满不在乎地把头一晃，“他们敢上魏家桥来揪我么？我不打断他们的狗腿才怪！” “不错，他们不敢上魏家桥来揪你，可你敢上县上去么？”政治干事不愧当上了统战部副部长。“你总不能一辈子窝在魏家桥吧。他们现在学‘一月风暴’，夺了县委的权，以后，贷款、分配农机化肥、派统购粮、要民工，嘎尔马什的，稍微给你的鞋紧上一点，叫你半步路都迈不开哩。你别忘了，你魏家桥大队过去是越过公社，直接跟县上挂钩的，这一来，你吃你的瘪果子去吧！” 他的心怦地一跳，暗想：“这家伙比我看得远！”他略微扬了扬眉毛，睃了一眼，政治干事正以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态呷着热茶，抽着香烟。他看出政治干事是带着一个既解救县上的干部，又有利于他的方案来的，此刻，肯定正在盼着他听了这番话会吓一大跳：“哎呀！这咋办呀！你赶快给我想个办法呀！”然后，再以救苦救难观世音的架势，不慌不忙地拿出方案…… 于是，他眉头一展，神色自若，仍然轻松自如地坐在那把旧太师椅上。 两人沉默地僵持了一会儿，统战部副部长终于拜了下风，放下茶缸，神秘地从怀里掏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 “这是王书记给你的，锦囊妙计全在这儿了。你好好想想，‘四清’那阵子，不是王书记，你不划成三类干部才怪。王书记待你可不薄呀。” “呸！”他在心里暗暗骂了声娘。 实际上，“四清”那阵子，县上的王一虎怕他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未必不想搞他一点材料，敲打他一两下子，曾经领着社教工作队到魏家桥大队来过两趟，这帮人一来就疑神疑鬼，风声鹤唳，好像到处都有“马小辫”拿着匕首躲在门后头，贫下中农家也不敢住，全挤在独眼郝三留下的两间破土坯房里。庄子上的社员都骂道：“让这些家伙冻得狗啃绳去！咱们里面谁要说天贵一句坏话，以后就别想在这大队呆！”吓得连“黄毛鬼”的烂眼婆姨也不敢去告密。十几个工作队员拿着记录本，东溜溜，西窜窜。“背靠背”——这是“四清”中令人毛骨悚然的词儿——开了无数次小会，竟没有抓住他一点可疑的材料。附近社队干部全倒了，他成了硕果仅存的宝贝。其实，他们魏家桥大队的“黑田”就占全大队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他最大的教育，就是使他真正认识到了“群众是铜墙铁壁”，许多倒下去的干部并不是拍上面的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而是得罪了群众；倒霉的人必有他可恶之处，幸运儿自有幸运的道理…… 信封里装着一张写得很潦草的信纸，他只能认铅印的或打印的仿宋字，书写体的信他连一半也读不下来。他又把信纸塞进信封，往政治干事面前一扔。 “我不看。你说吧。” 政治干事无可奈何地看看他，想了想，又对他谅解地一笑，把信装回口袋。 “咳，是这样的：他们夺权，实际上是反革命行动，跟毛主席支持的上海工人不一样。你原来欠考虑，站错了队，可反戈一击有功哇。我告诉你一个绝密：他们夺了权以后，内部又分出了一派，叫‘红革造’，清一色是革命干部、红五类，没有那些嘎尔马什的狗崽子。其实，那就是保咱省委、贺书记跟王书记的，‘红革造’决定在星期天——四月二十二号举行反夺权，也不要你使多大劲，你就在你附近公社、大队凑上二百个年轻力壮的社员，打起‘农民赤卫队’的旗号，那天到县上去一冲，这就证明咱们反夺权有贫下中农的支持了……” 骤然，一种领袖欲和野心混合在一起的汁液，像针剂一样注入了他的血管。他如同喝醉酒似的又飘然又兴奋。在那天批斗贺立德的大会上，他就曾这样想：啥“滚他妈的蛋，罢他妈的官”，要叫我这个没上过学的庄户人来编词儿，还比你们强哩！可是这些人居然也能搞得“天翻地覆慨而慷”。既然把世界翻个个儿是这么容易，我魏天贵为啥不能试试呢，这个桀骜不驯的汉子在那时候就滋生了一种想去与“造反派”拼搏一下的勇气。现在，正如政治干事鼓动他的：“历史的任务是历史地落在你的肩上了。”他捋捋袖管，决定干它一番。 第二天一早，他跑到本公社的其它大队和罗渠公社的几个大队去纠集人。就在这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尤小舟的话：“要保护好自己的乡亲。”他跟那些还没倒下去的社队干部多说了一百，谎称王一虎要的是三百，他自己大队出一百，其余的二百要由别的大队出。果然，他成了反面人物以后，号召力倒更大了，下午，各大队就派人把认的人数给他报了来。愿意支持他反夺权的人十分踊跃，竟上了千。 他从一千多人里挑出二百个精壮小尕子，魏家桥大队单枪匹马仅出了他一个。四月二十三日清晨，他率领二百人马，杀气腾腾地往县城开拔了。 “喂，听着，”他骑在大青骡子上，挥舞着民兵练武用的红缨枪，向魏家桥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发表告别演说，“小麦要淌头水了。渠要清好，化肥要撒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一寸还不行，得长一尺！要不，现在全国都在武斗，国家就没粮啦！” “你放心走吧，队上有咱们哩。” “天贵，打到省城去，当上省主席，我给你牵马坠镫！” “你要拿把青龙偃月刀，就跟咱关老爷一样啦！”…… “熊！”他勒着不停地倒动着蹄子的大青骡子。“我才不当走麦城的关云长哩，要当，当忠心救主的赵子龙！” 韩玉梅系着加工房的白布围裙，也在欢送他的人群里。他的目光接触到她那一对黑晶晶、火辣辣的大眼睛，刹那间，如同韩玉梅合上了她管的电闸一般，一道电流猛地鞭打了他一下。他精神抖擞地松开缰绳，两肩一耸，双腿一夹，大青骡子撒开蹄子，风驰电掣一般向庄子头奔去，和等候他的队伍会合。 一九六七年，中国疯了，他也疯了！ 第七章 蓦地，一片游云掠过月光。那是一阵夜风刮来的。暗影悄悄地溜到草滩上、树林上、芦苇丛和古道上。远处的狗在不安地乱吠，仿佛要驱赶那团阴影似的。他把空麻袋在车底板上铺好，腰背后垫上一团麻绳，两腿伸出车外，斜靠着车栏，仰望着那片游云。 和来时一样地匆忙，游云很快又消散了，溶化了，溶化在又黑又深的夜空中，溶化在凄清的月光里。狗完成了任务，不再吠叫，异常的寂静又笼罩了四野。他看看头上的星星，已经是后半夜了。 那一切发生过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就像那片游云带来的阴影，不可捉摸，不可把握，不可思议……他曾经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夜气乍暖乍凉，飘忽不定，时强时弱地送来黄河深沉而哀婉的滔滔声。年华就像这样流逝了，而且不知流逝到了何方……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一路上，春风得意马蹄疾。 但是，他率领着二百名“农民赤卫队”队员，尘烟滚滚地冲到县城的时候，“革造联”已经被县城的“红革造”打散了。 “你是魏家桥大队的魏书记吧？”一个佩着“红革造”袖标的年轻人在东门迎住他们。“快！现在就是抓他们的头头，抓吴尚荣！这兔崽子没跑，还在县城里躲着……” 二话没说，他手一挥，带着二百人冲进县城。县城里像正闹地震，屋里的人全拥到了外面，满街是伸长了脖子的好奇的群众和佩红袖标的革命群众，到处尘土飞扬，乌烟瘴气，如同被特大的“土暴”笼罩着一样。拿着锤锤棒棒的“纠察队”，在大街小巷吼成一片：“抓吴尚荣！” 他领着人跑到县城广场，他的大名果然赫赫在目，有的在大字报上，有的在大幅标语上，都打着三个大叉叉。 “熊！”他脚一跺，把红缨枪一挥，骂爹骂娘地对手下人喊，“给我扯！给我扯！” 贴他的大字报，刷他的大幅标语他暗地里高兴，但名字上打叉叉却触犯了他的忌讳——那是挨枪子儿的死刑犯的标记。 “他妈的！”他擎着红缨枪，恨恨不已地在广场上转来转去，“吴尚荣这兔崽子跑到哪儿去了呢？” 倏地，他灵机一动，撇下手下的二百人，独自向那两层砖楼——工办大楼汹汹跑去。 显然，工办大楼演出过一场激烈的武斗，已经被搜索过了。走廊上空无一人，一层层撕下来的大字报盖住了横溢的尿水。缺腿断胳膊的桌椅板凳，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电话机连着电线，和狗吃羊肠子一样，从办公室一直拖到过道上。他不看别的房间，一气奔向楼梯下面的暗室。 他先背靠着楼梯，在门口悄悄地谛听了一会儿，然后，用两根手指头轻轻地戳戳门——门是反扣着的。于是他后退一步，猛起一脚，“砰”的一声把门闩带门框踹得碎片迸散。一手“嗖”地扎迸红缨枪，一手拉门边的灯绳。 “哈哈，”他狞笑一声，“好久不见！” 正如他所料。吴尚荣战战兢兢靠墙站着，手中拿着一根钢丝拧成的钢鞭。 一眨眼，他又拉下脸，厉声喝道： “把那玩意儿撂下！撂下！” 吴尚荣的脸即使在红灯下也透着灰白，迟疑了一会儿，乖乖地把钢鞭撂在地上。 他跨进一步，举起红缨枪顶着吴尚荣的胸脯。 “哼哼，还贴我的大字报么？” 吴尚荣的嘴唇无声地颤动着。 “说！” “谁……反对……毛主席，我就……贴……谁的……大字报。” “嚯，属鸭子的——浑身肉煮烂了嘴还煮不烂！”吴尚荣没有告饶，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不知再问什么好了，眼睛眨巴眨巴地想了想。 “说！我是刘少奇的铁杆保皇派么？” “你说……红宝书撕下来当烙饼吃，就是……刘少奇的人。” “狗日的！现时还要跟我大辩论哩，我他妈是这样说的么？”他无可奈何了，掉过头朝外面瞥了一眼，勾起小腿，向后一蹬，“砰”地把门关上，压着嗓子嘶嘶地叫道： “老子非捅死你不行！” “你……敢……”吴尚荣抬起通红的眼睛，惊恐地瞪着他。 “嘿嘿，国民党的连长咋样？我照样捶扁他！捅你，就跟捏个臭虫一样！”他又像宰羊时那样，绷着牙巴骨，下嘴唇可怕地噘起来。 “我叫你死个明白，我告诉你：我就是刘少奇的人，我就赞成‘三自一包’！你到阎王爷那儿去贴我的大字报吧！” 说着，他把磨得锃光闪亮的红缨枪尖对准吴尚荣工作服的第二颗钮扣，端起胳膊，咬牙扬眉。 吴尚荣听见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刘少奇的人，知道自己真的死到临头了——现在，谁敢对活人说这个话？全身都战颤起来。但一瞬间，他又干脆豁了出去，结结巴巴地喊道： “无、无、无产阶、阶级文化、化大革、革命万、万岁！” “好！你万岁去吧！” 他真的狠劲往前一戳。“咯崩”一声，胶木钮扣裂成了四瓣。 吴尚荣顿时翻开白眼，“啊……啊……”的像坨烂泥似地顺着墙溜到地上。他赶紧收起红缨枪，不然，枪尖会从吴尚荣的下巴、鼻子一直划到脑门子上。 “唔，还是条汉子。” 他赞许地咂咂嘴，又在吴尚荣的大腿上踢了几脚。 “起来，站起来！” 吴尚荣神志昏迷地倒在墙角，一动不动，而这时，从虚掩的门外传来一阵阵惊慌的喊叫：“快呀！快救火去呀！公安局起火啦……” 他仄起耳朵，紧张地听了听，弯下腰，一把把吴尚荣拽起来，摇晃了几下。 “快跑！你把这儿当不花钱的店呀？” 吴尚荣定了定神，但还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扶着工作台，痴痴迷迷地用失神的眼睛瞪着他。 “啐！”他朝吴尚荣啐了一口。接着，把门半开，向外探了探头。只听见杂沓纷乱的脚步声从工办大楼门前经过，向公安局方向跑去。人们一边跑还一边喊“救火！”他又旋回身，把吴尚荣一掌推出门外。 “快跑！从后面翻墙跑！你他妈要落在他们手上，可没落在我手上这么轻松！” 吴尚荣眼珠子骨碌碌转了转，随即，绽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喉咙里咕噜着：“哦……好，好……”就一溜烟跑得不见影影子了——真不愧是个武斗的能手！ 回忆是不按事件的时间顺序进行的。这时，他又联想到和吴尚荣有关的一件事。这件事决定了吴尚荣和他现在的关系。 但是，吴尚荣逃出去不久还是被抓住了。两年以后，一九六九年，县公安局的军代表到他们大队来调查，说吴尚荣的罪名是“纵火焚烧公安局，企图趁机抢夺档案，制造‘四二三’严重泄密案件”。按当时的“法律”和罪犯的家庭成分，吴尚荣是必死无疑。但吴尚荣举出了一个证人，能证明公安局被烧的时候他不在现场，这个证人就是他魏天贵。 “不错，我能证明。”他说。 “你怎么能证明呢？”军代表问。 “我咋能证明？因为公安局失火那阵子他正在我手上哩。” “啊？当时不是没抓住他么？” “当时我抓住他了，可他趁我救火去的时候又跑了。” 还有什么可问的呢？吴尚荣的对立面，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代表作了这样有力的证明。军管会终于把吴尚荣放出了看守所。但是，工厂已被“红革造”的那帮人掌了权，早把这个机修工人开除了。吴尚荣只得挈妇将雏回到河南老家。 第八章 驴车慢慢走上一处缓而长的高坡。这已经到他回程的三分之二的地方了。他们魏家桥大队、县和省城呈一个钝角三角形。回来，他没有路过县城，而是沿着黄河逶迤而行，路途虽然近了一点，但触目荒凉，景物单调而冷清。 高坡上光秃秃的，只有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像一片片阴影似地铺在黄沙上，坡下是崩塌的崖壁，由于没有植物根须的牵连，像刀切的一样笔直。坡上，星空显得更加寥廓，四野显得更加空旷。夜风，随着驴车从坡下爬上来，忽前忽后地在他耳边轻吟。坡下，浑浊的河水反光不强，看不见星星在水面上跳动，也没有月亮的倒影，但是，整条黄河都在发光，成了一条博大的、宽阔无比的、银闪闪的光带，气势浩然地向东舒缓地飘荡，仿佛是她永不休止地环绕大地转动，才带动了两岸，带动了山峦，带动了地球的旋转似的。 他并不习惯于常常推敲生活的哲理，但是，每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当他俯望着月光下静静的黄河时，总是被一种深邃的、神奇莫名的力量所吸引，要他去思索，要他去探求生活的奥秘——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 然而，人的命运不像河水的湍流，能让人一目了然，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会陡然出现一个想法，一个闪念，一个阻碍，改变人以后生活的流程，而一经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命定的必然性。他，在大发其疯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形…… 不过，我们还是照他本人的回忆来叙述吧。 “革造联”夺了县委的权，“红革造”又夺了“革造联”的权。“红革造”台前虽也是一帮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而背后摇羽毛扇的却是原来的县委书记王一虎。王一虎从他躲藏的老乡家跑出来，运筹帷幄，第一件事是抓两个人：一个当然是吴尚荣，另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竟是他的搭档尤小舟。 尤小舟又被抓了进去，这给了他一个极大的刺激，他早先也闻风到正副书记一上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可是想炸脑袋也想不到王一虎会使出这样的梨花枪：刚掌了权，就趁《红旗》杂志发表《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之机，给尤小舟戴上个“彭德怀分子”的帽子。 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吴尚荣是个坏熊，王一虎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在县委大院里摩拳擦掌，想回去把“农民赤卫队”再召集来干一场，而好心的政治干事跑来悄悄地告诉他，抓尤小舟的命令盖的可是省上的大印，因为北京批来了他给中央的一封信。你反对么？那就是反革命；你不同意么？那就是反党。“就尤小舟自己，不也是乖乖地坐上吉普车走了么？” 不是恐惧，而是失望；不是畏缩，而是气沮；不是惊吓，而是愤懣，他刚刚被王一虎扶上副县太爷的位子上，就扔下印把子跑回了老家。 “熊！”王一虎也是西北人，唾沫横飞地在“红革造”那帮头头面前骂了他一顿，“驴毛擀不了毡，野人当不了官；狗肉不上席面。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县上的通讯员三天两头登登登跑到魏家桥来请他起驾回衙——虽说是块“狗肉”，但县革命政权缺了这个著名的贫下中农代表，的确不成“席”。他先是托病耍赖，后来越想越憋气，突然大发脾气： “咋的？还想把他爹我也扣个‘彭德怀分子’，送进省上的大狱呀？休想！回去！跟你们那个王一‘兔’说，他爹我就是彭德怀！看他能把我咋的！哼哼，七品芝麻官，跟我一样，没一点文化水水子，我眼睛夹都不夹他！” 小通讯员怏怏地跑回去后，县上又传出了小道消息——而那时小道消息总比大道消息准确，说王一虎和“红革造”那帮人又要把他揪到县上去批斗。 鸡也飞了，蛋也打了。那边反戈击了“革造联”，这边又得罪了“红革造”。眼看水稻要分蘖了，急需县上拨的专用化肥。而这次，该“红革造”给他小鞋穿了。 “唉，革造革造，都他妈是虼蚤！”他懊丧地在大队办公室里转圈圈。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你尊敬的人，却总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勇气去亲近他，你不尊敬的人，倒像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处处离不了他。他跟尤小舟与贺立德的关系，就是这样。 正在他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背黑人造革背包，穿一身绿军服的青年人来到魏家桥。 “您是魏天贵同志吧？”年轻人矜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打量名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他。 “唔。”他刚从水稻田里回来，带着两脚泥水，阴沉地瞥了来人一眼：这年月，年轻人都像下大神似的，中了邪气，这尕娃穿一身军装，可细皮白肉的，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哪有一点军人的威武气派。他打心眼里觉得别扭。“找我干啥？” “您认识贺立德同志签名的笔迹吗？”年轻人从办公桌对面把脸凑近他，用一副电影里常见的特务接头时的诡谲神态问。 他警觉地盯着年轻人，伸出手去： “拿来。” 年轻人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展开递到他面前，纸条只有二指宽，看来是准备随时吞进肚子里的。 他蹙着眉，一只眼睛瞪着纸条——其实他根本认不清是否贺立德的笔迹，另一只眼睛在窥视年轻人的神色——他不得不防王一虎使计：把他骗到县上，然后一把抓起来。直到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贺立德派来的，才抬起头： “说吧，啥事？” “咦，”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指着纸条，“这上面不是写着吗？” “我问你有啥事你就说啥事。”年轻人敢怒而不敢言地吮了吮嘴唇：“贺立德同志请您马上进一趟城。” “好。”他霍地推开太师椅，把胳膊塞进袖管。“现在就走。” “嗳……贺书记说‘马上’也不是现在。”年轻人不再矜持了，慌忙站起来，抖抖沾满尘土的军装，哭笑不得，“你看，这，我刚从班车上下来，再说，现在回城的班车也没了。” “走着去！”他手一劈，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走，到县城刚好天黑，明天早上就到省城了。实话告诉你，白天我不能在县城露面。” 一晚上，细皮白肉的小尕子带着一身黄尘，背着盥洗用具跟他跑了近一百里路，把革命意志和革命干劲消磨殆尽。清晨进了省城，到一家早点铺吃了两碗酿皮，又领着他穿大街走小巷，才在一个很僻静的胡同里找到这地方。 这就是他今天去的住宅。但那时破旧得很，门口是垃圾站，正在烧大字报的废纸，烟雾缭绕，谁也想不到这里藏着龙、卧着虎。 “啊哈，老伙计，来来来！” 刚见面的一瞬间，贺立德首先给了他这样一个印象：八个月不见，这个人变了，变得平易近人而又机敏世故了——这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进了屋，贺立德亲热地攥着他的胳膊，把他轻轻地推到两个四十多岁的干部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面前。“这就是我说的魏天贵。老实说，魏家桥大队是他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独立王国——哈，你别介意，我可不是说你们那儿是‘北京市委’。玩笑，玩笑！——他那儿风景好，交通也便利，最主要的是绝对保险！” 两个神情疲惫的干部坐在条凳上，带着勉强的微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好像在估计他的保险系数。那个坐在床上的妇女却很活跃，手软软地一挥，又拃开中指，指着贺立德用外省口音笑道： “听你前几天跟我说，我还以为他是个木头木脑的老农民哩，这不明明是个《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嘛！” “你看你，卫青，我什么时候说他是老农民啦？”贺立德穿一身整齐的蓝制服，脸刮得光光的，显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和八个月前在厕所里时判若两人，笑盈盈地说，“我再老实跟你们说，他早就看出了‘革造联’那批人是纯粹的反革命。老实说，他比我们认识得都早。真是毛主席说得对：‘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那时候，这房子里的陈设也很简陋，好像是属于这位叫“卫青”的女人的。她端来茶，又从隔壁房里拿来一把脱了榫的椅子。在寒暄之间，他敏感地觉察到，这四个人一大早聚集在这屋里要办的头等大事就是等待他到来。他们等待他，他们欢迎他，这就说明他们需要他。他把大脑计算机开动一下，计算出他们相互需要的程度，大约还是一比一平。于是不卑不亢地对几个人笑笑，坐在说他是打虎英雄的妇女旁边。 “这样吧，”贺立德仍然站着，看了看表，“时间不多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别的事。我这就给你交代一下任务。你呢，今后不要公开参加任何活动，要隐蔽起来。你在魏家桥大队收拾出几间比较好的房子，专门接待我这儿给你送去的人。你要让他们吃好、住好——钱由省上‘红革造’出。最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安全，必要的时候可以往河东转移，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到那帮牛鬼蛇神手里。懂不懂？” 四个人一齐紧张地望着他。他也挨个儿地看看他们的面孔，寻思了一下，微微点点头。 “好！”贺立德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老实说，我这里给你送去的全是省地机关的领导，你可千万不要露出一点口风。当然，我知道，你是个谨慎人，才把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给你。你要做好精神准备，这场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我呢，也给你派去一个联络员，帮助你接待这些被揪斗的领导同志……” “谁？”他讨厌那个拖了他一晚上，现在在隔壁打鼾的鼻涕虫，不由得打断贺立德滔滔不绝的部署。 “喏，”贺立德笑着指指那个妇女，“刘卫青同志，原来叫刘玉青，商业局的干部，我们勇敢的女闯将。” “刘卫青同志”仿佛要扑打贺立德似的，手抬起来朝空中一挥，又掉过头对他嫣然一笑。 “唔。”他也向刘卫青点点头，表示满意。“可……县上‘红革造’那边……” “哦，哦，”贺立德以不屑一提的表情晃晃脑袋，“那方面你不必担心。我知道，你和老王之间有点误会，老实说，他跟你一样，也是个大老粗，可还是个好同志。你别在意。我们谈完以后，我给老王挂个长途。从此你不要在乎县上那帮人，以前怎么样今后还怎么样。不过，”说到这里，贺立德好像有点难于启齿，“你……舍不舍得那顶乌纱帽呢？老实说，你在县上挂个名，我总觉得还是太显眼。” 烂羊皮也能换麻糖！他立刻佯装出一副恋栈的表情，“啧、啧”地咂着嘴。 “啧，这，贺书记，你看……” “别叫我‘贺书记’。”贺立德感情真挚地拍拍他的肩膀，“以后，就像那天那样，叫我‘老贺’，老实说，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真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呀！”接着，又安慰他说，“我看，那个虚名就算了吧，好不好？以后，在别的方面多照顾照顾你们魏家桥，不是一样的么？” 为了加重他那张“烂羊皮”的砝码，他低下头半天不吱声，急得旁边四个人面面相觑。直到他觉着火候到了，才好像很委屈似地点点头。 当天下午，他赶回魏家桥，回来，可是堂堂正正坐的班车。刘卫青亲自送他到车站，给他买了票，又从窗口里递进来两个苹果，说是怕他路上渴。 在县城下了班车，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县委大院，找到挂着“生产指挥部”牌子的办公室。主管人员一看他进来了，还没等他张嘴，就从抽屉里拿出已经签好的提货单。他一看，拨的化肥要叫他愁仓库都装不下。王一虎大概反而觉得不好意思，没有跟他照面。 他按贺立德的要求，指挥社员收拾出三间像样的房子。两天以后，刘卫青就领着第一批领导干部来避难了。为了更严格地保密，来客的姓名职务都没有告诉他。不过，尽管这些人气色晦暗，惊悸不安，还是可以从他们的举止步态上看出都是些坐小卧卧车的人物，有的还很面熟，可能是过去在主席台上见过的。 刘卫青——刘玉青虽然已经不年轻了，但一对大眼睛还很活泼伶俐，老是露出明亮的牙齿吃吃地笑。栗黑色的头发学红卫兵的模样扎成两个小羊角辫；穿的绿军装显然经过自己精心剪裁，绷在丰满的身体上。 “你别看现在造反闹得欢，能反得了共产党的天下？”她一面从提包里往外掏东西，把象棋、扑克牌、水果糖摊了一桌子，一面跟他说，“我是造反派，可我比别人看得透：反不了共产党的天下，以后还得这些老干部掌权。老魏，我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咱们俩一样，都是小老百姓，我过去在西街站过柜台，可咱们并不比他们笨。你别看老贺这样的干部，那都是看文件看傻了，所以他老念叨你对他的开导。对着哩！现在你对这些老干部好，将来一定有你的好处。” “哦，”他冷冷地笑道，“你还真会做买卖。” “可不呗，”刘卫青又说，“说透了，这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大买卖！” 第九章 下面，到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留恋而又是最伤心的时刻了。 头顶上，夜空浩渺无际，但只有一轮孤零零的月亮，星星都在它远处胆怯地闪烁着寂寞的微光，并且小心翼翼地向更远、更深的太空隐去。 崖底下有个漩涡，“嗬嗬”地唱着深不可知的咏叹调。有时候，河水又像老太婆悲恸时拍巴掌那样，一边抽泣一边叙述：“啪啪”、“啪啪”……这声音白天被别的嘈杂声所淹没，夜间却显得纯净而清晰。这声音使他飘然进入了如梦的境界。 月亮已偏向西山。驴车继续走在高坡上。驴背上，驮着一片忧郁而清冷的月光。他孤独的身影长长地拖在光秃秃的坡顶上，无精打采地颠簸着……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农村很快恢复了生机，老贺说的也对，搞了多少年集体化没有白搞。要不是集体，“黄毛鬼”的五个娃娃能养活大么？要不是集体，韩玉梅能直起腰板又正正经经做人么？那些年，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庄户人生活的改善首先反映在添丁进口上。庄子上，几乎家家门口都晾着五颜六色的尿布；“哇，哇——”差不多每铺炕头上都有落地不久的娃娃在嚎叫。每天上下午，在稻田里薅草薅到半截，你看吧，挺着衣襟上已经湿了一片的胸脯，或是甩打着像面口袋一样的大奶子的妇女，就纷纷爬上田埂，成群结队地往回跑，光脚丫子啪叽啪叽打着渠堤。 “大嫂，还不喂奶去呀？” “走呀，我奶头子早胀得疼啦！” “可不呗，娃娃也不知哭成啥样子啦！” 看她们那副骄傲的样子，如同一群平了番、抗了金回来的女将，从蹲在渠堤上的大队书记魏天贵面前昂首而过——虽说“读书人怕赶考，庄户上怕薅草”，可给娃娃喂奶，谁也管不着！ “妈的，你们这些懒婆娘，可得快去快回呀！” “那咋的？也得让娃娃吃饱呀！” 更有那轻佻的说： “要不，你书记也帮着咂两口呀！” 田野上、大路上、庄子上，到处洋溢着妇女的笑声。啊！那简直是黄金岁月。魏家桥大队合庄并点，家家翻盖了新房。一座座农舍列成排，庄子按几何图形规划了起来，集体化化到了庄户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现在你走进庄子，就可以看到崭新的黄泥墙在太阳下粲然发光，宅旁的林木高矮不等，却都郁郁葱葱。笔直的渠道排沟，呈井字形地围着庄子，从暮春到深秋，像颤动的琴弦一样始终淙淙地唱着欢快的歌。 庄户人从三年困难时期中的禁欲状态苏醒过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于是一下子掀起了一个婚配嫁娶的热潮。罗寡妇门前拥挤得不下于八十年代的婚姻介绍所，大田的活她也不干了，忙得脚跟打后脑勺子。当然，河滩上的这位凤凰——韩玉梅家里也少不了她的足迹。 一九六二年，魏家桥大队就拉上了电，当年，又买来了碾米磨面的机器。石头碾子石头磨的碾房，已经成了娃娃们乐不知返的游乐场。新的米面加工房建起来的那天，他就派韩玉梅专门负责。那是个又轻省又得利的活，一天光拉合个电闸，坏了有工人修理；机器旁边随便一扫，麸子、糠屑就够喂鸡养鸭的了。 魏家桥大队一共是十个生产队，沿着黄河边自南到北一字儿排开。他所在的生产队，也就是大队部所在的庄子排行第五，正在魏家桥大队领地的中央，是黄河沿通往县城的乡间土路的起点，当然也是这条乡间土路的终点。韩玉梅的加工房在庄子头上，现在也里外翻盖一新。房顶上，拉着好几条动力线，确有一股“现代化的气派”。黄泥墙上特别粉刷了一层白灰，在一片绿阴黄墙的掩映中更为耀眼夺目。好耍的学生娃娃，还用大排笔在上面浓涂重抹地刷上了一行儿童体的大字： 魏家桥粮食工厂厂长韩玉梅同志！！！ 在“同志”后面的三个大惊叹号，足以使任何刚到魏家桥来的客人肃然起敬。 他和韩玉梅没有再单独来往，但是，只要他听见那“粮食工厂”隆隆的机器声，心中总感到温暖和安慰，而且也和那马达的运转一样，全身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活力。要是哪一天加工房里悄无声息，他就会担心起来：莫不是病了吧？ 韩玉梅在那连守了十年寡的寡妇都跃跃欲嫁的婚配热潮中，却使罗寡妇非常失望，任罗寡妇磨破了嘴皮子也矢志不嫁。那时候，指名要韩玉梅的人在罗寡妇手头能编成一个班：有精简回乡，手头有两个钱而又能自谋工作的工人，有靠倒腾胡萝卜土豆、发了“三年自然灾害”财的庄户人，有退了职、存着一笔退职费的干部，甚至还有一个戴着“右派”帽子、被打到公社卫生院来当医生的大学生。可韩玉梅不知怎么，老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样一直拖到六四年。 那一年，庄子上来了个河南木匠，是串村串户给人打家具的手艺人，一副流里流气的模样，可韩玉梅却看上他了，也没谈几天，就仓促草率地嫁给了这个叫宋天贵的小尕子…… 啊，想到这里，他的心都揪了起来，尽管这一切过去多少年了，尽管这一切像那一丝游云一样，不知飘散到了何方…… 头一年，他还没有听说他们夫妻俩的感情如何好或如何坏。庄户人，成了家就是过日子，生儿育女呗，只要没有三灾两病，就不算有什么波澜。第二年，渐渐有人向他反映——他是不缺耳报神的，说那个河南尕子有了钱就喝酒，在外面挣的钱不给韩玉梅，偷偷地从县上的邮局往老家寄，反过来又伸手向韩玉梅要钱。小尕子虽然不打老婆——一个外乡人，敢吗？可经常给韩玉梅气受，隔壁邻居有时在晚上听见她一个人痛哭流涕。 “呸！”对这些机密，他又想听又不想听。而庄子上那些长舌老婆子却好像故意要在他面前唠叨。他自己呢，只要一听“韩玉梅”三个字，又没出息地马上支起耳朵。后来，他去井台上挑水，有意识地观察了她一下，看到她肚子虽然鼓了出来，脸面却比过去苍白憔悴了…… 终于，河南木匠和韩玉梅的家庭裂痕暴露了，并且一发即不可收拾。 一九六七年，正在他骑着高头大马，耍着红缨枪，威武不可一世的时候，韩玉梅临产了。当晚，韩玉梅捂着肚子，哼哟哎哟地在炕上打滚，屋里挤着一堆老婆子，连“黄毛鬼”的烂眼婆姨都跑去帮忙了，可就不见她的男人。罗寡妇急忙打发一个半大小子去找河南木匠，叫他赶紧回来套车送到县医院，半大小子在庄子上跑了个遍，才在离庄子二里路的小学教室里找着。 原来，河南木匠正跟几个外地来打零工的泥瓦匠耍扑克。学校里僻静，灯泡大，地方宽敞，几个年轻人耍得很起劲。河南木匠头上顶着一摞帽子，听说老婆要生娃娃了，谨慎小心地扭过脖子——不然头上的帽子就要崩溃，只咕噜了一句： “我打完了这一把就去。” 这“一把”打到半夜十二点，河南木匠哼着豫剧摆呀摇地回来了，一进门，先掀掀锅盖，再瞅瞅碗柜，看看什么吃的也没有，叹了口气，才问罗寡妇： “生了个啥？” “生了个啥，”罗寡妇气得一拍巴掌，“生了个死娃娃！找你回来套车找不见，把多胖的一个丫头耽误了！你尕子还是人不是人？” “哟哟哟！”河南木匠瞥了一眼在炕上有气无力地哭着的韩玉梅，“谁叫她选在我正兴头上生娃娃啦？好好的一把牌，全让她给我冲了！” “呸！”罗寡妇抖得话也说不出来，狠狠地啐了他一口。而韩玉梅却好像很有涵养，两眼直直地瞪着房顶的椽子，反倒停止了哭泣。 这一下，河南木匠犯了众怒。当晚他不在家，第二天下午他才从县上开完“县革命领导小组”的会议回来。还没有进大队部，一群老婆子就跟造反似地把他围住了，像刚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咯咯咯地叫唤起来。 “还了得！翻了天了！”他怒发冲冠地从大青骡子上一个鹞子翻身跳下地，“去把那驴日的给我叫来！” 自然有老婆子登登登跑去叫。 大队部变成了临时法庭，魏天贵审开了宋天贵。屋里站着两个民兵，一个背着枪，一个拿条麻绳。窗子外面人挨人地围着一堆男女社员。 “嘿嘿。”他先阴森地冷笑一声，“我看你尕子是不想过好日子了！” “被告”河南木匠坐在它面前的凳子上，侧身对着他，扬着头，噘着嘴，跷着二郎腿，好像比他这个“审判官”气派还大，根本不理睬他这个难以回答的审问。 “说！”他在桌上猛砸一拳，惊得会计的算盘账本吓了一大跳，他自己也不明白要河南木匠说什么，只想替韩玉梅出出气。 “我说啥？”河南木匠宋天贵是个游过四方，见过世面的人物，不但不怕，还顶了他一句，“你应该说说她才对。” “我应该说谁不用你教！”他蛮横地把头一扬，虎虎地站起来，用粗壮的手指头戳着宋天贵的脑袋，“我就要说你！你尕子还有人心没有？人家在家给你生娃娃，你倒跑去耍扑克……” “对啦，魏书记。”“被告”避开他的手指头，向他翻个白眼，理直气壮地陈述道，“你想想，我一个外乡人，吃了好些苦，单身跑到贵方宝地，一下子娶了个俊老婆，人标致不说，又能劳动，房子啥都现成的，我还要啥？只要是个人，不是牲口，当然得好好侍奉她啦。可我现在偏偏不好好侍奉她，连她生娃娃也不稀罕。这里面就没有原因？你魏书记就不问问？” “唔。”他想道：这话也对。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太师椅上坐下。 “那你说说是啥原因吧。” “啥原因？头一年我咋对她来着？叫她自己捂着心口说说。在家，我就跟三孙子一样，啥不是敬着她，让着她？可她不是给我个寡妇脸，就是给人个后脊梁，像家里没我这个大活人一样。打不能打，钱也哄不转；热脸贴个冷屁股，你魏书记干不干？实话告诉你，结婚两年多，她跟我就同过两次……” “行啦！”他打断宋天贵的诉苦，“我不听你们的私房话。你说别的！” “说别的，”宋天贵气恼地嘟囔着，“反正，没法过，我早看出来，她心里……老想着一个人哩！” “啊！” 他猛丁震颤了一下。抬眼偷偷看看宋天贵，而宋天贵也正狡黠地盯着他。两人的目光“砰”地撞在一起，几乎冒出了火花。他即刻把眼睛避开了。 顿时，临时法庭的森严气氛急转直下。停了片刻，他扭过僵直的脖子，对那两个民兵懊丧地挥挥手。 “去，叫外面的人都散开。这儿是谈家务事，又不是审案子，有啥好看的？”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天贵”了。镇静下来以后，他问： “你看咋办呢？你们还能好么？” 宋天贵咂咂嘴，意味深长地回答： “我看？我看要不离开这个大队，她跟我好不了。” “那么，”尽管他心里很难受，还是准备这么办，“她愿意离开这个大队么？愿意的话，我就给你们两口子的户口迁出去，找个好点的地方。” “嘿嘿，”宋天贵冷笑着斜眼看了看他，话外有话，“枪子儿打她都离不开！” 两个人都沉默了。 “唉，那咋办呢？”“审判官”束手无策了，向“被告”讨教。 “咋办？”“被告”耐心地指导“审判官”，“你魏书记有的是办法。你只要给我在别的地方——要好的地方，找到工作，安上户口，我的归我的，她的归她的——我也不是坑人的人，决不多要；‘一夜夫妻百日恩’，好赖她还跟我过了快三年哩，我就离！反正我在外面跑惯了，窝在她手上还憋气。” “离……这多不好。”“审判官”还想尽量调解。 “算啦，别哄娃娃啦！”“被告”根本不听，脑袋一晃，“我早看透了，她压根儿就不是想着跟我过日子，我也不是挡人道儿的人。”说完，小木匠又含蓄地瞟了他一眼。 “嗯，那么，柴山口公社咋样？那儿有木材加工厂，书记我也熟。我让杨会计给他写封信，你带去就行了。” “唔，”“被告”居然有权参与拟定对自己的判决，考虑了好半天，终于点点头，“行！” 尽管韩玉梅的婚姻又失败了，可是人很快就恢复了青春——其实，那年她也不到二十八岁。满月过后，天渐渐热了，男男女女都换上了单衣衫。韩玉梅穿着这两年做的衣服，胸脯和臀部都像黄河里的风帆一样饱满。她的头发又乌黑而有光泽了，皮肤又白皙而细腻了，眼睛里又现出了活泼热情的神采。在“粮食工厂”和井台边，又能经常听到她那爽朗的天真的笑声。 夏天，庄户人多半是捧着碗蹲在房头吃晚饭的。他去挑水的时候，一路上总是遇到一连串亲热的问候：“吃了没？天贵。”“挑水呀？书记。”“来我们家尝点新鲜，刚摘下的豆角。”……唯独韩玉梅不答理他。她端着碗坐在自己的门前，一支筷子噙在嘴里，另一支筷子耷拉着，痴痴呆呆地凝视着他。她的眼睛里包含着一种带有强烈吸引力的拒绝，一种极其炽热的冷漠，一种怜悯的责怪，一种爱的恨。他放下扁担，拎起桶撂到井里，左右一摆，往下一松，再猛地一提，抓住桶环，顺手倒到另一个桶里。然后又重复一遍这套动作。然后两个桶都满了，然后挑着一担水回家。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仿佛不是在井口，而是紧贴着炼钢炉口一样，在高温的辐射下几乎要被熔化掉。直到拐过她的房角，他甚至还能感到这种热辐射的追击。每天，为了挑水，他要被弄得两头大汗——一天两担水，是少不了的。 离了婚的韩玉梅，使他熄灭了多年的情欲复燃起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到河南木匠的抱怨，对照着睡在自己身边的女人，却和那个外乡人同病相怜起来。是的，跟一个老是“拉下个寡妇脸”、“给人个后脊梁”的女人在一起过日子是不快活；“热脸贴个冷屁股”，滋味确实不好受。他的女人呢，也别冤枉她，决没有“心里老想着一个”。她是天生的感情淡漠，关心男人、体贴男人的女性本能很弱，不仅不能理解自己丈夫的种种想法和某时某刻的心情，还动不动发点小脾气。有一种人——男人或女人——就是这样：在家庭生活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缺点和错误，在法律上构不成必须离异的依据，但由于这种人——男人或女人——缺乏激情，缺乏温情，缺乏同情心，从而无形中具有了一种磁场。于是，在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会比她或他有了外遇更使他或她难受。因为这种折磨是长期的、无法发泄的，也就特别令人意志消沉。他的女人就是这样一种人，其实，懒、馋等等缺点，都可以用女性的柔情和温情来抵消掉。世界上有许多懒馋的妇女，也能让她丈夫觉得满意，而有许多勤劳节俭的妇女，却使丈夫陷入既说不出来，又道不明白的痛苦之中，其原因就在这里。 不错，他们生了三个娃娃，但夫妻两人在精神上却始终没有沟通。他本是个热情的、容易激动的汉子，但她却是黄河上游漂流下的大冰凌，轮船撞在上面都会熄火的。四十岁以后，他逐渐发觉自己的性格越来越暴躁、阴沉、忧郁，这和不顺心的夫妻生活有很大关系，常常缠绕在不可解脱的苦恼里。现在，有了韩玉梅，他好像在困境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在他和贺立德挂上钩不久，有一天，他们家吃着晚饭，韩玉梅突然找到他门上来了。 “吃饭啦？书记。婶，吃的啥？” 他一看是韩玉梅，险些失手把碗掉在地上。韩玉梅看见他张皇失措的样子，心疼地抿嘴一笑，旋又瞥了他女人后背一眼，摆出一副正正经经的谈公事的面孔。 “书记，我跟你请假来了。我要进城去几天。” “啊？”他的一口饭还塞在嘴里，仍不明白韩玉梅说的什么。 韩玉梅显然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理，真是咫尺天涯，柔肠寸断，不由得低下头去，又轻声要求了一遍。 “啊，进城干啥去？城里乱得鸡飞狗叫的。”他无心吃饭了，把碗筷放在小矮桌上。 韩玉梅在炕上坐下。他现在在县医院当医生的女儿当时还小，坐在炕前面的小板凳上吃饭。韩玉梅一面替他女儿编辫子，一面说： “我要去上访。文化大革命，也叫我脑子开窍了。过去，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子事，全是那科长骗的！他骗了我不说，还编了一套胡话，害了跟我啥关系也没有的技术员。我这要去把事情搞清楚。” 韩玉梅虽然识字不多，但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就安在庄子头上，正对着“粮食工厂”。“革命造反联合宣传部”、“红色电波”、“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公社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节目，轰隆轰隆地，像飞机轮番轰炸一样，从天亮闹到天黑。 “嗐，提那些干啥！”他无着无落地搔搔剪得很短的平头，“这些年，啥运动也没运动到你头上嘛，谁也没有对你咋嘛！” “我知道书记……跟乡亲们对我好，可你们越对我好，我心里越不踏实。”韩玉梅把他女儿的辫子编好，又细心地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越这样，我越要清清白白地站在你……跟乡亲们的面前。是啥就是啥，真金不怕火炼，再说，还得为那三个技术员说句公道话哩。” 韩玉梅虽然不会用“恢复名誉”这个词，但他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你找谁去哩？” “广播里不是说了嘛，有群众上访接待站。我都打听好了，就在西门旁边。证明我也请杨会计开好了。” 一家人都好奇地看着她，庄户人进城，当时还看成是一件大事。他女儿羡慕地问： “秀莲呢？秀莲也去么？” 秀莲就是那年在炕上睡着，韩玉梅给她去求香灰的婴儿，这时已经有八岁了。 “我把你妹妹放在罗渠公社她姨那儿住几天。”韩玉梅笑着回答他女儿的问话。 没有理由叫她不去。但他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快。 “那，啥时候走？”他怏怏地问。 “今儿夜里。” “咋走得这么急？”他吃了一惊。 “城里给九队拉炭的车夜黑返回去。现时他们正喝酒哩，说好夜黑来带我。我早去早回。” 他肘子支在膝盖上，抱着头想了一会儿，其实他什么也没想，而是莫名其妙地、也是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惜别之情。然后抬起头，心绪烦乱地搓搓手，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门外蓝中透红的暮霭。 “那……就去吧。” 韩玉梅再没有说什么，下了炕，向他女人细声细气地告别了一声，很快从她身边走了出去。她卷起的那股令人心碎的气流，绕着他袅袅地旋转着，旋转着…… 唉，当初为什么让她去呢？ 他是共产党员，他不相信有鬼魂，但却希望有鬼魂。 驴车缓缓地向坡下走去。夜风突起，在驴车前面卷起一柱西北高原特有的小小的旋风，碎草细尘拔地而起。在偏西的月光下，旋风亭亭玉立，袅袅婀娜，但倏忽之间又不见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之中。啊，他还没有来得及再去把抱她一下…… 他女儿收拾了碗筷，撤了小矮桌。门外的暮色渐浓。各家各户煮饭的青烟，都汇集在庄子四周，使夕阳的一抹余辉变成了一片半透明的迷蒙的雾气。归寞的鸟雀在门前的白杨树和柳树上聒噪不停，生灵们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放开自己全部的感官在享受这片刻无忧无虑的欢乐。然而，他却如同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也和笼子里的野兽向往山林泉水、向往同类、向往自由一样，怎么也按捺不住向往幸福、向往温存、向往亲切的抚慰的冲动……最后，他终于不顾一切地跨出了房门。 韩玉梅一个人坐在炕上，身边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提包。她显然在等他，见他推门进来一点也不惊奇，向他粲然一笑。随后，略低了低头，又高高地扬起，柔情留连地看着他。 他默默地打量了一下房子：东西已经归置妥当，被褥杂物都放进箱柜里去了；炉火也熄灭了，锅台四周扫得干干净净的。韩玉梅是个勤快仔细的女人，尽管现在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看着也让人心里舒畅。他拉过一条板凳，在她身边坐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一秒一秒流来的时间，而这时间也就一秒一秒地流去。 井台边，牛在哞哞地叫，驴在噢噢地嚎，羊在咩咩地絮语，还有懒汉到现在才想起来挑水，扁担钩打得桶哐哐地响；娃娃“啊、啊”地在她家墙后“捉特务”，小脚板跺得地上咚咚地响……但是，这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和他俩无关。他们在这问房里发生的那戏剧性的场面己过去了七年。这七年，五洲震荡、四海翻腾。肯尼迪被刺、勃列日涅夫上台、中东战争、石油危机、南极洲的争夺、黑大陆的觉醒、西方的经济起飞、中国的文化革命……但这一切的一切，对他俩来说却完全是个空白。仿佛是他刚生气地甩手出去、又回来了；而她呢，仿佛是趴在炕上哭了一会儿，才坐起来…… 他们俩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坐着。好久好久，韩玉梅慢慢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他的头上，逆着发根捋上去，捋上去，又捋向脑后，好像要在昏暗的光线下检查他有没有白发似的。随后，一把将他的头搂进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脸庞揉搓着他像板刷一样的头发。 “还念着郝三么？”她柔声地问。 他没有回答，深沉地叹息了一声。一团热气透过韩玉梅薄薄的衣裳，使她心口感到一阵熨帖和温暖。只有这一声叹息表现了时间，表现了时间的流逝，表现了时间的流逝对人的记忆的冲刷——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不然的话，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年年清明夜里，我都在郝三房前头给他烧纸。”韩玉梅搂着他的头微微地晃动着，好像搂着一个婴儿，用梦一般的声音说，“烧纸的时候，我就说，‘你收下吧，这是我跟天贵两个人孝敬你的。以后，哪一天，我们两个一块儿来给你烧纸。’哦，我还带给我爹、给你妈跟你弟弟烧哩。你不说过你还曾有个弟弟么？” 他这个支部书记不但没有责怪她，还在她怀里感激地点点头——他那个弟弟，他自己早已忘了。 “现时天黑了，咱们到外面去吧。”韩玉梅放开他。“说不定司机路过这儿要来敲门。咱们在外面，能看见他，他看不见咱们。” 他顺从地随韩玉梅走到外面。一点余辉早已熄灭。亮晶晶的星星在天空这里那里发光，闪闪烁烁地，好像到处都响着它们银铃般的声音。青烟散去，夜气清凉。被阳光烤灼了一天的田野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薄荷的清香；成熟的小麦沙沙作响，散发出一种暖烘烘的面粉味。韩玉梅在麦田边坐下，背靠着田埂，让他把头枕在她的腿上。蚱蜢在他们四周噼噼啪啪地跳跃，流向水稻田的渠水在他们背后汩汩地轻唱…… “我为啥要嫁给那么个人呢？就因为他也叫天贵。”她摩掌着他的头、耳朵、眼睛、鼻子……“我原先以为，嫁给他就等于嫁给了你。我能这么想：我这是和天贵在一个屋顶下哩，我是在给天贵做饭哩，给天贵洗衣裳哩，跟天贵睡在一个炕上哩。可一结婚，就觉着不行，他跟你比．越比我越恶心他……” “啊，别说了！”他的心口突地隐隐作痛，他转过头埋在她的小腹间，呻吟着，“你别说了，别说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转过头，看到满天星斗，看到银河在她的背后，看到无数的星光在她的头顶上形成一个光圈，看到她那一对热情的、温柔的、明亮的眼睛，感到她一阵阵灼热的鼻息喷在他脸上。 “我比你大十四五岁哩，你不嫌么？” “那正好！你老了，我还年轻哩。我让你吃好，穿好，休养好，我不惹你生气，叫你心里舒坦……” “你别到城里去吧。啥‘历史清白’，我不在乎这个！明天我就跟她解决……” 这七年中间，他们俩从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却一下子跨越了原来制定的界线。 “不，我一定要闹清楚。这会儿，我更得闹清楚了。我不能让人说，你们看那魏书记有本事，可娶了个管制分子当老婆。你是场面上的人，咱大队没人说，县上肯定会有人指你的后脊梁。原先，不是为了这个，上面凭啥指着要我去蹲劳改？” 他无话可说了，是的，历史、身份，这对一个庄户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天贵，这些年，我老偷偷地盯着你。我看你心里好像总不舒坦，有时候，跟社员讲着讲着话，就愣神了；有时候，讲的话跟脸上的神气又不对号；有时候突然发开了火；有时候又蔫蔫的，天贵，你心里到底有啥事，你就吐出来吧。” 唉，他那女人这十八年来哪怕问过他这么一句呢，没有！ “是呀，”从他胸腔中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我心里是有事呀……” 于是，他把他办的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件一件摊开在她面前：最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尤小舟的敬仰，接着是放跑“黄毛鬼”，又捅了二十只羊，随着把郝三送进了劳改队，然后在酒里面兑水，欺骗忠厚的蒙古族牧民，脚跟一踅，又去谎报水情，糊弄领导贺立德，社教的时候瞒田瞒产，蒙混过关，文化大革命里又左摇右摆，先放走了吴尚荣，以后为了尤小舟又得罪了王一虎，现在又不得不去投靠贺立德……唉，他自认为从来没做过坏事，可又觉得浑身都是罪孽。为啥他最忌讳他的名字上打叉叉呢？就因为他感到这么下去很可能会挨枪子儿……他十分恐惧，又万分羞愧——因为他是“两面派”、“半个鬼”！ 韩玉梅静静地听着，温存地抚摩着他。星光下，她眼睛里闪烁着凝神倾听的神采。听到他谈到惊心动魄的地方，就插一句：“啊，你是我的好人！”听到他搞的那些鬼，还是这么说：“啊，我更心疼你了！”他像一片长着薄荷、雏菊、蒲公英和牵牛花的草地，他的话像黄河决了堤，语言的洪流不论流到哪里都漫无阻挡。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大自然大概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的吧！你可以把自己成熟的或幼稚的、严肃的或荒诞的、深奥的或浅薄的、崇高的或可鄙的、圣洁的或狼亵的、公正的或自私的……把肺腑里所有的东西都抖落出来，即使你只不过在对着她自言自语，她那一对忠贞的、无私的、爱恋的目光就给了你一道光亮，使你能把自己料理出个头绪。 银河悄悄地在夜空转了方向，时间不知不觉从他的絮语中流走，夜风沙沙地刮过水稻田和玉米地，送来一阵阵稻花和嫩玉米的甜香；成熟的小麦点头晃脑地，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拉炭的汽车还没有来，可能是司机喝醉了酒。终于，他沉默下来，抱着一种刚痛痛快快地洗完热水澡的舒畅心情，眯着眼枕在她的腿上。他有了一个知心人，他能把所有的心思告诉她；他的话说完了，他的灵魂也得救了，他的两重性格在她的怀里重新统一起来。他坚定地相信了自己不是“半个鬼”，而是一个人！ 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第一次愉快地体验到，有比肉欲更高、更惬意的享受；这一对没有多少文明知识的庄户人，第一次欣喜而新奇地发现，两颗心合在一起比两个肉体搂在一起更为美好。 她最后的一句话是：“你等着我回来。” 这样一段本来应该是刻骨镂心的回忆，由于以后的一个巨大冲击，反而像被磨损的影片一样模糊不清了。现在，当时的全部过程已经不可能再以清晰的图像在他脑海里重现。因为那已化成了他胸腔中最脆弱的一个病灶，略微一触，就会使他全身痉挛起来。 驴车现在走下了高坡，夹板上的麻绳陡地拉得笔直，皮脖套也吱吱地叫了起来。毛驴不情愿地摆了摆耳朵，想了一想，只得仍然不紧不慢地拉着车子向前，这时，古道弯向了河边，这一段河滩上没有茂密的芦苇，在月光下能一直看到对岸的沙坡。深蓝色的沙坡笔直地向南北两边伸展，没有起伏，也没有止境，风从沙坡那边刮来，带来一股河水清冷的潮气，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当天晚上，司机喝醉了酒，第二天清早，车才路过他们五队的庄子。她坐车走了。那一天，“粮食工厂”停了工，庄子上空前地寂寞冷清。 她告诉他顶多去三天，可是，五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她仍杳如黄鹤。他越来越焦灼不安，并且直觉地感到出了不幸，他进城去钻天觅缝地寻找她。 她所说的群众来访接待站门前排着长龙。头搁在西门，尾巴一直拖到护城河桥头。脸色忧郁、阴沉和愤慨的人们在队伍里互相探询案情，打听消息，嘈嘈叨叨，热闹得就和自由市场一样。他挤进接待站，工作人员仿佛被无数痛苦的申诉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毫无印象。他以为韩玉梅走进城来，人人都会看她两眼，可偏偏人人都没看见过她。第二天，他拿来贺立德的条子找着接待站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过去是贺立德的部下，搬出一大摞小本子，帮他从她离开庄子那天一直查到当天，没有一个叫韩玉梅的上访者。 他去找司机。司机是他管辖下的九队一个社员的女婿，人很老实。据司机说，因为她跟他老丈人在一个大队，所以特别关照，那天早晨开着车直接把她送到西门。她看到接待站门前那么多人，曾犹豫了一下，司机劝她先去吃饭，她说不，先排上号再说。司机又告诉她他家的地址，叫她中午到他家吃饭，没住的地方，晚上还可以跟他女人睡在一个床上，中午，她真的找来了，挺高兴地说有一个过去在什么工厂受了处分的人很热心，帮她把号挂上了。还说，要是省里不解决问题，还准备上北京哩。一上午，她好像就增长了不少关于上访和落实政策的知识，表现得很兴奋。临走，还跟他女人说好晚上来睡。他女人挺喜欢她，说她是个憨厚的庄户人，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特地给她换了新床单，铺了干净褥子。可是晚上她没来，从此也就不见了。他们两口子还以为她回庄子了哩。 既然挂上了号，为什么登记簿上没有呢？问司机，司机除了“什么工厂受过处分的人”几个字外，提供不出任何东西。 他丧魂失魄地在省城转了两天，要不是贺立德和刘卫青极力劝阻他，他就上北京了。不过，老贺还是够朋友的，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帮他寻找线索，第四天，贺立德告诉他，公安局军管会的通报上说，半个月前，盐海湾铁路旁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从岁数、身材、发式上看，极像他要找的韩玉梅——老贺早已忘了韩玉梅就是他曾想逮捕的“坏人”，还以为是他魏天贵的一门亲戚哩——叫他去一趟盐海湾。 盐海湾是去北京途中的一个大站。他拿着省“红革造”的介绍信找到盐海湾公安局军管会的负责人，负责人很认真地接待了他，说女尸已经焚化了，又没留下一点遗物可供证明身份，只拍了几张照片。但因为在扭打过程中面部被击伤，所以面部特征也不太清楚……他拿着几张女尸全身的、头部的、正面的、侧面的照片，越看越像，别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只听见自己耳朵里清清楚楚地回响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最后，一下子晕倒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他又回来了。 在火车上，他就心焦火燎，两只拳头攥得紧紧地，替火车头暗暗加劲：快呀！快呀！快呀……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像头老狼：硬发高奓，两眼血红，满腮胡茬，一脸凶相。同车的旅客看着他，心惊胆战，都以为他不是武斗里逃出来的凶手，就是越狱的犯人。他要喝水，但画着铁路路徽的茶缸老在他牙齿上磕碰，水洒了一身，却喝不进嘴里，他就这样带着两片燎了泡的嘴唇回到庄子。 回到庄子刚刚天黑，他没有进家，一口气跑到那块麦田，一头栽在他们俩曾在一起的田埂旁边。 麦子已经割过了。麦田上只剩下短短的麦茬和被割去顶端的首蓿。他跪在已被烈日晒得板结的麦田上，在他们俩坐过的地方爬来爬去。同时，死命地揪着首蓿、揪着麦茬，把它们连根拔起来，用坚实的牙齿嚼着、咬着、撕着，牙齿和手指都渗出了鲜血。他要哭，却没有眼泪。他的喉咙里只能发出阵阵暗哑的嘶嘶声。初升的月亮照着他：他像一头得了噎食病的老熊，伏在地上对着田埂干呕。 他在那里趴了一夜，天亮时，出工的社员才发现他…… 他也抱过她还会回来的希望。尤其在一九七一年，上面发下来一份多少多少号文件，说是四川和广西竟有拐骗妇女的集团，一鞭子吆好几十，赶到缺少妇女的地方去卖。这曾激起了他很大的幻想，但若干年过去了，她仍杳音讯。从此，那块麦田——仅仅是那么巴掌大的一点，就和他老妈的坟墓一样，成了他心中的一块圣地。不管什么学大寨、造平原、开沟渠、铺农田，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始终没有在那里动过一锹。 第十章 风啊，风啊，黄河的风啊，在呼呼地吹着；嘀哒、嘀哒、嘀哒……毛驴儿在慢腾腾地走着。 月亮己紧挨着西山，嵌在了人面峰的眼窝上面，山坡下盖上了一片肃穆的阴影，河滩的小树林顶上，却染上了一片银色的光华。 在岸边的河汊上，竖立着水车高大的骨架。那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站立在那里不动，又不停地运动着；它是那样的古老，但只要黄河的水一来，它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现在，水车的扇翼在斜照的月光下欢快地转动着，哗啦、哗啦、哗啦，车廓在半空中有节奏地泼出闪亮的水花…… 他只在炕上躺了一天。傍晚，他喝了两口他女儿给他熬的米汤，又趿拉着鞋走到那块麦田。 残阳似血，黄土如金，西北高原的田野在回光返照下更显得无比的璀璨。羊群沿着乡间土路回来了。它们带着滚圆的肚子，雪白的身上披着柔和的金光，神气活现地向羊栏走去。收工的男女社员，把衣裳搭在锹把上，一路上打打闹闹，你推我搡，开着只有庄户人才能说出口的玩笑。远远地，一个男人被一群妇女追赶过来，一不小心滚下路边的排沟，溅起了一片水花和笑声…… 是的，活还是要活下去的。生活，还是有另一种磅礡的吸引力在吸引他。对这些正在嘻笑的男男女女，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不能摆脱的义务，他是支部书记，现在全国乱成一片，连出门的妇女生命都无法保证，他怎能舍他们而去呢，况且，韩玉梅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妇女，活了一辈子连个影影子也没有留下，他活着，也是对韩玉梅一个有血有肉的纪念碑。他坐在田埂上，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胸口，仿佛要把韩玉梅揉进他心底的最深处。 其实，人不容易忍耐的是日常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的烦恼，却比较能接受一场巨大的哀痛，因为它会在心上撕开一个裂口，直接钻进心底里去隐藏起来…… 那时，来魏家桥逃避“革命群众”揪斗的有五个领导干部，分别住在三间房子里。他虽然不知道他们的职务和姓名，但有时间也常常跑去跟他们聊天，关心他们的吃住。从闲谈中，他知道了他们当中有的人老婆也在挨斗，有的人家被抄了，妻离子散，有的人老婆上了吊，儿女跟他划清了界线，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总之，形形色色，都处在不幸之中。 韩玉梅出事以后，他不知不觉地也把自己划在他们这个圈子里，苦恼了，就不由自主地溜到他们那里去，跟他们一起唉声叹气。 刘卫青名义上是“红革造”派来接待站在自己这一边、而又正被“革造联”揪斗的领导干部的联络员，当时却正在做“大买卖”，追求鳏居的贺立德，哪有多余的时间呆在魏家桥，人一领来，当天她就返回省城，这些领导干部躲在荒郊野外，等于与世隔绝，新来的人带来的又都是更令人沮丧的消息，他们的惶恐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天，几个领导干部在房里呆闷了，要求他领到黄河边去散散心。他就带他们来到河边一处长满高大茂密的芦苇、岸边又不陷脚的沙滩上。 夏天，黄色的河流开阔宏伟。被他们惊起的凫鸟，从芦苇丛中扑扑地振翅飞起，在滔滔的河面上空盘旋一阵，又飞回苇丛上来护蛋，绕着他们头顶呷呷地叫唤。河上飘浮着夏日特有的高而且亮的银色的云，像河水腾起的蒸汽一般，游移不定，变幻无穷。水面上，浪涛一个跟着一个，每一排浪尖上都绽出一丛丛金色的花朵，倏忽即灭，倏忽又起；漩涡一圈连着一圈，一串串漩涡千姿百态，展现出一派既婀娜有致，又粗犷豪放的生动景象。惊涛的怒鸣，回流的轻唱，波澜的吟哦，凫鸟的哀号，组成一支雄壮而又回肠荡气的交响曲。风从东方来，河水有节奏地拍打着岸滩，推上一片片、一段段、一根根灰褐色的残枝断树，不由得令人要追溯它们在惊涛骇浪中的经历，并从树干古老的年轮中联想到自己的过去，岸边，和风吹拂着苇草修长的叶片，轻轻地抚慰着这些老干部最近才出现的灰白的乱发，并且带来一股亲切的泥水味，一股只有在母亲的怀抱里才能闻到的、掺和着乳腥味的清香。 看着河，迎着风，听着种种惊心动魄的音响，闻着泥水的浓郁的芬芳，人会感到这一切的一切不是来自身外的感受，而是从自己心底里生出的幻景，一种在自己还没有诞生、还在母体里就赋予的原始印象。 领导干部都被这既是在眼前，又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景象震慑住了。 蓦地，一个穿浅灰色的确良衬衣的老干部用手掩着脸啜泣起来。 第一声啜位，就使其余的人在神情庄重地凝视着远方这一点上僵化了，如同电影的定格一样，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转过头去劝慰，仿佛这声声啜泣代表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黄河的万千气象他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他是被那阵阵轻微的啜泣声感动了。在老人那并不想掩饰的啜泣声里，不仅包含着悲怆，而且包含着依恋，包含着感悟，包含着返璞归真，包含着对凌驾于这混乱的时事之上的最崇高的大自然的虔敬和热爱。倏地，他觉得他和这个老干部的心灵是相通的，尽管他们使用的多半是不同的语汇。他们之间有超越知识、地位、经历等等之上的共同的东西。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停了好半天，一个胖胖的圆脸干部才决心打破沉默，用濡湿的眼睛看他，像孩子般要求道：“老魏同志，我们……你能领我们到一个可以下水的地方去吗？” 他领他们走到河沿的一个水湾。平静的回流在里面荡漾。领导干部们纷纷脱掉衣裤鞋袜，仔细叠好，放在“爬地虎”上。这时，他们的情绪开始活泼起来。 “啊哈！这真成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啦！”那个胖胖的干部站在水里，向胸口上浇着水。 “古人说，‘圣人出，黄河清。’唉，现在，河水越来越浑啦。” “少说两句吧，老杨，你还嫌你的材料不够吗？” 于是，他们避开敏感的话题，在齐腰深的水湾里嬉戏起来。那个穿浅灰色衬衣的老干部也脱得光剩一条裤衩，伸出枯瘦的腿，用脚尖试探水的温度。 “哈，也得谢谢贺立德这个投机分子，他可给我们找了个好地方！”一个在水中狗刨着的老干部兴奋地叫着。 “虽说文化大革命涤荡了污泥浊水，可惜，我们还是要靠污泥来保护。”另一位领导干部在水里挥动着手臂说。 “看，看，又说到这些事情上来了。”那位胆小的干部又制止他们。 “好好，不说了，我们来比赛吧。” “老魏同志，你不下来吗？” 他没有兴致下去。韩玉梅出事以后，他对什么事都失去了兴趣，他抱着两肘蹲在岸上，用忧伤的眼光在他们身上寻找排遣情怀的东西。他知道他们都曾是威风凛凛、一呼百诺的领导，而这时，却一下子变成了和他一样的人。在午前的炽热的阳光下，他们苍白松弛的皮肉泛出了微弱的光泽，像营养不良的婴儿。他们在水里不习惯地蹒跚着，像幼儿在学步。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了，现在却和顽童一般在河水里打闹，那个啜泣的老干部脸上也露出了天真的笑容，两手胡乱地招架着别人对他泼来的水。他们高高兴兴地玩了一会儿，又互相指着身上的伤痕感叹起来：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剿匪反霸，一直到年前脖子上挂大牌子所留下的疤痕。他们自嘲着，他们带着不无自豪又不无伤感的心情笑谈着。 当他看到他们肉体上不可磨灭的光荣的印记和耻辱的瘢痕竟重叠在一起时，心中暂时忘掉了韩玉梅，涌起了一阵对他们真诚的尊敬和同情。在他们身上，他找到了一种比个人的不幸更重要的东西。他说不上这东西是什么，却能感知到在这东西的面前，个人任何巨大的痛苦都是渺小的。 “你们会唱歌么？”突然，他情不自禁地问。 “会呀，譬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一个光膀子的领导干部唱起来。 “不是，不是。”他断然地摇摇头。 “那么是什么？是‘东风吹，战鼓擂……’” “不，也不是。”他想了想，决定把这个他以为是非常神秘的歌告诉他们，“有个歌子里有这么一句：‘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啊！”五个正准备上岸穿衣服的领导干部一齐诧异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这首歌？” “唔，我知道的。”他有点骄做地回答。 “怎么样？老杨，咱们唱起来吧。”他们互相看看以后，胖胖的领导干部兴致勃勃地提议。 “算了吧。”那个谨小慎微的干部瞥了他一眼。 “唱吧！不怕的。”叫老杨的领导干部挥挥手，起了一个调子，于是，五个人突然感情奔放地放开了喉咙：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他们唱的不是“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一开始就给了他同样强烈的震撼。尤其，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年轻瘦弱的尤小舟，而是一群年近半百和年过半百，而又落到和尤小舟同样下场的老革命，一齐光着膀子，露着脊梁，排成一排，姿态庄重地、全神贯注地、慷慨激昂地，用自己整个的心在回忆、在控诉、在反抗、在向往。当他们的眼泪在阳光下毫无遮拦地从眼眶汩汩地流到腮帮、流到颏下的时候，他憋了好几天的眼泪终于得到了触发剂，陡然汹涌而出，一下子把他冲倒在“爬地虎”上。 他竟嚎啕大哭起来。 五个领导干部惊讶地停了歌唱，围到他身边。 “怎么啦？老魏同志……” “别、别……”他跪在草滩上，撅着屁股，头深深地埋在“爬地虎”里，两手在身边乱抓。 “你们别、别害怕。让我哭、哭就好了……” 说完，他就全心全意地，像把哭当作一件正事似的，一面嚎叫，一面让泪水尽情地流淌。 风停了，高大的芦苇惊诧地直起了腰；凫鸟不再哀号了，幸灾乐祸地钻进自己孵蛋的窝。草滩上只有他像狼嚎般的哭声在回荡。 五个领导干部似乎都能理解，不再劝解了，肃穆地低着头，一齐像守护神一样围着他。 “他一定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那个白胖的干部擦着自己的眼泪说。 “在这种时候，会这样哭的人一定是个好人。”那个叫老杨的干部任自己的泪水流到下颏，点了点头。 第十一章 太阳终于落山了。 世界一下子变得漆黑。黄河，被呼呼的风声所惊醒，在宽阔的河床上辗转着，发出一阵阵奋力前进的吼声。“唿隆！”一大块河岸崩塌了。随着隆隆的巨响，又扑来一股股泥浆的土腥气。黑色的夜渗透了宇宙，四面八方是一团无边无涯的混沌。虽然头顶上还有寥落的星光，可他仰卧在驴车的栏板上，对它们久久凝望之后，竟发现它们是在自己的脚下……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分为前后两段，有的界线比较明显，有的界线不那么明显。他趴在河岸上把所有的眼泪都放光以后，心里虽然轻快了，但也明显地进入了自己的后半生。 领导干部把他扶回庄子。第二天，他女儿就发现他原来黑黝黝的头发里奓出一根根白发，像枯焦的玉米须一样卷曲着，特别显眼，后来，那两排值得骄骄傲的坚实明亮的牙齿也逐渐动摇。庄户人叫“火牙”或“虫吃牙”。虫首先吃了大牙，然后循序渐进，一颗颗往前吃。现在，虫已经吃了他六颗牙齿了。 一九六八年，县上前前后后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锣鼓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他这个“农民赤卫队”的火爆脾气的“司令”怎么会昙花一现，竟对王一虎没有一点反抗的表示，就乖乖地跑回魏家桥仍旧当他的庄户头去的内幕，所以酝酿县领导班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他的名字。而那一年却是所有文化大革命里的风云人物弹冠相庆的一年，如那时没捞个一官半职，则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由此，他也就在“官面”上一蹶不振，位不过大队支部书记，名不入国家干部的登记表。 他呢，自韩玉梅出事以后，自老干部一个个离开魏家桥以后，他的心既感到空虚，又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恬然淡泊。离开魏家桥的老干部，全是由省里开来的小卧卧车接走的。他保护过他们，他和他们谈过心，他又替他们捆铺盖，搬行李，高高兴兴地送走他们。他看到了他们的兴衰荣辱，也同时觉悟到自己过去的野心和领袖欲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这样的老革命，尚且要受一番这样的折腾，自己算什么呢。一个两腿泥巴的庄户人，还是老老实实地领着大伙儿在田里受苦吧。 一九七一年，省上组织农业劳动模范、先进社队的干部去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参观学习，他得到了一次外出的机会。 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哄哄学生娃娃、机关干部、工人群众跟“外国贵宾”还差不离，在干了一辈子农业活的老庄户眼里，一眼就看出了毛病。他给大寨算了一笔账：一共才种四百多亩地——而他的大队连“黑田”在内有四千多亩——就凭它打那么一把把玉米、谷子，要修那么大的工程，休想！ “真是孔子门前卖诗书，鲁班门前耍斧子！苦了钱了，还组织这么多人来学习哩！”他暗地里想，“就把参观学习的人拉的屎尿给魏家桥，我也搞得比大寨好！” 但是，这次参观毕竟使他大开了眼界。他平生第一次走出这么远的路，第一次见过这样大的世面，第一次从铁桥上越过黄河。车过济南铁桥的时候，人告诉他，黄河快要出海了。他凭窗远眺，只见河床宽阔宏伟，河水浩浩荡荡，火轮船和帆船在上面往来穿梭，河两岸耸立着栉次鳞比的厂房，突突地冒着白气和黑烟，这使他这个半辈子蛰居在穷乡僻壤的庄户人激动不已，他心里也像是在突地冒出点什么；再望远处，在东方的天幕脚下，黄河的尽头在一片乳白色的迷蒙的蜃雾中汹涌起伏，就和一种思想从他意识的边缘上正在努力成形时的情况一样。 而他这种思想正式成形，是在碰到吴尚荣的时候。 那一天，他刚从班车上下来，提着一网兜山东梨，背着一挎包参观学习的纪念品，在县城广场中心的语录塔下坐着，想找一辆去河边的拖拉机或大车捎个脚，时令正在八月，又值中午，阳光灼热，语录塔下只有一个狭窄的三角形的阴影。柏油马路冒着黑光黑光的油汗，臭气熏人。白杨树的叶子上积满灰尘，无精打采地耷拉着，纹丝不动。街上空荡荡的，卖冰棍的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掏出一个梨，用手掌擦了擦，啃了一口，掉过脸把渣子吐到语录塔的另一面，而那边阴影下马上伸过来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 “哟，是魏书记。” “咦，是你？”他也感到奇怪，“你这在儿干啥？” “我在等县革委会上班哩。”吴尚荣弯着腰过来，坐在他旁边。“我从老家来了半个月了。” “这几年，你混得不错吧。”他斜眼打量了一下吴尚荣：现在这个风云人物一身尘土，满脸带着在各种天气下跋涉和漂泊的痕迹。 “唉，还说啥哩。”吴尚荣撇撇嘴，以他乡遇故知时的表情说，“这三年，户口户口报不上，粮食粮食没吃的。给人打零工，挣点钱买红薯，还要来回跑一百多里路。火车上不敢带，也没钱起票，只能扛着走……这罪孽就别说啦，老二老三还好，那大小子在这儿白面细米吃惯了，现在见了红薯就哭。唉……” “那你找县革委会有啥用呢？” “当初给我开除了，明明是个错案，这你魏书记最清楚——那次没你魏书记，我也没命了——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了，我来找找，还想回来。” “那你就去找呗。”他望着县革委会森严的大门，淡淡地奚落吴尚荣。 “唉，找啥哩。找了半个月，没一个人答理我，都说比我大的案子还堆在那儿哩。嗳，魏书记，”吴尚荣用和那天在暗室里说话的腔调截然不同的语气说，“你能帮我一把不能？你魏书记救人救到底吧。” “我咋救你？”他扔掉梨核，在裤腿上擦擦手。“现时县革委会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啥‘老中青’，跟你一样，全是造反的……嗳，那里面不也有你的老战友么？” “嗐，啥老战友！后来都成了对立面了。”吴尚荣自嘲地摇摇头，“魏书记，我也不是求你去说话。一提到我，那帮人跟吃了葡萄喝了醋一样——倒了牙了。我只求你给我找个能把我家的户口落上、有碗饭吃的地方。” “唔，”他又掉过脸，用估价的眼光看看吴尚荣。“可我们大队只有农业活，你干么？” “为啥不办工业呢？”吴尚荣的脸变得生动起来，“我们老家，社队都办起了工业哩，机修、制造、加工、塑料……还挺全。我是落不上户，落上户人家抢着要我。你魏家桥大队在全省是数得着的富队，办工业还犯难？” “这尕子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他高兴得几乎要拍大腿。但一瞬间又想到吴尚荣在他红缨枪下的表现，即刻把已经在脸上展开的笑容变成冷笑： “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咱们省，现时哪一个社队不就靠那一把把粮食，还办工业哩。这么说，你是不愿干农业活啰？” “唉，不是不愿意干，现在还谈得上愿不愿哩？”吴尚荣说，“我是可惜我这一身本事。不是在你魏书记面前吹牛，车、铣、刨、磨、钳，汽车、拖拉机、水泵、电动机，我没不会干不会修的。” 他知道吴尚荣不是说大话，过去在县上他就耳闻这是全县的一个“技术权威”。 “那么，好吧。”他看见吴尚荣眼睛老盯着那一网兜山东梨，于是掏出一半，塞在吴尚荣沾满油灰的挎包里。“看在咱们一顿饭的交情上，我也不埋没你。喏，这点梨，我再给你十五块钱——多，我也没带——你到省上县上再跑跑去。你要找上了能卖你技术的地方，就别来，以后叫人把钱捎还给我。要是你的技术卖不出去，你就到魏家桥来找我。” 他回魏家桥了。 头几天，他高枕无忧地在家里等着。他料定吴尚荣非来找他不可——熟悉吴尚荣的人都不敢要他，不熟悉吴尚荣的人又要看他的证明，而肯定吴尚荣身上连巴掌大一片盖红戳戳的纸都掏不出来。可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吴尚荣还不见影子。他又暗暗埋怨自己：为啥当时不把这尕子抓过来？呸！忘了他是外乡人了，他为啥就非来魏家桥不可？罗寡妇说得对，外乡人的衣胞都是撂在家门外边的，只有咱们这一带人养下娃娃，衣胞才埋在门槛里面。所以外乡人能到处跑，四海为家，只有咱们这儿的人跑到天涯海角还得回来。 一天黄昏，红日渐渐西沉。他正躺在炕上自怨自艾，忽听门外一阵激烈的狗吠。他心中一动，趴在窗台上一看：果然是吴尚荣来了。 半个多月不见，吴尚荣更狼狈了。那个肮脏的挎包带子也断了，正用它甩着打狗；跟抹布一样黑的衬衫，本来还有两颗扣子，这趟来，连一颗也没剩下——这副模样，怪不得狗要朝他叫唤哩。 他先让狗对吴尚荣咬一会儿，赶紧打发他在家过暑假的女儿去宰鸡。 “还宰鸡哩，我都吃不上一口……”他女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去，你懂啥？你吃了鸡光会在炕上孵蛋！” 他把手一挥，又躺下了，还高高地跷起二郎腿，吴尚荣惊魂未定地进了门，他也没有一点想爬起来的表示。 “来啦，”他懒懒地打了个招呼，“在哪儿找到工作了？” “唉，别提了！”吴尚荣还没有坐下，就哭丧着脸诉开了苦，“在老家，有个人写了副对联，后来给打成了个反革命。对联说：‘看破时事惊破胆，吃透人情寒透心。’现在，我就落到这步田地啦！” “别站着，坐下。”他随手指指炕沿，“你过去不是厉害得很么？我早就说你：你是属鸭子的——肉煮烂了嘴还煮不烂。现时咋蔫得跟鼻涕一样啦？” “唉，没法不蔫！”吴尚荣一句三叹，“肚子不饶人啦。家里还有四张嘴哩。一想起他们，饭都吃不下……” “嗳，也别不吃饭。”他一连声叫女儿端饭来，“吃了饭咱们再说。” 他女儿把又肥又嫩的鸡炒好，白生生的大米饭端来。吴尚荣和他过去在工办大楼里一样，也不客气，就着炕桌，盘起腿埋头便吃。这时的吴尚荣大概忘掉了家里的四张嘴，把一只鸡吃得光光的。然后抹抹嘴唇，打着饱嗝，拿起他专用来敬客的香烟，看看牌子，点着火抽起来。 “饱了没？” “饱了。”吴尚荣喝着配茶，抽着香烟，沉醉在酒足饭饱后的那种惬意的眩晕里。 “这儿的生活比你们老家咋样？” “嗐！那别提啦，我们老家，这几年搞得最惨！” “你愿意把你家迁来，在咱们大队干么？” “哎呀！魏书记，那还用问吗？” 一个在枪尖刀口下不眨眼的好汉，“惊破胆”、“寒透心”后，肚子一瘪，就被一顿好饭打倒了。 “当真？” “当真！” “好。”他腰一挺，霍地坐起来，“明天我就去给你开准迁证。你们家的房子我给你盖，搬迁费我给你拿。你从明天起就给咱们大队干活。我不叫你干农业，你就给我筹划着办工厂。办啥厂，咋样办。你拿主意。需要啥，你说话。搞不到的玩意儿，我给你一张条子，保险你手到擒来。可是，你尕子还要跟我大辩论，‘万岁’、‘万岁’的，我也不饶你，轰你那四口子回去吃红薯不说，还要把你送公安局！”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尚荣就目瞪口呆了。 第二天，吴尚荣就开始给魏家桥大队跑办工厂的材料。吴尚荣意想不到，拿着他魏天贵写的语句不通、歪歪斜斜的条子，果然手眼通天。原来，到他这儿避过难的二十多名领导干部，来的时候虽然隐姓埋名，走的时候却都跟他成了患难之交，悄悄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告诉了他。这里面竟有省委书记处的一名书记，省人委的三个厅局长，最小的也是专署的处长。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有什么用，这一来，真应了刘卫青的话，成了他手中一大笔无形的财富。“九一三”事件以后，这些人中间一半以上已进入了省、地级革命委员会或当了部门的领导，看到老朋友要办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又不是为他自己谋私利，马上大开绿灯，还替他想方设法，他用最优惠的价格买进了机器、材料，很快在黄河沿办起了一所机修厂。 每天早晨，他都要到机修厂转一趟，行使他董事长的职权。机修厂的门口铺着煤渣，两边是土坯垒起的墙垛，墙垛上架着拱形的钢梁，吴尚荣本来准备在钢梁上安几个圆形的木牌，写上厂子的名号，可是他不同意，指挥工人把土墙刷得粉白，自己用大排笔蘸着浓墨描出了“魏家桥农机修理工厂”几个伸胳膊蹬腿的大字，后面还画着三个大惊叹号。 机器一响，就是他最高兴的时辰。马达的隆隆声，皮带的啪啪声，铁器的叮当声，使他的梦想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土地。他觉得自己仿佛腾空而起，像鸟儿一样翱翔起来，地平线在他下面渐渐缩短，世界在他眼前渐渐扩大。现在，他不仅知道了瑞士不在上海，也知道了世界上除了苏联、美国、日本、越南、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百几十个国家；有的国家以专造一样物件出名，譬如表吧，那就数瑞士的最好；美国会造飞机，日本会造化肥，加拿大小麦的产量高……这个无限扩大着的世界使他也膨胀起来，他觉得自己可以跟贺立德顶一顶，碰一碰了。是的，为啥他老要当两面派、“半个鬼”呢？ 但是，贺立德却兜头给他泼了盆冷水…… 远方，不知哪个庄子，响起第一声悠长的鸡鸣，好像晓风中飘荡的一根游丝，隐约可辨的，颤颤巍巍的，越飘越细，越飘越远。黑夜，渐渐开朗，世界不再是混沌一团，虽然还没有黎明，但己可依稀地辨别出周围的层次，土路慢慢呈现出灰白色；被驴车惊起的一只土百灵，悄悄地在草滩上低低地飞翔到暗淡的夜幕后面，毛驴大概嗅到了黎明的气息，开始要舒展舒展筋骨，加快了步子。 夏天的黎明，也是跑着来到的，不久，远处的村庄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模糊的身影。它们还在沉睡。偶尔发出的鸡鸣和狗吠，都似金属的铿锵，在一片一片劈削着稀薄的黎明。人们却还都悄无声息，但可以想像到，一会儿他们就将充满活力地从各自的家门出来。不过，这会儿还是宁静的，甚至是温馨的。啊，老实而勤劳的庄户人，你们永远这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你们受了多少苦啊，贺立德说“我们走过来是容易的吗”，这个“我们”应该是指庄户人，不应该是贺立德这样的人。 这时，他想着和贺立德的那次辩论。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一天，贺立德来他们大队视察。北京吉普直接开到田头，嘎地一声停住。他们队经常有省、地的领导来，有时候还带着外县的参观团。省、地的干部向他们介绍说，魏家桥的成绩全是学大寨、狠抓阶级斗争的成果……这一次，却是贺立德一个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贺立德从那时就开始发胖了。额头两角放着油光，脸上的皱褶圆润而均匀，像精心描画出来的一样。那大概是贺立德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下了车，后面还跟着提着小马扎的通讯员。 “提回去！”他摆好辩论的架势，先对小通讯员发一通火。“庄户人都在田里薅草，你提着个马扎给谁坐？像个啥样子？” 贺立德转过脸来，看看他，又看看惊愕的通讯员，宽容地一笑：“我今天是下队来劳动的，又不是来作报告，提这个干什么？” 贺立德竟真跟他走到稻田边上，一路和田里的社员亲热而不失尊严地问几句庄稼话，然后，毫不犹豫地脱下皮凉鞋，扒下尼龙袜，挽起裤腿，扑通一声跳到田里，和他并排薅起草来。 过了一会儿，田里的庄户人都自觉地慢慢远离这两位大人物。贺立德在水里抓了两把。捞起几根三棱草，直起腰向四周看了看，才说：“怎么哪？老魏，今天怎么这么大火气？” “咋这么大火气，”他也直起腰，把手里的杂草扔到田埂上。“我早就想找你谈谈。不谈，咱就不配当共产党员。你看看现时农村搞的啥样子？一会儿学大寨，一会儿学小靳庄，一会儿割资本主义尾巴……谁坑害老百姓你们就用谁，只图这样的人听话，像罗麻子这样的人都当了公社书记了……再这么下去，非又来个六○年不行！”他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哼哼？”贺立德用鼻孔笑了一声，“你还要找我谈哩，正好！我问你，要是你手下的队长不听你话，你用他吗？你也不用吧。用哪样的人？用你这样的人吗？老实说，别的队都政治评分了，你们队还在按劳分配，搞资产阶级法权；别的队自留地都收了，你的队自留地还在社员手里；你把上风头的麦子分给社员当口粮，下风头的交公粮；拿社员家的乏羊、老羊换上交任务的肥羊、羯羊。这些事有没有哇？老实说，要都像你，还要不要给国家做贡献？这像共产党员做的事吗？老魏呀，你自己的小生产习惯不改，还来跟我说哩。你应该好好学习列宁的一篇文章：人家要‘走出彼得堡’，你要走出魏家桥哩！老实说，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你敲敲警钟的。” 他一下子像霜打了的茄子，蹦跳不起来了，是的，老贺说的事他都干过，“铁的逻辑”又一次击败了他。 “老魏呀，你不要自己觉不着，”贺立德又提醒他道，“你的机修厂里用的尽是些什么人？哼哼，吴尚荣！老实说，检举你的材料在省委、地委压了一沓子，不是唐书记、王主任跟我，你早倒霉了！你还到处散布大寨是靠国家支援的。国家支援了你没有？机修厂是靠谁建起来的？你一年用多少化肥？你哪一点不比别的队特殊？老实说，先进的社队哪一个不吃点小锅饭，要不，这‘竖红旗’的‘竖’字怎么讲？唉，你是老糊涂了？说这些对你也没利的话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跟罗麻子过不去，可他从来没说过你一句坏话。这种人才是聪明人，上面说谁是社会主义，谁就是社会主义，上面说谁是资本主义，谁就是资本主义，像你……非吃亏不行！” “那，你把我书记撤了好了！”本来想跟贺立德发一顿脾气的，本来想像尤小舟一样为民请命的，却被贺立德的一番话剥得光光的，他只好气恼地这样说。 “嘿嘿！”贺立德把几根三棱草终于打成了一个结，扔到田边上，随即拉拉他的胳膊，弯下腰来，一面薅草一面说，“你还记得吧，十年前，你在那厕所里教给我的话。重要的不是那话。你别看你没有文化，可教给我一个朴素的真理：人，只有先保存自己，才能够谈到别的。你教给我的东西，你自己倒忘了。不当书记，你当什么去？六八年那年，我没叫你在县上挂个名，是我考虑不周。要是国家干部，调你哪儿去都行。现在，你不当大队书记，那就跟社员一样了，打钟出工，打钟收工，你想办点事的机会也没有了。你看那尤小舟，老实说，人是个不错的人，过去我们是一个部队的。现在他虽出了监狱，可又进了干校，一辈子有多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你别学他，啥提意见啦，向中央写信啦……你闷头干你的，少说话，少招惹是非。老实说，那些老领导都挺关心你哩，我这次来，就是他们叫来的，老实告诉你吧，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快来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也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羞愧，嘴里唔唔地响着，再也找不到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词句，还能说啥呢？他不是也嘲笑过尤小舟么？老贺的这种处世哲学不是来自他的传授么？在他想改变这种处世哲学的时候，老贺却还要把它恪守到底。唉，不但这些年来办的错事里他件件有份，连老贺这种领导作风也是在他这种下级的身上形成的。要人人都是尤小舟，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好得多。 膨胀起来的他，和肥皂泡一样，被贺立德一指头就戳破了。 贺立德今天所说的“我们过去的办法”，就是这样：一方面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庄户人无钱无粮，走投无路，一方面又大“竖红旗”，给一些队“吃小锅饭”，对“红旗队”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竖起来的“红旗队”富了，就可以拿它当招牌，当武器，拿它当“榜样”去砍别的社队的“资本主义”，“红旗队”虚假繁荣，一般队则恶性贫困。而他呢，已经做了这块招牌，现在不想做也由不得他。他气沮了，他懊丧了，他想到他过去自以为得计的努力、谋划，为了庄户人的利益费尽腾挪变换的手段。全是一场空，包括他和那些老干部们真挚的友谊，都被贺立德所利用，成了贺立德的“办法”之一。 而今天，贺立德还在拿他当例子来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哩！ 第十二章 每年春天开河时节，上游一块块冰凌汹涌而下，在河道里摩擦着、撞击着、倾轧着、摞叠着，仿佛用劲用得咬牙切齿似的，发出可怕的咔嚓咔嚓的响声。有的地段，冰层下的河水下降了，冰块渐渐融化坼裂，轰地一下坍塌下来，激起一排排泡沫横飞的浑浊的波浪。冰凉的浪花拍击着冻得坚硬的灰黄色的沙滩，河水溢出了原来的水线。天气再骤然转暖，灰黄色的沙滩就被涌上来的河水浸润了，岸上镶上了一条笔直的棕褐色的花边。随后，河水开始奔腾。河道上一堆堆去年沉积下来的柴草断枝，先是懒洋洋地离开它们卧了一冬的浅底，然后越淌越快，终于拼命地在水上赛起跑来。但是，前面只要有一点点阻挡，或是有一处较高的沙洲，它们又会气喘吁吁地停下，聚集在一起。而且越聚越多，在河道中间结成一道顽固的拦障。 于是，河水在它们面前分岔——有的从它们两肋钻过去，有的好似屈从了，回旋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弧形，掉头转向来的方向。 在岸上，他经常被标示河水流动变化的波纹所吸引。尽管确切无误地知道水往下流，奔腾不息地冲向大海，到他曾见过的水天相连的地方，但是在这一道道拦障面前，水流却变幻无穷：有的忸怩作态，有的伺机而动，有的稍纵即逝，有的不屈不挠，有的声东击西……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对付它面前的障碍。最后，一道道柴草断树结成的联盟终于溃散而逃。河道又畅通无阻了。 河水要流向大海是多么不容易啊！ 人的一生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任何一个平凡的人的一生都是不平凡的，并且，人生并不像河流。河流在冲决了一道道拦障之后会又恢复常态，一泻千里——水仍然是水。而人在克服了一个个复杂的困难和险恶的际遇之后，自身已起了变化。人，不再是原来的人了…… 第一次悠长的报晓声以后，又有几声迟疑不决的鸡鸣，那是刚学会啼叫的小公鸡的嗓音，啼到一半就像瞌睡还没醒似的，戛然而止了。但不久，雄鸡们又突然振奋起来，在附近几个庄子上此呼彼应，一时间组成了一部欢快的多重唱，在清凉的晨风中荡漾开去。 晓色逐渐开朗，空气中早已渗入了清晨特有的湿润。木头的车栏蒙上了一层潮气，摸着像玉石般的光滑。毛驴儿嗅到了沁人肺腑的青草的幽香，高兴地摆摆长脑袋，把大耳朵甩得乒乓乱响。 前面，出现了一座水泥预制板的小桥，架在潺潺作响的水渠上。渠坡上一丛丛碧绿的木贼和鲜嫩的野薄荷，在熹微的晨光中像一团团茸茸的毛团。已经进入罗渠公社的地界，前面就是魏家桥大队了。 家啊，家啊……他怀着伤感的心情想着，家里还剩下什么呢？家里还有谁在等他回去呢？有的人因为拥有太多而需要费心地清点，有的人却因为什么也没有而要费心地去寻思…… 老贺走了。中午饭也没有吃，坐上北京吉普一溜烟顺着渠堤跑了，在他眼里原来是那么充实、富有生机的一切，如今似乎一下子萎缩了、干瘪了。成绩、荣誉、粮食产量、机修厂……都是建立在河滩的流沙上的，他个人一垮，这些东西全都会垮掉！他先是羞愧，感到自己妄自尊大非常可笑。以后是沮丧，感到成绩和荣誉都是虚妄。以后又是气愤，“啥他妈‘反击右倾’，又要整尤小舟这样的人！”最终剩下一片惆怅。这时，由于烦闷和无事可做，更由于那日益逼近的、令人惶恐不安的运动，那在他脑海里沉没了多年的影子又显现出来，“看来，就她是真的！”第二天，他跑到罗渠公社，找韩玉梅留在她姐姐那儿的女儿去了。 韩玉梅的姐姐并不难找，就住在离他们大队不远的罗渠旁边。这使他奇怪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想起她来。她解放前就给罗渠的这家人当童养媳，这家人是她爹的把兄弟，她没有受多少苦，现在脸上还保留着漂亮动人的痕迹，“要是韩玉梅活到现在，也是这个模样吧。”这个想法打消了他和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的隔膜，他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她。 “哦，说来归齐你是要把她领回去。”韩玉梅的姐姐弄懂了他的意思，但马上想到别的方面去了。“你们年轻的时候光图快活，养下闺女往我这儿一撂……” 这句话一下子扫除了他对她的好感。他和韩玉梅的关系，有谁能够理解呢？并且，现在她的脸由于心里紧张的盘算而变得难看起来，变得完全不像韩玉梅了。他不动声色地坐在炕上看着她，对她的猜测不置可否，一针见血地问： “你别废话，你要多少钱吧？” “哟，你魏书记真是个痛快人！”韩玉梅的姐姐纳着鞋底，偷瞧着他的神色。“你算算，这七八年，又要吃，又要穿，不说劳神费力……不瞒你魏书记，这两年，庄户人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了哩……” 最后，他花了二百块钱把秀莲带了回来。 秀莲刚到他家的时候，个头跟十二三岁的娃娃一样，黄皮寡瘦的，就像她妈被棉纺厂的人押回来、大着肚子时那样憔悴。后来，仿佛神仙吹了气一般，很快就长胖了，长得水灵了，眉眼和她妈一模一样。她在地里干活顶个大小伙子，家里的针线锅灶也是一把好手，但美中不足的是一个大字也不识。她八岁那年到她姨妈家，给姨妈带娃娃、洗尿布、做饭、打草喂羊，稍大一点就参加队上劳动，顶个半劳力挣工分。开始，他把她送到大队民办小学去，秀莲说死也不干，说自己都十五六了，还跟流鼻涕的娃娃坐在一条板凳上，脸上无光。于是他又叫民办老师来家单独教她——他居然也懂得聘请家庭教师，可秀莲又说眼睛一看字脑袋瓜子就疼，闹得他也没有办法，只好随她去。 “你领这丫头回来，算是咋回事呢？”尽管秀莲很勤快，他老婆还是不喜欢她，常常在他面前唠叨。 “咋回事？我要把她许给三三！”有一次他干脆这么说。 “嗬，好个大书记，啥时代了，还拾个童养媳哩！”别看他老婆蔫乎乎的，说话也挺尖刻。 “你别管，这里没你的事！” “我咋不管？抓狗儿子看狗母哩，她妈是啥人，她能好得了啰？” “是啥人？是啥人也比你强！” “当然啰，当然比我强啰……”他老婆恶毒地看他一眼，悻悻地走开了。 他有两男一女。大儿子和女儿正赶上保送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高中一毕业就直接被他“推荐”上了大学。现在儿子在省城报社当记者，女儿在县医院当医生。二儿子是一九五七年生的，中学毕业以后，一来是庄子上高中生多了，又来了些下乡知识青年，再把支书的儿子“推荐”上大学，占个名额问心有愧，二来他也想身边留个儿子，等以后跟秀莲结婚，所以尽管二儿子说死说活，他也没把二儿子送进城去。 二儿子长得最像他：高鼻梁，细眼睛，虽没有他那股豪悍恣强的气势，可细皮白肉的，比他漂亮伶俐。领去上小学的那天，他为了纪念郝三，给二儿子报了个学名叫“魏三”。这名字也不能说不伦不类，要把女儿算上，数下来二儿子刚好行三，所以谁也没有去探究这名字的真正含意。等魏三小学毕业，有了点知识，自己才觉得这名字“太乡气”，报考中学的时候，小尕子偷偷地改成了“魏山”，意思庄重、深远，并且改而不露痕迹。到他当回乡知识青年那阵子，社会风气渐开，庄子上上过学的尕娃跟尕妹子也兴自己对象了，魏山就悄悄地跟大队林场的一个女知青谈上恋爱，为了这个对象，吴尚荣的机修厂他也不愿去了，就呆在庄子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下农业活。这个大队林场在庄子旁边，是专门应付学小靳庄开办的。他爹要让社员们腾出手来搞生产，就用机修厂赚来的钱在林场养着一二十个会跳会唱的下乡知识青年。魏山的对象是其中的佼佼者，人长得一般，可是个高中生，李铁梅的唱词能倒背如流。在台上一站，红灯一举，辫子一甩，牙一咬，给魏家桥大队挣来不少奖状和“毛选”。这一对尕娃尕妹子虽然没有表演过现在电影里常见的“狗撵狼”——用庄户人的话说，但书信往来，秋波暗送，是早已两心相许的。 打倒“四人帮”那年，魏山整二十，秀莲也十七岁了，有一天，魏山从他妈那里知道秀莲就是他爹给他找的媳妇，像似当头挨了一棒。秀莲虽然长得水灵，但只会看小人书，而且看小人书也没突破《小猫咪咪》、《老狼请客》这个水平。在家，魏山说上十句，她顶多能应上一句：“可不呗！”平时说的话，不出“羊该喂料了”、“东头渠上的苦苦菜真肥”、“这细盐面不如大颗子青盐咸”这一类。一个大风天，魏山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回来，好不容易晕头转向跑到家，秀莲迎着他却笑道：“大风天骑车好，骑上不登！”“不登？不登！也不看是啥风！”魏山一肚子气，从此给她起了个浑名叫“不登”。“不登”倒是经常乐呵呵的，但魏山总瞧不上她，《九九艳阳天》只会唱一句：“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往下，就由她自己乱哼了。不管在城里买的什么好衣服，穿在她身上也没有那种说不上来的风度；走起路来胸脯子挺得高高的，手摆得跟划船一样，坐在沙发上——用汽车内胎绷的土沙发——也跟坐在田埂上似的，叉开两条大腿，哪有一点知识青年那种聘娉婷婷的姿态……魏山一气之下，跑到他大哥那里躲了起来。 二儿子一跑，他老婆也同时病倒。他女儿所在的县医院治不好，转到了省城的大医院。一检查，是宫颈癌，活不了多少时候了。 “她这个病呢，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一个花白胡子、戴眼镜的老大夫把他拉到走廊上，告诉他。“按我们中医的说法，她是长期的阴虚脾湿，引起湿热下注，白带不止，再加上不讲卫生，结果……过去，她是不是表现得很懒，什么也不想动弹，说她懒，像有病的样子，可还很能吃，吃，还要吃好的？并且五心烦躁，爱发脾气？……是，是，”老大夫不是安慰他，却责怪他说，“唉，你们农村人啦，往往忽视这个，有病，不早看。” 原来，她的懒、馋、感情冷漠、“五心烦躁”，全是因为病！ 他老婆已经骨瘦如柴，白生生的被子下面仿佛没有身子，光一个核桃大的脑袋放在枕头上面，喘喘地埋怨他： “你……一辈子也没对我好过！” “是呀，是呀……”他伛着腰坐在方凳上，像磕头似地把头磕着钢丝床的床沿，“你快好吧，你快好吧，好了你爱吃啥我给你做啥。” 病房里一片白，墙、窗帘、柜子、床、被子、凳子……成了一个冰霜的世界，既凄凉，又给人一种不祥之感，空气里也仿佛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霉味，这种气味活人是受不了的，他从来没有进过医院，来到这里，眼看着跟他同床共枕了半辈子的人一步一步地蹭着离开人世，眼看着生命从这个人的身上一丝丝地抽出去，他觉得天旋地转。不管咋说，老伴跟了他快三十年，在这半生里，他没有感到她的温暖，老伴儿又感到过他的温暖么？想到这点，他心中涌起了一阵强烈的、不可抑制的怜悯和悲哀。 “你，你总想着一个人哩。”老伴儿虽然病入膏肓，目光却异常凌厉。“我知道，你心里，老念叨着韩玉梅哩！” 他惊愕地停顿了一下，但又继续不停地在床沿上磕着脑袋，对着这个垂死的病人，他沉痛地忏悔道： “是、是……我没对你好过。你好了，回家去，我对你好。” “晚啦，我知道的……”老伴儿的目光又蓦地柔和下来。甚至变得从未有过的亲切和爱恋。“算啦，过去的就算啦。唉，这也是一辈子……现时，就是三三。你给三三办进城吧，过去，庄户人有地哩，走到哪儿，心里总念着地，念着庄子……现时，庄户人连一巴掌地都没有，你叫他咋爱农村哩，你叫年轻人咋有心侍弄地哩……你让三三进城去吧。” “是，是……我给他办，我给他办……你好吧，好了咱们回去过日子。” “秀莲呢，也别让她跟三三了，三三心里另有人哩。咱们俩……不就是个样子？他们俩真要成了，苦了我三三，也苦了那丫头。你……把秀莲就当个闺女吧。” “是、是……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把三三办进城去……你好吧，好了咱老两口带着秀莲过日子……” 但是，他老婆终于没有好。他抱着赎罪的心情，请贺立德——还是离不了贺立德——把二儿子办进了城，如今在建筑公司当工人，他就带着秀莲过日子。他跟刘玉青说要给“丫头”买东西，这个“丫头”不是那在县医院当大夫的女儿，而是秀莲。 “啊，生离死别，哪一样我没经过呢？” 第十三章 太阳虽然还没有升起，但天已透亮了。驴车又过了一座水泥预制板的小桥，就上了通往魏家桥的大道。东边的沙坡，被阴森的树林所遮掩，现在还没有绚丽的霞光，阴森的林木上方是一片迷蒙的、灰白色的薄雾。这条朝东的大道紧挨着灵渠，和渠堤平行。渠上植的柳树和灵渠一样古老，有人说它们是某人某年某月栽的，有人说不是，总之，它们和岸边的水车、和它们脚下的水渠都有一段不可追溯的历史。现在，它们弯着腰、驼着背，把长长的柔软的柳丝垂在行人的头上，仿佛以恬静淡泊的姿态在观察不断变迁的人世。 路上，还阒无人迹。厚厚的尘土上洒着晓露的湿润，只有一群群早起的喜鹊在上面尾巴一翘一翘地跳跃，在湿润的尘土上留下它们杂乱的爪迹。原来，大道上哩哩啦啦地摆着一串串牲口粪：有驴粪，也有马粪；有的摔裂成几瓣，黑褐色的外皮下露出新鲜的暗绿色的草渣，有的还很完整，蒙着一层油彩似的光泽。不在昨天夜里，就在今天凌晨，准是有牲口贩子从河东贩来了牲口。 渠和土路的两边，在渐渐开朗、渐渐高去的天底下，展开着一片绿油油的美丽得像清晨的梦一般的田野。这一带，他当然非常熟悉。原先，这里是一片沼泽，水中芜生着蒲草、水韭和芦苇，湿地上长满“爬地虎”和三棱草。开春，一对对灰白的水鹬就“呷呷”地飞来，在水面上翻上冲下。入夏，灼热的阳光把沼泽的水晒得跟鼻涕一样，到处浮着一层墨绿色的碱苔。蚊子、小咬和牛虻，成群结队从这里飞起，随风散向四面八方。而现在，这块本来放牲口的都不来的地方，已变成一档档往河边排列开去的条田了。 田是从“大跃进”直到“学大寨”那些年间开的，回答了老贺说的“咱们搞了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么？”是的，在集体的力量下，大自然毕竟改变了面貌。但是，前些年，田里长的是啥样的苗啊！田是庄户人开的，而庄户人却不爱自己辛辛苦苦开的田地。那时候，这里的队年年是“三靠队”，每天打了钟，书记队长们就捧着一碗麦子，挨家挨户地敲门打窗：“谁出工？谁出工现给粮食！”要不，就提着根柳木棍，指爹捣娘地把赖在屋里的社员骂个狗血喷头。 现在呢，田里齐刷刷的小麦正在灌浆，在欲亮未亮的晨光中更显得黝黑茁壮。往年，纵横交错的、宽大的田埂两边，这时节早长出了一丛丛肥大的猪耳菜、颀长的灰条、黄花的蒲公英和紫花的马兰草，斑驳陆离，五彩缤纷，比田里的麦苗还高。而眼下，庄户人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承包田的面积，把田埂修得就像一条条细长的金属管道，埋在茂密的麦苗底下了。 他是行家，他从苗里行间、田边地头，处处看到了庄户人粗糙而细心的手爱抚过的痕迹。他不由得产生了妒意，这种田，是魏家桥大队也没有的。 他又想起他老婆，他老婆窝囊了一辈子，糊涂了一辈子，但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临终的时候终于说了句很有见地的话，是的，如果庄户人连一巴掌地都没有，你叫他咋爱农村？田地名义上是集体的，但庄户人却毫无支配它、使用它的权利。这样，庄户人干起活来就跟算盘珠儿一样，拨一下动一下；有的，甚至连地也不会种了，还要队长、老农掰着手教他。种田的跟土地没有感情，常常使他痛心疾首。 他三叔已经七十岁了，平时少言寡语，前些日子突然问他： “我说，天贵哩，你说说古时候，拿锹把子的庄户人有没有合在一起干活的？” “古时候？没有。” “那为啥我们非合在一起干不行？” “那是……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他把过去学过的道理告诉他三叔，“个体劳动总要变成集体劳动。” “嘿嘿！”他三叔笑他，“那是古时候有能人哩。那能人知道这么干不行，才不这么干哩，都拿锹把子、镰把子，家什攥在自家手里，合起来，就像鸭蹼蹼上树哩。你看人家分了的队，哪一个都比过去翻了一番。分，合道理哩，我看现时中央也出了能人。吴尚荣的机修厂为啥没人叫唤分，那是那些工人分开来干就不行，非得合在一个工厂里。我看啦，要叫咱庄户人合起来干，就你说的那话，等能用空气造大米的时候，咱魏家桥成了造米工厂还差不离！” “黄毛鬼”的儿子，老大在矿上当工人，老二在大队开拖拉机，下面三个在庄子上当社员。那老五，就是六○年掏他口袋要馍的小“黄毛鬼”，从小在他面前没大没小，大了也是如此。有一天，绷着脸这么质问他： “喂，小爹（这儿的人把叔称为爹），你还要掌权掌到啥时候？别的地方都包干到户了，你为啥不搞？” “我‘为啥不搞’！”他也有点生气，“搞了，怕你娃娃连口粮都挣不上哩！你现时一个劳动日拿两块多钱，还想咋的？” “算了吧，你那两块多钱不就靠机修厂么？你包给我！我不要机修厂贴钱，哪怕我卖裤子哩！”小“黄毛鬼”最像他爸爸，两肘一抱，眼睛瞪得溜圆。“我听队长的呵斥听够了，我也该当家做主了！” 啊！在很远很远的那边，在河的对岸，出现了一片深红色的朝霞，阴森的树林欢快地明亮起来，像盼着了期待已久的恋人，泛出了鲜艳的红晕。无数只鸟——有成群的麻雀、家燕和水鹬，也有不成群的白颈鸦，在树林上空惊喜地回旋，使微弱的霞光也令人眼花缭乱。太阳快出来了，今天是个好晴天。前面，在柳树、榆树、槐树和沙枣树的缝隙里，已经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他的庄子了。 他是个很敏感的人，他已经感觉到庄子上的乡亲对他的尊重不如以前了，感觉到自外面实行包干到户以后，庄户人的精神有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小“黄毛鬼”叫唤的：“要当家做主！”他们是非常现实的，他们并不希冀法律上的所有权，他们只要求一块在集体与他们签订的合同下全包给他们的土地，他们能够在上面自由地施展压抑了多年的体力和智力，他们能够自主地在上面安身立命。过去，他们需要他，因为他是从他们平凡的庄户人中间产生的，而能适应那种特殊情况的人物。现在，那种特殊情况过去了，他在他们眼里又成了一个平凡的庄户人。他们自己，要像这一片朝霞中的鸟儿，扇动起收折了一夜的翅膀翱翔了！ 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这一夜，他想了郝三，想了韩玉梅，想了贺立德与尤小舟的过去和今天，甚至想起了他死去的母亲和弟弟；回忆了他一生中的生离死别、悲欢沉浮，检视了那些只有他自己——或许还有韩玉梅——知道的秘密，他是个什么人呢？他真是“半个鬼”么？他觉得并没有为自己去谋取什么，庄户人常说：“籽种好，一半谷；婆姨好，一半福。”这话不假。他的婆姨是那样的婆姨，“一半福”从结婚那天起就注定报销了；另一半呢，也只是在为乡亲们的生活而奋斗的过程中尝到了点人生的乐趣；韩玉梅也就是从这点上爱上他的。要不，凭啥她要爱一个比她大十四五岁的老汉？ 平心而论，他虽然没有像尤小舟那样拍案而起，秉公直言，但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在那不正常的历史时期也尽了自己的努力。过去的半辈子固然惊心动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觉得自己没有白活。 这时，他又想起了上个月小麦淌头水时尤小舟跟他讲的话。 “你看这黄河水，”他们俩蹲在渠堤上，尤小舟似有所感地告诉他，“不管一路人家扔了多少脏东西在里面，什么粪便啦，血污啦，死狗烂猫啦，流失的肥料啦，可只要它不停地流，不停地运动，它总能保持干干净净的，这在科学上叫‘流水的自净作用’。我们中华民族也是这样，千百年来人家扔了多少脏东西在里头！可最终我们还是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不可避免地还有人要朝里头扔脏东西，但我们是能‘自我净化’的！一切扔在里头的脏东西，在我们民族的不停的运动里，都会沉淀下去的！” 尤小舟看他不甚明白，又说：“比如我们的党和国家吧，从五七、五八年开始，就被人朝里头扔脏东西，我们自己呢，又做了不少蠢事、傻事、错事，可我们毕竟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怎么搞的呢？坦率地说，我一直认为极左的那套东西，并没有像他们夸张的那样贯彻到底；他们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其实并没达到‘全面’，要是真一竿子捅下来，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恐怕我们的党和国家还维持不到一九七六年。正是因为上面，有周总理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自觉地抵制、缓冲，尽可能减少极左的危害，下面，有千千万万干部群众，包括你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从一种健康的本能出发，不自觉地在过滤这些脏东西，我们才能有所进步，有打倒‘四人帮’这一天，有三中全会的胜利。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自我净化’。肮脏的东西总会被过滤掉，被沉淀下去……所以，现在咱们县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时候，我决不强迫命令。我相信，除了文化大革命里蹿上来的那些人，大家都能从自己的经验里发现什么好，什么不好，把不好的东西过滤掉。是不是，你说呢？……” 他当时没有说什么，现在，他从自己回忆的深井里提取出了什么来呢？ 现在，贺立德还把他拿来做“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例子，仿佛“过去的办法”真能让庄户人都富起来似的；还有那些文化大革命里蹿上来的人把他当成抵制包干到户的挡箭牌…… “熊！”这个桀骜不驯的汉子啐了一口，“拿你们爱用的话说，我要跟你们那一套‘决裂’了！” 没有谁比他更熟悉农村，比他更敏锐地感觉到庄户人精神的变化。包干到户体现的不仅仅是庄户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庄户人的权利。过去他们没有权利，只有依附在他的羽翼之下苟且活命。他对上面承担责任，他在上面“过滤”，而庄户人则是被动的，既没有权利也不承担责任。 “就是应该把地包给个人！庄户人有了权利，才有责任心。每个人都承担责任，都来‘过滤’，咱们国家的‘自我净化’才能更快点！”他想，“可话说回来，集体还是有集体的好处。该包给个人的包给个人，该由集体管的还得抓起来，比如吴尚荣的修理厂……” 太阳升起了，家畜开始吼叫起来，什么地方传来铁器的撞击声，听起来庄严而洪亮。 尾声 阳光开始从林场苗圃里密集的小叶杨间穿过，庄子上的土墙溶化在一片柔和的金黄色的光里。驴车拐进了庄子。毛驴抖擞起最后的精神，满怀着即将扑向槽头的愉快，顺着庄子中间的土路小跑起来。土路两边是高大的白杨树，在无风的清晨也飒飒地响个不停。庄户人家的院墙里，一串串金黄色的沙枣花在叶面是淡绿色、叶背是银灰色的叶丛中散发出浓烈的芳香。 庄户人还没有开始一天的活动，只有他三叔背着粪筐、掂着粪叉站在路当中。 “三爹，大路上准是昨晚过了牲口，好些牲口粪哩。”他告诉他三叔。 “回来啦？”三叔眼里仿佛有某种信息，使他不由得喝住正往槽头跑去的毛驴。 “真是新鲜事！秀莲妈，就是那个韩玉梅，回来啦。” “啊？” 他像被一股巨大的弹力从车上弹了起来，一蹦子跳到地上。 “那一年，她去上访，人告诉她领她上北京，那傻女子跟着跑，结果给人弄到新疆的沙漠地里。说是离乌鲁……还有几千里哩，跑跑不了，信也邮不出来，幸亏那坏人把她卖给的孤老汉还不错，没咋整治她，她一直等那孤老汉死了，才跑回来……” “她，她这会儿在哪？” “在她家哩。你说的那粪……” 他掉过头便跑。世界一下子明亮了，太阳升到了天上，炫目的白杨、沙枣、一排排房舍，挤成一堆向他扑来……还有那口井，还有那玉石般的石井栏，水井四周干干的，还没有人挑过水，只有一条洇湿的水迹点点滴滴地朝那……不，门是关着的，那是假的！但愿那不是假 倏地，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一张虽然憔悴困顿，但仍非常熟悉、非常俊俏的脸笑着向他迎来，世界一下子又不存在了，耳边只断断续续地响着这样一种古怪而亲切的声音： “昨天下午到……让人骗到新疆，离乌鲁……尽是沙……那老汉死了……秀莲帮我，等了你一夜……你，你不嫌弃我么？” 心血管又骤然张开，他感到一阵很厉害的眩晕，眼前是霞光，又是彩虹：绿的、红的、黄的、紫的、蓝的、青的……陡然又化成一朵白云，他觉得自己躺在白云上面。软软的，暖暖的，随它飘呀飘地向上升去。 最后，他发觉自己躺在她的胳膊上面，他看见她一张既惊慌又欣喜的面孔。是真的！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喃喃地说： “还住在这儿干啥？回家去吧。吃完饭，我要开会，咱队上也要搞包干……我想好了，咱一家就包你走前坐的那块麦田……” 第一章 有人以为写小说很困难，以为这种脑力劳动一定有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诀窍，或是绝对地需要天才，需要灵气，需要超于常人的想象力。其实不然。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是故事，几乎能俯拾即得。你看看，这条大马路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地走着的芸芸众生，有的悠闲自在，有的兴致冲冲，有的东张西望，有的目不斜视地埋头赶路，有的成双成对地勾肩搭背、旁若无人地遛达……还不说那些骑自行车的、坐在电车上的、站在公共汽车上的和靠在小轿车舒适的沙发上的许许多多人了。你只要盯住这成千上万人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你有一股钻劲，有一股韧性，有一副不刨到根、不盯到底决不罢休的执拗脾气，那么，你一定会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一个甚至若干个有趣的故事。你把他的事和围绕他展开的事原原本本地照实记录下来，就是小说了。 困难的是，你要学会钻到这个人心里去的本领，就像孙悟空能钻到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一样。铁扇公主心里的念头一动，孙悟空马上就能知道，不上她的当。当然，写小说的人和被描写的人之间不存在什么上当不上当的问题，但这个道理却有相同之处。一则是，没有心理描写，你的文章就不叫小说，而是新闻报道了；并且，写人物的行为却不写行为的动机，有时会使读者莫名其妙。你把人物那最隐秘的心理，那一霎间的闪念写出来，才会使你的小说较有生动，较有情趣。二则，你要是钻到他或她的肚皮里去，你就会发现，那里面隐藏的东西要比他或她外表表现出来的东西丰富得多，有趣得多。老实说，故事多半是从那里开始的，而不是从你眼睛能看到的表情行为上开始的。 比如说吧……好！我们就从那家电影院门口的青年男女中找出一对做例子。你看，那人群里穿着打扮得最时髦的一男一女，亲亲热热的，看样子还没有结婚。现在，他们出了电影院，女的主动地挽起男青年的胳膊，把全身重量的一半靠在他的身上，朝旁边的水果店走去。他们的面孔也像那水果店里的苹果，成熟的幸福全部洋溢到外表上来了。但是，且慢，如果我们钻到他们心里去，你就会发现：那女的痴痴呆呆地什么都没有想，只一个劲儿地沉浸在毫无逻辑的快感里；而那男的却一门心思地想着刚刚看的那部电影中的女演员。他心里说：“假使靠在我身上的不是她，而是她，那该多么好！”对他身边这位傻姑娘的亲昵，他已经感到有点不舒服了。 这还是看得见的一对。现在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别处去。好，我们就在公共汽车里来找吧。幸好这趟车不挤，人人都有座位。你看，坐在左边位置上的那个男人，和坐在右边位置上的那个女人，年纪都有三十多岁。他们隔着通道分开坐着，显然并不认识。女的打扮得很朴素大方，像个机关干部；面庞清秀，有一对颇能传情的大眼睛，但眉间有几丝不易觉察的细纹，看来她的婚姻遭遇过不幸。那男的一看就知道是个教员或技术人员，外表斯斯文文，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们俩在汽车的摇来晃去中不时地相互瞥那么一眼，每一瞥不超过一秒钟。好，让我们这时钻到他们心里去吧。原来，他们两人此刻都非常渴望认识对方；他们两人在不时的一瞥中，从外表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上，都发现了他是她以及她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人。他们之间有种无形无影的生物电的磁场，有一种歌德称之为“亲和力”的东西，有一种心灵的感应，使他们彼此都觉得他们能非常和谐、非常亲密地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是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暗暗地企盼的仅仅是一件事——幸福的艳遇。”流亡巴黎的俄国作家、后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伊凡?阿历克谢耶维奇?蒲宁，就写过许多在路上、在餐馆里、在轮船上偶然相识，而演出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的短篇小说，如《中暑》、《三个卢布》、《在巴黎》等等。上面那句话就摘自《在巴黎》这篇绝妙的小说。然而，这可怜的一对却没有能继续演下去，公共汽车在一个站上停下了，女的站起来，用一种很坚定的步子，绝没有一丝顾盼地走下汽车。其实她这种坚定正掩饰着内心深沉的惆怅与惋惜。正如蒲宁写的：“可结果呢，却空等了一场……”而他和她的面容，将长久地印在她和他的脑海里。 你看，这有趣没有趣？ 好，现在我们再把目光投向那些坐在小轿车里的人物。就说这辆从我们身边飞驰过去的“丰田”吧。那后面的沙发上坐的是一位省级干部，身躯微胖，四方脸盘，眉宇之间都显出一派“汉官威仪”。他要去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讨论重新划分几个专署的行政区。如果我们钻到他心里去，你就会发现他这时的心思并不在那个什么会上，而是在想一个古老的笑话。这个笑话是这样的：过去有两个毗邻的县官，为了划分自己的管辖范围，约定好第二天早晨从自己的衙门开始，不坐轿，不骑马，徒步相对而行，他们在哪里碰到，哪里便是他们的县界。一个县官天没亮就爬起来跑，另一个县官直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等他穿好衣裳急急忙忙出了衙门，正好在县城门口迎面碰上那个赶夜路的县官。于是，这个睡懒觉的县官的权力只能到他的城门口为止，城关以外的大片土地、众多百姓都由那个县官统治了。这位领导干部在想：用这种办法来解决行政区域的划分倒不错，省得旷日持久地在会上争争吵吵。 他虽然是那个会议的主持人，却对那个会厌烦了。 我们再看另一辆小轿车，就是那辆黑色的“伏尔加”。坐在里面的是一位外贸部门的高级干部。他从这个城市一家最大的饭店出来。那家饭店是一般人有钱也不能问津的。他刚宴请完几位外商。吃的菜，喝的酒，席面的规格和服务的质量，我们用“高级”两个字来概括就行了。可是你要钻到他的肚皮里去，你就会知道，他表面上虽在剔牙，仿佛陶醉在酒足饭饱里，但心里想的既不是昨天签定的那项合同，又不是刚吃的那桌酒菜，却是他妈妈在他上中学时每个星期天给他烙的锅盔。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县城的中学没有食堂，住校的农村学生每星期要往学校带一包袱干粮，在六天当中顿顿就着白开水吃。他在想，要是时光能够倒转，让生活重新开始一次多么好啊！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成了未卜先知的人了，可以少犯甚至不犯错误，抓住许多别人不能发现的时机，到他这个年纪，至少当上党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了！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假如你有兴趣，我们不妨实验一下。你就在这条大街上随便挑选一个人，不要挑我们刚刚看见的红男绿女，也不要选那些坐在小轿车里的人物，因为实验必须用最一般的材料来进行，所以你最好挑一个最平常的、最普通的、最不起眼的人来，让我们盯住他，试试看能不能随着他的行踪写出一篇有趣的小说。 第二章 以上是写小说的基本方法，也是我们写这篇小说的缘由，可作为这篇小说的“序”或“引言”。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嗯，你挑的这个人倒是符合我们的要求。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从相貌到衣着都毫无出奇之处。这个人有五十多岁，面容清癯，皮肤暗黄，身材瘦小，略微有点驼背，看来他是个从事案头工作的人。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人的神情有种萧索之气；他不是一个踌躇满志的人，甚至可以说他一辈子也没有神采飞扬过。因为这种萧索之气会使人联想到腌制的酸菜，是在盐水里长期浸泡过的。于是，我们可以推测到，他不是个多年来受着家室之累的人，就是从未被爱情滋润过的老光棍，两者必居其一——这就是对立面统一的辩证法。他似乎对这个城市，至少是对这条大街并不熟悉。你看，他下了电车以后起初东张西望，一时举棋不定，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停了一会儿，他才向东走去，拎着他那黑色的人造革皮包。那种皮包也是最普通不过的，里面既可以装馒头，又可以装书籍，物质和精神都能掺和在一起，碰到什么处理品之类也能往里面塞。现在，他走上人行道了，一面走，一面很注意地浏览沿街的铺面。这样，我们又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外地来出差的干部。如今出差办事开会的人非常多，因而他也不算是什么特殊人物，我们不用换别人，仍然继续盯着他吧。这当儿，他已经进到一家大邮电局里去了。来，让我们看看他在邮电局里干些什么。 邮电局里挤满了人，收寄包裹的、领取汇款的，打电报、打长途电话的柜台前都排着长长的队。长椅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等长途电话的顾客，衬着玻璃板的斜面桌趴满了写信的人。大厅里有股很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是由油墨、纸张、胶水、木器、人造革和人身上的香味与臭味混合起来的，在任何一个家庭中都闻不到，所以倒带有一种公事公办的严肃性。 我们跟踪的这个人犹豫了一下，想退出去。但不知怎么，他还是停下了，四处张望一番，终于排进了打电报的队列。 前面有一个人不知和邮电局的姑娘为什么争吵起来。后面的人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微微冷笑，有的趁乱跑出队列，装着看热闹，却在前面夹了一个塞。但我们这位主人翁毫不为之所动，连眼皮都不眨，仍然像列兵一样规规矩矩地排在他的位置上，抱着他鼓鼓囊囊的提包思忖着什么。我们完全能够确定，他是个性格拘谨的、不易冲动的、感情内向的人了。 他在想什么心思呢？这时，就需要我们钻到他肚皮里去了。“……我是炮二平五，老钱是马八进七，”原来，他在想一局残棋，脑海里映有一幅非常清晰的棋局的图影。“这时候，我卒七进一。我先进这步卒而不出马，是为了后来使用七路马作准备。如果先走马二进三，老钱肯定是兵三进一，那么我的计划便不能实现了……他微张着血色不足的嘴唇，用一种冷漠的、略带沉郁的目光视而不见地望着前面。“象一进三吃他的兵是平稳的着法。”他继续想，“唉！如果我当时改成车八进五封锁河头，就能成为更剧烈的对攻局面了……” 队伍总算慢慢地向前移动起来。后面的人用一个什么硬东西在他腰眼上戳了一下，他才好像不情愿地往前挪了两步。“最糟糕的是我马三进四那步走错了，操之过急！”他已经想到战局的最后阶段了。“我本来应该走后炮七平四，老钱不论怎么走我都会占优势：他如果帅六平五，我马三进四，他车四进一，我马四退二，他车四平八，我炮四平二……假如他不那么走，而是前车八进一，我就车八平二，他马七进八，我车二退五，他马八退六，我象一进三，还可以吃掉他一子。可是，我没这样……真所谓‘棋错一步，满盘皆输’！” “喂！”后面的人又戳了他腰眼一下，他方才醒悟过来。眼前的棋局不见了，只看见那位刚和人争吵过的邮电局女营业员用愠怒的眼光瞪着他。“哦……我买张电报纸。” 他慌忙掏出一分钱。那位姑娘板着面孔把一张电报纸劈面向他摔来，宛如郎平的猛叩。 他本能地用两手护着脸，闪了两下才把电报纸接着。随后，他慢条斯理地在玻璃板的斜面桌上找到一个空档，挤了进去，拧开一支高级英雄金笔，写下这样几个工整的字：Ｌ市东环路胜利宾馆四楼３０１号房间钱如泉丢失黑炮一枚请在室内寻找赵信书请注意，这里的地名、人名我们全部都要改换。当然，我们盯着的这个人并不姓赵，收报人也不姓钱。因为我们在实录真人真事，免得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什么麻烦，这种防范措施还是必要的。人名我们按的顺序来起，地名用英文字母来代替。这是写小说常用的方法。 写完电报稿，他端详了一下，脸上忽然展开一丝调皮的微笑。这种微笑使他的神情蓦地开朗起来，带有一种孩子般的天真。俗话说“老小老小”，你从上了年纪的人身上经常能发现一闪即逝的幼稚，如秋日晴空中突如其来的电光。那一瞬间的电光会使秋日的田野更显现出成熟季节的绚丽和即将进入寒冬的萧瑟。这时，我们在这位赵信书脸上看到的就是这般情景。人，是不可以貌相的；即使是像他这样普普通通的人，心里也有自己奇特的憧憬。幸亏人心里的幻想、理想、向往、希望，各种荒诞不经的、毫无道理的、愚蠢可笑的念头和圣洁的、崇高的、仁慈的、美好的情怀没有重量，不然，地球就会被形形色色的此类东西压得粉碎——人心里面装的东西要比人的肉体多若干若干亿倍！ 这真是个书呆子，不懂得如何生活的人，他写好电报稿，本来可以直接交给那女营业员的，但他却又去排了一次队。在队列中，当他意识到手中的提包的分量时，脸上突然出现了茫然的、不知所措的表情。原来，他刚刚从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里买了一大摞书。他掏了掏上衣的四个口袋和裤子的两个口袋，连钢槎谀诨姑挥写兆阋豢榍Ｋ歉鼋魃鞯娜*，旅费都锁在宾馆的小柜子里，出门身上很少带钱。怎么办呢？这九角钱既要打电报，又要做回宾馆的车费……“喂！”这次是那姑娘用呵斥的口气招呼他。 “哦，哦……我再买一张电报纸。” 他又向柜台里递去一分钱。姑娘啪的一声把电报纸拍在水磨石台面上，同时用俗话说的“卫生球眼”翻了他一下。 他又从物质的现实飞到虚无缘渺的精神世界中去了。每当这种时候，他的表情就不像平时那么呆板，那么拘谨，那么惶悚，脸上又浮起调皮的、甚至是略带自满自足、自以为是的笑意。他重新拟了电报稿，按最经济、最简明的原则，写了如下几个字：Ｌ市东环路胜利宾馆四楼钱如泉失黑炮３０１找第三次排队也挨上了他。他带着极不好意思的表情递进电报稿，仿佛他省了几角钱而使姑娘减少了收入似的。姑娘在电报稿上用圆珠笔点了一遍，惊讶地抬起头来，以一种很特别的眼光审视了他一番，似乎脾气又要发作。他的脸更红了，在柜台前忸怩不安。但不知怎么，姑娘终于隐忍住了，冷冷地告诉他要多少钱。在姑娘埋头开发票的时候，他连连摆手，用深感抱歉的口吻说：“不用了，不用了。”他不像有些出差的人，连八分钱邮票也要开张单据回去报销。这份电报纯属私人通信，要什么发票呢？他付了电报费，就拎起他一包沉甸甸的书，挤出人群，推开弹簧门走上大街，很快地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 第三章 以上是小说的第一章。写到第二章，我们就需要变换一下人物和场景。这就是所谓小说的章法。 现在我们来看这位邮电局的女营业员。这里又要声明，这位姑娘仅仅代表她“这一个” ——如黑格尔所说的，绝不代表全体可敬的邮务人员。鉴于经常会有“难道我们的什么什么是这样的吗”的文艺责难——不是文艺批评，这种声明是必要的。当然，她有她的真名实姓，但按的顺序她应该姓孙了，我们就叫她孙菊香吧。 孙菊香其实是个天真幼稚、模样俊俏的姑娘。她现在是坐在高高的水磨石柜台后面，如果她站起来走两圈，你会发现她的身段非常窈窕，自有天然袅娜的风韵。上中学时，她最高的理想是将来到文工团里去，她自信舞蹈、唱歌、表演都拿得下来，会成为一名全能演员。 但中学毕业后，投考艺术院校和本市的歌舞团都没有被录取，在家闲呆了一年。后来顶替她妈妈进了邮电局。由于她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人也活泼可爱，不久就从装邮袋、搬邮包的工作调到前台来当营业员。不过她并不喜欢这种工作。不管是装邮袋、搬邮包还是收电稿、开发票，她都觉得烦闷枯燥。 在平时，她是个迷人的、妩媚的姑娘，不但注意梳妆打扮，也很懂得运用自己的一颦一笑博得同志们和邻居的喜欢，所以人人都说她是个好姑娘。追求她的男青年不少，但她还想再等一两年才结婚。这样的年龄，正是女人的黄金时代。 可是，只要她一走进这间Ｃ市邮电局的营业大厅，坐在柜台后面这把人造革包的椅子上，就像被施了一种什么魔法似的，模样即刻变了：不只面若冰霜，并且态度生硬，和这间大厅里散发的那股特殊气味完全和谐地融为一体。今天上班，她本来就不痛快。百货大楼新到了一批外国进口卷发器：电吹风、电剪夹、电梳子等等全套才卖四十一块钱。盒子的装璜很漂亮，印着一个风骚的白种金发美女，柜台的“露布”上写道：“进货不多，欲购从速！！！”光那三个大惊叹号就够刺激人的了。吃早饭时，她跟妈妈商量，要买一套。妈妈大吃一惊，说是从来没听过搞“毛毛”的玩意儿要卖几十块钱的！她妈妈在五十年代初期参加工作时剪掉辫子，直到如今快六十岁了还是土话说的“二道毛”，从来没有在头发的花样上翻新过，嘟哝说：“那又不是碧玉簪，又不是金钗，要好几十块钱？！”而她的正嚼着油条的爸爸，一个土产杂货门市部的副主任，忿忿地说：“现在，只有搞投机倒把的人才有那么多闲钱买那种玩意儿！” 提案在家庭会议上没有通过，倒惹了一肚子气。上班来，她又听旁边管长途电话的姑娘说，那种电气卷发器昨天就卖完了。可见现在有钱的人还是不少。这更使她郁郁不乐，自怨自叹没能加入文工团。在演出单位，像这种化妆用品都是公家出钱买的。于是，她不自觉地就要在一件什么事情上发泄一下。憋着气办了几件平常的业务以后，一份这样的电报稿伸到她面前：Ｒ市西大街市文联众星散她把电报稿朝水磨石台面上一摔：“打电报，不能用隐语和雅语！” “请问，这怎么是隐语和雅语呢？嗯？”柜台外面的人用嘲讽的语气质问她。她抬起头：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白面书生，戴着一副式样新颖的宽边眼镜，穿一件米黄色的风衣。 风衣里是隐条花呢的西服和雪白的衬衫领子。从他的上身，她可以想象到他下身穿的一定也是笔挺的裤子和三截头皮鞋。她暗自思忖没有找对发泄对象，语气和缓了一些：“请你把意思写明白一些。” “还要怎么明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白面书生仿佛对她比对打电报还感兴趣，风度潇洒地跟她貌似说理辩论，而实际上是自我介绍起来。他是Ｒ市文联的编辑，来本市参加什么“诗会”的。这个“诗会”很盛大，全国有名的诗人都荟萃一堂，言下之意他也是位名诗人，Ｒ市有些业余作者也想来见识见识，但今天“诗会”散了，他打电报回去报告那些著名诗人已各奔东西，意思是叫他们不要赶来。 “打电话不是和写诗一样，要用最简洁、最精练的语言么？”诗人脸上挂着揶揄的微笑。“你难道要我写上‘著、名、诗、人、已、回、全、国、各、地、你、们、不、要、白、跑、一、趟、了’这么多字吗？要不，你替我拟个稿子吧！”诗人一面说，还一面诙谐地掰着手指头算字数。排在后面的人早就嫌她办事太慢，趁此发出了一片有倾向性的笑声。 听到诗人要她代拟电报稿，又见她张目结舌的样子，笑得更欢了。 如果是在公园里，在电影院门口，诗人的风度和外貌她还是很欣赏的。但偏偏他们是在这间营业大厅里，偏偏她被施加了某种魔法，偏偏她今天非常不愉快，再加上诗人的话引起了人家对她的嘲笑，这样，诗人的卖弄不但没有使她动心，反叫她更加恼火。她像被狗惹怒了的小猫，虎虎地说：“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你重写一张！”她顺手扔出去一张电报纸，“再交一分钱！” 诗人对女性都有细腻的审美能力。他起初对她完全没有恶意，不过是想趁“诗会”的余兴逢场作戏地开个小玩笑。但她冷若冰霜的面孔和寒风般的口气，却一下子激怒了这位生性敏感而又自尊心很强的年轻诗人。诗人也出奇地固执起来，脸色陡然一变，涨得绯红。他把那张电报纸又摔进柜台，坚持要按自己拟的电报稿发报；他还拍着水磨石台面说，他写的诗寄到大刊物的编辑部，都不允许编辑改动一个字的！ 毫无条理、东拉西扯地争吵了一会儿，总算在后面的人的催促劝解下平息了。当然是帮着诗人说话的多。孙菊香姑娘被奚落了一番，噙着眼泪收下了这份或者是“隐语”、或者是“雅语”的电报稿；诗人得胜，扬长而去。 我们这位赵信书同志正碰在孙菊香姑娘十分伤心、十分委屈、十分恼怒的时候去打那份叫别人看来莫名其妙的电报。 他第一次买电报纸时，孙菊香还没有顾上注意他，只一心想着要是我在舞台上，哪怕随便唱支歌，随便朗诵一段台词，下面也得鼓掌，而坐在这个倒霉地方，即使我态度再好，也有人找碴生事……。第二次，他又排着队来买电报纸。因为他个子瘦小，隔着柜台递那一分钱，胳膊要伸得老长，孙菊香一眼就瞄见他干枯得像公鸡趾的腕上戴着一块瑞士名牌的全自动双历金表。孙菊香是常逛百货公司的，知道这块表至少值十套电气卷发器的钱。这明晃晃的玩意儿和他的袖子、和他的胳膊完全不相称。又看见这个衣着寒酸的老家伙一副畏畏葸葸的、欲进还退的、目光张惶的神情以及放在柜台上的鼓鼓囊囊的提包，倒猛然想起她爸爸的庭训：“现在，只有搞投机倒把的人才有那么多闲钱买这种玩意儿！”就开始怀疑了。到他第三次捏着电报稿，带着一脸惶惶不安的神色交给她的时候，她一看电文，岂止什么“隐语”、“雅语”，简直是不折不扣的暗语黑话。她小时候听爸爸说，旧社会把鸦片不叫鸦片，叫“黑土”、“黑膏”；她妈妈有次生病，她爸爸就说过：“要是有点‘黑膏’就好了！”现在，走私贩子不是还把赃物叫做“黑货”么？孙菊香姑娘还最爱看电影，什么《４０７号谋杀案》、《Ｒ４之谜》、《３９级台阶》等等她都看过。她有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男朋友，还带她去看了几部内部资料的录相片，演的是《１１７在东京》、《女皇陛下００７》之类詹姆斯?邦德的特工故事。所以，凡是莫名其妙的数字都会使她联想到可怕的事情和某种特殊人物的代号。如果她没有和前面那位诗人发生过争执，她就会义正严词地呵斥这个家伙一顿，叫他重写或是干脆拒绝发这样的电文。可是，在一秒钟之内，她脑子突然机警起来，想起了那位诗人给她的教训，就按捺着报复的激情和为社会除害的冲动，不露声色地把这份电报稿收下来。而那老家伙连单据也不要，急急忙忙地溜出人群，更使她确信这份电报大有问题了。 到中午下班的时候，她把“失黑炮３０１找”交给了邮电局主管这方面事务的领导。 第四章 真糟糕！我们并没有准备写什么推理小说、惊险小说，不想搞无谓的噱头，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出乎我们的意外，似乎有向侦破小说发展的趋势了，所以我们得赶紧找到那位赵信书同志，弄清楚他发那封电报的意思，使我们的实录沿着生活的正常进程写下去，不要像拙劣的小说一样设置一个廉价的悬念。当我们按照那份电报稿最下一栏的发报人地址找到本市一家招待所的时候，赵信书正在一间乙级房间里闭目养神。 窗外，初秋的阳光和煦明亮，蓝天中没有一丝云影，微风不时地轻拂起绿色的窗帘；大街上传来隐隐的喧闹声和蓝天下最远处朦胧的、乳白色的雾霭，都仿佛在召唤人们出去畅游。是的，这是一个旅游的好日子；而这个历史名城又是有许多好去处的，从秦朝到民国年间，都给她留下了供后人凭吊的遗迹。可是这位赵信书同志对游览毫无兴趣。他搞的是技术工作，单调刻板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常规。而那种生活也恰巧适合他的性格。他昨天到达Ｃ市，明大一早要转乘长途汽车到一个和他工作单位同类的大工厂去参加现场会议。他可以有半天时间去参观一些名胜古迹的，但他情愿躺在床上不动。那么他有什么心思呢？现在让我们钻到他肚皮里去。 原来，他肚皮里是一大堆枯燥乏味的数字、方程式、机械图形、应用技术理论和许许多多我们不认识的外国字。啊，且慢，这里好像有一点微弱的亮光，像萤火虫似的在心头一闪一闪的。当我们爬到那里去，我们会发现那是一种友情的结晶体，虽然很微小，像芥子一般大，却使他这颗缺乏水分的心散射着蓝幽幽的光彩，怪不得他脸上有时会浮现出只有自己才能意会的微笑哩！现在让我们来研究研究这颗结晶体。 这颗结晶体是前两天才形成的。正因为他这颗心缺乏水分，和一块石头一样，所以这颗结晶体非常小，同时却又非常可贵。这是一个孤僻的老单身汉，身边没有亲人，工作单位里没有知心朋友；有的人历经政治运动越挨斗越胆大，有的人却看别人挨整也觉得害怕，他就属于后一种人，多年来是在自己作的茧中生活的。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就是喜欢下象棋。 但是在工作单位，他也很少和人交手。有些小青年倒挺喜欢下象棋，可是他讨厌一摆上棋盘，旁边就围来一堆人指手划脚，比对弈的双方还积极。他更讨厌那些小青年的油腔滑调，什么“走哇！走哇！前面是蓝色的天空……”嘴里还不停地哼着“啦呀啦——啦呀啦呀——啦——”身子同时像触着电似的颤抖，好像骑在马上一样，据说这一套是从一部日本电影和一段中国相声里学来的。他觉得这简直是对文明的娱乐的亵渎。他情愿闲时一个人埋头在棋盘上自己跟自己搏斗，也不愿参与那种集体活动。 这次，他从他所在的Ｓ市乘火车来Ｃ市出差，中途要在Ｌ市转车。在Ｌ市的那家胜利宾馆里，却碰上一位难得的棋友。这个人就是收报人钱如泉。他们俩当时住在一间客房里。钱如泉五十多岁，比他年龄稍大一点，但长得面白体胖，很是富态，行动举止也显得年轻活泼。他自我介绍说他是Ｃ市外贸公司的干部，在Ｌ市办点事还要去新疆。他出身贫寒，十二岁就被送到一家当铺当学徒，除了扫地倒茶递水烟，凭着他机灵的脑袋，还学了点识别古玩玉器字画的知识。这位外贸干部显然是个见多识广，善于结交，带点江湖派习气的人物。那天是星期日，Ｌ市又下着小雨，两个人闷在房里无处可去。钱如泉喝了二两大曲，中午觉醒来以后，伸了个大懒腰，先是有一搭无一搭地跟他闲谈，渐渐就天南海北地神聊起来：从秦砖汉瓦说到养花种草，从扬州八怪说到“四人帮”，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赵信书这个书呆了肚皮里除了Ｘ、Ｙ、Ｚ之外，社会常识其实贫乏得很，在这位几乎是无所不识、无所不晓的杂家面前，只有洗耳恭听、目瞪口呆的份儿。钱如泉这种老社会油子，是他那偏僻的Ｓ市很少见的，更是科技界里找不出的，在书呆子眼里，他无异于一部社会的百科全书，因而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兴趣和亲切感。这种情感，是一个孤独的人在寂寞的旅途中经常容易闪现出来的。 吃完宾馆里淡而无味的晚餐，钱如泉冒着细雨到街上买了一只烧鸡。看来这还是一个绝不让自己口腹受委屈的人。他撕了一只鸡大腿给赵信书。赵信书慌忙摆手拒绝了。他那拘谨的、木讷的模样，这时倒又引起了钱如泉的兴趣。从学历上讲，赵信书是名牌大学五十年代初期的毕业生，如今是工程师，但谈起天来这个人却又呆头呆脑地什么都不懂，连江青的丑闻和现在买布不要布票了都不知道。于是钱如泉诧异地问：“那么，你闲下的时候干些啥呢？总不能一天到晚啃书本子吧！”“……我有时候，也爱下个象棋。”他为自己的知识贫乏深感羞愧，期期艾艾地说。 “哦？下棋？”钱如泉躺在床上，一拍大腿。“我也能下两下子！可惜这会儿没有棋子。” “啊！我有，我有。”他突然兴奋了，脸上都泛出了血色。“我出差时随身带着象棋，呆着无聊，我就摆上棋盘研究研究……”说着，他拉开自己的旅行包，拿出一副四边贴着胶布的象棋盒。“要有你有兴趣，我们不妨来两盘。”他带着恳求的笑容对钱如泉说。“来两盘就来两盘。”钱如泉在床上盘腿坐起来。他中午觉睡足了，这会儿来了精神。他们把棋盘铺在两床中间的小柜上。钱如泉主动挑了黑子，说了声：“红先黑后，你先请！” 几招一过，赵信书就发现这位对手真是个样样精通的“博士”；在棋术上也出手不凡，变化多端。他对付得很吃力，下到半夜十二点，钱如泉胜局居多，而败给他的那两局，他看出来钱如泉也是为了保持他的面子，有意让给他的。一个人的棋风可以表现一个人的为人和道德水平，他更对这位外贸干部有好感了。“你说你‘研究研究’，”钱如泉咂咂嘴笑着说，“看得出来你老弟光会研究机器，还没研究过古谱《韬略玄机》和现代人谢侠逊编的《象棋谱大全》咧！这里面，学问大着哩！你看，就这一局来说……”他端开茶杯，把棋盘小心翼翼地转过来。棋盘上的残局，就是赵信书在电报局营业大厅里苦苦思忖的那种局面——自己已经明显地处于劣势。现在，由钱如泉走红子，来处理颓败的形势。 “你看，”钱如泉又拿掉几个红子，自信地说，“我就光下这几个子，你也难赢我。你别小看这老帅的战斗力，其实它的潜力很大，尤其是在残局结尾的阶段，可以说是‘不出九宫，决胜千里’。嘿嘿！跟‘文化大革命’里一样……不信，咱们就走着瞧瞧……”果然，赵信书换了占优势的一方，钱如泉还让了几个子，下到最后，还是一盘和棋。赵信书像见了爱因斯坦一样，对这位钱如泉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他也活跃起来。两人越说越投机，把一只烧鸡啃得精光。请注意，两个性格、学历、经历截然不同的人，结下的友谊有时会比同类人物之间的交往更亲密。赵信书对钱如泉是恨相见晚，他觉得这位见多识广的老兄在他面前陡地揭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钱如泉也豪爽地说，可惜自己还要去新疆，不然就跟他一起回Ｃ市，好好招待招待他。“我家里房子宽敞得很，还有一个小院；我老伴做得一手好饭食。”钱如泉感叹地说，“我年纪也不小了，这趟是最后一次出差；以后，我就呆在家里不出来，过两年，也该退休了。你说Ｃ市那个厂跟你们厂搞协作，今后你还断不了来Ｃ市。你来，别住招待所，就住我家里去。你不来，是看不起我！咱老哥儿俩好好聊聊，我带你到Ｃ市好好逛逛。我看得起你，别看你不会下棋，可老弟你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咱们国家的栋梁之材……”天快亮了，两人交换了通讯地址，才朦朦胧胧地打了个瞌睡。清晨七点钟，赵信书匆匆地洗漱了一下，打点起提包去赶开往Ｃ市的火车。钱如泉非要把他送到车站不可，拦都拦不住。“喏，你跟我客气啥？”钱如泉抢着拎起他一个小包，“我送了你，在车站吃点早点，正好去办公事。走吧，走吧！” 在月台上，两人终于依依不舍地分了手。 赵信书一辈子也没有和钱如泉这类人物交往过；同时，他觉得他在钱如泉面前那种呆头呆脑的模样，是决不会博得别人的尊敬的，但钱如泉却看得出来他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是咱们国家的栋梁之材”！那颗缺乏水分的心，被知音人的友情所滋润，在火车上，他几乎感动得流下泪来。石头的心不动情便罢，一动情就非同小可，不好收拾。他怎么也按捺不住要向这位知音人表达自己的思念的激情。 恰好，到Ｃ市住进招待所，他收拾旅行包的时候，发现他的那副象棋里丢了一颗黑炮。 这使他蓦地想起了他们科室里一位技术员有趣的轶事。 那位技术员是华南工学院新分配来的毕业生，外号“小老广”，是个活泼坦率、爱好文学的青年。今年年初，他去广东探亲，和他的对象热乎了一阵子。回到单位，跟赵信书此时的心情一样，急切地要向他的对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写信嫌慢，长途电话破费又太多，想来想去，他给在中学里教书的姑娘发去一份电报，仅仅两个字——“红豆”！既有情趣，又有不尽的言外之意。不久，未婚妻就来信了。“小老广”一点也不隐讳，兴高采烈地在科室里当众朗读了这封情书：“亲爱的：‘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同样，恐怕比你还深沉，还痛苦。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南国女儿，我就是家乡的‘红豆’……” 情书还有些肉麻的话，听的人全笑得前仰后合。只有赵信书一个人默默地坐在窗前，被那些情意绵绵的话所感动。办公楼前的山沟里，野桃花含苞欲放，柳树和槐树已经绽开了新叶；潮湿的山坳中，丛丛野草也开始向四周铺展开来——万事万物都说明青春长在，并且会周而复始，但他的青春却永远不会再现了！他在大学时，爱上了一位女同学，两人很要好，她在功课上多得他的帮助。然而毕业以后，她却嫁给了另一位男同学，一起去了贵州。使他最伤心的，还是她临走时跟一个女同学说：“赵信书是个好人，但是跟这种人只能交朋友，不能嫁给他。要是跟他结了婚，家庭生活肯定不会有什么乐趣！”那个女同学以老大姐的身份把这话告诉他，意思是劝他以后活泼些、开朗些、兴趣广泛些，却不料反成了对他致命的一击。从此，他在女性面前更加自卑、更加腼腆、更加没有男子气概了。再加上他分配来大西北的一个矿山，男多女少，阴阳失调，尽管他后来每月有一百多元的高工资，也没有和他相匹配的知识妇女垂青于他。 是的，大自然的青春能周而复始，而他呢，正如他在大学里曾听过的一首歌中唱的：“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复返！”“亲爱的”，这是多么动听的、令人心摇神荡的词！但不论在书信上，在耳边，都没有一个女性这样称呼过他。他那颗枯涩的心底泛起一种深切的悲哀，痛感到他这一生可说是白过了，没有一小时、一分钟值得他炫耀，值得他临死时留恋。 他暗暗地羡慕年轻活泼的“小老广”。“小老广”享受了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的幸福。而那种巧妙的、迅捷的、富有独特性和浪漫气息的表达思念的方式，也在他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这个被偶然建立起来的友情感动的书呆子，突然心血来潮，从“小老广”的“红豆”一下子联想到“黑炮”；同时，他的直觉也告诉他，钱如泉这个胖子是个海阔天空的人，如果他不主动去信，钱如泉一定想不起来给他写信的。于是，第二天吃完早饭，他就跑到大街上，先买了几本科技方面新出版的书，随后去邮电局打了那份电报。表面上是要钱如泉找找那颗棋子，或是给他寄来，或是保存着，待他下次来Ｃ市取，从此建立经常的联系，骨子里，却有种只可意会的罗曼谛克的情愫。这个书呆子活了五十多年没有浪漫过，这次浪漫了一下。可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这份电报差点叫他扭了腰，后半生爬着走。 第五章 写到这一章，我们又要声明，我们不想写什么侦破小说，所以即使写到公安保卫部门，不过是事情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照实记录了而已。我们刚刚说他“扭了腰”，也绝不是公安保卫部门给他造成的。总之，这篇小说的主题，和公安保卫工作完全无关。公安保卫部门忠于自己的职守，对下面报上来的案件，总要按法律程序调查调查。倘若确有必要继续追查，则要立案侦破，如果并没有异常情况，也就存档了事。现在，我们就照抄几份Ｃ市公安局要求协查的信函和复信吧。 Ｌ布公安局：本市邮电局报上一份发往你市胜利宾馆四楼钱如泉收的电文，全文是“失黑炮３０１找”。发电人赵信书，此人原住本市××部招待所，今日清晨已离去。请你们协查收报人情况。 Ｃ市公安局×月×日Ｃ市公安局：收到你局×月×日要求协查信函一件。去胜利宾馆调查情况如下：从登记簿上得悉，收报人钱如泉是你省外贸公司干部，赵信书是Ｓ市矿务局机械总厂干部。两人于×月×日同住四楼３０１号房间。第二日赵即离去，钱于×月×日订购火车票去新疆。目前３０１号房间已住进别的旅容。据服务员证词，在他们离去时，３０１房间内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遗失物品。Ｌ市公安局×月×日既然钱如泉就在本市，调查起来当然更方便了。第二天，Ｃ市公安局就收到省外贸公司人事部门报来的材料，全文如下：钱如泉，男，５８岁，本市人，家住本市平安巷４２号。 目前此人有妻子、三儿一女。除女儿尚在高中念书，其他家庭成员皆参加工作。该钱家庭成份城市贫民，个人出身学徒。１９５６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由私营企业店员转为国家工作人员。１９５９年任收购门市部副主任时，因下属盗窃还没有上交的宋代瓷器两件，以失职过错被撤去职务。１９６２年，因在收购时私自留下（即以公家名义收购，个人付款的方式取得私人所有权）翡翠板指一枚，受严重警告处分。１９６５年又因私自留下清代扇面一幅受行政记过处分。１９７６年以当时所谓“散布政治谣言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１９７８年平反出狱，仍任我公司职员。 １９８２年在香港商人走私古物一案（见８２?１４５号案件卷宗）中有牵连。但因他是经别人介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案犯请去鉴定古物的，仅与案犯吃过一次饭，没有直接违法活动，故未给予处分。此人经常被民间的收藏者请去鉴定估价古文物，以此收受礼品。只因该钱熟悉业务，我公司从工作需要出发，尚未对其采取措施。目前此人被派往Ｌ市与新疆两地出差。 这样，情况有点复杂化了。Ｃ市公安局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赵信书，就给Ｓ市公安局去了一封协查的信函。Ｓ市公安局转给了矿务局机械总厂人保科，责成他们调查答复。下面是两份函件：Ｓ市公安局：你市矿务局机械总厂干部赵信书于×月×日来我市，住我市××部招待所。×月×日赵在我市邮电局发往Ｌ市一份电报，给我省外贸公司当时住Ｌ市的工作人员钱如泉。电报全文是“失黑炮３０１找”。现将Ｌ市公安局协查信件与钱如泉的材料的复印件寄给你们。请调查赵信书的情况。 Ｃ市公安局×月×日Ｃ市公安局：你局×月×日要求协查的信函并材料两份收悉。 赵信书情况如下：男，５２岁，南京人，未婚，家庭成分旧职员，本人出身学生，未参加任何党团。１９５４年毕业于××大学机械系，１９５５年分配来我局。现为我局机械总厂设计室工程师。此人历史清白，在历次运动中皆未犯过错误，无前科可查。家中有母亲、两兄一妹，均在原籍，没有其他社会关系。他确系×月×日被我厂派往中央××部在你省××矿机械厂召开的现场会。行前，他曾请假趁便去南京探亲，我厂考虑他多年未归，在此地又是单身，故准予三十天的探亲假。现在假期未满，此人尚在原籍。如归厂后发现有异常情况，当即时函告。Ｓ市矿务局机械总厂×月×日 第六章 我们在Ｃ市大街随便盯上的这个人，竟把我们带到××矿，带到南京，最后带到Ｓ市这个偏远的山沟里来了，绕了好大一个圈子！他在××矿、在南京的言行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不必记他，且看他回到Ｓ市矿务局机械总厂以后的事吧。如果不节外生枝，赵信书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以后慢慢传出来，至多变成一个笑话，像“小老广”的“红豆”一样供大家一乐罢了。Ｓ市矿务局机械总厂给Ｃ市公安局复函中所说的“如归厂后发现异常情况，当即时函告”等语，不过是支应差事的套话，对赵信书这样的书呆子，谁也不会再去注意他。可是，这时偏偏有这么一件事，来了这么一个人，于是，在赵信书还傻头傻脑地盼着Ｃ市钱如泉给他来信的同时，他的背后，却展开了一系列有关他的紧张活动，光厂党委会就开了三次。Ｓ市矿务局从西德引进了一套机器。这套机器的安装、调试、运转都由机械总厂负责。去年年底，西德专家来洽谈过一次，现在，机器运来了，专家也跟着来了。按合同，他要指导安装，待试车成功以后才算完成任务。去年西德专家来，是由赵信书陪同当翻译的。因为矿务局的技术人员懂得英语、日语的虽然很多，而懂得德语的却只有赵信书这么一个宝贝。那么这一次，能不能再让赵信书去跟外国人接触呢？ 请注意，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但要把真实的地名人名隐去，还要把矿山的种类和机器设备的名称隐去。因为只要暴露一个实际名词，有人就能从某份内部通报上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这一来，对号入座的人就太多了。我们的小说也不叫小说，叫报告文学了。而报告文学是最难写的，批评也不是，表扬也不是，总会遭到“违反真实”的指责。并且，我们如果把技术上的事写得太细，不熟悉这种专业的读者读起来也会感到枯燥。幸好小说不是写机器，而是写人的；机器、技术的描写我们就从略了。感谢相声演员马季给了我们灵感，他在一九八四年迎春晚会上表演推销“宇宙牌”香烟，说是有一种新产品叫ＷＣ。这样，我们干脆就把西德运来的这套机器称作ＷＣ好了。现在，ＷＣ机器来了，西德专家汉斯（这也不是他护照上的名字，而是我们给他起的一个最普遍的德国姓，就像俄国的伊凡、中国的张三李四一样）也到了Ｓ市。还让不让赵信书去当翻译，厂党委会上煞费脑筋。 “老赵这个人我很了解，”新上任的厂长、原厂副总工程师李任重思忖着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说这个人缩手缩脚，工作没有魄力，不主动，不能独当一面，我是信的。可是我不信他会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名堂。这两天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就是为了Ｃ市公安局来的那封调查函件吗？我看，那也并不能说明老赵有什么问题。咳！……” 说到这里，李任重摸着剃得发青的下巴沉吟了。他瘦高个子，身材匀称，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如今已五十开外，两鬓已经花白，自当了厂长以来，性格也比过去稳健得多了。并且，他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反证，但此刻他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反证来证明赵信书没有问题；他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不能仅仅靠经验、靠直觉办事。于是他咳了一声后，沉默了下来。冷场片刻，厂党委副书记周绍文轻轻地叹了口气，绕了一个圈子说：“唉！现在，社会上要比过去复杂多了。我记得报上还登过这么一件事：南方哪个省的一个高干，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竟想把自己的女儿给香港的富商做小老婆。唉！真是……”“真是”什么，他也没说出来，言外之意是，社会比过去复杂了，人也会变得复杂起来，不能用过去的历史来证明此人现在不会出问题。李任重看了他一眼，觉得他这个论据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便没有理睬他的话，接着说：“我看我们还是早点决定吧，汉斯先生在Ｓ市已经住了三天了，总不能再拖下去。我的意见还是让老赵去试试，万一有什么问题……”“万一有什么问题”怎么办？这位新提拔上来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又傻眼了，自己也拿不出办法，只好焦躁地在皮椅上扭动了一下。 “真要命！这种事又没法表决的。”厂党委书记吴克功拍了拍桌子。在我们看来，他长得却有点像钱如泉，面白体胖，是个心地宽厚的人。他也觉得这种事情可笑，一面笑一面叹息。 “赵工这份怪电报真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不把它当回事吧，人家公安局都注意上了，那个钱如泉又是那么种人。把它当回事吧，赵工又是这么个老实头子……嘿嘿！……” 提到钱如泉，周绍文倒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用笔敲着记事本说：“哦，去年汉斯临走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不知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当时汉斯的确给我们出了些好主意，我们想表示表示谢意，送给他点什么。可是他说别的都不要，只要中国的一个小古董。这话也是赵工翻译的。后来，我们花了四十块钱买了一个仿制的汉朝瓦当送给他。他也不懂真假，高兴得眉开眼笑。买古董这事，我记得去年党委会的会议记录上有……”周绍文向来是绕着圈子说话，但他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总能使人听明白。果然，这种联想引起了党委成员们的注意，连李任重都警觉地皱了皱眉头：是不是这个书呆子真的受汉斯私下的委托，代买什么古董，这次趁出差的机会和Ｃ市的一个古董贩子挂上了钩，却卷进一件违法案件中去了呢？……“嗯，这事倒是有的。”党委书记吴克功点点头，又搔搔花白的短发，带着无可奈何的、会意的笑容说，“嗯，这里面，嗯，他们这里面，是不是……啊，有啥……哎，老郑，这个汉斯会不会说英文呢？要会说英文，事情就好办了。咱们厂好几个工程师都会英文哩，哪怕由李厂长抽出点时间来陪陪他呢。” 吴克功不愧搞过长期的政治工作，搔了搔头就想出了这个李代桃僵的办法。负责临时接待外国专家的郑副厂长埋在靠墙的沙发里，用不满的口气回答：“这事我早就问过他了。他会英文，可是他说他是德累斯顿人，在国外，他向来不用英文说话。” “啥？德累……”吴书记诧异地问，“那不是德国？那跟不说英文有啥关系？会英文，又不说英文。这，这里面……”在这方面，吴书记可又胡涂了。郑副厂长懒得跟他解释，埋在沙发里喝茶。显然这位副厂长、党委委员有自己的看法，如果采取表决的话，他是会投赵信书的票的，但他却不愿在会上表态：管他呢！书记厂长决定谁去当翻译谁就去吧！ “德累斯顿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美国空军炸了个一塌糊涂。”李任重见吴克功的窘态，看不过去，耐心地告诉吴书记。“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汉斯才不在国外说英语。这也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 “何止于一塌糊涂！当时汉斯面红耳赤地说，他的父母就是被美国飞机炸死的！”李厂长说话了，郑副厂长才用激烈的口气补充了一句。他们俩的关系有点别扭。可正因为关系别扭，才能从反面激出话来。 吴克功总算明白了，但又搔开了头。会议僵在这儿，和前两次一样，无法进行下去。 “哎！老郑，他跟你说这话的时候是用英文还是用德文的？” 周绍文灵机一动，想到了妙计。但他还是不愿直接说出来；他要引导别人往他的妙计里钻。 “德文。”郑副厂长眼睛都不看他，仅仅吐了两个字。 “那么，”周副书记面带微妙的笑容，“他说的是德文，你怎么懂得的呢？”“我怎么懂的？我前天不就汇报过了么？我只好从省社会科学院借了个新分来的大学生！”郑副厂长的潜台词是：你别的事情记得倒挺清楚，前天的事你却记不得了！ “嘿嘿！”周绍文点点头，眼睛横扫过会议桌，朝大家一笑。意思是：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李任重当即明白了，但他觉得这个办法不妥。可是这时候他的脑子被古董、钱如泉、“黑炮”、汉斯、赵信书和“社会比过去复杂了”等等所干扰，乱成一团，也没有表示异议。吴书记两眼还瞪着周绍文，不太懂得这位副书记的圈子。至于郑副厂长，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个会上。他当了多年的副厂长，工作勤勤恳恳，没犯过大错，可是这次调整班子，他还是副厂长，却让李任重当了正厂长，所以他抱定了冷眼旁观的态度。这时，管财务的王副厂长忍不住了，皱着眉头拍了拍记录本。“行啦，行啦！”他不耐烦地说，“我看我们也别再讨论了，就照周副书记想的办法办吧。老郑，既然你已经请了一个翻译，那就请到底算了。咱们顶多给他单位付点借调的劳务费和出差费，要不了多少钱。我告诉你们，Ｓ市的招待所愣敲竹杠，一套特级房间一天要我们四十多块钱；机器还放在车站的仓库里，每天又要付钱，过期不取还要罚款！咱们坐在这儿讨论，人民币可是不停地朝外淌哩！” “嗯，老周的办法倒是个办法。”吴克功终于恍然大悟，高兴地说，“既然请了一个大学生来，就让他一直陪同当翻译好了。老郑，你再跟省社会科学院商量商量，把这事定下来。至于赵工呢，”他把脸转向厂长李任重，“咱们也别难为他，还是要注意知识分子政策。你想，要是他没啥问题，我们不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对他也没啥妨碍；要是他真有啥问题呢，我们让他跟那个德国人接触，不是倒给他提供了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反而害了一个同志么？你说，是不是这样？” 李任重看着吴克功笑眯眯的脸，觉得这位党委书记抱的态度还是与人为善的，心里不觉有些感动。“好吧，”他点点头。“我们目前也只有这样做了。” 事情总算在第三次党委会上定下来：赵工靠边，找人顶替，赶快去接汉斯。 第七章 你在大街上找的这个最平常、最普通、最不起眼的赵信书，现在却引出个很不平常、很不普通、很引人注目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了。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复杂，人与人之间就有着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是你有工夫捣腾，你很可能从那个卖烧鸡的个体户身上找到他是哪一个皇帝的皇亲国戚的线索。汉斯由郑副厂长和那位大学生陪同来到机械总厂，下了小轿车，吴书记、周副书记、李厂长把他迎进由会议室临时布置成的客厅。双方握手致礼，嘻嘻哈哈地寒暄了几句零七八碎的话，大学生也无法翻译。坐定之后，汉斯很高兴地叽哩咕噜说了一通，大学生在一旁凝神倾听，随即面对大家说：“他说，他非常高兴再次来到中国；这次来，算是和老朋友见面了。他对厂方对他的招待表示感谢。他说，你们太客气了，他已经在北京游览过了，这次，你们又让他在Ｓ市休息了好几天，等于度了个假期。他认为Ｓ市是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他对中国在短短的几年里取得的成绩表示敬佩。他还说他想早点开始工作，最好是下午就工作。” 听了这番话，李任重松了口气。他不是因为汉斯感到满意松了口气，而是觉得这个大学生翻译得还算流利。 “哪里，哪里！”吴克功微笑着说，“汉斯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嗯，支援我们……我们理应招待的。要是汉斯先生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不必客气。” 大学生别过脸去，向汉斯译了吴克功的话。汉斯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子，朝吴克功点了点头，意思是感谢他的好意，又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大学生听了，白晰的面皮上突然泛起红晕。按顺序，大学生应该姓冯了，我们就叫他冯良才吧。他中等身材，衣着入时，戴一副黑边眼镜，是个初出校门的年轻人，第一次跟着外国人当翻译，态度还不太自然。“他说，中国人是非常讲礼貌的民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他非常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他问你们厂有位姓赵的工程师，赵什么……按音译是赵、新、树，这位先生在哪里，他希望让他来当翻译。他说，他上次来，就是这位先生当翻译的。” 听了大学生的翻译，吴克功竟也像大学生一样，态度不太自然了。他干咳了一声，眼睛瞅着大学生说：“嗯，是有这么一位赵——赵工程师，他叫赵信书。不过——不过，他现在不在这里，调到别的工厂去了。” 说完，他挨个儿地看看其他人，仿佛是征求意见：我这样答复对不对？其他人都没有表态，在沙发上端坐着。 冯良才把吴克功的回答告诉汉斯。汉斯耸了耸肩膀，摊开两手，说了几句话，冯良才翻译道：“他说，他表示遗憾。他说，这位赵先生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很诚实的人，他和他在那十几天中结下了友谊。他要求你们代他问赵先生好。”“好的，好的，”吴克功连忙答应。 “我们一定把他的话带到。”宾主又谈了一会儿，商定第二天开始工作。吴克功等人就送汉斯到招待所休息。招待所新布置了一套客房，和汉斯上次来又大不同了。服务员全是本厂职工模样长得比较秀气的子女，替客人沏上热腾腾的香片茶。汉斯环顾了房间的设备，连连用刚刚学来的中国话笑着说：“顶好！顶好！谢谢！谢谢！……” 从招待所出来，吴克功也很高兴，说：“嗯，我看这个大学生也不错，翻的话也挺快，都不带打嗝的。”郑副厂长低着头，没有搭话。李任重在考虑明天的工作安排，也没有说什么。只有周绍文意味深长地说：“嘿嘿！这个外国人为什么对赵工那么感兴趣？一来就夸他，还要叫他来当翻译呢？” 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却如雷贯耳，旁边走的三个人都掉过脸来盯着他。吴克功的一团高兴被冲到九霄云外，心头还罩上了一丝阴影，李任重肚子里暗自嘀咕：“这个搞政工出身的人，果然有头脑，幸亏我昨天没有坚持……” 第八章 且不说这四个人心事重重地走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外国人是怎样想的吧。写小说不但要钻到中国人心里去，还要钻到外国人心里去。汉斯身材高大魁梧，如今已年过五十，开始发胖了；金黄色的头发淡了下去，变成了亚麻色；有皱褶的皮肤红通通的，还很滋润，要不是罩着一层汗毛，就和煮熟了的胡萝卜一样。他的行动还带有年轻人的敏捷，这是长期坚持体育锻炼的效果。这些天，他的确在Ｓ市呆腻了。这里没有夜总会，又没有体育馆，电视上演的节目他全听不懂。由郑副厂长和翻译陪同逛了两趟大街，他看出来连这两个中国人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消遣的了。但是他又不明白为什么还不让他开始工作，对中国人的慢节奏，他感到莫名其妙，然而又不便问，只好成天坐在特级套间里喝啤酒。啤酒是青岛出的，比德国啤酒和美国的罐装啤酒都好，这才把他暂时稳住。今天来到机械总厂，知道老朋友赵信书已调走了，他就想赶快干完活，早点离开这个没有意思的地方，在公司给他限定的出差日期里，余下几天到中国南方去逛一趟。 他和赵信书怎么建立起的友谊呢？现在让我们顺着他的回忆追溯上去。原来，他去年冬天被公司派到这个矿务局机械总厂洽淡业务，一下火车，就听到一口很纯正的德国话招呼他。对一个离家万里的人来说，这首先就使他感到十分亲切，消除了他在漫长的旅途中的寂寞感。而这位能说很纯正的德国话的人，又是一个瘦小的、文质彬彬的、脸上总带有一种很羞涩的笑容的中国人。赵信书的外貌在我们看来是最平常的、最普通的、最不起眼的，可是在外国人看来，这却是一副典型的东方人的形象。汉斯从小到大，在德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的书籍上，经常看到画着这种单眼皮、黄皮肤的人的插图。于是，他像见到了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把把赵信书搂进怀里，两人着实亲热了一番。 赵信书第一天来接他，穿的是自己的涤卡棉制服，外面穿了一件在Ｓ市的冬天离不开的军绿色老羊皮大衣。把汉斯接回厂里，在宴请汉斯的酒席上，吴克功忽然发现我们的工程师和汉斯比较起来穿得太寒伧了，有失国体。宴会以后，就叫王副厂长去想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买套西服来，把赵信书打扮打扮，以壮声威。王副厂长连茶也没有喝，赶紧坐小轿车进城。但是，西北的这座中等城市在当时还没有一家商店出售西服，挂的都是灰色、蓝色、黑色的棉中山装，还不如赵信书本人的衣服。幸好王副厂长的女儿是Ｓ市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她给爸爸想了个办法，去文工团向一个小个子演员借了一套演出服。王副厂长连夜赶回机械总厂，和吴书记一起来到赵信书的宿舍，硬要赵信书穿上。赵信书涨红了脸，扭扭捏捏地不肯穿，说：“汉斯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他还佩服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艰苦朴素哩。他说，要是外国的工程师处在我们这样的生活水平，是受不了的……再说，我从来没有穿过西服，我还是穿自己的衣服习惯……我，我的确不愿意这样做……” “哎！”吴克功说：“他不在乎，我们可要在乎呀。赵工，你现在不是代表你自己，是代表我们国家跟外国人打交道。你看，我、老王，这不都换上料子服了吗？你当我愿意穿？ 这件衣服的领子做小了，也不知道是我胖了，”说着，他扭了扭脖子，“你看，箍得紧紧的，还不如我穿大棉袄舒服哩！可是，我们得识大体呀！习惯嘛，穿穿就习惯了。来吧，来吧，穿穿试试。”赵信书从来没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意见，尤其在领导面前。他勉强地穿上了演出服。吴书记和王副厂长像两个服装设计师一样，把他拨来拨去地看了看。 “嘿！好！”吴书记笑着拍了拍巴掌。“这你在外国人面前一站，才像那么个样子！” “正合身！正合身！”王副厂长也笑着说。这一下午他总算没有白跑。西服有了，还没有大衣，总不能里面穿这样讲究的西服，外面穿那件军绿色老羊皮大衣吧。吴克功苦苦地想了一会儿，突然高兴地说：“有了，我老伴刚给我做了件二毛皮、礼服呢的大衣，我还没穿过。我这就叫司机去拿。” 大衣可不怎么合身。吴克功身材跟赵信书一般高，但要胖得多。吴书记和王副厂长想了想，只好对赵信书说：“这么着：你要出门，就把大衣披上，进了房子就脱下来。屋子里嘛，反正有暖气，不冷的。” 第二天一早，赵信书就土洋结合，里面穿着西服，外面裹着吴书记的二毛皮大氅，顶着寒风来到汉斯的住处。招待所里暖气果真烧得很热，赵信书进了门就扒下了大衣，露出舞台上的演出服。汉斯刚刮完脸，从卫生间里出来，见了他，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嗬！赵先生，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漂亮？是在这Ｓ市做的么？”赵信书这个书呆子一辈子不会撒谎，并且心里对这种做法也有隐隐的反感，苦笑了一下，竟脱口说道：“不是的。这衣服不是我的，是我们厂借来的。你一走，我还得还人家。”汉斯听了哈哈大笑。但从这点，他更认为这是个诚实可信的中国人，具有东方人固有的美德，而且还有别人不易发现的幽默感。他亲热地拉着赵信书在沙发上坐下，喝着他带来的速溶咖啡聊天。 他问赵信书的德语是在哪里学的，赵信书告诉他那还是在大学里，他的教授是三十年代留德的学生，曾得过德国的博士学位。“那么，你那位可敬的教授在德国上的哪所大学？” “汉诺威大学。”“啊！”汉斯兴奋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我也是汉诺威大学的。他是三十年代毕业的；我是五十年代毕业的。他是我的前辈了。想不到我在中国能够和我前辈的学生见面。赵先生，在中国，我们两人的关系应该算什么关系呢？” 赵信书想了想，在中国，这算不上有什么关系，连师兄弟关系也算不上。但他不愿意让汉斯失望，说：“在中国，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同学关系。” “对的！对的！是同学关系！”汉斯高兴得又和他握了握手。两个人的关系更亲密了。 赵信书在钱如泉面前显得呆头呆脑，社会常识很贫乏，但他毕竟虽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年知识分子，与汉斯比较起来，对中国的风俗人情、地理历史当然要知道的多得多了；他又能用很准确流利的德国话向汉斯作介绍，甚至能讲一些有趣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在汉斯眼里，他简直成了个知识非常渊博的学问家。在工作中，汉斯还发现赵信书对本行业务也很精通，虽然对现代的科技发展不太了解，但基础知识比自己还要扎实。工作的最后阶段，汉斯终于推心置腹地向赵信书说了实话：“赵先生，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买我们公司的ＷＣ机器。这种机器其实已经很落后了，在非洲都很难推销出去。你们应该买另一种机器——ＷＣＬ３３４，那才是最先进的。 你们买了ＷＣ，对你们采矿业的帮助并不大。” “唉！”赵信书摇了摇头。“我一看图纸和说明，已经知道了。但是，买什么机器，不买什么机器，不是由我们技术人员决定的。”“那由谁来决定呢？由那位姓吴的政府官员吗？” “不是，”赵信书看了汉斯一眼，“他也决定不了，厂长也决定不了。那是由上面决定的。” “上面？那你可以建议呀！”汉斯热情地说，“我把这信息透露给你，你去建议，不是更能取得你们政府官员对你的信任吗？”赵信书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你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局里召开的一次会上提过了类似的意见。但是局里说，我没有到过外国去，怎么知道外国采矿机械发展的情况呢，又说，上面已经基本上决定了，我们照着办就行了。上面不重视我的意见，我，”他也学汉斯耸了耸肩膀，“没有办法。” 汉斯当然更“没有办法”，只得撇开不谈，叫他介绍他们的家乡——长江以南的风景了。 第九章 以上一章，在小说技巧中叫做倒叙，或是倒插笔。下面，我们再接着第七章记录下去。 第二天，汉斯脱下西装，穿上厂里为他准备的工作服开始工作。ＷＣ机器已经由大卡车、起吊车运到矿场，头两天是拆箱搬运，大学生冯良才的翻译还能应付。到了安装阶段，冯良才当翻译就越来越感到吃力，而汉斯的火气也暴露出来了。也不知汉斯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还是因为当翻译的不是赵信书，他心里不痛快，抑或是他想早点干完赶快逛江南去，总之，只要冯良才稍不如他意，他就会火冒三丈。两个人经常闹点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小矛盾。 一次，汉斯带两个工人仰卧在机器下面，叫站在旁边的冯良才拿个“Ｋｕｇｅｌ”来。 “Ｋｕｇｅｌ”一词冯良才学过，是“子弹”的意思。他也奇怪钻在机器下面的汉斯这时候要颗子弹干什么，但又怕问多了汉斯发火，就叫一个小工人去找子弹。这个小工人是学徒，刚刚进厂，什么也不懂，心想：“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吧。”工地上当然没有子弹，小工人就跑到民兵指挥部去。管武器弹药的人还要叫他去领导那里批张条子来。跑来跑去，等小工人拿着一颗步枪子弹跑回工地，汉斯早从机器下面爬出来了，一面用棉纱擦手，一面向冯良才大发脾气。“Ｋｕｇｅｌ！Ｋｕｇｅｌ！”汉斯指着机器旁边一堆钢球，朝冯良才瞪着眼睛大喊。下面还叽哩咕噜了许多话，四周的工人也听不懂，反正觉着不是在表扬他。 当着许多工人，冯良才决心维护自己的尊严，红着脸跟汉斯顶起嘴来。两人指手划脚地叽哩咕噜了半天，汉斯才告诉他，“Ｋｕｇｅｌ”一词在德文里不但指子弹，也指金属制的球和轴承上的滚球。“你不行！”汉斯直摆手，“你不能当翻译！你比赵先生差远了。请你去跟你的领导人说，再把赵信书先生调回来。你们中国的企业不都是国营的吗？人员调动要比我们西方容易得多。去！请你去向政府官员说，就说这是我的要求。那位吴先生不是说过，我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出来吗？” 吃完中饭，冯良才就气乎呼地跑到郑副厂长的家里。他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从小娇惯到大，“文化大革命”中家庭也没有被冲击过，哪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毕业后，看着别的同学有的留校，有的分配到京津沪穗等大城市，偏偏把他这个学德文的分配到西北来，他本来就一肚子气，不愿在这里呆哩。“郑副厂长，”冯良才板着面孔说，“那个汉斯向你们提出要求，要把姓赵的工程师调回来给他当翻译。” “怎么？”郑副厂长给他端来一杯茶，放在茶几上，向旁边的沙发上一指，“你先坐下。你翻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慢慢说。”“困难嘛——”冯良才脑子转了转：他还不能承认有什么困难。在学院里，他考试的成绩都不差，现在，一般的口语翻译也很流利，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于是他这样说：“困难倒是没有什么困难。只是，你知道，说外语的人应该和翻译合作、配合。要是两人合作、配合得不好，多好的翻译也不行！我看那个汉斯和那个姓赵的工程师一定能配合；大概赵工程师也摸到了汉斯说话的方式，有了经验。把赵工程师调回来给他当翻译，对工作也有利些。” 郑副厂长是个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他肚子里早就一清二楚。但冯良才自己不愿承认有困难，他也不便把问题捅破。 “那你就好好争取和汉斯合作、配合嘛。人家是外宾，是我们请来的，小冯，你不能耍小孩子脾气哟！外国人不像我们中国人，在工作上，人家是不讲什么交情的。有时候，你也会受点委屈。那没什么！年轻人嘛，磨练磨练对你也有好处。”“我倒不怕受委屈，其实汉斯对我也没什么过不去的。”他虽然气得要命，还是要掩盖他和汉斯的磨擦。领导如果知道汉斯对他不满，准认为是他的过错。“我只是觉得，要把赵工程师调回来给他当翻译，他们两人投脾气，工作会进展得顺利些。再说，这也是汉斯本人提出的要求。”停了停，他又问，“赵工程师调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调他有什么困难？” 郑副厂长喝了口茶，沉吟了一会儿，忽然用感慨的语气说：“唉！调他有什么困难，什么困难也没有。哼哼！赵工哪儿也没去，就在我们厂里，可是现在领导上还不能让他和汉斯接触。”“啊！”冯良才一怔，诧异地问，“那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我也莫名其妙。”郑副厂长侧过身子，面向着他。“小冯，‘为什么’你也别问了。总之，我们是相信你的。”郑副厂长把重音放在“你”字上。“将来你就知道，要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是最困难的。你还是继续去当翻译吧，有什么困难，努力克服。你别小看在我们这儿当十来天翻译。送走汉斯，你完了事，我们就以局的名义给你们社科院写个鉴定和感谢信。这个，对你将来的提级、评定职称，用处可大哩。你好好干，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冯良才不明白不让姓赵的工程师和汉斯接触的个中奥妙，但根据经验，他想这个中国人和那个外国人之间一定有什么勾当。要不，为什么汉斯非要姓赵的跟着他不可呢？同时懂得了在这里当临时的翻译对他的前途还是有好处的，只得按捺着性子，继续跟在汉斯后面。 一下午相安无事。第二天，在安装工作中，碰到了一个技术名词，冯良才又错译成别样的东西，工人给汉斯搬了来，汉斯看见，再次大发脾气。 “冯先生，你是不能搞技术翻译的！”汉斯不客气地手指着冯良才。“技术翻译和一般翻译是不同的。我请你去提的要求你提了吗？为什么还不把赵先生调来？” 冯良才不是个甘居人下之辈，又容易冲动，面对着汉斯，不卑不亢地说：“我已经把你的要求转告了厂领导，但是他们没有答应。汉斯先生，据我所知，赵先生并没有调走，还在这个厂里。”意思是，你就凑合点吧，人家不让那个姓赵的跟你接触；你们俩搞的什么名堂，你应该自己肚子里有数！ “哦？”汉斯疑惑地瞪起蓝色的眼珠。“他还在这个厂里？他没有调走？那为什么不派他来跟我一起工作？走！请你带我去见你们厂的负责人，我当面去提出要求。” 冯良才没有料到汉斯有这一手。看着汉斯毫不心虚、理直气壮的神情，他不得不去了。 但他不能带汉斯去找郑副厂长，因为赵信书没调走的秘密是这个厂长透露给他的，闹不好，会把他装进口袋里。于是他带汉斯去找李任重。 在厂长办公室，李任重客气地接待了他们。坐下之后，汉斯说了两句话，冯良才这样翻译道：“李厂长，我听别人说，赵信书并没有调走，我希望你们能让他来跟我一起工作。”汉斯原话是“听这位先生说”，冯良才翻译成“听别人说”。 李任重却用英语直接问汉斯：“汉斯先生，是不是这位冯先生在翻译中有什么困难，使你不太满意。啊，你可以用德语回答我。” 汉斯瞥了冯良才一眼，耸了耸肩膀，说：“你问冯先生吧。” 这话是不用翻译的，从汉斯的表情上也能看得出来。冯良才见李任重的英语很好，又是位技术人员，就很坦率地说：“李厂长，你是科技人员，又懂外文，你也知道，科技翻译和一般翻译不太相同，那里面有许多专用的术语；德语中一词多义的情况又很多。我不是搞你们这项专业的，我在大学里学德语时从来没有读过这种专业的教科书，调到我们省社科院，只译了几篇德文的哲学和社会学资料。所以我本人也觉得有一个专家来跟汉斯在一起工作比较好些。” 李任重抿了抿嘴唇，思忖了一会儿，对冯良才说：“这个我早就知道，让中国专家随同外国专家工作，当然要比你当翻译合适得多。可是，赵信书同志手头还有很多事没完，不能马上把他抽出来。你就这样给汉斯解释，说一旦赵信书那边的事办完，即刻调来同他一起工作。小冯，这些日子，请你一定要仔细一些，在外国人面前要虚心，至少人家比你的德语要强得多，不清楚的地方，你多问人家两遍，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嘛。好不好？” “我——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冯良才垂下眼睛，歪着脑袋说，“只是汉斯有这样的要求，提了几遍了，从一来就提出过，我怎么跟汉斯解释？一会儿说赵工调走了，一会儿又说没调走，只是有别的工作。李厂长，要是赵工有什么问题，不能让他跟外国人接近，就干脆告诉汉斯好了。这样也能使他断了那个念头，跟我配合得比较好些。” “哎！你决不能跟汉斯那样说，”李任重急忙说道，“赵工什么问题也没有！并没有不让他跟外国人接近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能跟外国人撒谎。赵工没调走就是没调走，他现在正忙于其他工作。小冯，你再干几天，如果技术翻译上有什么困难，你直接找我好了，我们一起研究。唉！我要不是当了这个厂长，成天忙着企业整顿，开会学习，我就和你一起跟他干，把这套ＷＣ机器摸一摸。但是……你看，我一天到晚忙得看点技术资料的时间都没有。真是……” 两个中国人用单音节的汉话抑扬顿挫地说了半天，汉斯在一旁也听不懂，但从表情上看出来两个中国人都很为难。最后，冯良才告诉他，赵信书先生的确没有调走，仍在本厂，可是他现在担负了别的工作，待那项工作一完，马上就来给他当翻译。汉斯也无话可说了，站起来告辞。 “汉斯先生，”李任重送汉斯出来，用英语对他说，“这位冯先生刚从大学出来，又不懂我们的专业，所以，还要请你在术语上多给他解释。他是个年轻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你原谅他……”汉斯点点头，“呀、呀”地表示答应。然而，他心里总觉得，中国人的礼貌后面，隐藏着什么东西没让他知道。 第十章 送走汉斯，李任重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前沉思起来。他比谁都懂得应该有个专家来跟汉斯一起工作。这不单单是个翻译的问题，还便于ＷＣ机器今后的维修；如果这套机器的确既先进又不复杂，自己厂说不定还能仿造。他也完全信任赵信书这个人。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对这个人再不认识，真是笑话了！但是，那“失黑炮３０１找”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跟那个值得怀疑的什么钱如泉挂上钩的呢？这么一个稳重的人有什么必要急急忙忙用电报和一个古董贩子联系呢？……种种疑点糅合成一个疑团，他想来想去想不通。他决定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亲自去了解了解。 吃完晚饭，在家人们都围在电视机前面的时候，他出了门，徒步向单身职工宿舍区走去。矿山上骑不成自行车，他爬了好几里坡路。一面走，还一面低着头回忆赵信书这二十多年来的表现。脑子里和演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闪过，但除了“黑炮”事件，再没有找到这个书呆子一点可疑的地方。 第十一章 以上是简短的一章，在小说中是必要的过场。现在我们再跑回赵信书那里，看他在干些什么。 这是间和招待所客房一样的住房，开开门就是长长的走廊，门上还编了号码。房间有十五平方米，一对带茶几的简易沙发，一张写字桌，一张单人床和两个大书橱就挤得满满的，但收拾得却很干净整齐；墙上的空间也利用了，挂着三角板、直尺之类绘图器具。老单身汉不像小单身汉，多年的独身生活使他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从Ｃ市回来，受了钱如泉的薰陶，他居然还弄了两盆花放在窗台上，一盆文竹，一盆吊兰，其实不算是花，而是草。 前十天，厂里忽然把他从设计室抽出来，要他到二十里路以外的一个矿场作“现场指导”。那不属于他的工作，他并不能帮什么忙。但他还是服从调动，按时去上班。上下班都有交通车接送，可是下了班必须在那个矿场吃饭，因为到他回来的时候，这边的食堂已关门了。所以，他每天都很晚才能回“家”。这天，他下班回来，翻了翻带回来的资料，见没有什么可办的，就把棋盘铺在茶几上，照着从南京买回来的一本《象棋谱大全》，一个人研究起棋局来。 他正在研究第二局——“双炮双士胜炮双仕”，李任重敲门进来了。“啊，老李，你怎么来啦？有什么事？”他很惊讶。李任重从来没到他住处来过。一个有家室的人是很少到单身汉那里串门的。“没什么事，”李任重跟他握了握手，“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你。”他请李任重坐在沙发上，沏了一杯从南方带来的茶，递到厂长手里。两个随便扯了几句，李任重问：“汉斯来了，正在安装ＷＣ，你知道吗？” “知道。”他心里想，也许又要调我去跟汉斯一起工作了吧。他很希望去，见识见识ＷＣ究竟“先进”到什么程度。 “你去找过他吗？”李任重把茶杯放在茶几上，瞥了棋盘一眼。“找过。第一趟去，招待所的人说不在。上个星期天去，看门的老头子叫我不要再去了，说周副书记告诉过，汉斯这次来是干活，除了那个姓冯的翻译，谁也不要放进去，免得打扰他。这样，我就没有去了。” “嗯，是这么回事……”李任重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但没有说下去。“老李，”赵信书恳切地说，“汉斯上次来，跟我坦率地说过，ＷＣ其实是很落后的东西，在非洲都推销不出去。买这样的机器，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上次你出差去了，我在局里的会上提过，可是……”下面，他谨慎地把话咽回肚子里。 “唉！”李任重又端起杯子喝了口茶。茶叶很好，和ＷＣ一样，也是Ｓ市买不到的。 “这是局里弄来的，我没插手。你知道，我们出国采购的人里面，有一些根本就不懂专业，不是看需要，而是看手头有多少外汇来买东西的；什么东西便宜买什么……东西既然已经买来了，那就安上吧，至少它还能干活，是不是？”沉默了一会儿，李任重蓦然想起来：“哎，他怎么会把这种话告诉你呢？我听局里的人说，汉斯还口口声声说ＷＣ如何如何先进哩！” “哦，”赵信书呆笑道，“那还不是混熟了，他是把我当作朋友才说的。”“那么，” 李任重紧盯着他问，“他是不是曾经托你办过什么事？私人的事？”“没有，”赵信书断然否定，想了一想，又说，“没有！” 从他的神态上，李任重看出来他说的是实话；从多年的经验上，也深知这个人不会撒谎。李任重松了口气，同时更觉得这个人老实得可怜；不让他去当翻译，他也不问个所以然；有意隔离他和汉斯，他也看不出来个迹象，还一个劲儿地为ＷＣ先进不先进的问题操心。 李任重默然地又把茶杯放回茶几。这时，他注意到了那副棋盘。他心中一动，俯身在上面细细地看了一遍，发现棋盘上有一颗棋子，是由一个牙膏盖代替的，他急忙问：“老赵，这个牙膏盖是颗什么？” “哦，那是个黑炮。”“你是丢了颗黑炮？”“嗯，这趟出差丢在路上了。” 书呆子莫名其妙厂长问这些闲事干什么，而李任重却是厂党委委员，他无权把党委会上议论的事泄露给当事人。这样做，是违犯组织纪律的。在一瞬间，他自持地稳住了神色，沉静地靠回沙发上，笑着说：“老赵，你还喜欢下棋啊？” “嘿嘿！”书呆子讪讪地笑了笑。“没有事的时候，下两盘消磨消磨时间。”李任重还是在上小学时下过棋，只知道“马走日字象飞田”。以后四十年来不是忙于学习，就是忙于工作，忙于家务，如今工作担子更重了，他对这项娱乐更失去了兴趣。他已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就抬起眼睛四处看了看。他发现这间房间虽然收拾得很整齐，书籍杂物都放得井井有条，却不知怎么，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里有一种让人看不见、摸不到、说不出的冷清、寂寥、落寞和没有勃勃的生意。就连窗台上那盆吊兰和文竹，也是死样怪气的、蔫蔫乎乎的，仿佛是它们不愿来，而是被主人拼命地把它们拽了来似的。 这里缺少什么呢？似乎什么都有，一应家具齐全，可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李任重端起杯子慢慢呷着茶，琢磨了一下，才猛然想起来：这里缺少一个女人！ 是的。他自己从学校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入了党，夫妻双双来到这个偏远的矿山。那时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新婚夫妇的日子过得还很快活。以后有了孩子，一个、两个、三个，现在每晚围在电视前的已经是一大家子人了。 而眼前的这个书呆子呢？比自己还早毕业两年，到这里的时间比自己还长。可是多少年来他都是在这种冷清的、寂寥的、落寞的气氛中生活着。在人家一家人热热闹闹地看电视节目的时候，他却一个人孤独地呆在房子里自己跟自己下棋。过去，当然谈不上组织对他有什么关心，不整他就是他的福气。现在呢？记得就是为了使他一个人能住这么一间房子，厂里还有人喋喋不休地说闲话：矿上的单身汉都是两人一间，工人还四个人挤在一间里，凭什么他一个人独占一间？ 蓦地，李任重又想到，厂党委会从来没有为这个长期以来埋头矿山建设、叫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的书呆子的生活、工作、组织问题开过半次会，只是发现他有什么“黑炮”事件了，才急急忙忙在两天中开了三次党委会，紧紧张张、郑重其事。一时，厂长的感情激动起来，他决心要改变这种不公道的事情，首先，要解决书呆子的终生大事。这事是不必经过党委会，他自己就能作主的。 “老赵，”李任重深情地说，“你也该成个家了吧！老实说，我今天来，就是想给你谈谈这件事。计财处有个会计，叫陈淑贞，跟我爱人在一起工作，常到我家来玩。我看她人不错，长得也很端正，还是个南方人，跟你一定合得来。她丈夫是职工子弟中学的教务主任，前年得癌症死了，身边只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孩子，没有多大的家庭负担。怎么样？你有意思没有？要是愿意谈谈，我明天就叫我爱人去跟她说……” 赵信书见了女同志都会脸红——比如上次和孙菊香打交道，听见别人给他介绍对象，他更忸怩不安了。他全身缩在沙发里面，埋着头盯住棋盘，一言不发。 李任重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他的意见，以为他算是认可了，就站起身告辞。临走时，又盯了那黑色的牙膏盖一眼。 李任重决定明天一早上班就提议召开厂党委会。 第十二章 李任重的一席话，撩得书呆子心慌意乱，一晚上睡在单人床上辗转反侧、胡思乱想。他极力在脑海中寻找那个女人——陈淑贞的形象，似乎见过，又似乎没见过。这个机械总厂有两三千工人干部，厂房沿着山沟逶迤下来，占地长有几公里，他到哪儿去找呢？他一点也没想到在他背后还有针对他的政治活动，他的呆就呆在这里。一宿无话，现在我们也去参加第二天一大早就由李任重提请召开的厂党委会吧。五个党委委员来了四个。王副厂长一听说又是讨论翻译的事头就疼：早已决定的事，有什么必要还翻来覆去地讨论？他借口快进入第四季度了，要作财务总结，没到会议室去。 开始，李任重就说明了必须配备专业翻译的必要性：让赵信书去不但是当翻译，还要去熟悉引进的机器，这对矿山机械化是大有好处的，何况，外国专家再三提出这样的要求，厂方总不能置之不理。“我保证赵信书同志没问题！”他慷慨激昂地说，“我已经亲自调查过了：他确实丢了一个黑炮。这黑炮不是别的，却是一颗棋子，象棋里的棋子！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还认为，我们厂党委对他的生活关心得很不够。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在矿山勤勤恳恳地干了快三十年，却连个家都没有。这……周围的同志也应该替他操操心，给他一点温暖吧……” 这个知识分子也有点书呆子气，连翻译问题带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侃侃地谈了十来分钟，说到后来，他也发觉自己走了题，又把话拉回来，说：“总之，我提出还是让赵信书去和汉斯一起工作，大家讨论吧。”吴书记主持会议，当然要听完大家的意见以后才作总结，这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郑副厂长早就觉得应该让赵信书来当翻译，到外单位借人是多此一举。什么“黑炮”不“黑炮” 的！他知道赵信书此人即使干坏事也干不了大的坏事，至多和汉斯有点私下的财物来往，无非是交换中国的古董和外国的录音机之类的玩意儿，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总比误了生产上的大事好。但是，因为这个提案是李任重提出来的，他就执拗地不表态支持，靠在椅子上两眼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瞅瞅天花板。 会场静默了一会儿，周绍文坐起来，两手放在会议桌上，轻轻地咳了一声，说：“对赵工，关心，我们的确是应该关心的。过去，我们对他是不够关心的，啧！今后……不过，关心不等于不搞清楚问题。正是为了关心他，更要把问题搞清楚。所以说，李厂长，你是不是能把调查的过程介绍详细点呢？” 周绍文绝对没有一丝恶意。由赵信书当翻译和由冯良才当翻译，对他个人都没有一点利害关系。他只是从他主管的事情上出发，一定要把每个人的问题弄得水落石出而已。 李任重原原本本地把夜访赵信书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只是略去了给他介绍对象的话。 “嗯——”周绍文皱着眉头想了一想，脸上蓦地展开一丝异样的笑意。“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一，下棋是两个人才能下的，你当时去的时候，房子里并没有别人，他为什么要把丢了一个黑炮的象棋大明大白地摆在最显眼的地方呢？二，一颗棋子值多少钱？李厂长说是木头做的，我不会下棋，不懂那玩意儿，可我想一副木头棋子至多值一块多钱吧；一颗棋子，不管它是黑炮红炮，就更不值钱了，他为什么要花好几毛钱打这么份电报呢？嗯？” 他睁大眼睛，带着疑问的笑意看看每一个人，像一个天真幼稚的孩子，希望大人能给他解答这两个问题。三个人也困惑地看着他，连郑副厂长的目光也从天花板上收了下来。李任重直眨眼睛：这两个问题既没有数据，又没有资料可查，比任何技术问题都难回答。是的，一件生活上的小事一旦提到严肃的会议桌上来讨论，它本身就无形中具有了严肃性和神秘性，谁也难以摸透——理性解释不了非理性！ 大家又像第一次、第二次讨论翻译的会上一样，僵在各自的座椅上。最后，还是吴书记出来打圆场。 “哎——我看，老李，ＷＣ的安装也快完成了，翻译呢，也不用再换了吧。那个姓冯的大学生，不是也对付到今天了吗？再把赵工换上去，他还要重新熟悉，也有困难。是不是？ 啊，咱们……这就算了。赵工呢，今后咱们的确要多关心他，主要要从政治上关心，看他以后还有什么新情况吧。啊，咱们这次会，是不是就到这里？啊，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李任重回答不了周绍文的两个问题，再说不出什么意见了。郑副厂长和周绍文更无话可说，收拾了桌上的本子，端起茶杯，一前一后地走出会议室。 “老李哇，”吴书记站起来把门关上，转回身坐到李任重旁边，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要谨慎小心啦！像这类问题，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要出了什么纰漏，责任算谁的呢？你还敢在会上大包大揽地‘保证谁谁谁没有问题’，我告诉你，我参加革命四十年了，都从来没敢说过这种话。你现在可不像过去了……你也知道，为了提拔你当厂长，从局里到厂里，有多大的阻力！直到现在，咱们党委内部，不还有人不服气吗？唉！你千万别出错呀！你出了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是给咱们党提倡领导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上抹了黑啦！到时候，你看吧，说啥难听话的都有……难啦！以后你就知道了，当个领导真不容易！至于赵工呢，我还是那个话：也别难为他。干脆，让他啥都不知道，不参与。这样，要是他真像你说的那样没啥问题，他心里也不会不好受……”李任重半小时前还满腔热情，想为知识分子，至少是为赵信书伸张正义，辩白冤屈，但在周绍文这位由职业所决定的怀疑主义者面前，心里的血液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听了吴书记这番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暖和过来，反而更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他沮丧地坐在皮椅上默默无语。吴书记看看他的脸，拍了拍他肩膀以示安慰。吴书记此刻心里想：“唉！真难啦！你看，我还得给厂长做思想工作！” 第十三章 好了，以下，我们也没什么可记的了。汉斯仍然带着冯良才安装那套ＷＣ。赵信书仍然每天去二十里外的矿山上“指导工作”，不过一路上总心神不定地想发现谁是陈淑贞，见了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就不自觉地要盯上一眼。机械总厂生产照样进行，李厂长仍然忙于企业整顿和日常事务，真是七荤八素，什么问题都有，几乎把自己的专业也忘了。吴书记继续做他的政治思想工作；周、郑、王统统一如往常。日子，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选个不平常的人来写。在这个山沟里，不平常的人只能是汉斯。 汉斯是个爱国主义者，可惜他爱的是他们德国，而不是中国。那天他和冯良才从李厂长的办公室出来，心里就产生了疑团：怎么搞的？一会儿说赵先生调走了，一会儿说赵先生还在厂里。在德国，他曾听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前些年有些离奇古怪的遭遇，那么，是不是他的老朋友又碰到了类似的不幸呢？这样，汉斯就不认真地工作了，但也不再向冯良才发脾气。冯良才译错的时候，他只冷冷地站在一旁看，或是自己动手去做，并不告诉冯良才这个词的多种含义。ＷＣ并不是什么精密的机器，零件都很粗笨，即使没有冯良才，他用手指点工人也能把它装配起来——由不同语言的人能造巴别塔，何况一部ＷＣ呢？不多日子，ＷＣ装好了，在矿场上开机运转，一切正常。局里的人来验收，觉得很满意，在合同上签了字，汉斯第二天就打点起行装告辞。这次走，他显然没有上次愉快。且不说汉斯跑到江南游山玩水，也不说冯良才拿着一份很好的鉴定和一封感谢信回到省社科院，我们来看这部ＷＣ。 ＷＣ刚运转了半个月，整部机器就像害了疾病一样发开了抖，后来越抖越厉害，几乎要立刻散架瘫下来，矿长只得命令关掉机器。ＷＣ成了一堆废铁堆在那里。 这一下，事情闹大了，第二矿场的生产计划整个乱了套。局领导立刻下令检查原因，如果是德国人的错，就要向德国公司要求赔偿。这个任务，当然落在机械总厂的头上。 李任重带着几个技术人员和十几个工人奔赴现场。他这是第一次见到装配好的ＷＣ，远远地一看，他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先进”的玩意儿，至多是六十年代的产品。这种东西国内也会制造，甚至比它还要灵巧。可是有什么办法？是你自己跑去买的，又不是人家硬塞在你手上的。现在，这部偌大的废物正堵在坑道门口，进进出出的工人没有一个不骂的。李任重黯然神伤，心想，要是听了赵信书的话，何至于弄到这种地步呢？事故很快就检查出来了：没有别的毛病，是ＷＣ的全部轴承被磨损得变了形。正如一个人全身的每个关节都得了关节炎，它还怎么能工作呢？“真是开玩笑！真是开玩笑！”李任重踢着卸下来的轴承，气愤地说，“ＷＣ安的是滑动轴承而不是滚动轴承，这算什么‘引进’！照这种标准，我们都可以向西德输出技术了！” 下一步，是要检查责任。局里下令把和德国公司签订的合同、矿场各班的开机记录和汉斯留下的注意事项等等都集中起来，交给机械总厂分析。 “一定要迅速查明责任！”局长在电话里向吴克功喊，“这关乎一大笔外汇哩！连夜把有关的人，把那个懂德语的姓赵的工程师也找来，局里明天就要你们的报告。你明天上午带着报告来开会。”局长咔嗒挂上电话，吴克功连忙打发人去通知召开党委会，吃完晚饭，党委委员们都到了会议室，一个个阴沉着脸，垂头丧气。“哦，没到齐！”吴克功眼睛溜了一遍。“还有赵工，赶快去把赵工叫来。这会儿，只有他才解决问题！” 厂里的小轿车一溜烟飞驰到单身宿舍大楼，通讯员连拉带拽地急急忙忙把赵信书塞进汽车。不一会儿，他就来到鸦雀无声的会议室。“啊，来来来！”吴克功迎了上去。“赵工，你快看看，把我们的记录和德国公司的说明、注意事项对照一下，看看ＷＣ损坏的责任究竟该谁来负。” 他把一大堆材料放在赵信书面前。赵信书已经听说ＷＣ出了问题，看了看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慢条斯理地坐下来，摊开材料，一字一句校对起来。李任重是技术人员，又懂外文，事故也是他检查出来的，他在旁边帮着赵信书。其他人都焦急地在会议室里踱圈子、抽烟、喝茶。责任检查不出来，他们这一晚上别想去睡觉。 合同是赵信书译的，没有错误，但他还是仔细地从头到尾核对了一遍。检查到汉斯留下的说明书、注意事项时，一条条改正了冯良才译错的地方。冯良才译的中文本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字，就像批改过的小学生的作文本一样。 “唉，这真是，这真是……”李任重气得说不出话，只一个劲儿地摇头叹气。但冯良才上面的译文与这次事故并无直接关系。“啊，在这里了！”赵信书忽然抬起头，呆滞的眼睛放出光彩。周、吴、郑、王赶紧聚在他的身后，尽管他们不懂德文，也一齐盯着桌上的那份说明书。 “是这样的，”赵信书把说明书捧到吴书记眼前，“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上第２７条这句话：‘ＡｎｄｅｒＭ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ｏｌｌｅｎａｌｌｅＬａｇｅｒｇｅｓｃｈｍｉｅｒｔｗｅｒｄｅｎ，’正确的译法应该是‘机器上所有的轴承都应该涂上润滑油’。可是中文本上却译成：‘机器仓库都应涂上油’。这、这，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咦！”吴克功惊异地说，“咋会错的码子这么大呢？” 赵信书歪着头想了想，用不太有把握的语气说：“可能是这样的，‘Ｌａｇｅｒ’这个词，在德文里有三个意思，一个是‘阵营’——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的‘阵营’；一个是‘仓库’；一个是‘轴承’。这位翻译平时大概很少接触机器，就按‘阵营’和‘仓库’来考虑了。按‘阵营’译，显然不像话，按‘仓库’译比较妥当。既然是‘仓库’，那就不存在要涂‘润滑油’的问题，他就把‘润滑油’译成了‘油’。这、这只是我不成熟的看法，还是请领导考虑。” “他妈的！”王副厂长气得骂了起来。“幸亏他光说‘油’，还没说是什么香油、麻油、棉籽油……” 郑副厂长沉重地一屁股坐在靠墙的沙发上，一言不发。李任重皱着眉头把矿场的记录一把拉到自己面前，一页页地翻了一遍。“是的！”李任重用指关节敲了敲记录。“我们就是在最平常的事情上忽视了。我们以为人家先进，那就样样先进；谁知道ＷＣ安的还是滑动轴承，既然注意事项上没有注明要涂润滑油，也就想不起来去给它涂润滑油，因为现在最先进的轴承可以不上润滑油的。你们看这记录，从开机直到停机，从来没有给轴承上过润滑油。 一天三班倒，机器不停地转，滑动轴承还有个不磨损的！” “这么说，”吴书记也无力地坐下了，“责任不在德国人，而在翻译？”“什么‘在翻译’？！我看在我们！”郑副厂长在他们背后气恼地撂来一句。“我们还是在‘背靠背’地解决问题！” “唉！这一来，连停工带维修，咱们要损失三四十万啦！”管财务的王副厂长马上想到财务损失上去。“哼哼！还刚碰上这企业整顿，讲求经济效益的时候……” 会议室一下子寂静无声，党委委员们都在寻思：损失了这几十万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这笔帐究竟应该挂在谁的名下？赵信书忐忑不宁地缩着脑袋，仿佛他是罪魁祸首似的。 “哎！赵工”，忽然，吴书记打破了沉闷，“你想想，你是不是给一个姓钱的打过一份电报，说啥‘失黑炮３０１找’？”他是党委书记，毕竟有魄力、有胆量，没有经党委会讨论就把问题捅了出来。“嗯，嗯，”赵信书惊讶地说，“是呀，是，是有这么回事！” “唉！你给那个姓钱的打啥电报嘛！那份电报是个啥意思嘛！”吴书记焦躁地叹气。 “我，我跟他是在Ｌ市旅馆里认识的。我们下了一晚上象棋。第二天我到了Ｃ市，发现我的象棋里丢了一颗黑炮，就，就给他打了份电报。这、这有什么问题吗？” “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吴书记啼笑皆非地摇着脑袋，“对你来说，啥问题都没有！可是……” “‘可是’，可是我们问晚了！我们早就应该跟老赵面对面地谈开的！”李任重倏地站起来，走到窗前凝望着一片灯光，陷入了沉思。“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总不能相信自己的同志，还要等着看他的‘新情况’哩！” “哎，赵工，”一直没有说话的周绍文问，“你怎么会花好几毛钱去打电报找那颗不值钱的棋子呢？有那钱，你再添点，不就能买副新象棋了吗？”他还是想搞清楚他怀疑的问题。 书呆子看着五个党委成员突然都撂开了重要的ＷＣ来追问他打的电报，似乎也明白了他那份电报和ＷＣ损坏的责任有什么联系，急得头上的汗都冒了出来。但急中生智，他知道什么友情，什么心灵里微妙的秘密等等浪漫主义的东西，是无法使人相信的。在这种场合下，人与物之间的感情，倒比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有说服力。于是，这个一辈子也没撒过谎的书呆子也撒起谎来，嗫嚅地说：“我，我只是，只是用惯了原来用的棋子……原来这副象棋，我，我用习惯了。”“哎呀！”吴书记拍了一下桌子，“真是，真是……你这个习惯哟！真是个害人的东西！” 记录者的话 行了！小说就此刹住吧。如果写到书呆子老树开花，在李任重夫妇的撮合下和陈淑贞结了婚，写到他退休，写到他寿终正寝，我们会写成一部叫人看了直打瞌睡的多部头长篇小说了。写小说讲究“凤头、猪肚、豹尾”，我看这结尾虽然不算是豹子尾巴，也可算老鼠尾巴，上面是抹了油的。现在，让我们向“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人告别，向Ｓ市矿务局机械总厂告别，回到Ｃ市来吧。你问我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社会意义在哪里，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从整个过程来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位都是好人，连外国人汉斯也不坏，可就是为了书呆子那颗“不值钱”的黑炮，弄得国家损失了几十万！ 吴书记说得对，“习惯哟，真是个害人的东西！” 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