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承诺》 玛格丽特·米德和她的《文化与承诺》 这是一本远远够不上煌煌之卷的小书，但是，无论读哪一句，你都不能不为玛格丽特·米德——这位当代声誉卓著的女人类学家的语言、思想乃至内在的情感所震慑。年轻的一代和年老的一代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对立、冲突被人们称之为“代沟”。近几十年以来，有关“代沟”的讨论消蚀了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一般社会科学家大量的笔墨和口舌。1970年，当以1968年的5月学潮和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事件”为标志的美国60年代青年运动刚刚退潮之际，玛格丽特·米德，一位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写出了她晚年的压卷之作。这部不足7万字的小册子不仅对代沟问题作了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阐释、而且本身就是一部气势恢宏的青年宣言。 玛格丽特·米德，1901年生于美国费城一世代书香之家。父亲是经济学教授，母亲是社会学博士，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这一素来具有盛产“活泼但无价值的男人”和“严肃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女人”传统的家庭，自动就赋予了米德日后成为杰出人物所必需的勃然进取的精神。 在米德的孩提时代，家庭的经常搬迁养成了她日后能够迅速适应环境的能力。从具有不同的政治、种族、宗教背景的各个社区的生活中，年幼的米德学到了许多一般孩子所学不到的东西。在成年之前，她学过纺织、音乐、雕刻、绘画，甚至学会了一般人视之为粗鄙的木匠活。22岁那年，当她从巴尔那德（Barnard）学院毕业成婚时，没有人会想到房间里设计别致的家具竟出自娇媚的新娘之手。 不过，在这个家庭中对米德的一生影响最大的，却既不是敏捷、幽默但多少有些冷漠的父亲，也不是聪明、漂亮但过于理性的母亲、真正的启蒙之师是她那位早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外祖母。这位精通育人之道的老太太独包独揽了外孙女的全部早期教育。虽说当其他同龄的小姑娘已经能够熟练地背诵乘法表时，她才不紧不慢地向外孙女传授算术的技艺，但她一直通过故事、诗歌、游戏及至简单的家务劳动培养了小米德的观察能力。让8岁的米德尝试着有选择地记录两个妹妹的语言习惯，这大概是外祖母给予这位未来的人类学家的最早的专门训练。 中学毕业以后，米德先就读于印地安那州的德·波乌（De·pauw）大学，随后转往纽约的巴尔那德学院。在那里她获得了英语和哲学的双学土学位。1923年9月，同卢瑟·格里斯 一位神学院的毕业生结婚以后，旋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当时，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呈现着诱人的希望之光，因此，选择属于人文科学的心理学专业使这位一贯有主见的姑娘第一次尝到了踌躇的滋味。 1924年，是她整个一生的转折。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她有幸结识了近代人类学的一代宗师弗朗兹·波亚士和他的女助手露丝·本尼迪克特。波亚士和本尼迪克特的渊博学识和巨大的人格力量给了米德投身人类学研究的勇气和信心。她迅速完成了心理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和比她年长十四岁的师姐本尼迪克特一样，成为波亚士麾下一员骁将。 20年代，在人类学的现场研究中还没有留下过女性的足迹。当露丝·本尼迪克特深入美洲印地安人的居住地研究民俗和宗教时，米德却不顾波亚士的劝告，执意孤身奔赴南太平洋上的玻利尼西亚群岛，研究更为荒蛮而陌生的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在1925年至1926年的9个月中，她经历了文明社会的女性无法想象的艰辛。从学习萨摩亚人的语言、生活方式，到果敢地摆脱那些注意到“白人女子有一双漂亮丰满的大腿”的土著求爱者，都显示了这位23岁的女性所具有的智慧和胆略。 1928年，米德的第一部力作《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出版，该书的副标题是“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在这本著作中，她力图说明“人类（野蛮而未经教化的原始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是如何塑造人格的”。（米德《来自南海》，1939年版，7页）简言之，她力图找出决定人格的文化因素。 在米德之前，美国心理学家斯但利·霍尔根据他对西方社会青年的研究，率先于1904年在两卷本的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青春期危机”的理论。霍尔从“个体发生概括了种系发生”的重演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青春期象征着人类的一个动荡的过渡阶段。青春期的出现是一种“新的诞生”，意味着个人心理形态的突变和危机。沿着霍尔的思路，斯普兰格把青春期誉之为“第二次诞生”，而霍林沃思更是形象地喻之为“心理断乳。”但是，种种发韧于心理学的青春期理论都在重复着同一个主题：即遗传决定的生理因素引起了人的心理反应。因此，青春期的特征具有生物学的普遍性。 如果说萨摩亚的9个月生活使米德多少有些担惊受怕的话，那么，现在她却有了足够的勇气向先前的理论挑战。尽管她并不否认生物学因素对青春期的影响，但她指出文化因素对发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那些身穿草裙的萨摩亚姑娘在青春期并不存在紧张、抗争和过失的阶段。“在萨摩亚，青春期的女孩子和青春前期的妹妹相比，确实有所不同，那就是在年龄较大的姐姐身上发生的某些变化，在年龄较小的妹妹身上尚未出现。但除此以外，处在青春期的人和两年以后才达到青春期或两年以前就达到青春期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其它差异”。（米德《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1961年版，196页）萨摩亚人只有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不会为前途的选择所困扰；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因此也不会对人生发出痛苦的质疑；甚至在性的方面他们也有着较大的自由，因此同样不会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年轻人都有的那种骚动和压力。儿童时期他们就被鼓励从事许多涉及“性爱”的游戏，到了青春期，他们对与异性的恋爱，也就丧失了文明人的热情与新奇。 萨摩亚之行是米德整个人生的里程碑。自此之后，从东部的玻利尼西亚到西部的新几内亚，太平洋地区形态殊异的原始文化牵动着她兹后整整50年的情愫。在她的早年生涯中，1929年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1935年）一书，被人们公认为是由人类学家对社会心理学所作的又一次严峻的挑战。 人类学家对文化与人格发展关系的关注，归功于弗洛伊德1913年发表的《图腾与禁忌》。如果说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随后于1914年起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土著人性行为的研究，不过是为了给弗洛伊德的泛性学说提供细节上的说明，那么米德的研究却恰恰是以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否定为标志的。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男性是人类先天的行为模式，而女性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男性。男女两性不同的心理发展过程取决于男女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因此，文明社会的男女不同的人格特征也就同样具有了生物学上的普遍性。 当弗洛伊德的学说蜚声于欧美大陆之际，1935年玛格丽特·米德首先发难。通过对新几内亚境内三个毗邻而居、但相互间的性别角色规范却迎然相异的部落—— 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马人和德昌布利人的研究，米德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所谓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的反映”。（《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1960年版，5页） 无论是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研究，还是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关系的探查，米德的早期研究都只有一个目的，即揭示文化对人格与行为模式塑造的决定性作用。对于以麦独孤和罗斯的两部同名著作为诞生标志的年轻的社会心理学来说，米德的研究不啻是一次大胆的冲击。在这以前，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关于 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的心理学”。（墨菲《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615页）在这种理论面前，米德充分证实了文化的多样性对人格和心理塑造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表明，先前的社会心理学对人的行为模大的描述与阐释并不具有绝对普遍的意义。如同麦独孤时代的心理学家迫使社会心理学向生物学让步上样，米德开始迫使社会心理学向人类学让步。单从本世纪后期心理学家们每每谈及人类行为之时，都小心翼翼地冠之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样一句限定性短语，人们就不难感到米德的存在。 颠簸不定的生活先后导致了米德的3次婚变。但最后一次和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的结合却使她有了一个天使般的女儿凯瑟琳。30多年之后，当她撰写题为《黑莓的冬天》的自传时，仍然满怀深情地写道：“凯茜的养育不仅是我激情中的冒险，也是我女性智慧的结晶”。 40年代以后，米德的视野从原始文化转向了当代社会。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她的卓越之处在于，尽管她能够以生动、明皙、幽默的语言，在调侃和谐趣之中将原始文化中的珍闻野趣娓娓道来，但她从不有意强调这种异国情调。相反，她总是着眼于当代社会和人类的未来发展。从二次大战中同盟国的联盟、战争中的士气增衰，到大战之后的社会变迁、家庭解体、种族矛盾以及学生运动、性解放和代沟问题，都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她将早年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的人类学知识运用于阐释当代社会的各类问题，《男性和女性：有关变迁世界中性别角色的研究》 （1949年）、《古老的新生：1928年至1956年马奴人的文化变革》（1956年）、《文化进化的连续性》（1964年）、《种族漫谈》（这是她和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有关种族问题的谈话录），都是她后期负有盛名的鼎力之作。而她在动手撰写自传《黑莓的冬天》之前写成的平生最后一部著作，在她众多的后期著作中则更为出色。 的副标题“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明白无误地标明了这本小册子所讨论的主题。但是，对于这个人人都能发几句议论，或慷慨陈辞有之，或据理力争否之的问题，米德独辟蹊径，从整个人类文化史的考察出发，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即“代沟”），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首先导源于文化传递的差异。如果说她15年前写成的《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主要强调的是文化进化中的“连续性”，那么，作为该书的妹妹篇，在中，米德首先强调的是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之后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基本差异，即强调了文化进化中的间断性。从文化传递的方式出发，米德将整个人类的文化划分为3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这三种文化模式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理论基石。 前喻文化，即所谓“老年文化”，是数千年以前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也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劳动主要靠人力进行，加之自然环境的险恶，使人们缺乏酿就生产与社会变革的必要的物质手段，因而整个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人们从未奢望、也根本不可能设想自己的生活能和父辈、祖辈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眼里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前辈的过去就是他们的未来，“他们的父辈在无拘束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是他们成人之际将要经历的一切”。 从这里出发，米德阐释了前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尽管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微弱变化，但人们的生活道路是无以改变的。这种无以改变的文化之传递则依赖与生物学有关的世代接替。远古洪荒之际，人的寿命都十分短暂（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人平均寿命也只有27岁），当时不要说曾祖父母一辈的人活在世上十分罕见，事实上祖父母一辈的人也不多见。但是，由于古往今来变化甚微，这人数极少的长者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了解最深，他们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此，他们是整个社会公认的行为楷模，当然更是年轻一代的行为楷模。由此，虽然同时生活在世的祖孙三代构成了前喻文化的基础，但是最受尊敬的却是年龄最大的祖辈，公认的生活方式体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之中。在这种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传递过程中，老一代传喻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是非观念。为了维系整个文化的绵延不断，每一代长者都会把将自己的生活原封不动地传喻给下一代看成是自己最神圣的职责。如此，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 在这样的文化中，尊敬老人自然成了一种最为基本的美德。与此相连，就构成了前喻文化能够得以保持的两个基本条件：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祖孙三代都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能够毫无疑问地接受父辈和祖辈视之为毫无疑问的一切。一这种文化的传递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排除了变革的可能，当然也就排除了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排除了代沟产生的可能。“在无知的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受到正人君子的冷落”（房龙，2页）房龙的话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前喻文化的本质。 并喻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它肇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米德例举了战争失败、移民运动、科学发展等导致前喻文化崩溃、并喻文化诞生的诸多历史原因。所有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先前文化的中断使年轻一代丧失了现成的行为楷模。既然前辈无法再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创造之，只能以在新的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为自己仿效的楷模，这就产生了文化传递的并喻方式。 在并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酿就了最初的代际冲突。对于年轻代来说，在新的环境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完全同于、甚至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祖辈和其他年长者：而对于老一代来说，他们抚育后代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孩子们在新世界中的成长需要。米德借移民家庭中的情况，充分证实了这种由于老一代不再能够继续引导青年前行而产生的代表新与旧两种生活方式的两代人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移民家庭中的父母若想使子女能够尽快适应迁居国的文化，最为基本的途径就是接受迁居国的教育。由于孩子们能够较快地掌握迁居国的语言，往往可以反过来向父母介绍当地文化，迫使父母去接受子女们所作的有关什么是标准行为的解释。但是，和年轻一代对新的行为方式的接受有一点不同，年老的一代首先必须面临先前的行为方式的丧失。这种丧失是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对先前生活的否定，简言之，意味着对自身的否定。这就使老一代不能不和年轻一代产生龃龉抵触。 通过对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描述，米德堂皇地转入了对后喻文化的剖析。后喻文化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一个最大重要的构件，因而也是全书的重彩之章。 后喻文化，即人们所称的“青年文化”，这是一种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 米德的后喻文化理论完全奠基于二次大战以来迅猛的社会变迁之上。如果说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确实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谓“信息时代”或“核时代”），那么米德是最早敏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少数几个天才人物之一。1945年，当《时刻准备着》这本为了动员美国公民投身反法西斯战争而写成的有关美国人性格的小册子脱手之际，传来了美国在厂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消息，米德在愤怒之中撕碎了手稿：“每一句话都已经过时了，现代化战争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在当时做出这样的结论，充分体现了她的远见卓识。 二次大战以后，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无以逆转的变化。未来再也不是今天的简单延续，而是今天的发展之果。 在这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年长者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传喻的价值。人类已经将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这一情形和当年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们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说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经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那么，所有二次大战之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经历的则是时间上的迁徙。如果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只占世界总人口的极少的一部分，那么，今天由于时代巨变而经历时间上迁徙的则是整整一代人。鉴于此，米德在中三番五次地写道：“二次大战以前出生和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正如他们的祖先曾是空间上的移民一样。”这种和美洲移民相类似的经历，决定了在当代世界之中，长辈“就象开拓新大陆的先驱们一样）缺乏应付新的生活环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识”。事实上，由于当代世界与二次大战前的世界之间的差别要比当时美洲与欧洲的差别大得多，因此，同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相比，长辈所面临的新生活的挑战要严峻得多。 但是，这新生活的挑战却激发了年轻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但今天却不再如此”。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今天的年轻一代经历这林林总总的变化，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牛顿花了一生才发明的物理定律，现在的大学生一星期就学会了。”（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85页）40年前，年轻的费孝通读了米德的《美国人的性格》（即《时刻准备着》）所发下的宏论，在这里算是一个十分妥贴的注脚。 在时代发展的剧变面前，老一代不敢舍旧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酿就了两代人的对立与冲突。而由于跨越时代的飞跃并不象移民运动那样发生在部分地区，因此，现在的代际冲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跨国界的，全球性的。米德之所以苦心孤诣地强调这点，目的只有一个，即说明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代际冲突完全不同于并喻文化中曾初露端倪的局部性的代际冲突。正是立足于此，米德才敢于向整个20世纪宣称：“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每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 如果说米德对于世界范围内代沟产生的必然性给予了颇具说服力的阐释，那么，对于如何解决两代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她所给予的解答也更为深刻。以往，人们往往把代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上，而米德却进一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之上。以往，尽管也有人强调两代人之间应该进行交流，但他们往往把建立这种交流当成恢复老一代对新一代教化的手段；而米德却申明：“真正的交流应该是一种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对话的双方其地位虽然是平等的，但他们对未来所具有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即后喻方式），决定了在这场对话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这种经历或许是惨痛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你若不想落伍于时代，就只能努力向年轻人学习，因为今天正是他们代表着未来。“只有通过年轻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这就是米德对解决代沟问题所给于的中肯回答。 的出版，注定了要在为米德赢得巨大赞誊的同时，为她带来激烈的反对与抨击。但是，米德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前行者，她能够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年轻一代主新时代中的历史作用，并为年轻一代热情地讴歌，这使她赢得了青年，当然也就赢得了未来。 1978年，玛格丽特·米德在对进行了修改以看溘然长逝。悼念她的人捧着鲜花和她的自传《黑莓的冬天》向她致敬。在这些崇敬和了解她的人们心中，她的一生就象冬日里的黑莓一样，越是冰雪严寒，越是硕果累累。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不可避免地亦存在着“代沟”问题，译介此书的目的即为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参考。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作者在书中所探讨的问题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因此，对书中所阐述的理论，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予以合理地、批判性地吸收和扬弃。 本书翻译一定还有不当之处，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1986年9月于南开大学 序言 20年前，在我们忙于召集“白宫儿童会议”的时候，使年轻一代和那些关注着他们成长的老一辈们困惑不安的中心议题是“自认”（identitg，又可译成 “身份”、“同一性”）。当时，二次大战刚刚拽下沉重的帷幕，整个世界动荡不居，变化空前。虽然并非整个世界都已遭受到这一民族性的灾难，虽然人类探索宇宙的时代尚未到来，每个正在成长着的年轻人还是无法在有关我们文化的相互冲突的观点之中，在那已经能够通过电视文化掣肘我们的世界之中，找到自己确切的位置。 今天，新的中心议题是承诺：理想主义的年轻一代能够为怎样的过去、现在或未来奉献自己的一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史前时代的原始人来说，承诺似乎是毫无意义的问题。原始部落中的每一个成员，都隶属于一个特定的宗族，并以一个独特的（很普遍的）名称把自己同他人区别开来。他可能失败；可能被自己的群体所驱逐，在极端的环境下也可能选择逃遁之路，他可能失去自己的领土，成为另一块土地上他人的奴隶；在世界的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中，他也可能屈服于个人的绝望和苦恼而自绝于世。但是，他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承诺，他就是他自己——受缚于习惯之茧，生于斯、长于斯、与之密切相联；直到他的整个人生萌发出某种离异之欲。 当种种迥然不同、竟相抗争的生活方式为各种新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所赞许时，对承诺加以选择的念头便开始躁动于人类历史的母腹之中。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再也不囿于在部落之间进行微不足道的比较，承诺成为纯粹的思想体系间的抉择。在中东地区的宗教观念中，倘若将一种思想体系奉若神明，那么所有异者一概被视为荒谬绝伦：与此相反，亚洲宗教的措辞既温和又深刻：那些被废黜的思想体系毕竟“独辟蹊径”。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将为哪种思想奉献自己的一生” 便成为那些富有思想的人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只有当信仰、社会和文化被人们以孤立、封闭的形式强加禁锢时，这类问题才有可能暂时消失。比如，在赫特拉尔斯那样的神秘的宗教派别之中，或令人恐惧的政治铁幕背后。因为在那些地方是决不允许任何“异念”油然萌生的。 当今之世，伴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不舍追求，精神的痛苦迭加而生，人们的疑虑又开始孕育出新的主题：“我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谁呢？在我们赖以生息的人类文化中，究竟有什么值得拯救，值得我们奉献毕生的精力？”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许多踌躇满志、才华横溢的人们自辞于世，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并不与任何社会形态有什么不可解脱的联系。今天，人类首次面临着这样一种责任；从濒临绝境的豁口挽救自己、挽救其它所有生灵，用人类日益增长的知识建设一个和平而安全的世界。然而，就在这危亡之际，个人却随意地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疑问成了最大的特色，不仅对上帝、科学和社会主义疑云漫漫，而且对任何东西的信仰亦都荡然无存。 我坚信，我们不仅有那种激励人们探索新的承诺，以及探索究竟是否存在承诺的世界条件，面对现实我们也同样拥有应付裕如的新的资源，以及获得承诺的新的根据。正是上述诸点构成了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而本书的写作发韧于这样一种信念：人类只有充分认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才能够为沉浮与共的年长一辈和年轻一代找到光辉的未来。 1969年2月21日 撰于美国纽约 美国自然史博物馆 导论 20世纪末，我们将走向融为一体的世界性文化的洪流之中，并且真正使做一个完全清醒的世界公民的梦想成为现实，而这正是人类现状之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赫然醒目的特征。上下5万年的历史第一次横亘在我们面前，展示着人类所经历的每一个生活过程：原始的茹毛饮血的猎人和渔夫；刀耕火种的贫苦山民；仍旧生活于神权或君权统治之下的城市居民；远离都市文明，生活仍和一千年前相差无几的农民；还有那些抛弃了自己古朴雄浑的文化，代之以简拙、粗犷、进化未深的新型文化的民族；有些民族并没有凭借任何外来的干预，却在瞬息之间飞越数千年的文明沟壑，进入现代社会。新几内亚的土著人至今仍然不会计算数目，当他们将一堆马铃薯称作“许多”时，美国航天工程的雇员们却在肯尼迪海角为阿波罗号绕月航行改变航程而精确地读秒。在日本，有一些专门制做特殊礼仪所需的陶器的工匠，时至今日，他们的第13代传人仍然信奉着祖先不准接触陶轮和改变陶器式样的禁忌。在某些落后地区，年长的妇女们找些草药，口中念念有词，为那些初次怀孕的少女解除恐惧；但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人们却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分检着人类繁殖的各个阶段，以便为不同的阶段寻找最佳的避孕方法。当野蛮人组成20个人一组的战斗群体跃入敌方阵地，从积冤已有5百年历史的对方部落里捕捉俘虏用来祭神时，国际会议却在严肃地分析核武器的巨大摧毁力。人类5万年的文明历史顷刻间纷至沓来，使我们在须臾之际能够纵览无余。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景况，事实上缘其本性而言，这种景况今后决不会再度重演。这是因为整个地球已经为我们所掌握，今天，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已不存在为我们所不知晓的民族，伴随着地球的开发和利用，自然之谜昭然于世，未来的探索将发生在浩瀚的宇宙之间。我们能够和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民族进行广泛的交往，凭借着已有的观念去了解他们。而其他民族也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分享着由科学传播的文化，并因此而和我们进行语言上的沟通。早期的人类学家们往往孤身生活在原始部落之中，对那些奇妙的亲族关系进行详尽地调查，而在原始人的眼中，这些学者却是最最愚笨不堪的人。今天，我们能够通过自由的交谈达到相互间的理解；我们共有同一方蔚蓝的天空，在苍天的庇护下，飞机能够载着我们飞越任何崇山峻岭，而边远地区的原始居民也能够通过收音机或录音机了解几乎整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那些落后的原始部落大多并不知道人类文明曾经缔造了璀灿的古老文化。他们对有3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对中东的伟大文明，以及成为现代科学渊薮的希腊和罗马的传统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毕竟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之中，从他们的过去到我们的现在，这一漫长的进程已经大大地缩短，他们对所有新技术和新型组织的渴求已经成为文明与落后相互沟通的共同基础。 在上述事件一一发生的同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它事件接踵而至，古老的殖民帝国分崩离析，新的民族国家凭借着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努力相继诞生，在新的政治下聚集起来的人民需要这种民族国家。从前敢怒而不敢言的被压迫者们，纷纷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觉醒，开始为自己争得更多的权力与自由。小学4年级的孩子们学会了静坐抗议，而大学生们则要求有自由选择教授的权利。强者和弱者，占有者和被占有者，年长者和年轻人，那些有知识有技能的知识分子和那些无知者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往那种认为有学识的人要比没有学识的人拥有更大权力的盲目信念已经被击得粉碎。 不论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如果在这一变化的同时未能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了解所有外来文化和原始文化，了解这些文化的成员们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全部贡献。 1967年，我回到了阔别29年的塔布南村（tambunam），这个村庄位于新几内亚境内的沙比克（Sepik）河畔。文明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这个村子。虽然当时教会已获准进入村中，为孩子们提供学校教育，但宗教仪式仍被明令禁止；虽然战争已经停止，首长们已经迁居它处，但土著居民们仍然喜好建造那种他们自认为漂亮的房屋，生产西（谷）米，并且还是用老方法捕鱼。虽然变化甚微，但毕竟已有了进步。30年代的时候，当人们进入新几内亚境内的村庄时，土著人首先索取的是医药，他们带着溃烂的伤口要求医治，也有人前来交换货物——交换保安剃刀的刀片、鱼钩、食盐、斧头以及布匹。那时他们认为，欧洲人从外界带来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如果他能留在村子里，就会使那里的居民不断地得到好处。但是，到了1967年，外来的客人首先听到的问话是： “你带着录音机吗？” “啊，带了，你要干什么？” “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别的民族的歌声，我们也想让其他人听见我们的歌声。” 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通过收音机来传播世界文化以及有关每一小型文化部有其独特价值的民主观点，塔布南的村民们听到了新几内亚的音乐，听到了现行政府广播其政策，从而使他们感到自己能够完全平等地参与的新世界广播。情况还不限于此。就说我的同事罗达·梅特劳克斯，他开始录制土著人的音乐，使他们成为颇具水平的欣赏者和录制者，学会了如何听出犬吠、婴儿啼哭一类干扰声——从前没有录音机时，他们从未注意到这些声音，当然也不会注意到村里纷纷扬扬的喧闹声是多么的刺耳，又如何影响着他们的音乐表演效果。可是现在，当他们听到了这些混杂不清、充满噪音的录音时，便很快意识到了这点。现在他们为了求得最佳录制效果，开始考虑到录音时的风向，也学会了根据不同演唱者的音色调整乐器的声音。这、种由于新观念和新技术的传播而产生的敏悟，是人们参与社会科学能力的第一步。他们不但能够分享我们现有的世界，而且也一定能够凭借新的方式为这个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是否将会面临一个新的坏境，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是否会同时扑面而来？今天，我们可以去访问一所施里纳（Shriner）医院，探望那里烧伤的儿童。我们能看到医院环境优美，拥有训练有素而又抱有献身精神的医护人员，他们往往会花费数千小时的时间，仔细医治一位皮肤严重烧伤的儿童。他们小心翼翼地为他移植皮肤，修整面容，尽力使这位勇敢而乐观的孩子恢复其原有的面貌。重造皮肤，安装假肢……，这种为了救死扶伤而进行的专心致志的努力，无疑给不幸者的未来带来了莫大的希望。但是，在同一所医院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孩子的情况却不容乐观，面对未来他对时，凭着天真与执拗，凭着对生的渴求，却使另外那位乐观的小病友在同样的条件下获得了康复。但是，请不要忘记，那些耗费金钱、时间，创造出妙手回春的奇迹的医生却往往是些对现行的军事政策从无抵牾的人。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每天都有大批的无辜者投身沙场。每一年里，汽油弹烧伤的儿童远远多于施里纳医院所拯救的儿童。当我们一旦领悟到这点，谁的心灵能不为之震颤？“人类就因此而坠入深渊，难以自拔吗？”每一个人都被迫扪心自问。我们之所以坠入深渊，决不是因为先天的本能，决不是因为我们天生的只要强盛就欲图侵犯和禠夺他人——或在孱弱之时也用同样的道理聊以自慰。我们之坠入深渊归咎于那一系列被称之为“文明”的发明，而今天的所谓“文明”是由科学技术和人口爆炸所全力支撑的，这就使人类不能不尾随之，纵然知晓也得踏上所有早期文明曾走过的前定的毁灭之路。但是，此时所毁灭的并不单单是文明，而是整个地球、甚或太阳的历史。 如果我对上述论点深信不疑，那么，人类创造、丰富、传递复杂文化的能力越强，她越将无可置疑地陷入文化的泥淖之中。虽然人类文化包孕了无数伟大的成就，但它最终将导致毁灭和恐怖。啊，或许我不该信口开河。卡姗德拉虽然善卜凶吉，但她的预言却从未被睿智的先知们所信。是啊，有谁会自寻麻烦警告世人末日即将来临？除非有人宣布未来的选择已定，人类要么防范末日降临，要么只有选择来世。人们愈相信世界末日之说，他们就会愈加努力地寻求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地球毁灭之后，人类将移至其它星球生活的假设或许只是一则幻想。而有关上帝已经厌烦人类，在他即将带给我们的巨大灾变面前，信奉他的人将进入天堂，不信奉他的人将坠入万世不劫的地狱的说法，更可能是荒诞不经的欺世之谈。 但是，只要巨大灾变的真实原因不被人所知晓，那么有关上帝将降水火洗劫尘世，但却拯救某些人重建未来世界的传说就永远不会灭绝。正是从这一传说中产出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虔诚地信奉上帝，你就能够消灾弥难。正是这一信念给予人们以生的希望，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勇敢而乐观地抗争。他们坚信，作为上帝的选民，将能和上帝同在，获得永生。正由此，人们才一次又一次地在火山坡上重建家园。庄美国堪萨斯州，那里的从未遭受狂风侵袭的小镇上的居民仍然挚信，他们的运气比别人要好，因此永远不会遭受狂风的戕害。在美国的一些社区里，科学家们参加了当地居民反对在他们居住的城市附近设置危险的军事设施的行动，不过请你注意，倘若他们的抗议获得成功的话，那么这些导弹基地将会建造在别人居住的城市附近。利奥·西拉德是位物理学家，作为人类如此杰出的一员却对人类丧失了信心。他提出，基于美国城市之间积极性的自我护益，可以在那些易被选为核摧毁的城市之间建立“人质系统”，以此来防止核战争的爆发。 这些有关人类命运的偏颇观点有时遭到责难，有时也为人们采纳，但无论是以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形式，这些观点都无法驻足于我们目令唯一的交互沟通的世界性模式之中。太空移民的避难设想无法实现，上帝将毁灭人类之大部、拯救其小部的说法也纯属子虚乌有，而盲目的乐观同样不会带来现实的满足。预言家们无法替我们指出经得起推敲的抉择，尽管世界末日论者仍旧在拨动他们的舌簧。他们不仅向我们指出人类已经坠入巨大的人造抑或神造的泥淖之中，任何人都无法逃遁，而且还使我们听他们不分昼夜地描述，为什么人类命运的泥淖是一个无情而封闭的陷阱。对这些预言家们来说，人类凭着现有的养育、教化和环境都无法领悟他们。正因为如此，才有人寻欢作乐：有人弃绝尘世而引火自焚；有人吸毒；也有些艺术家们运用其创造力捉笔涂鸦，努力在这个苍茫的世界上留下点什么。或许关心人类未来的人太少了，所以无法切实地拯救我们自己。除非有一天会有更多的人觉悟，否则人类注定会走向末日。所以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决不以当代的卡姗德拉自居，而只是作为一个经历了二次大战危难的幸存者。在那场似乎不可避免的战争的重压之下；我们尚且能够象一个人那样集聚所有资源去抵御那场灾难，今天我更加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运用人类已有的知识去回避一场尚未确定的巨大灾难，尽管我们的知识仍然十分贫乏。当时的那场灾难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们都曾预计科学和人类文化将就此毁灭，整个西方世界将被法西斯的邪恶文化所吞没。因为这种文化不仅利用科学技术，而且使科学本身违背自由的人性发展。我们曾经预计，在那场灾难之后会有长达百年之久的“黑暗时代”，尽管我们对此所知甚少，但在我们的时空观念之中，欧美文化从此将消匿100年毕竟过于可怕。或许正因为我们所知甚少，才使我们能够正视这种前景。相反，当时却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所有人类的生命、甚而所有生命会有可能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我们常常在神学的传说和科学的幻想中看到，世间的一切都毁灭了，唯独人类获得了生机。这是一种愚昧的乐观主义，有如我曾经把自己比作～辆卡车，当我被人驾驶着突然面临毁灭性的灾难之际，作为卡车的我首先想的却是司机的儿女立即将成为孤儿，我喃喃自语：“我将照看他们的生活。” 这种乐观主义在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如果单单表现在一个能够体现我们对个人的关心日益增长的孩子身上，这种乐观主义也许能够使整个世界生辉。但是表现在总是在活跃的火山口重建家园的整个社会的成员身上，这种乐观主义却可能导致世界性的灾难。我们所寻求的，正是在个人的乐观和群体的顽固盲目之间建立平衡。获致这种平衡的途径之一，或许是发现那些在他们自己的个体和群体历史上对于乐观主义具有某种超人禀赋的人。然后，我们提供给他们观察和预测的工具，让他们为新建城市而重新选址，不再将目光盯住早已为人所熟悉的活火山的山坡上。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认为，我们所以能够站在人类历史交替演化的台阶之上，去洞悉以往所有伟大的文明，只是因为我们对过去了解甚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高大的墙垣早已成为废墟，我们对曾在那里栖身的人们的生活一无所知；我们无法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唱给婴儿们听的歌谣；而那些从未被人提及的贫穷与被压迫者的生活更是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想象才能够描绘历史曾经有过的幻想和绝望。然而历史有如科学，缺乏细节的宏大规划会根本动摇人们的信仰与信任。就象达尔文的进化论刚刚提出，尚缺乏严密论证时，只能激起信奉上帝者的愤怒和证实不信上帝者“弱肉强食”的社会理论。 对海底生物的探查发现，热带海洋中许多色彩鲜明的生物都群居于特殊的小生境中，而那些未经特殊分化的生物却能够随意地改变栖息地。象这类对生物的生存机制所进行的每一次详致的考察，都消蚀着我们起初对适者生存观点过分敏感的反应。比如，在我们科学地研究了旅鼠（生活在北极的一种动物。译者注）和兔子之后，就能够明白这类动物的死亡本能，不过是它们体内的酶系统对食物多寡情况作出的自然反应。 每一种有关世界的看法一旦以粗鄙而夸大的理论形态出现，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比如，我们曾经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弱内强食的自然现象的翻版，把人类看成是人们能够随意操纵的机器，甚至把人本身看成是和机器一样的、能够迅速大批复制的东西。但是，今天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的工具和较好的观察、分析方法的运用，已经改变了以往那些粗鄙盲目的观点，消除了由于对新生的复杂事物过分敏感而带来的绝望。 人类的合适行为将不再根据某一因素或某些因素的随意的多方解释来鉴定，说什么失去的将由获得而保持平衡，而获得同时又必然意味着整个体系中某些方面的失去。这种随意的多方解释现象到处可见：比如，付出地力枯竭、河流污染的代价，谷物就会丰收；而在社会经济方面，一国的经济发展必然意味着他国的经济损失。代替那种单一的孤立机体或细胞模式，我们可以运用一种生物模式，特别是一种生态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许多生物共同生活于某个单一环境而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一模式中，同一系统内一部分的收获也是另一部分的收获。寄生物和寄主互为依存，当内部的平衡受到破坏，必须有一新的适应时，变化就发生了。我们可以用反熵状态代替传统的得与失的计算，信息的集中反而改变了分散的趋势。如果人类一方面利用另一方面却摒弃先前的科学洞悉，那么他也会踏上同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人类对他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愈加理解，反倒愈加可能成为自然的奴隶。 所有这些变化，从粗鄙和天然的悲观主义措辞、概念到那些仍然有着广阔前景的改革、觉醒和救助，都来自于新颖而切实的研究。借助于数学、电学以及一般技术所能造就的工具，人们可以更加精确地探查万事万物，探查我们至今仍然视为当然如此的或视为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而没有自己内在特征的那些事物的尺度和构成。对整个自然特征的每一次科学发现都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希望远景。 基于这一信念，我将考察我们目今对文化的理解，而这一文化奠基于原始社会的范型之上。这一范型在历史上曾一度颇有成效，现在也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二次大战后的25年间，这一范型不仅范围愈加扩大，而且特征愈加无法区分。今天，在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进行的现场调查中得出的文化概念和他们的著作中为当代科学思想所采用的概念之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欲图了解的观点出发，不论将“文化”标定为一种“中介变量”（通过给圣胡安和纽约的波多黎各人作相同的心理测验即可将其轻易取消），还是将“文化”当成一种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都可以把原始文化范型制定为粗陋的、宿命论的和减化型的。 10年以前，在我撰写《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时，我曾试图对文化学习的概念加以确定。我仔细分析了并存于今日的各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从这里能够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追溯到人类能够跨越时空限制运用语言和文字描述事物、储存信息、并进而能够运用摄影和录音设备为未来的分析储存原始资料之前的情形。 在这本书中，我也将运用相同的资料，去分析并存于当代的、具有不同的复杂性的现行文化。但是，我将强调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后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基本差异，即强调文化的间断性。 除了论述的重点从鲜明的连续性转为鲜明的间断性之外，本书和《文化进化的连续性》一书所讨论的内容还有一点不同。这里，我不涉及那些由推论得知的早期人类的行为模式，我只讨论当代尚存的、能让我们进行实际观察和记录的原始民族的行为模式。今天，由于我们对此缺乏客观真实的理解，酿就了许多悲观而且有害的思想；而那种欲图恢复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洪荒之际行为的不当企图，更是严重阻碍了我们对业已落伍的当代文化予以成功地改造。凭着我们现有的观察和对鸟类鱼类及灵长类动物行为的并不全面的理解，将从中得出的模式应用于解释人类行为、尤其是我们至今仍所知尚少的早期人类行为，无疑是轻率而不成熟的，但人们却这样做了。结果形成了诸如习性當家如洛伦茨（Lorenz）和戏剧家阿德里（Ardrey）等人那样的有关人类侵犯的理论，这种理论鼓吹人类先天地具有兽性，与此相反的是阿什利·蒙塔古（Asague ）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与其说这些迥然相异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不如说它们往往给我们带来困惑。因此，我将单单研究仍富生命力的当代文化，而我论及过去的文化时，则往往是推测性的，并无规律性可言。 第一章 过去 前喻文化和学富五车的长辈 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是我所区分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这一区分是人类所生活的历史阶段的真实反映。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晩辈学习。原始社会和那些小的宗教与意识形态飞地都属于最初的前喻文化，其权威来自过去。兹后，伟大的文明为了进行大规模的变化，需要发展工艺，特别需要利用同侪之间、友伴之间、同学之间、以及师兄弟之间的并喻型学习。而我们今天则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年轻一代在对神奇的未来的后喻型理解中获得了新的权威。 在前喻文化中，整个社会的变化十分迟缓微弱，以致于祖父母们决不会想到，尚在襁褓之中的新生的孙儿们的前途会和他们过去的生活有什么不同。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新生世代的未来，他们已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孩子们的前途已经纳入常规，他们的父辈在无拘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是他们成人之后将要经历的一切。 从迄今已有的事实来看，前喻文化是数千年前、甚或是野蛮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质。在那一时期里，年长者无法孕育变革，他们能够留传给后嗣的只是天地不变的观念。当时由于没有书面和碑文记载，每一次变革都必须同化在人们的体验之中，并在每一世代的长者们的记忆和行为模式中加以贯彻。儿童们的基本学习起步很早，又十分紊乱，而且毫无疑问完全沿袭着长辈们的思想观念，因而他们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自认和命运的意义是既定的、无以抗争的。只有遇见某些突如其来的狂暴事件——如自然灾害或外来侵略，这种情形才会有所改变。否则，即使和其他民族接触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永远不变的观念：有时反倒会由于各民族不同的观念强化他们原有的特殊而且根深蒂固的自认观念。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如被迫迁徙，或在陌生的海域中漫无目的地长期漂泊、最后抵达一渺无人烟的孤岛时，也往往只能加强他们自认观念的连续性。 所有文化的连续性确实至少有赖于祖孙三代的存在。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老一辈成员们的每一行动之中，这一特征就是，尽管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人们的生活道路是既定的，永远不可变更的。远古时代，由于人们的寿命十分短暂，曾祖父母一辈的人与后代同时生活在世是十分罕见的，事实上连祖父母一辈的人也不多见。那些神情矍烁的长者人数很少，但他们的文化阅历最深，公认的生活方式体现在他们的音容笑貌和举手投足之中。正是如此，他们成了年轻一代的行为楷模。驰们敏锐的目光、健壮的四肢、以及永不倦怠的勤勉，既延续了生命也维系了文化。要使这样一种文化生息不灭，就不能缺少年长的一辈，他们不仅能在饥荒的年代引导同族同舟同舟共济，而且他们本身也就提供了一种完整的生活模式。在他们生命之烛行将熄灭之时，人们为他们的死唱着悲切的挽歌，献上祭品，最后让他们长眠于早已选好的安息之地——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年龄和性别，知识和气质，竭尽毕生的努力体现着他们赖以生存的整个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每一物体的形式以及人们操弄、接受、误用、破坏或不适当地对它加以膜拜的方式，都同时成为制造和利用所有其它物体的方式。每一种姿态都强化、唤起、反映了了另一种姿态，或提供了另一种姿态的镜像和共鸣，这是一种完善的也可能是不甚完善的说法。每一种表达都包涵了另一种表达的形式。仔细分析起来，任何文化行为的片断都具有基本相同的模式；或者说，在前喻文化中，一种模式都是以允许和其相同的它种模式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一点在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十分简拙的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既便是非常复杂的文化在形式上也可能仍旧属于前喻文化，因此同样可能展示其它前喻文化的所有特征：比如，该文化形式中的每个孩子都对社会变化或卓越的印刷术一无所知。 当然，变化的状态总是表现得凝重而含蓄，甚至仅仅是一种传统过程的重演。正如没有人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以某些过程、某些风俗、某些信仰在行使了 1000次以后就有可能溶于意识之中。当生活于前喻文化中的人民同其他文化中的人民有了密切交往的时候，便增加了这种变化的可能。但这又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组成自己文化的事物的原有看法。 1925年，当萨摩亚人和现代文化接触了100年以后，他们仍然继续谈论萨摩亚人和萨摩亚人的风俗，仍然把孩子当成萨摩亚人的孩子来训导，他们将先前的玻利尼西亚人的自认和同外国殖民者对比之后得到的自我观念集于一身。1940年，在委内瑞拉，马拉开波城周围方圆数公里内的印第安人仍然用弓筋狩猎，但他们却用从欧洲人那里偷来的铝锅煮食，尽管他们从来不和那些欧洲人有任何交往。60年代里，欧洲和美国在海外的占领军及其家属对居住在他们基地之外的“本土人”——德国人、马来人和越南人，同样熟视无睹、充耳不闻。这种对比的体验只能加深彼此的群体归属感和民族自认感。 虽然，前喻文化和它们的生息之地休戚相关，但这生息之地并不一定是已经生活繁衍了数十代人的固定区域。在那些一年内迁徒两次的游牧民族中，在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等散居四方的民族群落中，以及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在那里婆罗门种姓散居于其它种姓居住的村庄里）都能见到这种前喻文化。此外，在一些小型贵族群体以及日本的贱民中也能见到前喻文化。那些曾一度生活于复杂社会中的人民，在国外的土地上可能忘记那些引起他们迁徙以寻求变革的动机和原因，一俟在新的土地上立足之后，又开始和他们的长辈一起维护那与生俱来的自认。 要正式成为这类群体的成员，就需要改换信仰，举行入会以及割礼仪式。在前喻文化中，所有这些不可或缺的活动都在由祖辈向自己的孙辈们传达着一种绝对的承诺及不可变性。而通常是与生俱来的、有时也可由选举获得的群体成员的身份，则完全是一种绝对的、毫无疑义的承诺。 前喻文化的基础是同时生活在世的祖孙三代，因此，前喻文化的特点是具有世代性。为了实现文化的绵延不断，它依赖于老人对年轻人寄予的种种期望——这种期望在年轻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依赖于成年人能够以父母养育他们的方式去哺育他们的子女。在这样的社会中，亲长的威严得不到任何神秘的尊崇，做父亲的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往往只能起着说明、解释祖辈要求的作用——“我的父亲从不会允许我做这、做那，甚至什么事也不让做。”一般说来，祖父和孙子之间却感情融洽。因此，只要祖辈尚健康在世，父辈就无法获得自己的神圣地位，而且由于父亲和儿子之间存在着种种戒律，他自己往往会遭受祖孙两辈人的敌视和掣肘。整个体系就是如此。它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描述，而那些自小熟听这些描述，井将其视为真实的后人，实际上却并没有生活在过去。“我是何人？作为整个文化的一分子，我的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该如何说话、行动、摄食、栖息？该如何造爱，如何为人父母，如何迎接死神？”对所有这类问题的回答只能根据前定的经验。一个人可能无以为英雄，无以为父母，无法继承来自于祖辈的品德和业绩，但是他的失败却无碍于他仍和那些成功者一样。仍就是自己文化中的一员，如果自杀是一被认可的自毁方式，那么便会有一些甚至许多人选择自杀；如果自杀这一方式为人所不齿，那么同样的自毁冲动将会采取其它形式。那普遍的人性驱力和有效的人类防卫机制，认知与统觉、再认和回忆以及心智的重整过程将溶合于此。而包容这一切的体系本身却极为独特而鲜明。 我曾对太平洋沿岸的各个民族进行过为期40年的研究，在那里存在着许多种类的前喻文化，45年前，新几内亚境内居住深山的阿拉佩什人的生活就是一种前喻文化。无论是用大脚趾从地上捡东西，或者是采摘用来编制草席的树叶，人们确信每一个动作都包含着另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也被用于适应所有其它姿势——正是在这些姿势中体现着流逝了的过去；过去就是过去，尽管它孕育了无数变化，但它毕竟已成为过去。对阿拉佩什人来说没有过去，除非过去消溶于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的生活之中，消溶子阿拉佩什人及他们的子女、孙子女的生活之中。生活有过变化，但是，经过彻底的同化之后，那些曾先后出获得的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已经从人民的了解和期望中消失殆尽。 当阿拉佩什的孩子们幼时享受着双亲的哺育、怀抱、洗沐和装扮时，便通过怀抱他们的双手，四周的声响——那悠扬的催眠曲和挽歌的旋律，开始了一系列惟妙惟肖的学习。当孩子被抱着或稍大以后按父母的要求走在村里村外的路上时，他们被告知，路是脚下的平坦而无障碍的东西：当一所新的房屋竣工时，每个路过的父母都会以平静而毫无惊讶的神情告诉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件几天以前还没有的新东西。在谈论这些事情时，他们的反应之轻微，有如盲人面对穿过婆娑的树影流溢而出的月光一般。担当有陌生人出现在村里时他们却神色慌张，望着匆匆的过客，脑中思索着：我能捧出什么样的佳肴抚慰这危险的来客，他离开这里将到哪里去？在峻峭的悬崖边有一个被称为“魔鬼之隅”的地方，行经和分娩的女人被带到那里，那是涤荡污垢和迎接新生之地；当孩子出生以后，这里尽管不象城镇上的人那样奔走相告，但却通过悄悄散发无数张人所通晓的“符命”昭示于众。 生活，在阿拉佩什人看来亘古如斯，过去只是神话中的年代，距今杳渺无期，那里的每一处山石树木都在复述着永恒不变的过去。无论是耄耋之年的老者，或是精力充沛的壮年，还是生气勃勃的青年，都接受并传喻着一整套相同的训戒：怎样做人，怎样做男孩子或女孩子，怎样做长子或幼子，在嫡长子的氏族中或辈份较低的氏族中该怎样生活；假如生活在将鹰隼奉为图腾的半边村子时，该怎样成为在盛会上能够口若悬河的人；而假如生活在将白鹦奉为图腾的另外半边村子时，又该怎样喊为话语简洁明快的人。同样，孩子们将会懂得许多人会过早的夭折，生命是那样的短促无常：他会懂得一个婴儿可能由于其性别不是父母所期望的而遭遗弃，也会懂得由于奶水不足婴儿可能死在哺育他的母亲的怀抱中，还会懂得一个男性亲属的盛怒或一位男性亲属被敌方的巫师窃取了某件护身之物，都会给一位新生儿带来杀身之祸。孩子们将会敏悟，他们赖以立足的土地是那样的神奇而微妙：大树底下是一个久远的村落的遗址；早先种植的甘薯、种子和促其成长的咒语都已失传，但人们却记住了它的名称。与其将这种失落视为一种变化，不如将其视为一种在人们预料之中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这里，一切知识都在消逝，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由他人所创造的，并因此只能得自于他人。欢快的舞蹈是20年前传到村里的，现在又进一步传往腹地的村庄。那些置身于该文化之外的人类学家（偶尔也有一些与阿拉佩什人毗邻的民族）认为这些山里人十分低劣，他们设法描述阿拉佩什人的生活，也只有他们才可能去考证先前的舞蹈被保留下哪些内容，被遗落了哪些内容。 阿拉佩什人担心知识会永远地消失，担心人数正代代减少的人类终究也会从地球上消失，这种担心使他们带上了一层淡淡的失望和恐惧。我发现，在阿拉佩什人中间，超时间感和普遍流行的习俗同是那样的鲜明，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来不象那些与世隔绝的孤岛上的居民一样。他们的村庄座落在绵延起伏的山脉之间，座落在从海边到乎原的辽阔地带。他们和操不同语言、生产其它东西，但风俗相似的其他民族往来、贸易。由于不断发生着的微妙变化和交往，在已知的过去和期待着的未来之间，他们的自我认同感愈加鲜明。在那些交往盛行的地区更是如此。在那里，不仅相互交换壶、袋、矛、弓、箭，人们还交流歌、舞，交换种子和符咒。妇女可能从一个部落被掳往另一个部落。村子里总有几个来路不明的陌生女人，她们大多是在月经期独居于“行经小屋”时被这个村子的男子抢掠来做妻子的，因此她们必须学习现在的丈夫所属部落的语言。这同样是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阿拉佩什的年轻人也就懂得了每一个女人都可能有失踪的一天。小伙子们知道他们的妻子有可能不见；而姑娘们也知道她们随时可能离开这望，去新的部落里学习另一套习俗和语言。这种生活同样是这个亘古如斯的世界的组成部分。 玻利尼西亚人，散布在彼此相距数百里之遥的群岛上，有些小群体移居其它岛屿时往往要在海上漂泊数周，远航虽然常常使他们丧失部分财产，甚或付出许多生命作代价，但却仍然能够在新的岛屿上重建他们传统的文化，并且能够赋予传统的文化以新的内容——这里，保存传统文化的决定因素是家庭，而家庭是由家谱和根据传说确定的家系所维系、巩固的。和玻利尼西亚人不同，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的各个民族数千年以来一直毗邻而居，但各自的生活起居却千姿百态，他们珍惜、强调这些微小的差异。在语言方面，不同民族的方言之间不过是词汇、节奏和辅音稍有区别而已。这些民族正是在这种连续的互变和微妙的、非渐增的多样化风俗中维持着各自不变的自认感。 我们发现，在那些经历了某种剧烈的历史变迁的民族中，仍然残留着甚或重新形成了前喻文化。印度尼西亚的巴厘人，在数百年间遭受了无数深刻的外来影响。这些影响来自中国、印度以及其它地区，还来自那些因逃避伊斯兰入侵而占领巴厘岛的爪哇人带来的后期佛教。在30年代的巴厘岛，原始的古拙和近代的摩登交相体现在巴厘人的雕刻和舞蹈中，体现在人们用来交换的中国货币之中，体现在来自马来亚的西方杂技者的玩耍之中，甚至也体现在卖冰淇淋小贩的脚踏车上。外来者和少数受过教育的巴厘人能够觉察出来自东西方的复杂文化的影响，能够指出祭祀的哪些内容受到了哪一时代的宗教的影响，指出两类婆罗门的区别：一类遵循的是印度 Sic的礼仪，另一类则是佛教徒的后代。及至后来，连巴厘人村庄中低级神殿里的木讷的守护人也能做这种区分；比如，原先他总是习惯地把神殿里的村神简单地称之为“Betara Desa”，但是，一旦有上层游客光临神殿时，他会立即改口，以印度教高级神祗的名称称呼自己的村神。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舞蹈；由高等种姓统治的村庄和由其他种姓统治的村庄大相径庭。“每一个巴厘人的村庄都是不同的”和“整个巴厘却是相同的”，这是至今仍旧统治着巴厘岛，并对那里的人民继续发生影响的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虽然他们有办法记载消逝的岁月，偶尔也立块纪念碑，但他们所用的历法却是一种日和星期循环的历法，数周之间那循环出现的相互吻合的一天被人们订为节日。一本用棕榈叶印的新书出版时，都标明出版于哪周、哪天，但却不标明那年，因为新书都是很久以前出版的旧书的再版。面临种种变化，美拉尼西亚人认为可以借此而和邻居们有所区别，玻利尼西亚人会加以抵制和缓和，但在那种崇尚变化和进步的文化中则会视其为真正的变革——而在巴厘岛上，这种变化却会被看成是在周而复始的、一成不变的世界中的变动样式，它将给家中出生的新生儿们带来吉凶未卜的生活。 巴厘人有着悠久而丰富多彩的文化传播、移民和贸易的历史，但是，巴厘文化却和原始的阿拉巴契人的文化一样，直到二次大战时期，仍然保留着前喻文化的特征。婚丧嫁娶的仪式都重复着相同的主题。祭神时所演的戏剧描述的是天龙和女巫的争斗，前者代表着生和宗教祭典；后者代表着死和恐惧，这种戏剧表演有如母亲和她们怀里的孩子逗乐一般。扮演女巫的佩戴着母亲们用来包裹婴儿的襁褓；而扮演天龙的张牙舞爪，伸着通红的舌头，用它并不伤人的血盆大口庇护着自己的随从，这实际上代表的是巴厘人滑稽的父亲角色。在老年人和青年人的生活经验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当孩子们看着女巫把魔布撒向进攻者，欲使天龙阴魂附体时，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欢乐使他们在母亲的怀抱中激奋不安，做母亲的此刻并没有对怀中的孩子寄于变革或出人头地的期望，她也似乎和孩子一起重温着自己幼年时代在母亲怀抱中的体验。 不仅在巴厘人中，即使在那些属于伟大文明的后裔者的人民中间也能发现这种超越时间的特征，尽管他们对世界变化的可能性有着充分的理解。一些从欧洲迁居美国的移民怀着一种狂热的信念：到新世界去定居，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新的社区，重建那代代相传的超时间和永恒的自认。赫特拉尔斯、艾米肖、邓克尔兹、西克斯、杜克博尔斯等移民社区都是如此。甚至在今天，这些社区中的人们仍然以父辈和祖辈向他们昭示的生活方式抚育自己的孩子。要想打破这种抚育方式毫无希望；因为这种打破意味着内心和外表的改变，意味着自认感和连续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如同脱胎重生———重生于一种陌生的文化之中。 前喻文化和非前喻文化或前喻文化和另一前喻文化及外来文化相接触之后产生的压力，往往会使前喻文化涵化一部分其它文化的自认，而个人也就可能因此而脱离原有文化，进入其他文化之中。他们带有原有文化的自认感，在新的文化中，期望着能象在原有的文化中那样获得自认。他们赋予许多事物以新旧文化的双重含义。比如，用旧的句法说新的语言，根据新的风俗选择房屋式样但仍以原有文化的习惯装饰内壁。对于那些来自于前喻文化的成年移民来说，这是他们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最常见的方式之一。但他们的内在整合机制并没有改变，这种整合机制是如此坚固，以致能在维持自认的前提下完成一系列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对于大多数成年移民而言，这种交互转变的丰富积累之日，将是他们面临新的抉择之时。 至今仍不知道的是，这种转变是否可能发生在那些来自于没有变革观念的文化环境的人们中间。那些在美国出生，但被送回日本长期接受教育的日本人，如果再回到美国（在二次大战的艰难时期，这些日本人被称为“归米”），一旦遇到重新抉择的时刻，对忠诚于谁的问题不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他们虽然懂得一个人必须忠诚祖国，但他们也知道一个人在某一社会中的成员身份可以丧失，对该社会的忠诚也可以改变。他们过去忠诚和承认日本的事实，意味着他们同样可能成为忠实的美国公民。他们所受的前喻文化熏陶已使他们能够完全适应另一社会。 正是凭借着这些过程，使我们能够理解原始时代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妇女的生活。为了避免当时盛行的乱伦之习，她们不能嫁给说同样语言的本部落的男子，只能以陌生人的身份终生生活在说另一种语言的群体中。由此经历无数个世纪之后，在同一个群体中竟发现两种语言：女人的语言和男人的语言。父母双方的不同语言及与此相应的不同文化对个人所赋予的不同的期望，这种强烈的对比将成为个人所赖以生长的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期望是通过祖母所唱的歌谣和妇女们独处时的谈话表达的。刚嫁到其他部落里的新娘已经从母亲和祖母那里学会了不同于男子的女人的语言，而娶她的新郎则必须学会听懂女人的语言，但却只能说男人的语言。这种要求成了交互通婚但语言却完全不同的部落维持整个体系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正如前喻文化能够在自身的母体之中孕育在他文化中生活并成为其中一员的种种期望和要求，它也同样能够酿就使人们无法适应其他文化环境的种种学习方式。艾西，是一位孤立无援的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白人消灭了他所在的部落，他是那场战争的唯一幸存者。1911年，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已奄奄一息。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在白人世界中生存。艾西是印第安雅那族人，他告诉那些热情的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生们，雅那人如何制作箭头。他所受的早期教育，额上留着的雅那人的烙印，以及10多年来独自与那些嗜血成性的白人周旋的艰苦卓绝的经历，都使他后来虽然生活于白人文化之中，却无法更改自己的群体属性。 理查德.古德（Richard Gould）最近研究了那些在沙漠居住的澳洲上著居民，他们熟悉那里的每一寸沙漠，并赋予其深刻的涵义，他们一旦远离自己的“国土”，迁居到由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土著人居住的新的聚集点时，他们会以自己熟悉的、已为祖先们沿用了无数代的方式去接近毗邻而居的其他部落，他们欲图和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其他土著人通婚。而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土著人已经部分丧失了自己的自认，他们不再狩猎，也不再举行祭把的仪式，但是他们却和自己的祖先一样，时刻谨防受到外来文化的交互影响，因此，他们最终似乎总能抵御外来文化的涵化。他们深信以往的厄运总和白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洲土著人并不介意自己的妻女和其他部落的男人同床共寝，但他们规定了外人应该遵守的禁忌，这些禁忌将婚姻划分成优劣不同的等级，即只有同一等级的男女才能随意拼居。但是人白人在婚姻方面却没有高低优劣的等级之分，他们有的是整个种族的强烈优越感。因此，在他们眼里，土著妇女在性方面的随意赠予，是土著人掩饰不尽的低劣标志之一。一旦和白人接触以后“，土著人便失去了将自己的文化体系和其他文化交溶并蓄的可靠途径，其结果势必有碍于进一步的文化涵化。 晚辈向自己的长辈们学习语言的方法规定了如何做一位成年人，而这些晚辈们也能够去学习新的语言。作为那些可能带来变革的文化体系间的比较方式，他们也许会去学习每一种新的语言。犹太人和美国人曾这样做过，现在那些被说其它语言的群体包围而居的新几内亚的各个民族也在这样做，他们可能将本民族的语言作为唯一正确的体系来学习，而将其它所有语言系统仅仅看成是由此衍生而出的并不完善的翻版，当美国人由那些已经基本不说自己母语的教师来教授英语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如此历经数年，儿童们便能够通过该文化的特定养育方式长大成人；一般说来，出生于该文化之中的儿童虽不是全部但大多数却能够在这种养育方式之中受到磨砺。人们根据儿童们的个体差异将他们分门别类，然后给予他们不同的培养。巴厘人将儿童分成本性邪恶和本性朴实、善良的两种。儿童们在生活的早年就被划定属于哪一种类型；无论这种划分是否适合，都将延续到老年。萨摩亚人——以及法国人——是以儿童的年龄，以儿童对社会事件的理解能力作为划分标准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种文化体系具有足够的能适应所有儿童的不同教养方式。有的时候，有的儿童因背离社会期望太远而过早夭折；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发育迟缓，或愤世嫉俗，或被迫成为具有双重性别自认的人；这些孩子成人以后往往会以歪曲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如果我们把这些个案看成是人类教育体系的失败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类神经症在任何社会中都屡见不鲜。 在所有儿童教育体系中，都应该具有某些防范措施，以便能够解决儿童日益滋长的性成熟与仍旧矮小的体形之间的冲突，解决他们的依从地位和尚未完全成熟之间的冲突。有的时候，有些文化形态也能够部分适应孩子们的早熟，比如在渔牧和狩猎社会，那里的孩子们五六岁的时候便能够掌握双亲的生存技能，一到青春期就结婚。有的时候，年幼的男孩子就被要求具有非凡的勇气。以新几内亚的蒙杜古马人为例，那里的小男孩常常被充作人质送往暂时结成联盟的部落。人们要求这些孩子在做人质期间能够尽可能地多学一些，以便能够在兹后的某一天，引导本部落的猎颅队攻入这个村子，但是在较为复杂的社会中，那里的成人角色是六七岁的孩子，甚至十六、七岁的孩子都无法企及的，不过人们会选择其它方法使孩子们适应青春期的延搁。双亲也必须防止他们长期压抑的童年早期性欲的重新爆发。否则，放任就可能成为日后孩子们放纵沉溺的原因。比如，巴厘人一旦听任孩子们成群结伙地闲荡，孩子们就会成为头发蓬乱、不洗澡、桀骜不驯的人，巴松哥的小孩一旦脱离严厉的父亲送往舅家去抚养时也会如此：而祖尼人的孩子更是如此，他们的父母为了避免和自己的孩子发生冲突，往往一方面予以放纵，另一方面却请那些吓人的舞蹈者来家里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孩子。 如此看来，在每一前喻文化中，如果社会要生存，那么在每一代中都会重演俄狄浦斯情结向男性权威的挑战，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形态中，这似乎具有一定的生物学效用，但在所有已知的文化中，让孩子过早承担繁衍的功能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显然是不恰当的。不应该过早地利用孩子们的成熟，因此，任何地方都有反对乱伦的规则。同时，也应防止由于孩子而使成人重新沉溺于以往的回忆、恐惧、敌意和失望之中，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孩子们也形成抗拒和毁灭的心态。 人们可能也会希望每一社会都能发生一些美妙的奇迹——那些谙于事理的儿童毕竟要比那些事事为人左右的伙伴更具优势、更有运气、也更注意对行为的选择。有时这种玄想可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在美国印第安人社会中，年轻人和成年人都渴望能成为呈现幻象状态的人，并认为凡能制造令人折服的幻象的人都将成为领袖人物。天赋是气质、天分和环境雕凿的综合产儿，当个人和其思想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臻成熟之际，天才的出现意味着个人将能够凭借幻象或梦想创进新的文化形态，个人的资质和经验的完美交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功能。在那种既缺乏创造也缺乏变革观念的文化形态中，一些十分微小的变革也需要一位具有超人禀赋的个人去完成。比如，对现存的艺术形式进行一些改革，对新原料的利用进行一些改革，甚至包括如何想方设法扩大战争的规模。在这种文化中，每一点微不足道的变化都需要在具有伟大的科学传统的文化中能够做出杰出贡献的伽利略和牛顿似的天才。 我们至今仍然未能详知，在那种具有较强的整合性和重复性的社会中，该如何出现变革的生机。我们同样无法得知，在那种扼杀、惩处自发性的社会中，孩子们该如何保持自己的自发性？当所有现成的答案都灌输给孩子们之后，他们是否还会对事物持以怀疑的态度？而面临着习以为常的饥饿和失望的侵扰，他们又该如何继续保持那鲜如朝阳般的希望？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地听到人们谈论谁受了精神创伤，哪家的婴儿或孩子被无力抚养或不肯抚养的父母所遗弃，但我们仍然对那些超凡的圣者所知甚少，这也是年轻人不断疑虑的原因之一。 在前喻文化的社会之中，世代间的关系并不需要过多的温情。在有些社会中，人们希望每一代人能够有所反叛——轻视老年人所寄予的期望，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夺得权力。儿童时代可能会使人经受许多痛苦的体验，小孩子可能会生活在叔父和姑妈的恐吓之下，他们总是通过操弄许多神秘骇人的仪式来树立自己的威望。但是当这些小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也同样希望自己的兄弟姐妹能够为下一代着想，将其子女托给他们，由他们施以同样的仪式化行为，以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事实也是如此，有些十分坚固的前喻文化社会，如澳大利亚的土人和居住在新几内亚克兰河畔的巴拿罗人的文化，即体现了这种特性。在这些社会中，每个人都要参加一种痛苦的仪式和成年加入仪式，或参加形态各异的共妻或性的开禁仪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些仪式都会带来痛苦，激起参加者的羞辱和恐惧。 恰如在硬木板床上睡了多年的囚犯总是梦想着能有一张舒适的床，但当他出狱以后却发现，他只能在硬木板床上安然入睡；又如原先吃惯粗茶淡饭的人，来到丰盛的宴席前，却仍然想吃以往并不使他感到十分可口的粗茶淡饭；人类似乎也总是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文化自认，尽管在这种相习相衍的自认过程中，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要比快乐和兴奋多得多。那些在舒适的家庭中幸福地成长起来的儿童，要比那些早年生活于痛苦和恐惧之中的儿童，能够更加安全地适应新的环境。在全面否定的惩罚和威胁之中培养出的文化自认感，其坚固程度往往令人惊异。民族的自认感往往是由经历的痛苦和承受痛苦的能力界定的，是由引以为骄傲的祖先们的悲壮业绩界定的，因此它也就能够在遭受剥夺和毁灭的威胁下，仍然保留在流落四方的人民之中。那些遭受了无数劫难但仍坚韧不拔的民族群体，如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部落，历经数百年的迫害和流亡之后，仍然保持着自己永不磨灭的民族自认感。 但是，典型的前喻文化却是孤陋寡闻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存在于其成员的记忆之中，并在这里记载着以往的历史。史前社会尚没有文学，因此也不会有对以往的历史加以粉饰、歪曲的史书静卧在人们的书架上。但是，那些经由人类的双手雕凿劈削的无言的石头，却向人们述说着这个世界所经历的一切。家系学家们能够自由地驾驭着卷帙浩瀚的史料对历史加以浓缩，以使神话和信史能够相互吻合。“凯撒那家伙，他竟让这个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去村外筑路！”“盘古开天之初是混池一片的空白！”为了销毁过去的记忆，使过去仅仅以适应当时的方式流传下来，原始人对历史曾做过无数高度功能性的修改，即使那些在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原始民族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挚信，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当年自己民族的发源地、 他们对于各种社会的了解，为人类学家所采用以建立文化的概念。人类学家根据这类文化的鲜明的稳定性和不变的连续性特征建立了“文化”模式，他们不仅在研究中运用这种模式，而且提供给另外那些希望凭借人类学概念解释人类行为的人。但是，在人类学家描述那些弱小、原始、同质、变化缓慢的社会的方法之间，在他们描述的存在于新几内亚和加利福尼亚等地的各原始部落的相互差别之间，总是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矛盾。显而易见，随着时光的消逝，在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上也会发生许多伟大的变化。各民族散居四方，语言各异。我们可以发现，那些相距数百里的民族说着同样的语言，也同样能够发现，那些说着相同的语言或生活于同一种文化中的不同的群体，相互间却存在着明显的体质差异。 在没有文字、没有碑文记载的史前时代，对新事物的理解和洞悉一经出现，便会被旧有的形态所湮没。我认为，这点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文化是由老一辈传给年轻人的，而那些对历史加以编纂的老一辈却对古往今来的变迁作了神话般的描述，甚或根本否认变迁。例如，一个向其它部落学会了借助帐篷宿营，刚刚在美洲广袤的平原上支起帐篷生息繁衍了三四代的部落，却可能绘声绘色地向后代描述。他们的祖先是如何通过模仿树叶卷曲的形状发明了帐篷。在萨摩亚，老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来自新西兰的玻利尼西亚客人蒂·兰杰·希洛描述玻利尼西亚人的祖先远航的故事，每一代玻利尼西亚人的记忆中都保存着先人早期航行的神圣记载。故事结束以后，听众们都一致坚定地回答：“故事确实非常有趣，但我们萨摩亚民族的摇篮却是我们脚下的土地，是菲蒂尤塔（Fitiuta ）。”这位来自新西兰的客人是玻利尼西亚人和欧洲人的混血后代，他受过高等教育，但最后却不得不在巨大的刺激中求安慰，通过询问萨摩亚人现在是不是基督徒，信不信伊甸园中的上帝以求安慰！ 对已知事物的可靠记忆反倒使以往的变化模糊不倩，也使变革为悠远的年代所同化。那些能够详细描述发生在以往相对稳定时期的事情的人，谈起发生在近来的不甚稳定时期内的事却可能漏洞百出。那些必须适应陌生的历史背景的事件总被笼罩在非现实的氛围之中，兹后，如果它们还被完全记着的话，那么还得去适应为人所熟知的历史背景，而种种变化的细节，譬如变化的过程，则为人们所遗忘。只有压抑种种有碍于建立连续感和自认感的记忆，人们才能够保持文化的连续性。 即使在那种充分体现出变化观念的文化中，不论事情发生的年代的远近，运用细节去消除对林林总总的事物的记忆，足以长久地保持文化的连续性感觉。尽管这种方法连同与此有关的对自认和连续性的态度都可能一并失去，但也有可能重新获得。在文化的每一复杂层次上，都可能产生，也可以重建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基本特征就是稳定的、毫无疑义的自认感和有关生活的每一个已知方面的普遍公正感。 一个有着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国家，每一座古老的城市，甚而每一座古老的建筑都昭示着历史的变化，但这里的移民迁居到一个新的国家（如北美或澳大利亚）以后，同样可能丧失变化的观念。这里没有古老的记载、旧时的界标，也没有市场、树木和山峦，由此繁芜而生的历史消失了，过去也被急剧浓缩。但是，人们在新的国家中的生活方式仍旧和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人们的饮食起居之中保留着过去的概貌。人们继续说着先前的语言；从事着古老的职业——在土地上种植葡萄，播种麦子，建造老式房屋；甚至在朗若明镜的夜晚，迢迢星汉间的北斗七星，也是那般熟悉、亲切；这一切都赋予外来的移民们以一种从未断裂的连续感。只要人们仍旧群居一处，袓父母辈仍旧被当成权威的象征，在指导耕耘、收获谷物、处理危难时他们的经验仍旧被视为不可背逆的圣典，这种现象就会一如既往。在明尼苏达北部居住的斯堪得那维亚人，他们从北欧迁徙而来，但他们的社区中至今仍盛行着早先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保留了古老的斯堪得那维亚文化。 孩提时代，人们能够十分彻底而又毫无困难地为其置身的文化所溶化，以至成年之后和其他文化成员的接触也总是那样的浅淡、谨慎而且充满敌意，这一切都决定了个人深蕴的自认感是无法变更的。个人能够在原先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多年，在那里劳作生息，甚至结婚育子，他们既不会对臼认发生疑惑，也不会欲图寻求建立新的自认。如果是整个群体的话，他们有可能象希腊人或中国人那样建立一个“不完全的移民”习惯。所有男性长大以后都辞别家中的妻子儿女渡海而去，到他国异乡的矿山、葡萄园、工厂中劳作。数代之后，人们逐渐适应了父亲暂缺的活方式，文化虽说有了改变，但仍然能够沿着原有的轨迹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但是，如果整个群体迁居于一个新的环境，祖孙三代都背井离乡，统一迁往一处的话，变化的可能性将会更大；在新的地方。人们将潺潺的流水、咆哮的海浪……，将一切自然景物都视为和家乡一般，古老的生活方式仍会保留下大部分，以使袓辈的记忆和孙辈的经验溶为一体。但事实上新的地方和家乡有着很大的不同，这里9 月初便寒气袭人，而在家乡要到10月人们才晒晒太阳；这里没有做小馅饼的葵花子，初夏采集的浆果是黑色的，不象家乡是红色的；而晚秋搜集的坚硬的干果虽说还叫着早先的名字，但形状却大不相同。这一切都给祖辈们的神聊加入新的内容：“在我们的老家哟，可不是这样的。” 对这些区别的敏悟为年轻的一代开辟了新的选择途径。他能够聆听和汲取新旧两地的不同观念，从家乡移居他处，既造成了迁徙的事实，也使年轻人的意识有所改变。如此，他可能珍惜这种反差，满怀深情地对待昔日遗留下来的令人怀旧的文物，但也可能把昔日的文物当成新生活的累赘而彻底抛弃。新的政府会要求移民们接受新的观念，放弃原有的生活习惯，给婴儿注射预防针，纳税，规定年轻人服兵役，送孩子们去学校里学习国语。即使没有这些要求，也会有其它压力反对一切都听从老年人的。如果老年人总是谈他们曾经住过的那带有传奇色彩的房屋——就象也门人迁居以色列时住过的那种房子；或者现在栖身于都市的下等公寓，却津津乐道地回忆爱尔兰式的古老而舒适的农家小屋；……总之，如果老一辈的言谈话语过多地流露出思乡怀旧的情感，这些唠叨就会引起年轻人的日益不满。因为过去的回忆无论多么美好，但毕竟无以果腹，无以抵御从旧屋的缝隙中吹进的阵阵寒风。 如此，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许多仍旧共同生活在移民社区中的人们能够放弃令人眷恋不舍的过去，不让对昔日生活的怀念打扰今天贫乏而单调的生活。那些曾经生活于以往的田园情趣之中，今天已经一贫如洗（如农民和无产者）的人们，也不再沉溺于对昔日的文化和历史的回忆，而是冷静地面对着目今艰难的生活。今天居住在美国东南部山区中的操英语的英伦三岛的移民后裔，过着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他们的文化确实来自英伦三岛，但是，直至一次大战期间被人发现时，他们从没有离开过自己所迁居的山谷。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美国一无所知，甚至对离他们最近的大城市的名字也不知道。然而，追溯其历史渊源，他们同样是在那场意义深远的国王和贵族的争斗中，为了寻求宗教和政治的自由而开拓新大陆的先驱。 早先古老的文化适应于不同的栖息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数量的人口。但是，今天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种文化却是日薄西山，正日益衰落，在南美居住的印第安人十分善于编织，但他们只会编织装饰身体的佩带，而不会编织衣服。有些民族，其祖先来自有着严谨组织体系的帝国，但现在他们的亲族关系却成了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有一些民族，如玛雅人和克列特岛人，虽然并未迁居他处，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却已分崩离析，他们已经丧失了祖先文化的大部分内在特质。 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改变着文化的本质。我认为，我们能够对变化的本质作出有益的区分，我们也能够指出在历史的那一点上发生了巨大的裂变——从此人们不再继续谈论前喻文化，而把现存的一切看成是不同于前喻文化的另一类型的文化。前喻文化及那种在巨大的变化之中仍在语言和忠诚观念方面保持着前喻方式的文化，其基本的和确定的特征是，由祖孙三代以上的人组成的群体都把他们的文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孩子们就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地接受他们的祖辈和父辈视之为毫无疑问的一切。在这种状况下，人的全部行为中，习得的文化模式行为和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行为所占的比重很大，而有意识造就的行为所占的比重则很小。比如，人们指着圣诞节吃的馅饼说三道四，但马铃薯中放多少盐却无人计较。人们谈论着仓库门上画的防止牛奶变酸的符咒，但却无人过问饲料堆和牛奶棚的设置。如何关怀人和某些动物，男女之间的细微差异，饮食起居的习惯，存钱和用钱的方法，以及喜悦和痛苦的反应，如此等等，都是一系列的由上代至下代的传递行为。对这些行为稍加分析，即可发现一致性和普遍性，但这些行为都深深地潜藏于意识的表层之下。正是这种未加标定的、非言语的、无意识的特征，给前喻文化以及所有含有前喻特征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稳定性。 如果在成年时期学习一种新的文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前喻型学习也可能会占有很大的比重。从来没有谁正正经经地教导那些外国来的移民该如何行走。正如一位第一次购买侨居国服装，但却不知道该如何穿戴的妇女一样，她开始穿上街上其他女人穿的那种古怪的服装时极不舒服——这种衣服是套头式的，而不象原先是开襟式的，但随后她也会慢慢适应这种服装式样，并因此而具备侨居国妇女的绰约风姿。其他妇女对她的反应也是无意识的，她们把新来者当成自己人，而不当成陌生人，带她进入寝室，并进而十分信任她。如果是一位男子穿上侨居国的新式服装，他会懂得站立的时候什么场合下能够、什么场合下不能够把手插在口袋里，以免引起他人的评头品足，甚至招致他人的不满。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在许多方面就象生活于本土文化中的儿童的学习过程一样，他们学些什么不会受到特殊的训练和指导，因此也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而居住在这位陌生的外来者附近的居民，就象终生生活在单一文化中的老人一样，也很少会对自己的习惯行为发生疑问。 这两个条件，即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似乎是前喻文化得以保存的关键因素。前喻文化能够在自我意识的混乱和反叛之后一次次地得以重建，说明了前喻文化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文化，即它所保留下来的内容，至少绝大部分对于当代人和他们数千年前的祖先一样，具有同等的效力。所有存在于古老的手稿和历史之中，存在于档案和法典之中的差异和矛盾，都能够为同样经得起分析的系统所重新吸收，因为没有人对这些差异和矛盾提出疑问，它们潜藏于人类意识的表层之下。 这些未经分析的文化行为愈是接近观察者的行为，人们对它的分析便愈加困难，甚至对于那些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也莫不如此。二次大战期间，除了那些运用不同的观察方法对日本、中国、缅甸和泰国进行文化分析的观察者（人们称其为“中国通”）之外，其它地区的观察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但是，一旦将文化分析应用于欧洲文化时，便会引起那些乐意对亚洲人和非洲人进行分析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欧洲文化包含了许多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相似的未加分析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对进行自我分析，把自己看成是未受文化之局限、行动自由的个体的欧美国家的成员，都反对进行与其相关的分析，比如，反对研究者对德国、苏联或英国文化进行分析。 与此相应，如果人们对以前喻方式建立的特殊文化行为模式进行的分析既未超越他的社会文化背景，又恰好符合他所具有的知识水平的话，那么这种分析也往往会使人产生豁然开朗的顿悟之感。人们总是认为，其他人在体质上、社会进化的层次上和他们有所不同，因而在遗传方式上也必然不同于他们。这种未加分析的盲目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但人们却可能竭力地宣称，他们所信奉的是种族和阶级以社会的而非遗传的因素所决定的科学论断。人际之间的差异无论何时都将存在，而人们仍将死守着遗传学的解释。那些认为其他人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这种差异是先天遗传而来的。因此，当个人最终能够接受对具有相同体质的法国人或德国人的不同行为所进行的文化解释时，在他们的眼里，文化的差异将是最为真实的差异。 这种深蕴的、未加分析而又模糊不清的执拗，是从那些从不发问的长辈和移居新的文化中的成员们那里学来的。如果对文化的理解能够既成为人类科学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又成为有关人类科学将更加繁荣的社会舆论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这种执拗将有助于人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一且人们了解到他们所说的语言和自己邻居所说的不同，了解到语言是从小学会的，但也能够为说他种语言的人学会，他们就可能去学习第二或第三种语言，有意识地创造语法，并对自己的语言予以改造。在这一方面，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和人类的遗传无关的。从对感情深处的洞悉，到对行为举止方面的细微差异的分析，总之，对一文化的全面理解，和对一种语言的理解并无过多的区别。但是，全面的理解需要各种不同的工具，需要运用以照相机、录音机和其它分析器材武装起来的听觉和视觉器官。 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不同形式的前喻文化，以及文明程度迥然不同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代表着从狩猎和采集时代起到目今的工业时代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一系列不同时期。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已有的概念和工具去研究这些民族。尽管原始民族、愚昧的农民以及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和都市贫民窟中的被剥削者们，无法直接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全部见闻，我们还是能够记录他们的行为，作为日后分析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架照相机，让他们去拍摄自己的生活景况，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我们所受的道德教育之下所无法直接观察的事情。人类已知的过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默默地昭示，经过1000多年的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在并喻文化期间，人们从父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从同辈那里学习新的经验）的洗礼，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文化演进的全新时代。 第二章 现在 并喻文化和亲密无间的同辈 并喻文化，其基本特点是全体社会成员以目今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第一章里介绍的前喻文化中，长辈的行为向晚辈提供了不可背逆的榜样，以致人们至今仍然接受着祖先们所遗存下来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于前喻文化的记载，那么那种以并喻方式作为文化传递的唯一模式的社会却寥寥无几，我们很少听说这种并喻方式能够单独地代代相传。如果真有那种将并喻方式作为唯一的行为传递模式的社会，那么年老的一辈和年轻的一代都将认为，每一新生世代的行为不同于他们的前代是“天经地义”之事。 在一切并喻文化中，长辈在某些方面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为晚辈的行为确立了应有的方式，界定了种种限制，年轻人相互间的学习是不能逾越这些行为的樊篱的。在许多社会中，人们接受新行为时获得长辈的赞许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年轻人的行为改变最终并不取决于自己的同辈，而是取决于年长者的同意。但是，在并喻文化中，人们同时也怀有一共同的愿望：即每一世代的成员其行为都应以他们的同辈人为准，特别是以青春时期的伙伴们为准，他们的行为应该和自己的父母及祖父母的行为有所不同。个人如果能够成功地体现一种新的行为风范，那么他将会成为同代人的学习楷模。 并喻文化肇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以下诸多原因都可能酿就前喻文化的崩溃：比如，整个人类，尤其是那些占据着领导层的老年人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长辈们不再是事事精通的行家里手；迁往一新的居住地后，当地人会把移民群体中的老年人看作（而且永远看作）是陌生的外来者；由于战争失败，被征服者被迫学习征服者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因为宗教信仰的改变，成年人以他们青少年时代所未接触过的新的观念教育自己的子女；领袖人物们也会通过向年轻人宣传全新的生活方式，作为获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手段。 伴随着自然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人类文明不断地蓬勃发展，文化形态由前喻型转变为并喻型的条件日臻成熟，这一切都使得某一社会成员有可能吞噬、镇压、蚕食、奴役、改造其他社会成员，也有可能控制、指导年轻一代的行为。但是，并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却只能维持十分短暂的时期。比如，某一属于并喻文化的群体，在其为一属于前喻文化的群体征服之后，被征服群体的第二代成员（他们的父母除了同伴的行为以外没有固定的行为模式）却可能完全涵化于另一种虽不同于征服者但仍旧属于前喻形态的文化之中，那些出生于以色列集体农庄中的孩子就是如此。 然而，某一社会吸收了大量外来的成年人以后，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教养和不同的期望，确实有可能使该社会的文化发生巨大的变革。外来者的行为和该社会中与生俱来的成员身份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以致于在他们的行为中继承长辈的成份远远多于新近习得的成份。进一步说，即移居一古老社区中的新的群体仍然部分保持着他们自己的文化，人们依旧能够区分本地的土生土长的孩子和那些移居者的孩子。大量的不同年龄的个人能够被逐渐地同化，这使得当地居民和新来乍到者能够容忍、涵纳彼此间的差异；但这也可能激化和加强彼此间的矛盾，比如，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将会因此更进一步地阻挠外来者获得当地成员平等的权利。 比较不同类型的文化吸收是十分有益的。在奴隶社会中，大批的成年人常常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奴隶主不许他们保留自己原有的风俗习惯，他们的行为完全受着奴隶主的控制，非洲原始社会曾大规模地实行奴隶制度，在那种社会里，使人为奴是十分常见的惩罚方法，但即使是来自其他群体的奴隶，在文化和体质上也都和奴隶主十分相似。在许多方面，奴隶都有着不容否定的权力。经过一段并不太长的时期，奴隶的家人及其后代都有成为自由人的可能。祖先曾经为奴是整个家族的耻辱，因此人们往往想方设法掩饰其不光彩的过去。所幸的是奴隶的后代在文化和外表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所以他们很容易为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所接受。 迁居到美国和以色列的移民，代表着另一种类型的文化吸收。在这些地方，人们要求年轻人按照完全不同于老一辈的文化行为的方式行动。在以色列，从东欧来的移民们将老年人（那些仍和成年子女住在一起的祖父母）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对长辈缺乏恭敬，他们已不再掌握实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既不再是智慧的象征，也不再是晚辈行为的典范。 在前喻文化中，年轻人可能会因为远离那些虚弱的老年人而战栗不安，他们也可能十分羡慕老年人的智慧和权力，因此，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他们理想的未来。但是，对于那些移民者的后代来说，不论迁徙是出于自愿或是迫于无奈，不论老一辈力求挣脱贫困和压迫或是仍旧沉溺于对往日生活的向往，祖辈毕竟代表的是业已落伍的过去。审视着祖辈的生活，年轻人认为他们将不会沿袭这些善男信女们的生活足迹，但是，由于父辈维系着他们和祖辈的联系，因此，尽管生活道路完全不同，他们有一天也会成为和祖辈一样的老年人。 在那些变化十分迟缓的社会中，两代人在行为方式上的微弱差异往往表现在时尚的改变上，即这些微不足道的变革往往体现在年轻人不同于老年人的衣着、举止和爱好上。在新几内亚，那里的人民相互间不断地交流新的时尚。一个部落中的所有妇女，不分老少都可能选用一种新式的草裙，以前长后短的式样代替原先的前短后长的式样；否则，那些继续穿旧式草裙的老年妇女，就可能被人当成是刻板的老古董。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式中，微弱的变化并不会使整个局面改观。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姑娘们都会懂得，她们的祖母今天所经历的一切她们日后也将经历。当她们有朝一日成为祖母以后，她们也会象自己的祖母一样，或者追逐时尚，或者认为赶时髦应该是年轻人的事。这种连续性的观念不断孕育出时尚的观念，但对时尚的注重却也充分说明，这里发生的一切改变都是无足轻重的。 在新几内亚的文化中，在那些与其文化的内核有着密切联系的变化和那些日常生活中时常发生、并未触及文化内核的变化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差异。在整个新几内亚具有许多有益于吸收和扬弃新旧事物的同质特点，而许多事物从一个部落流传到另一部落也都遵循着和先前相同的过程。对新几内亚文化的分析充分说明了那些连续的微弱的表面变化，事实上产生了文化深层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与此相反，在并喻型学习所发生的文化情境中，年轻一代所经历的一切却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以及社会中的其他年长者。无论这些年轻人是外来移民者的第一代土生土长的子女，或是新的宗教信仰的第一批皈依者，还是由一群成功的革命者所哺育的第一代新人，他们的先辈都无法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们必须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创造全新的生活模式，并使之成为同辈追求的楷模。先驱们（是他们开拓了新大陆或率先移居另一社会）的后代所酿就的变革具有很强的适应特点，这使长辈意识到自己缺乏新社会的经验，在新的宗教世界中或历经革命的风暴之后旧的经验业已过时，这样就可能使他们把后代的变革看成是自己既定的、生机勃勃的事业的继续。长辈实际上所做的就是向外迁徙，他们砍伐森林，整治荒原，建立新的聚落。在新的聚落中成长的孩子将会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那些尚未完全适应新的环境的成年人，虽然他们无法根据鸟的叫声正确地辨明时节，但却可能为孩子们有了较好的生活环境而感到欣慰。 在这种情况下，代际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由成年人所造成的。代际冲突的原因在于抚育后代的新的方法无法适应孩子们的成长过程，而这些新的方法恰恰是第一代人，即那些新生活的开拓者们曾经希望自己的后代所遵循的。 那些奔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开拓者与移民，对于如何抚育自己的后代，既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无法创用新的方法。比如，双亲应该给孩子们多大的施展余地？他们应该允许孩子们离家多远，去探寻新的世界呢？他们该如何控制孩子们，是否应该象自己的上一代那样通过剥夺继承权来威胁自己的后代，以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而那些在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尽管他们能够团结一致与外部世界种种新的环境抗争，和父母头脑中日渐落伍的观念抗争，他们相互间行为的模仿却可能仍然是混乱无序的。在美国的许多家庭中，孩子们由于和父辈意见不合而弃家出走，他们或去西方世界，或去美国的其它城市。这种家庭内部的冲突屡见不鲜，以致这种冲突最后竟然成为父子关系中十分正常的现象。 代际之间存在着的激烈的对峙，可能表现在父子两辈坚持分家的生计问题上，也可能表现在为了控制权力易手而产生的两辈人间的长期冲突中；在这些社会中，巨大的环境变动可能产生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一旦融合于文化之中，并被人们视之为理所当然，便会成为前喻文化的组成部分。曾祖父弃家出走，祖父也弃家出走，到了父亲这代亦同样如此。祖父怨恨其父亲送他去的那所学校，父亲也怨恨那所学校，而轮到他送自己的儿子上学时，他也十分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怨恨那所学校。代际连续的中断，使得年轻人缺乏有经验的年长者的指导，他们只能彼此相互汲取。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早已有之，它是人类经验中断时在任何社会里都可能发生的必然过程。这种在前喻文化发展中出现的短暂的并喻文化，是整个历史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其本身也将为前喻文化所同化。每一文化中表现出的年龄等级制度或年轻人在成熟的特定阶段规律性出现的反抗都是并喻文化的结果。 尽管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做父母的却必须直面子孙们举止行为的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在其他群体的成员中早已初露端倪：在那些具有征服性的社会中，在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和政治团体中，在那些早年侨居他国或涌入都市的移民和乡民中，年轻一代的行为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长辈迫于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驱力，不得不鼓励晚辈努力成为新社会的一员——让子女们离开自己，去学习新的语言，新的生活习惯，新的风俗礼仪，而这一切在双亲的眼中将有可能形成一整套新的价值规范。 年轻一代将接受年长者赠与的新的文化遗产，而这些长者既不是他们的父辈、祖辈，甚至也不是他们聚落中的其他老年成员。人们要求晚辈能够适应该文化中的所有家庭生活特质，但实际上他们却很少有机会接触之，甚至连他们的双亲也可能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在孩子们长大上学、就业、或者应征入伍以后，他们和同伴广泛接触，有了相互比较的机会。同伴们为他们提供了比长辈、官员、老师所提供的更加切实可行的行为标准，因为那些长辈、官员、老师的过去，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而他们的未来在年轻人的眼中和他们自己的未来一样深不可测。 在这种情况下，新来乍到者很快能够发现，那些和他们同属一个层次的伙伴们是他们最好的良师益友。在监狱和精神病院等机构中，这种现象颇为显著，那里的同狱犯和病人与威严的管理人员、院方代表们有着明显的隔阂。这些机构中的职员（医生、护士、卫兵和狱吏）绝对有别于那些病人和犯人。因此，那些新来的病人或犯人只能以原先的病人和犯人作为自己行动的楷模。 在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中，尽管不同种姓的成员毗邻而居、共同生活于前喻文化之中，但社会流动却只发生在同一种姓内部，不同种姓之间是不存在社会流动的。超越种姓界限是不可能的，即人们无法获得其它种姓的地位、特权和其行为准则，这使晚辈对自己的自认有了清晰的概念，了解到自己属于哪一群体和不属于哪些群体。在大多数社会中，对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教育可以说与此有异曲同工之效。男女两性儿童都将异性的行为视为不足取的，并且在具体的行动中摒弃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逾越性别界限的行为——比如，男子选择了传统中被认为是女性的职业（这对他过于女性化），或者女性选择了男性的职业，都会造成代际冲突的混乱。 但是，阶级社会则不同于种姓社会，人们对社会流动寄于厚望，而代际冲突的问题则只是局部性的。年轻人若欲脱离父母的社会阶层，不论他是农民，还是上流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成员，或是少数民族和种族的成员，都必须公开地、有意识地放弃父辈及祖辈昭喻的前辈偶像，觅求新的行为规范。这一目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比如，有些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村民或农民把到城里去、学习城市生活视之为平常之事，他们可以同时适应城市人的行为方式和乡村人的行为方式，并不认为这两者有什么矛盾，因此，他们从未割断和旧日的生息之地的联系。历经数年的城市生活以后，这位已捞了一宫半职的小官吏便告老还乡，重新吃家乡口味的饭菜，过着和昔日父辈一样的生活，清心寡欲地打发余生。 但是，在大多数阶级社会中，职业和地位的改变需要改变人们的行为，同时也需要改变人们的气质结构。一般说来，当父母们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了新型的教育体制和新的职业目标以后，孩子们便由于教育而和双亲体系发生了最初的决裂。当然，结果如何则应视情境而定。不过，当这类青年的数目增多以后，他们将互相作为行为的榜样，拒绝接受新环境中成人的行为模式，把教师和管理者看作是诱其上当的敌对势力而予以抵抗。但如果参与变革的新人（学生或士兵）人数太少的话，大多数人的行为就仍然是年轻人效仿的楷模。有时，一位感到孤寂的少男少女也可能依附一位在某种程度上能给予他帮助、指导他踏上成人之路的教师。 这种对一位成年教师的过于多情的依恋，虽然能使这位年轻人受益匪浅，但也可能使他疏远自己的同龄伙伴。这不仅使他无法接近自己新结的伙伴，而且也使他丧失了适应自己的阶层和年龄组的文化行为。他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环境，却又不能回到原先的地位。相反，那些全副身心地投入学校或学院的新生活之中，能够和同龄的伙伴们和睦相处的年轻人，当他们回家短期休假时，也能够把这种和睦的气氛带给家人。一个性情孤僻、固着于成人的学生回到家里可能和伙伴们合不来；但是，多数自我发展较好的学生将为自己年幼的弟妹所仿效——他们认为向哥哥姐姐们学习是“天经地义”的。 在军队、学校或修道院中，无论外来者进入了哪一年龄阶层（他们都具有各自的往昔经验），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变化；一般来说，整个年龄组都和他们的上级、老师以及师傅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新来乍到者往往会带来一些与原来的成员们所期望与赞许的行为格格不入的行为。他们可能会通过介绍新的观点、引进新的术梧，来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并使自己成为原有成员的行为楷模。无论怎样，这种以同伴为楷模的并喻行为，不仅能知晓往昔，而且能洞悉未来。因此，年轻人的行为都受制于自己所属的小群体，群体行为虽然和他们孩提时代通过前喻方式所接受的经验不相吻合，但由于其十分浅俗，故易于为年轻人所接受。年轻人为了割断自己和父母双亲、本地群体的维系，离开家庭，已日渐成为他们将来就业所必经的标准化的准备程序，而这种和长辈的脱离也逐渐成为一制度化行为。在英文寄宿学校中寄读的孩子发现，即使父亲有完全与自己相同的经验，他也无法完全理解自己在学校中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即使有完全一致的经验，也同样会造成父子之间的代际隔阂。 青年学生特别强调与他们的年龄相符的行为特征。但是这种相符行为却可以由下述两种文化形态分别酿就——一种是许多代以来都以同辈的并喻行为为榜样的文化，比如，那种使年龄分层制度化的社会：而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在这种文化中大多数年轻人都感到父母的经验和他们全然不同，因此父母的行为不再是他们效仿的榜样，他们必须依靠一切外来的微妙暗示为自己获得新的群体成员感。 在最简单的并喻型社会中，没有祖辈存在。年轻的成人从一地迁往他处，将父母留在家乡：他们甚至离开父母，远渡重洋。在美国这样现代化的、社会流动频繁的社会中，祖父母一辈的人几乎为人所遗忘，人们不论老少都常常迁居；而在那高度工业化的都市社会中，不论富裕还是贫困的家庭都将老人单独安置在特定的住宅区里。 在旧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如果没有祖辈的存在，人们就比较容易获得新的科学技术和行为方式，因为祖父母一辈的人总是过多地沉溺于过去，他们向孩子们灌输以往的经验，并且若隐若现地强化着古老文化的种种不可言传的价值。因此，没有祖辈的存在通常也意味着该社区没有闭关自守的狭隘的种族观念。反之，如果迁居他国的移民群体中存在祖父母一辈人的活，原有的乡村社区内部的那种密切联系，将足以使该移民区保持古老方式的完整。 当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寻谋生之路，建立与新的生活方式的维系时，堂（表）兄弟间的关系便逐渐淡漠了。这本是得自于祖辈的、维持年轻一代相互接触的一种血缘关系。在美国，如果叔、伯、舅、姨父母在世，且和其侄（甥）们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堂（表）兄弟姐妹间也会彼此往来。但当上一辈人谢世之后，堂（表）兄弟姐妹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日趋淡薄。 由于祖父母一辈的人溘然长逝，不仅削弱了晚辈和往昔的联系，而且使他们对未来的体验整整提前了一代。前喻文化的基本标志消失了。过去，一旦要由活着的人们来体现，便变得扑朔迷离，而在人们对往昔的追忆中，遗忘点什么，或篡改点什么更是常有的事。 仅仅由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在一切社会群体中实际上是最具可塑性的。在这一情境中，大多数人、甚至整整一代人都必须学习新的生活方式。那些远离自己的父老乡亲、迁居他国的移民者和新大陆的开拓者们生活于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群体之中，因此十分容易适应迁居国的生活方式。当新来乍到的外来者学习新的语言和技术，并相互强化着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承诺时，这些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便作为移民为这个兼容并蓄的社会所接受，井同化于该文化之中。 在大型组织中，必须有所变动，而且是十分迅速的变动，退休就是为了适应机构灵活性的需要而进行的社会变动。那些资深的官吏和年长的职员们，他们对往昔的回忆，他们与各自下属所结成的盘根错节的关系都在日益强化着那些过时了的繁文褥节，因而他们从各自职位上的退出和祖父母辈的人从家庭范围内的退出是十分相似的。 在那些祖辈们早逝或失去其控制权的地方，年轻的一代可能会无视成年人订下的准则，甚或对成年人报以鄙薄的神情。青少年们的角色是他们自己限制和标定的，而更年轻的一代则是他们忠实的观众。年轻的一代正是这样建立起了完全以自己稍稍年长几岁的同伴为行为标准的并喻文化模式。 今天，在新几内亚阿德米洛底群岛的马奴人村庄中，情景就是如此。1928年，那里的年轻人作为非技术的契约劳工外出做工，等他们重返家乡时仍能自如地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中；年少的孩子们也想仿效他们外出做工，并希望也有重返故里的一天。但是，今天却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学校里回来的男女学生们身着制服，手里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吉他和教科书，显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景象。虽然现在有了乡村学校，但是那些从寄宿学校回来度假的字生却成了弟妹们行为的楷模。不过，尽管得到了父母的同意，但他们并不能给予多少具体的帮助，使弟妹们从根本上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 以1938年和1967年我曾两度短期工作过的新几内亚塔布南地区的亚特摩村为例，那里的年轻人常常远离家乡，为欧洲人做15年以上的劳工。过去，一方面 “招募者”经常从刚愎自用的长辈那里“买”上十个八个后生带走，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可能三五成群地不顾长辈的反对自己外出谋生。他们有的在农场、有的在矿山、有的在海船上劳作，由另外一群境遇相同、只是早些出来的同龄伙伴们传授技术。在这里，年轻的后生们在受雇的8年中，完全生活在一种纯粹的并喻型社会中，全部生活准则都由一种新的语言——皮钦语（现称“新美拉尼西亚语”）来表达。童工世界和乡村老家，是他们先后生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但是，当他们几年后返乡时，虽然凭空增添了些许烦恼，却仍然能够适应家乡的变化缓慢的生活。年轻人的经历赋予了他们两种无法吻合的经验。在受雇的3年中，他们的衣着、举止、行为完全符合一个童工的标准，三言两语就能概括他们的基本生活特质。而当他们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有关自己的家乡和生活方式的所有细节的记忆，包括他们对飘逝的往昔的回忆（那时他们的父辈还参加着野蛮的“猎颅队”），又会一幕接一幕地重现在他们的脑海中。 岁月流逝，亚特摩人小小的移民聚落已成了挺大的城镇。现在，有些人甚至携家带口前去做工。年轻人离开家乡不再仅仅为了做劳工或兜售他们的泥制雕刻品，也常常为了外出旅游观光。在国外，他们开始不安地发现，在遥远的家乡的小社会中，自己仍然由那些共享着孩提时代的前喻经验的长辈和同伴们传授着生活经验。塔布南人仍然生活在前喻文化之中，人们对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做，他们为自己和学校的孩子们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他们深信，孩子们在白人老师的教育下今后将会过上白人的生活。每一代人都在接受、适应改变，但却没有人会失去文化上的连续感。 马班，是亚特摩人村中的一位长者，一次大战以前也曾外出做过童工。至今为止，他仍然保留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在旧的生活方式中他堪称行家里手，但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新美拉尼西亚语，他肯定他说，当他这一代的人谢世之后，过去的一切也将随之消灭。 汤米，30年前是村里的政治领袖，有着非凡的经历。他也曾外出工作过，但不是去农场做童工，而是在有着一半萨摩亚血统的帕金森太大家做事。理查德·帕金森是《南海三十年》一书的作者。帕金森太太帮助他的丈夫建立了一种由旧的德国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过渡的形态。以汤米在帕金森太大家的生活经验，完全能够使他远离家乡，在外面结婚、生活。但是，他却回到了塔布南，并掌握了那里的政治大权。他坚决地反对教会和教会学校，但却率先和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不仅能够流利他说新美拉尼西亚语，而且凭着特有的经验，能够轻松自如地和白人打交道，愉快地帮助他们处理各种事务。1938年，当我们在塔布南村作短期调查时，曾由他担任我们的主要行政人员。 1967年，卡米·艾沙威在我们的调查队中接任了汤米的角色，1938年，他就是我们调查队中年纪最小的助手。二次大战刚结束时，他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职责，作为一名地方警察负责监管被逮捕的日本犯人。汤米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年轻亲属来抚养，他象汤米一样努力学习如何在白人中处理事务，但仍然觉得和自己的社会有着深切的联系。他是汤米选定的继承人。汤米死后，由他接任了本村的领导权，他让孩子们排着队，踏着整齐的步伐去上学。正如他属于过去，在他看来，孩子们应该属于未来。尽管学校并不是年轻一代为自己创设的模型，但却是通向未来之路。塔布南在改变中缓慢地进步着，但是，至今为止那些顽固的长辈仍然没有意识到应该支持这种转变。 我们不妨将阿德米洛底群岛上的马奴人社会的变迁过程和亚特摩人作一比较。马奴人是惯于在海上漂泊的民族，他们早已习惯以强力从毗邻的民族那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以此改变自己的文化。1928年，当我对他们进行研究的时候，要曾期望他们能从新几内亚童工们的流传远广的浅俗文化中获得启迪。但是，1946 年，经由二次大战中日本和盟军的占领之后，马奴人开始重新设计自己的文化，祖孙三代都生活于一种经过自己改造了的欧美文化的变式之中。 新的马奴文化是卓越非凡的，它根据一整套由本社会成员制定的规则改造而成，因此，虽飞跃了数千年的历程，却能够适应整个社会。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称的前喻文化，正如马奴人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访效现存文化所创设的。在那里，每一个小小的变化部被看成是进一步的欧美化，尤其是美国化。但是，整个社会毕竟瞬息间骤然改变了。不象其它社会的长辈们对变革予以拒绝、反对、漠然视之，马奴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变革。从创立第一所学校起，短短12年内，他们为自己培养了大批教师、职员、翻译和护士，并且将第一批学生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建大学。由于祖辈以参予了变革的酝酿，因此，他们能够保存一部分能够适应变革的前喻文化力量。 核心家庭中没有祖父母一辈的人，亲戚间的关系也很淡漠，这在移民环境中是一种典型的家庭形式。移民们大都经过较长距离的迁徙，他们必须适应新的、与先前有着极大不同的生活方式。此时对核心家庭的崇尚是与新的文化相协调的，即使再度出现祖父母一辈的人，他们的影响力也极其微弱。祖辈不可能再成为孙辈的楷模，父辈也无法继续左右孩子们的婚姻和生活道路。现在，希望孩子们远走高飞或成为胜过父母的翘楚之才——正如父母们所做的那样，已经成为整个文化的组成部分。 当那些迁往都市和海外殖民地的人都隶属于同一文化时，权力将不属于那些为人忽视的长辈，而属于年轻的一代。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的第一代后生们创立了使行将消匿的古老文化得以永存的文化体制。在这种并喻文化中，祖辈的失落是无以弥补的。当那些投身变革的成年人有一天也迈入占稀之年，除了在宗教团体和贵族社会中，他们不会再欲图重建业已消亡的三代共处的组织。新的文化缺乏深度和多样性，和古老的前喻文化相比，它确实在某些程度上缺乏可塑性，无法接受一些适当的变动，这种情况在美国和阿根廷的许多少数民族聚落中屡见不鲜。这一点可以从殖民地人民的冥顽狭隘的幻想中，从人们言谈中所保留的陈旧的方式中，从他们大力恢复的以辈份为基础的亲属关系中，以及从对外地人的排斥中窥见一斑。 在占老复杂的社会中，那些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宗教团体或宗派组织虽历经剧烈的社会变动却仍然能够得以生存。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扮演马的假面舞会，参加者带着假面具，缅怀原始而古老的文化，做着那些传了无数代、盛行了数百年的动作。在英国和其它地方，这种古老的遗风和20世纪中叶的风俗并行于世。 历史几度重演，在新的环境中能使文化得以稳定的方法不断地为人们所发现。诚然，即使将来也总会有祖辈存在，但是在新的生活方式中，长辈将受到人们的漠视。例如，爱斯基摩人文化中的技术和礼仪就不需要长辈的知识和智慧。爱斯基摩式的远足，挨家挨户的造访，使人们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将猎人引向新的猎区。澳大利亚上著与爱斯基摩人不同，他们的学习完全依赖终生对一地的了解，依赖这具有巨大的超自然意义的土地的馈赠；而爱斯基摩人则发展了一种迅速沟通信息的方法，这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迁居，自如地生活干新的地区之中。人们不再需要老人作为知识的宝库。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奠基于两代人组成的群体之上。一旦老人们成了年轻一代生存的负担和威胁时，他们宁可选择死亡。能够与其相比的是美国和大不列颠的矿工，那里的矿工一旦度过了自己的壮年，无法继续在限制重重、控制很严的矿山社区中担任积极的角色时，便会受其他矿工排挤，迁出这一社区。 一次大战以前，波兰的农民往往在儿子结婚以后，将土地传继给儿子，以换取由儿子赡养老迈双亲的允诺，但事实说明，这些允诺往往没有约束力，老两口常常落到流浪街头、行乞为生的地步。 许多第 2代、第3代美国人心安理得地拒不承担赡养长辈的责任，这或许归咎于道德约束的丧失。使那些死守着财产控制权的老人们焦灼不安的是人心不古、道德习俗的每况愈下，这预示着老年人的地位将永远无法得以恢复。而老人们由于有了较好的医疗保健，实际生存的寿命往往超过其期望寿命，这使他们被下一代剥夺的权力比预想的还要多。这类适应性的转变往往依变革的可能性而定，依前喻文化的内在特质的衰减而定。 新的国度或新的环境的急剧变革使得无论男女都可能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新的求生方式，强烈地影响着一位男人的地位，他脱离了完全共享的农业社区，或脱离了狭隘、受人控制的佃农生活，投身于都市壮工大军的单调一律的生活之中。但是，这种变革可能不会给妇女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她继续沿着母亲的足迹，为丈夫准备饭莱，哺育后代。鉴于这一状况，在孩子早年品格的形成过程中，由母亲传喻的那部分文化可被长久保存下来，而和父亲急剧变动的工作条件有关的那部分文化却可能发生彻底的改变，并因此而改变孩子的品格特征。 文化，不仅可由祖辈或其他亲戚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与否来划分，也可由文化是否具有连续性来划分，由祖传父，再由父传子即是一种连续。比如，在手工业生产方式中断时，便出现了由男方人赘女家的生活方式向女方嫁到男家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但是，如果论及性质非常守旧的歌唱方式时，从艾伦·洛马克斯对世界歌曲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无论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做母亲的却世代不变地向襁褓中的孩子唱着相同的摇篮曲。 在那由年轻的孩子照看婴儿，养育者寸步不离地照料孩子的社会中，保守的育儿方式是该社会的特征。养育者对孩子的要求很松，也无法教给他们更多的东西，她往往只是看管而已，或者带着孩子乱跑，而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在那更为复杂的文化中，从农村来的保姆们牢牢地看管着孩子，很少给他们应有的社会刺激。她们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自然也是十分消极的。 当依赖年长的兄姐看管年幼的弟妹的社会中首次建立学校教育制度时，古老的文化可能因此而分崩离析。年长的儿童们不再整日去学习传统的技艺，学校的教师们传授给孩子们的知识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能是全新的。年长的孩子们上学去了，母亲们不得不重新担负起照顾婴儿的责任。当然，这一原因也部分归咎于那些文化水平低陋的农妇们已无能力照顾富家子弟。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父母双亲都承担着家庭的重任，现在孩子们又更加需要他们，而他们却似乎既无耐心又不希望孩子们总是过于幼稚、依赖性太强：此外，父母们向孩子们昭示的生活模式也比以前更具技术性和复杂性。 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等级制度的存在将造成群体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以美国东南部为例，在那里上流阶层白人的孩子由黑人保姆抚养，这些孩子和黑人较为接近，黑人保姆也学会了以和抚养自己的孩子不同的方式抚养主人的孩子。这两类相互交往的不同人种的群体间存在的亲密关系在其它地方是见不到的，在其它地方，白人往往不雇黑人为仆，而黑人也不肯受白人使唤。目今，这种隔离加深了种族间的距离和彼此间的仇视，雇佣黑人为仆的家庭越来越少，黑人也很少与白人社区相接触，他们既不再去为白人做保姆、当门卫，也很少能得到白人护士、医生或其它行业人士的帮助。 在美国，由原有的阶层之间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保守、僵化的影响正在消失殆尽。二次大战以后，由于教育的改变，对卑贱职业的轻蔑，人人有权获得理想的职业（包括专业性工作），以及新的居家模式等诸多因素，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土崩瓦解。在原有的关系中，人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维护核心文化标准的上层人物，一类是那些由于肤色、教育、社会隔离、个人的自我选择而拒绝接受文化标准的下等人。 在孩子们的成长和成熟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往往较为重视抚养孩子的某些阶段，在一复杂的社会中，这些阶段可能迥然相异。通过人们重视的是哪一阶段，能够反映出代际之间关系的本质，以及同代内部的年龄和阶级关系的本质。而人们对哪一阶段予以重视，往往依占优势的那代人的生活模式而转移。在那种把儿童的早期训练重心置于炒菜烧饭等家务之上的社会中，母亲和祖母的角色都十分重要。而在另一很早就训练孩子控制身体、发展手工技能的社会中，由于这种训练和获得男性的生存技能密切相关，故父亲和祖父的作用在孩子们呀呀学语之日就十分重要了。从某种程度上说，男性和女性的人格发展方向是颇为不同的，因此，在儿童恋母情绪的形成时期，应该根据男女儿童的不同性别给予教育上的区别对待。 当移民们建立起新的文化体系，当原始人和农民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或当人们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之时，那具有适合新的学习方法的内在压力的发展阶段可能和以往的发展阶段完全不同。这种新的压力可能产生于年轻人离家从军或从乡村学校进入都市学校之际，也可能产生于6岁的冥顽孩童进入使他倍感新奇的乡村小学之时。即使当公共卫生人员来到那些变化甚微的落后乡村，通过向年轻的父母们介绍新的育儿方法，也能使人们感受到变革的初步影响。 当年轻人学做一名公民，学童接受新的教育，整队进入乡村小学，人们告诫他们应遵守由遥远的其它社会所制定的行为准则时，即当并喻文化产生之日，无论在哪里，新人们的年龄和状况，以及其所属的群体在古老的前喻文化中的地位和状况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这一群体已经通过对孩子的哺育适应了人们的变革愿望，那么它就可以面对动荡的世界，以其不变应付万变。或者象美国境内的欧洲犹太人那样，完成其自身的彻底改变。按欧洲人的习惯，父亲为女儿物色有前途的丈夫；而按美国人的习惯，则是有前途的年轻人自己寻找富翁的千金。人们对变革寄于的期望愈大，他们接受并喻文化的阻力便愈小。 要使自己适应于当代美国文化，来自非英语语系的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放弃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文化。让孩子接受美国教育是使他们适应美国文化的基本途径。父母们无法控制孩子们的新的学习，事实上，过去在自己的家乡他们也很少过问孩子们的教育。现在，他们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并且接受孩子所作的什么是标准的美国行为的解释。孩子们仅能从老师的训诲和同龄伙伴的言行中获得对自己行为的引导。移民儿童的经历很快会成为美国所有儿童的经历，现在，他们成为新时代里具有蓬勃生机的新文化的代表。如此，他们所具有的巨大权威和所代表的行为风范已经达到了能够与其父辈相抗衡的地步。 单一文化条件下的迅速变迁也能够产生相似的结果。在诸如印度、巴基斯但和非洲的新兴国家里，晚辈们也通过新的途径获得了权威，而父母们则失去了批评和控制子女行为的权力。但是，如果这一变迁发韧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深受历史的影响、而且祖辈也健康在世的国家中，由晚辈所代表的新的权威便会遭受顽强的抵抗。而在那些多民族的移民混杂而居的国家里，并喻文化的影响却极为显著。那些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已为子女所取代的父辈发现，不要说继续控制自己的子女已变得十分困难，即使是保留那种应该、也能够对孩子们加以训导的信念也已十分不易。 当同龄伙伴中的并喻学习成为整个文化中的制度化行为以后，人们发现所谓“青年文化”（youture）或“青少年文化”（teen-age culture）应运而生；由学校体制所颂扬的年龄分层变得日益重要。在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并喻文化的广泛影响。核心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大家庭，人们不再指望孙辈能够和祖辈保持亲密的关系，而伴随着统治地位的丧失，父辈也开始把确立个人行为准则的权力交到年轻人手上。到了本世纪20年代，那确立行为准则的工作开始由大众传播承担起来，各类传播工具以现实生活中成功的青年群体的名义进行宣传，父辈的训导被交由日益变得冷酷和森严的社会来完成。在60年代中，这种变迁的影响之一，是将新一代中产阶级中的部分年轻人引入了种族帮派之中，而这类帮派在其形成的早期常常相互之间以及和大城市的警察之间发生冲突。并喻型学习在文化方面开始成为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而老一辈则很少希望和当代文化发生任何联系。同时，无可奈何的父母们也开始敏悟，由于大众传播的发展，子女们的教育已经可以不再通过学校，不再通过比他们更为晓事的伙伴了。 那类能够充分利用并喻文化，使青壮年们投身于他们从未涉足的新型群体的社会：在适应斩的文化方面往往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在某种程度上，正规的入门教育（诸如在军队中的入伍训练中或其它工作中的职业训练中对各类新手所进行的培训）被作为一种压缩式的儿童学习形式，或被当成一种全面的前喻文化经验的灌输方式，这种短期教育无论对于教还是对于学都是一种最为成功的方法。 从仅有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个人，能够懂得自己的父母有别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而自己的孩子也将有别于他们自己。在当代社会中，人们还怀着这样一种期望，希望儿童期的一切训练对于孩子们跨入家庭以外的群体来说，最好能够是一种有的放矢的准备。总得看来，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核心家庭中，同时有着来自其他新的群体不断影响的经历，将赋予个人一种生活在不断变动、万古恒新的世界中的感觉。人们在家庭中所经历的世代间的变化愈加剧烈，在新的群体中所承受的社会变迁的影响愈加沉重，整个社会系统就愈加脆弱，而个人也似乎愈加缺乏保障。幸而社会进步的观念为动荡不定的局势奠定了理论基石，而使人们能够承受一切冲击。那些迁居美国的移民，在与社会变迁中的种种困难奋力抗争之时，作为他们全部精神砥柱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和他们相比，他们的后代们将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在成功的道路上将能得到机遇更多的垂青。 我已经说明，在第1代人的并喻文化因素的形成过程中，成年人必须共同学习，以应付种种变幻莫测的新的环境；而在第2代人的并喻文化因素的形成过程中，那些迁居者的子女们（他们是新环境中的第1代土生土长者），却必须创造出一种从父辈的生活中无以借鉴的新的行为模式，我也已经彰明，该如何使正在开拓中的新的环境日臻安定，以使不同的年龄分层、青年人的反叛、代际间的冲突、以及孩子理应和父母的生活轨迹有所不同的观念融合于文化之中，成为人们所创造的文化的组成部分。我还设想过，在一个欲图永远弃绝新的准则的封闭的宗派群体中，或在那由于具有单一的宗教或民族而得以高度整合的国家中，该如何重建前喻文化。某种新的文化或新的宗教的本土化形式也许具有极强的并喻因素，并且能够实现人们期待中的世代更替；但是，与此同时却也可能因为目空一切的文化自负或宗教信仰而使一切无法改变。 在我为前喻文化所下的定义中，前喻文化是一种缺乏变动的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必须借诸密切接触的老少三代方能予以说明的文化，该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无人加以精深邃密的分析，在我们这个社会流动日趋频繁的社会中，在教育和生活方式上，代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是，尽管如此，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毕竟面临着由先前的两辈人所作出的贡献，而且分享着它们的巨大价值。每一成人所具有的一切毋容置疑的信念都和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前喻文化一样令人难以理解。在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中，重建一种严格、统一并具有舆论一律的秩序较为容易。但是，在当今这个盘根错节的社会中，即便凭借政治的铁幕也只能建立表面的一致。前喻文化的早期形态的消失，是当代世界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由于反复不断的尝试，重新萌生了统一的信念和坚定的忠诚；排外主义和革命的追随者们，乌托邦的信徒们，企图建立起封闭的社会，以作为他们通向渴慕已久的生活方式的坦阔通途。 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但是，从这一信念之中，并不能够得出代际之间的变化将产生新秩序的结论。许多世代以来，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两个文化群体在哺育孩子的时候，都希望他们长大以后外出谋生，学习新的语言，但又不失他们本身的文化自认感。在我们的文化以及其它许多文化中，哺育孩子的方式，也和上述民族极其相似，父母总希望孩子能够“以其不变应世界之万变。”单单承认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他们的长辈有所不同，就足以被人们看成是对他们父辈所具有的道德观念、爱国热情和宗教意识的威胁和挑战，而这些父辈或是怀着前喻文化中的盲目的热情，或是怀着现代的、但仍以前喻方式建立的防御性忠诚。 年长的一代认为，有关真、善、美的标准是既定的，而通过理解、思考、感受、行动健全人类本性的方式也是无法变更的。但是，这种愚顽的信念却被人类学的研究彻底地推翻了。人类学充分地证实，由于科学技术的革新和社会制度的更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特质的改变。即使是那些通晓历史，深知历史所包括的不仅是那些尽如人意的结构，还包括能够予以证明的事实的文化成员，在亲眼目睹了急剧变化的信念和亘古不变的信念的相互融合之后，也不能不为之震惊。 在当代有关人类困境，或者换句话说，有关人类前景的表述中，都没有做出与我们所熟识的前喻文化与并喻文化机制全然不同的文化变迁和文化传递的新机制即将出现的预测。但我深信，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正初露端倪；我将其称之为“后喻文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伴随着我们刻意求新的努力，伴随着因并喻文化而出现的代际变化（这一变化产生于那些稳固的、受长辈控制的、以父辈为楷模的文化中，在这种文化中吸收了许多前喻文化的成份），今天，年轻的一代正面对着一个因其深不可测而无从把握的未来。 第一代移民中的先驱者在开发蛮荒而杳无人烟的新大陆时，形成了一整套生活模式。我深信，如果将前辈开拓者们的方法应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定会做得更为出色。但是，如果说先驱者只是空间迁徙的象征（地理迁徙），我认为我们所建立的应该是一种新的象征，一种跨越时间的迁徙。 从4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20年间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原子分裂的成功，原子弹、氢弹的发明，活细胞生化机理的发现，月球表面的探险，人口的急剧膨胀（人们开始意识到如不加以控制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城市组织的解体，自然环境的破坏，凭借着喷气式飞机和电视建立起的畅通无阻的世界性联系，人类已开始步入太空。为空间站的建立进行着准备，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能量和合成原料的应用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此外，在那些相对发达的国家中，人类由来已久的生产问题已为分配和消费问题所取代——所有这一切纷繁复杂、不胜枚举的变化，都造成了代际之间彻底的无法挽救的决裂。 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这就全为那些开拓者和他们的子孙们的不同经验所做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在40年代以前出生、成长的人象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一样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我们在被养育的过程中所掌握的技能和价值观只有一部分适应新的时代，但是我们老一代却仍旧掌握着政府和诸多的权力。和当年那些来自殖民国家的移民开拓者一样，我们也执拗地深信，孩子们终归有一天会和我们一样。但是，令人担忧的现实却和我们的希望相抵牾。在我们的眼中年轻一代变得越来越陌生，十七八岁的孩子们会聚在街头巷尾，使人感到象四处滋扰的侵略军的士兵一样可怕。 我们一次次地告慰自己：“孩子毕竟是孩子。”我们十分自信地告诉别人：“都因为这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核心家庭太不稳定了，”“孩子们都是看了电视才学坏的。”我们将自己的孩子比作那刚刚成立就要求在世界各国的首都设立使馆、开辟航线的新的国家：“他们还年轻幼稚，他们需要学习，他们会长大的。” 过去，尽管存在着互相间的并喻学习，能够广泛地接受迅速变化的数代人，在各个国家的不同阶级、地区和特殊群体之间，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的经验之间，仍然存在着人所周知的极端差异。变化仍然显得较为缓慢，而且极不协调，某些国家中属于某些阶级群体的青年人可能比另外一些国家中属于另外一些阶级的成年人知道得还要多，但是，仅就经验而论，成年人仍然比青年人更为丰富。 今天，却几乎在顷刻间发生了骤然的变化，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置身于电子化的互相沟通的网络之中，任何一个地方的年轻人都能够共同分享长辈以往所没有的、今后也不会有的经验。与年轻人的经历相对应，年长的一代将无法再度目睹年轻人的生活中出现的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变化的深刻体验，这种体验在老一辈的经历中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代际之间的这次决裂是全新的、跨时代的：它是全球性的、普遍性的。 今天的年轻一代生长在一个他们的长辈完全未知的世界中，但成年人中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即使那些预感到后喻文化即将来临的人，对后喻文化的具体内容亦同样一无所知。 第三章 未来 后喻文化和前途未卜的晚辈 我们目前的危机大部可以归诸于时代的剧变，家庭的解体，资本主义的分崩离析。没有灵魂的冷冰冰的机器代替了人类的感情，所有传统都被抵押上了历史的拍卖台，这一切都导致了现存制度的全面崩溃。在这诸多原因的背后，还隐匿着另一更为根本的冲突，这一冲突发生在两种人之间。一种人认为，现实充其量不过是我们现存的并喻文化的强化而已，在这一文化中，作为人们标准行为楷模的是同伴而不是双亲；但另一种人则明确申明：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人类文化革命的又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 那些说长论短的批评家们，尽管观点各异，但大多数仍然将未来看成是过去的延伸。他们认为，核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并不会比成吉思汗的铁蹄对欧亚大陆的蹂躏可怕到哪里。举凡谈及人类目今的危机，道德学家们总将原因推诿于以往的宗教制度的衰败，而历史学家们则指出，人类文明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帝国的崩溃中获得永存。 与此相似，批评家们将整个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中，秉持不同信仰、不同意见的年轻人对现在和过去的全盘否定仅仅看成是青春期反抗的一种极端形式。如此，马克斯·勒纳能够说：“每个年轻人都必须经历两个危机时期：其一发生在他与某一行为楷模——双亲、兄长、教师——取得认同之时，其二发生在他与这一楷摸脱离，反叛这先前的偶像，重新估价自我之时。”这一看法和戴维·李斯曼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李斯曼在对自主性人的描述中认为，这种人是并没有和过去完全割裂的现实的产儿。 理论家们在解释代沟时总是强调过去和现在的平行，但却往往忽略了自工业革命发端以来一系列变革的必然性。尽管自当代科技革命蓬勃发展以来，这一变革尤为显著，但人们却将其错误地等同于古代的某一文明从另一文明中吸收了农业、印刷、航海技术和劳工、法律等组织形式以后所产生的变化。 当然，人们可以根据缓慢或急剧的变化去讨论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而不必涉及这一变化过程的本质。例如，当农民或手工业者的子女首次进入工厂之际，即拉开了一场无以逆转的变革的序幕。但是，由于这种变化跨越了数代人的经验，所以他们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调适过程是十分缓慢的，这一事实意味着人们所经历的变化并不比古代那些被侵略者们征服并入罗马帝国的民族所经历的变化更为剧烈。所以，当我们热切地关注代际关系和传递文化的行为方式的类型时，完全可以将栖居陆地的人民学习捕鱼技术的古代情形同来自海地的移民子女学习电子计算机的现代情形进行比较。 但是，只有当我们详尽说明变化过程的本质时，才能将以往的变化和目今的变化之间的区别拱托而出。我确信，最为紧迫的问题是阐明当代世界的变化本质，包括变化的速度和变化的范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以往的变化和今天仍在生生不息地进行着的变化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能够与之比拟、而在我们目今的生活中又十分醒目的特征是世界范围内的代沟的产生。中国、英国、巴基斯坦、日本、美国、新几内亚，无论哪一国家所发生的特殊事件都无法充分地解释由世界各地的当代青年们所酿就的动荡。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由于科技落后而产生的种种困难，革命和对革命行动的镇压，原有的古老信仰的消失和对新的信仰的执著迷恋，凡此种种，都只能部分地解释不同国家中年轻人的独特的反抗行为。总之，变化的速度在工业极端落后和极端发达的国家要比处于中间地位的国家更加显著，也更易为人所察觉。但是，如果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年轻一代的反抗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述一切都不过是当代社会的旁枝末节，因为年轻一代的反抗从其范围来说是全球性的。 将注意力局限于特殊的事件之上，只会阻碍我们对根本原则的理解。与此相反，我们应该从每一个国家外在的、民族性的、即刻暂存的现象中摒弃那些偶然的因素。捷克斯洛伐克对自由共产主义的渴慕，美国对“种族”平等的追求，日本对摆脱美国军事影响的向往，古巴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对北爱尔兰和罗得西亚极端保守派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特殊的事件。但是，对于所有这些事件来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年轻人的积极行动。 在种种迅速变迁的条件下，用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去描述前喻模式和各种并喻模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转机。我深信，伴随着我们对古老文化的研究而获得的深刻认识，我们对这些文化模式的描述将有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当代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究竟是哪些新的因素导致了整个世界的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反叛？ 所有这一切首先归诸子世界性社区的出现。整个人类第一次共同生活在一个能够相互沟通信息、交换反应的社会之中，分享着知识和忧虑。今天，我们无法肯定在历史上有哪一时期曾存在过由许多小型社会所组成的单一社区，那里的社会成员们彼此熟识，通过对各个小型社会之间存在着哪些区别的了解加强着各个亚群体的同类意识。据我所知，在考古学所能探知的历史长河中，尚未存在过这样一种单一的、相互交往的社会。那些较大的互动的人类群体对于一个更大的尚不可知的人类整体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一个强大的帝国将自己的版图扩展到新的地区，而他们却不了解那里人民的语言、习俗、乃至音容笑貌。在古代那十分有限的世界中，人们的观念往往都是些虚假的或神话般的信仰。人类能够设想上帝的父性，认为人人皆为兄弟，生物学家们也能够因人类的一元发生和多元发生问题争执不休；但是，关于什么是人类的共性问题，却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证和争辩的棘手问题。 近25年来发生的种种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上述状况。人类所进行的完备而详致的探查已经足以证实，在这个星球之上，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别无其他类似人类的生物存在。高速的空中旅行能够将我们带往世界各地，而人类的环球电视通讯卫星能够将地球某处发生的事情迅速、同时地向世界各地传播。诸如领袖人物遭受暗杀、人类将旗帜插上月球等事件能够顷刻间使人人知晓，从而使艺术家和政治家们丧失了对事件真象加以歪曲和删改的可能。今日世界是一统一的社会共同体，尽管它至今仍然缺乏能够从政治上加以统一管理的组织形式和法律条文。 19世纪的工业革命更替了原始粗鄙的能源形式。20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农业生产飞速发展，但却严重地威胁着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使许多生物濒临灭绝。通过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科学使人类智力的重新集约成为可能，从而使我们能够开发太阳系，并开辟了一条人工模拟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中工作的人们，完全能够超越早期的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智力成就。 发展粮食资源的革命是全球性的。时至今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由于医药科学的进步使人口迅速增长，从而使不断增长的粮食产量只够勉强暂渡饥荒。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使人口的增长获得一种新的平衡，整个人类就都能首次获得充分的营养。通过降低人口增长的压力而进行的医学革命已经开始。紧接着，将能够使妇女从终生生育的境遇之中解脱出来，这一切将彻底改变妇女的生活道路，并且也将重新描绘哺育子女的新的前景。 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变化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发生在一代人的短暂的一生之中，而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仅仅在昨天，一位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还只能通过天上看见的飞机和经过几度易手才交换到他手上的刀片接触现代文明；可是今天，即使他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小村子里，也能够接触半导体收音机。直到昨天为止，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忖民们还过着与自己国家的都市文明完全隔绝的生活；可是今天，却能够凭借收音机和电视机将世界各地都市的喧嚣和景观搬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人们，同时跨入了目前的时代。整个世界的人们似乎都正在迁往相同的移民社区，每个社区门口都插着醒目的标记：“公民们，你现在正在从1号门（或23号门，或2003号门，或其它门）进入二次大战后的世界。”不论他们是谁，不论他们将从哪里步入新的时代，所有的人都和移民一般——有的象战后的难民，有的象沉船的幸存者，摩肩接踵地涌入这新的世界。 他们就象开拓新大陆的先驱们一样，缺乏应付新的生活坏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识。后来者以捷足先登的伙伴们为行为楷模。但是，在第一批新来乍到者中，那些年富力强的成年人却凭着自己顽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成为人们仿效的楷模。不过，他们的过去，那造就了他们全部理解力——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观念——的文化，却未必能使他们成为通往现代生活的桥梁。而那些新来乍到者中的长辈，受着传统的死死纠缠，同样无法为将来提供新的楷模。 今天，二次大战前出生和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正如他们的祖先是空间上的移民一样，在新的世界中，他们正同种种陌生的生活环境进行着艰苦的抗争。象所有移民和先驱者一样，这些时间上的移民都是旧有文化的承受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代表着今日世界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所有这些人，不论他是练达的法国学者，还是新几内亚偏僻部落的生民，不论他是海地世守故土的农民，还是原子物理学家，他们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 不论他们是谁，在这些移民成长的时代，天空尚未留下过人造卫星的轨迹，他们对过去的理解凭借的只是前人所作的不甚完善的描述。不论他们是否完全依赖口头记忆、艺术、戏剧，甚或也已拥有印刷、摄影、电影等手段，他们所能得知的一切都已经过了这些信息载体的加工和改造。他们对当前事物的理解也完全受制于自己的感官，受制于他人对自己的感官经验和记忆所作的并不完善的描述。他们把未来理解成这样一种过程：所有表面的变化都将为深层的不变所消蚀。进入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的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仿效着欧洲人的文化模式，期待着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分享欧洲人的未来。工业家和军事战略家们尚在设想着什么是电子计算机，无暇顾及它的构造和应用价值，他们仅仅把它看成是那些能够增强人类技能的无数发明中的又一项发明而已。在他们看来，电子计算机展拓了人类大显身手的空间，但却不能改变人类的未来。 由20世纪那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作家们所撰写的科幻小说，将种种不确切的事物呈现在那些老成练达的人面前，但是，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这些科幻小说比对诸如伊卡洛斯和代达罗斯这样的希腊神话更加缺乏兴趣。在这些希腊神话中不仅描写了人和神，甚至也描写了空中的飞行物。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宁可和自己同时代的其他成员一样缺乏预见能力，也不愿分享当代科幻作家们的神奇梦想。 当二次大战末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整个人类将从此进入新的时代。当时，大多数25岁以上的人尽管能够从心智上理解，但却无法从感情上接受以往的战争和未来的战争之间的区别——以往的战争无论多么可怕，人类毕竟仍然能够得以生存，但未来的战争却足以毁灭整个人类。人们仍然把一场使用杀伤力更强的武器的战争仅仅视为一场更为残酷的战争，他们依旧没有理解科学武器灭绝人性的含义。即使当科学家们结成社团之时，他们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防止那类使他们感到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的特殊战争发生——比如美国在越南进行的化学武器战争，而不是为了彻底地消灭所有战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当我们迈入现时代之时，尚没有人能够了解过去、解释现在、洞悉未来。我们所有在二次大战以前成长起来的人都是时间上的先驱者和移民，我们将自己所熟识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与我们所熟识的一切大相径庭的新时代中。但是，过去，那存在于我们孩提时代和年轻时代的世界中的一切，却仍然死死纠缠着我们的灵魂。在电子革命之前出生和长大的人，大多数都不能理解这场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仍然控制着权力，掌握和组织我们所了解的那类社会，保持旧有秩序所必需的资源和技能。我们操纵着教育制度、学徒制度和年轻人的人生阶梯，他们只能一步步地向上爬。那些发达国家的长辈控制着年轻人的成长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种种资源，然而，开弓已无回头箭。我们注定了要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我们在仓促间凭着现有的知识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用已为人们了解的新型材料，但仍然按照古老的式样，在新世界中建造临时的栖身之所。 但是，在整个世界之中，年轻一代的反抗却风起云涌。他们象是在一个新的国家中出生的第一代无拘无束的新人，正奋力地挣脱控制他们的所有羁绊。他们了解这个时代，熟悉太空邀游的人造卫星。他们从未听说战争能够不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知道如何使用电子计算机，但却没有天真地将其拟人化；他们懂得计算机完全受着人的控制。在事实面前，他们会立即敏悟：空气、水源和土地的持续污染意味着地球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地球将无法供养迅速增长的世界人口。他们能够理解观念的控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和那些落后国家的人民一样，他们认识到那些令人痛恶的种族和阶级差异是和时代发展背道而驰的。他们主张这个世界完全需要某种形式的新的秩序。 生长在这个各种事物均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年轻一代不再片面地接受书本上传喻的知识，在他们看来，杀死一个敌人和谋害一位邻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他们的头脑中无法调和这样一对矛盾：人们一方面竭尽全力拯救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却用燃烧弹杀戮他人的孩子。和平和战争、朋友和敌人、“我群”和“他群”（同盟者和敌对者）之间的区别，都已丧失了其原有的含义。他们懂得单靠一个民族的力量是无法拯救他们的后代的；每一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儿童的成长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其说年轻人“知道这些事”，不如说“他们感觉如此”。正如在一个新的国家中诞生的第一代人一样，他们对父母所谈论的过去大都一知半解。恰如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的后代无法理解使他们的父辈至今谈起仍然泪水潸潸的往事，今天的年轻一代也无法分享父母们对那些令人怀旧的事物所产生的种种体验。但是，这并不就是造成年轻一代和他们的长辈们隔阂的全部原因。他们同时还目睹了长辈在新世界中吃力地摸索，处世笨拙，往往无法肚任新的环境赋予他们的历史重任。他们对父辈远渡重洋的求生之路所知甚少，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树木适合做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土地该用什么样的锄头。但是，他们却觉得父辈的方法并不合适，他们的操作笨拙，收获也极不稳定。年轻的一代尽管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但他们感到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爱农·迪克森，德克萨斯州一位15岁的孩子写的一篇短文表达了年轻人的所思所虑： 我们这一代的心灵充满了骚乱与不安，我们企 图为我们自己，为这个世界寻找一条光明的道路。 我们看见由于战争、贫困、歧视，由于人与人 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缺乏真诚与了解，整个世界 动荡不安，喧嚣不息。 驻足于这纷纷扬扬的世界面前，我们凝目沉 思：一定会有更为理想的生存之路，我们理应苦苦 地寻觅。 我们目睹了这个世界的残酷，人们象输光的赌 徒一样激烈地竞争，力图将后来者置于死地。这一 切的一切，不断激化着国际间的矛盾与冲突，酿就 了国内的动乱与不安。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被人象 机器一样地操纵着，被迫学习一整套既定的行为规 范，力争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便将来能象父母 那样地生活。但是，为什么得这样呢？如果我们只 是父母一辈的简单的复制品，那么情境将会更糟。 可是，我们该怎样加以改变呢？我们需要对人施以 赤诚的爱，需要彼此间的信任与理解，需要思索自 己、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但是，仅凭这一切仍是 远远不够的。我必须再进一步思考我们还需要些什 么，而我所应该做的至今也尚未充分付之于行。因 为当我跃跃欲试之时，长辈和那些不肯聆听、或冷 眼旁观的人总是投之以鄙夷的目光。计算机取代了 人的头脑，电子学无所不能，只是世间的混乱仍然 有加无减。 我承认，我们应该遵守一些基本的规则，但是，<strike>ｈｔtｐ://ｗ</strike> 我们首先应该审视一下是谁在制定规则。 有时，我徘徊在铺满金色沙砾的海滩上，聆听 着海涛的喧嚣和海鸟的啼鸣，我听见它们总是在呼 唤、在叫喊；有时，我隐约窥见一条迷茫之路，但 路上的每一个人都迈着刻板的步子，他们唯恐一旦 停下会踩碎脚下的贝壳。 答案就在某一个地方，我们必须找到。 正如迪克森所说，年轻的一代意识到一定存在着更为理想的生存之路，他们必须找到它。 今天，无论年轻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多么的遥远和简单；整个世界却没有哪一处的长辈知道晚辈所知道的一切。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借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渐积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但今天却不再如此。不仅父辈已不再是人生的向导，而且根本不再存在向导，无论是在自已的祖国还是在整个世界，人们都无法找到指引人生的导师。没有任何一位长者能够知晓这20年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有何了解。 长辈是不可思议的孤立的一代，这一事实造成了老一代和新一辈的隔阂。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曾经目睹能源形式的变化、通讯手段的更替、人性定义的反复，能够敏悟宇宙开发的限制，有限世界的确定性，以及生与死的不可背逆；没有任何一代能够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变革。今天的长辈比以往任何一代经历的变化郋多得多，并因此而竭力地限制、反对年轻的一代，和年轻一代格格不入；而年轻人则凭着自己天生的禀赋和青春优势，激烈地反对长辈的过去。 早期的美国人总是告诫自己，不要沉溺于缅怀往昔的白日梦中，而应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与此相同，他们教育自己的孩子：少些幻想，多些行动。今天的长辈也应该这样，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早已失去传喻的价值；纵然面临被否定的苦痛，他们也应该告诫子女：不要发问，一切就是如此，因为长辈也同样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代将能经历我们已经经历的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后代，正如我们的子女没有先辈一样。 那导致整个社会产生了如此迅猛变革的情境，在人类能够预见的未来，将不会再度以如此剧烈的方式出现。一旦我们有一夭发现，这个地球除了人类以外，其他任何生灵都已无法生存，那么，每一个人都将负有不可推缷的责任。我们一旦以削瘦的肩担负起整个世界生存的重任，就将无法摆脱这种沉重的责任感。年轻人将会满怀希望地引导自己的子女适应各种变化。但是，长辈的前途却难以如此乐观。正是因为代沟现象是这样的独特（完全可以将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景观），长辈不仅和其后来的年轻一代格格不入，而且也和先前的每一代人迥然不同。 这种距离感，这种和其它各代成员缺乏生活交往的感觉，有时会以十分怪诞的方式体现出来。1968年，一群会聚于乌普萨拉的美国牧师同一些在瑞典避难的年轻的美国拒服兵役者进行了交谈。此后，在调查报告中他们深有感触地写到：“我们真不敢相信这些人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无法相信这些年轻人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之后，他们不得不说服自己相信：事实就是如此。竟然有人会逃离美国——这块被以往的欧洲受难者视为天堂的土地，确实使人难以置信。这些美国收师们简直想说，只有借助一种类似血型鉴定的过程，才能证实这些美国青年的精神血统。 在大多数有关代沟的讨论中，人们总是强调年轻一代的异化，与此同时完全忽略了他们长辈的异化。评论家们忘了，真正的交流是一种对话，而今天参与对话的双方却缺少共同的语言。 我们知道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长大的、操不同语言的人彼此沟通是十分困难的。比如，一位中国人和一位美国人进行交流。不仅他们的语言各异，而且他们的经历也截然不同，这一切都将阻碍人们彼此间的理解。但是，如果交流者愿意学习对方的语言、探究两种文化的基本前提，那么就有可能找到一条交流的途径。这能够办到，但人们往往没有去做。 当交谈者分别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但却说同一种语言时——诸如说英语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说西班牙语的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人，交流将更加困难、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只有当交谈的双方都意识到，他们说的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两种语言（这两种语言中“同样的”词意义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可能大相径庭）时，真正的交流才能实现。除非他们愿意聆听、发问，他们才能够开始交谈，开始推心置腹地畅谈。 这也同样是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一个难题。一旦这深不可傎、史无前例的世界性代沟成为确凿的事实，在新、老两辈人之间仍然可能再度实现心灵的沟通。但是，如果成年人中有谁认为，象那些年长的教师和自己的父辈那样，他能够反躬自省，用自己的年轻时代去推测、理解他们眼前的年轻人，那他将是可怜的落伍者。 但是，大多数长辈却仍在这样做着。父亲送儿子去学校接受新的思想，老一辈科学家送他们的学生到他人的实验室去研究新的课题，……他们将教育青年人的权利授予他人，丝毫未能改变事情的本质。这不过意味着父母和教师仍然继续求助并喻学习的基本机制。在并喻文化中，父母放弃了教诲自己子女的权力，希望他们去向其他成人和知识较多的同龄伙伴学习。即使在我们期待着能够有所发现和创新的科学领域，学生们也在学习陈旧的范例，年富力强的青年科学家们在接受旧有知识的同时，力图填补空白。在科学发现加速增长的今天，老一代很快被淘汰了，接替他们的是年龄稍轻的同事，但是，他们仍然握有实权。 从最为深刻的意义上来说，现在一如过去，长辈仍然处于权力控制的中心。部分归咎于他们仍然具有支配的权力，他们还未认识到，和年轻人开始一场新的对话的条件尚不成熟。 有这样一些人，作为教师，他们十分喜欢早先的那些学生，令人可笑的是，现在恰恰正是这些人感到代沟是不可逾越的，他们觉得他们对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遭受了那些不肯按步就班的学生的愚弄。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信仰危机的境地，人们不仅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而且也失去了对政治和科学的信仰。人们感到，正是它们剥夺了人类的安全感。我想，如若追溯这一信仰危机的缘由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已不存在比年轻一代本身更能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长者。 C·h．华汀顿曾经假设，人类的进化和选择能力部分地源于小孩子从长辈那里获得允许去评判是与非的能力。而小孩子接受是与非的划分标准，完全是他对双亲身份过于依赖的结果。对于承认孩子们来说，父母总是那样的可信、可畏、可爱，他们操持着孩子们的整个生活。但是，今天的长辈却无法再向年轻一代提供确定无疑的道德规范。 是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父辈仍然依靠着一整套前喻文化的价值规范生活。孩子们能够从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父母身上获悉，世界存在着毋庸置疑的绝对规范。人们总是希望那些绝对的价值规范能够、而且应当重新建立，伴随着这一期望，孩子向父母获取绝对规范的学习就能够一直延续到日后的经历中去。在不久以前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排外主义倾向和宗教、政治运动最为鼎盛；但在那种希望有秩序的变革最好能够不超越一整套高度抽象的固定价值的文化中，却很少会酿就这类运动。 西方老牌工业国家在自己的文化假设中吸收了不经革命的变革观念，即通过发展新的社会技能去解决由经济变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种种问题。在这些国家中，人们倾向于把过时的东西视之为一种遗存，对其喜好抑或厌恶当视具体的情况而定。英国那些负责将文件送往法国的信使，在信件已经能够通过邮局寄送以后，还继续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英国，那里的议会政府取代皇室作为权力的象征之后，威严的皇室仍然和议会政府并存于世。在瑞典社会中，有关性行为的最现代的法律条文也和正统教会最僵死的绝对道德戒律并行不悖。 与此相似，在美国，既有人坚定地信奉方兴未艾的变革（人们把这种变革解释为一种进步），也有人继续求助于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既有将关于正确与否的独断论作为基本信仰的宗教派别和政治团体，也有从来就是人类社会、政治和智力发展远景的乌托邦社区。虽然我们竭力地鼓吹人人生来平等，但种族歧视现象却依旧随处可见。 今天，在世界每一个地方所发生的变革都迅猛异常，显得突如其来，而且往往十分剧烈。那些把变革想象为一种井然有序的过程的人们，未免过于幼稚。那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大动荡，往往如火山之潜流，顷刻间升腾爆发，既可能采取革命和反革命相对立的形式（就象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那样），也可能完全倒行逆施，借一种新的形式复辟古代的专制制度——异端邪说者将遭受残酷的迫害、非人的待遇、甚至被活活烧死。今天，那些将自己视为时代前行的光明之炬的年轻一代，以十分复杂的方式反映着人们对传统的专制主义和反专制主义的态度。尽管他们欲图仿效那些能够彻底违背自己所信奉的宽容和相对的宗教价值观去对待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信条的佛教徒，但是，他们的行为有时却和不允许有任何异念的专制制度对待异教徒和怀疑者的态度相差无几。 为什么我必须睡觉？为什么我必须吃蔬菜？为什么我不能吮吸手指？为什么我必须去念书？对孩子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有的父母至今仍然加以简单的训导：因为这么做是对的，因为上帝说应该这么做，或者，因为我说应该这么做。这些做父母的时刻准备为在现在的文化中重建前喻文化的基础开辟道路。但是，前喻文化的基本内容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僵死、更令人难以接受。因为当今之世使人摄魂忘疲、血沸神销的不再是传统的观念，各种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观念都盛行于世，前喻文化注定要和这个世界发生龃龉。 但是，大多数父母由于对眼前的一切一无所知，从而也不再信奉那些陈旧的教条。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教育这些和他们当年完全不同的孩子，而大多数孩子也不屑再向父母和长辈学习，更不愿今后象他们一样生活。过去，那些在美国生活的移民的子女，恳请父母在公众场合不要说自己的本国语言，也不要穿令人好奇的本民族服装，以免使他们当众感到羞辱，既不能否认自己的父母，但同时又不能简单、顺从地接受父母的言谈举止和行为方式。这样，他们便学会了寻找新的教师作为人生的向导，学会了以那些适应性强的同龄伙伴作为自己行为的楷模，天长日久以后，他们便从那只有父母能够忍受的群体中悄悄地消失了。 今天，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很快发现，以往那种解决方法不再可行。他们与自己父母之间的隔阂，同样存在于他们的朋友与朋友的父母之间、他们的朋友与自己的老师之间。而这类问题在父辈要求他们认真去读的经典书籍或色彩鲜艳、装璜漂亮的新教科书中，都没有现成的答案。 有些人开始面向国外寻找人生的楷模。他们被生在阿尔及利亚但却深受法国文化熏陶的哲学家加缪所表达的内心冲突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试图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的词句中或存在主义的作品中，确立人生的目标。他们狂热地崇拜其他国家的青年革命团体的领袖。白人学生和黑人分离主义者结为联盟。而黑人学生则致力于通过改变现状重写他们以往受屈辱的历史。 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已经开始领悟，若要解决那些影响整个世界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采取统一的行动。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某种途径使一切从头开始。年轻的一代抛弃了那种井然有序的发展变化的观点，他们无法从长辈那里原封不动地接受过去，他们只能否定长辈现在正在做的一切，在年轻人的眼中，过去是一个惨痛的、无理智的失败，而未来除了地球的毁灭别无他路。有鉴于此，他们准备通过一种社会推土机式的行动，为新生事物开辟前行的道路——即象推土机那样，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清除大地上的树木和废墟，为建设新的社会创造条件。他们认为老一代不能理解为了有计划地改造社会而出现的反叛之举，因而不能够从根本上理解当代社会。他们对长辈的看法以及对现实所抱有的强烈的危机感（事实上，那些富于洞察和预见能力的长辈要比年轻人更能准确地把握这种感受），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然而，那些没有权力的人，除了反对当枚者，别无其他获取权力的途径。究其结果，给予妇女选举权的正是男子，能够投票废除上院的只有上院，决定18岁以下的人能否有选举权的是18岁以上的人。与此相似，能够限制国家主权的归根结底还是国家自身。那没有人惨遭杀害或被迫流亡的卓有成效的进化式变革，有赖于当权者和那些渴慕权力的被剥夺者之间的泛合作。变革的观念能够来自于其他方面，但富有成效的行动却必须发端于那些现在被认为业已落伍。将来势必会遭淘汰的特权阶级。 在那些持不同观点的年轻人中，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这点。他们希望父母或那些代表父母立场的人（学院院长、大学校长和专栏作家）能够站在他们一边，赞同他们的观点，或者至少给予他们以诚挚的祝福。他们的要求中包含着这样的期望，在他们反对学校当局时，校长能够亲自出面和他们谈谈，并加以适当的引导。当然，并不抱有这种期望的人也绝不少见。 这里，我所谈的主要是那些思想温和的年轻人，他们主张置身于整个社会制度之外，或者主张干脆撇开这现有的制度。一切重新开始。但是，有关过去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徒劳无益的看法却是十分普遍的。那些思想激进的年轻人的反抗，采取了诸如罢课、拒绝合作、反对走合法的政治道路等一系列行动。这类消极反抗或许是最为顽强的。那种由隐匿在活跃的同伴背后的学生们组织的周期性聚会表明，消极的抵抗有时反倒最易一触即发，酿成无法想象的动乱。 年轻人的消极反抗也可能表现为出于私利而顺从那些他们本来视为多余的规则，或者干脆表现为盲目地顺从这些规则。采取这类立场的人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那种人们沿袭了无数代、但现在已不再适用的教学方法，只能够教育学生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去对待一切社会制度。 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无比他们是神圣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冷漠的愤世嫉俗派，每一个年轻人都不能不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一位成人能够告诉他们，下一步该如何走。 简言之，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现状。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着这样两代人：新世界的开拓者和这些开拓者的后代。尽管他们对共同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持的看法全然不同，但他们却必须继续寻找相互间进行沟通的甬道。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一切就是如此。我想，能够意识到这点，本身就是对未来作出回答的美好开端。 我相信，我们将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这一文化相异于并喻文化，正如并喻文化经过有序的或无序的变化异于前喻文化一样。我将这种新型的文化称之为“后喻文化”，因为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在前喻文化中，人们通过白发苍苍的长辈所具有的个人尊严和历史连续感来体现过去和未来。但是，今天人们却希望那些尚在母腹中不安地躁动着的孩子（尽管人们对他的性别、相貌和能力还一无所知）能够成为未来生活的象征。不论这个孩子是盖世的天才、或是严重的残疾人，他都需要想象力丰富、创新精神强，同时又勇于献身的成人来哺育，而这一切是我们今天所无法给予的。 关于这位尚未降世儿童的情况，我们的了解还微乎其微。我们可以借助精密的仪器弥补感官的不足，获知孩子是活着的，他的心脏正在有节律地跳动着。另外一些更为精密的仪器能够告诉我们孩子的生长状况如何。我们能够预知正确的产期，我们也知道，如果产妇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营养和照料，母亲和新生的孩子都有丧失生命的可能；如果母亲身心染疾或魂归黄泉，孩子的生命之花也将随之凋谢。但是，有关这孩子的其他情况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没有人能够进一步得知，这孩子将会成为什么样——比如，他的四肢是否灵活，他的双眼喜欢看什么，他的发育速度快不快，他是时刻警醒着准备去应付这稍纵即逝的世界，还是当人们都疲倦以后才神情亢奋呢？同样没有人能够得知他的思维将会怎样——他是否善于利用视觉、听觉、触觉和动觉来了解这个世界？但是，能够了解我们所不知道的和所不能预测的事物，我们就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使那些前途未卜的孩子能够安全地成长，更好地发现自己，发现未来的世界。 在发生难产的时候，设备精良的环境中应该有高超的护理手段，通过麻醉、输入氧气和血液挽救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对于那些神情忧郁或受了惊吓的母亲应该给予特殊的扶持性护理。对于那些不能通过母乳哺育的孩子，可以借助代乳品喂养。对于那些夜间啼哭、无法入睡的孩子，应该让房里透进一丝温柔的光线。而对于那些对声音过分敏感的孩子，则应该想方设法消除声音。 当孩子开始接触人群时，大人应该抱着、搀扶着或用摇篮车推着他。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一定会有许多色调不同、饱和度不同、明暗度不同的颜色供他自由地选择，他开始学着分辨各种不同的物体，跟着悠扬的旋律翩翩起舞。当他们开始形成有关这个世界的幻想时，他们应该借助前人的经验，应该有能够为他们所想象的世界造形的蜡笔、颜料和泥土。 即使我们这里所例举的孩子们的需要是如此的简单，但是，我们都会明白，为了获得孩子们的喜爱、依靠和信赖，做父母的凭空增添了多少烦恼。人们也都知道，孩子对成人的依赖缺乏主动灵活性，但成人给予的照料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没有父母的照料，孩子很快就会夭折。没有父母的照料，孩子也永远学不会说话。没有相信他人的经历，孩子将无法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社会成员，他既不会爱别人，也不会照顾别人。孩子在最初的生活中完全是依赖他人的，依赖成人的影响、照顾、告诉他生活的经验，一代一代绵延传递了数千年之久的人类文化，正奠基于这种后代对于前代的依赖之上。正如朱利安·赫胥黎和c·h·华汀顿的雄辩所证实的那样，从这种依赖之中产生了人类的道德心，道德井非外在于人类的本性，相反，它是人类进化的关键所在。 文化的连续性和人类对每一创新的吸收都有赖于前喻文化体系的成效，通过前喻文化的方式，人们告诫年轻人去模仿、复演他们祖辈的生活。此后，随着人们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生活，随着他们四处迁徙，和其他民族进行交换、贸易，形态殊异的前喻文化相互间的比较和对照，为人们进行变革、发展并喻文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并喻文化中，在某种承诺中成长起来的人，可以在不失其绝对的承诺的前提下，使自己适应其他形式的承诺。 再往后，随着变革的观念被当成一种前喻成份为许多文化所吸收，年轻人从他们长辈那里也可能领悟，他们应该超过长辈——取得更多的成就，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这种超越仍然停留于长辈所能想象的范围之内：父亲可能会希望儿子去横渡他从未漂泊过的海洋，只受过小学教育的父亲可能会希望儿子去学习原子物理学，驾驶他只是在大地上翘首仰望过的飞机。于是，农夫的儿子成了学者，穷人的儿子横渡了他父亲一上中连见都没见过的海洋，教书匠的儿子成了卓越的科学家。 基于对长辈的依赖以及因受到父母的悉心照料而产生的挚爱和信赖，在一种文化中长大的个人得以进入另一文化，这种改变无需摧毁个人以往的学习。第一代移民和新大陆的开拓者们很少能够不遭受新的环境的挑战。凭着他们以往的经验往往能够暂渡难关。但是，除非他们的吸收完全凭借的是一种新型的前喻方式，否则他们将无法向孩子们传喻他们通过自己的早期训练所获得的一切，尤其是那种向其他人学习父母们所不能给予的知识的能力。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学识渊博的人能够向父母们允诺；他能够教育那些他们已无法管教的孩子，这使得父母们惶惶不安、沮丧万分。父母们仍然确信应该会有答案。他们扪心自问：我们该怎么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是正确的呢？于是，有的父母想通过劝导孩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们非常含糊地反问：你应该自己想想该怎么做。还有一些父母则问道：别人在做什么呢？但是，并喻文化的方法对父母们来说正变得毫无意义，他们感到如果自己的孩子盲目地仿效“他人”——孩子们的同龄伙伴的生活方式是十分危险的，他们发现自己对于孩子该如何自我解决问题也不甚了解。 长辈仍然确信，存在着一种既安全、又为社会赞许、但他们却未经历过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正是这些人，当他们一旦发现孩子们没有按照他们所期望的方式行事时，便暴跳如雷、悲痛欲绝。父母、托管人、法律监护者、专栏作家、评论家都将他们对下一代的希望寄托于学校、学院和大学，因此，他们对这些地方发生的各种事端的指责总是显得义愤填膺。 今天，伴随着我们对文化发展和传递的循环过程的进一步理解，我们发现，人的最为显著的人性特征并不是其它许多生灵也都具有的学习能力，而是教育他人和贮存通过学习而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知识的能力。学习、源于人类的依赖性，这是件相对简单的事。但是，人类创设博大而便于学习的教育制度的能力，了解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以及管理社会、建立理想世界的能力，却是非常复杂的。过去，为了文化传递的继续和吸收新的知识，人类依赖着这周而复始的循环教育制度的最为简单的部分——儿童的依赖性学习。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对这一过程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培养、弘扬这一制度中最具可塑性、最为复杂的部分——成人的行为。事实上，我们必须教会自己如何改变成人的行为，以使我们能够放弃前喻文化的养育方式，保留其中可资借鉴的并喻文化成份，发现那种能够通往未来世界的教育和学习的后喻之路。我们必须为成年人创设新的行为楷模，使他们能够告诫自己的孩子，怎样去学，而不是学些什么；告诫孩子承诺的价值。而不是应该对什么做出承诺。 前喻文化重视长辈，因为他们知道的最多，并且对许多事情完全能够胜任。但是，这一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却是一个只能不断地复演过去的封闭系统。现在，我们必须着手创设开放性的系统，这种系统着眼于未来，并因而着眼于晚辈，他们的能力至今尚鲜为人知，但他们的选择却必须公布于世。 如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将永远不会再度踏上那引导我们迈入现代的文明路径。过去是一条我们已经沿着它到达今天的道路。人类文化的古老形式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文明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工具。人们在不同的十字路口告别过去，整个人类现在都正在向新的世界性社区迈进。我们不必弃绝任何一条从过去走向今天的道路，也不应该忘却任何一种先前的生活方式，那纷繁多样、形态殊异的过去，我们自己和其他人，都应该被看成是创造新时代的先驱。 值得注意的是，想象和接受一个前途未卜的未来，即使对科幻小说家们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在《孩提时代的结束》一书的结尾处，作者克拉克意味深长地写道：“日月星辰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 太空歌剧描写了最后一艘破损的太空船返回太阳系中地球的“出发地”的情景。在《米德威奇的布谷鸟》中，约翰.温德姆杀死了一位来自外星球、由地球上的女人哺育的感觉灵敏的金瞳儿童。而电影《公元2001年，来自太空的奥德赛》也是以失败为结尾的。如此种种都说明人们并不希望孩子们过多地挚信于未来；这一情景同时昭示，成人的想象和他们孤独的行动仍然受着过去的多重羁绊。 我相信，要消除人类过分沉溺子过去的痼疾，只能依靠发展一种和那些代表着未来的年轻一代进行沟通的新的途径，他们是在新世界中成长的一代。也就是说，依赖那些至今为止仍然未能掌握权力、但我们却无法充分估量其能力的年轻一代对这世界的直接参与。过去，在并喻文化中，长辈逐渐放弃了对孩子们前途的干涉。今天，依我所见，后喻文化的发展将依赖两代人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已经能够积极主动地自由行动的年轻一代，一定能够引导自己的长辈走向未来。这样，年长的一代就能够获得新的知识。我确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只有通过年轻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 我们必须和年轻人共同学习，了解如何走未来之路。如果无视他们的新的知识（对世界来说是新的，对我们来说也同样是新的知识），那些受过教育、经验丰富的长者们在寻找新世界的答案时势必会感到困难重重。 阿奇博尔德·麦克里奇在《A·麦克里奇的村庄》中写道： 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找到了所有答案： 问题就是我们一无所知。 1928年，当我接到他这本书时，我正在阿德米洛底群岛研究马奴人。当时，人们似乎都认定，仍然以自己的石器时代文化为荣、对文明的唯一了解就是这种原始的衰朽的接触文化的马奴人，不可避免地将会成为世界上最无教养的人，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世界既不了解，也不会产生影响。 但是，40年后的今天，马奴人却一下子飞跃了数千年的文明进程，并且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不再象石器时代那样，蛮横地欺凌、抢劫那些侵犯性很弱的毗邻村庄。今天，随着他们从一个原始部落跨入发展中民族的广阔天地，他们开始送孩子们去上大学，攻读法律或者医学，并对他们的松散组织和在这个小小的群岛上行使的领导权予以某些改革。今天，当我重新面临这些问题时，我将借用完全不同的措辞，因为现在我们能够说，如果我们想要回答这些问题的话（以往我们总是随心所欲地回答），那么我们至少得了解谁将问这些问题。晚辈，也就是年轻的一代，将会问那些我们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但是，只有在两代人之间重新建立起理解和信任，年轻人才会同意和长辈去共同寻找答案。正如到一个新的国家里，人们总会仓促地按照旧的式样建造临时的栖身之所，而孩子们一定会嚷嚷。屋里太冷，风正从什么地方呼啸而入；父亲毕竟是大人，他有技术也有力量砍倒大树，为孩子们建造一座完全新型的房屋。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已经开始产生了起初自认为是受了诱惑的感觉。当我和年轻人为了共同的目标积极地合作时，有时他们会求助于我，并且对我说：“你属于我们这一代。”我感到欣慰，但同时又感到这是一个必须付出全部代价予以抵制的诱惑，尤其在一个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把年轻看成是诱人的慰藉的国家中更是如此。所以我常常回答道：“不，我不属于你们这一代。你们所以这样认为，只是因为你们现在赞成我为之奋斗了40年的事业。但这并不足以使我成为你们这一代的成员。我怎么能够知道，10年以后你们不会转而反对今天的目标？”但是我想，我的回答可能又正是我们这一代过于留恋过去的明证，我们坚信未来将和过去一样，坚信大多数人总是沿袭着从革命走向保守的道路，坚信过去的经验将来一定也适用。因为我已经假定，我无法预见人们可能已经说出的东西。年轻人羡慕我的生涯，我的祖母和双亲从不限制我的自由发展。现在，我已快进入古稀之年，但我的观点却和今天刚届弱冠之年的年轻人相同，抚育孩子应该让他们自由地成长，长得高大强健，积极地投身于开放和自由的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对这种理想的儿童时代的一种馈赠，我敢于肯定，我们能够将目前的文化推向后喻文化，我们同样能有意识地、愉快地、勤勉地为前途未卜的世界哺育前途未卜的后代。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全世界的人部必须重新为未来确定方向。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未来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有的时候只离我们几个小时，有时候又差 1000年之久，但总是在我们前面，我们现在尚未达到、仍然觉得不可企及。对于大多数大洋洲民族来说，未来尚在后面，还不在眼前。而对于巴厘人来说，未来却象一部尚未开演、但已揭开序幕的电影，人们都伫立着翘首以待，看看究竟会演些什么。当我们目睹这一切之时，一句老话不由得又浮现在脑海之中：时间老人无情的脚步就在我们身后。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后喻文化，在那种文化之中过去就将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而不是强制性的历史。而为了达到这点，我们必须改变未来的取向。这里，我们可以从挚着地追求乌托邦理想的年轻人身上再次获得启示。他们说：未来就是现在。这样说似乎不合情理而且过于激进，从某种要求来看，这种说法在具体细节上或许会使人疑虑不解。但是，我却认为，这种说法又一次使我们迸发出思想火花。它告诫我们，必须将未来培植于现实之中，培植于由男人、女人和孩子组成的社会之中，培植于我们每一个人之中，这有如孩子尚未出生已经躁动于母腹之中，承受着母体的营养和保护，人们已经为他日后的出生做了充分的准备，如果不在孩子出生之前有所准备，那么将来势必会措手不及。因此，正如年轻人所说的那样，未来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