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千万别蛮干。”
“我要杀了他。”
“该走了。”
本来还有更多的话可以交谈,但他们似乎已身心交瘁。也许这是由于她在的缘故;也许这话题本身劳心伤神;也许他们只想两人独处清静。无论是哪种情形,他们显然感到会面已经结束。好奇心已成了强弩之末。在她写信之前,一切都可以等候。罗比从卧室里抓起他的帽子和夹克衫。布里奥妮注意到他肩上的下士单杠军衔。
塞西莉娅对他说:“他什么事都不会有,她总会包庇他的。”
她开始找她的口粮配本,可找了几分钟,也没有找到,于是她对罗比说:“一定在威尔特郡的小屋里。”
她们三人准备离开。罗比为姐妹俩拉开门。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向能干的水手哈德曼道个歉。”
他们下楼走过客厅时,贾维斯太太并未露面。他们只听见她的收音机里单簧管在演奏。穿过前门,布里奥妮就仿佛感到自己踏入了新的一天。一阵猛烈的风沙吹来,大街上一下子清爽了,阳光似乎也更强烈了,阴影也少了些。人行道容不下三人并排行走。罗比和塞西莉娅手牵着手走在她身后,布里奥妮感到起了水泡的脚后跟摩擦着她的鞋。但她决计不让他们看到她一瘸一拐的样子。她以为他们只送她到门口。她一度转过身,告诉他们自己倒乐意一个人走到地铁站。可是,他们坚持要送她,说什么反正要为罗比买一些路上用的东西。他们一路默不作声地走着。这个时候闲聊是不合时宜的。布里奥妮知道,她没有权利向姐姐要她的新地址,没有权利问罗比火车将载他驶向何方,没有权利询问在威尔特郡的小屋。蓝玲草莫非就是从那儿来的呢?那必定有一段浪漫的插曲。她也不能问他们俩到底何时还会见面。她与姐姐和罗比之间的共同话题只有一个,这一话题定格在不能改变的往昔。
他们站在贝尔罕姆地铁站外。三个星期后,这个地铁站将在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空袭中一举成名。一群总在星期六购物的人在他们旁边走来走去,使他们不得不紧挨在一起。告别是冷冷淡淡的。罗比提醒她,去找律师宣誓时,别忘了带着钱。塞西莉娅嘱咐她,千万不要忘了带着地址到萨里郡。就这样,一切结束了。他俩盯视着她,等着她离去。然而,有一件事,布里奥妮还没说。
她慢吞吞地说:“我非常非常抱歉,我让你们受苦了。”他们继续望着她,她又重复了一句:“我非常抱歉。”
这听上去是如此愚蠢,如此地不合时宜,好像她打翻了一盆珍贵的室内盆栽植物,或者把某人的生日忘了似的。罗比轻柔地说:“只要做我们要求你做的任何事不就行了吗?”
这几乎是一种和解的姿态了。你看,这“只要”两个字用得多那个,可是这谈不上和解,还没呢。
她回答说:“那当然。”然后转头就走了,感觉他们在后面看着她。她走进售票大厅,来到大厅对面,她付了车票钱。当她到了检票处回头望时,他们已走了。她出示了车票,进入了一片昏黄的灯光中。一个吱吱作响的自动扶梯顶部,它载着她下降了。黑暗处吹来一阵人造的微风。那是一百万伦敦人呼出的气息。它凉爽着她的脸,拉着她的斗篷。她一动不动地站着,随自动扶梯下降。不用走就能下来,太好了。她的脚很痛了。她惊奇地发现自己是那么地平静,而且有那么一点点伤感。难道自己是败兴而归吗?她原本就没指望要他们宽恕她。她心中的感觉更像是想家,可是这毫无缘由啊——她无家可归。然而,离开姐姐,她感到十分怅惘。她思念姐姐,或更确切地说,她思念的是——姐姐和罗比。她们的爱情,无论是战争还是布里奥妮都没有将它摧毁。电梯载着她沉入城市之下,这使她感到由衷地欣慰。刚才,塞西莉娅用她的双眸将他吸引到身边,那目光是多么的迷人。她把他从回忆中,从敦刻尔克,从通向敦刻尔克的道路中唤回。那呼唤的声音是何等的温柔。还有那个夜晚,塞西莉娅把她从恶梦中救回,把她抱到她自己的床上,她就这样对她说的:“快醒醒,布里奥妮,这只是个恶梦。布里奥妮,快醒醒。”这一不假思索的亲人之爱竟被轻易地遗忘了。此时此刻,她站在扶手梯上缓缓下滑,穿过浑浑的暗褐色的灯光,几乎要到了底部。这时看不到任何别的乘客。空气突然凝固了。她镇定自若地考虑着该做什么。起草给父母的字条和正式的声明费不了多少时间。一天中余下的时光,她就空闲了。她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起草的不仅仅是一封信函,更是一份新的草案,一种赎罪。她已经准备开始了。
1999 年 伦 敦
这段日子真是不寻常啊。今天,是我七十七岁的生日。早上,我突发奇想,决定最后一次参访位于兰贝斯的皇家军事博物馆文库。这颇合我奇特的心境。文库的阅览室处于这座大厦的穹顶中,以前是皇家伯利恒医院——旧时的贝德兰姆疯人院——的附属教堂。曾几何时,精神失常者来此殷殷祈祷,而今学者们齐聚一堂,探讨因战争而引发的集体精神错乱。家里派来接我的车要在午饭后才到,所以,我想我得散散心,最后一次校对细枝末节,先与文献保管员说声再见,然后和在这严冬似的几个星期里一直陪同我跑上跑下的搬运工道别;我还打算把十多封老纳特尔先生写给我的长信捐献给档案馆。我想,让自己装成繁忙的样子度过一两个小时,而后手忙脚乱地料理家务来打发这段时间,就算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了。昨天下午,在同样的心境下,我在书房里忙碌着。现在,草稿整理好了,标注了日期,复印好的资料贴好了标签,借的书也准备好归还了,一切已经就绪。我向来喜欢干脆利索。
天又冷又湿,我觉得坐公交车实在太麻烦,于是我就在摄政王园林乘上了出租车。在驶往伦敦市中心漫长而缓慢的旅途中,我想起了疯人院里那些可悲的病人,他们曾被公众取乐。一想到不久我也要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不禁自怜起来。扫描的结果已经出来,所以,昨天早上,我就去看医生了,状况不太好。我一坐下,医生就这么告诉我。我头痛,太阳穴感觉紧绷绷的,病因特殊,非常诡秘。他指出在扫描的区域内有粒状污点。我发现他手中的铅笔在颤动,我猜想是否他也同样在经受神经紊乱的折磨。心想能有助于治病,我倒希望他真是如此。他说我正在患微弱而几乎觉察不出的中风,病程比较慢,但我的头脑,我的心智,将逐渐崩塌。折磨我们一切人的记忆衰退会更加明显,更让人感到衰老,直到最后我毫无意识,因为那时我将失去对任何事物的理解能力。一周中的日子、早上的事情或者甚至十分种之前的事情都将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我的电话号码、我的地址、我的姓名以及我一生的所为都将化为乌有。再过两年、三年或四年,我将认不出我现有的老朋友。清晨起来的时候,我将意识不到我在自己的房间。不久,我将不能自理,因为我需要终身护理。
医生告诉我,我患的是血管原发型痴呆,这倒有一点令人欣慰。他必定多次提到过,崩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况且,它也没有早老性痴呆病那么糟糕。早老性痴呆病会引起性情剧变并有攻击倾向。如果幸运的话,我的病有可能会是良性的呢。我不太可能不高兴——我,一个头脑混沌、古怪唠叨的老太婆,坐在椅子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期望。是我自己要他给我说实话的,所以我也没什么可埋怨的。这会儿,他急于催我出去,因为还有十二个人在候诊室焦急地等待。总之,当他帮我套上外套时,他概括出了一张路线图:失忆、短期和长期的词语的消失——普通名词可能最先不辞而别——然后是语言本身,还有平衡能力,紧接着,整个运动控制系统,最后是自动神经系统,全都和我一一永别了。一路平安!
起初,我并没有悲伤。相反,我倒有点得意洋洋,想急忙把这消息告诉给我最亲密的朋友。我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来发布这条爆炸性新闻。也许我正在失去自控。这显然太重要了。整个下午我在书房里慢条斯理地劳碌,等我完工时,书架已新增了六箱文件。史蒂拉和约翰晚上过来看我。我们点了几道中国菜,他们俩对盅碰杯,喝了两瓶摩根酒,而我喝绿茶。听了我对未来的描述,我这两位可爱的好朋友都不知所措。他们都已是六旬老人,开始自欺欺人地认为七十七岁还仍旧年轻。今天,在寒冷的冬雨中,我乘着出租车缓缓穿越伦敦时,我别无思绪。我告诉自己,我要发疯了。别让我发疯。可是我又觉得,骗不了自己。也许我只不过是现代诊断学的牺牲品。在另一个世纪,也许人们会说我老了,所以大脑退化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不过是在弥留之际,渐渐地,我是凡事不知,凡事不晓了。
出租车穿过布卢姆斯伯里后街,经过我父亲再婚后住过的房子,经过五十年代这十年中生活和工作过的地下公寓。过了一定年龄的人在穿行整个城市时会思绪万千。故人曾落脚过的地方堆积如山。我们横穿过广场,在那儿,利昂英雄豪迈地照护着他的妻子,然后以惊人的至诚抚养他那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某一天,我也会令某一位在疾驶的出租车中的乘客浮想联翩。我们沿摄政王园林的内环线抄近路离去。
车行驶在横跨大河的滑铁卢大桥上。为了领略城市风光,我身体前倾,斜坐在椅子边缘。转过头一看,顺流而下看到圣保罗大教堂;逆流而上,跳入眼帘的是大本钟。它们两者之间,伦敦风光历历在目,一览无遗。我顿感自己身体舒适,精神爽朗,只是稍微有些头痛,略感疲惫。尽管形枯容槁,我仍觉得自己风采依旧。年轻人很难体会到这一点,我很难向他们解释。我们可能看起来像爬行动物,但我们并不是异类。然而,再过一两年,我就没有资格作这一番熟悉的断言了。人一旦病入膏肓,精神错乱,就成了异类,成了一群劣种。谁也休想说服我。
桥面上的道路在施工,司机破口大骂,我们被迫绕道去古老的市政大厅。当我们转过圆盘,向兰贝斯区驶去时,我一眼瞥见了圣汤姆斯医院。它经历过1940年德国闪电式空袭——感谢上帝,我当时不在——后来重造的建筑和钟楼简直是民族的耻辱。在此期间,我在三家医院工作过:艾尔德海医院、皇家东萨塞克斯医院和圣汤姆斯医院。我将它们融合在描述中,将自己所有的经历集中在一地。这样做确乎扭曲了事实,但这纯然是为了方便起见,其实它是我对真实性的最小的冒犯。
雨下得小了,司机利索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车从路中央驶向博物馆正大门。我只顾着收拾行李,掏二十英镑钞票,撑开雨伞,却浑然不觉停泊在我正前方的小车,直到出租车驶离了我才注意到它。那是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片刻间,我以为它无人照管。其实,司机就坐在方向盘后面,只因为他个子矮小,几乎看不到他。我还不能确定我下面的描述是否真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只要我看到停着一辆没有驾驶员的罗尔斯轿车,我就会想起马歇尔夫妇。这已是多年的习惯了。他们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但并没有激起任何情感的涟漪。我已习以为常。他们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报纸上,报纸上刊登他们设立的基金会及其在医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或者他们向伦敦泰特陈列馆捐献其私人藏品,或者向南非洲农业研究项目提供慷慨的资金,还有她举行的盛大聚会,他们向全国性报纸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反诽谤活动。因此,当我向博物馆前那对巨型姐妹炮走去时,我的脑海中掠过马歇尔勋爵和勋爵夫人,这并不异乎寻常,可是看到他们走下台阶向我走来,这着实令我吃了一惊。
欢送会由一批博物馆官员——我认出了其中的馆长——和一名专职摄影师构成。两名年轻人为马歇尔夫妇撑伞,他们在柱子旁拾级而下。我犹豫不决,不由地放慢脚步,但没有驻足停步,招人眼目。人们在握手道别,马歇尔勋爵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他拄着一根拐棍,在我眼里,这根漆棍好像已经变成某种典型标志。他们夫妇和馆长摆好照相的姿势,然后在撑着伞的年轻随从的陪伴下离去。博物馆的官员们仍然停留在台阶上。我想看看马歇尔夫妇到底会走哪条路,这样我就不会与他们迎面相逢。他们向左边的姐妹炮走去,我也尾随他们而去。
在升起的炮管和水泥炮台的掩护下,再加上雨伞倾斜着,我隐而未见,但我却依然能清楚地看见他们。他们默默地走过。人们从他的相片中熟稔了他。尽管他脸上有了褐黄斑和略带紫色的眼袋,但他那冷峻轩昂的富豪气质依然犹存,虽然已不如从前。岁月皱缩了他的脸,一点点夺走他原先的魅力。下巴缩小了,骨质也疏松了。他步伐有些蹒跚,走路有些迟缓,但对于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来讲已经是很不错了。这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他的手却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而且这根拐杖也不仅仅是用来装潢门面的。他对世界的善行经常被人传颂,也许他已花了一生的时间痛改前非。或者说,他毫不犹豫地阔步向前,过着永远属于他自己的生活。
至于我那养尊处优、抽烟成瘾的表姐罗拉,如今依旧活像一条赛狗,身材瘦溜,松身鹤骨,依然忠心耿耿。以前谁会想到这样呢?正如他们常说的,她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听起来也许酸溜溜的,可当我望着她时,我的脑海中确乎闪过这一念头。她身着貂皮外衣,戴着鲜红的宽边浅顶软呢帽。粗犷而不俗丽。近八十高龄还穿一双高跟鞋,步伐矫健,走在路上像少妇一样咚咚作响,一点也看不出她抽烟的迹象。其实,她身上有股乡村健身所所特有的气息。她在室内锻炼。如今,她比她丈夫还要高。她精力充沛,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她还有点滑稽——我是不是在捞救命稻草?她浓妆艳抹,朱唇厚粉。在这一方面,我一直是清教徒似的朴素,所以我自以为我的话并不可信。我认为她骨瘦如柴,黑黑的外衣,火红的嘴唇,分明是一个反派角色;她手持烟斗,腋下夹了只巴儿狗,活脱脱一副Cruella De Vil的风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