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之后，径直去了香山。
进入北平后，新政权有一个迫切的事情，就是中央机关的转移。为此1949年初，中央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山具体负责，着手筹备。
杨尚昆从接替李富春的工作以来，已经历经中央的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进到西柏坡，这一次从西柏坡进北平。“北平虽然解放，但仍不是一个被完全控制的城市。从年初，杨尚昆同志就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去北平挑选中央地址。中南海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虽然傅作义部被收编，但城区还有阎锡山的特务系统和两军交接时就地解散的宪兵19团，来不及清理，大家认为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马句介绍说，“他们几人和叶剑英、彭真商量后，建议先以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为中央机关临时驻地。那里安全，也便于防空。”
“中直机关当时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香山上有一个由原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办的慈幼院，正好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用。毛泽东的临时住处是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周恩来夫妇住在原香山饭店右侧的一个小院里。”马句说，“2月底，李克农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了一个方案：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为香山驻地。这样，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于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
安全工作仍是众多保护这个临时中央所在地的机构的头等大事。李瑞祥1948年底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大队二队见习区队长被抽调进“政治保卫队”时，这个隶属中央社会部的全新机构刚刚组建，它的目的就是确保几个月后中央机关转移的安全。
“中央机关还在西柏坡时，我们就率先进入北平。”李瑞祥回忆说，“我们的任务是与吴烈的207师联手，负责从香山、颐和园、白石桥到西直门这条长达20公里范围内的治安警戒，为中央机关进驻开道。我们协助207师在外围便衣行动，在敏感地段布监视点，我这支小队有20多人，每个人都穿着黑色对襟小棉袄，肥大的免裆裤和厚棉窝鞋，衣服里藏着一只左轮枪和20发子弹，这种枪不易走火，不易卡壳。”“吴烈的207师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提出从四野抽调的，四野还派出两个专家，一个是搞扫雷的，一个是搞无线电的，他们和范离等作为先遣人员进入香山，察环境后，在香山制高点子‘鬼见愁’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香山时期中央的工作除了领导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二是筹备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949年中共中央很大的精力还在集中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关于建国的筹备最初的打算是要到1950年的元月纳入计划，但苏联方面当时提醒中央防止溃败的国民政府向西方求援，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样，建国的筹备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才提前了。”马句说。
中央机关设在香山的主要不便是交通上的。李克农方案从安全出发，但带来了机关部门的分散，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费一天时间。而筹划建国工作的主要活动地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和中南海，那里是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重要会谈的地点。从香山到中南海，要经过青龙桥、海淀、西直门，路上就需要一小时以上的时间。
“从香山进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汽车。当时通信也不方便，香山电话局虽然很快组建，但打不通电话的情况时常出现，最后还是只有依靠汽车。但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汽车，周恩来的一辆车是从天津调来的紫红色科力司牌美国车，很显眼，想换又没有，我们政治保卫队给派了辆随从车作为沿途保护，但这是辆旧吉普，速度慢跟不上，以至于前车要专门停下来等它。”李瑞祥回忆说，“后来杨尚昆找到四野政治部萧向荣秘书长，从他们收缴的200辆车里专门给留了20辆，才缓解了中央机关的用车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