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看起来最简单的事在1949年却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不仅鼓舞了这座城市的百万民众，让人们体会到身为城市主人的新气象，还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效率。
1949年2月，沈勃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天后，被任命为北平第七区区长，着手接受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
到东单进行巡查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一分队队长康彭寿对这个旧北平市四大商业中心之一当时的脏乱记忆深刻，“东单广场上垃圾堆成山。泡子河（今崇文门东城角）一带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街上人很少，路灯晃晃悠悠的，能见到拉洋车的，还有破旧的有轨电车。”“北平城的垃圾从日本人占领起，就一直靠着城墙堆积，最后一直堆到天安门，有人估计，当时市内的垃圾不少于60万吨。”
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看到的情景和康彭寿的回忆完全一致，“当时看到的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得和城墙一样高。那时候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倒了。”
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才清理了垃圾。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京的决议。到了5月，虽然还没有建国，北平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
都市计划委员会下设清运委员会，由党、政、军、民、学、商各界代表组成，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垃圾被清除出城市，这件事并不困难，但以前的那些政权却没有去做。更重要的是，刚刚解放的城市中的各个阶层通过这场运动进行了一个很有效的交流和沟通。”马句说。
在沈勃印象里，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各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作为“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决议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市规划局接到任务，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修整天安门工程计划，建设局局长赵鹏飞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董光器介绍说：“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干，他把旗杆定在南北中轴线与丁字形广场南墙东西相连的交接点上。因为时间仓促，也没有很多方案来比较，旗杆也就是用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起来的。本来设计的旗杆高度是35米，与天安门等高，但焊接完后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汇报之后，指挥部决定就这么高了，没时间再改了。竖起旗杆后他发现，旗杆与天安门之间将来要过游行队伍的宽度不够了，需要挪动华表和石狮子的位置，这就与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的思路有矛盾，梁思成要原封不动地保护故宫一砖一瓦。他就查阅《自然辩证法》，以恩格斯关于解析几何坐标中原点的地位的观点，解决旗杆与周围建筑物的关系。”
“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治远完成。”董光器回忆说，“一个月后，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杆制作工程完毕，国旗杆也竖了起来。为了毛泽东主席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林治远设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修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埋设的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然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为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旗的各个部位。他们在旗杆下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反复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没有问题时，才于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