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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作品:红色掌柜陈云 作者:熊亮华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开始纠“左”,陈云对高指标的怀疑被一些人当作“右倾保守主义”, 毛泽东却夸奖陈云“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陈云勇于负责,抱病研究落实钢铁指标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气氛很浓,毛泽东很高兴。但是不久后,各地情况反映到他那里,他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一些极端的作法,毛泽东非常反感。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各种矛盾也日益暴露。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自己也开始考虑要压缩空气。他到各地视察,频繁地与有关部门和领导谈话,陈云也多次参加,并抓住机会就高指标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言。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几次研讨会,对1959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至2000万吨,原煤由 3.7亿吨提高到 3.8亿吨,粮食和棉花产量指标却定为10500亿斤和1亿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

    “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赶超英国,是以钢的指标为标志的。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觉得还是难于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标仍然很高。

    为慎重起见,陈云建议四大指标以不公布为好,并把这个意见向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了,但胡乔木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

    据胡乔木后来在庐山会议期间私下对人说,他这是保护陈云,否则到上海会议时,陈云也不能恢复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向主席汇报,刘少奇转告毛泽东,结果毛大发脾气。

    1959年1月18日,新年刚过,毛泽东请陈云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吃饭,彭德怀出席作陪。

    席间自然要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表示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并提出:1959年钢指标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

    毛泽东听后,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

    一句话雷霆万钧。把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到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形势变得严峻起来。陈云立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始考虑降低钢铁指标和把计划定到可靠基础上的问题。

    上海会议之初,胡乔木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在武昌会议期间不赞成公布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事。4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学海瑞,勇于直抒已见,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他表扬陈云说:我在1月份找了中央几位同志谈经济和工业问题,其中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在武昌,对是否发表1959年粮、棉、煤、钢指标问题,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今年1月,也是他正确。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我就赏识。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毛泽东还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上海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对“大跃进”的高指标要降温的要求,鼓励提出不同意见,使“大跃进”以来居高不下的狂热有了转机。

    1959年4月,陈云特地给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写了一封信,针对“大跃进”以来的财经工作出现的问题,专门谈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

    陈云的这封信,是对“大跃进”中一系列错误提出的有效纠正办法,其出发点就是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跃进”的热昏中,这些金玉良言都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还有人坚决反对。

    1959年4月29日和30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钢铁指标问题。会议决定,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1959年钢铁指标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指标,另一个是争取指标;

    第二,1959年钢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来进行;

    第三,如果钢材分配的数目减少了,势必要减少一些建设项目,原则上确定,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

    总的精神是稳定阵地再前进。

    当时的问题,实质上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钢铁的高指标问题。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钢铁生产在那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落实指标尽管是中央提出的任务,但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较大幅度地压下来,不是没有风险的。搞不好,就有沦为“促退派”、“秋后算帐派”的危险。

    陈云接受任务后,丝毫也没有因此而退缩。从5月3日到9日,他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的汇报,研究钢铁指标问题,其中1次是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另外5次是分别按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5个专题的汇报,然后集中讨论了1次。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讨论国家计委的报告。

    陈云主张钢材定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即使如此,他还是有保留的。他说,这次对钢铁指标的研究,只限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对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对整个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仅仅就钢铁论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妥当。因为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提出1300万吨这个数字,只是初步的,只是提供政治局进行考虑,还不希望做出最后决定。

    1959年5月15日,在政治局会议通过落实的钢铁指标以后,陈云专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实事求是地把财经小组落实钢铁指标的考虑和分歧作了汇报。

    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确定1959年钢指标降到1300万吨。毛泽东还用略带自我批评和总结教训的口气,对陈云表示了赞赏。他说: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比如,去年12月武昌会议定的2000万吨钢,到了今年1月份,有些同志,以陈云为代表,提出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以改变,人们还想大干一番,要转为上海会议提出的1600万吨好钢的指标不可能,转为现在定的1300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上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1957年降低指标,完全正确。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今后7个月,主要是搞好综合平衡。

    紧张的工作,使陈云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钢铁指标调整以后,就出去休息了,一直到1961年。

    实际结果表明,1300万吨钢并不是一个保守的目标,经过全民动员式的共同奋斗,连一些老百姓家里的铁锅都弄去回了炉,一些小学生也动员起来到处找废铁,而且还是在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的政治形势下,拚设备、拚劳力,到年终只是勉强完成了1387万吨钢、897万吨钢材。当时为了保钢铁,花了很大代价,挤了其他部门,造成了比例失调。假如不是按照陈云的意见降到1300万吨,还搞1650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当然,这一时期的纠“左”,实际上只是在具体工作上的修修补补,始终未能涉及最根本的指导方针的问题。因此,纠“左”也是很不彻底的,效果有限。令人痛惜的是,这样一股纠“左”的势头,没有能够顺势发展。7月,庐山会议把公开对“大跃进”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并在随后的大规模党内斗争中,又从上到下揪出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在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不同意乃至抵制“左”的错误的干部群众惨遭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加剧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压制了党内不同意见。“大跃进”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大饥荒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