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罗镇战役和刘志丹案件解决后，苏区局面初步巩固下来。
毛泽东到处演说，一面阐述直罗镇战役胜利的意义，鼓励斗志，另一面号召红军再接再厉，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每一点钟时间与每一方里地区”，准备打破新的“围剿”进攻。
话虽这样说，可心底里，毛泽东在思考着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改变党的路线的问题。
就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的时候，民族危亡更加严峻了。张牙舞爪的日本侵略者除继续强化对东北侵略外，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在“华北特殊化”的口号下一步一步地变华北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然而，国民党当局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下反而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政策，目的是“先安内，再攘外”。毛泽东想：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政党，自然不能看着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而坐视不管。此外，在民族敌人入侵，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做亡国奴的情形下，谁高举了抗日救国的大旗，谁就能赢得民心，进而赢得中国。正因为这样，长征途中，我们始终喊着“北上抗日”的口号，现在到了陕北，安营扎寨了，我们更应高举抗日大旗，号召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战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但是，面对强大的民族敌人，仅靠弱小的红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才能克敌制胜。
于是，毛泽东等人开始研究可以团结的对象。
中央红军一到陕北，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都是联合的对象。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同胞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2月17日，毛泽东住进红色政权的临时“首府”瓦窑堡才4天，可谓征尘未洗，就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转变党的路线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12月的陕北，已是隆冬季节，呼啸的寒风夹着黄土，格外寒冷。然而，聚集在张闻天窑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严冬的寒冷，一个个异常激动，有时还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的确，要将自己一直以来都认为是敌人的人变为朋友，从理论到情感都存在着一个换脑筋的问题。
毛泽东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从共产党、红军的长远利益着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的情形之下，即使不能接受但也必须接受的惟一决策。
为了促使大家从认识上转变，从情感上接受，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们，苦口婆心，讲形势，讲任务，讲策略，必要时还讲斗争。针对博古等人，引经据典宣传“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态度，毛泽东生气地说：你们老是从马克思那里找根据，难道我对老祖宗就不忠、不孝么！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27日，毛泽东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根据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两个文件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当前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