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日力量的大联合，这是瓦窑堡会议精神的出发点和根本点。
但毛泽东也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当时他身处西北，首先考虑的是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安危。为使红军摆脱“四面楚歌”的境地，他决定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点首先放在陕甘根据地的四周，实现西北大联合。
1935-1936年的陕西，基本上是由共产党的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三股势力控制着。实现西北大联合，就是在联合抗日的前提下建成“三位一体”。
促成西北大联合的有功之臣，除了众所周知的毛泽东这个大谋师之外，有两个人是应该特书一笔的，那就是打通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联络通道的高福源和汪锋。
高福源是1935年10月22日，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他曾担任过张学良卫队营的营长，是张学良的亲信之一。被俘之后，准备一死了之，是李克农细致的工作将他转化过来的。
时任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李克农是我们党内一位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红色老特工”。
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交给了他一个特殊任务，举办“军官学习班”。
这是一个特殊的学习班。它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被俘的120名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做转化工作。当地老百姓把它称作“白军军官连”。
“学习班”开办的那天，李克农进行了精心的布置。礼堂的四周贴满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不打红军”“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东北军出路是抗日，打回老家去”等醒目而又牵动情愫的标语。红军男女战士的大合唱也是精心选定的。歌名是《打回老家去》。参加演唱的有红军男女战士十几名。歌声悲壮嘹亮。歌声把在场所有人的思绪都带到了正在遭受日寇蹂躏的松花江畔，歌声刺痛了那些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了家乡的东北军军官们那颗倍感屈辱的心。他们被唱得垂下了头，被唱得泪水满面……经过细心观察之后，李克农一眼就选中了高福源。之后的时间里，李克农重点做了他的思想转化工作。向他宣讲党的政策，带他参观许多地方，给予他比红军还好的吃、住条件。李克农当然不会忽略东北军特有的恋乡心理，他向俘虏们提出了一个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抵抗民族大敌，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建议。民族仇恨加上红军的感化，高福源的觉悟一步一步提高了。
由原来沮丧、不言语，甚至有抵触情绪，转变到悔恨自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有一天，他终于向李克农坦率直言：“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自愿回去做张副司令和其他人的工作。”
高福源被红军放回东北军后，向张学良痛哭陈词，用他刚刚从红军那里听到的民族大义来劝说张学良。
张学良与日本本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又在“九·一八”事变中为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的黑锅，心中早有说不出的苦楚，如今听爱将这么一说，尤其是从高福源那里得知共产党确有与他联合抗日的诚意，终于下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
张学良作出联共抗日的决断后，立即派高福源重返红军驻地，请红军派出正式代表与东北军进行商谈。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意见，重返瓦窑堡时，毛泽东亲自接待了这位“俘虏”特使，并感谢他为国为民族办了一件大好事。
汪锋曾负责过西北军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对西北军的情况比较了解，刘志丹案件解决后，汪锋和刘志丹同时被释放。当毛泽东听说汪锋的情况后，便点名要他去西安做杨虎城的工作。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更是多次找他谈话，同他一起研究如何把杨虎城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问题。一天，毛泽东把汪锋叫到办公室，郑重其事地把自己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他，要他带着这封信去西安找杨虎城。毛泽东对汪锋说：十七路军是地方实力派，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受蒋介石的排挤和打击，我们是有可能把他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不过，杨虎城将军虽然好，但他周围有坏人，有国民党特务，与他谈判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决裂，要谈和；二是对杨虎城部队要作分析，多鼓励其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
12月，汪锋到达西安，向杨虎城当面递交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从此，中共中央与西北军进入了共商合作抗日大计的阶段。
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人在联共抗日前关系不友善，这其间既有东北军与西北军在陕西的地盘之争，也有蒋介石的挑拨离间的原因。但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剿共的军事停下来，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之后，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穿梭于两人之间，做了许多促进他们团结的工作。在共产党的努力下，他们冰释前嫌，握手言欢了。
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了敌对状态。尽管有时也枪声不断，但实际上那是张学良、杨虎城为应付蒋介石“围剿”命令而联合红军共同打的一些“假仗”和放“空枪”。甚至连1936年5月底，中共中央撤出瓦窑堡迁至保安，都是为了让张学良向蒋介石交待“剿匪”成果而导演好的。1937年1月13日，红军之所以能开进延安，那也是经过协商，张学良主动移防的原因。
不久，“西线无战事”的奇特景观被蒋介石的特务们嗅出。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匆匆飞赴西安，亲自向张、杨宣布了他的继续大举“剿共”计划。
张、杨既下定决心不再剿共，蒋介石又不愿好好倾听自己部下的声音。终于激出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动，包括捉蒋的一切行动在内，尽管中共中央事前丝毫不知，但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却参与了很多，思考了很多。尤其是毛泽东，从长远着眼，看出了西北形势与中国革命形势的相互关系：只有西北大联合，没有全国的大联合，西北大联合必然是暂时的和不牢固的，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全国的大联合，就没有实现全民族抗战并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正是有了这个认识基础，中共中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不遗余力的努力。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等软禁12天之后，终于允诺了西安“三位一体”提出的六项条件，恢复了自由。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尽管他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但他毕竟还是实践了自己停止剿共军事、共同抗日的承诺。正如1937年3月6日，毛泽东在给任弼时的电报中所说的“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至此，中共中央初步实现了以西北大联合促进全国大联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