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不是傻瓜，他一嗅到味儿不对就赶紧行动起来。7月中旬，他们就开始大规模封闭工会、农会，并且继续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了。他们有一个疯狂至极的口号，叫作“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暴力反对暴力，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进行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自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枝不秀，就此夭折了。
我看到， 这一年的彭德怀愁眉紧锁，忧虑重重——4月12日和15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相继在上海、广州挥起屠刀，丧心病狂地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紧接着，这场腥风血雨迅速席卷全国各地。谁能料到，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从此，革命转入了低潮，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这一年5月21日，盘踞在武汉的大军阀何键受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唆使，突然脸一翻也操起了屠刀，使江城人民陷入一片刀光火海……九年后西安捉蒋事变之际，他竟然将屠刀悬伴于诗文壁画之间，摇头晃脑地念起阿弥陀佛来啦。这是后话。
罗明纳兹的报告引起热烈的讨论，相继发言的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
犀利、幽默而又切中要害的，当数毛泽东的发言。他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喻为一架新房子，说我们党的领导“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里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的主人的决心”。他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接着说到农民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句话，显然是针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而言。谈到军事问题，他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十分严肃地批评了党的领导“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他说：“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我不能随即叙述平江举义的结局。因为，对于一个觅根求本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事情的结局。
此时，已经爬上了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座的何键，绝没有一丝半毫的菩萨心肠，他连眼睛也不眨一眨就变本加厉，命令他的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洋：血洗长沙！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五指山到松辽平原，从东海岸到陕甘高原，竟然发生了一百余次武装暴动，犹如轰轰烈烈、呼应不断的火山群爆发。
蔡和森的发言也可谓唇枪舌剑，其锋芒直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据说，他的情绪十分激动，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声音也越来越高。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正过去的错误。自国际训令以来，党的上层有一个恐慌，我以为这是不足恐慌的。因为要改变党的指导必换新的指导人不可，过去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
痛定思痛，亡羊补牢。
就在这次会议前夕，南昌打响了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不久，又爆发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海南岛起义、黄麻起义、弋横起义……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这一年的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形势非常险恶，会议只能进行一天，秘密而又分散到会的二十多人，吃住都关在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那座公寓式房子里。会议的具体组织工作由邓小平同志负责。
的确，除了与敌人进行武装对抗，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哦，我听到一个异常沉重的声音，从历史的积尘之中缓缓传出来：是的，我苦闷极了。夜，太黑，也太长了。我一直在苦苦地寻求出路，然而，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
长沙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便大批倒入血泊之中，这就是震惊国人的“马日事变”。马日，乃21日旧时的简称（旧诗书将“马”和“马”同韵的字列在上声第21韵，故称之）。
讨论结束，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农民要求暴动”，“我们必须要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中共中央只能下决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准备举行一次紧急会议，研究如何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长期斗争。这次会议酝酿的主要内容，一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二是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三是对中央领导核心进行新的改组。会址预定在武汉。
会议开始，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兹作了相当长的报告。他论述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土地革命与农民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重大事项。他还在报告中强调：“目前中国已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国革命到另一新的阶段，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农民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同时，他也流露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如不切实际地强调“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退出国民党”等。
此情此景，触目惊心。共产党人焉能坐以待毙？
我问那个一身戎装的彭德怀：您从旧垒中来，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倒行逆施看得格外清楚，那么，您该有多么苦闷，又何去何从呢？
逝水浑然，烟波浩渺。我逆流而上，便卷入1927年腥红的漩涡之中。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经过一度严重混乱便很快清醒过来，掂量出枪杆子究竟有多重的份量了。在上海，一身缟素、满腔正气的周恩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人，于“四一二”大屠杀发生不久就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强烈要求“迅速出师 讨伐蒋介石”。瞿秋白随即挺身而出，在中共“五大”会议上发出了他的檄文，有力抨击了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右倾投降主义。是年6月下旬，蔡和森痛心疾首致信于中央常委：“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真无异于鱼游釜底！”来自湘潭的毛泽东，以他超人的胆识提议：农民自卫军要上山，“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