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们并非一支有组织、有纲领的队伍。他们只是零零散散地在大鸣大放中向中共提意见。他们只不过是一批游兵散勇罢了。
正因为这样，在反击“右派”的铁拳面前，“右派”们不堪一击。
不过，在“反右派”之初，“右派”们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们出于不理解，曾提出过异议。
内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是陈新桂和章乃器了。
笔者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采访了劫后余生的陈新桂先生。在我和他作了录音长谈后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
陈新桂是一位心直口快的民主人士。他在中国民主同盟中的地位并不算高，是中央候补委员。然而由于他的鲠直，在一九五七年却遭到挞伐。
罗隆基曾对储安平这样说及陈新桂：
“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
就在《人民日报》六月八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之后，中国政治风向大变，陈新桂居然还在六月十日晚上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会上两度发言，尖锐地批评《人民日报》是“盛锡福帽庄的老板”！
众所周知，盛锡福是中国历史悠久、最享盛誉的帽店。陈新桂把《人民日报》比作了“帽子公司”！
《人民日报》在翌日以《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为题，迅速刊载了陈新桂的发言一一在《人民日报》看来，像陈新桂这样的“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真是求之不得！
《人民日报》这样报导：
陈新桂在他的发言中，曾两次指责了《人民日报》。他在第一次发言时，一开头就说：我上次在座谈会上讲了二十分钟的话，《人民日报》根本没有登我的发言，以后却满版登载对我的反批评，这不公平。（编者按：陈新桂所说的这次座谈会，民盟并没有通知本报参加。）他要求《人民日报》把他这次发言全部发表。他还说，现在正在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人民日报》在这件事情上不要犯宗派主义。
会议结束之前，陈新桂又一次指责了《人民日报》……他把这几天报纸上对于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反批评，说成是帽子满天飞。他说，报纸不要作盛锡福帽庄的老板。他还激昂地说：“老实讲，要是反革命分子，绝不会讲报纸上认为的错误言论；他一定会讲，共产党的成绩多么伟大之类。”
陈新桂还表示：
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
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在实行对国家领导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像的。
就在陈新桂称《人民日报》是“盛锡福帽庄的老板”时，章乃器也说，“大帽子太多了！”
章乃器的性格和陈新桂一样鲠直，所以也就很不识“时务”。他居然在六月九日还写了“读了六月六日和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的报导”之后的“几点意见”！
章乃器的“几点意见”，同样成为《人民日报》求之不得“反面教材”，随即以《章乃器不同意对他的批判》为题，在六月十日刊出。
章乃器说：
我觉得“抵抗改造”、“离开社会主义”、“离开党的领导”……一类的大帽子多了一些。这样会使还不敢大鸣大放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长了顾虑。实际上，即已受到批评最多的李康年同志来说，他的建议的用意仍然在于早点消灭资产阶级，摘掉资产阶级帽子；那就没有理由说他是要离开社会主义，而只能说他是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和不问条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
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完全可以不提优点，只提缺点，这是正常的；和党共事日久，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更是正常的。这都说不上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
章乃器还批评了吴大琨：
吴大琨同志还说：“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这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吴大琨同志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虑的。
此外，还有些类似谩骂的“批评”，我认为不值得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