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屠杀的最后时刻那一幕，只有这些人是清楚的，下面是几位脱险幸运者的回忆——
刘德彬：“……敌人机枪开始扫射时，自己的心里还是很害怕的。我当时和陈作仪同志坐在床上，立即倒下。由于门口堵塞的同志较多，自己未被中弹，这时扫射的子弹在一、二室打得密些，我们五室打得少些。这时已有个别同志中弹后高呼口号和骂特务的声音，自己当时还是想表现得勇敢，因为想到反正是死定了的，但也存在侥幸心理。因此，在敌人扫射的间隙间，黄绍辉同志拉我一把，我们就从床上卧倒屋的正中。因为屋的四周都挤满了人，特务的扫射也集中在四角。正在这时，我右臂中弹了。当时发烧流血，昏迷过去了……接着听到特务把门打开进来补枪，幸未中弹。后来房子着火了，这时我坐了起来，接着另外受伤未死的钟林、杨培基，还有一个贵州人，我们一起冲到门口，但牢门被锁了，冲不出去。这时我发现门的下面有缝隙，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把木门板开了，冲了出去……”
盛国玉：“11月27日的那天晚上，我们都睡了，突然听到特务喊：起来，起来，马上办移交！我们不知道是往哪里办什么移交，等穿完衣服走出来，特务就把我押到底楼的第八室。大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只听见一声哨子吹响，听有人喊：开枪！。还有一队跑步的声音向我们的牢房跑来。‘哒、哒、哒……’随即子弹声乱响，我立即趴倒在窗边的床下。一会儿，听见特务开门进来说：还有活的没有？我不敢动，只听到那几个娃儿在哭叫，特务说：斩草除根！枪立即又打响了，以后再也听不到娃儿的哭声了。其他声音也没有了。特务又到牢房的后面补枪。又听特务在喊：有活的没有？要放火烧了！过了一会儿只感到牢房被烧了起来。我感到腰上有人压着，是个活人，她已经感觉我也活着，便轻声地说着：张大，快点起来跑！我听声音是胡芳玉，原来她把我当成了张静芳，因为平时我们叫张静芳是张大，她年岁大些。胡芳玉这时就站起来出去了，可突然又听到两声枪声，胡芳玉再也没有声音了。我心里十分紧张，不敢动。后来我看到门口起火了，心想：反正都是死了，与其在里头烧死，还不如出去被一枪打死痛快些！于是就站起来往外 ，当时出火堆时连鞋子都掉了。在地上爬了一阵，我就往厕所方向爬去，我想那里肯定不太容易被人知道。刚进厕所里面，就发现那里已经有人了。当时天冷，里面又臭又湿，我卧在里面不敢动了。过了好久，听见有人在说话，是两个女人的在说话：‘还有活的没得？打你们的人走了，快点起来跑呀！我们是兵工厂的家属！’我一听原来是来救我们的人，赶忙抬了一下手。她们就过来拉起我，说：‘这个还活着。快抬出去！’后来她们就把我抬到她们家里，我就这样被救了出来。”
刘翰钦：“我在敌人枪杀的时间卧在床上，装死不动，敌人打枪未打到。后来敌人用火烧牢房，把牢房门柱子烧断了，我和肖中鼎用床架子把门柱捅断了，出门就跑……我是走在后面，听到外面又在打枪，我便退回牢房里呆了一阵，才想起渣滓洞脚下有个煤洞，可在那里躲藏。因此，我就往打米室跑（即上楼的那个角旁的房子下面是个洞口），跳下洞子里去，见前面有个人往里面跑，我跑近一看才是是傅伯雍，他也是难友。我原先不知他的名字，后谈起了知心话，他才说出自己的名字，那时他很年轻，是学生出身。11月28日那天的白天中午，一些特务又回到渣滓洞进行搜查，我们发现后，赶紧躲进洞子底的黑暗处，特务们没有发现我们。我们一直在里面等到第二天的天亮才走的……”
28日黎明前的渣滓洞，已如一口化为烟烬的棺材，焚焦的尸死味和洒精味、汽油味混杂在一起，熏出的气味异常难闻，浓浓的烟雾冲天而起，将东方的霞光掩得严严实实，只有一群乌鸦在那里低声地呜鸣着……
这一夜，仅渣滓洞一处，反动派一下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及其他人士180人。他们是：
章培毅、汪进仪、古承铄、程仿尧、李泽、易仲康、张现华、刁侠平、胡其恩、黎功顺、陈诗伯、黄位贤、郭俊铎、胡剑峰、胡小咸、王树林、郑继先、廖瑞卿、付立志、李犹龙、伍时英、邓积玉、蔡梦慰、薛传道、毛锡霖、杨翔、赵家麟、郑寄松、邵文征、史德端、黄宁康、廖模烈、吴正钧、文学海、陈少白、陈邦文、张朗生、陈贻、潘仲宣、唐玉琨、郭重学、苟悦彬、程谦谋、何懋金、高天柱、刘笃君、伍大全、陈尧能、邓诚、唐征久、郝跃青、蒋开萍、李健民、周殖藩、丁鹏武、屈懋修、张学云、刘石朱、何伯梁、艾文宣、粟立森、周后楷、卢秉良、杨子龙、蒋启平、盛腾芳、陈丹墀、冉思源、陈柏林、周显焘、颜昌豪、段定陶、荣世政、廖忠良、白深富、曹文翰、刘祖春、李仲弦、刘振美、沈君实、唐茂传、陈子金、余祖胜、张永昌、刘德惠、张孟晋、涂鑫源、韩秉炀、马正衡、王钧、王屏、张力修、张德明、张鹏程、唐文渊、张守正、何敬平、丰伟光、王锡敏、陈本立、王德伟、蒲小路、向成义、师韵文、张文江、张铭新、刘文蔚、唐建余、张光伟、高精益、李承林、周鸿钧、陈鼎华、李明辉、黄绍辉、荀明善、赖德国、李铭山、夏惠禄、潘鸿志、唐慕陶、胡作霖、陈作仪、沈迪群、韩子重、邵全安、杨华友、杨泉新、席懋昭、吕英、周致钦、陈用舒、黄铁材、杨积超、陈俊卿、李怀普、李仲炳、李维邦、付绍裔、周尚文、李维田、何雪松、李子伯、张兆琦、陈仲书、许盛清、赵时衡、张国雄、朱镜、杨光沛、袁德朗、聂滨、叶正邦、李惠明（女）、黄玉清（女）、马秀英（女）、彭灿碧（女）、荣增明（女）、左绍英（女）、胡其芬（女）、张静芳（女）、陈继贤（女）、朱世君（女）、罗娟华（女）、邓惠中（女）、胡芳玉（女）……
和未定性人员张泽安、陈世林、邓华朗、张健、李君、赵金声、杨绪藩、胡子韩、周柏芝、刘干及叛徒陈永福、任达哉。
同日一早，徐远举又命令保密局西南特区副总队长钟铸人将二处看守所的5人立即处决掉，并说：“尸体要处理好，不让共党拍照宣传。”在旁的雷天元递上卷宗，徐远举在李宗煌、高力生、司马德麟和欧治光、朱荣跃的姓名上打了圈后，钟铸人转身命令一旁待命的行动员肖光炯等人执行。肖光炯等打开后门，将李宗煌等5人枪杀于离看守所50米院的一个防空洞内。关在同一监舍的董务民、陶宜昌、杨亮西、贾子谦、雍国都等10人，乘机破窗脱险。
同是28日下午3时许，周养浩接到上司杨森对关押在“新世界”饭店的杀人签批后，令徐善谋：“限令当天处决完毕”。徐善谋将批文和名单交保防处行动组长廖雄执行。廖雄原是交警一旅五中队队长，11月份才到保防处当行动组长，刚到任不久，又无大批处决人的经验，加上解放军已攻占南温泉花溪河五洞桥南面一带，国民党政府人员都纷纷逃命，行动组人手短缺，便请求抗战时的特务团老手、原警察局刑警二股股长邓培新协助。邓是上午刚上任的保防处专员。
下午4时许，廖雄和邓培新召集行动组书记金刚、原交警一旅十中队队副、1949年11月由廖雄介绍任行动员的马相时，和临时拉来的南岸稽查所服务员李家骅、稽查处朝天门检查所服务员绕真棒、稽查员麦育平、王燕开会。另外，周养浩还从“乡下”调来交警总局直属大队七中队副队长王跃彩任行动组副组长，另加一个杨进兴。他们在“新世界”底楼看守所的库房内开会，讨论屠杀地点。由于时间紧迫，会上众说纷坛，有的提出就在“新世界”防空洞内处决，但又怕枪声会惊扰军警，误认为共军已进入市区；有的提议押到大坪处决，但这无异于公开杀人；有的提议押往化龙桥、小龙坎一带的防空洞里密裁，但也怕造成误会。最后，周养浩、邓培新、廖雄商定29日一早在白公馆附近执行，邓培新负责组织押解。会后周养浩即通知“乡下”留守人员负责在刑场挖坑。
1949年11月29日
一早，交警直属大队七中队黄光书等7名队员奉中队长陈国清、副中队长王跃彩之命赶到“新世界”监狱。廖雄派王跃彩和杨进兴、李家骅、马相对、黄光书先到屠杀现场布置；廖和看守所长王汝璧点名并指挥特务将32名“政治犯”一一上绑，并押上一辆从街口临时抢来的大客车。
“你们想干什么？”这时，“政治犯”们一边上车，一边疑惑地责问特务。
“送你们到法院去解决问题。”特务只好扯谎。“走走！快出发！”廖雄紧张地命令车子马上开向刑场。随后，大客车由反动交警和特务饶振邦、麦育平等押解下离开“新世界”监狱。
车子进入大营门，经过白公馆，直奔通往松林坡的右侧山坡。
“下车！快下车！”屠杀开始，第一批四人，第二批十几人，他们刚被押到敌人事先已经挖好的土坑旁，还没有来得及停下脚步，罪恶的子弹便从不同方向扫射而来…… 第三批的十几个人听到枪声，见战友们纷纷倒下，知道敌人下毒手了，立即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他们面向敌人，愤怒地向前冲，却被敌人无情的子弹猛烈地扫射着……
“狗日的，你们的死期不远了！”
“反动派不得好死——！”
“中国共产党万岁——！”
悲愤的怒吼随着咆哮的松涛和凛冽的山风，顿时使那些平常飞扬跋扈、冷酷无情的特务们那一双握枪的手不住颤抖……
年仅27岁的钟奇，是《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1949年10月他带电台准备去黔东南参加武装起义时，不幸于11日晚被捕。一个多小时前，他离开“新世界监狱”时，急匆匆地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信：“亲爱的：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至爱的贤妻!”此刻，他中弹后仰天倒下，那双不瞑之目却死死盯着苍天。
年仅21岁的女青年黄细亚，是一位美丽而充满热情的姑娘，她先后在《西南风晚报》和保育院幼稚院工作，并一直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部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9月13日被捕。她在被捕前送给同学的一首《一个微笑》的诗中这样表达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以你诗的镰刀，去收割人类的幸福。牢记着吧，诗人!在凯旋的号声里，我们将会交换一个微笑……”现在，她在敌人的枪口下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当鲜血浸红了她的衣衫的生命最后时刻，姑娘的脸上依然充满了胜利的微笑。
血泊中倒着的单本善，他用手指着特务怒目而视道：“会有人替我们报仇的!”
新世界大饭店总经理艾仲伦，因参加革命活动于10月12日被捕。在被作为临时看守所的新世界大饭店底楼地下室，当时关押着100多名“政治犯”。国民党反动派忙于逃窜，使这些被关押的人一天连一次饭都吃不上，看守的特务最后只好让当过饭店总经理的艾仲伦出去找吃的。在特务的看押下，他每天上街凭关系找人借钱，赊米、油、盐、煤炭，为“政治犯”找粮下锅。他的妻子和表弟见只有一个特务看押他，就劝他趁机逃脱，但艾仲伦却表示：“我不跑，‘新世界’里还关有100多人，还等我借钱买米回去下锅。我跑了，他们怎么办？”他本有机会跑出去，却为了更多同志的安全而放弃了生的可能。现在，他也倒在敌人的枪口下……
“哒哒、哒哒……”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
“共军快进城啦！跑啊——”特务们顿时大乱，他们连刚刚枪杀的32名“政治犯的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
此刻，在重庆城内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宣布从即日起迁至成都。
中午，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召开在重庆的最后一次开会，布置全面撤退及对重庆进行大破坏事宜。
晚上10时，蒋介石住所后面已枪声大作。“父亲，再不走就太危险了！”蒋经国急出一身身冷汗，催促其父蒋介石“早早离此危险地区。”当蒋家父子两人乘车开出山洞林园时，“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蒋介石不得不下车步行，“午夜始达机场”。当夜，“蒋总裁”就睡在“中美号”专机里，据说一夜未眠。
11月30日
天明，“中美号”载着蒋介石一行起飞，带着绝望和不舍之情飞离重庆，前往成都。蒋介石从飞机往下望，机场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一片混乱情景和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的败兵溃勇。
“娘希匹！”蒋介石愤怒地骂了一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骂谁。
同一天，人民解放军47军和11军指战员分别进入重庆市区。中午时分，重庆地下党领导下的重庆电信系统党支部起草并以全体职工的名义，以当天第一封电报，向北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向党中央报告了重庆解放的喜讯。
下午，川东地下党代表和重庆工商界代表过江到海棠溪，欢迎解放军正式入城。傍晚，解放军从南纪门、储奇门、朝天门等处全面进入市区，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至此，重庆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1日，北京。新华社发布了一则重要消息：
新华社北京1日电
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匪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匪首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惶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两匪早于28日即已逃蓉。其他匪首大部逃蓉，小部逃往台湾。虽然陈纳德的“民运航空队”使用了它所有的飞机整日整夜地来往于渝蓉之间，但逃命唯恐落后的高级匪官，在机场演出了紧张的争夺战。路透社29日报道九龙坡机场最后一架飞机逃时的情形称：约有30名乘客丢弃了行李，争先恐后地登机，但另外有27名乘客没有挤上飞机。在陆上，成渝公路上车辆拥挤，交通阻塞，内江附近渡口待渡的车辆达数百辆。与匪官溃逃的同时，残余匪军也争相逃命，据美联社报道，多数溃逃的匪军都着草鞋或打光脚板，30%仍着夏季军服……
至此，关于重庆“红岩”故事中的“11·27”大屠杀也画上句号。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广义上的重庆“11·27” 大屠杀，不是单指1949年11月27日那一天或那一天的前后发生的屠杀，而是包括了有资料记载和经调查确证有名有姓的，在抗战后期至1949年11月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地区及贵州息烽集中营的遇难人员。“11·27”大屠杀中的死难人数，已经包括解放后经各级人民政府审定、正式公布为烈士的人，同时还包括少数因各种原因目前尚未能定性者。经核实和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为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人随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其中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的有285人，未定性者（含叛徒）共计31人。
“11·27”大屠杀，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黑色的一幕，它是国民党反动派残暴本性的一次赤裸裸的表现。而在恐怖下的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损失和造成那么多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的牺牲，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和吸收的沉重教训。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忠诚与背叛”这个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