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岩”的故事，小说的版本仅仅是革命先烈们在狱中的一段艺术再现，而围绕“红岩”那段革命历史的真实故事，其实远远比小说要复杂得多，它包括了“11·27”大屠杀之后的几十年来甚至今天还在继续的故事……
无法想象，当我走进那段历史、与那些曾经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坐过牢的脱险难友——虽然现在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及其那些烈士的亲属们接触之后，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红岩”真是一座血红血红的丰碑，在这块血红血红的丰碑上，凝结了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甚至难以理解的撼天动地的故事。
在红岩革命历史人物中，有这样一位历经坎坷、饱受屈辱却对党忠贞不渝的人。他的名字叫谢育才，是红军时期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在解放后先后担任汕头市市长和湖南农垦局局长等职。他一生中历经苦难和曲折，曾4次被捕入狱，3次被开除党籍。即使在解放后仍一直不被重用，并屡次被党错误地判定为“叛徒”，直至1977年含冤病逝，终年74岁。谢育才留下遗愿，叮咛妻子和孩子，一定要忠诚于党，并求得党的理解，澄清事实，表现了一位具有崇高共产主义信仰者的伟大情操。关于谢育才的名字，党内的同志不知道他的名字，广大读者更不了解这位老共产党员。我们在此略作介绍，以作为对他的一份思念：
1904年生于海南万宁县贫穷农家的谢育才，思想进步、血气方刚，年轻时就在家乡组织成立了农民自卫军，通过武装斗争占领了万宁县城，成为海南琼崖地区农民起义最出色的领导者之一。1926年4月，年仅22岁的谢育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的政治选择，注定了他一生颠沛流离、历经坎坷。也正是因为这庄重的政治选择，使谢育才在其后的革命道路上，不论遭受怎样的挫折和不公正待遇，始终义无反顾、终身不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海南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挫折，这时的谢育才担任了中共万宁县委书记，并出色领导了1927年11月的万宁起义。虽起义队伍因缺乏作战经验，暴动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强烈地震撼了当地的反动统治。次年夏天，国民党第11军镇压海南革命势力，局势更加严峻，原来生气蓬勃的海南革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敌人进行血腥屠杀，对共产党干部一律格杀勿论。狡猾的敌人还常常身着便装，假冒红军战士，敲老百姓的门，一旦开门，便惨遭毒手，搞得老百姓谈之色变。红色武装被迫撤退上山，或者撤至香港。11月的一天晚上，敌人荷枪实弹，包围了谢育才的家，疯狂的敌人逢人便杀，谢育才卧床不起的母亲，及其他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和4个侄子全部被敌人用刺刀捅死，全家遇难的9人中最小的年仅9岁，鲜血溢满家室，惨不忍睹。谢家所有家产也全部被投收，宅居毁于一旦。谢育才得知全家被害的噩耗时，这位堂堂七尺男儿，双膝跪地，仰天长啸，悲愤至极，数次晕厥在地。然而，反动派的凶毒行径，更坚定了这位共产党人的信念，他发誓要与反动派斗争到底。
这也是谢育才为什么能够在漫漫革命征途中屡受挫折仍百折不回、义无反顾的跟定共产党闹革命的原因所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谢家灭门惨案当天，实际上有3个人幸免遇难：一个是谢育才前妻，一个是他们的女儿谢莹，还有一个是他的侄女。不久，他的前妻和女儿又被敌人抓住，以300大洋强迫卖到外地，前妻后来生死不明，小小年纪的女儿到处流浪，最后被谢育才的侄女带回家乡，孤苦生活……
9年后的1937年6月，谢育才作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代表与粤军及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6条原则：1．国民党立即停止向红军进攻；2．国民党要实现民主自由，动员人民抗日；3．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4．我方保证取消军政委员会，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5.我方停止没收土地和打土豪筹款；6．我方取消番号，改变名称，在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抗日。国民党方面提出“即日发表投降自新宣言；全部投诚，有枪者点编，徒手遣散”等苛刻条件，使谈判几近陷入僵局。谢育才想着全家被杀，大仇未报，今日还要同他们同桌谈判、合作，还要一再受其侮辱和逼迫，实无法容忍，谈判现场，竟几度伤心得直掉眼泪。然而当他想到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时必须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时，只好忍住家仇之恨，遵照党的指示，继续和谈。也正是因为这次公开和谈，报纸上登载了谢育才出任中共方面和谈代表的消息，让远在海南的乡亲知道他还尚在世间。海南地下党组织当即派出游击队员梁居民带着谢育才的女儿和侄女，千里迢迢赶到闽西与谢相会。劫后余生的亲骨肉相聚，谢育才悲喜交集，抱头痛哭。由于女儿谢莹不懂普通话，而长期在外的谢育才也忘了家乡话，父女俩人近在咫尺，竟不能互通语言，只得由梁居民当翻译，此情此景，亦悲亦喜，令在场的同志们泪雨纷飞。此后，谢育才将女儿谢莹留在身边，并于1939年送其到延安学习。他的侄女则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遭日寇杀害。
在海南屠杀事件之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万宁县委决定将一部分较为暴露的同志撤出岛，谢育才接受广东省委指示，赴马来西亚、新加坡协助收容安排流亡在外的中共党员干部，他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
1930年初，谢育才取道香港准备回琼崖。时值香港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谢育才不慎被捕，审讯时他急中生智，报假名，称自己是在上海读书的新加坡华侨子弟，准备返沪就学。军警找不出其余什么证据，遂将其“驱逐出境”，由便衣送至上海。
谢育才来到上海后，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工作。这年6月，上海举行大规模的抗议“台湾沦陷日”活动，地下党要求全体党团员都要积极参加，尤其是各党支部负责人要站在队伍前列。这是一次典型的“左”倾盲动行动，游行示威之前各领事馆周围早已布满密探，只待时机一到就抓人。危险已近在眼前，而此次行动总指挥却浑然不觉，时间一到，即发出行动指令，各支部党团员便开始散发传单，立刻有数人当场被捕。谢育才此时担任第三街道支部负责人，虽对如此行动有意见，也只好执行命令，继续散发传单，随即也被捕。此次行动造成很大损失，共有7名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入狱。谢育才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狭窄的空间挤了30余人，生活条件的极度恶劣，加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谢育才病倒了，被送进犯人医院，在开刀中差点送了性命。1931年4月，谢育才刑满出狱，先后担任红军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闽粤赣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等职，为领导闽西保田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
1940年10月，中共南方局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统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湘南、闽西南、香港等广大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组织部副部长郭潜，宣传部长涂振农，秘书长姚铎，委员王涛。11月根据南委安排，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谢育才被调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41年6月，谢育才抵达江西吉安，住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家。7月初，到达江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安福山。这时，谢育才看了前任书记郭潜写的3年工作总结，又听了代理书记颜福华的介绍，感到江西省委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江西省委领导下的4个特委，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省委机关也不健全。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决定迅速把江西省委下面的组织建立健全。隔日，他随省委宣传部长骆奇勋一，跟着交通员李铁拐下山，直奔吉安。
到吉安后，当晚谢育才一行住在一家小旅馆。晚8点左右，谢育才和骆奇勋分别被国民党中统局江西省调统室行动队密捕。他的宣传部长骆奇勋随后叛变。审讯中，谢育才听特务叫他“谢书记”，不禁大吃一惊，因为此时谢育才的化名是李志强，职业是教员。这时，特务又说出了谢育才何时来江西、来江西干什么等等，谢育才知道省委机关一定出了叛徒。囚在敌人枪杆之下的谢育才痛心疾首，可又无可奈何。
可憎的敌人这时又假借谢育才的名义，写信给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颜福华，并诱捕了颜福华。不久，颜福华也叛变投敌。接着，江西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全部被捕，电台台长等也先后叛变。中共江西省委全军覆没。
为了对中共南委封锁消息，特务将在吉安的所有有可能与广东联系的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全部拘捕，利用缴获的中共地下党的电台，命令原中共江西省委的电台工作人员，仍按照过去的信号、波长、密码，对中共南委电台发出呼叫，企图骗取南委的信任，与其通话。
这时的中共南委和南方局对江西省委的情况全然不知。原南方局机要科科长童小鹏在《“南委”遭破坏前后》中说：“到1942年问，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基本瓦解，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和绝大部分的支部都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2000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2000多名农村党员被强行‘管训’。对于这么严重的一件大事，南委几乎有大半年的时间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对于南委的情况、联络方式，只有新到任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最清楚，只要谢育才开口，破坏南委指日可待了，于是特务们加紧了对谢育才的逼供诱降。中统大特务冯琦亲自出版审讯，还动用了叛徒骆奇勋等劝降，可在敌人所有的招术面前，谢育才只有一句话：“想从我嘴里你们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让我放弃真理——绝不可能！”后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也亲自出面劝降，熊假腥腥地说：“我们是爱护人才的，希望你同我们合作。”，谢育才冷笑地对熊式辉说，如果你答应我地下三个条件，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这三个条件，熊式辉无论也无法接受：“一，无条件释放我；二，保持我共产党员的立场和信仰；三，我不做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言行。”
困在狱中的谢育才，知道南委处在随时随地的危险之中，故而心急如焚。从被捕之日起，他一直没有停止过送出情报的努力，并多次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带信给南委书记负责人方方，甚至曾秘密写报告给周恩来，但都未能成功。剩下的只有一条强行越狱之路了。第一次试图用小刀锯断木窗栏，跳窗而逃，没成功；第二次又想通过收买看守越狱，也未成功。后在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谢育才决定再次冒险越狱，他用旧牙膏皮做成钥匙，试开脚镣，还真成功了。于是他再次用仿制的钥匙试开囚室门，想不到给扭断在锁孔内，立即被特务发现，便对他加戴重镣，再也无法实施越狱计划了。
敌人见劝降无效，又用儿女私情、骨肉亲情来软化谢育才。他怀孕着的妻子王勖这时也被敌人投入监狱，不久，即在监狱里生下一个孩子，取名谢继强。妻儿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监狱时，整天哭泣，令谢育才心酸不已。可恶的敌人，后来借故把婴儿从母亲手中骗出，单独囚禁在谢育才囚室的附近。无人照料的娃儿一饿就哭声振耳，谢育才听后肝肠寸断。但敌人无法用这样残酷的心理来迫害和改变谢育才的的革命信念，他曾向狱中难友表示，“革命者为真理正义而流血亦心甚安”，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当谢育才又从零零星星的消息中得知敌人正在想尽办法寻找南委领导及驻地时，心急如焚的他再度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出狱，向南委报警!
这一回，谢育才作出了牺牲的准备。他甚至给狱中难友留下了一首“诀别诗：“为国捐躯身不忧，唯愿正气永存留。成败论定任褒贬，忠奸自让后史修！”
谢育才作出的决定，令他的战友和妻子都是想象不到的：他向敌人拿来的“自首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叛徒？你要当叛徒？”妻子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会选择这样的道路。但她很快明白丈夫是想通过“假投降”来换取中共南委的安全。多么崇高的牺牲啊！丈夫是个好男儿，真共产党！妻子的心一下平静了。
1942年2月9日，谢育才、王勖一家人被押出集中营。
然而特务们一直将他全家紧紧盯稍着。 时间一天天过去，谢育才夫妇焦急万分。有一天，特务突然来问他：“电台的密码你知道吗？”谢育才应道：“我不懂这个。”特务又说：“我们已和南委接通电讯了，南委要你回‘全福处’，‘全福处’是什么意思？人名还是地名，这你应该知道吧？”谢育才一听，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全福处”，应该指的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刘全福处，老刘负责着南委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估计敌人真的利用电台与南委接上电讯了，难道南委已经暴露？如此一分析，谢育才更加焦急，可又不能让敌人看出真相。急中生智的谢育才这样与敌人周旋道：“我想起来了，‘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我在那里住过的。”这个地方与刘全福所在的闽南平和县相距400余里。谢育才想的是：如果能找到刘全福，就可以找到南委了。
敌人是如何与南委电台接上关系的呢？《南方局党史资料 党的建设》中“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中这样写道：“1942年2月(春节)后，南委电台接到重庆电台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内，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通电时，江西电台突然用同样的波长插了进来，诡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起初，南委负责同志认为江西电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应有所警惕，于是决定，首先，考查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它说明中断原因；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江西的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则诡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和‘情况不明’等等。南委书记方方曾将此情况提交涂振农、郭潜等研究，他们都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方方决定派郭潜去传达指示和检查江西工作，并给谢育才发一封明文隐语的信，要谢育才5月中旬到曲江与郭潜见面。”
这个情况与谢育才分析的现状差不多，敌人用江西的电台取得了南委的信任，并且得到南委要谢育才去曲江见郭潜的情报。再也不能等了！1942年4月29日深夜，住在后面平房里的看守，因有事外出一直没有回来，而前面房子里的两个特务，又到邻居处聊天，迟迟未归，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只能拼死一搏了，哪怕牺牲也在所不惜。
当时他的孩子已经熟睡，若带着孩子走，万一孩子啼哭，则前功尽弃，若放弃孩子离开，未满周岁的孩子明天将会怎样？生离痛过死别，孩子本来就跟着他们受尽折磨，今日一别，也许永世不得相见，是生是死，只能听天由命了。既是革命者又是为人父母，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哪有父母愿意将孩子抛弃？作为革命者，谢育才必须越狱为党报警，作为父亲，只好寄希望于庄家人良心发现，庄家没有孩子，应该不会杀害无辜的孩子吧？吻了又吻熟睡中的孩子，夫妻二人忍痛割爱，跳出窗外，越墙逃走。谢育才把事先写好的两张纸条压在园中石板上，一张条子上写了首诗：“卑躬屈节非顺意，擒住雄心静待时。鸟已高扬人何慕，欲学叔齐与伯夷。”以表明心迹。另一张条子是写给庄母的：“庄老太太，孩子是没罪的，请不要因政治信仰不同而杀害他。”
小心翼翼将园门打开一条缝，两人闪身而出，很快钻进小巷里。夜深人静，两人不敢稍懈，一路连奔带跑，朝着原先观察好的方向迅速奔去。他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为了不至引人注意，谢育才用偷偷带出来的剪子，将王勖头发剪短，换上用旗袍改的短衣，女扮男装。白天他们躲藏在被盗挖过的坟穴里，轮流睡觉，渴了舀坟头积水解渴，晚上，到天黑尽了才敢出来，急匆匆赶路。途中曾碰上土匪，将他们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手表也都搜走了。
走到离泰和100多里路的时候，因为心急改为白天走公路，以加快行程，却不料碰上抓壮丁，将他俩抓到乡公所。到了乡公所，一搜身，发现王勖是女扮男装，谢育才急中生智，谎称两人是自由恋爱，遭受家庭阻挠，所以从吉安逃回家乡平远，乡长对他们的一套说辞半信半疑，因为当天是圩日，围观者很多，大家都很同情他们的“反封建行为”，乡长见他们身上没钱，又不想惹麻烦，于是就放了他们。谢育才趁机提出要求，要乡长发给路条，许多围观者也纷纷支持他们，乡长怕再添麻烦，干脆开给路条，二人因祸得福。
终于可以在大白天走路了，王勖又回复女装，穿上旗袍，两人激情满怀，希望早日到达南委!由于盘缠不够，谢育才把仅剩下的一件御寒衣物——毛背心也卖掉了，最后连那块露宿山间用的油布也卖掉做路费。日夜兼程，谢育才的脚底打起了血泡，走一步都钴心的疼，一瘸一拐，欲速不能，心中十分着急。路途中，谢育才深怕自己赶不及而使南委遭受破坏，按下山时，南委电告的曲江地址，不具名地写了一一封信：“江西最近伤寒病流行，注意提防传染。”5月22日，谢育才夫妇风餐露宿，冒着被敌人追捕的危险，经过24天步行，行程500多公里，终于到达闽粤边平和县的小（石示）村。 谢育才找到南委军事干部刘永生和长乐中心区委书记张全福。谢育才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南委的安危，当听说南委安然无恙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当晚，谢育才奋笔疾书，将自己被捕和逃离的经过，详细写了一份报告，将江西省委被破坏、颜福华等主要领导人叛变、与南委通讯联系的电台已被敌人控制等情况，如实进行了报告，并报告了郭潜的通讯地址已被敌人掌握，建议南委立即转移。
几日后，因南委电台摇机员投敌叛变，发生了南委电台被袭事件。由于谢育才及时报警，南委书记方方和南委机关及下属组织均未遭受损失。方方先后召开几次会议，周密布置撤退转移，又给郭潜发一密码电报，要他立即撤退。可是，郭潜却疏忽大意，收到电报后未及时译出，被特务逮捕，立即叛变，破坏了粤北省委，并亲自带特务破坏了南委，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及南委交通站长被捕。电台被袭、南委事件，都发生在谢育才越狱归来不久，谢育才夫妇因此受到特别怀疑。这既在情理之中，而同时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没有比在自己革命队伍里蒙受不白之冤更令人痛心的了。
谢育才夫妇弃子越狱后，一直接受组织审查。从1942年7月至1944年冬的两年半时间里，谢育才隐居在潮安，过着没有党组织生活的日子，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1944年底，潮汕党组织恢复活动后，谢育才参与了韩江纵队、东江纵队的工作。1946年，谢育才随华南游击队北上山东烟台，接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他的历史审查。他襟怀坦白，如实向党交代了从被捕到签字、越狱赴南委报警的全过程。由于当时江西仍属国统区，无法进行详细的调查核实，故审查结论为：不管谢育才同志当时思想动机如何，但在敌人面前签字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是一种背叛行为，应予补行开除党籍处分。但姑念谢育才同志在历史上对党有很多贡献，及越狱回来救南委，又在潮汕地区协助党建立与发展韩江纵队，能坦白检查错误，所以对其进行党龄处理：一、1945年2月参加韩江纵队起重新入党；二、从1942年4月越狱回南委到1945年参加韩江纵队时止，作为考察期。
对此，谢育才没有怨天尤人，更加努力工作，为解放海南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0年6月，谢育才受命担任广东省汕头市首任市长，全心投入汕头市城市接管和经济建设工作。此时，意外又发生了：谢育才夫妇在越狱时丢下的孩子谢继强，被特务头子庄祖方收养。解放前夕，庄一家带着孩子逃到香港。解放初，广州市公安局在进行策反工作时，与庄祖方建立了联系。庄表示，如谢育才想要回孩子，他愿意送还。得此消息，谢育才夫妇真是喜出望外。经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同意，孩子终于回到谢育才夫妇身边。
广州市公安局因与庄祖方联系，被错认为“与敌特勾结”，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被开除党籍、逮捕、监禁，谢育才因此事受到牵连。此间，在清理江西特委遗留的档案时，发现谢育才在离开集中营时，曾在“死结”、“密结”上签字，谢育才再次被开除党籍。所谓“死结”即“个人政治上无保留”，“密结”即“离营后要保守集中营的秘密”，这是任何人离开集中营的必需手续。在那个极其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无论谢育才如何解释，均无济于事，他再次失去了政治生命……
后来谢育才被安排到华南垦殖局工作。对党赤胆中心的他，一面勤奋工作，一面继续申诉。1957年，组织上根据谢育才的表现，同意他重新入党，并被派往海南农垦局任局长兼党组书记。然而十年浩劫期间，谢育才的问题再次被造反派们当作“特大反革命分子”和“大叛徒”被又一次揪了出来，并立即开除党籍。1977年，久经磨难、极度苦闷的谢育才郁郁而终。临终留下遗言：我虽历尽坎坷，但坚信组织最终会理解我对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几经周折，1999年1月8日，中共广东省纪委发出第一号文件，内容是：“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经中央纪委常委复议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恢复谢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的党籍党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此时，谢育才已去世22年……
谢育才是个悲剧式人物，他的经历和冤屈也非常人所及，然而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的忠诚天地可证，这也是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个人名字的缘故。
其实在“红岩”故事里，也有很多谢育才式的人物，他们虽然在“11·27”大屠杀中成为了“革命烈士”，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他们中相当一些同志一直没有被政府和组织所认定其革命身份和烈士英名，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们以另一种忠诚，演绎了对党的信任和期待——
我知道，到今天为止，关于“11·27”大屠杀中还有几十位牺牲的难友只知其名，却不知其身份，也不知其来自何方、逝于何事，更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是谁，他们为何被关在监狱，又该不该像江姐、许云峰式的英雄被刻在我党的光荣史册上？他们或有名，或无名，甚至有的连长的什么样都不知，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的名单上……
这是为什么？因为有关部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今仍然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身份。许多共产党员，由于当时都是地下工作，又是单线联系，而且不少人用的是假名。被敌人逮捕后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们有的继续编一个假名来蒙骗特务的审问，因此直到牺牲后仍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现存的“红岩”革命烈士评定，也是经历了几个过程。最早的一批是根据罗文斌等脱险难友们出狱后提供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应该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但谁能说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都会在敌人的监狱里相互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另外的同志呢？因此这一部分人一旦被敌人残害后就再也无法有人来证明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在狱中的真实表现了。另一个渠道是有关部门从缴获的敌特机关的档案中查悉的材料得出某种历史性的结论，比如有人在敌人的审讯纪录中可以看到他们不屈不挠的英雄表现，但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审讯材料中把一些自己担任的职务、做过什么事等等都如实的“交待”了，这部分人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和“坚定的共产党员”，过去一直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