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到尽头,满目荒凉。

    春山如黛,垂柳画桥。白云出岫,倦鸟还巢。采一束不知名的野花,扎一个紫藤的秋千架;看几只燕子筑巢,或和几只蚂蚁对话。这样美好的时光,仿佛留在那个叫童年的记忆里。悠长,不复与见。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时光。无论幸与不幸,但欢乐总是比苦闷多。因为任凭世事飞沙走石,那颗童心始终光洁如镜,纯真美好。少年就开始做雨打芭蕉的梦,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后那个漫长的成长过程,像是江南的梅雨季节,怎么也看不到晴天。再往后的岁月,日影如飞,说老就老了。

    惊世才女张爱玲,亦同我们一样,有过一段简约如画的童年。也许她的童年并非尽如人意,但对于一个小小女孩,她所能铭记的,依旧是那些值得留恋的趣事。人的一生,最美好、最洁净、最单纯的回忆,莫过于童年旧事了。张爱玲后来在她的作品《私语》里,有过对童年那段日子,比较细致入微的描写。

    张爱玲两岁那年,张廷重因为和二哥张志潜的关系不和睦,举家从上海搬迁到天津。张志潜是张廷重同父异母的二哥(大哥早夭),为张佩纶与原配夫人朱芷芗所生,比张廷重大十七岁。天津的那座洋房在英租界里,房子是当年爷爷张佩纶结婚时自己购置的,亦算是豪华宽敞。而张廷重来到这里,无人干涉,更是有恃无恐地纵情享乐,自在逍遥。

    那时候的张爱玲还不叫张爱玲,叫张煐。这个名字确实有些生僻,至于谁取的已不得而知,世人所知道的都是那个叫做张爱玲的民国才女。在天津的生活,对小张煐和她弟弟张子静来说,是明亮而静美的。她曾说过,天津的家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让她喜欢。想来,她那时年纪尚小,所看到的只是浮华的表象,而历史所带给那个家族的衰落阴影,她还不能体会得到。

    弟弟张子静在晚年时对天津那段生活,有过饱含感情的回忆:“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茂。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是的,何等风光。倘若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安于现状,守着殷实的祖业,也算是一种幸福。但许多人始终念念不忘祖上的鼎盛光辉,还做着不可逆转的前朝旧梦。他们的心在激流里飘荡,永远都无法平静。

    当然,这些沉重的历史,在小张煐的童年记忆里都不存在。她只记得院内有一个秋千架,她的快乐时光以及童年的梦,在秋千架上放飞。她记得后院养了鸡,夏日的中午她穿着白底小红挑子纱短裙,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沉浸在迷幻的世界里,朦胧有趣。唱几首童贞婉转的歌谣,欢快无比。

    天井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上面练习写大字。他瘦小清秀,讲给小张煐听。或许是因为她自小就对文字敏感的缘故,小张煐没来由地喜欢他,替他取了一个莫名的名字叫“毛物”。而毛物的妻子,被她称为“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藏了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

    领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小张煐的叫“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也因此,张爱玲在小的时候就想到要男女平等,想到要锐意图强,凡事务必胜过弟弟张子静。后来张子静在回忆录里说:“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

    弟弟张子静从小体弱多病,却实在长得秀美可爱。小张煐任性好强,有着奇异的自尊心,对弟弟不甚喜欢。但她毕竟是个未谙世事的孩子,况且她在天津除了弟弟,只怕没有几个玩伴。所以他们姐弟之间的情意一直不算深厚,但也不至于疏离。

    张爱玲在《私语》里还写道:“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这里的她,指的是张爱玲的母亲。在张爱玲的记忆里,母亲似乎一直都不是很重要。家里没有母亲,也不感到任何的缺陷。

    张爱玲的这篇《私语》,描写了许多她在天津的童年趣事。读完之后,勾起了许多人对童年时光的美好记忆。与鲁迅的,还有林海音的有着相似的趣味,都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春水渐涨,燕子来时的青葱岁月。童年是锁在抽屉里,那一张张黑白的老照片。光阴过去越久,越值得怀想、回味。

    小张煐四岁不到的时候,家里给她和弟弟请了私塾先生,从此悠长的诵读成了她年幼时又一段美好的记忆。从雾霭迷蒙的晨晓,到烟霞云敛的黄昏。窗外稀疏的星光,挂在梧桐树上,清辉洒地。几只倦鸟返巢,江岸垂钓的老翁,也踏着山径归来。始终相信,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深处,有一方外人所窥见不到的天地。那时候的她就已经悟得到自然万物,有着各自不同寻常的美丽。

    在小张煐的记忆中,还有一位苍凉的老人。这个老人是她的堂伯父张人骏,有时佣人会带她去请安。她对他的印象,以及当时的场景,到成年后依旧历历在目。她记得一个高大的老人家永远坐在藤椅上,此外似乎没有什么家具陈设。她唤一声:“二大爷。”这位老人每次都问:“你认了多少字了?”然后就是“背个诗给我听”。而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那种不知所以的苍凉,像一幅画,就这样镂刻在张爱玲脑中。当时的她,并不懂得这个老人为何总听那句诗落泪。那场弥漫在民国时代的前朝遗风,在许多人心上,划过了无以复加的伤痕。但一个对人世恍惚的小女孩,还无法从中辨别出其间的无奈与悲凉。她的世界,似那片琉璃月色,干净,纯粹。

    张爱玲四岁的时候,因为姑姑张茂渊要出国留学,母亲趁此机会借口要陪同小姑出洋,给自己改了一个文艺新潮的名字,黄逸梵。她就这样不顾一切,抛夫离子,远走高飞去了英国。此后关山万里,沧海无垠,再重逢,不知是何年哪月。她是个敢于求索的女子,哪怕前途渺茫,一无所获,也强过在这个腐朽的家里屈辱一生。

    不是她心狠,是这个残缺零落的家,实在找不到容身之处,更别说安放心情。黄逸梵是一只民国青鸟,不甘愿囚禁在这座潮湿发霉的老宅,她渴望水波潋滟的盛日。所以她割舍亲情,将自己放逐天涯,去追求自己内心的花好月圆。

    没有值与不值,没有对与不对。因为人生的方向,从来就没有标准。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坚定地走下去,是穷途末路还是一马平川,都要无悔。张爱玲在日后谈到对母亲的印象,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

    的确,这位新潮的母亲,坚强得甚至有些冷漠。她的一生似流云来去自由,飘逸中带着迷幻,冷傲里藏有温情。在张爱玲生命中许多场宴会里,她总是缺席,却又无处不在。

    张爱玲从来没有责怪过她的母亲,以她的心性和情怀,比任何人都要深刻地理解母亲的选择。既然没有力气去爱陌生的别人,那么就爱珍贵的自己。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