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慰梅回忆，沈从文与林徽因私交甚笃，沈一有问题就找林商量。30年代，张兆和回娘家探亲，沈一个人留在北京。一天，他哭着到梁家中找林倾诉。原来，沈从文每天都要给张兆和写信，把自己的感觉、情绪、想法告诉妻子，某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露出对另一位北京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张兆和非常生气。沈对林说，他不觉得对另一个女人的感情与他对张的爱情有什么冲突，而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张兆和呢？
黄永玉回忆：“1954、1955年日子松动得多，能经常听到他的笑声，公家给他调整房子虽然窄小，但总算能安定下来。到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玩得很高兴。五十多岁的人，忽然露出惊人的本事，在一打横的树上‘拿’一个‘顶’。又用一片叶子舐在舌头上学画眉叫，忽然叫的复杂起来，像是两只画眉打架。‘不！’他停下嘴来轻轻对我说，‘是画眉’采雄‘（湘西方言，交配）’。于是他一路学着不同的鸟声，我听得懂的有七八种之多。有‘四喜’、‘杜鹃’、‘布谷’、‘油子’、‘黄鹂’……‘尤其难学的是喜鹊！你听！要用上颚顶着喉咙那口气做——这一手我在两叉河学来费了一个多月，上颚板都肿了……’他得意得了不得。”
文革中，张兆和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半年后沈从文也响应号召，下放到咸宁。张允和曾回忆月底去看望他的情形：“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我回身想走。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指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文革后，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一直都微笑着，说他那时被安排打扫厕所，是多么的尽心尽责，连缝道中的污垢都被他用指甲抠了出来，然后有些得意地说，我打扫的厕所在当时可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此时，一个刚出道的女记者站了起来，走到沈的身边，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说：“沈老，您受苦了。”眼里隐约有泪光闪动。
刚才还是谈笑风生的沈从文，忽然一把抓住女记者的胳膊，失声痛哭了起来，劝也劝不住，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一样，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这下子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女记者也手足无措。还是张兆和出来圆了场，她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这才让老人安静下来。
一年夏天，年近八十的沈从文出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腰和手肘受了伤，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困难。萧离看望他时，戴了一顶普通的新草帽，沈见了赞不绝口，似乎忘了病痛。萧离问明尺码，给他买了一顶送去。沈十分高兴，如同小孩子过年一样，伸手拿过，兴奋地说：“让我戴戴！让我戴戴！”本来人半躺着，硬是坐了起来，戴着草帽，不肯摘下。
在美国访问时，一次餐后，姨妹张充和让沈从文吃了块冰激凌，沈吃得过瘾，因而每餐后总想吃一些。一次，张充和忘了他这个嗜好，沈从文便说：“饭吃完了，我走了。”张未听出弦外之音，并未理会。沈再次说：“我真上楼了。”张有些奇怪，但还是没有理会。这时，沈从文站起来，做出故意要走的样子说：“我可真走了，那我就不吃冰激凌了。”满屋子的人哄堂大笑。
李辉回忆，沈从文大病一场后，张兆和让行动不便的沈坚持锻炼，每天须在小客厅特地留出的一米多长的空地上走五个来回。刚走了两次，沈便问：“够了吧？”张让他不许偷懒，他笑了，接着走了一个来回，说：“这是第四次了吧？”张马上说：“别骗人，刚刚三次。每次都想哄人。”在张的监督下，他又走了两圈，最后一个来回，他不等走到头便迫不及待地长吁一口气：“唉，完了吧？”张责备：“你总爱偷工减料。”他不反驳，有点调皮地看着她。随即，二人开怀笑了。
晚年的沈从文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直像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