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成对峙之势。国民党通知在平文化名流,限期南下,沈从文也通知之列。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先后登门,希望沈留在北平,迎接解放。沈从文对张兆和说:“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最后,他为了家人,还是选择了留下。

    马逢华回忆:北平围城的后期,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忽然又热闹起来,几份壁报集中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其中一份将郭沫若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粉红色的作家”)、朱光潜(“蓝色的作家”)和萧乾(“黑色的作家”)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沈作品中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妓女作家”。

    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去北大看热闹,回家后告诉了父亲。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他感觉压抑,认为有人要迫害他,总觉得受到了监视,担心隔墙有耳,和家人说话将声音压得很低,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有人寄匿名信警告沈从文,信中画了一个枪弹,称:“算账的日子近了。”沈不知会面临怎样的祸事,将一部分书分送给朋友和同学,说:“我这个人也许该死,但是这些书并没有罪过,不应该与我同归于尽。”

    1949年到来之际,沈从文几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变得异常敏感。1月2日,他在《绿魇》文末题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3月的一天,沈龙朱突然看见沈从文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几天以后,沈从文用一把保险刀片,割破了手腕及颈部的动脉,并喝了些煤油,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张兆和的堂兄弟)从沈所在的房间外走过,听见有呻吟声,破门而入,将已经陷入昏迷状态的沈从文送到了安定医院。沈被抢救醒来后,竟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并且叮嘱张兆和请汤用彤设法救他。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恐惧无法理解,只能给沈的兄姐写信,询问沈家祖辈是否曾有精神病史,以给医生提供参考。

    时任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文学院院长的吴晗被请来为沈从文解决问题。沈向吴提出要去磁县烧窑,吴很是为难。此时的沈从文,依然沉浸在痛苦中,他自问:“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4月5日,天津《大公报》的党组负责人杨刚到医院看望沈从文,带来了最新的《人民日报》、《进步日报》,第二天,沈从文在日记中感叹道:“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胞弟沈岳荃被枪决一事对沈从文打击亦不小。沈岳荃是黄埔四期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也是一位抗战英雄。抗战胜利后,沈岳荃不甘在南京国防部做空头中将,决定卸甲归田,回凤凰租下一处小院,种花养草,闲来给新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做点咨询工作,还为劝说龙云飞投诚去作了几回说客。

    镇反运动中,沈岳荃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拉到了河边。他在河滩的青草地上给自己铺上一条旧军毯子,轻轻叹了口气说,“唉!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干。”然后指住自己的脑门说,“……打这儿吧……!”沈的枪法曾是出了名的好,能将二三十根香点在墙根,用驳壳枪一枪一根地把它们灭掉。他不知指点过多少人学习射击,从来没想到最后一次指点会以自己的脑袋当靶子。

    1958年,沈岳荃的遗孤,女儿沈朝慧从湘西来到北京,投奔伯父沈从文。文革开始后,做为“黑五类”,沈朝慧被勒令返回湘西,以她名义的存款全被抄走,并被吊销了在北京的户口。

    三十二年后的1984年,沈岳荃的沉冤得以昭雪,全部的赔偿是五百元人民币,加起义人员名义的追认,以及妻子的县政协委员头衔。

    马逢华回忆,解放后不久,张兆和以“团友”名义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两个儿子加入了青年团和少先队,随着家人在政治上的“进步”,沈从文在家中显得越来越落伍。沈伤心地说:“连太太都不了解我,我怎么还能希望得到别人的了解!”

    一次,马逢华在沈家时,沈将次子虎雏的一篇作文拿出来给朱看,一面自我解嘲似的说:“你看,虎虎也要开始教育我了。”那篇文章叫《我的家庭》,马逢华记得上面写道:“我们一家四人,除爸爸外,思想都很进步。妈妈每周六从华大回来,就向爸爸展开思想斗争。我想,如果爸爸也能改造思想,那么我们的家庭,一定十分快乐。我已经和哥哥商量,以后一定帮助妈妈,教育爸爸,好好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快乐的家庭。”沈从文在“展开思想斗争”那一行上加了一个眉批:“‘斗争’两字像打架。你妈妈不是会打架的人,改用两个别的字好不好?”

    1951年10月,沈从文到四川参加土改,这次四川之行,让他从彷徨、痛苦中解脱出来,正巧此时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表态文章《我的学习》。到此时,沈从文终于不再恐惧,慢慢融入了这个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