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
——鲁迅
读其寓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是南北朝时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主持撰写的一部笔记小说，它主要记载两汉魏晋时代一些人物的轶闻琐事。这种“琐言”体小说，创始于西汉刘向，而盛行于魏晋，西晋郭颁撰《魏晋世语》、东晋袁宏撰《名士传》、裴启撰《语林》、郭澄之撰《郭子》，然而这些书皆已散佚。刘义庆是集其大成者，且全书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非常珍贵。
刘义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袭封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宋书》本传说他“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本人才学不高，但是喜欢“招聚文学之士”，因此，可能是他主持，由他的门客们集体撰写的。原书8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孝标注本作10卷，今传本皆为3卷，系经宋人晏殊等删并。刘孝标注不仅在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是历代学子文人案头必备之书。
今本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个门类，主要是记汉末、魏晋以来300年间士大夫们的言谈轶事，重点记东晋这100年间的人事。主要的思想价值在于通过对汉末至东晋年间士大夫们言谈轶事的纪实性描写，记录汉魏两晋士人心态的发展历程，反映玄学思潮的勃兴。透过这个窗口，人们可以察知汉末至魏晋这300年间社会政治、思想道德观念、风俗人情演变的实际情况。
全面记录了士人个性意识觉醒的过程及其种种表现。这个觉醒过程肇始于东汉末年的名士。当时的名士是在儒学正统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士人。他们本是对汉朝忠心耿耿，只因对朝廷不满，敢于议论朝政，结果受到宦官势力的打击和迫害。迫害虽促使他们与大一统政权疏离，另一方面，却提高了他们在士人中的声望，他们成了众人崇拜的名士，更加意气风发，指斥朝廷，品评人物，成了舆论的中心。
魏晋时代士人的心态受社会政治状况和玄学思想两方面的影响，在汉末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魏晋社会状况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战乱频繁，人命如草芥，人们开始反思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敏感的士人更是如此，于是感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二、魏晋两朝政治的黑暗腐败更甚于东汉末年。魏晋两朝的君主本来得国不正，篡弑夺位本身与传统观念是对立的，因此他们自身都是名教的叛逆者。当名士们也效法统治者纵情任性、旷达放羁，而危及他们的统治时，他们又借名教的名义把士人杀掉。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士人们由东汉末年的清议转为清谈，又由清谈转为谈玄。他们不再谈政治，而是谈“易”，谈“志”，谈“庄”（即所谓“三玄”），其核心内容即是顺应自然。理性已经崩塌，名教成了虚伪，人性便显露出来。于是追求个性自由发展，注重自我，注重感情，狂简旷达，纵性任情，追求享乐成了士人的理想和目标。玄学即是这种社会思潮的理论升华。
东汉末年到东晋这300年间，国家动荡不安，战乱频繁，是中国社会最黑暗，老百姓生活最痛苦的时期，痛苦需要解脱，于是道教产生了，佛教也于此时传入中国。随着中央政权的崩溃，儒学的统治地位也结束了，道家、名家、法家等各家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士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他们通过对现实、人生的反思，建立起一种融道家、儒家、名家、佛家为一体的新的思想体系——玄学。“玄”是黑色，又有微妙、神秘等意。《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乐广谈玄的事例，乐广用辩“至”的名的方法，来析“至”的理。除了名理之外，玄学还涉及到有无、本末、体用、才性、言意，以至养生、声无哀乐等诸多命题，所有这些问题，实质上都是现实生活中名教与自然发生剧烈矛盾冲突的产物。“玄”学思潮的出现，乃是汉末以来士人心态转向自我的产物，是对于个性觉醒和由这觉醒而引发的种种问题的理论阐释。”（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
魏晋时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各方面：因为宇宙的无穷，而感叹人生短暂、无常是一种表现；因人生短暂，而纵欲、而及时行乐也是一种表现；旷达、轻脱也是一种表现。魏晋人士对自我人性的发现是前所未有的。在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诸般展露，从高尚的“德行”，到卑鄙的情欲，如“假谲”、“汰侈”、“谗险”、“俭啬”等等。它告诉人们人性有善有恶，有好有坏，人的个性和感情世界丰富无比。在里，人们还第一次发现了自身的人体美：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
人们不仅发现了自身的美，同时也发现了自然山水的美：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
魏晋时代又是人的审美意识大发展和文学自觉意识形成的时代。
因为展开对人的个性的全面描写而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开创了“志人”这一文言小说流派，还以玄远隽永的叙事语言、生动传神的白描手法为、、、等白话长篇小说提供了艺术经验。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