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
——刘勰“六观说”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刘勰的，他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导流，为世楷式。”可见《文心》一书不仅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既便在世界文学宝库里也堪称瑰宝，熠熠生辉。
刘勰，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大约生于刘宋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于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前后，历经宋、齐、梁三朝。所著成书于齐。
刘勰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20岁出头就到定林寺依“沙门僧佑”生活，一是家境贫寒，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佛儒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社会是一个佛儒盛行并且合炉共冶倾向很普遍的时代，这种社会风气和现象对刘勰的人生观和文学理论、文学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终生不婚娶也与信奉佛儒有很直接的关系。
尽管刘勰家道没落，他还是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到定林寺后，一住就是10多年。当时，定林寺是很有名的大佛寺，僧佑是很有名的和尚，刘勰在他搜集整理和研究《三藏经》、《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等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勰自幼“笃志好学”，加上在寺中研读佛经，使他“博通经论”，还“长于佛理”。
魏晋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专著，文艺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刘勰文学批评专著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条件。30岁后，他动笔撰写，耗费5年多时间，到37岁时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当时沈约在文坛上声望很高，刘勰想请沈约给予鉴定，却无缘得见，他只好背上书稿，假扮成卖书郎，在沈约家的大门外等候。一天，沈约入朝议事，刘勰趁他上车时走上前去，把书稿呈上。沈约看罢全书，大加赞赏，认为“深得文理”，并将书稿放在案头，以便随时翻阅。从此，刘勰和才逐渐被世人所知。
即是在总结前人创作和理论成果、概括历代各种文学现象的基础上写成的。刘勰认为，前人文学理论零星片面，极欠完整，未能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立志要写一部“弥纶群言”、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专著，以探讨为文之用心。
全书约37000余字，共50篇。各篇独立成文，内容上又紧密相联。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下编为创作论、批评论和统摄全书的序。就篇目的编排及其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原道》、《征圣》、《宗经》3篇，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刘勰的世界观及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想，乃是总纲。
第二部分：专论文体，从《明诗》到《书记》共20篇，涉及三十几种文体，包括韵文、散文以及杂文等。对每种文体，刘勰都从源流演变、定义与实质、代表作家与作品、基本特征和写作要领四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第三部分：是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创作理论，也是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包括从《神思》到《总术》共19篇，研究文学创作的构思、风格、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创作过程和表现手法的各种问题。
第四部分：为《时序》和《物色》篇，阐明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和“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等著名论断。
第五部分：是文学批评论，包括《才略》、、《程器》3篇，分别从作家、作品及文学批评理论等方面，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
第六部分：即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序论，说明了写作动机与目的。
系统总结了我国历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确立了文学的基本原则：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要具体形象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的形象思维的先河。
作为中国5世纪末一部杰出的文学理论巨著，第一次建立了中国式的文学理论体系，全面分析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对齐代以前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一次大型总结，也对齐代以前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实践经验进行了一次系统探讨。它不仅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文学创作经验及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而且广泛探讨了文章载体、写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等问题，严谨地评价了一些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前人所未道及的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见解，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容，并对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论述的问题这么多，涉及面这么广，但彼此间却紧密相联，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评价“体大而虑周”；鲁迅先生认为：“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将与《诗学》相提并论，极力推举，可见它对文学理论发展史影响之巨大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