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得利啤酒的案件报道后，我深刻感受到媒体的力量和记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专业判断有多么重要。而《都市传真》正好给了我发挥这种能力与责任感的平台和机会。
一九九七年的五一节，我正和家里人在包饺子，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小孩儿被继母虐待，已经被打得送医院抢救去了。我立刻喊上一起做三得利啤酒报道的那个摄像，火速赶到南京军区总医院。
那个被打的孩子才六岁，被打得肠子都断成了三截，肚子上插了好几根管子，脸色惨白，奄奄一息。孩子特别懂事儿，再疼也不哼哼，也不哭，躺着什么话都不说，同病房的人看了直掉眼泪。从小孩儿的外婆那里得知，孩子叫鲍洋，是双胞胎中的一个。父母离婚后鲍洋跟了爸爸，结果那个打流混世、靠女人过活的男人，又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女人。那个女人经常虐待鲍洋，最后把孩子打成了肠穿孔。
从医院出来，我去了孩子住的地方，位于南京老城南的一个四合院。邻居们向我描述了孩子更多的悲惨遭遇—继母有时连水都不给喝，孩子渴极了就喝雨水或者邻居放在院子里的盆里的脏水，而且三天两头挨打，等等。采访结束后，我没有回家，直接就去台里剪片了，同时向主任报告采访的情况。《都市传真》的一档专题新闻，从前期到后期完成大约要五六天时间，主任听了我的汇报后，立刻调整播出计划，要求我两天内务必拿出片子。
熬了两夜，片子终于赶在五月三日晚上播出了，没有想到片子播出后，一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善良的中国观众大概最受不了这种报道。从节目播完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台里的总值班电话和新闻热线电话就一直响个不停，所有电话都愤怒地谴责那个继母—后来了解到那个女人还不是继母，因为当时她根本没有和小孩儿的爸爸结婚。
当时还没有什么收视率一说，台里一般也很少接到观众的电话，通常就是因字幕打错了偶尔会来几个电话，以至于那天突然接到那么多电话，值班的领导都震惊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晚，主任又给我打了电话，说第二天要跟踪报道下去，为此还专门安排了两路记者给我。
第二天，当我赶到军区总医院时，小鲍洋的病房门口已经全是人了。护士说，节目一播完就有观众跑到医院来看孩子了，还有人当场捐钱。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影响已经很大了：小孩儿的病情如何，治疗费用如何落实，有没有后遗症，打人的凶手在哪儿，如何惩处等，都是观众关注的焦点。这条报道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我们自然要给公众一个交代。频道为这件事情停掉了另一个栏目，把时间和记者人力都抽调了过来。等到第二天节目播出后，我已经出不去了，只能待在台里写稿和剪片，让同事们出去采访、拍摄。到第四天，演变成我只能睡在单位，同事们拍回来的录像带铺了一地，剪片子的时候找镜头都要找半天。
这个系列报道一共做了四期，我还记得上字幕时，第一期职员表是记者孟非，摄像疏洵；第二期记者名字就有六七个了；第三期，记者人数变成了十几个；到最后一期，字幕几乎就是当时整个频道的人员花名册，光字幕都走了半分钟。
整个报道放到现在来看也算是成功的。我在街头采访市民，一问都看过这个报道。采访的时候很多人当场就捐款，我们一一登记，并把捐款在节目上公布了出来。结果忙中出错，最后交上去的钱和登记的钱差了一百块，我和摄像只能自掏腰包补上了。
我的主任平时审片总以骂我为乐事（他审片时骂我已然成为我们那层楼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很多人觉得干了一天活儿很累、很无聊，听完主任骂我就觉得人生是很幸福的），可那次我的主任在审那条片子时竟然流下了眼泪。
最后，这个“继母”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七年—后来听说，当时派出所只是准备关两天就放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