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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走出低谷。

作品:随遇而安 作者:孟非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都市传真》办了一年多,那是我做记者后业务能力提升最快的时候,我的综合电视业务能力就是在那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正是有了这基础,当我坐到了新闻主播台上看片子时,我才能告诉年轻的记者,片子哪里可能有问题,才能告诉观众,我关心片子里的哪一个细节、我有什么看法。

    1、从编导到制片人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央视的《实话实说》、《焦点访谈》还在大红大紫,地方台也一哄而上搞谈话、采访类节目(中国电视这毛病现在也一样)。于是《都市传真》莫名其妙地停了。那个以骂我为乐的主任搞了一个新节目叫《走进直播室》。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他走到哪里都要把我带上,同事们都说:那是因为主任骂别人没什么感觉,不像骂你那么酣畅淋漓,主任离不开你了。于是我成了这个栏目的编导,收入虽然又提高了,但是半年才发一次工资(那是江苏电视台最低谷的时期),加上一九九七年女儿出生了,我的日子又开始过得紧紧巴巴了。

    说实话,我不喜欢《走进直播室》,这也是我在江苏台参与过的所有栏目当中最不喜欢的一个。这是因为,本来我就没觉得《实话实说》有多好,更别提“山寨”《实话实说》的栏目了。当时央视一帮电视人创办了《东方时空》,里面不少子栏目我都挺喜欢的,比如、《生活空间》。唯独同期出现的《实话实说》,我觉得那是一个评价过高的节目,尽管当时崔永元给了中国观众一点儿惊喜。《实话实说》—这个名字当时多震撼啊,但内容真的同样震撼吗?当时那批中国电视人喊出了诸如“要影响国策”的口号,但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梦。

    在传媒发达的西方国家,类似《实话实说》的脱口秀节目最大的话题来源无非是政治或者娱乐八卦,但在中国这两个话题都不可能放开谈。我看了几期《实话实说》,都是什么“我的收藏”、“我的左手”(弄了一批左撇子谈左撇子的生活)之类的—这种话题的“实话”又有多少价值呢?于是在《走进直播室》,我们整天找的也是诸如“城市公共厕所太少”、“打折骗局”之类无病呻吟的话题。话题定下来后,得找三四个嘉宾上节目,然后我就根据邀请的人写台本:节目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谈什么,话题怎么递进等。有很多次领导看了我的台本后说我:“你老毛病又犯了,你写话剧啊?”本来谈话节目就不需要什么台本,是领导非要看台本,我怎么办?

    很快我发现,台本真是不用写的,因为这种节目如果请对了嘉宾,你什么都不写,人家也能说得很好,要是请的人不对,台本写得再好,节目也死定了。有一次,有个话题实在找不着合适的嘉宾,我就自己上了。主任又说:“你那么想出风头吗?”我没吭声,剪片子的时候我发现,除了自己讲的还有点儿意思之外,其他嘉宾的话我都想剪掉。就这样,我当过几次节目嘉宾,逐渐上了瘾,一来不必写台本了,二来还能多挣两百块嘉宾费。

    就这样混了一年多,主任没少骂我,说我做的片子跟屎一样,但这并不能让我沮丧。让我沮丧的是,那时的江苏台财务状况糟糕到了极点,一线记者、编导们半年才能报销一次。那一年我穷得跟什么似的,口袋里永远没有钱,抽屉里永远装着厚厚一堆等待报销的发票和稿费单。一想到那个年代,再想想今天的生活,简直就是—天上人间!

    终于有一天,《走进直播室》停播了,我很高兴。我被调到一个新开的体育新闻栏目干老本行—尽管我并不懂体育,但还是高兴了一阵。更让我走狗屎运的是,去了没多久,那个栏目的制片人就被提拔了,调走了,栏目组剩下的人里面就我一个是正式工,其他都是临时工。于是在领导们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当上了制片人。

    2、新总监高抬贵手

    当了一年制片人,到二〇〇一年,台里领导班子大调整,景志刚成了我的领导。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景志刚是彻底改变我命运的人。当时景志刚调来我所在的城市频道任总监。一来就要求所有的栏目制片人重新报名,竞聘上岗。我生性懦弱,惧怕一切竞争,也不想去竞什么聘,就壮着胆子跑去向他汇报:“景总,我现在是体育新闻栏目制片人,你要觉得我能干,我就好好干。你要觉得制片人我干不了,我还可以干记者,干记者不行,我还可以干摄像,都可以。反正我就要在城市频道待着。”他没有任何表情地听完之后,看了我一眼说:“你不用竞聘了,继续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