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有很多关于婚姻的妙论。
在《罗素离婚》中，他说：“婚姻是这样的叫人烦难，所以今日婚姻问题，算是社会问题中之最复杂问题。婚姻强叫生理上情绪上必然不同，实际上过两种生活的人，去共过一种生活。这两人对文艺思想人情事物，必有不同之反应，兴会好恶，必然不能一律。叫这些时浮时幻之兴会感好，息息相应，脉脉相关，若合符节，真非易事。万一两方情意好合，相迁相就，互相体贴了解，经过十年八年的操练，也就像一双旧鞋，适足无比，这就是所谓美满姻缘了。”
在《说青楼》中，他说：“婚姻制度是永久不完美的，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
在《读书阶级的吃饭问题》中，他说：“女子出嫁，只能靠碰。最自由的结婚，还是乱碰的结果。你想二万万的女同胞中，决不是二万万个都是某青年可能的日后妻子，至少有一万五千万，或者太老，或者太小，到年纪相若的，虽有几千万，有机会相知的还是寥寥无几，相知中看上眼，又要对方同意的，真无几人。到了青年想娶亲而可以娶亲的时候，某位女子来得凑巧，或因搬家相识，或因路上相逢，或者刚刚学成回梓，年华相若，相貌也差不多，一经撮合，婚事成矣。”
在《红牡丹》中，他说：“你在娶一个女人之前，决不会知道她的真面目。”
…………
一个能对婚姻发堂堂宏论的人，只会是婚姻美满者。因为大半婚姻不幸的人得靠讥讽婚姻美满者过生活。
林语堂就是明证。他是一个忠实的丈夫，有一个贤惠的妻子，他的婚姻决不像他写的那般无奈，反而是一首和谐的钢琴协奏曲。
“哥伦比亚”号就是这段乐曲开始的音符。
船上有不少和语堂一样，靠清华奖学金留洋的人，包括桂中枢、钱端生、郝更生等。旅途漫漫，相似的背景和学历让清华人结成了一帮，他们一起吃饭，聊时下的话题。
廖翠凤是惟一的女人。
她必须得尽快学习西餐礼仪，什么刀切面包，什么刀切牛排，错不得，错了是要闹笑话的。餐布如何放，红酒如何品，也不是小问题。她不要问语堂，因为她聪明的丈夫不拘小节，虽然吃惯西餐，可基本的礼仪还经常弄错。翠凤张大了眼睛，向周围的人学习一切需要注意的规矩，她还得时不时地提醒语堂：“堂，你的刀用错了。”或者是“堂，你的发油该抹抹了。”
没多久，翠凤闹上了肚子疼，疼得很厉害，在床上滚来滚去。医生过来检查后，才发现患上了盲肠炎。医生建议尽快开刀，语堂也这么想。他对翠凤说，经过夏威夷时，他们下船做手术。
翠凤坚决不同意。她是在钱庄长大的，对经济敏感。语堂冲动，不管任何的事，带着妻子就上了船。可她要管。
本来，清华的公费留洋很充足，除去治装费、川资杂费，每个月还有80个银元。一个银元大约相当于一美元多，可以保证留学者在美国过得很舒服。可是，语堂只申请到半奖，也就是只有40个银元，紧巴巴的就够一个人过活。现在，夫妻俩都出来了，一人一月只有20银元，怎么够？语堂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告诉翠凤，临行前，北大的胡适找过他，说只要回国后愿意离开清华到北大任教，北大就每个月资助40银元的津贴。而且，廖悦发给了翠凤1000银元的嫁妆，慢慢补贴进每个月，勉强也够两人生活。
可要开刀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外国的医院贵，翠凤粗略地估计，开刀，加上护理，1000银元的嫁妆就得去个七七八八，那下了船怎么办？
翠凤把这笔账详详细细地算给语堂听。她告诉语堂，反正是慢性的，先吃药撑撑看。
语堂很吃惊，他不知道钱庄长大的女儿也能这么精打细算。他明白，翠凤对经济的计较劲，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关心。
翠凤还是时常肚子疼，语堂就在房间里陪她。他陪着翠凤说些家长里短的闲话，给她端水，有时连洗衣服等杂活也帮忙着干。
船上的人都知道他们是新婚蜜月，见他们关在房间里不出来，常常拿他们开玩笑。语堂心疼翠凤捱病，哪里还有什么心思解释。
所幸，翠凤的病情慢慢缓轻了，两人顺利地到了美国。
语堂和翠凤在波士顿赭山街51号租了两间房，真正开始在一起生活。
翠凤是个好管家。她把每一个银元都掂了又掂，仔细地计算花出的每一分钱。她熟知哪里有便宜的新鲜蔬菜，哪个超市的肉要便宜几美分。她每天只是想着，语堂上学很辛苦，营养一定要跟上，吃的东西也不能重样。翠凤把在厦门廖家学的十八般武艺搬到了波士顿的两个小房间里，她要语堂无后顾之忧。
语堂则和卫德诺图书馆干上了。修课写论文之余，语堂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卫德诺的藏书浩如烟海，有几百万之多，语堂的房东太太骄傲地告诉他，若是把一本书顶一本书地排，可以排好几英里呢。
他随心所欲地看任何他想看的知识，从文学评论到天文地理，无所不包。吃饭的时候看，躺在床上看，连上厕所都拿着本书。他的住所刚开始空荡荡的，现在也被书堆得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
对语堂而言，卫德诺就是哈佛，哈佛就是卫德诺。他说：
我一向认为大学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间自由摆动跳跃。凭他的本性，他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我当时就是在享受各式各样的果子的盛宴。
语堂每天都泡在书里，对所有的外在生活都视而不见。有时候翠凤和他说话，没说上几句，语堂的心思就回到了书上。翠凤一点都不在意，她只需管语堂肉体上所需的一切就行了，精神上的她管不了。语堂看书看到精妙处，手舞足蹈，和翠凤大讲海涅的情诗、歌德的小说、莱布尼兹的哲学。翠凤多数时候不知道语堂在说什么，可她仰头看着丈夫激动得涨红的脸，她也跟着会心地笑，仿佛她也觉得这实在是世上最好的文学。语堂看得不痛快，她就跟着着急，觉得那个不知什么名字的作家是乱讲一气。
语堂有些话也让她害怕。语堂对她说，基督不是童女所生，上帝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人要信耶稣才能进天堂一点都不对。翠凤半信半疑，她只是庆幸，幸亏是出国了，要是廖悦发听到这些，还不知道发怎样的脾气呢。
语堂忙于读书，没什么社交生活。翠凤也只和负责照顾外国学生的教授夫人往来密切一些。一次，教授夫妇发请函邀语堂和翠凤吃晚饭。两人匆匆准备了一下就去了。到了之后才发现记错了日子，早来了一个星期，双方都很尴尬。翠凤也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语堂就更不用说了。夫妇俩傻傻地呆在教授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教授夫人只得叫佣人草草地准备了晚餐，款待了他们。
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球票，两人连哈佛对耶鲁的足球赛都没有看过，那可是每个哈佛人必修的“功课”。
有时候，翠凤也会想起厦门的娘家。母亲性子弱，老是被父亲骂，是不是又在偷偷抹眼泪？妹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廖家的女人们该聚在一起做肉松了吧，廖家的肉松可是出了名的好，又松又软，那味道可比波士顿的强多了。未出阁前的日子历历在目，可又觉得隔了好几个世纪，午夜梦回，翠凤感到很寂寞。
波士顿的冬天冷，家里条件简陋，没有取暖的设施。两人哆嗦着蜷在床上，相互取暖，这时候，翠凤才觉得安全了，空空的心被塞得满满的，她知道，语堂需要她。
翠凤的盲肠炎把他们更紧密地拴在了一起。
在“哥伦比亚”号上，盲肠炎就狠狠地折腾了新婚的语堂和翠凤。症状减轻后，翠凤觉得可能没事了。谁知到美国不出半年又犯了，这回是急性的，必须马上开刀。
语堂把翠凤背到医院，想都没想，立刻支付了医药费和住院费。然后，他把所有的口袋里里外外摸了遍，只找到13块钱。
为了不让翠凤担心，语堂什么也没有说。他安慰第一次做手术的妻子说，割盲肠是个小手术，不用紧张。
把翠凤交给了一位天主教的医生后，语堂拿出本安格卢撒克逊文字的文法书，在手术室外温习。三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里还没有动静。语堂觉得不对劲，割盲肠根本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啊。他静不下心了，急得团团转。
手术总算结束了。原来那位医生从来没见过中国女人，拿着显微镜把翠凤的内脏仔细搜寻了一遍，才动手割了盲肠。
翠凤在医院休养了一个星期。
语堂拿那13块钱买了一盒老人牌麦片，顿顿煮点麦片充饥。头两天还勉强吃得下去，后几天，语堂闻了麦片的味就想吐。他就闭上眼睛，硬着头皮吞下去。
翠凤回家，发现语堂居然靠一盒麦片过了一个星期，又难过又感动。她赶紧给二哥发了电报，要家里电汇1000个银元，才算解了燃眉之急。从此，语堂的肚子对麦片产生了抵抗力，再也吃不下任何麦片了。
翠凤很得意。语堂是为了她，才吃了那么久的麦片。这种毅力颇有英雄断腕的气概，也许只有她的丈夫做得到呢。
这事还没完。
可能因为做手术的时间过长，不久，翠凤的伤口发炎，要做第二次手术，还要留院观察很长时间。
美国的医院向来是大门敞开，无钱莫进来。1000个银元经不起花，转眼就没有了。翠凤这回怎么也不肯向家里伸手了。她了解父亲，上次若不是二哥，廖悦发是不会管出嫁的女儿的。她不想让父亲和亲戚说些难听的闲话。她对语堂说，就是不治病，也不向家里要一个铜板。语堂很佩服翠凤的骨气，他四处举债，看能不能筹点银子。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都不富裕，住院治病也不是小数目，到哪里能借到那么多钱？一筹莫展之余，语堂猛地想起胡适来。他已经答应胡适回国后到北大任教，那他能不能向北大预先支付工资呢？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语堂忐忑不安地给胡适发了电报。胡适很快有了答复，汇过来1000美元。翠凤有救了，语堂捧着支票，高兴得大叫。
翠凤到次年二月才出院。刚下了雪，明亮亮的，银装素裹，很漂亮。语堂担心路上滑，弄了辆雪橇，自己拉着，带翠凤回家。他像个孩子一样，滑得很快，有时还故意做一些惊险的动作。翠凤吓得心都快跳出来，她紧紧抱住语堂的腰，风在耳边呼啸而过，整个世界好像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翠凤觉得异常的温暖，她抱住的这个人虽然有时候不懂事，可却是她最亲的人。
第一学期结束时，语堂以全A的成绩通过了哈佛的考试。比较文学的系主任很看重林语堂，他认为，这么聪明的学生留在哈佛上课，是浪费时间，于是对语堂说，只要他愿意到德国的殷内大学修一门莎士比亚课，就可以得到硕士文凭。语堂并不看重文凭，但是，有哈佛硕士学位，总是好的。
这个意外的好消息让语堂夫妇很兴奋。
接下来的事，真的是意外了。
语堂的半公费奖学金突然取消了。晴天霹雳！语堂忙给清华写了封信。可山高水长的，清华一时半会也没有回应。他四下打听，才知道：清华在美国的监督施秉元拿留学生的津贴去做股票投机生意，失败后，上吊自杀了。施秉元原是清华的校医，靠了自己的叔叔施肇基是驻美大使，才谋到了这份肥差。清华校方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想大事化小，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没有了津贴，语堂的经济立刻陷入绝境。他只得又向北大求助。胡适又一次雪中送炭，寄过来1000美元。在这期间，《哈佛中国学生月刊》举办征文比赛，一等奖有25元奖金。语堂连续投了三次，每投必中。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就停止了投稿。
美国是呆不下去了。林语堂又不愿意打道回府，于是向基督教青年会申请工作职位，想先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再继续求学。
“中国劳工青年会”聘用了语堂，让他到法国教中国劳工读书识字，且愿意支付夫妻俩从美到法的旅费。这真是天下掉下来的好差事，两人拾掇拾掇就来到了法德交界的乐魁索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北洋政府加入了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向法德战场派出了约15万劳工，主要是清理死尸，协助法国对德作战。战争结束后，法国男青壮劳动力奇缺，很多中国劳工就留了下来，不少还和法国姑娘结成了异国姻缘。
语堂为他们编了本千字文的课本，教基本的入门知识。夫妻俩住在青年会外面的房子里，床很高，床垫子又极其厚，住得很舒服。糟糕的是屋子里没有厕所，上厕所得跑到后花园之外。
工作很轻松，语堂带翠凤到附近的凡尔登战场参观。法德在那里打了三四年的壕沟战，炮火席卷了每一寸土地。一棵树木也找不到，光秃秃的，刺刀、弹壳、断成两截的枪支却随处可见，任人拾取，可见军队撤退时的仓促。语堂想起，法国自信马其诺防线坚不可破，却在德国的铁蹄下化为乌有，战争的荒诞真让人可悲。他还想起元曲中的一段，“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翠凤在战场上走来走去，还时不时地把残余物拿起来仔细看。语堂还以为她要捡一件做纪念品，翠凤却说：“堂，你的靴子裂了缝，不能穿了，我给你捡双旧靴子。”
语堂从漫无边际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他望着妻子，这位钱庄长大的女儿居然在捡别人穿过的旧靴子！语堂心里涌起阵阵暖流，翠凤说“没有钱不要紧”不是随口说说，她在用自己的吃苦耐劳证明这句话。
闲暇时光，语堂翻看了大量在法劳工的资料。他有一点私心。语堂的祖父被太平天国的军队拉去当脚夫，下落不明，不知哪里来的消息，说他到了法国。语堂很希望能找到素未谋面的祖父的资料，当然，这只是语堂的一厢情愿而已。
林语堂还自修了德语。他有语言天赋，又熟悉语言学，学起德文得心应手，短短几个月，他居然能写信了。在乐魁索存了一点钱后，语堂就写信申请入德国的殷内大学。
翠凤充分发挥了钱庄女儿的本色，她敏锐地意识到，德国马克的大贬值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把所有的积蓄换成了美元。可惜，她没有经验，美元卖得太早，获益不多。
殷内是大文豪歌德的故乡，一个很美丽的小镇，保留着欧洲旧大陆的风光。居民还以决斗为乐，身上的伤痕越多，越值得骄傲。旧式的古城堡、狭窄的街道、布鲁塞尔的大教堂、比利时列日城繁华的市街，语堂对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很着迷。他爱上了旧大陆的风光和声音。在美国，不管是在纽约，或是在旧金山，看见的都是一个模式，同样的冷饮柜台、同样的牙刷、同样的邮局、同样的水泥街道，欧洲则变化多端。
殷内消费低，生活很闲适。语堂和翠凤手牵着手去上课，在街上散步，到附近的地方郊游，有时也看人决斗。周末，两人到火车站的浴池好好地洗个澡，再买点点心祭五脏庙。他们租的公寓有壁炉，翠凤向房东太太学习怎样生火，使房间暖和。没有水管子，到室外取水成了语堂的任务。他不仅不厌烦，反而自得其乐，他猜想，歌德、席勒没准就是拎水拎出来的灵感。
翠凤照料着语堂的衣食住行，她保证语堂营养适当，对自己，则是能省就省。她对语堂的外表整洁很在意，常逼着他换衣服、剪头发。外国人看来，还以为他们是兄妹。他们的朋友，一个离了婚的女音乐批评家问：“林先生，你们婚姻上没有什么问题吗？”语堂笃定地回答：“没有。”
惟一让翠凤烦心的是，结婚一年多了，她却始终不见有身孕。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可能不能生小孩了。翠凤哭得死去活来，语堂轻抚她的背，起了无限怜悯之情。
在殷内大学读了一个学期，林语堂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1922年，他转到以印欧比较语法学驰名的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
莱比锡大学的中文藏书汗牛充栋，林语堂又过上了整天泡图书馆的生活。
他们依然经济拮据，为了维持生活，翠凤只得变卖嫁妆。她的母亲长得小巧，喜欢戴玉首饰。翠凤嫁的不是有钱人家，又要远走他乡，母亲偷偷贴了不少作陪嫁之物。可外国人很少用玉器，翠凤的首饰卖不上好价钱。每卖一件，翠凤就像割了一块肉，要心疼好久。语堂总是安慰她：“凤，以后我挣了钱，再买给你。”翠凤苦笑不已，她怀疑这话的可靠性。
在莱比锡，中国人很少，语堂居然还遭受了“性骚扰”事件。在莱比锡工业展览会期间，语堂住在郊外。他的女房东守寡多年，孤独寂寞，有点色情狂的倾向。她每时每刻都在抽烟，就着咸肉喝啤酒，没有清醒的时候。她硬拉着语堂，事无巨细地讲她和情人之间的乐事，还说她的情人是媲美歌德的文学天才。女房东的女儿已经成年，非常讨厌母亲的行为。那位寡妇还给语堂看她作的诗，存心引诱语堂。一次，语堂从她的房门口经过，她故意倒在地上，语态暧昧地叫语堂进去扶她。林语堂吓着了，赶紧叫翠凤代劳，寡妇就装着刚刚苏醒，自己站起来了。
廖翠凤终于怀孕了。她高兴得像变了个人，整天笑得合不拢嘴。因为钱不够用，再加上盲肠炎的可怕经历，翠凤怎么都不肯在国外生孩子。林语堂同意，“我们还是回家去，否则我的女儿将要成为德国人。”他只得在短短几个月内准备博士考试。
考试及格，对于语堂，是再轻松不过的事。他居然事先定好了船票，打算在口试的当晚离开。翠凤收拾好行礼，坐在教室外的台阶上等他。语堂从一个教授室，跑到另一个教授室，紧张而不慌乱。正午12点，语堂满脸笑容地跑到翠凤身边。
翠凤担心地问：“考得怎么样？”
“过了！”语堂答。
翠凤当街给语堂一个响亮的吻！
然后，夫妇俩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庆祝，晚上就离开了莱比锡。
他们到威尼斯、罗马、拿波利斯等地游玩两周，然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这段游学的时光，据林语堂回忆，是十分甜蜜的。两人就像没有经验的水手，在婚姻的船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探险，由陌生到熟悉，由熟悉到更熟悉，两人真的是同舟共济的夫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