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茶叶文化的肇创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由茶事发展产生独立的剧种——“采茶戏”的国家。
所谓采茶戏，是流行于江西、湖北、湖南、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的一种戏曲类别。在各省，每每还以流行的地区不同，而冠以各地的地名来加以区别。如广东的“粤北采茶戏”，湖北的“阳新采茶戏”、“黄梅采茶戏”、“蕲春采茶戏”等等。这种戏，尤以江西较为普遍，剧种也多。如江西采茶戏的剧种，即有“赣南采茶戏”、“抚州采茶戏”、“南昌采茶戏”、“武宁采茶戏”、“赣东采茶戏”、“吉安采茶戏”、“景德镇采茶戏”和“宁都采茶戏“等。这些剧种虽然名目繁多，但它们形成的时间，大致都在清代中期至清代末年的这一阶段。
采茶戏，是直接由采茶歌和采茶舞脱胎发展起来的。如采茶戏变成戏曲，就要有曲牌，其最早的曲牌名，就叫“采茶歌”。再如采茶戏的人物表演，又与民间的“采茶灯”极其相近，茶灯舞一般为一男一女或一男二女；所以，最初的采茶戏，也叫“三小戏”，亦是二小旦、一小生或一旦一生一丑参加演出的。另外，有些地方的采茶戏，如蕲春采茶戏，在演唱形式上，也多少保持了过去民间采茶歌、采茶舞的一些５２２茶文化篇传统。其特点是一唱众和；即台上一名演员演唱，其他演员和乐师在演唱到每句句末时，和唱“啊嗬”、“咿哟”之类的帮腔。演唱、帮腔、锣鼓伴奏，使曲调更婉转，节奏更鲜明，风格独具，也更带泥土的芳香。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采茶和其他茶事劳动，也就不会有采茶的歌和舞；如果没有采茶歌、采茶舞，也就不会有广泛流行于我国南方许多省区的采茶戏。所以，采茶戏不仅与茶有关，而且是茶叶文化在戏曲领域派生或戏曲文化吸收茶叶文化形成的一种灿烂文化内容。
其次，采茶戏的形成，不只脱颖于采茶歌和采茶舞，还和花灯戏、花鼓戏的风格十分相近，与之有交互影响的关系。
花灯戏是流行于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北、江西等省区的花灯戏类别的统称；以云南花灯戏的剧种为最多。其产生的时间，较采茶戏和花鼓戏稍迟，大多形成于清代末叶。花鼓戏以湖北、湖南二省的剧种为最多，其形成时间和采茶戏大致相差不多。这两种戏曲，也是起源于民歌小调和民间舞蹈。因为采茶戏、花灯戏、花鼓戏的来源、形成和发展时间、风格等等都比较接近，所以在这三者之间，自然也就存在相互吸收、相互营养的交叉关系。
茶对戏曲的影响，不仅直接产生了采茶戏这种戏曲，更为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对所有戏曲都有影响的，是剧作家、演员、观众都喜好饮茶；是茶叶文化浸染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戏剧也须臾不能离开茶叶。如明代我国剧本创作中有一个艺术流派，叫“玉茗堂派”（也称临川派），即是因大剧作家汤显祖嗜茶，将其临川的住处命名为“玉茗堂”而引起的。汤显祖的剧作，注重抒写人物情感，讲究辞藻，其所作《玉茗堂四梦》刊印后，对当时和后世的戏剧创作，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点上，茶使汤显祖在我国戏剧史上所起的作用，当不会限于流派的一个名字上。
又如过去不仅弹唱、相声、大鼓、评话等等曲艺大多在茶馆演出，就是各种戏剧演出的剧场，又都兼营卖茶或最初也在茶馆。所以，在明、清时，凡是营业性的戏剧演出场所，一般统称之为“茶园”或“茶楼”。因为这样，戏曲演员演出的收入，早先是由茶馆支付的。换句话说，早期的戏院或剧场，其收入是以卖茶为主；只收茶钱，不卖戏票，演戏是为娱乐茶客和吸引茶客服务的。如上一个世纪末年北京最有名的“查家茶楼”、“广和茶楼”以及上海的“丹桂茶园”、“天仙茶园”等等，就均是演出场所。这类茶园或茶楼，一般在一壁墙的中间建一台，台前平地称之为“池”，三面环以楼廊作观众席，设置茶桌、茶椅，供观众边品茗边观戏。现在的专业剧场，是辛亥革命前后才出现的，当时还特地名之为“新式剧场”或“戏园”、“戏馆”。这“园”字和“馆”字，就出自茶园和茶馆。所以，有人也形象地称：“戏曲是我国用茶汁浇灌起来的一门艺术。”
另外，茶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既然已成为社会生产、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也就不可能不被戏剧所吸收和反映。所以，古今中外的许多名戏、名剧，不但都有茶事的内容、场景，有的甚至全剧即以茶事为背景和题材。如我国传统剧目《西园记》的开场词中，即有“买到兰陵美酒，烹来阳羡新茶”，把观众一下引到特定的乡土风情７２２茶文化篇之中。又如２０年代初，我国着名剧作家田汉创作的《环珴璘与蔷薇》中，就有不少煮水、拿茶、泡茶和斟茶等场面，使全剧更接近生活，也更具真实感。５０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戏剧事业的进一步繁荣，戏剧中的茶事内容，不仅在舞台上常常可见，而且出现了诸如、《喜鹊岭茶歌》等一类以茶文化现象、茶事冲突为背景和内容的话剧与电影。
是我国着名作家老舍的力作，全剧以旧时北京裕泰茶馆为场地，通过茶馆在先后不同三个时代的兴衰及剧中人物的遭遇，揭露了旧中国的腐败和黑暗。这部话剧在国内久演不衰，在巴黎献演以后，还轰动了法国和整个西欧。
不只在我国舞台，茶在其他各国的戏剧中，也早已有反映。例如１６９２年英国剧作家索逊在《妻的宽恕》一剧中，就特地插进了茶会的场面。另两部英国剧作《双重买卖人》和《七副面具下的爱》，也都有不少饮茶及有关茶事的情节。再如荷兰１７０１年就上演的《茶迷贵妇人》，至今在欧洲有些国家，仍作为古典戏出现在舞台上。至于我国东邻日本，其尚茶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我国，所以在他们的影视中，和我国的情况一样，饮茶、茶道的情节，随处可见，还创作了《吟公主》这样以茶道为主要线索的电影。《吟公主》讲的是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反对权贵丰臣秀吉黩武扩张，最后以身殉道的故事。其主要宣传的，也即是要人们热爱和平、尊长敬友和清心寡欲的所谓“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
（朱自振）
美术是一种“造型艺术”，是通过构图、造型、施色等手段，来创造可视形象的一种艺术。所以，它的范围或内容，除一般认为的绘画、雕塑以外，甚至还包括建筑在内。茶文化中的雕塑技艺，主要集中在壶、碗、杯、盏的茶具和团茶、饼茶的形制及饰面上。如宋朝北苑的龙、凤贡茶，其饰面的花纹特别讲究，经常更新。宫内更有在贡茶上加上其他装饰物的活动，其时称之为“绣茶”。另再就是工艺雕塑中的茶事内容。这类例子也很多，如清乾隆时，着名雕刻家杜士元在一件《东坡游赤壁》的雕中，即刻有一船，船上七人风姿各异，船头有一童子在持扇烹茶，茶盘中有三只茶杯，清晰可见。至于与茶有关的建筑，主要有茶馆、茶寮、茶室和茶亭等等。这里着重就美术的绘画方面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绘画是对自然景物、社会生活的一种描摹或再现。绘画起源甚早，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山洞中，洞壁就留有早期人类的画作。茶在我国也是一种史前即饮的饮料，但是，关于饮茶和茶的有关画卷，迟至唐朝才见提及。据称，在现存的史册中，能够查到的与茶有关的最早绘画，是唐朝的《调琴啜茗图卷》。
不过，也有人提出，我国画中的茶，不应比诗词中的茶迟这么久；同是取材或反映社会生活，诗词中西晋有多篇作品提到茶或专门吟茶，在这时的画卷中，不应也不可能没有茶的反映。西晋着名画家卫协、张墨作品的题材很广，他们９２２茶文化篇画作中究竟有无画到过茶？因无记载，史证难找；但是，在东晋王廙、顾恺之、戴逵、夏瞻、孙尚子和晋明帝司马绍这些人中，他们生长或长期生活在喻茶为“素业”的江南，所以，根据常理推测，我国绘画中的茶事内容，当在东晋以前就有，只是这种画和有关这种画的记载没有传存下来而已。
同样，唐朝以茶为题材的画，也不只《调琴啜茗图》等极少的几幅，应该和唐朝茶叶诗词的情况一样，在开元以后，有一个日甚一日的发展过程。因为开元年间，不只是茶和诗的蓬勃发展年代，也是我国画的兴盛时期。如开元时，我国的着名画家就有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俗称大李和小李将军），以及卢鸿、吴道子、卢楞伽、张萱、梁令瓒、郑虔、曹霸、韩干、王洽、韦天忝、陈闳、翟琰、杨庭光、范琼、陈皓、彭坚、杨宁、王维、杨升、张璪、周昉、杜庭睦、毕宏等数十人。而这时，如《封氏闻见记》所载：寺庙饮茶，已“遂成风俗”；在地方及京城，还开设店铺，“煎茶卖之”。上述这么多绘画名家，特别是他们在为寺庙作壁画中，如其时杰出画家吴道子，曾为长安、洛阳的两地道观寺院绘制壁画三百余间，他们不可能不把当时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中新兴的饮茶风俗，吸收到画作中去。
五代时，西蜀和南唐，都专门设立了画院，邀集着名画家入院创作。宋代也继承了这种制度，设有翰林图画院，在国子监也开设了画学课。所以在宋代以后，特别是与今较近的明清，以茶为题材的绘画，不仅有关记载，而且存画也逐渐多了起来。下面，择要介绍几幅。
宋代现存最完整的茶事美术作品，首推北宋的“妇女烹茶画像砖”。北宋时，除李成、范宽、郭熙、米芾在山水画上有较大发展外，壁画、版画也颇兴盛。如其时汴梁大相国寺的门庑四廊，就都由画院待诏高文进等画了佛教人物故事，并以此盛名于时。这时，木刻版画，随印刷业的发达也流行了起来。画像砖是汉以前就流行的一种雕画结合的形式，但唐代以后渐趋稀少，北宋这件妇女烹茶画像砖，显然是受民间木刻影响企图恢复砖画的一件力作。画像砖画面为一高髻宽领长裙妇女，在一炉灶前烹茶，灶台上放有茶碗、茶壶，妇女手中还一边在擦拭着茶具。整个造型显得古朴典雅，用笔细腻。
此外，据记载，南宋着名画家刘松年还曾画过一幅《斗茶图卷》。刘松年是南宋钱塘（今杭州）着名的杰出画家。淳熙年间学画于画院，绍熙时，任职画院待诏，因其家居清波门（当时俗称“暗门”），故有“暗门刘”之称。他擅长山水，兼工人物，施色妍丽，和李唐、马远、夏珪并称“南宋四家”。可惜的是这幅《斗茶图卷》，没有传存下来。
不过，刘松年的《斗茶图卷》虽然不见，但元代着名书画家赵孟所作的同名画——《斗茶图》则流传了下来。赵孟（公元１２５４～１３２２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和水精宫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宋宗室，入元官至翰林学士丞旨，封魏国公。其画一脱南宋“院体”，自成风格，评者以为“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对当时和后世的画风影响很大。《斗茶图》中共画四个人物，旁边放有几副盛放茶具的茶担，左前一人手持茶杯，一手提一茶桶，袒胸露臂，显出满脸得意的样子。身后一人手持一杯，一手提壶，作１３２茶文化篇将壶中茶水倾入杯中之态。另两人站立一旁，双目注视前者。
由衣着和形态来看，斗茶者似把自己研制的茶叶，拿来评比，斗志激昂，姿态认真。斗茶始见于唐，盛行于宋，元朝贡茶虽然还是沿袭宋制进奉团茶、饼茶，但民间一般多改饮叶茶、末茶；所以，赵孟的《斗茶图》，也可以说是我国斗茶行将消失前的最后留画。
明代以茶为题材的画，一般以唐寅的《事茗图》、文征明的《惠山茶会图》和丁云鹏的《玉川烹茶图》为代表。唐寅的《事茗图》，画面绘一山青水秀的山村，在一椽茅屋中，一人作置茗而待，近旁小桥上一须翁拄杖而行，翁后一童子抱琴相随，细看侧屋，隐约中还有一人在精心烹茗。整个画面显得十分幽静。唐寅在画上题诗称：“日长何所事，茗碗自赍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这也可说是此画的意境所在。
文征明的《惠山茶会图》，画面无楼无室，也非围坐品茗，而只是在岩边树荫下绘一竹炉，人物有烹茗者，有作歇或观赏山景者，看来是取景茶会处于“将开未开之际”。丁云鹏的《玉川烹茶图》，是故事画，取材唐代诗人卢仝（号玉川子）嗜茶的传闻。
唐寅（公元１４７０～１５２３年），江苏吴县人，明杰出的画家、文学家。文征明（公元１４７０～１５５９年）与唐寅是同龄、同乡。他们与祝允明、徐祯卿，被称之为“吴中四才子”；与沈周、仇英两画家，又被称为“明四家”。在明四家中，以唐寅的声名最大。其画初学周臣，后来融合前人所长，自立风格，其山水极工，也擅人物、仕女；取景写物时出新意，不落陈套。据明喻政《茶集》线索，唐寅还曾绘过一幅《陆羽烹茶园》，据说是画在万历间，被喻政收进《茶集》的烹茶图，当时已附有不少题咏。由唐寅的《陆羽烹茶图》，到明末丁云鹏的《玉川烹茶图》，不难看出，在明代诸画家中，曾一度兴起过以历史上茶叶名人为题的茶事画；丁云鹏的《玉川烹茶图》，显然是效学唐寅《陆羽烹茶图》而来的。
清代的茶事画因距今时间较近，传留下来的更多，这无论是清初的“四王”（王鉴、王翬、王时敏、王原祁）“六家（四王加吴历、恽寿平），还是后来的扬州“八怪”，在他们传世的作品中，都能找到茶叶题材和有茶事器物的画作。不过，现在常见提到的，还是乾隆年间薛怀所画的《山窗清供》图。
此图清远透逸，画中有大小茶壶及茶盏各一，并自题五代胡峤诗“沾牙旧姓余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一句。全图用枯笔勾勒，明暗向背层次非常清晰，富有立体感，类似现在的素描。
以茶为题材的画，不只在中国，随茶在世界的广泛传播，茶画也在其他各国流行开来。首先是日本，日本是吸收和保留我国古代文化较多的国家之一。他们从我国引进茶叶文化的时间较早，效法我国绘制以茶为题材的画也早。着名的茶画有《茶旅行》卷画、《松下煮茶图》和《菊与茶》等三幅。
《茶旅行》图，是描绘日本历史上每年从宇治运送新茶到东京进贡的十二场景。宇治到东京共４８０多公里，画面反映一站站迎送欢宴的盛况和礼仪。《松下煮茶图》，是日本历史上着名画家冈田米山人所作，画的中间，绘一片烟雾急泻的瀑布，下面顺着溪谷看去，是一座座相叠的远山；画面下端，在一棵大树下有一隐士正在端坐弹琴，旁边有几个人则在烹茗待３３２茶文化篇饮。整幅画的布局、构思、画意和风格，在我国古代的山水画和茶事画中，都能找到不少相似之处；甚至连作者的名号自喻“山人”，可能也是效法我国画家，如王绂之名为“九龙山人”、朱耷之名为“八大山人”等习惯而来的。《菊与茶》，是日本１８世纪画家西川佑信的作品，画面为一静坐的绅士，前放一盆菊，画中心是一群姿态各异的美女，画的右侧，在廊下绘有茶釜和其他茶具。这画中的人物，除衣着不同处，其他甚至整个画面，也都能从我国古画中找到相同之外。于此不难看出，日本不只饮茶和业茶，其整个茶叶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能清楚地找到其出之中国的胎记。
同样，１８世纪时，随饮茶在欧美的盛起，以茶为题材的画作，也陆续见之于西方各国。据美国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等介绍，１７７１年，爱尔兰画家Ｎ·霍恩，就曾创作过一幅《饮茶图》，以其女儿的形象，画一身着艳服的少女，右手持一盛有茶杯的碟子，左手用银勺在调和杯中的茶汤。另如１７９２年，英格兰画家Ｅ·爱德华兹，曾画过一幅牛津街潘芙安茶馆包厢中饮茶的场面。绘一贵夫人正从一男子手中接取一杯茶，前方桌上放有几件茶具，旁边绘一女子正在同贵夫人耳语。再如上一世纪苏格兰画家Ｄ·威尔基，也创作了一幅名为《茶桌的愉快》的茶事画。画面绘二男二女围坐在一张摊有白布的圆桌上饮茶，壁炉中炉火通红，一只猫一动不动地蜷伏在炉前，绘出了１９世纪初英国家庭饮茶时那种特有的安逸舒适的气氛。此外，如现在收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博物院中的凯撒的《一杯茶》、派登的《茶叶》，收藏在比利时皇家博物院的《春日》、《俄斯坦德之午后茶》、《人物与茶事》，以及悬存在苏联列宁格勒美术院的《茶室》等等，也都是近二世纪来深受人们喜爱的茶事名画。
茶画虽然没有像茶具一样派生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但是，它不仅增添了世界各国的绘画题材，增强了有关绘画的生活气息，对于茶叶文化来说，也具有一种活跃和丰富的作用。
（朱自振）
茶联，乃是我国楹联宝库中的一枝夺目鲜花。它字数多少不限，但要求对偶工整，平仄协调，是诗词形式的演变。在我国，凡是有“以茶联谊”的场所，诸如茶馆、茶楼、茶室、茶叶店、茶座的门庭或石柱上，茶道、茶艺、茶礼表演的厅堂墙壁上，甚至在茶人的起居室内，常可见到悬挂有以茶事为内容的茶联。使人见之，不但有古朴高雅之美，而且有“公德正气”、情操高尚之感，还可以给人带来联想，增加品茗情趣。
楹联，又称对联，相传最早始于五代后蜀主孟昶在寝门桃符板上的题词。至宋代时遂推广用在楹柱上，后又普遍作为装饰或交际之用。自唐至宋，饮茶兴盛，又受文人墨客所推崇，因此，茶联的出现，至迟应在宋代。但目前有记载的，而且数量又比较多的，乃是在清代，尤以郑燮为最。
郑燮能诗、善画，又懂茶趣，善品茗，他在一生中曾写过许多茶联。在镇江焦山别峰庵求学时，就曾写过茶联：
５３２茶文化篇汲来江水烹新茗，买尽青山当画屏。
将名茶好水，青山美景融入茶联。
在家乡，郑燮用方言俚语写过茶联，使乡亲们读来感到格外亲切。其中有一茶联写道：
扫来竹叶烹茶叶，劈碎松根煮菜根。
这种粗茶、菜根的清贫生活，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写照，使人看了，既感到贴切，又富含情趣。
郑燮平生与墨有缘，但又与茶有交，为此，将茶与墨融进茶联：
墨兰数枝宣德纸，苦茗一杯成化窑。
联中将“文房四宝”与茶和茶具联在一起，活脱脱地再现了作者爱墨喜茶的心情。
郑燮还写过一首宣传越州（今浙江绍兴）日铸茶的茶联：
雷文古泉八九个，日铸新茶三两瓯。
另外，郑燮还为茶馆写过茶联，在《题真州（今江苏仪征县）江上茶肆》中写道：
山光扑面因潮雨，江水回头为晚潮。
悬挂茶联，古代如此，近代又何尝不是这样。仅以杭州的“茶人之家”为例，在正门门柱上，就悬有一副茶联：
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
这里，既道明了以茶留客，又说出了用茶清心和飘飘欲仙的感受。进得前厅入院，在会客室的门前木柱上，又挂有一联，写道：
得与天下同其乐，不可一日无此君。
这副茶联，虽然没有一个“茶”字。但人们一看便知，它道出了人们对茶叶的共同爱好，以及主人“以茶会友”的热切心情。使人读来，大有“此地无茶胜有茶”之感。在陈列室的门庭上，又有另一副对联，写道：
龙团雀舌香自幽谷，鼎彝玉盏灿若烟霞。
联中措辞含蓄，点出了名茶，名具，使人未曾参观，已有如入宝山之势。
又如当年绍兴的驻跸岭茶亭曾挂过一副茶联，曰：
一掬甘泉好把清凉洗热客，两头岭路须将危险告行人。
此联语意深刻，既有甘泉香茗给行路人带来的一份惬意，也有人生旅途的几分艰辛。
还有北京前门“北京大茶馆”的门楼两旁挂有这样一副对联：
大碗茶广交九州宾客，老二分奉献一片丹心。
这不仅刻画了茶馆“以茶联谊”的本色，而且还进一步阐明茶馆的经营宗旨。
７３２茶文化篇凡此种种，其说明了一副好的茶联，其涵意隽永，回味无穷。茶联可以使茶益香，茶也可以使茶联生辉，因此，在我国的茶文化史上，还曾出现多次高价征茶联的雅举。
据说，广东羊城着名的茶楼“陶陶居”，在８０多年前，店主为了扩大影响，招揽生意，用“陶”字分别为上联和下联的开端，出重金征茶联一副。当时虽有许多人跃跃欲试，但终因用字出奇，难有佳作。结果有位过路的外地人，嗜茶善文，终于作成茶联一副。联曰：
陶潜善饮，易牙善烹，饮烹有度；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无遗。
这里用了四个人名，即陶潜、易牙、陶侃和夏禹；又用了四个典故，即陶潜善饮，易牙善烹，陶侃惜分和夏禹惜寸，不但把“陶陶”两字分别嵌于每句之首，使人看起来自然、流畅，而且还巧妙地把茶楼沏茶技艺和经营特色，恰如其分地表露出来，理所当然地受到店主和茶人的欢迎和传诵。
又如四川成都，据说早年有家茶馆，兼营酒铺，但因经营缺少特色，生意清淡。后来，店主参照当地商家的风习，请当地才子书写了一副茶酒联，曰：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一杯酒来。
这副茶酒联，既奇特，又贴切，雅俗共赏，人们交口相传，茶人、酒客慕名前往，结果经营大有起色。
总之，在我国，以茶为题材的楹联，随处可见，内容广泛，意味深长。现将常见的集录如下：
四海咸来不速客，一堂相聚知音人。
只缘清香成清趣，全因浓酽有浓情。
为爱清香频入座，欣同知己细谈心。
兰芽雀舌今之贵，凤饼龙团古所珍。
奇乎？不奇，不奇亦奇！
圆耶？是圆，是圆非圆！
菜在街面摊卖，茶在壶中吐香。
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
龙井云雾毛尖瓜片碧螺春，银针毛峰猴魁甘露紫笋茶。
兀兀醉翁情，欲借斗杓共酌酒，田田诗客句，闲倾荷露试烹茶。
疑成云雾顶，飘出晨露香。
尘虑一时净，清风两腋生。
香飘屋内外，味醇一杯中。
蒙顶山上茶，扬子江心水。
摆开八仙桌，招徕十六方。
客至心常热，人走茶不凉。
美酒千杯难成知己，清茶一盏也能醉人。
茗外风清移月影，壶边夜静听松涛。
诗写梅花月，茶煎谷雨春。
秀萃明湖游目频来过溪处，腴含古井怡情正及采茶时。
茶联，这种高雅的茶文化艺术，不仅在我国广为应用，而且还传入东邻日本、朝鲜等国。在那里，不但在茶馆、茶叶店中能见到茶联，而且在茶道、茶礼表演时，他们也习惯于悬挂茶联，以增加高雅典朴、和平宁静的气氛。
（姚国坤）
茶谚，是我国茶叶文化发展过程中派生的又一文化现象。
所谓“谚语”，用许慎《说文解字》的话说，“谚：传言也”；也即是指群众中交口相传的一种易讲、易记而又富含哲理的俗话。茶叶谚语，就其内容或性质来分，大致不外属于茶叶饮用和茶叶生产两类。换句话说，也就是茶谚主要来源于茶叶饮用和生产实践，是一种关于茶叶饮用和生产经验的概括或表述，并通过谚语的形式，采取口传心记的办法来保存和流传。所以，茶谚不只是我国茶学或茶叶文化的一宗宝贵遗产，从创作或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又是我国民间文学中一枝娟秀的馨花。
茶谚不是与茶俱有，而是茶叶生产、饮用发展到一定阶１４２茶文化篇段才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我国饮茶和种茶的历史十分久远，但是，关于茶谚的记述，直至唐代末年苏廙的《十六汤品》才见。《十六汤品》的“减价汤”中记称：“谚曰，茶瓶用瓦，如乘折脚骏马登高。”这里所说的“瓦”，是指粗陶，意思是说用粗陶瓶存放茶叶，容易受潮变质，犹如爬山骑用跛脚马，很不理想。另一条是“法律汤”中讲到的“茶家法律”：“水忌停，薪忌薰”。这条虽未如上条那样称“谚曰”，但很明显，实际采自谚语。
苏廙生平不详，其《汤品》在五代陶谷的《清异录》中就有引用，据此，一般把这篇作品定为唐末或唐代晚期的作品。这里需要补说一句，《十六汤品》中所记述的茶谚，是我国现存但不是实际最早的茶谚。因为从茶谚的两个类型来说，其主要源泉和载体，是茶的生产实践和劳动者，有关饮用方面的茶谚，其出现不但晚于生产性的茶谚，也少于生产性茶谚。这一看法，也可用晚唐着名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文中提及的内容来加说明。其称：“季疵（陆羽）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备关。”这就是说，我国饮茶，在唐代中期以前，混而烹之，和煮茶喝汤一样，自陆羽《茶经》面世以后，其采造、器具、烹煮才开始讲究起来。所以，很明显，关于煮饮茶叶方面的谚语，如上说“水忌停，薪忌薰”一类的茶谚，最早也是唐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茶谚。
上面说到，我国生产性茶谚的出现和数量，多于饮茶方面的谚语，那么，在《十六汤品》之前和之后，为什么没有和很迟才见个别记载呢？这与我国古代文人的阶级性是密切相关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除陆羽等少数名士外，大多数文人，他们既不关心茶的种植和采制，也接触不到或很少接触到茶叶生产者，只能说是饮茶爱好者，所以，在他们的着作中，对群众生产性的谚语，表现生疏和淡漠，但是，有时对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却辗转相引，表现得特别热情。如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引有这样一条谚语：“长老种芝麻，未见得吃茶”。前一句是称种芝麻，习惯上必夫妇同植，称这样结的籽可多。后一句“未见得吃茶”，即是讲和尚没有结过婚。这里，作者对未结婚的人为什么不适种芝麻，解释不多，但对“吃茶”的解释，却详之又详。称“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其实，明代茶树栽培技术已很发展，这时民间也都知道茶树不是不可以移栽，可是郎瑛对其他生产性的茶谚一句不提，却选引这条茶事谚语，实质上是为宣传“又聘以茶礼者，见其从一之义”而已。
这里还要进一步补充一点，不只唐宋，几乎在我国整个古代茶书和其他有关文献中，基本上都未提到植茶的谚语，就是制茶和茶叶收藏方面的谚语，也直到明清期间，才有“茶是草，箬是宝”，以及《月令广义》引录的“谚曰：善蒸不若扇（疑作善）炒，善晒不如善焙”这样两条记载。在古代条件下，茶叶的收藏防潮，主要用竹箬。以箬封口，剪箬置于茶中，这较埋储“烧灰”或存放焙笼等办法，要省事得多。其后一条谚曰，所谓“善蒸不若善炒”，就是说蒸青不如炒青；“善晒不如善焙”，是指晒青不如烘青，其实，这条谚语仅仅３４２茶文化篇反映一些地区或一部分人对各种绿茶的推崇和喜好而已。不过，这两条茶谚，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当时，对茶类生产和茶叶保存，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其实，我国关于茶的生产技术方面的谚语，特别是浙江、湖南、江西，还是较多的。这里不妨以浙江的茶谚为例来剖析一下：
如提倡和劝种茶树方面的谚语，全省性的，有“千茶万桑，万事兴旺”；浙西开化一带，有“千杉万松，一生不空，千茶万桐，一世不穷”，等等。这些茶谚，都较古朴，虽然搜集于本世纪中期，但是，与种橘植果的一些谚语对照，就其风格来说，很像是明清间或更古的茶谚。
要种茶，首先要选择适宜或有利茶树生长的环境，浙江各地在茶园择地上，也积累有不少经验。如“高山出名茶”这条谚语，在浙江各地就有多种说法。如衢州一带，有“高山茶叶，低山茶子”之说；绍兴地区有“平地有好花，高山有好茶”之说；至于台州一带，则说得更具体，称“高山多雾出名茶”，意指不是所有的高山，而是要多雾的高山才能出名茶。此外，对茶园土壤、地形地势，也都有各种要求。如浙西和湖州一带的“土厚种桑，土酸种茶”；“桑栽厚土扎根牢，茶遇酸土笑呵呵”；以及“稻要地平能留水，茶要土坡水不留”等等。当然，这些谚语，从现在茶叶科学技术的角度看，提法不免原始，有的说法也不全面，但是，特别是在古代条件下能有此认识，并以之指导生产，也就不知集多少代人的经验，并起到较显着的作用了。
再如茶树种植和茶园管理，浙江茶谚也涉及到这些茶事的各个方面。如关于栽茶季节，平阳、瑞安一带有“正月栽茶用手捺，二月栽茶用脚踏，三月栽茶用锄夯也夯不活”的说法。这条谚语，从字面看，是讲春天不同月份种茶压根的不同方法，但实际是讲这一带最适和适宜种茶的时间。再如施肥方面的谚语，浙西和绍兴一带流传的茶农说法有：“茶树本是神仙草，只要肥多采不了”；“茶树不怕采，只要肥料足”；以及淳安一带的“一担春茶百担肥”等等。这些是泛指种茶和要多产茶叶需增施肥料。此外，浙江各地还有不少有关肥效和茶树施肥技术方面的谚语。如“根底肥，芽上催”；“浇肥不埋潭，宁可粪坑里满”；“栏肥、壅肥三年青”；以及嵊县一带的“若要肥，泥加泥”等等。应该指出，在我国古代茶书和文人笔下的记述中，强调茶树的清雅和茶叶的吸附能力，对茶树施肥，特别是施厩肥、粪肥，是不大重视甚至是反对的。如明代罗廪《茶解》中就指出：“茶性淫，易于染着，无论腥秽及有气之物，不得与之近。”另在“艺部”中又提出，“茶园不宜杂以恶木，惟桂、梅芳兰、幽菊及诸清芬之品，最忌与菜畦相逼，不免秽污渗洒，滓厥清真。”所以，关于施肥的茶谚，不但是对上述偏见的一种否定，也是对我国古籍中施肥记载的一种最好补充。
茶园管理除施肥外，在中耕除草方面的经验，更是丰富。
其实无论是中耕或除草，谚语都是从保肥、节肥和从肥的角度提出的。如浙江各地都说的“动动铁器，三分壮气”；“三年不挖，茶树开花”；以及东阳一带所说的“茶山不要粪，一年三交钉”；杭州一带的“宁可少施一次肥，不能多养一次茶”；金华、义乌一带流传的“若要茶树好，铺草不可少”等５４２茶文化篇等。“铺草”即在茶园行间隙地铺一层稻草、麦秸，一用以保墒，二可以防止杂草生长。关于茶园各个时期中耕或耕作的效益，浙江各地也有一套完整的谚语：如全省性的谚语有“若要春茶好，春山开得早”；“要吃茶，二八挖”；“若要茶，伏里耙”；“茶地晒得白，抵过小猪吃大麦”等等；另外，奉化、新昌、建德一带的谚语有：“头茶荒，二茶光”；淳安的耕作谚语有“七挖金，八挖银，不挖茶园成草林”；或“七挖金，八挖银，九冬十月了人情”；浙东嵊县、新昌的说法是“七挖金，八挖银，九、十月挖的不如屋里困。”这几条谚语，是强调中耕要适时。锄以后，杂草也容易死掉，九、十月中耕的效果要差些，但不是没有用。又如绍兴、余杭一带，有“秋冬茶园挖得深，胜于拿锄挖黄金”的谚语，说的是对深耕的要求。
浙江的生产性茶谚，也和其他有关省市一样，以茶叶采摘的谚语为最多。这或许是因为在茶叶生产劳动中，茶叶采摘的用工最多，茶叶采摘与茶叶经济性状关系最为密切的缘故。浙江全省采摘茶叶的谚语面广量大，单以杭州一地这方面的谚语为例，最具代表性的谚语，如“清明时节近，采茶忙又勤”；“谷雨茶，满把抓”；“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成草”；“立夏茶，夜夜老，小满过后茶变草”；以及“头茶不采，二茶不发”；“春茶留一丫，夏茶发一把”；“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露白”等等，就都体现了这一采摘指导思想。这里要附带指出，在唐代以前，从史籍记载来看，似乎是不采制秋茶的，唐代特别是唐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茶业的蓬勃发展，秋茶的采制才逐渐盛行起来。所以，“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露白”的谚语，是一条流传较早的古谚，其主要的含义，是提倡和鼓励人们采摘秋茶，并不真正说秋茶的质量就比夏茶和春茶为好。
浙江茶谚，只是我国茶谚总数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就从这些列举中，也可清楚看出，其内容从茶园择地一直到茶叶采摘，包括茶树从种到采整个茶事技术的各个方面。如果从浙江和全国所有的茶谚来说，无疑，茶谚也是传承于我国民间口头，以语言艺术为特点的一宗独特的茶叶文化现象。千百年来，我国一代代的“园户”、“山民”，不是依靠别的，正是依靠这些简朴的谚语，从事茶叶生产和发展茶叶生产技术的。
（朱自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