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金国的情况和大宋完全不同，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又少，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所以完颜宗翰才担心宋朝就此灭了金国。但孙珲了解宋朝的底细，知道以宋朝现在的军力，灭金是力不从心的，更无法消化原辽国的土地，所以也选择了低调行事，促使宋朝廷接受了金人的乞和，以巩固燕云十六州为主。
在完全将燕云十六州融入宋朝之后，孙珲接下来的计划，仍然不是灭金，而是灭掉西夏。
党项人建立的这个有如牛皮癣一样的国家，恶心宋朝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现在宋朝北方的两个强敌辽和金都已经废掉了，正好可以腾出手来，没有后顾之忧的解决掉西夏。
现在的孙珲，终于理解了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新法所有举措的核心内容，为什么他的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
这个问题可以用熙宁变法的一个常见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并不准确。
历史证明，富国与强兵并没有统一性，有时甚至正好相反。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旦国家富裕了，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例子非常多，比如古罗马帝国毁于蛮族，西晋时五胡乱中原，还有这时险些发生的北宋灭亡记，以及灭掉北宋的金国在更野蛮更落后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惨。所以“富国强兵”其实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根本与事实联系不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地筹集军费。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史书，尤其是近现代的著作里，都把改革的目的与王安石、宋神宗的个人追求，心性表现结合起来谈。比如他们是爱国爱民的，是有远大理想的，甚至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要改造行将腐朽的宋帝国而努力的罕见圣贤。
而仔细研究变法的前因后果，会发现一个事实。宋神宗、王安石肯定是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以振兴华夏为己任，尤其是宋神宗，他的目的是想让国家富强，打垮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时代的辉煌。这是超越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终生成就的伟大抱负。
但是实现的步骤过程，绝不是人们平时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传统意义上的仁爱道德，他们所选择的振兴之路非常凶险，是一个速成之法。而这个法，是一把可怕的双刃剑。
而名将王韶的《平戎策》，确定了宋朝在神宗年间的发展方向，其运作意义直接影响到后来哲宗、徽宗，几十年间宋朝每一位皇帝都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奉行。
王韶在《平戎策》里，欲取西夏，必先复河、湟。只要宋朝抢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这是利；如果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党项骑兵没有了后顾之忧，向宋朝发兵的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秦、渭两地首当其冲，兰、会两州先被割断，古渭境陷入瘫痪。这就造成了以前范仲淹、韩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
仁宗时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继续进兵，挺进宋朝腹地。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可那会激起宋人陷入死地之后的剧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
可如果西夏人得到了河湟，他们可以向西南方发展，在秦州以西的重镇武胜位置建立堡垒，那时随时可以发兵侵袭洮、河两地，宋朝的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之内。那时宋朝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如果发兵去救，陕西方面的兵力、开封附近的兵力都会被分散，那样处处皆备，等于处处松散，等于无备。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
局面恶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上就算死梗了。很简单，想抵抗，只有增加军队，增加军队，就要多加粮饷，多加粮饷，宋朝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经济，就注定了崩溃！到时救无所救，从根子上烂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员万里的大宋朝，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让人觉得耻辱。
而这一切，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是否保得住河湟。
若西夏得到河湟，是宋朝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而宋朝得到河湟，是西夏人腹背受敌，应接不暇。这是最根本、也最显著的区别。
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之后，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之后的后续性。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了河套平原一块之外，全都是穷山恶水，沙漠戈壁，老实那种破地方，白给宋朝都不要。
河湟不一样。
首先，河湟这片土地在前代一直是汉人的，往远里，武威之南的洮、河、兰、鄯等，都在西汉版图之内。近的，河湟之地，在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前，还是辉煌的大唐的领地。是吐蕃人趁着汉地内乱，乘虚而入偷窃了它。二百年间汉人自顾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遗忘了。直到宋神宗时期，各位满腹经纶的“大儒君子”们，还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
河湟地区土地肥沃，“所谓湟中、浩亹、大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种者在焉。”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物产丰富，出产稳定，不必宋朝廷向它拨款运粮。
王安石变法走得那样急，那样乱，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为了筹措军费，实现复河湟，破西夏，收复燕云的大业。
事实上王安石也接近成功了，在他的全力支持下，王韶收复了河湟，但王安石罢相后，司马光又放弃了宋军将士们用热血换来的土地，直到三十年后，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年）十二月，宋军由王厚主领、童贯监军，才再次收复河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