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里，一天傍晚，辅导员来到学生宿舍看望新同学。突然，从一个女生宿舍里传出哭喊声，辅导员急忙进去，只见一个女同学正在哭叫：“我不在北京念书了，让我回家去，要不然我就跳楼。”辅导员连忙安慰她，并询问原因，才知道她还不满17岁，从未离开过父母。上中学时，家长对她实行的是“大包大揽”政策，衣食住行样样照顾得无微不至，连手绢都替她洗。家长对她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念好书，考个好大学。她果然不孚众望，以全省第一名的好成绩考进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母亲特地送她到北京报到。繁杂的入学手续使她眼花缭乱；交照片、交录取通知书、转团关系、办粮油关系、转户口。多亏妈妈协助她一一办完手续，又送她到宿舍，为她铺好床，然后，妈妈就乘火车回去了，剩下她孤零零地坐在床边，看着周围一张张陌生的脸，听着同学们天南海北的口音，她不知所措。她想温暖的家，想妈妈，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她终于号啕大哭起来。辅导员和同学们多方劝解她，鼓励她努力学会独立生活的本领，尽快适应大学的新环境。系领导将她母亲又请回北京，陪她小住了一个阶段。她在多方帮助之下，心中平静多了。
这个女同学的情况，是由于在大学这个新环境中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产生了适应不良症。尽管她的学习成绩可能是优秀的，但她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却是严重不足的。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国家、地区、阶级、民族，个人有不同的社会化内容和要求。雅典人自幼受到艺术与民主空气的熏陶，而古斯巴达人的孩子从小受到严酷的训练与折磨；爱斯基摩人的孩子从父辈那里学到了在严寒中生存的手段；黑非洲的孩子却习得了抵抗酷暑的本领；我国古代礼教宣扬男女授受不亲；而中世纪末期很多国家的青年必须学会交际舞。然而，不论有何差别，学习和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是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人都不能缺少的，它构成了社会化过程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生活在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必须有衣、食、住、行的本领，这是人们后天首先要接受的东西。初生的婴儿对于生活知识一无所知，随着年龄的增长，成年人逐步教导他衣、食、住、行的知识，逐步向他表演种种生活方式，比如，怎样吃饭、怎样穿衣、怎样走路等等。吃饭、穿衣、走路既是为满足个人生理需要的生活活动，也是与一定的文化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生活的基本知识。吃饭不是文化，但怎样吃饭、吃什么样的饭就是一种文化形式。中国人用筷子吃饭，吃水饺和馒头，这是中国人的特殊文化形式。美国人用刀叉吃饭、吃热狗、三明治，这是美国文化的表现。同样的道理，穿衣不是文化，但穿什么样的衣服，怎样穿法，就是各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成年人在教给儿童这些基本生活知识时，是连同一定的文化模式传授给儿童的，是用一定的文化模式在塑造一个人。
一个人没有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是不能独立生活的，但仅有生活的基本技能和知识，而未掌握谋生的手段，同样也不能自立于社会，因此，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上的正常人，在其成长过程中，还要学会参加劳动的基本技能和知识。人在儿童时期是在成年人的指导、扶助下开始学习谋生手段与劳动技能的，如帮助父母做简单的家务劳动。长大以后，就必须学会专门性的劳动技能或职业技能，如种庄稼、开机器、驾驶汽车、做买卖、教书、开展科学研究等等。劳动生活是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个人谋生的手段。只有独立参与社会劳动的人，才具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才具有社会成员的资格。一个人如果不接受上一代的经验、知识、技能，不会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不会进行产品的交换和消费，那么，他也就成为蒙昧时代的原始人了。经验、知识、技能的学习与掌握，不仅可以使人脱离蒙昧、野蛮状态，而且可以使他进行社会交往，发展社会关系，从而在社会中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聪明的有才智的人，一个社会的同类。
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社会文化制度，对人进行社会教化的内容、形式、方法是不一样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个人学习劳动知识和技能大多在家庭里进行，往往是子承父业，铁匠的儿子学打铁、木匠的儿子学木工，经济条件和其它原因限制了个人只能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习谋生的技能，因此家庭教育对劳动能力训练起着主要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家庭虽然还有教育功能，但大大减弱了。由于工业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每一个劳动者都需要更多的文化基础知识和专门的劳动技术，家庭一般无法承担专门技能教育的任务，因此，未成年人的教育和培养更多地让位给了学校、工厂以及整个社会。由于现代人一般要受到正规学校教育才能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学校成了社会化最重要的机构。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个人不仅要有知识、有技能、有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且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和劳动精神，热爱劳动，不怕苦、不怕累、自觉为他人、为集体、为社会多做贡献。这种劳动觉悟，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内容。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对孩子百般娇惯，就成了目前社会相当普遍的问题。因为是独生，所以能得到父母充分的爱，爱得过了头，就变成了溺爱。一些父母怕独苗难养，给孩子创设了尽可能优裕的生活条件，事事顺着孩子，什么事也不让孩子做，养成孩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有的孩子快上学了，连洗脸还要大人代劳，自己不会系裤带，岂不料这种过分宠爱的结果却把孩子培养成家庭中的小霸王，这样的孩子由于缺乏处世和自理的能力，长大了走到社会上，也难以独立工作和生活。
实际上，在家庭里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这和增进孩子的健康、发展孩子的智力一样重要。一个弱不禁风、好逸恶劳的少爷小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社会所欢迎的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人。不少父母或许认为：“孩子现在还小，长大了独立生活能力自然会有的。”殊不知，幼儿时期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此时，成人怎样教育他，给他以什么样的外界刺激，在他一生中将留下深刻的痕迹，发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儿童进行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
历史上许多伟人、名人在进行家庭教育时，特别注意对子女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培养，为后人留下美谈。这里记叙一段毛泽东主席送子上劳动大学的故事。
1946年初，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
毛泽东同志从1927年秋收起义时离家，那时毛岸英还只有5岁。后来，杨开慧同志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8岁的毛岸英也被带入监狱。杨开慧烈士牺牲后20多天，敌人才将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毛岸英释放出狱。后来，毛岸英兄弟又曾在上海街头流浪。直到1936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才找到毛岸英兄弟，设法把他们送到苏联学习。
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1月写给毛岸英兄弟的信中，对他们的长进表示欢喜，鼓励他们进取的志气。并且建议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学自然科学知识，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显然，毛泽东同志的意思并不是要毛岸英做个不问政治的人，而是要他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且掌握建设祖国的本领。
毛泽东同志不希望孩子有依赖父母的思想。他对岸英兄弟说：“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毛岸英回到延安时，他和父亲分别已经18年了。父子团聚，当然是很高兴的。可是，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把毛岸英留在身边。他对毛岸英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还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可是你还没有上过中国这个革命大学，你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少，缺乏实践，这一课应当补上。理论只是知识的一半，你光有外国的书本知识还是不够的，还要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才行哩！你还应当上上中国这个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你可以学到在外国学不到的许多有益的东西。
毛泽东同志建议岸英带上小米、菜种和行李，到模范村吴家枣园去学习劳动。并且嘱咐他：“到乡下去，要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毛岸英高高兴兴地到吴家枣园去上“劳动大学”，住在农民家里，学会了许多农活。回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白胖子变成黑胖子了。他看了岸英结满老茧的双手，又说，你学习的成绩不错嘛！不过，今后还得继续锻炼。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岸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不愧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儿子，也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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