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熙熙攘攘的马路上，汽车、自行车、人流按着红绿灯的指挥有秩序地行驶着、流动着，倘若一辆汽车走到十字路口恰巧遇到红灯，而司机仍旧驾驶汽车飞快地行进，不顾后果地闯红灯，就可能与两边过往的车辆、行人发生碰撞，造成意料不到的交通事故。在这里，如不按红绿灯的规则行驶，不仅影响着交通秩序，也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命。
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在五彩斑斓的生活长河里，人们都能井然有序地生活、工作，很少脱离生活的轨迹，也很少发生互相“撞车”的事故，使时代的列车永远向前奔驰，这是什么力量呢？——红绿灯。但这里的红绿灯不是指马路上的交通信号，而是比红绿灯范围大得多的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什么东西呢？让我们先从一些具体的事例谈起。自古以来，人们把穿在自己身上的遮蔽身体和御寒的物称衣服，穿在上身的称上衣，穿在下身的称裤子。人们将主食和大部分蔬菜煮熟食用，而水果生食。一个地方的车辆或一律靠大路右侧行驶，或一律靠大路的左侧行驶。以握手为友好、礼貌的表示，把友好交往、亲密的人称为朋友。以英勇保卫民族、保卫祖国为光荣，以贪生怕死为耻辱。现代社会的家庭都是一夫一妻。以暴力侵害他人要受到惩罚。起床、睡觉、吃饭、上班、看电影等都具有时间性。在我国，工人、教师、医师等以工资的形式获取劳动报酬。年满15岁的人才能参加共青团。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如此相似的共同行为，比比皆是，这便是由于受某种因素的支配，而这种因素就是普遍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支配和制约着人们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维持社会共同体存在的规则、标准，即所谓的社会规范。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是指不用圆规和曲尺这两种工具，就不能使方形和圆形符合标准。后来，人们专用这句话来比喻对人的严格要求。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任何行为都必须遵守一种标准，受一种约束，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社会规范就是人们行为办事的规矩，如学校规定教师上课时学生要起立致敬，这就是规矩。见朋友要招呼，用什么方式打招呼，对于每天都见面的朋友怎样打招呼，对于很久没见面的朋友应当怎样打招呼都有规定，若不按这套规矩行为，就要破坏朋友关系，失去作为一个朋友的地位。
这当然是一些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社会规范的范围很广，习俗、道德、礼仪、纪律、法律、宗教等等都属于人类活动的规则、标准，任何社会都会向人们提供一整套合乎这个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为个人指明怎样做或不怎样做，怎样做好怎样做不好等。我们以一个生活在集体中的个人为例，展示一下他一天全部的生活内容，就会发现规范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早晨起床，别人如果还在甜蜜的梦乡，那么就必须遵守寝室的公约，行动要轻，说话声音要小，不影响别人睡眠，这是道德的行为，反之就是不道德的，会招致别人反感，甚至发生冲突；开早饭了，吃饭必须排队，按秩序就餐，否则，就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吃过饭开始上班，一定得在规定的时间走到工作岗位，如果姗姗来迟，破坏了工作制度，误了生产或工作，就要受到纪律的惩罚。下班后到夜市游玩，同样也要遵纪守法，不能见东西就拿，动不动就与别人挥拳头。总之，社会规范干预人的行为相当宽阔，它像一个调节器，为人们勾划了一个无形的生活规矩，成为人们行动的准绳，凡是超越了这个界限就被认为是恶的、丑的，就要给以限制、批评、禁止；反之，就是善的、美的，就要给予肯定、赞誉、嘉奖。
一个人要想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和工作得更好，就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而这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够获得。可以说一个婴儿呱呱堕地来到世上，社会规范的教化便开始了。最初，他从妈妈喂奶的表情上，如高兴、生气、发怒等，接受妈妈的行为规则；长到稍大一点儿，他开始模仿父母的行为，并从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等亲属关系中接受家风、家教一类的行为规范，辨认出远近亲疏的伦理关系；再长大一点儿，他在与邻里、村落、社区的孩子玩耍及其它社会活动中，从长者、乡亲等次属关系中学习到许多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乡规民约，礼教制度。这些社会规范教会他懂得什么是能够做的，什么是不能够做的，有时候违背了，他的屁股上还要挨一巴掌。自然，他长大以后，还要接受许多社会规范教育、训练，直到他的行为合乎礼仪，合乎社会规范需要的时候，才能正常地生活在人类群体之中，才能真正具有社会成员的资格。
社会规范往往以两种形态呈现在个人面前，一种形态是模式，他人的行为、动作、方式、语言等。例如，用碗盛饭，客人来访给客人让座、敬茶；八点钟到学校上课；各人拿自己的物品；过春节穿新衣服；汽车靠右边行驶等。在儿童时期，个人接触的多是这种形态的规范。另一种形态是观念。他人行为及各种形式的灌输，使之形成了一些规范观念，应该怎样，不该怎样；这对，那不对，非好即坏。例如，对人要讲礼貌；应该尊敬老人；偷窃是犯法的；打架骂人是不对的；劳动是光荣的。随着个人的成长，人们越来越多地以观念、概念来接受社会规范了。当种种形式的社会规范成为个人观念的一部分，内在化为自己的习惯性行为并作为约制自己行为的规则时，社会规范便是被个人接受了。
当一种社会规范被成功地内在化了的时候，一个人即使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也会遵守它。然而，内在化决不是在每个人那里都会出现的，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依然大量的存在。
上海《文汇报》曾刊登了一篇文章，总题目是《和解新风息事端》。写的是上海造船厂两名青工乘83路公共汽车，当售票员和蔼可亲地招呼他们买票时，两位青年将钱夹在鞋帮里，把脚跷到售票员的面前。乘客见此情景都十分气愤，同时也担心青年人血气方刚，会爆发一场冲突，可是售票员并没有发火，而是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将钱接过来，把票递到青年手中，眼看一触即发的矛盾却化干戈为玉帛了。两位青年羞愧异常，低下了头。从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时代所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不是一朝一夕被所有人接受并把它当成行动的准则的。售票员和两位青工的不同行为就可反映出来。乘车买票是国家规定，两位青工如此戏弄售票员是违反道德规范的。售票员以理让人、以理服人，用微笑对待这种戏谑，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显示了优良的道德修养和情操。
任何社会的社会化，除去传授规矩、准则、禁律以外，还要给社会新成员提供一种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以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完成社会期待的事业。不论何种社会，都会以种种价值观、荣誉感去鼓励不同性别、年龄、阶层的人们去习得某种本领，承担某种职业或职称。
自古以来，人生价值观和生活目标多种多样，对此，可以做三种概括：一是为个人求名利、求权力、求享乐的人生目标。所谓“生者计利，死者留名”、“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均盖于此。
清朝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生追求高官显位，贪婪地聚敛财富。致使家有万金，富比皇室。一次，他陪乾隆巡视江南，看到运河上舟楫往来，熙攘一片的景象后，乾隆便问左右：“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和珅顺口答道：“无非名利二字。”在他看来，人的一生一世操劳奔波，全为“名利”二字。
唐德宗时的宰相卢杞，也是个重名好利之徒，人称“名利奴”。在他未入阁拜相之际，口袋里常常装着想要求访的三百多个高官显贵的名片，天天琢磨如何叩开富贵门，找到做官的途径。他把这种名缰利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行径，曾引起了许多正直人的嘲讽。
二是只求温饱的人生目标。
四五十年代所谓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五只老母鸡，几个小把戏”，就是“平生无大志，但求足温饱”小生产者的人生哲学。这种人生目标的特征是目光狭窄，要求不高，容易满足。
三是为大众谋幸福的人生目标。
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人物都具有这种崇高的人生目标，由于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正确理解，就能够转化为一种比常人更为持久和巨大的前进动力。
我国明代著名的医药家李时珍，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写出了医药巨典《本草纲目》，这正是由于他有着为民驱除病害的崇高价值目标的结果。他30年如一日，不辞艰难辛苦，目标始终如一，不为权势所动摇，不为名利所诱感，宁愿出没深山老林，四处奔波，也不愿当御医，身居宫院享受荣华富贵。
我们同时代的大学生英雄张华，虽然只活了23个春秋，但他却“一心只为大家，胸中火山若朝霞，依然献身而去，不负青春年华。”为了抢救落入沼气池老农的生命，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他把自己和祖国、人民、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张华的人生价值是充实的、高尚的，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深刻的。
马克思曾经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留下了一段精彩的语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作为新生活的建设者，年轻的一代应蔑视卑鄙可耻的人生目标，跨越渺小平庸的人生目标，追求为人民、为大众服务的崇高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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