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尾狐》是清末继《九尾龟》之后出现的一部社会谴责。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著名谴责之广泛暴露社会种种丑恶现象有所不同，《九尾狐》谴责的主要对象是娼妓，并由此暴露出社会上丑恶的一面。作者在的第一回开宗明义就指出了写作的宗旨：
龟有九尾，狐亦有九尾。九尾龟有书，九尾狐不可无书。……如今在下编成这部书，特地欲唤醒世人，要人惊心夺目，故标其名曰《九尾狐》，是专指一个极淫贱的娼妓，把他秽史描写出来，做个榜样罢了。在书中的其他地方，作者也一再重申“这部实为醒世起见，借胡宝玉做个引头，警戒年少之人，切勿迷恋花丛，当他们有情有义，把黄金掷于虚牝，弄得倾家荡产，丑名外溢，就是这书的功劳了”。
作为一部醒世之作，《九尾狐》以清末社会为背景，描写了沪上名妓胡宝玉由盛而衰的经历，刻画了胡宝玉这一贪财好淫、狐媚狡诈的妓女形象，并通过胡宝玉的经历和交游，展现出晚清社会的众生相和风俗图。作者笔下的胡宝玉，初做妓女时取名林黛玉，因长得风流俊俏，又善狐媚，为上海富商杨四娶为小妾。黛玉从良之后，虽蒙宠爱，但淫心难抑，姘识戏子黄月山，向杨四求去，遂改名胡宝玉，重操旧业。此后，她又先后姘上戏子杨月楼、十三旦，以满足淫欲。甚至为尝外国的“风味”，一改打扮，头上改梳前刘海，学起外国话，向外国大班卖淫。胡宝玉一方面是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淫欲，一方面又费尽心机地从嫖客手中敛财。为了更多地敛财，以满足其奢靡的生活，胡宝玉下广东，赴宁波，上京城，扩大嫖客队伍以广开财源。及至年老色衰，仍不思从良，反而买了几个女孩，开起了妓院，并借用富商胡雪岩的庆余堂之名来命名妓院，做起了老鸨，以求财货充盈，“尽可享老年之福”。书中虽然没有写明胡宝玉的结局，但在第五十二回《胡宝玉四十庆生辰九尾狐三更惊恶梦》中，作者在极写胡宝玉做寿场面之奢华后，却先以诗一首以包括之。诗云：“记取当年庆寿辰，杯盘交错宴嘉宾。题诗且喜来骚客，侑酒何须倩主人。满室脂香同粉腻，堆筵海味与山珍。一时盛事今安在？方信黄粱梦不真。”然后，作者又详尽地描写了胡宝玉做的一个恶梦：繁盛华丽的胡庆余堂被烧得干干净净，变成一片瓦砾之场；胡宝玉堕入孽海之中几遭灭顶之灾，最后为一老尼领入“色空庵”中。这虽是一个梦，但可以说是预兆着胡宝玉的命运。
同属描写妓女生活的，《九尾狐》的作者与《海上花列传》等的作者不同，对妓女这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族并不予以同情和悲悯，而是予以鄙视和谴责，在这一点上，与《九尾龟》更为接近。作者把妓女视作罪恶之源的看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罪恶的社会制度才是产生这种“恶之花”的根源。当然，作者在谴责暴露妓女的同时，还把笔触伸向了妓女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物，上至达官贵人、富商豪贾，并及洋行大班、买办奴才、文人墨客、戏子优伶，下至妓院帮佣、王八鳖腿等等，从而展示了清末社会的广阔图景，在主观上揭露妓女制度罪恶的同时客观上也揭示出产生这种罪恶的种种因素。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运用，正是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
《九尾狐》是继《九尾龟》之后所作，作品在艺术上与《九尾龟》有许多相近之处。作品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塑造了胡宝玉这样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妓女形象。在语言方面，与《九尾龟》一样，全书基本上用流畅的官话叙述，人物的对话视语境的不同而夹杂运用吴语和其他方言，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绘声绘色、维妙维肖的艺术效果，避免了《海上花列传》等吴语给读者阅读上所造成的语言障碍。
《九尾狐》原为六集六十二回，写到胡宝玉为夸豪富，替死去的哥哥捐官，越礼出丧为止，并未结束。作者在第六十二回末还交代了下文的许多情节，并云“这些关目，请观第七集分解”。但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1908—1910）由社会社出版的《九尾狐》仅这六集六十二回，后又有民国初年出版的交通图书馆本，也是如此。作者署名梦花馆主，梦花馆主即江阴香的笔名。本书据1908年上海交通图书馆本为底本，并据它本参酌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