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我终于捡完了那500车的石块。接下来的任务,是和哥哥一起用板车去将各种建筑材料运到工地上。哥哥比我个子高、力气大,他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
盖房子需要大量的黄沙,那时候的价格是4块钱一吨。买黄沙颇有讲究,因为这一吨是按十板车计算的。装运时,到底是平平的一车,还是堆得高高的一车,实际分量大为不同。卖黄沙的地方有两个人,一个是看门的大爷,另一个是开票员。开票员通常收完钱开好票就走开了,负责监督我们装运的是看门人。我哥哥比较腼腆,不敢也不愿和别人说话,这搞关系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后来我发现光说话也不行,就从父亲那里弄了点香烟,每次去给他们发烟。父亲抽的香烟牌子叫天马,上海卷烟厂出的,三毛钱一盒,在当时已经算是好烟了。父亲自己也不太舍得抽。每次去之前,我就找个空的香烟盒,仔细放上三四根烟,小心装进裤兜里。
去了那里,我就主要和看门的老伯聊天。看他心情不错时,我就会说:“老伯伯,你抽根烟吧,辛苦半天了。”如果这时他接了我的烟,就意味着关节已通诸事大吉,即使我和哥哥把黄沙堆得再高他也会放我们走。最多说一句“下次不能这样,这次就算了”之类的话。所以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他收不收烟。倘若遇上对方心情不好不收烟,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只稍微装满一点。因为装得过满,反而会被铲平,还不如只稍多一点,他多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自那时起,我脑子里就有了个根深蒂固的念头:香烟太珍贵了!一根烟就可以换来上百斤甚至更多的黄沙啊。而抽完一根烟却不过只要一两分钟时间。对我而言,这实在是不能接受的奢侈。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抽烟的习惯。
除去黄沙,铺设屋顶用的木头椽子也是需要大量购进的材料。椽子无论直径粗细,都按根数算钱。如果和卖椽子的人关系搞熟了,他们就会让我在一堆椽子里随意挑拣。细的椽子拿回去一根就只能当一根用,而粗的则可以一劈为二,一根就变成了两根。对于亟欲在建筑材料上精打细算以控制成本的我来说,这实在是太划算了。
有时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去买材料。渐渐地,父亲也发现了我的特殊才能。到后来,所有购买建筑材料时的公关基本上都是我在做了。
乐观性格引导成功
我能做这些事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是很阳光、很乐观,凡事都往好处想的那种人。这是我性格中很重要的一点。
我父亲和我哥哥脾气都比较倔,如果别人拒绝接他的烟,他便不会再尝试。父亲的性格就是凡事往坏里想,他会觉得拒绝他的烟是对他的侮辱。而我非但不觉得委屈,还会认为别人也许是不方便抽或是不想抽,现在不抽过会儿想抽的时候再给他也行。然后我会想别的办法,帮别人做点事什么的,看他心情好了再递烟过去。一次不行再试一次,两次不行再试第三次。就这样,别人看我是个小孩,最终大都会接过我的烟。
这种乐观性格对我的职业生涯也极有帮助。2003年初,我任微软中国区总裁期间,比尔·盖茨准备来华访问,日期定在大年初三。对于中国人来说,选择此刻来访时机非常不好。于是我打电话和盖茨的秘书沟通,这位秘书口气强硬地表示,盖茨的行程是一年前就安排好的。又告诉我,如果我还不死心,直接找盖茨本人。于是我又和盖茨通话,耐心跟他说明情况,孰料盖茨的语气更加不耐烦。我想了想,委婉地说:“盖茨先生,我知道您的行程是一年前就安排好了,但中国的春节是五千年前就定下来的。”正是这句话,成功说服盖茨改变了行程日期。这个事例也充分说明:
只要有良好的沟通心态,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盖房子的心思,虽然对于这种想法我无法认同。那个年代,结婚对象的好坏通常取决于男方有没有房子,有房子就能找个漂亮些条件好些的姑娘。说来可怜,中国人的这种习惯至今未变。我的父母对未来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对三个小孩的前途极不放心。这种心理,对于那个时代很多为人父母者来说本极为普遍,但在我父母身上尤为强烈。对于没钱没势的他们来说,为了保证孩子的将来,盖房子是他们觉得唯一可行的方法。
新房盖好之后,使用的机会却并不多。我们还是更愿意住城里的老房子。我上大学之后,来往的朋友同学多了起来,寒暑假时有人来访,会偶尔去新房子那里住上几天。再后来,我们兄弟三人都出了国,父母也移居美国,那千辛万苦造好的房子最终也没有派上用场。
父亲的冤案,从复仇之火到感恩之心
古语云:“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房子盖好后,全家人都长舒了一口气,谁也没料到一场大麻烦会随之而至。
那天傍晚我放学回来,母亲刚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却见两个神情严肃的人走进家门,说是父亲单位要找他去谈话。看那架势,大家心里都清楚,不可能仅是谈话那么简单。果然,父亲这一去就是一个月。对父亲进行审查之人的逻辑是:如果父亲没有做贪污受贿之类的事,一个普通家庭怎么会有经济能力自家盖房子?
那些个日日夜夜,我看着母亲以泪洗面,下班后就坐在门口,盼着父亲能回来。我什么也做不了,甚至连安慰她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讲,只能一言不发地坐在母亲身边,生怕说错话再惹她生气。
到了第五天,厂里来人通知我家可以给父亲送换洗衣服,但条件是母亲不能去,只让还是小孩子的我去送。我去时,看见父亲被关在单位的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张小床,几个人正在要求父亲写检查材料,前排三个,后排两个,气氛是如临大敌般的紧张。
我和父亲见面时,旁边也有人看守,以防我们密谋串供。和父亲四目相对时,我几乎没有忍住眼泪。我在心里拼命对自己说:“不能哭!”出乎我意料地,父亲竟伸出手臂,抱着我一直不松手。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被父亲拥抱。我感觉到他的眼泪滴在我的头发和脖子上。这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见父亲哭泣。我语无伦次地说了些“家里很好,我们等你回来,妈妈要你对自己好点”之类的话。边上的办事人员在一旁不屑一顾地看着,催促我赶紧离开。父亲又握着我的手,把我的双手拍在了一起。突然间,我的手心里多了一张纸条。当时心跳得极厉害,反射似的把纸条紧紧攥住。
从父亲厂里出来后,我走出很远,看看四下无人,蹲在一户人家的墙根下,才展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不用担心,我什么也没讲,也没什么可讲的,告诉妈妈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站起身来,我往回家的路上走,一路走一路哭。我甚至得拼命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的声音太响。我一路哭一路想:厂里的办事人员,你们要是看到我家三个小孩,特别是我的父亲母亲在过去的年月每天都在吃些什么、穿些什么、用些什么,你们也会流泪的……为了省下盖房子的钱,那简直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应该过的生活……就连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书包都是母亲用旧布做成的(因为害怕被同学嘲笑,我从来没有用过它)……我要奋发,我要努力,要把我爸爸“解救”出来,一生再苦再累也要成就这个家……
我属虎,照属相之书的说法,属虎的男人外柔内刚。我轻易不动感情。在我的记忆中,自童年结束以后,自己只动情地哭过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则是我离开工作长达10年的微软时。
很快地,周围的邻居、学校里的同学全知道了这件事。每天我都要承受来自各色人等异样目光的扫视。父亲被关了半个月之后,因为厂里的伙食太贵,又得父亲自己付钱,所以提出要家里人给他送饭。母亲把这个任务也交给我。每次去的路上,我似乎都能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看,又去给他爸送饭了。”这是另一段让我难以忘却的折磨。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没有查出任何东西。说来说去,父亲只是个质量检验科的小小科长,和工厂里的财务沾不上半点关系。一个月以后,父亲终于可以回家了。
父亲被“释放”的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去载他回家。快到弄堂口的时候,父亲要我停下车来,两人走路回家。他边走边提高声调说:“尽管查好了,能查到什么?还不是让我回来了!”我知道父亲这席话是想讲给那些嫉妒我家盖了新房、等着看我们笑话的人听的。后来父亲也去厂里再三争取,可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道歉。我推着自行车默默走在父亲身边,夕阳映照下的条石路面,我和父亲一矮一高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自那时起,我的心中便有了复仇的信念-有朝一日,等我有能耐了,一定要亲手把诬陷父亲的那两个工厂里的领导人物送进监狱。我立下誓言,一定要报仇,不管用什么方法。
感谢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人
很多早年时发生的点滴小事,都会成为影响一个人未来道路的重要因素。它们的影响,也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慢慢显现。等到我出国留学以后,真的有点能耐了,我的复仇念头却渐渐开始改变。
我想,如果没有这段父亲被冤枉的经历,也许我不会发奋读书,不发奋读书,也就考不上大学,或者就算考上大学我也出不了国,更不会有后来的成就。所以,推演的结果,竟然是没有那两个诬陷我父亲的人,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
以前的种种经历,都是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我对我的今天满意,那么对于过去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我都应该予以感谢。
如此一想,我的心态便完全平和了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过复仇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至今为止,我一直怀抱一颗感恩的心。这种感恩之心让我的职场成长也获益良多。
在微软总部工作期间,罗娜特女士是和我同一级别的部门经理。因为工作中的合作关系,我们两人的部门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共事。她不但和我相互协作得非常愉快,而且对我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为表达谢意,逢年过节我都发一封E-mail贺卡祝她节日快乐-当时,我对任何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都这样做。即使后来她一度在公司内部的人事变动中失去了管理层的职位,我出于感恩的心,和她的交流也一直未停歇。这使得罗娜特女士十分感动。1997年夏,微软决定在上海建立全球第5个“技术支持中心”。偏偏在此之前,罗娜特在IBM的老上司进入微软做了副总裁,她也得到提升,并成为了评委会的成员。正是在罗娜特女士的大力推荐下,我从公司内外1.8万名应征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