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天,我升入初三。那时我家的新房已经盖好,我也恢复了正常的上学生活。
我并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北京,一项新颁布的法令会改变无数中国年轻人的命运。当年10月,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国家教育部决定恢复中断了12年之久的高考。那一年的高考因为时间仓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冬季百万人大赶考的奇观,据说印刷高考试卷的纸张都是邓小平特批先调用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专用纸。我哥哥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了考试。
12月的一天,我去常州七中上课,突然发现和我打招呼的人猛地多了起来。“你哥哥考上大学了!浙江大学!”每个人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羡慕、钦佩,甚至还有那么一丝嫉妒的表情。“这就是考上浙江大学的唐政的弟弟。”还有人竟然用这种方式介绍我。
晚上回到家里,哥哥的班主任老师带着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哥哥一直是那种特别爱学习的人,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长,还写得一手好字,任谁看来都是一个好学生。之前常州市的全市高考预考他就考了全校第一名,等到正式高考时他更是我们学校唯一考上大学的人,何况还是浙大这样的重点大学,怎能不成为人们羡慕关注的焦点?家里坐满了哥哥学校的同学,门口簇拥着四围的街坊邻居。父亲母亲更是一直在笑,在忙,在体会从天而降的幸福。所有人都在谈论考上大学和古时候中状元的相似之处,哥哥将前程似锦了,我家将飞黄腾达了。
目睹这一切,我心中暗想,我也一定要考上大学。这是我舍此无他的人生目标。
没有书包,我索性空手上课堂,下课后在学校里做完作业再回家。以前的功课虽说落下了不少,不过很快就补上来。每次考试,特别是数理化,也常是班上的一二名。那时社会上已有重理轻文的风气,到80年代更是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没想到,我后来的经历竟然成了这句流行语的最佳注脚。
1978年9月,我如愿从常州七中考入江苏省知名的常州中学念高中。入学第一天的早晨,骑车来到学校的我难抑兴奋之情,感觉这里的一草一木无不是我梦中所想。因为这是常州最好的中学,这里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这一年常州中学一共招收两个班共100名学生。和我同一批进入常中的同学,来自全市不同的中学,全凭严格的考试赢得入学机会,被称为百里挑一的“骄子”。我知道自己一旦进到这里,离大学的门槛就又近了一步。
那天上午,老师安排班级的干部分配,我被选为物理课代表。因为入学考试时,满分为50分的物理我考了49.5分的全班最高分。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头衔,我毫不在乎,我再也不会像三年前那样对当不上班长耿耿于怀了。当童工的阴影也已暂时散去。我暗自对自己说:我到这里来是要考大学的,一定好好努力。我给自己定下两个目标:第一,在班上学习成绩位列前茅;第二,两年后考上重点大学。这两个目标,第一个果然不久实现了,第二个却失之毫厘。
随着国家逐步取消“上山下乡”制度,放宽“知识青年”的回城限制,从1980年开始,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无论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高考是所有人的出路-若干年后,人们称之为“知识改变命运”。那时高校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民办高校,千万双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招生名额。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时代到来了。
但我却因为两年来的苦读而变得信心满满。离1980年高考的“黑色七月”还有3个月时,我的心情变得莫名轻松起来。该读的书都读了,该做的题也做了,剩下的就看临场发挥了。我想,依我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该不会有问题吧。
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去常州市文化宫看了场正在热映的日本电影《追捕》。两年来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娱乐的时间几乎没有。连前段时间最流行的印度片《流浪者》也没有去看。不过里面那首插曲我还是会唱的,全国人民都在唱,不会也会了。看罢《追捕》出来,我决定把它定为我看过的电影中最好的一部。场景、对白、音乐,我都太喜欢了。当然,还有中野良子扮演的可爱的真由美。我无法不喜欢她的纯情、高贵与温柔,甚至连同她的任性。这就是我未来伴侣的最高标准。想到未来,我的念头又回到高考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中国最大的城市念大学,要么上海,要么北京。将来还要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和一个真由美般的姑娘一起。这样的人生,才有意思……
谁料想,我的人生美梦却在3个月后遭遇重大打击。
我高考的语文卷竟然只得了59分。问题出在作文上。那篇作文的题目叫《画蛋》,要求在阅读一篇短文后写一篇读后感。短文大意说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年少的达·芬奇跟一位名画家学画,老师却叫他每日反复画鸡蛋,以训练他的细致与耐心。读后感自然该写成议论文,我却鬼使神差地写成了记叙文。
更倒霉的还在后面。虽然语文遭遇滑铁卢,但其他科目大都考得不错,我的高考总分其实已经达到了我的第一志愿-复旦大学的招生录取线。但偏偏就是这一年,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着名数学家苏步青,为纠正重理轻文的风气推出了一条新规定,高考语文不及格的人不能录取。就这样,画蛋没画好的我,只能与心仪已久的复旦失之交臂,一直掉到第五志愿-北京邮电学院(现已改名为北京邮电大学)。
当年的邮电学院,可不像后来那么炙手可热。一般人对邮电的了解还仅限于邮政通信、固定电话之类。那一年,为了增加全国各大邮电学院物理课的师资,北京邮电学院新设了应用物理专业,我就被调配到了这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专业。根据定向分配的原则,我未来职业的最大可能就是分配回江苏,去南京邮电学院的物理学教研室当老师。这和我之前的人生设计相去何止千里!更可笑的是,在常州话里邮电和油田的发音相同,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经常被周围人问起是否将来要分到大庆油田。这让本就心中不满的我更是不悦之至。
达·芬奇加苏步青,我的命运就被如此奇妙的组合安排去了一条意想之外的轨道。
普通大学也可以造就非凡学生
后来我在上海微软任总经理时,手下的员工里有很多人毕业于复旦。我也去复旦作过很多次演讲。看着他们,心里还是有一点感触。但我是比较乐观的人,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去读复旦。如若当年真考入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校、理想的专业,或许如今的我只是众多80年代大学毕业生中的普通一员,在某个政府机关或某家国有企业担任不大不小的领导职务,或者在某所大学里任教,为教授评选资格熬白了头发。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因此而完全不同了。所以,我特别想告诉很多年轻朋友:
能考入重点大学固然很好,但是并非进到重点大学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也不意味着到了非重点大学你的人生就缺少机会。
在上海微软的时候,我招的很多人并非毕业于重点大学,有来自二三流的学校,或者偏远地区的学校,甚至专业也都不是计算机专业。我依然可以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这当然和我自己的教育背景有关。既然毕业于普通大学的我能做到总经理,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呢?我的标准是看这个人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我的要求很简单。第一是学习的能力。大学里学的知识和企业里需要的知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学习能力强,对工作十分重要。第二是工作的态度。我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智商的差距不是那么大,除非是像盖茨那样的神童。即使我不如你聪明,但我只要比你多努力一些,一样可以达到和你同样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
我经常把更多的机会给那些善于学习、有进取精神的人,而不是那些自恃聪明的人。在我眼中,学习能力和勤奋精神远比大学和专业出身重要得多。
去北京上大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这趟旅途毫无惊喜感可言。家人把我送到火车站,自己带着点零花钱,拎着两个包就上车了。那趟列车是杭州开往北京的,到常州站时车厢里的人已经挤得前胸贴后背。车是那种老式的绿皮车,没有空调。正值酷暑,各种难闻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熏得人头晕眼花。我就在两节车厢之间的连接处站了整整21个小时,没吃任何东西,也没喝一口水。
火车抵达北京,学校的车把我们从火车站接到北邮。我一进校门,心当即就凉了。只见北邮的大小和我的高中差不多,操场甚至还没有常州中学好。学生也很少,整个学校一共只有六栋学生宿舍,其中部分房间还提供给年轻老师住宿。一切都和我想象中的高等学府大相径庭。
好在北京城没有让我失望。去学校的路上,途经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那种宽广和大度的气魄,让来自小地方的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第二天,我就和同宿舍的一位室友坐车到天安门广场去,拍了张照片寄回家。照片上,天安门前的那个瘦小伙,笑得一脸灿烂。